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 鸣着-2

应试了。幸好，由于初试由张之洞领衔主持，张毕竟是个务实派的健 将、明白人，有他当家，考试还算正常。试题为一论、一策，论题为“大 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 育、智育同义论”(断句为笔者加，大戴礼是大戴礼记的意思，即汉代戴 德所编辑整理的礼记)，策论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 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 策”，虽然有西学中源的滥调，多少还有点西方的影响。考试过程的 选拔也还公允，懂西学而且有见识的人，真的被选拔出来了。可是初 试发榜之日，风波再起，原因是中试的头两名，分别是梁士诒和杨度。 这两人在后来的历史中声名赫赫，可是在当时却没多少人了解他们的 底细，市面上哄传这两人跟保皇党和革命党有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康 党和乱党。当然，杨度也许不算冤枉，他的确跟革命党和保皇党人都 有那么点瓜葛，但他个人却两边的任何组织都没有参加，事实上也算 不得党人。而梁士诒，则比窦娥还冤，他被人找上门，竟然仅仅由于 他的名字和籍贯。首先，他是广东人，跟康、梁是同乡，这在顽固派大 臣眼里，已经有了一份嫌疑了，加上他的名字梁士诒，姓跟梁启超同， 名的尾，跟康有为的字祖诒同，据说瞿鸿机直接向西太后汇报，居然把 他说成是梁启超的弟弟，而且名字“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不管事情多么荒唐，只要最高领导人起了疑， 假的也变真的了，荒唐难免演变成荒谬，不由得人不害怕。所以，最 后复试的时候，更多的人不见了，杨度和梁士诒自然无法继续考下去， 杨据说还逃到了日本。而且主考也由原来的八人，变成了四人，张之 洞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昏庸的满人亲贵荣庆当了头。考题也变了， 同样是论、策两题，题目中不见了西方的踪影，论题为“周礼农工商诸 政各有专官论”，从原来的打着礼记的名义讨论西方学校制度，变成 了歌颂自己的制度(周礼)的完备。策论题为“桓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 利不外泄、则国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桓宽， 即著《盐铁论》的那位仁兄)，也带上了明显的保守色彩(说外国货物输人是异物)。考试最终只取了 27人，而且，取了之后，并不给什么好的 出路，其中不是进士的，也没有像康乾时的博学鸿词科中试者那样， 赏给进士出身，仅仅发到地方以知县候补。在晚清捐班泛滥的情景 下，一介区区候补知县，跟贩夫走卒没有多少区别，害得考第二名的 张一，不得不跑到袁世凯幕中做幕僚讨生活，一丁点“榜眼”的神气也 没有。就这样，在外界看来属于清朝新政序幕的第一炮，无声无息地 哑掉了。　　其实，就当时而言，跟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跟倭仁等人就开办 同文馆的争论不同，此时顽固派的搅浑水，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 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权位之争，利益之争。他们之所以嫉恨经济 特科，其实只是为了把自己的位置多保一会儿，虽然未必担心新人上 来让他们没了饭碗，但唯恐务实派上台，导致他们的失势。他们中的 某些以清流自居者，也担心务实派的大胆和贪黩，不仅使官场腐败无 可遏止，而且导致社会道德滑向深渊(这种忧虑当然不无道理)。从更 深一层的意思上面说，很多人是从经济特科这个小老鼠，看到了后面 科举改革的大木锨，为了阻止这个大木锨露头出来，所U要从一开始 就将之妖魔化到乱党和康党的堆里，吓退对改革已经食指大动的西太 后。尽管甲午战争已经教训了国人，尽管戊戌之后的倒退已经把国家 推到了崩盘的边缘，尽管多数士人其实内心深处也知道中国非改弦更 张不可，但整个知识界的现状，人们对接受新知的恐惧以及对自身接 受新知能力的怀疑，导致了更多的人还是幻想着把原来的科举多保留 一天是一天，哪怕变革仅限于考试的内容。最好是能将变革推到后代 身上，免得自己陷入旧知无以用，新知又无以生的尴尬境地。毕竟， 处在那个转型的时代，刚刚过去的维新变法被血腥镇压，士林的正气 受到严重打压之后尚未复原(事实上，不给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复原)， 多数人的因循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态，恰是顽固派得以嚣 张的基础，在转型时期，不见得改革者都有群众拥护。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按照因循的人们所渴望的步调行进的。朝廷中有最后决定权的西太后，虽然戊戌政变的时候出于私心，一时糊涂， 铸成大错，但她从来就不是什么顽固派，更不是顽固派首领，从某种 意义上讲，她倒是跟务实派心有戚戚焉。顽固派的阻吓战术固然可以 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这个强人老太婆。深谙官场内幕和 人情世故的西太后，很快就明白了围绕经济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风背后 的奥秘，在现实和洋人的压力下，屁股逐渐坐在了务实派一边，清廷 的新政，还是按计划拉开了大幕。只是，由于经济特科的事件，原本 很稀缺的西学人才，本可以通过经济特科考试集中在中央政府，为即 将到来的改革做准备，现在则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就是落到了 地方实力派的囊中，进一步强化了朝廷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同时， 事件激化了顽固和务实两派的政争烈度，导致科举改革，也就是选官 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朝着更加激进的方向进行，掌握主动权的务 实派，要一下子端掉顽固派的基础，所以，废科举(推倒重来)，而不是 废八股（内容改良，这恰是戊戌变法的做法)，成为变革的主调。原来 设计的从开经济特科，再到把特科变成常科的改革思路，从此胎死腹 中。显然，从后面的结果看，废科举这种突变式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 震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　　以清末历史观之，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已经被拉入了以西方规则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之中。不 过，是自己变，从自己的传统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还是引发内乱，走 向混沌，却不见得有一定的规律。历史从来不见得按进化的步伐行 进，明天未必会比今天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转折的关头， 为政者保守的政策、开倒车之举，往往是激进改革甚至内乱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经过敏，多一些大度宽容，则事情多少要好办 ~*点。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自从2002年我首先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 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 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像是身处第一现 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 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 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官方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地颂 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去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 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 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 短片，这个解说词大体上是从我文章里扒的纪录片，向世人宣告：中 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 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 材，1922年白话文定为官方教材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 基本上已经人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 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 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 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 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 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 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 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 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 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 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 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 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 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 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 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 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触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认为， 由于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农民喜闻乐见，有寓教于娱的作用，所 以理应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角，农民的意识构成，主要来源于这些说 说唱唱的东西。所以，对于农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价值理应更重要。 因此，在我论述传统农村教育的时候，给了小渠道更多的笔墨，对于 乡村的学校，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平江的私塾纠正了我的偏颇。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 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 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 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 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 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 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 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 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 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 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来实现的。在所有具 有传授礼仪职能的私塾中，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入官 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人（当 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 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 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 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 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很能配合的一群。据统计，在传统时代, 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 (参见E.S.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 懂行的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我在许多地方 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 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 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 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 钱袋）的，里面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 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 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 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 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 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 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 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 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 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 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 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 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理”。因此， 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 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 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 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 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 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 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 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 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 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 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 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旧，意 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 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 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 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 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 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 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 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 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饱含 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 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 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其实，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 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 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做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 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 过是人们借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 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 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白话文的改革到汉语拉丁化的尝试，主导者 莫不以平民主义为圭臬，据说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书面文 字，不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变活，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民的识字能力。 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文字，则流为各种形式的 欧化语式，长句子加倒装只是比较露骨的一种，而较为活泼的散文体 则比较隐蔽。而落到教育层面（白话文的提倡，没有经过几场像样的 战役，就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1922 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的文言文语文教材，代之以白话文），白话 文的教学，并没有获得提倡者预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语言学习更加便 捷容易，书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 他在私塾的时候已经读了《文选》和《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转人小学 却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这种“喔喔 喔”的语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支撑，但喔不出 名堂是肯定的，身为学者，吃文字饭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写作的功夫， 估计十有八九不来自这些“喔喔喔”。今天，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 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网上议论的话柄，九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教不 出能写流畅母语文字学生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事例。然而，我们的 教育部门，其实对此并不真的在意，因为，说到底，现在衡量国家教育 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跟学生汉语程度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　　尽管私塾因师资和生源的差异，教学效果不一，但在汉语教育上 的功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说明，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应该 有其合乎汉语规律的成分，尽管它很土，很不现代，不仅如此，私塾还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语言的学习，并不只是个文字的识别掌 握和训练的问题。汉语教育，原本就和中国文化的母体息息相关。当 中国文化的命运沦落到被逐渐边缘化地步的时候，学生对汉语的掌握 不可能好，甚至，对汉语本身都不会太在意。眼下，高考的英语已经 和汉语语文一样，达到150分的水平，意味着在中国的中小学里，英语 学习时间和力度都要超过汉语。在此之前，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 已经占到大学期间所学全部科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教育部所提倡的 英语教学，正在成为时髦，中国的现代化，终于迎来了它的双语时代 (其实是英语偏重的时代）。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像香港一样， 学生会写汉语不多了，人人说话都夹杂着一个又一个的英语单词。西 方人说，所谓的中国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不知道按这个说法，到那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中国人没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黑洞，里面伸手不见五指， 但正吞噬着一切。读老书与教老书私塾是个很怪的东西，说起来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过去的中国人 小时候受教育的“学校”，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好像谁也不甚了了，因 为在现在活着的人们中，能亲眼见过私塾的人没有几个。记得小时候 上学不好好读书，老师往往会感慨说，现在我不能打你们了，如果是 在过去，像你们这样，私塾先生会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个肿。回去 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确实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这就是私塾给我的最初的印象点小小的恐怖。上中学后，认识了我们语文老师的父亲，一个老秀才，知道了原来在私塾里读书，老师开始几年 一句不给解释，只让学生们背书，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长配合着 打——恐怖感升级，连读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现他 笔下的私塾并不那么可怕时，也没有减轻这种恐怖。再后来，我变成 了一个所谓研究历史的教书匠，当了解到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 后，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时，我感到的是一阵说不出来的快慰。然而，在看了许多名人的自传之后，发现他们几乎个个都对童年 的私塾生涯情有独钟，凡写到那个挨戒尺的岁月，笔下莫不流露出某 种压抑不住的欣悦。鲁迅之于三味书屋温馨的回忆，其实并不偶然。 后来，当我开始认真地出于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众的教育状况时， 我发现，私塾跟过去的中国人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不仅出了名的人 写回忆录离不开它，而且民间关于私塾和教书先生的故事、传说、歌 谣也林林总总，俯拾即是。虽然故事和传说里那些教书先生，大多是 被调侃的对象，不是世事不晓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 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实上，据外国学者 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叶，中国大多数男子童年和少年都进过私塾，至 少会在里面读上一两年（虽然说这一两年的私塾经历不见得就让他们脱盲）。