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吴璘（附吴挺、吴曦） 吴璘吴璘（1102—1167），字唐卿，吴玠弟。北宋末从军。建炎二年（1128）从吴玠镇压史斌，以功升永兴军路书写机宜文字。建炎三年十一月，川陕宣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庚午。 ②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抚处置使张浚任命吴玠为统制，吴璘以未入品的进武副尉“掌帐前亲兵”①，后随兄吴玠参加“富平之战”。绍兴元年五月，击败金军第一次进攻和尚原的战斗，已以功屡迁为秦凤路兵马都钤辖、统制和尚原军马，成为中级武官。十月，参与“和尚原之战”，吴璘以功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绍兴三年，又以凤翔抗金战功升秦州知州、兼节制阶、文州军马。绍兴四年三月，参与“仙人关（杀金坪）之战”，以功升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甘肃临洮）知州、统制关外军马，仍节制阶、文州军马。 绍兴五年十二月，吴玠所部编为右护军，吴璘任统制。绍兴七年，升兼陕西诸路都统制。行营护军常例不设都统制，右护军由四川宣抚使吴玠直接统辖。绍兴九年春，吴玠病重，无力统辖军队，任命吴璘为都统制以统辖右护军。六月，吴玠病死，吴璘遂成为右护军最高长官。当时宋金议和，金归还陕西，吴璘兼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秦州知州，吴璘认为此次和议不稳固，为防金朝反复无常，只以牙校三队前往秦州，主力仍固守原地。次年五月，金毁约攻入陕西，占领永兴军等地，右护军近一半因出戍而被隔绝在陕北，吴璘被任命为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统领陕西宋军抗金。六月，几乎与东线刘锜保卫顺昌之战的同时，吴璘与杨政、郭浩等与西线金军主将撤离喝大战于凤翔、扶风，宋军攻占扶风，又大败撒离喝于凤翔城西百通坊，隔在陕北的右护军得以撤回川陕边境。九月，吴璘以功建节，领镇西军节度使。绍兴十一年九月，吴璘又攻占秦州，大败金兵于秦州北的剡家湾，收复陕北一些州县，声振关中，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吴璘奉命退兵，新复诸地重又划归金朝。 绍兴十二年，吴璘改任阶、成、岷、凤州经略使，屯驻兴州（今略阳）。绍兴十四年，划分利州路为东、西两路，吴璘任利州西路安抚使，置司兴州。绍兴十七年，行营护军中仅存的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吴璘任都统制，兼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时和议方坚，王（吴璘）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①。绍兴二十一年，升太尉。绍兴二十六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职务官称因而也改为“领兴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改判兴州。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故改命之”②。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面对金帝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的形势，吴璘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州。九月，金军游骑侵扰四川边境，有病在身的吴璘随即乘肩舆上仙人关，准备抗击大举进犯的金军。十月，吴璘又兼领陕西、河东招讨使，因病回兴州，由于形势严峻，只得再次扶病上仙人关指挥抗金战争，吴璘部将们先后攻占陇州（今甘肃陇县）、洮州（今临潭）、兰州、原州（今临泾）等大片地区，吴璘也数次亲临前线督战。南宋东西两线依靠年老有病的刘锜和吴璘指挥作战。同年十二月“诏吴璘班师，..（吴璘）知朝论主和，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璘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③。 乾道元年（1165）五月，吴璘升太傅，封新安郡王，仍任四川宣抚使，改为判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次年八月，又改为判兴州。乾道三年（1167）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 ① 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② 《宋史》卷366《吴璘传》。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四月，再任光元府知府，兼利州路安抚使。五月，吴璘病死，终年66 岁，追封信王，谥武顺。 吴挺吴挺（1138—1193），字仲烈，吴璘子，随父从军。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时任兴州驻札御前中军第一正将的吴挺，在宋高宗召见后，升任“两浙东路兵马都监兼御前祗应”①，留在首都“行在所”临安任职。绍兴二十九年，回川任添差利州路兵马钤辖，次年任利州东路兴元府御前诸军前军同统制，后改任利州西路兴州御前诸军前军统制兼主管中军军马。在绍兴三十一年的抗金战争中，参与收复西北三路的战斗，后任兴州御前诸军中军统制、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孝宗乾道中，吴挺又回到首都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乾道八年出任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 自吴玠、吴璘先后统率蜀兵达二十多年之久，绍兴末吴璘病重时，有人多次提出将吴璘之子、鄂州诸军都统制吴拱调回四川接替吴璘，由于许多人反对四川军权形成吴氏世袭的状况，而没有回四川任职。淳熙元年（1178），吴挺建节，领定江军节度使，并出任兴州诸军都统制②，吴氏重又掌握四川的主要兵权。淳熙五年，兼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知州。 光宗绍熙四年（1193）春，久病的吴挺请求致仕，但是，以太尉致仕的诏书还未到达，即已病死，终年56 岁，后谥武穆。 吴曦吴曦（1162—1207），吴挺子。淳熙五年随父吴挺到首都临安后被留在首都任职；淳熙十二年（1186），作为副使随章森出使金朝。绍熙四年吴挺死时，吴曦正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任上。庆元元年（1195）元月，升任建康都统制，后任殿前都指挥使，庆元六年春，建节领昭信军节度使，又升太尉。 南宋皇帝对吴氏世握兵权存有戒心：“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蜀，列圣皆留其子孙于中朝，所以为虑者甚远。”而吴璘之子吴挺、孙吴曦也都是日夜思念返回四川重掌兵权，吴挺是在宋孝宗准备攻金的思想指导下，才被放回川任兴州都统制。当吴曦“久蓄归蜀之志，朝廷不许”之时①，适“会韩侂胄谋开边”，收复失地以建立不世功勋，吴曦“因附侂胄求还蜀”②。嘉泰元年（1201）七月，也是在南宋准备攻金的背景下，吴曦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兴州知州。 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三月，程松任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元府，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置司河池；四月，吴曦又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南宋攻金战争已非正式开始，吴曦也派兵进攻金秦州地区；五月，南宋正式宣布进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丙戌。 ② 《宋史》卷316《吴挺传》。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7。 ② 《宋史》卷475《吴曦传》。 攻金朝。金章宗面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决定争取吴曦降金，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完颜纲在行军途中，接到金章宗招降吴曦的诏书，遂至吴氏祖居地水洛城（今庄琅），“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招降诏书中向吴曦明确表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赵）构故事（指绍兴和议）。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曦得诏意动”。同年十一月，宋军几乎全线溃败；十二月，吴曦降金，据兴州自称蜀王，金封吴曦为蜀国王，金章宗对诱降吴曦成功十分得意，自称“吴曦之降朕所经略”①。次年二月，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等冲入伪王宫杀死吴曦。吴曦终年46 岁。 ① 《金史》卷98《完颜纲传》。关于吴曦降金问题，《宋史》等多记载吴曦早有预谋，《两朝纲目备要》卷9，记载在宋下诏攻金前，开禧二年四月，吴曦已遣使前往金朝求封蜀王，欠确，当以《金史》记载为准。 第五十二章宋孝宗虞允文第一节宋孝宗孝宗之立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为其二弟赵光义所杀，帝位从此传入宋太宗后裔一系。北宋为金所灭，赵构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但仍在金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几无宁日。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奔袭扬州（今属江苏），宋高宗突受惊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再未生一男半女。同年七月，独子赵旉又病死。南宋朝野认为是太祖的帝位为太宗所夺，太祖子孙“仅同民庶”，所以“艺祖（太祖）在上，莫肯顾歆”，以致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政权也朝不保夕，应选太祖后裔为嗣子继承帝位，南宋才能稳固。①高宗后于绍兴二年（1132）选了宋太祖后裔赵伯琮、赵伯浩养于宫中，五月间，又选定赵伯琮由婕妤张氏抚养，但并未确认为皇子，实际上仍期望自己生子。赵伯琮（1127—1194），即赵眘，是宋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裔。父赵子偁，舍试合格，时任嘉兴县丞，母张氏。绍兴三年二月，赵伯琮赐名瑗，初除和州防御使。但宋高宗得宠的才人吴氏（后封皇后），也请育一子。于是在绍兴四年五月，又选了一个年已5 岁的宋太祖后裔赵伯玖，由吴才人抚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次年五月，宋高宗以“朕年二十九未有子”，不肯封赵瑗为王，只是依皇子例，进授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仍不确认为皇子①。绍兴六年正月，赵伯玖赐名璩，初除也是和州防御使，因而中外议论纷纷。绍兴八年八月，宋高宗以御笔想封赵璩为国公、节度使，使其名位与赵瑗相等，遭到左相赵鼎和执政王庶、刘大中等的反对而暂时作罢，但赵鼎、王庶、刘大中随后被罢宰执而出任地方官。在秦桧独相后的绍兴九年三月，赵璩终于被进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地位和礼遇又与赵瑗相等。在这场赵瑗、赵璩争夺皇子地位的斗争中，岳飞也参与其间，据说他还见过赵瑗，说过“中兴基本，其在是乎。”并向宋高宗秘密奏请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却对岳飞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这也是岳飞后来被处死的原因之一②。 绍兴十二年二月，养育赵瑗的张氏死，赵瑗也归吴氏抚养。吴氏与张氏争宠与争着抚养未来皇子的斗争，虽因张氏之死而结束，赵瑗也随后进为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但还是不立为皇子。相反地，绍兴十五年二月赵璩也进为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两人礼遇仍然相同，号称东、西府，直到绍兴三十年二月，赵瑗被收养已30 年，宋高宗对自己生子也已失去信心。在金宋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普安郡王赵瑗被赐名玮，字元瑰，进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又进封为建王，终于确立了皇子的地位，赵璩随后也明确为皇侄。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十一月的“采石之① 《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辛巳；参见《宋史》卷243《（高宗）吴皇后传》。② 《鄂国金佗稡编》（王曾瑜校注本）卷21《建储辨》。 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隆兴北伐与和议宋孝宗即位后，七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又命副相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又为岳飞平反昭雪。战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互有胜负。隆兴元年（1163）三月，金朝索取被南宋占有绍兴和议以外的地区及贡赋，南宋则提出重划疆界与地位平等的要求，遭到拒绝。四月，孝宗召见已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商议出师北伐。