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将辽、金、元三史旧名，“悉按国语改正，其旧名仍注于下，以资参考”。赵翼为检索方便，于《补遗》中列旧名于前，以新名注于下，独具匠心。参见《廿二史札记补遗》。①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 杨家骆：《辽史汇编·序》称最早辑录辽文献者为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共12 卷，钞本在“中央图书馆”善本馆。敬亭山人，王姓，清嘉庆时人。 和行记等，编辑《辽文萃》14 卷。《辽文存》问世后，王仁俊将其未收的诏敕、策表、奏疏、诗文、碑铭等汇为5 卷出版。《辽文萃》后附《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 卷，对缪书多所补益。此外黄任恒的《辽痕五种》即《辽代年表》、《辽代文学考》、《补辽史艺文志》、《辽文补录》、《辽代金石录》，倪灿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金文诏的《补三史艺文志》和王仁俊的《辽史艺文志补证》，周春的《辽诗话》，罗福颐的《辽文续拾》等，对辽朝及后人有关辽代史事的记录整理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1936 年，陈述在缪荃孙等人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补以碑志铭文，辑成《辽文汇》12 卷。1980 年，再增新发现和出土碑志铭文，以《全辽文》为名出版，仍为12 卷，补遗1 卷。包括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书状、对、议论、文、牒、札子、檄、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和杂著27 类，分别编成类目索引，附于书后，以便检索。并附作者索引及事迹考。 台湾学者杨家骆在编纂《中华大辞典》时，广搜群籍，其中涉及辽事者，“可疏释补正《辽史》原文者，不期竟达350 余万言”①，遂辑为《辽史汇编》11 册。分为辽史史文、辽史纂修有关论著、辽史拾遗校读、辽史表志注补、辽文献、记辽史他史、辽史论文和西文论著八大类。搜检甚丰。 20 世纪20 年代以后，辽史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自王国维始，在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同时，兼及辽朝史事，著有《辽金时蒙古考》和《鞑靼考》。此外，方壮猷的《契丹民族考》、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柳翼谋的《契丹大小字考》、尹克明的《契丹汉化考略》和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等，或以契丹民族为考察对象，或对辽朝的某一社会问题进行考察，或在考察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和蒙古先民的情况时，兼及辽朝。此后，以辽史为重点进行研究且成就突出者有冯家昇、傅乐焕和陈述。 冯家昇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和与美国学者魏特夫合著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的《辽代社会史》等著作，以及《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丹考》和《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等论文。他对《辽史》和辽朝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关辽史研究著作大多已收入1987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集《冯家昇论著辑粹》中。与魏特夫合著的《辽代社会史》的资料汇编部分，为冯家昇辑注，“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是一部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①。 傅乐焕有《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和《辽史复文举例》等，对辽朝特有的制度、辽宋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辽史研究文献的校勘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8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研究专集《辽史丛考》。 1934 年，梁园东翻译和注释俄国学者布莱资须纳德的《西辽史》，所注内容丰富，为原著补充了大量资料，推进了西辽史的研究。 194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毓黻的《宋辽金史》。 1948 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出版，对契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契丹民族的来源、部落组织，辽朝的建立与统治等作了全面考察。 ① 《辽史汇编·序》。 ① 夏鼐：《跋》。 1949 年以后的辽史研究成果1963 年出版的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从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形式、农牧业经济、城镇建设、商业发展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辽朝的社会经济及其特点。 70 年代以后，辽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两部通史对辽史有专章叙述。1986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对辽代的国号、年号、行政建置、官制、军制、法制、社会经济制度、人物、事件、史迹、文化典籍、宗教等方面皆有专条。1992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亦列有辽史方面诸多条目。此外，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也相继面世。 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正明的《契丹史略》，该书简明地叙述契丹民族的起源、发展、建国，辽朝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是全面、扼要介绍契丹和辽朝历史的著作。1984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树森的《辽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焚的《辽史稿》。《辽史稿》比以往的同类著作叙述更详尽、更全面，对契丹人的部落组织、契丹社会的奴隶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对文献记载的某些歧异也做了必要的考察，并提出作者的看法，书中还附有契丹人各个时期的部落、州县和机构等各种图表21 幅。陈述又在《契丹史论证稿》的基础上，出版《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1995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桂芝的《辽金简史》，这是国家教委统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一种，该书除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发展状况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叙述外，又适当地增加社会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相关内容。对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也提出作者的观点，“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①。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1991 年，是辽史专题研究成果丰收的一年，三部专著同时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若薇的《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这是对辽朝的行政制度、军事制度特别是契丹特有的斡鲁朵、行宫和糺军等的专题研究和全面考察，“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②。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良弢的《西辽史纲》，它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西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疆域、纪年及其对中亚社会的影响的一部专著，“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言他人未尽之言。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空白”③。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锡厚的《耶律阿保机传》，它是由民族史学家史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一种，该书“首次较具体地将耶律阿保机的事迹呈献给读者”④，全面叙述辽朝开国皇帝、契丹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耶律阿保机的一生及其对北方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贾敬颜教授的《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和《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分别于1990 年和1994 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中① 王钟翰：《辽金简史·序》。 ② 邓广铭：《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③ 魏良弢：《西辽史纲·内容简介》。 ④ 《耶律阿保机传·内容提要》。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教授勤于文献的考索和校订，尤邃于北方民族史，他知识面宽，“经史之外，涉猎诸子百家”①。他“爬梳故籍，钩沉索隐”②，将多年的读书笔记和考证所得汇成两书，“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③。其中多有涉及契丹民族史和辽代地理、民族等内容者，也是学习和研究契丹民族史有价值的参考书。1994 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这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④。 此外，台湾学者陶晋生的《宋辽关系史研究》、杨树藩的《辽金中央政治制度》等，也是研究辽史的专题著作。 辽朝作为游牧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也统治了辽东和燕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和渤海人。辽史的研究既属于中国断代史的范畴，也属于民族史的范畴。在民族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和不断取得新成果的今天，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硕果累累。 自1964 年蔡美彪发表《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⑤以来，嵇训杰、李桂芝相继发表了研究契丹人部落组织的论文⑥；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李锡厚、杨若薇、王曾瑜、唐统天等都有论文或专著进行研究①；蔡美彪、贾敬颜、杨若薇、李锡厚、关树东等也都有论文研究辽朝的军事制度和糺军问题②，此外，对辽朝的经济和二税户、转户，文化和科举制度，契丹人的婚姻制度和礼俗，辽朝统治下的民族和契丹文字等都有大量论文加以研究论述。 日本学者对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爱宕松男的《契丹古史研究》，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津田左右吉的《辽制度之二重体系》，若城久治郎的《关于辽的枢密院》，箭内亘的《辽金时代糺军之研究》，岛田正郎的《辽代社会史研究》等，分别对契丹古史和辽朝的军政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若城久治郎编辑了《辽史》中人名、地名、官称和名物制度的词语索引《辽史索引》，梅原郁等编辑了《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为研究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 ① 王钟翰：《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序》。 ② 《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内容提要》。 ③ 姚大力：《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研究·辽金元》，1992 年。 ④ 李锡厚、王曾瑜：《评》，《历史研究》1995 年第3 期。⑤ 《历史研究》1964 年第2 期。 ⑥ 嵇训杰：《关于契丹族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李桂芝：《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等。 ① 杨若薇除《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外，尚有多篇论文论述了辽朝北南面官制；李锡厚有《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关于辽朝的参知政事》、《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等论文；唐统天有《辽代尚书省研究》、《由石刻补考辽代王府与公主邑司官制》和《契丹于越考》等；王曾瑜有《辽朝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等。 ② 蔡美彪：《糺与糺军之演变》、杨若薇：《辽朝“糺”之探讨》、李锡厚：《辽朝的汉军》、关树东：《辽朝的中央宿卫军》等。 第三节宋史研究概况明清两代对《宋史》的重修自元末至正五年（1345）修成《宋史》以后，历代学者以其粗疏错漏、繁冗芜杂，纷纷重修《宋史》。元末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就曾想重修。明正统（1436—1449）末年，其曾孙南京侍读学士周叙奏请许自撰《宋史》，进行了数年，书未成而病死。正德年间（1506—1521），王洙撰成《宋史质》100 卷。明朝廷也准备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严嵩主持，后亦无成。柯维骐历时20 年，修成《宋史新编》200 卷。万历年间（1573—1620）王惟俭修《宋史记》250 卷，明末钱士升成《南宋书》60 卷等，其中以柯维骐《宋史新编》最著名。此外，王思义、王昂、汤显祖、刘同升、归有光、邵经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书。明修《宋史》，无不是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又都只是删节元修《宋史》成书，并无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数订误，也无多大学术价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汤显祖《宋史》旧本，拟加扩修，亦未成书。乾隆二十年（1755）陈黄中成《宋史稿》219 卷，仍是未定稿。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准备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后再修《宋史》，章学诚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书。仅有蒋伯超《南宋书》（不分卷）成书，传记只73 人，至清末，学者终于放弃重修《宋史》之举，陆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补《宋史》之缺①。朝鲜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宋史》，将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统，历时20 余年，1791 年成《宋史筌》148 卷。由外国学者重修《宋史》，这在古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明清两代不少学者编撰《资治通鉴》的续编，明初陈■首先修撰《通鉴续编》24 卷，体例实同《通鉴纲目》；成化年间（1465—1487），又有商略等《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27 卷，其后薛应旂以该书为蓝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资治通鉴》157 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64 卷，但都很疏略。 清初徐乾学主修《资治通鉴后编》184 卷（缺第11 卷），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前175 卷（当是传世的太祖至英宗五朝节本），并得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参与，较明修诸书为详，但因四库馆尚未开，《永乐大典》所收有关史书尚未辑出而未能参阅，因而仍较疏略，尤以南宋宁宗嘉定以后为甚。 清乾隆（1736—1795）后期，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220 卷，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参加修撰，又得以参考四库馆辑自《永乐大典》诸史书，采取节录诸史原文，详略适度，对不同记载进行考订，是明清两代同类书中最佳者。明中叶冯琦想以纪事本末体裁编次宋史，而沈越亦有以同样体裁编撰宋① 顾吉辰对《宋史》进行考订，有《比事质疑》、《考证》。史的《事纪》，但均未成书，冯琦门生刘曰梧请陈邦瞻将两书未成稿合编增补，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成《宋史纪事本末》28 卷109 篇，明末改为以篇为卷（为109 卷），虽史料价值不高，但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简明扼要。明清时期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当推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修撰的《宋元学案》100 卷，自清康熙中叶，黄宗羲开始修撰，死后由子黄百家续修，远未成稿，其后由全祖望续修，基本完成，后来又有所散失，道光年间（1821—1850）王梓材、冯云濠补充完成，历时一个半世纪。 在清人所撰的众多宋人年谱中，以清嘉庆九年（1804）成书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成就最大。此外，还有清初王夫之的史评名著《宋论》。20 世纪初的宋史研究20 世纪初，西方新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为中国学者认识与运用。世纪之初，宋史研究的论文很少，而王国维有1910 年《宋大曲考》和1913 年《宋元乐曲》、《宋吕本杂戏段数》、《宋之小说杂剧》、《宋之滑稽戏》等宋代文化史的系列优秀论文。 20 年代，研究宋史的论著才逐渐增多，1922 年胡适《南宋白话词》，1923年陈正漠《张横渠的哲学的研究》，1924 年鲁迅《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5 年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盛郎西《宋元书院讲学制》、胡云翼《词人辛弃疾》，1926 年吴其昌《南宋历数天文考》、盛郎西《宋代之大学教育》、陈东原《宋儒对妇女的观念》，1927 年吴其昌《宋代地理学史》、王桐龄《宋辽关系》、陈延杰《宋诗之派别》，1928 年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钟敬文《宋代民歌一班》，1929年黎锦熙《宋元话本之研究》、郑振铎《北宋词人、南宋词人》，等等。此时，还有不少宋史著作问世，王国维1916 年有《王禀补传》，1917 年有《清真先生（周邦彦）遗事》，1927 年有《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五代两宋监本考》等宋代文化史系列专著。1916 年谢无量《朱子学派》，1928 年吕思勉《理学纲要》。孙毓修1917 年有《朱子》、1924 年有《苏轼》、1925 年又有《文天祥》。1918 年沈宗元《东坡遗事》、1929 年胡怀琛《东坡生活》等，还有一些其他宋人年谱。 这一时期的宋史论著中虽有许多属于介绍性的，但也有不少是高水平的。作者中不少在当时已是或后来也成为名家，但还没有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而且几乎全是文化思想方面的论著，只有个别论著属于政治、军事方面的。 “宋史”断代史研究的形成从30 年代开始，不仅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高水平的论著有较大的增加，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各个断代史的专家学者，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7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所说：（中国）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正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正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①顾先生在文中介绍了各个断代史的主要专家学者在该断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地位。顾先生的评介虽是一家之言，但大体反映了30 年代至40 年代前半叶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情况。关于宋史研究的评介摘录如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这里先叙述宋史研究的成绩。《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餍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辨正》，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其论文有：《南宋亡国史补》、《疏证》、《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 两位学者实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关于邓广铭，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其后不久，也说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①。邓广铭的重要论文，已收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张荫麟的宋史论文有30 多篇，已编入《张荫麟文集》。 除顾先生提到的两位学者外，三四十年代宋史专家还有蒙文通、陈乐素、聂崇岐、张家驹等学者。 聂崇岐除有力作《宋史地理志考异》于1934 年问世，三四十年代还有《宋代制度考略》、《宋词科考》、《宋辽交聘考》、《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一系列论文，已汇编为《宋史丛考》。 陈乐素自1933 年发表首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随后又相继刊出力作《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以及《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等经济史论文。陈乐素兼及隋唐、明清、中外关系史而侧重于宋代文化史、目录学史的研究，他的重要宋史论文已汇入《求是集》。 蒙文通30 年代有《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其学术涉及经、史、诸子、理学、佛、道诸方面，而侧重于宋代理学，对二程、朱嘉、陆九渊等皆曾论及。 张家驹30 年代有《宋代分路考》、《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40 年代有《靖康之乱与北宋人口的南迁》以及专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等。 如同20 世纪初叶一样，不少并非以宋史研究为主，当时已是著名学者或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在三四十年代也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宋史研究论文，如讨论政治军事史的，有钱穆、金毓黻、缪凤林、谷霁光、王毓铨、李文治、吴天墀等，讨论社会经济史的有全汉升、陶希圣、王毓铨、何兹全、鞠清远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1 编第72 册，上海书店1990 年版。 ① 《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 本，商务印书馆1948 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等，讨论思想文化史的有钱穆、冯友兰、季羡林、白寿彝、贺麟、李俨等，这里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来在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代宋史专家，在40 年代发表了宋史研究论著，如（按姓氏笔画序）李埏《北宋楮币起源考》、宋埏《北宋商税在国计中的地位与监税官》、徐规《陈傅良之宽民力说》、漆侠《摧兼并（王荆公新法精神之一）》（重要宋史论文已汇编入《求是集》、《知困集》）等，还有其他宋史专家及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面的宋史学者，不一一列举。 1949 年以来的宋史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在对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城市经济、土地关系、租佃关系以及农民起义等方面，所讨论的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在农业方面，漆侠、张家驹、薛培元、宁可等讨论了农业水利的问题，杨志玖、袁震撰文讨论宋代的户口问题。 宋代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白寿彝等《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将宋代官手工业放在中国古代官手工业史中进行考察。季子涯《宋代手工业简况》讨论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形态，华山《宋代的矿冶工业》认为不论在产量还是生产技术上宋代都高于唐代并分析了南宋矿冶业衰落的原因，史宏达《南宋闽广地区的棉纺织生产》探讨宋代南方的棉纺织生产，宋代的制盐业、造船业、丝织业、银矿业等也有专文讨论。 