乡绅之家大多开有家塾，稍差一点的则有族学，一般的平头 百姓则随便进村里“子曰店”（齐白石小时候上的私塾），好歹识几个 字。赵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小时候上的是家塾， 老师很可能是个举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学课本，什么《三字经》、《千家 诗》之类，那里根本没有，一上手就是《大学》、《中庸》，直接开讲对对 子。鲁迅和胡适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学，水准也不差，只是学生 难免参差不齐，学得好坏多少要看个人的造化。胡适的老娘为了让先 生给儿子开小灶，就偷偷塞钱。孙中山、李宗仁和齐白石少时都是穷 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们上的都是村里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村塾，老师 都是半业余的，每到农忙的时候，就要放假，因为老师自己也要到地 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写诗说村学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 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 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庸》。”需要特 别提一句的是，当年曾经搅动了大半个中国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这 种村塾的老师。　　比起今天的学校来，私塾教育当然是一种旧教育，但是，在过去 的时代，所有的人，但凡要识字作文，大体上都要从这里过过，从学徒 和账房先生，到富商大贾，从官衙的小吏，到科名高第的头甲进士，还 有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学者硕儒都可以说是私塾的“同 学”、“校友”。一种出了这么多的各色人才，奠定了古代教育基础的 学校形式，无论有着多少的毛病，看来还是不能用一个“旧”字批掉了 事。其实，那一代由私塾转学堂的新文化人，对私塾的评价并不一致， 就说共产党的两个“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将私塾说得一无是处，而毛 泽东则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新教育并不受农民的欢迎，农民还是喜 欢旧式的私塾。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些关注过私塾学人的印象 里，经过几代新教育的扫荡，尤其是解放以来新教育的普及，在这个 世界上私塾已经变成古董，而且是任何博物馆都没有收藏的古董。　　当听去湖南平江拍电视的妻说起那里竟然现在还有私塾，我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直到她将平江私塾的课本给我拿了回来，还是有点将 信将疑，总是觉得那里存在的应该是新式的私塾，即已经在一些地方 露出水面的由私人办的小学。可是，翻翻那些课本，又分明是《幼学》、 《纲鉴》和四书一类的东西。横竖总是想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到平江 去亲眼看看。　　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的湖南一侧，县城是罗霄山脉中的一个脚 盆，汨罗江城中穿过，有山有水，风景煞是好看。不过平江的出名，还 在于当年彭德怀的平江起义，现在的人之所以知道这个连铁路都不通 的小县城，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1929年彭德怀在这里拉了一个团的 军队闹暴动，上了井冈山。现在的平江县城跟眼下中国所有的小城市 都差不多，一样的水泥路，一样的贴了瓷砖的火柴盒式的楼，街上多 摩托三轮，也多叫不出名来的进口小汽车。我当然没有期望在这样一 个洋土结合的城市能得到什么收获，落下脚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 陪我下乡的是一位平江通——彭以达老人，他曾经做过平江的水利局 长，退休以后一直在四乡从事各种名目的公益和文化事业，平江的任 何一个角落，都有他的朋友，平江的历史和现在，仿佛都在他的肚子 里。有这样一位老人相陪，我感到很踏实。　　平江的乡下，非常地安闲，每个村庄的住家都散散地分布在山脚 和田间，虽然有不少新盖的贴着瓷砖的小楼，但高高大大的灰瓦泥墙 的老房子还在唱着主旋律。彭以达告诉我，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 “教老书”，是个非常平常的事情，四乡几乎都有教老书的，越是偏僻 的山区，教老书的就越多。　　果然，在离县城不远的乡下，我看到了真的私塾，看到了或高或 低作为教室的农家厅堂，看到了想象中私塾里捻着山羊胡子的教书先 生，只是没有穿长衫，看到了 “各逞好喉咙”的学生，只是脑后没有辫 子。跟我们正常的学校不一样，“教室”里没有黑板，私塾没有年级之 分，各种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时老师“单兵教练”， 根据学生的程度而单独授课，教完了就自己背书，有念《三字经》、《神童诗》的，也有念《论语》、《孟子》甚至《左传》的，大家念起书来，跟学 校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真是七嘴八舌，各说各的，汇在一起就变成 了一片什么也听不出来的嗡嗡声。到了这时候，我想起了鲁迅在《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 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 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 橘柚’的……”很熟悉的内容，到现在才明白原来里面所反映的私塾教 育的形式。私塾的课本大多是线装的古书，以四书五经居多，在一位 私塾老师的书架上，我还发现有《六言杂字》这样完全以农村常用字 为内容的传统蒙学课本。还有一些课本是老师自己用蝇头小楷抄的， 比如一位名叫余干旋的先生就抄了一本《选录古文》，辑录了一些先 秦、两汉以及若干韩（愈）文，从中可见私塾教学的艰难。另外，在私 塾选用的课本里，我还发现了民国时代北新书局出的活页文选，似乎 在告诉我平江私塾不寻常的历程。　　很有意思的是，在平江私塾的课本中，还有一些老师自己编的东 西，如平江长田乡高坪村的82岁的彭熊滨老人，就自己编了一本。课 本没有名字，但里面设了天文、望雨、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 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女子、外戚、老幼寿 诞、身体、衣服、人事、珍宝等条目，分别解说，有的条目下面还有问答 题。课本的内容大多是古书上的老生常谈，比如“女子”项言道：“男 子秉乾之刚，是说男主于外属乾而刚。女子配坤之顺，是说女子属于 坤，当以顺从为道。”如果今天的妇女干部或者女权主义者听了，恐怕 要提抗议的。但有些条目则明显受了新学的影响，比如在“天文”项 下，就批判了打雷是雷公电母所致的观点，认为那是迷信和神话的“唯 心论”（原文唯心论的心被写成“新”，不是编书的老师没文化，而是他 们对解放以来的政治教育有着农民式的糊涂），而“根据现代科学研 究，天空中的阴电和阳电相碰到，发出爆炸声即成雷”。这个条目后 面有两个问答：一、虹是怎样凝成的？编者都尽可能用“科学”的观点给予了回答。我注意到，在这些 条目的解说中，编者特别注重对古代称谓和相关的成语的介绍，比如 在“朋友宾主”项，就特意介绍说“两下能同心一致叫‘金兰’，父亲的 朋友叫做‘父执’，自己的同事叫做‘同袍’”。而且“‘心志相孚’、‘刎 颈之交’、‘胶漆相投’、‘总角之好’这都是说朋友的深交”。很明显， 这种解说都是为了教学生“对对子”做铺垫。对对子和学应酬是平江私塾学习的重点。对对子是传统私塾必 修的课业，开笔作文，就是从对对子开始，一般要从一字、二字、三字 对上去，一直对到七字，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做“对课”。对对子既要 讲究平仄和对仗，又要讲究合辙押韵，是做律诗的基本功，也是做八 股文的基本功。后人在吹捧名人如何早慧时，往往要提及他们蒙学时 代对对子的“光辉事迹”，如康有为以“鱼化龙”对“柳成絮”，鲁迅以 “比目鱼”对“独角兽”，毛泽东以“修身”对“濯足”之类，可见其在过去 国人语文训练中的地位。至于学应酬，实际上就是学礼，类似于先秦“儒”的专业，即在村 人婚丧嫁娶和祭祀的时候唱礼，主持仪式。还要包括办这些事情所有 的文书，即各种联、帐、文告的书写张挂。分为祭祖礼仪、丧礼礼仪、 婚礼礼仪等等，有的功夫深的先生还教祭神礼仪。学应酬关键是背熟 各种仪式过程，懂得一应文书格式，光在课堂上学不行，老师还时常 带领学生实习——参加各种礼仪活动，几次婚丧嫁娶下来，也就喊得 很像那么回事了。至此，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老百姓总是说“知 书达理”，原来那个“理”应该是礼仪的“礼”，当然，懂了 “礼”，自然也. 就明白了“理”。私塾的学生以十三四岁的居多，个别大的二十出头的，绝大多数 是初中没毕业和小学文化程度，据私塾先生说政府规定只有正常义务 教育受不下来的才能进私塾。事实上，平江的私塾几乎都是以业余扫盲班的名义存在的。过去的村塾每到农忙要放假，而平江现在的私塾 则更加业余，大多利用农闲和晚上教学。如长田高坪村的私塾，1982 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的18人，上过中学的只有3人。1987年班21 人中，小学程度12人，9人上过初中。1988年班20人中，初小程度的 有13人，上过初中的7人。　　私塾的先生程度不一，有的像住在平江城关的袁克让老先生，出 身书香世家，解放前做过中学教师，只因其父去了台湾，被赶到乡下 务农，才成了私塾的先生。他的国学功底就比较厚，我看过他所写的 一首五言排律，长达几百句，做得很工。当然也有一些差一点的，有 的似乎刚刚能读通文言，对句的用典也有些生硬。但是即便如此，他 们的文言文程度似乎也比一般的乡村小学的教师好些。由于这些私 塾先生往往都有点“问题”，在过去的某些特定时代属于“贱民”和准 贱民，所以他们教起书来都很卖力，在改革开放前尤其如此，因为教 老书是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教书和相关的礼仪活动 中，他们才能暂时解脱长期低人一等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扫盲业 余班”，先生都是尽义务，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乡亲们一样下田劳 动。进人20世纪80年代，先生们才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开始是每天 一角，后来涨到每天一元，不过，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没有涨过价。私 塾每年上课不过一百余天，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不过百余元，这大概 要算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教育了。　　然而，廉价并不足以说明私塾教育的存在。为什么在21世纪的 今天，在平江还存在着类似化石式的私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也 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前提有两 个，一是有政府的鼓励提倡甚至强制，二是有相应的出口。对于前提 一自不用说，私塾教育一直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始终以扫盲业 佘班的名义存在，根本谈不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所参观过的所有 私塾甚至连一个办学证明都拿不出来。对于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没 有。当年私塾的存在与兴盛是因为其出口是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即使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能开笔作文）的本身 也可以给自己和家族带来若干好处，至少可以当个层次不高的教书先 生。随着1905年科举的被废除，这种出口逐渐地被堵塞了。在今天 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轨的，在人们心目中， 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替代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 恰恰构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既然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在平江还会有人去读老书和 教老书呢？答案似乎应该从平江的文化环境中去找。在访谈中我了 解到，平江虽然地处较偏，却一直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地方，清末以来 尤甚。湘军中著名的儒将、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发迹之后，将精 力全投到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上，不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国近代的文 化转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酿造了此地浓烈的文化氛围。虽然中经 多年的战乱，尤其是国共两党红白拉锯，但传统并没有中断，至今，至 少在农村还保留着诗礼之风。　　在平江的农村，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家，都能看到各种 书法都相当漂亮的联与匾（顺便说一句，书法也是私塾要教的内容之 一），即使在一个泥屋农舍，也能看到几幅挂在墙上，跟主人的身份很 对景甚至嵌着主人名字的对联。比如说我就看到过这样一联，是贺人 新婚的，男主人名俩铭，女主人名逑梅，联曰意绵绵，佳偶俩铭迨吉 夜；情脉脉，好逑互投标梅时。”在平江，各家各户稍微有点值得庆祝 的事情，包括从一个一星期的短训班归来，都会有人给你送对子表示 祝贺。老乡们告诉我，每到过年，各种各样的对联就多得数也数不清， 不仅家里家外几道门上贴满了春联，就连牛棚、猪舍、谷仓也都落不 下。如果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而且赶巧人缘又特好的话，那么各种喜 联和挽联就只能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了。在平江期间，我赶上了两 个丧事，其中一家简直就像进了白色的树林，到处都是一条条的挽联， 稍有不慎，就能碰下来个把的。更令人惊叹的是，每个村庄的各种对 联都古色古香，雅得惊人。比如我刚巧赶上的一个丧事的挽联是这样写的：疏肴供我客聊从谷雨试新茶；善饮托阿爷莫向花晨斟浊酒。雅得让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不仅如此，平江乡下的文风也很盛，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爱好写诗 作画的农民。平江的长寿镇，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自己搞的诗书画 协会，其成员每个月都要活动一次。也许说起来外面的人可能不会相 信，所谓的活动就是这些农民凑在一起做诗钟。即使是现在大学中文 系的学生，可能也已经不知道诗钟是怎么回事了，简单地说，就是文 人雅集时，先限好韵，再用一个小钟或者铃铛挂在铜盘上面，系钟的? 细绳上插一炷香，作诗前将香点燃，等香烧断细绳，钟落到铜盘上，? “当”的一声响，大家的诗就要作出来，出不来就要受罚。在来平江之 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在清朝的遗老陈三立、樊增祥、郑孝胥归天 之后，肯定没有人再做了，然而，平江的农民让我大跌了眼镜。作完 了诗，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顿，有余兴的边喝酒边对诗，最后一起凑钱 将这次雅集的诗编成一本油印的集子，供爱好者传看（顺便说一句， 在平江期间，我最怕的是让老乡们知道我是什么来自北京的教授，生 怕人家知道了让我作诗而且留下“墨宝”，到那时，我就只有满地找地 缝去钻的份了）。长寿镇农民诗书画协会的胡瓜和刘振中还告诉我， 他们每次雅集的时候，不光作诗，而且连带着对村里镇里的现状评头 论足一番，时间长了，多少会对当地政府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所以，在 这个地方，干部违法乱纪的事情相对要少一些，对社会风气也有一些 影晌。果然，我在他们油印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诗：“三三两两结成群，父子兄弟入赌城。六亲不认还犹可，勾心斗 角昧良心。”这是抨击不良风习的。“谷贱伤农叹世微，农田一季事重提。只因肥价超粮价，辛苦耕 耘收人低。”这是暗讽有人操纵化肥价格的。“东邻昨见鸡生凤，西院今闻马变牛。北国三冬穿裤衩，南疆六 月裹皮裘。春来瓦垅益栽树，秋至阳沟好驾舟。君若有心随我去，但凭巧舌不须忧。”这是讽刺说大话的，估计跟某些干部的“政迹工程 有关。当地干部的作为是否如胡瓜们所说，真的会因此而有所收敛，我 一时无法考证，但是有这么些“多事者”在后面评头品足，说三道四， 总比没有要好些。就算当地的官们个个有“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 为之”的耐性，也须不时忍耐百姓的唠叨。过去的乡绅在农村社会具 有调解纠纷的功能，关键是因为农民认为他们“知书达理（礼）”，掌握 了话语权，能讲理。实际上，在这些作诗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往 昔话语的残存。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跟传统的农村一 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就说我 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上首是“不孝某某罪 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落款则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连行文 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 平江俗称“喊礼的”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 点主、起柩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 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 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 把你拜得头晕眼花。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 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 继。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 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 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其实，随 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副跟自己身 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同样，在平江，办事情 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 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在平江，如果别的 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 人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凡我问到的读过 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子 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地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 未得到过的。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 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 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 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 处），毕竟是个合算的“交易”，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从这个角 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 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 平江的诗礼之风，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旧教育”难以像其 他地方那样的被弃之如敝屣。据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 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只是到了解放 后，“旧教育”才被彻底地驱逐出“教育战线”，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 存在。　　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 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用“失败” 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 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进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 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 子接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接受了，却根本达不到这个教育 要求的基础知识和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六年或者更多 的教育，却连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没有，连封信都不会写。看来我们的 母语教育，真像吕淑湘老先生说的那样，真的很成问题。但是，恰恰 就是同样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的那一部 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触到的读过私塾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 个情况，在正规学校里的学习一塌糊涂，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后连初 中都毕不了业。但进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虽然数理化谈不上，但语文 程度却有脱胎换骨的改进。口说无凭，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个 是平江长田乡傅家村的傅晓东，上学时成绩差得让爹妈头痛，作文不 仅不通，而且白字满篇。1998年到1999年间读了一年私塾后，出门打 工，下面是两篇他打工期间的日记（节录）；　　　　　　　2000年11月1日，星期三，小雨 一个月又匆匆地过去了，新的一月又来临了。这个月能 够搞多少钱，那还是一个梦，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我 在这里当打工仔，饭还是能够吃饱，但很多事情是不方便的， 做事要看别人的脸色。打工是非常辛苦的，现在正是冬天来 临，呼呼的北风，吹得浑身冰冷，晚上睡觉也是一样的，要想 脱离苦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 事，只要自己争取，不能守株待兔。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这与 人处世是一样的，不能受到一点挫折就放弃，要重新再来，不 达目标就不放弃。　　　　　　　2000年11月2日，星期四，晴 眼看一天天地过去，既没有事做，又没有钱赚。白天连 去玩的地方也没有，真是闷死人了。只好整天在床上睡觉，吃三餐饭，就这样一天天的光阴浪费了。在这里工作，只是 人生的第一步阶梯，在这里见识一下世面，以后人生的路还 很长很长。……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那么 人才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优势，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有 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行为，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变化的走向。虽然文字还很幼稚，但行文已经相当流畅，基本上没有错别字， 思想表达和成语的运用也都不错。第二个例子是长寿镇的刘伟东，当我去访他的时候，这个当年学校的淘汰生，已经是镇上农民诗书画协 会的成员了，下面是他的两首诗：打工纪实 赴广离湘十几天，未曾进厂夜难眠。风餐露宿毋须记，最怕招工上黑船。丰收自叹 日出而耕日落归，总期时雨润苗肥。艰辛换得丰收果，硕鼠便便我却饥。　　这样的诗如果放到我们的诗人堆里肯定不算什么，但其清新和真 切却不是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玩出来的。　　看来，私塾教育在语文教学方面，效率还是蛮高的。　　记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提到过，他十二岁的时候从私塾转 新学堂，插班读小学六年级，入学之后，他这个已经能将《史记》的《项 羽本纪》背得烂熟的学生，却要跟学堂的同学一起大念特念课文《早 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哪闻穷人 哭……弄得他胃口直倒。