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

目录　书与文明（代序言）1 上古祖先的足音——《尚书》2 风雨沧桑春秋录——《左传》3 阴阳二爻知天算命——《周易》4 仁爱修身定乾坤——《论语》5 人道和平科技先声——《墨子》6 自然无为智慧高深——《老子》7 浑沌齐物逍遥游——《庄子》8 真经实论成就霸主业——《管子》9 制胜之术智慧圣火——《孙子兵法》10 人体宇宙生命揭秘——《黄帝内经》1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12 废戒规直心见性创禅宗——《坛经》13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通鉴》14 石破天惊道天机——《明夷待访录》15 师夷长技制夷之道——《海国图志》16 黑暗中的光辉梦幻——《大同书》17 运筹帷幄安国兴邦——《建国方略》18 亮煌煌开创新纪元——《新民主主义论》19 酸甜苦辣自由放歌——《诗经》20 九曲回肠泪洒丰碑——《楚辞》21 千奇百怪神话渊薮——《山海经》22 入木三分龙飞凤舞——《文心雕龙》23 天地间纵横英雄气——《三国演义》24 义旗奋英雄泪血染水泊——《水浒传》25 极幻想之奇满人间之情——《西游记》26 隐姓埋名写尽风情万种——《金瓶梅》27 光怪陆离市井众生——“三言二拍”28 花妖狐魅情系人世——《聊斋志异》29 文人无行群丑毕现——《儒林外史》30 辛酸泪荒唐言难解苦滋味——《红楼梦》31 沉沉大地上的巨雷——《呐喊》32 漫漫长夜里的火光——《女神》33 人生旅途的启明星——《家》后记　书与文明（代序言）　　　贺立华　汤顺文　　书，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阶梯；书，滋养和凝聚了华夏民族；书，贯穿起中国悠远的历史；书，是广袤的黄土地上长存不息的文明的火种；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和灵魂史。尽管野蛮的战火不断焚烧着书，尽管无知和愚昧不断摧残着书，劫后余生，中华民族仍然保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籍。大浪淘沙，披沙沥金，在中华文明史的链条上，有33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本书所介绍的33部典籍。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文明；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大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思想的书。它广泛地涉及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艺、史学、教育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儒学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巨大。由《论语》可以看出，孔子极为重视人、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后人又称孔子儒学为“人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礼”，所以又被称为“礼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心性修养，所以又被称为“心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政治，所以又被称为“治国平天下之学”。可以归纳为“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内圣”即个人修养，人人都可通过个人修养而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贤者：“外王”即经世，人人都可通过经世奋斗，实现个人和国家的理想。前者是修身齐家，内化为修己之道；后者是治国平天下，外化为治人之政。所以历史上总是把孔子儒学归之为修齐治平之学，内圣外王之道。由是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和良心。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本是学问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从西汉起，政权力量与孔子儒学“联姻”，“儒术”被抬到了“独尊”的地位。从此孔子儒学成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精神支柱；从此，也形成了漫长庞大的儒学流派。　　《尚书》是儒学的经典，汉代人大都认为它是经孔子之手编选而成的。　　从时间顺序上讲，它是记录中国史实最早的书。它记录了虞、夏、商、周各代君臣的谋略、君主的命令、文告、训诫等等。它是上古祖先踏出的最早的文明足音。《尚书》被称为《书经》，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也是贵族子弟和士大夫必须遵循的“大经大法”。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奏章等，都受到《尚书》的很大影响。《尚书》成了历代散文创作的鼻祖。　　《左传》是对《尚书》继承发展最出色的一部儒家经典之作。它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记录了春秋时期的风雨沧桑，更可贵的是《左传》表现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将民看作“神之主”，得出了“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左传》不仅在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在史学、文学诸方面都对后世影响巨大。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汉代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文亦史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左传》相连接，而且体裁、写作上也以《左传》为法。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同样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并非独尊孔子。　　他同时也接受了先秦诸子的影响，特别是道家的影响。司马迁忍辱负重数十年，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巨著。它对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史记》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观念，建立起了中国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它称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纪年。这样，以天子为中心，从精神上统一了全中国。司马迁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他敢于直笔写史。他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中，足见其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史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社会良知、为人为文影响深远，从唐代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起，历代为文无不以《史记》为法。《史记》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和优美的文学著作的巧妙结合。所以，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最高成就，那么晚于《史记》一千多年的《资治通鉴》则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与《史记》作者司马迁目光的关注点不同。深谙儒学的司马光把目光集中在“人君”身上。他认为，一国之兴衰，全系一国之君。