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后，回纥因历史的关系与唐朝的关系一直很好，不像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要对农业国进行骚扰与掠夺。回纥曾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 版图最大时疆域东接室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跨大漠。 灭国 回纥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上统治无道，内讧不断，于846年被所属部黠戛斯所亡。 西迁 分三路西迁： 一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西州回鹘公元9世纪西迁 回鹘之一支。亦称高昌回鹘、北庭回鹘、和州回鹘、阿萨兰回鹘。其所辖东抵哈密、西至库 车、南达于阗、北越天山。首府位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国王称阿萨兰汗，意为狮子王 (后改称亦都护)。冬住高昌，夏居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主要从事农业，种植五谷 、棉花、瓜果(以葡萄为最)等作物。兼营畜牧。灌溉独具特色，以坎尔井闻名。实行封建农 奴 制，间有租佃制。信奉佛教，兼事摩尼教和祆教。文字使用回鹘文，善歌舞，精于木刻印书 术与壁画艺术。10至11世纪，与五代、北宋关系密切。12世纪初隶属西辽。13世纪初归附蒙 古。14世纪20年代起，地属察合台汗国。17世纪后期被准噶尔部占领。18世纪中叶归清政府 管辖。 一迁葱岭西楚河一带，称葱岭西回鹘。 一迁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后来成为河西地方的土著，就是现在的裕固族。 其中前两支定居新疆的回纥，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 政治 回纥从唐贞观二十年助唐灭漠北的薛延陀后，唐朝即以回纥的住地置瀚海都督府，封回纥首领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府的都督，唐朝又在回纥地区修筑交通大道，设驿站，抽赋税。不但如此，瀚海都督府的府下置州，州设刺史，其下又有长史、司马等官制，同样用回纥本民族的首领来担任，“其都督、刺史，给玄黄鱼符，黄金为文”。 那么，当时回纥地区和唐朝中央是不是一个国家以内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呢？我们的论断是肯定的。但具有它的特殊形式，即中国历史上从唐朝才正式开始的中原王期对边疆地区的一种统治方式——“羁縻府州”制度。这种制度在当时称为都护府、都督府。即在征服边疆地区以后，不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而是任用其本族中的上层自治其地方。施地间接的统治。 正因为回纥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以后和唐朝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边疆羁縻府州和中央王朝的关系，而又不同于一般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所以直到唐天宝三年（744年）回纥的首领骨力裴罗在唐朝大力支援下统一了漠北和天山北部建立其地方封建政权后。仍遣使到唐朝“上状”，表现其边疆羁縻府州和中央王朝的隶属。但是，从唐天宝三年至开成五年（744~840年）回纥游牧封建政权建立一百年左右中，回纥和唐朝中央仍有一些龃龉：如回纥牟羽可汗（759~780年骨力裴罗后第三代可汗）在其末年乘唐朝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势衰与代宗新立，正要出兵侵塞，但旋即被反对派宰相顿英贺所杀；另一次是在末年乌介可汗（841~845年）时、因部下句录末贺引外族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的前身，时住叶尼塞河上游）的骑兵入侵，南逃人塞，一度攻唐朝，旋即失败。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回纥和唐朝双方交往的礼节中，往往表现为两个对立国家的形式，这种情况尤其在唐朝从安史之乱后，国势衰弱，而回纥因有援唐之功，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实唐朝与回纥之间决不是完全平等的两个国家，是一时的龃龉，不是主要的矛盾。 回纥从744~840年一百年左右之间和唐朝所发生的羁縻府州和中原王朝主要的正常关系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回纥可汗历代受唐朝的封号 有如上述，回纥在646年得唐朝助力灭薛延陀后。其首领即接受唐朝的封号——瀚海都督府的都督。吐迷度的后嗣婆闰、比栗、独解支、伏帝匐、承宗，正如《旧唐书·回纥传》中所指出的：“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到他第六代孙骨力裴罗，在744年又得到唐朝之助灭后突厥正式统一漠北而奋起后，又被唐朝封为怀仁可汗、左骁卫员外大将军。从骨力裴罗以后。回纥在漠北所建立游牧封建政权凡传十五世而亡。这十五世可汗中只有四位可汗因特殊情况未受唐朝的封号外，其余各可汗一律受过唐封。这是为什么呢？正如《旧唐书·回纥传》中记回纥牟羽可汗的叔父顿英贺（780~789年）初立时遣使到唐朝时所说的：“今可汗初立，遣使来告，垂发不剪，待天子命！”这如实地反映了唐代祖国北方各族人民对于中原王朝竭诚拥护的心情；回纥可汗如果没有唐朝中央的命令，即很难得到他们本族人民的拥护。 （二）回纥首领及其以下的大臣受唐朝的直接任命及罢免 唐朝中央对于回纥首领不但加以册封，而且有直接任命其为内地官吏以及加以惩罚之权，这种例子在回纥正式统一漠北（744年）前发生较多：如吐迷度的曾孙独解支（680~715年）被唐朝继立为瀚海大都督后，他的“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的，“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独解支卒，子伏帝匐（715~719）立，即因乃父有功，被唐朝任命为“河西经略使兼赤水军（军治在今甘肃武威县）使。这是回纥首领被唐朝任命为内地官吏的例子。回纥官吏也有被唐朝惩罚的，如早在唐武后时（684~704年），回纥在漠北的劲敌——后突厥贵族兴起，回纥人民因不堪其压迫，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个部落徙居甘、凉二州间，后来回纥人因与唐朝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奂发生摩擦。唐廷竟将回纥的最高首领瀚海大都督承宗（722~727年，伏帝匐子）流放到瀼州去，唐朝更立其子伏帝难，（727~744年）为瀚海大都督。 此外，唐朝对于回纥可汗以下的“可敦”（即皇后）以及其他高级官吏也有任命及惩罚之权。如乾元二年（759年），以回纥葛勤可汗（747~759年）之子叶护以及大将骨咄特勒（勤）助唐平定安禄山之乱有功，唐封叶护为左羽林军大将军员外郎，骨咄特勒（应作勤）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员外郎。宝应元年（762年），以回纥牟羽可汗（759~780年葛勒可汗子）助唐平史朝义之乱有功，“可汗、可敦及左右‘杀’（又作‘设’，意为突厥的领兵官）……加实封二千户”，并“左杀封为雄朔王，右杀封为宁朔王，胡禄都督封金河王，拔览将军封为静漠王，诸都督十一人并封国公”。又贞元八年（785年），唐朝封回纥可汗养子药罗葛灵为“检校右仆射”，也是唐朝对于回纥可汗的亲属有任宫之权的例证。 （三）回纥军队受唐朝中央直接征调 唐朝统治的武力基础是府兵，府兵是兵农合一的；但府兵既是农兵，还要从事农业，不宜于时间过长和离家太远。因此，唐初在边境上另设戍兵，其防地叫做军、守捉、城、镇，所以边兵又称为镇兵。唐太宗拒薛延陀用突厥兵马。这实质上也是利用镇兵来征伐边疆。 回纥在兴起之初，大约只有军队五万，尚未被唐朝直接征调。贞观四年（630年）唐灭东突厥，贞观二十年（646年）唐灭薛延陀，回纥还只是出兵相助。及薛延陀灭亡以后，漠北初步统一，唐以回纥住地为瀚海都督府，任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回纥民族已加入唐朝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之中；而且事实上，由于回纥住地的入唐。唐朝的势力已直伸至极北，“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从此以后，回纥的军队即正式作为唐朝的边兵而受其征调，正如《资治通鉴》所载开元六年二月的诏谕中指出的：“（回纥）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贞观以后，回纥军队受唐朝征队的方式，凡有从征、直接编入唐军以及唐朝可以在回纥地区直接驻军等几个方面。分述如下。 1．从征 如贞观末年（649年），西突厥可汗贺鲁谋取唐朝的西、庭二州。唐发府兵二万，合回纥骑五万击之。这是唐朝第一次正式调遣回纥兵从征。又如显庆（656~661年）初，唐廷擢苏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肖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贺鲁。结果，贺鲁大败，西突厥也即被唐朝所灭。这是唐朝第二次征调回纥兵。此外，回纥兵还有其他多次的从征于唐，不作列举。 2．直接编入唐军 有如上述，回纥人民因不堪后突厥贵族的压迫，乃有四部落度碛徙居甘、凉二州；同时，回纥首领独解支（680~715年）立，因为他的亲属及部落帮助唐朝征伐有功，也被唐朝从碛北迁居甘州一带。因此，甘、凉一带回纥人增多，“故天宝末（755年），取骁勇以充赤水军（今武威县）骑士。独解支后，子伏帝匐．（715~719年）又被唐朝任命为河西经略使兼赤水军使。可以推断，在这前后，当有不少的回纥人被唐朝编人赤水军中去。 3．唐朝在漠北回纥地区直接驻军 就在上述河西走廊回纥人被直接编入唐军的同时，在漠北，唐朝因为防止后突厥势力的兴起，采取在当地直接驻军的办法。《通鉴》载：“（开元六年[718年]二月），移蔚州横野军于阴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回纥）之援。”同书还明载：在此同时，唐朝下令漠北的回纥等部都督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均受河东节度经略使辖下的天兵军节度；其兵马平时各为部落营生，有事即遵命应战。 4.回纥军民迁住唐朝内地 回纥助唐杀掉后突厥的可汗默啜（716年）后，其侄默棘连、（即苾伽可汗，716~734年）继位，又立即兴复仇之师。于是回纥别部移健：“颉利发”（意为大臣）率同罗、等部军民南下投奔于唐。唐朝把他们安置在靠近山西边境的大武军（今大同）。 5.唐朝征调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 唐朝从玄宗天宝十四年至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首尾十四年间，因中央势衰，地方节度使权重，而发生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以讨伐“国舅”杨国忠为借口，攻陷两京，玄宗出走。太子亨西奔灵武即位，是为肃宗。《通鉴》指明：“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可见唐朝见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显系征调边兵性质。至德二年（757年），回纥葛勒可汗（747~759年）应征遣其子叶护率领精兵四千余人出发，而且还有西域的回鹘军参加。他们来到陕西凤翔、扶风一带部署队伍，准备出击，唐将郭子仪先留宴三天。叶护说道：“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暇食为？”这种“灭此朝食”的精神，实使人钦佩，而回纥太子叶护的口气并非远到异国，表现为在一个国家以内的感情。及安禄山乱平后，唐肃宗回到长安，在其所降的诏书中夸张回纥人的功劳时说：“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唐肃宗的思想意识中也何尝把回纥视为外国人？从此越发可以证明，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纯系边兵应中央征调的性质。 6．回纥人为唐朝保卫北庭及收复轮台、西州 唐代的北庭又名庭州，在今新疆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护堡子为唐朝从漠北通往西域乃至中亚的要冲。尤其从安史乱后二十余年间，即从唐广德元年至贞元六年（763~790年），因吐蕃陷陇右、西域，北庭更显其重要性。回纥人为了保卫祖国的这个军事交通要冲，不知和强大的吐蕃战斗过多少次。到唐朝元和年间（866~820年），回纥在保义可汗（808~821年）的领导下，武力甚强，大破吐蕃，为唐朝收复北庭、龟兹（今南疆库车县），使唐朝对外的东西交通为之打开，此其一。 唐时轮台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迤北附近，西州在今吐鲁蕃。唐开成五年（840年），回纥地方游牧封建政权在漠北崩溃，分三支西迁，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西州。时轮台、西州尚为吐蕃人所占据。回纥人西迁来此之初，在其首领仆固俊的领导下，和吐蕃人展开斗争，终于在唐末咸通七年（866年）最后战胜吐蕃，收复轮台、西州，并斩其大将论恐热，“传首京师”，宋人王溥《唐会要》卷97《吐蕃》一节中载：“沙州首领张义潮奏，（仆固）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汉皆伏，并表贺收西州等事。”从这个贺表来看，可见他们的心目中都不把回纥的后裔在西州所建立的政权视为独立的王国，而肯定它是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经济文化 回纥是维吾尔族的先民。从646年回纥汗国建立，到840年汗国灭亡的近200年里，通过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和亲、马绢贸易等方式，回纥和唐王朝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从而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促进了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一、唐代回纥发展概述及与唐政府的特殊关系 回纥是铁勒的一支，该部自称为“Uyghur”。回纥在汉文史籍中的最早称呼为袁纥[1](亦作韦纥)和乌护[2](亦作乌纥)。其中袁纥为漠北铁勒中的一部，乌护为天山附近铁勒一部。7世纪初，袁纥改称回纥，并以时健为君长，建牙于色愣格河，形成了最初的政权。隋末唐初，时健子菩萨立为君长，隶于突厥。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又附属于随之建立的薛延陀汗国。至菩萨子吐迷度时期，乘薛延陀汗国与唐交恶的时机，吐迷度联合回纥各部共攻之，并于646年灭了薛延陀汗国。回纥称霸于漠北，吐迷度自立为可汗，建立回纥汗国。此后，被回纥统一的漠北铁勒各部也都逐渐被称作回纥或自认为回纥。 从646年到681年是回纥汗国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汗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各部中的威望和在唐朝的影响均大大增加，疆域“以碛为限，大抵北诸蕃悉隶之”。永隆中，东突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从682年开始，回纥人逐渐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向北退缩到原居地色愣格河流域和土拉河以北地区，在突厥碑文中统称为九姓乌护。由于东突厥第二汗国阻绝了他们与唐朝之间的往来，所以在汉文史籍中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报道，但在突厥文碑铭中留下了关于他们的信息[3]。以可汗家族为主的部分则向南迁移到甘州和凉州一带，其王统一直未断。727年，可汗承宗等人受凉州都督的诬告，流配致死，承宗族子护输杀凉州都督，断绝了唐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在唐军打击下，护输率军北投突厥，“退保乌德山”，回纥汗国屈服于东突厥统治。开元末，护输死，子骨力裴罗继立，揭开了回纥汗国历史的新篇章。 乘东突厥内乱，骨力裴罗遂联合拔悉密、葛逻禄等部，在745年灭了东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第二次复兴，统一漠北。骨力裴罗自称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朝因其解除了东突厥的威胁，封其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建牙于乌德山(杭爱山支系)、昆河(鄂尔浑河)之间，最盛时回纥控地“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 745年，骨力裴罗死，子默延啜立。759年，默延啜死，次子移地建即位，号牟羽可汗。780年左右，牟羽可汗被宰相顿莫贺击杀，揭开了回纥汗国统治者内乱的序幕。从780年到840年间，更迭了十位可汗。在内乱不断的同时，汗国内部又连年自然灾害。788年改回纥为回鹘。840年，回鹘大将引黠嘎斯十万骑破回鹘城，汗国瓦解。回鹘各部南下或西迁，进入甘凉、天山和葱岭一带。 从唐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来看，回纥与唐政府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是双方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突出体现。回纥与唐特殊关系的确立开始于贞观三年(629)，回纥“始来朝，献方物”，双方正式建交。646年，回纥联合诸部，配合唐军灭薛延陀汗国，建立了回纥汗国，并遣使告唐；“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唐太宗受其所请，亲至灵武会见使者，并正式在回纥各部设置府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唐政府又根据回纥所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了一条大驿道，名“参天至尊道”，沿途分设驿站，供应来往使臣和官员。每岁回纥各部贡貂皮，以充租赋。骨力裴罗复国后，遣使入贡，唐朝封他为奉义王，后又册封为怀仁可汗。从而真正确立了直至8世纪末的双方和好并相互支持的特殊关系。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首先表现为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中央政府实力不足，唐政府不得不对外借兵平叛。作为唐朝的邻国，回纥并未利用这一纷乱形势，拓宇唐疆，而是应唐政府之请，先后于756年、757年、762年三次派大军助唐平叛，收复长安、洛阳、河北等地，对唐有社稷再造之功。作为回报，唐政府除大加赏赐外，还规定以唐绢买回纥马，开始了双方间长期进行的绢马贸易。