看来，在从一开始，新式教育的语文教学，就 有效率上的问题。当年一哄就抹掉了文言文和旧诗词，将之贬成“妖 孽”和“谬种”，虽说畅快淋漓，但未免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宝宝也扔 了出去，忽视了汉语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的时 候陈寅恪先生曾经提议大学语文考试用对句代替作文，很是遭到一些 新派人士的讥讽，但今天看来其实不无道理的。平江的私塾教育，其 实已经很难像古代那样，靠背古书一步步打基础，而代之以比较实用 的方法，在熟悉文言文名篇的基础上教对句和熟悉礼仪，结果效果良 好一事实上，如果不好，在环境的压力下私塾本身就会消亡。　　当然，平江私塾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止语文教学这一点。放得更远 一点，我感觉不仅当年我们新文化的先驱们对新旧文化和教育的转换 认识过于简单，可以说，中等于旧，西等于新的等式，在今天依然存在于我们大多数学人中间。眼前正火的素质教育改革，语文教学众矢猬 集，然而却没有人提到私塾教育，或者说传统教育是否能给我们某种 借鉴。实际上，平江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是与其所在 地区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的。过去的旧教育，看来并不仅仅是科举制 度的附庸，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农民方面讲，讲理与 讲礼，是农民抵抗政治的不合理作为的一道防线，即使在今天，在讲 求诗礼的平江农村，某些被我们不齿的旧道德也很有市场，而农民的 诗书画协会之所以能形成某种隐形的舆论压力，跟此地有“讲理”的 氛围，而农民也善于“讲理”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在古代，“礼”本身 就蕴涵了“理”。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过于 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度，任何人想要抛弃传统事实上都是很难的。每 每大力抛掷的结果是传统中像样的东西没有了，但那些最恶心的东西 却留了下来，在你的行为举止中不时显现，或者以某种先进和时髦的 形式再现。当人们得意于其时髦和先进时，却偏偏露出恶俗的尾巴， 令你当众出乖露丑。所以，即使在学人们已经纷纷进人后现代的今 天，对传统的思考依然是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传统的风俗礼 仪又在大规模地复兴，连多年被批倒批臭的迷信做法也袍笏登场，党 员干部厕身其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然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却 呈现离析的状态，农民日益原子化，道德氛围变得越来越淡，原本对 地缘和血缘极度依赖的农民，居然可以坦然地“杀熟”，甚至坑自己的 亲人。我们的农村，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因我们国家高速度的现代化 发展而进人现代的门槛，但传统习俗的内核，诗礼的精神乃至形式却 基本丧失了，热热闹闹的婚丧嫁娶，只剩下了一个恶俗的空壳，人们 在行礼如仪的时候，只在意那些对自己福祸相关的禁忌，而对礼仪的 内涵毫无所知。我们替农民抛弃了传统，粉碎了古老的乡社结构。甚 至扫荡了农民的宗族组织，将他们圈进了一个半军事化的集体化空间，当这个空间和相应的革命话语失效时，农民离传统已经太远了， 他们想要找回过去风习，但只抓到了几分皮毛，既没有了自己的空间， 又难以找回本属于自己的传统话语。传统的士子已经没有了，传承昔 日风习的文化内核也没有了。　　我想，在国家还没有将所有农村的人们变成欧美式的公民之前， 拥有私塾的平江农村是有幸的。在私塾和读经之间眼下，读经是一种夹杂着反对声的小时髦，伴随着读经的呼吁， 各种形式的私塾竞相出现。新私塾虽然也号称读经，但多半是些蒙学 读物，《三字经》、《千家诗》之类，或者干脆就是学点文言文和古诗词， 真正读四书五经的非常罕见。老的私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不断 有孑遗被发现，但每次发现，都会伴随一次剿灭，我在新华社的内参 里，发现过不少这种“发现一剿灭”的痕迹。2002年，我因一个偶然的 机缘，发现了湖南平江乡村的还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后，虽然没有 剿灭随之，但这最后的私塾却在学者、官员尤其是媒体的众目睽睽之 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些日子，当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调查的彭以达 老人，介绍一位从上海来到平江办私塾的人来找我。言谈之间，虽然 我对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教师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办的私 塾，其实已经以教英语和电脑为主了。过去的私塾都要读经，虽然，有的村塾掺杂着教一点跟经不太沾 边的日用杂字，但不读经的私塾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读经当然有程度 的差异，“一日三行读大（学）（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读《左传》的也 有，将“郁郁乎文哉”读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读错别字 的三家村学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都要读经， 在读经过程中进行文字训练。读经和文字训练的目的，当然跟科举考 试有关，但并不单是为了科考。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况下 人口是三亿上下，进过私塾的人上千万，可算得上读书人的至少有上 百万，而科举的金字塔，进士不过每三年取三百个左右，每年万分之 一的几率。举人稍多一点，各省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大体上也是三 年一取（另有恩科），录取比例也相当小，三年不满千员。在秀才档次， 各地的学额，清初每年大县40，中县30，小县20(大小以人口赋税和文风计算），再加上府学和额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数民族）等名额， 每县平均不到40，以后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当有限。可以说，绝大多 数从私塾出来的读书人，根本跨不进科举的门槛。“虽书香世家，能 获一衿，已属不易。”柳亚子家吴江名门，百多年来每代都能出一两个 秀才，颇得当地人尊重，其高祖为此刻一印曰：“有福读书。”陈独秀考 中秀才，马上说亲者络绎登门，若干年后，他跟北大的同事蒋梦麟谈 起此事，还开玩笑说，蒋是策论秀才不值钱（录取名额多），而他是制 艺秀才（有读经功夫的）值钱。所以说，对于私塾这种古代社会的主 要教育形式而言，科举只能算是这种教育几率很小的一个出口。如此 狭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仅仅局限在这个出口上的话，会使得大 多数的人丧失了进私塾学习的热情。事实上，跟我从前所设想的不一 样，私塾的功能，其实并不限于培养科举的预备人员，更重要的是为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提供仪式和精神方面的资源。　　我们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课之一，是学习对对子。从一字对、二 字对一直对到十几字。原来我以为这种学习是八股文和帖试诗的写 作准备，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对对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农村的百姓 日用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和各种名目的祭祀活动，甚至一般性的 应酬往来，对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春联、祭联， 喜联、挽联，都是“对课”的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东西不仅对仗押韵， 平仄妥帖，而且要对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做”，这样写的 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欢喜和踏实。有的地方，元宵灯节时的灯，也有 “经”的内容，张岱就提到绍兴有一种“呆灯”，上面画四书故事和相关 的灯谜。（张岱：《陶庵梦忆》）习字（毛笔字）也是私塾的功课之一，从 红描到临帖，其过程跟学习对对子一样艰难，这个过程，一般也是被 视作科考的准备。据说，不仅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应童子试就占便宜， 甚至到了殿试场合，名次的高下，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坏。不过，即使 传说都是确实的，但对于大多数在童子试面前就被挡住的读书人来 说，展示自家书法的机会，还是在日常书信和写对联上。对子是要贴出来，或者挂在墙上的，字必须要像样，能挂得住，在大家评头论足之 间，无论哪个书写者都不会掉以轻心。即使对子对得好，但一笔字差 了点，总是羞于见人，只好再用功。如此这般，无意间造就了中国书 法深厚的民间土壤。私塾学习的文字内容，从《三字经》、《千家诗》、《纲鉴》到四书五 经，从某种意义上是为这种写对子提供了文字内容。在传统的各种形 式的对联中，除了少量恭喜发财的内容外，几乎所有对联的内容，都 绝对符合儒家伦理所体现的正统意识形态。显然，这跟乡绅的倡导和 私塾的教育不无关系。在陆续进行的田野考察中我发现，眼下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对对 子的传统依然残存，多数地方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对联，有少 数地方在婚礼和丧礼上能见到喜联和挽联。过年的时候，由村里人自 己写春联的和到集市上买现成春联的大概各占一半。而自己写春联 的地方，大多由受过点旧教育熏陶的老人包办。其中，有些地方还保 留了上辈传下来的对联本子，上面罗列了一些各种场景该用的对子， 写的时候照猫画虎就可以了。而有的在外面工作过的老人，则喜欢自 撰新词，或者新老交用，由于水平有限，往往写得半通不通的。只有 在极少数一直残存着私塾的偏僻山区，比如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对 子才既写得好（字与文俱佳），又对景，而且在各种仪式中都存在，而 且人们在写对子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创新，以照抄老本子为耻。一 般说来，农民对于春节写春联的习俗，有着非常强固的生命力，只要 还有点心气，家里还过得去，几副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点缀和装饰。 如果春联是自己家人或者亲戚写的，被问及的时候会感到十分自豪， 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岁数很小的同 学，每到放寒假前夕，就会抽出时间来胡练一阵毛笔字，说是好过年 回家给乡亲们写春联。其实他既不懂什么叫对仗押韵，也不会写毛笔 字，但他说，村里只有他一个大学生，如果不会写春联，会让乡亲们笑 话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写对子，有时还是那些被推 翻阶级唯一被保留的“特权”，因为很多农村只有这些人才写得一手 好字，懂得拽文。在平江农村，每当有扫盲任务的时候，一些从前的 地主就会变成扫盲班的教师，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办私塾。贵州安顺的 天龙镇有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前军人的郑姓老人，当地的很多对 景而又漂亮的春联，大多出自他和他的学生之手。据他讲，在过去的 岁月里，只有到了过年写对联的时候，他才感觉像个人。春节贴春联，是从桃符转化而来的民俗，由原来带有巫术意义的 画符，演变成具有明确文字意义的祝福（当然，桃符原来的画面也还 保留，变成了门神），而且这种祝福，一般都富有儒家伦理的含义。这 种转换，既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巫术民俗的渗透和改造，又是两者奇异 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儒学的观念非常好地成为百姓日用的工具。儒学经典在民间的日用，还体现在农民日常仪式和调解活动两方 面。过去农村的婚丧嫁娶以及年节祭祀，都要有一定的仪式，这种仪 式，就是儒家所谓的“礼”。不过，儒家经典《仪礼》和《礼记》上规定的 礼仪，是不下庶民之礼，跟农村百姓日用之礼，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不 仅有繁简之异，而且在于农村的类似礼仪，掺杂了大量民间巫术和宗 教的成分，变得很不“纯”了。以丧礼而论，不仅仪式上有僧道的念绎 超度，而且装殓和入殓过程也充斥了巫术的程序和理念。不过，尽管 如此，这些礼仪在主导方面仍然是儒家的，不仅精神上保有儒家“慎终 追远”之主旨，而且只要有条件，必须请儒者前来主持（喊礼或者点主）。 一般来讲，尽管各种仪式内容混杂，只要不是刻板的道学先生，乡绅们 是不会拒绝参与的，因为他们知道，一般的老百姓，恰是通过类似的礼 仪活动，才能够更深切地体悟到儒家礼治所要求的长幼尊卑之序，直 观地明了上下、尊卑、昭穆这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对礼有了某种肌肉 的记忆。礼仪的混杂，对礼恰是一种有利的情势，也许正因为民间这 种不纯的礼仪，才使得农民对之拥有更加强固的亲和力，因为来自巫 术和宗教的成分，同时满足了农民对于祈福趋吉衷心的心理追求。　　民间的调解，是乡村日常活动不可或缺的成分。民间纠纷是日常 的节目，完全没有纷争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在古代社会，诉讼是不 被提倡的。民间有了纠纷，按约定的习惯，是首先要找人调解的，或 者是族中长辈、或者是邻居好友直至乡绅或者其他地方精英。如果不 经民间调停而直接讼于官府，应该属于某种反常之举。即使进人诉讼 程序，如果是“婚户田土”之类的“细事”，官府首先还是要进行调解， 即进人黄宗智先生所谓的“第三域”。在正式判决之前，官府和原被 两造谈判博弈，乡绅和其他的乡村精英在此期间也势必要居中起作 用。无论是官方的调解还是民间调解，纠纷调解是民间日常生活得以 维持的关键性环节。　　对于民间和官府调解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但其机理却还 不是很清楚，比如，调解的说辞是什么？或者说，调解用的是什么工 具？这个问题，往往被人忽视。多年游幕，曾经做过地方官的汪辉祖 曾说：“且讼之为事，大概不离伦常、日用，即断讼以申孝友、睦姻之义， 其为言易人，其为教易周。”（汪辉祖：《学治臆说》）意思是说，要想调 解到双方撤诉，无非是申明儒家伦理的说辞，即私塾所读的经里的内 容。其实，海瑞处理亲族之间诉讼的原则：“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 其屈叔伯，宁屈其侄”（《海瑞集》），主旨也无非是孝友忠信。明代的 名士张瀚处理一件兄弟争产案件时，采用的那种将兄弟俩枷在一起的 非常手段，号称使他们朝夕相处，顾念亲情，最后撤诉，虽然既愚蠢又 残忍，其实也是出于儒家伦理的考量。（张瀚：《松窗梦语》）显然，调 解时拿“孝友、睦姻之义”来说事，不仅“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而且 容易为乡里舆论所接受，为上官所赞许。当然，除了道德说辞之外， 官府调解还应该有律例的内容，即在讲大道理的同时，申明法律，让 原被两造明了利害所在，以便主动撤诉。　　官方的调解如此，民间的调解也是如此。由于调解人往往是那些 “知书达理”者，甚至是当过地方官的乡绅，所以，他们的调解话语，也 无外乎孝悌仁义这一套，即使其他类型的精英从事调解，也大体离不开这些话语，只不过，他们的语言相对要俚俗一些。当然，正像官府 调解包含有法律的内容一样，民间的调解也包含有其他的成分，人们 在进行调解的时候，往往会分析事情的利害关系，讲一些人情常识和 日用道理，甚至掺杂一些因果报应之类的半宗教、半巫术的说教。一 个成功的乡间调解人（和事佬），往往善于将各种文化资源天衣无缝 地混杂在一起，交替使用。不过，尽管如此，儒家经典里的内容，依然 是主月凶o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儒学是百姓日用的东西，经过私塾这个中介， 通过宗族、乡社的活动以及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的仪式，日常生活、民 俗信仰与儒学经典的精神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儒家伦理和学说，固 然不仅仅是学者象牙塔上的清玩清供，也不仅仅意味着上层的意识形 态和统治工具。　　中世纪的中国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髙，是令外国研究者吃惊 的事情。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民众对儒家伦理牢固的亲和力。正是 这种亲和力，使得任何一种形式的统治者，都得对孔子礼敬再三，连 进军过程中对孔子像夹脸一箭的蒙古人，坐了江山之后，依然要祭孔 如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社会农民对文庙（孔庙）的冷淡，其实 主要原因在于，文庙实际上是个官方设定的“禁区”，那里被最大限度 地神圣化和清洁化了，祭孔成了官员和绅士的特权，老百姓根本不可 能涉足，时间一长，他们自然就不去那里了。同时，由于所谓的儒教 一直处于某种半宗教的状态，孔子和孔门弟子，一般也不是人们祈祝 的对象，香火不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虽然百姓祈祝的香火都投 向了其他的神庙，但据调查，在古代中国的农村，每个村庄街道的主 轴线上，都是宗祠的所在，而神庙，只能建在侧线上，而宗祠的活动， 我们知道，基本上是按照儒家伦理的精神进行的。　　眼下，读经和私塾都有复兴之势。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意 识到，在过去私塾和读经盛行的时代，在私塾和读经之间，还存在着 很多东西。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2005年，是科举废除百周年。百年前，一项存在了一千四百年的 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 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 书，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 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年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 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洼国里，知识界 看起来已经贴然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 被美籍华人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 然完得这么无声无臭、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 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 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 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 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里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 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 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 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 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 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选举（官吏选拔） 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 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 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 准化演进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 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 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 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 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 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 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 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 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 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 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人，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 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 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 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 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 “破”的 呼声，而且看到了 “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 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 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 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 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 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 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 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 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 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 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 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 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 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 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 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 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 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 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 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 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 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 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 家众口 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 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 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 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 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 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 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万、数十 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 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 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 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 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 一批居住在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为生的读书人， 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 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更重要的是，这个制 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一谋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一读” 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 种地）。