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2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四章 法律家时代(3)寻常百姓与立法“零距离”2003年，35岁的广西南宁市公民刘家海，以一个公民的名义，郑重建议有司们将行政机关公正执法导入立法议程。刘既有华东政法学院的科班背景，更有十年底层行政执法的经验，其建议迅即被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采纳。《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机关公正执法条例》，作为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立法规划中的一个法规项目，末了被提交广西人大常委会审议。据悉，广西的做派，只是中国省一级立法机构“开门立法”现象中的个案而已。事实上，2003年，中国地方立法中，把民情民意转变为法律意志的地方立法，已呈现出具普遍意义的新气象。以“开门立法”的名义彰显民众利益的新举措，正在中国蔓延。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河南、江苏、湖南、新疆等众多地方立法机关，均向一般公众敞开胸怀，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部分地区或者以公众参与的立法听证会诸种形式，将公民与立法之间的距离缩至“零距离”。“零距离”的另层涵义还在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积极邀约法律专家、律师等法律界人士，出席座谈会、论证会，多层次汲取他们对地方立法工作的意见。一个名叫黄革的记者举例称，在四川，成都市民谭作人提议的《四川省大熊猫资源保护条例》被省人大列入立法计划建议项目；在杭州，市政府法制办开通的“杭州法制网”除随时公布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外，还开设了“立法建议”和“法规规章征求意见信箱”等渠道，使公民可随时为立法进言献策。“开门立法”的实践如今已惠及大众。黄革援引中国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严军兴的话说：“地方立法机关向公众公开征集立法建议的举措，使立法过程更充分体现广泛性、民主性，符合宪法赋予公民主人翁地位的精神，它有助于人民的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四章 法律家时代(4)崭新的立法思想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顺利通过。法学家在分析这部历经四次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时指出，以人为本、公平与便民的原则，是该法律文本的最大特点。一方面，一些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了定论。另一方面，寻常百姓的呼声，“干预”了法律的制定。综观2003年中国立法规划的43件法律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感叹，它们集中体现了立法机关执政为民的立法思想，第一次把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与调整公民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融为了一体，反映了立法者崭新的立法思想。民情民意在立法过程中，由零散的看不见的意见，变成了集约的看上去非常清晰的法律文本。广东公安交通管理局夏涛副局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新交通法有多处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例如对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等的规定，法律明文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交警赶赴事故现场后，应先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夏涛指出，在讨论草案的时候，委员们把关注的焦点都落在来自普通老百姓的呼声。所以，最后通过的法律增加了不少体现便民和效率原则的新条款。法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造成人员伤亡的，当事人对事实没有争议，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在城市的主要人行道应当规划设置盲道，而且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机动车必须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规定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解决肇事者逃逸后的治疗费用等过去非常棘手的难题。立法中，公正、便民的立法精神高频亮相。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许多政府色彩浓厚的规定；新的法律救助条款规定了弱势群体的平等诉讼权利，付不起律师费的穷人打官司将由政府埋单；处于弱势群体的民工权利问题也开始浮出“立法”层面，有些城市已率先取消民工进城打工要办“暂住证”的制度。2004年，这一立法思想，正在延续。来自立法专家的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居民在迁移户口时不必换领身份证；警察不能随意检查居民的身份证，意即没有携带身份证的外来人员也不再被视为“三无人员”。《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示一批估价机构供拆迁当事人选择，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舆论分析，这些立法充分地体现了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精神。我们有理由认为，崭新的立法思想，经由触及公众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将有力提升我们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让公众充分享受到权利的“盛宴”。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五章 宪政始自限政(1)第五章 宪政始自限政“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003年12月4日，曾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一遍遍咀嚼阿顿勋爵这句名言的中国人，开始品评中国首席大法官肖扬“论宪法精神”的讲话。