中国知青史

(上) 第一部分 目录目录：第一章第一个回合/1一从头说起/1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4三榜样的力量/10四一条可行的道路/18第二章向荒地进军/26一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26二“北京庄”和“共青社”/31三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36四经验和教训/40第三章不平常的夏天/46一1957年的升学就业形势/46二城市中的待业青年/49三统筹兼顾的原则/53四社会的反响/59五改造的历程/67第四章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71一先行者/71二“摸着石头过河”/74三下乡以后/81四创办青年农场/87五回乡的知识青年们/89六“大跃进”前夕/90第五章难忘一九五八/96一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97二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101三半工(农)半读，培育共产主义新人/104第六章大办农业大办粮食/117一城市精简人口/117二邢燕子，好榜样/122三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128四到国营农场去/133五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138六问题和特点/141第七章到农村去安家落户/144一15年的安置规划/144二决策出台前的探索/148三教训和经验/151四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155五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164六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169第八章知青群体的形成/172一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172二青春无悔/176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181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190第九章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199一谁改造谁?/199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206三回乡知青的处境/216第十章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225一“两种教育制度”/225二有了准备再下乡/233三当农民以后/238四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243五军垦战歌/251第十一章第一次返城风/255一余波/255二返城风潮/256三反对经济主义/265四“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271五返城风的平息/274六先驱者/278第十二章从红卫兵到知青/287一十七年的教育/287二真诚的探索者/295三从天安门起步/300四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306五最初的实践/311六殊途同归/316附录/323再版后记/327(上) 第一部分 从头说起（1）第一章第一个回合20世纪50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会问题，50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也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50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这项政策是从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一从头说起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和1954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涌入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53年底为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但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摆对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迈入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50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旧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家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不是添办几所或几十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添办几千几万所学校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干部，还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国家用钱是有个统一的预算的；要想教育经费大量增加，就必须把别的开支大量减少……把哪方面的预算大加缩减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国家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钱最多，是不是把这笔钱先拿来发展教育呢？按着这个办法做，国家把主要的财力和人力，不拿去办工厂、开矿山，不去修铁路公路，也不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去开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我们国家不要什么钢铁、石油和机器，少生产些大米、小麦和棉花。这就是要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永远停留在落后的水平，要我们大家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什么改善。这就是要削弱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物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本末倒置了(竟将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上) 第一部分 从头说起（2）经济建设经费不能挪用，国防事业费更挪用不得。因为那样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就是放纵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胆发动侵略战争。战争，我们缺乏防御力量的战争，意味着工厂、学校、城市、村庄大量的遭破坏，老年人、青壮年、妇女儿童大批地被屠杀，我们的学校就是办得再多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中国青年》，1954年第14期。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这样一种不能相容的关系，未免有些绝对，事实上何至于此？就拿1956年亦即建国初期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为“冒进”的一年来说，教育经费也不过占国家总支出的714%。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有些人已经认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们将此与行将垮台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说在国民党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1946年，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连1％都不到。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发展一遇挫折，首先就紧缩教育经费，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策。2不重视教育本身的规律延安时期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而解放后从苏联接受下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两套不同模式的同时采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学等种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时而偏向这方，时而偏向那方的结果，就是教育所出现的不断的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一味贪多求快，或强调通过统一化、标准化提高教学质量。而当后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采取压缩的办法，以减少学生人数、放慢训练教师的速度为代价来进行“调整”，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从此便埋下了种子。