五月，宋将李显忠先后攻占灵璧、虹县，又与邵宏渊攻占宿州。金左副元帅纥不烈志宁反攻宿州，宋主帅李显忠率部血战，而副帅邵宏渊按兵不动，邵宏渊子又率部南逃。李显忠不得已乘夜撤军南归，金军也因伤亡过重而未追击，宋军移师守淮。宿州治符离县，故此战史称“符离之战”。宋军战败后求和派势力抬头，奸相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出任右相又升任左相，张浚虽升任右相，但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①，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 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 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①。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① 《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 添补。 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②，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③，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④，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 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①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②。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 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①。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③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④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① 《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② 《宋史》卷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 ① 《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②。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锐意恢复，壮志未酬“隆兴和议”虽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和议，在南宋皇帝接受金朝国书时，要求平等的礼仪被金朝拒绝后，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①。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金世宗去世，皇太孙完颜璟（金章宗）即位。宋孝宗面临着此前向金世宗称侄，现在又要向其孙金章宗称侄的局面，否则就可能发生对抗。而宋孝宗也已失去早年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决心将此局面留给“英武类己”的皇太子赵惇。同年二月，即禅位为太上皇，赵惇即位，是为宋光宗。宋孝宗于绍熙五年（1194）逝世，享年68 岁。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②。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第二节虞允文采石之战虞允文（1110—1174），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父虞祺，北宋末政和年间进士，仕至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虞允文，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①，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② 《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68《读水心集》。 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9。 ② 《宋史》卷35《孝宗纪赞》。 ① 杨万里《诚斋集》卷120《虞公（允文）神道碑》；《宋史》卷383《虞允文传》作绍兴二十三年，误。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绍兴三十年，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军渡淮南犯，南宋首都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在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下，起用已病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刚进抵庐州（今安徽合肥），一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虞允文任参谋军事，洪迈与冯方任参议军事，临江督战。十月末，叶义问、虞允文等到达镇江，金帝完颜亮已到达长江北岸的西采石、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南）多日。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到建康府，王权的部下已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完颜）亮登高台，张黄盖，被（服）金甲，据胡床而坐，（宋）诸将已为遁计”①。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帝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被南宋民船攻击，纷纷落水，共杀死金兵4000 多，俘500 多②。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大败金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所统1.6 万人及战船100 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由于镇江宋军严阵以待，完颜亮又下诏强迫金军限期渡江，金军将士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遂杀完颜亮后还军，归附新即位的金世宗。经营川陕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虞允文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抚使，在前往四川的途中，先后与京西制置使吴珙、荆南都统制李道会见于襄阳、四川宣抚使吴璘会见于河池，商讨攻金战略。他提出“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饷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的战略①，上奏高宗，又申报于皇子、建王赵玮（孝宗）。吴璘遂出兵陕西，收复西北三路的十六州大片地区。六月，孝宗即位，副相史浩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 ② 《虞公（允文）神道碑》。 ① 《虞公（允文）神道碑》。 主张退守四川，虞允文前后凡上十五疏，力争不可弃陕西新复失地，但未被采纳。九月，虞允文因反对退兵而被罢为夔州知州。此时虞允文还上奏：“论德顺守战之利，不可轻弃”。“若朝廷必欲弃新复之地，..臣决不敢卖国为苟容之计”。而对于罢宣抚使职后，“尚付以夔之方面，感极涕零”②。但力主放弃新收复西北三路地区的副相史浩，已于隆兴元年（1163）正月升任右相兼枢密使，随即亲自代撰诏书给吴璘称：“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已经患病的吴璘知道朝廷的意图，“已弃德顺，道为金人所邀，将士死者数万计”③。由于决策者的错误，当年四月孝宗发动北伐战争时，东线虽取得胜利，但川陕有利的态势已经尽失，吴璘军因受到重大损失，不但不能共同出兵北伐，甚至失去了在西线牵制金军的作用。当虞允文随后朝见宋孝宗时，再次上奏论及当前形势，并指陈放弃西北三路十六州地区的利害关系，宋孝宗才知道被右相史浩的弃地策略所误，史浩随即于五月中旬被罢相降任地方官。五月下旬，“符离之战”，宋军溃退。六月，虞允文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再任兵部尚书并兼湖北、京西宣谕使；七月，改制置使，负责江汉防务。隆兴二年，左相汤思退以放弃宋军攻占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四州地以求和，虞允文虽极力反对弃地议和，但四州地终于被放弃。虞允文改任平江知府。同年十月，金为迫宋再放弃攻占的商州、秦州等地，再次渡淮南下，十一月，左相汤思退因而被罢相，不久死于贬途中。主战的虞允文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再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但和议已定。乾道元年（1165）二月，左相陈康伯罢相后，宰相空缺，只有参知政事钱端礼主政。同年三月，虞允文又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首参钱端礼一心想升宰相，他因接受李宏所送玉带为吏部侍郎章服所弹劾，并诬称玉带经虞允文转送，事虽辨明，章服亦被罢官谪居汀州（今福建长汀），但虞允文仍罢官授宫观，回四川家乡闲居①。 乾道三年二月，虞允文被重新启用，任知枢密院事。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璘死；六月，以虞允文任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接替吴璘镇守西疆。虞允文到任后，召集川蜀四路的转运使，“会计财赋所入，对立兵额”②，整训军队，强者任战守，次者备辎重，裁减老弱者达1.7 万多人，岁省军费900万，核实民兵得2.3 万多人，并以官田安置归附南宋的金朝人（归正人）2万人，修缮营垒、兵器，选拔将校；又奏除历年州县所欠税赋343 万贯，禁止提前征收两税、盐税、酒税，核减两税中的虚额。适遇邛（今四川邛崃）、蜀（今崇庆）等十四州发生饥荒，虞允文又免除当年租税，并开仓赈灾，数十万民众赖以渡荒，四川军政面目一新。 乾道五年（1169），虞允文被召回，升任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相兼枢密使，举用胡铨、周必大、赵汝愚、晁公武、李焘、吕祖谦、辛弃疾等名士。乾道七年十月，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孝宗生日），节前一天，金使上朝。“固请上（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遭到孝宗的拒绝，但金使“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虞允文请孝宗退朝回宫，并对金使说：“‘大②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6。 ③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 《虞公（允文）神道碑》记载不确，此系参据《宋史·虞允文传、孝宗纪、宰辅表》撰写。② 《宋史》卷34《孝宗纪》二。 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旦随班上寿’，金使惭而退”。会庆节这天，金使只好随班入见。虞允文只是协助宋孝宗阻止了这一次不平等的礼仪。宋、金地位不平等，使宋孝宗一直不能忘怀，决心通过武力来达到地位平等，并进而收复中原。同年，虞允文以侍卫马军司的牧地原在首都临安郊区，“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先移牧地于镇江；又将侍卫马军司移于建康，积极为北伐作准备。乾道八年二月，更改宰相官称，虞允文进为首任左丞相，仍兼任枢密使，后在用人问题上与宋孝宗意见相左，因而求辞相。但宋孝宗在抗金问题上，仍想依虞允文，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①九月，虞允文罢相，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宋孝宗希望虞允文按照绍兴三十二年提出的进军陕西，挥师东入河南的计划，宋孝宗则督师北上，预定某日会师河南。虞允文则吸收当年任川陕宣抚使时，被迫从已攻占西北三路十四州退兵的教训，提出：“异时戒内外不相应。”孝宗回答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①宋孝宗亲自到正殿，赐酒赋诗送行，并让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的特殊礼遇。虞允文虽已年过花甲，但仍怀着光复中原的信念，立即上道，于乾道九年初抵川，设幕府于汉中。首先，适当增加军人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将士的士气；养马户免其赋役，以增加养马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选拔将校，赏罚分明，积极备战。宋孝宗则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望早日发动对金战争。乾道九年九、十月间，两次向金提出受书礼仪平等的要求，都被拒绝。宋孝宗即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并向宋孝宗提出：“机不可为，但令机至勿失耳。