被视作异议人士的人们，认为其中的某些提法，与现代的宪政原则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他们高调表扬政府说，与胡锦涛强调宪法权威、第四次修宪相配合，中国人的宪法意识正在向限权宪法转变。在受到"官本位"传统支持的当下中国，这一转变，就显得格外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身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高位的肖扬，不仅进一步解释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强调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源，公民权利也是国家权力之目的，而且提出以宪法来限制政治权力的两种途径： "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前者体现着纵向的民权对官权的制约，也就是政治权力源于人民授权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原则；后者体现了横向的权力制约，也就是权力分立及其相互制衡的宪政原则。尽管这样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在大陆学界已经相当普及，但作为中共的司法高官的公开宣示，在一些评论家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它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现政权的价值观向主流文明转变之征兆。仇和式强权的诘难2004年新春，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骤成政坛明星。与前中共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在2003年的境遇一样，对他们的报道，不是中共宣传部门组织的，而是以民间姿态立言的媒体，自发形成的。不同的是，人们对仇和的责难远多于吕日周所赢得的褒奖，尽管批评他的人们，大多肯定他是一个好官好党员。细察，仇和遭遇的诘难，大多来自于知识分子。虽然大家都努力从仇和行政的细节中，寻找批评他的依据和理由，但务实派眼中这些批评是牵强的。在我看来，人们之所以批评仇和，是因为人们害怕强权，充满对无限权力的恐惧。人们痛恨的不是仇和，而是仇和的铁腕逻辑，以及隐藏在逻辑背后的强权的原罪。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2003年中国宪法与行政法学的“天空”，重新悬挂起可能源自西域的控权论的“月亮”。2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给予仇和，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头版头条的待遇。通栏标题“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已预示了褒贬难以论定的未来。过去的八年里，仇在苏北那片堪称穷乡僻壤的土地上，毫不松懈地以铁腕推动他所理解的改革。毋庸致疑，仇的改革是人治的产物。也正是因为人治，才有最先在中国完成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仇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记者张立说，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张立评价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仇和的做法容易让人想起吕日周……尽管《南方周末》起码在表面上没有简单地给他贴上“好”或者“坏”的标签，但毁誉参半，甚至是毁大于誉的评论却接踵而至。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五章 宪政始自限政(2)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见诸报端后，新华社江苏分社的《现代快报》旋即转载了此文。南京甚至于江苏的一般民众，开始近距离地审视身边的改革家。口口相传的力量，使得该报当天洛阳纸贵。是日，同城的另一家市民报的编前会上，有编委懊悔自己的团队慢了半拍，也有政治上比较成熟的编委不以为然，觉得搅和到这样莫衷一是的报道中，未必有多少益处。显然，后者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2月8日，我打开电子邮件的信箱，收到一封标题为“谁先收到谁先发”的邮件。寄件人是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蔡定剑。他就仇和的改革进行了个性化的评论，而后将文章同时发给我所效力的《南风窗》等几家媒体。抢了先的《新闻周刊》给蔡的文章配备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标题：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性情一贯平和的蔡说：“我们不忍心批评这个人，但我们有必要对他的一些行为进行评论。”蔡文开明宗义地说明他为什么不忍心批评仇和：“仇和是一个好官、好党员，为人民群众办了不少好事，不惜一切地发展当地经济，严治官吏，反对腐败，端正党风。特别是富有远见地推动民主选举改革，搞干部公示制，最近报道说，他又在沐阳县搞差额直选乡镇党委书记。”曾留学欧美的蔡定剑认为，在我们现行体制下，有头脑、想作为的干部，能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不但要有胆略，更需要无私。尽管“不忍心”，蔡还是“批评了这个人”。蔡以为，仇和与历史上的“清官”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要成为人民的救星，而不是由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用的是“治民之术”，而不是“民治”。这是强人政治的悲剧。我们已经生活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里，不是一个“君主”可以一言九鼎的社会。对开会迟到的干部罚款、将小偷等违法者示众、把一个跨护栏的妇女追至厕所、强扣干部工资搞建设、对国有资产“一卖到底”-----蔡定剑援引《南方周末》报道的新闻事实说，仇和是一个有无限权力的专制官员。蔡特别指出，他手指到哪里，就拆迁到哪里，不容老百姓把家产搬出就可以把房子铲平，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他缺少法制、人权观念，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仇和的很多做法甚至是违法和侵犯人权的。最后，蔡回答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中国当前的改革需要具有现代素质的改革家。