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武夫当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1)一清政府起用袁为湖广总督。袁向清政府提出六条件“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是袁世凯下台后在养寿堂做的一首诗。他的亲友和僚属们看了这首诗，都不免窃窃私议，认为诗虽不佳，气派可不小，何其大类帝王口吻也!1909年1月，清政府硬说袁患有足疾，叫他回籍养疴。他明明没有什么足疾，但又不敢否认，只得战战兢兢遵旨下台。他因故乡项城交通不便，就在河南彰德府彰德府今改安阳市。定居下来。袁是个警惕性很高的人，意识到今后如不韬光养晦，可能还有不测之祸降下来，因此，他极力装作闲云野鹤之身，经常偕同亲友饮酒赋诗或泛舟垂钓，以示其不再为出岫之云。袁下台的时候，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手下的大特务赵秉钧被勒令辞去民政部右侍郎(1909年3月23日)，于是京津警察大权又入肃亲王善耆之手；他的老搭档杨士骧不久病死了，清政府派满族人端方继任直隶总督(1909年6月28日)；他的老朋友唐绍仪被免去邮传部尚书，由其政敌盛宣怀继任(1911年1月6日)。此外北洋军的高级将领，也经常有所调动，换上了一些非北洋派的新人。另一方面，袁在政治上却还拥有相当大的潜势力：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仍然以金钱关系受他雇用；陆军部大臣荫昌跟他也有互相勾搭的老交情；他的老朋友徐世昌是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球，因为巴结上摄政王载沣，不但没有因袁党的嫌疑受到排斥，反而外放总督，内调尚书，红极一时，此时竟然爬到内阁协理的地位(相当于副总理)。在各省督抚大员中，袁有着不少的亲戚故旧，仍然跟他保持密切往来。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农商部当右丞，替他通风报信，还做了许多串联工作，事实上等于他的驻京办事处长。在军事上，北洋军各级将领仍以小站旧人占多数，他们早已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自袁下台以来，清政府建立了禁卫军并逐步将兵权集中于皇室中央，因此，更加证明了北洋派的利益与袁个人的利益是紧密地联在一起的，这就更加引起了他们对袁的“去后思”。北洋派大将冯、段等人经常轻车简从地到彰德来提供情报或有所请示。各级将领也有前来烧冷灶的，袁都用极其亲切的态度来接待，临别时还要致送一笔丰厚的路费。他用这些手段保持了他和北洋派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根据以上情况，袁世凯名为隐居养疴，事实上仍然不失为“结交天下英雄，预闻朝廷大计”的大“好老”。武昌炮声一响，清政府于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派荫昌统率北洋军之一部南下去“平乱”，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兵舰协同作战。当时革命军没有海军，而陆军的兵力也远远不及政府军。清政府虽然很惊慌，但还认为扑灭革命军并不怎样困难。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续下谕旨：“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着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着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着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京畿”。这时，袁世凯敏感地意识到他的“东山再起”的机会业已到来。他从不错过一分钟的机会，立即通过徐世昌的关系，由奕劻奏请清政府起用他南下讨伐“叛军”。按照当时的形势，禁卫军要留在京城保卫皇室，北洋军第一镇要留在直隶看守老家，第五镇要留在山东巩固北方，此外凡可以调动的北洋军，都是往日袁所训练的旧部，为了迅速扑灭武汉革命军，载沣被迫于10月14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这道命令并不使袁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没有把前方军事的指挥全权交给他，只派他做荫昌手下的一员副将。再则，他不能不顾虑到急于出山也将引起载沣的怀疑。因此，他用“足疾未痊”的理由辞谢这个任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2)可是奕劻的肚子里不能不暗暗纳闷，明明是袁授意他出面来保荐的，现在目的达到了，为什么又要装腔作势地不肯受命呢?因此，他叫徐世昌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秘密到彰德去摸袁的底子。徐到彰德与袁进行了一度密谈，就很快地跑回北京来，装做很生气的样子回报奕劻说：“真是不成话，他还提出了一些就职的条件!这些条件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我看，让他去吧，不见得没有他前方就不能打仗。”奕劻问他提出哪些条件时，他又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来。直到盘问得紧，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如下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饷粮的充分供给。这是袁、徐串通一气地演出来的一幕双簧戏，袁所提的条件是真的，徐所表现的态度则是假的。这些条件就是要把军事和政治大权都从满族大臣的手里夺过来，使清政府成为一具活尸，完全听受他的摆布。根据这些条件，不但皇族内阁奕劻要下台，连掌握国家大权的载沣也要退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袁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些足以吓倒清政府的条件，是由于他此时在北洋军的严密保卫下，清政府不可能下他的毒手。这些条件，还要把革命军保全下来，以便作为挟制清政府的武器。事实上，自从武昌起义以来，清政府从各方面得来的情报，已经知道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加深，已经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懂得用缓和和欺骗的手段来代替血腥*的手段是比较高明的。因此，10月19日(八月二十八日)下了一道“上谕”：对“从乱者”不究既往，对官方所破获的革命党人的名册，立即予以销毁。这是与袁所提的第四个条件大体上相符合的。但袁所提的其他五个条件，与改朝换代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清政府不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是不会甘心接受的。荫昌南下后，北洋军停留在信阳与孝感之间，兵车拥塞不通，并不认真执行荫昌所发布的向汉口进攻的命令。从10月22日到24日(九月初一日到九月初三日)，一省接连一省宣布脱离清政府，不仅壮大了武汉革命军的声势，而且北方也受到革命力量的严重威胁。10月25日(九月初四日)，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进展到三道桥，惊慌失措的载沣不得不向袁表示第二次的让步，于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发表上谕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其职务。上谕说：“陆军部大臣荫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着即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荫昌再行回京供职。”同时下令变更战斗任务，派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担负后方接应。以上两军连同赴鄂的所有海陆军队，均归袁世凯节制。二袁的和平试探。黄兴化装到汉口清政府授袁为钦差大臣的同一天，冯国璋奉令下了进攻汉口的命令，北洋军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进发。