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西征北上***************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西征北上(1)---------------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 但反过来，只要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先统一后御侮，他就注定要以消灭红军和清除各种地方势力为首要目的，为此不仅要暂时牺牲中国东北等地的领土主权，而且必然要想方设法通过派遣东北军剿共，来调散和削弱当时最具实力的地方势力东北军，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逐渐产生反感。只要存在这种情况，而中共又改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它就必定会注意到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这种矛盾。一旦注意到这种矛盾，那么西安事变或者其他什么更严重事变的发生，多半也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和矛盾。 不管历史现象的本身有多么复杂和矛盾，也不管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通过以上所举的事实与逻辑，就不难得出结论：西安事变不仅仅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共的影响并有中共的作用在其中的。因此，要谈论西安事变，不能不谈论中共，不能不注意中共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策及其变化。而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张学良走向西安事变的所有步骤，都是从他和红军在陕北接触以后开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西安事变的由来，不能不说明中共为什么会到西北地区来，又是怎样和张学良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的？ 中共和红军为什么会到西北来呢？这件事大概很容易回答。因为中共和红军一步步从比较富庶的中国南方退向贫瘠荒芜的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基于安内攘外政策，必欲消灭红军，至少也是要把红军赶出中国心脏地带，因此其频频围剿和进攻，弄得力量本来就弱小的红军越来越难以在南方安身。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当时的政策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致使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这也就是说，即使那个时候中共与张学良有所接触，事情也搞不成后来那个样子。因为在1933－1934年间，中共和红军至少曾经有过两次十分类似的机会可以和国民党反蒋派结成较大规模的反蒋联盟，结果却一事无成。第一次发生在1933年，冯玉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其中吸收的中共人员远比后来张学良在西北时吸收的多；另一次是稍晚些时候，即1933年底至1934年初第十九路军将领揭旗反蒋和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那时与之毗邻的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曾经与之形成了同样的反蒋协定。但这两次机会中共都没有抓住。因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主张坚持泾渭分明的阶级路线，反对与国民党任何上层人物建立真诚的统战关系，只想暂时利用这些上层人物来夺取他们的军队。结果，不仅这些反蒋派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各个击破，中共红军也因孤立无援而无法继续在南方各个根据地立足，最后损兵折将，不得不开始了后人所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关红军长征的实际距离，近十几年来陆续有海内外人士进行过具体的考证，以至如今说法不一，这里仅系沿用习惯用语而已。 长征，固然是中共此前政策、观念及其军事路线诸多错误的结果，但它恰恰是我们了解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一个必要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导致西安事变一切主观和客观条件都是从长征开始生长起来的。表面看起来，长征以后的国共力量对比越来越对中共不利，红军的生存甚至都危在旦夕，然而正是由于中共为了自身生存而退向西北，寻求苏联帮助，得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统战政策的指示，又恰巧与因急于抗日、收复东北，而对蒋心存不满的张学良东北军相逢，两相结合，这才造成了石破惊天的大举动，迫使看上去已经胜券在握的蒋介石最终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历史的天平也由此竟渐渐转向了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可见，谈论西安事变，确实应该了解红军是怎样来到西北的。//---------------西征北上(2)---------------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苏区，是1934年10月的事情。当时，在经过多年的鏖战之后，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南京国民党集团终于占领了共产党在中国南方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迫使共产党的军队从此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向西南偏远地区转移。 不过，率先退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领导的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共产党的这支部队原先经营着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北临淮河，西抵京汉铁路，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该部还在1932年就因反“围剿”战争失败而辗转退入四川北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根据地。几乎同时退向西南地区的是曾经营着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第3军，它在被迫离开湘鄂西之后，转战将近两年之久，终于也在贵州东部建立起一块根据地。随后进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经长期坚持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军第6军团，它于1934年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西征，一方面为中央红军向西退却探索道路，另一方面准备会合红3军后回师接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所谓西南地区，主要指的是云、贵、桂、川、康五省区。这一带不仅山多路险、 交通不便，而且多数地区物质条件差，少数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以及近代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几乎都不能在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红军之所以纷纷退向西南地区，都是注意到了这样一些条件。既然在靠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再也无法坚持下去，而国民党南京政府这时又同历届中央政府一样，尚无迅速实现一统天下之能力，到远离南京政府统治圈以外的地区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红军实力的一种好办法。 其实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在高度重视中国红军及其生存发展的条件问题了。他不仅明确肯定红军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质及人力资源充足的地区来作为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据此向外发展。因此，他并不看好靠近沿海地区和中国心脏地区的南方各根据地，而是看中了中国西南的四川省。他特地通过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应当注意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1933年3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针对鄂豫皖根据地陷落和红军转入四川盆地一事，又一次特别强调了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重要意义。指示称：“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 四川地处西南，四面环山，其中心却是一块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向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由于这里与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岭与大巴山让人望而生畏的险关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险滩的滚滚长江，因此一旦占领了四川，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因远离南京，不致成年累月地陷于战争之中，红军应当容易实现长期稳定的割据局面。但是，中共以往在四川的力量较少，影响甚微，而红军又过于分散，战事不断，为保卫原有的各个根据地尚且自顾不暇，鲜能集中力量向西南四川来发展。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完全转变急于按照欧洲革命的模式，通过夺取或占领中心城市来迅速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观念，因此，他们始终把远去西南看成是远离中国革命的中心，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退缩、逃跑行为。即使中央红军被迫决定退出江西苏区，转向西南，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定在靠近黔东的湘西山区，并没有长驱四川的打算。只是在一个多月之后，即经过11月西渡湘江的战役之后，8万中央红军一战竟只剩下不足4万人，西去湘西会合红军第2、第6军团已无可能，中共中央这才决定向川黔边发展，由此也才有了在四川附近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仍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向西或西南方向撤退了。 退向西南，本来就是迫不得已之举，因此是否继续西去，其实并不取决于红军本身的愿望如何，而要看国民党的力量如何。南京政府过去兵不及西南无非囿于二因：一是中心地区尚未巩固，战事频仍，无多兵可调；二是西南各省军阀名义上均已归顺南京，师出无名。如今中心地区基本统一，红军又大举西去，正好给了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西进的机会。结果，不仅便利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借机统一中国西南地区，而且熟悉红军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与熟悉本地民情地形的地方军队合为一气，使中央红军更处于绝对劣势，情况并没有像斯大林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容易在此立足。//---------------西征北上(3)---------------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首先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进至遵义后，因受国民党军四面包围，根据1月中旬遵义会议决定改向四川西北部，与川北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半个月后，即2月初，因渡江不成，又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共中央再度“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即决定进一步“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追堵挤压之下，中央红军虽在贵州赤水河两边跳过来跳过去，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却还是无法顺利地实现入川的计划。 3月初，中共中央再度被迫放弃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布准备坚持黔北地区，进一步“赤化全贵州”。而一个多月后，即4月下旬，黔北也无法立足了。红军不得不下决心放弃由贵州入川计划，大步西去，四渡赤水，转进云南东北部。故中共中央决定：去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而此一命令发出几天之后，进至滇东北的红军就发现，他们完全可能由这里进入四川。因此，4月底，红军迅速离开云南东北地区，横渡金沙江，大举北上，并宣布将“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入川北上后，却再度发现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其实可能性很小。恰好，这时红军四方面军也放弃了原来的川北根据地，西来与中央红军会合了。双方于6月下旬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反复研究了当前的局面，决定主力进入甘肃南部地区，努力“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样一来，红军前此努力在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已经在悄然改变了。 很明显，红军转进西南地区，在贵州、四川及其周围地区长途跋涉、东奔西突，军事上固然机动灵活，实际上却仍旧是迫不得已。