现代素质的改革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尊严和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民意的尊重，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理念。仇和的这种素质有明显不足。蔡对仇和的评价，只是开了一个头。接下来的日子里，仇和引发的评论迅急演变为“仇和现象”。未曾见弱的批评声浪中，零星的同情偶然也能见诸传媒。同情的理由是仇和式的：“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呢？”“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这样的辩护，换来的只能是更为猛烈的批评。正如蔡定剑等人所言，“我虽然赞赏他的一些改革做法，但我不能赞赏这种专制的改革家。”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五章 宪政始自限政(3)强权的原罪2月12日晚，在广州沙头角的一个露天酒吧里，南方周末资深编辑邓科，和我们一起聊到仇和现象的反应，他说南方周末刊载仇和的报道，让他们在业界同样的毁誉参半。有人甚至偏激地说，南方周末将因这篇报道，被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李方，利用新浪访谈的机会，从新闻的角度，质疑南方周末的大逻辑是否混乱。一个叫笑蜀的青年知识分子说，最初读到南方周末关于仇和的报道，他出自本能地马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善良的强权者，最后的强权者。此类奸狡的强权者在中国百年历史中见得多了。仇和的政治游戏因此一点新意没有。他表示，他甚至对他一向钟爱的南方周末也产生了疑虑，认为南方周末在这个问题上有机会主义之嫌，于是他扬言，他要朝南方周末开一炮。我以为，报道者无罪，仇和也谈不上罪孽，所有这一切负面的情绪，皆是“恨屋及乌”的结果。书生们对仇和的彻底批判，本质上，是对强权政治的反思，对人治的批判，对民主政治的呼唤。又一周，我收到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先生的电子邮件，毛邀请我参与他们组织的一场学术研讨会，核心是：从仇和谈起。我以为，除了苏北人，人们对仇和的态度，早已超越了就事论事的是非对错。仇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人们用以探讨民主和效率，强权和公正之矛盾关系的隐喻。受过现代宪政理念洗礼的年轻人，最不能接受的，是“仇和现象”中的铁腕行政。少数务实派为仇和辩护：仇所有的行为，都出自公心。他的目的是改变苏北的落后和贫穷。在一个官贪民愚的场域内，设若仇没有铁手腕，也许100年后的宿迁，和100年前的宿迁，没什么两样。笑蜀说，他愿意承认仇和的动机是完全真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善意，但他仍然要反对他的所为。从普通人的逻辑出发，他坚信这样的原则：谁都无权改变他人。贫穷不是最可怕的，贫穷不是外部强制的理由。谁能够断言，在北美森林中流浪的原始部落，他们的幸福和快乐的总量会比华盛顿政客的幸福和快乐的总量更少呢？华盛顿政客无权改变那些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改变比如云南边陲比如广西老区比如宿迁农村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呢？显然，笑蜀的观念，在官场的务实派，或者受惠于仇的民众们看来，是可笑的，是书生意气。网络上，有人指责笑蜀等人：你们到底懂不懂中国的政治和国情？懂不懂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懂不懂中国的农村存在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明白人，那么你们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拉中国改革的后腿。马龙生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争论纷纭的“仇和现象”，折射出的是民主和效率的两难困境。“仇和现象”中的一面，是其独断专行给社会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带来的冲击；而另一面，则是其依靠铁腕、强权带来的高效率。前者的负面作用不用多说，对于后者，高效率带来的那些看得见的“成功”，无论是其上级政府、辖区内百姓，还是新闻媒体，做出的评价都很难说没有主观与直观的局限。马指出，如何把民主与法制建设同经济发展效率结合起来，是“仇和现象”带给我们的重要课题之一。民主与法制，不能仅停留在程序的层面上，不能成为牺牲效率的累赘，而应该是“既不脱缰，又跑得快”的“轨道＋助推器”。有专家笑称，这样的评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一切都可以如此理想地分析而后解决，“仇和现象”就不会发生了。中国的现实，总是容易让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人们，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发出一声叹息，而后退却。即便是一直反对仇和的笑蜀，末了也表示，经过反复思考，他从原来的全盘否定的立场后退了，尽管他仍然不认可仇和。这样的转变，源自思考问题的角度的变化。作为一个普通人，笑蜀说，他当然可以仅仅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当然可以只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仇和是一个地区的负责官员，他不能只从纯粹的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他还必须从国家的立场，用整体的眼光来考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诠释仇和现象，就不能不承认仇和现象也有某种合理性。即：我们不能要求最好，我们只能要求最不坏。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五章 宪政始自限政(4)控权论的意义英国首相丘吉尔，时常被评论“仇和现象”的人们提起。当年，英国人高度评价了他所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但英国人拒绝他连任首相。相信权力需要制约的人民，害怕丘吉尔这样的强人政治家，会给英国带来专制。这样的评论，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法学界渐次升温的控权论。表面上，学界的这一话题，似乎和本文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我相信，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和仇和现象，是紧密勾联在一起的。