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 生活提供了 “礼教”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 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已经进 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 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 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 尽管已经进人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 拉撒的“旧戏”。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 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 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 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 部门。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 留在教会内部消化。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 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 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 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 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 “当时家里 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 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 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笔者注），进了秀才，总办还特 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 的态度如何，对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 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 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 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 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 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们送到 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 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 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 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 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 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 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 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 科举的声音。　　人类学告诉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 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 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 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 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 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 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 现在我们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 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 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 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 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 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3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 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 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梱绑在一起。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 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 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厄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 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 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 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 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 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二十三级（虽然比进士出 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 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 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 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 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 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 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 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虽然，今天 这种状况稍微好了一点，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 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 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 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 现象。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 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 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 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 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 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 出来。曾经有过的好事读名人自传，最容易发生的感慨，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老 是碰上好事，至于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 中学，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一篇作 文，让他接连蹿升了四级。这种好事，对于现在的人们，连做梦都不 要想，也想不出。然而，且慢嫉妒，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 华留美生资格考试，第一场国文，作文题目是“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 0 老兄一时性起，在考场上考证起“规”和“矩”的起源来，将一个带有道 德性的论述题，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碰上个 按规矩来的考官，恐怕也会判他跑题，就算开恩不给零分，成绩无论 如何也好不了。可是，奇迹出现了，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 适有同好的考据癖，阅卷之后大喜过望，提笔给了胡适100分。考虑 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所以说， 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如果他按规矩做，不 跑题，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自然 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什么《中 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以及红学研究、《水经注》研 究等，就都没了，那么以后“现代孔子”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个了。当然，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 里，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甚至连 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在钱穆写的 几本书出版之后，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居然进了燕京 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居然还 挑三拣四，批评学校的S楼M楼之类不够中国化，所有发下的洋文通 告，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S楼变斯楼，M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西 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 遇，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授课时每逢开饭，蒋介石得亲 自查看是否好吃。　　钱穆和胡适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 如果放在今天，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 入冷宫，贬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 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而给他满分呢？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 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没有学历的陈 寅恪，毕竟有这种经历)？从清末办新学以来，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 曲折，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都充斥了 博士，甚至是海归的博士，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没有了胡适， 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 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但是，他最近说 的一句话，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 性人才的教育。　　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 代，居然是同一个时代！后现代的荒诞，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 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大学考试对对子　　1932年，报考清华的学生，在国文考试的时候，发现碰上了一道 怪题：对对子。出了上联，要求对下联，上联是“孙行者”。此题难倒 了绝大多数考生，只有三个人据说对上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其 中有一个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不过由于在清华考试之前， 北大已经发榜，所以张先生没有去清华。怪题的制造者是陈寅恪，当 时的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是陈寅恪 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可是，后来张政烺先生说，他答 得其实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胡适之”的“胡”字，跟“孙 行者”的“孙”字平仄不协（都是平声）。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 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 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 陈寅恪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考生和舆论的大哗。批评的矛头，大多是 说陈是在开倒车。因为对对子是旧式私塾的功课，而新教育没有这个 内容。由于当时学界的复古思潮正在兴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国民政府的支持，怪题事件的制造者，恰好又是一个新传统主义的中 坚，因此，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此反应更加强烈。　　不过，有意思的是，事情过后，别的考试都被大家淡忘了，唯独陈 寅恪出的这个对子，却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甚至一直到解放 后，知识界仍然在传这个事情，对上了对子的张政烺先生，在人们的 传说中，很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对对子事件所 碰到的，恰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　　传统上，汉语写作是要求音韵上有节奏的，就是说，文字读起来 要有铿锵的感觉，起伏的节律，因此要讲究平仄，诗歌如此，文章也如此，即使是散文，也要琅琅上口。同时，音韵上的讲究，是与文字的意 蕴和色彩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文字不仅需要表达意义，而且还 要有字与词本身含义的组合所传递出来的色彩，为意义生色。只有这 样的文字，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但它的不好，主要是受 了其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和道德负担的拖累，仅仅就文字技巧而言，其 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在汉语的文字写作技巧训练方面，它是 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塾教育对对子的训练，固 然是为了日后八股文的写作，但对于学生掌握和理解汉语，其实倒也 是必要的。许多近代的名人，包括著名的学者，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 候，往往对自己善于对对子的“事迹”津津乐道。虽然说，中国古代也 有白话文，但古代的白话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联系的，是文言文的 俗化，严格说不能用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诸健将 提倡的白话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做一种新的语文，它是同西式语 言相联系的，必须符合主、谓、宾，定、补、状的西式语法结构，其最后 的归宿，就是汉字的罗马化。而当时的白话文主导的语文教育，基本 上是后一种现代白话的一统天下。　　然而，在人们的阅读和教学视野内，文言文并没有消失，那种拖 着长长定语和补语的欧化句子，虽然可能风行一时，但并不一定能真 的俘获读书人的心。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写作方式 的交战，最后的妥协，就是我们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写作方式既不像 字母文字，也不像象形文字。这样的文字，是最难教的文字。学宫?学官?学运有一年冬天，我到贵州一座叫安顺的小城探亲。安顺据说是贵州 最古老的城市，是明朝初年，朱元璋派遣傅友德征西过程中建的。今 天是贵州省的一个地级市，看上去有几十万人的规模。提起安顺，人 们往往将它与当年红军在大渡河渡过的安顺场混淆，实际上，这是两 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安顺是一个特有农村气息的城市。每逢节假日，四乡各族的农民 就会挑着菜，拎着鸡鸭，赶着猪羊进城来赶集。到时候小城的街道就 会挤满了动物和人，闹得让你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好在，亲戚家住在 安顺的一所中学里，很是安静，可以容我仔细地打量这个老房子和老 人都特别多的山城。在安顺的时候，除了看城和看人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每 日只是悠闲地走走。一日，我踱出家门，到外面散步，忽见面前的一 堵墙似乎有些异样，停下脚步仔细打量，才发现墙的里面原来砌了一 座石头牌坊。开始我以为是座寻常的表旌节烈的遗物，于是上前准备 看一看是哪个倒霉的女人的姓氏在上头，结果发现这原来是座棂星 门，那种只有祭坛和孔庙才有的棂星门。设法越过这堵不寻常的墙， 只见里面是个院落，迎面两根拔地而起的镂空雕龙石柱，由一对嬉态 可掏有点像狗似的石头狮子托着，飞扬的龙与嬉戏的狮子都雕得活灵 活现，耐看极了，全无中原同类雕刻的那种富贵之气和呆滞之气。这 两根龙柱撑起的是一座破败的门厅，眼下已经被四面砌死，古为今用 地住上了人家，门口一个老妇人拿她那昏花的老眼盯着我。绕过门 厅，是一个更大的院落，迎面一座比门厅大上两三倍的宫殿似的房屋 兀立在那里，房子的正面有着四根与门厅相仿的龙柱，同样的镂空雕， 同样的灵气四溢。房屋八面透风，摇摇欲坠，但雕梁画柱依稀有旧时模样，别致的垂花头仍然颇为惹眼，好像昔日大户人家内院的东西。 走进去，只见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堆破烂的桌椅，一打听，原来这 里是一座明清时节的学宫。　　学宫是明清之际的官方学校，文雅一点的叫法是“黉宫”。那时 候，上有京城的国子监，下到各府、州、县学，构成了官办的学校体系。 里面的学生在国子监者叫监生，而在地方则为生员，俗称秀才。严格 讲，监生和秀才算不得一级功名，只算是官学的学生，但是由于做了 官学的学生，拥有相当多的特权，徭役可免不说，见官还可以不跪，犯 了事须得先革去学生资格才可以打屁股。所以在社会上也算有了相 当的地位，在皇帝眼里算是个读书人，在平头百姓眼里算是附上了绅 士的骥尾。其中由于监生往往是由花钱或者祖荫得来的，而秀才非经 三场大考扒层皮才能获得，所以地方官学的生员们在人们眼里，总要 多几厘分量。　　尽管地方上的秀才们含金量要高些，但他们“进学”所在的学宫 却一向不为人们所看重。国子监里固然铜臭四溢，但从古至今都为人 高看不止一眼。现今的许多讲历史的人，还称它为古代的国立大学 (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与府州县学的学生是同一层次)，也好把中国大学 的历史，往前推了再推，挣些民族自豪感。虽然，按制度规定，秀才们 应该进学宫读书，但这个制度跟那个时候的其他制度一样，似乎从来 就没有落实过。学宫并不真的是个上学的地方，秀才们自“进学”之 后，根本不用像眼下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似的，天天进学宫读书，只在 每年春秋两季例行进去考一下不痛不痒的试，每三年才由省里的学政 进行一次大考。虽然按规定考得不好就会丢失功名，而考得好的则可 以获得朝廷的补助，甚至被推为贡生，参与官员的选拔，但实际上真 正因考试而被淘汰的生员非常少，学宫里的考试就成了只奖不罚的一 种程序。所以秀才们并不可能真的在意。　　学宫的真正意义似乎只有两点，一是作为王朝教化与礼仪体系的 物化象征，一是作为州县学官的官邸和地盘。作为前者，学宫往往与文庙连在一起，与文庙一样，里面也供着 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规模大一点，还配有写着十哲或者贤人 七十的木牌子，有着雕龙的“宫殿”和棂星门(像牌坊一样的东西)，门 前还立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的下马石，以示礼敬肃萧。 地方正印官知府知县和知州，任上最慎重也最风光的事务就是主持学 宫的考试，稍微有点墨水的还要装模作样地开讲两次“子曰诗云”。所 有境内的生员名义上都是地方正印官的学生，凡是秀才见了官长揖之 后必然自称“学生”，一叫，双方都特感荣耀得慌。官员处理别的公务， 礼仪冠服可能有点马虎，但进了学宫就必须穿戴整齐，言慎行谨，一 丝含糊不得，否则遭到秀才们的笑话不说，弄得不好被都老爷知道了， 还会被弹劾，因此丢了乌纱帽。正由于学宫这种高洁肃慎的禁地地 位，清代康熙年间，两榜进士出身的广东顺德七品知县徐勃才可以凭 此与当地驻军的二品总兵斗法，故意下令每天晚上学宫的钟鼓弄得山 响，说是广东地方学运不昌，敲敲钟以振学运，结果把住学宫附近的 总兵大人吵得寝食难安，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搬家了事。作为后者，明清两代的地方学官，诸如学正、教谕、训导之类，官 阶八品到九品，多由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的士人担任，均为冷而又冷 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 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 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 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中了秀才，依 例需向教官上点见面礼，然而他却不理这个茬，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 才封了两钱银子应付了一下。在这些秀才眼里，主持考试的正印官才 是他们真正的老师。连被“管”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 知。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 衙也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明清 两代，官俸本来就低得吓人，一个七品知县，每年俸银不过三十两，好 在他们有额外的“灰色收入”，然而这些学官哪儿去捞钱呢？所以只好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人度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 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实际上，学官们最大的福 利，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祭孔之后，作为牺牲的那只猪，照例由他们分 吃，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穷学官和他们的家人，才能沾上点荤腥。过 去有嘲教官对曰：耀武扬威，隔窗户瞪门子两眼；穷奢极欲，提篮儿买 豆腐半斤。　　穷教官连看门的也惹不起，想发威风，只能私下里瞪人两眼，想 要改善生活，如果没有挨到吃祭肉的时候，也只好买块豆腐解馋。所 以，学官又被人称为豆腐官。　　豆腐官住的地方也有点像豆腐，一方面是因为学宫有着半个官衙 的性质，所以难免要沾一点“官不修衙”陋习的光。