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供君王阅读，供君王“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利更好地治理国家。司马光完备地总结了在人治的社会里为君治国之道。难怪宋神宗要为此书赐名并作序。它成了历代帝王的必读之书。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毛泽东主席就曾建议共产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读《资治通鉴》。这部书陪伴了毛泽东主席一生，他先后读了17遍，许多破损的书页，他都用透明胶贴住。　　封建社会的历史车轮滚动了几千年，到明清之际，才出现了向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挑战的书，那就是启蒙思想名著《明夷待访录》。作者黄宗羲取古文化名著《周易》中的一个卦名“明夷”为书名，有自况殷末箕子向周武王陈《洪范》的意思。《明夷待访录》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指出“君”是“天下之大害者”，反对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主张“以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用托古改制的手法，激烈地反对封建传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明夷待访录》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在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遭到了清王朝和卫道者的敌视和攻击。　　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衰微，使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投向域外，探求新的富国强兵之道。近代思想家魏源的《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并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治国之道，使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近代大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受到儒家“大同”思想的启迪，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大同书》中的“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的美好社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从内容实质上看，《大同书》是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去否定封建专制、封建宗法和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开启了近代国人的心智。　　经几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探索，经几代思想家的理论铺垫，至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筑起了一个更高的文明台阶。自幼向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孙中山不仅有理论著述，而且有革命的实践。经多次武装起义，经多次失败挫折，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国方略》正是对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它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指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和发展战略。这是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巨著。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继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的巨著《新民主主义论》亮煌煌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它从根本上推进了历史的进程，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而且在发表十年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显然也受到了儒学“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影响，这种原始积极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那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变成了科学，变成了革命的社会实践。自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始，2000多年来“政儒合一”的独特的文化政治结构才算真正解体；儒学，作为一种国家学说、政治文化学说，才算真正恢复了它的学术面目。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它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中的一家，并与墨、道、法、兵等诸家不断“争鸣”。中国文化可谓源头多、流派多、思想多。它们相互争鸣又相互补充，常常交叉合流，可以说是百川汇海，共同融汇、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诸如：《老子》、《庄子》之道，高深莫测，虚无飘渺；《周易》之术，阴阳二爻知天算命；《墨子》发出人道和平科学技术的先声；《孙子》论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管子》真经实论成就霸主伟业；《黄帝内经》阴阳五行揭示生命之谜；《坛经》破戒规直心见性创立新禅宗。　　中国文学是中国大文化中自由的精灵。诗歌当然是最自由也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其他文学门类一步一步逐渐从文史哲“合一”的形态中剥离出来，同诗歌一起，组成了庞大的中国文学的家族。文学虽然表现出自由的品格，但它始终没有摆脱“载道”的特性，几乎无不受到或儒或道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它在形象地表述着社会和历史，展示着华夏子孙的心路历程；它在顽强地传递着人生要义，表现着人缓慢的觉醒。　　我们的祖先最早自由放歌的总集是《诗经》。《诗经》之后，南方楚地又兴起一种新诗体楚辞。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为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风”和“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唐诗、宋词及历代诗歌形式，无不受到“风”“骚”的影响。《离骚》和《山海经》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许多充满神奇想象的文学作品，尤其《山海经》成了中国千奇百怪神话传说的渊薮。　　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中，诗词和散文（即前文所述百家之文）被视为文学正宗，而诞生在民间的小说、戏曲被视为邪宗，不被重视。虽为邪宗，但它同样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在平民百姓中间传唱不衰，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景象。到了元、明、清时代，小说、戏曲才得以大发展。　　元明之际的杰出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目睹了元末农民的起义，扩大了视野，于是在三国、水浒故事广泛流传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写成了划时代的巨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祖。