中共中央清楚地了解，部队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根据地，是极端危险的。因此，他们始终在要求部队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战，但每一次这样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总结起来，红军努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却失败了，根本上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力量较强；二是群众基础薄弱。西南地区虽然地处偏远，却仍旧是人口密集地区，地方军阀各霸一方，养兵甚多，除贵州军队不大能打以外，川军、滇军都有一定战斗力。加上蒋介石刻意经营西南，派遣大军跟入，迫使矛盾甚深的西南各地军阀联合起来，异常积极地对红军作战，从而使红军几乎处于无日不战、无处不战的困难境地。 与此同时，红军因兵力有限，非战斗人员较多，又因长途征战，损失不断，补充困难，战斗力减弱，不得不避实就虚，尽力避免与强敌决战。因此，红军只好转战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和四川西部这些高原山区，力图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寻找立足点。而这些地区的群众往往又以少数民族居多，民情方言处处隔膜，何况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关系一向较为紧张，红军不仅立足困难，而且给养、兵源完全不能解决。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就开始承认，“我们过去对于少数民族不大清楚，现在经过许多少数民族的地区是清楚了”，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本没有可能。故中共中央从1934年12月决定西征进入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在云贵川转战半年之久后，终于在1935年6月决定改变西征的方针，开始考虑实行北上甘南，以便进一步“背靠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省的广大地区”来建立根据地的新方针了。 关于红军北上方针的提出，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1935年6月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西征北上(4)--------------- 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张所回忆的内容与目前中共保存的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 首先，会议并非由毛泽东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毛在江西中央苏区期间曾备受排挤，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间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才当选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工作。3月以后，毛成为中共中央军事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了红军前敌政治委员一职。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在军事上确实大权在握。不过，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改变遵义会议的规定，党内在军事上负总责者，名义上还是周恩来。至少在这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的还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其次，在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者是这时实际上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即洛甫），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可想而知，张国焘在回忆如此不准确的情况下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存在，值得怀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的行动方向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这样一个指示的任何计划，在上述中央红军一度所争取过的重新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中，有川黔边、川西北、川滇黔、黔北、滇东北、川西，却丝毫没有向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影子。 北上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在中共中央注意到在西南地区已没有建立根据地可能之后才提出的。问题在于，考虑到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中央为什么当初从江西撤退时不提出北上方针，非要到西征失利之后才转而北上呢？ 从地理上来看，北上应该远比西征对中国红军更具有吸引力。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的势力刚刚到达远东地区，孙中山就接二连三地提出过从北部边界接通苏俄的战略设想，苏联政府并且一度批准过孙中山的提议，准备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帮助孙中山训练军队。此后，苏联政府虽因了解到国民党在中国西北省份缺少影响，不愿意国民党利用外蒙古的库伦作为进攻北京政府的军事基地，最终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转道海参崴由海路来援助广州政府，但当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的战争后，它很快就通过外蒙边境对冯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这说明利用中苏蒙边界来援助中共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当年援助国民党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援助共产党则是另一回事。要中共来接通甚至靠近苏蒙边界，无论是在苏共中央，还是在中共中央看来，中国最早通过西北边境得到大批苏联军事装备的国民军将领冯玉祥 看上去远比援助国民党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军事主张。早在1927年4月，当国民革命陷于困境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就曾提出接通苏联与外蒙以取得援助的所谓“西北路线”， 结果这一设想很快就成了“逃跑主义”的代名词。第二，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中共一向把“保卫苏联”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而苏联这时正在受到高唱反对共产主义的德国和日本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显然担心，在这个时候公开靠近苏蒙边境，难免会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严重压力，甚至为日本进攻外蒙和苏联制造口实。冯玉祥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揭旗抗日，试图取得苏联援助，却遭到苏方严拒，就是一个证明。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中共中央不仅不会设法去靠近苏蒙边界，而且连向北发展的想法往往也是被否定的。 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这时，中共中央了解到因新疆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政策，苏联已公开卷入新疆事务，所以敏感地注意到红军已具有靠近新疆和外蒙的条件。考虑到在西南四川一带无法立足，东西南三个方向均无发展可能，北上已成唯一出路，故中共中央才下决心向北发展，准备首先进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区。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争取从那里取得同苏联的联络与援助。随着6月中旬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并准备设法与苏联接通。6月16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员朱德等人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但这些显然都不是源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西征北上(5)--------------- 张国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前后，他还曾作为中共代表之一长驻莫斯科，自然很清楚上述历史。因此，得知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想法之后，他明显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6月17日，他专门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红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这就是两河口会议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进的北上计划并没有遇到像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所形容的来自张国焘的反对，当然也不存在像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的那种争论不休和议而不决的情况。相反，由于张国焘此时的目的在于取得常委和军委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 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两河口会议并没有具体地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是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设想， 在这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苏联军事顾问李德明确认为这种做法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致危及苏联安全。更多的人仍旧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有退却、畏缩之嫌，因此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则考虑更多，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他明显地对红军在鄂豫皖苏区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失利仍然心有余悸。因此，他对打地方军阀部队似乎很有信心，但对北上要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战，却顾虑重重，以致在同意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之后，很快又开始拖延部队行动。 7月10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第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朱德、毛泽东等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为促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而且考虑到第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军力远较第一方面军强得多，中共中央于7月12日通过了张闻天的提议，在中央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之职，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张并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同时由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总指挥和政治委员。这种安排终于促使张国焘开始与中共中央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的计划了。然而，事不凑巧，各部队很快出现了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打乱。时间稍一耽搁，敌情紧接着也发生了变化，松潘战役计划遂因此而被迫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加以第四方面军与第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明确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显然，中共中央经过在川、滇、黔半年多的征战，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到红军不适宜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特别是在红军的力量已经极大削弱，国际联络中断将近一年，而苏联影响已进入新疆的情况下，迅速北上创建根据地，努力取得国际的指导与援助，对于中共而言是再需要不过的了。为此，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它的意义。