在过去的时代，做 官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都相信修衙的人升不了官，以至于各 处官衙大多破烂不堪。做学官的人自然更是难以免俗，实际上他们比 其他的官更希望升迁，住在里面的官不张罗修缮，那么别的人又何必 生事，所以学宫也逃不出年久失修的命运。另一方面清末战乱不已， 武人的势力开始抬头，学宫本来就是摆设，现在就更没有人理会。到 了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原来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礼制——教育 体系寿终正寝，童生秀才进了新学堂，学官们改了行，学宫遂一任房 倒屋颓，在风雨飘摇中湮没，后来想要了解明清学校制度的人，好像 再也无从一睹“汉宫威仪”，取得一点感性认识了。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总免不了有例外，就像有些动植物本已被 学术界判为灭绝，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在某个地方又冒出来了一样， 作为建筑物的学宫竟然也有例外。安顺的学宫据说是明代的建筑，现 在虽然残破，但作为主结构的棂星门、仪门和明伦堂还在，只有两厢 的尊经阁和学官衙门没有了。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与学宫一体的建 筑，安顺的文庙还基本完好地保存着，从学宫过去不远，就可以看见 文庙的“宫墙万仞”。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遗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 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其同类那样倒塌煙 没。不知是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 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 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 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 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 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 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 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 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 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 股文功夫更差，但绝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 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巳经被列为地区级文 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 着破败的学宫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 的将来，谁也看不到它了。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 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 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呢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 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 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青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 “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 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 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 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宗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 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 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 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 (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 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 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 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一万多 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 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 盆花。整个寺庙出奇地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 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 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 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 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 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 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 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 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 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九 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 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荚经书。小 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 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荚 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 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 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 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 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 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 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 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 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 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 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 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 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舜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 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分成一个一个的 小圈子，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按规矩，每个人在提问的时候要站起身来，一边跺脚，一边猛地拍一下掌，动作很是夸张，姿势煞是好看。不 过，在我看到的场景，许多喇嘛动作已经简化了，只拍掌而不跺脚。但 是无论动作是否偷工减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有的人 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尽管人人都在笑，辩论却进行得非常认真，我们 这些外来人的闯入而且大拍其照，居然从始至终没有引来一个僧人看 上一'眼。　　在世界宗教史上，也许只有佛教才能有这样激烈而又平和的教义 辩论。在佛教历史上，类似的辩论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在发祥地天竺 如此，传到各地也如此。在中国，全国性的辩论就有过很多回。无论 各宗各派，大家总能辩出个高下。别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战争，而唯有 佛教的教派之间只有辩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辩论却总能辩出 名堂，不至于流于意气之争。　　了解一点佛学的人都知道，佛学的知性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吸引 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智士沉迷其间。直到近代，章太炎、马一浮、杨文 会、陈寅恪、王国维诸位顶尖的学者，无不对佛学情有独钟。佛学是 中世纪少见的既有学问的无限延展性，又有自己的论理逻辑的学问。 这样的学问，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实现“精进”。　　在今天，也许只有在西藏的三大寺，我们才可以见到真正的佛学 辩论之风。带“病”考试高考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典。每年的夏天，总有那么几天媒体热 闹，政府紧张，考生的家长慌张。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什 么一个迟到的考生被呼晡的警车送往考场，围观者报以热烈的掌声^zx~zx o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压不住自家的酸水，怎么我们当 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呢？现在人们总喜欢说高考是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其实，当下考生与录取的比例，最高也不过3: 1，而二十 多年前，这个比例竟然达到20:1。本人不幸，躬逢其盛，接连参加了 1977、1978两次高考。记得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 小小的农场，考生居然一下子将考场周围的街巷填得满坑满谷。我在 那个农场待了多年，好像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人，连不知道计 7为何物的老兄老姐们也来碰运气。以至于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一 次初试，一次正式考试。初试的考场上就相当热闹，有哭的，有闹的，还有当场休克甚至 吐得一塌糊涂的。那时离“文革”后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风头的日 子还不算太远，大概是对那时的宣传记忆太深刻了，我旁边就有一位 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 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犯傻，前几年曾经 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 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 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 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 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 混人了 “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 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 的《儒林外史》。　　考吧，反正马二先生说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考试。请了两 天的假，到农场(那时还叫团)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下了场。开始是 初试，记得头一场是考语文。我们这些人，打小学就赶上“文革”的好 时光，哪里经过什么考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阵势。坐到桌子前，发下卷子，笔就开始打哆嗦，百计也无法制止，就 这样抖了半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有交白卷的危险。当年大清国的 时候，江南的大名士吴兆骞就是在皇帝老儿驾前的考场上打哆嗦，交 了白卷，结果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喝西北风。现在我已经在北大荒了， 再要发配可能连个地方也不好找了……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笔总算 是不那么抖了，可是思路也找不到了，最后总算是对付了一些文字交 了上去。　　初试过了以后，为了防止再哆嗦，我想出来一个相当聪明的主意。 考前从医生那里要了一片安定药片吃了下去，因为我听说这种药少量 地吃可以有镇定作用。没想到，由于我从来没有用过安眠药，区区一 小片安定，在考场上居然把我“镇定”得睁不开眼睛了。当然，鄙人当 时明白，如果我就此睡倒，依然是要交白卷的。没有办法，只好忍痛 将脑袋和桌子狠狠地接了几个吻，这招居然比初试时忆苦思甜还管 用，复试下来，成绩居然还不错，按当时的行情，上个重点大学也够了。　　当然，我能考到那个程度，以今天的尺度，绝对没有任何值得骄 傲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的考题简单得能让今天的中学生笑掉大牙。 记得语文题最难的部分就是翻译《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考 完之后，一个据说程度不错的考生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知道“愚公 长太息曰”的意思吗？我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愚 公的大儿媳妇说！　　考试的过程听起来很有点喜剧的味道，但是结果对于我来说却是 地道的悲剧。从1977年考完，一直到1978年的到来，我眼睁睁地看着 别人一个接一个地走掉，而自己只能与猪马牛羊为伍，当然还有某些 长舌妇背后的嘁嘁嚓嚓。为何不被录取，没人告诉为什么，不过，自 家有病自家知，我知道很可能是政审不合格，十有八九是坏在了当年 对“文革”的说三道四上了。那时，“文革”还是说不得的话题，我们那 次高考的政治题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无论我怎么样在笔下让“文革” “伟大”而且 “胜利”，但是我那该死的前科，白纸黑字地载在我的档案里，实在没 有办法蒙混过关。　　那年月，有了政治问题就跟做过贼一样，成为永远难以抹去的污 点，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78年，我又一次进了考场，这次考的是理 科，因为有人给我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比较松，一点不出人意料，我 考得不好，结果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黑龙江的农业院校，从放马放猪 改成“放”拖拉机。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我再 怎么跳，也还是难逃罗网，拖拉机也是不会让我放的。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个教书匠，对社会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学生档案却还算 熟悉，尤其是当过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面还没见，一堆档案早已经摆 在面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档案是什么样子，我却一无所知， 不唯无知，连想知道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几星期前，偶尔无事，溜到 潘家园旧书市场逛逛，腿都溜酸了，还是一无所获，双目所及，尽是 近些年出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货，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又贵得吓人。 就在几乎失望的当口，忽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摊子，寥寥的几本书 旁，有一堆烂纸似的东西，过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硬纸， 仔细看来，原来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一名叫俞佩兰的女中学生 的档案。　　这个硬纸片约有16开大小，上面的表格是油印的，系河南静宜女 子中学教务课制，跟今天中学生的档案类似，上面有俞佩兰的照片， 有履历表，背面还有成绩表，但不同的是，头两栏分别有保证书和志 愿书。保证书上是一串不加标点的文字：具保书人王生今愿保证学生俞佩兰入责校肄业对于一　　切校规愿绝对遵守如有犯过重病欠费或临时发生重大事件　　概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　　然后是具保人的姓名、职业、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具保人的住址， 还有一个至今颜色依旧的具保人印章。　　志愿书上也是一^串文字:具志愿书人俞佩兰今愿入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肄 业绝对遵守校规努力求学除由保证人保证外谨具志愿书。保证书和志愿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学徒契约， 上面必有这种过病生死倶与店方无涉的内容，而且立契必须有保人的 签字画押才算数，只不过学徒的契约更加苛刻。不知是中国特有的学 徒文化暗中影响了静宜女子中学的办事人呢，还是真的担心学生在就 学期间会惹出麻烦，因而未雨绸缪？不过，尽管俞佩兰女士就学的年 代(1944)，中学生可能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稀罕些，但中国新教育经过 近四十年的发展，新式学校毕竟与传统以八股科考为目的的求学有了 本质的不同，从求道意义的“知书达理”变成了含有技术教育内涵的 培训，所以，也许在静宜女子中学的主持者看来，他们的学生也具有 某些昔日学徒的性质。所以，学徒契约的内容出现在中学生的档案 上，似乎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毕竟这样做对于基本上以赢利为目 的的私立学校的校方来说，可以省却许多管理上的麻烦。不过这样一 来，至少蒙在传统学子身上的那层高人一等的面纱，在学校的管理人 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另外，这份学生档案的年代是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也就是1944年， 那时，学校所在开封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所以学校除了英语外，还 开设日语课，只不过，在成绩表上，日语课排得很靠后，安排在所有的 副科末尾，而英语却排得特别靠前，明显属于“主科”。这比起“满洲 国”的几乎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授课的安排来，有很大的差异。显然， 静宜女子中学的这种安排，是不合日本人意的，不知道这种安排，是 否表现了校方的某种意向。档案照片上的俞女士，年方十三，面目清 秀，可以依稀看出她穿的是一件中式的白布衣服。女士的籍贯是河南 开封，家住开封火神庙后街19号，父亲叫俞瑞生，在“电影界”，与当时 的开封华北电影院有关系，看来可能是电影院的职员或者老板。俞女 士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已经年逾古稀了。武秀才自有科举以来，武举向为鸡肋。文科为朝廷输送人才，构成了大 小官僚的金字塔，可是军队里的军官们，却大多为战阵里混出来的老 行伍，偶尔有个把武举出身的人进来，也往往立脚不住，不是自己识 趣滚蛋，就是在战斗中因没人帮衬白白丢了性命。尽管武科没用，但 却没有一个朝代废了它，不知道是出于制度的惯性呢，还是出于阴阳 (文武)平衡的考虑，反正一代代无声无息地考下去。考出来的武秀才、 武举人、武进士，官府和社会，谁也不拿他们当回事。虽然没有官做，但考武举的却大有人在。原因是不管社会上看重 与否，考上了总算是有了功名。有了功名就有相应的官方优惠，就算 是最低一级的武秀才，也可以见官不跪，减免些赋役什么的。武举见 了真正的缙绅固然矮半头，但在平头百姓面前，依旧可以耍耍威风。 明清两代，是科举成型的时期，制度运行相当稳定，不免一科一科地 武举考出来，武秀才尤其见多。既没有出路，武举们只好在社会上做 闲人，地方官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可他们自己却从来放不下绅士的 架子。清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有天一个武秀才扯了一个挑 粪的农夫上堂告状，说是这个农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须加以惩罚。县 太爷说，既然如此，那就让秀才打这挑粪的一百个嘴巴吧(有一说是磕 头)。于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来，打到七十的时候，县令突然 说：停，我忘了问你这个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县 令说，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现在你打多了，让这农 夫还回来。于是，农夫噼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个嘴巴，打得武秀才 七荤八素。这个故事无论真假，都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武举的轻视和武 举自己的自轻自贱。不过这没办法，明清两代科举出了那么多名臣和 名人，无论谁说历史都免不了要说到他们，可是谁听说有哪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是武举出身呢？尽管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也一科一科 地考出来。　　到了清朝快灭亡的时候，武举们突然有了一回露脸的机会。那是 闹义和团的时候，北方乡野，几乎村村立坛，庄庄练拳，打教堂，杀洋 人和二毛子(信天主教的教民)。乡间的缙绅卷进去不少，其中大多数 是武举，武举人和武秀才。他们不是亲自做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 就是给坛口当后台。当然，这可以理解，原本他们就是闲人，这个时 候，正是用得着闲人的时候。可惜的是，闲人们好不容易有了用武之 地，还是没有用到正地方，练拳舞刀，没有把自己练成刀枪不入，自然 也就挡不住洋人的洋枪洋炮，老佛爷和小皇帝还是得弃城而逃，武举 们露脸的事很快变成了丟脸，不久就让人忘记了。　　科举制度本身设置武举一科，原本未尝不是想通过考试选拔军事 人才，可是，凡武举考试实行的时候，中国历朝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的 风气都是重文轻武的，现任的军事官员都没人拿着当回事，更何况考 上来的顼备队。政府既不拿武举考试当回事，也不想法往军队里派遣 武举出身的军官。一项精心设计的制度，就这样成了摆设。这样的国 家，这样的制度，赶上了近代，碰上从西边来的尚武的好汉们，当然只 有吃瘪的份。只会考试的读书人晚明小品，最喜张岱。张岱在他的《夜航船》序中，讲了一个“小 僧伸脚”的故事。说是浙江这个地方，旅行多靠夜航船，夜航船舱位 狭窄，人一多就拥挤不堪。一日，一僧人上船，发现船上已有一士人 在高谈阔论，僧人很自卑，因此蜷缩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待了一会 儿，僧人发现士人的话似乎有破绽，于是问道：“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 是两个人？ ”士人答.?“当然是两个人。”“这等，那么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原来是这样。那么，且待小僧伸伸脚。”澹台灭明是孔门高足，当然是一个人。至于尧舜，自然是古史传 说中的两个人。士人无知，却强为知，结果让和尚看不起，和尚于是 放开手脚睡觉了。最初看到这故事的时候，原本以为只是张岱调侃读书人的笑话， 并非实有其事。可是后来看了张岱同时代的史学家谈迁的《北游录》， 才知道当时的社会上，还真有这样的士人。此人姓丁名宾，不仅中了 进士，后来官还做到尚书。说是他进士刚及第时，座师王锡爵对他说： 及第了，今后可以看点古文了。他说：那该看什么呢？他的座师说： 无非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轼、辙)。他问：韩柳欧苏是几 个人？