除了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外，回纥还在唐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一度重开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又表现为双方间的和亲关系。和亲始于“安史之乱”，首先由回纥公主嫁给唐朝宗室。756年，葛勒可汗出嫁可敦妹于唐朝敦煌王，肃宗封其为王妃。唐朝则有6位公主和亲回鹃，即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寿安公主、仆固怀恩孙女等。其中758年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皇帝嫁亲女给边疆民族首领的第一次，突出体现了双方间的独特关系。和亲在客观上加强了回纥的内向力，促进了回纥与唐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还表现为双方相互信任的心理。与中原王朝和其它少数民族关系相比，回纥与唐政府间相互信任的心理是非常强烈和浓厚的，双方一再将相互关系说成是甥舅关系，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正是双方间这种长期友好合作的特殊关系，使得回纥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 二、回纥与摩尼教的在华传播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240年前后)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在我国又称明教、魔教、牟尼教等。摩尼初在巴比伦传教，后因祆教徒反对，他被处死，四散后东来之教徒传教于河中、印度和中国。在3世纪下半叶，盛行于帕提亚地区，而且已经传入中亚粟特地区。 根据宋代释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39的记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摩尼教教职)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摩尼教始入中国。此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的下述这段话：“(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奉。”也反映了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但由于已在汉人社会建立根基的佛教徒的反对，以及中原统治者历来对域外文明的鄙夷心理，使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教活动受到限制。唐政府于732年下令禁传，只许侨民信仰。中国史籍称该教曰“伪”，即反映了不愿承认其合法性的心态。 摩尼教能够在中国再兴，并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主要依靠了回纥势力。据《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六、七、八行中相关记载，安史之乱后，唐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为条件借回纥兵平叛，762年牟羽可汗击败史朝义，占领洛阳，受西胡摩尼法师教化，改信摩尼教。763年牟羽可汗归国时带回四个摩尼教法师，并逐步促使回纥人普遍信奉摩尼教。由于唐与回纥的特殊关系，768年，唐应回纥可汗之请，允许居留长安的回纥摩尼信徒建大云光明寺传教。771年，唐政府又应回纥要求，在荆、扬、洪、越等州立大云光明寺。807年，洛阳、太原也置摩尼寺。于是两京之外，北自太原，南至南昌、绍兴(后至岭南)都有摩尼寺。正是因为回纥人的作用，摩尼教成为唐代外来宗教中除佛教外流行最广的宗教。恰恰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又使唐代摩尼教的传播在几十年后基本陷于绝境。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嘎斯所灭，回鹘人与唐王朝的关系恶化；842年唐封闭荆、扬、洪、越等州的摩尼寺；843年又将长安、洛阳、太原的摩尼寺产全部没收，摩尼或被处死，或被发配。尽管此后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播并未完全停止，但已基本衰落，远逊于公元8世纪60年代至9世纪40年代。这说明唐代摩尼教的在华传播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是得益并依靠于回纥与唐王朝的密切关系，并随这一关系的变化而盛衰。 三、唐代回纥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及唐代丝绸的外传 唐代回纥与中原间的“互市贸易”主要有绢马互市和茶马互市两种形式。绢马贸易是唐与回纥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始于安史之乱后。这一贸易形式的实施，一方面是由于唐中期以后马政措施败坏，客观上需要购买漠北马匹用于备边和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为回报回纥助唐平叛。基于此，唐代宗实行了有利于双方的绢马贸易，规定唐朝购买回纥马，每年最高额为10万匹，每匹马换绢40匹。到唐朝后期，唐战马需求量减少，而回纥马却越来越多，致使“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出于军事、边防的考虑，唐政府又不得不维持这种贸易关系，以通过“羁縻”求得北部边疆的安全。绢马贸易是回纥获得巨量丝绢的主要途径。东胡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今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朝（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 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柔然出自于鲜卑，《魏书·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的遗址。从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物件来看，多为青铜制品，说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另外，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现在的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氐 dǐ根本。又见dī。 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处陕甘川交边地区。 一、简史 其来源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派﹔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目前以持第一种意见者居多。这种意见认为﹐殷代和西周﹐氐族还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甲骨文中虽有“氐” 一词﹐但作絜带﹑征发之意﹐而并不作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但仍多以“氐羌”并提。可见氐族虽已出现﹐但与羌族的关系仍极密切。《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这是关于汉代氐族第一次的简要说明。魏晋时氐族得到进一步发展﹐显然已较羌族更为先进。氐族最终形成单一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四周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以致其语言﹑经济﹑文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致。 西汉初叶﹐氐人各部已“自有君长”﹐其社会阶级分化汉以前已存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灭氐王﹐置武都郡﹐为氐地开设郡县之始。武都属县多称“道”﹐而陇西郡也有氐道﹐广汉郡有刚氐道﹑甸氐道﹐蜀郡有湔氐道等。秦汉制度“有蛮夷曰道”﹐可见今甘﹑川﹑陕三省交边地区的渭水及汉水上游﹑白龙江流域﹑涪江与岷江上游都是氐人最初的聚居区﹐同时与他族杂处。 汉至三国﹐氐人经历两次较大迁徙。第一次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派兵镇压氐人反抗﹐徙部分氐人于酒泉﹐即酒泉福氏之氐。第二次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因氐王阿贵﹑杨千万不附﹐累攻武都﹐终以氐王附蜀汉﹐徙武都氐人 5万落于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旋又徙武都氐﹑汉等族人众于京兆﹑汧﹑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以后﹐魏再徙氐众于关中﹔在蜀魏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因而至魏晋时﹐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原广汉郡属县﹐三国改置郡)二郡以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其中最著名的如晋略阳氐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现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的异族，属于藏系，以勇猛善战 闻名。 东汉时代的异族，氐族居住于凉州与益州，风俗虽然与羌族相似，不过较善于农耕。公元二二一年，马超举兵叛乱对抗曹操之际，氐族中的兴国氐与百顷氐等部族， 也加入了马超的行列。三国时代后，由于氐族居住地介于魏蜀两国边界，因此时常被卷入两国之间的战火。到了公元三○四年时，氐族的酋长李雄便趁着西晋内乱之际，发兵攻打成都进而称帝，建立了所谓成汉。李雄并以刘禅的曾孙刘玄为安乐公，继任刘禅的爵位。 晋与十六国以前﹐氐人大体未分布至关东﹔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秦等出于被动与主动﹐都多次将氐人徙于关东河北等地﹐因而氐族与他族交错杂处的地区空前扩大。 西晋初年﹐关中氐﹑羌﹑渐为编户﹐赋役繁苛﹐常激起反抗。而地方官吏﹐干赏啖利﹐妄加讨戮。晋惠帝时﹐晋室分裂﹐诸王作乱﹐元康六年(296)﹐匈奴﹑卢水胡﹐雍﹑秦二州氐羌奋起反晋﹐立氐人齐万年为帝﹐西北震动。氐羌直逼长安﹐至元康九年(299)齐万年被俘﹐坚持两年半而败。然而晋朝也受到严重打击﹐不久即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中﹐氐族贵族曾建立前秦与后凉。 晋永和六年(350)﹐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氐帅蒲洪称三秦王﹐改姓苻氏。不久遇刺死﹐子健嗣。趁后赵既灭﹐冉魏大乱﹐苻健进据长安﹐于永和七年(351)称天王﹐国号秦﹐次年称帝﹐是为前秦。至苻坚继位(357～385在位)﹐任用汉人王猛﹐先后灭前燕﹐克晋汉中﹐取成都﹐又灭拓拔氏代﹐灭前凉﹐平西域诸国﹐一度统一了中国北部﹐成为十六国中疆域最大者。晋太元八年(383)﹐苻坚大举攻东晋﹐结果惨败于淝水﹐太元十年(385)被羌酋姚苌所杀﹐前秦基本上瓦解。淝水之战前一年﹐苻坚遣骠骑将军略阳氐人吕光平西域。苻坚惨败于淝水之次年﹐吕光已平西域30余国﹐归而据凉州﹐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先称酒泉公﹐继称三河王﹐晋太元二十一年(396)进号天王﹐国号凉﹐史称后凉。传两代﹐公元403年灭于后秦。此外﹐在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还有另一个氐族政权──仇池。自汉献帝建安(196～219)中﹐氐帅杨驹徙居于仇池(今甘肃成县西)以来﹐其后裔一直是这一带氐族的统治者。晋元康六年(296)氐酋杨茂搜率部于仇池称王﹐其后裔虽多次迁徙﹐并更易其名称﹐但始终领有这一区域﹐最后为隋文帝所灭﹐共传衍286年﹔若从杨驹计算﹐有近400年的历史。 唐代﹐吐蕃势力从西藏高原兴起﹐并逐步进据氐族地区。今四川松潘﹑文县﹑武都一带氐族地区长期为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逐步与吐蕃人相融合。今四川平武﹑略阳一带未被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则多与汉族融合。其余散处西北﹑关中﹑河北各州的氐族﹐在南北朝时已与汉人融为一体﹐或部分融入当地其它民族。因此﹐唐代以后氐族的活动即大为减少。有人以为氐族的一部分后裔在川甘交界处一直延续至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民族融合 历代氐族政权汉化很深﹐故记载其本身经济﹑文化的资料不多。最早而详的当推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此文记载当时氐族情况为﹕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能种田﹑织布﹐同时兼事畜牧业。畜养有猪﹑牛﹑马﹑驴﹑骡等。有众多支系﹐各有称号。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王”﹐“侯”已经形成﹐并多受中央王朝的封拜。语言与羌﹑杂胡的语言相同﹐而同时又多知汉语。有姓﹐皆采用汉族的姓氏。婚姻家庭与羌族相同。衣服崇尚青﹑绛色。服饰方面﹐缘饰似羌族﹐而衽露又似汉族袍服。可见﹐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既与羌族极相近﹐同时又受着汉族的强烈影响。【基本介绍】 中国古代民族之一。亦作乌丸，乌桓族原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支。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说，未有定论。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乌桓山（又曰乌丸山），遂以山名为族号，大约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公元前119年（西汉武帝元狩四年），汉军大破匈奴，将匈奴逐出漠南，乌桓又臣属汉朝，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驻牧，代汉北御匈奴。公元49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又从五郡塞外南迁至塞内的辽东、渔阳及朔方边缘十郡，即今辽河下游、山西河北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驻牧。乌桓在两汉时先后两次南迁，逐渐发展壮大，但受汉护乌桓校尉管辖，分成若干部落，各自为政，一直没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 中国古代民族。与鲜卑同为东胡族的一支。秦末（公元前3世纪末）东胡为匈奴击破后，部分迁居乌桓山（今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以北）而得名。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击败匈奴，迁乌桓于止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边塞，始置护乌桓校尉，持节监护乌桓各部不得与匈奴通。东汉魏晋沿置。乌桓原是游牧部落，南迁后开始发展农业。3世纪初乌桓大部分归附曹操，有万余落入迁中原，渐与汉族融合。留居塞外的大多并于鲜卑。 据考证，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西北140里有—座乌辽山，即乌桓人迁驻之地。乌桓人在这块土地上逐步成长、壮大并向南迁徙，与建都于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密切交往，直至进入中原各地，融合于其他各族之中。 西汉武帝时期，乌桓族主要活动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相当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中东部、赤峰市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北部地区。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首领（大人）朝贡于汉朝，接受侯、王、君长的封号。不久，率众大规模迁居缘边十郡。其向西发展到今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东汉末年，因曹魏政权的征讨，除部分乌桓人远迁辽东地区外，“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此后，这个古代民族逐步在历史中消失。【发展历史】 起源 乌桓，亦作“乌丸”、“古丸”、“乌延”等，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语言与鲜卑同，属东胡语言的分支，无文字，刻木为信。东胡盛时，与鲜卑同为其重要成员。秦汉之际，活动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东邻挹娄、夫余、高句丽等，西连匈奴，南与幽州刺史所部相接，鲜卑居北，乌桓居南。 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乌桓一支逃至乌桓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因以为号”。但乌丸之名，战国时已出现，《史记?货殖列传》曾指出：“夫燕亦勃、碣之间二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有的学者认为乌桓初为部落大人之名，后来引申为部落之名。另一种说法，认为乌桓、鲜卑不是因山得名，而是以族名转为山名，后又有乌丸川等。 乌桓的先世，据《后汉书?乌桓传》云：“乌桓者，本东胡也。”王沈《魏书》同，认为乌桓与鲜卑同出自东胡。至于乌桓在加入东胡前，《竹书纪年》提到：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赤夷尚赤，居于东方，似与乌桓人有关。在乌桓习俗中，穹庐皆东向，并把天地、日月、山川。日色近赤，能给人以光明和温暖，对于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带的乌桓来讲至关重要。丁谦指出：“乌桓者，乌兰之转音也，蒙古语红曰乌兰，故《传》中又称为赤山。”乌桓山即赤山。乌桓人死后，烧其所着衣物，杀犬以殉，“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似应为乌桓祖先的根据地，故称其在 “辽东西北数千里”。其后的赤山，即“渔阳赤山”，则是乌桓南迁后之地，即今赤峰市赤山。也许是乌桓自原来辽东西北，西拉木伦河以北的赤山迁出，至老哈河流域以后，别立一赤山以为纪念。