仔细看看，我们对“用人治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动民主”，可能会有更远大的新思维。控权论，是中国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一种理论。基于对行政权力本质的认识，持此观点的学者们强调行政法对行政权的控权作用，他们认为，“行政法就是控权法”，法律对权力的确认是为了加以控制。考察宪法和行政法的历史，我们发现，宪法和行政法的产生，就是为了控制国家权力。没有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限制国王权力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需求，就没有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的诞生，“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废除法律不得征税”等等制约国王的权力的规定，就不会出台。于当下中国而言，倡导可能来源于西方的控权论，意义不同寻常。从理论上说，是否控权是由权力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权力就是一种可能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扩张是它的本性，所以孟德斯鸠认为权力只有在遇到边界的地方才会停止。"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败"。为什么今日中国人，大凡能够断文识字者，多能知道并记住英国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话？实在是因为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世界中引起了共鸣。由于对国家机关的控制相对滞后，权力"寻租"，官员腐败已到了"党和国家、人民不能容忍的地步"。控权理想是美好的，但它的充分实现，并不能完全依靠政府，以2003年的SARS事件为标本，我们会发现，实现控权理想的关键，取决于政府之外能否形成多元的社会群体，并给予其有效的组织形式。二战后，现代宪法开始屏弃主张限权政府理论的近代宪法，认为通过严格限制政府权力来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民主制度的理论，开始不符合宪法的发展趋势。于是，现代宪法的功能开始表现为对政府权力以及其它可能破坏宪法秩序的社会团体权力进行控制。然而，观诸中国的现实，还谈不上对社会团体权力的控制。看看SARS“战争”中两个表现吧：一方面是政府的表现，中央政府对此事态度与处理手段有个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主要源于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压力，而较少出自国内政治的互动；另一方面是民间社会的表现，从总体来说扮演了一个从属于政府的角色，缺少有组织的自主应对机能以及与对政府有效的监督。由是，有研究者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超大型的政府支配的纯粹的群众性社会，政府支配国家事务，缺少多元社会主体的干涉。有机群众社会则相反，人民虽然不能如原始部族一样直接民主，但可以通过独立传媒、地方议会、中央议会代表、宗教组织与其它社会团体等来间接参与政治。2003年，我们看到了民间多元力量的萌芽，这是堪以控制政府权力的一个可喜的变化，但变化才刚刚开始。漫长的“小差”后，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叙述的“仇和现象”。新浪观察的主持人，曾邀请毛寿龙和李方，进行过一场三人对话。我想，什么时候控权论的讲坛，不再被理论家所把持，李方所谓的“循环悲哀”或可避免。兹将三人对话中的一段，录下，以为结尾：主持人：如果中国不是有一个仇和，而是有十个、二十个仇和，那会怎么样？　　毛寿龙：那就乱了。大家都拿着“尚方宝剑”去滥用，一个、两个还罩得住，人人都如此哪还罩得住。　　主持人：既然如此，仇和的意义在哪里？　　毛寿龙：仇和在这个体制里象征着一种活力和面对问题的勇气，当过去的官僚体系没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好像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他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揭露了一些问题，让我们去透视。　　李方：《新星》的播出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我们转了一圈，又回来讨论这样一个很类似的话题，难道这不是一种悲哀吗？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1)如果说，网络世界里的集体民意，如同古希腊的公民大会，那么，胡温新政一年间的种种迹象显示，公民大会的权威，正在让“长老”们所代表的个人威权退避三分。观察2003年被网络所影响的社会事件，虽然在权威性上，所有的网络媒体都不能与官方通讯社、报刊、电视台相提并论，但搜狐与新浪、人民网与新华网的迭加，其影响力肯定会超过部分官方媒体，他们用影响力，部分消解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的权威性。2003年所有被政府关注并解决、所有被社会民众关心的事件都打上了网络媒体版的集体力量的烙印，一位研究者说，这种烙印在2003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虽然较之于行政力量，社会力量还没有形成均势平衡，但博弈毕竟已经开始，集体力量有了摆脱行政权力单一控制干预社会的可能。在部分学者看来，伴随着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相应地，集权政治转变为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主义。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变，私域获得了解放，尽管政府仍然牢固地 控制着公共领域，继续垄断集体行动的手段，但社会力量已经开始逐步萌芽，并成长于一定范围内左右行政力量的新生力量。民意：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民意，在新政一年间，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官方积极回应民意的行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一年。民意在2003年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原由甚多，关键在于伟人政治时代的逝去，民意领袖的出现，以及民间智库以及民间独立民调机构的崛起。尽管官方对民意的利用还很有限，还处在被动回应这个简单的层面，但在业已告别“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时代”的中国，民意在未来会受到高得多的尊重。