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认为北宋时期已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已经产生；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周北彤《宋代造船业的社会性质》等文则持不同观点，讨论促进了对宋代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杨德泉《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等文，讨论了宋代的都市和商税问题。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论述了宋代南方城市经济。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中，认为北宋时期庄园制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则提出商榷，认为唐宋庄园制说不能成立；对此，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认为唐宋时期存在庄园制。讨论土地所有制的，还有杨国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文。张维华《宋代的地租形态》认为地租与地权关系日益密切；华山《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认为是南宋地租中已有为数不多的货币地租，还在《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等文中，讨论客户与佃户的异同、客户的数量、客户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依时间及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以及南宋末年江南农民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等问题。 丁则良、赵俪生、蒋逸人、张政烺、吴天墀、华山、陈守忠等讨论了王小波、李顺、王则、宋江、方腊、钟相、杨么、范汝为等起义及兵变。60 年代初期，重点讨论的是宋代农民起义的性质、特点，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义等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专著，有方诗铭《方腊起义》、刘知渐《王则起义》，云川、齐治平、白钢等亦有论述方腊起义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变法的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漆侠《王安石变法》。此外，有杨向奎《论王安石变法》、关履权《关于王安石变法》、周良霄《有关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几个问题》等文。这些论著虽然在王安石变法的具体问题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变法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性质，变法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 对宋太祖、杨业、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沈括、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讨论较多。不仅有不少论文，而且大多有传记著作，其中仅辛弃疾便有六种著作，岳飞、陆游、文天祥等亦有多种专著。王安石、朱熹、张载、叶适等人的哲学思想，主要在哲学史界展开了讨论，侯外庐、邱汉生《唯物主义者王安石》，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 对宋代的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矿冶技术等进行了多方面讨论的，有自然科学史、考古学的专家竺可桢、茅以升、严敦杰、刘敦桢、钱宝琮、宿白、李涛等。宋代的史学也受到重视，有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徐规《李焘年表》及《补正》等文。 对外贸易方面，有卢韦《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林家劲《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张家驹《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吴晗《阵图和宋辽战争》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响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宋代的官制、区域经济、民情风俗等，很少有文章讨论。此外，有些文章资料发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够。 宋史研究的新进展1978 年开始，学术界重新活跃起来，宋史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发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陈乐素教授分任正副会长；以及后来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朱熹等研究会先后成立，定期举行年会，交流学术。十多年来，宋史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较大的飞跃。宋史的研究论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时甚至更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不断涌现，宋史研究室相继建立，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多种《中国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继出版，如原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写）、原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宋代部分由郦家驹、陈智超等撰写）、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宋代部分由邓广铭撰写）、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宋代部分由方贵龄撰稿）等；50 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了修订本。宋史断代史也有了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辞书方面，1992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有宋史方面的诸多条目。1984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邓广铭、程应镠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其中对宋代的年号、官制、军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问题列有条目叙述。 经济史方面，漆侠《宋代经济史》全面探讨了宋代经济问题；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学者的重视，有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贾大泉《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商业经济的发展》、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还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论著，填补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许多空白。 部门经济的研究更为活跃，不仅有不少论文，如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周荔《宋代的茶叶生产》、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陶绪《宋代麻纺织业的发展》、颜惠崇《宋代陶瓷业兴盛的原因》、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于安义《宋代官吏经商盛因及其社会影响》、雷家宏《宋代农民经商问题略论》、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刘秋根《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初探》等文；还有多种专著，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姜锡东《宋商业信用研究》、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等，这些论著不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货币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郭正忠《宋代川峡铁钱研究》、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贾大泉《论交子的产生》等文，田黎瑛《称提之说——南宋纸币管理理论》对南宋纸币管理进行专门讨论，而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认为内库已粗具银行功能；刘森《宋金纸币史》是首部全面研究宋、金两代纸币的专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宋史学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贾大泉、葛金芳、顾蓉等认为，宋代某些行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确已产生。多数学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认为当时雇佣制关系已逐步发展，但还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宋代雇佣制关系已为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宋代城镇史也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城市史方面有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等文，周宝珠、吴涛、林正秋等有研究开封或临安的著作。杨立武《北宋东京城市结构论略》、胡建华《宋代城市副食品供应初探》、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结构、货物供应、商业行会等领域。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则从新的视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等。草市、镇史方面有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专著，对宋代的镇、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等文，再次对唐宋封建庄园制度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后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庄园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宋代盛行租佃制。 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认为劳役地租已为实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几种形式》认为宋代地租实质是劳役租。关于宋代地租形态问题，亦有较多争论，漆侠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包伟民则认为这种出现在官田的是“折钱租”，还不能说是货币地租。 宋代人口问题也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袁震50 年代的《宋代户口》提出质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浅谈》认为宋代户口统计与实际人数存在明显差别，穆朝庆、王青济主张男口说，与30 年代日本宫崎市定说法类似；何忠礼则主张丁口说，地方统计的是男口，朝廷统计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卫乔推算军人数与总丁数之比，也主张丁口说；王通明通过考察最高垦田数及亩产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达1 亿；葛剑雄认为户数统计比较正确，据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达1 亿，南宋、金合计超过1 亿。 关于宋代的赋役，许多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差役的性质等虽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宋代赋役负担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龄、贾大泉、王瑞明、漆侠、王棣、魏天安等，对宋代的赋税、役法、免行钱等分别进行了讨论。高树林《宋元赋役制度之比较》，认为整体而言宋代是进步的，元代则后退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通向征兵制的桥梁以逐步废除募兵制，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从变法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上肯定其积极意义，陈振《论保马法》论述熙宁保马法、户马法和元丰保马法的区别等，漆侠、郭东旭、周良霄、王瑞明、杨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则认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变法强兵的目的也未达到；顾全芳、胡昭曦、何忠礼、程念祺、季平、杨国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从一个侧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对于宋代社会的综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一书综合研究经济、阶级结构、土地占有和租佃制，以及政治、军事、哲学等问题。而王曾瑜的专著《宋朝阶级结构》，则深入研究了农民、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奴婢等各阶层的情况。 关于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继位问题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顾吉辰等认为宋太祖确是为太宗所杀，唐兆梅认为“金匮之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刘洪涛则认为太祖并非遇害而是病死。邓广铭从《宋史·孝宗纪》的潜台词论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继位，而宋太宗篡位后仓猝命人撰写，后又命人删改的继位诏书，则是企图进一步掩盖弑篡痕迹。侯杨方、何冠环、王育济等则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匮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继位。 1979 年，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指出一些论著将北宋前期“中书门下（政事堂）”简称的“中书”，混同于三省的中书省。80 年代初以来，宋代官制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学者的注意，陈振探讨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况；并对有些论著因对宋代官制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些结论性错误，以及对台湾杨树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一书中的问题分别进行商榷。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渊源》、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傅礼白《北宋三司使与相权》、姜锡东《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柯昌基《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认为知制诰是皇帝政治秘书、代言人，陈振《关于宋代知制诰和翰林学士》指出其将翰林学士的加衔知制诰也误认为是代行中书舍人职务的知制诰，杨果、朱锡光、龚延明亦撰文讨论翰林学士、学士院等。此外，曾小华讨论了荐举制度，白文固阐述了祠禄制度，丁凌华论述了寄禄官制度，陈振、张邦炜、苗书梅等讨论了回避制度，金圆、贾玉英、季盛清、吴晓萍、萧建新、江晓敏等阐述了监察制度。郑世刚讨论了北宋转运使制度、王文楚则论述转运使的治所、汪圣铎认为转运司是路级政权和地方财政的双生体现者，此外，还有姜汉椿《北宋转运使路考略》等文。汪圣铎认为通判只有监察权、王世民则认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监察官。陈振《论宋代县尉》指出重设县尉初期只管乡村，后管全县而乡村主要是巡检负责，南宋时乡村则由县尉、巡检分区负责。邓小南有多篇论文研究宋代的磨勘制度、循资制度、任官制度、考课制度等，她的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科举制度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30 年代有陈东原《宋代科举与教育》、聂崇岐《宋代科举考略》与《宋词科考》等文。80 年代初以来，有关履权《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和地主阶级》、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与《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穆朝庆《试论宋代科举中的类省试》，以及徐规和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和封弥制》等文，讨论了科举制的内容、方法、特点及影响等；刘复生则讨论了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则进而讨论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问题，认为既促进了诗文革新，又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文学的发展。 关于兵制，40 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实》；80 年代初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对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认为造成大批劳力脱离生产又加重人民赋税负担，以及军事上的无能和形成积贫积弱；他还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王育济则撰文认为募兵制虽有弊端，但使生产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厢军分担劳役，也使农民得以精耕细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性质》。王云海、张德宗《宋代邮递铺兵》认为招募铺兵传递邮件反映了宋代募兵制改革中的一个侧面，张德宗还对北宋的禁兵、厢兵、乡兵等制度进行讨论。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乡兵，任树民则探讨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刘东社《北宋骑兵简论》、李昌宪《宋代将兵驻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是首部系统研究宋代兵制的专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1929 年杨鸿烈《宋代的法律》和1942 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面研究宋代法律的论文；1949 年邓广铭《宋史刑法志考正》，则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础之作。此外，有张荫麟《北宋关于家庭制度的法令》、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鹏《唐宋继承法研究》，是1949 年前仅有的部门法制论文；唐志炯《南宋的医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仅有的宋代法律论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 年代末以后逐渐活跃，季怀银对宋代法官制度、刑讯制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专题论文，他还与王云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制度》一书。郭东旭有宋代的财产继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宋代法制研究》。戴建国则研究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狱政制度及公证机构“书铺”等。此外，还有杨廷福、钱元凯《宋朝民事诉讼制度述略》，赵晓耕《试论宋代有关民事法律的规范》，张邦炜《宋代官吏经济违法问题考察》，董家骏《宋代商业立法述略》，殷啸虎《北宋前期司法监察考察》等文，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赵胜《宋代的印刷禁令》，顾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矿冶法令及政策》，方宝璋《宋代的财政监督法》，安国楼《宋代笞杖刑制度论略》，王永贞《宋朝预防官吏经济犯罪的法律措施》，总的来说研究宋代法制史的学者及论著数量较多，虽涉及面较宽，但许多问题大多还只有一二篇文章。 农民起义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曾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侯外庐、王曾瑜、王瑞明、漆侠、关履权、何竹淇、张志康、郑世贤、夏露、顾吉辰、张其凡等人，都有综合研究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此外，对宋代各次农民起义的论文数量也不少，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发表后，在宋江受招安问题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腊的问题仍有争论，对其他农民起义的具体问题也有许多讨论。自80 年代中叶开始，已很少有讨论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 此外，讨论宋与辽、金、西夏、蒙古（元）关系的论文较少，胡昭曦主编的《宋蒙（元）关系史》是迄今这方面唯一的专著。讨论对外贸易的论文稍多，还有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 文化领域一直是主要由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宋史学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对人物以及史学史的研究。文化领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学史，自20世纪初以来，仅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就多达一百多种，小说史也有一二十种，文学批评史、诗史、词史亦有多种，都有论述宋代的篇、章，而以1963 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著。有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和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宋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宋词研究，主要学者有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等。宋史学者研究宋词著名的只有邓广铭，所著《稼轩（辛弃疾）词编年笺注》虽是名著，却是他研究宋史“走弯路”的作品。 哲学史、思想史的讨论，20 世纪之初起就受到学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学史学者的广泛注意，章太炎、钱穆、冯友兰、白寿彝、贺麟、陈钟凡、邱汉生、张岱年、李泽厚等，都有论著讨论宋代理学，论著多达数百篇、部，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专著也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为最著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以50 万字的篇幅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宋代理学思想与理学家，是50 年代以来开创性的专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学思想及理学家的论著数量很多，不一一介绍。 理学研究也引起宋史学者的重视，邓广铭1984 年在《略谈宋学》中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宋学的一个学派，理学形成一个大学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指出宋学形成后王安石新学派占主导地位，理学在宋高宗时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成为主导地位的学派。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认为直至理宗前期，新学、理学二派是主导学派，理学派的独尊是在理宗后期开始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学家的重视，40 年代金毓黻、魏应麒、傅振伦等均有中国史学史著作问世。宋代史学发达，宋代史学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垣、翦伯赞、白寿彝、聂崇岐等众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其次是对欧阳修、郑樵、马端临等史学家的研究，柴德赓、陈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欧阳修史学的论文。关于郑樵，有顾颉刚《郑樵传》等文、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等文；吴怀祺有多篇研究郑樵的论文，郭虚中、杨国桢等亦撰文讨论。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是首篇论述马端临史学思想的论文，陈光崇、陶懋炳、张孟伦等亦有文论述。