乌桓人往往请萨满唪诵指引路径，以一犬牵之，使死者之魂历经险阻回归到赤山。这种习俗似乎说明其祖先当初就是坐着犬拉雪橇到蒙古草原东南部的。乌桓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吸收了一部分匈奴人和汉人。 匈奴别部的乌桓、鲜卑,《后汉书》中乌桓、鲜卑传都说他们因住乌桓山、鲜卑山得名。孰不知乌桓是聪明之称, 鲜卑是瑞兽皮带之名, 与山无关①。（摘自黄现璠等著《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月第二期） 注①：日人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乌桓、鲜卑考。汉译“ 胡” 语有瑞兽带之义。鸟桓, 蒙古语有聪明之义。 没落 乌桓自被曹操击破后，势渐衰落。当时除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内迁外，其它诸郡乌桓大多留居原地，并保有一定实力。直至两晋，无论在塞外或塞内，乌桓的活动尚频见史册。西晋初，幽州北边障塞内外乌桓分别归附鲜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统治，并逐渐与鲜卑融合。有一部分最后加入库莫奚之中。自幽州北边而甫，直至冀州的渤海、平原二郡，乌桓骑兵营分布其间。王浚为幽州刺史兼乌桓校尉，最后以乌桓和鲜卑的兵力为后盾南面称制。并州乌桓张伏利度拥众 2000壁于乐平（今山西昔阳县西南），307年（晋永嘉元年），为石勒所并。石勒攻下幽州后，徙幽、冀二州乌桓于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4世纪中叶附前燕。前秦苻坚灭前燕后，处乌丸杂类于冯诩、北地。而后，慕容垂又利用乌桓之助建立后燕。垂曾引丁零、乌丸之众20余万为飞梯、凿地道以攻邺城，并以乌桓张骥为辅国将军，刘大为安远将军，鲁利为建威将军，随慕容氏南征北战。北魏初，拓跋珪攻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张骧举城降，后骧逃往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依慕容详。珪拔中山，骧被擒。398年（东晋隆安二年），其子张超收集乌桓、汉民2000余家据渤海郡之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自称乌丸王，后南走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次年，为魏征虏将军庾岳击杀。 魏晋以后，乌桓与其它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所谓“杂胡”。《魏书》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 乌丸往往成为杂夷的泛称。除散居上述诸郡外，又扩展至陕西的上郡、冯翊、北地三郡。而雁门郡的乌桓，与鲜卑、匈奴等融合成为铁弗刘氏或独孤氏，后发展为赫连勃勃的夏国。幽、并二州乌桓继续内迁，遍布于太行山以东今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并积极参与十六国、南北朝时各地区的政治斗争。一部分久处郡地，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乌桓姓氏相继有郝氏、刘氏、张氏、王氏、鲁氏等出现；而另一部分随着鲜卑的强大而加入其中，先同鲜卑融合，最终随鲜卑汉化而同化于汉族。 与汉朝的关系及民族融合 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势孤力单，故役属于匈奴。匈奴单于每岁向乌桓征收牲畜、皮革，若逾时不交，便没收其妻子为奴婢。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泺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 王莽执政，令乌桓不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匈奴遂劫掠乌桓人畜。王莽又驱乌桓攻匈奴，以乌桓妻子为质，以杀戮为威，乌桓遂降匈奴。 东汉初，乌桓常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汉将马援率军往讨，不胜。次年，匈奴内乱，且遭旱灾蝗祸，乌桓又乘机攻击之，匈奴转徙漠北。汉光武帝刘秀乃以金、帛贿赂乌桓大人。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奴婢、牛马及虎豹、貂皮等。汉乃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一人为王侯、君长，许其内迁，使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十郡鄣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掌赏赐、质子、关市诸事。经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三世，汉与乌桓相安无事。 乌桓南徙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少数留居塞外者皆归降鲜卑，自2世纪初起，常助鲜卑、南匈奴寇掠汉边；塞内乌桓则多从乌桓校尉抗击鲜卑、匈奴。2世纪中，汉与南匈奴对抗，各部乌桓亦各自为政，或从汉攻匈奴，或与匈奴联兵攻汉。2世纪末，汉还频频利用乌桓骑兵镇压各地义军。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令张温为车骑将军，发幽州乌桓三千骑至关内镇压凉州义军。乌桓因数被征发，死亡略尽，人心浮动，军无斗志，皆临阵不战，逃归幽州各部。中平四年，泰山太守张举、中山相张纯等反，就利用幽州乌桓，寇掠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四州，张纯自号弥天安定王，为诸郡乌桓元帅。中平六年，张纯死，乌桓军亦随之瓦解。后公孙瓒在河北称霸时与乌桓交好,被称为白马将军。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建安五年（200年），袁绍被曹操败于官渡之战，旋即病死。十年，绍子尚等往奔辽西，投奔蹋顿。十二年，曹操远征乌桓，战于柳城，乌桓败绩，蹋顿及名王以下被斩，降汉者达二十余万口。曹操使柳城降者及幽州、并州各郡乌桓共万余落徙居中原，妻子为人质，精壮随军作战，由是三郡乌桓号为天下名骑。残留故地的乌桓，因其地不久即为鲜卑所占，均与鲜卑融合；内徙者则渐为汉人所同化。【社会经济】 在对其曾经游牧地区的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马具、箭簇、剑、刀、矛、斧以及绘有马、牛、羊等牲畜图案的饰具。农业和民族手工业也有一定的比重。耕种常以布谷鸟的叫声为准。主要农产品有穄等种类。出土器物中有铁锄等农具，说明已具备较为原始的耕作手段。乌桓妇女擅长于手工纺织，用毛皮等制作日常生活用品。她们出嫁时要佩戴自己制作的首饰。在西岔沟出土的乌桓文物中有精美的金丝穿珠扭环饰品。 乌桓是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弋猎、农耕的古代民族。史称其“俗喜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畜牧业颇发达，马、牛、羊甚多，因此，不仅是其衣食的来源，同时，婚嫁也皆以马、牛、羊为“聘币”，人亡则取死者生前所乘之马烧以殉葬，若仇杀，也可出马、牛、羊以赎死。并用牛、羊祭祀鬼神、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毕皆烧之。同时，马、牛、羊及皮货还作为匈奴交纳的贡税及向汉魏朝贡或互市之物，成为交战双方的主要掠夺品。 狩猎在乌桓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野兽中的虎、豹、貂皮是向匈奴缴纳贡献和与汉关市贸易的重要物品。牧猎经济的重要性也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证实。 乌桓人兼营农业，在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后，乌桓人逐渐定居下来，兼事一些农业。史称其“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中国”。穄即糜子。东墙，也叫沙蓬，植株可作饲料，果实可榨油或食用。据《广志》云：“色青黑，粒如葵子。幽、凉、并皆有之。”这两种耐寒作物可能由幽、燕传入乌桓。从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铁?、铁斧、铁锛、铁锄等农具来看，其中有些还铸有汉字。说明这些农具大多来自中原汉族地区。但在塞外时期，他们仍以畜牧为主。公元49年（东汉建武二十五年），迁入沿边诸郡塞内后，对“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的乌桓部众发展农业提供了一定条件。至汉魏之际，乌桓再次内迁，渔阳、雁门等地乌桓逐渐以农业为主。 乌桓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铸铜、冶铁、制陶、纺织等。大多控制在邑帅和部落大人手中。王沈《魏书》称乌桓“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而范晔《后汉书?乌桓传》则云：“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毷”。前者说明大人控制了军器等重要手工业的生产；后者说明在手工业生产中男女分工的情况。 乌桓还与汉族、匈奴进行商品交换。乌桓与汉地的经济交流，早已进行。《汉书?地理志》云：“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东汉为了保持正常贸易，在沿边设立胡市以进行监督保护。护乌桓校尉所属的上谷宁城（今河北省宣化市西北，或云万全县）为重要胡市，并修筑南北两部质馆，收留乌桓与鲜卑人质，以保证互市的正常进行。乌桓主要以牛马等牲畜求市，交易量相当大。而乌桓换回的除“精金良铁”外，还有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如粮食、布、帛、踩、缯等以及其它“珍货”。 乌桓与匈奴也存在着贸易关系。《汉书?匈奴传》载，西汉末王莽时，“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节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往焉”。说明乌桓与匈奴有贸易往来。乌桓近塞，长期与汉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匈奴则往往通过乌桓用牛马换回汉地货物。乌桓大人豪帅手中掌握着大量作为商品的牲畜皮货，对互市有控制权。通过互市，辗转盘剥部落成员并得到奢侈品，进一步促使贪富分化和阶级两极化。 乌桓在汉代正处于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以个体生产和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但尚存在于氏族和部落的组织之中。私有财产早已出现，故婚姻嫁娶、犯罪赎死及丧葬，皆用私有牲畜等财物。并且用法律形式来保护私有财产，如规定“盗不止死”。由于作为游牧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私有，因而其经营方式也就表现为“大人已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即由各家各户独自经营自己的畜牧业。氏族公社虽已解体，但无论是牧场或山林、湖泊，仍保持氏族公有，只有一部分农耕地逐渐向私有制过渡，乌桓内部主要财产具有两重性，故部落大人、氏族小帅就有权指定牧场，决策集体迁徙路线，其经营方式也受此种所有制的制约。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贫富悬殊已很普遍，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并随着战争的发展，出现了特权的军事首领，虏获的奴隶和战利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归于自己，把次品分给战士。军事首领逐渐成为统治者，作为氏族部落的贵族和握有统治权力的各部大人因而出现。大人由选举产生，常推“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死则另选，“无世业相继”，其后裔不能世袭。到东汉末，公选制逐渐为世袭制所代替。据《后汉书?乌桓传》载：“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位。”说明乌桓大人已是父子相承。氏族成员没有自己的姓氏，“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所有约法，助长了大人权势的发展，最后成为世袭统治者。大人等还对氏族成员强征徭役，进行经济剥削。 乌桓内部的阶级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处于上层的大人、小帅，二是氏族部落成员（自由民）。乌桓蓄奴之风约始于公元1世纪初，由于王莽暴虐，乌桓豪帅往往背叛而投奔匈奴，从此他们不断在缘边地区进行战争，掠夺人口，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例如，公元25年（西汉末更始三年），当赤眉军尤来部在今河北省北部战败退入辽西、辽东时，为乌桓和貊人截击，全部人马被抄掠而去。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连兵掠扰边郡，五郡民庶经常被掠夺为奴。公元41年（建武十七年），“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扰”。俘掠人口当奴隶，成为乌桓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蓄奴风气也越演越烈。因而，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大人向光武帝朝贡时，贡物中有奴婢，就不足为奇了。从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铜饰牌中，铸有战士骑马执剑，手抓披发俘虏，同时一犬扑在俘虏身上猛咬的场面。 乌桓大人等除了钞略生口为奴外，还进行奴婢买卖。奴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有的也从事拾粪草、牧幼畜等生产劳动。但乌桓在由原始社会末期转向阶级社会的过程，还来不及建立本民族的奴隶制国家政权，便为曹操征服。 乌桓的社会组织形式，分部、邑（邑落）、落。邑落为部下面的基层组织。每部统辖着数百乃至数千个落。《后汉书?乌桓传》载：“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干落自为一部。”落，通常为户之意，每帐户或帐落，少则7—8口多则10余口。若干落相聚则为邑落或简称为邑。“大约古代乌桓每邑落约有二、三十户”，“乌桓每一邑落当有人口一百几十人至二百几十人”。邑落由不同氏族的帐户相聚溶合而成，因为被掠的外民族人口要归入邑落中，而一些汉族逃亡人口也要入其部落，所以邑落已经不是纯粹的血缘群体，而是一种地域的人们共同体，地缘关系逐渐代替血缘关系。但由于氏族间互相通婚，血缘关系仍为邑落联系的纽带。在习俗上较多地保留了氏族制度的残余，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尚不是阶级法律占主导地位，仍是历史传统形成的具有全民的习惯道德规范起着重要作用。史称： “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血缘复仇的严重存在，往往容易引起氏族、部落间的械斗和互相残杀。邑落的头人称为小帅，多为豪人充任，初由推举产生，不世袭。各帐落各自单独经营畜牧业，夏冬两季转移牧地时，便在小帅率领下，以邑落为单位，顺着一定的路线，共同迁徙，每一邑落占有一定的游牧区。邑落小帅受制于部落大人。“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通过战争、朝贡、胡市，邑落小帅的权势有所增长，并受汉魏赐封。 邑落以上为部或部落。“数百千落自为一部”，部的大小相差悬殊，由于相互兼并，也不很稳定。东汉初在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缘边十郡分布着乌桓大小部落，人口当在30万以上。部落首领称大人，掌握大权，大人的命令，“部众莫敢违犯”，“违大人言死”。大人对内管理部落公共事务，对外进行贸易和钞掠，通过钞掠和贸易，又进一步增长了部落大人的权力和财富。 随着乌桓的不断内迁，汉魏政权往往利用乌桓武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军事目的。其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汉魏政府或集团与乌桓大人结成军事同盟或临时征调。如汉武帝击破匈奴左地后，使乌桓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东汉末，乌桓峭王“感（刘）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鞠义合兵十万，共攻（公孙）瓒”。同时，汉魏还从乌桓各部直接征兵，以对付其它各族的反叛，乃至镇压乌桓本族的反叛。如165年（东汉桓帝延熹八年），任尚为中郎将，统兵救零陵太守陈球，镇压今湖南省零陵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等地戍兵和农民联合起义。所率幽、冀、黎阳乌桓步骑就达26000人。乌桓兵一般集中成营，乌桓大人豪率受封为王、侯，统领乌桓兵，但调遣征发和作战要服从乌桓校尉及朝廷所遣将领的指挥。 汉魏利用乌桓武力的第二种方式是从乌桓兵中挑选精锐，组成突骑和入宿卫的乌桓骑，受汉魏政权直接统率，列入常兵制。乌桓突骑西汉时久已闻名。刘秀平河北时吴汉所率军队中就有乌桓突骑3000人。后被称为天下名骑的三郡精壮也编入军队之内，随往各处作战。初时居无定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集中兵力屯聚一方时，才屯居下来。但不能携带家眷，家眷住在指定的郡县之内当“质任”。而犄兵官佐士兵则随营而居，不能回家。东汉除了以乌桓突骑用于征战外，也以乌桓骑入宿卫。应劭《汉官》云：“员吏百五十六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东汉在长水校尉之下，设有胡骑司马一人“掌宿卫，主乌桓骑”。乌桓突骑和乌桓宿卫是从乌桓兵中精选出来的，不仅脱离了原来的邑落，而且也脱离了乌桓社会，这是引起乌桓邑落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征收乌桓兵，并从乌桓兵中精选出乌桓突骑和乌桓宿卫，使乌桓军制发生了变化。乌桓从邑落结构中衍化出千夫长、百夫长的军制，是模仿汉朝的郡国制和匈奴兵制的一种军队组织，同时也是与其款塞内附，接受王侯封号分不开的。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封乌桓渠帅为侯王者80余人。在东汉赐封的称号中，有王、侯、都督、都尉、单于等。而在本民族中仍称大人、邑帅，东汉所赐封号与原有称号并行。从已出土的既有“魏乌丸率善仟长”、“魏乌丸率善佰长”印，又有“魏乌丸率善邑长”印，即可印证。无论是千、百夫长或邑长，都是朝廷任命的，与原来部落大人、邑落小帅大有别。至此，乌桓社会结构与汉族地区日益合流，只是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外壳而已。【社会风俗】 乌桓俗贵少贱老。怒杀父兄，不以为有罪，然不害其母，因母有族类；而父兄以己为种，故无人过问。