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武夫当国-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3)这一举对袁没有造成伤害，反而造成了他的另一个机会。从此，隆裕太后不但不怀疑袁是“革命军的奸细”，并且相信他是清政府的“股肱社稷之臣”，当天就派特使前往慰问，并于26日封为一等侯以示优异。也正是由于这一举，使袁以前所捏造的用以恐吓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已经遍布于北京城”的谣言得到“证实”，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使他们不得不在保全皇位与保全性命之中选择其一。就从这天起，袁称病不入朝，派他的心腹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做他的代理人。1月19日(十二月初一日)，赵在参加御前会议时采取了摊牌的办法，提出了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的问题。在座的年老王公都默默不语，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使得隆裕皇太后作不出最后的决定来。赵秉钧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他满面怒容地往外跑，署理外务部大臣胡惟德和署理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走出来，吓得隆裕太后脸上变了颜色。1月26日，袁又第二次使用他的法宝：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47人联名发出通电，吁请清帝即日退位，确定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事情变动得多快啊，就在25天之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也正是这些将军，名单上仅仅缺少了一个冯国璋。原来冯国璋在攻下汉阳后，清政府封他二等男爵，他曾经表示过“感激涕零，愿为朝廷效死”；他此时已经内调，当然不适宜于出面来唱这个“反调”了。就在同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变，就是清贵族中的少壮派良弼被一个名叫彭家珍的志士刺死了。良弼是清贵族中惟一有胆识的军事人材。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涛统率，良弼以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兼任军谘府军谘使，实际上是禁卫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前袁到北京来组织责任内阁时，其第一步骤就是要把清政府的这支武力夺过来，所以他特意提出皇族应当亲自出征的建议，逼使胆小如鼠的涛贝勒辞去禁卫军军统，袁就把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来，接替了这个位置。但是，禁卫军的实权仍然抓在良弼的手里，而良弼正是疑袁最深的一个人物。如果冯国璋以袁的私党的面目出现，而不以清政府的忠实奴才的伪装姿态出现，就很难插进清皇族的圈子里充当袁的内线。他和袁的密切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但自他得到二等男爵以来，就经常地表示“与袁的政见不同”，反对与“反叛朝廷的匪军”讲和，主张组织力量“大张挞伐”。惯于卖弄小聪明的良弼，错误地认为冯是为个人打算因而与袁所走的路线不同，就竭力拉拢冯，借以分化袁的力量。良弼始终认定袁是插在清政府心脏里的一支毒箭。当袁内阁以辞职手段要挟清政府接受退位条件时，主张批准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时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军”的也正是良弼。袁从内线取得了这个情报。当然，袁在京内的力量大过良弼的力量，杀良弼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杀害一个皇族，将使他永远洗不清“活曹操”的恶名，而他是不肯这样做的。刺死良弼的彭家珍，毕业于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曾任奉天军事教官及中级军官。1911年同盟会北方支部成立时，彭入盟被推为军事部长。他听了良弼阻止清室退位的消息，内心十分气忿，愿以一死除此害群之马。1月26日，他守在光明殿胡同良弼住宅的附近，等到良弼下朝回来，他扔了一颗烈性炸弹，炸断了良弼的一条腿，延至次日不治而死。彭自己也被弹片炸伤，当场牺牲了。在此以前，袁曾经捏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的谣言，清贵族还将信将疑。在11天之内，接连发生袁自己被刺和良弼被炸身死的两大事件，他们就不能不相信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并且由于袁本身也是刺客的对象，没有人怀疑良弼之死是出于袁的政治阴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4)良弼之死，一般王公大臣都吓得胆战心惊，纷纷离开北京逃到天津、大连、青岛一带。在京的满族大员纷纷请袁派兵保护。袁正要利用保护之名把大批政治俘虏控制在他的手里。此后，参加御前会议的王公大臣更是寥寥可数了，而少数参加者又都是面面相觑，没有人敢于出头来说反对退位的话。后来还是庆亲王奕劻表示意见说：“咱们已无可用之兵，除了接受退位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直到最后关头，载沣和隆裕太后终于选择了性命重于皇冠的一条路。三北方暴动事件的先后失败。汪精卫的叛卖行为同盟会与袁建立谅解后，就在天津成立了同盟会北方支部，以汪精卫为支部长。同一时期，北方秘密革命党团共和会、铁血会、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等，也在天津联合成立了一个“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会长，孙谏生为副会长，熊得山为秘书长。这是同盟会以外的另一革命组织。在南北和议的前后，这些革命党团曾经几次策动过革命暴动事件，但都失败了。第一次为1911年11月29日(十月初九日)的北京之役。当天夜晚，有秘密革命党团分子组织敢死队，分作五路进攻北京城，被袁派兵扑灭。这次殉难的人有陈雄、李汉杰、高新等。第二次为任丘、雄县起义事件。12月18日(十月二十八日)，北方秘密党团又在任丘、雄县揭竿而起，也被当地政府军击溃，殉难的人有耿世昌、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玉成、罗子云、刘长雄、马荣华、赵世铎等。第三次为滦州之役。这是滦州兵谏事件的继续发展。自张绍曾等离开滦州后，该地仍驻有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部共三营，管带为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随同张绍曾出走的该镇旧将孙谏生，曾秘密回到滦州，策动第七十九标同志于11月4日(九月十四日)起义响应南方革命军，因事机泄露失败，下级军官李孝通等6人被撤职，孙逃到天津参加了“北方革命协会”。他终于取得施、王、张三个管带的同意，再回到滦州来，滦州军乃于1912年1月2日宣布独立，推举王金铭为滦州革命军政府都督，施从云为革命军总司令，孙谏生为军务部长。袁派总兵王怀庆到滦州“宣慰”革命军。王金铭表示愿以都督一职让与王怀庆。王怀庆并不推辞，借口察看地形布置防务，骑马逃出城外，等到革命军发觉从后面放枪时，他已去得远了。1月5日到1月7日，政府军从铁路两翼进攻，都被革命军击退。8日，王怀庆引了第三镇曹锟的军队大举进攻，由于革命军敢死队队长凌子煌是个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动摇了军心，加以张建功因没有取得较高的位置举行叛变，革命军被迫放弃滦州，王金铭、施从云、孙谏生等都在雷庄、古冶战死了。第四次为京、通暴动计划。与滦州起义的同时，“北方革命协会”曾派会员分途运动驻防通州、南苑、齐化门、阜成门一带的毅军，响应滦州起义。他们进行得非常顺利，起义日期定为1912年1月9日，但因滦州起义失败以及汇款未到，决定延期举行。通州秘密机关设在会员王丕丞的家里。不料奸细余临江向毅军总部告密，毅军派兵包围王家，王和联络员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7人被捕杀，暴动计划就不能实现了。第五次为1月16日北京刺袁的一幕。这一幕也是“北方革命协会”所发动的。第六次为1月29日的天津暴动。暴动计划是“北方革命协会”于1月27日召集京、通、保三处的联络员及被联络的各军代表在天津老西开吉祥里本部开会决定的，准备分作三路进攻直隶总督衙门，由姜赐卿率领敢死队140多人担任正面，发动时以抛掷炸弹两颗为信号，并以“直隶”两字为发动日期的口号。天津水师炮筏和韩柳墅、小站的驻军约定同时响应。当天晚上，担任放信号的藏身在总督衙门附近一家木厂里的日本人谷村和两个青年志士，看错了钟点，过早地抛掷了炸弹，各路人马来不及集合，在天津市区内的第一路敢死队只好先动手。总督陈夔龙得知暴动的消息，赶忙扯起金刚桥，各路交通断绝，结果敢死队被军警分途扑灭，革命骨干分子钱钟山、高士俊、林少甫、管国贤、何南屏、韩佐治、江润生和日本人谷村都战死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5)这已经是南北和议将要告成的时候。2月6日晚间，北京有同志打电话到天津来，报告清政府已决定于2月10日退位。这个消息使天津秘密党团感到极大的失望，他们认为用妥协政策换得来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而袁一日不除，*共和制度就一日得不到保障。7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协会”会员易宣、阮琴风不肯接受同志们的劝阻，由天津到唐山，想到锦州再作最后一次的奋斗，在5天之内策动锦州独立。他们走到唐山就发现了跟踪而来的侦探，在开枪互击中他们二人都倒下来了。以上事件，都是北方革命党团脱离南方革命派的和平轨道而别树一帜的革命行动以上事件资料，均由胡鄂公提供……他们不同意对袁的妥协政策，反对廉价拍卖革命的南北和议，并企图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方爆发一次革命，以达到扫穴犁庭的目的。