由于革命军前敌指挥官张景良通敌，火烧军火库为内应，加以降舰建威、江元等号忽又反水驶回丹水池江面，炮轰革命军后路，28日革命军接连放弃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退守汉口市区。大智门车站被北洋军占领。这是袁的一石两鸟之计：他在未出马之前，先给清政府一点甜头以抬高其身价，另一面也给革命军一点颜色以打击其骄气。他深深领会到历代权臣“养寇自重”的道理，对革命军不愿采取猛烈进攻。他既要利用革命军以威胁清政府，又要暂时保存清政府以对付革命军。他就是用这种两面手法来投机取巧的。就在10月27日这一天，有两个秘密使节由汉口过江到武昌，要求面见黎大都督。这两人就是袁所派来的蔡廷干和刘承恩。他们持有袁的亲笔信和驻汉英国领事葛福的介绍信，过江来与黎接洽停战条件。这使黎面临到一个难于决定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接见他们。黎的内心很想知道袁究竟提出了哪些条件，但又害怕在他身边的同盟会会员骂他没有决心进行革命斗争，因此踌躇不决。他没有想到那些革命党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孙武、胡瑛两人认为既有英国领事的介绍信，就不妨和他们见面一谈，吴兆麟、张振武两人则反对接见他们。黎采取了第一个意见。他们拿出袁的信来给黎看。黎看见信上前一段有“朝廷已实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3)立宪，从此不必大动干戈，望革命党人悔罪投诚，保证不究既往”等语，就把原信退还，并且沉下脸色来说：“什么，袁慰亭到今天还想替一人一姓说话!”这个时候，就有都督府的三个职员朱树烈、范义侠、萧鹤鸣跑进来，抽出指挥刀子恶狠狠地说：“谁主和谁就是汉奸，请吃我们一刀!”蔡廷干和刘承恩都吓得脸上变了颜色，黎派人把他们护送过江。黎向在座诸人说：“昨天美国领事跑来看我。他说孙逸仙博士就要由美国动身回国。他回来就有办法了。”（这段资料由胡鄂公提供。当时胡任都督府高级侦探、普通侦探、步探、马探四科联合办公处主任。刘蔡两人就是由巡逻江岸的步探带到都督府来的。）这是袁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一次和平试探。此时他还在彰德“抱膝长吟”，但是他已经看出清政府必然跳不出他的手掌心，所以放心大胆地按照他的计划办事。在他还未就职之前，就有秘密使者派到汉口来，并且通过英国领事对革命军进行了和平的试探，这不但说明了袁的无限野心，同时也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无限野心。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黄兴偕同宋教仁、陈果夫、李书城、耿觐文、曾可楼等赶到汉口。黄兴在香港接到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电报，武昌已经起义，请他速来武汉领导革命，他立即动身赶到上海。当他到上海的时候，听得汉口战情危急，又立即化装偕同宋教仁等混在上海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里面，乘外国商轮赶到汉口。此时汉口已危在旦夕，武昌的人心也很浮动。黎元洪立刻派人把黄兴迎接过江来，并且立刻在鄂军中挑选了一个很高大的人，骑了一匹很高大的马——这匹马就是革命军都督举行誓师典礼时骑过了的，手里举着一面很大的旗子，旗子上写着“黄兴到”三个斗大的字，在武昌城内外跑了一个大圈子，想借重黄兴的威名来稳定动摇的人心。黄仅仅和黎讲了几句话，就立刻过江到汉口亲自指挥战事。三第二十镇在滦州举行兵谏。袁世凯南下督师正当南北两军在汉口、汉阳进行血战的时候，北方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武昌起义前，清政府曾经抽调驻防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进关来举行秋操，这支军队开到滦州后，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清政府令其暂驻滦州待命。10月29日(九月初八日)，该镇统制张绍曾突然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等，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就在同一天，山西宣布独立，并组织革命军集中娘子关准备出发。这好像一把铁钳子把北京紧紧钳住，清政府看到死神已在向它招手。但清政府仍然竭其所能作最后的挣扎。它手忙脚乱地把京奉路的列车扫数开到北京来，以防“兵谏”部队长驱而入。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又迫不及待地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下了一道用以欺骗人民的“罪己诏”；下令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下令嘉奖张绍曾，授以侍郎衔，派为长江宣抚大臣；一面又通过徐世昌勾结第四十协协统潘榘楹，逼迫张绍曾南下就职。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迁都热河。10月30日，资政院就用开特别快车的步伐着手起草宪法，11月3日(九月十三日)就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奏报上去，11月8日就公布出来，并且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以前君主立宪派曾经流过多少次的血，多少人亡命到海外，多少改良主义团体作过多少次的和平请愿或痛哭陈词，才争得来一个缓兵之计——9年或5年的预备立宪期，而此时仅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看见宪法的影子飘浮在眼前了。滦州兵谏是脱离袁的政治阴谋轨道的一件大事。此时他还在彰德装腔作势，因为清政府对他所提的六个条件还没有给以全面而满意的回答。他用又惊又喜的态度迎接滦州兵谏的消息。当然，他正好利用这个意外事变作为一个武器，压迫清政府接受他的全部条件，但又害怕清政府垮台太快，将使他失去一个可供利用的工具。因此，他于11月1日(九月十一日)离开彰德到孝感视师，到孝感后立即致电清政府，劝阻“北狩热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4)滦州兵谏后来竟成为虎头蛇尾之局。第二十镇原是从北洋六镇中各抽出一部分混合编成的，将领中有的具有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意识，可是大部分军官仍然是北洋派的老底子，具有封建思想，因此在该镇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很难统一起来。张绍曾不举起推翻清政府的鲜明旗帜，而采取“兵谏”的手段来威胁清政府，就是受到部下的牵制的缘故。由于清政府对他们施以分化手段，就使保守派的力量大为加强，张绍曾因站不住脚而走开了。滦州兵谏事件表明：清政府以前坚持不肯放弃君主的特权，哪怕是很少一部分的特权，而当它受到致命的打击的时候，就露出一副俯首听命的可怜相来，企图以此保全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但是它的可怜相的后面隐藏着力图反噬的狰狞面目，它一面接受张绍曾等所提的条件，一面用阴谋诡计瓦解第二十镇并迫使张绍曾出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四石家庄血案——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身死紧接滦州兵谏之后，11月6日(九月十六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人刺死，这是北方发生的又一件惊人大事。这件大事恰恰与滦州兵谏相反，完全是按照袁的政治阴谋轨道进行的。吴禄贞一方面与清朝亲贵良弼保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会员。吴禄贞当荫昌带兵南下“*”武汉革命军时，他自告奋勇地请清政府调他的部队开往前方作战。清政府已经疑心他是个“危险人物”，疑心此举“别有用心”。清政府不敢把他逼上梁山，乃用假言假语嘉奖他，暗中却指示荫昌随时提防着他。吴果然随即露出马脚来，在石家庄截留南运的军火，后来又通电指斥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火烧汉口的罪行。滦州兵谏事件发生，清政府因为吴和张绍曾是士官同学，第六镇和第二十镇又有着同根并蒂的历史关系，因此派他到滦州进行宣抚工作。