2003年岁末，辽宁省开始就高考应该采取什么模式，展开大规模的民意测验，为该年度“民意影响中国”这一趋向，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考虑到“以什么样的形式设置什么样的科目来选拔大学生，涉及到千万个考生和家庭的利益”，辽宁省教育厅在作出政府决策之前，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对意见群体进行问卷调研。据悉，调查范围覆盖了该省大中城市的所有中学，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高中，以及辽宁省的部分高校。观察家认为，省一级政府机构主动从民意调查中寻求决策依据，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一个新动向。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2)民意得到空前的回应民意，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在中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虽然像辽宁省高考民调那样，主动对民意作出调查的做派甚少，但官方积极回应民意的行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一年。坊间人士认为，民意在2003年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尽管政府在多数时候，是被动地受制于民意。2003年11月，河北亿万富翁孙大午在被羁押半年后，被法庭宣判“判三缓四”，以有罪之名获无罪开释之实。北京知名人士分析，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民意促成的。半年间，民间人士走向前台的声援，乃至以民间舆论姿态发出声音的大众传媒，在孙大午身上赋予了数不清的惋惜、遗憾和同情。凡此，无不在日后一一成为孙大午赢得最后“和局”的推动力量。由此上溯到2003年初，孙志刚事件，拆迁自焚事件------最后都在强烈的民意要求下，得到了顺应民意的解决。和孙大午案件的最后结果不同，孙志刚案件，拆迁案件，以及引起民意反弹的SARS事件，最后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制度层面，让民意得到尊重。梳理这些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民意得到尊重的大体有以下四个步骤：网络报案，往往是赢得民间关注的第一通道。孙大午被逮捕的公开报道7月才见诸媒体，但网络世界在此前两个月，就将孙案炒得沸沸扬扬。同样，SARS被公开报道也大大迟于网络。传统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是民意在网络世界以外得以表达并获得延展的第二步。SARS可以公开报道后，诸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协调之类的反思，长篇累犊地出现于报端和电视画面。孙志刚之死，促使民意向收容遣送制度开炮。民众在媒体的讨论中强烈地意识到，孙志刚之死，不是个别人的错误，类似事件一再发生，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无法保障，是收容遣送制度本身出了问题。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极大了延展了民意。孙志刚案被南方媒体披露后，互联网上抗议声浪此起彼伏，眼泪“一夜间洒满了互联网”。网络世界的民意，旋即转化为严惩元凶、公开透明地处理孙志刚事件的呼声。有消息说，人民网在此期间发表的一篇网文——《谁在装聋作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广东公安部门侦破案件的决心。第三是公民上书。孙志刚案件，孙大午案件，以及拆迁自焚案件等等，以法律界人士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以民意的名义，一再上书全国人大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敦促官方在法律制度层面，解决全局性的问题。5月中旬，3名法学博士以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宪法》为依据，指出《收容遣送办法》存在严重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内容，明确提出必须废除或者修改。最后是高层回应。6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公民就拆迁方面的上书，促使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牵头制定针对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司法解释，此举可能导致对公检法联合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的否定。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3)民意领袖的出现民意在2003年得到尊重的缘由甚多，最为重要的是“伟人政治时代”的逝去，以及民意领袖的出现。“在一个‘伟人政治’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的形成，需要在极大的民意支持中获得体现。”北京一位著名的民调研究人士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所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尊重民意，不仅缘自他们强烈的执政为民的意识，以及他们所奉行的效率前提下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取向，还在于“伟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新政一周年刚刚过去，人们发现，2003年新的国家领导人，在网络这个看似新鲜的事物上，鲜明地表达了领导人尊重民意的事实和趋向。据信，胡锦涛温家宝都上网了解民意。春天，胡锦涛在广州对一位参与防治SARS第一线的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4月，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对学生说，“我看到同学们在网上写的一些话，我挺感动。。”　南方周末援引有关专家的评论说，“他俩上网了解舆情，并不是巧合，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高层对网络舆情予以承认和关注。”新华网一位网友由此生发感叹：“新领导曾经透露过他们上网的消息。看来，他们是真正地愿意倾听民意！”尊重民意，会使得政府获得更大的民意支持。