对于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刘恕、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袁枢等，亦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是对宋代史学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学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学史的首部专著。 宋代文化领域的其他学科，如小说、戏曲、音乐、绘画、书法等，自然科学的天文、数学、化学、建筑、农学、水利、医药学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社会风俗等，参与讨论的学者和论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数部通史，而专门研究宋代的专史则极少，仅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程毅中《宋元话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数种。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宋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王安石及其变法，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新著）等。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专著有宋衍申《司马光传》、季平《司马光新论》等，而季平、顾全芳不同意将司马光作为保守派代表。 对岳飞的研究仅次于王安石，不仅有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还有王曾瑜《岳飞新传》及其他数种；此外，1977 年以来的论文就有一百多篇，《满江红》词的真伪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自1937 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满江红》词始见于明弘治十一、十二年（1498、1499）间，1961年夏承焘的《岳飞词考辨》更进一步说《满江红》词作于弘治十一年，是出于战胜鞑靼的王越一辈将帅或幕府文士之手。1981 年邓广铭《再论岳飞的词不是伪作》，指出《满江红》词在景泰二至三年（1451、1452）间即已编入《精忠录》，当来源于南宋或元人著作，并肯定是岳飞真作，此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其他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赵普、杨业、范仲淹、柳永、欧阳修、包拯、苏轼、沈括、苏颂、二程、韩侂胄、朱熹、陆九渊、李焘、李心传、陆游、辛弃疾、马端临、文天祥等，其中大多数已有传记，有的还有数部传记著作。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新传”系列，已出版的宋人新传有程应镠《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王曾瑜《岳飞新传》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家丛书”中的宋人画家，已有周积寅《董源、巨然》（五代、宋），张安治《郭熙》，沈迈士《王诜》，周芜《李公麟》，孙祖白《米芾、米友仁》，邓白《赵佶》，刘兴珍《李嵩》等。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 部传记中有28 部属于宋人传记，另有附传6 人，传主共34 人。如：姜国柱《李觏评传》，梁绍辉《周敦颐评传》，龚杰《张载评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评传》），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张义德《叶适评传》，以及《刘徽评传》所附的《秦九韶评传》和《杨辉评传》等。 上述三个系列传记的出版，扩大了宋人传主的范围，推动了对宋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促进了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台湾、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自50 年代起，尤其是60 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57 年台湾大学历史系姚从吾倡议成立“宋史研究会”，并由台湾师范大学蒋复璁、赵铁寒，台湾大学方豪共同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1963 年他们又与屈万里一起重新成立“宋史座谈会”，定期进行学术座谈，已达100多次；继续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版24 辑，除早期数辑刊载少数1949 年以前的旧作，极大多数是台、港宋史学者的新作。台、港地区各大学大多开设“宋史”课程，推动了宋史研究的发展。 学术交流方面，1981 年5 月，东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和新亚研究所，联合举行“宋史研讨会”，并推举宋晞、林天蔚等为香港“宋史研讨会”联络人。1984 年12 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出席的有美、德、澳大利亚诸国以及香港地区、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20 多人。 1985 年7 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中古史国际研究会”，出席的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40 多人，其中有宋史学者，1987 年出版会议论文集《唐宋史研究》。 1988 年6 月，台北召开“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百余人参加。 1988 年6 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等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美、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50 多人参加，促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与交流。 姚从吾的宋史论文已编入《东北史论丛》、《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他学者出版宋史论集的有蒋复璁《宋史新探》、宋晞《宋史研究论丛》、陶晋生《宋辽金史新论》、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林天蔚《宋代史试析》与《宋代史事质疑》、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黄启方《两宋文史论丛》、王明荪《宋辽金元史论文稿》等。 中国的宋史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宋晞曾作过概略的统计，在他60 年代所著《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计收论文1744 篇，书籍237 种；至1981 年，宋史论文已达6100 多篇，专书也有500 多种；1982—1988 年期间，宋史研究的论文又达4300 多篇，专书140多种。至1988 年，“研究成果经初步估计，论文超过一万篇，专书约有六百五十多种”①。 ① 宋晞：《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 第四节西夏史研究概况清人对西夏史料的编纂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史料方面颇有成绩，常见的西夏史籍有以下三种：《西夏书》15 卷，周春撰②。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最早的纪传体西夏史书。在取材上，“是编大致根据各正史益以宋人书数种，采摭颇略”①，但在体例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分析上，都独具见解②，今仅存传抄残本10卷。 《西夏书事》42 卷，吴广成撰，大约成书于道光初（1821），编年体史书。本书采唐以下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记事，排比成书。起唐中和元年（881），迄于宋绍定四年（1231），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1826）丁晏跋云：“吴西斋书，备详本末，附考异同，虽编年系月，举纲分目，意仿《宋史》例，实则杨氏长编纪事本末体耳。罗荟蓬萃，不谓无功，惟表明书法，几几居卷帙之半，事既近迂，书复夺主，从来无此体例也。然记载西夏事迹者，世无更详于此者。”本书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是最大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及1935 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纪事本末》36 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图和职方表，张鉴撰。鉴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殁于道光三十年，是书初刊于道光五年。本书辑录宋、辽、金、元诸史中有关西夏史料，自西夏兴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但叙事前详后略。间有考辨，多欠精审。有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光绪十一年金陵刻本。 仅有存目未见传本的有洪亮吉《西夏国志》16 卷，秦恩复《西夏书》20卷，无名氏《西夏志略》不载卷数，王云《西夏书》4 册，徐松《西夏书》、《西夏地理考》，陈昆《西夏事略》16 卷等。 清末民初集西夏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锡章《西夏纪》28 卷，编年体史书。是书以陈昆《西夏事略》为本，辅以吴广成、张鉴、周春等书，采撷宋元以来有关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征引文献300 余种。引文多有出处，使用方便。有1924 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本。戴氏另有《西夏丛刊》10 余卷，未刊①。 史料辑录考订，有张澍《西夏姓氏录》1 卷，有清雪堂丛刻本。罗福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14 卷，有待时轩丛刊本。 书目与搜遗有王仁俊《西夏艺文志》1 卷，《西夏文缀》2 卷，有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罗福颐《西夏文存》1 卷，外编1 卷，有罗氏石印本。清代学者对西夏史料的编纂，与单纯辑录史料者不同，也是西夏历史的研究之作。如上面提到的周春的《西夏书》、吴广成的《西夏书事》等，在② 原书15 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残本10 卷，钞本。 ① 胡玉缙：《西夏书》“书后”。 ② 李蔚：《周春评价》，《宁夏大学学报》1982 年第3 期。 ① 以上均见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说文月刊》1943 年第3 卷第11 期；参阅吴天墀《西夏史稿·西夏文献目录》（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体例上不无新颖之处，且重视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分析。 近现代的西夏史研究近代的西夏史研究，首先是同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发现和判别西夏文字的清代考据学家张澍（1776—1847）②，曾著有《夏书》一书，可惜被毁，仅留下分量不多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两种③。20 世纪初，黑水城遗址西夏文书的发现，推动了西夏学术的研究。在西夏文字研究中颇有成效的罗振玉与子罗福成、罗福苌及罗福颐兄弟，在研究著作中多涉及与西夏史有关的问题。罗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中，据实物以考究西夏历史纪年。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住》一书。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在三辑巨著《西夏研究》（1932）与其他著作中，也包含了对西夏历史、文物、国名、宗教等问题的研究①。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韩儒林、向达、邓少琴及贾敬颜等人，也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民族、文物、典籍方面的研究文章②。 西夏史专著，至70 年代中，内地尚属空白。1975 年香港出版的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搜罗宏富，但仍脱不开旧的史料编纂学的窠臼。1979 年初，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在通史著作中首次把夏与辽、金放在同等地位，并对西夏的兴起，夏国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翔实的论述。同年底宁夏出版种侃等著的《西夏简史》，是简明通俗的西夏专史。1980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 年增订再版）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③。是书编排合理，繁简得当，贯彻民族平等原则，阐明西夏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附有大量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对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十分有益。 80 年代，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西夏史论文已达百余篇，并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史研究论集、专题研究、资料集。西夏史方面有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史金波《西夏文化》、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87）等。文物研究有《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官印汇考》、《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①。西夏语文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②，史料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等。辞书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② 白滨：《略论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考定》，《民族研究》1983 年第1 期。③ 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评》，《历史研究》1986 年第1 期。① 《北平图书馆馆刊》4 卷3 号。 ② 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以上均载入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贾敬颜：《关于西夏国名二、三事》，《天津益世报》，1948 年4 月27 日。③ 参见金汇海、吴长显《评》，《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3 年第1 期；蔡美彪：《读后》，《历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 ①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罗福颐辑，李范文释文，纪宏章拓款：《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西夏史。我国西夏史研究人员与机构也在不断壮大发展。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都有专人从事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不断有新作发表③。 西夏史料整理的新成果1983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2 册），收录了隋初到元末“正史”、各类史籍、文集、金石史料中有关党项与西夏资料，分传记、人物传和散见史料编年三部分。所录史料考其来源、异同，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夏史料汇编。 近年来有关史料校勘、订讹和史籍评介的文章较多，如对党项与西夏人名、姓氏、官号、地理、人物、历史事件的考订、辨误①；对明刊《宋西事案》②、佚名《西夏志略》③的考证介绍，对周春《西夏书》、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内容的评介④。 近年来，流失国外的黑水城西夏文书陆续介绍到国内。前苏联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书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及有关文献著作也为国人所知，一些较重要的西夏文著作、文献得到新的译介，并应用在西夏史的研究中。1993 年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璋、李伟国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克恰诺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①，出版后必将对西夏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西夏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时期内取得的成绩却比较显著。研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③ 除已介绍香港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外，还有台湾林瑞翰写的《西夏史》文章，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以及王民信、龚煌城关于西夏文字文献、语言文字的论文。 ① 主要有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西北史地》1982 年第3 期；张澍：《订误》，《兰州大学学报》1982 年第4 期；《西夏史琐谈》，《宁夏大学学报》1984 年第3 期；顾吉辰：《西夏纪事辨误》，《兰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2 期；《读札记五条》，《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4 期。 ② 李范文：《一部国内罕见的西夏史书——》，《宁夏大学学报》1983 年第2 期；白滨：《考》，《西北民族文丛》1983 年第3 辑；张翼之：《读质疑》，《宁夏大学学报》1984 年第1 期。 ③ 房建昌：《关于日本所藏》，《宁夏社会科学》1984 年第3 期；白滨：《考》，《民族研究》1985 年第4 期。 ④ 李蔚：《周春评介》，《宁夏大学学报》1982 年第3 期；《初探》，《西北史地》1982 年第3 期。 ① 史金波：《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 年第1 期。究的问题比较广泛，又因史料不足，往往使研究难以深入。以下就西夏史研究中主要问题的进展和争论，作概括性介绍。 一、关于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历史上已存在两种说法：据《隋书》及新旧《唐书》，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党项八部之一的拓跋氏无疑属羌族一系；②另一说拓跋氏源出鲜卑族系，是根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中关于西夏王室的记述，称先世“本魏拓跋氏后”③。二说至今仍然存在，但讨论已逐步深入。较多的论著中对鲜卑族系说提出较详细的论证：第一，用比较充分的史料证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虽然还无材料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裔，但西夏拓跋氏与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无疑义。第二，原居于我国东北大鲜卑山一带的拓跋鲜卑一支，大约在公元3 世纪中期进入了河西，并有一部分归附或进入吐谷浑部族，成为其中的一个部落。到隋末即脱离吐谷浑统治，形成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即党项八部。第三，拓跋鲜卑流入羌部形成党项拓跋氏，史书所称“党项羌”，表明了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表明了历史上统驭诸羌的鲜卑人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党项羌的统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历史命运①。有的论著还从历史记载中党项拓跋氏与被统治的羌族在称谓上表现的对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风俗，以及族称、语言系属等方面来论证西夏王族拓跋氏与被统治的“党项人民”分属于不同族属②。 二、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分期。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使党项社会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即由部落社会向部落联盟过渡。从宋初李继迁到李元昊建国，党项社会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转化时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国家③。第二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后，进入宋朝统治时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立了“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 册）。第三种意见认为，党项羌从公元6 世纪左右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从7 世纪末内迁后，在定居内地二三百年的过程中，党项社会跨入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从五代宋初起特别是从李继迁时期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领主制，乾顺以后，进入封建地主制（吴天墀《西夏史稿》）。三种意见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一是西夏社会的发展是否经过奴隶制问题。对后一点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会“奴隶”的存在与否及其身份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说建国前党项社会存在着有奴隶身份的“奴隶”的话，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党项，西羌之遗种。”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① 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4 期。②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 年第2 期；又《论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1981 年宁夏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吴天墀：《西夏史稿》。③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 年第5 期。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西夏建国后，靠对外战争俘虏奴隶而建立的奴隶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西夏对外掳掠战争直至西夏灭国前夕都在发生。奴隶制的存在要靠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来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外掳掠必须以奴隶制为其归宿①。 三、西夏的官制问题。今人的西夏史论著在谈到西夏官制时，都认为存在着“蕃官”与“汉官”两套官制，两个系统②。对“蕃官制度”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种意见认为两套官制之设始于元昊建国，“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立”（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 册）。两套官制论者认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党项贵族在政府里的主导地位，同时又适应汉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就像辽王朝设南北面朝官一样（吴天墀《西夏史稿》）。 两套官制之说本于吴广成《西夏书事》，有关记载说，元昊建国“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卷11）。至毅宗时“备官制”，又有“汉设..等官；蕃增..诸号”（卷20）云云。争论的关键是对吴广成的记述有不同理解：“蕃号”是否就是“蕃官系统”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设有蕃官系统者，首先考察所谓“蕃官”名称的“蕃号”出现的特定环境与历史背景，认为所谓“蕃号”，不过是西夏官制名称的西夏文字译名，它仅出现于出使宋朝的夏国使臣的本官称谓中，这是由于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因而留载于史籍。我们在西夏同辽、金两国的交往中还找不到这种例子。这种职官名称与“蕃号”的对译，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①。此外，从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汉文有关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两套官制的记载②。更多的事例说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国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汉人为之”的①，因此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评价。对西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李继迁、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评价上。