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个善骗无义，好生诡谋的奸雄。无独有偶，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朱勋集狡猾、贪婪、巧佞于一身，在短短的十年就从一个县丞爬到封疆大吏的官位，人称“双料曹操”。双料者，加倍也。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双料曹操最后落了个凄凉回籍，没过几年就魂归地府了。 朱勋，江苏靖江人，出生在乾隆朝，字晋斋，号虚舟。族人富有，独朱勋中落。他因为有点鬼才，经常做些古怪事，族人给他捐了个官，分发陕西。乾隆五十三年(1788)，朱勋借补咸阳县丞。 一天，吏员集中在长官衙门请示公事，有同僚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正在择婿，如果哪个人年轻还没娶妻，这就是好机会了。有按察使作奥援，富贵不难。朱勋听到这番话后怦然心动，谋划起怎么做按察使的乘龙快婿来。 回到家里，朱勋便唉声叹气起来。妻子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刚才听说你妈病得十分厉害，怎么办呢？”妻子听后马上说：“我回去看看。”朱勋暗喜。随后朱勋暗地里拿出6百两银子交给一个仆人，对他说：“这些钱都给你。你领夫人去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再回陕西给我找麻烦就行。”仆人明白他的意思，大喜过望，按照他的话去了。 妻子走后，朱勋就借口说他妻子死了，委托媒人，娶按察使外甥女为继室。有了按察使的奥援，朱勋飞黄腾达起来。五十五年升为咸宁知县，五十九年迁乾州直隶州知州，六十年擢同州府知府。 嘉庆元年(1796)朱勋因剿灭将军山农民起义，赏戴花翎，五年二月升延榆绥道。闰四月，调陕安道。七年镇压白莲教起义首领苟文明有功，赏加按察使衔。八年朱勋授按察使。十年因为他在秋审时轻罪重判，部议降职，但嘉庆帝改为留任。十四年，朱勋授布政使。十八年九月朱勋做上了护理巡抚。所谓“护理”是指官员出缺，由次级官守护印信，处理事务。十月，实授巡抚。《清史稿·疆臣年表》上记载，朱勋从嘉庆十八年到道光二年担任陕西巡抚。 朱勋贪婪。嘉庆八年初，因南山粮食腾贵，朝廷给士兵在饷外增加盐米钱5钱，并规定三年后才减到4钱。十年六月，朱勋把4钱全扣了，放进自己荷包。他却借包谷2千石给士兵作3个月的粮食，这种做法引起了宁陕新兵之变。此事在魏源《圣武记》中有记载。 昭槤《啸亭续录·朱勋》里描写朱勋：“惟以贿闻，百姓恨之切齿。”他开始当巡抚那年，南山木材匮乏，他照旧征税，引起农民造反。农民说：“惟有屠斫老朱后，我辈方解甲归田也。”这话用今天话说，就是“把这个姓朱的老东西杀了以后，我们才会放下武器回去耕田。”最后有个叫杨时斋的救了他。 十九年(1814)十二月，朱勋因为因循疲玩，降二级留任。 道光元年(1821)九月，朱勋担任护理总督。十一月，华阴县农民严文潮故意杀了一家二口，朱勋审案时，判处严文潮斩决枭示。但刑部按照当时法律改拟斩监候。朱勋自请交部议处，部议降二级调用，皇帝从宽改为留任。 道光二年(1822)陕西渭南县发生一桩人命案。该县富豪柳全璧索债将佣人朱某打死。接着他以重金贿赂县令徐润，称朱某是自己跌伤致死。虽然结了案，但朱某妻子不服，上控到朱勋巡抚衙门。朱勋改托另一县令姚洽另审。柳全璧广行贿赂，朱勋与布政使邓廷桢都有所染。姚洽按意旨办案。朱某妻子刚生小孩，姚洽叫差役硬逼她赴审，以致伤风而死。朱某妻子的亲戚马某屡次控告，姚洽对他施以严刑也死了。朱某有个侄女，因为接受贿赂，私下里表示可以私了。但村民很愤怒，威胁她说：“你如不上告，我们要分你的尸。”该侄女不得已入京上告。后来朝廷派人弄清了真相，柳全璧处死，徐润、姚洽戍边，朱勋与邓廷桢降职。 钦差工部尚书文孚、内阁学士辛从益奏劾，道光帝很是气愤，斥责道：“朱勋历任有年，于地方人命重案，任听属员颠倒是非，舞弊枉法，负恩溺职，莫此为甚！必应先行严议。”部议将朱勋革职，命他到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但道光帝赏三品顶戴，让他退休还乡。听到这个消息，百姓拍手称快。 朱勋留念京城，与要员结交。他以为自己没事，常常发牢骚说：“这么久还不起用我？”三年(1823)秋天，朱勋接驾良乡(离房山不远)，没想到道光帝要他马上还乡。朱勋为人豪奢，他虽侵吞巨款，但不够他挥霍。离京之日，债券如山，行李萧条。在家乡凄凉度日，九年(1829)病死。不文不正 “不文不正”是嘉道宠臣曹振镛死后社会上给他的评语。 曹振镛(1755－1835)，字俪笙，安徽歙县人。父文埴，官户部尚书。乾隆四十六年曹振镛中进士，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侍讲、编修、学政，先后充当乡试副考官、正考官、殿试读卷官、会试正考官、通政使、实录馆副总裁、实录馆总裁、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他还有些加衔，如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此外道光皇帝还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在紫光阁给他画像，并作辞赞扬，赏给双眼花翎等等。他是皇帝十足的宠臣。 曹振镛历仕三朝，为官数十年，干的事主要是在科举考试、撰写皇帝实录、政府部门事务(如承书谕旨，议论国事等)上，并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什么他能历仕三朝，飞黄腾达？《清史稿·曹振镛》说他：“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同光时人朱克敬《瞑庵二识》说：“曹文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有几次曹振镛也因为有过失，嘉庆、道光二帝不得不交部严议，但结果是一再“加恩”，减轻部议处分。例如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以失察工部书吏舞弊冒领三库银两，部议降二级调用，上加恩降三级留任。”道光二年二月，“承办坛庙工程司员得受官匠银两，复瞩托看册司员蒙混算销，上以该堂官漫不经心，将振镛等交部严议，寻议褫职，上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 曹振镛三次担任学政，主持过乡试、会试各4次。据《清史稿·曹振镛传》，他评举子的文章全看字，看是不是馆阁体。馆阁体字体拘谨，毫无生气。据《清朝野史大观·曹振镛之误清》，进士中如果谁有个字不合馆阁体，就进不了翰林。判断文章优劣，不看内容，只看字体，多么荒唐！《清史稿·曹振镛传》说他“不取淹博才华之士”，那就得取庸庸碌碌之辈，让这种人管理政事，哪能让国家振兴起来？ 曹振镛在朝中钳制人口，堵塞言路。朱克敬《瞑庵杂识》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道光初年，曹振镛当政国，很不喜欢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做御史的，他“见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由是台谏务缄默守位，寖成风俗矣。”《清朝野史大观·曹振镛之误清》上说：道光初年，道光帝为政事弄得很疲倦，苦于章奏不能全阅。曹振镛向道光皇帝献“计”：现在天下太平，臣子好危言耸听，指陈朝廷阙失，是想追求声誉。治他们的罪，他们会说拒谏。以后奏章，不用都看，只选一部分有错误的为据，批评他们，他们为陛下圣明震慑，就没人放肆了。道光帝听了他的话。从此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万马齐喑究可哀”！咸丰初年，曾国藩曾上书，痛惜“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 道光时期，一般士大夫麻木愚昧，苟且因循。这种风气也可在曹振镛那里找到根源。罗继祖《枫窗三绿》上载了一个故事：宣宗曾大考翰林和詹事，以左思《咏史》诗“巢林栖一枝”命题，好多人不得其解。曹振镛在侧，宣宗问他：“你知道吗？”曹振镛明明知道也说不知道。别人问他为什么在皇帝面前说不知道，他说：“知道没什么了不起，不知道也没什么损失，‘炫己损人，吾不为也。’”作者评论道，曹振镛是以文学受知遇，并擢升到宰相地位，在文学方面应起带头作用，怎能装不懂来显示自己有容，有修养？这就是道咸以后缙绅不学无术的根源。 曹振镛的“有容”是表面的，有限的，骨子里是妒忌，不惜暗地里陷害他人。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到一件事：有一次道光帝问：“阮元当督抚已经有三十年了。刚到壮年就升到二品，多快啊！”曹振镛说：“这是由于他学问优异。”道光帝接着问：“你怎么知道他的学问？”曹振镛答道：“他现在担任云贵总督，还天天刻书谈文。”曹振镛知道道光帝不喜欢大臣这样做，怕废了公事，曹振镛这样一说，目的是想引起道光帝的厌恶情绪。结果不久阮元就内调了。 曹振镛以自己的言行给晚清造成了严重的柔靡世风：官员们学油滑，求圆通，巴结上司，重视小楷，不关心大事。《瞑庵杂识》录有无名子赋《一翦梅》，予以讽刺。 其一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云：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振镛生前被当成股肱之臣，死后被谥“文正”。文，道德博闻；正，守道不移。对臣下来说，最美的谥就是“文正”了。在清朝历史上被谥“文正”的大臣只有8位：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这样的美谥，曹振镛哪里配？有人说曹振镛只能是不文不正。可是这样不文不正的大臣，却荣华终生。硬骨头 石赞清，字襄臣，贵州人。在天津任知府的数年间，勤于政事，严于律己，吏慑其威，民怀其惠。 咸丰八年(1858)，英军侵犯天津，直督跑了，石赞清搬来两个大饔，里面注满水，放在台阶上，说：“英国佬要是进来威胁我，我跟妻子就死在这里。”不久，相国桂良与英国议和，英军离开天津。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入天津，总督以下多受辱。英军将卒分驻官廨。但石赞清坚持不离开官署。英国人要他走，他说：“砍我头可以，但衙门我不让。”英人听后感到诧异但对他无可奈何。 七月二十九日，英军500人拿着兵器进入他办公的地方，扶他上轿，抬进英国使馆，向他解释说：“我们并不是为难你。我们抬你进来是由于有兵卒烧我们的船，只好借你来镇镇他们。”石对他们的要求感到愤怒，不吃饭。好几天，老百姓情绪高昂，说如果石赞清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与英国人拼命。英国人害怕，叫石赞清离开使馆。石赞清不答应，说：“我是怎么个来的，就应当怎么个回去。”英国人只好再让500人为前导，在八月初三这一天，用轿将石抬回府衙。买官之后 同治初年山西有个姓夏的商人，虽没读过什么书，却突然动了官兴，出钱买了个官儿，被分发到陕西当县令。有人好心地对他说：“你初入仕途，不懂什么规矩，最好聘请一个有文化熟悉官场的人做你的参谋，以免被人取笑。”于是这个姓夏的请了朋友帮忙。 到陕西之后，按规矩要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他到巡抚官厅，举止矫揉造作，同去参见的有一个是四川进士陕西长安县县令唐李杜(字诗甫)，问他： “贵姓？” “夏。” “从前有个叫夏征舒，是府上什么人？”唐李杜听后高举两手，露出庄重的表情，问道。 “是先祖。” 姓夏的见唐李杜神情严肃庄重，以为他说的“夏征舒”一定是显贵。 唐李杜听了答话，点头笑了一下。 参见结束后，姓夏的回到寓所。朋友问他到巡抚官厅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姓夏的一五一十把唐李杜的问话与他的答话告诉了他。 朋友一听，连说：“坏了，坏了！这个夏征舒是个龟儿子。” 夏征舒是春秋时人。其母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奸。夏征舒杀灵公后逃到楚国。 夏听朋友一说，气得不得了，就要到长安县与唐李杜论理。朋友阻止了他，说：“明天他还要去巡抚官厅，还会见他。何必着急？” 第二天夏见了唐李杜就扑过去，揪住他的衣服，责问： “你为什么骂我龟儿子？” “诸位都在这里，我何尝骂他龟儿子？诸位听见我骂他龟儿子了吗？” 夏更加愤怒，揪住唐李杜去见巡抚。唐李杜让夏先说，夏把“夏征舒”的“征”字给忘了。巡抚笑着对夏说：“龟儿子是你自认的，不是他骂你。”说完叫巡官把他们送出去。随即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内容大致说夏咆哮官厅还可原谅，但胸无笔墨，何以治民。令其回去读书等等。 夏没有办法，只是气罢了。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爱国者、思想家、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所写的诗句，体现了为振兴国家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的英雄本色。这气壮山河的呼声，是对旧世界的嘲笑，是参加革新运动自豪的表达。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清史稿·谭嗣同传)光绪十年(1884)入新疆刘锦棠幕，光绪二十二年(1986)奉父命以同知捐候补江苏知府。他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倡设南学会，办《湘报》。二十四年，拜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当荣禄奉慈禧之命大捕维新派时，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有人劝他逃走，被他拒绝。他将自己的著作交给梁启超，决心以死表示他的维新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临刑赋绝命词一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八月九日被捕，在狱中题诗一首。 其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首句：“望门投止”与“张俭”，出《后汉书·张俭传》。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开始被举荐为秀才，他揭发中常侍侯览罪恶，要求杀了他。张俭同乡朱并为讨好侯览而诬陷张俭与24个恶徒为党，于是发文缉捕张俭。张俭逃跑。“望门投止”是说张俭看到哪家就到哪家投宿。人们仰慕张俭名行，张到哪家投宿哪家都肯接受。“望门投止”在这里指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难。“思张俭”意思是希望康梁二人出逃哪里都能得到保护。第二句：“忍死”是临死坚持，有所期待。“杜根”是后汉安帝时人，为郎中。他因为直谏邓太后归政安帝，被命令打得晕死过去。复苏，逃到酒家做工，邓氏被诛，杜根拜为御史。“忍死须臾待杜根”，意思是希望康梁忍耐一段时间，以图东山再起。第三句：“横刀”，刀架在脖子上。此句写作者为了国家利益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表现出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气概。末句自豪地把自己与康梁俱喻为高大的昆仑，为世人所景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四日斩六君子于菜市口，翌年谭嗣同遗骸运回湖南，葬浏阳城外山下，墓前华表有挽联一副：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门包与别敬 门包是贿赂官府守门人的钱物。进官府都须给守门人礼物，这个陋规可以说是与清朝相始终。吴三桂派人出关乞求清兵进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时，想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得，乃以重金贿赂多尔衮左右，才得开门接见。后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府有人刺探到杨宏胜(1886－1911，原任满清新军第三下标正目)从事反清活动消息，便乘夜谒见鄂都瑞澂。守门人就向他索取门包。 门包不是清朝才有。明宗臣《报刘一丈书》就有几处为进权门首先给守门人送礼金，守门人才给通报的描写。 清朝的陋规绝不仅是门包而已。比这更大的送礼还不少，而且名目有好几个。