但这是清政府的表面文章，其真实用意是要把他调离他的部队，使他兴不起风，作不起浪来。吴到滦州时，张绍曾等正好要借重他的威望以加强第二十镇内部的团结。吴向第二十镇官兵发表了一次动人的演说，又与张绍曾商定两路会师北京的军事进攻计划。清政府在接到这些情报后更为吃惊，匆忙地发表命令提升他为山西巡抚，派他带兵去打山西的革命军，这又是一个用地位诱惑人、用“敌人打敌人”的诡计。吴接到这道命令后，即由滦州回到石家庄，并且单骑到娘子关和山西军都督阎锡山见面(阎也是士官生出身)。他和阎商定了第六镇、第二十镇、山西革命军三路进攻北京，分别截断京汉、京奉、津浦三路交通的计划，同时派人到湖北与武汉革命军进行联系。山西军推举他为燕晋联军大都督。他回到石家庄的时候，就向清政府谎称“山西革命军愿意受抚”。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内部已经有了袁世凯的奸细。吴与各方面的关系，无论同盟会方面或良弼方面都是袁的敌人。吴的活动不但对清政府极端不利，对袁也是极端不利的。第六镇也是内部有两种不同倾向的一支队伍，袁早已收买了被吴革职的前任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做他的奸细。他又估计到吴不会带兵进攻山西，于是秘密指使代理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率部进攻山西以拆吴的台。但是吴很快地就由娘子关回到石家庄来，袁的分化政策来不及实现，就进一步地指使周把吴暗杀掉，袁许以事成之后升任为第六镇统制以酬其功。于是周又收买了吴的卫队营营长马惠田，叫他把吴干掉，许以事成之后给以2万元的奖金。11月6日(九月十六日)，马把他的兵士秘密地布置在正太路车站的周围，他自己走进车站(吴的司令部设在车站内)向吴报告军情。当吴送他走出门时，马发出暗号指挥伏兵进攻车站，这个年仅32岁的青年统制与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等同时被乱枪打死。石家庄血案是一个极其恶劣的开端，对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进行阴谋暗杀，收买别人的部下背叛长官，这个恶例在后来袁当权的时代继续运用，并且成为继起的*者消灭政敌的一道蓝本。另一方面，像吴禄贞这样一个门户洞开丝毫没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不但本人丧身于阴谋家之手，并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对革命工作者又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5)吴被杀后，周符麟回任第十二协协统，第六镇统制则由第十一协协统李纯升充，这对叛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袁阴谋杀吴具有两个动机：第一，他要挽救清政府立刻被推翻的危机，要留着这个工具以对付革命军；第二，他以北方惟一的实力派自居，如果革命力量在北方生长和发展起来，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险。因此，他把消灭北方敌人的工作看得比对付南方革命军的工作更为重要，在那个时期几乎是用全副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滦州兵谏和吴禄贞的活动都以失败为其结局。这不仅由于第六镇与第二十镇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而且由于张绍曾本身就是个摇摆不定的投机分子，吴禄贞是个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冒险主义者。没有这些缺点，清政府的分化政策和袁的暗杀阴谋是无所施其伎俩的。五袁夺取皇族的兵权。载沣解除摄政。汪精卫受袁收买袁在北方的两个危险力量已经消除了，清政府也已被迫完全接受了他的六个条件，11月9日(九月十九日)，通过资政院的选举形式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袁带领大批卫队威威武武地到了北京，16日(二十六日)，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其名单如下：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度支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这个名单除了袁的私党外，还网罗了一些君主立宪派人物，甚至保皇党首领梁启超也榜上有名。名单中一部分人物没有到北京来就职，袁的真意是想吸收他们作为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的点缀品，并且借此把他和他们之间互相敌对的旧账一笔勾消，对他们是否来京就职是不关心的。袁到北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北方和北京的军事大权完全揽在自己的手里。他已经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镇及毅军姜桂题等部的节制调遣全权，但是北京城内还有名义上由摄政王载沣统率而事实上由载沣的兄弟、军谘府大臣载涛统率的禁卫军，对他还是一个心腹之患。因此袁向清政府建议，皇族大臣应当出征南方以为各军的表率。这样，就使胆小如鼠的载涛自请解除军职，袁立刻推荐他的老朋友徐世昌继任军谘府大臣，并从汉口调回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军统。湖北方面，他派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全权主持军事。他又把自己带来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而把禁卫军调驻北京郊外。责任内阁成立后，载沣就解除了“摄政王”，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袁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要争取与同盟会及革命军议和的机会，以便达到政治投机目的。他除了依靠帝国主义从中牵线外，还搜罗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当年以行刺摄政王而名动一时的汪精卫。原来从滦州兵谏事件发生时起，清政府被迫对革命党人采取怀柔政策以代替过去的屠杀和拘禁政策，汪精卫、黄树中与罗世勋都从牢狱里释放出来，汪被发交两广总督张鸣歧试用。袁的特务头子赵秉钧看出汪是个可供利用的人物，就极力劝袁奏请留京试用，而汪也庆幸得到一个有权有势的新主人，从此就心甘情愿地为袁卖力。袁命长子袁克定与汪结拜为盟兄弟，又叫策士朱芾煌参加，共同开辟渠道与武昌革命军对话，想通过和谈来达到其窃国阴谋。朱芾煌，四川人，老同盟会员，早已被袁收买。袁又指使杨度与汪合作，组织“国事共济会”为调和南北的机关，这正是袁的政治阴谋机关之一。六革命军退出汉口、汉阳。袁的第二次和平试探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黄兴在汉口十分危急的时候赶到汉口指挥军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6)10月29日，冯国璋第二次下了猛攻汉口的命令。为了扫清射界，他竟惨无人道地指挥炮兵用重炮猛轰人烟稠密的市区，因此引起了一场大火，大片房屋化为灰烬，不少居民葬身火海。黄兴只得在满春茶园一线布置一道最后的防线。汉口本为易攻难守的地区，由于张景良通敌、降舰反水、汉口大火以及军火不足、军饷匮乏等等原因，革命军的士气大受挫折。黄兴亲自督战企图挽救危机，并且亲手杀了几个临阵退缩的官佐，勉力支持到11月1日(九月十一日)，终因牺牲太大，军队像潮水般败退下来。11月2日，革命军放弃汉口，退守汉阳。当时有人认为黄兴仅仅依靠过去的威名来指挥作战，没有正式的职权，各军不愿接受调度，以致不能挽救汉口的危局。黎元洪决定把都督所兼的总司令一职让给黄兴。11月3日(九月十三日)，他把黄兴迎接过江来，在军事危急中举行了一次庄严隆重的登台拜将典礼。阅马厂正中高搭一座将台，将台上陈设着一张盖有白布的四方桌子，台口站着营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从都督府到将台走道的两边分站着文武官员，将台的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队。钟点一到，两个身躯高大的人并肩由都督府走出来，文官一齐行脱帽礼，武官行撇刀礼，兵士举枪致敬。黎站在台上宣布任命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总司令，亲自授令，授旗，致词。