他在解释了西北地区具有“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等特点之后，特别说明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西征北上(6)---------------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 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刚刚从川北苏区出来，人多枪多，数倍于中央红军，还没有经历过中央红军所遇到的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了解在少数民族区域建立根据地之困难，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因此他们的主张说到底就是想避免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手。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还是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 由于张国焘等颇不满意会议的结果，因此会后便另生枝节，提出了一个避开北面胡宗南部，直接西去青海、宁夏和新疆的新建议。但如此一来，苏联方面赞同与否尚且不论，西去边远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中国本土，与中共中央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故毛泽东等断然反对。8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新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和《夏洮战役计划》，明确提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不仅红军全部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必然会在粮食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造成严重困难，而且国民党军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去不利地区，以便于他可沿着黄河构筑封锁线与堡垒，这种做法“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故“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坚持并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战役行动，即要求部队进至甘南，并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区域，有计划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的广大区域。 但是，由于张国焘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张在名义上又取得了军委总负责者的资格，中共中央实施部队调动、指挥及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多方掣肘。 8月31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及与第一方面军一同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等，认为甘南西固敌已有备，以第一方面军单独夺取，不仅不能制敌，反会为敌所制，而且左路军主力须3天后才能赶到班佑，其余部队至少要到14日才能跟上，故要求右路军就地休整，等待左路军，以免被敌截为数段。 中共中央得电后当即复电张国焘，说明：根据情报，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甚空虚，无多敌，从左路军所在下包座去西固不过5天，去岷州也仅6天，且“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故右路军仍将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为度，望左路军控制白骨寺及包座，如此控制两条平行东向路线，随时可与正在赶来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做有把握的作战，绝不会被敌截断。只要左路到达，即可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争取更大胜利。 不料，9月2日，张国焘电告徐向前、陈昌浩称：“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卅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队粮食只有四天。”故部队只能在原地不动，要求右路军派一二团兵力带工兵连赶至葛曲河右岸，利用那里的树林伐木造桥。但次日，张即电告徐、陈：“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他建议“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徐向前亦分析张国焘说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和部队缺粮等，均是借口。//---------------西征北上(7)--------------- 这时，右路军前锋一军团已离开巴西，进抵俄界。双方反复电商，就连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说明“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但是，反复协商无结果后，张国焘不仅坚持不愿北上，而且于9月8日直接下令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下。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胁迫中共中央听从他的指挥。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中共中央委曲求全，则地位全失，张国焘从此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反之，如果中共中央拒绝南下，徐、陈因在张国焘指挥之下，很难抗命不遵，而这时中共中央手中能使用的部队只有红3军团，两部兵力悬殊，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由于参谋长叶剑英先得到张电，中共中央得以预先对陈、徐做说服工作。陈昌浩与徐向前于讨论中也对张国焘的命令表示疑问，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与徐向前、陈昌浩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求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并说明：“行军中即有较大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要求张国焘“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 9日，张国焘再度来电，坚持原令，陈昌浩随之改变了态度，决定执行南下命令。毛泽东听说后，马上找到徐向前询问徐的态度，徐亦表示只能遵命。不得已，毛泽东紧急召集在右路军的几个中共中央常委讨论对策。据张闻天回忆，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中国党与中国革命必然又会遭受严重的损失”。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不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打招呼，中共中央连夜单独带领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悄悄开拔北上，远离了第四方面军。其行动之仓促，竟连数百伤病员也未及带走。 刚一脱离徐、陈带领的第四方面军第4、第30军两军，中共中央即马上致电张国焘，强硬指出：“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 同时，中共中央更直接指令徐向前、陈昌浩：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在中共中央这时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中共中央再度具体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脱离第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而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的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西征北上(8)--------------- 身为第四方面军的指挥员，陈昌浩、徐向前自然没有能听命于中央。不仅如此，陈昌浩还忿然致电一方面军的林彪、聂荣臻与彭德怀等，谴责中央是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军第1、第3两军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力量不保。而张国焘随后更警告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成为罪恶行为。” 事实上，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第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两军单独北上，情形确实极不乐观。这时，整个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作战部队已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6个团的战斗部队，而且还要负责保护和运送上千的干部和伤病人员。以这样少的兵力和这样重的负担，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完全没有可能性。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9月12日在俄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这个新的方针的中心之点，就是“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和外蒙，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与援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可以肯定，在过去提出这样一种方针，是注定要被人指责为“退缩逃跑”路线的，但如今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有的数千军队和几百名干部几乎成为中国革命的全部依靠和基础，任何进一步的重大损失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因此，毛泽东明确解释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中共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营，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全部红军力量这时多半一次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故人们一致强调：红军今后一定“要谨慎，不能冒险”。因为根据毛泽东的估计，红军周围的敌人至少有30个团左右，在通往苏联边境大约5000里的路上，国民党不仅可以集中70多个团的兵力，而且可能再度实行以红军现有技术手段所难以击破的“堡垒主义”。面对这种情况，红军不仅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下子消灭几师敌人”，而且“有可能打败仗，有可能较大减员”，甚至可能“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所以，即使“为了保存（干部），我们也要打通国际联系”，即使为了“准备这些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我们也应当取得苏联的援助。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这样做并不等于什么“退缩逃跑”，张闻天解释说：既然依靠红军自己的力量“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较少可能”，打通国际路线就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这不等于说不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问题在于“中国革命应得到国际的指示、政治上的领导，最近一时期，与国际失去联系，这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接通国际联系，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西征北上(9)--------------- 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9月12日，中共最终于俄界会议确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并开始具体实施了。他们不再等待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当即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俄界兼程北上，于6天后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进而抢渡渭河，锋芒直向苏蒙边界。几乎是再巧不过的事了，红军刚刚渡过渭河，就意外地从缴获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中得到了新的消息，并很快在同中共陕西地方党部的联系中证实了这一消息，得知在陕北一带还存在一块根据地和一支有相当实力的红军部队。这个消息确实让人大喜过望。于是，中共中央所率领的这支陕甘支队再度改变前定计划，转而向陕北苏区开去。可以想象，正是这一过去几乎连想都未曾想过的带有极大偶然性的决定，开始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进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陕北称雄*************** 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25军、红26军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万余人战至数千人，90%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陕北称雄(1)--------------- 中共中央是9月下旬在甘北榜罗镇一次只有少数中央常委参加的临时会议上，决定改变前定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的。