它成功地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诸多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全书回荡着一股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之气。书中所张扬的忠孝节义思想在民间影响深远，“义气”往往成为人们团结战斗的力量。《水浒传》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描写官逼民反、轰轰烈烈农民大起义的长篇巨制。《水浒传》的结局是义旗倒英雄泪血染水泊，悲壮地传递出深刻的历史教训。然而水浒英雄活在人们的心中，水浒故事世代相传，“替天行道”的义举，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民俗文化与平民心态。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是《西游记》。吴承恩创作之前，西游故事已在民间流传酝酿了七百多年。《西游记》为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了一方神奇幻想的新天地。栩栩如生的各色神魔形象，动物的特性、社会化的人性、超自然的神性浑然为一体，给中国文学人物谱系里增添了新的形象。《西游记》为中国人洞开了一个诱人奇思遐想、美丽绚烂而又妙趣横生的艺术世界，为中国凝重的文化注入了乐观幽默的战斗精神。《西游记》之后，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这位隐姓埋名的山东文人写尽了风情万种，写出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最大的书。不管怎么说，《金瓶梅》为后来《红楼梦》的诞生铺垫了一块小小的台阶。“三言二拍”的出现使形形色色市井众生跃然纸上，首次展示出中国短篇小说的大观景象。“三言二拍”和《金瓶梅》等共同组成了我国第一次市民文学的浪潮。　　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至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把中国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树立了一块辉煌的纪念碑。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他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上下下林林总总全部浓缩进大观园内，构成中国文化之大观。他描写的刻骨铭心的宝黛生死之恋，更是可歌可泣，千古流芳。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影响之大遍及海内外，曹雪芹堪称世界级的大作家。《红楼梦》研究已成为专门性的研究学科，“红学”已成为显学。　　在清代，除《红楼梦》外，还有两部独具特色的书，即《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满怀“孤愤”的蒲松龄天才地创造了一系列花妖狐魅各具人情的艺术形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耸立起了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儒林外史》则是一部专门讽刺中国文人的奇书，首开了解剖文人灵魂的先河。鲁迅十分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可以说鲁迅战斗的文风和讽刺艺术得益于《儒林外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还有一部大书《文心雕龙》，它总结前人启示来者，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多方位精到地阐释文学之要义，它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中国近代虽然没有出现文学巨著，但作家作品众多，风格流派各异。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政治国家学说的启蒙思想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萌芽的东西。经过近代文学阶段的准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了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发出了人的觉醒的第一声《呐喊》，如沉沉大地上的巨雷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文化巨子郭沫若以自由的《女神》放声狂歌“凤凰涅槃”，如漫漫长夜里的火光，照亮了再生的未来。现代大作家巴金犀利的刀笔解剖着封建的大“家”，导引着无数青年冲出牢笼，奔赴光明。　　默诵33部煌煌巨著，眼前浮荡着浩浩千年风云，耳畔响彻滚滚万里雷声。华夏子孙历经漫长的文化苦旅，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血印，走进了社会主义的今天：开放，呼唤八面来风；改革，鼓荡四海翻腾。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个孕育文化巨著、诞生文化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特，我们呼唤，我们努力！　　1995年10月于山东大学　　1 上古祖先的足音——《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档案文件和政治论文的汇编。由于它被儒家崇奉为“五经”中地位最尊的一经——《书经》，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围绕《尚书》的文字、真伪等问题还引出了我国学术史上纠纷最多、争端最大、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桩公案，因而《尚书》在历史上的影响远非一般史书所能比拟。　　扑朔迷离的公案　　《尚书》通常只被称作《书》，它为什么又叫《尚书》呢？　　后代学者解释时都认为“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书》也就是《上书》。　　但是，对于这个“上”字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有的说“上”是“尊崇”之意，即“人们尊崇的书”；有的说“上”就是“君上”，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　　《尚书》在先秦时代大约就有定本了，但它究竟成书于何时，为何人所编定，由于资料缺乏已很难确知。春秋时，其中的一些篇章已成为贵族们熟悉的读物，孔子聚徒讲学时，把它作为最主要的教材之一。所以，汉代人大都认为它是孔子编纂。但是，这个说法自宋代以来就受到怀疑，现在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末期。　　秦始皇一声令下，焚书坑儒，除了朝廷博士所掌管的，其他民间私藏的《尚书》统统化为灰烬。此后不久，农民起义推翻秦朝，接着又发生刘邦、项羽的楚汉战争，一连打了七八年仗。山东济南有个学者姓伏，名胜，人们称他伏生，曾在秦朝担任过博士，手头保留下一部《尚书》。为了躲避战乱，他把《尚书》藏在家中的墙缝里。等到战争结束，伏生返回故乡，从墙缝中找出来，已丢失不少，只剩下28篇。伏生便捡起这28篇，在本乡传授门徒。　　汉文帝即位后，注意搜集整理文化典籍。这时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文帝派晁错到伏生家里，伏生口授讲解，晁错记录下来，带回朝廷，又加上另外发现的一篇《泰誓》，共29篇，成了官方承认的定本。由于这部分《尚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殿时，拆毁孔子故居，突然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先秦古书，其中就有《尚书》。后来，各地又接二连三出现了古《尚书》，由于都是用先秦小篆字写成，统称为“古文《尚书》”；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整理编成34篇。　　从此，汉代的儒学便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研究“今文尚书”等经典的称今文经学派，研究“古文尚书”等经典的称古文经学派。　　