但由于他们缺乏领导和必要准备，均以失败流血为其最后之结局。在此以前，汪精卫在袁的面前曾经吹嘘他有力量制止一切革命党在南北议和时期进行破坏和议的一切活动。滦州独立后，袁打电报质问他为什么不能约束北方的革命活动，他回电委称“起事的人是土匪而不是革命党”。通州破获革命秘密机关时，袁又有电说：“这难道也是土匪吗?”汪肯定地回答说：“是的。”袁在东华门遇刺以及天津暴动案发生时，都有电责备汪事前没有报告，汪在南京回电仍然抵赖为“土匪行为”。汪既已取得同盟会北方支部部长的名义，袁就向他表示，“北方土匪都假借革命党的名义，东边来一个暴动，西边也来一个暴动。我如果加以杀害，别人会要疑心我决心与革命党为敌，没有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请你携带20万元到天津，解散那些五花八门的革命党，叫他们以后安居乐业，不要再干杀人放火的革命事业了。”2月21日，汪果然在天津北洋医学堂召集北方各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各小党一律解散，参加各党派的成员，除参加同盟会者外，一律点名资遣回籍。这一措施激起了各党团的公愤，有人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材抬出来陈列于天津车站，以反对汪的出卖。四清帝宣布退位。南北两个临时政府的并立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清政府从来没有制定过任何形式的国旗。在此以后，它看见世界各国都有国旗，才决定以黄龙旗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龙”为皇帝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在“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时代，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非驴非马的国旗。但是龙这个动物，在现代是没有的，因此西洋人嘲笑龙旗是在一块黄布上画着一条“有爪之蛇”。清政府开始用黄龙旗时是三角形，后来才改为长方形。三角形的国旗也是世界上很奇怪的东西。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所用的是代表18行省的“铁血十八星旗”，后来又改为代表汉(红)、满(黄)、蒙(蓝)、回(白)、藏(黑)五个民族的五色国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的正式国旗，孙中山却坚决主张以*为国旗。他提出如下的理由：贵院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本总统认为未可遽付颁行。清国旧制，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五色旗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且既云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天日之旗，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于南方起义者十余年。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故本总统认为(五色旗)暂勿颁行，而俟诸民选国会成立之后。关于*的问题，孙中山、黄兴二人过去曾经有过一番争论。1906年冬天，孙、黄与章太炎等在东京研究制定革命方略时，谈到制定国旗的问题，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白旗，黄兴认为与日本旭日旗相近似，有“日本并华”之象，主张用井字旗。孙中山忿然说：“我在南洋奔走革命，托命于此旗者数百人，今欲摒而不用，请先把我开除出盟。”由于孙中山火气太大，黄兴也请先将他开除出盟。后经刘揆一、章太炎等调解，才将国旗问题搁置不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6)孙中山咨文中所提的“共和党”，是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因为兴中会在当时是主张共和制度的惟一政党。在兴中会成立的早期，曾经用过红、蓝、白三色旗，红色象征“流血以求自由”，蓝色标志“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说明“人心皎洁而互爱”，合起来就是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三大意义。这个旗帜不久即为青白旗所代替。临时参议院对国旗问题重行讨论，认为青白旗仅是同盟会一个党派所制定的，不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意见，而五色国旗既经武昌革命军采用，就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该院仍然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而将青白旗改为海军旗，并将武昌革命军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规定为陆军旗。通过第二次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的问题就成为定案而不能加以变更了。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出，由17省代表所组成的临时参议院，与孙中山的政见颇有相当的距离。该院虽举孙为临时总统，但对袁的妥协空气仍然是十分浓厚的。这个时候，袁与南方的交换条件早已讲清楚，只待他不论采取任何手段迫使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他本人宣布拥护共和，孙中山即解除临时总统并推荐袁继任。他要竭力保持封建道德的外壳，还提出所谓优待清室条件，根据这个条件，清帝退位后仍能保持其一定的尊荣，在生活上将要受到民国政府的充分优待。优待条件共分为优待清帝与优待清皇族的两部分。大体内容是：清帝退位后仍然保持皇帝的尊号，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清帝暂仍住居宫廷，日后移居颐和园；民国政府每年付给清帝岁费400万元；原有禁卫军饷额仍旧；王公世爵仍旧；皇族公权与国民相等；皇族私产一律受到保护。毫无疑问，这个条件是完全不应当接受的。接受了这个条件，就无异于承认共和制度之得以建立，是出自清朝皇帝的“恩赐”，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国内之国”，为国内国外的野心家留下了一个制造中国变乱的傀儡工具。(后来果然发生1917年7月1日的复辟政变和1932年3月9日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但是，由于南方对袁的妥协空气日益浓厚，竟然进一步地发展到对清政府的妥协，在袁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直接电商后，优待清室条件竟然取得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修正及通过。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其内容如下：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此诏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署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发表。同一天，袁发表了表明自己态度的真电袁表*迹的电报，应当在清帝宣布退位诏后发表，真电应是倒填日期。(“真”是“十一日”的代字。)。电文中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末尾还有一句“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话。通过这两项手续，袁认为已经完全履行了他的诺言，只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但有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第一，以前南北双方协议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而此时袁用政治手腕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国民会议葬埋在还未产生以前。这个问题本来是北方代表团提出来的，因此南方对召开国民会议与否并不予以重视。第二，双方协议首先由袁履行劝告清帝退位与他本人宣布态度的两个条件，然后由南方履行孙中山辞职及改选袁为临时总统的条件。此时清帝所发表的退位诏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一句话，这是原稿所无而由袁亲笔加进去的。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特殊现象，共和政府不是由民国临时议会来选举，而是根据清帝的命令产生的。因此，孙中山电袁抗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7)袁在退位诏中补进去这句话，其用意是怕在他履行诺言之后，南方不履行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的诺言；如果发生这种受骗的事情，他就可以把清帝的退位诏作为他在北京组织另一共和政府的根据，以免他的地位落空袁原拟建议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因与南方成立了协议，才打消了这个主张……接到孙中山的抗议后，他找不出正当理由来回答，就用无赖口吻撇开“清帝的委任”，而在咸电(2月15日)中另提“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作为他取得总统地位的另一根据。这是信口编出来的一句谎言。即使真有其事，这个根据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此外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他表明态度的“真”电中，明明写着受电人为“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这就是承认有南京临时政府的存在。