后来，又有人跟他谈起廿二史(明清人眼里，只有廿二史)，他说， 一个人怎么能写了这么多东西？吴敬梓《儒林外史》里说，苦读到白头的范进，不知道苏东坡是何 许人也，我们只当它是小说；徐灵胎的“读书人，滥时文，烂如泥”，我 们当它是打油(诗);张岱的“小僧伸脚”，自然是小品。但是，我们拿谈迁怎么办？看来，科举虽然出过些明白人，但也搭配出了不少糊涂虫。　　明清两朝，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最完备的时代。由于考试才是做 官的正经途径，不仅皇帝而且百姓也都看得起，所以，读书人不仅围 着考试转，而且围着考试的内容转。明清考八股文，预备考试，关键 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四书要烂熟，提起一句要知道上下文，不能有半 点差池，因为考试基本上是从四书里出题，摘出一句来，让你模拟圣 贤的口吻说话，如果不知道摘出那句话的上下文，就写不出东西来了； 二是朱(熹)注要明了，朱熹的四书注释，是考试作文的指导思想，代圣 贤立言，说话，不能出朱熹的范围，出了格，轻则白考，重则嘛……三 是对对子要敏捷，八股文系由对仗的句子组成，对子对不明白，就写 不出好的文章。当时，人世间车载斗量的“考试复习资料”，全都是围 着这三点展开，而考生也在这三点上下工夫，至于别的嘛，基本上都 算是闲书了。管你是四史还是三通，再具有价值，在备考期间，无论 是老师还是家长（如果考生本人就是家长的话，就是他的家人)，都不 会鼓励考生去涉猎的。大家要看的，只是那些复习资料，而这些资料， 又大半出自类似马二先生、匡超人这样的不第秀才之手，内容如何， 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那时的教育是被捆绑在科举考试上的，所以，那时的 教育，也是一个应试教育。古今中外，凡是应试教育，学生就不是学 生了，只是考生。考试的压力越大，就越是将他们学习的内容局限在 考试内容上面，凡是不考的，大家碰都不碰。正因为如此，在夜航船 上，读书人也只好让和尚伸脚了。说也怪，这样的读书人，偏可以当 上科门高第。这次第，就算是像徐灵胎说的，是国家和百姓的晦气吧。 六百多年过去了，国家百姓还不是一直这么晦气下来了，还要晦气到 几时？天知道。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 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 不好的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 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 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 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 来，那可麻烦大了。　　到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 “孔 老二”，客气一点的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 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 好的林语堂，居然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 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 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 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 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 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 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山东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 校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 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 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 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 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 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 长袖飘飘，大家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 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 孩子读得起，师范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Q 二师虽地处曲 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 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 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 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 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得“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 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 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 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 了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 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 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 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 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 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 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 装成南子，冶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 上坟》，亦不是过。”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法律。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 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 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 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 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 尊孔而非“打倒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 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 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 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 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 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 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 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 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 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 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 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 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 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 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 的纠葛，都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现在看来，这些事也的确不该由政 府来断。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云南讲武堂，是目前我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军官学校。完整 的两层楼校舍、宿舍，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大四合院。大门的铁栏杆， 斑驳而老旧，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还有人从这里走出走进。绝大多数房 舍都空着，只有一面放了一些照片和貌似的旧物，作为展览对外开放。 大部分照片都属于常见的大路货，真正属于讲武堂的旧物很少，一门 山炮和一门榴弹炮太先进，而一门土炮和几支火枪又太陈旧，都不属 于讲武堂的时代，只有操场上的沙砾，十有八九是当年的货色，白白 的一层，都磨成了石英，看来没少经人在上面摸爬滚打。这是个出过 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这些大人物的脚和身子， 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他们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 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 及由从前的战友变成敌人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一个特别 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但却令讲武堂每 个学生感到自豪的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 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 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好像这个学校只经 过这两件事。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于中国也好，云 南也好，云南讲武堂也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 对于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地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 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 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 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教材、教法都取法于日本，连房舍都模仿日本士 官学校，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服装都很像日本军人。中国的陆军现代 化，到讲武堂开办的时候，看来已经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 入了学习日本阶段。此后，又有一个学习苏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在云南的第二代现代军人那里，法国的影响才大了起来，龙云的儿子， 出现在了法国圣西尔军校。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 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支方天画戟，想必，其 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 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 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 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 然而，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 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 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 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 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 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 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 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 当时的云南，主政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 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 诸多的限制，但是至少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 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 的猜忌、防范逼反的，尤其重用巡防营的做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 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十五发，只打五发，剩下 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 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 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 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 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 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 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 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的催命符，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变成为引 入新因素的对立面，苦心引进的新因子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如果 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国家现代化变革 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 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 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而且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从讲武堂参观完毕，看见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 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 的人。讲武堂操场上的沙砾，现在轮到大娘们在踩了。对旬: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 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 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 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 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　　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 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 口，不大工夫，孩子就成了烟鬼，每天 不吃饭行，少了 “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 口嗜好之后，精神委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待在床上，吃喝拉撒不动窝，经年累月 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 出去惹是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 都是吃人骗），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 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 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 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待在军营里，就阿弥陀 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剽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 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 劉悍也是剽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 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 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 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 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的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 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 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 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 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 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 没出息待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 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 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 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的人多了，也就见 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 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 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 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巳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 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 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 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 “饮鸩止渴”这个 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做事的原则，是需要第一，况且，这 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 “管他以后洪水滔天”。法国的路易十五，比起咱中国的官来，算个甚！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简直胡闹，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旧医，还是中医？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 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 酒后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B寸 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 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 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 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绝没有想 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 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 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得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 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 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 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事情的 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 “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 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 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巳经不可同日而语， 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 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 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 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 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丨日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 满五十岁从业未满二十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 业。而五十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 许开设中医学校。