两派互相攻讦，各立山头，闹得不亦乐乎。两派的区别，不仅仅是书写文字和读法的问题，而是随着师承源流的不同，对经义的解释不同，政治地位也不同。　　今文经派把经文与谶纬迷信联系起来，使经学神学化，对经文的解说随意发挥，牵强附会，空虚繁琐。例如，有个叫秦恭的人，为解释《尧典》这两个字的篇名就写了一百多万言。这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几万字考证天国的猪进上帝花园是哪只脚先进去，以及一只针尖上能站几名天使，简直如出一辙。古文经派比较注重文字训诂，不凭空臆造，从实际出发阐明儒家的道理，显然比较进步。但由于官府把今文《尚书》定为正宗，立为官学，研究它成了一般知识分子跻身仕途、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像东汉专治今文《尚书》的桓荣家族，三代连任五位皇帝的老师，煊赫无比。他家各代传授的弟子都数以千计，不少人做到卿相等大官。所以今文《尚书》风靡一时，人们趋之若鹜，古文《尚书》虽只是民间私学，却因为具有简要明了、思想犀利的特点，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渐成为私学的主流。东汉时，大师辈出，贾逵、马融、郑玄等便是代表。在他们的倡导下，古文《尚书》在学术界日盛一日。三国时，今文《尚书》反倒无人问津了。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突然向朝廷献上一部据说是西汉经师孔安国注解的“真本”古文《尚书》，共58篇，其中除把伏生所传的28篇分成33篇外，又多出了25篇。这部来路不明的奇书传到唐初，唐太宗命令著名学者孔颖达修订，由政府颁印发行，成了唯一正统的读本，不但帝王臣僚学习它，科举考试也以它作为标准经典，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从北宋开始，直到南宋朱熹，宋人就已怀疑这部《尚书》中有赝品伪作。　　清初，经过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等人考证，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梅赜献的这部古文《尚书》除伏生所传的33篇（实为28篇）是真货外，其余25篇竟全是伪造的假古董！一千多年间高高尊奉的煌煌圣典被痛快地推翻，这是清代学者继北宋以来历代学者探索完成的一项杰出的学术成就。从此，学术史上的这桩大疑案铁证如山，判词铸定，人们再也不会以假当真了。只是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仍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阅读时需慎重甄别。　　佶屈聱牙的文献　　《尚书》今文28篇，上起传说的尧舜，下迄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600 多年。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既反映了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情况，还有自然科学方面如天文、地理、土壤、物产、农业等内容。由于《尚书》是商周时代形成的历史文献的孑遗，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又长期作为政治哲学经典被尊奉着，整个封建时代的重要历史活动往往为它的思想所左右。因而，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以及政治思想、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神话、社会生活、自然科学等等，它都是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　　从文章的体裁来讲，《尚书》属于散文，但其风格不仅和秦汉以后的散文差别很大，就是和秦汉以前的散文如《左传》、《国语》等相比也很不相同，自古便以古奥难懂著称。唐代著名学者韩愈在评论《尚书》时指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准确地概括了《尚书》在语言上结结巴巴、晦涩拗口的特点。人们往往一提《尚书》，就想起韩愈的这句话。　　《尚书》篇章是按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排的。将全部内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归纳成三组。第一组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给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等；第二组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尤其重点地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等；第三组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　　《尚书》各篇的文体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篇章是“记言”，但也有些属于“记事”或“记言兼记事”。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典”，即经典之意。　　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尊重，所以奉为经典。实际上“典”并非当时的实况记录，而系后代人追叙。　　第二类是“谟”。“谟”读音和字义都与“谋”相通，“谟”就是“谋议”的意思。如《皋陶谟》说的是舜、禹、皋陶等人彼此问答、谋议政治的谈话。　　第三类是“训”，即教训、告诫。如原有的《伊训》据说就是商朝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但此篇已佚，我们能看到的《伊训》是伪书。另有《高宗肜日》一篇是记载大臣祖己教训商王的话，也属于“训”。　　第四类是“诰”，意思是诰谕。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做“诰”。　　《尚书》中的“诰”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群众的讲话，占全书的半数左右，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　　如《盘庚》记载盘庚告谕臣民服从迁都于殷的行动，《康诰》记载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　　第五类是“誓”，一般是指出兵征伐时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半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　　第六类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　　《尚书》中所有的文献大体上都包括在上述六种文体之内，我们通常便用“典谟训诰之文”来代表整个《尚书》。　　《尚书》各篇中名气最大的是《禹贡》、《洪范》。　　《禹贡》全文1194字，说的是大禹完成治水大业后全国的地理极作用。　　它使全民族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心理素质，感到全中国本来就是大一统的，我国的疆域一向就是始自九州疆域的。例如唐代安史之乱时，诗人杜甫就曾在《诸将》的诗句中叹息道：“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抒发了对领土分裂的扼腕痛心。人们——包括日本的文献都常常把“禹域”作为华夏大地的代称。　　《洪范》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它是商朝贵族箕子答复周武王问天道的言论。关于《洪范》产生的时代，有多种说法，较多的人认为产生于战国。“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就是统治大法。它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即九种大法）。主要思想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来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政治等级制度。如文章开头，武王问箕子：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大明白。