但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他又在对北方的文告中谈到“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中断”，即用“组织*临时政府首领”的名义代替了被推翻的清政府，内阁全班人马不动，仅仅将各部大臣改称为各部首领。他自己用“本全权”的名义，对外照会各国公使通告政权的变更，对内发号施令，事实上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以外的另一个“临时政府”。由于孙中山的质问，他在回答孙的咸电中又说“未遽组织”，以抵赖他另组政府的非法行为。显而易见，他自称为“临时政府首领”，仅仅没有用“临时政府总统”的名义，并且把旧机构全部保留下来，这不是“组织”又是什么呢!他又自称为“本全权”，这个“全权”不是由于清帝的委任又是怎样取得的呢?从这些漏洞百出的言词和行动中可以看出，袁是个完全没有信义、阴毒险狠的封建军事*者。对这样的一个*者采取妥协政策，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五孙中山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北京兵变2月13日，孙中山实践他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他鉴于袁是一个推行实力政治而不肯尊重法治的人，乃在咨文中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日，本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孙认为让位于袁既已成为不可变更的一个诺言，那就只能采取其他方法以避免因让位于袁而可能招致的一切不幸后果。如果袁能够接受这三个附带条件，就可以把袁调离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来到革命军控制下的南京，使他再也不能玩弄实力政治与政治阴谋，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正在加速制定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头上，就可以约束其野心而使之走上法治轨道。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全场一致的17票补选袁为临时总统，并在通告袁的电文中称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之第一华盛顿”。华盛顿是以全场一致的票数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临时参议院每省有参议员3人，但每省只有一个票权。参加参议院的共计有17省的参议员，袁得了17票，而孙中山以前当选时还比他少一票。这件事反映了南京方面因清帝退位而引起的“百事大吉”的心理。2月20日，临时参议院补选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此时袁不再需要清帝委任的“临时政府首领”那个不合法的头衔了，也不再需要“北方军队推举”的“临时大总统”的那个不合法的根据了。他在对内对外的文告中立刻改称为“新举临时大总统”。这个合法头衔是由革命军17个省的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选举出来的。但是，在袁南下就职以前，孙中山仍未解除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仍然存在。同时，北方也有一个“临时政府”，也有一个“新举临时大总统”，这仍然是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袁在未就职前就行使总统职权，为古今中外各国所无，这就显然说明北方的临时政府仍然是非法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8)临时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孙所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新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是孙、袁争执的主要焦点。孙认为如果袁不肯南下就职，就是缺少拥护共和和尊重法治的诚意，而袁一天不南下，他就一天不解职，即使袁在北方以“新举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行使职权，都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为了促使袁的行动合法化，在袁当选临时总统的第三天，孙以临时政府名义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钮永建5人为北上迎袁专使，迎接袁南下就职。袁认为叫他南下是南方的调虎离山之计，他到南京将不能有所作为，将成为一个无权无勇的空头总统。早在他表示态度的真电中就曾经提到：“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他在回答孙的咸电中又曾一再地强调不能南下的理由。他说：“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在以上两电中十分明显地看得出，袁利用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力量来吓唬临时政府，以抵制孙所提出来的第一、第二两个附带条件。他在咸电末尾还拿出放刁的口吻说，“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南方革命军方面的妥协派和投机分子正在以帝国主义不承认民国为虑，正在以南北破裂后将要继续流血为虑，袁的威胁口吻恰恰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早在2月4日，黎元洪等就发表过主张定都北京的通电。这个电报代表了南方妥协派和投机分子对袁迁就无所不用其极的心理。孙处于他们大包围的圈子中。但是，南方五个迎袁专使到北京来了，这又使袁感得有变更策略的必要。他曾经设想到，如果坚持不南下就职，而孙又坚持必须新总统南下就职始行解职的意见，如果临时参议院因他没有南下就职而仍然挽孙留任或者另有推戴，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都是对他不利的。2月25日，袁用极其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欢迎北来的五个专使。他对专使们不再提不肯南下就职的话，而且反过来用极端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路线。他说他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当时一般人的看法，由于五位大员专程奉迎，他不好意思再推托了。29日晚间，五个专使正在迎宾馆就寝的时候，忽然听得枪声四起，接着就看见一片通红的火光映在窗面，不久得知北京的驻军因为反对“袁宫保”离开北京而哗变了。以后枪声越密越近，据说变兵将加不利于五个专使，怀恨专使们要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专使们听了这个惊人的报告，就张惶失措地逃到六国饭店避难。通过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好像完全证实了袁所讲的“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的话不是“骗人”的。但不久就得到反证：变兵是北洋军中最精锐的第三镇，第三镇统制曹锟是袁最信任的忠实奴才。兵变发生后，袁的卫队奉派去“弹压”，而他们也和变兵汇合起来成为变兵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几天内，兵变在北方成为一种急性流行病，靠近北京的天津、保定、通州都曾经发生过，使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北方仍然保持“督”、“抚”名义的未独立省区的当局纷纷电阻“袁宫保”离开北京。必须说明，北京兵变被证实完全是袁所指使的，但是各地的兵变却都是没有任何人指使的真兵变，那些纪律废弛的北洋军没有了解北京兵变的政治意义，而只羡慕他们的同道用这个新奇的行动大有所获，于是纷纷步其后尘而畅所欲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9)北方各地发生兵变后，各帝国主义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英美两国虽然也有调兵进京增强东交民巷警戒的表示，但是它们终究是积极支持袁的政治阴谋活动的，日本的态度则有所不同，日本军在秦皇岛登陆，并且首先由山海关调兵一部到北京来。帝俄也调兵1000人由哈尔滨开到天津。因此，又“证实”了袁所讲的“内讧外患递引互牵”的话也不是“骗人”的。兵变发生后，袁向专使们绝口不谈不愿南下就职的话，反而用极端诚恳的态度谈到他对北方秩序应当负完全责任，以免引起更严重的事态。他建议本人暂留北京6个月，先请黎元洪到南京受任副总统并代行总统职权。五个专使之中有袁的“内线”在内，内线在必要的时候必然是要发生作用的。袁正是通过这个作用，让撤回南下就职的条件从南方专使的口中说出来。果然五个专使出面来替袁说话，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临时参议院，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3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通电南方各省调兵北上协助维持秩序。他说此举“在南可以节饷，在北可以防乱”。这位老实人还是拿“南北一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具有政治阴谋的问题。这个建议引起了袁的震惊，急忙用“各国联军驻京，恐滋误会”的说法，阻止南军北上。临时参议院原系根据孙中山的建议通过这三个附带条件的，当然不会坚持下去。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但又附以另外的三个条件：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这不是三个条件，而是新总统就职前必须履行的三项手续。