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 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的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 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 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 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有名中医，著名的《中国 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 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 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 动者之一，此公后来人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 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 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是北伐后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 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三位来， 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 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 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五十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 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 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而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 由感染了 “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 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 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 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 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 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 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 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 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 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 而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 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 “匪”、 “正” “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 顶帽子，“新” “旧”、“国” “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 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 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 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 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 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 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 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 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 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 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 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 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 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 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 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 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 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 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 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营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 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 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 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 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 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 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 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技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 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 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 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论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 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 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焊然不顾。是逞一朝 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 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 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 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 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直是将亡国灭种的 罪过，一古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 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 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 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 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 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 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 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 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 医之比，却远不像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 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 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 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 记录也不见佳），但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 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 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 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 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 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 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 的知识分子，到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梁启超那 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 名誉，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 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 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 里面。但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 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 六千余，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 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 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像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 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 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 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 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 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 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 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 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 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家而言，人们的 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人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 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 口 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 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 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 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 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 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 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二三 十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 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 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 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 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 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 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 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 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 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 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 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 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 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 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 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 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 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 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 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 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 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倒是难分彼此， 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 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 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 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 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 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 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 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 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 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 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 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 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 “科学” 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 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 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 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 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 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 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 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_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 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 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 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 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 (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 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 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 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 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 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 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事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 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 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 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 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 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 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 “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 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 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 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 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 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 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 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 路，中药成剂可以批量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 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 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 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 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 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 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 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 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 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 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 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 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医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 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 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 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 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科学不是强权一也说中医肖打前几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过一篇谈1929年民国政府废除中 医事件的文章，一直对中医未置一词。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有关中 医的话题越炒越热，不仅媒体炒，精英炒，大众也跟着起哄。在这种 铺天盖地的喧闹中，有人吵架居然会引用我当年的话，累及我挨骂， 看来，不出来说几句是不行了。当下关于中医的热闹，跟某些人振臂一呼，要求废除中医有关。 其实，这种振臂一呼，在国内多半不会有应者云集的效应，但招来唾 沫和眼光是肯定了，估计这些中医反对派中的某些原来不出名的人，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个效果也挺吓人的，至少南洋一带的海外华人 很是紧张，前几天去马来西亚开会，就有当地华人惴惴地打听，中国 政府会不会因此而废除中医？当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此间废除中医的呼声，充其量只是一 种网上的热闹甚至娱乐，有权有力者，没有人会真的把它当真，中医 业者，也不会把它当真，前几年几部畅销的阐述中医著述的作者，都 没有出来讲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对中医的真正威胁，不是当 下这些中医反对派的登高一呼，而是日甚一日的中医科学化改造。这 个改造，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晚清以来，真正征服中国的，其实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坚 船利炮背后的科学技术。进人民国，中国人已经经过了心口倶不服， 口服心不服，到了口服心服的阶段，很自觉地对夹带科学技术的西方 文化，递了降书降表。1929年那场废除中医前的中西医论战，西医自 然高举科学旗帜，将中医视为会导致亡国灭种的迷信，但中医支持者 并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法宝，抬出《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王叔和 脉经》的道理来反驳西医，而只能拿科学说事，拿西方人验证中药之“有效成分”为自己辩护。那次中医医生的“抗争”虽然赢了，但中医 却从此笼罩在西方医学科学的阴影下，在被动和自觉改造的轨道上前 行。直到今天，依然在这个轨道上走，直走到绝大部分科班出身的中 医，不明经络，不会把脉，看不懂《黄帝内经》，名曰中医，实际上巳经 变成了西医的附庸。　　跟某些狂热的中医支持者不一样，我不认为中医是科学的。它的 依据，就是阴阳五行，就是气脉经络，甚至天人合一，它跟中国文化中 某些神秘的方术，的确没有严格的界限，中医的诊断、针砭、用药，也 不是建立在生理解剖和药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中药的治病，其实也不 尽是所谓药理成分起作用，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是中药，而是西药 了（中医用药和针砭，都有天时地候的讲究）。尽管如此，这一切依然 不构成否定中医的理由，因为，中医，的确有验效。在日常生活中，我 相信相当多的人都有这样的见闻，周围自己认识的人，甚至就是自己 家的人，在被西医判了死刑，或者治不好的情况下，被中医甚至某个 偏方治好，或者病状改善了的。在今天西医如此强势，中医已经式微 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还出现得如此频繁，应该很说明问题。值得一提 的是，这跟晚清西医刚刚进入的时候正好相反，那时候是中医治不了 的人抬到西医那里治，而西医往往能给治好。　　就像阴阳五行解释不了生理和药理一样，西医的科学道理，也解 释不了中医，比如经络，科学到今天也无法验证它的实体性存在，但 人的感知告诉我们，它的确存在，只要按经络分布的穴位针灸和按摩， 这些感知会反复出现。也就是说，在感知上，借用一句科学的术语， 它可以用重复试验，来验证之。　　科学不是万能的，永远有解释不了说明不了的东西。人们身外的 大宇宙和人体的小宇宙，有太多的秘密，是人类科学所无法探知的， 而大小宇宙之间关系的秘密，也许更多。