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奠基者，史学界着重强调他在反对民族压迫、统一党项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项族的发展，促进党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李继迁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突出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为党项族的杰出领袖②。对夏国创建人李元昊的评价，着重强调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① 张广志：《党项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3 期。②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 册；钟侃等著《西夏简史》；吴天墀著《西夏史稿》。① 《西夏书事》卷21：“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号也。”据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枢密”西夏文”，音“领卢”。 ② 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等。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② 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1981 年第4 期；徐庄、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③。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①。 五、战争性质问题。在上述论著中主要涉及到李继迁和李元昊时期对宋战争的性质问题。在评价李继迁领导的长达22 年的反宋战争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具有民族起义性质②。与此相反，有的看法是：首先，宋初，对西北各民族实行恩抚羁縻政策，对党项族及其首领尤甚，因而否认宋朝对党项族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其次，李继捧向宋朝献银、夏等五州，与宋太宗收复五州之地是与当时统一的大势相吻合的，是历史的进步，对党项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统一都是一件好事。李继迁的反宋战争，代表了顽固坚持割据的党项贵族阶层的利益，战争给双方人民都没有带来半点福音，而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因此李继迁发动的反宋战争是一场不义之战③。关于元昊对宋战争的性质，多数的意见认为，元昊在十余年中同宋朝进行过40 多次大小战争，主要是侵略性的掠夺战争。战争不仅破坏了被侵犯地区宋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夏国包括党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与经济发展也起了破坏作用④。也有人认为，宋夏之间的战争包括元昊与宋朝的战争，“两者的战争之端大都是宋方挑起的”，因此强加给西夏的“叛宋”、“寇边”、“掳掠”的种种罪名，应予推翻（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 六、关于西夏后裔问题。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元灭西夏，元代称西夏人为唐兀氏，列为色目人，他们多在原居地，或被派往南北各地做官，也有相当数量的唐兀军被派到各地戍守或屯田。这些人后来的下落如何，史料记载是不足的①，近年来许多新的发现与实地调查，使这个问题逐步明晰与充实起来。如甘肃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汉、回鹘文合璧），记述一个党项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继迁》，《文史知识》1982 年第3 期；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宁夏社会科学》1983 年第3 期。③ 刘建丽：《元昊》，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 年第3 期；吴光跃：《赵元昊》，《历史教学》1983 年第4 期；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罗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北民族文丛》1984 年第1 期。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民族研究》1982 年第5 期。 ③ 汤开建：《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吗？》，《西北民族文丛》1984 年第2 期。 ④ 汤开建：《西夏元昊反宋战争性质探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2 期。① 见《元史》中有关唐兀氏人物传及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参见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 相延六世的职官、世系及活动②。又如河南濮阳市郊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杨氏族谱，证明了当地十余个自然村中的杨姓居民3500 余人均为西夏遗民后裔③。对元末殉职的唐兀氏余阙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的调查，并从《余氏宗谱》得知，余阙之后代延27 世至今仍生活在安徽④；据记载还有王氏一族的西夏后裔居住在安徽⑤。河北保定韩庄西什寺遗址新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石刻，记录了明中叶有近百名党项人在此的活动①，这个发现也把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延长到明代中期②。关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遗民南徙四川木雅（属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地区建立小邦的问题，早在1949 年以前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作过实地考察③。近年来国内也有人作过调查④，有的论著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吴天墀《西夏史稿》）。 除上述问题外，由于新的资料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少文章还对诸如西夏国名，监军司的数量与驻所，钱币的铸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刻印，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有新的进展⑤。 国外研究简况国外对西夏史的研究以日本和原苏联为主，时间长，成绩也比较突出。 日本的著名学者白鸟库吉、中岛敏、宫崎市定、长部和雄、小林照道等人，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与文化的文章①。较早专门从事西夏语文研究的石滨纯② 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1979 年第1 期。③ 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 年第2 期。④ 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 年第1 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 年第2 期。 ⑤ 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 年第4 期。①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1977 年第1 期。 ② 过去所知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是元代至正八年（1348）莫高窟所建速来蛮西宁王六字真言碑中的西夏字。保定经幢刻于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比原来下限延长150 年，西夏文字从创制后到使用有460 多年历史。 ③ 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单行本1945 年。国外学者考察后所发表的文章有巴波尔（E.C.Baber）：《中国内地的旅行与考察》，1882 年等。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范文等曾亲赴调查。李范文有《西夏遗民调查记》一文，收入其所著《西夏研究论集》一书中。 ⑤ 主要文章有：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 年第1 期；陈炳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6 年第5 期；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 年第2 期。史金波：《解》，《文献》1979 年第1 期；《西夏文发愿文译证》、《西夏文序跋考》，分别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1 期、1983 年第3 期。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李范文：《论西夏与宋的关系》，收入其《西夏研究论集》中。白滨：《论西夏与辽的关系》，《民族史论丛》，1988 年。刘建丽、汤开建：《金夏关系述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 年第2 期。① 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第9 编，11—12 号，1898 年。中岛敏：《关于西夏铜铁钱的铸造》，《东洋学报》（东京）第7 册，1935 年；《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东太郎及其后继者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语言学家，在其西夏语文的专著中也多涉及西夏历史问题②。日本主要从事西夏史研究的首推冈崎精郎，从1947年发表《唐代党项的发展》一文起，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夏史的研究文章。1972 年，他综合自己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已发表的一系列单篇论文为基础，撰作《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第27）一书。是书论述从唐、五代到宋初西夏建国前李继迁与李德明时代党项历史及党项与河西回鹘关系等，并附论西夏的民族信仰、西夏习惯法及法典等问题。史料丰富，考释详尽，是一部有分量的西夏古代史著作。50 年代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前田正名、田村实造、山本澄子、长泽和俊、松田政一等，也都发表有关西夏历史研究的论文①。1964 年出版的前田正名著《河西历史地理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在第五、六两章中，比较详细地研究10 至11 世纪河西历史地理问题，即探讨这个时期西夏对河西的统治、军镇配置以及有关战争问题。日本后起的青年学者松泽博（野村博），从事西夏文字文献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多种西夏文佛经、文书等的研究文章，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②。 从20 世纪初至70 年代末，苏联的“西夏学”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这是由于苏联拥有柯兹洛夫于我国黑水城遗址所获（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批西夏文书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研究这批西夏文书的有伊凤阁、鄂登堡。自20 年代起，又有龙果夫、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④。成绩昭著者为聂历山，苏联1960 年出版的两卷本《西夏语文学》（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是他编著的西夏文字典遗稿，卷首收集了他在西夏语文、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从50 年代以后，苏联从事“西夏学”研究的有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格列克、卡津、孟什科夫、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柯萍、科洛科洛夫、鲁勃·列斯尼钦科等人。与此同时，研究重点也从研究语言文字为主，转向全面探讨西夏历史、文化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专著已达上百种方学报》第6 册，1936 年。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东亚经济研究》，18∶2，1934年。长部和雄：《西夏纪年考》，《史林》18 卷3—4号，1933 年。小林照道：《关于西夏佛教研究》，《支那佛史》2—3，1938 年。 ② 石滨纯太郎：《西夏学小记》，《中国学》1—3，1920 年；3—2，1922 年。《西夏国名考补正》，《龙谷大学论丛》3—5，1933 年。西田龙雄：《关于西夏的佛教》，《南部佛教》22 卷，1969 年。《西夏王国的性格与文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 卷，1970 年。 ① 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史林》第42 卷第1 号，1959 年。田村实造：《辽与西夏的政治关系史》，《东亚学》第9 册，1944 年。山本澄子：《关于唐代党项的移居》，《史观》第26、27 期；《五代宋初的党项民族及其与西夏建国的关系》，《东洋学报》第33 卷第1 号，1950 年。长泽和俊：《西夏的进入河西与东西交通》，《东方学》第26 册，1963 年。松田政一：《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东方学》第19 册，1950 年。 ② 《西夏语译经史研究》，《佛教史研究》第19 卷2 号，1977 年；《西夏文土地买卖文书书式（1）（2）》，《东洋史苑》14、15 号，1979 年；《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龙谷史坛》第77 号，1979 年。③ [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与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 年版。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第3 辑。 ④ 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北平图书馆馆刊》4 卷3 号，1932 年；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2 期。 （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其中以研究西夏历史著称的学者是克恰诺夫，1960 年6 月以《西夏国（982—1227）》为题的学位论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64 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1970 年获史学博士学位。从1959 年起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整理西夏文书档案工作，同时开始学习西夏语文，近三十年来发表以西夏史研究为主的论文著作40 余种，曾多次在国际学术会上宣读关于西夏史的学术论文①。其代表作为1968 年出版的《西夏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共分九章，分别叙述党项的兴起、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时期的政治与战争形势，发生的起义，文化事业，西夏的灭亡。本书采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与西夏文史料，其重大价值在于首次大量引用了世人罕见的珍贵的西夏文史料，不足之处则在于对汉文史料以及西夏文史料译读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史事的错误评断。作者研究西夏历史的方法及观点，如对西夏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估价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近年来，克恰诺夫主要从事西夏文法典以及格言、谚语、诗歌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对深入研究西夏史十分重要。 国外研究西夏史的学者还有法国的史泰安，美国的陆宽田、R·丹尼尔，匈牙利的玛利亚·范凌思，韩国的申采湜等，他们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史的研究论著①。 ① 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2 期。① [美]宽登编：《西夏学论文目录》。邓如萍（R.Dunnell）：Tanguts and theTangut state Ta Hsia，1983。[匈]玛利亚·范凌思：《中国史学所见的西夏国家构成》等。其余著作可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所附之文献目录。 第五节金史研究概况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金灭之后，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文学家元好问晚年为撰写金史曾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编有《中州集》。虽然他未能实现其志愿，但却有利于后来的编写工作。与元好问编《中州集》的同时，另有冯青搜集金代文章数百卷。王鹗为写金史也搜集采访和整理了不少史料。明杨循吉撰《金小史》。 对金史研究最有成就的还是清代。清代由于考据之学风行，很重视史料的整理工作。清代对金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上：遗书钞录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开四库全书馆，诸儒臣辑《永乐大典》散见之书，金人编的《大金吊伐录》及王寂的《拙轩集》、《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过整理，诸书得以流传。 遗文辑录主要是将金代的文章、诗词、碑刻等整理汇集成书。 《全金诗》74 卷，郭元釬康熙五十七年（1718）奉旨编辑。此书是在元好问《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所收诗约6000 首，作者近500 人。有康熙刻本和乾隆西爽阁重修本。 《金源纪事诗》，汤运泰编辑，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 《金文雅》16 卷，庄仲方编辑。此书是从文集、正史、《元文类》、《玉堂嘉话》和几种地方志中所辑出的金人诗文，按赋、诗、诏令等文体进行分类编排。辑录不广。有光绪十七年（1891）江苏书局刊本。 《金文最》120 卷，张金吾编辑。此书只收文不收诗。除采集自《金史》、《大金集礼》、《大金吊伐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之外，凡山经地志、金石碑版以及医书、谱录、杂家小说，旁及外国史书，无不甄录，并合之《拙轩集》等五文集，分类编次。此书搜罗至广，因多有难以查到者，便于初学金史者翻阅，是一部颇有实用价值的史料丛编。有光绪七年广雅书局本。通行者为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60 卷本，删去了《金文雅》已著录诸篇。 诸书辑录其要者有石莲盦汇刊之九《金人集》，吴重熹辑，有清光绪中海丰吴氏刊本。内辑《拙轩集》6 卷，《补遗》1 卷，金王寂撰，光绪二十年信阳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 卷，附札记2 卷、附录1 卷，金赵秉文撰，札记、附录为吴重熹所撰，光绪二十九年湖北刊；《滹南遗老王先生集》45卷，续1 卷，金王若虚撰，光绪十六年开封刊；《元遗山先生集》40 卷，附录1 卷，补载1 卷，金元好问撰，清张穆校，光绪三十年灵山杨氏刊，载有施国祁、凌廷堪、翁方纲撰《元遗山先生年谱》；《新乐府》5 卷，补遗1卷，金元好问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续夷坚志》4 卷，元好问撰；《萧闲老人明秀集注》6 卷（原缺卷4—卷6），补遗1 卷，金蔡松年撰，金魏明道注，光绪三十年江宁刊；《二妙集》8 卷，逸文1 卷，金段成己、段克己撰，光绪三十二年江宁刊；《天籁集》2 卷，摭遗1 卷，元白朴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 《金史》补遗清时做了不少史料的补遗工作，其中包括对史书、文集、书目的补遗。杭世骏仿厉鹗《辽史拾遗》例，编《金史补遗》，全书拟为百卷而未能完成，只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传钞本5 卷，收入《满蒙丛书》第2卷。钱大昕有《辽金元三史拾遗》5 卷，清广雅书局刊。卢文弨有《金史礼志补脱》、《补辽金元艺文志》，收入《廿五史补编》第六册。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1 卷，收入《昭代丛书庚集》。 校勘注释清代对史料考异、校勘、注释极为重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其中有关于《金史》部分。《续资治通鉴》、《金史纪事本末》皆附考异，可资对史事鉴别。缪荃孙《大金集礼校勘记》，见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大金集礼》附录。 对《金史》进行校勘、注释而取得卓著成绩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10 卷。施国祁原是布店掌柜，他用二十余年功夫读《金史》十余遍，写成此书。《金史详校》根据《金史》各种版本互校，同时也用其他书校勘《金史》，订正了不少版本及史实方面的讹误，校注齐备，是读《金史》所必备的参考书。有光绪八年会稽章氏刻本。 除上述的史料整理外，清代学者如万斯同、钱大昕、赵翼等对金史都有所研究，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52 卷，虽无新资料，但备一体。 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虽很薄弱，但仍是留至今日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近代以来对金史的整理与研究从辛亥革命至今八十余年间，金史的研究经过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911 年到1931 年20 年间，是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开始脱离了清代研究的老路子，把对金史的研究向现代史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王国维把考据学的方法运用到金史的研究上来，写过《辽金时蒙古考》、《金界壕考》等重要著作，开史学研究的新生面。此间，对金史研究还有吴廷燮的《金方镇年表》。 从1931 年至1949 年的近20 年间，是金史研究进入开拓时期，有向广深发展的趋向。金毓黻从黄侃治音韵训诂学，他继承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接受近代史学研究给予他的影响，重视考古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运用，写了《东北通史》和《宋辽金史》。随着对金史研究的开展，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史地、文学艺术、宗教、女真族及其文字、金宋关系、民族关系、人物及考古等各方面。此间有陈述的《金史氏族序例》、《金史氏族表例言》、《金史氏族表初稿》、《契丹、女真姓氏考》等。罗福颐对女真国书碑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朱希祖《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等。曾资生对金代经济、科举、乡里、举荐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姚从吾探讨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毛汶将已发表文章辑成《辽金国事史论文集》（开封，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 从1949 年到1978 年，是金史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期。1949 年以来，对金史研究的特点，是更广泛地吸引了各相关的学科参加，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民族文字学、考古学、医学、科学等，都有人就本专业进行研究。这个时期，出版了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是对金史研究的一个新转折的开端。 1979 年以后，对金史的研究转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转变应以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册以《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发展》为开端，第一次以金朝的断代史规范出现在通史之中。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辽金史论文集》，是1949 年以来研究成果的总汇。金启孮先后出版其所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和《女真辞典》。考古界出版了金代壁画和官印的专集。张博泉先后出版《金代经济史略》、《金史简编》、《金史论稿》第1 卷。对女真先世渤海的研究也出现崭新的情况，出版王承礼《渤海简史》和朱国忱、魏国忠的《渤海史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后推动了对辽金史的研究，已编辑出版《辽金史论集》多期。有的杂志专为渤海史、金史研究开辟专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金史，它们的出版推动了金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台湾省对金史的研究也成果显著，出版多种专著。 此外，对金史的史料整理，也有不少成就。继清人之后，今人对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有孙德让的《全金词》，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孙德让还辑有《金源七家文集补遗》一书。朱希祖有《伪齐录校补》一册，独立出版社1944年刊。郑文焯编《金史补艺文志》1 卷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陈述为金史补《氏族志》，还辑有《辽金闻见汇录》。罗福颐是对女真文字研究最有贡献者之一，辑有《满洲金石志》3 卷，其中有不少金代金石资料。 陈述著《金史拾遗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 年版。