六临时约法公布。唐绍仪组织民国的第一届内阁。临时政府迁往北京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职。8日将誓词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如下：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到了这个时候，同盟会原定的“调虎离山计”完全破产。但它对袁还建筑了另外一道防线，就是利用临时约法作为紧箍咒套在袁的头上，以限制其滥用权力。临时约法就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修正本。但是两者间有着很大区别：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的是总统制，临时约法采取的却是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于2月8日起草，3月8日通过，3月11日公布。同盟会采取种种方法都不能跳出袁的手掌心，却想利用临时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这又是一件幼稚可笑的事情。从袁宣誓的一天起到4月1日孙解除总统之日止，在这20多天当中，袁在北方就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而称“本大总统”，自以为名正言顺，但是接收手续尚未完成，仍然是两个政府、两个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而北方的临时政府仍然是非法的。在新内阁名单提出前，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由孙中山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也有通电附和。3月13日，袁提出以曾充北方议和总代表的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后，25日，唐到南京提出新阁员名单如下：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施肇基。从袁的一方面说起来，这个内阁表现了各方面力量的平衡，所以他称之为“混合内阁”。唐绍仪一方面是他的老朋友，另一方面又是同盟会的新会员，因此是个具有双重性的典型人物。陆徵祥和施肇基都是无党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分子，他认为这三个人都是无所属的“超然派”。仅仅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是在他的这方面的，而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则都是在同盟会方面的。因此，他认为在分配内阁席次中充分做到了尊重同盟会，而自己一方面所占的席次反而较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10)这是一种骗人的说法。事实上，这两个外交家早已成为北洋军阀的附庸，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与袁之间已经选择了亲袁的路线。因此，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几个重要部都抓在袁的手里，留给同盟会的仅仅是当时无所事事的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冷衙门”。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蝉联陆军总长，其目的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个人的工具。但袁从来把军权看作是产生一切力量的源泉，对陆军总长的人选决不肯轻轻放弃，更不肯同意派一个同盟会的“实力派”首领来担任这个位置，因此改提黄兴为不在内阁体系以内的参谋总长。参谋本部在袁看起来也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同盟会对一切问题都已让步，对这个问题最后也只能以让步了之。此时黄兴忽然产生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表示不接受任何职位，袁就请著名的好好先生徐绍祯担任参谋总长，徐也表示不接受。袁又想用调虎离山计调黎元洪到北京来兼任参谋总长，当然黎更不肯舍近图远、去实就虚，最后才决定请黎“遥领”此职，派次长陈宦长期地代理部务。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临时总统职务，派黄兴以“南京留守”名义(后由袁政府补加任命)主持南方革命军的整编和遣散的问题。各省革命军由于兵多饷少，难于维持下去，黄兴主张以大刀阔斧的手段进行裁兵。他曾建议举办国民捐作为裁兵经费，这是一种极其天真的想法。后来因为办不通，他就采取了强制解散的办法，引起各省伤兵和退伍兵员组织“光复乞丐团”等等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南京留守府于6月4日撤消。这个时候，同盟会除了保持临时约法的一道“灵符”以外，在一切问题上都已表示退却，而参加辛亥革命的各投机派和妥协分子日益倾向于袁，因此袁就进一步力图打消建都南京的定案，以免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尾巴。在他的影响下，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该院亦于4月29日在北京举行开院典礼。这就是所谓南北统一的实现。北洋派在军事战线上不能取得的东西，都在政治战线上取到手了。因此外间渐渐流传着袁想做皇帝的一种谣言。6月25日，袁通电辟谣如下文：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能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鉴。世凯叩有。这个宣言是针对同盟会的某些激进分子而发的，因为他们不满意同盟会上层人物对袁的妥协政策，同时又看出袁进行帝制的叛国野心，便产生了一种策动二次革命以推翻袁政权的秘密运动。从这个电文看得出：袁早已蓄意与同盟会破裂，而他的帝制自为的叛国野心，在所谓“南北统一”的初期，就已露出马脚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1)一“混合内阁”倒台，“超然内阁”难产。袁第一次使用武力威胁临时参议院通过内阁的补充名单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唐被派为南北和议的北方总代表时，没有完全遵照袁的意见办事，曾经引起袁的不满并被撤回。但是，南北和议成立以后，袁急于要加强与帝国主义首先是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又要在形式上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内阁总理人选没有比唐绍仪更为适宜的人物。因此，唐得以组织民国的第一任内阁。唐在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袁就授意叫他参加同盟会，作为插入同盟会的一根内线，并使唐伪装为立于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型人物。唐内阁有袁系的阁员，也有同盟会系的阁员，所以袁认为这在外表上是一个混合内阁，但在实质上，唐与他过去有着深厚的关系，不会跳出他的手掌心，而袁系的阁员又占有几个重要的部，这个内阁是能够完全供他利用的。不料唐这位美国通是资产阶级型的官僚，与一般封建型的奴才官僚有些区别。他醉心于西方国家的*制度，又被“责任内阁”这类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顺的走狗，在某些问题上经常地不向袁请示而自行处理。他又以南北间的桥梁自居，不肯完全站在袁的一面。这些情形与袁利用他作为私人工具的意图完全相反。袁的左右有对唐不满的，又从旁挑拨，硬说唐与孙中山因同乡的关系结合得很紧，“他现在完全倾向同盟会而不倾向总统了”。当唐出进总统府的时候，总统府的人员又相互做怪脸，指着唐的背影子低声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的总统了。”这些话都已钻进到唐的耳朵里。唐总以为袁不致被这些没有见识的人所蒙蔽。一天，唐又到总统府报告一些问题，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听了大为吃惊，才明白袁的确对他存有芥蒂了。一天，唐坐着马车在街上走，迎面有一大群武装兵士护卫着一辆很漂亮的马车疾驰而来，前面两个开道的兵士，手里挥动着长鞭，唐的御者几乎挨上他们的鞭子。唐急忙吩咐把马车避让在路旁。偷眼一看，看见漂亮的马车里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府拱卫军统领段芝贵。他回来告诉人说：“嘿，好大的威风!只有前清摄政王才够得上有这样大的威风。”内务总长赵秉钧很少出席国务会议，遇到重大问题直接向袁请示。内务部竟像是不属于内阁而直接属于总统的一个部。财政收入少而军费庞大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南京黄留守打电报和内阁商量，准备以最少的费用结束南方的军队。唐向比利时银团(华比银行)借了英金100万镑作为南京遣散军队的费用。这是一个在内阁权限以内的问题，不料因此激怒了各方面，首先激怒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它们向袁政府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抗议。其次激怒了袁的私党，竟然套唐一个“接济革命党军费”和“用途不明”的大帽子，使袁唐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在国务会议席上大吵大闹，责怪内阁总理不应当侵犯他的职权。这个弱体内阁眼看就要解体了，而直隶都督的问题发生，就成为这个内阁的一道直接催命符。直隶都督的问题，还种因在唐绍仪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这个时候，顺直议会此时各省谘议局已改称省议会，顺直议会就是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省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谘议局推选的先例，推举直隶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绍仪同意由政府加以任命。