血族复仇之风颇盛。 乌桓人髡头，女子至嫁时才蓄头，分为髻，戴一种桦皮制的高帽子，称为句决。男子娶妻，皆先私通，略其女去，半年百日后，始遣媒送马、羊、牛为聘；婿随妻归，服役二年后，妻家才厚遣其女回夫家。部落内，除战争外，一切皆从妇女之计。父兄死，妻后母，报寡嫂；寡嫂之小叔死，小叔之子可以伯母为妻；小叔若无子，再轮及其他伯叔。 乌桓人土葬，用棺。葬时亲旧环坐，两人诵咒文，杀一肥犬及死者生前所乘马，烧衣物、服饰，歌舞、哭泣相送。相传犬能护佑死者神灵返归赤山（一说在今兴安岭南脉，乌桓人认为人死后魂归此山），不致中途遭横鬼遮拦。 乌桓人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已故著名大人。以牛羊为牺牲，饮食必先祭。 乌桓的主要姓氏 郝氏、审氏、鲁氏、桓氏、王氏（乌丸氏、乌桓氏、乌氏）、渐氏、薄氏（薄奚氏）、展氏（辗迟氏）、库傉官氏 （库褥官氏、库褥管氏、库氏）【乌桓之战】 一、概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破袁绍于官渡。 建安六年在仓亭再败袁绍。 建安九年占领业郡。 建安十年春正月斩袁谭于南皮，袁尚和袁熙投奔北方的乌桓部落，夏四月，乌桓攻鲜于辅于犷平，秋八月曹操赶到，将乌桓逐至塞外。 建安十一年四月破壶关，秋八月东征海贼管承，彻底解除关内的忧患；同时，曹操开始着手准备北征辽西乌桓，由董昭负责开凿了两条漕运：平虏渠和泉州渠。 建安十二年五月，为了彻底解除关外的威胁，曹操率领大军到达无终，准备出塞作战。但是，当地夏秋季节常见的阴雨天气导致进辽西的滨海道不通。 七月，曹操任命当地人田畴为向导官，避开滨海道，北出二百年人迹罕至的“卢龙塞”，一路开山填谷，长途奔袭，途经“白檀”，“平冈”，率领精锐骑兵万骑出大凌河，行程达800华里，出其不意的进攻辽西乌桓的巢穴“柳城”。 八月，距离柳城还有“二百里”时，乌桓单于蹋顿等人才察觉，仓促集结数万骑兵抵挡，两军在“白狼山”遭遇，曹操大破乌桓，占据柳城，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公孙康。不久，公孙康杀二袁，归顺曹操。至此，曹操北征之战大获全胜。九月，曹操从柳城胜利回师。 曹操此次作战，历时近一个月，行程400余公里，其中包括无数的的山河险阻，难行之地，还有一次大型遭遇。解除了“三郡乌桓”对中国北部的威胁，扫清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彻底统一河北。并且收编乌桓精骑，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二、三郡乌桓。 乌桓，亦作乌丸，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 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役属于匈奴。后来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新莽建立，乌桓又降匈奴。东汉初，乌桓常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光武时，乌桓一部南迁，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汉末大乱，朝廷屡次征乌桓部落镇压起义。后来，张举、张纯等造反，利用幽州乌桓，寇掠青、徐、幽、冀四州，屠戮百姓。《三国志》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公孙瓒，刘虞和袁绍也都利用或者对抗过乌桓。 初平元年（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当时他们活跃在今天大小凌河以及克尔沁草原一带。袁绍灭公孙瓒占河北，占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在给乌桓的文中说：“控弦与汉兵为表里，诚甚忠孝，朝所嘉焉。”曹操攻南皮时，乌桓就蠢蠢欲动，二袁投奔更是直接导火索，曹操北征乌桓是势在必行。 三、战前准备。 早在建安十一年，曹操让董昭修建了两条漕运：一是“平虏渠”，由今河北省饶阳县至沧州市。一是“泉州渠”，在今天津市宝坻、武清二县境。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运粮北上。在北上之前，曹军很多将领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袁尚已经完啦，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达拉。如果我们孤军深入，后方的刘备肯定会劝刘表趁虚进攻许都。那时候恐怕就进退不得！针对这种言论，曹操的大谋臣郭嘉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乌桓恃其边远，肯定不会做准备，我们应该出其不意，这样即使孤军深入也一定能击败他们。况且袁氏与乌桓关系非同一般，而河北百姓对袁家还有一些感情，一旦今天我们放过袁尚，等到来日他养成气力，则“民夷俱应”，到那时再想制住他就难啦！所以一定要迅速灭亡袁氏。至于刘备更不足虑，现在他依附刘表，刘表不会重用他，所以，即使是“虚国远征”也不用担心。 从事后来看，郭嘉言论的预见性之强令人叹服。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北征乌桓。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五月，曹操率领大军抵达无终（今天津市蓟县），兵临塞口，准备出滨海道，过碣石，进攻柳城。从曹操此次北上带到无终的将领来看，除了本地人，就是一些骁勇的“骑将”，可见曹操是做好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准备，他们分别是：张辽、徐晃、张郃、张绣、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另外有牵招、郭嘉等人。可眼看大军就要启程进军辽西，天公却不做美，夏秋季节大雨连绵，“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傍海道不通”，进军时间不得不一拖再拖，一直到了秋七月。此时的乌桓也已经有了准备，“遮守蹊要，军不得进”。这样看来似乎只有退军这一条路了。如果此时退兵，那么将前功尽弃，任由二袁养成气力，将来乌桓骑兵一定会时常骚扰幽州，那时曹操的背后就永无宁日。曹操当然不会轻易的离去，他在徐无山（今河北玉田东北二十里）请出了当地的“ 地理通”——田畴。 四、出塞之路。 （1）最著名的一条就是“滨海道”，位于狭长的滨海平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辽西走廊”。这条路从蓟出发，经玉田，丰润，延山海关取锦州。在中国历史上它经历了太多的沧桑，而山海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这些情况大多发生在唐宋之后，而在东汉时期，这条路虽然也是通往辽西的主要通道，但其交通条件比起后世就差太远了。要知道西汉辽西郡所辖十四县无一位于今天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条路在没有坏天气的情况下，塞外游骑就直插右北平和渔阳的内地郡县。而一旦遇到夏秋季节的大雨，这条路又成了不可行之路,曹操偏偏就遇到这种情况，“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只能说秦汉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交通条件相当恶劣。而那时还没有山海关，近代考古证明，东汉末年的山海关一带叫做“碣石”，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西距山海关约三十里。《太平御览》引《淮南子》记载：“东方之极，自碣石过朝鲜，贯大人之国”。后来司马宣王平公孙渊就是过碣石，《晋书》记载：“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看来司马懿的运气比曹操好多了，他没有遇到这么恶劣的天气。 （2）另一条路就是田畴说的“卢龙塞”，《三国志》记载：“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这条路就是今天河北喜峰口到冷口一线，古称“卢龙塞”。这条路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太多的故事。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经由此塞。明末皇太极避开袁崇焕的山海关防线，从喜峰口突进遵华，进围京师，使崇祯逼死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役”。日本侵略中国时，国民党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抗击日军，阻止其进关，在此血战一场。当然，这些都发生在东汉以后，可以说是曹操北征乌桓之后，这条路的价值才重新显示出来。和滨海道一样，卢龙塞也是在后世才逐渐形成较为优良的交通条件。 在西汉时期，汉与匈奴在右北平一带长年作战，卢龙塞还是畅通的，但是从东汉建武年间直到建安年间，长达两百年的时间这条路人迹罕至，只有“微径可从”，基本来说这是一条没有路的路。要不是田畴这个“辽西通”，看来当时是没人能想到从这条路出塞的。 曹操当时从这条路出塞，将面临塞外的“五百里”险地，“堑山堙谷”，越过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南古北口东北一百四十里滦河之滨）之后，一直到达平冈（今内蒙喀喇沁左翼）才算进入平地。可以直指乌桓的巢穴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 五、血战白狼山。 建安十二年七月，郭嘉建议曹操抛弃辎重，率领轻装部队千里奔袭。曹操同意，于是，命田畴为向导官，大军从无终出发。临走前，曹操又命人在滨海道旁立个牌子，上书：“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表面是通令全军的路标，其实是为了麻痹敌人。乌桓人看到，信以为真，“诚以为大军去也”，不做准备。可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曹操会出卢龙塞。在田畴的带领下，曹军过卢龙塞，出关，一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尤其是塞外“五百里”绝地，大大延缓的曹军的行程。直到到达平冈一带，曹军才真正可以急行奔袭。实际上即使是到了平冈，离柳城还是有百余公里的距离。曹操真不愧是战术大师，曹军一直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二百里”的白狼山（今建昌县城东的大黑山）附近，二袁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才仓皇集结“数万骑”向西迎敌。两军在白狼山遭遇。这是场遭遇战，其实也是场决战。如果曹操战败，那么全部曹军势必全军覆没于辽西，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乌桓战败，那么他们的柳城势必失守。当时乌桓的优势是以逸待劳，兵马“盛众”，但他们面对曹军的到来却措手不及，而且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单兵能力强，但整体作战弱。曹操的优势是出其不意，手下都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和百战余生的精锐骑兵和“虎豹骑”，不过他们经过十几天的山路和急行军，体力已经大打折扣，更何况他们的重装主力步兵在后面，面对多于自己的乌桓军很多人也都发怵。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曹操登白狼山观敌阵，看到乌桓军阵不整，阵形松散，便命令张辽、张郃二人为前锋冲阵。别人也许害怕，张辽可不怕，他“劝太祖战，气甚奋”，曹操看他气吞山河，勇猛无畏，“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张辽拍马下山，直冲敌阵，在张辽的带动下，曹军的精锐骑兵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下一场血战。徐晃、张郃、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奋勇争先，数万骑兵的大混战，可以想象战斗的惨烈。乌桓原本就人心惶惶，一看曹军如此勇猛，其阵行开始崩溃，混战中，曹纯麾下虎豹骑“获单于蹋顿”，斩首。乌桓群龙无首，最后终于被杀得七零八落，“死者被野”，三郡乌桓的主力骑兵在这场决战中开始全面崩溃，《三国志》记载：“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 白狼山之战曹操大获全胜，并一举平定了三郡乌桓的“亲袁势力”，直接占据柳城。 六、行军时间和兵力问题的探讨。 （1）行军时间：《三国志》只记载：“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引军出卢龙塞……八月，登白狼山”，并没有具体的走了几天，只知道七月启程，八月到白狼山。 这样看来是用时一个月，但这显然时间是太长了。这条路全程400公里（800华里），如果在平原旷野，步兵急行军一昼夜可达120公里以上，这400公里也就是三天三夜多点的脚程，除去一昼夜的休息时间，不到四天的时间也就可以走完。再除去“五百里险地”多用两天的时间，那充其量其时间也不会超过七天。更何况到平冈之后曹军的前锋是骑兵，这就更要快了。那么曹操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呢？我认为曹操请田畴应该是在七月初，那么“田畴献策”是在这几天中，之后包括路线制定，军队动员，这又要几天，也就是说，曹操临离开无终是在七月十日左右，到达白狼山则肯定是八月初。曹操一共用了10到20天的时间走完这400公里的路。那么这个速度也还是太慢，千里袭敌，不带辎重，那“五百里”路又不是“阴平”，就算是一直爬山也该比这快，更何况他们还有很长的路是骑马。平均起来只有每天20到40公里的行程，这对以快速机动著称的曹军而言，太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造成曹操应该很快的“奇袭”速度却显得不快呢？原因就出在“马”身上！如果在南方作战，多步兵，双方白刃相交，可以不带马。但对付以“控弦”著称的乌桓骑兵，如果不带马，光靠步兵要想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曹操可以不要辎重，可以把重装步兵丢在后面，但马却无论如何不能丢。而在那“五百里”的险地，人可以过去，但马就未必能过去了，因此，《三国志》才会说：“堑山堙谷”，目的在“开路铺路”，让马通过，正如《邓艾传》记载：“凿山通道，造作桥阁”至今阴平还有邓艾修的栈道一样，曹操开的路也流传到后世。换句话，马不但没有加速曹军形成，反而拉了后退，拖延了时间。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10天曹操能以这样“边开边走”的方式走完这400公里，那他的行军速度其实是相当惊人的。如果是20天，也不算慢。 （2）兵力问题：郭嘉说曹操是“虚国远征”，再联系曹操带的将军名单和战略意图来看，曹操带到无终的兵力应该不会少，起码几万人。在数量上讲曹操的部队应该超越乌桓部队，最少是持平。而面对“数万”乌桓骑兵时，“左右皆惧”，明显曹军成了以寡敌众。应该是对等的兵力怎么变成了“万余对数万”？前面在讲“白狼山之战”时，我说过曹军是“万骑”，其实这只是曹军出塞的前 《三国志》说：当时“公车重在后”。可见曹操的主力步兵是出塞到了辽西的，只是没有参加白狼山会战。那么这几万步兵来干什么？上一个问题说了，沿途需要修路铺桥，这些步兵很可能承担了这些劳动，为骑兵节省体力，同时他们还要携带干粮和武器。等到马匹越过山区，骑兵立刻上马“涉鲜卑庭，东指柳城。”，这样这些重装步兵就远远落后了。毕竟从平冈到柳城还有上百公里的路程。曹操和众大将率领虎豹骑、亲随精锐骑兵和田畴、邢颙的“五百部曲”急行军，丢下主力步兵，结果在白狼山和乌桓主力遭遇，于是就上演了“白狼山之战”那一幕。 为什么说曹操的骑兵是“万骑”？这只是约数，可能是万余，也可能是数千。《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这个“杀马”不知道是杀自己部队的马还是杀当地辽西马。 而再联系“白狼山”之战曹军以少胜多，并能击溃“数万”骑兵，那么曹军骑兵的数量级应该保持在“万人”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曹操带到辽西的部队总数量要超越乌桓的部队，但是真正打败乌桓主力的却是比乌桓部队少的曹军骑兵。 七、东临碣石。 白狼山之战后，曹操“屠柳城”。他没有进一步追击逃亡到辽东的二袁，而是坐等二袁的人头。果然，没多久公孙康就把它们送来了。这就是著名的“隔岸观火”，《演义》里是郭嘉的计谋，名为“遗计定辽东”。是不是郭嘉的计谋我们不知道，但郭奉孝确实死于此时此地，当时环境恶劣，“寒且旱”，连曹操自己也说：“这次赢得困难，赢得侥幸！”郭嘉英年早逝很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这也成为曹操志满意得之际美中不足的原因。紧接着，曹操收编三郡乌桓骑兵加入自己的军队，“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大大发展了曹军的骑兵部队。建安十二年九月，曹操从柳城班师，此时滨海道可行，曹操途经碣石，策马上山，遥望渤海，回想自己功盖寰宇，意气风发，于是留下《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库莫奚族 库莫奚族称始见于388年（北魏登国三年）②，然这一称号的出现，应在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慕容皝攻破后不久。③自此以后，史书有了不间断的记载，到13世纪才不见其名，前后存在近千年。 ④《旧唐书》卷三九，第1523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4页（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 ⑥室韦都督府设立时间，史未载明，《旧唐书·室韦传》始见室韦都督、大都督朝唐，分别在792年（贞元八牢），835年（大和九年），故将室韦都督府设立置此。 ①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第135页认为，黑车子室韦在长城以北的独石口至张家口一带。 ②参见孙秀仁等：《室韦史研究》，第124—127页。 ③今有人认为今鄂温克、鄂伦春族与其有渊源关系（《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466页；《鄂伦春族简史》，第7—8页）。 库莫奚一词是鲜卑语音译，为今蒙古语“沙”、“沙粒”、“沙漠”之意。从含义揣测，这一族称当因其境内多沙漠而得名。6世纪下半叶（隋代），省去库莫，单称“奚”，此后单一的“奚”字成了族称④。 库莫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后，与契丹本是同族异部，登国年间“分背”后，各自形成为一族。然史书对其族源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使后人众说纷坛，至今尚无一致认识，综合史载可归纳为二说，所谓“东胡之种”，“东部鲜卑之别种”，“东部宇文之、别种”，可列为鲜卑说； 另一说即“本匈奴之别种”的匈奴说。实际史书的不同记载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为宇文部为东部鲜卑的一支，鲜卑源出东胡； 而宇文部内确有不少人出自匈奴血统，但他们早在2世纪时已自号鲜卑，⑤在后来数百年鲜卑族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已完全鲜卑化了⑥。 