外官引见(皇帝接见臣下)、请训(三品以上外官赴任谒见皇上)离京向京官辞行送的礼叫“别敬”，夏天给京官送的礼叫“冰敬”，冬天给京官送的礼叫“炭敬”，过年给京官送的礼叫“年敬”，给京宫女眷送的礼叫“妆敬”。这些实际上都是贿赂。 何德刚光绪时曾在京曹19年，后来出任江西建昌和苏州知府，著有《春明梦录》一书，对此类礼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丈肃(沈葆桢)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雅观!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这段话讲了清代各种“敬”的馈送的原则乃至手法。 京官薪俸微薄，不像地方官那么便于向百姓搜刮，于是把手伸向地方官。地方官不给京官送礼，那结果可想而知。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了他几次调任觐见皇帝后“出京留别”送礼的情况。他在道光二十五年补授陕西督粮道，“出京留别”，“别敬”花了17000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留别”，花了12000多。陕西粮道是“夙称优缺”，于是他借钱“别敬”： 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蒙恩补授四川臬司”，又须觐见皇帝，又须“出京留别”。这次他送了多少呢?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召见后， 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初四“北上入觐”，十二月十二日到长辛店。八年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都有核别敬单的记录。但他花了多少钱，没说。估计数目不会小。清朝吏治 清朝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有官僚就有一个吏治的问题。清朝的吏治可以分两个时期来谈。一是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一是从乾隆后期到清末。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 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总的比较重视吏治，措施比较得当，官员比较用命，贪污的相对少些。 关外时，努尔哈赤总结历代治世经验，指出：“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顺治八年(1651)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雍正帝说：“大吏不清，民何以安?”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官吏的管理比较严格，措施比较得当，官吏中贪污比较少。 这个时期的廉政措施如下： 一、禁止贪污。贪污损害国家，也腐蚀官僚队伍。这个时期的皇帝都有禁止贪污的上谕。努尔哈赤时就有命令不准行贿受贿：“诸申、尼堪、蒙古的官员们，不论谁只准收汗的赏赐，不准接受尼堪送的东西。……要给尼堪发指示，不能送任何东西来。如果送来，送的人治罪；如果接收，接收的人治罪。”皇太极制定律例，惩办贪暴。顺治帝为了杜绝贪污订出十分严格的规定：官员犯赃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流徙，赃重者处以绞刑。康熙朝所修的《大清会典》规定：“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大清律》对于监守自盗和官吏受财者，都作了严刑规定。例如监守自盗，1两以下杖80，20两杖1百，流2千里，40两斩。官吏受财者1两以下杖70，40两杖1百，徒3年，120两，绞(监候)。 二、严惩贪污受贿。这个时期对贪污、纳贿的官员给予了惩罚——革职、抄家、处死或令自尽。处死的，例如顺治朝有大学士陈名夏、巡按顾仁，雍正朝有河南学政俞鸿图，乾隆朝处死的不法官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更多，有名的如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伍拉纳、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福菘、两淮盐政高恒等。至于被革职、抄家的那就更多。雍正初年清查钱粮，督抚、布政使、粮道官员共11名，再有苏州织造李煦。这些处置对有贪心的官吏起了震慑作用，敲响了警钟。 三、崇奖清廉。康熙帝重视好典型的教育作用。当时于成龙、汤斌、张伯行、陈瑸都比较廉洁，受到康熙帝赞扬，其中于成龙最突出，得到康熙帝高度赞扬，誉为“天下第一廉吏”。康熙帝崇奖清廉，促进了廉风的形成。康熙一朝，大臣大都比较端谨；只是康熙后来宽政，末年康熙帝多病，内政外交渐废，贪污之风有所抬头。 四、加强监察和考核。顺治时对京官实行京察，对地方官实行大计。皇太极就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负责对官吏监察。雍正元年掌勘察官府公事的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 五、实行耗羡归公，养廉加俸制。清初由于官员俸禄低，上索于下，下转索于民成为习惯。征收赋税时以弥补损耗为名，在正额之外再多收一些，称作“耗羡”。雍正二年开始实行耗羡归公，将耗羡全部交公，一部分留补亏空，其余发给大小官员养廉，起到限制官吏贪污勒索作用。乾隆后期到清末 这个时期吏治逐步败坏，朝廷廉政措施不力。 乾隆后期由于皇帝骄奢淫逸，要求官员向他“贡献”、“报效”，以罚代惩，官吏贪污成风，巨贪和珅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尽管乾隆口头也讲廉正，还惩罚了几个大贪，但风气败坏已无可挽回。 嘉道时期，吏治败坏又有新的特点。第一、官员贪污多串通作案，例如嘉庆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私雕假印，串通银号虚收310600两，十四年通州粮仓场舞弊，中西二仓短米9600余石。户部银库累遭库吏侵蚀，道光二十三年，查出乾隆末年以来被侵吞900余万两。道光时期河工官员贪占河工费极为严重。朝廷每年下拨的河工费达五六百万，河工官员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贪占大部分。第二、官员们普遍因循怠玩，大吃大喝，玩忽职守，最突出的例子是嘉庆二十五年兵部把印都丢了。第三、人际陋规多，详《门包与别敬》。第四、官吏不思进取，庸俗鄙陋。嘉道两朝担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没有兴国之术，却阻拦向皇帝进言、限制知识分子、阿谀奉承，庸俗不堪，造成道光后世风柔靡。嘉庆帝打击了以和珅、富纲等贪官，惩罚了各个贪污案件中的罪犯，道光时期实行海运，使大批漕运官员勒索钱财无门，道光支持两江总督陶澍改革明代以来的垄断食盐运销制度，堵塞了大批盐政人员受贿之途。但两帝对官员因循怠玩，玩忽职守之风无可奈何。 咸丰时期，许多官员不按规定擅自征收赋税，即浮收，或以高价将应征粮食折为银两，即折收，从中渔利，咸丰帝发过整顿吏治的旨令，但不落实。 庆亲王奕劻贪污、行贿受贿成风。《贪官污吏传》(北京古籍出版社)记录了好些晚清巨贪：奎俊任四川总督时“食赈银至五千万两”，崇礼利用粤海关监督之职“括银数百万两”，甲年战争后，荣禄以练兵酬款为名奏请刚毅到江南搜刮，“除常款外，无公无私悉取之”。曹贵民在《晚清衰败的原因与教训》一文提到的巨贪还有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提到受贿大员李鸿章。奕劻贪污受贿而有家产2亿两白银，李鸿章与沙俄签订辽东半岛相界条约时一次获取沙俄财政大臣威特贿金50万卢布。 慈禧太后专权于晚清，她还为了个人的享乐，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她还违背祖制，怂恿内监安德海、李莲英违法乱纪。 清末搞新政，虽然也说裁“陋规”，但徒有倡廉之名而无廉政之实。·清朝法制简史 清朝法制在关外经历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以及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入关后到清末经历了从封建法制到近代法制的演变。关外时期 努尔哈赤欣赏诸葛亮的治蜀经验，重视以法治国。明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开始立法。但法律形式粗疏，多为努尔哈赤口头宣布的某些“禁令”，或者是诸贝勒口头议定的规则，或者是八王发布的“文书”。努尔哈赤口头“禁令”是基于女真传统习惯的不成文谕令。四十四年(1616)后金政权建立，努尔哈赤对于以法治国的重要性理解更深，强制八旗将领乃至八旗之主严守法度。这时法则多了一些但不全面，“内容涉及到八旗的组织和制度、军令、围猎令以及诉讼等各个方面。”开始有了成文法，例如天命六年(1621)《禁单身行路谕》就是。 在“定国政”之前，努尔哈赤政权还没有什么司法机构。那时谁犯了罪，直接按照军中的刑法规矩处理。万历四十三年立国后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五大臣，下设十名理事官“扎尔固齐”。司法机构就有了两级：第一级是牛录，第二级是诸王贝勒大臣。轻微案件由牛录处理。诸王贝勒大臣接受五大臣审问而未决和依努尔哈赤指定的案件。复杂案件，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再由五大臣鞫（ｊū）问。之后报告诸贝勒。大家议定后，向努尔哈赤奏明三遍复审的结果。如果恐怕有冤屈，就让打官司的人跪在努尔哈赤面前，再详细审问，把是非搞清楚为止。如果是努尔哈赤亲属犯法，努尔哈赤就以汗和家主双重身份亲自审断。 诸王贝勒大臣审案时不许喝酒、吃肉，索贿、受贿。 努尔哈赤时期刑罚残酷，死刑有斩头、烧杀、炮烙、“乱刺鼻、耳、脸、腰”后斩首、磔杀、戮尸，体刑有打腮、穿耳、鞭打等。 皇太极的法制建设围绕集权、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夺取明王朝的政权为目标来开展。制定了“参金酌汉”的立法路线，扩大立法范围，法律形式多样，成文法成为主要方式，法制建设已进入到封建法制阶段。 法律比努尔哈赤时期大为完善。如以下方面皇太极都立了法：一、行政。《崇德会典》汇集天命十一年到崇德元年的重要谕令，内容包括了礼、刑、户三部的主要法令，还为皇族立了法，建立了宗室封爵制度。二、调整社会关系。天聪五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就是为了调整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三、经济关系。规定按人口分配土地，禁止贵族大臣子弟放鹰，蹂躏田园，允许自由买卖粮食。四、刑事。汉族历代王朝刑律的“十恶”（谋反、谋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为十恶）罪被引入，犯上罪列为十恶之首的政治罪。不在“十恶”范围里的政治罪还有叛逃罪、逃人罪（离开奴隶主逃跑）和容隐逃人罪、通敌罪。一般刑事犯罪有盗窃罪、通奸罪、欺骗罪、杀人罪、赌博罪、左道惑众罪、贩卖武器罪等。经济犯罪有经商漏税罪、隐匿壮丁罪、行贿受贿罪、隐匿俘获罪、种烟吸烟罪等。刑罚有杀头、拘禁、鞭笞、穿耳、鞭打、圈禁、流放、籍家、罚银、革职、解任等。四、典礼。为了集权的需要，皇太极还制定了显皇位之尊的典礼。在他登基之前，他要求王公大臣以及内宫遵守从汉族宫廷学来的各种礼仪。五、军律。为了有效地与明战争，皇太极迭次颁发军律。六、婚姻。天聪六年还下达了禁止乱伦婚娶，禁止没到十二岁的女子出嫁的法令。 法律形式，有与努尔哈赤一样的上谕，如“禁隐匿壮丁令”、“禁诸王贝勒违法令”；成文法则有条例，如《内外牛录首告离主条例》、《纵畜入田罚例》。崇德元年(1636)效法《大明会典》颁布了清朝第一部行政法典《崇德会典》，是天聪时期各种法令的汇编。 皇太后时期，牛录还是基层司法机关，而由于天聪五年六部设立，中央有了最高司法机关和折狱审案的专职部门——刑部。审案，有时各旗旗主、诸王贝勒大臣仍须参加，最后报告皇太极，由他裁夺，付诸实施。顺治到鸦片战争时期 清朝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封建政权，关外那些简陋的法规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开始了涉及面广大的立法活动。多尔衮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能统治全国，还必须实行封建法制。顺治元年王朝以《大明律》为蓝本，参考后金满制，于顺治三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此律是清朝大法典，用到宣统三年才废止。该法典弁以“六脏图”、“五刑图”等八种图像。律是基本大法，436条；例是辅助法，824条。律文7篇：名例律、吏律、户律、刑律、工律等。此法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续修，更名为《大清律例》，俗称《大清律》。律文相对保持稳定，而附例即条例不断续增，由原来的824条到同治时已增至1892条。 除了《大清律》这个基本法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各部院的则例，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光绪会典事例》、《六部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礼部则例》。还有各部管辖的事项规则，如《钦定八旗则例》、《钦定户部漕运全书》等，监察法规有《京察法》、《大计法》，民族法规有《蒙古律》、《回律》、《番律》、《钦定西藏章程》等。此外还有各种经济法规和涉外法律。 法律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维护皇权和封建统治。《大清律》明确规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对犯有推翻王朝罪行的凌迟处死并株连到祖父、伯叔、兄弟之子。被凌迟处死的，其子孙如不知情可以免死，但须阉割并发配新疆。 二、以刑罚加强思想专政。从顺治朝直到宣统朝以文字狱打击对清朝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甚，详《文字狱》一文。 三、维护旗人特权，对他们刑罚可以换轻刑、减等。《大清律例》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减等是指所犯死罪斩立决，可以换成斩监候之类。 四、维护宗族特权。宗族是同一父系的家族。为了通过宗族的领导管理同族，以巩固清朝统治，清朝统治者要求立族正，并赋予他们以调处、裁判的权力。清朝利用族正征税、治安、禁盗贼、禁犯上、守国法等等。同时法律规定维护宗族的特权，允许对“悖逆子孙”予以严惩，规定对族产予以保护。 五、刑制规范。清废除了明代厂卫和镇抚司使用的一些酷刑，如脑箍、烙铁、立枷等，而将建于五代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当作正刑。笞是用竹板或荆条打脊背或臀部、腿，杖是用大竹板或荆条打脊背或臀部、腿，徒是拘禁并强制劳动，流是流放僻远之地，死就是处死。其中死刑分立决和监候两种。立决是犯大罪，立即处死；监候是犯罪较轻，经过秋审才决定是否要杀。五刑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刑，例如迁徙、充军、枷号、赎刑、刺字、凌迟、枭首、戮尸。枷号是将犯人上枷，标明罪状示众，赎刑是用钱抵刑，刺字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在面、额、项、臀部等处标明犯罪原因，凌迟是酷刑：先割两乳、两臂，然后开膛取出内脏，最后割脑袋，枭首是斩首并悬挂示众，戮尸是陈尸示众，以示羞辱。 六、民事经济方面。严令旗地买卖(这个规定到咸丰五年松动)，实行地丁合一(详《经济·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清初为了镇压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而颁布《禁海令》、《迁海令》，限制对外贸易，限制开矿，维护旗人地位，也给了奴仆一些小保护权，但雍正时期有开豁贱籍政策。 