唐回到北京时，曾向袁报告，袁也点头表示同意。哪里知道袁的点头同意是假的，他的内心是完全反对这个任命的。首先，王芝祥是一个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此时正在南京充当留守府的军事顾问，把一个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放在靠近北京的地方，掌握一省兵权，对袁的实力政治将要起很大的危害作用。其次，袁认为任免军事大员是总统的特权，绝对不允许把这个特权让给当时的所谓民意机关——省议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2)但是唐并没有窥破袁的内心，认为袁既已同意，就打电报叫王芝祥到北京来面洽。等到王到了北京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再推下去，袁就又一次使用他的法宝来破坏他自己的诺言。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钻出来所谓“直隶五路军人”发出反对王芝祥做直隶都督的电报，袁就以此为借口，撤回他的同意，并且与唐商量，打算改派王为南方军的宣慰使以敷衍他的面子。这个做法使唐感到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面子问题，而是与内阁职权及政府威信有关的严重问题。袁可以失信于唐，唐却不可以失信于顺直议会和同盟会。这个问题内阁不能处理，内阁就不成其为责任内阁，而将降到总统府的一个附属机关的地位。因此，唐表示绝对不能同意这个出尔反尔的意见。内阁不同意又怎样办呢?6月15日，袁把没有经过内阁副署的派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来。这是总统与内阁正面开火的具体表现。根据临时约法，总统命令没有经过内阁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唐虽然忍无可忍，但他终究是袁的老朋友和助手，没有勇气与袁进行法律上的斗争，而只采取了自行引退的办法。16日，他留下了一道辞呈，没有与袁见面告别，就偷偷地溜到天津去了。袁正引唐绍仪出走为一件快事。他只派代表到天津作了一度形式上的慰留，就转入到另组内阁的问题。唐由天津乘轮船往上海，在轮船中遇见一个神气十足的汉子，大声地斥责他不应当弃职逃走，说到气头上，竟然拿出盒子炮来像是要开枪的样子。唐对袁的特务组织早有所知，疑心这个汉子是袁派来追踪和暗害他的，便陪着笑脸解释不能不辞职的苦衷。那个汉子也回嗔作喜地和他攀谈，并且说出他自己的来历，唐才知道不是特务，而是自称为“游侠”的荒唐鬼黄祯祥。这个荒唐鬼有一段荒唐史，几乎送掉了性命。其事如下：由于黄祯祥有游侠之名，黎元洪聘他为湖北船政局总理兼南湖屯垦督办。黎曾下令把停厝在都督府前面空地的彭楚藩(武昌起义前被清朝官吏捕杀的革命军人)棺柩迁葬原籍。黄祯祥出面来阻止说：“彭烈士的棺柩必须葬在南湖。黎元洪是什么东西，他敢不答应，看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给他尝尝老子的手段!”黎听了这些话，十分忿怒，就下令逮捕了他，并且组织军事法庭，审出他犯有私设刑具、殴死佃户、*民女等罪款。按照军律治罪，有一款应当杀头，三款应当枪毙，二款应当终身监禁，五款应当处以一等有期徒刑，就是杀了头再充军也还不足以蔽其辜。湖北起义有功人物孙尧卿、黎本唐等纷纷替他请保，黎坚决不肯答应。后来黄兴有电报替他说项，才改为监禁3个月后解回四川雅州原籍。这是1912年12月下旬的事。唐总理出走后，属于同盟会的四个阁员(工商总长陈其美从来未就职，次长王正廷改代理为署理)连带辞职，施肇基、熊希龄也跟着辞职，而属于袁系的阁员，则全部坐在位子上不动，这也是内阁制的一种怪现象。此时袁还不便于与同盟会立即决裂，所以他伪装诚恳挽留的样子，对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代表阁员们回答说：“我们也代表四万万人请总统准我们辞职。”内阁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第一次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破坏内阁制度的重大政治事件。但是，临时参议院对此不加重视，各报和各政治派别有对唐冷嘲热讽说他“不忍小忿”的，甚至同盟会也认为这是袁唐间个人之争，因而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把临时约法的作用降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在客观上对袁的实力政治起了助长的作用，可见当时各方面的政治嗅觉是很迟钝的。袁提出由外交界一个庸才陆徵祥来组织“超然内阁”。所谓超然内阁，是指这个“无色彩”的外交家既不属于袁系，又不属于同盟会。实际上，这个庸人是袁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不但这样，属于前内阁的外交(陆兼任)、内务、陆军、海军四部总长，居然可以在新阁中蝉联而无需提交议院同意，这又是自有内阁制以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怪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3)7月18日，陆徵祥在通过总理案后出席临时参议院宣布大政方针，并提出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农林王人文、交通胡惟德、工商沈秉坤。他根本提不出什么政见，却把提出阁员补充名单比作开菜单，当时引起了参议员的纷纷责难，并且不加考虑地把他所提的六个阁员全部否决。这个外交家吓得称病移居医院，从此抵死不肯出来。袁认为对陆的打击就是对他的打击，因此，怒火按捺不住，又使用他的法宝，指使军人用发通电、写匿名信、打电话、发传单、开会等等卑鄙手段，威胁参议院通过第二次所提的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这是袁公开使用军人威胁议会，使议会名存实亡的第一次非法行动，却又是破坏临时约法的第二次具体表现。第一次破坏内阁制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他才敢于做第二次的尝试，而程度更进了一步。7月26日临时参议院开会，除蒋作宾未获通过改派刘揆一外，其余五个阁员全部获得通过。这个时候，各方面包括同盟会在内，都认为国家刚刚统一，不容破坏，只有忍让精神才能换得和平。他们没有理解到迁就的和平是极不稳固的，越是迁就，和平就越是难于保持。通过两次的尝试，袁就视临时参议院为可有可无的机关，并且视同盟会为无足轻重的政敌了。二又一次政治阴谋血案——黎元洪做了袁的政治俘虏在孙、黄、袁、黎四个“大人物”之中，当时的“舆论”都称赞黎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在官吏骑在人民的头上的时代，即使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儿，对老百姓也有一套威风和臭架子，好像没有这些就不成其为体统。但是黎的态度使人感到和蔼而谦虚，不觉其有威可畏。在他预辞正式总统的电文里说：“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项城、中山、善化都是地名。善化今合并于长沙，即指黄兴，当时以出生地代替姓名是一种敬称。）很多人都说他谦虚得好。有一个号称为“民国祢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推之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进。他见了什么人都要骂，只有黎是他惟一的歌颂对象。在他笔底下，黎是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到武汉观光，第二天与黎见面。他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一文，对黎推崇备至。他写道：“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一席之间*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黎是站在北洋派与同盟会以外的第三者地位的。他在故纸堆中找到一个会做骈体文章的腐儒饶汉祥做他的机要秘书。此时南北和议虽已告成，但是各省军阀还有争城夺地的局部战争，有些省区还存在着招兵买马、杀气腾腾的紧张状态，使人民感到战争的痛苦和战争的威胁。这个腐儒经常地代黎写出些“吁请息争以苏民困”的骈文长电，这些电文不问谁是谁非，也不提出具体的仲裁意见或者解决纠纷的办法，而只是堆砌一些四六排联的字句，说上一大套“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废话，最后则用“垂涕而道”、“泥首以请”等沉痛语调作为一篇文章的结尾。这些文章与很多人厌恶战争的苟安心理完全合拍，特别是与满足于推翻清政府统治而对继续流血非常害怕的革命妥协派的心理完全合拍。这些人并不仔细地研究电文的内容，甚至连文章也没有看或者看不懂饶汉祥的文章喜用僻典和怪字，除非旧学有根底的人，很少人能够看得懂。，却都异口同声地叫好说：“黎副总统说得真对，我们就是不要战争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4)袁的眼光颇有独到之处，他发觉此公有着沽名钓誉的癖好，而有着这个癖好的人是容易被吸引过来的。因此，他有电必回，并用“苦口婆心”、“仁人之言”、“实获我心”、“永拜嘉言”这类字眼把黎大大地奉承一番，同时在回电中表现他自己也是爱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此时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上的君主立宪派，正需要捧出一个出面的领袖来，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他们发现这个“手创民国的元勋”具有做他们领袖的良好条件，就竭力为之捧场，把他说成是一个救国救民的伟大人物。在文化事业上拥有优势的君主立宪派为之捧场，对黎的评价又起了提高的作用。声誉虽然日隆，黎的内心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自己知道他这个“民国元勋”是逼上梁山弄到手的，而逼迫他参加革命的人，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三武很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尽管别人把他捧上三十三层天，在三武看起来却是个渺不足道的人物。