库莫奚在其存在的近千年里，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形成与发展、衰落和与它族融合的过程。大体说来，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是其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初期，即在与契丹“分背”前后，他们以部独自活动，每部有部长（俟斤）一人主其事；后来在对外的争战中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凡五部，阿会氏为联盟酋长，五部皆受其节度。五部为：辱纥主、莫贺弗、契箇、木昆、室得。“莫贺弗”本系东胡族系酋长的称号，“木昆”为女真语和今达斡尔语“氏族”之意，据此推测，这些部是由五个血缘氏族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他们分布在弱洛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的今老哈河流域，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狩猎、游牧生活。从388年北魏拓跋珪掠其“马牛羊豕十余万”看，他们的畜牧业已有相当发展。正是有这种发展，他们在北魏后期成了北魏的边境之患。⑦7世初至9世纪中叶，是库莫奚族的发展、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军事实力与契丹旗鼓相当，有时还稍过之，被唐并称为东北“两善”。虽然畜牧和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农业已在一些居住河谷的部落中出现，部落组织也不同于以前，五部已改名为阿会部、处和部、奥失部、度稽部、元俟折部。改名原委今已不能全知，但从“阿会”本为此前联盟酋长姓氏而变为部名来分析，一些显贵家族或氏族已成了左右部落的势力。不仅如此，其部落联盟的“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帐”，这种常备卫队的出现，表明王权已悄悄地产生，奚族的氏族社会已处于解体阶段。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史载唐大中元年“北部诸山奚悉叛，卢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这时奚族有众数十万应是接近史实的。地域已不限于老哈河流域，已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到霫国。 即有了东达今辽宁省阜新市附近，西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以南一带，④《辽史》卷三三，第387—390页。 ⑤《魏书·太祖纪》卷二，第22页，登国三年条载：“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 ⑥据《辽史·世表》卷六三，第951页：“鲜卑葛马菟之后曰普回..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按《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卷九八，第3260页，此指宇文部为皝所破灭，时在345年。故此将宇文部与库莫奚、契丹并列，不妥。 ⑦《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页。近有人认为，库莫奚本称奚，意为梳辫子的民族。“库莫”为冠词，是该族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时北迁新地后加“库莫”二字表示其活动地区的。见《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李德山《奚族增考》文。 南抵大凌河，北过西拉木伦河与霫族为邻的广大区域。①奚族在这一时期有如此发展变化，除了内部因素外，其与邻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早在北魏时期，他们就常遣使朝贡北魏，岁致名马文皮；又“每求入塞，与民交易”。其间一度役属突厥，但至东魏武定末，仍保持与中原王朝的来往。隋朝建立后，不久又每年派人向隋贡方物，②与隋有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降至李唐，奚与中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唐武德（618—626）中，它们遣使入唐朝贡。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奚酋可度者率众“内附”，唐太宗李世民乃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拜之为使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府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并在奚五部地设五州，即以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祁黎州，奥失部为洛环州，度稽部为太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委任各部辱纥主为刺吏，皆隶饶乐府，府由营州东夷都护府辖领。可度者死后，奚对唐时叛时服，然与唐王朝的关系自此以后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唐万岁通天年间奚酋李大酺参与契丹李尽忠发动的营州反唐起事，又与契丹一同转附突厥，但到唐玄宗即位后，即遣使至唐请降，请求复置营州都督府；玄宗不咎既往，以饶乐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饶乐府都督授之，并“诏崇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妻大酺”，大酺于次年亲至长安成婚。720年大酺在与契丹可突于争斗中死亡，其弟鲁苏代立。唐不仅让他袭兄之官爵，又以盛安公主女韦为东光公主妻之，旋改封为奉诚郡王。 730年，可突于胁奚众附突厥，鲁苏不能制，走投榆关（今河北省抚宁县榆关镇，或说山海关）。传至延宠为奚酋，唐又拜其为饶乐府都督、怀信王，以宗室女宜芳公主妻之。 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促进了奚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717年唐玄宗复置营州都督府后，都督宋庆礼在任期间，在奚和契丹地区“开屯田八十余所”，把中原的农作物、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奚地； 他“又集胡商立邪肆”，发展经济交流。这样，几年后，在奚族一带地区出现了“仓唐充，居人蕃辑”的繁荣景象。另方面，在频繁的政治交往中，奚族的名马等土特产品以贡物形式进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金帛等物以回赐名义传入奚族社会。据载，奚族在与唐关系紧密时期，“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每次常派出数百人至幽州，进入长安的酋渠也有几十人； 而唐王朝的回赐，每次或“帛十万”段，或“赐物一千五百疋”③。可见属于这类形式的经济交流，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正是由于上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推动和加速了这一时期奚族社会的发展。 9世纪中叶以后，奚族由鼎盛转入衰落和与它族融合时期。这里所说的衰落，是指它作为一个族体独立性的丧失和解体，若就奚人的生产和生活而言，则仍在持续发展。奚族衰落的转折点，在唐咸通年间（860—874）。原来“好与契丹战争”的奚族，在847年反唐事件中受到严重打击，而契丹却因在842年由附回鹘转归唐朝后，至减通中“部落寝强”，契丹人此时便乘①《后汉书》卷九○，第2986页。 ②近有人认为，夏朝车正奚仲所建奚国，约在商代初期有一部分奚人往东北迁徙，到达今河北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这部分奚人就是奚族的祖先”。作者虽作了详细考证（见《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第77—81页），但与史书本传不合，也未得到学术界认同，故不取。 ③《魏书》卷一○○，第2222、2223页；《周书》卷四九，第899页；《隋书》卷八四，第1881页。 机开始了对奚族的掠夺。钦德为契丹酋后，在唐光启中（885—888）“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④。契丹役属奚后，施行“苛虐”政策，奚人怨愤，其酋去诸率数千帐奚人西徒妫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北山奚遂分为东奚、西奚。⑤此后，奚人不断起来反抗契丹的民族压迫，契丹贵族为此多次出兵征讨，阿保机任挞马狱沙里后就曾几次讨伐奚人。他为可汗后，鉴于奚族叛服不常，于911年又亲率大军对奚族进行大规模镇压，先攻克西奚地，接着分兵讨东奚，“亦平之”。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奚族“不敢复抗”，只得举族臣服，从此奚族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契丹贵族统治下的一个部族。在这以后，契丹贵族对他采取“抚其帐部，拟于国族”；将奚王府所统奚众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为四大部；允许奚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婚），因附姓述律氏中” ①。在这一政策下，奚族开始了被契丹同化的过程。在有辽一代，奚人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是被契丹人征服的被统治民族，另一方面其地位仅次于契丹人，被契丹贵族利用作为对内镇压其它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对外与北宋等抗衡的工具。 奚族在由一个独立民族转变为被统治民族的过程中及其从此以后，社会组织变化很大。尽管部的组织至辽末还存在，然而不仅名称、成员与前不同，而且契丹贵族又将在历次征讨中的奚降俘户另组编8个新部。五代史书记奚五部为阿苔部、嚼米部、粤质部、奴皆部、黑讫支部，《辽史》作遥里、伯德、奥里、梅只、楚里部。②据近人研究，他们与唐时五部的对应关系为，阿荟、伯德部即阿会部，啜米、楚里即处和部，粤质、奥里部即奥失部，奴皆、遥里即度稽部，黑讫支、梅只部即元俟折部。③新组编8部的情况是：923年阿保机镇压了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以奚府给役户、诸部隐丁及流散，置堕瑰部。该部与奚原五部在辽被称为奚王府六部五帐分，由奚王领导，隶辽北府。994年（统和十二年）辽圣宗对六部进行改组，将梅只、堕瑰二部并入奥里部，另以奚王府二克的长官、士兵及其家属分置南克、北克二部，合为六部，另七部为：迭刺迭达部、乙室奥隗部、楮特奥隗部、撤里葛部、窈爪部、耨怨爪部、讹仆括部，他们皆不归奚王府节制，隶辽南府。前3部系阿保机以俘获奚户置，后4部为辽圣宗以阿保机伐奚时“籍入宫分”的乞降奚户分置。①由于契丹建国后迅速封建化，历代契丹贵族重视发展农业，奚人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尚未完全脱离畜牧生活，但经营农业的越来越多，而且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早在唐末，西奚已“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②。 到了辽圣宗时，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进入奚境看到“居人草庵板壁，亦务耕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4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6175页；《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第60页。 ⑤《魏书》卷一○○，第2223页；《隋书》卷八四，第1881页。 ①以上未注者，均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4—5356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6175页； 卷一三○，第4494页。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2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七，第1827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 ①《辽史》卷四五，第711页；卷四六，第726页。《金史》卷六七，第1587页。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辽史》卷三三，第387页。 种”，且“善耕种”③。 60年后苏颂出使契丹将途中所见作诗描述：“农夫耕作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希，牛马纵横似谷量。”又在诗下注说，“间之皆汉人佃奚土”④。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所制大车闻名于世，誉称“奚车”；时“契丹之车，皆资于奚”⑤。可见，奚族在辽代部落组织虽被契丹贵族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其社会生产却比前有了很大发展。 12世纪初，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奚人站在契丹人一边维护辽朝统治。在辽行将覆灭之际，奚王回离保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等于1122年（辽保大二年）在南京（今北京市）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妄图挽救辽朝的灭亡。当女真人入居庸关后，北辽上下北逃，回离保走保箭笴山，收集奚、渤海、汉三族丁壮为兵，建国称帝，自号奚国皇帝。这是奚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后一个政权。它只存在了数月，在金兵围剿下溃败，回离保被下属所杀。女真贵族在灭辽过程中，对奚人采取先是把攻克地区的奚人降为奴隶，编入猛安谋克；后对归附的奚人，各置猛安谋克领之。⑥这样，奚各部组织在金初就被打乱了。由于金国军事进攻接连取得胜利，九猛安奚军被“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接着在金太宗、熙宗两朝将大批女真人南迁时，不少奚人同时被迁居中原地区，使奚人分散各地。所以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奚五部部名已变成了姓氏，即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⑦奚人在金代的地位比辽时低下，激起广大奚人不满。 1160年契丹撒八、移刺窝斡等率众反金，不少奚人加入反金队伍。 1162年金世宗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对坚持反抗的奚人采取了极其野蛮的办法，“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面对这种残暴的民族灭绝政策，有的继续坚持斗争，有的亡人北宋境内或北逃。⑧金世宗为防止奚人再次聚集反叛，又将六猛安奚人分迁到咸平、临潢、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将一部分女真人移居奚地，①实行分隔统治。本来，一部分奚人在辽代与契丹人通婚过程中已被契丹人同化，其它大多数也在与汉和渤海等族人杂居过程中民族特色越来越少，女真贵族强迫奚人分散迁徙，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汉和女真等族错居杂处，所以到了12世纪后期，奚人迅速被女真人同化和与汉族融合。金代以后，再不见历史上有奚人活动的记载。综观奚人去向，一部分被女真同化，大部分与汉人融合；而早先被契丹和后来被女真同化的，多数在金亡后也加入了汉族共同体；在金末居住东北地区的，又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 韦 公元5～10世纪主要活动在嫩江、绰尔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又作“失韦”，或 “失围”。 中唐以后，文献上又把室韦称作“达怛”。室韦－达怛人是东胡后裔，是塔塔儿的先民。 自北魏时期起，室韦各部开始与中原王朝通贡。当时室韦人居住在今内蒙古东北部和嫩江流域，处在原始公社阶段（见原始公社制）。他们已经从事原始的农耕和畜牧,使用角弓和长箭猎获野兽,用鹿皮制作衣服。男子束发，妇女束发作叉手髻。语言与契丹相同，都属东胡语言的方言分支。 突厥汗廷统治蒙古高原之后，室韦人成了突厥臣属。突厥可汗派3个吐屯(总领几个部落的官员)统治室韦。在隋代,室韦分为5大部分：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南室韦在契丹之北，内分25 个小部落，已出现世袭的部落首领。他们用芦苇和柳条编织房舍。使用木筏和皮船。粗放的农耕只能得到少量的收成。饲养为数不多的马匹，而猪、牛较多，但不养羊。自南室韦北行11日路程，便到北室韦之地。北室韦内分9个小部落，以渔猎为主要的生产活动。 捕貂取皮，猎获獐、鹿，取得肉食和皮张。捕鱼也是他们经常的生计，即使在寒冬，也要凿冰捞鱼。由于气候寒冷，在土穴中过冬。人们善于滑雪。北室韦人曾派出贡使，向隋廷贡献方物。再往北，是钵室韦的居地，他们也分为若干小部落。有用桦皮覆盖的房屋，生活方式与北室韦人相同。深末怛室韦在钵室韦的西南，也是穴居的游猎民。在他们的西北，是大室韦的居住地。 唐朝初年,室韦人还处在典型的原始公社阶段,“其国无君长”，“无赋额”。 部落首领称为 “莫贺弗”。在原始的农耕中使用人拽的木犁。盛行集体围猎。在父权家族中保留着明显的母权制遗迹：男子娶妻，要在岳丈家劳动3年，才能领回妻子。据唐人记载,当时室韦人分成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 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支室韦等9部分。 唐代蒙古高原动荡的局势把室韦人卷进同邻人的战争纷乱之中，刺激了他们的社会发展。 进入8世纪之后，称为“三十姓达怛”的呼伦贝尔高原室韦人，在反抗突厥□廷统治的斗争中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些室韦人逐渐向西向南移动，他们在文献中又被称为达怛。到回纥□廷时期，漠北有九姓达怛，漠南有阴山室韦（又称阴山达怛）、黑车子室韦（又称黑车子达怛）。这些部落参与蒙古高原和唐朝北边的政治军事纠纷，迅速发生阶级分化。室韦各部不断向唐朝朝贡，接受唐朝所授都督、大都督等官号，出现了部落显贵。 8～9世纪，唐朝人对呼伦贝尔高原一带的室韦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据记载，俱伦泊（今呼伦湖）“四面皆室韦”。