七、涉外法律以闭关自守为原则，讲究自尊，限制贸易，警惕外患，排除天主教。 这个时期法律特点与其内容密切相关。一是维护中央集权和满族、宗族特权，二是刑罚严酷，三是实行思想专政，四是闭关自守。 这个时期的司法制度比关外严密多了。其中央司法机构维持明朝“三法司”制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都察院监察百官，并参与审理大案。地方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有督抚、臬司、府、县四级。 审理案件程序是：诉讼先经州县审录，如判徒刑须经府、按察司，然后报督抚。督抚同意后还要报刑部备案。判流刑、充军、发遣，须由各省督抚审结，案卷报刑部，由堂官侍郎批复，由各省执行。判死刑特别慎重，由三法司会审。有秋审和朝审。州县将判死刑的案犯和案卷送省城(乾隆三年以前还要经过府，才到省)。臬司审核后报督抚。督抚根据情况判为情实或是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具题上奏皇帝裁决。皇帝将题本转交三法司。刑部提出处理意见，别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将意见分送天安门会审各衙门。八月一天，天安门会审。书吏宣读刑部决定，会审会议通过。再报告皇帝裁决。朝审是复核京师死刑案件。过程与秋审一致，时间是八月初。皇帝判决算是终审。判可矜、留养承祀就是免了死刑，批缓决就是继续监押，留待下次秋审或朝审。批情实就要处决。 非常大案要王、大臣、九卿会审。宗室、觉罗罪犯由宗人府、刑部会审，蒙、汉相涉案由蒙古官员与汉族地方官共同审理，地方大案由布政使与按察使会审。发回及驳回案件由督抚与司道会审。鸦片战争后到清末时期 鸦片战争后，清朝丧失了部分司法主权。在新政变革中，清朝封建法制迅速解体，向近代法律体系演变。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新阶段，也开启了清朝法制新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司法制度也开始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并从同治三年开始在租界内任意设置司法公廨。列强侨民在民事、刑事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审理而由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的领事法庭公廨审理。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中国丧失司法主权的标志。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变法。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改革法制的建议被采纳。清廷成立了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负责法律改革。经过10年的努力，对旧有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新的法律体系建立了起来。封建法制演变为近代法制。法制变革包括司法制度的变革与新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司法制度变革。一、司法独立。光绪三十一年(1906)清政府改革官制，改刑部为法部，为国家司法行政机关，不再兼审判事务；大理寺改名大理院，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法部设总检查厅，成为最高检察机关。这个改革使司法终于独立，过去司法行政混一的体制崩溃了。二、审判诉讼制度改革。西方一系列的近代诉讼审判原则和制度被引进。废除三法司会审和九卿会审制，实行四级三审制。审判衙门分为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四级(宣统元年，开始筹措经费，建立审判厅，培训新型司法人才)。民事、刑事案件，由初级审判厅审判；不服，准赴地方审判厅控诉；再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上告。民事、刑事诉讼分开，建立了起诉、预审、公判、上诉、判决等程序和公审、回避、陪审、辩护等制度。三、监狱制度改革。设“模范监狱”、“罪犯习艺所”，改变以往以监狱惩罚罪犯的传统。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立了京师模范监狱，随即在一些省府州县也陆续筹建。 新法律体系建立。新法律体系的建立仰仗新的法典的制定。经过十年努力，制定了一系列近代法律。光绪三十年(1904)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三十二年颁布《破产律》，三十四年(1908)颁发《钦定宪法大纲》，同年制定了近代行政法《钦定行政纲目》，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又诞生近代刑法《大清新刑律》，宣统三年编成近代民法《大清民律草案》。此外，三十四年拟订的《大清商律草案》、宣统二年编成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尚未经清廷审核，清朝就已灭亡。折狱与释纷 清朝专门负责审判的，中央一级有刑部官员，地方上有按察司的官员。由于行政与司法混一是封建社会法系的一大特点，皇帝是一国最高行政长官，也是一国最高司法官，县令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一县的大法官。行政长官兼管司法，要判案，还要解纷。 下面是两组文章，记叙皇帝、督抚、臬司、县令折狱、释纷情况，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行政长官的才德和思想，并反映出吏治的优劣。 第一组是三篇关于折狱的短文。三篇文章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用对比。第一篇比较了嘉庆帝、刑部和伊犁将军审案。在给赵继昌定刑的问题上，刑部显然是轻判而嘉庆帝量刑准确。刑部之所以轻判是由于他们对赵继昌的罪行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实质。嘉庆帝比刑部高明，还在于他看到了翰林院的管理责任，而刑部只是就事论事，没有看出翰林院也有问题。第二个案子，是伊犁将军错判。这个伊犁将军观念僵化，没有看到邢杰强奸儿媳，这已经是犯了罪，原来的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已经不存在。邢吴氏的反抗完全是自卫。嘉庆帝看出了变化，“翁媳之义已绝”，终于纠正了刑部的错误。第二篇反映唯心与唯物思想在办案中的表现及其不同结果。滋松县原县令是唯心思想，他不是先取证，而是断定作案的人肯定就是尸场附近的人干的，于是他把20多名无辜之人抓起来，关了多日，真正案犯查不出来。代理县令李静庵是唯物思想。他先是取证，最后找到作案的人，放出无辜者。取证当然要吃苦耐劳，李静庵“冲泥”、“冒雪”终于破了案。两种思想后面还有两种作风和对人民态度的对比。想当然、简单化是官僚作风，是草菅人命的态度，办案当然省力，但绝不能把案子办好。深入调查，是实事求是作风，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作风，需要“冲泥”、“冒雪”，最后终于把案办好，无辜终于获得自由。第三篇《胡氏杀夫案》中，截然不同的办案道德形成鲜明对照。一种是打击罪犯，保护无辜；一种是为了自己，不惜陷害无辜。遂宁县县令徐钧和幕僚张友是后一类，臬司张集馨和委员李象昺是前一类。徐钧为了保自己的官位，不去缉捕罪犯，却陷害受害者，并屈打成招。他们的心多么狠毒啊!读这篇文章应该注意该文最后一句：“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州县既不可靠，那么像徐钧那样的害民官吏，不知有多少，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又不知有多少。 第二组是三篇关于释纷的短文。第一篇说的纷争源于双方各自局限，只知一时的江面宽度，并把自己了解的那一时宽度看成永恒，无视了水面宽度是变化的。陈树屏肯定双方都存在一定情况下的正确，自然取得皆大欢喜、纷争立解的结果。第二篇说的纷争起自“鼓噪”一词，裘孙制府通过释词正名，终于使裘安邦放弃了官司。这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分析纷争的症结，对症下药，释纷并不难为。第三篇是袁枚凭借其才学快刀斩乱麻解纷的故事，告诉我们，学识对于调解人民之间的纷争有很大作用。第一组嘉庆帝审案 嘉庆五年，嘉庆帝审查了刑部送来的一个案件。案情是这样的： 有个属于汉军籍叫赵继昌的读书人，混上一个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是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的新进士。三年后通过考试授予官职。他请假多年，住在村里。因为文理不通，不敢参加甄别性的考试。 赵继昌以前认了一个姓赵的姑娘为义女并调戏成奸。这个“义女”后来嫁给一个叫袁凤瑞的。后来赵继昌多次奸污袁赵氏。为了达到永远占有她的目的，他伪造了一份袁凤瑞欠他钱的借据，逼他休了袁赵氏。赵继昌收纳袁赵氏为妾。 刑部认袁赵氏与赵继昌通奸，是袁赵氏父母贪财，怂恿她做出丑事，不可以良家女论。而赵继昌收纳她为妾，是在袁凤瑞休赵氏之后，性质与强占人家妻女不同。他们援引凶恶棍徒生事扰害良人罪例，判他到烟瘴地方充军。 刑部将案卷呈送嘉庆帝。嘉庆五年五月，嘉庆帝仔细审阅案卷，下谕： 一、赵继昌文理不通却成为庶吉士，如严加追究，可以构成大案。事属既往，姑免追究； 二、如果是袁赵氏在袁凤瑞责备她的不端后自行离婚，赵继昌买袁赵氏为妾，还不算强夺，可减轻对他的处罚。但实际上是赵继昌诬陷袁凤瑞，逼迫他休妻接着就买袁赵氏为妾，这与强占他人之妻无异。判赵继昌去烟瘴地方充军太轻，应比照强夺良人妻女，奸占为妻罪例判为拟绞候，进入秋审。 三、该犯是告假庶吉士，在村里久住。管理旗务的参领、佐领失察，应该按规定给予处分。翰林院掌院及教习庶吉士的大臣，有稽查训课的责任。赵继昌告假到期应催他销假，参加考试。看出他文理荒谬，不能应试，即可据实取消他的资格。为什么任他借请假拖延时间，借职官声势奸淫肆横?当时的掌院和教习，均不合格，要求刑部取消他们的职衔，一并论处。 嘉庆帝判案准确，改判合理。他从该案看出政府官员的问题并作出了恰当的处理，很是难得。而总督和刑部却对案件性质认识不清，量刑失当。 嘉庆帝判案准确不止一次。嘉庆十七年(1812)西北地区有个叫邢杰的企图强奸儿媳邢吴氏，儿媳反抗，强奸未遂。咬掉邢杰嘴唇一块皮。六月伊犁将军晋昌拟判邢吴氏问斩。嘉庆帝审查时纠正了这个判决，改判邢吴氏免于治罪。他说：“蔑伦行奸，翁媳之义已绝。”他援引了乾隆时的一个案例：江苏省有个叫蔡通的撞见他叔叔与蔡通自己的老婆行奸。气急的蔡通刃伤他的叔叔。开始拟判蔡通绞决，经刑部讨论，认为蔡通是捉奸，刃伤胞叔，应当从宽赦免。邢吴氏是女子，突然遭到强暴，情急之下，咬掉她公公的嘴唇皮，其情节与无故干犯尊长完全不同。冒雪破案释无辜 乾隆时湖北松滋县发生了一个案子：有个叫王五子的小孩死于野地，丢了耳环、衣服。县令把尸场附近20多人抓去审问多日，都查不出来。后来上司派李静庵做代理县令，接过案卷。 李静庵先到尸场查看后便冒着雨雪，带领几个精干差役微服出行。他们来到一家卜筮草店，问近日来卜卦的人是多还是少。卜者说：“少。前些日子本地有个十六七岁名叫鲜旺儿的童子来测字。我检出‘鸱鸮’的‘鸮’字，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有枭首之象。’他显得很紧张。”李静庵追问那人详情，卜者说，那人曾做过一个人的义子。因他游手好闲，品行不端，被赶出家门。李静庵又问那人住处，卜者又告诉了他。 李静庵率差役寻到卜者讲的地方。李静庵让差役突然喊一声：“鲜旺儿！”马上就有一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惊问李静庵是什么人。李静庵说：“我是你的邻居呀，隔了几年，你就不认识我了？现在我要到某村去，路不熟，你给我们带路，我们给钱。”鲜旺儿开始觉得路远，天色也不早了，不愿去。但看见白花花的钱，就答应了。李静庵又说：“你把你的东西带上，免得丢了。”鲜旺儿就从草丛中拿起一个小袋与他们同行。到了一个客栈，李静庵让差役翻看鲜旺儿的袋子，发现有当票。李静庵马上让鲜旺儿把所当的东西赎回来。赎回来的东西竟是耳环和衣服。李静庵让死者家属来认看。死者家属一见马上号啕大哭。有了赃物，但鲜旺儿还死不承认。李静庵用饮食引诱他，他才承认。李静庵急让人把20多名无辜放了出来。有人为此作诗颂扬李静庵： 不是冲泥亲冒雪，无辜枉累廿三人。 “冲泥”是踏泥而行的意思。胡氏杀夫案 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川遂宁县县令徐钧上报了一个杀夫案：县里有个姓胡的妇女与她小姑杀了她（胡氏）的丈夫蒋某，判二人凌迟。当时担任四川臬司的张集馨接案审理。 一般妇女杀丈夫，是因为与他人通奸，张集馨审查材料，没发现有奸夫的叙述。胡氏仅18岁，小姑才17岁。老婆谋害丈夫，妹妹谋害兄长，一定有重情，而非情非理，令人惊异。案卷里说蒋某痨病严重，胡氏谋害丈夫后即可改嫁，小姑等胡氏改嫁后就可独吞百亩地。案卷里还说蒋某被害后有盗贼剪开篾墙盗窃，捕役曾亲往查验。张集馨于是调集了捕役和验伤人员。 他特别派遣委员李象昺悉心调查研究，说：“此案实情与罪名相距很大，稍有疏忽，一定冤枉好人。” 李象昺先向捕役了解剪开的篾墙道口、盗贼出入的印痕口门尺寸高度（1尺2寸）和宽度（1尺1寸）。问了一天，盗情已经清楚。 张集馨问验伤人：“验尸单上填有‘上颚红润’，那就是捏伤肾子造成的，肾囊是否还坚硬呢？” “不硬。” “哪有上颚红润而肾囊不硬的事？” 验伤人交代说：“肾囊的确没伤，上颚也没红润，幕府张友说遍体无伤，哪会死呢？不如在验尸报告单上说捏伤肾子，才不会被驳回。” 张集馨接着提胡氏姑嫂来问。张集馨发现姑嫂二人都是纤弱女子，很是老实，没有一点泼妇的样子。张集馨问他们为什么害死蒋某，她们回答说，她们受了刑，书吏要她们这样招供。临起解时，县令母亲每人给了制钱千文，叫她们不要翻供。 张集馨又提地方上负责治安的团长来问，团长作了如下交代： 验尸无伤，死者所盖的棉絮失落无存。要求县令查出棉絮所在，说如果查出来案情就可大白于天下，结果被县令斥责了一番。 死者有痨病，咳嗽不已，体力很弱。平日从床边到寝室门口只几步路，他都要蹲地休息片刻。死的那天晚上，胡氏与他同床，下垫篾席，上盖絮被。三更后，胡氏在睡梦中惊闻其夫大喊一声，滚地说不出话来。她摸衣服，找不到。只见墙根有一个圆洞。是盗贼钻进篾墙把被窝、连带他们的衣服都抱走了。 胡氏开门到小姑卧室借火和小褂。小姑说：“你把我的衣服穿走了，我咋办？” 厢房住有王姓母子二人，听到胡氏喊有盗贼，儿子拿起一个棒子就要出门。母亲制止他，说：“盗不可测，我们租别人房子住，何必要替主人外御其侮？”听了这话，儿子才没出来。 蒋某叔婶住后院。听到胡氏呼喊，就提着油灯来看。只见蒋某滚在床下，墙根有洞，床上棉絮荡然无存，胡氏布褂也不见。开大门出看，杳无人影。洞口泥堆有足迹，微闻临村有逐盗之声。第二天向乡保、团长报案，他们马上到营县呈报。当时缉捕令很严，县令害怕受到四参处分，授意捕役说不是盗窃案，是胡氏与小姑谋命案。徐钧验尸，见尸体没有伤痕，就胡编什么尸体背后的指甲抓痕就是致死之伤。没有凶器，就把屋内墙上篾匠用的弯针一条指为凶器。接着县令派人把胡氏与小姑锁到观音崖，打了她们几十个耳光，又用木扁担各压一次，两人忍不了疼，就按照差役教的招供，两人被迫无辜服罪。 张集馨调徐钧到省申斥。开始他还桀骜不服。张集馨让知府怡昌、委员李象昺提集全体人证，在衙署与徐钧同审。徐钧见验尸人和差役吐出真情，才无话可说。当晚，徐钧到李象昺家里，向他求情。李象昺对他说：“如果尸体有致死之伤，不难开棺再验；如果尸体没有伤，我不能只顾友谊而让无辜受到极刑处罚。”徐钧说：“死者实在没伤，肾囊之伤是张友所为。” 案子平反后，胡氏与小姑脱去囚衣，交亲属领回。 徐钧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忍心害理，陷害两个弱女子。案子大白后，他不自责请罪，却担心弹劾，就到处找关系替他找出路。学使彭咏莪写信给张集馨，说徐钧是他亲戚，能容就容，不能容就让他病退；山东巡抚陈庆偕也要求对他格外优容。上司没有深究，结果徐钧以病为名退休回家。 此案如果不是张集馨的认真负责，不是他把百姓当成一回事，如果不是委员李象昺的深入调查研究，徐钧一定纠缠不已。张集馨深深感到：“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第二组陈树屏解纷 光绪十五年(1889)，中丞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制军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二人地位相当，个性都很强，经常发生口角。 