以后的十余年，这一矛盾愈演愈烈，不仅在青年中间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领导人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年、1957年和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因此出现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长严重不满的原因，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3教育形式的单一化50年代的宣传媒介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时，一再劝告人们不要一切依赖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毕业生采取将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但是，人们的这种依赖思想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由国家负责、由国家安排的做法，给了人们这样的幻觉。(上) 第一部分 从头说起（3）国家确实想将一切都包下来：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1952年*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全国有私立中学1412所，教职员工34000余人，学生53万余人，占全国中学学生总数的26%强；全国有私立小学8925所，教职员工55000余人，学生160余万，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3%强。接办工作虽计划到1954年完成，但实际上1956年才基本结束。，不如此，又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学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也自找门径。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弊病，它不仅使家境贫寒的孩子难以得到入学的保障，也常常使学有所成者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于是，国家包办一切，让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曾起到过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当公办学校面临国家经济困难或教育需要压缩整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低潮时期的时候，没有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来帮助缓解压力，就立刻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对“*”之前的情况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教育上的大起大落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特点的一个反映。由于它与经济上的波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摇摆，幅度就特别大。尤为严重的是，当教育上的调整将大批不能升学的青少年压入社会的时候，却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处处超编，到处都向青年关闭大门，单一的经济和单一的办学体制，不具备自行调节压力的能力，国家就想到了农村。1953年，也就是建国的第四年，这样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解放之初学校迅速增加、学生入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势头，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的问题。*遂于1953年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学的青少年，面临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思想混乱不安，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波动。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而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动员他们回乡遂成为当务之急。(上) 第一部分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落后的农业拽住了工业起飞的翅膀，这个问题从1953年开始尖锐地显露出来。国家采取的解决途径，从近处说，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涌入，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从长远说，是发展农业生产，当时摆在第一位的，是解决粮食紧缺的危机，采取的方式，是加紧推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评价，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但上述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都与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1953—1954年间的教育整顿，压力更多地是在农村。农村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与1951年、1952年等年份相比，明显增加了。如山东省莱西县，1951年和1952年两年高小毕业生共3390人，升学和参加工作的除外，留在乡里的是1310人；1953年毕业3518人，留乡2438人；1954年毕业3514人，留乡3028人。再如热河省(后来归入河北省)，1952年暑期全省高小毕业生为16894人，未能升学的9000人；1953年高小、初中毕业生33757人，有25404人未能升学。当时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大抵如是。很多青年都把升学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升学考试之前就已经有人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是投陆军——流浪”周立波：《王秉源和韩文恭》，《中国青年》，1955年第20期……一旦落榜，痛不欲生。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8月5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他表示：“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魏巍：《创造幸福的家乡》，《中国青年》，1955年第22期。这种现象，其实至今仍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感到陌生。考不上学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第一愿望就是去城市寻找工作。在大量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中，他们一直占据着很大比例。但这一时期城市的控制措施，却使他们的期望成为泡影。许多回乡青年，甚至后来被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回乡青年，都曾有过四处托人找工作而不得的痛苦经历。总之，问题的严重，还不仅在于学校的压缩，而更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在这里，经济的原因是占第一位的。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如今我们很难断定这一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抑或只是权宜之计，但实行日久，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应该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当然，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当经济发展再次出现高潮的时候，城市又会为他们提供大量就业的机会，于是大量已经回乡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会再次离开农村，1956年、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当干部、参军、女青年嫁人，也会使部分青年离开家乡。但总的原则是确定了，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没有改变。这里，“回乡”二字，是问题的关键。家在农村又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别无其他选择。毕竟他们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国家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对待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国家不也是动员他们回乡吗？(上) 第一部分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然而，读过书的农民与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无论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农民送子弟读书，一向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出路，说到底，是为了脱离胼手胝足的田间劳动和贫困落后的农村，做“人上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历来的传统。