泊西南有乌素固部落，其东有移塞没部落。河（今绰尔河）之南有塞曷支部落。其东有和解部落、乌罗护部落、 那礼部落。 在这些部落的东北有山北室韦。其北有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此外还有岭西室韦和人户众多的黄头室韦。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畔有大室韦、蒙兀室韦、落坦（一作“俎”）室韦。“蒙兀”是蒙古一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最早记载。。“蒙兀”是蒙古高原的先住民，匈奴后裔，现蒙古族。把这个蒙古和室韦合起来称“蒙兀室韦”。 至辽代，室韦人先后被契丹贵族所征服，成为辽朝的臣属。契丹人把室韦-达怛人称作“阻卜”,金朝也常沿用此名称。 室韦一词，据法国学者伯希和(即P.佩利奥)的推测，是“鲜卑”的同词异译。这个看法不失为一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7～8世纪以后，室韦逐渐被称为达怛（元代译作塔塔儿），这是因为达怛部落强大，其他大小部落也纷纷以达怛自称。室韦—达怛人的语言是乌桓、鲜卑以来一脉相传的东胡语言的分支，蒙古语便是从匈奴语言的一支方言演变和发展起来的。室韦—达怛人是塔塔儿的先民。 11～12世纪的蒙古高原蒙古族以外还有塔塔儿、蔑儿乞等满族和突厥语系游牧民。 十二世纪，蒙古高原除蒙古部外，还生活着很多部落，塔塔儿部就是其中之一。塔塔儿是鲜卑族，而蒙古是匈奴后裔。 当时的塔塔儿部是一个强盛的部落，他们以好动刀子而著称，天性中充满了仇恨、愤怒和嫉妒。 这些蒙古高原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塔塔儿部与蒙古部之间也是如此。在成吉思汗三世祖合不勒汗作蒙古汗的时期，合不勒汗妻子的兄弟赛因—的斤由于患病曾请塔塔儿部的巫师施行巫术，不料非但没有治好，发而病发身亡。后来赛因—的斤的弟兄们杀死了塔塔儿部的巫师，从此塔塔儿部同蒙古部结怨，他们双方只要一有可乘之机，就会发生屠杀和抢劫的事件。 在成吉思汗曾祖父俺巴孩时期，塔塔儿部设计捉住了俺巴孩并将其送给蒙古部死敌金朝，金朝将俺巴孩钉到“木驴”上处死，之后，塔塔儿部又故计重施，杀死了成吉思汗的伯祖斡勤巴儿合黑。 到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时期，塔塔儿人又放毒暗害了也速该。世仇使蒙古部与塔塔儿部的积怨越来越深。因此成吉思汗总在伺机向塔塔儿部复仇。 1196年（金章宗承安元年），金朝丞相完颜襄出兵讨伐叛金的塔塔儿部，成吉思汗趁机联合脱里汗（王汗）去攻击塔塔儿部，当塔塔儿部被金军大败溃逃至浯勒扎河时遭遇到成吉思汗和王汗的联军，经过激战后，塔塔儿部大败，首领蔑古真.薛古勒图被杀。其残余人马等尽归成吉思汗所有。 这次战役，虽然是成吉思汗与塔塔儿部私仇的体现，但在无形中却帮助了金朝，丞相完颜襄甚为欢喜，加封成吉思汗札兀惕忽里的官职。这次击败塔塔儿部，使成吉思汗不仅赢得了金国的封号，缓和了金朝与蒙古的矛盾，而且还赢得了“为父族复仇”的名望，深得蒙古各部人民的尊敬。于是，成吉思汗在蒙古各部中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从此可以以金朝命官的身分去统辖各部。 1202年，成吉思汗又率军向察安塔塔尔、阿勒赤塔塔尔、都塔兀惕（塔塔尔）、阿鲁海塔塔尔等塔塔尔诸部发动了进攻。双方会战于哈拉哈河入海处的答阑捏木儿格斯，蒙古军队虽然耗损很大，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成吉思汗颁布了他的第一个“札撒”（法令，军令等），规定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财物要及时上交，战后平分。但是答里台、阿勒坦和忽察儿却没有听从命令，将所获的财物据为己有。成吉思汗知道此事后，命者别、忽必来二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将这些财产分配给其他人。 这次战役，成吉思汗所率的蒙古军将塔塔儿部高于车辖的人全部杀掉，剩余的男女老幼皆收为奴隶。塔塔儿部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沙陀突厥简介 唐代突厥族别部。又作沙陀突厥。源于西突厥处月部。唐朝初年﹐处月散居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东南﹑天山山脉东部巴里坤一带﹐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 653或654年(唐永徽四年或五年)﹐唐在征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过程中﹐于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羁縻州。702年(武周长安二年)处月酋长沙陀金山因从征铁勒有功﹐被授予金满州都督。后因吐蕃所逼﹐金山之子辅国率部徙于北庭。安史之乱后﹐北庭与内地隔绝﹐该地沙陀取道回纥来长安者备受回纥暴敛之苦。789～790年﹐沙陀七千帐附吐蕃﹐共陷北庭。后吐蕃迁沙陀于甘州(今甘肃张掖)﹐以辅国孙朱邪尽忠为统军大论。吐蕃攻扰唐边﹐常以沙陀为前锋。及9世纪上半期回鹘取凉州(今甘肃武威)，吐蕃疑沙陀与回鹘相勾结﹐拟再迁其部于黄河以西。朱邪尽忠和长子朱邪执宜乃于808年率部众三万落投归唐朝﹐途中尽忠为吐蕃追兵所杀﹐执宜率残部到灵州(今宁夏吴忠东北)塞。唐将沙陀部安置在盐州(今陕西定边)﹐设阴山都督府﹐以执宜为兵马使﹐流散各处的沙陀相继还部﹐势力增强。 唐朝以沙陀邻近吐蕃﹐虑其反复﹐又以其部众多﹐将使边境粮食价涨﹐故当灵盐节度使范希朝迁河东节度时﹐诏沙陀举军从徙河东。范希朝选其骁勇一千二百骑﹐号为“沙陀军”﹐其余安置在定襄川(今山西牧马河一带)﹔执宜部则居神武川的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更号“阴山(阴山当作陉山)北沙陀”。以后唐又分其众隶诸州﹐以弱其势。唐宪宗对强藩成德王承宗﹑淮西吴元济﹐武宗对泽潞刘稹用兵以及宣宗对抗吐蕃﹑党项﹑回鹘﹐皆得沙陀之助。唐懿宗时﹐执宜子赤心率骑兵助唐镇压庞勋起义﹐被授予大同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后又因助唐抵御回鹘而迁为鄜延﹑振武节度使﹐然为吐谷浑所袭﹐退保神武川。876年其子李克用袭据云州(今山西大同)。唐朝用代北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等及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屡击李国昌父子。880年﹐国昌父子败后逃入鞑靼部。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唐朝招李克用率沙陀﹑鞑靼军入援。883年﹐李克用率军击败起义军于梁田陂﹐黄巢退出长安﹐唐擢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唐用李克用镇压黄巢起义军后﹐朱温得汴﹐克用得太原﹐形成朱李纷争的局面﹐经过长期攻战﹐朱温削弱李克用。907年朱温颠覆了唐朝﹐建立后梁。923年﹐克用子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见后唐庄宗李存勖)。以后建立后晋的石敬瑭(见后晋高祖石敬瑭)和后汉的刘知远(见后汉高祖刘知远)亦均为沙陀人。吐(tǔ)谷(yù)浑(hún)，亦称吐浑，中国古代西北民族及其所建国名。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后扩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国家。至其孙叶延，始以祖名为族名、国号。南朝称之为河南国；邻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唐后期称之为退浑、吐浑。主要从事畜牧，产良马，兼营农业。居庐帐，后渐有城居。使用汉文。与北魏及南朝均有密切交往。6世纪中叶，其王夸吕自号可汗，都伏俟城（ 在青海湖西22.5千米 ）。591年，隋以光化公主妻其王。609年隋取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隋末复其故地。635年唐遣军击之，立诺曷钵为可汗。640年，唐以弘化公主妻诺曷钵，加封青海王。663年吐蕃破其国，诺曷钵率残部奔凉州。670年，吐蕃尽据吐谷浑地。672年，唐迁其部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吐蕃占据灵州后，吐谷浑更东迁朔方、河东。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936年燕云地区割属契丹，这部分吐谷浑人便臣役于契丹，后世多同化于汉族或其他民族。留在青海的吐谷浑，有学者认为即今土族的先民。详介： 西晋永嘉(307～312)年间首领吐谷浑率领从东北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东北)西迁青海、甘肃一带，与羌人杂处。后以吐谷浑为姓，其王夸吕建都青海湖西岸之伏俟城，始称可汗。以游牧为主，产良马「青海骢」。后兼务农业，种大麦、粟、豆。 南北朝时先后隶属宋、齐、北魏。7世纪时部分归附于隋。唐时曾遣使朝贡，要求通婚、互市。后以侵扰兰州、凉州一带，634年为唐击败，其王被部下所杀。唐立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后又立顺子诺曷钵为阿源郡王，妻以宗女弘化公主。敕封青海国王。663年牧地为吐蕃所据。大部降附吐蕃，一部内徙灵州(今宁夏灵武)。唐于其地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8世纪安乐州被吐蕃攻占又散处朔方、河东(今内蒙古河套及山西北部)等地，称为「退浑」。有的逐渐与汉族融合。一说留居青海的吐谷浑与今日的土族有渊源关系。 吐谷浑，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名，原为人名，是辽东鲜卑慕容氏单于涉归之庶长子，涉归分户700使别部以牧。4世纪初，涉归死，其嫡子奕（一作若）洛环【即慕容廆】继为单于，与吐谷浑不和，吐谷浑遂率所部西迁上陇，止于佨罕（今甘肃临夏桴罕山，即大力加山），以此为据点，子孙相承，侵逼氐羌，成为强部。 吐谷浑死，长子吐延继位。昂城（今阿坝）羌酋姜聪刺吐延，伤致命，死时嘱咐其子叶延迅速保卫白兰（今青海巴隆河流域布兰山一带）以巩固其统治。叶延在沙州（今青海省贵南县穆克滩一带）建立慕克川总部，设置司马、长史等官。以祖父吐谷浑为其族名，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和族名。 叶延传子辟奚。辟奚传子视连，通聘于西秦，被封为白兰王。视连传弟视罴，西秦封他为沙州牧、白兰王。视罴传弟乌纥提，曾败于西秦，求保持于南凉。乌纥提传位于视罴之子树洛干，势力复振，率部落数千家奔慕贺川，自称大单于、吐谷浑王。曾败于西秦，被西秦封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 自吐谷浑至树洛干，经6世8传，其中多具才略，且留心吸收士人、司马、博士等官，均用儒生。而其时正当16国割据混乱，吐谷浑部得据甘、青间，实控东至洮河、龙固（今四川省松潘），西达赤水、白兰，北界黄河，南至大积石山。北邻南凉，东为西秦。 420年左右，树洛干传弟阿才，兼并氐羌数千里，居浇河（清海省贵德县），处诸羌中，号为强部。曾登上西倾山，寻找江源，以求至长江下游的通路，派使至健康，通贡于刘宋，被刘宋封为沙州刺史、浇河公。阿才传弟慕瞶，宋封为陇西公、陇西王。慕瞶曾擒获与北魏为敌的赫连定，送至北魏，魏封慕瞶为西秦王，占有金城、陇西等郡。慕瞶传弟慕利延。这时吐谷浑土地广袤，除总部在沙州外，还有4座大城，分别在清水川、赤水、浇河、吐屈真川等地。慕利延传位于树洛干子拾寅，始邑于伏罗川，总部西移。拾寅受宋封为河南王，又受魏封为西平王。拾寅传子度易侯。度易侯传子伏连筹。伏连筹传子夸吕，居伏俟城（位于清海湖西15里，遗址即今共和县石及亥铁卜加古城），始称可汗。后来隋朝两次征战吐谷浑，曾在吐谷浑地区设河源、西海、鄯善、且末4郡。隋末，吐谷浑渐复故地。夸吕传子世伏，娶隋朝光化公主为妻。不久，世伏死，弟伏允立，依照风俗，仍以公主为妻。唐初，吐谷浑累为边患，唐贞观九年（635）伏允兵败，奔走至鄯善，自杀。从此吐谷浑分成东西二部。西部由伏允子达延芒结波率领，居鄯善，后来降伏吐蕃，吐蕃称作"阿柴"或"阿辖"。东部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率领，居伏俟城，唐朝封为西平郡王。不久，慕容顺死，子诺曷钵继位，唐朝封为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贞观十四年（640）唐朝以弘化公主妻之，加封青海国王。他的两个儿子又娶唐朝的金城县主和金明县主为妻。 吐谷浑最盛时有王、公等号及仆射、尚书、将军、郎中等官职。伏俟城中有小城、宫殿，布局受汉地影响较多。王公服式略同于汉族。使用汉文。主要从事畜牧业，马、牛、羊、驼数量很多。有良马号为"青海骢"。所产牲畜曾大量输往内地。喜射猎。以肉酪为粮，兼营农业，农作物有青稞、麦、豆。北界祁连山一带，气候较冷，产蔓菁、青稞。出产铜、铁、丹砂，善作兵器。吐谷浑商队很活跃，远至长江和黄河下游，西至波斯。国无常赋，需要时向富室、商人收税以充国用。刑罚简略，杀人及盗马者处死，其余则征物以赎罪。其宗教，原信奉萨满教，西迁后，逐步信仰佛教。 吐蕃兴起以后，向甘青地区扩张。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诺曷钵奔凉州，后率数千帐内附唐。唐徙其部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安乐州刺史，子孙仍世袭青海地号，直至贞元（785～804）时为止。 吐蕃占据灵州后，吐谷浑移居河东，被称作退浑、吐浑。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曾附属于沙陀李氏，后属后晋石氏。天福初（936）燕云地区割属契丹，吐谷浑人附契丹，后世多同化于汉族或其他民族。吐蕃灭吐谷浑后，仍有一部分吐谷浑人留居故地，附落犹存，达延芒结波与素和贵等仍拥重兵。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后，吐谷浑居住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12世纪后，河东的吐谷浑人返回甘青故地，与湟水流域之吐谷浑人聚会。元朝时，称作西宁州土人。依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今青海土族即吐谷浑的后裔，此说能否成立，尚待进一步研究。历史简介 立国 313年左右，慕容吐谷浑又从阴山南下，至陇西之地枹罕（今甘肃省临夏）。以此为根据地，子孙相承，向南、北、西三面拓展，统治今青海省、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北等地的氐、羌民族。317年，慕容吐谷浑逝世，由他的长子吐延继位。西晋咸和四年（329年），吐延被羌族酋长姜聪刺死，临死时嘱咐长子叶延保卫白兰。及后，叶延继位，在沙洲建立慕克川总部，并以吐延为氏，以吐谷浑为姓、族姓及国号。 南北朝时期 叶延逝世后，碎奚嗣立。前秦建元七年（371年），他跟随仇池氐王向前秦称臣，被封为安远将军。后来，继位的视连、视罴都臣服于西秦，被封为沙州牧、白兰王。期间，屡次不服都招来战祸。 西秦太初十八年，视罴之子树洛干立，占据莫河川（又称慕贺川），自称为吐谷浑王，号称茂寅可汗。411年，他挥军击败南凉太子虎台，取得浇河地区。后来，虽曾败于西秦，却被西秦封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自此，吐谷浑专心吸收人才，势力越趋壮大，疆土东至洮河、龙固（今四川省松潘），西达赤水、白兰，北界黄河，南至大积石山。北望南凉，东接西秦。 唐朝时期 7世纪吐蕃兴起，向青海地区扩张。663年吐蕃举兵灭吐谷浑，首领诺曷钵率领残部投唐凉州。一部分吐谷浑人留居故地，成元朝疆域图:自元朝起，西藏就是中国领土为吐蕃属国。经济与风俗 吐谷浑地处青海高原，以畜牧为主。白兰山出黄金、铜、铁，金属冶炼也比较发达。位于中西交通要道，商队曾东至长江和黄河下游，西达波斯，南抵吐蕃、天竺。 吐谷浑男子服饰，著小袖，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帽上以罗幂遮住脸容，骑马可避风沙。吐谷浑妇女服饰与汉族妇女相似。但发式即辫发。以金花为首饰，特别是可敦则首戴金花冠，具有鲜卑遗风。百济(前18年－660年)又称南扶余，是古代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国家。在朝鲜，百济与高句丽、新罗一起被称为三国。 百济是高句丽创始者朱蒙的第三个儿子温祚王于公元前18年在汉江南岸（今韩国河南市）创建。百济的鼎盛时期疆土涵括西朝鲜（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最北曾到平壤。百济是海上的强国，通过海路与中国和日本进行政治和贸易往来。公元660年，百济被唐朝和新罗的联军灭亡。 百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利条件优越，农业较发达。养蚕、纺织等手工业也有发展。对外贸易较发达，不仅同高句丽和新罗进行贸易，还跨海同中国的南朝及日本进行商业交往。 百济使用汉字，4世纪时建立儒学教育制度，一些儒学家获博士称号。384年，佛教自南朝传入百济。541年，百济向梁武帝“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表明了百济同南朝间的密切文化联系。历史 建国 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前18年，朱蒙的儿子温祚王带领一批高句丽人南下到汉江盆地建立起百济国。（《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做辅翼，国号十济……共臣民归于慰礼，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朱蒙因受迫害而逃离扶余，来到了卒本地区，在那里与当地首领延陀勃的女儿召西奴结婚，并创立了高句丽王国。当朱蒙在扶余所生的儿子到达高句丽后，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并成为王储，就是日后的琉璃王。朱蒙与召西奴所生的两个儿子沸流和温祚认识到琉璃王继位后，他们在高句丽将无法立足。因此两兄弟决定离开高句丽并与他们的追随者一起南下。 听从追随者建议，温祚在慰礼城（现在的韩国河南市）建城，并立国号“十济”。但是沸流不理睬这个建议，认为临海而居更好，并在弥邹忽建城（现在的韩国仁川广域市）。可是在弥邹忽的盐水和沼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难以忍受，与此同时慰礼城的百姓却繁荣地生活着。沸流于是前往慰礼城并要当十济国王。温祚不同意。于是沸流对温祚开战，但输给了温祚。 因为羞愧，沸流自杀。弥邹忽的百姓于是搬迁到慰礼城，温祚也高兴地接纳了他们并改国号为“百济”。有百姓济海乐从的意思 居于慰礼城的百济由于被马韩包围，所以经常受到马韩的侵扰。而他们的都城亦经常在汉江两岸不断搬迁。至今，首尔在汉江两岸仍然留有北汉山城(邻近青瓦台)及梦村土城(邻近松坡区)的遗址。当时，他们称呼今日首尔两岸为“河北”及“河南”。直到今日，京畿道仍然留有河南市这个名称，以见证昔日的历史。 公元10年前后， 百济并吞了马韩。 扩张 百济古尔王(234年-286年)的统治时期, 百济巩固了国家的制度。据《日本书纪》记载，249年，百济向东扩展到洛东江流域与伽倻相邻。中国的史书从345年开始将百济成为国家。据《日本书纪》记载，百济367年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外交使团。 近肖古王(346年-375年)时期，百济通过与高句丽的战争向北扩展了疆土，同时向南消灭了残存的马韩部落。