三武对他也很不礼貌，认为他的天下是他们替他打出来的。因此，黎在精神上经常地感到威胁，想把这批恃功而骄的革命分子调出去，推荐到中央去任职。在三武之中他所最恨的是张振武。他介绍张振武到北京去见袁，并说中央将畀以重要的职务。当张振武带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13人动身往北京的时候，他就打密电给袁，加张振武、方维两个人以“煽惑军队”的罪名，请即“就地正法”。这是“调虎离山”和“借刀杀人”的双重诡计。这个“忠厚长者”也仿照袁的榜样，玩弄政治阴谋以达其铲除异己的目的。袁接到这个电报，8月10日不露声色地设宴招待张振武等一行。从11日到13日，又令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轮流设宴，命宿将姜桂题等召集军界袍泽大会表示热烈欢迎。13日黎又打来一个万急密电请求提前处决。张振武等完全蒙在鼓里，14日还假座六国饭店大宴同盟会和共和党两党重要人员。15日一大早，张振武、方维和同来的湖北将校突然被军警捕去，当天就由著名的刽子手、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审问，当天判决张、方二人的死刑，当天执行枪毙。这类政治阴谋血案是袁的拿手好戏，但对黎来说还是第一次，而且这还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由于杀害的对象是同盟会方面的对革命有贡献的人物，就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各方面的骇怪与种种推测。黎的本心是要袁替他担负责任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袁并不替他保守秘密，在宣布张、方两个人的罪状中把黎打来的密电一字不遗地录了进去。很明白，袁是惯于以别人为工具的阴谋家，绝对不肯代人受过，岂肯把这笔血债写在自己的账上。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极其重要的，袁要揭穿这个问题的内幕，使黎与同盟会的关系趋于恶化，而把黎逼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是要揭破黎的政治阴谋，使全国人民了然于那个“忠厚长者”的毒辣手段，并不在他这个“一代枭雄”之下。同盟会对这样一个严重政治问题不能熟视无睹。首先由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接着参议院议员张伯烈等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提出张、方二人的谋乱证据来。还有两个武——孙武和蒋翊武——都早已到北京来了。17日他们跑去会见袁，口口声声要求给他们“免死券”。袁回答临时参议院关于质问案的咨文，仍然把责任推给黎。他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由于袁以政治阴谋回答政治阴谋，使黎的声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他不得不借重饶汉祥的一支妙笔，通电列举“张、方之大罪十四，元洪之不获己者三，自罪者三”。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从优处理张振武的身后事”。黎通电说：“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特派专员迎柩归籍，并饬沿途妥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亲自祭奠，开会追悼，以慰幽魂。”后来张振武的棺柩运回武昌，黎在抱冰堂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并致挽词如下：“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公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不得不伪装引咎辞职，电请裁去副总统一职，并推荐黄兴继任湖北都督和参谋总长。他又怕弄假成真，因此指使湖北军将领通电挽留，另外通电向临时参议院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反质问：“湖北非副总统无以有今日。设一旦动摇，议会诸君能否担兹重责，请于二十四小时内电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5)这个伪善者公然进一步地模仿袁玩弄实力政治的榜样，而且学得很像，他的假面具就完全被戳穿了。袁揭破了他的痛疮疤，黎未尝不感到袁的可畏。但是，由于他看到北洋派的力量比同盟会大，由于受着他的左右的包围，并且由于不倒向袁的一面则他本身将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因此一步步地被拖进袁的迷魂阵中。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违法杀人的大血案。但是，君主立宪派以及其他各政党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同盟会与袁、黎之间的一个争端，竟然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同盟会本身没有决心和勇气对袁黎进行坚决斗争，也表现出了虎头蛇尾的态度。而在袁的方面，却想利用这个问题达到另外一个目的。他伪造了张振武被杀前写给黄兴的一封未发的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承嘱杀元洪事，已布置周密。”他企图利用这个伪证，在他准备和同盟会正式翻脸的时候，加黄兴一个主谋杀人罪而加以逮捕。此时他忽然又有一套新的计划，就是他已电邀孙、黄、黎三人来京举行会议，想利用“四巨头会议”的形式粉饰中国之统一，以加强其统治地位。他曾经估计到孙、黄二人是不肯北来的，如果他们不肯北来，就可以把破坏统一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身上。不久孙中山从上海动身到北京来，而黄兴随后也来了，他就停止了前一阴谋计划的进行，仍然保持其与同盟会表面合作的关系。孙中山路过天津的时候，有一个和他认识的总统府秘书会见了他，向他泄露了袁准备陷害黄兴的密谋。孙中山打电报把这个密谋内容关照了黄兴。黄兴是个直性子的人，就直接打电报向袁追究根源。袁回电矢口否认有其事，并且否认总统府有这样一个秘书。三同盟会合并四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君主立宪派前后组织共和党、进步党张振武血案发生后，同盟会认为袁的手段太毒辣，反对孙、黄二人轻入虎穴和那个杀人魔王见面。但是孙并不关心个人的安全，想用自己的诚意说服袁同意迁都到南京，摆脱北方的旧势力，而与同盟会真诚合作。他于8月24日到北京，距离血案发生不到10天。孙敢于“单刀赴会”，不能不引起袁的暗中敬佩。他装出竭诚欢迎的热情，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到前门外去迎接，并命北京军警以总统之礼相迎。北京市民也都悬旗欢迎。孙到北京之前，北京各政党即已开始了分化和合化的重大演变。原来在南北和议成立的前后，有些只知有民族主义(事实上是排满主义)的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消失，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组织一些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另外有些小政党则是时代的新产物，挂上一块招牌，发表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大名鼎鼎的政治要人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政治投机活动。有些政党是以地区关系或历史关系结合起来的。这些政党没有旗帜鲜明的党纲，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跨党脱党，视为故常。他们所推戴的领袖，甚至也被其他的党推为领袖，而被推者对任何党都不关心。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相互对立的政党，主要是同盟会与以江浙人士章太炎、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临时政府北迁后，“统一党”与以湖北人士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和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烈等所组成的“国民协进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外，参议院还有谷钟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立于第三者的地位而有举足轻重之势。在此时期，同盟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通过私人关系与“统一共和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宋教仁是湖南所派的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极力主张采取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由于他少年气盛，别人都说他想做内阁总理，而此时人人都是眼高于顶，一个太露锋芒的人自然容易招人之忌，因此，临时参议院所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内阁总理，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这就是对宋的个人打击和对同盟会的打击。甚至孙中山提出宋为内务总长时，也未获通过而改提程德全递补。但当孙中山让出临时总统时，大家又觉得总统的权力太大，怕袁滥用职权推行*制，便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件事说明了临时参议院本身对国家*不是采取了认真严肃的态度，而是感情用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6)实实在在，宋是想做内阁总理的。