此书包括总序、《金史氏族表》6 卷、《女真汉姓考》2 卷、《金赐姓表》2 卷、《金史同姓名表》1 卷、《金史异名表》1 卷，附录索引、征引书目略。《金史氏族表》，系搜集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中有关金代氏族的史料，按族系谱；《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具体表明金代各族融合的史实；《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可助读《金史》者识别有关人物。本书不仅是读《金史》也是治民族史所必备的参考书。 中华书局1975 年出版的新点校本《金史》，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1931年据元至正初刻本，配补元覆刻本影印）为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多有新意，还参考《大金国志》等书以及残存的《永乐大典》有关部分加以订正，附有校勘记，充分地吸收了前人校勘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标点和分段，是最适于应用的崭新的标点本。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共收录金元两代282 位词家作品7293 首。详录《道藏》中金、元道士词，以供研究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典演变的参考。征引书达200 余种，其中金代词人70 人，词3572 首。此书所录都以善本、足本为据，加以标点、校勘、考订，仿《中州集》例，作者皆有小传，体例乃从《全宋词》。 史料的整理，无疑对金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外金史研究简况国外对金史的研究，主要是日本、苏联和欧美等国家。 日本研究金史从20 世纪初开始。起初主要是从历史地理、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接着对金代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金朝历史的过程、政治、文化，对经济的研究则不多。最后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辑出几部大的著作。日本过去研究金史的特点是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和在华的统治配合的。在日本其主要著作有池内宏《金史世纪的研究》，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和《金史研究》三册，外山军治的《金朝史研究》，田村实造的《金朝通史》（《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金代刑法考》（《东洋史研究》1—1.2，1934 年，《中国法制史研究》），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野川秀美的《金史语汇集成》等。 苏联对汉学的研究可上溯到沙俄时代。他们从考古地理入手，1923—1924年，托尔马乔夫先后两次考察金上京——白城故址，并绘出金代上京最早的一张平面实测图。金史的研究著作有1964 年出版B.E.拉里切夫的《女真史（10—11 世纪）》，1968 年又出版《女真人的金帝国》（《西伯利亚史》第1 卷），1975 年出版M.Y.沃罗弗叶夫的《女真族与金国》。 欧美研究金史的有美、德、法、匈牙利等。德国福赫伯教授于1978 年发表了《蒙古侵占前夕的北中国：金朝的经济与社会（1113—1234）》，并组织研究金史的规划，曾作过《金代社会结构》、《金代经济与财政》的讲演。美籍华人陈学霖教授，现正从事《金史》的翻译，著有《金史研究》、《金史纂修考》、《金史三种》等。加拿大籍华人何炳棣撰有《金代人口的估计》。第四章本卷编撰旨趣五代、辽、宋、夏（西夏）、金时期，习惯上常把五代作为隋唐时期的一个部分，称为隋唐五代时期，而把其他四个王朝作为一个时期，多称为宋或宋辽金时期，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以来，则按朝代建立早晚为序，称为辽宋金或辽宋夏（或西夏）金时期。 唐天祐四年（907），曾经是统一强盛的唐朝灭亡，梁（后梁）建立，几乎同时公开或实际上与后梁分庭抗礼的，就有9 个汉族割据政权，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自秦统一以来的，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时期，在随后的50 多年内，中原地区相继更迭为唐、晋、汉、周，而其间先后并存而时间较长的有10 个汉族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通常认为是唐朝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史称隋唐五代时期。 后梁建立的第十年，贞明二年（916），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建立了辽（契丹），与五代对峙为南北朝。 后周显德七年（960），宋朝（北宋）代周，而与辽对峙为南北朝。宋经过20 年的时间，消灭了汉族割据政权，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的，中国境内当时还有西南的大理，西北的党项、唃厮啰，以及甘州、高昌、于阗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北宋宝元元年（1038），西北的党项族建立夏（西夏），大体形成辽、宋、夏鼎立的形势。 辽天庆五年（1115），辽东部的女真族建立金，金天会三年（1125）灭辽，五年灭宋（北宋），同年宋朝重建（南宋）随后南迁，形成金、宋、夏鼎立，主要是宋金对峙的政局。金天会九年，辽宗室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重建辽朝（西辽）。 金泰和六年（1206），金北部的蒙古族建立蒙古国，公元1218 年灭西辽，西夏于宝义二年（1227）被蒙古所灭，金于天兴三年（1234）为蒙、宋联军所灭，形成蒙（元）、宋对峙形势。公元1247 年乌思藏纳里（今西藏）归附蒙古，蒙古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元。宋德祐二年（1276）恭帝降元，祥兴二年（1279）南宋为元朝所灭，元朝是唐朝之后又一个统一而强盛的朝代。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正是处于唐、元两个统一皇朝之际的分裂时期，本卷叙述的正是这一分裂时期370 多年的历史，这也是本卷起自五代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分裂与战乱，虽然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是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相互之间交往的加强，为新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辽、宋、夏、金诸皇朝，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各皇朝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契丹、党项、女真族，迅速由原始社会末期，经过短暂的奴隶制时期进入封建社会，都制定了相应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创造了本民族文字，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积贫积弱”的宋朝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科学技术、医学等的发展水平，城市已由封闭型发展为开放型甚至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镇市发展为开放型的乡村经济中心，都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并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就宋代的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的总体水平来说也是超越前代的，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 本卷要论述的这370 余年，是内容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众多而各有贡献，南宋屈尊臣服而仍不失为主体民族的地位，变乱现象遮盖着许多进步的事物。本卷希望就有关问题作出平实的论述。 乙编综述第一章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第一节五代兴亡公元907 年，在长时期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唐朝，终于为后梁政权所取代。从此，到960 年宋朝建立的53 年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为五代。 后梁的建立后梁的建立者朱全忠，本名朱温，原是唐末黄巢起义军将领，降唐后赐名全忠，任宣武军节度使，盘踞汴州（今河南开封），扩展势力，终于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受封为梁王。天祐元年（904）闰四月，他将唐昭宗李晔自西京长安劫持到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八月，加以杀害，另立年仅13岁的李柷为帝，是为哀帝，作为傀儡，并想消灭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仁恭，以震慑其他割据势力。天祐三年，朱全忠未能攻下沧州（今属河北），刘仁恭又求救于晋王李克用，李克用遂攻占朱全忠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朱全忠被迫从沧州退兵。朱全忠害怕从此内外离心，更加快了篡夺皇位的步伐。 唐天祐四年四月十八日（907 年6 月1 日），朱全忠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梁，建元开平，史称后梁，是为后梁太祖。改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作为都城，以唐东都洛阳府为西都，作为陪都。唐哀帝李柷被降封为济阴王，软禁于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次年二月被害死。 唐朝末年，实际上早已是藩镇分裂割据，但还维持了名义上的统一，后梁建立后，各地藩镇遂公然分庭抗礼。 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弘农郡王（吴王）杨渥、蜀王王建等，不承认梁朝，仍用唐年号；次年，王建也称帝，建立前蜀政权。其他割据势力则大都表示归顺梁朝，后梁即晋封湖南马殷为楚王、两浙钱镠为吴越王、广东刘隐为大彭王、福建王审知为闽王。幽州刘守光不久也称帝，建立燕国。连同后梁，同时并存的共有十个割据政权。 后梁直接统治区是五个中原王朝中最小的一个，辖地只有今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陕西、湖北大部，河北、宁夏、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后梁虽是五代中历时最长的政权，前后共17 年，但自建立之年起，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勗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甚至一年数战，直至亡国。 后梁建立后立即发兵8 万，企图收复被晋王李克用占领的潞州，但围攻半年仍未攻下。次年初李克用死，李存勗继为晋王，亲率晋军进击围攻潞州的梁军，大获全胜，梁军溃不成军，这给新建立的后梁以当头棒喝。 梁太祖疑忌功臣，迫使镇州（今河北正定）王鎔和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于开平四年（910）起兵反梁，并向晋王求援。乾化元年（911）初，① 本章以及以下各章据《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等撰写，不一一具注。李存勗亲率大军进击梁军于柏乡（今属河北），激战一日，梁军大败，积尸遍野。晋军追奔150 余里，直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后又连克澶州（今河南濮阳）、新乡（今属河南）等地，梁太祖只得率亲军前往洛阳城北设防。柏乡之战梁军主力损失惨重，梁晋战争中梁军从此处于劣势。 燕王刘守光见后梁势力被晋军逐出河北，晋王李存勗、赵王王鎔又对他假意推崇，自以为兵强马壮，独步天下，遂于同年八月称帝，并率军进攻定州，王处直即向晋王求援。次年初，晋王遣名将周德威率军攻燕，晋、赵、定州三方联军攻城略地，直抵幽州城下，刘守光只得向梁求救。梁太祖自柏乡之败，一直想复仇，此时虽有病仍亲自率军北上，号称50 万大军，昼夜兼行，至下博（今河北深县南），率军5 万转攻蓨县（今景县）。其时晋军主力正北攻幽州，南方空虚，驻守赵州（今河北赵县）的晋军以小部队骚扰梁军，又派数百骑兵伪装为梁军，夜袭梁太祖驻地，加上被晋军释放归来的梁军士兵，传言晋王李存勗亲率大军来攻，梁太祖惊惶失措，烧营夜遁，梁军因而溃散。梁太祖事后才知道受骗，羞愤交加，病情转重。后梁从此一蹶不振。 乾化二年（912）五月，梁太祖退到洛阳，病势垂危。六月，为次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即帝位后局势更加恶化，乾化三年二月朱友珪又为禁兵所杀，后梁太祖四子朱友贞即帝位于东都开封府，是为末帝。后梁内乱相继，自顾不暇，只有大将杨师厚率军与晋、赵周旋于河北。同年十月，晋王李存勗督军攻占幽州，燕帝刘守光出逃后被擒，燕国灭亡。 贞明元年（915）春，杨师厚病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军士遂叛降于晋，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东出太行黄泽岭（今山西左权东南），到魏州后又派军袭取德州（今属山东）、澶州，梁将刘■连战皆败。次年春，梁末帝命王檀率军3 万北上，经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直奔太原（今太原西南），企图袭取晋军基地以挽救败局，但又为守城晋军击败。 贞明四年（918）八月，晋王李存勗聚兵六七万号称10 万由魏州南下，企图一举灭梁，与梁军相拒于濮州一带。十二月下旬，晋王李存勗率军进至胡柳陂（今濮阳西南），贺瓌率梁军跟踪而至，两军激战，梁骑军王彦章部先败，西逃时冲散了晋军的西线军队，晋军名将周德威战死，晋王李存勗夺取土山以自保，梁军骑兵已西逃，只有步兵包围土山，晋将李嗣昭、王建及率骑兵冲击山下的后梁步兵，后梁步兵大败，死亡近3 万人。后梁败军逃回都城开封，扬言晋军即将前来，后梁末帝曾想逃往洛阳，但晋军也终因此战而元气大伤，无力南下攻梁，梁晋战争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 龙德元年（921）春，晋王李存勗在平定河北后正拟称帝之时，镇州王鎔为部将张文礼所杀，张文礼表面上仍臣附于晋，暗中却勾结后梁与契丹，后梁虽无力北援镇州，但当晋军攻占赵州进而围攻镇州时，梁军即乘机袭击晋军，却反为晋军所败，死伤2 万多人，梁军再次遭受重大挫折。 同年末，契丹应张文礼之邀，南下攻晋，没能攻下幽州，转而攻占涿州（今属河北），进抵定州城下。晋王李存勗率铁骑5000 还击于新城（今新乐南）北，契丹军北退，双方大战于望都（今属河北），契丹军大败后退回契丹。 梁、唐兴替后梁龙德三年四月二十五日（923 年5 月13 日），晋王李存勗在击败契丹军、平定河北的情况下，即帝位于魏州，国号大唐，史称后唐，建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后改邺都），作为都城，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作为陪都。 同年闰四月末，后唐乘后梁西攻泽州（今山西晋城）之际，派名将李嗣源率精骑5000 奔袭郓州（今山东东平），一昼夜驱驰200 余里，次日清晨袭占郓州。 郓州失守后，后梁急忙重新启用勇将王彦章为帅，段凝为副帅，调集所有精兵10 万北讨后唐。庄宗亲率唐军与梁军苦战于杨刘（今东阿北），后梁决黄河以阻挡唐军，但梁军主力6 万余人也被隔在决河以北。王彦章进攻郓州时又为唐将李嗣源所败，十月初王彦章于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兵败被俘斩。后梁降将康延孝先已向庄宗建议分兵攻取梁都开封，此时再次要求进军开封。后唐诸将中只有李嗣源赞成此议，并提出乘后梁段凝所率主力远隔在决河以北，开封守卫空虚，唐军应连夜奔袭开封。庄宗即派李嗣源率前军于当夜进发，第六天（十月九日，923 年11 月19 日）清晨到达开封城下后立即攻城，开封随即降唐，后梁亡。庄宗同日也到达开封，后梁末帝已于前一日自杀。 后唐灭梁后，迁都于洛京，后改称东都洛阳。以太原为北都，以唐代首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西都，作为陪都。降后梁都城开封府为汴州。后梁时独立并一直与后梁作战的岐王李茂贞也向后唐称臣，被封为秦王。不久又放弃割据，凤翔（今属陕西）成为后唐的直接统治区。 但后梁的荆南（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节度使高季昌，虽也归附后唐，并为避唐讳改名高季兴，受封为南平王，但实际上却是割据一方。 后唐灭后梁，原先臣附于后梁的楚、吴越、南汉、闽诸国，转而臣附后唐，但前蜀和吴拒不称臣。后唐庄宗遂决定对前蜀和吴用兵。同光三年（925）九月，后唐以郭崇韬统兵6 万讨伐前蜀，同年十一月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统治有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等省市的大部，甘肃、宁夏、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由于后唐庄宗宠信伶官，平蜀主帅郭崇韬被谋害，在首都洛阳又诛杀郭崇韬党羽，致使文臣武将惊恐不安，故消灭前蜀以后无力南下攻吴。不久，后唐国势动乱。次年春，河北戍兵首先起兵，焚掠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占领邺都，河朔州县相继叛乱。名将李嗣源奉命征讨，但为部属劫持，河北相继归附李嗣源。庄宗亲自率军讨伐李嗣源，李嗣源进而占领汴州。四月，庄宗所率诸军离散，只得退回洛阳，亲军继又叛乱，煊赫一时的后唐庄宗中箭身亡。李嗣源到洛阳登位，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灭前蜀后，原前蜀统治区逐渐为后唐西川（治成都府，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孟知祥控制，明宗封孟知祥为蜀王。荆南高氏虽曾反唐，但随后即表示臣附，明宗也承认其割据如故。明宗虽对南方诸国大体采取和好相处的方针，但对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则加强皇权统治。 盘踞定州已近十年的节度使王都，名义上虽然臣附于后唐，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明宗即位后略加制裁，王都即向契丹求援并准备与河北诸镇联合抗拒，以图重演唐代末年藩镇世袭割据状态。天成三年（928）五月，明宗命将征讨，首先攻占定州西关，继又大败王都与契丹联军于曲阳（今属河北）城南。七月，又大破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大清河上游之一）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契丹军遂退走。次年正月，后唐攻克定州，制止了王都的分裂割据，加强了皇权。由于明宗时期局势稳定，很少发生战争，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连年丰收，加上明宗统治比较清明，是五代有名的“小康”时期。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死，子李从厚即位，养子李从珂又起兵逐李从厚，登上皇位，是为后唐末帝。 晋、汉更迭后唐自明宗死后，内乱迭起，末帝虽夺得帝位，但藩镇强横，财政困难，国势日危。末帝想削弱和消除最强大的藩镇、明宗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于清泰三年（936）五月，改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即起兵反唐，并向契丹求援，遣使奉表称臣，尊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同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八月，契丹帝率军南下。九月，后唐军主力为石敬瑭与契丹联军所败，被围困于太原城西南的晋安寨。十月，契丹帝封石敬瑭为晋王。十一月十二日（11 月28 日），又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元天福，以太原为都城，是为后晋高祖。此后，契丹帝又制止石敬瑭称臣，而令其自称“儿皇帝”。 闰十一月上旬末，被围在晋安寨近三个月始终不降的唐军主帅张敬达为副帅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5 万多唐军降晋，晋军随即南下攻唐，再败唐军于团柏（今山西太谷西南），直奔唐京洛阳，同月二十六日（937 年1 月11日），后唐末帝于后晋兵临城下之际自焚而死。石敬瑭于当日晚进入洛阳，后唐亡。 后晋于天福三年（938）十月，迁首都于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作为陪都。 后晋建立后，叛乱相继，石敬瑭对于藩镇，只要不叛乱，即使对后晋抗命也一律采取安抚政策。后晋大部分文武官员对石敬瑭向契丹帝称臣称儿，大为不满，成德军（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尤耻于臣属契丹，契丹使臣过境必遭谩骂，甚至被暗杀，还上表诋斥石敬瑭当儿皇帝。天福六年（941）十一月，安重荣得知南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于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起兵反晋，也于十二月反晋，但都先后兵败身亡。 次年六月石敬瑭死，侄石重贵即位，是为少帝（出帝）。少帝耻于向契丹帝称臣，导致契丹军于后晋开运元年（944）春、冬两次大规模南侵，都由于后晋军民的抗击，契丹军战败后退兵。 后晋两次大败契丹军，少帝因而产生轻敌思想，信任亲贵，罢免重臣桑维翰的宰相职务，稍有好转的朝政重又坏乱。后晋与契丹多次作战，虽然取胜，但损失也很大，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轻信冯玉、李崧、杜威、李守贞等的建议，竟于开运三年十月，命杜威、李守贞统军北伐，以图收复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幽州地区。契丹军乘机再次南下，与晋军相持于恒州（镇州）城南滹沱河两岸。契丹军袭击晋军粮道，致使晋军粮尽援绝，契丹帝伪许晋军统帅杜威充当傀儡皇帝，诱降杜威后契丹军长驱南下。十二月十七日（947 年1 月11 日）清晨，契丹军前锋攻入开封，后晋少帝自杀未果后投降，后晋亡。次年正月元旦，契丹帝进入开封城，降封少帝为负义侯，少帝及家属等被押赴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安置，后移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少帝死于辽应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964）。 契丹天会十年二月初一（947 年2 月24 日），契丹帝耶律德光以汉族仪式接受群臣朝贺，并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升镇州（恒州）为中京，此前已降东京开封府为汴州。 契丹军占领开封后，放纵其军“打草谷”，大肆劫掠，黄河南北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三月，耶律德光率军北归，任命外戚萧翰为宣武军（汴州）节度使以镇抚中原。四月，耶律德光于北归途中在栾城（今栾城北）境内病死，后谥为辽太宗。五月，萧翰得知刘知远已统兵南下，急于想脱身北归，遂矫诏立后唐明宗幼子李从益为帝后匆匆北上。 当后晋与辽（契丹）争战之际，后晋北平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意存观望，同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步、骑达5 万人，成为后晋最强大的藩镇。契丹攻后晋，刘知远并不出兵抗击。相反，当契丹灭后晋以后，还向契丹帝进表祝贺。 耶律德光改国号契丹为辽。不久，二月二十八日（947 年3 月25 日），刘知远即帝位于晋阳（今太原），未改后晋国号，采用后晋的天福年号，以当年为天福十二年。 耶律德光病死于北返途中以后，五月中旬，刘知远率军南出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经晋州（今临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直奔洛阳，各地纷纷迎降。六月初到达洛阳，并准备前往汴州，首先密令处死李从益，中旬初到达汴州。十五日（7 月5 日），刘知远改国号为汉，次年改元乾祐，史称后汉，是为后汉高祖。并改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都城，洛阳为西京，作为陪都。各地纷纷杀死或驱逐辽官后降汉，后晋邺都留守杜重威降辽后，仍任邺都留守，后汉建立后仍拥重兵据守邺都，并抗拒改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之命。后汉派高行周率军前往镇压。九月，刘知远又亲往督战。十一月，杜重威出降，后汉终于统一北方。统治地区包括今山东、河南二省，山西、陕西二省大部，以及河北、宁夏、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一部分。 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下旬，登上皇帝宝座不满一年的后汉皇帝刘知远病死，子刘承祐即位，是为隐帝。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相继叛乱。后汉派郭威任统帅，节制西征诸军，次年秋、冬，三镇先后平定。后汉隐帝更加骄纵，宠任外戚、伶官，听信谗言，于乾祐三年（950）十一月，杀害开国功臣杨邠，以及大臣史弘肇、王章，并遣密使前往邺都，准备杀害枢密使、邺都留守郭威，杨邠、郭威、史弘肇都是顾命大臣，受遗诏辅佐隐帝，威望很高，却无辜遭杀害或将被杀害，引起朝野不满，当郭威得知消息后，随即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南下，各地纷纷迎降，隐帝亲自督军阻击郭威于开封北郊，又为郭威所败，后汉军纷纷投降，隐帝在逃跑中为乱军所杀。郭威进入开封后，请后汉李太后临朝听政，并议立后汉高祖侄刘赟为帝，作为代汉的阶梯。 后周兴亡乾祐三年（950）十一月，辽军攻陷内丘、饶阳（今皆属河北），郭威奉命率军北上抗辽，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发生兵变，将士撕黄旗被在郭威身上，被拥立为帝。郭威即率军回到首都开封，次年正月五日（951 年2月13 日），郭威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周，建元广顺，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仍以东京开封为都城，以西京洛阳为陪都。 正等着当皇帝的刘赟随后被杀死于宋州。后汉高祖之弟、刘赟之父、河东节度使刘崇，随即于同月建北汉于太原，依附于辽朝。 后周建国后，首先罢去唐代末年以来的所谓“斗余”、“秤耗”，以及各地进奉朝廷的“羡余”物，并除去苛刑峻法，还罢除以三司军将担任各藩镇的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等官，免除各地贡奉的珍美食物及珍宝等，一改唐末以来的不少积弊，政治上逐渐走向清明。 北汉建立后，以辽军为援，进攻后周边境晋州近两月，后周援军进至晋州以南的蒙坑（今山西曲沃北），辽军久征思归，闻讯后首先烧营夜遁。后周援军进入晋州后，追击北汉军至霍邑（今霍州）。次年，后周太祖又平定泰宁军（今山东衮州）节度使慕容彦超的叛乱，后周统治终于稳固。 权臣王峻身兼枢密使、宰相，并强求兼领重镇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专横跋扈，傲视太祖，广顺三年（953）春终于被贬死。同年冬，郭威病，又杀掌握军权的权臣王殷。显德元年（954）正月，太祖死，养子柴荣即位，是为世宗。 北汉主刘崇认为后周太祖新死，是攻灭后周的最好时机，又请援兵于辽，辽汉联军南下进逼潞州，后周世宗率军前往抵御，两军相遇于高平（今属山西）南的巴公，后周先败后胜。 高平战役后，世宗果断处死临阵率军先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整肃军纪，一改唐末以来对骄将惰卒的姑息政策，士气大振。后周军又乘胜北攻太原，后因阴雨连绵，疫病流行，退兵南归。世宗随即淘汰老弱，招募勇士，亲自阅试，精选士卒。