5月23日至25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等五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认为，经过非典考验，他们对政府的信心有提高，并对非典过后中国经济的回升充满信心。民意原本是分散的民间意见，它集中起来形成公众声音，进而体现其公共价值，离不开民意领袖的出现。伴随着民间的民意调查研究机构，以及民间智库的悄然兴起，民意领袖开始现身中国。虽然2500左右的中国智库，几乎全是官方的。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等屈指可数的民间智库的舆论领袖们，却在民意这个层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为，民间智库要想活下来，必须立足于民间，争取民间力量的支持。在以民间姿态自居的市场化媒体兴起的时候，官方智库一般不愿意跟“民间的媒体”，打交道，而民间智库则不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茅于轼先生，在天则十周年的时候说，他们有时候一天要见10拨记者，他们需要通过记者的报道，发布他们的声音。跟仲大军的“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一样，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从公平出发，为民间立言，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不停呼喊。北京民间智库的多位民意领袖，都在努力向社会下层扎根。他们多非权贵阶层出身，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希望政府各项措施能更多的倾向劳苦大众，不要为富人和权贵撑腰。由于官方对民意的支持，民间智库中的民意调查机构变的越来越大胆。2003年，北京零点调查集团，对中国较高级别的政府首长进行独立的民意测评，将民意调查从商业领域推进到敏感的政治领域。该公司首先从市民对市长的熟悉程度入手，再看市民对市长的综合欣赏度，问市民是否知道并欣赏市长的施政计划、施政业绩、个人形象和为政清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受访居民发问：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票权，你还会选现在的市长当市长吗？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4)民意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我们认为官方对民意的利用还很有限，还处在被动回应这个简单的层面”。北京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说，“但民意在未来会受到高得多的尊重。”民意调查，在官方主要体现为民主选拔官员等层次上。譬如，干部任用的公示制度，就是对民意在官员选拔过程中的一种体现。１１月下旬，全国第一个“公推公选”的县长候选人推荐人选在徐州沛县诞生。此人不仅要受到演讲答辩的挑战，还要经受住民意测验的考验。虽然停证会制度，也是官方采集民意的方式，但因为没有纳入科学的系统，它有时会经受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意的考验。2002年10月中旬，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近对一个月前公布的《广州市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及后来举行的听证会进行的追踪调查显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民心目中滑落，有六成被访者认为听证会已是流于形式或成为“听令”的摆设。民意中心此前的调查表明，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62．5％，其中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如此背景下，以科学的专业的手段进行民意调查，在中国未来有着极大的空间。当下，以北京零点集团为代表的独立民意调研机构，已经运用科学的手段，在包括社会政策、社会难题、国际关系、居民愿望和需要、人民生活质量、投资者评价等等广泛的领域，展开频率越来越高的民意研究。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从大公司CEO到政党领袖不可忽视的决策参考工具。这些，让中国民众告别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时代。但是，中国的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还仅仅处于“媒体和公众比较熟悉”的水平。据悉，2002年，中国的民意研究行业，包括消费者和公众研究在内的整个产业，才只有25亿人民币的规模，中国美国的GDP之差是8比1，而我们在民意研究投入方面的差距达到90比1，这就是中国在民意基础方面差距的鲜明体现。有关人士建言政府，让民众公开表达意见，积极沟通，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数决定，有助于导致自觉的社会秩序。事实上，今天公共政策中的很多决定是普通百姓有能力作出判断的，从是否应该禁放鞭炮、自愿婚前体检，到简化行政审批、公共评价行政首长的表现。虽然民众现在还不习惯发表自己的判断，但是当公众知道这些公共之事，自己是可以有所建言的时候，大家会养成表达、提炼、提取、沟通、争取、改善自己的意见的习惯。观察家相信，未来，民意调查将使得精英理念的主张者，走出领导所具有的认识高度和综合视野，而倾向于以民意为政策基础。因为精英路线的结果是，政策指定成本低而执行成本高，而民意路线的成效通常则刚刚相反。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七章 着眼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第七章 着眼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从“斩立决”到“斩监后”再到“斩立决”，中国东北黑帮大佬刘涌一案，在民间社会的“舆论审判”下，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效果。末了，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动用了“提审”，并为刘涌注射了让其伏法的有毒化学物质。2003年，另一起具有同样轰动效应的案件，是宝马案。共和国历史上，宝马案不仅开省部级高官在媒体辟谣之先河，还催生一出中国版的“巴黎街头审判”。然而，这一回，舆论未能杀人，2004年3月的司法调查结论，顶住了滔天洪水般的民意，维系了坚持朴素的正义感的普通民众难以接受的判决。我们把这两起案件并列在一起，提醒人们去思考，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何以变成政治性问题？