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的阶段，他所持的政见与孙中山不同：孙主张将政权尽让与袁，同盟会退为在野党，专办实业、教育，宋则主张“毁党造党”，这就是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并在国会中取得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从而担负起组织政党内阁的责任。这个主张也就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的斗争，而在国会方面、内阁方面取得优越的地位，使袁成为一个没有实际行政权力的总统。这个主张很快地获得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渴望政权已久，在革命成功之后退为在野党，是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符合的。宋不仅是个很好的演说家，而且是个驰名全国的政论家，经常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他不仅与统一共和党取得联系，而且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三个小政党取得联系。这三个小政党是由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分泌出来的一些混合组织。在孙中山到北京之前，同盟会合并以上四个政党组成为一个大政党的基础就已打好了，只等孙一到就正式宣布。孙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孙出席发表了组织*的演说。同盟会原来以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宋教仁等为干事。自改组为国民党后，改推孙为理事长，黄、宋等9人为理事，并设参议30人以容纳各方人才。国民党的成立，使宋立刻成为党的核心和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在国民党扩大组织的情况下，共和党当然不甘示弱，也就急起直追地扩大它的组织。事实上共和党是以君主立宪派为中心，吸收其他各党而与同盟会相对抗的一个政党。君主立宪派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前清末年，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所组成的“宪友会”就是君主立宪派形成政党的初期。武昌炮声一响，各省的该派人士多与同盟会合流参加了革命，特别显著的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直隶的孙洪伊等。当然，在*革命的旗帜下，“宪友会”这块招牌已经不合时宜，但他们相互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的联系，隐然成为同盟会以外的一个较大的团体。他们参加了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转变为临时参议院的过程中，他们吸收了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一些小政党成立共和党，形成了与同盟会对抗的一个力量。但不久由章太炎领导的统一党又分化出去了。同时，与共和党出自同一根源的、由君主立宪派汤化龙所组织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孙洪伊所组织的共和统一党，吸收了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小党，合并起来成立*党，推戴回国不久的梁启超为领袖，这是共和党的兄弟党。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参议院在正式国会召集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10个月内，临时总统应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国会成立后，应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制定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早在1912年1月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了国会采取两院制。到8月10日，以总统名义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从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国会的选举。选举揭晓，国民党两院议员共占392席，共和、*、统一三党联合起来仅占223席。国民党的压倒优势使君主立宪派为之失色，同时也使袁感到失望。但是，必须说明，国民党所占的优势仅仅是数量上的优势，其中有很多党员是新吸收进来的投机分子。1913年5月11日，在梁启超的建议和主持下，共和、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因此国会中四党并存的局面变成了两党对峙的局面。此时梁的“保皇党”影子还没有完全淡下去，还不便公然出面来担任国会中第二政党的领袖，为了加强进步党的号召力，他们就抬出原系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那位具有“朴素”、“谦虚”、“和平”之“美德”的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对抗以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当然，黎仍然只是该党名义上的领袖，其实际负责人为汤化龙与梁启超。汤梁并称即起于此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7)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历史变局。清朝末年，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是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团体，而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个拥戴清帝的改良主义派忽然参加了推翻清帝的革命运动，这是第一次的大变局。此时又由合而分，回到原来互相敌对的地位，又是一个大变局。此时已经没有关于国体问题究应为君主立宪抑为*共和的争论了。因此，以前的君主立宪派逐步地蜕变为进步党，自居为国民党与北洋派以外的“中间派”，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这个“独立自主”的政党既然与国民党具有对抗性，它对袁就不能不起帮助作用。这一作用发展到后来，它就不能不倒向袁而成为袁的政治工具。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是不会感到兴趣的。袁是一个醉心实力政治的人，根本没有把立法机关放在眼下，因而也没有进行组党工作。直到国民党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政党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有集合力量抵制国民党的必要。除了用金钱和地位收买国民党的变节分子外，同时也注意到物色一个国民党以外的政党来充当他的政治工具。他对共和党、*党或进步党当然不会有好感，因为该派的主要人物正是他以前出卖过的政敌。但是，他懂得“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他的“老师”李鸿章在外交上惯于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认为这个策略在国内同样也适用。因此，他与进步党保持密切联系，利用他们对抗国民党，利用旧政敌打击新政敌，而这些工作也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兹将袁梁二人勾结的情况概述于下：戊戌政变时，梁启超得到日本人山田、小村俊三郎、野口内多三个人的掩护，由天津逃到日本，继续保皇立宪运动。*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黎元洪转电中央政府起用他的老师，而袁也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头子延揽回国供他利用。袁向孙中山说：“辛亥年我组织责任内阁时，曾请梁卓如(梁启超)回国来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现在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对我们没有害处，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孙中山同意了这个意见。10月21日，梁由日本回国，在北京德昌饭店招待报界表示他的态度说，“乙未年(1895年)秋天我们成立强学会时，曾用木刻发行一种报纸，就是有论说而无新闻的《中外公报》。该报于是年11月26日被清政府禁止发行。次年2月，我们创办《时务报》，又因提倡民权开罪于资本家张之洞。丁酉年(1897年)冬天，我在湖南时务学堂主讲，每天批改学生的札记不下万余言，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报纸。此后，我们曾经先后发行《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等。《新小说报》载有一篇小说，名为《新中国未来记》，其理想国名为大中华*国，纪元为壬子年(即民国元年)，并且第二代大总统的假设人名为黄克强。今天看起来，这些理想竟像预言一样。自癸卯(1903年)、甲辰(1904年)以后，《新民丛报》就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张，并且在此以后所发行的《政闻报》、《国风报》，几乎每天都在与清政府作战，我们曾断言世界历史上不会有宣统五年(就是清政府预定立宪的一年)。当然，今天会有人说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因而不配有发言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就是依靠两党合作才能达到成功的，换言之，社会进步必须由激烈、温和两种不同的派别互相推动，才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我们从来是只争论政体而不争论国体的。