在致词中极力推崇黄兴过去致力革命的功绩，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都要服从他。黄致答词后，礼成，军乐大奏，黎先行退出。黄骑了鄂军中那匹最高大的马绕场巡行一周，随即过江到汉阳昭忠祠组织湖北革命军总司令部。都督和总司令的职权分开，都督为一省军民两政的最高长官，总司令指挥一省参加作战的部队，这个制度就是从黄兴拜将时期建立起来并且推行到革命各省区的。汉阳总部成立后，吴禄贞的代表王孝缜到了武汉。王孝缜，字勇公，福建闽县人，士官毕业生。他化装混坐在兵车中到孝感，下车后渡过汉水经断琴口、黑山偷入革命军的阵地，前线士兵当作是北方派来的奸细，把他逮捕，解往都督府处理。黎元洪知道他是吴禄贞派来的代表，不禁眉飞色舞地说：“吴绶卿的代表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这件事使都督府的乐观空气俄然浓厚起来。他们知道北方即将发生有利于革命的重大变化，胜利之神已在向着他们招手。但是，不久又传来吴禄贞被刺身死的消息，他们因而又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革命军放弃汉口后，东南重镇上海、苏州、浙江均告光复。同盟会中部总会电催黄兴速回上海组织革命军中央政府，黄兴打算等待各省援军到达后，一举收复汉口，把武汉形势稳定下来，然后抽身东下。各省援军以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到达为最早。两协士气甚高，官兵纷纷要求上阵杀敌，黄兴也急欲东下主持全局，且对北洋军估计不足，因此同意了提前反攻的意见。11月16日，黄兴下了三路反攻汉口的命令。第一路由鄂军协统成炳荣担任，由武昌渡江向谌家矶、刘家庙进攻，第二路由鄂军标统杨选青担任，由汉阳强渡汉水向玉带门、桥口等地进攻。第一路为佯攻，第二路也是配合作战。第三路则是反攻军的主力，由湘军王、甘两协及鄂军熊秉坤协合并组成，并由黄兴亲自统率前进。第三路渡过汉水后，由于天雨路滑，不能迅速挺进，而且一二两路均未按照命令前进，北洋军得以全力对付这一路。南北两军展开战斗时，王隆中协作战非常勇敢，从拂晓战至午后，死伤过半，仍坚持不退。由于北洋军炮火强烈，后面援军源源开到，湘军势已不支，甘兴典策马先逃，黄兴立即率领督战队前来拦阻，散兵竟向督战队开枪夺路而走，黄兴只得下令将第三路撤回汉阳。反攻失败后，甘兴典擅率所部退回湖南，王隆中也借口兵力残破自由率部退回武昌。黄兴电请湘鄂两省当局对违抗命令和作战不力的军官按军法制裁，成炳荣受到撤职处分，杨选青、甘兴典均被处死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7)11月21日，北洋军强渡襄水占领蔡甸，黄兴亲临阵地，指挥新开到的湘军刘玉山协奋勇抵御，刘玉山在争夺仙女山的战斗中力战阵亡，北洋军乘势直扑龟山。26日夜晚，革命军放弃汉阳，退回武昌。16日，鄂军都督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武昌应否坚守或同时放弃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武昌在炮火威胁下没有坚守的可能，并且海军随时可以掩护北洋军过江，主张都督府迁往鄂城，并电请各省续派援军兼程来鄂以解救湖北革命的危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北洋军还没有渡过大江，放弃武昌将要严重地影响革命前途，即使北洋军从武昌的上下游渡江，武昌也应坚守至最后之一人。此时失踪已久的蒋翊武已由蔡甸间道回抵武昌，主张重行布置兵力，以主力坚守武昌附近沿江一带高地，一部防守京口。是日，黄兴仍在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掩护下，乘外国轮船返沪。蒋翊武继黄兴之后被推为总司令。蒋在洪山宝通寺建立总部，同时派炮队占领凤皇山、黄鹤楼及沿江据点，并动员军民协力构筑防御工事。11月28日，清政府以二等男爵奖励冯国璋攻克汉口、汉阳之功。北洋军占领汉阳后，即从龟山隔江炮打武昌城，12月1日，鄂军都督府也中了一弹。黎元洪未征求大家同意，匆匆避往卓刀泉，旋以卓刀泉仍为汉阳大炮射程所及，遂又迁往距武昌城60里的王家店。此时袁已经取得了北方的军事大权和政治全权，已经与帝国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勾结，可以为所欲为。他对当前的局势看得非常清楚：各省纷纷响应革命，*革命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得住的；即使竭海陆军之力打下武昌，对革命的前途也不会起很大的影响；而战事拖延下去，南方革命省区的援鄂军源源而来，北方几省的局势随时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他同样知道得非常清楚：任何努力都不能解救清政府的灭亡，而他本人自始至终也无意于解救清室的灭亡。他此时急于要做的事，就是先取得与革命军讲和的对他个人有利的条件，然后去掉他手中的那个傀儡，从而夺取*革命的胜利果实。当天(12月1日)下午，英国驻汉领事葛福派其手下馆员盘恩过江来，向革命军提出建议，自本日起，南北两军在武汉地区局部停战三日，以便觅取双方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袁世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二次和平试探。他认为：革命军所占有的武汉三镇已经失去了两镇，而武昌也岌岌难保，这应当是可以接受和谈的时候了。英领事的来文，由都督府留守人员派人送往王家店，黎元洪同意后，即于12月2日迁回武昌城。实际上，自12月1日双方局部停战后，停战之期一再延长，从此武汉无战事，南北和战之局的重心就移往下游南京、上海两地去了。七苏浙沪联军攻下南京革命军于11月2日失去了汉口，3日就得到了比汉口更为重要的上海，并于4、5两日光复了浙江和苏州。11月27日，革命军又失去了汉阳，仅仅隔了4天，12月2日，东南半壁的第一个重镇南京又被革命军苏浙联军攻下。以上四地的光复，迅速扭转了革命军在武汉方面的不利形势。攻占南京有一段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上海和苏杭一带相继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都吓得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们所恃以撑持南京危局和阻挡革命潮流的，只有江南提督兼会办江防大臣张勋的一支武力。这个家伙在城内一枝园建立了大本营，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南京人民。一枝园、浮桥一带军警林立，杀气腾腾，行人为之绝迹。南京城内有不少穿西装和剪掉辫子的人被捕、被杀，累累的人头高挂在大行宫，花牌楼一带的电杆子上，吓得和尚、尼姑都躲在庙里不敢出来。整个南京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下，成为人间的活地狱。但是，南京城外雨花台、马神庙、秣陵关一带还驻有另外一支军队，这就是第九镇统制徐绍祯所统率的新军。这支军队是因举行秋操从江北调过江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8)由于第九镇是中国首先实行征兵制的新军，吸收了不少同盟会会员，其中知名人士有赵声、林述庆、柏文蔚等。武昌起义后，张人骏怀疑新军不稳，收缴了第九镇兵士的弹药，又从江北调来张勋的江防营，用以监视该镇。徐受了本镇进步人士的影响，加以受到总督和旧军的歧视，思想上有所转变，遂于1911年11月8日率部在秣陵关起义。旋因子弹缺乏，进攻城南雨花台不克，退往镇江、高资、龙潭一带。徐单独到上海接洽增援反攻。上海方面，同盟会决定组织江浙联军反攻南京，即推徐绍祯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指挥浙军统领朱瑞、镇军司令林述庆、镇军二支队柏文蔚、上海光复军统领黎天才、沪军敢死队司令洪承点等部。联军总部设在镇江洋务局。11月22日联军进攻南京时，士气非常旺盛，至27日已攻占南京外围的乌龙山、幕府山，并击毙了江防军统领王有宏。12月1日又夺下了制高点紫金山天堡城，随即开炮轰击城内将军署、北极阁等处。此时攻克南京已成定局，张人骏派人到联军处求和遭到拒绝。当晚，张人骏、铁良偷出下关乘日本兵船逃往上海，张勋也率残部渡江北窜，次日，南京宣告光复。张勋的家属(姨太太)小毛子没有来得及逃走，在下关被宪兵队捕获。这件事立刻吸引了各方面的注意，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把她押解到上海，陈列张园，任人参观，每人收门票四角，估计不难筹集10万元提充军饷。徐不同意这个建议，派津浦路局长陶逊护送小毛子到徐州交还张勋。