我并不认为刘涌案完美无暇，但我欣赏宝马案的最后结论。它表明：当下中国，担忧司法屈从民意并出现从众媚俗倾向，是多余的。民意的压力，只会议有助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2004年两会，人们在经济领域内的最大热情，全部倾注在科学发展观上，几个定语准确地显示了它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媒介将这一至少主导今后四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观点，大而哗之地概括为“人本主义”对“GDP时代”的终结。事实上，这一标志性的转变，并非起于两会。早在此前一年的秋天，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即旗帜鲜明地表露出这一倾向。如同中共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三中全会，是次全会主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官方通讯社以一贯的“强调”，点出五个统筹的要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庙堂学者”迅即用学术化语言，将之诠释为中国的“第二代发展战略”，以区别于邓公1970年代末期提出的“第一代发展战略”。我以为，如果说第一代发展战略，可以表述为“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第二代发展战略，则可以表述为“公正也是硬道理”。前者注重的是效率，后者注重的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需要强调的是，“第二代发展战略”不是对“第一代发展战略”的否定，而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它不是否定效率，它是在效率的前提下，寻找公平和效率的黄金分割点。中国的事情似乎总是这样。尽管GDP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幸福指数，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官员和名流们好象直到此时，才顿悟惟GDP是从的偏颇。人们开始重新品咂那些来自全球学界和传媒界的声音：《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先生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请大学生们一起审视“GDP论”的缺陷：片面强调物品和劳务的增长，却忽视了增长中的环境、资源的损失，以及人的福利。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现在的GDP没有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并且只记录了看得见、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对其他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则视而不见。他认为，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较之秦、牛，美国经济学家Patha Dasgupta研探的话，差不多让我们汗流浃背，他说：若以资源等综合指数为标准衡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GDP速度，那么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甚至在衰减。反思GDP，我们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虽然我没有在预测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导中，窥见人本发展观的意图，但我和南风窗的同事们早在此前三个月，便从淮河灾难和上海地铁坍塌事故中，瞥见中国建设的误区，我们表达出婉转的批评，且言辞恳切地吁请中央政府，将原本倾斜的天平挪移到农村这一头。接下来，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一位首席科学家一起，对话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消失，一边感叹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一边警醒有司们和谐的丧失。末了，我们把放大的视角触及到中国农村的医疗、教育诸多社改难题。当下，我在整合经济领域反GDP主义的时候，发现东北开发的不可或缺。8月里，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有两次事关东北开发的对话，彼时，我们的落点在东北开发的法治时空。现在，我将先前采访的东北工人变农民的片断存放于此，我相信，有心的人们，一定可以从中发现新政府新的政策兴奋点的逻辑因果。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1)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重要而特殊。几乎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抱负，都要在三中全会的舞台上不疾不徐地展现。或源于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鸣锣前夕，观察家们透露在外电中的频频解读，无不集中于政改的突破。希望赋予十六届三中全会分水岭意义的人们最后大都落空，一如含蓄地断言萧规曹随的国内分析人士。当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被鲜明提出，恍然大悟的人们猛然明白宪政体制上的任何创新，均是从经济开始的。事后诸葛亮们在谜底揭开后大声宣称，三中全会在政经大方向上的萧规曹随，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新的发展观预示着，一场调整正在到来。仔细思量，亦无须大惊小乍，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侧重点放到经济问题上，非但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传承。2004年2月下旬，总部设在海南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两会代表和委员们行将进京的前些日子，大张旗鼓地搞了个研讨会，中心议题是：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等大佬级人物的出场，是次会议尤为引人注目。彼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谢幕已逾四个月。