近肖古王时期，百济到达其鼎盛时期，其疆土涵括了现在西朝鲜（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371年，百济在平壤打败了高句丽。在战争中，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太王。 这个时期百济积极地吸收了中国文化和技术。384年，佛教成为百济的国教。与此同时，百济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并与日本发展了良好的关系。中国的汉字，佛教，制陶技术和其它文化在这一时期从百济传入日本。 熊津时期 5世纪，高句丽南扩。在高句丽的军事威胁下，百济开始丧失北方土地。公元475年, 高句丽攻下今首尔。475-538年，百济被迫迁都于熊津(现在的公州)。 熊津位于山区，因此可以有效防卫北部来自高句丽的袭击。 不过这也切断了百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过与慰礼城相比，熊津离新罗更近些。高句丽的威胁，使得百济与新罗建立起了军事上的联盟。 大多数朝鲜三国的地图都将百济的疆土画成包括今天韩国的忠清道和全罗道。这是百济熊津时期和泗沘时期的核心地域。韩国历史学家宣称在这一时期百济还曾短暂在中国（南朝宋）的辽西地区有过疆土。（根据南朝梁·沈约等人编著的南朝宋书，列传 夷蛮 东夷百济国 高丽略有辽东 百济略有辽西 百济所治 谓之晋平郡晋平县。） 晋平郡晋平县是南朝史书记载百济在中国东北辽西地区建立的建制县。但基于历史记载，中国北方氐族人苻洪（前秦），慕容鲜卑（燕国）和拓跋鲜卑族（北魏）在自公元350年 (东晋永和六年、百济近肖古王五年)至490年(北魏太和十四年、百济东城王十二年)间，柳城、北平一带设立建制，并有效地进行治理，而百济的国土也从来未有出朝鲜半岛。晋平县应更有可能是传抄错误。此处之“辽西”应为“氵贝西”,氵贝西在一条河流的西边，较之辽河，大同江更应该接近事实。而大同江上的平壤城在同一时期被百济有效控制，并可能成为地区海运的中心。 大同江以西晋朝的平壤郡(县)。被讹传位辽西晋平郡晋平县。还有人认为可能实质上反映的是一个或若干百济移民集团徙居辽西的情形。甚至，这个集团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实体，是个有相当独立性的政权。这个政权对故国的亲近程度远高于大陆朝廷。于是百济使节在向南朝介绍风物的时候，会提及流民曾在辽河以西有个居民点，被夸大称为“略有辽西”。 泗沘时期 公元538年, 百济圣王移都泗沘(现在的扶余郡), 并重新巩固了皇权，把他的王国重建为一个强大的政权。从那时起，改国号为南扶余（因为百济将扶余国当成他们的发源地)。随着佛教在百济的发展，百济文化在泗沘时期得到蓬勃发展。 由于北部高句丽和东边新罗的威胁，百济圣王开始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由于新国都位于锦江沿岸，这位百济与中国的交流也提供了方便。6和7世纪，百济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7世纪，随着新罗的影响在朝鲜半岛南部和中部的增长，百济开始衰落。 灭亡 公元660年，唐与新罗联合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百济首都泗沘最终被攻陷，百济义慈王和太子扶余隆被流放中国，一批百济贵族逃往日本。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后统一合并为熊津都督府），将其纳入唐羁縻府州体系。 百济灭亡后，百济遗民曾试图重建百济。原百济家将军鬼室福信拥立百济王子扶余丰为王，并向日本求助。扶余丰携5000军队从日本回百济。663年，百济-日本联军与唐-新罗联军与在海上开战，史称“白江口之战”。经过5次交战，百济-日本联军被战败，扶余丰逃往高句丽。 唐朝新罗战争(670-676年)期间，新罗攻陷唐朝熊津都督府，吞并百济故地。文化 百济将许多中国文化融入到自身的文化艺术中。佛教在百济的文化中有很强的影响。与高句丽和新罗不同，百济的佛像总是带着微笑，散发着温暖的气氛。百济同时也受到道教的影响。 541年，南梁曾派技工到百济使中国文化在百济泗沘时期得到提高。 从扶余郡百济王陵园的古代佛教寺庙出土的豪华的金铜大香炉(???????)被认为是百济文化的精髓， 鲜明地展示了百济成就的巅峰。 百济文化的创造力和卓越可以从香炉的顶部纹饰上的精巧和优雅的莲花造型, 辉煌和美丽的砖的图案, 陶器风格的流畅线条的魅力，和流畅和优雅的碑文书法看出。 佛像上微笑的佛的面庞，华丽却优雅的百济宝塔显示了这种创造力与佛教的关联。 武宁王的陵墓，尽管按着中国拼镶砖墓的形式建造并受到中国进口物品的影响，也包括了许多百济传统的随葬物品，如金制冠饰，金制耳饰。 墓室习惯也按照百济独特的传统。 这个陵墓被认为是熊津时代的代表性墓葬。外交 与中国的关系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曾向晋朝朝贡。429年，百济派使团到宋寻求文化和技术。 472年，百济盖卤王派使团到北魏寻求对付高句丽的军事援助。百济武宁王和圣明王多次派使团到南梁。武宁王的陵墓是按南梁的墓室风格建造的。 与日本的关系 百济与日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的汉字，佛教，制陶技术和其它文化都通过百济传入日本。同时，百济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 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例子包括在奈良(部份学者认为是以百济词“王国”命名的城市)由百济移民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奇观，宝塔和木结构寺庙法隆寺。 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现在的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学者中最著名的是阿直歧与王仁。??介绍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来源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另一说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隋朝时，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追随中原政权。唐朝时，经过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包括灵州、庆州、夏州、银州、绥州、延州、胜州等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他们与室韦、内迁的土谷浑及汉族杂居相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党项马”在当时名噪一时。唐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它官职。 唐末黄巢起义时，唐僖宗传檄天下勤王。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联合其他力量共同击败起义军。战斗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发展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猎以供食，不知稼墙"。也就是说早期的党项人不事农业，衣、食、住皆仰赖畜牧，天文字历法，以草木枯荣计算岁月，崇拜天神，死后火葬。党项人尚武而勇猛。同氏族的人须互相帮助，当受到外族人伤害时，必须复仇，未复仇前，蓬首垢面赤足，禁食肉类，直到斩杀仇人，才能恢复常态。此外。党项人还特别崇尚白色，故自称“大白上国”。党项诸姓部落中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离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部，称为党项八部。其中拓跋氏先世本出自鲜卑族拓跋部，后成为党项诸部中的一部，在党项诸部中最为强盛。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次年，党项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隋朝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开皇十六年（596）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兵败纷纷降附，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贡。 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太宗贞观三年（629）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他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唐朝又设崌、奉、岩、远四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贞观九年（635），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 。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亦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被迫请求内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党项原住地为吐蕃占领，留下来的党项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吐蕃称这些人为"弭药"。 唐中叶"安史之乱"后，由于发生了吐蕃、党项、吐谷浑等族联合对唐的进攻，唐延采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建议，把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以东地区。从此，迁居在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落；迁居在夏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做平夏部落。其时还有部分党项羌人一度东进到石州（今山西离石县）。内迁后的党项羌由于其定居的陕北、河套一带，秦汉以来已是汉族封建文明发展的地区，党项羌人民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发生密切的交往，生产力发展很快。党项羌从这时起，进入阶级社会。 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从此党项族便据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一说四州，无静州）。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朝初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宋朝亦对夏州李氏政权衽羁縻统治。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传至李继棒，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建立政权 西夏介绍 西夏是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 【西夏的起源及建立】 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这个时候党项族开始强大起来。其中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自此在此定居。唐末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再次被赐姓李。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 另一种说法是西夏皇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北魏鲜卑之后。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08年2月29日新华社：考古人员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发现一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这座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中，出土了几方十分珍贵的墓志。墓志铭用了大段文字记述拓跋部李氏家族起源经过，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拓跋部李氏家族是“后搬到此地的大族，是北魏人的后代”，这又一次把党项拓跋部和鲜卑拓跋联系在了一起.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的疆域】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 【西夏的经济】 西夏处西凉地区,是游牧民族,经济并不发达.西夏经济的来源是靠侵占宋的土地而成的。西夏在太祖（李继迁）时期占领了宋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和兴庆(今宁夏银川)等地,又向西占领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和瓜州(今甘肃安西)等地.这些地区丰饶五谷,经常种植蔬菜，水果和粮食.党项人在这个广阔的农田里耕作，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西夏经济的发展。并且，西夏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史书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西夏的制瓷中心位于"塞上江南"银川平原.其瓷器既吸收中原地区的优点，也有本民族的特点如淳厚朴实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还远销到海外。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西夏经济大大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起来，四方的物品会集到兴庆，进入了西夏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西夏的文化】 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 另外，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大庆二年（1036年），西夏人消灭瓜州、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开始统辖敦煌地区。此时西夏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从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整修莫高窟。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了几分中原文化，还有一些畏兀儿、吐鲁番风格。西夏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也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西夏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 党项族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猎，通过学习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到西夏建国时，农业生产已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西夏建国后，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并亲自主持修筑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灌渠，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以后，兴庆府、灵州一带，一直是西夏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西夏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产。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由于农、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西夏的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是同时期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可以说，西夏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西夏末期，朝政长期处于内乱之中，政敌和宗党间的斗争激烈。蒙古汗国建立后，几次征讨西夏，经过长期的抗争，西夏于末帝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 【西夏政治史】 西夏初期及中期 西夏建国后采取联辽抗宋的战略不断入侵宋边境。夏宋之间的战争一直到1044年才平息。宋承认夏的割据地位，夏对宋称臣。另外宋每年“赐”夏若干财物。但同年夏与辽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夏取得了与宋，辽平等的地位。 李元昊死后，他不满2岁的儿子李谅祚成为皇帝，由其母没藏氏专政。辽攻西夏，夏大败，向辽称臣。李谅祚子李秉常即位后被其母梁氏幽禁。1063年吐蕃禹藏花麻归夏。梁氏又发动与宋的战争。失败后被迫让权于李秉常。李秉常死后他三岁的儿子李干顺即位，梁氏再揽大权。重新发动与宋和辽的战争。李干顺亲政后采取依附辽，于宋修和的策略。战争逐年减少，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115年金朝立国，开始发动对辽的进攻。1123年辽天祚皇帝兵败逃到西夏。同时金使到西夏劝李干顺将辽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击。李干顺看到辽灭已不可挽回，答应了金的条件。从此西夏归服金。 金灭北宋时西夏随其尾迹而入，获得了数千里的土地。 李干顺死后其子李仁孝即位，西夏境内发生了强大的饥荒和地震，民不聊生，以此发生了巨大的人民起义。李仁孝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从桓宗到神宗 李仁孝死后，其子李纯佑即位，政治腐败，国势日益衰落。1206年他的堂兄李安全篡位，杀李纯佑。李安全改变了与依附金的政策，开始依附此时不断强大起来的蒙古族。