植根本，国富强，待时而动可也，安敢趣师期为乱阶乎。”引起宋孝宗的不满，虞允文也知道宋孝宗的心情，为了不负厚望，更加积极备战，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而不顾，终于因此得病②，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辞世，享年65 岁，赠太傅，赐谥忠肃。 ①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虞公（允文）神道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①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② 《虞公（允文）神道碑》。 第五十三章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第一节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父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 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从师事三先生到从学李延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在社会动荡不安中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14 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早年读《四书》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读书中找到兴味，说读书要有一种沉潜的功夫，要专一，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读儒家经籍中，立下成“圣人”之志，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①后来他在训门人中，要他的弟子为学须立志，涵养气质，就事上、在日用间理会出道理。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 朱熹10 岁前所受的是启蒙教育，11 岁“受学于家庭”②，从父亲朱松学。这一年朱松罢官来建阳寓居，也有了空闲教育自己的儿子。朱松师从罗从彦，罗从彦为杨时的学生。杨时受学于理学创立者程颐。朱松早年拜见程颐，学《周易程氏传》。朱熹自幼在这样的家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受到理学的熏陶。《朱子行状》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朱熹14 岁，父亲辞世。受父命从学于胡宪（字原仲，籍溪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及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与理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但三先生所传又都夹杂着释老之学。二刘过世后，朱熹独事胡籍溪。另外，有几个僧人如道谦等，对朱熹的影响也相当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学相当博杂，出入佛老。他自己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①朱子青少年时所学博杂，不仅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应看到，理学的完备，需要一个广阔的知识基础。融会释老儒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朱熹18 岁，建州乡贡高中。次年，礼部试，赐同进士出身。22 岁，入① 《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 ②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1 上。 ① 《朱子语类》卷104。 都铨试，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见李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绍兴二十六年，秩满。二十八年，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见李侗。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绍兴三十二年，迎谒李侗于建安。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朱熹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②李侗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③。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学的正传，而二程理学也因朱熹的发展而臻于完备。 朱熹中举后，在同安任内主县学，开始了讲学活动。 集理学之大成从朱熹一生的学术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从隆兴元年（116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 岁到48 岁，是朱熹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他一方面继续辟佛，一方面系统编辑理学家的言论、文字，把理学精神糅进儒家的经籍，基本完成《四书》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16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此前，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朱熹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编成《延平答问》，写出《论语要义》，编《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再刻时，改名《语孟要义》；后又改为《语孟集义》。隆兴二年（1164）有《困学恐闻编》。 孝宗乾道元年（1165），朱熹请祠，差监南岳庙。乾道年间编写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西铭解义》等。乾道八年，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 卷。这是朱熹要使史学“会归理之纯粹”的工程。朱熹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①他认为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没有以天理的教条，对历史进行褒贬评论。二是编排形式上，由于眉目不清而难以检寻。他以纲目体改编《资治通鉴》，使“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 乾道九年（1173），编写成《伊洛渊源录》一书。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近思录》。淳熙四年（1177） 完成的作品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又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熹理学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② 《朱子语类》卷104。 ③ 《李延平集》卷1。 ① 《朱文公文集》卷22《贴黄》。 朱熹同吕祖谦以及湖湘学派的张栻及陆九渊商榷、辩论；特别是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辩论，对促进朱子理学体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五年（1194），朱熹49 岁至65 岁，为进一步发展时期。朱熹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讲学和同其他学派的辩论，扩大朱学学派的势力与学术影响。另一个方面是继续使学术的各个方面理学化。对“四书”及其他儒家经籍以理学的教条重新解说，构建出理学的体系。 朱熹一向重视教育和亲自讲学。早在同安任上，他主县学，“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①。乾道六年丁母忧期间，于建阳建寒泉精舍，有蔡元定等执弟子礼来从学。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次年，于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为诸生讲《中庸章句首章或问》，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1181），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后由于浙东发生饥荒，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于任上“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厘革弊政，颇有成效。因弹劾有劣迹的唐仲友，由此得罪辅臣王淮。朱熹请祠。淳熙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武夷五曲建武夷精舍。武夷讲学时期是朱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福建、浙江、江西及皖南等地士子纷纷前来就学。朱学得以大规模地传播。 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同其他学派争辩，他确实想通过辩论，以排斥其他学派。在武夷精舍讲“正心诚意”时，赋诗明志：“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①他期望在一代人君的支持下，使朱学成为钦定的一统学术，但在他生前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吕祖谦去世后，各个学派也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辩，形成“议论蜂起”的局面。朱熹也全面开展对其他学派的斗争。湖湘学派主帅张栻倒向朱学，乱了自家阵营。吕学一部分门人投入到朱熹门下。陆学还是一大宗，但陆子寿向朱熹表示悔意。所以，朱熹接着把论辩的矛头主要对着“浙学”。 吕祖谦病逝于婺州，朱熹对交游甚密老友的学术责难并没有减轻，进而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大张挞伐，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说金华派“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②。骂永嘉学派“卑污”，永嘉学者“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③。朱熹与永康派陈亮展开了王霸义利之争。早在淳熙九年，陈亮访朱熹，朱熹就批评了陈亮。从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到十三年（丙午年），双方书函往返，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大争论，表达对道德功利的看法，反映出各自的历史观点。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 朱熹知道自己的批评过分，“刻画太精”，但在学理的是非上，是不会放过的，“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于诸家中，对陈亮的学说攻击尤力，但效果不大，朱熹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① 《宋史》卷429《朱熹传》。 ① 《朱文公文集》卷4《读通鉴纪事本末》。 ② 《朱文公文集》卷35《答刘子澄》。 ③ 《朱子语类》卷123。 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①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 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 万，减经总制钱400 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 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 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榦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榦、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榦① 《朱子语类》卷123。 ① 《宋史》卷429《朱熹传》。 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①50000528_1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①50000528_1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①。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 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 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②500005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 岁读书，9 岁能属文。