箕子回答：我听说从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世界的正常秩序破坏了，鲧也被杀死。禹继承鲧的事业，上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世界的秩序。从这段问答可以看出，《洪范》认为世界万物和社会秩序都是上帝所安排的，明显地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但在这一宗教外衣之下，也透露了人们对于事物客观属性和规律的认识。例如，九畴中的第一项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行”原义是街衢道路，引申为构成世界不可缺乏的元素。《洪范》对五种物质形态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概括的说明，认为水有润下的性质，产生咸味；火有炎上之性，产生苦味；木有曲直之性，产生酸味；金有被熔铸之性，产生辛味；土能用来耕种，产生甘味。这些论点中已有原始的唯物主义的萌芽，因为它把客观存在的物质看成真实的东西，而且意识到人的味觉是从与外界的五种不同物质的接触中得来的。“五行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就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学说所牵强附会的许多历史资料，写了汉书中的《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哲学中支配人们思想二千多年的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从此历代正史几乎均有《五行志》，都是先引《洪范》的一段文字，然后记录灾异，论断史事，以致成为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看待宇宙、历史、人生的指导思想。　　此外，《尚书》诸篇中，还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认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帝才不会断绝天子的大命，并使他永保大命，同时也只有行德政，才能获得民的拥护。文王由于有德才开创了周朝，纣王因为失德才招致商朝灭亡。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须明德慎罚，不要过分依赖暴力和屠刀。　　这些观点后来成了“民本”思想和“德威兼施”、“宽猛相济”政治哲学的蓝本。　　2 风雨沧桑春秋录——《左传》　　　《春秋》与《左传》经过十几年的奔波碰壁，孔子知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根据鲁国保存的档案材料，以鲁国历史为本位，将当时列国的大事，按年代先后编排罗列起来，整理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书——《春秋》。　　为了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寄托在字里行间，孔子修《春秋》时对于用辞和史料的选择编排都是很讲究的，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分出不同的事态，一字一句寓有深刻的褒贬之意。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人、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的叫伐，潜师掠境的叫侵，两兵相接的叫战，环其城邑的叫围，陷其国都的叫入，毁其宗社叫灭……。同样是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的叫杀，杀有罪者叫诛，臣下杀君上叫弑。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然而，《春秋》的文字太简单了，每条一般只有十个字左右，最少的只有一个字，最多的也不过45个字。一部包括242 年历史的著作，总共只有18000 多字。　　内容如此简略，而寓意又非常深奥隐晦，故难懂。　　依照传统的说法，孔子的弟子们为了让人看懂，就按照老师授课时讲过的知识来阐明和解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由于《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解经的著作就被称为“传”。解说《春秋》的政治主张的，现存下来的有《公羊传》和《穀梁传》；解说《春秋》的历史事件的，便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现在我们见到的《左传》一般都是与《春秋》经文合在一起，一段经文附一部分传文。　　但是《左传》究竟是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它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左丘明？左丘明又是何许人也？这些问题，自汉朝以来就争议不休，迄今尚未定论。　　不管这些争论如何激烈，《左传》是一部详细记载春秋及其以前社会历史的信史，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发展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是从来无人怀疑的。　　完整的春秋史《春秋》记载的历史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 ），历经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国君，共242 年。《左传》在形式上也是按鲁国的12公记事，但它的内容追记往事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 ）晋穆侯的伐条之役，早于《春秋》83年；编年截止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 ），比《春秋》晚13年；所记事最晚到了智伯的灭亡（发生在公元前453 年）。前后总计比《春秋》多出了一百多年。　　《春秋》的记事，基本是有纲无目，如同流水帐，作为史书，它尚有较大的原始性。《左传》记事就相当详细了，对于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有言有行，有直述有概述，有追叙有附叙，并有评论和分析，标志着我国编年体的史书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左传》一书的内容各部分之间并不平衡。在时间方面，前期较略，后期较详。前期尤以庄公时期为简略，最少者一年中仅记二三事。后期以襄、昭之世最详，二公时间共63年，不过是春秋时期的四分之一，而内容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　　再看空间方面，以晋、楚、鲁、郑之事最详，宋、卫、周、齐等国次之。如果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看，庄公以前，以郑、宋、周、卫之事最多，其后开始渐及于晋、楚等国，吴、越更在其后，已到了春秋中后期。　　《左传》就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把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载，记事范围亦不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就主要内容而言，《左传》可以说是一部春秋时期霸主递嬗的纪实，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建立霸业的事迹描述得十分生动、详细。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的晋国公子重耳四处流亡19年的曲折经历，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左传》通过对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专权。　　还有不少记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以及由此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如在齐国，统治者拚命剥削；官府贮藏的粮食多得霉烂生虫，百姓的生活却痛苦不堪，甚至连小吏三老也都挨饿受冻。