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9月12日在俄界会议作出打到外蒙边界去的决定时，他们还不清楚路经之处会有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既然打到苏蒙边境去，是为了保存剩下的这数百干部和几千战士，那么，有了这样一块根据地，自然也就达到了当初决定的目的，改变原先的决定是很自然的。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北上苏蒙边境寻求帮助，尽管是万不得已之举，总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贸然行动，张国焘所谓可能危及苏联外交的说法并非虚言恫吓，能不去自然也就暂时不去了。而且在1932年底中苏复交、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日渐恢复的情况下，苏联是否能够像当年支持国民党和如今支持盛世才那样，毫无顾忌地援助与南京政府完全处于对立地位的中国红军，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因此，基于种种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纯属情理中的事情。当然，中共中央绝不会放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在这次中央常委会上，人们一致决定：一方面以陕北苏区为自己的立脚点，一方面得到机会时还要再派支队去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 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25军、红26军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万余人战至数千人，90%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自腊子口一役后，仅有的数千红军减员竟又“超过一千五百人”，使中共领导人深感震惊。就连毛泽东也叹息道：损失比例如此严重，就是过雪山草地也未曾有过。由此可见红军疲劳之甚。再向前去，特别是要通过人烟稀少、寨堡林立、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西或宁夏，结果如何却更难预料。因此，就军事领导人而言，迅速找到一处立脚点歇下来，远比打通苏蒙边界更迫切、更重要。当他们意外得知陕北有一根据地之后，可以想象他们会有多么惊喜。红军实在太需要休整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带领中央红军摆脱追兵，开进了陕北苏区，停下来不走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站——吴起镇。 但是，陕北苏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脚点呢？它会不会又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呢？这一切归根结底仍旧取决于国共两军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这时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25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26军组成的红15军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人之谱。可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和其他杂色部队，以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不过，这时有两个条件对红军是有利的。 第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已经不把北上红军视为追剿重点。蒋介石这时明确认为，“由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向甘肃逃窜”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旧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国民党军队需要重点 对付的应当是这支红军。至于对毛泽东所率领的小部分红军，目前只是要留意不要让他们“回窜出来”。因此，蒋虽于10月1日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实际上一切军事事务均交给代总司令张学良处理，自己则亲往成都指挥围剿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故中共中央这时注意到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已经“告一段落”，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不再积极跟进，“现进攻我们的主力是张学良，指挥亦是张学良”。其次则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的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也是杂牌。而对付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地方军阀武装，在红军看来要容易得多。//---------------陕北称雄(2)--------------- 第二，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他们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如今，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又成一大难题。但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像中区那样依靠堡垒是比较困难”。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自然胸有成竹。他们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 这时，还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之前，由红25、26军改编而成的红15军团就已数度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交手，并两次大败东北军，充分显示红军比东北军具有强得多的战斗力。像10月1日，红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带设伏，几乎全歼尾随进剿的东北军第110师，甚至击毙了该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只过了20多天，红15军团又在富县榆林桥全歼东北军第107师之619团，外带621团一个营，生俘619团团长高福源。要知道，这时有数以万计的东北军正在陕北一带四处“围剿”红军，一个红15军团就打得东北军不亦乐乎，再加上几千身经百战的中央红军到来，东北军更加不是对手。果不其然，11月初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会师后，围点打援，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带仅以数连兵力即一举全歼东北军109师一个整师，外带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迫自杀，红军光是俘虏就捉了两千余人。其威力可想而知。 直罗镇战役后，红军已经稳稳地在陕北站住了脚。到陕北不过一个多月，红军已经扩充2500人，俘虏3000余人，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总数已经接近于15000人。加上在陕北苏区周围还有5000名游击队和3万名赤卫军及赤少队，整个红军的实力较前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军事领导人发现，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对陕北苏区实行有效的包围。他们并且相信，在苏区南面，东北军在进攻红军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北面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两个杂牌师始终行动迟缓动摇，更是不足为惧。苏区的东西两面虽有东北军、马鸿逵和阎锡山的几个师，但其防线背后都很空虚，不难将其打破。在经过了长达一年时间的长途征战之后，能够让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与补充，使部队从长期的被动应战转为主动进攻， 这正是中共多数军事领导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他们显然更加坚定了要全力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决心，至于对两个月前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则明显地感到不那么迫切了。 不过，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苏区，让中共中央得知了一个既令人吃惊又让人振奋的重要信息。这就是斯大林的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其渴望得到苏联援助，但又对打通苏联犹豫不决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消息。中共中央这时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此时在党内负责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陕北称雄(3)--------------- 这时的陕北苏区，严格说来，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的中心区，其余都是与敌犬牙交错的游击区，并且陕北甘北地区地薄人稀，对于熟悉南方自然地理条件的红军来说，物质条件可谓相当困难。况且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等战力如何，其部队毕竟源源而来，加上有消息称张学良等部也已开始仿照国民党中央军在南方的战法，在苏区周围地区修筑堡垒，有重新推行“堡垒主义”的企图。张闻天等对长期坚持陕北根据地自然不十分乐观。他们相信，既然斯大林已经批准，迅速取得苏联援助将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举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较之继续坚持陕北根据地，无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另外的看法。他们显然对红军突破腊子口以后人数锐减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极其重视前此长途跋涉给部队带来的严重损害，更加看重根据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对当前的战争前途十分乐观，故毛泽东明确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和扩大红军，仍应坚持他前此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主张，即“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毛泽东在12月1日给张闻天的复信中明白解释了这个问题：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 要用4个月的时间完成扩军１万人的任务，就此时的情况而言，也许并不十分困难，但要想在6个月之内把陕北苏区扩大到山西、绥远，接通外蒙，却颇难想象。仅为了保卫陕北苏区一地，红军就要应付大约2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再加上山西阎锡山部、绥远傅作义部的十几万人，它即使扩大一倍，达到3万人之众，要对付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保卫如此之长的防线，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毛泽东却敢于如此设想。 促使毛泽东有如此大胆设想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北方的这些国民党杂牌军不经打，并且红军窃听电话和破译电报工作相当成功，对于敌人军事行动部署几乎了如指掌；二是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军连遭重创之后，明显地更加动摇和畏缩，并且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不想与红军作战。这说明红军完全可以通过统战策略分化各路敌军，使相当部分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结成秘密的统一战线，至少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过成功的尝试。可是在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统一战线的政策也随之取消了。在红军抵抗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历次战争中，红军曾有过许多机会可以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瓦解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最典型的是1933年秋至1934年初的那一次。当时，中共南方各个根据地已经先后陷落，江西中央苏区也处于严重危机关头。而这时，在江西中央苏区东方战线上的国民党主力第十九路军突然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为此，他们主动与红军联合，双方也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合作协定。一旦双方真正联起手来，国民党军对江西苏区之围自然容易被化解掉，南京政府要再度组织新的围剿将困难百倍。然而，中共中央这时却拘泥于共产国际前此的指示，拒第十九路军于千里之外，终使十九路军与红军为国民党各个击破，江西苏区也毁于一旦。 如今，情形已大不相同了。还在中央红军尚未进入陕北苏区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得到来自滇黔边红军第2、第6军团转来的电报。