一天，在武昌黄鹤楼举行公宴，相互敬酒。主宾都有几分醉意。座中突然有人问到面前长江水面的宽度。谭说是五点三里，张说是七点三里。双方争得面红脖子粗，谁也不肯服输，一时又无人判断谁是谁非。张突然想起江夏县(武昌)县令陈树屏。张说他应该最了解。于是立刻派了一名军士请他。 陈树屏是名进士。听到二人请他回答长江水面宽度的问题，便立即跟军士走。他足一迈入屋，张、谭异口同声地问。陈应声道：“水涨时是七点三里，水退后只有五点三里。您二位说的都不假。”听后，张、谭哈哈大笑，争辩立刻停了下来。片言解纷 康熙十年有个规定：军队将官因为发饷迟了，或扣发军饷，或对士兵暴虐，引起士兵鼓噪，就要革职。顶头上司及提镇都要降两级调走。另外，河营士兵喧哗，提督徇情不检举，或检举不实在，也要降两级调动他处。如果顶头上司唆使喧哗，就要革职审问。 道光三年的一天，南河中军副将军裘安邦（字古愚，嘉庆武进士）操练士兵，因为要求过严，士兵不服，喧哗起来，裘安邦认为士兵“鼓噪”，要求河督（河道总督）查办，但河督不答应，双方产生龃龉。 江督孙制府（疑为两江总督孙玉廷。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四年孙玉廷担任两江总督。）知道了这事，决定让双方重归于好。做到这点，必须让裘安邦放弃要求。 孙制府在“鼓噪”二字上做文章。他问裘安邦：“当天演武场中只是人声喧哗呢，还是又有击鼓声呢？”裘安邦说：“只有人声，没有击鼓声。”孙制府说：“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噪杂。一定兼而有之，才叫鼓噪。你说的情况不叫鼓噪。”听了这席话，裘安邦再也没说什么，与河督的纠纷马上平息。袁枚解纷 乾隆时期，文人袁枚（1716－1798）曾在溧水、江浦、江宁（今南京）担任知县。以他渊博的才学和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不少纠纷。下面是其中的三个。一 有两人争方山溪洞外的一块地。两人打官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没有契券，官司久久断不下来。袁枚接手后，望着成堆的案卷说：“这与左丘明讲的‘宋郑之间有隙地’差不多。（按，《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两国之间有几处可垦而未垦之田，双方展开了长期争夺。）我认为你们把官司了结了吧。”说完把他们的状子烧了，发给双方田契，让双方开垦，双方不再争执。二 一天，江宁一条战船停在江边，一个老兵蹲在舵楼拉屎。一条小船扬帆而过，老兵被撞，坠水而死。士兵跑出来，把小船的帆斩断，系住小船，把船夫打得死去活来。 官司打到袁枚那里。袁枚查验了尸体，对船夫说：“你把帆挂起来试开一下，看为什么会撞别人的船。”船夫说是风大，非人力所能控制。袁枚说：“你的话不可信，再张开来给我看看。”船夫按照袁枚的话做了，乘风破浪。船一下子就走远了。士兵见小船走了大嚷。袁枚结案说：“这是误杀，不是有意的。法律上没有因误杀而赔命的规矩。埋葬费由我出好了。”三 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刮大风，白天都变黑了。江宁有个韩姓姑娘被风吹到铜井村。该村离江宁90里。第二天村里人将姑娘送到江宁。姑娘与李秀才的儿子早已订婚。李秀才认为风不可能把人吹到那么远，姑娘被送回，一定有奸情。他把官司打到县里，要求把婚约解除掉。袁枚说：“古代有风把人吹到60里外的事，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便把载有此事的元代郝经《陵川集》给他看，并说：“郝公一代名臣，能说骗人的话吗？当年风吹的是吴家女，后来嫁了宰相，只怕你儿子没有福分。”秀才听了大喜，把状子撤了。清朝文字狱 在其整个统治时期尤其是在康熙至乾隆期间，清王朝在思想上的专制是十分严酷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从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来镇压对自己不满的知识分子。中国最早的文字狱是崔杼杀大史，事出公元前548年（据王彬《禁书·文字狱》26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齐庄公与大夫崔杼妻子通奸，崔杼杀了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大史杀了，大史弟又这么写，崔杼又把他杀了。二弟又这么写，崔杼为他们的正直折服了才没杀。后世文字狱屡屡为统治者用作思想统治的工具，而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有清一代，文字狱达160多次。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顺治二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刑部论罪，最后的一次文字狱是清末“苏报案”。 在清朝16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满清朝的情绪，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例如下面讲到的雍正二年的查嗣庭狱，起因是一个“维民所止”题目。这本是诗经上的句子，但统治者挑出首尾二字，并牵强附会地说这是“雍正”断头的意思。再如下面讲的《徐述夔诗集大案》，作为罪证之一的是诗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指明天，“清都”当指天帝住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表现的是一种理想，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但讦（jié）告者和统治者把这里的“明”“清”二字硬说成是“明朝”与“清朝”。乾隆朝杭州有个叫卓长龄的，写了一本《忆鸣集》，仅因为“鸣”与“明朝”的“明”谐音，“忆鸣”就说成是“忆明朝”，指为图谋不轨。多专横的统治者！ 大多数的文字狱不仅要严惩诗文作者，还要株连大批无辜的人，包括家属、出版者、参订者、抄写人、装订人乃至买书人和当地官员。告发者往往得以升官发财，于是告讦成风，人人自危。一般文人不敢研究和反映现实问题，一头钻进故纸堆，搞考证去了，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下面是康熙到乾隆朝的一些文字狱案。《明史》案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 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 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家等了一会，朱某已70多岁，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私史记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南山集》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康熙时的一个大案。 此案须先方孝标说起。方孝标，桐城（今安徽）人。本名玄成，因避康熙（名玄烨）讳，以字行。顺治时，中进士，官至内弘文院伺读学士。顺治十四年（1657），族人方猷主持江南考试，与他有勾结作弊行为，结果均被免官戍边，流放到宁古塔，后遇赦。方孝标到云南，当了吴三桂的翰林承旨。吴三桂反清失败，方孝标先迎降，得免死罪。他写有《钝斋文集》、《滇黔纪闻》二书。《滇黔纪闻》中有关于南明抗清事实，用南明诸帝纪年。 戴名世，桐城人，字有田，号褐夫，别号忧庵，康熙进士，任编修。他立志修明史，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称伪朝，对《滇黔纪闻》十分重视。听了学生余堪口述南明永历朝一个叫犁支的所言，感到该书符合事实，于是在他所写的有关明史文章中采用该书材料不少。 戴名世在《与弟子倪声》一信中论及修史之例，认为“本朝当以康熙壬寅（按：即1662年）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 戴名世学生尤云鹤从方孝标的集子中选出部分材料，以《南山集偶抄》之名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孑遗录》，记述桐城地区地主、豪绅抵抗农民军之事，署名宋潜虚，因为戴姓出于宋后，所以讳戴为宋。此书由尤云锷、方正玉捐款印行。他们俩再加上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都作了序。印刷版藏于方苞家。 康熙五十年武进人都谏赵申乔（字慎旗）向刑部告发了此事。九卿会审，《南山集》定案。《南山集》案，实际上就是《南山集偶抄》案。此书只不过是为南明争正统，揭露南明隐事而已，但刑部大做文章，株连竟达数百人。戴名世寸磔，方孝标已死戮尸。他们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父、兄弟之子，凡16岁以上都被杀头，母、女、妻妾、姊妹、儿子妻妾、15岁以下子孙、叔伯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朱书、王源这时已死，免于判罪，汪灏、方苞以诽谤朝廷判斩立决。方正玉、尤云鹗发往宁古塔。方孝标儿子方登峰、方云旅，孙子方世樵一并斩首。方家中即使还在居丧守孝的人都处死，尚书韩菼、伺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32人另议降职。康熙闻奏改刑。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之子免死，与其家人流放黑龙江。汪灏、方苞免死，入旗为奴。尤云锷、方正玉免死罪，其家迁徙边远地区。韩菼以下这些平日与戴名世只因议论文章而被牵连的人，都免于治罪。查嗣庭案 科举考试规定，八股文的题目须出自四书五经。雍正四年（1726）九月，江西乡试正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四字命题。此四字本出《诗经·玄鸟》。但有人告发说，查嗣庭出这个题目是别有用心。“维”、“止”就是雍正断首，雍正大怒，查嗣庭自然挨上官司。 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是康熙时中进士、授予编修的查慎行的弟弟。雍正说，他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是圣祖临终时惟一传诏大臣。雍正即位时曾任总理事务的四大臣之一。雍正五年（1727）以私藏玉碟底本等41罪判处永远监禁，次年死于禁所。是隆科多荐举了他。他出的题目，显露出他对朝廷心怀怨望。他有两本笔记，悖乱荒唐，其中有很多怨诽捏造之语。还说他对康熙皇帝用人、行政以及朝廷的诸种措施和处置进行毁谤和攻击。雍正命令，查嗣庭交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司）严审定案，最后罪名定为“大逆不道”。 第二年查嗣庭案结束。查嗣庭虽已在监狱病故，仍受到戮尸、儿子处死、家属流放的惩罚。因为查嗣庭是浙江人，以前还另有一个浙江人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秘书，著《西征随笔》，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被认为是讽刺康熙皇帝，于雍正四年被杀。雍正对浙江人怀恨，于当年10月下诏停止浙江乡试。吕留良戮尸 吕留良，字庄生，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诸生。明亡后，因种族思想主导，不仕清朝。郡守以隐逸推荐，他辞而行医，后又削发为僧。他认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与父子关系不同，反对尊君卑臣。他主张驱逐满族统治者，恢复汉人统治。吕留良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想不到雍正时受曾静文字狱牵连，被戮尸，著述被毁。 曾静的事是这样：湖南人曾静崇拜吕留良的思想，派他的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同谋举事反清。想不到岳钟琪告发了曾静，雍正便派人提曾审问。曾静供认是受了吕留良著作中有关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论述的影响，又与吕氏门徒严鸿达、沈在宽很投合，遂有此举。 曾静、张熙被解至京师，吕留良、严鸿达、沈在宽的藏书被抄，日记被缴。由于曾静改口称颂雍正并著文驳斥吕留良的缘故，雍正认为吕留良的罪过超过了曾静。结果将吕留良、严鸿达及吕留良之子吕葆中戮尸示众，子孙遣送边陲，妇女入宫。沈在宽凌迟处死，而曾静、张熙则免罪释放。 雍正把曾静投书事和吕留良案的上谕，审问曾静的记录合在一起，编辑《大义觉迷录》四卷，刊发全国各县学，目的是以此消除反清思想，分化抗清力量。 乾隆即位后，曾静、张熙还是被凌迟处死。徐述夔诗集大案 徐述夔诗集大案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乾隆三年中举。 徐述夔著有一部诗集《一柱楼编年诗》，多数咏叹明末之事，如《正德杯》：“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其子徐怀祖在乾隆二十八年将此书刻印出版。 徐怀祖以2400两银买下蔡耘田地数顷，不久就去世了。乾隆中期查禁书甚严，蔡耘田兄蔡嘉树利用这个机会要挟徐怀祖之子徐食田，说是他卖出的几顷田地里有祖坟，要求用960两银来赎，否则要告徐家私刻、藏匿禁书。 因为有谕旨说只要在规定期限把书送官府，可免于追究，徐食田将《一柱楼编年诗》送到县府。东台县令徐跃龙要徐家给蔡家划出坟地10亩，蔡嘉树觉得目的还没达到，便向江宁布政使陶易告状，说“壶儿”就是“胡儿”，含诽谤之意，其他句子也多有悖逆之意，实为罪大恶极。陶易觉得徐食田已经交书，可免追究藏书之罪。他在蔡嘉树诉状上批语说，书版已交，如有违碍，就销毁，事与你无干。师爷陆琰在批语上还加上为徐述夔打抱不平的话。案子转扬州府知府谢启坤。 八月，江苏如皋县民童志夔向江苏学政刘墉交出徐述夔诗集及沈德潜《徐述夔传》，事情就闹大了。乾隆帝认为徐述夔“暗肆诋讥”、“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十一月，大学士、九卿遵旨拟议，说，“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况且不说“到清都”，“上清都”，而说“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作出将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徐食田处决的判决。 最后奉旨：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戮尸，孙子徐食田、徐食书斩监候，秋后处决。尊孙徐道南、寿南、孙媳缪氏、沈氏给功臣为奴，门生徐首发、沈成濯与江苏藩司陶易、幕友陆应琰、扬州府知府谢启坤，还有作序的黄斌和沈德潜都治了罪。 徐述夔书、版销毁。《字贯》编者的冤死 王锡侯，字韩伯，江西新昌人，乾隆举人，因《康熙字典》错误颇多，他就另编了一本字典以补不足。他取名《字贯》，是他认为字好像散钱，以义贯之。 《字贯》依《康熙字典》分部，又依义分为天、地、人、物四类。下面再分四十部，体例略同《尔雅》。音义相同的，即合在一起。每部配以千字文。 《康熙字典》是奉康熙帝之命所作，并由他作序，是御定之书。王锡侯的《字贯》是对《康熙字典》的大胆挑战，是件好事。王锡侯的冤家王泷南却当成攻击王锡侯的机会而揭发他的“罪行”。乾隆帝读了进呈的《字贯》。他认为第一本序文凡例中把康熙、雍正庙讳与御名相并列是“大逆不法”，便命令将王锡侯押至京师，交刑部审讯。 结果，王锡侯及其子孙都处以重刑，毁版并禁止销售。解京治罪的还有题诗卷首的李友棠。他被革职。两江总督高晋、江西巡抚海成、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大学士史贻直、尚书钱群为王氏家谱及王锡侯其他书作序，只因为他们去世，才未深究。想入非非者的不幸 有的文字狱是一些想入非非的穷知识分子自投罗网。他们为了出名，对帝王怀着幻想，为了唤起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注意，或著书立说，或出谋献策，不但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反而被认为“干犯皇上御名”、“狂妄”等罪名，受到严惩，身首异处，家破人亡。