百姓为了活下去，不断反抗，结果又遭到残酷镇压，以至于因犯罪被砍掉脚的人太多，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假脚昂贵、鞋子反倒无人购买的反常现象。　　礼俗制度也是《左传》注重的内容之一。例如楚国逢伯叙述武王受降的礼节（僖公六年）等等，是其他古书中不能发现的材料。至于朝聘会盟中，升降揖让献酬授受，以及坛场乐舞服章玉帛等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文物的佐证。　　《左传》的记事，不仅包括了春秋时期的重要史实，并且引述了一部分西周和以前的重大事件和古史传说。这些传说从春秋时的人物口中吐露出来，虽不一定是信史，但总有相当根据。如郯子谈论古代官名（昭公十七年），提供了上古图腾崇拜的材料。魏绛讲的后羿代夏的故事（襄公四年）等，既可以与其他古书相印证，也可补其他书所未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传》还为我们保存了非常宝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记录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上的一些成就。如全书中记录了37次日食；对恒星作了观测；观察到了彗星的出没；记录了陨石的降落；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水旱虫灾等等。这些记录，是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宝贵材料。　　民本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王、诸侯、大夫、后妃们的祭祀鬼神、吊葬问礼、会盟朝聘、征伐兼并、饮宴畋猎占去了《左传》的绝大部分篇幅。春秋时期的复杂斗争，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统治阶级里面有政治远见的一些人物，深深地感到人心向背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左传》记载的一些政界人物的言论，就大量地反映了这种思想认识。　　晋大夫师旷在回答晋侯提出的卫国人为什么赶跑其国君这个问题时，说：“天是多么爱护人民啊！岂能让一个人在人民的头上肆行无道、纵其淫欲，而弃绝天地之情呢？天必定不会这样的。”指出像卫君这种困苦其民的主子一定得赶走。在另一次与晋侯议论石头为什么会说话这件怪事时，师旷说，石头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出现这种怪事，原因在于听不到百姓的呼声。　　现在大建宫室，穷侈极奢，民力凋弊，怨言四起，石头出来说话不是很应该吗？在逢滑与陈怀公的一段对话中，则更直接地指出了国家兴亡祸福，完全取决于对百姓的态度如何。逢滑说：“臣闻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对百姓如同照料病号，这就是国家之福。将要衰亡的时候，视百姓如土芥，这就是国家之祸。”这些都是根据人民的利害关系来发表政见的，表面上看似乎还没有摆脱天道的观念，其实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书中还两次引用《尚书》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话，来说明众怒难犯的道理。这种民本思想的出现，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左传》一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留恋惋惜之情。它记录的齐桓、晋文的霸业等，是全书的精彩篇章。然而书中并没有流露出像孔子那样鼓吹恢复西周宗法制度的观点或感情，更没有对礼崩乐坏的愤慨，对春秋初年开始没落的周王室也没有给予任何同情。它如实记录了周王室和郑国交换人质、晋侯像对待诸侯一样召见周王、王室向诸侯乞求金子、讨车辆等史实。这些事反映了当时的周王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已经潦倒得连个普通诸侯都不如了。《左传》对于社会剧烈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兼并小国和吞灭同姓国的事实也毫不掩饰，并且认为这种兼并是很自然的趋向，不是什么违背天道的事情。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奴隶制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是坚决地反对。书中不仅多次引用当时著名的政治人物、贤大夫的言论，对那些用人祭祀和殉葬的国君加以无情的谴责，而且作者还借用“君子”之言来直接发表议论。　　如秦穆公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书中就借“君子曰”发表了一大段议论，谴责秦穆公当不了盟主是活该，因为他死了还要害民。这些言论，显然与民本思想密切相关。　　到了春秋晚期，整个社会的政治趋势是诸侯衰微、政权落入大夫手中。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则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对于这种局面，特别是对那些所谓“乱臣贼子”的掌权行为，《左传》大都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鲁国新兴地主势力季氏赶跑了鲁昭公，书中记载说：季氏赶跑鲁君，深得民心，并得到了诸侯赞同。还引用晋国范献子评论季氏政权的一段话，进一步说明鲁国政治操在季氏手中的局面已定，昭公即使想复辟也只能是徒劳的。这种承认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在许多史实的记载叙述中均有所反映，特别是昭公三十二年所载史墨评论昭公之死的一段结论性的话更为典型。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诗经》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夏、商、周的后代们，现在也都成为庶民了。《左传》能够承认并肯定这一社会变革的现实，相比《春秋》那种恋旧怀古的情绪来，是一大进步。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对于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起了良好的影响。　　战争场面人物辞令　　善于描写战争，是《左传》的突出特点。　　《左传》把春秋时期霸权争夺和列国间的大规模战争全写到了，并且写得都很成功。每次战争几乎都能抓住战争的性质、交战双方政治军事的特点和力量对比，把各式各样相砍相杀的场面描述得条理井然，曲折细致，绘声绘色，生动逼真，扣人心弦。　　从《左传》一书对全部战争的描写来看，作者并不只是单纯地叙述战争的过程，而总是把政治和军事联系起来一并考虑。如著名的“曹刿论战”一段，讲的是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此时齐强鲁弱，战前曹刿求见鲁庄公，张口便问靠什么去打？最后又通过庄公和曹刿的对话，进一步总结了鲁军取胜的战术指挥原因。　　《左传》全书的叙事都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紧张动人，语言精炼形象，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以简洁的文句写出了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活泼泼地刻画出来。　　事件离不开场面，人物离不开辞令，一部《左传》正可以说是事件、场面、人物、辞令叙述的巧妙统一。襄公三十一年记载的郑国相国子产拆毁晋国宾馆墙垣的事件，通过两种不同的场面，反映了主人公子产的辞令之美。　　《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实价值很高的重要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文史结合，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和特点，而这个特点，正是由《左传》所开创的，它为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3 阴阳二爻知天算命——《周易》　　　《经》、《传》有别宇宙森罗万象，变幻莫测；人生休戚祸福，难以逆料。远古时候的先民们要想测吉凶、明狐疑，唯一的途径就是拜倒在神灵的脚下，根据神灵的启示趋吉避凶，决定行止；而传达神灵启示的手段便是占卜，所以早在原始社会占卜之风就很盛行。后来占卜逐渐成为一行专业。