该电称，国际屡有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务必依据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和敌我力量对比，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实行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后，林育英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有关指示，其中关于中共应当实行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基本内容是：//---------------陕北称雄(4)--------------- （１）基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 （２）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和最高的表现； （３） 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 （４）改变富农政策。 有关林育英传达的国际指示内容，目前仅见于《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月14日。该电关于国际指示问题说明原文如次：“国际指示都是原则上的，即是：（1） 统一战线这是基本策略方针；（2）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表现；（3） 工农苏维埃之改变为人民苏维埃；（4） 富农政策。以上这些均已电达。” 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中共从此之后可以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火力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与前此政策上和观念上的种种束缚相比，中共和红军显然获得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毛泽东等更是盼此久矣。因此，他们刚一得知这一指示，就立即对周围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展开了积极的统战工作。 其实，还在林育英尚未到达之前，因红军主力必须南去与东北军作战，毛泽东等军事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做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工作了。鉴于红军南移后边区北面空虚，在边区东北绥德地区之高桂滋部最具威胁，毛泽东等派马志明前往高部做统战工作。此举立即收到立竿见影之成效。高桂滋亲自接见了马志明，对马所述在“抗日反蒋”基础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颇感兴趣，对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之秘密协约尤其赞同。得此消息后，毛泽东等很快致信高桂滋，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双方合作的具体设想，提供双方谈判。中共方面提议之要点为：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方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方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疋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11月下旬，双方代表很快通过谈判达成草约，后经双方上级正式批准，实现了两军之间的和平共处。 与高桂滋谈判的成功，使中共领导人更加看重统一战线工作。此时，红军直罗镇一役虽然大获全胜，东北军正面之师纷纷后撤，但其兵力毕竟相当之多，非各个击破不能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地对东北军实施分化瓦解工作，红军这时甚至不惜放弃可能的歼敌机会。就在红军准备再度围歼太白镇之东北军106师时，前受中共华北局派遣潜入106师工作的董彦文与前线红军接通了关系，向毛泽东等通报了106师师长沈克对于围剿红军颇多动摇的情况。故毛泽东等当即决定释放被俘之106师军官数名，向沈克办交涉，转达红军愿意与之谈判的意愿，决定“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只要沈克“同意反蒋反日则允许日后人枪如数退还”。不仅如此，红军甚至不等沈克表明态度，就主动撤去了对106师的包围，以示其诚意。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1月26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提议：“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 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分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考虑到扩大红军之需要，前方军事领导人对上述提议略作修改后，开始大量散发据此制定的传单，以宣传红军对国民党官兵的政策。其内容包括：//---------------陕北称雄(5)--------------- 日本强盗占领咱们东三省后，又占领热河、察哈尔、河北，并吞整个华北，并且进一步要并吞全中国，使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亡国奴！ 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欺骗压迫你们来打抗日红军。同胞们！还是与红军联合去打日本，还是帮助卖国贼来打红军，为日本作走狗，使咱们中国亡国灭种呢？ 同胞们！你们难道甘心让你们的家乡与父母妻子，受日本强盗的摧残与屠杀，使自己亡国灭种吗？ 你们抛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帮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等来打抗日红军，得到了什么好处？ 要去打日本，就要大家团结起来，不替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等作炮灰！ 要去打日本，就要和红军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立即派代表与红军苏维埃共商救国大计！ 要去打日本，就不打中国人民自己的红军，在与红军作战时，缴枪给红军，与红军打日本与卖国贼去！ 你们缴枪给红军们，无论是官长与士兵，红军一律不杀，要回家的发钱回去，愿留红军的按级任用，并享受一切同等红军的权利，自动哗变或拖枪到红军中重重奖赏，红军留心医治白军伤病官兵！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日甚一日，不仅整个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热河、察哈尔也先后落入日本人之手。到1935年，日本更进一步公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华北事变”，逼迫南京政府放弃对华北地区的统治权，蓄意吞并整个华北。抗日救亡，无疑已经成为全中国各政党、各军队、各阶级、各阶层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时刻，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自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更何况，红军此时面对的国民党军主力，正是当年不放一枪就仓皇丢掉东北老家，以后长期受到国人唾骂和良心谴责的东北军。中央红军还在同东北军在甘肃北部第一次交手时，就发现了东北军的这一特点。当时，红军前卫部队击溃了东北军骑兵一部，俘虏数十人，按照规定每人发两块大洋礼送回家时，俘虏们竟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早已无家可归。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东北军的官兵是很容易接受这种宣传影响的。正是利用这一心理特点，毛泽东这时甚至开始尝试着对东北军的高层将领做统战工作了。 这时东北军调入陕甘参加剿共的部队共有4个军，即第51军（军长于学忠），驻守甘肃兰州、天水一带，下辖113、114、118三个师；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担任陕北苏区西南一线之攻守任务，下辖111、108、109、106、120五个师，其中109师已被歼；第67军（军长王以哲），担任陕北苏区正南方向之攻守任务，下辖107、110、117、129四个师，其中110师被全歼，107师遭重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驻守甘肃西锋镇一带，下辖3、6、7、10四个骑兵师。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师（105师）和两个直属师（112、115师）。鉴于第57军之109师被歼，沈克之106师动摇，毛泽东遂于11月26日径直写信给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委托释放的该军军官带往，劝其“勒马悬崖”，速与红军议和。这封信很能反映中共领导人这时对敌我力量对比和统战工作的看法，因此颇值得详细引述。该信称： 红军为打倒帝国主义而战，为打倒投降帝国主义之卖国贼而战，全国民众为红军之是赖，是以江西一军转战二万里，纵横十一省，红旗所向，当者披靡。既达陕甘，便可东进，不意张学良卖国贼之不足，又从而牵制抗日红军，进兵苏区，恣其蹂躏。敢告足下，此乃最大罪恶行为，环球之所共愤，通国之所不容，即东北军言，不但一切士兵不以为然，即中级下级干部亦多不以为然。不信请看劳山、榆林桥两役，百零七师、百十一师所剩几何？然此犹谓非足下所亲见者。十一月二十一日直罗镇之役，足下亲率四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百零九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里，暂借陇坂聊定惊魂，险哉此役！贵军长有生以来未有之也。此其故何也？须知决不仅属红军之英勇善战，何立中、刘翰东之部属叛何立中、刘翰东而投红军，贵军长之部属叛贵军长而投红军，人人不愿打仗而愿缴枪，不愿打同胞而愿打日本，何立中努力挣扎，终究身伤命绝；刘翰东逃入鄜县再也不敢出城；牛元峰固守直罗土寨三日，士兵恨之入骨，终不得不束手就缚。此中消息，何不深长思之？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只当对足下及东北军各军师长一个严重警告，警告之不听，灾必及其身矣。古人云，见兔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及此改图，犹可以盍晚节，犹可见谅于国人，何况当此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全土，蒋介石、张学良继续卖国到底之日，举国痛愤达于极点，稍有人心，决不应自残同类而任四万万同胞鱼肉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之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上述各条红军历来均如此宣言，如此实行，今再为东北军重言，以申明之。深望贵军长顾全民族大义，立即决策，接受鄙人提议，遣派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届时鄙人亦当遣代表到贵军接洽。时危祸急，率意直陈，勒马悬崖，是在明哲。//---------------陕北称雄(6)--------------- 毛泽东的这封信因董英斌很快被张学良撤职，当时未能发生作用。但中共中央与西北地区国民党高层将领发生关系却是由此开端的。只是，我们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中共中央基于抗日反蒋的方针，不仅不相信蒋介石有联合的可能，而且对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也丝毫不抱希望。很显然，从抗日和反卖国贼的角度，张学良当年统帅东北军不放一枪丢掉东北三省，如今又指挥大军围剿红军，在共产党人的眼里，其“卖国”、“反共”比蒋介石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当然没有联合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这个时候的策略明显的是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上述毛泽东给董英斌的信中，以及在12月5日给原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任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及其密友杜斌丞的信中，这种策略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毛泽东在致董英斌的信中就直截了当地劝说东北军爱国将领和士兵与张学良分道扬镳。信中说： 昔在报纸屡识台名，辽沈整军俨然重镇，居常窃念，以为董英斌者，或亦爱国健儿之亚。岂知沈阳变作，曾无卫国之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人民欲战，军队不欲战；士兵欲战，官长不欲战；下级官中级官欲战，上级官不欲战。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等肉其足食乎？夫张学良为保存自己及其奸党数十条性命，竟不惜令十余万英勇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尽变为无家可归之亡国奴，竟不惜三十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张学良不足惜，足惜者下辈青年将校乃亦随风而靡，良可欢也？ 毛泽东在致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非与红军合作则必完全受蒋、张之宰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信称： 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城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城先生。卧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 当然，中共此时的统战政策尚在初步尝试之中，其对士兵乃至下级军官的争取工作历时已久，较有把握，但要争取中上层军官，特别是要争取联合那些高层将领和地方军阀，却尚无成功经验。这时的上层统战工作，在观念上明显属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范畴。而且，从信中的语气也可以看出，由于红军“聊一还击”、“略施警告”，就连歼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近3师之众，因而他们思想上对这些国民党杂牌军的将领，也多少表现出轻视的态度。 