所谓13 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①。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③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① 《宋元学案序录》。 ① 《陆九渊集》卷36《年谱》。 ② 《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③ 《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 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①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陆九渊从24 至54 岁的近30 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②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 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 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 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① 《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② 《陆九渊集》卷33《覆谥》。 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①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①。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②500005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③（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 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 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①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① 《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①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③ 《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① 《吕东莱文集·本传》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①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①又说：“塞① 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① 《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①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50000528_1803_1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④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①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② 《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① 《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③ 《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④ 《陆九渊集·附录》。 ①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② 《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 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①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②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 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②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③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 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①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 《东莱吕太史集》卷4。 ① 《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② 《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④ 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③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 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 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 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15。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15。 ③ 《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① 《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② 同上。 ③ 《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①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 卷（通释3 卷，解题12 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 卷，解题12 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 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④ 《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②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③ 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① 《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 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 《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 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 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 卷，所涉诗文集800 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①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 卷、《书说》35 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 卷、《春秋左氏传说》20 卷、《春秋左氏续说》12 卷、《东汉精华》14 卷、《丽泽论说集录》10 卷、《历代制度详说》12 卷、《古文关键》2 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 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 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 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⑤ 《东莱博议·自序》。 ① 《东莱博议》卷2。 ② 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①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②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第五十四章陈亮叶適第一节陈亮“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①。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②。十八九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③。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①。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②。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16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③。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① 《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② 《宋史》卷436《陈亮传》。 ③ 《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① 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② 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13《宰辅表四》。 ③ 《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①《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①“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51 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① 《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① 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 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42 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①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52 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①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②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③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① 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① 《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② 《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③ 《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①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適、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① 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①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②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③500005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①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②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③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①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適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適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① 《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② 《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① 《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诗》。 ② 《陈亮集》卷10《语孟发题·论语》。 ③ 《陈亮集》卷15《问古今损益之道》。 ① 《朱子语类》卷123。 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②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第二节叶適读书聪颖，游学婺州叶適（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適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③。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 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適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 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 岁时叶適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 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①，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②16 岁时，叶適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 岁开始，一直到28 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適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適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適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適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適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 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② 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③ 《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② 《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適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①。 这一年叶適才25 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適26 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1177），叶適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適踏入仕途。 叶適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適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適等，叶適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適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適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適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適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 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 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適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適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適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適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① 《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適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適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適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適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適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適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適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①。 庆元元年（1195）叶適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 人，叶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叶適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適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①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適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叶適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適的声望。但如叶適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適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適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適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適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適，“罪名”是叶適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適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 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 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 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適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 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 年版）。叶適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①50000528_1829_0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②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③。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適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適14 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 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①。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適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適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適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適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適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適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適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適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適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②。 至于说叶適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適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②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① 《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13《子部十·习学记言》。 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①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① 参《朱子语类》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节李清照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①，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1081—11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发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①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11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2。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年（1155）或稍后。①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发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发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① 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证详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迹编年》。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首。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朱淑真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①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②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③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④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①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1《春游西园》。 ②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③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④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⑤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①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②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③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④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⑤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⑥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①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②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 余首，⑤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①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②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③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④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⑤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⑥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① 《朱子语类》卷140。 ② 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 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陆游辛弃疾第一节陆游半生游宦，半生奉祠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 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陆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①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1170），陆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②。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6 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陆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① 《宋史》卷395《陆游传》。 ② 《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1190）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祐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66 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1202），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开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 年1 月26 日）病逝，享年85 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①。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②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③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 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幾，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① 《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② 《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③ 《剑南诗稿》卷26《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陆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0 余首。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发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 陆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陆放翁”之说。陆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 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 由于陆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国军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超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第二节辛弃疾由义军掌书记到封疆大吏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辛弃疾的出生地成为金朝的统治地区。他的祖父辛赞，当北宋灭亡时，因受家族拖累，未能脱身南渡，不得已仕金，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但他时时眷念故国，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①。他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兴兵南下，欲图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时年22 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奋起抗金。后率众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耿① 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利诱下，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50 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5 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①但是，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真正欣赏和信任，南宋朝廷只安排他担任江阴军签判，一个并不能让辛弃疾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职务。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又自毁长城，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26 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苟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之中。 从乾道四年（1168）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舒心与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弯弓杀敌，收复失地。但在小人当道、国事日非的时候，他的愿望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罢去所有职务。他到上饶城郊带湖去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后领宫观闲差。在上饶一住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与郑汝谐、杨民瞻、陈亮、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庆元党禁”时，他不顾禁令，常到武夷山看望朱熹。朱熹病死，他写词悼念，还亲携祭文前往吊祭①。 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庆元二年（1196）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嘉泰三年（1203）再度被起用为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次年差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三月，正当他在镇江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所荐非人将他连降两级阶官。同年六月，改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被劾奉祠归铅山。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欲对金用兵，急调辛弃疾，但此时他已卧① 洪迈：《文敏公集》卷6《稼轩记》。 ① 《宋史》卷401《辛弃疾传》。 病在床，不久便与世长辞。 爱国词人，风格豪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然而，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辛弃疾词现存600 余首，数量居宋代词人之首。作品体裁多种多样，风格富有变化，内容极其丰富。而以抗金御敌、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为中心主题，也是所有词作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在这些词篇中，可以感受到词人对北方故土深切怀念，可以感受到吊古伤时，深沉的家国兴亡之感。投身于时代激流的辛弃疾把词作为呼吁恢复、激励抗金的武器。当南宋军民取得军事胜利时，他赋词赞颂；当有朋友赴召或升迁时，他赠词激励他们为恢复中原大业尽力献身。当然，更多的是抒发他个人的报国之心声，倾诉自己驰骋疆场的渴望，表达他“马革裹尸当自誓”的决心，发泄他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写尽他壮志难酬的无限悲愤。词中还对南宋主和派屈辱妥协给予尖锐批判，他揭露主和派的误国罪行，谴责得势佞臣对有志之士的迫害，鞭挞昏君庸吏对亡国之恨的麻木不仁..。无论是慷慨激昂的战歌，还是壮志空怀的悲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辛弃疾的爱国情操。 从艺术风格而言，辛词继承苏轼诗风，以慷慨雄奇，沉郁苍凉之作为主，为豪放词派杰出代表。辛弃疾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龙腾虎跃，生气勃勃，不作“妮子之态”。他写山水自然景物，清新之外，也着意于雄浑、冷峻，显得境界开阔，具有动态之美。其语言丰富、大胆，往往采用散文语言或自铸新词，呈现出汪洋恣肆、五光十色的艺术效果。辛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除了豪放、壮烈，清雅委婉的词作也常常在他笔下出现。这些词，或情致缠绵，或词意婉约，又往往是柔中有刚，刚柔兼具。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田园诗，风格清新，描述生动，引人入胜。《祝英台近·晚春》抒离情别绪，也同样宛转凄惶，哀怨动人。著名的《青玉案·元夕》虽写幽怨闲情，却寓意深刻，其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句，更是脍炙人口，千古绝唱。他的成就不仅影响了南宋词坛，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①词之外，辛弃疾的文也值得称道。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证据，严密的论证，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因此，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① 《四库总目提要》卷198。 第五十七章姜夔吴文英第一节姜夔寄人篱下，落魄一生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少随父宦游，曾居湖北汉阳。父亲去世后，依姊居于汉川。淳熙三年（1176），22 岁的姜夔到扬州、合肥一带客游，飘泊多年，未得知遇。有诗云：“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淳熙十三年（1186），他游长沙，结识诗人萧德藻，萧氏十分赏识他的文才，将侄女嫁给他，并携之同寓湖州（今属浙江）。因居所近苕溪弁山白石洞天，友人潘柽便赠其“白石道人”称号。 这期间，由于萧德藻的介绍，姜夔先后与杨万里、范成大相识，诗词酬唱，成为知交。又常往来于皖、苏、浙各地，与张俊之后人张鉴、张镃和尤袤等名流交游。其时之文人雅士如楼钥、叶适等，皆爱其文才，与之往来。①庆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进《大乐议》，论雅乐，为朝中乐官所忌，未被采纳。五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得到“免解”的优待，但参加礼部考试，又未第。