张勋大喜过望，派辫子兵排队到车站迎接陶逊，并将所扣机车14辆和客车80辆归还路局以作报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1)一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袁的第三次和平试探革命军迫切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机构。11月9日(九月十九日)，首先由黎元洪提出了这个建议，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到武昌开会进行讨论。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这个电报迟至11月17日(九月二十七日)才到上海，而在这个日期以前，即11月11日(九月二十一日)，江苏、浙江两省都督程德全和汤寿潜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12日，江苏、浙江两省代表就已到达上海，并以同样的建议向各省发出联名通电，同时并建议在中央机构尚未组成的时候，先行推定伍廷芳、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黎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面为了尊重他的意见，就决定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的所在地，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并请黎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先行委派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革命军各省区代表陆续到了上海。他们举行会议通过了“代表大会组织大纲”，规定每省得派代表二人，由谘议局、都督各派一人。事实上各省区代表多由都督委派，而且一省代表有多至二人以上的。为了响应黎的号召，到上海的各省代表于11月24日(十月初四日)开会，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当各省代表到达汉口时，北洋军从龟山打出来的炮弹不时地落在武昌城内。各省代表认为武昌不适宜于开会。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他们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年龄最长的白须老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从革命军各省区在中央机构尚未组成以前，首先推定外交代表以及在汉口英租界外国洋行里举行代表会议的两件事，充分显示出革命军各省代表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与依赖性。问题还不止此。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名存实亡，现在的问题不存在于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如果袁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举他为临时总统以酬其功。12月2日(十月十二日)，代表会议居然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充分地显示出革命军各省代表对封建军阀的软弱性与妥协性。通过以上事实，就使70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用血和泪凝成的*革命事业，不能彻底完成。就在这一天，英国公使朱尔典公然电令英国驻汉领事葛福向黎元洪提出调停中国内战的愿望。这是袁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三次和平试探。第一次和平试探，英国方面还只是居间人的地位，介绍袁的秘密代表与革命军接洽和谈；由于第一次试探碰了壁，第二次就由英国驻汉领事葛福出面，提出南北两军停战三日的建议；第三次则由英国公使朱尔典自己出面，来传达袁的和平方案。黎对这个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他只说了一句极其简单的话：“你有话请向代表会议去谈。”英国领事就去找代表会议，传达北方所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统治下的各省区，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代表全部革命省区的人作为进行和谈的对象；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由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此时冯还没有离开汉口)与黎元洪(写的是黎军门)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第二个停战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要革命军退出武昌城15里，革命军所属兵舰必须卸下炮闩交由英国领事代为保管，而且条文上竟然用“匪军”的字眼称呼革命军。这种以战胜者自居并向革命军逼降的口吻，不能不引起革命军各省代表的忿怒。他们提出了一个反方案，要北洋军(写的是清军)退出汉口15里，其运兵火车交由英国领事签字封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2)尽管双方在意气上有所争执，但是继续作战袁认为是不利的，而武昌革命军也认为是不利的，因此双方都接受了英国领事暂行停战的建议，等待以后和局的展开。二留沪各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孙中山回国当选临时总统12月2日(十月十二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的消息传到汉口，各省代表会议议决迁往南京开会，并决定以南京为革命军的临时首都，到南京解决组织临时中央机构的问题。但是，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武汉和上海方面的联系工作发生了一些障碍。12月4日(十月十四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因为武汉方面情况不明，而革命军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又不容再拖延下去，乃举行了一次选举会，选出黄兴为革命军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15日(十月二十五日)，又议决在临时政府未成立前，由大元帅代行临时总统的职权。这就引起了在沪代表与在鄂代表之间的很大争论。在鄂代表认为各省代表以前已经作出了划分职权的决定，在沪代表只负联络之责，进行选举是属于在鄂代表的职权，因而这一选举不能作为有效。在沪代表则认为在鄂代表一去杳无音信，而武昌局势又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在沪代表同样有代表权，怎见得就没有选举权而不能进行选举呢!这个争论事实上并不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争论，而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间的争论。同盟会认为武汉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且黎不能抽身出来，就没有理由反对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非同盟会则又认为这是同盟会一手包办的选举，而且黄兴是汉阳的败将，不配做全国革命省区的最高领导者。各省代表先后于12月中旬(十月下旬)到了南京。他们相聚一堂，再也没有在鄂与在沪之分和职权之分了。大家调和协商的结果，决定不否定选举大元帅的这件事实，但将大元帅与副元帅的位置颠倒过来，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大元帅因主持武昌军事不能到南京，应委托副元帅黄兴代行大元帅的职权。但是黄兴通电表示坚决不做任何一种元帅。12月25日(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由美国回到上海，这使革命军组织中央机构的问题获得迅速的解决。