中共中央对于上层统战工作的进一步重视，表现在12月下旬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无论是会议决议，还是会前会后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都更加强调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当然，中共这时虽然已开始重视统战，但工作重心更多地仍旧放在军事发展上，而不是统战工作方面。毛泽东即明确提出：当前“我们的总任务”应当是，“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而红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张学良与阎锡山，因为阎锡山“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两个主要敌人”。//---------------陕北称雄(7)---------------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12月23日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在其军事工作报告中并没有特别强调敌军的统战工作，他所提出的下一阶段全部工作的内容，就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苏区。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为三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尽管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最初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但在会议上，多数与会者实际上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在会议决议的行文上，关于打通国际路线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先后顺序问题被规定为：拿“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联系起来。不论怎样理解，中共中央所设想的1936年的行动计划，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大规模的扩军计划和战争计划。 按照瓦窑堡会议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设想，红军在1936年2月5日以前至少要再扩充5000人的正规军、2500人的游击队；8月以前至少还要扩充22000人的正规军和4000人的游击队。与此同时，红军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地区，创立山西根据地。即使不考虑而后进军绥远、靠近外蒙问题，要实现它也是极端困难的。李德后来曾反映过类似的担心。他说：“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进兵山西，必然要集中全部主力，结果陕北苏区只有由少量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来唱空城计。不难想象，一旦陕北苏区周围几十个团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势，原有苏区难免陷落，如此则新苏区也不易建立，建立了也很难巩固。李德这时的担心，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只不过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这时对此并无太多顾虑。有人甚至认为“陕北苏区人少物质困难”，主力红军反正也不易久留，去山西进而转进绥远前途可能更有利些。而毛泽东固然清楚“陕西之保护，主要依靠赤少队”，难免会有部分损失，但他仍认为，为了便于扩大红军，为了“靠近苏联”，“部分损失不要紧的”，“应该忍受”。 值得注意的是，和过去一般所说不同，与此后的实际情况比较起来，不仅毛泽东，而且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考虑整个1936年军事工作之际，最初都还没有把通过加紧开展敌军上层统战工作，减少乃至瓦解陕北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压力的策略问题，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这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上层统战工作更多地还是随机应变，即是在共产国际基本策略的规定之下，根据相关对象和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国共合作几乎没有给中共留下多少可以借鉴的统战经验，30年代前半期中共强调阶级分野的做法，更使得统战工作几乎不复存在。设想中共中央这时因为有了新的统战政策指导，即能够立即主动地展开对国民党高层将领的统战工作，也未必合乎逻辑。在相当程度上，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在陕北之所以能够同张学良交往并取得重大成功，多少还是极为复杂的，甚至是带有某种戏剧性色彩的。而中共中央也正是在陕北的这段颇具戏剧色彩的经历中，才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了解到，统战工作可能具有怎样神奇的功效。//****************洛川谅解*************** 1935年12月，因陕北苏区南面东北军的压力较大，红军主力先后南下对付东北军去了，陕北苏区重心也因此迅速南移。但陕北苏区中心的区域既然是保安、安塞、瓦窑堡三镇，原本靠北，因红军主力南去，中心区的巩固一时又成了问题。还在12月上旬，保安就意外地落到了驻守在靖边一带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的手里，瓦窑堡及安塞也随时有可能为井部所陷。如此一来，本来就很复杂的陕北形势，更是变得极其微妙了。---------------洛川谅解(1)--------------- 1935年12月，因陕北苏区南面东北军的压力较大，红军主力先后南下对付东北军去了，陕北苏区重心也因此迅速南移。但陕北苏区中心的区域既然是保安、安塞、瓦窑堡三镇，原本靠北，因红军主力南去，中心区的巩固一时又成了问题。还在12月上旬，保安就意外地落到了驻守在靖边一带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的手里，瓦窑堡及安塞也随时有可能为井部所陷。如此一来，本来就很复杂的陕北形势，更是变得极其微妙了。 这时陕北苏区的范围，如果以红军和游击队的自由活动范围而论，则南达洛川，北抵横山，西出太白镇，东至黄河边，方圆不下一万平方公里。但就实际控制区域而言，红军所控制的只有这一带地区的乡村，几乎所有的城镇和主要交通线都还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西面太白镇一带为东北军57军沈克之106师，而最具威胁的是沿洛川、鄜县、甘泉、延安一线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地区的东北军67军，和驻守宜川、韩城一线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冯钦哉部。显然，如果不能确保南北两线之巩固，红军进一步东征山西的计划势将难以实现。因此，还在12月17日，即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部署向北击退井岳秀部和向南夺取甘泉、宜川的作战行动了。他决定调红26军北上，会合第78师消灭井岳秀部，命令红1军团以一团兵力夺取甘泉，红1军团主力则准备夺取宜川；同时，15军团主力南进，待红1军团夺取甘泉、宜川后，一同进一步向南推进，达成赤化洛川、宜川两县之任务。 红军北线反击井岳秀的作战看来十分顺利，前后不过十几天，即刚到1936年1月中旬，井部就遭击退，井岳秀本人竟也意外地被“打死”。井岳秀时任第86师师长，据严佑民回忆，井岳秀是在1936年2月1日弯腰到地上拾东西时，装在衣兜里的手枪掉到地下走火把自己打死的。但严这里回忆的时间有误。因彭德怀、毛泽东1936年1月17日就致电聂荣臻等称：“井岳秀确打死。”参见李海文整理《访问严佑民同志记录》，1984年6月22日。不过，红军南线之军事行动却因为出现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最终不得不完全停止下来了。 原来，根据情报，毛泽东等很快即已得知宜川、洛川同深入陕北中心区的延安城一样，都有较为坚固的城墙。红军不仅装备落后，几乎完全没有重武器，而且土制炸药威力也十分有限，因而红军一向避免作攻城之战，通常围城只是为了便于围点打援。延安城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威胁甚大，红军久已将其团团围住，却不予夺取，其原因也就在此。如今宜川又是这种情况，夺取宜川的计划自然也难以实现。故毛泽东下令夺取宜川不久就决定：因“延安宜川坚不易攻”，故应放弃原定夺取宜川城之计划。 与宜川相比，甘泉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关键在于甘泉的城墙较为残破，守军又只有五个连，看上去较易于攻占，因此负责包围甘泉的红15军团第81师开始时对甘泉曾数度采取攻势，大有不下此城不罢休的势头。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甘泉守军尽管兵力较少，所凭据城墙也较残破，但武器较红军好得多，又全力加固旧城墙，致使红军进攻久无建树。国民党军这时电称：红军无攻城能力，甘泉只驻兵五连，城情溃坏，红军“猛攻数次均未得逞”。（中共中央军委此时下设四个局，二局为情报局，三局为通讯局。）好在由于红军大军围城，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不断，加上甘泉与洛川方向东北军主力之联络完全切断，解围无望，守军军心日渐动摇，不断有士兵携械叛逃出城，因此彭德怀很快即下决心采用攻心之策。 于是，彭德怀调来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令其前往甘泉进行劝说工作，使其放弃甘泉乃至实行火线起义。由于东北军多数官兵此时对与红军作战已相当厌恶，久困甘泉的东北军守军又身历险境，深知甘泉之陷落只是时间 问题，因此高福源进入甘泉城后，很快就说服了城内守军。只是守军指挥官希望红军务必同意所部如数南撤洛川，以归还其主力。对此，毛泽东等当即表示同意。毛在给前线彭德怀的电报中宣称：“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只不过，毛泽东要求前线的谈判代表向对方说明：“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如现在就归还主力，不仅不能抗日，且将为其上级所疑或重驱其进攻红军。故为抗日计，宜先揭义旗，在苏区一时期，并求得延安邻县及其他东北军响应……方济于事。”至于起义后的部队，可以另起名义，“或为抗日人民革命军，或为东北抗日军”，其指挥官亦委以师长或团长名义。//---------------洛川谅解(2)--------------- 不料，此举尚未付诸实施，又被新的情况打断了。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67军军长王以哲赏识。高毕业后即在王以哲军长手下任职，直至担任619团团长。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影响，因此思想上一向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很容易就对共产党的主张感到心悦诚服，自愿回东北军做劝说工作。而高福源到甘泉劝降之事，又很快被王以哲军长得知，王当即经甘泉守军电台转电高福源，令其迅速前往洛川67军军部一谈。高得电后立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同时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自然当即表示同意。随后，高福源于1月8日前后即前往洛川见王。一周之后，即1月15日，高福源就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王以哲，而且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结果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这种情况确让彭德怀感到意外。如果说王以哲为了避免再度损失部队而有如此表示，彭德怀等还多少可以理解，几乎同为南京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张学良如此表示，则多少让人有所怀疑。但彭德怀仍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新的重要情况。 其电报称：高福源负我们使命赴洛川，去后见过王以哲、张学良，于本周回来，得情形如下：（一） 王以哲颇热烈地表示愿与红军共同抗日，并请求与彭见面；（二） 张学良表示，我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全权代表到洛川与张一谈。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电报后，当即意识到此事意义重大。一旦与东北军实现全线停战，达成抗日反蒋的合作协议，整个西北局面势将根本改观，区区一个甘泉城自然不必斤斤计较。据此，毛泽东立即回电提出： 对张王提出如下条件： 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 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 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张王意见； 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 五、立即交换密码； 六、欢迎王军长与彭见面，目前亦派周桓去洛川为宜，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十天以内。 周桓是红1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其虽负责政治工作，但对谈判及情报工作却未必在行。因此，彭德怀认为派周桓前去进行初步谈判并不适宜。随后，毛泽东又接连提出以伍修权为初步谈判代表，而以叶剑英或肖劲光为全权代表的建议，但彭均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决定“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 1月16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次日，王以哲通过电报通知了张学良，并于当晚与李克农见了面，进行了初步的交谈。谈话没有太多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气氛颇为融洽。李克农当天即通过王以哲军部的电台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称：“王对抗日联军、国防政府暗约同情，但需决定于张。”第二天，即18日，张学良亦来电，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称他将于明后日亲到洛川晤谈。 鉴于两军正式接触已经开始，为促使谈判成功，毛泽东于20日明确指示彭德怀解除甘泉之围，并要彭德怀迅速将此消息通知李克农以便转告张学良与王以哲，显示红军之诚意。彭德怀迅速将这个决定通知李克农，以便向张学良与王以哲显示红军诚意。