下面说两桩这样的案子。第一桩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广西浔州平南县老秀才吴英在桂林拦住藩司朱椿的轿子，献上一份策书。该书向皇帝献了五策： 第一是免粮银充实社仓。他说：“民饱则易于驾驭，民饥则难于控制。”现在皇上正免除各省税粮，不如将所征粮款划拨州乡，添设义仓，这样不但易于借纳、发放，又免差役、胥吏索取的弊病。第二是准许百姓自由贩盐。由专门的衙门管理盐业有许多弊病，例如负担盐官的俸禄，运输过程中易出现私盐现象，盐埠业主短斤缺两等等。准许百姓自由贩盐，交税纳款，上下两便。第三是弥盗。小盗乱于荒野，大盗作乱朝廷，弥盗是大问题。他提出的弥盗之法是实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一人为盗，九人连坐，甲长与盗同罪。第四是限制或禁绝种植烟草。第五是整治寺僧。他认为寺僧太多，增加农民负担。让众多寺僧参加生产，对国计民生有利。 吴英已到花甲之年，乡试屡试不第，以为通过献策能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得到重用。出乎吴英意料，朱椿看了第一条就认为“语多狂悖且叠犯皇上御名”，把他逮捕起来，审问他有没有同谋。最后吴英被判凌迟处死，两个儿子和亲弟、侄子斩立决，吴英的妻妾、未成年的子孙和侄子给功臣为奴。一个家庭就这样给他断送了。第二桩 乾隆年间，山西临汾有个读书人叫冯其炎。亲生父亲本来姓赵，他年幼时父亲就死了。父亲死时，有母亲、一兄、一弟。因为母亲改嫁给冯珍，他便改姓冯。十年后母亲去世，妹妹夭折，哥哥返回赵家，只他一人跟继父生活，穷而孤单，但他继父还是送他读了书，于乾隆四十一年中了秀才。 成年的冯其炎产生了对异性的追求。恰好他的两个姨母，一个有一小女，年方十七，另一个也有小女，年方十四。如果他一人而娶此二表妹，岂不美哉？可是他家穷，不说娶两个，一个都没办法。他精神失常了。四十七年七月，他跳城墙自杀而伤腿。对两表妹的思念割舍不断，他想起一个办法：先得到皇帝赏识，然后请他帮忙！若皇帝赏识他的才华，派个能干的官员，骑一匹快马，赶到临汾，问冯其炎有没有两个表妹，事情不就完成了吗？ 他开始给先秦名著《易经》和《诗经》作注。四十八年正月他携带两书注解到了北京，寻机会把注解送给皇帝。他听说皇帝将出城祭泰陵（清世宗陵），便成天守在长辛店路上。结果被认为形迹可疑，将他拘捕起来，并搜出他携带的材料。直隶总督袁守侗便以他“妄言狂吠，上渎天聪”的罪名，判他流放黑龙江为奴。七个“惨”字，终结腰斩酷刑 腰斩是一种酷刑，起码从秦时就开始用了。对丞相李斯施行的刑罚就是腰斩。腰斩是从腰部将犯人砍作两截。刽子手要犯人快死，就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要犯人慢点死，就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慢死，上截往往还是活的，过段时间才痛苦地闭上眼睛，很惨。 最后一次腰斩出在雍正十一年。这次腰斩是雍正帝所判，而废除腰斩也正是雍正帝。 这最后一次腰斩是判给了河南学政俞鸿图。 俞鸿图，字麟一，浙江海盐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雍正十年被任命为河南学政。学政负责一省学校教育和各种文化学术之事，举人考试也在其中。科考时，他告诫仆从在试院外值班以绝考试资料传递之弊。处斩犯人的发辫被拽起想不到仆人欲得举子贿赂，与他的妾串通，帮助他们作弊。其妾把与考试有关的材料贴在俞鸿图的官服里面，俞鸿图穿出去，脱下后，仆人撕下来传给外面的举子；外面的仆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把有关的材料传进考场，收取贿赂，达万余两。他们的勾当俞鸿图因大意并不知道。不久，外面满城风雨。十一年兼河南巡抚的王士俊弹劾俞鸿图，告他纳贿营私。十二年三月，雍正帝派户部侍郎陈树萱前往河南会同山西、河南的河东总督审理俞鸿图案件。谕旨十分严厉，声称如果徇情，对侍郎和总督严惩不贷。 开始俞鸿图否认自己有接受贿赂行为。但其妻妾仆人承认了作弊、接受贿赂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俞鸿图不得不认罪：的确有将劣等试卷当作合格试卷并接受贿赂万余两的事。陈树萱向刑部提出了将俞鸿图处斩的意见，刑部同意并报雍正审批。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雍正批准对俞鸿图斩立决。 俞鸿图亲家邹士恒受命接管俞鸿图的职务，并将俞鸿图处以腰斩，监斩的人也是邹士恒。 让犯人亲戚接替犯人的职务并由他施行酷刑，这多么残酷，多么不人道。但雍正帝的性格决定了他要这么做。邹士恒慑于天威，不敢把此刑罚告诉俞鸿图。 刽子手执行腰斩，犯人要想快死，必须给钱。由于俞鸿图绑赴刑场时邹士恒才告诉他是执行腰斩，这时他已来不及准备。刽子手给了他一个慢死，俞鸿图上截在地上打滚，痛苦万状。他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7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 邹士恒向雍正帝报告了这一惨状后，雍正帝下令封刀，腰斩自此废除。清朝外交简史 外交，清朝称“洋务”或“夷务”。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清朝外交方面的发展情况。关外时期 政治是目的，外交是手段。努尔哈赤在不同时期因政治目的不同，使用的外交手段也不同。统一女真部落的过程中首先使用了“远交近攻”策略。他从苏克素护河部开始由近及远地攻打各部。统一女真族时，与蒙古和朝鲜保持友好关系，与明朝保持君臣关系，向明朝进贡，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在统一海西四部过程中，努尔哈赤运用了联姻手段，与叶赫和乌拉两部都建立了婚姻关系。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娶乌拉首领布占泰的侄女和妹妹为妻，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布占泰。努尔哈赤还娶了叶赫部首领杨吉砮的女儿为妻。杨古砮死后，努尔哈赤没有因姻亲关系给杨吉砮的儿子纳林布禄任何让步。最后他们还是兵戎相见。 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战争胜利，接着攻占沈阳、辽阳及辽河地区70多个城堡后，天启元年(1621)后金成立后，他又有了夺取中原的企图。为了争取时间做准备，这时努尔哈赤又要与明朝和谈。闰四月二十二日，他让释放而归的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四人进关对明朝廷说，明朝应承认后金，并要求派人到后金进贡谈判罢兵。 明朝决心围剿后金，乃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构成包围圈。努尔哈赤利用外交打破这种包围。他多次派遣使者赍书朝鲜，希望朝鲜“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然而朝鲜没听他的。 皇太极即位后充分利用外交为其扩张的政治服务。他的目标与其父一样是占领中原，统一中国。天聪四年上谕，表示要实现“打开山海(关)，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计”的计划。要实现这个目标，他首先征服漠南蒙古和朝鲜，断明朝羽翼。努尔哈赤死后，明辽东巡抚袁祟焕派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为窥视后金前去吊丧，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遣使者回访。袁祟焕表示愿意讲和，让使者告诉皇太极。因为朝鲜拒绝努尔哈赤提出的双方结盟的建议，皇太极下决心攻打朝鲜。为绝明朝从后牵制之患，便利用这个机会派遣方吉纳、温塔石到宁远表示愿意讲和，并给袁崇焕开出一张礼单，要求明朝“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匹馈送之后，以为和好之礼。”礼成之后，后金“以东珠十颗，貂皮十张，人参千斤送尔。尔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送我。”三月五日，袁崇焕与李喇嘛各写了一封信，要求后金接受和谈条件，遣使臣杜明忠给皇太极带去，业已降服朝鲜的皇太极马上板起脸，于四月八日回复中逐条批驳他们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故昭梿《啸亭杂录·太宗伐明》说：“天聪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与明巡抚袁祟焕书，申讲和议。崇焕信其言，故对庄烈帝有‘五载复辽’之语，实受文皇绐(di，欺骗)也。”元年(1635)三月，皇太极派阿敏进攻朝鲜，降服朝鲜后就以袁崇焕“修葺城墙，潜图侵逼”为借口，攻打锦州，遭重创。增兵攻打宁远，又遭重创，史称“宁远大捷”。这件事使皇太极清醒地认识到，他需要一段时间把后金的事办好才能夺下中原。他又玩起了和谈花招，先后于天聪元年十月二日给祟祯帝写信，二年正月给宁远总兵祖大寿写信，给明廷诸臣写信，三年正月十三日致书袁崇焕，都是讲和。五月十一日，五次派兵越过长城，掠夺明边。在这期间，他多次提出与明朝和谈，他觉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和谈。皇太极把明朝作为主要对手，而对农民军取避让方针，多尔衮按照这个方针，于顺治元年正月写信给李自成农民军，表示“协谋同心，并取中原。” 皇太极三次派兵征服了漠南蒙古，蒙古与后金形成内附关系。两次派兵征服朝鲜，朝鲜成为清朝属国，称臣纳贡，四年朝贡一次。 这个时期外交政策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制定。外事由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负责。入关后到鸦片战争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这个时期，清朝外交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实力为自主外交基础。顺治年间，俄国向我黑龙江流域扩张，先后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城。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康熙帝先后两次派兵进攻俄军盘踞的雅克萨，把他们打痛之后，派遣索额图等与俄国以戈洛文为首的代表团谈判边界问题。索额图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俄方企图多占我土地的无耻谰言，签订了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雍正年间，中俄就中段边界谈判，中方代表隆科多对俄南怀仁献给康熙皇帝的铜镀金天文望远镜方代表萨瓦战争威胁不示弱，与之力争。后来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段中俄边界。 第二、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迅速增加，清朝成为宗主国。随着清朝的强大，四面八方的国家纷纷前来与清朝建立关系。到乾隆时与清建立关系的国家已有44个。先后成为清朝属国者，除朝鲜外，还有琉球(顺治十一年)、越南(顺治十七年)、缅甸(乾隆十五年)、暹罗(顺治九年)、南掌(雍正七年)、苏禄(雍正四年)、尼泊尔与锡金(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乾隆五十三年)、浩罕(乾隆二十四年)、坎巨提(乾隆二十六年)。朝贡密度，大的三年一贡，如琉球，中等的五年一贡，如苏禄，密度小的，十年一贡，如缅甸、南掌。 第三、外交礼节显尊自大。使臣出访，属国国王派陪臣三跪九拜迎接。宣读诏饬，国王率陪臣三跪九拜，读毕也要三跪九拜。属国使臣觐见清朝皇帝必须三跪九拜。与清朝仅是一般关系的国家，其使臣觐见清朝皇帝也要三跪九拜。顺治十三年，俄国使臣巴依科夫率团到北京，不向顺治帝跪拜，遭到拒收礼物并遣返的惩罚。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时，马戛尔尼拒绝三跪九叩，最后允许他按觐见英王礼单膝下跪，这是惟一的宽大。后来英使阿美士德访问中国，欲觐见嘉庆帝，因为拒绝三跪九拜，嘉庆帝怒而不见，令其归国。 对于西方国家，清王朝也把它们当作藩邦属国看待。把他们的使臣说成“贡使”，以理藩院管理与他们的外交事务。 第四、闭关自守，限制外贸。详见《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 第五、对于外国传教士由信任转向抵制。康熙朝允许人民信教，外国天主教徒有10万。对传教士顺治帝和康熙帝还比较信任。顺治帝临终就继承人问题征求德国教士汤若望的意见。还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定三藩期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帮助铸造大炮。康熙四十三年(1705)罗马教王派多罗为特使到中国，规定入教之人不得祭天、祭孔子、祭祖先，触怒康熙，因执行这个命令后臣民就只听教皇不听皇帝了。四十五年多罗被驱逐，随后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六年(1811)还颁布了传教治罪条例。 这个时期，外国人来中国最多的是俄国人，其次是英国人。主要是贸易往来，俄国还派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和喇嘛教。俄英两国不止一次派团访华，俄国七次派使团就政治、贸易、宗教事务访华。清朝罕见派团出国的情况，只在雍正八年(1730)派了两个团访俄，祝贺新皇即位，争取对征讨准噶尔的支持。 这个时期，清朝外交由皇帝决策，理藩院、鸿胪寺兼外事执行机关。鸦片战争后至清朝灭亡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近代。清朝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实行屈辱外交成为清朝最大的外交特点，鲜有外交自主可言。由于清朝腐朽，积贫积弱，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 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朝屡战屡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实行投降政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危害中国最大的条约有《南京条约》（1842）、《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中俄瑗珲条约》（1858）、《马关条约》（1895）、《辛丑条约》（1901），根据条约赔款共13亿两，割地，计有香港（归英国）、九龙半岛（归英国）、澳门（归葡萄牙）、黑龙江北岸（归俄国）、乌苏里江地区（归俄国）、霍尔果斯河地区（归俄国）、帕米尔高原大部分（归俄国）、辽东半岛（归日本）、台湾（归日本）、澎湖列岛（归日本），其中割让给俄国的土地面积最大，占150多万平方公里。割让的土地，少数还了，多数没还。还有很荒唐的现象：外国人可以代表清政府与本国签约，例如尼泊尔和锡金于光绪十九年，英国人赫政代表清政府同英国签约，承认这两个国家为英国保护国。外国人率领清朝代表团出访，例如美国人蒲安臣于同治七年率领志刚、孙家谷出访欧美和日本等11个国家。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年2月6日），日俄为争夺我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清政府竟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表示中立，说：“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两个强盗抢自己的东西却袖手旁观！ 1858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是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作为战败国的外交人员，清朝使臣频受侮辱。