如果人们相信终有一天，人 类可以借助科学，穷尽所有的宇宙秘密，我想，在这些人眼里，科学，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宗教或者迷信。　　当年，梁启超先生得了肾病，西医手术，结果割去一个好肾，不久 去世，死前告诉亲属，不要声张。后来胡适先生也得肾病，不得已到 中医求治，治好了，胡适先生依然要求家人不要声张。我理解两位先 生的苦衷，那时候，是引进西医，引进科学的年代，无论如何，大方向 要坚持。然而，到了今天，科学巳经成为统率各种学科的皇帝，即使 人文社会科学，人们在论证什么争吵什么的时候，总是坚持自己是科 学的，对方则是不科学的。西医不仅把中医压得萎缩在一角，而且至 少在科班的领域，已经阉割改造了中医。情势比起梁启超和胡适当 年，已经是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某些勇 士，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已经成为文化孑遗的中医斩尽杀绝，未 免太不厚道了吧？　　在20世纪的香港，中医被称为“herbalist”（贩卖草药者），在中国内 地，中医的地位，其实也跟herbalist差不多，相当可怜。科学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在某些人手里，一直有棍子的妙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只要宣称自己是科学，别的人就要倒霉了。在世界普遍认同文化多元 化的今天，我看还是歇歇吧。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 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 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 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 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 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 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 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 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 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 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 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 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 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幵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 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 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 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 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 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 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 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 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 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 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 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 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 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 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20世纪20年代著名 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 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乩、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 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 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 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 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科学已 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 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 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 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 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 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 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 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 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 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 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地胡治， 如果以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 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 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 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 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当时，甲午 惨败后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 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 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你也许想不到，在那个火烧眉毛的 当口，维新人士所热中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 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 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哪一个都不及 “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 是组织“不缠足会”，虽说是拾洋教士的牙慧，也没什么人响应，但他 对女人脚的重视可见一斑。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 缠足运动”鼓与呼。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 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 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 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 “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 人放足。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 且是当时中国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 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 “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事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 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 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 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 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了小脚，但似 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 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 娘子军的说法虽然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知道， 自古以来，仗毕竟还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国难，也轮不上女人“援桴 而来”。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态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 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宫嫔眘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 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后经理 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蓄辫和缠足两大特征受到 了西方人最无情的嘲笑。当年，西方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 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至极，直到今天，还 会有美国人问中国来的学生，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还裹脚吗？蓄辫有关 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 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幵化的“土人”，羞于“野蛮 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 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毕竟，像辜鸿铭那样强夸小 脚的厚脸皮还不多见。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 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 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 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 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 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 “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 荣。在羞惭缠足习俗的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 惭。毕竟中国男人也是人，不仅历史上不断有人对此恶俗表示不满，对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莲”癖的人，其实也知道缠足的 过程相当残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 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 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 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 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从这 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提倡不缠足，第 一次大规模公开地用西方的价值尺度（包括审美尺度）移风易俗，的 确开启了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启蒙，所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有西学东 渐而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显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西俗东渐 的推力更大，势头更猛。“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这样两个让清末民初的中国学人颇为 难堪的东西，不知怎么一来就变成了学界的话题，让大家夹七夹八地 说个不停。早就听说杨念群兄在关注小脚，不久将有新说问世。这期 间，杨兄不时地透些口风，往往引得议论一片，对他的非常之论已经 有些准备，及到文章一出来，还是被吓了一跳。（杨念群：《过渡期—— 历史的另一面》见2002年6月《读书》，以下简称“杨文”)当然，念群兄 的有些观点，比如“西方医学视角下，卫生话语对文化评价的侵入”， 以及“晚清不缠足运动有关缠足过分的国运联想”等等，无疑是富有 启发性的。文章的切人点也相当独到。长期以来，的确人们忽视了对 在转型时期那些放足妇女的关注，不仅她们的情感落差没人在意，而 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们本是作为受害象征的小脚，却成了人们 嘲笑的对象。显然，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凡事不能说过，如果一门 心思地渲染放足的痛苦，而且为了强调这种痛苦，借《采菲录》说事， 又不注意其一味赞美缠足倾向，史料缺乏甄别，那么，不仅不足以提 醒人们注意缠足史上被遗忘的角落，反而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又站起 来一个为缠足辩护的人。　　不错，从缠足到不缠足，对于已缠的女人的确会有一个情感的转 折，甚至如杨兄所说的“巨大崩落”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崩落” 也确实没有什么人来关注过。不过，从行文来看，杨文似乎更注意的 是缠足美与丑的评价，征引《采菲录》老宣的议论，认可缠足在那个时 代“的确给人带来了美感”，而缠足由美转丑不过是一种“现代制作”， 在本质上与将缠足赋予美感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来，读者也许 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缠足的美与丑都不过是“制作”出来的，那么 中国女人那时的“崩落”根本就是“冤枉”受的。实际上，在我看来，缠足对于旧时代的女人而言，本质上不是一个美与丑的事儿，而是生计 问题。绝大多数女人之所以缠足，关键是因为如果不如此不仅不能 嫁个“好人家”，而且有着嫁不出去的危险；而嫁不出去对于芸芸小家 碧玉来说，就意味着没有活路。所以，无论父母有多大的慈爱心，“娇 女不娇脚”。有女儿家的母亲在劝说女儿忍痛缠起她们纤弱的脚时， 都要以嫁个好人家相利诱，以嫁不出去来威胁。如果说，上中等人家 的女人缠足还有某种身份地位的意蕴在里面，那么众多的下层老百 姓甘受劳动力的损失而让女人缠足(主要是北方地区），最主要的考虑 还是女人的生计。杨文征引了《采菲录》中《葑菲闲谈》的一段话，我 现在照抄在下面：“裹脚的时候，即使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之后， 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 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所以在那裹足 的时代，凡是爱好的女郎，没有一个不愿吃这痛苦的’。”不错，这的 确是当时部分女性的“真实心态”，但这心态背后我们看到的其实更 多的是出于生计的无奈和可怜。毫无疑问，在旧时代中国人认为缠 足是美的，包括女人也是这样认为，这种“美感”却是中国男人特殊 的性心理建构出来的；可是这种建构却是以摧残妇女身体为基石，代 价未免太大。实际上，并不是如杨兄所说，不许缠足以后中国妇女才 沦为了 “弱势群体”，恰恰是她们一直是弱势，才会生长出这样的审美 意识。　　杨文征引《采菲录》上“生熟脚”的说法，依人们的常识就是说不 通的，那意思是说，对于“熟脚”缠好了是不痛的(在一次小型学术会 上，我也听杨本人说过缠好了不痛的话)。任何稍有一点人体生理 知识的人都知道，人的骨骼是逐渐发育的，由软及硬，由小及大，到 成年停止生长。缠足是在女子五六岁的时候，用外力强行将脚裹住， 使其不再生长，这样的话，一边按自然规律要长，一边强行阻止，痛 是肯定的，而且是撕心彻骨地痛，几乎所有的缠足妇女的小脚趾都 是被折断了压在脚下面，其他的脚趾也是变形的。我看过一本名为Splendid Slippers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华丽的鞋》)的书，那里有一些缠足的X光透视照片，脚的变形和骨折都是明显的。 事实上，只有相对好缠一点、容易定型的(天生脚就小而瘦)，和不好缠、 不容易定型的脚，即使缠了，也状若猪蹄，难合士大夫心目中“美”的 意象。所谓“易裹者越裹越小，越小越不痛”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缠 了足就停止发育了，除非患有软骨症(得这种病的人，十万个人里也未 必有一个)。杨文引述这种根本不合常识的“生熟脚”论，而且一副信 以为真的样子，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缠足其实并不太痛苦，而放足却痛 苦异常。显然，这是不符合实情的。　　在历史现实中，缠足无论如何的确是非常残忍的，“小脚一双，眼 泪一缸”，绝不是老百姓的夸张，而是当时缠足进行过程中女子境遇 的真实写照，甚至因缠足造成坏疽而死亡的也是有的。“缠足美”的 背后有着如此的不人道的东西，所以，《采菲录》上的那些“莲国不叛 之臣”对于缠足的类似文化相对主义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说不通的。 事实上，如果单以各自的文化情景而论，非洲部落的女性穿唇、割礼， 缅甸部落女人颈上加叠项圈，甚至于中国宦官文化，都有说得过去的 道理，我们当然可以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在转型期(或者过渡期)的心 境和身境表示同情；但是如果冒出一种爱太监文化的人来告诉我们阉 割虽然很难受，但也有很多好处，比如腾达之后的荣耀(也的确不乏有 人自愿阉割入宫的)，我们应该附和吗？如果杨兄真的是这个意思的 话，缠其实并不可怕（甚至缠好了还不痛)，而放却经历痛苦的呻吟和 挣扎，那么，过渡期的女性是该放呢还是继续缠下去呢？　　再者，虽然近代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许多的文化因素和特征 的落后与丑陋，都是西方建构出来的，辫子就是一个典型，西方的“卫 生话语”也的确带着蛮横，病态/健康的二元对立也并不能准确说明缠 足/天足，但如果我们抛开这种文化对立视角冷静地思考一下的话，我 们会意识到，天足毕竟要更接近健康一些。今天如果我们的妇女还是 小脚的话，恐怕就没有了一次次在奥运会上的辉煌。不能说难以证明缠足的女人养不出健康的孩子，就认为缠足本身是健康的，或者根本 无所谓健康还是病态。传教士也许在中国没做什么好事，但反对缠足 这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是对的。尽管我们可以说西方女子的某些摩登 做法可能并不比我们的缠足强到哪里去，但不能说人家有毛病就因而 连带着对我们的批评也错了。退一万步说，虽然以女人的脚小为美， 东西方可以说有同嗜焉，但西方毕竟没有发展出缠足的恶俗，所以， 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有资格对我们说三道四，而且我们应该改。也 就是说，在缠和放之间，我们应该选择放，也只能选择放。虽然放足 并不意味着现代，而缠足也不意味着传统，但放足和禁止缠足意味着 相对人道一点。尽管我们说，在放的过程中已缠的妇女会产生某些 “崩落”的情绪，但是放的结果是免除了更多女子的缠足的痛苦，所以 还是值得的。显然，我们不可能为了维持缠足妇女们“美的化身”(杨 的用语）地位，就此继续缠下去。实际上，杨兄作为清史专家应该知 道，当时真正的问题倒不是放足妇女的失落，而是放得不彻底。“二 万万中国女性”的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执行民国政府禁止缠足的禁 令。抵抗禁令的，不仅有巳缠妇女，更有姚灵犀等一班儿“‘莲’国不 叛之臣”。但是，禁令和对天足的鼓吹，毕竟使欧风吹到的地方，父母 们贯彻缠足的旧习不那么坚决了。我的母亲，就因此而顶住了外婆要 她缠足的压力，没有变成小脚。对此，外婆和母亲后来都感到十分地 庆幸。　　对于杨文所念念不忘的“数千万缠足女性在放足过程中的呻吟与 挣扎”，实际上我也有是不是太过分了的疑问。作为一个不太成器的 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者，我也爬梳过这方面的史料。在民国时期，暴力 强迫剪辫现象相当普遍，但暴力强迫放足却不多见，类似杨文所列“沿 街鞭足”的镜头从未听说过。将缠足妇女的裹脚放开，逼着她们赤足 走路以取乐的事情是有的，但跟禁缠运动无关，一般都发生在那些打 进中国的洋人军队身上，包括军阀张宗昌的白俄兵。至于《采菲录》 念兹在兹而杨文随声附和的所谓缠足女性放足的痛苦，似乎更是可疑。放了的小脚穿大鞋固然是不舒服的，走路的确是不如缠时方便， 但这是刚刚放足时的情形，很快人们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穿 跟放开的脚相匹配的袜子和鞋子。这种鞋袜比常人的小，但却比三寸 金莲大，结果放足的妇女不仅走路与寻常无异，而且免除了天天缠缠 放放的麻烦，各家的院子里，也不用再挂许多长长的让外国人好奇的 裹脚布了。我这么说，是出于亲眼所见，虽然余生也晚，不唯赶不上 清朝，连民国也没摸着，但我的奶奶和外婆，在我出生之后，都是这么 一副“解放脚”(缠后再放的)。小的时候，像外婆这样的小脚老太太还 挺多，很多同学家里都有这么一位或者两位，那时出于好奇，问过，看 过(脱掉鞋袜)，更听她们讲过。长大以后，做社会调查的时候，也顺便 做过一点访谈，自信还是有说话的资格的。　　至于《采菲录》上讲的，让杨念群兄读了 “心热”和感动的，说是 放足到了寒季“十之八九会犯冻疮，到了春天溃烂得无法移动”的情 景，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相信的。凡是在北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冬天 的时候，鞋袜越紧，就越容易被冻着，因为裹紧了血液循环不好，这 个道理放在放足的妇女身上一样合适，断没有放开了反而容易受冻 的道理，除非鞋袜不防寒。我的外婆曾经跟我们家在天寒地冻的北 大荒(冬天零下40度是寻常事)生活过很长时间，她的那双解放脚并 没有发生过那种可怕的情况，而且绝没有想到过要复缠——那种令 杨念群兄十分感动，由姚灵犀们提出的建议。我真的不知道，杨兄何 以如此坚定地认定，姚灵犀辈提议复缠，是为了关注和同情所谓“过 渡期的妇女”，而不是为了他们复辟“莲”国的昔日容光呢？同样是 《采菲录》里，我们看到，有人做过这样的梦，“梦见全国的妇女无论 老的、少的，村的、俏的，全都缠了足”，还有人看到上海举行“全运 会”的消息，竟然误以为是“金莲会”。对这样的拜足狂来说，我以为 后者可能性肯定要更大些。放足妇女在转型期所受的痛苦，恐怕更 多的是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从肉体上的痛苦来论证放足的不 应该，自然是讲不通的，因此而关注转型期放足妇女的“崩落”，也属于没找好着力点。　　最后，“女性解放”也是杨文谈及放足时所刻意强调的概念，但是 我认为，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初的不缠足运动，基本上都谈不上是什么 女性解放。晚清就不说了，民国初的国民党连妇女的选举权都不肯 给，害得辛亥女英雄唐群英上台直打宋教仁的耳光，妇女解放自然没 提上日程。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杨兄一方面认为晚清的不缠足话 语，只不过是将妇女看成生育机器，一方面又认定不缠足是女性解放。 甚至说，“对‘天足’优点的鼓吹一方面是在女性解放的大旗号下为足 部松绑，另一方面又刻意强调在男女平等的意念下尽量消灭女性特 征，女性解放的这把双刃剑终于使缠足具有的审美内涵，经过卫生解 剖观念的筛选，使女性重新变成了男性‘管理的对象’，只不过这种管 理不是在家庭和传统的社交视界内，而是在国家强盛和种族延续的意 义上重新定位”。一双裹残了的小脚好像不能算是“女性特征”，而裹 了脚的女性更是男性“管理的对象”，不管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如果 杨文的意思是将不缠足延伸到解放后的妇女运动，那么姑且不论“女 拖拉机手”和“女飞行员”的例子说明不了问题(抹杀女性特征的妇女 解放，可能用跟男人一样打石头、抬木头的“铁姑娘”更合适，而开拖 拉机和飞机，今天的女性也照样做，谈不上消灭了她们的特征)，而且 其中的论述时空也过于混乱。我不知道杨文的意思是不是说清末民 初的不缠足幵启了中共妇女解放的先河？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是过 于轻率和简单化的（近代的妇女解放是个过于庞大的题目，在这里一 句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