他同时下令为甘泉解围，并用电报通知了高福源和李克农称：“在洛川以东地区之我们［军］已撤至鄜县以北，甘泉之围已解，城内缺乏柴草，已令动员群众送卖，请转王军长勿念。”//---------------洛川谅解(3)--------------- 几乎就在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解除甘泉之围的同时，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会谈也刚刚结束。李克农当晚在电报中具体说明了谈判的情况，称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据张学良说，国民党内同情于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张愿为此奔走。他准备赴甘肃、南京为此进行斡旋，约期两周，如有成绩，则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但目前为保守秘密及自身环境起见，他表面仍须采取消极态度。至于东北军和红军两部，目前应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双方区域之经济通商。 21日，李克农返回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进一步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情况，说明张较“滑头”，而王较“诚恳”。张学良一面表示赞同中共的某些主张，一面表示对“抗日反蒋”方针不能同意，强调他对蒋有好感。故彭德怀在听了李克农的汇报后其实并不满意，认为张学良找红军谈判，看来仍旧是军阀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企图以抗日不反蒋的口吻来和缓我军”。但是，张学良的一些说法也还是让彭德怀很感兴趣。比如，张谈到国民党中许多人赞同停止内战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希望尽快对日开战。并且张说，他也曾与阎锡山等讨论过同样的想法，得到了阎的赞同。因此，他表示如果活动成功，两周之内他就可以邀集阎锡山等共同与中共领袖讨论这样的问题。 中共此时的政治方针是“抗日反蒋”，其与张学良的合作同样也只能建立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毛泽东一向对“利用矛盾”的策略十分欣赏。在1935年12月向党的干部宣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他就曾经特别强调过国民党内部矛盾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利用这种矛盾的极端必要性。只不过他断定这种矛盾的背后总是有帝国主义的影响，国民党各派及其军阀都是不同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因而把他们之间的矛盾视为“狗打架”，比喻成“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斗争。由此可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这时对张学良的认识，在理论上恐怕也不出其右。只是在实际上，毛泽东似乎并非严格地按照其理论上的分析来了解问题。也许是对张学良的地位过于重视，也许是对张突然转变的原因缺少深入了解，误以为张学良来找中共密谈一定是想与蒋介石翻脸。总之，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对联合张学良共同“抗日反蒋”所寄希望过高。他曾专门致电李克农，说明只要张学良同意“抗日反蒋”，则一切问题均好商量，甚至未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第一把交椅也可以让给张学良坐。电报称：（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据此，彭德怀电告王以哲称： （一）克农回，手书欣悉。我兄坚贞为国，情见手词。 （二）据报载，日帝在天津举行武官会议，继续增兵华北，并拟推进华中。国民党要求中日在南京会议，日方以为时尚早公开拒绝，证明国事危机益深，将见黄河以北即非我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为目前救亡图存唯一策略，务请我兄从各方面鼎力斡旋，以期迅速实现。 （三）全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及中央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下，诚意推张副司令出任抗日联军总司令。抗日者需之枪械弹饷，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可设法接济。此意请转达汉卿先生。 （四）为求得各种问题更进一步了解，深望与兄在延安一晤。如何请复。 毛泽东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里大概是最重视枪杆子的，其成功的经历中，很大部分也突出地表现在军事方面。因此，毛泽东多半也是最了解所谓“实力原则”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很显然，谈判不过刚刚进行，毛泽东就主动推举张学良出任未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首脑，他所根据的正是所谓“实力原则”。既然红军数量少、装备差，而东北军十倍于红军，又有较好的装备，占有重要的地区，一旦两军共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实力最强一方的张学良，自然没有屈居人下的道理。因此，与其到时候再来谈这种问题，不如预先向张学良交个底，这也可以清楚地表明中共和红军的诚意。同样，关于帮助东北军解决“军饷、械弹”之类的说法，其意虽仅在使张学良放心离蒋，但内中也明白地暗示中共日后定有办法从苏联那里解决经费及装备问题。此言外之意，张学良自然可以清楚了解。事实上，在与李克农谈话中，张学良已经谈到红军最有利的发展条件，就是夺取宁夏、绥远，背靠外蒙、苏联。//---------------洛川谅解(4)--------------- 无须说，李克农谈判所得与毛泽东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但不管张学良、王以哲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中共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怎样去理解，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正是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人开始来找共产党和红军寻求妥协甚至合作了。就连阎锡山也四处“找国际及（中共）党的关系”，并三次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秘密交换看法。而驻守太白镇的东北军106师师长沈克，这时也背着张学良秘密地与中共和红军达成了妥协，允许中共中央利用106师防地作为与西安及华北地下党联系的交通线，甚至主动借给处于经费困难中的中共北方局一千元。而杨虎城这时也在积极寻找中共关系。只不过杨虎城过去长期与中共北方局特科系统有联系，因此虽见到汪锋和汪带去的毛泽东的信件，也见到中共西安党组织提出的谈判条件，却都不信任，而是再度派人去把北方局特科系统负责人王世英找来，要求王世英向中共中央说明，他一贯都是革命的，也赞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但目前他只能做到：（一） 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为不合法运动；（二） 整顿内部；（三） 与中共的关系是：（1） 维持原防，互不侵犯；（2） 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助；（3） 不哗变他的军队；（4） 绝对保守秘密，包括不给他写信或派人，但可以建立电台联系。 杨虎城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批试图与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国民党人的特点。他们大多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处受蒋系排挤，与蒋系有明显的矛盾；但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又很难联合起来，因而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只能臣服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下并受其宰制。正是这种矛盾和屈辱的地位，使得他们往往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自己与敢于公开反抗蒋介石而且生命力极强的中共红军有着某些共同点。为了生存和地位，他们不得不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杨虎城以及沈克等之所以一方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和红军保持关系，一方面又不愿同中共和红军订立正式协定，明确合作关系，其原因多半为此。相比较而言，开始时真正能够与中共和红军实现合作关系的，也就只有张学良和王以哲了。 自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之后，双方之间的电台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尽管彭德怀根据李克农的报告，对张学良不够信任，但统战工作毕竟仍在继续，加上彭对王以哲的印象较好，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因此频频去电加以影响，双方的联系可以说还相当密切。特别是因为彭德怀对前定军事计划要东渡黄河、进攻山西，并转进绥远，颇有异议，因此，彭德怀这时极力想要促成与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见面事宜。1月26日，彭德怀再电王以哲： 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恐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施。请详细考虑及转呈张总司令。 彭德怀这时之所以再三致电王以哲，要求迅速合作，并且一再电邀王以哲会面，自然是并非单纯出于对王的好感，因彭此时又进一步得知：洛川会谈后，王以哲表现抗日情绪颇高。据报，王以哲曾召集干部训话，宣称打红军的战斗快要结束，三个月后东北军就要去打日本了，因为日本准备大举进攻，我们已无路再退。另外，从各种情报可知，不仅王以哲部联合红军打日本空气甚浓厚，而且其特务连副连长等秘密来与红军接头，像河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等组织的首领也派人到洛川王以哲军部来联络抗日。注意到这些情况，彭德怀自然试图对王以哲多做争取工作。可是，王以哲也确如彭德怀所估计，政治上较为“软弱”。由于他是在张学良的命令之下与共产党进行联络的，所以无论如何不敢越俎代庖，更担心背上一个暗中与红军通款的罪名。因此，他对彭德怀的再三相约始终不敢应允，其复电更明确加以拒绝。王称：所商大计均须待张学良先生决定，但张先生尚无回电，殆已离省。如此奔走去矣，预计数日内当有回电及确切决定，为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单独先与兄晤。//---------------洛川谅解(5)--------------- 1月27日，为实施前此在瓦窑堡会议决定的1936年第一步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下令第15军团先期北上，开往甘谷驿与延长之间的张家渠。次日，第1军团在甘泉以东之临真镇也举行抗日讨贼誓师大会，第二天全军亦遵命北移延长地区。至此，彭德怀也必须带领原在甘泉附近麻子街的方面军司令部向北移动。29日彭德怀抵达临真镇，30日赶到延长，其与王以哲见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但红军是否应当东渡，东渡目的应以何者为主，也就是说，当前形势下红军作战究竟是应当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为中心任务，还是应当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共领导层产生了争论。特别是在红军主力南下迫使张学良放弃剿共，转而求和，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统战工作正在取得重要成效之际，彭德怀深感“立刻东渡，致压力一失，恐国防政府立刻实现之机会也立时失去”。况且在张学良东北军事实上已经与红军停战的情况下，“巩固的向四周发展，很容易扩大现有之苏区人口一倍，并取得与陕东南与外蒙直接的联络， 对全国革命领导有极大意义”，而冒险东渡，不仅回防困难，新根据地建立也未必容易，甚至现有根据地也有重新变为游击区的可能。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彭德怀等人明确认为目前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它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因而纷纷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考虑”。还在24日和26日，彭德怀就接连两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陕北东临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国民党不易形成对红军的围剿局面，因而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全力巩固并发展之。而“向东有与陕北苏区一时隔绝可能，阎张联合压迫我军于察晋边境，则我有过早与日帝接触之不利。同时在客观上缓和了国民党内部某些冲突，并可取得日帝对国民党的暂时的部分的让步，来共同对付我们”。他认为：“目前应以不放松威胁张学良，帮助目前交涉的顺利进行，并继续巩固与扩大南面阵线，以主要力量向北发展，恢复神木、府谷、榆林、横山苏区。”东渡只应在宜川、延长、延川、绥德一线渡河容易，阎军防范不严时才是应当的，而其目的也只应限于“求得消灭晋军之一部，调回孙楚、李生达部这一战略上的佯攻”。 究竟如何考虑东征问题，一个月来一直是军队高级领导人议论的话题。好在中共中央在最初考虑1936年军事方针时，并不是单纯从“打通苏联”这一点考虑的。东征也好，“打通苏联”也好，说到底其实都是同红军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解决红军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具体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之所以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因为中共中央早已看出，陕北虽可以立足，但从眼前利益考虑，若得不到更好的地境，粮食及兵源都不能解决；从长远利益着想，若要依靠这一地区贫瘠的物质和兵源条件，红军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势必要受到严重限制。