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去日本议和，竟被日本暴徒打伤，抵抗八国联军侵略失败后，日、德两国竟要清政府派大员到这两个国家赔礼道歉。结果醇亲王载沣为专使，张翼、荫昌赴德国，礼部侍郎那桐和驻日公使李盛铎去日本赔礼道歉，载沣去德国，德皇要求他行跪拜礼，经公使吕海寰一再疏通，才免除跪拜。钱实甫《清代外交机关》一文说：“过去清政府要求洋人跪拜，拒绝采取西方仪式，这次反过来，求用西方仪式而不易得。”前清时期的外交礼规如不在北京与外国使臣交涉，要外国使臣三跪九叩等规矩在咸丰后不得不打破。 尽管屈辱外交是清朝外交特点，但清朝政府及其外交人员并非对列强处处俯首贴耳，有时还是进行了斗争。首先在咸丰朝光绪初年肃顺严词拒绝了沙俄使臣伊格那提也夫对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要求。光绪初年在新疆问题上清朝与俄国进行了斗争，处分了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派遣曾纪泽重开谈判，经过斗争签订了《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十七日，俄国逼迫盛京将军增祺派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把奉天（今辽宁）置于沙俄的监督管理之下。清政府知道后，拒绝承认，将增祺革职。二十七年二月六日，驻俄公使杨儒拒绝在新约稿上签字。加上东三省人民抗俄斗争和其他列强的反对，俄国政府被迫在《交收东三省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批在18个月内撤走。光绪二十九年（1902）英国侵略西藏。翌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与英方草签《拉萨条约》，规定划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清政府外务部电令有泰“切勿画押”。后来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到印度与英方代表力争，要求重订条约。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唐绍仪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收回了原来条约中丧失的部分主权。但是英方攫取了50万英镑赔款，与增设商埠，设代办处的特权。 第二、鸦片战争后对列强由排斥转向勾结。咸丰帝坚持“华夷之辨”，认为外国人“性同犬羊”，宁愿放弃全部关税也不愿让外国使臣进驻北京。长期以来清朝把外国称之为带有贬义的“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为首的洋务派改变了对列强的看法，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犹可以信义笼络”。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出现“借师助剿”。 第三、对外国的称呼变化。咸丰以前称呼外国用带有侮辱性的“夷”字。在外国压力下，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各式公文不得书写“夷”字，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一日，日本公使又要求清政府改正“夷岛”的说法，清政府便诏令一切文书不得再用“夷”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慈禧太后就对列强侵略者口口声声称“友邦”了。 第四、属国逐步与清朝解除藩属关系。由于清朝力弱和属国被列强侵占等原因，属国纷纷被迫解除原来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具体情况如下：朝鲜于光绪二十一年因《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琉球于光绪五年为日本所灭，越南于光绪十一年《越南条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缅甸于光绪二十一年被英国占领，这一年缅甸最后一次向清朝进贡。暹罗于咸丰二年因太平天国起义，贡使不能进入中国，此后成为自主之国。南掌于光绪十一年成为法国保护国，苏禄于乾隆二十八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清史稿·属国列传》说廓尔喀在光绪末年还入贡中国，但没说明何时绝贡。浩罕于光绪二十九年为俄国吞并，坎巨提于光绪十九年为英国吞并。 第五、成立专门外交机构。鸦片战争前，清朝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外交事务由理藩院承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迫于五口通商，于道光二十二年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外交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事务，但这是个兼职，初由两江总督兼，二十四年改由两广总督兼，咸丰八年又归两江总督兼。十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也是由江苏巡抚兼。咸丰十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光绪二十七年成立外务部，替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没有从事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从此成为历史。应该指出的是外务部与总理衙门组织机构没多大差别。顾维钧说：“改称外务部后，内部组织仍沿其旧。办事的有几个留学生，业务也和从前一样，不同的是名义上由一名总长代替多名大臣来主持外交事务。” 在国外开始建立使馆。光绪二年（1877）十二月八日，郭嵩焘以公使身份被派赴伦敦，表示对马嘉理案的“惋惜”，建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接着在美国、日本、德国、俄国等国建立使馆。 第六、外交使团出访多起来。前清派使团出国访问是罕见的事，清末就多了起来。除了前面说到的蒲安臣率领志刚、孙家谷出访11国外，还有同治五年知县斌椿父子及同文馆三人组织的观光团游览英、法、德、丹、比诸国。 咸丰、同治朝与列强签订的部分条约清末外交思想存在分歧。首先，清流派与洋务派的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为代表的洋务派对列强的态度已由敌对转向笼络、勾结，而清流派主张尊王攘夷，抨击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第二，在洋务派之间也有矛盾。奕认为英国“犹可以信义笼络”，曾国藩认为对外国应以诚相待。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笃教’。……无论彼之或逆或顺，我常常守此而勿失”。“忠信”、“笃教”，出《论语·卫灵公》。李鸿章记得曾国藩与他论及与洋人交往之道：“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过分吃亏。”又说：“我这一辈子办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之力。”郭嵩焘则主张“循理”：条约不载，拒绝；条约载了，就须服从。薛福成则认为对列强不能以诚信相待，对它们“循理”。他指出，洋人欺软怕硬，只可以势禁，不可情感。他还主张外交应以国家利益为依据。奕、曾国藩、李鸿章把个人行为规范等同于外交准则，郭嵩焘则过分强调了“理”而忽视了“力”。薛福成观点符合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符合中国国家民族利益。 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外交上有感情用事的现象，最严重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在光绪二十六年。咸丰十年八月四日，载垣与英法联军谈判，把巴夏礼等26名英方人员和13名法方人员拘禁起来要挟。光绪二十六年抗击八国联军时，慈禧太后令荣禄联合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辅国公载勋发布枪杀外国外交官的奖赏令，日本使馆秘书杉上杉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打死。这种做法为对方扩大侵略提供了口实。 清末外交在道光朝和咸丰朝当然是由道光帝和咸丰帝决策。尔后则由慈禧太后、载沣决策。五口通商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参与决策、咨询并执行外交政策。其下属部门和使领馆是外交政策的纯粹执行者。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条约 雅克萨之战是康熙年间驱逐盘踞在黑龙江流域雅克萨城的俄军的自卫反击战。尼布楚条约则是清朝通过雅克萨战争以及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 黑龙江流域自唐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顺治元年，俄罗斯帝国在向西伯利亚扩张得手后便把魔爪伸入我黑龙江地区，先后占领了尼布楚与雅克萨两城。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后康熙帝即着手解决驱逐沙俄问题。二十一年（1682）二月中旬开始，康熙巡行东北。东巡后，他命令副都统彭春与郎谈在八月十五日以行猎为名到达斡尔、索伦侦察敌情。两人回来汇报，说只要3000人带上红衣大炮20门就可解决问题。十二月，康熙帝任萨布尔为黑龙江将军扩建瑷辉城，为驱逐俄军作准备。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康熙帝令彭春、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尔率领满、蒙、汉3000多人分批抵达雅克萨。五月中下旬到达城下，要求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撤退，但受到拒绝。二十五日，一队沙俄军队企图冲入城内支援，被林兴珠（原是吴三桂部下，平定三藩时降清）所率藤牌兵杀伤大半。清军当晚以炮火攻城，次日郎谈又在城下堆放柴火，准备焚城。俄军大惊，托尔布津没办法，乞求投降。康熙降旨，宽恕他们的罪过，让俄军撤离。清军毁城，撤回瑷珲。 托尔布津得到清军撤回的消息后，七月又回到雅克萨，重新筑城。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尔率军2500人再攻雅克萨。五月萨布尔与郎谈率军到达城下。俄军不投降，六月四日清军炮轰，同时切断水源，歼敌百余名，托尔布津重伤死去，雅克萨旦日可下。沙俄连忙派人到北京，“乞撤雅克萨之围”。为了和平谈判边界问题，清廷主动撤军。沙俄被迫同意清政府主张，答应派使者议定边界。 二十七年五月二日索额图离京与俄国谈判。离京前，康熙帝谕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游以及通向此江的一河一溪都属我方。二十八年（1689）七月八日，双方代表：清朝方面是领侍卫大臣索额图，俄国方面是御前大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双方在尼布楚开始边界谈判。俄方代表提出以黑龙江为界的无理要求，被中方代表断然拒绝。经过斗争，双方在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内容如下： 1、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外兴安岭以南属中国，以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以南属中国，外兴安岭以南和乌第河中间地区归属留待以后讨论。2、拆毁雅克萨城，俄国居民及其财物撤回俄国。3、严禁双方猎户人等捕猎偷盗。4、中国境内的俄国人和俄国境内的中国人仍留原处，不必遣还。5、中俄两国人民有合法手续者，可以相互贸易。6、条约签订后，双方有逃亡的必须引渡送回。 这是一个平等条约，是雅克萨战的胜利成果，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定。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 清朝前期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闭关自守。这个政策到鸦片战争结束后开放五口才停止。 顺治时，郑成功在厦门一带抗清。为了切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清王朝于顺治十二年（1655）实行海禁，宣布寸板不得下海。对西方商船也作了严格限制，只许驶进厦门，在澳门停泊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海禁失去了意义，次年海禁撤销，允许海上捕鱼，第三年又开放对外贸易，设置四个港口：广州、漳州、宁波与云台山（连云港），准许外商来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以“民俗易嚣，洋行错处，必致滋事”为由把四口减为广州一口。 康熙时虽然放宽了外贸，但对外商有约束和限制。约束之一是规定外商输出入货物要经过官商即十三行。所谓十三行并非就是13家。康熙五年（1720）是16家洋行组成公行，乾隆初有20家，二十二年有26家，道光九年只有7家，道光十七年（1837）才真的有13家。公行负责为外商买卖货物，交纳税款。 到乾隆和嘉庆时约束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5条《防范夷商规条》：1、外商船到粤卖货后，令其依期回国，即有行欠未清，就让他们在澳门居住，将货交行代售，第二年顺搭归国。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2、不是开洋行之家，一概不许窝歇外商，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如有故纵夷商，以致作弊者，分别追究责任。3、向来外商到粤贸易，只许将带来货物售卖，买别的货回国；凡是禁止出洋之货，一概不得私行贩运。内地行店民人如有违禁借贷勾结的，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追究；内地民人贪财受雇，应交地方官教育。4、外商购买货物，派遣许多人，到江浙等省，不时雇觅千里马，往来探听货价低昂，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嗣后有似此者，代为觅雇及递送之人，一并抓获追究。5、外商船进口之后，停泊黄浦地方，督标候补备内酌拨一员，督同稽查；并于附近之新塘营酌拨桨船一只，与该处原设左翼中营船会同稽查，巡逻弹压。嘉庆十三年（1809）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十五年颁布《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进一步对外商和其他外国人进入实行限制。这里仅详细介绍《八条章程》。八条是： 一、外国战舰不得进入虎门。 二、不能携外国妇女来商馆，商馆不能藏武器。 三、外船雇佣领江人员及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由衙门发护照，并随身携带备查。 四、外商雇佣中国奴仆限名额。 五、居住商馆的外国人，不得任意乘船出游。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到花园及寺庙游玩，但须带翻译。外国人如有不当行为，翻译要负责。 六、外国人不得自行到官厅报告。如有陈诉，由公行代呈。 七、公行负有指导、保护外国人责任，但不负责外国人债务。 八、外国人每年在广东商馆居住经商，有一定限制。事毕须回国。不归者只能在澳门居住。 英国一直垂涎中国市场。为了扩大中国市场，推销商品，乾隆五十八年（1793）派遣使臣马戛尔尼勋爵率代表团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提出六条要求，遭到乾隆帝的拒绝。