从此，后周兵强马壮，战斗力大增，世宗遂决心削平割据，统一全国，采纳王朴建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次年秋冬，后周派王景、向训率军攻取秦、凤地区，黄花谷（今陕西凤县北）之战，后蜀军大败，秦（今甘肃秦安北）、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三州降周，后周又攻克凤州（今陕西凤县），华北地区终告统一。后周在秦、凤战役尚未结束的十一月初，即派李穀、王彦超率军进攻南唐，后周军渡淮进攻寿州（今安徽寿县）。显德三年（956）春，世宗亲征南唐，南唐将刘彦贞北援寿州，为后周将李重进部击败。后周将赵匡胤攻占滁州（今属安徽），韩令坤袭取扬州、进占泰州（今皆属江苏）。后周军别部又攻占光州（今河南潢川）、舒州（今安徽潜山），南唐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北）降后周，后周军又大败南唐援军2 万于六合（今属江苏）。然而，唐将刘仁赡坚守寿州达半年之久，后周军久攻不下，世宗只得暂回开封，同时从扬州、滁州撤军，集中兵力进攻寿州，直至次年三月，在再次大败南唐援军于寿州城南的紫金山后，寿州守将乘主将刘仁赡病重之际，向后周投降。显德五年（958）春，后周军再度攻占扬、滁等州，主力直抵长江北岸。同年三月，终于迫使南唐称臣，划江为界，江北14 州、60 县遂归后周。 世宗数次亲征南唐，辽军乘机侵扰，世宗即命张永德率军备边，并准备攻辽以取燕京地区。同年十月，以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作伐蜀的准备，制造攻蜀的假象。次年春，世宗以巡幸沧州（今属河北）为名，掩护攻辽的真实意图。四月中旬到达沧州，当日即率军向辽境进发，至五月初一，半月之内辽的宁州（今青县）、莫州（今任丘北）、瀛州（今河间）、益津关（今霸州）、瓦桥关（今雄县）守将官吏，纷纷投降，后周未经战斗，占领关南地区（宋代对上述地区的习称）。 辽穆宗得知后周世宗亲自率军攻辽，一面任命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进行还击；并令北汉军侵扰后周边境，以分后周兵力；穆宗随即亲往南京督战，一场后周与辽的大战即将爆发。 后周军于五月初二日又进据固安（今属河北），当天，世宗生病。第三天，后周又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形势十分有利，但世宗病情不见好转，数日后世宗对新占领地区进行防御部署后返回开封。当辽穆宗赶到南京时，已是五月中旬，见后周牢固地占领了关南地区，且已作好防御准备，也就放弃了攻取关南地区的企图。 周世宗回到开封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于是一面封7 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同时部分地调整宰辅及禁军统帅，进行传位的准备。六月中旬，世宗病死，子宗训即位，是为恭帝。显德七年（960）正月初，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皇朝，结束了五代时期。 宋降封后周恭帝为郑王，后出居房州（今湖北房县），开宝六年（973） 死。 第二节十国割据当公元907 年后梁政权取代唐朝后，各地的割据势力，不少与后梁及以后的中原皇朝公开抗衡，其余的虽然表示臣附，但实际上也是割据一方，保境自立，不受中原皇朝的控制，与称帝的割据势力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这两种形式的割据政权，前后共有十多个，其中统治时间较长的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作为这一时期地方割据政权的代表，称为十国，并与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小皇朝，连称为五代十国，是唐、宋两大皇朝之间的分裂割据时代。十国中北汉在北方，其余都在南方，闽、楚灭亡后，还出现了泉南（漳）、湖南两个割据政权，这是闽、楚的某种延续。十国中除前蜀、吴、楚、闽灭亡于五代外，其余都为宋朝所灭。前蜀、后蜀十国中最早称帝的是前蜀的创建者王建，当唐天祐四年（907）三月，后梁建立时，蜀王王建曾想与淮南杨渥联合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会兵讨伐后梁以兴复唐朝，在得不到响应的情况下，王建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11月3 日）即帝位，次年建元武成，建都成都，国号大蜀，史称前蜀，是为前蜀高祖。据有今四川、重庆大部及陕南、甘南、鄂西部分地区。 王建宠信养子与家臣，尤其宠信家臣唐道袭，任之为内枢密使。养子王宗佶在前蜀建立前建功最多，王建称帝，王宗佶以中书令任首相，恃功骄横，王建听信唐道袭的谗言，王宗佶于武成元年二月被罢相，三月被杀害。唐道袭又与太子王元膺产生矛盾，遂一度出任节度使，回朝后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永平三年（913）七月，太子在被唐道袭诬告谋乱的情况下杀死唐道袭，但太子也败死。十月，王建又立幼子王宗衍为太子。通正元年（916）二月，前蜀改国号为汉。光天元年（918）正月，又恢复国号为蜀。六月，王建因想改立太子而被太子母徐妃指使宦官毒死。太子王宗衍即位，改单名衍，是为前蜀后主。后主尤为荒淫，饮酒作乐，吟诗作词，游猎巡幸，不理朝政，政事由宦官宋光嗣等专决。 咸康元年（后唐同光三年，925）九月，后主大举巡游青城山（今灌县西南）以及其他名山。十月初，又拒绝群臣谏阻，带兵数万北上，千里游幸秦州（今甘肃天水）。这时后唐已于九月决定出兵攻蜀，后主到达汉州（今四川广汉）时，蜀凤州（今陕西凤县西北）守臣报告唐军南下攻蜀的消息，后主以为是劝阻他出游而不以为意，也不作任何防守措施，仍然吟诗作乐继续北上游幸。当中旬末后主到达利州（今广元）时，北部边境的凤州等已经降后唐，败兵逃到利州，后主这才派兵迎敌，然而后唐军早已攻占兴州（今陕西略阳）、成州（今甘肃成县）。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之战，前蜀军大败，后主闻讯后逃回成都，前蜀各地守将纷纷降后唐。随后逃回成都的后蜀宰相王宗弼，于十一月中旬收禁后主，并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同月二十七日（12 月15 日），前蜀后主王衍正式降后唐，后唐得64 州249 县。次年正月，前蜀君臣数千人被押赴后唐都城洛阳（今属河南）。不久，后唐局势大乱。三月，王衍等到达长安（今陕西西安）秦川驿，被后唐庄宗下诏杀死全家。 后蜀建立者孟知祥，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唐末任太原卫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选任为亲卫军使。晋王李存勗时任中门使，后推荐郭崇韬继任为中门使，孟知祥改任马步军都虞候。后唐建立，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尹、北京留守。后唐枢密使、征蜀统帅郭崇韬感激孟知祥前此推荐之恩，在出师前即向庄宗推荐孟知祥在灭蜀以后出任西川（成都）节度使。天成元年（926）正月中，孟知祥到达成都。四月，庄宗死于内乱，明宗即位后，孟知祥就有割据想法，东川（梓州，今四川三台）节度使董璋也有割据意图。长兴元年（930）八月，董璋首先起兵反唐，孟知祥随即与董璋联合抗唐，以保全割据政局。后唐派石敬瑭、夏鲁奇为帅，率军进攻东川，并企图离间孟知祥与董璋的关系，以便逐个击破。西川军于十二月将后唐主力击败于剑州（今剑阁），石敬瑭只得退守新攻占的剑门（剑阁北）。次年正月，西川军又攻占遂州（今遂宁），后唐军副帅夏鲁奇兵败自杀。石敬瑭再攻剑州失利，加上粮运不继，遂于二月退兵。 长兴三年（932）四月，东川节度使董璋企图攻灭西川，发兵攻占汉州（今广汉），孟知祥率军前往抗击，董璋大败后逃归梓州，为部将所杀，东川军纷纷投降，孟知祥遂兼并东川地区，次年二月受后唐明宗封为蜀王。 后唐应顺元年闰正月二十七日（934 年3 月16 日），孟知祥称帝，四月改元明德，也以成都为首都，国号也称蜀，史称后蜀，是为后蜀高祖。不久，后唐的山南西道（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武定军（洋州，今洋县）两镇节度使先后降蜀。 明德元年七月，孟知祥病死，子孟昶即位，是为后主。赵季良、李仁罕等执政，尤以李仁罕恃功骄横，虽然不久即被杀，但其甥张业继续擅权，尤为不法，执政长达十余年，终于也被处死，旧臣王处回、赵廷隐又相继被解职致仕。 广政十年（947）正月，契丹帝耶律德光已灭后晋进入开封（今属河南），各地纷纷抗击契丹。原后晋的雄武军（秦州，今甘肃天水东）节度使何重建杀契丹使者，以秦、成（今成县）、阶（今武都东）三州降于后蜀，四月，凤州（今陕西凤县东）亦归后蜀，后蜀遂拥前蜀全部疆域，达到全盛时期，但为时不长。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秦、凤、阶、成四州又为后周攻占。 前蜀、后蜀虽曾多次北上争夺关中，但境内很少发生战事，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士人为避战乱而来的也不少，成为五代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君臣奢侈糜费，政平军弱，仅能保境自立。吴、南唐吴国创立者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家世业农，早年曾为盗，后应募从军，不久即起兵叛唐，攻占庐州，后转战于扬州（今属江苏）、庐州、宣州（今属安徽）等地，大顺元年（890）三月，被唐任命为宁国军（宣州）节度使。景福元年（892）三月，消灭孙儒后重占扬州，八月，改任淮南（扬州）节度使。乾宁四年（897）冬，击退朱全忠的进攻，成为唐末主要割据者之一。 天复二年（902）三月，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唐昭宗封杨行密为吴王。 次年，杨行密派李神福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在多次击退朱全忠的援军后，于天祐二年（905）二月，攻占鄂州。十一月，杨行密死，长子杨渥继任淮南节度使，受封为弘农郡王。不久，江州（今江西九江）降附，又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杨渥因而更加骄奢淫逸，拒谏专断。后梁建立后，吴王仍用唐天祐年号，与后梁抗衡。天祐五年五月，杨渥被部将徐温等杀死，拥立其弟杨隆演。七月，杨隆演继任淮南节度使、弘农王，大权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徐温掌握。次年六月，盘踞抚州（今属江西）的危全讽进攻洪州，为周本所击败，淮南军乘胜攻占袁州（今宜春）、吉州（今吉安）、饶州（今波阳）、信州（今上饶）等地，疆域达到最盛时期，据有今江西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的一部分。 徐温父子控制朝政，徐温出镇润州（今江苏镇江），后移昇州（今南京），留子徐知训在扬州执掌朝政。徐知训骄纵无礼，时常凌辱杨隆演，为副都统朱瑾所杀，徐温又以养子徐知诰继续执掌朝政。 天祐十六年（后梁贞明五年）四月初一（919 年5 月3 日），杨隆演被拥立为吴国王，建元武义，以江都（扬州）为首府，徐温为大丞相，徐知诰为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同年，与吴越议和，从此休兵息民，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成为五代时期少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武义二年（920）五月，吴主杨隆演死。六月，弟杨溥即位。吴顺义七年（后唐天成二年）十一月初三日（927 年11 月29 日）吴主杨溥称帝，是为睿帝，改元乾贞。其时徐温新死，吴国实权掌握在都督内外诸军事徐知诰（后单名诰）之手。次年，荆南南平王高季兴称臣，受吴封为秦王。 吴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十月，吴帝杨溥被迫禅位于齐王徐诰，吴亡。齐帝尊杨溥为让皇帝，次年五月被幽禁于润州（今镇江）丹阳宫，十一月遇害。 南唐建立者徐诰，吴天祚三年十月初五日（937 年11 月10 日）称帝，国号为齐，建无昇元，建都金陵（后改为江宁，今南京）。 昇元三年（939）二月初七日（2 月28 日），徐诰复其本姓李，改名昇，并附会自己为唐朝宗室之后，改国号为唐，年号未改，史称南唐，是为南唐烈祖，史称前主。昇元七年（943）二月，南唐前主死，子李璟即位，是为元宗，史称中主。三月，改元保大。七月，南汉张遇贤起义军在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为南汉官军击败后，北上进入南唐境内，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发展至十多万，直奔南唐西南重镇虔州（今江西赣州），“攻陷诸县，再败州兵，城门昼闭”①。百胜军（虔州）“节度使贾浩（一作贾匡浩）闭门登陴不敢出”。张遇贤退回南汉境内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的白云洞②，遣将北上南唐境内攻城略地。十月，南唐从洪州派严恩率所部南下镇压，多次打败起义军，又伐木开道越境，出奇兵于白云洞后，张遇贤为叛徒李台所执，副帅黄伯雄、谋士僧景全等同时被执，后都就义于金陵，五代十国时期最大的农民起义最后失败。 保大三年（闽天德三年，945），闽国内乱，南唐乘机攻闽。八月，南唐军攻克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延政投降，闽国各地相继降南唐，唯有福州据守。次年秋，南唐军攻福州，福州守将向吴越称臣求援。保大五年三月，南唐军大败，福州遂归吴越。留从效乘机割据泉州、南州（即漳州），① 《资治通鉴》卷283，后晋天福八年七月。 ② 陆游：《南唐书》卷5《边镐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91《循州·景物》下。表面上仍臣附于南唐。 保大六年，楚国内乱，马希萼杀楚王马希广自立，称臣于南唐，不久马希萼又为其弟马希崇所废。保大七年十月，南唐出兵灭楚，除南部数州为南汉乘机占有外，楚地全归南唐，南唐疆土达到全盛时期，据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区。但次年十月，楚旧将刘言击败唐军，占有楚国故地。 保大十三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冬，后周进攻南唐，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后周与南唐之战。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三月，南唐终于战败降附于后周并割让江北地区，去帝号改称国主，对后周使用后周年号，对国内可能仍用南唐交泰年号。南唐中主以江北即是后周，决定以洪州为南都南昌（今属江西）府，并准备迁都南昌。宋朝建立后又改国名为江南。 南唐继承吴国，继续执行保境息民政策，中后期虽出兵闽、楚，又和后周作战，但境内比较安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是五代时期少有的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地区。南唐前主李昇时期政治比较清明，所建庐山白鹿洞书院，成为后代著名的书院，中主李昇政治上虽昏庸无能，却是著名词人。 吴越、闽、泉漳吴越的创立者钱镠，唐末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董昌的部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以威海军节度使据越州（今绍兴）称帝，国号罗平。六月，唐以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次年五月，董昌兵败被俘后自杀，钱镠遂据有两浙，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及上海市（除崇明等岛）、江苏省苏州地区。天复二年（902）进封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建立后，钱镠称臣，于当年受封为吴越王。次年，境内使用自己的天宝等年号。 后梁龙德三年二月丁卯（923 年3 月12 日），钱镠受后梁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国。用皇帝仪卫，王府称朝廷，设丞相等官职，以杭州为首府。 宝正七年（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钱镠死，子钱元瓘嗣位，遵遗命去国仪，自列为后唐藩镇，从此改用中原王朝年号，被后唐任为节度使，累封吴王、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受封为吴越国王，重设丞相等。此后新王嗣位，照例名义上自降为节度使列为藩镇，随即受封为吴越国王。天福六年，钱元瓘死，子钱弘佐嗣位。后晋开运三年（946）十月，闽国内乱。南唐侵闽，吴越出兵援闽，与南唐战于福州。次年三月，大败唐军，遂据有福州地区。六月，钱弘佐死，弟弘倧嗣位。同年十二月，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因干预政事受谴责，遂发动兵变，囚禁国王钱弘倧。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迎立其弟弘俶。 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奉命夹击南唐，曾一度攻占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但胜负相当，无大进展。显德五年，南唐向后周称臣议和，吴越也退兵休战。 吴越也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对中原王朝以及攻占开封时期的辽朝，一律称臣。初期对内虽亦曾使用过吴越国的年号，但并不与中原王朝对抗，对邻国的战争也都是适可而止，是五代十国中最为安定的地区之一，辖区内有富饶的太湖平原的大部和宁绍平原，又注意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手工业与对外贸易也获得较大的发展。 闽国早期创立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固始（今属河南）人，唐末任固始县佐，寿州（今属安徽）王绪、刘行全起义，攻占固始，王潮、王审知兄弟参加起义。王绪起义军为秦宗权击败后转而南下，经江西进入福建，攻占漳浦（今属福建）。王绪猜忌部将，刘行全被杀，诸将恐惧，军行至南安（今泉州西北），王潮等发动兵变，王潮遂被推为首领。 唐光启二年（886）八月攻下泉州，后降附于福建观察使陈岩，被任命为泉州刺史。大顺二年（891）陈岩病死，部将范晖自任留后。景福二年（893）五月，王潮攻占福州，自称留后，建州（今建瓯）、汀州（今长汀）等相继归附。九月，唐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三年（896）九月，唐升福建为威武军，即任王潮为节度使，军府设于福州。乾宁四年十二月，王潮病死，弟王审知继任，天祐元年（904）四月受封为琅琊王。 后梁建立，王审知称臣，开平三年（909）四月受封为闽王。后唐代梁，王审知亦称臣。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病死。长子王延翰继任威武节度使，因未封王，遂于天成元年十月六日（926 年11 月13 日）自称闽国王。十二月，王审知养子王延禀发动兵变，王延翰被杀，其弟王延钧自称威武节度留后。后唐任王延钩为节度使，累封琅琊王、闽王。后唐长兴二年（931）四月，王延禀再次发兵进攻福州，兵败被杀。次年，闽王王延钧求封为吴越王未成，遂于长兴四年（933）正月称帝，更名鏻，改福州为长乐府作都城，国号闽，建元龙启，是为惠宗。然以国小力弱，与四邻友好相处，得以偷安于一隅。闽永和元年（935）十月，王鏻被杀，长子王继鹏即位，更名昶，是为康宗。王昶猜忌宗室、大将，已杀多人。闽通文四年（939）闰七月，闽内乱，王昶将杀控鹤军使连重遇而反为所杀，连重遇迎立王昶叔父王延羲。王延羲自称闽王，更名曦。 王曦于永隆三年（后晋天福六年，941）七月称大闽皇，十月称帝，是为景宗。次年，其弟富沙王王延政攻汀州。永隆五年（943）正月，王延政也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建元天德。闽既常为殷所败，求和又不成，王曦遂日夜饮酒，进而滥杀将领。 永隆六年（后晋开运元年，944）三月，连重遇、朱文进杀王曦，朱文进自立为闽王，向后晋称臣。闽国各地纷纷投向殷国，殷军大举进攻福州，朱文进向吴越求救。十二月，后晋封朱文进为闽王，但朱文进、连重遇不久即为部属所杀。天德三年（945）正月，殷天德帝王延政改国号为闽，仍都建州。以福州为南都（一作东都），任命侄王继昌为南都都督、黄仁讽为镇遏使镇守福州。三月，前闽国旧将李仁达勾结黄仁讽杀死王继昌，随后立僧卓岩明为帝，五月，又杀卓岩明自称节度留后，称臣于南唐。南唐乘闽国内乱之际，出兵攻闽，闽军屡战屡败，八月二十四日（945 年10 月2 日），南唐攻占建州，闽主王延政投降，闽亡。王延政后于南唐保大九年（951）以安化军节度使、光山王死于饶州（今江西波阳）。 闽亡后，闽地纷纷降唐，李仁达拒绝南唐的入朝之命，南唐因而进攻福州，李仁达即向吴越称臣求援，吴越兵进入福州抗击南唐军，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三月，吴越兵大败南唐军于福州城下。同年十二月，李仁达又想叛吴越再投向南唐时被杀，福州遂为吴越所有。 后晋开运元年（944）三月，朱文进杀闽主自立为闽王后，任命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程文纬为漳州刺史。十一月，泉州散员指挥使留从效等杀黄绍颇，迎闽宗室王继勋主持郡事，自任统军使并归附于殷国，殷即任王继勋为泉州刺史、留从效等为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永春（今属福建）人。闽亡后泉、漳等州归附南唐，南唐保大四年（946）二月，留从效迫刺史王继勋离职，自领郡务，南唐即以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十月，南唐漳州守将内乱，留从效举兵逐南唐守将，南唐改漳州为南州，任命留从效部将为刺史，泉、南两州实际为留从效控制。保大七年，留从效兄南州副使留从愿毒死刺史而代为刺史，南唐无力干预，遂任留从效为清源军（泉州）节度使，割据泉、南两州，置军府于泉州，后南唐封留从效为晋江王。 楚、湖南、荆南楚国开创者马殷，鄢陵（今属河南）人。唐末为孙儒部将。孙儒南攻扬州（今属江苏）杨行密。景福元年（892）六月孙儒兵败被杀，余众推刘建峰为帅，马殷任先锋指挥使，西进湖南。乾宁元年（894）五月，袭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刘建峰自称节度留后。次年四月，唐任刘建峰为武安军（潭州）节度使，马殷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乾宁三年正月，刘建峰遣马殷讨伐蒋勋于邵州（今邵阳）。四月，刘建峰为亲兵所杀，部属推马殷为节度留后，九月，唐任马殷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开始割据湖南。 光化元年（898）三月，马殷升任武安军节度留后，后又升任节度使。时所属七州，马殷仅占潭、邵二州，随后攻占衡州（今衡阳）、永州（今属湖南）。二年，攻下道州（今道县）、连州（今广东连县）、郴州（今属湖南）。三年九月，又攻下桂州（今广西桂林），宜州（今宜山）、岩州（当在今广西境内）、柳州、象州（今属广西）相继投降。 后梁建立，马殷臣附，开平元年（907）四月，受封为楚王。不久，又大败杨行密部将刘存于浏阳江（今湖南浏阳河），攻下岳州（今岳阳），吉州（今江西吉安）已于上年归降。二年五月，攻克朗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澧县）、辰州（今沅陵）、叙州（今怀化）又相继归降。九月，进攻岭南，击败刘隐，夺得昭州（今广西平乐）、梧州（今属广西）、贺州（今贺县）、蒙州（今蒙山南）、龚州（今平南）、富州（今昭平）。 开平四年六月，马殷受任为天策上将军，开天策府，设左相、右相等官。后唐灭梁，楚臣附于后唐，天成二年六月十七日（927 年7 月28 日）马殷受封为楚国王，改设左、右丞相等官职，改潭州为长沙府作首府。长兴元年（930），马殷死，子希声嗣位，以遗命恢复藩镇地位，任武安、静江（桂州）等军节度使，割据如故。三年，马希声死，弟希范继任武安、武平（朗州）节度使，应顺元年（934）正月，受封为楚王。后晋、后汉时，楚亦臣附。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五月，马希范死，部将假托遗命立希范同母弟希广权军府事。七月，后汉封马希广为武安军节度使、楚王。 后汉乾祐元年（948）十二月，贺州、昭州为南汉攻占。二年八月，希广兄希萼据朗州叛乱，在进攻长沙途中战败后又逃回朗州。三年六月，马希萼再次叛乱，并向南唐称臣以求援。十二月，马希萼攻占长沙，楚王马希广被杀，马希萼自立为楚王，后受南唐封为楚王。但他当政后，报复杀戮，军政紊乱，人心离散。 南唐保大九年（951）九月，楚都指挥使徐威等废马希萼，改立其弟马希崇为节度留后，马希萼被囚于衡山县（今属湖南）。但马希崇荒淫纵酒，人心不附。彭师嵩等又拥立马希萼为衡山王，与马希崇对抗。马希崇害怕部将叛乱，求援于南唐。南唐派边镐率军万人自袁州（今江西宜春）直奔楚首府长沙。十月十四日（11 月15 日）马希崇等投降，楚亡。马希崇、马希萼等被送往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任马希萼为楚王、江南西道视察使，镇洪州（今江西南昌），次年入朝被留，数年后死于金陵。马希崇被任为永泰军节度使，镇舒州（今安徽潜山），但只闲居于扬州。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一度攻占扬州，马希崇投奔后周，周亡入宋。 楚国全盛时拥有今湖南全省，广西的东及东北大部，贵州东部边境及广东西北一部分。马殷统治时期，人民得到休养生息。马殷死后，马氏内部不断争权夺位，战乱不停，军政不修，终于灭亡。 湖南割据者王逵、周行逢都是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关系密切，原任楚武平军（朗州）节度使马希萼所属静江指挥使、副使，在马希萼攻灭马希广的战争中任先锋。马希萼自立为楚王后，军政腐败，后周广顺元年（951）三月，王逵、周行逢率部众千余人从长沙逃回朗州，并大败楚追兵于朗州城下，先立马光惠为节度使。六月，改而拥立刘言为武平军节度留后，并向南唐、后周称臣，与楚抗衡。十月，南唐灭楚。二年九月，南唐征召刘言遭拒绝。刘言派王逵、周行逢等率军连克沅江、益阳、湘阴（今皆属湖南），直抵潭州城下，南唐守将边镐弃城夜逃，王逵入城，自称武安军（潭州）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南唐湖南守将纷纷逃走，湖南岭北地区全归刘言。三年正月，后周任刘言为武平节度使，节制武安、静江诸军事，设军府于朗州。同时任王逵为武安军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军节度行军司马。 广顺三年（953）六月，王逵率军自潭州远袭朗州，俘刘言，移军府于潭州，仍臣附于后周。显德元年（954）五月，王逵又移军府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为岳州（今岳阳市）团练使。后周显德三年（956），王逵奉后周世宗命，率军攻南唐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二月，潘叔嗣乘机西袭朗州，王逵还军追击，败死于朗州城外，潘叔嗣随后又为周行逢所诱杀，湖南遂归属周行逢。七月，后周任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节制武安、静江诸军事，设军府于朗州。周行逢当政以后留心政事，重视吏治，免除杂赋，休兵安民，生产逐步得到恢复。 荆南创立者高季兴，原名季昌，后唐时避讳改。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早年为朱全忠养子朱友让的养子，改姓朱。唐昭宗末年，历任亲军指挥使、宋州刺史，天复三年（903）任颍州防御使，复姓高。天祐三年（906）十月，任荆南军（江陵，今属湖北）节度观察留后，遂据有荆南。 后梁代唐，即任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荆南为四战之地，属州皆为附近割据势力侵夺，仅剩江陵一府，也是凋敝残破，高季昌招集流民，保境兴复。后梁乾化二年（912）太祖朱晃被杀后，政事日非，高季昌遂割据江陵，后梁无力过问，次年八月，封高季昌为渤海王。此后高氏历代割据者均受任为荆南节度使，故高氏政权史称荆南。 后唐于同光元年（923）十月灭后梁，高季昌避唐讳改名季兴，入朝以示臣服，几乎被庄宗扣留于洛阳，高季兴星夜奔回江陵，并修城聚粮以防后唐进攻。二年三月，受封为南平王，荆南因而亦称南平。 后唐同光三年九月，后唐攻前蜀，以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攻取被前蜀占领的夔（今重庆奉节）、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归（今湖北兴山南归州镇）、峡（今宜昌）五州地作为荆南属地。高季兴率水军溯江西上，但为蜀将张武所败，寸土未得。前蜀亡后，高季兴仍提出上述诸地归属荆南，庄宗已同意，但未及下诏而死。天成元年（926）六月，高季兴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明宗新即位，不得已而同意，但后唐仍任命夔、忠、万三州官吏。二年三月，高季兴要求三州官吏由他任命，并袭取夔州。又夺取后唐沿江而下途经荆南转送洛阳的（原前蜀的）大量财物，导致后唐出兵进攻荆南。后唐军虽攻到江陵城下，却因久雨缺粮，加上疫病流行，只得于五月退兵。但沿江而下的后唐军，六月间大败荆南水军于江中，三州复归后唐，荆南只夺得归、峡两州。此前，楚王马殷派使臣到后唐朝贡后带回所赐的骏马、美人等，途经荆南时也为高季兴所截留，引起天成三年（吴乾贞二年，928）二月楚军的进攻，刘郎洑（今石首境内）水战，荆南大败，在楚军进逼江陵时，荆南请和，归还所截留的人马。