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这并不存在有政治节操的问题。”这些话都是替他自己进行的狡辩。他是一个崇拜实力政治的人，在回国之前与袁已有勾结，回国之后更成为袁用以对抗国民党的一个工具了。四袁发表“四巨头”联合宣言。荒谬绝伦的“政党内阁”出现黄兴在南京担任留守的时候，好几次有刺客要下他的毒手，都被他躲过了。当时就有人怀疑刺客是袁派来的特务分子。由于黄在南京大刀阔斧地解散南方革命军，很多野心家被他置于无权无勇之地，因此又有人怀疑是这些野心家干出来的勾当。这两种揣测之词都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同盟会的领袖中，袁所仇视的主要对象是“实行家”黄兴而不是“理论家”孙中山。袁本身就是个实力的崇拜者，他以为敌党的理论家对他的危害性不大，而实行家是善于兴风作浪而难于应付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8)自张振武血案发生，黄兴对国民党与袁合作的政策表示更大的怀疑。他早已结束了南方军事，于6月14日解除了南京留守的职务，此时逗留在上海，不愿北上参加袁所召集的“四巨头会议”。孙中山到北京后，错误地认为袁的品质并不如传言中之恶劣。他极力劝黄北来，在致黄的电中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孙中山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袁加入国民党，自己愿意以党的领袖地位让给袁，使之能为党所用；说服袁遵守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其个人野心和违法行为；说服袁仍然迁都到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与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担保袁一定当选，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9月6日，他曾经抽身到张家口眺望长城景色，并参观詹天佑所设计的京张铁路。此外在北京一共住了一个月，与袁进行过十多次的会谈，但都没有谈到此行的三个目的。他曾经谈到“耕者有其田”，又谈到收回硬币代以纸币的政策，而使他感到诧异的是：他每次提出来一个问题，袁就叫一次好，完全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袁也谈到梁启超将要回国，希望孙中山不念旧恶予以效力民国的机会。孙也接受了这个意见。一天，孙表示愿在10年之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100万。袁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回报了一声“大总统万岁”。9月9日袁以总统命令发表“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是9月11日到北京来的，袁同样予以盛大的欢迎，并且授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孙中山曾与前清摄政王载沣互相拜会。孙向他解释说：“这次革命并非以排斥满族为目的，而是以平等地位联合五大民族成立一个大*，使中国由贫弱转为富强。”前清隆裕皇太后曾命“太保”世续开放颐和园欢迎他，又命贝子溥伦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人。黄兴本来是不打算到北京来的，而既来之后，受袁的迷惑比孙更厉害。他当面劝袁加入国民党，并且许以推为党的领袖。袁不作肯定的回答，却把这件事暗中告诉杨度说：“皙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的模样吗?”他情不自禁地狂笑了一阵，接下去说：“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也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革命党。”黄兴不但当面邀请袁入党，同时还到处拉人入党。这位民国伟人竟然天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为不论生张熟魏，也不论以前与同盟会为敌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国民党，就应当引为同志而不必怀疑其诚意。他曾经邀请过袁手下的特务机关主持人赵秉钧入党。赵在私下里请示于袁，袁就叫他入党以便充当他的内线。黄又邀请杨度入党，杨说：“你们哪一天放弃责任内阁制，我就哪一天入你们的党。”黄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话，入党有附带条件!”这个时候，正是陆徵祥一再表示辞职，内阁总理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袁曾经表示拟提沈秉坤为国务总理。这是袁用以拉拢黄的一种手段。沈在国民党的资格很浅，而内阁原班人马不动，国民党摆进一个光杆总理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国民党决定在正式国会尚未召集时，以维持过渡性的内阁为宜。黄兴根据党内的意见，向袁提议改赵秉钧的代理内阁总理为正式内阁总理，并推荐沈秉坤为内务总长。内务部是一个具有民政权和警察权的重要部门，袁要派私党朱启钤继任，乃改派沈为有官无职的浦口商场督办。沈秉坤是清政府的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在南京找到同乡人黄兴，得任留守府高等顾问及国民捐督办，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的参议。他经常称呼年仅38岁的黄兴为“克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9)陆徵祥辞职时，袁假意地向黄兴提出以沈秉坤组阁的意见，但他是国民党新吸收进来的一个党员，又因内阁人马原封不动，国民党不愿叫一个历史关系很浅的人来组织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因此，黄向袁建议派代理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组阁，并推荐沈为内务总长。袁又不愿以非嫡系的人为内务总长，就改提朱启钤，而任沈为有名无实的浦口商场督办。同年11月28日，沈以脑溢血死于北京杨梅竹斜街鸿升栈。9月22日，袁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内阁总理，由于黄兴尽力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袁就放出空气来说：“赵秉钧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政党内阁，荒谬绝伦的政党内阁。内阁问题解决，下一步骤就是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了。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北来。袁打电报把他和孙黄二人会谈的经过告诉他，并且请他列名于四巨头的共同宣言。9月25日，袁通电宣布：“与孙黄二先生讨论后，并征得黎副总统同意，决定八大政纲条文于下：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四巨头会议仅仅是袁、孙、黄三个人在宴会后进行漫谈，既未经过讨论和争论，也就不可能提出主要问题得出一个共同意见来。这个内政大纲是袁所草拟的。条文抽象而不具体，有些竟是空洞无物的东西。袁发表这个宣言不是没有目的的，除了利用孙、黄、黎三个大人物列名以粉饰中国之“统一”与他们的“合作”关系外，还从这个宣言中取得把一切大权抓在他的手里的保证，让他主持军事，举借外债，执行卖国的外交政策。条文第四项暴露了他在外交上所走的是英美路线：“门户开放，输入外资”都是美国企图插足于中国的口号和方针，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独占欲”是不能相容的。八项条文没有一项提到遵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和贯彻责任内阁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谓中央好像就是袁个人的中央。国民党所主张的首都迁回南京的问题只字不提。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大计的宣言，事前并不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征求当时号称为人民代表机关的临时参议院的同意，而仅仅用几个具有实力背景的大人物的名义发布出来，这就不啻是否定了*精神，撕毁了临时约法，同意了袁的实力政治。前面说过，孙黄二人已经宣布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推荐袁为惟一的候选人，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因此，在正式国会召集以前，全国人民已经能够推想到正式总统的选举结果。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责任内阁制，国民党在国会总选举中取得了压倒的优势，而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宋教仁在上海、南京、安徽、湖北、湖南一带作政治旅行，到处发表演说鼓吹责任内阁制，在各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全国人民已经能够推想到组织正式政党内阁的人选。在民国第一个*的一天，袁发表命令，授孙中山以大勋位，授黄兴、黎元洪、唐绍仪、伍廷芳、段祺瑞、冯国璋以勋一位。孙黄二人都表示不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总统杀人，伟人造反”(1)一又一次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血案——宋教仁被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