解放初期工业、教育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尤其使农村青年对自己读书之后的前途抱有过高的期望。不过，也不能把青年希望脱离农村，一概归结为落后的传统观念。人的才能不同，对职业的爱好不同，对自己的期望也不同，为什么除了回家乡务农以外不能有别的选择呢？受过教育的青年，谁又甘愿终生只看见头顶的一方天？后来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之所以每在农村组队，总会有超出预期人数成十倍的人报名，抛开其他原因不谈，很多农村知识青年，正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历史上就已存在的城乡间的不平等，由此而在农村中的这些小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体现出来。本来城市与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平等，此时又由于在毕业之后不能升学而更明显，城市青年尚有等待和选择的机会，而农村青年却因只能被动员回乡这一做法而人为地加剧了。然而，上面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个人有个人的理，国家也有国家的理，国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造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农村永远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而且多多益善。从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种需要的确显得十分迫切。1951年年底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1953年已经有很大进展。据当时公布的资料，当年全国已经有43%的农户被组织进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内。这样一种组织机构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胜任不了的。因此国家向青年发出呼吁：“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乡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再次，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李之钦：《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5年第16期……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话后来成为每个知识青年都背得烂熟的口号。但其中的第一句，却很少被人引用，当然更少为人所注意。其实毛泽东的话，是明确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上) 第一部分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可以肯定，除了减轻人口就业压力，避免引起社会动荡这类较为被动的原因之外，在当时中国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之下，毛泽东和当时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确实对中小学生投入合作化运动从而改变农村面貌，抱着真诚的期望。这与“*”后把知识青年作为被改造对象送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其主导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当时农业部已经着手拟订训练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农业技术员、农具手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的计划。中央还曾设想做出这样一个规定：为了鼓励青年学生积极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一定年限后，成绩特别优异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生产合作社保送到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学习；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服务一定年限后，又有特殊成绩或贡献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地方政府保送到高等农业学校深造。这无疑是一个对农村发展、对中小学生本人都十分有益的设想。可惜的是，它始终只停留在设想阶段。“*”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似乎是这一做法的延伸，可是已经大大走样了。总之，无论对合作化运动作何评价，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并期望他们在农村有一番作为，并在未来成为国家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骨干力量，这一做法的初衷不仅具有其合理性，也并非是没有可行性的。当时国家也没有要求回乡的中小学生一定要当普通农民，而是期望他们成为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至少使不得不回乡的青年较易接受这个现实。读了几年书，然后因某种原因未继续升学，而又回乡务农的情况，无论何时都是存在的，但由国家作为一个政策提出来，通过各级组织进行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并加以大规模实施，则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我们将这一做法的实行，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端。开端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发表《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1954年1月*召开中学教育会议，提出了要向小学、初中毕业生宣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道理”。1954年4月22日，青年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团委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要运用范例教育毕业生更好地准备参加劳动生产。1954年5月24日，*中央批转*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提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中、小学毕业生之所以普遍发生紧张的升学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央*对中小学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教育思想，继续支配着广大教师和学生，这是中小学教育方针上一个带原则性的错误。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绝对不可以分离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时要求批判那种认为做工、种地“太脏”、“太累”、“太丢人”，搞农业最没有出息，从事劳动生产以后再也不能学习文化和技术等错误思想。(上) 第一部分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5年上半年，宣传动员工作继续进行。当年4月12日，*中央转发了*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说：“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还会有相当大的数量，为升学而引起的紧张状态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各地党委和政府必须继续加强对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安排工作”，配合这一指示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紧接着，*中央又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中小学毕业生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村文化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后备军。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一场运动，却首先是从意识形态上开辟道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和动员，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以致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在经济上的真实起因。当然，在下乡务农就意味着放弃城市的物质享受和较之乡村更为优越的生活，意味着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美好理想的情况下，不如此又能怎样呢？何况发动这场运动的办法，只能是动员而不能是强迫，动员当然就是指从思想上进行动员。