六月，荆南臣附于吴，受封为秦王。十二月，高季兴死，子从诲嗣，受吴任为荆南节度使。后唐天成四年，荆南向后唐进赎罪银以求臣附，又受后唐任为荆南节度使，后又受封为渤海王，进封南平王。后唐明宗还追封高季兴为楚王，荆南又属三楚之地，故亦称荆南为北楚，以别于楚王马氏。 后晋建立，荆南臣附。天福六年（941），后晋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节度使安重进叛晋，高从诲奉命出兵助攻，安重进败亡后，即要求将郢州（今钟祥）归属荆南而未成。后汉高祖刘知远起兵太原时，高从诲奉表劝进，又请将郢州归属荆南，刘知远口头允诺。后汉天福十二年（南唐保大五年、后蜀广政十年，947）六月，高从诲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遭拒绝，遂与后汉断绝关系，并于八月乘后汉主力北上攻打杜重威时，出兵进攻襄州、郢州，均被后汉守将击败，荆南转而臣附于南唐、后蜀。此后北方商人不再南来荆南，影响其经济繁荣，又于乾祐元年（948）六月向后汉谢罪后臣附。荆南地小势弱，虽偶与邻境有战事，但基本上保境自立，不仅向中原皇朝称臣，还向南方诸称帝的后蜀、南唐、南汉等国，无不表示臣附，甚至对弱小的闽国也表示臣附，以满足称帝者臣属他国的欲望，荆南则以此获取赐予的金银及物品，甚至夺取他国之间的贡赐物品，受到对方质问或发兵讨伐，随即归还抢夺的物品，诸国对荆南高从诲这种无赖行为很为鄙视，“故诸国皆目为高赖子”①。更重要的因素是荆南与各国基本上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因而成为交通贸易的枢纽，促使荆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南方相邻诸国也以荆南作为缓冲地区，不愿看到荆南被他国吞并，这也是弱小的荆南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 后汉乾祐元年十月，南平王高从诲病死，子高保融嗣为荆南节度使，后累封为南平王，但委政于其弟高保勗，后亦臣附于后周。 南汉、北汉南汉创始者刘隐，祖籍上蔡（今属河南），祖父刘安仁迁居泉州（今属福建），父刘廉唐末任封州（今广东封开南）刺史，刘廉死，刘隐继任刺史。乾宁三年（896），广州（今属广东）将领卢琚、谭弘玘率军抗拒清海军（广州）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刘隐袭杀谭弘玘于端州（今肇庆），并袭取广州，斩卢琚，迎李知柔到任，刘隐被任为行军司马。光化元年（898），刘隐又战胜昭州（今广西平乐）刺史曾衮与广州的内应将领王瓌于广州城下，进① 《新五代史》卷69《高从诲世家》。 一步巩固了在广州的势力，后升任节度副使。天复元年（901）十二月，继任节度使徐彦若死时，遗表推荐刘隐为权节度留后，刘隐遂据有广州及岭南东道（除连州——今广东连县被楚占有外），此后即无节度使到任。刘隐依附朱全忠，天祐元年（904）被任为清海军节度使。 后梁建立，刘隐臣附，开平元年（907）受封为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进封南海王，乾化元年（911）三月死。弟刘涉继任节度使，刘涉初名岩，至此又复名岩，后袭封为南海王。除柳州、象州、梧州（今皆属广西）、昭州（今平乐）、桂州（今桂林）、贺州（今贺县）、宜州（今宜山）被楚占有外，岭南西道也被刘隐、刘岩占领。 后梁贞明三年八月十六日（917 年9 月5 日），刘岩称帝（刘岩后改名龚、），国号大越，建元乾亨，次年十一月改国号汉，史称南汉，是为南汉高祖，改广州为兴王府作都城。 南汉大有元年（928）三月，击败楚军于封州，此后楚汉边境相对平静。 三年九月，南汉攻占交州（今越南河内），俘静海军节度使曲承美，遂据有交州，次年爱州（今清化）将领杨廷艺攻占交州并击败南汉援军。十一年十月，交州内乱，节度使皎公羡求救于南汉。南汉想乘机重新占有交州，为已占有交州的吴权所败，从此放弃了占领交州的企图。 十五年四月，南汉高祖刘死，子弘度即位，更名玢，是为南汉殇帝。 高祖后期穷奢极欲，宦官专政，昏乱残暴，殇帝即位后不仅没有革新更化，反而更为荒淫无度，醉生梦死。各地人民早已纷纷起义反抗腐败统治，张遇贤原是博罗县（今属广东）的小吏，其时起义军正群龙无首，遂于光天元年（后晋天福七年，942）七月，拥立张遇贤为中天八国王，建元永乐，意在统一当时分裂的诸国，使广大人民生活于长久和平康乐的社会中。殇帝派其弟越王弘昌、循王弘杲统大军前往镇压，钱帛馆之战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逃回。十月，起义军攻占循州（今龙川西），杀死刺史刘传。应乾元年（南唐保大元年，943）七月，为南汉将领万景忻所败，张遇贤遂率起义军度岭北上，进入南唐境内，攻虔州（今江西赣州）未下，又退回南汉循州北白云洞，指挥起义军作战，次年十月为南唐军越境镇压。 同年三月，殇帝刘玢为其弟弘熙所谋杀。弘熙即位，更名晟，是为南汉中宗，以刑杀立威，诸弟相继被杀。乾和六年（后汉乾祐元年，948）十二月，南汉乘楚内乱，派吴珣等攻占楚贺州，并大败楚援军于贺州城下，继又攻占昭州。九年（南唐保大九年）十月，南汉又乘南唐灭楚之机，出兵攻占桂州，继又攻占宜、连、梧等岭南诸州。十二月，南汉军大败南唐军于义章（今湖南宜章），攻占郴州（今属湖南）。不久，又先后击败南唐进攻桂州及湖南王逵进攻郴州的军队，巩固了北境的统治。十二年（后周显德元年，954）正月，交州统治者吴昌文臣附于南汉。十六年（后周显德五年）八月，刘晟病死，长子刘继兴即位，更名■，是为后主，更为昏庸荒淫。 南汉全盛时，有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湖南南部一部分。南汉统治腐败，税役繁重，宠信宦官宫女，荒淫无度，在割据诸国中最为腐败，由于地处南疆，远离中原，得以偏安于一隅。 北汉建立者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后晋时刘知远任河东（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崇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汉建立后任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后周广顺元年正月十六日（951 年2 月24 日），刘崇于太原登上皇位，改名■，国号仍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史称北汉，是为北汉世祖，依附辽朝，对辽世宗自称侄皇帝，同年六月受辽册封为汉帝。宋人亦称北汉为东汉。 后周太祖代汉时杀刘崇之子刘赟，遂成世仇。北汉刚建立，即于二月进攻后周的晋州（今临汾）、隰州（今隰县），相继败归。臣附辽朝后，十月，汉辽联军南出阴地关（今灵石南关）进攻晋州，后周派王峻率大军救援，大败汉辽联军于晋州北霍邑（今霍县）。此后北汉以守为主，但仍不时侵扰后周边境。 乾祐七年（后周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病死，世宗新即位，北汉认为有机可乘，再次联合辽军大举攻周。三月的高平（今属山西）之战，北汉军又大败，北汉帝刘■仅率百余骑逃回太原。五月，后周军乘胜进围太原，北汉州、县纷纷降周，但因久雨成灾，周军疫病流行而退兵，北汉帝刘■因国势衰弱而忧愤成疾，于十一月病死。子刘承钧即位，改为单名钧，是为北汉睿宗，对辽穆宗自称男，是又一个儿皇帝。 第三节契丹的崛起建国前的契丹族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关于族源，传说“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今西拉木伦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①。主要活动在上述两河流域。 “契丹”之名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契丹族与相邻的库莫奚（奚族）同从鲜卑族宇文部中分离出来。北魏太祖拓跋珪在登国三年（388）征讨库莫奚族的同时或稍后，契丹族也受到打击，遂和库莫奚族分别活动。契丹族分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吐六于、羽真侯等部八个部落，史称古八部，过着游牧生活，各部落与北魏建立朝贡关系。 契丹族日益兴盛，并向南发展。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亲率大军攻击南下的契丹部落，俘获10 余万人、数十万头牲畜。契丹部族损失惨重，后又受到突厥的侵扰，因而“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②。隋初又分别臣附于隋朝与突厥，逐渐得到恢复，游牧于辽西地区，诸部落平时各自“逐寒暑，随水草畜牧。 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有时还“诸部相攻击，久不止”①，说明当时还没有建立部落联盟，只是在对外作战期间才统一行动。大业元年（605），契丹族南下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时，又遭到在隋将主使下突厥的袭击，4 万人被俘，再次受到重创。 面对新的严峻形势，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重新划分为达稽、纥便、独活、芬问（一作芬阿）、突便、芮奚、坠斤、伏等新的八个部落，史称大贺氏八部。初期的联盟首领权力还不大，主要权力集中在部落联盟会议，“若有征发，诸部皆需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②。唐初向唐朝朝贡，贞观十九年（645），契丹族首领窟哥受封为左武卫将军。贞观二十二年，契丹诸部归附唐朝，唐设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窟哥被任为左领军将军兼都督，封毋极县男③，赐姓李，下设九州，一部一州，其中伏部分为二州，各部落酋长任刺史。万岁通天元年（696），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李尽忠反唐，自称无上可汗，这是历史文献首次记载契丹族首领称为可汗。 唐中叶，契丹族内乱，开元十八年（730），大贺氏最后一位部落联盟首①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木叶山当在今内蒙古开鲁西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会合处附近。 ② 《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 ① 《隋书》卷84《契丹传》。 ② 《旧唐书》卷199 下《契丹传》。 ③ 新旧《唐书·契丹传》皆作“无极县男”，按《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毋极县，万岁通天元年改为无极县”。《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作：“万岁通天二年改毋字为无。”即毋极县改为无极县在公元696 年或697 年。所以，公元648 年受封时应为毋极县男。 领李邵固被部属可突于所杀，大贺氏时期结束，契丹族的原始社会也逐渐解体。 可突于立遥辇氏的首领屈列为洼可汗，契丹族已重新划分为但利皆、乙室活、实（一作室）活、纳尾、频没、纳（一作内）会鸡、集解、奚嗢等八个部落，史称遥辇氏前八部。 洼可汗是遥辇氏部落联盟的第一任首领，但统治还不稳固，开元二十二年，洼可汗与可突于同时被杀。其后不久，辽的始祖雅里拥立遥辇氏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天宝四载（745）初降唐，唐赐姓名李怀节（一作秀），封崇顺王，任松漠都督，其后由于安禄山的挑衅而反唐，依附回纥。当时契丹部落衰败，雅里协助阻午可汗将契丹族的主体部分重新划分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亦作突规、谛居）等八部，史称遥辇氏后八部。会昌二年（842），唐破回纥，契丹重又归附唐朝。 契丹旧制，部落联盟首领可汗及八部酋长夷离堇（也称大人，后称大王），每三年推选一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丹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这种三年一代的旧制也逐渐遭到破坏。 辽（契丹）朝的建立唐末国势衰微，契丹族日益强盛，自选剌部夷离堇、辽的始祖耶律雅里拥立遥辇氏阻午可汗以后，掌握了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大权，迭剌部也成为遥辇氏后八部中最强大的部落。其子孙不仅相继担任本部夷离堇，也一直掌握着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大权。天复元年（901），遥辇氏最后一任可汗痕德堇可汗开始当政时，耶律阿保机也担任迭剌部夷离堇。他在此之前已经屡立战功，当年又连破室韦、奚诸部，随后又被任为总理军政事务的大迭烈府（部）夷离堇。次年攻掠河东、代北，第三年讨伐女真，又劫掠河东、蓟北，契丹日益强大，阿保机也升任为最高官职于越，总知军国事，成为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手下的实际掌权者。此后阿保机又击败唐刘仁恭军，大破室韦，声威大震。天祐二年（905），他与唐河东节度使、割据河东并与朱全忠争夺天下的晋王李克用结盟。次年，积极进行篡位的梁王朱全忠，也派使臣与阿保机互聘，阿保机的声望日益高涨，超越了遥辇氏的痕德堇可汗。阿保机在南征北战中俘掠了大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为奴隶，罪犯家属也常被降为奴隶，契丹的奴隶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反映在政治制度上，部落里的许多官职早已逐渐成为某些家族的世职，接着阿保机破坏了八部酋长三年受代一次的规定而拒绝受代。天祐三年十二月，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日益增高的声望，八部酋长会议罢免了“不任事”的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推选实际掌权的耶律阿保机为新可汗。天祐四年正月十三日（907 年2 月27 日），正式举行即位仪式，从而开始了耶律氏契丹时期。同年四月，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王朝。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后，继续扩展势力，逐渐建立与完善契丹的政治制度，以契丹制（国制）统治契丹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并吸收汉族文化制度，发展农垦，建立州县，以汉制统治汉人，迅速向封建制过渡。 后梁贞明二年二月初一日（916 年3 月7 日），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终于抛弃每三年由八部酋长推选的制度，在“总国事”耶律曷鲁率百官的推戴下，登上皇帝宝座，是为辽太祖。以部族名契丹为国号（为便于行文，通称为辽），建元神册，随后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建立长子继承制。神册三年（918），修建都城，称为皇都（太宗时改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北为皇宫，南为汉城，设有交易市场。 天赞五年（926）正月，攻灭契丹族的世仇、粟末靺鞨为主建立的渤海国，把辽的东方国界扩至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东北至今外兴安岭。为了庆贺胜利，二月即改当年为天显元年，随即将人口300 万、地“方五千里”的原渤海国，改名东丹国，作为契丹的封国，任命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史称东丹王。改原渤海国首都忽汗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名为天福城，作为首府，建有自己的年号，官员设置仍沿用汉制（参用唐制的原渤海制），每年贡布15 万匹、马千匹。 辽对燕云地区统治的确立与统治中原企图的失败唐末后梁初，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时，契丹帝耶律阿保机已多次侵扰幽州。后梁乾化三年（913）冬，晋王李存勗攻灭刘守光并占领幽州。神册二年（917）二月，契丹接纳晋的新州（今河北涿鹿）叛将卢文进。三月，亲率大军进攻幽州，日夜围攻，自三月初至六月末，晋名将周德威始终积极防守，时值盛暑，加上连日大雨，到处积水，耶律阿保机在攻取无望的情况下北归避暑，留心腹重臣于越耶律曷鲁统军长期围困幽州，八月下旬晋名将李嗣源大败围城的辽军，耶律曷鲁只得撤围北归。 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夏、秋，镇州（今河北正定）张文礼、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名义上虽然降附于晋，暗中却相继求援于辽。十月，晋的新州守将王郁（王处直子）叛降于辽。耶律阿保机再次亲率大军南侵，未能攻取幽州，遂转师南下，攻占涿州（今属河北），并继续南下，在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抗击下，辽军兵败北归。 天赞二年（后梁龙德三年，923）春，耶律阿保机派次子、新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率军进攻幽州。正忙于登基当皇帝的晋王李存勗，立即派名将李存审带病赶往幽州备敌。四月，在幽州攻防战斗激烈进行之际，晋王李存勗按计划在魏州（今大名东北）建立后唐。耶律德光久攻幽州不下，转师南侵，虽然攻占曲阳（今曲阳西）、北平（今完县东南）等地，但幽州仍在坚守，契丹军遂于当年五月退兵北返。 后唐于当年十月灭后梁，次年正月契丹军再次南侵幽州地区，在后唐守将李存审、援军李嗣源的抗击下被迫退兵。 契丹对幽州地区志在必得，在屡攻未得的情况下，耶律阿保机还曾以安置卢文进的名义，“恃其强盛，遣使就帝（后唐庄宗）求幽州”。随后进行的东灭渤海国，也有“契丹主（辽太祖）谋入寇（后唐），恐勃海掎其后”的因素①。 天赞五年（后唐同光四年，926）四月，后唐庄宗死于内乱，明宗李嗣源即位后派姚坤使辽。六月，耶律阿保机接见姚坤时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其后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亦可也。”最后说：“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到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②契丹帝在多次军事进攻未能达到目① 《资治通鉴》卷273，同光二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七月壬申；《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的后，想利用后唐庄宗去世、明宗继位后形势不稳之际，以外交加军事压力达到占领幽州地区的目的。七月，耶律阿保机因病逝世。 契丹耶律阿保机的死，引发了以太子耶律倍为代表、倾向封建化吸收汉文化的一部分契丹贵族，与皇后述律平（月理朵）和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为首、维护与发展奴隶制的大部分贵族之间的矛盾。耶律阿保机病死时，太子耶律倍远在东丹国首府天福城，次子耶律德光也远在铁州（今辽宁盖县东北），皇后述律平称制执政，耶律德光得讯后立即奔归，三日后耶律倍才赶到。述律太后在太祖逝世后，立即利用殉葬风俗杀死太祖亲信，“前后所杀者以百数”①，述律太后在继续执政一年多之后的十一月，按照她的意志改由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的时机已经成熟，太子耶律倍不得已而顺从述律后的意志，违心地与其他大臣拥立其弟耶律德光为帝，是为辽太宗。 天显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耶律德光即位还不到半年，即接纳后唐义成军节度使王都的叛降，并派契丹军前往定州（今属河北）援助王都以抗后唐。后唐将领王晏球大败契丹与王都的联军于嘉山（今定州西北），追杀至定州城门。继而又大败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定州城北）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 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亲率大军进攻后唐以报败军之耻。但是，当时最大的隐患是前皇位继承人耶律倍及其半独立的东丹国，因而当后唐为了安定内部的需要，遣使通好时，耶律德光遂与后唐通和并立即回师。 东丹王耶律倍自太祖去世后，为了减少耶律德光的猜疑，长期住在都城（上京）。但是耶律德光还是不放心，考虑到东丹国首府天福城远处东北千里之外，不易控制，遂下诏迁原天福城居民至距都城较近的东平郡，并升为南京（今辽宁辽阳），作为东丹国的新首府，耶律倍回归新首府后，耶律德光又设置卫士监视其行动。 天显五年（后唐长兴元年，930），耶律德光又立弟耶律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方面是为了讨述律太后的欢心，同时也确定了新的皇位继承人，进一步削弱耶律倍的势力，终于迫使耶律倍于同年十一月，由东丹国经海道逃往后唐，耶律德光随即设中台省于南京，以治理东丹国地区。其时后唐明宗在位，国势强盛，两国边境相安无事。天显八年（后唐长兴四年）十一月，后唐明宗逝世后，契丹即不断出兵南侵，但主要还是以俘掠人民为奴隶的“捉生”为主。 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七月，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遣使降契丹并请出兵以抗后唐。八月，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九月，自雁门（今山西代县）抵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契丹在大败后唐军之后，于同年十一月十二日（11 月28 日），册立石敬瑭为晋帝，并定为“父子之邦”。从此，石敬瑭称比他小10 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耶律德光也要石敬瑭自称为儿皇帝。后晋除岁贡帛30 万匹外，还将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属河北）、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武（今山西神池）、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州东北）、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西南）等16 州割给契丹，是为幽蓟十六州，宋代及以后习称燕云十六州。不仅耶律德光一直想占有的幽州地区，此时终于由① 《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 儿皇帝石敬瑭双手奉上，而且还加奉了云州地区。 耶律德光自天显二年即位后一直延用太祖的天显年号，天显十三年十一月，在接受后晋所上的尊号及正式奉献幽蓟十六州后，即改当年为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938），并定都城皇都为上京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改原南京为东京辽阳府，合称三京。又对官制进行了部分改革与调整，允许契丹人担任汉官者与汉人通婚。 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帝称臣、称子、割让幽蓟十六州之初，即遭到臣下的反对，会同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五月，石敬瑭去世，少帝即位，对契丹的态度有所变化，上表只称孙皇帝而不称臣，引起契丹帝的不满，终于引发了次年十二月开始的历时五年的灭晋之战。契丹帝多次亲征，虽攻城略地，但后晋君臣全力抗击，也曾多次击败辽军。会同九年（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初，后晋主将杜威（杜重威）在小败之后即暗中谋降，契丹帝以杜威当傀儡皇帝为诱饵，诱使杜威率20 万晋军投降，辽军遂长驱南下占领后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后晋亡。契丹帝于次年正月初一进入开封，随后发兵押送后晋少帝赴契丹，后又废东京开封府为汴州。 二月初一（947 年2 月24 日），改契丹国号为辽，改年号为大同，升镇州（今河北正定）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表明了辽太宗直接统治中原的意图。但是，原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随后即帝位于太原，直接与辽对抗。辽太宗也任命耿崇美、高唐英、崔延勋分任昭义军（今山西长治）、昭德军（今河南安阳）、河阳军（今孟县南）节度使，以控扼河东。辽太宗纵兵“打草谷”进行劫掠，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辽太宗随即作北归的准备，任命后族萧翰为宣武军（今开封）节度使镇守中原。四月，辽太宗率部属及后晋降臣北返，并准备日后平定各地，讨伐河东。然而，同月下旬，辽太宗病死于北归途中的栾城（今属河北）。不久，原后晋地区为后汉占有，辽太宗统治中原的企图终于落空。 新旧势力的斗争与皇位更迭契丹对渤海国的占领，特别是儿皇帝石敬瑭奉献幽蓟十六州后，大大增加了契丹的封建化因素，东丹王耶律倍，尤其是耶律德光在灭后晋前后对汉文化的吸收，也促进了封建化进程，但是固有的奴隶制势力还十分强大，他们竭力维护奴隶主利益，两种势力通过争夺皇位进行着斗争。太子东丹王耶律倍的被迫避让，述律太后通过立次子耶律德光为帝斗争的胜利，反映了封建化势力的第一次失败。但是，耶律德光在继承皇位后推行南侵及逐渐封建化的政策，却遭到了述律太后的反对，辽太宗之死引起了又一场帝位之争。前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在出逃后唐时，王妃萧氏及子耶律阮（兀欲）仍留在东丹国，耶律阮后随耶律德光南侵，并于灭后晋后即受封为永康王，当辽太宗死于北归途中时正在军中。从征的辽军将领大多拥护辽太宗的现行政策，同时害怕述律太后在辽太宗继承皇位时诛杀异己势力做法的重演，掌握实力的北院大王耶律洼与南院大王耶律吼，反对述律太后扶立其少子李胡，定策拥立永康王耶律阮。耶律阮则考虑到辽太宗所立的皇太弟耶律李胡，以及辽太宗长子耶律璟（述律）的存在，他们都会得到以述律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支持，因而犹豫不决，即找担任宿卫的耶律安博商议。耶律安博的父亲耶律迭里，就是因为当初反对述律太后立辽太宗，坚持辽太祖所定的嫡长继承制，拥立太子、东丹王耶律倍，被述律太后杀害。耶律安博此时不仅支持并帮助耶律阮坚定继承皇位的决心，而且传播皇太弟耶律李胡已死的谣言，借以坚定北归将士拥立耶律阮的信念。他又作为耶律阮的代表与耶律洼、耶律吼商议对策。他们以辽太宗曾想立耶律阮为继承人作托辞，即于辽太宗死后的次日，拥立耶律阮即帝位于北归途中的镇州，是为辽世宗。 耶律阮之立违反了述律太后要立少子耶律李胡为帝的意志，她即派耶律李胡率军南下攻击，但为辽世宗的前锋军所打败，述律太后又亲率大军与耶律李胡军会师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横渡的北岸，和已抵达南岸的辽世宗大军隔河对峙，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辽世宗上书述律太后以求和平解决冲突，述律太后与惕隐耶律屋质商议对策，耶律屋质劝述律太后承认既成事实以避免互相屠杀，在和谈过程中，辽世宗质问述律太后当初耶律倍当立而改立辽太宗为帝之事，并说明自己作为耶律倍之子而当皇帝是应该的。述律太后虽然推说她扶立辽太宗为帝是辽太祖的遗旨，但与述律太后一起参与和谈的耶律屋质却指出当初立辽太宗为帝，是“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并以“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太宗）之立，尚以为非”①，驳斥了耶律李胡想以弟继兄为帝的意图。述律太后不得已同意辽世宗为帝，横渡和议反映了契丹族封建化的进程，长子继承制在理论上已为契丹贵族所接受并开始付诸实践。世宗随后又追谥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以示世宗继位的正统性。然而守旧势力仍不断企图推翻辽世宗的统治，辽世宗在镇压内部叛乱后，又遣将乃至亲自率军攻掠后汉的河北地区，这时中原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禄五年（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政权。同月，后汉宗室、北京留守刘崇也即帝位于太原，割据河东地区，建立北汉政权，并依附辽朝，自称侄皇帝。 天禄五年（北汉乾祐四年）九月，北汉向辽求援，辽世宗亲自率军南下，到达归化州（今河北宣化）时，祭祀其父耶律倍，宴后酒醉，为耶律察割所害，又一次皇位更迭事件摆在辽朝贵族面前。这时辽太宗长子耶律璟（述律）随行在军中，耶律屋质等又拥立耶律璟为帝，是为辽穆宗。辽穆宗即位后，北汉多次求援，辽穆宗只是派兵遣将，并不亲自出征，这是因为他忙于排斥异己，将当初拥立辽世宗及辽世宗亲信的大臣置于闲地。另一方面是镇压不断发生的谋反事件，为首的人物既有辽世宗之弟耶律娄国，也有辽太宗弟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宛和耶律喜隐，甚至还有辽穆宗自己的二弟耶律罨撒葛、四弟耶律敌烈。