商代的人们习惯用龟甲占卜，保存下来的就是现代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卜辞。周代的人们喜欢用蓍草占筮，记录下来的一些篮辞流传至今，便是《周易》。　　现在通行的《周易》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　　《经》有时也称《易经》或《古经》，包括卦、卦辞、爻辞等内容。《传》亦称《易传》或《易大传》，是对《经》的解释、说明、补充和发挥，共有十篇，在古代又被称为《十翼》（翼是辅佐阐明的意思），计有：《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周易》在战国时期就被看作经典，而且二千多年来，列居儒经，读的、注的都很多。但它究竟是一部什么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是什么人所写？　　这些问题，似乎仍无定论。据传说，《经》中的卦是人面牛身的文化神伏羲或周文王所画，卦辞是周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旦所写，《传》则是孔子的杰作。　　现在普遍认为，《经》出现在商、周之际，是周前期的卜筮官员编纂而成，并非出自某一人之手。而《传》的某些篇章虽与孔子有联系，但也不是出于孔子一人之手，而是从春秋到战国中期由史官、儒者陆续写成的。　　《经》与《传》不仅在成书时间和作者方面不同，其内容性质也有很大差异。　　一般认为，《经》只是一部卜筮之书，曲折反映了神的意志，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巫术。而《传》虽与《经》有密切联系，但已甩开了对超自然的神灵的信仰，采取了抽象的理性思维形式，阐述了对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看法，属于哲学之书。　　正由于《经》和《传》性质不同，所以我们在介绍时也要分而述之。　　《易经》的形式结构《易经》是一部占筮书，因而在写法上、编排上、体例上有它作为占筮书的特点。别的书通常都分篇分章，《易经》则以“卦”为单位。　　全书共有六十四卦，每卦里有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　　卦画是由爻构成的，爻又有- 和- 两种基本符号，- 和- 的属性相反。- 象征阳、刚、男、君、强等，具有积极独立的性格，称作“阳爻”或“刚爻”，用奇数一、三、五、七、九中的最大数九代表，又称作“九”；- 象征阴、柔、女、臣、弱等，具有消极、依附的性格，称作“阴爻”或“柔爻”，用偶数二、四、六、八、十的中间数六代表，又称为“六”。　　六十四卦是由阴阳两爻错综配合得出的八个符号，即八卦演变出来的。　　《易传》说，伏羲用三个爻组成一个符号，代表宇宙事物，产生了八卦。它们是：o 乾（天）、o 坤（地）、o 震（雷）、o 翼（风）、o 坎（水）、o 离（火）、o 艮（山）、o 兑（泽），称作八“经卦”。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觉得只用八卦难以说明宇宙万物错综复杂的变化，于是将八卦两两重叠，推演出六十四卦，统称作“别卦”。这样六十四卦中每一个卦的卦画便由六个爻组成，《易经》全书共有384 个爻。每卦中的六个爻按自下而上的顺序排列，最下面的一爻称“初”，依次向上分别为“二”、“三”、“四”、“五”，最上面的爻称“上”。例如晋卦■，有阴爻有阳爻，自下而上分别称初六、六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其余类推。　　另外，由六爻构成的卦画中，又可分为两部分，以上下各三爻为一组，上方的三爻称作“上卦”或“外卦”，下方的三爻称作“下卦”或“内卦”。　　标题也就是卦名，它有时总结全卦的内容，有时选取卦爻辞中的多见词作形式联系，有时两者兼而有之。有些标题是多义词，它不同的意义与卦爻辞中所说的内容也是相应的，而且在卦辞中往往说明其中的一义。还有些组卦，两卦标题的意义相对。　　从形式上看，《易经》的文字分卦辞、爻辞两类。卦辞在卦画后面，比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解说该卦的吉凶。卦辞后面是爻辞，分别解说六爻每一爻的含义，是全卦内容的主要部分。　　从性质上看，《易经》文字又可分为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结果的记录，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中又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贞事辞。　　在占筮请示神灵时，把请示的事情记下来，作为后来的参考，这些所记的事就是贞事辞。二是贞兆辞。这是占筮时所得神灵兆示的记录，如吉、凶之类。　　贞兆辞有时与贞事辞相连，有时是不相连的，甚至有时只有贞兆辞而没有贞事辞，这是因为在旧筮辞中，占筮者只记下了贞兆，而作者也连同有关的记录编进了《易》文。还有一些是作者利用贞兆辞的形式来判断、说明事理的。　　三是象占辞。古代迷信花样很多，除了龟卜、蓍占之外，还有星占、梦占、五行占等。但如果有些偶然性的巧合可说成灵验的话，那么许多时候往往是不灵的，所以古人对每一种占法都不尽相信，而经常是两三种占术参用。譬如做了恶梦，是一种不吉的预兆，但不大相信果真不吉，于是再去求占。占筮者把他问的恶梦也记下来，这就是象占辞。其他如星占、蛇占、谣占、鸟占及有关从自然界、日常生活所见的异常现象中得到的兆示的记录都属于象占辞。　　下面我们以《易经》第五个卦需卦为例，说明各卦的基本形式结构。卦辞、爻辞的解释依据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这一句包括了卦画、卦名、卦辞三部分。需，是濡的本字，沾湿的意思。　　本卦主要是说出外旅行经商的，以爻辞中多次出现的需字作卦名。　　有孚，获利之意。《易经》很多卦中出现“有孚”，多指捉到俘虏，也指商人赚了钱，或者狩猎获兽。这里指商人获利。　　光亨、贞吉、利涉大川，都是《易经》常用的贞兆辞。这三个词总的意思是大通、很顺利。表明这个需卦是个吉利的征兆。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出门后在郊外被雨淋湿，但照常走下去是吉利的，没有什么危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走在沙洲边犯了个小错，掉进水里，沾湿了衣服，但湿一点没关系，最终没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陷在泥泞里，弄得浑身湿透，还遇到强盗来抢劫。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身上沾了血污，从住处逃出来。是指途中投宿遇上坏人，遭劫挨打。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这爻与上爻相反，是说旅途中遇到好客的主人，酒食款待，饭饱酒醉，连衣服都弄湿了。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途中投宿，接着进来了三个不速之客，恭敬礼貌地对待他们，结果大家都好。　　以上六句便是自下而上，解说各爻含义的爻辞，记旅行遇到的各种情况，分前后两部分，前三爻记途中所遇，后三爻记投宿所遇。其中“无咎”、“终吉”、“贞吉”都是贞兆辞。　　《易经》的思想内容《易经》既然是卜筮之书，它直接的作用本是论断吉凶，给占卜者以启示指导。因此，其基本思想体系必然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它宣称在卦爻中概括和包含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一切道理和规律，这本身也是形而上学的。　　但是，《易经》在把自然社会问题搬进筮占宗教神学的殿堂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透过笼罩在它表面的光怪陆离的神学迷雾，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们与自然、社会斗争的经验以及对世界认识的深化。这可以说是《易经》的最大特点。　　《易经》把复杂纷坛、千变万化的事物抽象概括为阴（一）阳（—）两个基本范畴，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世界也像人、动物一样分成阴阳两个部分，各自具有积极、进取、刚强和消极、退守、柔弱这两种对抗的特性。万物在阴阳的矛盾作用下不断变化、繁衍发展，变化形式是通过交感，如同男女性交产生子女一样。　　阴阳交感的原理贯穿整个《易经》，通过卦象中阴阳布局状况作为说明事情吉凶的一个基本原则。《易经》中所谓吉的一些卦，一般是上卦和下卦具有交感的性质；所谓“凶”的一些卦，一般是上下两卦不能交感。如泰（■）的卦象是地在上天在下，天属阳，具有上升的特性，地属阴，具有下降的特性，上下交汇便有动象，有交感之象，从而就有前途，所以泰卦的贞兆辞便是“小往大来”（由小利转为大利）和“吉亨”（大吉大利）。