12月29日(十一月初十日)，革命军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推定汤尔和、王宠惠为正副议长；旋即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孙中山以16票当选，其余一票为黄兴。12月31日(十一月十二日)，孙赶到南京，有人问孙带回来多少饷和多少枪炮，孙笑着说：“我带得革命精神回来。”1912年1月1日(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就临时总统职，并宣告*成立。1月3日，代表会议继续选举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同日通过孙所提出的国务员名单如下：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瑛，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原提宋教仁，因未获代表会议通过，改提程德全)。1月28日，各革命省区所推派的参议员(每省3人)在南京举行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大会，各省代表会议从此宣告结束。临时参议院就是民国最早期的中央代行立法机关。各省参议员大多是由各省都督指派，而且大多是由原来的代表会议代表蝉联的。三袁世凯速和速决的心理。革命军妥协派占居优势清朝进关的初期，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明朝督师史可法，硬说清朝的天下得自李自成，而并非从明朝的手里夺过来的。事隔260多年，袁世凯完全套用了这种说法，以求避免所谓“活曹操”的骂名。他的诡辩本领比多尔衮更高明，既要使清朝相信他是从革命军的手里取得天下，又要使革命军相信他的天下乃是得自清朝之手，既要利用革命军以推翻清朝，好让他不居篡夺之名，反过来又要利用清朝以要挟革命军，从而攫取革命的胜利果实。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3)早在到北京组织责任内阁的时候，袁就已积极地布置与同盟会及革命军进行和谈的计划，以求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帮助他进行这个计划的一个人物就是汪精卫。袁从到北京的第二天起，就经常地召汪到密室作长谈，时间皆在深夜，所谈的都是对同盟会和革命军方面拉拢关系、侦取情报、制定策略和收买变节分子等等问题。在革命军方面，由于有大批改良主义者和投机分子混进来，造成了内部不团结与不统一的现象，随时都潜伏着廉价拍卖革命以求换取个人地位的危机。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的地位在形式上虽然有所增强，但仍然是不稳定的和不巩固的，部分同盟会会员都和投机分子一样做着和平妥协的梦，都想提早结束战争，提早进行分配政权，对袁的和平试探感到欣慰，对革命前途没有信心，因而使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成为一纸具文，并且把同盟会拖向不断让步与放弃阵地的无底深渊之中。革命军与同盟会震于北洋派表面力量的强大，既没有认识到打倒袁的必要性，更没有估计到打倒袁的可能性。但袁对自己的力量知道得比任何人清楚。革命军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清朝对他的疑忌心也仍然是在一天比一天加深。他暗中抱着一种“速和速决”的心理，他知道问题解决得愈早，对他的政治投机事业就愈为有利。袁向革命军所作的和平试探，促成了武汉地区的停战，在汉口举行的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临时总统一席交换袁之“弃暗投明”，就是袁的心理战获得胜利的一个开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和平气氛并未因此削弱，恰恰相反，在和平妥协派看起来，这正是促使袁履行交换条件的一种必要手段。革命军与袁的两方面都需要和平，剩下来的问题只是讨价还价的问题。惟一和平之障碍就是清政府，而它已经变得那样软弱无力，连它的主子帝国主义也正在准备抛弃它而去扶植另一个有用的工具了。四日本出兵中国的阴谋。美国暂取观望态度。英国进行“换马”的工作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涂上了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的浓厚色彩。帝国主义在南北和谈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它们由分歧的意见逐步地达到一致，曾经经过一段曲折的过程。其中关系最大的是英、日、美三国，英帝国主义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武昌起义的开始时期，大多数同盟会会员对中国*革命与国际关系有过一种肤浅的看法。他们认为日本“名流”如犬养毅、头山满之流，都曾支援过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这显然是出自日本政府的暗中授意，因此日本是站在同情中国革命的方面的。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中国由君主专制转变为*共和，这必然是美国所热烈欢迎的。日美两国同情中国革命或者至少不反对中国革命，是革命军方面有利的国际条件。但英国的态度则是很可怀疑的。这个看法与后来的发展方向并不符合。不错，日本政府曾通过在野党团人士与同盟会保持间接联系，但这只是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两面手腕，把它的赌注分押在两个方面，则将来可以做到“面面不落空”。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中国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促进中国南北两部地区的分裂，从而使它得到一个出兵中国的有利借口。关于日本对清政府与革命军的左右袒问题，与其说它支持同盟会与革命军，毋宁说它乐于支持清政府，因为它是这样地想：有这个腐朽政权的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这对日本是绝对有利的；而中国换上一个*制度的政府，就有可能走向独立、自由与富强的道路，成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一大阻力。因此，它对中国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不能不怀有戒心。日本政府的这个意图是有事实可证明的。武昌起义后，日本政府曾向清政府建议出兵代“平乱”，以割让东北为条件。1911年10月13日，陆军大臣荫昌向日使馆武官青木少将接洽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日方要求清政府改善对日的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10月23日，日方由大仓洋行出面签订了273万日元的武器合同。日本政府又企图借口保护各国侨民及其在华利益，诱致各国政府委托它就近出兵中国，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10月22日，它曾照会美国政府探询对保护各国在华侨民的意见，并提出维持清政府政权以及促进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的一个建议。美国政府虽然热心于维持清政府政权，但是坚决反对日本单独出兵中国及其独占中国的野心。迟到12月21日它才回答日本，劝其“静待中国南北议和之结果”。此时日本对中国问题还不敢采取“断然处置”的手段，但它不甘心从此放手，日本驻华公使曾于12月23日警告袁世凯说：“日本决不承认中国改建共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4)日本有关方面还拟进一步乘机分裂中国。10月14日，日本海军决定增派军舰四艘在长江一带巡逻。28日，驻华公使伊集院向日政府建议：“至少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而华北则应由现朝廷继续统治。”11月28日，日本政府议决对华新政策，主张在“满洲朝廷的名义下，实行实际依赖汉人之政治。”美国方面，与同盟会所估计的情形也是不相符合的。它曾经拿看待太平天国的眼光来看待革命军，并且想向清政府投一笔更大的资本，从而榨取更多的东西。