党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向传统观念的宣战。这是一场艰苦的企图改变人性的战斗。宣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同样重要、同样光荣，就是这场战斗的第一个阶段。宣传动员采取如下几个形式：第一是大造社会舆论。由各地党委、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布置工作，督促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和报告员、宣传员等广大的社会力量，并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对社会各阶层、学生家长、已经毕业和在校的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造成声势；同时让全国、全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这些人在当时社会上是很有感召力的)以写公开信、到学校等处与学生座谈并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表示欢迎《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安等纷纷写信给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欢迎他们从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人民日报》，1954年6月3日。，这些都是发动群众运动的一贯做法。当时的宣传有这样几个要点：1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新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劳动在今天社会中有崇高的荣誉，只有参加劳动才算找到了出路，才有发展的前途。即使升了学，也只是为将来更好地参加劳动创造条件。应该克服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不能人人都只想当专家，要知道专家也要从实践中锻炼出来。2工业劳动重要，农业劳动同样重要，新社会的劳动事业没有贵贱之分。我国的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而工业生产这几年来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仍只占很小成分。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决定了绝大多数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这一现实情况，不能一下子改变。3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批判那种认为当农民学的文化知识就没有用了、农业劳动又脏又累等错误思想。(上) 第一部分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第二是通过各级党、团和行政组织，层层下达文件，进行动员和落实。这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步骤。其具体措施，一般是责成各地党政部门、尤其是团组织，大力抓好思想教育和安置工作，尤其是要当成经常性的工作来抓，不要像有些地方那样，从防范中小学生不闹事不出乱子着眼，看成临时性的突击任务，甚至像有些地方那样应付一下就放弃，而是要真正重视起来。其具体做法，我们可以拿当年被作为先进经验进行广泛宣传的《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为例(辽西为旧省名，今已与辽宁省合并)：该经验称，让干部统一认识，并组织他们深入开展宣传工作，这是妥善处理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该县党政领导于1953年7月召开区文教助理、小学校长、教育工会基层主席会议，吸收各区区长、区财务助理及县直属单位准备下乡的干部参加，结合小学的调整整顿工作，说明：其一，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拿不出更大的财力来办更多的中学，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参加生产。其二，讲清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在一定时期内要把这一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执行。会后，要求各区区长回区后召开村干部会议，号召村干部正确处理自己子女亲戚的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分片集训小学教师，向他们讲清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指出必须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感情，教师应该以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协助学生家长妥善地安定不能升学学生的情绪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初等教育科：《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东北日报》，1954年4月19日……其三，做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这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家长往往是动员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而中央是在动员工作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1954年7月11日，《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向家长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提出“还有许多家长，包括部分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依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把读书和从事体力劳动看成是两件不能相容的事情，不了解在劳动生产和业余学习中完全可以培养出色的人才”，并且提到：“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忽视了家长的言论在社会舆论中所发生的重大作用”。对家长工作的重视，就是从此才开始的。对家长的动员，采取了召开家长座谈会和进行个别访问的方式。《人民日报》曾推荐北京市宣武区的经验，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农村家长的，其内容包括深入了解研究家长的思想状况，在领导的重视下开好家长座谈会，从中发现和培养家长积极分子，以此来初步解决几个问题：一是解决要求子女单纯升学的思想问题；二是通过对有实际困难的家庭采取同情态度而使家长体会到政府对孩子的关怀；三是改变对待孩子的错误态度。据说这项经验在该区19个学校推广，收到很好效果，可谓后来办学习班做法的先声。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容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并且家长包括了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认识、觉悟当然不会一样，所以，1955年*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提出应分别对待三类不同的家长：一类是农民家长，应该让他们劝说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不能继续升学时，愉快地回乡务农；一类是市民家长，应该告诉他们，孩子并非只有升学这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是就业，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包下来；一类是干部家长，他们应该懂得，谁也没有特权，升学并不高于一切。叶圣陶还向家长们呼吁，如果孩子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中国青年报》，1955年8月18日……将干部家长特别提出来，已经透露出干部家长工作难做的信息。但当时党风尚端正，中央对干部约束尚严，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严重。(上) 第一部分 榜样的力量（1）国家希望中小学毕业生体谅国家不能多办学校的困难，为国家分担压力；国家还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去，成为国家在农村贯彻各项政策的得力助手和骨干。而青年希望国家为他们的前途和幸福提供保障，希望国家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当年常常谈及的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矛盾。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也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必提的原则。但国家不能强迫，只能号召和说服，而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努力方向固然可以，让它成为个人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付诸实施则困难重重。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说白了，谁也不肯无偿牺牲，即使青年可以，在家长那里也行不通。