与此相反，如否（■）的卦象是天在上地在下，天上升，地下降，两者越离越远，相互排斥，这种情况不会引起上下交感，不交感就没有变动，没有前途，所以否卦不如泰卦吉利，其贞兆辞便是“不利君子贞”（对君子不利）和“大往小来”（所失大而所得小，或由大利变为小利）。此外，如革（■）泽在上火在下，丰（■）雷在上火在下，大畜（■）山在上天在下，咸（■）泽在上山在下，等卦，都阴阳相交，属于吉卦，意味着事情顺利有前途。而睽（■）火在上泽在下，噬嗑（■）火在上雷在下，遁（■）天在上山在下，等卦，都是阴阳不相交，意味着事情不成功。　　阴阳交感的原则还体现在各卦中爻与爻之间的关系上。相邻的两个爻如果一阴一阳便有亲近感。上下卦中各爻也有相对应的关系，初对四、二对五、　　三对上，如果这两个对应的爻一阴一阳，异性相吸，那么两者的关系便是“相应”，否则全是阴或全是阳，就会同性相斥，属于“不相应”。如随（■）　　卦中，六二是阴爻，本来应该与九五的阳爻相应的，但因双方距离太远，这时恰好有一个初九阳爻在它下面，于是六二便与初九异性相吸，有亲近的可能。　　大凡在追随时，多半会追随靠近自己的人，六二阴性柔弱，不能坚守贞操等待正当的配偶九五，却与身边的初九亲近，结果最后失去了九五。这就是随卦中六二的爻辞“系小子，失丈夫”的含义。　　在《易经》看来，阴阳交感之所以属于吉，原因在于它能引起动荡，产生变化。世界上没有东西不在变化，而变化着的事物又呈现出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事物变化的情况也不同。事物刚开始时，变化的迹象还不显著，继续发展下去，变化就深刻、剧烈了，发展到最后阶段，如果事物达到了它的极点，超过了它最适宜变化的条件，它还会走向反面，招致相反的结果。以乾（o ）卦为例：乾：元。亨。利。贞。　　乾即天，纯粹由阳气构成，它是万物创始的伟大根元，通行无阻，祥和有益，无所不止。这是个大吉大利之卦。　　初九潜龙勿用。　　龙是我国古代极受崇拜的神物，它能三栖，潜在深渊，行于陆地，飞腾云霄，常用来象征统治者。龙的活动属于阳性，这一爻虽然是阳爻，但位置在最下方，处于阳气刚在地下发生、还不能对外活动的时刻，所以应当像潜藏的龙，隐忍不动，等待时机。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这时初九潜藏的龙已经上升，出现在田野。由于阳爻刚健，又处在下卦中间的位置，具有中庸的德行，所以必将有所作为，给自己和人们带来希望和利益。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阳爻上升到下卦的最高位置，阳中又阳，过分刚正反而容易有危险了。　　所以有德行的君子既要时刻奋发，努力不懈，又要谨慎警惕，避免骄傲自大，这样就不会产生过失，招致灾祸。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这一爻仍是阳爻，但处在“四”的阴位，刚刚离开下卦，升到上卦的最下方，仍然缺乏安定感，这时要求得进一步飞升，必须更加谨慎，可以做出一些退让，返身跳入深渊之中，以退为进，方能无害。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五”在上卦居中，又是阳爻在奇数中的正位，属于阳爻最理想的位置，这时龙得到天时地利，飞腾在天，据有无限的活动空间，居高临下，普照大地，正是大展鸿图，于己于人都很有利的极盛时机。　　上九亢龙有悔上是最末一爻，“亢”是极端高亢的意思。龙升到这一位置，已经达到了极点，处于阳刚的顶峰，没有更高的去处了，它又依然亢奋不止，阳气不泄，因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以致后悔。　　《易经》运用物极必反的原则阐释一些卦象，得出了比单纯阴阳交感的原理更为深刻的结论。例如既济（■）卦，从卦象来看，水在上，火在下，阴阳交感、阳爻都在奇数的位置，阴爻也都在偶数的位置，上下远近都相应，形象完整无缺。所以卦辞说“亨”，表明顺利、成功。但是“亨”之后，卦辞紧接着说：“小利贞，初吉终乱。”为什么明显地属于阴阳交感、阴阳相应的卦象不能大吉大利，反而出现小利终乱呢？微妙的哲理恰恰就在这一完美当中体现出来了，因为过于完整了，反而容易僵化，以致丧失积极奋发的活力，不能再有大的作为，只有小事勉强还能亨通。成功的获得越是顺利，成功的气象越是吉祥，跟着来的越容易颓废松懈，越容易产生危机，陷入混乱。　　古代占筮的范围很广，举凡祭祀、战争、生产、商旅、婚姻、水旱灾害等等，无不求签问卜请示神灵，所以《易经》在断测吉凶的同时，广泛地记录了商周之际的社会生活情况，甚至还保存了文献上罕见的原始社会的遗风，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风俗等提供了多方面的珍贵材料。　　书中记载了渔猎用弓箭、制弓选用上等心木、矢用铜镞；耕田用耒耜；织布用纺车，衣服有黄裳；运输工具是人拉与牛拉的货车和打仗时用的马车等。书中记载很多狩猎情况，狩猎先是为了谋生，后来为了练武打仗。狩猎又发展为畜牧业，以牛马为主，六畜俱备。农业也发展为主要生产部门，有四五个卦专讲农业。　　《易经》中行旅之占最多，专卦就有五六个，附载于各卦的还有不少。行旅多为经商，起先贩卖牛羊，后来贩卖奴隶，货币先用贝，后用铜钱。途中有的借居人家，有的入宿旅店。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生产、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易经》谈到阶级状况时，常把小人和君子大人对说。统治者有天子、君王、公侯、大人、君子、武人等；被统治者有小人、邑人、刑人、童仆、臣妾等。大人对小人操生杀之权，设有残酷的刑狱。困卦就是一个刑狱的专卦。刑罚有打屁股的，有肩扛枷锁绑在衙门外示众的，有割鼻、断腿、烙额的。监狱叫“幽谷”，外围还种上带刺的植物，打上木桩，重重障碍，防备森严。　　《易经》还写了不少战争情况，师卦、同人卦写作战、军队组织；离卦写对敌警戒与遭受敌人侵袭的战祸；晋卦讲战略战术。革卦还认为军队内部是否团结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上六爻说如果君子变脸如豹大发雷霆，小人脸色难看，不服从命令，出师征伐便是凶。　　婚姻有对偶婚、劫夺婚。关于对偶婚的记载尤其详细。屯卦说有伙人骑着马去求婚，怕不成功，来回徘徊。贲卦讲了迎亲的全过程。男方成员迎亲时年青人不坐车徒步行进。老年人把胡须修饰一番，一派喜气洋洋，路上大伙奔跑前进，累出一身大汗。到了女家，送上一束束布帛，堆成一大堆，还要送上白色大肥猪。　　蒙卦写到劫夺婚，抢亲的男子有时遭到抗拒，丢了性命，抢来的女子大哭大喊，十分悲伤。归妹卦写姊妹俩同时嫁了一个丈夫。此外，大过卦九二爻说老头娶了个小娇娃，就像枯杨生幼芽，没有什么不利；九五爻说老妇人嫁了个少年哥，就像枯杨开新花，虽然不算过错，但也不会光荣。　　■卦的卦象是一阴五阳，表示一个女人周旋在五个男人中间，必然不守贞操。　　这个阴爻又处在五阳之下，是“初六”，象征身体健壮，所以卦辞说“勿用取女”，这种女人是不可以娶来做妻子的，等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婚姻习俗。　　《易经》中还有不少关于行为修养和科学知识的论述。如谦卦认为谦让必须以明智、勤劳、发奋为前提，不能把谦让与糊涂、懒惰、懦怯混为一谈。　　小过卦谈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指出不分尊卑上下，错的就要批评，好的就要赞扬，没有错而乱加批评，甚至有意攻击就很坏。此外，无妄卦告诫人不要胡想妄动；履卦讲行为要纯洁，心胸要宽广；豫卦讲做事要深思熟虑，不要游移不定等。震卦谈了对雷电的态度，卦辞概括描写了人们对打雷的三种反应，一种是听到雷声害怕得哆嗦，一种谈笑自若、满不在乎，一种听到震惊百里的大响雷还能镇静，手里拿着酒勺子，却没有洒出一点酒来。六二爻的爻辞写一个商人在路上，遇到雷电交作，非常骇人，甚至有危险。但他并不害怕，只考虑会不会亏本的问题，于是爬山越岭向前奔跑，但雷厉雨暴，山高路滑，跑得很辛苦，心里就想：算了，别赶了，七八天内总会把钱赚到手的。艮卦谈卫生之道，卦辞说要注意保护全身，爻辞由下而上，从脚趾说到额头。如六二爻说腿肚子的肉本应比较肥满的，现在却不长肉，消瘦，可见是病态，因此，心里不舒服。六五爻说脸部更要注意，上面有一张嘴，说话要有分寸，有条理，否则就会后悔倒霉。　　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易经》思想对我国后世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儒家、玄学、道教的经典，而且成为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如天文学、中医学、数学等的理论基础。在国外，17世纪的西方就已开始研究《易经》，黑格尔在其《东方哲学》中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易传》的思想内容《易传》与《易经》的结合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