但它看到革命军在很短时期内就有很大的发展，它不能不放冷静点，等待适当的时机再作出适当的决定来。它对中国改建共和制非但不引为同调，甚至和日本政府具有同感，害怕中国从此一步步地强大起来。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也是有事实可证明的。11月11日，革命军外交代表伍廷芳电请美国公使劝告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外交总长王宠惠电请美国政府承认*，这两个人都是早期的留美生，在美国都拥有相当的声誉，但美国都置之不理。由于清政府大势已去，而袁世凯的政治投机事业一步步地获得成功，美国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帝国主义傀儡工具，就乐于和英国一道，抛弃清政府那个已经失去了效用的工具，扶植袁世凯这个可供利用的工具。后来袁掌握大权，首先承认*的就是美国及其美洲附庸国。袁当选为临时总统的时候，美国就想承认*，曾征求其他帝国主义的意见。但日、英、俄等国都要提出承认民国的交换条件，美国不便单独承认。1913年2月19日，美国国会议决首先向*致贺，便是承认民国的先声。它又指使巴西(美洲国家)于1913年4月8日首先承认民国(这一天是中国第一届国会成立的日期)。5月2日，美国新总统威尔逊不再等候日、英、俄等国的同意，正式承认民国。同时承认民国的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也都是美洲国家。由此可见，美国对革命军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缺乏热情的，而对代表封建势力的袁政权则是深感兴趣的。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侵略中国最早、在华利益最大的国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是袁的后台老板。这个老狐狸看得很清楚，清政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如果英国继续支持它，它将不再是保障英国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将成为英国的一种沉重的负担。他的“老朋友”袁世凯同样代表着中国的封建势力，而且他手中有着北洋军这个有力的武器。中国换上一块*共和的招牌，中国政权由一个封建主转移到另一个封建主的手里，帝国主义用一个有用的工具代替一个无用的工具，这不但符合英国政府的利益，而且也是必要的。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而美国则是*共和国家。在清政府将要灭亡的时候，君主国家同意于中国改君主国家为*国家，而*国家反有意于支援中国的君主专制政府，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帝国主义是最会打算盘的。它对待落后国家，总是支持对自己最有利的反动政权或反动人物的。有人认为朱尔典帮助袁是由于多年的老交情的关系。这种看法是害着很深的幼稚病。朱尔典在中国多年，他的“老朋友”不会不多。他单单拣中袁是由于这个老朋友具有武力基础，具有为帝国主义充当工具的良好条件，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以帮助，使他的力量得到更大的发展，比帮助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自然容易得多。帝国主义的外交代表和另一国的当权人物的“交情”，必须建筑在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断然不会以个人情感作为取舍的标准。由于英国暗中策动，所以武昌革命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交战双方宣布中立。英日两国虽然有着同盟关系，但在这个时期，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新的矛盾，而英美两国的利害则比较一致。美国受了英国的影响，也就同意用袁代替清政府的秘密计划。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朱尔典一道，极力吹嘘袁是“弱国中的强人”，如果没有这个“强人”，中国社会秩序就难于保持，帝国主义就没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来保障它们在中国的利益。他们又极力散布一种中国收拾残局“非袁不可”的空气，一方面使各帝国主义同意他们在中国“换一个工具”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国各实力派与各党团之间造成一种迷惑的印象，那就是说，袁出来就可以取得各国的承认，中国就有资格列入国际舞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5)扶植袁的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由于英美对华政策取得一致，而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猖狂到后来视亚洲为其独占舞台的地步，它也就不敢采取单独行动了。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英国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袁对革命军所作的和平试探，都是通过英国驻汉领事来进行的；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在英租界的一家洋行举行；朱尔典自己出面来牵线，促成了南北双方各派代表团在上海举行和议；上海和议也是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的；当和议发生波折时，12月20日(十一月一日)英、美、德、法、俄、日六国驻沪总领事曾经提出通牒，劝告双方代表以互让精神达成协定，这也是英国所推动的。另一方面，革命军一开始就充分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武汉起义后的第三天，鄂军都督府就照会汉口领事团，对70年来帝国主义与清政府所定的不平等条约，包括赔款、外债和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内，一概予以承认，但在革命发生后所签订者无效。上海方面，在革命军中央机构尚未成立以前，首先派定了外交代表，其目的就在于取得各国的同情与承认。革命军方面，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议，甚至希望它们出面来做居间人，并且作为执行和平条件的保证者。这种软弱的外交政策和依赖外人的心理，一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都没有变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1)一南北和会开幕。北方总代表唐绍仪被迫辞职由于帝国主义穿针引线，由于袁与革命军双方都迫切希望和平，南北和议终于达到成熟阶段。1911年12月8日(十月十八日)，袁派唐绍仪为“总理大臣”的全权代表，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这就是袁以前所说的全国性的和平方案。此时他不再称革命军为“匪军”了，并且在建议中只提到双方军队各守原防，尽量避免威胁性的口吻，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等议和的地位，使革命军有接受和谈的可能。此时革命军各省代表还没有离开汉口。他们指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推伍廷芳为革命军的全权代表，与唐绍仪进行解决时局的和平谈判。唐绍仪于12月11日(十月二十一日)由北京到达汉口。由于革命军攻下南京，革命军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长江下游，在汉口的各省代表会议已经移往南京开会，而伍廷芳也还逗留在上海，因此唐于12月17日(十月二十七日)由汉口到上海，18日与伍见面进行了会谈。唐带了一批随员南来。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汪精卫。汪在当时是个隐蔽的“政治两栖者”，一方面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充当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公开参赞，另一方面又鬼鬼祟祟地充当北方总代表唐绍仪的秘密随员。