当时有人针对青年提出的发展个性和选择个人前途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既然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所有的青年都上中学、大学，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在工作中努力学习。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条件，而要求升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不可能达到的马铁丁：《“个性自由”及其他》，《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当时的青年中，也有人直率地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当然，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但是也包括着自己；既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也为了自己呢？如果有人说：“我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不想什么个人生活享受问题”，那好吧，每天什么也不给他，或者是原来每月是一千分，现在每月给他一百分或几十分，他管保不满意或提出质问。因为过美好的生活是人的理想，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谁都有权利得到它，更有权利想到它。李楠枫：《谈谈我的认识——马铁丁同志复韩燕同志的信读后感》，《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论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结合起来，这是关键。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民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4月25日……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非一下乡就能如此，国家又怎么能做出切实的允诺呢？(上) 第一部分 榜样的力量（2）办法也是有的，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就是树立活的榜样，也就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失落，这使其他青年易于与他们认同，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他们得到赞扬，得到荣誉，得到了当时青年所最羡慕的东西：“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今年她们突然像长上了一对翅膀，一下子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她们原来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但却享受了许多大学生也享受不到的光荣，这真是鹏程万里了。”《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4月25日。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们，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当年的回乡知青大多承认，他们正是怀着对家乡美好前景的期待，抱定向这些先进青年学习的决心，回到农村去的。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这些曾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榜样，如今还有谁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呢？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几个典型吧。徐建春。她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有个一群青年将毛泽东拥在中间的镜头，其中有个穿花格布袄的女青年，为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她就是徐建春。仅仅这个镜头，就足够让当年的青年羡慕和向往了。徐建春本是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于后吕村完小毕业。她也做过继续读书的梦，但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她升学，她只好回乡帮助家里劳动。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她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由她担任组长，时年仅有17岁。不得不离开书本和校园，一度令她思想十分苦闷，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叫人家说我无能，就赌一口气，下最大的劲领导积极生产，但每逢遇到不好解决的困难，又想出去。”在这期间，她也曾报考过公安学校，并且考取，但在互助组组员们的挽留和党、团组织的劝说之下，她下决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此安心农村，不再动摇。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她带头向老农学习，掌握了耕、耧、锄等生产技术。麦收时劳动力不够，她发动妇女下地生产，并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她利用自己能够识字、读报的优势，带领组员学习书报上的丰产知识，对互助组实行*管理、分工负责，将小小的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自愿入组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情况很快就被当地党和政府发现和重视，并进行了大力宣传。1952年10月，在她回乡不到两年的时候，《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和担任互助组长的经过。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观礼，第二年又参加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的时候，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被推向了全国。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上) 第一部分 榜样的力量（3）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是单纯的，他们把徐建春当成自己的伙伴，短短几个月，全国青年就给她写了2000多封信，他们有的向她倾诉对回乡务农一事的苦恼和疑虑：“为啥叫我们往下坡溜去参加农业生产呢？难道叫我们做一辈子没出息的农妇吗？”辽西省新民县杏树坨子完小10名女学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但更多的人是表示他们从中获得了力量和鼓舞：“我们要像你一样在农业战线上立功”。浙江省萧山县振庭乡12名高小毕业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他们想的是，徐建春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徐建春后来入了党，从互助组长到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女社长之一。她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她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最有力的例证。如今，在历经各次政治风波之后，她仍然是山东省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据笔者所知，这是知青明星中的唯一一人这里仅指截至1995年从知识青年典型而升任领导干部的人而言，并不包括那些曾有过知青经历而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如担任过河南省省长的刘少奇之子刘源等……吕根泽。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的最初一批知青先进典型中，他的知名度仅次于徐建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个富饶的稻米产区，教育程度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据1949年的统计，延边的749个自然村，平均每村有15名中学生；137000余户农户，平均每12户就有中学生1人，延边共80万人口，中学生占14%。50年代以后，延边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尤为迅速，1952年已有小学411所，小学生115900余人；中学37所，中学生24700余人，比建国时又增加了76%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学校教育情况及学生活动情况》，并参见《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适龄儿童就学率达到92％。据1957年报载，该自治州已达到每户都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的程度《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7日……“*”之前能从这里升起两颗朝鲜族的、全国级的知青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吕根泽，该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朝鲜族。