而若要从对日战争和更大规模地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前途考虑，红军就更得设法解决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较可靠的后勤补给问题，打通苏联是必然的选择。 可是，要依靠陕北向北去连接外蒙，则必然要经甘北而入宁夏，结果是越向北，人越稀、粮越少。再加上宁夏地区少数民族甚多，往往围寨而居，攻取不易，这更是红军作战之大忌。因此，要解决红军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眼前的角度考虑，这时最可取的就是向东去山西这条路。一来山西为地方军阀所把守，好打；二来山西物质条件较好，红军可以很快地在粮食和兵源方面得到补充；三来山西既靠近绥远，可接近外蒙，又靠近正受到日本严重威胁的河北平津地区，不仅便于转进绥远，接通外蒙、苏联，而且在政治上更师出有名。故中共中央很快即复电彭德怀，坚持东征作战计划。电报称，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甲、 向北是没有出路的作战，要单纯地打堡垒，则粮食亦无办法；乙、 张学良如有同我们联合解决陕境内蒋介石部队的决心，并愿划渭水以北地区给我们，则我们自可不过黄河，而以对蒋作战为目标，但此可能我们认为很少的；丙、 除此则只有取得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洛川谅解(6)--------------- 不过，对前此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的军事方针表示不同意见的，已不仅仅是彭德怀等在前线的军事领导人和陕西地方党的干部，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人这时也开始持怀疑态度。最先主张打通国际路线的张闻天这时明确认为：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改善红军之技术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但若此举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则可能适得其反。“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之，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曾经力主应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的周恩来等，这时固然不同意将“打通苏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强调“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着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但他们也认为：就目前阶段而言，“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与游击区，更成为急迫万分的事”。李德这时的态度更明确。他直接上书中共中央，认为在现有力量对比情况下，进一步向山西挺进本身就带有冒险性质，而把靠近外蒙、同苏联联系当做主要战略目标，就更是错误，因此“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中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苏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由于党内、军内有这样多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在1月31日于延长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没有能够说服与会者支持原定向绥远转进的第三步计划。当然，与会者同意不改变原定之第二步计划，即继续实行东征，以便解决兵源、粮食不足的困难，同时扩大苏区到更好些的地境。但与会者强调1936年的军事方针仅仅为扩大苏区和红军，全部作战着重于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正因为如此，与会者明确认为应当抓紧一切可能，迅速与对苏区南线威胁最大的东北军达成协议。彭德怀据此于2月3日及6日又两电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农再赴洛川，就双方共同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具体商讨。 在张学良尚未回陕的情况下，王以哲除转电张学良外，无法具体答复彭德怀的电报。2月9日，张学良电告王以哲因事耽搁，不能立即返回，王以哲才复电彭德怀加以说明。15日，张学良终于返回了西安。而这次张学良恰好遇到了持有南京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受命接通国共两党中央关系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董健吾曾在中共中央上海特科领导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济难会工作。后专门联络租界巡捕房，负责“警报”工作。此时受宋庆龄之托，持孔祥熙财政部发给的公函秘密赴陕接通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从董健吾的口中，他得知南京方面其实也在秘密联络中共，力图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件事对张学良产生了不小的刺激。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时董健吾持财政部公函要求赴陕北苏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张随后即飞南京，亦经蒋证实董健吾确负有使命，“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十分明显，在张学良看来，南京方面既然可以与中共接触沟通，自己当然也可以如此做。张学良后来曾断言：正是这件事使其下决心与中共谋和，故认为“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但事实上，这件事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策略，不如说是蒋介石的失着。因董健吾赴苏区转达南京和共意向一事，之所以被张学良看得如此重要，并牵动其心弦，其要害之处在于董健吾使命的弦外之音。既然蒋介石也要秘密谋求与共产党之间的和平，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自然没有必要为剿共而卖命。这不可避免地使张学良感到，其与共产党谋求妥协于情于理都无可非议。 基于这种情况，张学良自然对与中共秘密商谈更加重视。还在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之际，他就迅速指示高福源致电彭德怀，“要李克农去洛川面商大计”。同时，双方正式建立起电台联络，只是为保密起见，双方约定了各自主要联络人物的通电代号。//---------------洛川谅解(7)--------------- 2月18日，彭德怀得到高福源来电，立即通知仍在陕北的周恩来命李克农速去洛川。 因此次谈判需要具体商讨两军停战及合作关系问题，对两天后即将举行的东征山西作战意义重大。为争取最佳结果，毛泽东和彭德怀于次日联名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明确要求张学良以华北事变为鉴，认清蒋介石卖国嘴脸，切不可心存幻想，与虎谋皮。其电称： 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而）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则他胜幸甚。但对于蒋贼之阴谋暗算,切实严防。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望接洽。 鉴于前次谈判的情况，毛泽东等对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已多少有所了解，他们并不真的以为可以轻易劝说张学良赞成“抗日反蒋”。故虽去电加以劝告，但在2月21日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他们则明确主张不要因为张学良暂时不赞同反蒋而使谈判破裂。也就是说，对于这次谈判，他们并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训令所规定的谈判原则如下： （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 （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三）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国辱权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 （四）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问题付之，全国人民公决，而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做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之政府为度的初步讨论。 （五）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即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本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六）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 （七）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此时对张学良的估计相当实际。这就是张学良之所以愿意与中共谈判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根本上是因为他惧于红军的威力，加上东北军以及全国范围的抗日情绪高涨，同时他也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控制不满。但是，张学良目前还不会马上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因此，谈判目的，并不在于争取张学良参加反蒋，仅仅是“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而已。 2月21日，李克农起程经甘泉道草铺前往洛川，于25日抵达。不料张学良因事又突然离开西安，连王以哲也不清楚张此行之目的。但张学良行前显然已经向王以哲布置过与中共谈判事宜，因此，王以哲此次不仅表现出“抗日热情极高”，主动表示愿意向华北宋哲元及韩复榘等处宣传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而且对成立双方协定也相当积极。王以哲还坦率地提出有关67军在肤施、甘泉被围军队及其交通彻底解围的三项办法。经过磋商，双方于28日初步达成如下“口头谅解”： （甲）由肤施至甘泉至鄜县沿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内双方均不驻军队，凡经此之一切补充，均不得阻拦，双方并负有互助帮助之责。但双方均不应携带武器，在该地区亦不得有侦察或破坏等行为，该地区政府亦应非武装化。红军过路应予通行，惟红军部队横过马路时，应事先通知东北军。 （乙）为避免双方冲突起见，凡甘泉肤施城周二十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洛川谅解(8)--------------- （丙）如苏区民众须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鄜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上述“谅解”，在毛泽东等看来无非就是要红军解围。既然成为友军，互不侵犯，这一点自然不成问题，甚至条件还可以再放宽些。毛泽东在28日的复电中进一步提出，可以考虑： （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 （乙）鄜甘肤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使粮服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 （丙）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肤甘友军起见，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鄜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王以哲对毛泽东所提方案当然赞成，只是他无权对整个东北军的行动作出许诺，因而他把毛泽东所提方案中有关东北军的字样统统改成了67军；同时，增加了红军进入白区采买货物需着便装的文字。不过，王以哲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使红军与东北军脱离接触的问题。他“诚恳”地请求毛泽东和彭德怀同意：“为保证永久的双方安全，红军围甘部队应退至甘泉十里以外，移出之防地，六十七军不得进驻；另沿鄜甘肤马路双方亦不住军队，惟苏区政府武装不在规定之内，此又可掩人耳目，对外搪塞。”对此，毛泽东等答应得十分痛快，他在给李克农的回电中称：抗日救国大计既定，凡属有利友军而无妨大局之事，我方无不乐从。望转告王以哲，以后随事商量，可不拘形迹。 3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所属有关部门：“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两军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陕甘“两省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鄜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成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 仅仅把红军与67军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和平的水平上，自然与中共中央的期望相距甚远。中共中央的目的是要“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同王以哲如此顺利地达成谅解协定，多少使中共领导人争取张学良东北军“抗日反蒋”的信心又有所增强。而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会谈的结果，显然更有理由使他们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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