英国不死心，嘉庆二十一年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企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因为代表团不愿意行清朝政府规定的三跪九拜之礼，还没等到嘉庆帝接见就走了。二事详下文《英使访华》。英国扩大中国市场的企图始终没有达到。 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有三： 一、夜郎自大。乾隆在写给英国女王信中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二、中国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 三、害怕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和侵害，怕中国人与西方国家勾结反叛。 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政策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它阻碍了中国外贸的发展，影响了清朝的财政收入。其次，妨碍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输入。第三，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衰落。所有这一切，阻碍了中国在十八九世纪的发展，导致中国在近代的落后，遭受列强欺辱。英使访华 为了打开中国封闭的贸易大门倾销其商品，英国两次派遣使臣访华。一次在乾隆五十八年，一次在嘉庆二十一年。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派遣马戛尔尼为使、斯当东为副使，率领英国使团第一次访华，并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 五月二十九日，英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率领英国百人左右的使团乘船从英国出发经过9个月的航行抵达大沽港。钦差徵瑞派天津道员乔人杰与通州协副将王文雄前去迎接。清廷把英使当成贡使，在他们的船上挂上“英吉利贡使”旗。翌日，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代表团会见。然后走陆路转往北京赴热河。七月初九，徵瑞就代表团觐见乾隆帝的礼节问题发生了争执。徵瑞要求马戛尔尼三跪九拜，马戛尔尼只愿依拜见本国元首时的礼节，免冠单腿行礼。 八月初二，代表团抵达热河；初七，二使拜访和珅。初十，英使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九屈膝，九鞠躬。递送了英国《表文》，即国书。《表文》要求遣使驻京。使团敬献礼品19件，有钟座、天球全图、地球全图、铜炮、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后来乾隆帝回京看这些礼品，对这个模型特别感兴趣。乾隆帝奖赏了英使，回赠英王礼品，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第二天英使再次谒见了乾隆帝。 十三日，是万寿节，乾隆帝83寿辰。使团到敬诚瞻泊殿行庆贺礼。仪式盛大，参加盛典的有外国使臣，王公大臣。演出有歌舞、杂耍、戏剧、烟火，连续几天。 十七日，英使团返京。二十八日，大学士和珅会见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二十九日，马戛尔尼到大内太和门接受《敕书》，拒绝遣使驻京要求。马戛尔尼回到住所，按照本国政府训示，拟出六项要求，交给和珅。六个要求是： 一、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诸港贸易； 二、允许效仿俄罗斯例，在京师设商馆，藏货或发货； 三、允许租借舟山附近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作为英国商人的住地，收储货物； 四、允许在广州附近一个地方，居留英国商人及寄寓澳门之人，准其自由出入； 五、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转口税。如果完全做到，则照1782年税率减免； 六、禁止向英商于钦定税则之外另行勒索，并请颁发钦定税则抄本，以便遵守奉行。 和珅将英使要求汇报乾隆，乾隆以《敕书》回答。 九月初三，英使团迫于乾隆的命令由军机大臣松筠陪同坐船离京回国。和珅等送行，把拒绝六条要求的《敕书》与赠送礼物清单送船上。 乾隆帝担心马戛尔尼在离京后生是非，命军机大臣通知沿途地方保持警惕，增强防务。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马礼逊为副的使团第二次访华，扩大中英贸易。闰六月初六乘五条船到达天津。嘉庆帝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恭、工部尚书苏楞额到天津，率长芦盐政广惠陪同“贡使”来京。和世恭要使团行三跪九拜之礼，使团不听。一夜之间，驰至圆明园。第二天早上，嘉庆帝等待使者朝见，正使说病了，副使说礼服没有准备好，嘉庆帝发怒说，英使“竟系无福承受天朝恩赉”，当日就遣还了使团，《表文》也不要，退回“贡品”。第二天，嘉庆帝怒气消了些，派布彦泰带上礼品白玉如意一支，翡翠玉朝球一盘，大荷包两对，小荷包八对赏给英国国王，又派苏楞额赶到通州，赏收英国部分“贡品”：地图4张，英国王妃像5张，山水人物画95张。送上敕谕一道，内容有三：英国远在重洋，来中国是“输诚慕化”。二、赞扬马戛尔尼“不愆于仪”，斥责使团“不遵礼节”。三、说明原定接待计划：初七使臣瞻觐，初八赐宴，初九陛辞，十一日颁赏，十二日遣行。 嘉庆令各地在使臣过境时防范谨严，不许他们逗留停泊。外交逸事 煞英使威风 唐景星在同治初年在总理衙门任职。当时朝廷诸大臣不明欧洲外交上的规矩，每当他们的使臣盛气凌人之时总是缩着颈，你看我，我看你，毫无办法。这样一来外国人对中国人更为轻慢。但他们想不到唐景星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 一天，驻华英使威妥玛在总理衙门为争一事不胜，拍案大嚷。这时刚从欧洲回来不久的唐景星在场，突然举起拳头呼地站起来，大声说：“威妥玛，你怎敢如此放肆？”威妥玛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何无礼，直呼我名？”唐景星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清楚吗？你敢拍桌，我有什么必要对你讲礼！”此话出其不意，威妥玛的威风顿时被煞了下去，像个泄气皮球，一声不吭。 后来有人问唐为什么敢得罪英国大使。唐说：“我在欧洲时间长，熟悉他们的规矩。按照外交礼节，在公堂拍桌，他就有错，他无法怪罪我。”折服英商 同治接见西方使节铜版画同治六年（1867）九月，陈其元（字子庄，海宁人）在南汇（上海附近）当县令。一天，一个英国商人用船载煤到上海，船陷淤泥沉没，煤浮于海面，海滨一些居民捞了一些浮煤回家。他们并不知道是从洋船来的。不久，那个英商和一个翻译来到县府，毫无根据地说什么他的船被南汇老百姓烧毁，煤全部被抢，要赔50000元。 陈其元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后来陈其元想，如不查清事情，把百姓捞到的煤归还他，他还会闹事，报告总署，伤害老百姓，成为不赔而赔了。况且哪里知道总署会不下令赔偿呢？于是他便到乡下亲自查询。这时，英国领事已照会清江海关道，关道委员与英商及翻译又来找他。海面上英舰往来鸣炮，南汇百姓大惊。 陈不怕种种恐吓，义正辞严地对英商说：“我县老百姓如果真的劫掠了你的船，是应治罪，可是事实上是你的船自行沉没，老百姓只是捞了点水上浮煤而已，这也算犯罪？如果你说煤不给捞，让我代为清查，尚可尽力查办。你丢的是煤，哪能让我们赔银呢？你要赔银，这是讹诈。讹诈，哪还有交情可言？我宁肯丢乌纱帽，你也休想要银子！”关道委员也大义凛然指责英商。英商无话可说，十分沮丧。最后陈与之商定，只将老百姓捞的煤交还给他了事。王公出使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九月，镇国将军，庆亲王弈劻之子载振作为庆贺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的专使，前往英、比、法、美、日访问。回国后任命为商部尚书。诸王公羡慕得不得了，都想出国以猎取高位。后来贝子溥伦到美国看比赛，镇国公载泽到欧美考察宪政，镇国将军载到美国作参赞，海军大臣载洵、贝勒载涛到各国考察军政：使者联翩，不绝于道。但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别无所知，因此常不顾外交礼节，贻人笑柄，辱国而已。 载洵在英国住王宫，里面有食堂，各国王公贵人在里面吃饭。载洵的警卫是东北人，他们把受雇于英国汽船上的老乡也请去王宫里吃饭，同席的别国王公引以为大辱。 英国船厂商人邀载洵赴宴。载洵答应了但又不去。检阅英国军舰，时间定在上午九点，他又迟到。在柏林，他在众人面前称赞德国强大，英国人听后光火。 王公在国外有挟妓之行，载尤为放肆。清朝经济发展简况 清朝经济简况，下面分阶段概述，重点在入关以后。关外时期 满族早期是奴隶社会，把抓来或买来的汉人和朝鲜人做奴隶。辽阳一带的女真族还能从事农业生产，但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族则是游牧性的，以狩猎为生。到努尔哈赤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掳掠而来的汉人和朝鲜人有所增加，他们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满族人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犁、铲、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还有，原来生产比较先进的建州女真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开采金银矿、炼铁，逐步产生封建因素。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旗制度创立，封建徭役萌芽：规定每1牛录出丁10人，牛4头耕作，收获上缴后金政府。天启元年(1621)，满族进入辽沈地区。由于实行“计丁受田”，将明官丢弃的大片田地分给汉人和满人耕种，向政府交税。这对汉族封建地主经济而言，是倒退，使农民沦为半自由的农奴，但对满族奴隶社会而言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明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搞庄田制，以13丁7牛，田100日为1庄，其中80日自食，20日收获归庄主，则又倒退到农奴制上。 皇太极即位后5次侵入关内大量掠夺人口和牲畜，加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他缩小庄的规模。原来的1庄13丁改为8丁，其余5丁编为民户。此外，将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再建庄田。通过实行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恢复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有了条件。他颁布《离主条例》，如果奴隶主违规(随意杀人，奸污管辖的妇女，隐藏战利品等)，允许奴隶出户，转为农奴，这就削弱了奴隶制。 在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皇太极要求屯地的官员懂种植之法，特别注意克服滥役民夫延误农时的问题。 经过10余年的努力，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很大进步。棉布、粮食，过去缺少，现在已经自给。顺治到嘉庆时期 男人在辫发顺治元年宣布免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但并未切实执行，农民负担没有减轻，徭役反而加重了。圈地、剃发、逃人法、投充法和屠城5大弊政的实施和“迁海令”的颁布，火上加油，激化了民族矛盾，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因此顺治初年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收不上田赋，经济相当残破。顺治八年，国库存银仅20万两，十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多数直省交纳的钱粮达不到规定数额，一年少400余万石。顺治亲政后采取了恢复生产的措施：第一、轻徭薄赋。由于逃亡人多，土地荒芜，顺治减少税额，以减轻人民负担。譬如顺治八年免山西荒地150000顷额粮，十七年免湖广荆门、沔阳等县，衡州等卫16年份额赋。八年、十四年、十七年一再下诏免除三饷。第二、鼓励垦荒。顺治帝一再下令，允许流亡者开垦无主荒田，开垦的土地给以印信执照，永远成为开垦者的产业。地主、乡绅招民垦荒予以奖励。农民垦荒，可免赋3至6年。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垦荒取得很大成绩，顺治十八年全国土田比八年增加了2356444顷。在军费浩繁的情况下，顺治九年财政收支还有赢余。顺治时期还完成了一桩大事，那就是花了10年功夫，在顺治十四年编纂成《赋役全书》。由于战乱，明代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使清初征赋毫无根据。《赋役全书》的编成，为田赋整顿提供了依据。 康熙至乾隆是清朝经济最辉煌的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振兴经济的措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封建经济取得巨大成绩。 三代同堂的小商人之家农业方面。这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解决了一系列阻碍农业发展的大问题。首先是人口增长而土地不足。康熙帝把明代藩王土地卖给农民或无偿分给原来的佃户。从他开始又采取奖励政策和延长起课年限的措施，耕地面积便逐步扩大。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540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至680余万顷，雍正二年680余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扩大到700多万顷。黄河下游经常决口，水患严重，康熙帝派靳辅治河，解决了水患。雍正和乾隆又下大力气治理海塘，使江浙地区免受海潮的袭击。小凤仙以前明朝的一条鞭法的役赋制度不公平，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役赋比较公平合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 农业技术和南方双季稻在这个时期得到积极推广，精耕细作，品种改良，亩产不断提高。在粮食生产发展的同时，棉花、桑树、甘蔗、烟草、茶树等经济作物也发展得很快。 手工业。丝织业在苏杭、江宁十分发达。江宁在乾隆时仅织缎机就有30000多张。这些地方的丝织品十分精美。棉织业中心则在松江(今上海吴淞南)和上海、苏州、无锡。松江的棉纺织有“衣被天下之称”。无锡号称“布码头”。陶瓷产地有几十个，最著名的是景德镇，有官窑，有民窑，工匠有几十万。产品销往国内外。此外清朝陶瓷，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都很著名。 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商品主要有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食盐、烟、茶、糖、铁器、瓷器等。商业发达的城市，北有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南有江宁、苏州、杭州、镇江、扬州、无锡、广州。商业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商号和拥有数百万两的大商人。 外贸。