1951年春从龙井市中学初中毕业，他聪明好学，家境也不错，本来完全有条件升学，但因体检查出肺结核而不能报考高中。他曾感到“一切都结束了”，情绪极为低落。他想过升学是为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为前途。他懂得在新社会前途并不是升官发财，但他认为总该是一条有发展的出路，而这条路在家里是不能找到的。他觉得在家里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于是读遍所有能找到的书，这些书很多是敌伪时留下的旧书刊，他几乎误入歧途。就在这个关口，他得到了党团组织的及时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失学，而是才开始真正地走进学校。这所学校是丰富的，它不仅是农业大学，而且是社会大学”张志民：《一条宽阔的道路》，《中国青年》，1955年第1期……他从此积极投身于家乡的生产劳动中，开辟一块小小的农业试验田，向当地农民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担任全村的技术研究组组长。他们的互助组由于采用新的种植法，水稻每垧收获比从前的种法增产2000斤，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全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上) 第一部分 榜样的力量（4）吕根泽的经历，被当地的青年团组织所发现，他们认为这中间体现了教育青年的一个原则问题——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问题，于是采写了报道文章，原来只打算送到《中国青年报》作为一般先进人物介绍一下，不料立即受到团中央的重视，因为对他事迹的宣传，“有助于协助党解决一部分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回乡安心务农的问题，而这正是当时农村青年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从而开展起来。1953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青年团中央写给吕根泽的信：你热爱农村，投身于农业劳动，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并有力地推动了你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而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你的事迹，再一次告诉了农村广大知识青年如何与农业劳动相结合，向他们证明了知识青年从事农业有无限光辉的前途。同时，该报还发表了署名王石采写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青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以及社论《用吕根泽的范例教育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均见《中国青年报》，1953年12月25日。，12月30日，吕根泽到县里，在有1000余名青年参加的大会上接受了团中央和团省委给他的祝贺信，从此成为与徐建春齐名的回乡青年的先进人物。互助组转社后，他担任了合作社主任。1954年2月17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在接见吕根泽时提出，要“让吕根泽到各地去做报告，以自己的体会向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说明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是必要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没有一定数量的知识青年参加是有困难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决不该都挤到学校和机关里去”。随后，吉林省团委在全省团县委书记会议上作出具体布置，采取几种方式广泛宣传。方式之一，是通过党报、团报和印发小册子对他的事迹进行广泛传播，其中仅小册子就印发1万多本，发到了各农村团支部，要求作为学习材料；方式之二，组织吕根泽到各县和青年直接见面，做报告，还利用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机，组织了一次全省规模的广播大会；方式之三，通过召开各种代表会、举办训练班，广泛进行宣传，全省有13个县70个区召开了知青代表会。据称，“这次宣传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在吉林省来说还是第一次，基本上达到了人人皆知”，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青年团吉林省委书记徐俊：《我们怎样运用吕根泽的先进事迹推动工作》，《中国青年报》，1954年8月3日……我们在这里如此详细地引述这些宣传方式，是因为这些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为日后动员知识青年必不可少的形式。在对吕根泽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该省团组织也强调了对他本人的教育和扶植工作。当地团工委派专人长期住在他那里，对他进行教育，防止可能发生的脱离群众、骄傲自满倾向，“一次他喝醉了酒，谈了一些不妥当的话，群众有些反映，地团工委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他在团支部大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互助组转社，也是上级派专人帮助完成的《海兰村团组织是怎样培养吕根泽的？》，《中国青年报》，1954年7月21日……这种极力把典型人为地往一个固定模子里套，企图将他们塑造成高大完美形象的做法，不仅使还十分年轻的典型本人扭曲了自己的才能和天性，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也使这些先进人物本身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其流弊之深，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都深有体会的。(上) 第一部分 榜样的力量（5）吕根泽后来的生活道路，与徐建春不尽相同。他毕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出名之后，他开始学习汉语，以后又掌握了汉文。1958年各地农村大办农业大学，他进入延吉县东成乡办的黎明业余农业大学学习，1961年被公社党委保送到延边农学院深造，1961年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在延边农学院讲师的帮助下，写成《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并且“进行了各种水稻育苗方法、水稻低产早熟和高产晚熟品种杂交、异种水稻杂交、水稻各种密植方法对比和水稻需水量调查等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活动，其中不少项已研究成功或取得一定成绩”《吕根泽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农业技术人材》，《中国青年报》，1960年11月14日……他被聘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助理研究员。他成为不同于徐建春的另一类典型：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典型。吕根泽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也有活跃表现，1960年也就是三年灾害发展最为严重的一年，他曾代表他所在的海兰生产队，与后来的著名知青典型邢燕子展开“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立功”的友谊竞赛，这场只在报纸上轰轰烈烈，却无多少社会反响的活动如今看来更像一台只为演给人看的戏。此后也曾几经风雨的吕根泽，成为延边农业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直至如今。杨明汉。他未曾像徐建春、吕根泽那样耀眼，仅仅是当时宣传的大批知青典型中的一个，但他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吕根泽出名之后，有了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有了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像他这样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想“成长为”什么人才都是不难的。可是，以“青年技术革新者”的称号被树立为全国知识青年典型的杨明汉，当年的道路就艰难多了。杨明汉是广东省罗定县上池乡田边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1950年考入广东西江农业学校，1952年春因患脑病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他从小喜欢田间，十二三岁就学会了种地、割禾等简单操作，对回乡生产并无多大抵触情绪。他的家乡是个贫瘠的半山区，粮食产量很低，他在自家的田里搞合理密植，搞“人工降雨法”的实验，还尝试着改良土壤。1953年，他获得了全县丰产模范的称号。但杨明汉并不满足。他深感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村里也不具备搞科学实验的条件，连最简单的工具也没有。同时，他也找不到供参考的理论书籍。于是，他决定先到广州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资，至少可以添置些实验用的工具。他得到了广州工务段党支书邓汉的热情支持，邓汉为他写了找省农业试验场的介绍信，还发动工友为他凑齐了路费。下面是杨明汉自己写的在广州的经历：我怀着激奋的心情来到了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