他下榻于伍廷芳的住宅“观渡庐”，差不多每天都有密电向袁报告南方的一切动态。同盟会把他当作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谁也没有想到他醉心强权政治，已经变节为袁世凯的策士和间谍了。不久，袁又派杨度南来，这是利用杨以前在东京的历史关系，叫他与湖南籍的同盟会中坚分子往来，从中制造对袁妥协的政治气氛。杨一到上海就放出一种空气说：“革命军的成败关键，在于袁项城的向背如何。袁并不打算做曾国藩或李鸿章。但是，如果硬逼着他走上这条路，革命军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他散布这种空气的用意，是要革命军对袁多作让步，并暗示袁与清政府的利害并不一致。这种利诱威胁双管齐下的说法，对妥协分子和意志不坚定的人们是很有诱惑力的。唐绍仪到上海后，12月18日南北双方议和代表举行正式会议时，南方代表团提出一个先决问题：北方必须首先承认*共和制，否则会议没有进行的必要。唐打电报向袁内阁请示，并且附以自己的意见：对南方的要求不宜拒绝，国体问题可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来表决。清政府对此曾召集御前会议，讨论结果，终于不得不同意唐绍仪的意见。其实，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是出自袁的授意，表面由唐提出，袁正是要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政府的统治，并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伍廷芳开始还不满意这个答复。唐再三解释说：“这仅仅是形式问题和步骤问题，这样做可以减少前途的阻力。”南方代表团认为绕一点弯路也是无碍于事的，乃进一步与北方代表团讨论召开国民会议的具体方法。关于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双方同意由革命军所占领的14省与仍在清政府统治下的8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组织之。关于地点问题，伍廷芳建议在上海召开，唐绍仪要向袁内阁请示后才能决定。这一天是清政府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总统职的一天，改称为*元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之前，革命军方面曾经与袁成立默契，只等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制，就推举为临时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的一天，曾经打电报向袁表示“暂时承乏，以待贤者”。就职后又补发了一个准备“推贤让能”的电报，保证总统一席随时可以让给袁。孙中山先行就任临时总统的目的，在于压迫袁提早表明赞成共和的态度，如果袁中途变卦，则革命军成立临时政府以统一事权，更是必要的。革命军与袁的秘密交涉虽然已经办好，但是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在袁看起来总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使他更生气的是，唐绍仪没有取得他的指令，擅自同意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方法，这个方法在比率上为南方的14对北方的8，不待开会就已决定了北方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他打电报声明这个协议没有取得他的同意，不能发生效力，同时谴责唐绍仪不应越出代表的职权范围，唐被迫通电辞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2)就在这一天，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48人发表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也就在这一天，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这是袁从锦囊里拿出来的两件法宝，一件用以威胁革命军，一件用以威胁清政府。此外还包含有一个欺骗清政府的用意，使清政府相信他和他的北洋军是站在拥护它的一方面，以便于加强其操纵力量，并避免“篡夺政权”的恶名。袁的本意的确不想做李鸿章或曾国藩，何况清政府大势已去，产生曾国藩或李鸿章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存在。但他不肯无条件地接受共和制。唐绍仪辞职后，他电请伍廷芳北上与他直接进行谈判。伍廷芳不肯让革命军处于屈从的地位，坚决请他南下进行谈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不能得到解决，因之南北和议在外表上陷于停顿，但又转入到双方秘密交涉的紧张时刻。由于杨度与汪精卫的幕后活动，由于革命军方面妥协分子的主张占到上风，使孙让位于袁、袁负责推翻清政府的交换条件更加成熟了。在此时期，袁曾指使北洋军的附属军——辫子军张勋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军的力量。辫子军太不中用，第一仗就被江浙联军和姚雨平的粤军在固镇把他打败了，第二仗又被姚军和陈干的淮军在南宿州予以痛击，他就放弃徐州逃到山东境内去了。就当时的全局而论，如果南方革命军继续进行战斗，北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虚张声势的袁是可以被打倒的。但是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更没有重视全国人民无穷无尽的力量，没有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一切，竟使袁的政治投机事业得到成功。二袁在北京遇刺。良弼被炸身死推翻清政府的问题，看起来不甚吃力，但是做起来并不简单。隆裕太后和载沣等还想拖过一天算一天，还梦想有逢凶化吉的一个机会到来，不到最后关头，不肯死心塌地地把皇位献出来。在袁的一方面，始终不肯唱“逼宫”的一出戏，使他永远洗不清“活曹操”的骂名。他想尽可能做到武戏文唱，维持封建道德的外壳，把“篡夺”之局粉饰为“揖让”之局。清政府贵族中并不是清一色的不抵抗主义者。铁良、良弼等都主张硬拼一下，还有人主张举行一次政变，推翻“私通革命军的奸细内阁”，组织皇族战时内阁，然后进行一次最后的决战；即使人心已去，大势无可挽回，也还可以退保一隅之地；即使失败后亡命到海外，也不比不战而屈的局势更坏。以上就是清帝退位问题成为僵局的原因。1912年1月16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11时45分钟，袁乘马车由东华门到外务部新衙门办公。刚走过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突然有一颗炸弹从茶馆里扔出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没有打中，已经走到祥宜坊酒店门口了。他还在惊魂未定时，忽然又听得轰然一声，又是一颗炸弹从酒店里飞出来。这次打是打中了，但没有打中马车，却炸死了袁的卫队管带袁金标及排长一人、亲兵二人、马巡二人、平民二人和马二匹。马车在尘雾弥漫中加鞭疾驰而去。随即有大批军警在出事地点搜查刺客，当场捕获了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10人。当天就由袁手下的著名大刽子手、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开庭审问，当天就有法国新闻记者保释了其中的7个人，只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因当场被搜出武器判处死刑。这些刺客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会员。他们都不满意南方对袁的妥协政策，想用暗杀手段把这个不雨不晴的局势扭转过来。行刺的人分为三队，每人携带手枪一支、炸弹一枚，一队装作三义茶馆的茶客，一队装作祥宜坊酒店的酒客，还有一队徘徊在东安市场附近担任接应。他们都不是熟练的枪手，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目标而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