外贸在这个时期比清初有了较大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统一，康熙开海禁，于云台山(今连云港)、宁波、漳州、澳门设海关，对外贸易逐渐兴旺。从事外贸的主要是闽、粤、浙等地商人，出口货物主要是日用品，如丝、茶、大黄、瓷器、色纸、红毡、白丝、金丝、白沙、鼎釜等。进口则有大米、燕窝、鱼翅、鹿皮、苏木、白锡、胡椒、象牙、米虾、纹银等日用品。互市的国家由暹罗(今泰国)、菲律宾等南洋发展到荷兰、日本、琉球、英国、葡萄牙、法国。贸易发展很快，康熙五十年，苏州造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余只。外国来的船更多。中国对外贸易经常处于顺差。 卖红枣的小贩明代产生而在清初一度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时候“春风吹又生”。譬如，不少机户雇请工人织布，矿冶业大型冶铁工场雇请工人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清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只限于几个手工业小门类，星星点点，未成燎原之势，发展十分缓慢。 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在财政收入的增长上：康熙二十一年收入3110万两，二十四年3123万两，雍正二年3092.6万两，乾隆五十六年收入4359万两。国库存银不断增加：康熙十二年(1673)存银2135.8万两，由于平定三藩战争，十七年降至3339920两，三十年激增到31849719两，五十八年增至47368645两。雍正三年增至4000万两，八年增至62183349两。雍正十三年减至34530485两。乾隆二十八年增至47063610两，四十二年达到最高：81824044两。 这个时期国家的钱基本上用于军饷和战争。乾隆三年户部尚书梁诗正说：“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十年梁诗正擢户部尚书，又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全国兵饷每年平均22000万两。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7次战事军费37613万两，而从康熙十六年到道光六年海塘、河工例外开支只是9133.3万两。嘉庆到鸦片战争时期 嘉庆至道光二十二年，这个时期清朝经济步入衰落阶段。由于入关后大量掠夺土地，1078处皇庄拥有土地35772顷75亩多。乾隆至道光期间，大官僚拼命兼并土地，例如大学士和珅有地8000余顷，广东巡抚百龄有土地5000余顷，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有地25000余顷，导致农民逃亡，沦为佃户和流民，耕地面积锐减。“乾隆三十一年，民田、屯田共7807156顷，其他官田尚未计算入内，嘉庆十七包括民田、庄田、屯田、起旗地及其他各种官田，共7913939顷，统计项目增加一倍，耕地面积仅增长1％强，这意味着耕地实际面积在减少……”手工业生产也逐步萎缩。由于政府过重的征课和派差，商人亏本，负担过重，影响生产。例如，铜产，乾隆三十一年是14674481斤，嘉庆十五年减为10574916斤。由于闭关自守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无法发展。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户部存银下降：嘉庆元年是5600多万两，三年减至1900多万两，十六年存银2078万多两，十七年收入4013万两，支出3510万两，结余仅503万两。道光元年至十四年每年库存不过2700多万两。道光十九年收入4191.9万两，支出3178.3万两，结余1013.6万两。鸦片战争后到宣统时期 身着盛装的晚清蒙古贵族妇女道光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这个时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至清王朝灭亡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变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男耕女织。但鸦片战争后，这种自然经济体系打破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及其附近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增开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例如，英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输出中国的商品(多为棉纺织品)是52.4万英镑，二十五年(1845)就达到239万多英镑。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放肆从中国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如蚕丝、茶叶、棉花、食糖、烟叶、畜产等。赛金花洋货尤其是纺织品的流入使中国家庭手工业的纺与织分离，农业和手工业分离。江苏太仓、松江一带没有土纱织布，江浙地区农民纷纷从事经济作物养蚕产丝，供应市场。传统的自然经济就这样开始受到破坏，中国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倾销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全面展开。它们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光绪二十八年(1902)，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就达8.127亿美元。它们采取四种方式向中国输出资本：(一)政治贷款：为偿还日本赔款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法洋款”(4亿法郎)、二十二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二十四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数额巨大，利息很高，都附有政治条件。(二)向铁路投资：甲午战争后，英、俄、德、美在中国争相夺得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建权。(三)投资矿山：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开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效尤，攫取多个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四)开设工厂。甲午战前后，属于外国资本的有900多家。帝国主义的投资控制着中国的经济部门，还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同治初年至光绪朝中期（60年代至90年代），以奕与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开始创办的是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后来又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商办企业即民族资本企业也开始出现，到甲午战争时已有170家，集中在缫丝、面粉、机器修造等企业。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古董商人在鉴别瓷器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后几年里兴起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高潮。在上海、江苏、湖北和浙江一带，官僚、地主和商人纷纷创办纺织、缫丝、面粉、火柴、制药、榨油、印刷等企业和采矿业。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期间，新创办的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达62家，资本总额1246万元(一说58家，资本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19家，资本543万元(一说只有8家，资本400万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十分困难，资金缺乏，设备简陋，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拿纺织企业来说，民族资本主义纱厂的棉纱就难以与洋纱和外资棉纱竞争。清朝实行的厘金税率高达5％10％，清末身穿“朝天马蹄袖”的上海妇女也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遭受了两次危机。清政府用于鸦片战争的费用多达4000多万两。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用于河工和赈灾3312多万两。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户部存银123.9万两，三十年十月，187万两。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库存银只有战前的1／10。太平天国起义最初3年，清王朝镇压起义，开支浩大，加上因江苏的水灾、冰雹而下拨赈灾款450万两，清朝遭受第一次财政危机。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仅22万多两。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财政收入有所好转。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的三年中，平均收入是8250万两，而道光年间一般只有4200万两，看起来增收将近一倍。但是支出大，节余不多。光绪十一年(1885)至二十年(1894)的10年中，节余最多的一年是十七年：1032万多两，最少的一年是二十年，只有75万多两，其他八年是270多万两至967万多两之间。甲午战争失败，巨额战争赔款，清王朝遭遇第二次财政危机。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例如捐纳(给钱粮得官)，由各级官吏赔偿亏空，内府接济，发大额钞票和收取厘金等。再有一个重大措施是举债。一是举内债——向民间金融机构透支或垫支，二是举外债——向外国银行借钱。第三是加重税收。有亩捐、土药税、印花税等。庚子事件后，赔款摊派到各省，税收多如牛毛。“捐税之多，无孔不及，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凡百货什物均要抽捐，肩挑负贩，无不纳税。” 咸丰、同治时，清廷依靠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曾国藩这支军队是私人军队，要自筹军饷，清廷不得不允许他设立了军需局、总粮局、支应局(就地筹款的非正式机构)、厘金局，从而操纵地方财权。财政大权交给地方督抚，而使中央对财政的管理受到极大的破坏，对地方财政失去了控制。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后，1902年中国汉族少女的着装督抚专擅财权的局面并没改变。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清廷搞新政要钱，搞“预备立宪”要钱，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制定了清理财政的措施。例如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调查每年收支情况，找出历年财政体系问题，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从地方督抚手中要将财权逐步夺回。地方对此消极反抗，隐瞒财用实际情况，不让中央政府知道。中央与地方在财权问题上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经济掠影 治理黄河 《乾隆南巡图》中视察黄河的场面黄河在历史上经常决口，顺治时据王永谦统计大决口就达20次，康熙最初16年决口67次。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翟家坝等处溃溢，高家堰最严重，决口数十处。黄河水逆流到清水潭、洪泽湖，泛滥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使下河、山阳、高邮等七州县受淹。黄河泛滥成灾，使占清朝每年漕粮400万石之半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连年灾荒，民生痛苦”。黄河泛滥使淮河和运河受影响，梗塞不通。治理黄河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康熙帝即任安徽巡抚、治河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河。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时有官学考授国史编修，康熙初历内阁学士、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选用了没有官职的水利专家陈湟作助手。陈湟，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 靳辅受命后，四月五日即赴宿迁河工署就任。他周密考察，广泛听取治河意见，同日向朝廷上了《经理河工八疏》，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方案，也有用工和经费预算。廷议以经费多、用工多而否决。康熙决心治河，要求靳辅再拿出可行方案。晚清农民在耙地靳辅从桃园到海口，一一勘阅出有问题的河段。当时正是平三藩用钱多的时候，为了把费用限制在原来估计之内，靳辅反复修改了原计划，例如用驴运土改为用车运土，离堤30丈外取土改为20丈内取土，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改为浚深河底。十七年又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提出了减少人工、经费少的方案。经过廷议，得到批准，《康熙帝南巡图》中的治河场景支给正项钱粮250余万两。 根据黄河实际问题，靳辅对症下药，在清口开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筑堤束水，引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疏浚清江浦以下经云梯关至入海口河道，修两岸堤防及云梯关外拦水坝，使河水畅流无阻，在砀山、萧县、宿迁、桃园、清河等地黄河两岸修建水坝，降低黄河水势，加固考城、仪封、封丘、荥阳的黄河堤岸。封闭新庄闸运口，另开七里闸运口，运口距黄、淮交汇处约10里，从此没有淤垫之患。经过这一番治理，河患大大减轻，山阳、高邮等七州水退田出。黄河治好后，20年间没有大患，对于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靳辅还在清水潭筑长堤，船行于是安全。靳辅在黄河北岸挖出一条中河，漕船过清口仅行数里即转至运河。以前漕船北上出清口后要走黄河180里才能进入运河。 康熙对治河贡献极大。治河是他的部署，审查靳辅治河计划的也是他。他六巡江南时每次都查看河工，给治河作重要指示。 康熙帝还派人修治了北京永定河。永定河原名浑河。因其发源于西北，水含大量泥沙，对下游危害很大。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派人从良乡（北京附近）到东安（北京与天津之间）修了一条200余里的新河道，两岸还修长堤，让水乖乖地流入大海。原来受水淹的地方，百姓建房、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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