不仅发生了那么多的皇室谋反事件，加上辽穆宗游猎无度，歌舞狂饮，通宵达旦，白日睡眠，从不认真处理国事，被辽人称为“睡王”，而且喜怒无常，滥杀无辜，以致亲信近臣们也人人恐惧，辽朝因而国势中衰。当应历四年（后周显德元年，954）二月，应北汉世祖刘崇的请求，辽穆宗派大将耶律敌禄率辽军南下，企图乘后周太祖新死，后周世宗刚即位之际，辽汉联合消灭后周，但遇到的却是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三月的高平之战，辽汉联军败归。应历九年（后周显德六年）初，后周世宗开始攻辽，志在夺取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四月中旬，后周世宗亲率大军进入辽境，辽莫州、瀛州及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雄县西南）、淤口关（今霸州东）守将，纷纷迎降，周军又攻占易州（今易县），辽南京（今北京）留守萧思温惊惶失措，南京居民纷纷逃入西山，萧思温只得要求辽穆宗亲征抵① 《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御，当辽穆宗于五月中旬末赶到南京时，后周世宗已因病回开封（今属河南），退兵前又对新占领区作好了防务安排。辽穆帝无心南下夺回被后周占领的地区，辽与后周的边界遂北移至今霸州、雄县以北的白沟河（大体相当于今海河、永定河、北拒马河）为界。 辽穆宗依然醉生梦死，甚至“昼夜酣饮者九日”①，而谋反的事件也仍不断发生，这时南边的北周已为赵宋皇朝所代替，由于宋皇朝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虽也进攻北汉，但对辽采取防御政策，辽宋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辽北方的乌古部，大、小黄室韦部又先后叛乱，经过连年征讨、损兵折将之后才得以平定。辽穆宗依然花天酒地，游猎无度，晚年甚至连饮二十日而不理朝政，经常是乘醉赏罚，甚至多次在醉后随意杀人，终于在应历十九年（969），二月，游猎至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一天晚上酒醉之后为近侍所杀。辽朝又面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非正常的皇位继承。 ① 《辽史》卷6《穆宗纪》上。 附表一：五代世系表（907—960） 一、后梁（907—923） （一）太祖朱温（晃） （二）朱友珪三末帝均王瑱友贞( ) ( ) ( )ìí.二、后唐（923—936） 李克用一庄宗李存勗二明宗李嗣源三闵帝李从厚四废帝潞王李从珂明宗养子克用养子( )( )( )( ) ( ) ( )( )ìí.ìí .. .三、后晋（936—947） 臬捩鸡石敬儒——（二）出帝（齐王）石重贵（一）高祖石敬瑭ìí.四、后汉（947—950） （一）高祖刘知远——（二）隐帝刘承祐五、后周（951—960） （一）太祖郭威——（二）世宗柴荣（太祖养子）——（三）恭帝柴宗训表二：十国世系表一、吴（892—937） （一）太祖杨行密（二）烈祖杨渥（三）高祖杨隆演（四）睿帝杨溥ìí .. .二、南唐（937—975） 三、吴越（893—978） （一）武肃王钱镠——（二）文穆王钱元瓘（三）忠献王钱弘佐（四）忠逊王钱弘倧（五）忠懿王钱弘俶ìí .. .四、楚（896—951） （一）武穆王马殷（二）衡阳王马希声（三）文昭王马希范（四）废王马希广（五）恭孝王马希萼（后被奉为衡山王） （六）马希崇ì í .....五、闽（892—946） ( )( )一王潮二太祖王审知（三）嗣王王延翰（四）惠宗王延钧（鏻）—（五）康宗王昶（继鹏） （六）景宗王延羲（曦） （七）天德帝王延政ìí .. .ì í .......六、南汉（905—971） 刘谦一烈宗刘隐二高祖刘岩 （三）殇帝刘玢（四）中宗刘晟—（五）后主刘■( )( ) ( )ìí.ìí .. .七、前蜀（891—925） （一）高祖王建——（二）后主王衍八、后蜀（925—965） （一）高祖孟知祥——（二）后主孟昶九、荆南（南平）（907—963） 十、北汉（951—979） （一）世祖刘崇（■）——（二）睿宗刘承钧（钧） （三）少主刘继恩（承钧养子） （四）英武帝刘继元继恩同母弟，（承钧养子） ì í.....第二章辽的发展与灭亡第一节景宗中兴与初期的辽宋战争景宗中兴辽世宗于天禄五年（951）遇害时，其子耶律贤年仅4 岁。辽穆宗耶律璟末年，耶律贤已长大成人，与韩匡嗣、女里、耶律贤适等过从甚密，对穆宗的败政，时加评论讥讽，但为了避祸，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应历十九年（969）二月，穆宗遇害于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时任飞龙使的女里立即自怀州奔赴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巴林左旗）耶律贤处，并调集禁兵进行保卫。曾任南京留守、参与朝政的萧思温“总汉军事”的高勋与女里，次日清晨率甲骑拥护耶律贤从上京赶至怀州，并随即继位为帝，是为辽景宗。从此，原太子东丹王耶律倍一系确立了在辽朝帝位继承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辽太宗一系自辽穆宗被刺后终于被排斥出帝位继承系列。 辽景宗即位后不久，即娶因定策功晋升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的萧思温之女萧绰（燕燕）为妃，同年五月又立为皇后。萧皇后辅佐景宗中兴，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人物。 辽景宗承穆宗衰乱之余，励精图治，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而且更多地任用汉人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汉人的统治经验。早年投靠辽朝的汉人高勋、郭袭、室昉、韩匡嗣及其子韩德让等，先后得到重用。辽景宗内任萧思温、高勋、耶律贤适，外用耶律斜轸、耶律沙、耶律休哥、韩匡嗣、韩德让，虽仍有反叛事件，但数量很少且都很快平定，与穆宗时期相比，总的来说内部稳定、政治清明、将相协和，牧业兴旺，农业丰收，辽朝开始中兴。史称：“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亦由群臣多贤，左右弼谐之力也。”①辽初对宋的战略辽从建国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北宋争夺中原地区的征战。保宁十一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出兵进攻北汉，辽景宗遣使质问，得到的回答是：“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②辽随即在派遣耶律沙、冀王耶律敌烈、耶律斜轸等率军相继南下援北汉的同时，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防守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三月，耶律敌烈率先锋军在后军未到的情况，间道由白马岭（今山西盂县北）渡涧西进，为宋将郭进大败于石岭关（今沂州南）南，耶律敌烈等战死，从而切断了辽援。五月，北汉为宋所灭。六月，宋太宗乘胜率军转攻辽南京。辽增戍南京的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等率军阻击于北郊沙河，战败后撤往清河，宋军遂围辽南京。辽南京在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新到的援军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等防守下，宋军久攻不下。七月初，耶律沙、耶律休哥、① 《辽史》卷79《传论》。 ② 《辽史》卷9《景宗纪》下。 耶律斜轸等大败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溃败。辽乘胜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南下。十月，为宋将刘延翰、崔翰、李汉琼所部大败于满城（今属河北）后退回。辽大同军（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耶律善补所率西路军，在南下途中也为代州（今代县）宋将折彦赟所败，耶律善补在听到主力败于满城后也北归。 次年三月，宋将杨业击败辽军于雁门北（今代县北），声名大振。十月，辽景宗亲征攻宋，自南京南下，进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大败宋军并追击至莫州（今任丘）后退兵，辽宋边境又暂时趋于平静。 辽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四五月间，辽景宗再次亲征攻宋，发生第二次满城之战，被宋将崔彦进击败后退回。同年九月，辽景宗前往云州，游猎于祥古山（今河北宣化境）时得病，在前往云州途中病死于焦山（今山西大同西北）。 第二节圣宗盛世承天太后摄政辽景宗病死的次日，年仅12 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遗诏由皇后萧绰（燕燕）摄政。次年，上尊号承天皇太后，并改元统和，又改国号为契丹，开始了长达27 年的承天太后摄政时期，继承与发展景宗时开始的中兴步伐，终成盛世。 承天太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重用顾命大臣耶律斜轸、汉人韩德让以及室昉。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掌国政，尤得承天太后的信任。当时辽朝的主要敌手是始终企图夺取燕云地区的宋朝，承天太后摄政后即任命名将、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当皇叔祖南京留守耶律道隐去世后，又接任南京留守，总理边事。以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负责西南边防事务，并节制党项。任命枢密副使耶律抹只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留守，控扼女真、高丽。同时整顿吏治，审理滞狱，减免与调整徭役负担，稳定内部。 正当辽军东讨女真取胜后，并积极准备东征高丽之际，辽宋关系也逐渐紧张。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①，决定乘机攻取燕云地区。派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为东路军，又派米信率军出雄州（今属河北）、田重进率军出飞狐（今涞原北），并派潘美和名将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面对宋军的全面进攻，岐沟关（今新城西北）、涿州（今涿县）、固安（今属河北）、新城（今新城东南）相继失守的形势下，承天太后立即派东征女真时的统帅、宣徽使耶律阿没里（蒲领）为南征都统，作为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的副帅。又命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立即统军南下，征调原准备东征高丽的辽军增援南京，并决定亲赴南京督战。另一方面派名将、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萧挞览（凛）为副帅以代替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抗击宋西路军。五月，耶律休哥、耶律阿没里大败宋东路军曹彬、米信等于岐沟关。当宋东路军败退南逃时，宋西路军在连克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应州（今应县）、云州（今大同）之后继续东进。五月，承天太后在取得岐沟关胜利的情况下，立即派左皮室详稳萧排押统率原辽太祖、太宗所属弘义宫、永兴宫的宫卫军及皮室军等赶往山西。六月，又命耶律休哥派兵增援，而宋西路军也在宋太宗的迁徙云、朔、寰、应四州民至宋境命令之下退兵。八月，宋名将杨业因西路军统帅潘美、监军王侁争功违约，擅离设伏地陈家谷口（今宁武东北），后又望风而逃，退回宋境，杨业为耶律休哥伏兵所败，率残部百余人力战于陈家谷口，子延玉、部将王贵及残部全部阵亡，杨业受伤被俘，不食而死。 承天太后乘胜于当年十二月初率军南下，耶律休哥先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宋雄州守将刘廷让率部分军队抗击辽军于君子馆（今河间西北），虽死伤数万，将领战死或被俘，刘廷让也仅率数骑脱逃，但宋军主力退保乐寿（今献县），而且定州宋将田重进率军进入辽境，并一度攻占燕南重镇岐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沟关（今河北新城西北），南下辽军在攻掠祁（今安国）、深（今深县南）等州后北还。 统和六年（宋端拱元年，988）十月，承天太后再次率辽军攻宋，宋定州守将李继隆、袁继忠出战耶律休哥军，胜负相当，各称战胜。此前，驸马萧勤、勇将萧挞览皆已先后中箭受伤，辽军在攻掠数州县后于次年初北返。承天太后在数次攻宋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虽不与宋议和，但对宋改以防守为主，有时派兵南扰的政策，辽宋边境相对平静的同时，自统和四年开始即接纳与宋对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的降附，授予定难军（银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节度使。李继迁又向辽求婚，以求巩固依附关系。辽在与宋战争的状况下，以部族女耶律汀封义成公主出嫁李继迁，并于统和八年进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以支持并鼓励西夏侵扰宋西北边境。李继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次年（宋淳化二年，991）七月，也向宋降附，受任为银州观察使，并受赐姓名赵保吉。辽对党项主要仍采取安抚政策，后又进封李继迁为西平王，但也加强对党项的控制，于统和十二年任命萧挞览镇抚西部边境。并一直任用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以对抗宋朝，耶律休哥在境内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宋则采取和平相处的安边政策，南京地区成为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萧太后也不时减免税赋、徭役，对地方官采取考任制，进一步实行汉官制，改各部的令稳为节度使，又推行部分汉律，统和六年还开始科举考试，最初虽只录取一二名汉人进士，却开辟了吸收汉族地主通过科举进入仕宦的途径，又在南京设立太学以培养汉族地主进入统治集团，进一步巩固了辽的统治基础。南院枢密使汉人韩德让在辽统治集团内的地位日益提高，统和十二年北府宰相室昉致仕后，韩德让兼任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于统和十七年死后，韩德让再兼知北院枢密使事，不久又升任大丞相，并赐名德昌，成为辽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澶渊之盟前后当辽统和十六年（998）十二月，主张辽宋和平相处的于越、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死后，辽改而采取经常攻扰的政策。次年（宋咸平二年，999）七月，下诏攻宋，辽军虽攻城略地，但在进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时，由于北宋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防守有方，久攻不下，廉良河（当在今保定北）之战也胜负相当，辽军遂退回南京。十九年十月，又以南京留守、皇弟耶律隆庆率前锋军攻宋，与宋前锋军张斌相遇于遂城北长城口，宋军先胜后败退保遂城，辽军虽南进至满城（今属河北），又因积雨泥淖而退回南京。二十年春又派北府宰相萧继先、南京统军使萧挞览攻宋，亦无多大进展。次年四月，再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萧挞览攻宋，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宋将王继忠战败被俘，辽军也退回。 辽在多年攻扰无大进展的情况下，承天太后于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亲征，大举南下，主力进驻望都。宋主将王超率主力于唐河（今定州北）设防，辽军攻击无功后东攻瀛州（今河间）又未下，转而回师攻占祁州（今安国），由于宋将王超不敢出战，辽军主力遂乘虚南下。宋真宗也在宰相寇準力主下，决定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阳）抗辽，宋各地守军都坚守城池，辽军在攻击无功后继续南下。十一月二十日攻占德清军（今清丰），二十二日抵达澶州城北，决战前辽军主将萧挞览在观察地形时为宋军伏弩射中伤重而死，辽军士气受挫。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并渡河登上北城门楼，宋军士气大振，但宋真宗并不真想抗辽，辽承天太后亦由于后方宋军援军聚集，在攻战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和议遂在宋使曹利用与降辽的王继忠之间开始进行。由于宋真宗求和心切，寇準虽力主与辽决战，亦不得已主持议和。十二月，以每年输银10 万两、绢20 万匹给辽，宋真宗称辽承天太后为叔母为条件订立和议，澶州郡名澶渊，史称“澶渊之盟”。参与这次南下及和议的韩德昌以功受赐姓耶律，录籍皇族，改封晋王，位亲王之上，权倾朝野。 澶渊之盟开始了辽宋长达一百多年和平相处的对峙政局，辽朝不仅改变了长期对宋作战带来的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每年还可从宋方得到大量岁币，财政状况得到重大改善，人民也能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使得从景宗开始的中兴事业得到继续发展的和平环境。面对新的形势，承天太后、辽圣宗决定将统治中心适当南移，统和二十五年（1007）初，在上京之南两百多公里处营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成为新都，辽帝的常驻地。 侵高丽、征阻卜统和二十七年（1009）十二月，当政近28 年的承天太后病逝，圣宗才亲政。耶律德昌继续受到重用，并赐名隆运。二十九年（1011）三月耶律隆运死。次年十一月，改当年为开泰元年（1012），以示政局更新，并改南京幽都府为析津府。 辽圣宗继续推行重用汉人的政策，不仅在亲政之初任用刘晟（慎行）、邢抱质为南院枢密使，还在连年入侵高丽的战争中，于开泰四年（1015）五月一度任命刘晟为主帅，虽以未及时出兵而被免职。开泰六年（1017）五月还曾任命辽宋望都之战中被俘的宋将王继忠为副帅，不久也被任为南院枢密使。科举录取进士也由每次五六人扩展为数十人，扩大了吸收汉族士人加入统治集团的规模。 澶渊之盟是辽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承天太后死后辽圣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和二十八年七月干预高丽内部事务，决定亲征高丽，萧敌烈当时指出：“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①但辽圣宗一意孤行，开始了历时十年征讨高丽之战，高丽因此遭受巨大灾难，于开泰九年（1020）臣附。但辽也劳民伤财，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开泰七年十二月的茶、陀河之战，损失惨重。 辽在东征高丽的同时，又西讨阻卜部的叛乱。统和二十九年六月，为了加强对阻卜的统治，分部设置节度使统治阻卜各部，然而往往任用非才，引起阻卜人民的愤怨，开泰元年十一月，阻卜石烈部酋长阿里底杀节度使以叛，辽派耶律化哥率军进讨，虽不久阿里底即为阻卜部民擒献于辽，“而沿边诸部皆叛”，开始了历时18 年的讨伐阻卜的战争。太平六年（1028）八月以后，“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②，直至八年九月阻卜虽相继降① 《辽史》卷88《萧敌烈传》。 ②附，但其势力已不断壮大。 叛乱相继辽开泰二年（1013）后的数年间，还曾北讨乌古部及敌烈部，乌古部、敌烈部虽遭残酷镇压或被迫降附，但此后仍降叛不常。太平六年辽西讨甘州（今甘肃张掖），连攻三天不克，史称“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③，为辽圣宗时期的两大败仗之一。太平九年八月，原渤海国人民在大延琳率领下，反抗辽朝的苛役杂税，杀死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等，据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不仅辽东地区大多响应，而且南、北女真部族也归附反辽，历时一年。次年八月，由于部将叛降，辽军始得占领东京，大延琳被俘，此乱才逐渐平定。辽圣宗亲政后战争连续不断，几乎与之相始终，大延琳之乱平定后不到一年即病逝。辽圣宗虽然也注意吏治，关心民生，在辽代中世诸帝中亦属明君，但末年战乱不已，国势渐衰。 ③ 《辽史》卷17《圣宗纪》八。 第三节走向衰亡的辽朝联夏迫宋辽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辽圣宗病死的当天，年已16 岁的太子耶律宗真即位，改元景福，是为辽兴宗。生母肃妃（耨斤）为擅权自立为皇太后，摄政，并诬陷圣宗皇后萧菩萨哥谋反，萧菩萨哥被囚禁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春被害死。重熙三年（1034）五月，皇太后肃耨斤阴谋废兴宗另立次子耶律重元为帝，由于耶律重元告密而阴谋破产，皇太后被迫归政于辽兴宗，并被囚禁于庆州（今巴林左旗西北）。辽兴宗随后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弟，不久又任命为判北南枢密院使事，这既是赏功，也是为了安抚耶律重元所代表的那部分势力，顺利地处理了这次政治风波，但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任用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萧惠为南院枢密使，辽兴宗初期，承辽圣宗中兴余绪，还注意轻徭薄赋，澄清吏治，“时天下无事，户田蕃息”，“政赋稍平”①。对西夏仍采取安抚与支持的政策。 重熙十年（宋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辽兴宗在萧惠为首的群臣支持下，虽遭萧孝穆反对，仍决定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派耶律重元、萧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并于次年初派使臣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九月，宋为避免两面作战而又不愿割让土地，遂以岁增银、绢各10 万匹、两为代价重订和约。不久，萧孝穆死，萧惠继任北院枢密使，成为辽兴宗的宠臣。 征夏失利西夏对辽宋议和不满，认为辽背弃辽夏联合对宋的政策，随后支持和接纳辽西部边境部族的叛降，辽兴宗遣使责问时，夏景宗元昊态度强硬，“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①。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辽兴宗率军西征，以皇太弟耶律重元、萧惠分统诸军，元昊在辽军连续获胜的情况下，一面遣使请和以示弱，一面退守贺兰山，沿途清野，烧光野草，使辽军马无草可吃，当辽军马饥士疲之际发起攻击，辽军大败，辽兴宗“单骑突出，几不得脱”②。西夏在得胜后再度遣使求和，辽兴宗不得已许和。十一月退兵，并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任命北院宣徽使耶律马六为西京留守，以加强对西部边境的统治。辽重熙十七年（1048），西夏元昊死于内乱，未满周岁的稚子谅祚继位，外戚擅权。次年（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七月，辽兴宗决定乘机亲自率军攻夏，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由于萧惠轻敌无备，为西夏击败。只有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所率偏师攻至贺兰山，战胜西夏军并俘获元昊妻及官僚家属。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在两次击败西夏侵边战役之后，三月，派西南招讨使萧蒲奴统军攻夏，西夏采取避让战术，以致“萧① 《辽史》卷87《萧孝穆传》。 ① 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② 《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蒲奴等入夏境，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①。一度攻至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境内，并攻破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北）。西夏军多次战败以后，没藏太后遣使要求依旧降附。重熙二十二年（夏福圣承道元年，1053）春，辽、夏重修旧好。 耶律重元叛乱辽兴宗虽立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弟，并在酒后许以继承皇位。但为确保长子耶律洪基继承皇位，不仅于重熙十二年任命为知北南枢密使事，二十一年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参与朝政，二十四年八月辽兴宗病死，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 辽道宗即位之初，为稳住耶律重元为首的势力，不仅随即拜为皇太叔，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子耶律涅鲁古后也被任为知南院枢密使事。然而非但没有满足耶律重元等人的欲望，反而助长了他们叛乱的气焰，以他们父子为首组成庞大的叛乱集团，原计划让耶律重元装病，诱使辽道宗探望，以谋杀夺取皇位。 清宁九年（1063）七月，辽道宗进行秋捺钵于太子山的滦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敦睦宫使耶律良密告耶律重元父子图谋叛乱，道宗用耶律良之计，急忙召见耶律涅鲁古，并命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逮捕耶律重元父子。耶律仁先还未及出发，耶律涅鲁古已因阴谋暴露，提前发动叛乱，纠集党羽四百多人，并诱胁弩手军进攻行宫。耶律仁先等率宿卫军士数千人抵抗，叛党纷纷投降或奔逃，耶律涅鲁古又被射死，耶律重元见大势已去，逃入沙漠后自杀。 耶律乙辛擅权辽道宗吸取耶律重元叛乱的教训，及早确立合法继承人，咸雍元年（1065）正月，年仅8 岁的长子耶律浚被立为太子。此前，平定耶律重元叛乱的主要功臣耶律仁先任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任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原是道宗宠臣，此时也任北院枢密使，与耶律仁先共事而权势更大，道宗“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由是“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①。耶律乙辛的恃宠擅权行为，常受到耶律仁先的抑制。同年十二月，耶律仁先被排挤而出任南京留守。从此，耶律乙辛更为骄纵不法。咸雍二年（1066），又改契丹国号为辽，直至辽亡。 大康元年（1075）六月，太子耶律浚总领朝政，从而抑制了耶律乙辛等人的不法行为。耶律乙辛及其党羽为继续控制朝政，首先诬陷太子生母、皇后萧观音与伶官通奸。十一月，皇后被赐死。太康三年，又一再诬陷太子谋反，太子也终于被废并被囚禁于上京，十一月，又被耶律乙辛派人杀害。两案均由耶律乙辛及其主要党羽、北府宰相汉人张孝杰等审实定案。两人深受辽道宗信任，道宗曾说：“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贤智也。朕有孝杰、乙辛① 《辽史》卷20《兴宗纪》三。 ①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不在仁先、化葛下，诚为得人。”①张孝杰被赐姓耶律，后再被赐名仁杰。耶律乙辛从此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党羽满布朝野。昏庸无能的道宗，即位之初还算谨慎求治，“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②，复按冤狱，政治尚属清平。及至平定耶律重元叛乱，宠信耶律乙辛等奸佞，排斥忠良，拒纳忠谏，以致丧妻失子而不悟。当大康五年正月道宗进行春捺钵时，耶律乙辛奏留太子的5 岁独子耶律延禧，意欲加害，斩草除根，道宗只是在萧兀纳提醒下才带皇孙随行。道宗也亲见随行官员大多舍己而追随耶律乙辛，这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六年，耶律乙辛、张孝杰等先后被排斥出朝廷。八年，耶律乙辛被囚禁，后以叛逃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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