他一生未仕，以布衣终老。啸傲于江南湖山之间，自标高致，凭藉才学，靠友人资助为生，过着典型的江湖游士生活。他好学、好客，为人洒脱不羁，“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①。42 岁时，他移家临安西湖之滨，依张鉴而居。张鉴、张镃兄弟谢世后，他旅食于浙东、嘉兴、金陵间，晚年生活极为贫困。约于嘉定十四年（1221），因中风卒于西湖。贫不能殡，靠吴潜等人资助，落葬于钱塘门外的西马塍。 南宋婉约派词宗姜夔早年以诗才知名。最初他学江西诗派，虔诚地师法黄庭坚，至“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的地步。后来，他意识到“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②，于是跨出江西诗派，转学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并以晚唐诗风来改造江西诗派，力求创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除了讲究句法、措辞以外，还追求“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③的境界，力求天机自得。因此，他的诗大多清峻峭拔，韵味无穷。 代表姜夔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词作，在南宋词坛上，他与辛弃疾、吴文英鼎立而三，是“清空”词派的代表作家。姜词在讲究格律、音节谐美，炼字琢句、用典咏物等方面都与周邦彦一脉相承，但其婉约缠绵的词风中融进了江西诗风清劲瘦硬的优点，因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姜词现存84 首，几乎皆为精思力作。其中记游、感遇、伤乱、怀旧、送①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下。 ② 《白石道人诗集·自叙》。 ③ 《白石道人诗说》。 别等题材占了大多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贫困疲惫的流落者所抒发的凄婉低沉之情，也可以看到襟怀洒落的名士在名山胜迹中的超脱。有难以排遣的爱情回忆，也有哀感动人的挚友离情，更有对国事日非的感慨与悲伤。尤为著名的是《暗香》、《疏影》二首，或慨叹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或抒发自己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皆借梅花托意，意境深远，被人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姜夔在晚年，受辛弃疾的影响，也写过一些较为雄健的作品，但其生活态度决定了不可能像辛词那样奏出使人振奋的时代强音，更多的是触目凄凉情调与无可奈何的感怀叹息。他的词结构完整，音律和谐，技巧精湛，比兴深婉，能以多种手法显出神韵，具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风格。 姜夔不仅工于诗词，还精通音乐，在乐理上自成一家。他在庆元三年所进的《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中，论列古今乐制问题，指出当时宫廷音乐存在诸多不谐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多项建议，如确立音高的统一度量，作为乐器之准；大乐应恢复古乐十二宫，勿杂胡部；登歌应与奏乐相合等等。这些建议，见解独到，惜遭人妒忌，未被采纳。越两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终于得到了承认。他创制了不少新的词调，称为“自度曲”。又记录了一些旧曲，并为之配上歌词，有的还注明指法。其中《扬州慢》、《杏花无影》等十七首均自注工尺旁谱，均保存在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中。这十七首配有工尺旁谱的词是800 年前传承下来的唯一的宋代词和乐谱的合集，为研究宋代诗词音乐和记谱法的珍贵资料，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姜夔还精赏鉴，擅翰墨。宋人说他书法得魏晋古法，运气遒劲，波澜老成。其论书之作《续书谱》，多为实际经验的甘苦之谈，历来为学书者所重。姜夔不满唐人平正划一的书风，追求魏晋书法潇洒飘逸的情趣。他把字的气韵归结到人的神情上去，认为书法的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养与创作时的客观条件，将“人品高，师法古”列为追求书法神韵气格的首要条件①。他理想的书法，应具有疏散恬淡，自由放逸，超尘绝俗的美感。在用笔与结体上，他也反对唐人的千篇一律与刻意求工，力求灵活变化，反映了他尚真求变的论书宗旨和自然洒脱的审美理想。 第二节吴文英权贵门客吴文英（约1200—1260）②，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由于《宋史》与地方志中都没有为他立传，因此有关吴文英家世生平不详，只能从他的词作与其他零星记载中得知一二。据后人推测，吴文英本姓翁，与翁逢龙、翁元龙为亲兄弟，可能是过继给吴氏而改姓吴。吴文英年轻时喜工文词，却无意于科举。他乐以词人和江湖游士的身份① 《续书谱·风神》。 ② 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中推断生于1200 年，卒于1260 年，一般文学史多从此说。陈邦炎在《吴梦窗生卒年管见》中推定生于1212 年，卒于1272 年到1276 年之间（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 期）。另外张风子、杨铁夫、刘毓崧诸人亦有不同推测，皆难成定论。与人结交，交游很广。从其著作《梦窗词》中考察，与他有词作赠酬关系的就有60 多人，包括有文人、政客、普通市民与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人物。他与施枢、方万里、冯去非、沈义父等皆为笔缘之友，晚年又与周密结成忘年交。他还结交一些显贵，充当他们的幕僚。理宗绍定年间，他游幕于苏州转运使署，为提举常平仓司的门客，长达十年之久。淳祐年间，他来到临安，出入于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史弥远孙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等人门下，赋词唱和，过从甚密。晚年在绍兴，又旅食于宋度宗之生父荣王赵与芮府中。①在这些权贵中，他与吴潜的交谊较深。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历官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等职。淳祐十一年（1251）与开庆元年（1259）曾两度入相。后为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卒于谪所。他与吴文英之兄翁逢龙为同年进士，由于这层关系，他与他们三兄弟皆有交谊，与吴文英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有很大影响。吴潜任参知政事时，吴文英为其幕僚。吴潜的被贬被害，使吴文英极为痛心。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不敢公开悼念，乃以“过先贤堂”为名，写下《西平乐慢》一首，以慨叹之声，发伤感之情，以寄哀思。 至于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是最为后人非议的。贾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而吴文英曾与他有较深关系。现存《梦窗词》中，有四首是赠贾似道的。围绕这四首词，人们对吴文英的品格与操行发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氏四词均作于淳祐六年（1246）至十年间，是贾似道制置京湖，未肆骄横之时，此后直至吴文英去世，未见有投赠之作，这是因为他见贾似道专擅之迹已彰，又诬陷排挤了吴潜，故与之疏远乃至绝交。因此，这四词与吴文英投献其他权贵的词作一样，是酬酢之作，无可非议。另一种意见认为，四词中的《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是在贾似道入朝以后所作，其时吴潜已为贾氏所害，而吴文英仍与贾有往来，作词吹捧他，其人品性可知。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便这首《金盏子》是作于贾似道入朝之初，但也只不过是从表面歌颂贾似道的名位声望以及他粉饰着的苟安的升平而已，其中没有谄佞干求的言语，所以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种酬应关系。以词章出入侯门，本是当时的风气，吴文英既为词人，以词作结交权贵，并以此为生，在宋代并非独一无二的。况且他并不以此希求仕禄，更不肯趋附钻营，虽出入于侯门，仍然潦倒终身，无法逃遁“困踬以死”的结局，故仍不失为一个狷介自好之士。①协律、求雅“梦窗词” 总观吴文英的一生，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言，游历范围也大致局限于江、浙两地，他之所以在南宋驰声传名，主要是由于他那些哀艳动人的词篇。吴文英的《梦窗词》存词三百余首，在南宋词人中仅次于辛弃疾。其内容除部分酬酢之作外，有不少是抒发“绵绵长恨”的恋情词，其中著名的长篇《莺啼序》，极言相思之苦，所表达的低回缠绵、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泪下，其艺术感染力远非那些描写幽会欢情的艳词可比。在措词、用典、结构上无不刻意求工，因而在古今长调中享有极高声誉，广为后人传诵。 ① 夏承焘：《吴梦窗系年》。 ① 夏承焘：《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载《唐宋词人年谱》。 恋情词以外，《梦窗词》中还有不少哀时伤世的作品。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权已岌岌可危。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吴文英既不能奋起呐喊，只能通过写景咏物，伤今感昔，表达对国事的忧思。在他的词中，或伤戚宋室的衰微，或隐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写山河的凋敝荒凉，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将。同时，又夹杂着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把家国之感与身世之痛融为一体，其沉郁哀伤之情随处可见。当然，较之于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词，吴文英的忧怀国事之作显得苍白、消极。 在词的创作上，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沈义父曾把他的词法概括为四点：一是协律；二是求雅；三是琢字炼文，含蓄不露；四是力求柔婉，反对狂放。①这一艺术风格决定了“梦窗词”难以反映重大主题，而多浓艳芬菲的词境，这也是南宋婉约词派的共同特点。但在表现手法上，“梦窗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 对于“梦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不一。褒美者说“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梦窗之妙，在超逸中见沉郁”。贬之者则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梦窗词”虽然有雕琢太过、词意晦涩以及格调不高的缺点，但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值得肯定。 ① 沈义父：《乐府指迷》。 第五十八章郑樵马端临第一节郑樵厉志苦读，通百家之学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16 岁。他护父丧回莆田。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厉志自学。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①。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①。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②。 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 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其时朝政腐败，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郑樵结识当时的抗① 《郑樵文集》卷2《献皇帝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① 《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② 《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①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诏献书。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 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 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 岁。 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 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通志》200 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 ① 《宋史》卷436《郑樵传》。 ① 《通志·总序》。 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第二节马端临学术渊源与时代变动马端临（1245—？），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饶州路刊刻《文献通考》时，年69 岁。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父马廷鸾字翔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甘贫力学”①。后来他回忆说：“绍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岁，弟甫四岁，我生七年，亦未毁齿，母抱群雏，家徒四壁，画荻而教。”②成年以后，马廷鸾被乡人聘为童子师。淳祐七年（1247）登进士第，调池州教授。宝祐年间，因试策中直言“强君臣，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由此得罪权臣厉文翁、内侍董宋臣等。贾似道当道，他也不趋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咸淳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视他为异己，咸淳八年，廷鸾“九疏乞罢政”。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一是在修史方面。马廷鸾也讲灾异，但意图是希望度宗实施好的政策，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马廷鸾著作颇多，其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有38 帙。据马廷鸾说，此书是“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是给子辈讲授之用的。宋亡以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开笔写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后，马廷鸾去世。马端临说受到父亲的熏陶，“业绍箕裘”，“趋庭答问”，努力继续父亲的事业。《文献通考》中保存了马廷鸾对历史的评论，即“先公曰”的内容。他对父亲的评论又作了发展。二是在学风上，马廷鸾表现出一种综罗文献的学术风格，读经研史，① 《宋史》卷414《马廷鸾传》。 ② 《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总干文》。 诵诗文，汇经史百氏嘉言善行①，这是南宋后期学术上的一种风尚，《文献通考》明显地带上这样的学术印记。 马端临的老师曹泾，对马端临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曹泾为朱熹学脉的传人，为“晦翁续传”，“诣朱子学”②。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历史问题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马端临在议论中又有发展，有的地方夹杂了“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灭亡时，马端临年仅23 岁。这位年轻人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对时局震荡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虽曾漕试第一，但决心不仕，以变通的思想来总结历史，总结两宋灭亡的原因。父亲死后，他作过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 《文献通考》史学巨著《文献通考》348 卷，计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及《四裔考》。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会通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门类较杜佑《通典》详细，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记载了自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内容，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构的内容，有关于礼、乐的材料，有关于历代纪元和国家组织形式变迁的内容，也有关于天象、地理等方面以及民族、边疆方面的内容。全书首列《田赋考》，体现出马端临的卓越见识。 《文献通考》对宋以前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且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看法。在事实上他把历史划分出不同阶段。各《考》一以贯之地体现出这样的观点。第一阶段是太古时期，即三代以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阶段是秦汉以后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同。前两个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秦、汉以后，社会“无公天下之心”。“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已有。”①所以，秦汉以后，封建井田制度无法实行。关于封建井田的议论，明显带有心学的印痕。马端临认为历史的发展受“势”支配，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②历史发展的“势”又为“利”所支配，能这样认识历史的人，才可以说是具有通变的思想。他指出：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①50000528_1866_0① 《碧梧玩芳集》卷15《书课历序后》。 ② 《宋元学案》卷8。 ① 《文献通考·自序》。 ② 《文献通考·自序》。 所以他认为对于封建井田一类的问题，要认识到“返古实难”，应当“知时适变”。后代不能照搬古代的“良法”，用恢复封建、井田的办法，去解决社会危机。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认识，也是他思考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结论。由于马端临身受亡宋之痛，所以他对南宋统治者，时有愤慨的批评。他揭露了宋代三百年的腐朽统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关于王安石变法，马端临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从根本方面说，他赞成变革，但他认为“经邦稽古”应当“知时适变”。总的来说，这与王安石变法的精神相通。 《文献通考》一书，在编纂学方面很有特色。全书有“文”，有“献”，有“考”。“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的议论、前人的评论。批评只要有可取的地方，都收录下来。这些评论主要是论述历史的得失，也有掌故的考订。“考”主要是马端临的看法。就全书来看，“考”包括这几部分，一是全书的《自序》，各考前的《序》，以及《考》中的《按》语。马端临对历史的见解，通过材料编排和自己的议论而贯穿全书。所以《文献通考》在内容与形式各个方面都可称是完美的史学巨制。 第五十九章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第一节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史·李焘传》谓：“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一评价概括了李焘的志趣人品。绍兴八年（1138），李焘24 岁，中进士，调成都府华阳县主簿，拟嘉州军事推官。他没有赴任，而是在龙鹤山巽岩读书。绍兴十二年，赴华阳主簿任，李焘仕途不畅。李心传谈到李焘仕途遭遇时，说出其中的原因：秦桧当权，“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李）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三十年”①。绍兴十七年，丁父忧；绍兴二十年（1150），他36 岁，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对郡守一类用私情背公法的人；总领财赋，反对加重百姓的负担，张浚称他有台谏之风。绍兴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他勤于政事，及时审理案件，颇有政绩。知荣州，治水有成效。隆兴二年（1164），他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弹劾有劣迹的守令四人。当地的州县横征暴敛，李焘选官置局，括一道财赋，列其名色，使有无相补，酌三年中数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为《科约》。后来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约》规定的办法，整理一路财赋。乾道三年（1167）李焘53 岁，召赴行在，八月入对，陈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并请求增置谏官，允许六察言事。又说，军兴三十年来，四川赋税一钱，折变百之，希望从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张严格简汰蜀兵，禁大将毋张虚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焘62 岁，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记边患。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淳熙十年（1183），召对延和殿，读《陆贽奏议》，李焘又摘录唐朝李贽言论中适合南宋情况的数十事，劝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谓的天应，说：“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自至。” 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屡荐，终未获大用。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终前，李焘还口授遗言，上表说：“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样来治国，振兴朝廷。 仿《资治通鉴》纂修《长编》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时年40 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在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①。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②。以此上推，当在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开宝九年，计17 年，为书17 卷。时，李焘49 岁。乾道四年（1168）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 卷，写成175 册和《目录》册。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他说：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便可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 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这一年，李焘54 岁。淳熙元年（1174），李焘年60 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计417 卷。 淳熙三年（1176）李焘擢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 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①。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4400 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九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编的《长编》为980 卷，记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10 卷，《举要》68 卷，《总目》5 卷。共计1063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书世鲜传本。由于原书卷帙繁博，刻写有困难，流行诸本，也是节录本，详略互异。明代修《永乐大典》曾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绝大部分内容收入。清人开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厘定为520 卷；原书全貌虽未恢复，但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中华书局1976 年开始整理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1986 年整理完毕。1993 年全书34 册（520 卷及目录）全部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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