他发动了与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使两个国家被削弱，而且，他统治时期，西夏百姓十分贫困，军队非常衰弱，政治腐败到极点，而李安全自己却十分腐败，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四处怨声载道。再说李安全附蒙抗金的策略并没有给他带来蒙古的友好。早在1205年蒙古就开始进攻西夏。至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夏无以抵挡。1211年西夏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李遵顼篡位，李遵顼仍然保持着襄宗（李安全）的作风，西夏政治更加腐败。1216年西夏因不肯派兵帮助成吉思汗西征，触怒了蒙古，次年蒙古第四次进攻西夏。1223年，由于李遵顼声称自己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 西夏的灭亡 西夏在襄宗、神宗一再的腐败下，终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尽管献宗李德旺是治国之才，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权覆灭命运。李德旺打算趁成吉思汗西征之际抗击蒙古。不料机密泄露，1224年蒙古攻克银川。李德旺向蒙古投降，送人质，才得免灭国。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又开始对西夏的进攻。1226年李德旺病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推为皇帝。1227年李睍投降蒙古。成吉思汗此时已死，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李睍投降后按照成吉思汗遗嘱被杀，党项族也被灭族。西夏灭亡。 西夏的政治制度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的军事制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西夏帝王谱】 景宗武烈皇帝李元昊（1004-1048） 1038年称帝，在位11年。父李德明，西平王。李元昊袭位后，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他接受宋的先进文化，由根据党项的民族特点确立了一套政治军事制度。李元昊与辽，宋之间进行了一些战争，取得胜利，形成宋，辽，夏鼎立局面。晚年，肆意诛杀，纵情享乐，强夺太子宁凌噶妻为后，被宁凌噶刺死。死于1048年，时年45岁。 毅宗昭英皇帝李谅祚（1047-1067） 1048年即位，在位20年 。景宗长子。即位时才1岁，由其母掌握朝政。亲政后，实行改革，使西夏进一步汉化。他连年对宋用兵，攻掠临近州县。先后收降吐蕃首领瞎毡的儿子木征和青唐吐蕃部。后注意修好与辽、宋关系。于1067年病死，时年21岁。 惠宗康靖皇帝李秉常（1060-1086） 1067年即位，在位20年 。毅宗长子，即位时8岁。死于1086年，时年26岁。 崇宗圣文皇帝李乾顺（1084-1139） 1086年即位，在位54年 。惠宗长子，即位时3岁。亲政后，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辽被金灭后，又联金抗宋。死于1139年，时年56岁。 仁宗圣德皇帝李仁孝（1124-1193） 1139年即位，在位55年。崇宗长子。仁宗指定《新法》，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科举制，尊崇儒学，大修孔庙及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封建制在西夏确立了。仁宗时是西夏的鼎盛时期。仁宗死于1193年，时年70岁。 桓宗昭简皇帝李纯佑（1177-1206） 1193年即位，在位13年。仁宗长子。以附金和宋为国策。1205年，铁木真开始进军西夏，1206年，桓宗暴卒，时年30岁。 襄宗敬穆皇帝李安全（1169-1211） 1206年即位，在位6年。崇宗孙，仁宗侄，父李仁友。在位6年，被齐王李遵顼废，同年死，时年43岁。 神宗英文皇帝李遵顼（1162-1226） （1211-1223）年在位，在位13年 。齐王李彦宗子，博览群书，1203年西夏状元，后统领西夏军事，1211年，废襄宗自立。他是以状元当皇帝，在历史上是无前例的。后，与蒙古，宋战争屡败，1223年，神宗退位，死于1226年，时年65岁。 献宗李德旺（1181-1226） 1223年即位，在位4年。神宗次子。即位后，抗拒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攻西夏，西夏连失数城，献宗惊死，时年46岁。 夏末帝李睍（生年不详-1227）1226年即位，在位1年。献宗侄。即位仅后1年，西夏被蒙古所亡，末帝投降被杀。西夏亡。后裔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32]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33]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34]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二）四川的木雅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35] 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38]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39]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馀地。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41]指出元代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生活与生产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建立地方割据政权达300多年之久（从拓跋思恭算起），自然形成其独特的民族习俗。西夏党项族的习俗很多，由于史料很少，仅从出土文物和保存资料中的只言片语，蛛丝马迹，考察西夏党项族的一些生活习俗。 西夏党项族住房有独特的习惯，一般平民百姓建造的房屋以石头砌房基，以黄土夯为墙，又以土盖其顶，或者用牛尾及羊毛编织覆盖房顶，一年换一次，不用砖和瓦建造房屋。只有有官爵的人，可以用瓦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隆平集》中说，党项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明《嘉靖宁夏新志》中也说：党项族“俗皆土屋，惟有命得以瓦覆之”另外，党项族住房正中一间专门供奉神，设置香案，人不能居住，人住在两侧的房间。住房习俗不仅书上有记载，在西夏王陵中也有所反映。 西夏是一个封建王朝，官民等级甚严，党项族的服饰主要以颜色来标志着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项后垂红结缓”。文官戴头巾，穿紫衣、绊衣；武官戴金帖云镂帽、银帖间金搂冠、黑漆冠。官员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绣盘球紫花旋襴，束带。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绿色服装。男士在帽上挂红色，而女人梳高发髻。元代诗人马祖掌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饰：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 西夏党项族从皇帝、贵族到平民百姓，信仰佛教。家家户户立神位，奉鬼神。军队出征前，卜卦问吉凶。另外，他们拿一只羊，先对羊焚香，喂以粮食，摇摇羊头，然后把羊宰杀，剖开腹，看羊肠胃贯通，则表示出师顺利，将凯旋而归。如羊肠胃里积有血，则表示出师不利，要推迟出兵时间。还有“种以箭敲击弓弦、听其发出的声音，判断敌人到什么地方，交兵是胜或负。西夏国尊崇孔子，尊其为文宣帝、学儒家。 西夏党项族有秃发习俗，西夏党项族东进以后，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学习汉人结发。李元昊上台后，第一道命令就是秃发令，推行党项族的传统发式，全国统一秃发，从他自己开始，如果谁不秃发，就要严惩。出土的西夏瓷人头像反映西夏秃发的社会习俗。民族 简介 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名。本称库莫奚，后简称奚，南北朝时自号库莫奚﹐隋唐简称为奚。库莫奚一词是鲜卑语音译，为今蒙古语“沙”、“沙粒”、“沙漠”之意。从含义揣测，这一族称当因其境内多沙漠而得名。6世纪下半叶（隋代），省去库莫，单称“奚”。自公元四世纪的北魏时期起，直至十三世纪的元代，在历史上活动近千年之久，一直是我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对中国历史做出过突出贡献。 起源 奚与契丹同是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早期为宇文部所控制，是个相对弱小的部落。东晋建元二年(344)﹐鲜卑慕容部北攻宇文部﹐俘其民5000余落﹐宇文部单于逸豆归走死漠北﹐其残部分为契丹与奚。宇文部被击溃及东部鲜卑主力相继迁离故地后，奚逐渐壮大。契丹也源于东胡之鲜卑，奚与契丹语言相通、文化和生活习俗相近，是同族异部的兄弟关系。“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 关于奚和契丹的发祥地，目前史学界公认的说法是：早期的奚与契丹居住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土河（今老哈河）流域；奚人居住在老哈河上游一带，契丹人则居住在老哈河中下游。奚人居住地向西、向南接汉境，向东、向北邻契丹。 兴盛与消亡 隋唐之际，奚扩散到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臣服于突厥。公元630年东突厥汗国瓦解，奚族内附于唐朝。唐在奚族五个部落设五个州，上置饶乐都督府管理，都督由奚族大酋长担任，赐姓李。唐中叶前，公元7世初至9世纪中叶，是厍莫奚族的发展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其军事实力与契丹旗鼓相当，有时还稍强于契丹；奚和契丹并强于东北地区，被唐并称“两蕃”。唐中叶后契丹日强，奚族为其所控制。唐末，部分奚人在酋长来诸的率领下叛契丹西迁妫州（今河北怀来县）北山，内附于唐，史称西奚。奚遂有东奚、西奚之分。 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后，契丹逐渐壮大，奚全部臣服于契丹。或着说是部落的统一。阿保机对奚采取了征服、联姻、结盟的怀柔政策，“抚其帐部，拟于国族”，将奚王府所统奚众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为四大部；允许奚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婚），因附姓述律氏中”。（述律氏，即萧氏。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氏是辽代历史上有名的“断腕皇后”）。 耶律和萧是契丹的两大姓氏。早期的契丹族无姓氏，初期常以地名为姓，阿保机建国前后才出现耶律姓和萧姓。其中，耶律姓与今西拉木伦河有关，先为部族之名，后为氏族之称，其汉姓为刘。萧姓原为阿保机的妻子述律氏的汉姓，此后为阿保机之恩赐，广泛赐予后族和功臣。《辽史·后妃传》中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姓。”事实上，契丹人除使用本族耶律和萧两姓外，还接受过中原王朝赐姓。与奚曾被赐姓李一样，契丹建国前曾依附于中原唐朝，由此一些上层人物接受过唐朝赐予的李姓。 由于奚与契丹患难与共的兄弟般的近邻关系，奚族成为辽的“国族”，“附姓述律氏（萧氏）”，萧姓被赐给奚族各个贵族部落。奚族萧氏因“世与辽人为昏（婚）”，而成为辽代的后族。 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辽圣宗之母）即是奚族萧氏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父萧思温为宰相，萧思温之养子萧继远任辽圣宗时的北府宰相，其子萧绍宗为辽大将军。历史中记载的奚人萧相公、萧元忠、萧奉先等，均为辽之重臣。男为重臣、女为后妃，是辽代中晚期萧氏奚人的显赫标志。契丹和奚的政治结盟、贵族通婚、联合执政促进了辽国的发展，辽在势力鼎盛时东至日本海，西达巴尔喀什湖，成为北方草原上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这其中有奚人很大功劳。 在辽文学发展史上，后妃中有不少才华横溢的奚族萧姓女诗人，如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皇后萧观音，天祚帝耶律延禧的妃子萧瑟瑟等。 还有一个奚族萧氏的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所讲的创建大奚国的奚王萧干，此人是天祚帝的大将，雄才武略，东征西讨，为辽国立下汗马功劳，“每征伐必参决军事”。后来又与耶律大石共同建立北辽。北辽向西迁徙，成为后来的西辽，也曾强盛一时。 奚被辽太祖征服后，大多散居在辽朝的中京地区﹐以农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也颇有特点。辽中叶以后﹐虽然仍有契丹﹑奚﹑汉﹑渤海等称谓﹐但奚人已渐与契丹人融合。 奚人文化 奚人地处辽国南部，与中原汉人毗邻的地理优势，使奚人比契丹人更深入地了解和吸收了汉文化，例如，普遍采用汉姓汉名、使用汉文字等。因此奚人在辽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奚文化也在同化着契丹文化。在文学领域，奚人在辽代中晚期文学发展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音乐领域，奚人发明的乐器“奚琴”，即为如今著名的“二胡”，在汉代即已传入中原。“奚琴本胡乐也……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之。”（4）蒙古马头琴也是由奚琴演化而来。 农业方面，由于契丹建国后迅速封建化，历代契丹贵族重视发展农业，奚人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尚未完全脱离畜牧生活，但经营农业的越来越多，而且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早在唐末，奚已“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到了辽圣宗时，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进入奚境看到“居人草庵板壁，亦务耕种”，且“善耕种”。苏颂出使契丹将途中所见作诗描述：“农夫耕作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希，牛马纵横似谷量。” 辽代奚的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所制大车闻名于世，誉称“奚车”；时“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宋沈括语）。奚人善治马具、车辆，能造出各式各样的车辆，有富贵人家乘坐的轻灵便巧的小车，运送辎重的货车，威风凛凛的战车，更有一种水陆两用车。富裕馆（今平泉县蒙和乌苏乡）内就曾经集中了一批造车的工匠。近期在富裕馆旧址发掘出铁砧子，可以想像当时的盛况。 因此，奚族在辽代虽臣服于契丹，但其在文化、经济各方面均有了很大发展，且比契丹先进，这也是奚人在辽代拥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另一个原因。 奚人遗踪 12世纪初，曾经归附于契丹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带领下起兵反辽，奚人站在契丹人一边维护辽朝统治。在辽行将覆灭之际，奚王回离保（即萧干，时官至辽知北院枢密事，兼诸军都统）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等于1122年（辽保大二年）在南京（今北京市）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当女真人入居庸关后，北辽向西迁移，到达今天的新疆、中亚一带，即史称的西辽，后为蒙古所灭；萧干则退守奚人世代族居之地箭笴（可）山（都山，今青龙县境内），在奚王府建大奚国，国号“天嗣”，自号奚国皇帝。这是奚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后一个政权。它只存在了数月，在金兵围剿下溃败。 金灭辽后，对契丹人和奚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和种族清除，被征服的奚人与契丹人被拆散部落、充军、移民；金朝刚建立时，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沿用汉字和契丹字。当女真文字参照汉字创立后，金朝皇帝就下令废止了契丹字，契丹文字就此逐步失传，契丹文化（奚文化）的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到了12世纪后期，再不见历史上有奚人活动的记载。 奚人去向可能是：一部分奚人被女真同化，一部分与汉人融合。成吉思汗起兵伐金，一部分“誓不食金禄”的奚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慢慢融入了蒙古族。推测跟随耶律大石西进的契丹人中也有一部分奚人，这些人随西辽的灭亡而逐步被伊斯兰同化。 此后几百年时间内，北方各民族不断分化融合。到清王朝建立前后，对于除了进入北方的汉人和一度执政元朝的蒙古人之外不再提契丹人、奚人、渤海人。他们被纳入满州八旗，而统称为旗人。 可能的居地 在唐与奚的战争中，唐朝大将郭英杰曾战死都山；大奚国定都的箭可山也是都山。萧干建立奚国后曾兵出卢龙岭，一度“攻破景州，继陷蓟州，前锋直逼燕城”。据此推测奚人的政治文化中心应该在都山附近，即现青龙县境内或周边不远地区。这也与《苏颂与契丹史研究》谈到奚王避暑庄坐落在今平泉县松树台的铅南沟相吻合：奚王从较炎热的都山沿青龙河谷北上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避暑，是在情理之中的。青龙、宽城一带应是奚人居住的中心地区。青龙县境内的土著人，很可能就是奚人。 奚本称厍莫奚，厍莫是沙子的意思，厍莫奚因其境内多沙而得名。众所周知，从冷口往北至土石门，包括白家店、肖营子两个乡（镇）全部、西双山乡大部，全是沙土地，低矮的山全是沙山，流经肖营子村那条河发源于都山叫做沙河。这里是青龙县最宽广地区之一，是口（冷口）里口外交通必经之地。气候宜人，森林茂密，具备农牧社会发展的良好条件。 青龙、宽城地处偏僻，不易被外族长期占领，在灭绝种族的杀戮中，当地原住民存活下来的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这一地区的奚人是土地的拥有者，如宋出使辽国使臣苏颂记载的：“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以出租土地收回田赋和地租为生，过着半农业社会的生活，不像契丹人和北部奚人那样，以游牧为主。因此在被女真人征服后，他们没有被整部落地打散、编入军中，而是很幸运地留了下来，继续从事农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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