期间，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对三中全会的解读，始终没有停止过。事实上，对恐怕还有更多政经问题需要揣摩和体会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人们猜谜般的解读，在会议大幕开启半年前，就纷纭四起了。完全不同的改革局面　　2003年11月前夕，随着媒体间歇性点拨的不断升级，日益迫近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成北京最为流行的谈资之一。8月，即有媒体用“里程碑”来喻示即将到来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可能具有的历史意义。中共党史专家认为，这样的比喻并非刻意夸大其辞，因为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地位甚为特殊。溯往可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领导的中共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据新华社报道，此次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义之大自然是不言而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接受经济日报社《经济》月刊访问时指出，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好与十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其历史意义将与后者相当。年届古稀的张卓元，是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也是一位于政策面及社会均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其“历史意义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综观媒体的报道可知，坊间对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深信不疑。9月1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证券问题的一席平常讲话，也被海通证券研究所有关人士理解为“政策信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理由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背景下，管理层发表如此明确的观点不会是一种偶然，其意义也不同于日常工作中的想法或者仅仅是针对当前市场行情作出的短期反应，而更可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观察人士称，十六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具有意义，不仅仅因为它是一次“三中全会”，而是因为它将就一个全新的改革局面，作出一些新的指导未来十年走向的方案。　　改革局面的变迁，从表达方式的差异上可见一斑。十年前那次三中全会，对于市场经济，中共赋予了一个动词：建立，十年后，这个动词，改成了“完善”。内中深意，不言自喻。　　根据中国改革本身的内在逻辑，渐进式改革十年来已经进入了任务艰巨的“攻坚”阶段，香港《大公报》援引北京观察人士的话称，改革之初普遍受益的局面将转变为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复杂局面，一部分改革主体将变成改革对象。　　一个完全不同的改革局面，还凸显在失衡的经济社会格局。十年改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正面的乘数效应，也招致负面效应的纷至沓来。东西部发展失衡，贫富比例的失衡，失业和就业的失衡，都预示着城乡协调、经济社会协调的迫不及待。此外，后WTO时代对遵守共同的国际规则的要求，都呈现出一个迥异于往昔的改革局面。 基于此，部分官方和民间智囊机构的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共领导人回应新局面，以“实现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变”的“胆量”，决意“攻坚”。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2)一场调整正在到来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决策层或选择迎难而上，硬碰硬。　　据称，国务院智囊机构为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交了一份最新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加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当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改制上市已经提到中央政府议事日程。　　虽然国资委的成立是一枚硕大的“改革成果”，但中央一些部门还有一些国有资产并没有完全转归国资委监管。如铁道、邮政等系统管着的1万多亿资产还没有交到国资委，仍然是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消息人士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对这样的问题作出最后的彻底的决断。　　“中共领导层着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对记者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很可能会对宏观经济结构，作出战略性调整。　　深谙中国国情的人士指出，“迎难而上”表达的只是一种勇气和决心，难题的最终解决可能需要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此间观察家会预料，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对本世纪前10年乃至20年的经济改革作出总体部署的原因所在。　　当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向世人全面展示未来改革理念和韬略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一场调整正在到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向纵深挺进的改革新局面，必将浮出水面。　　就经济层面的改革而言，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志在“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业已成型。这样的目标暗合了一份官方研究报告的判断：中国目前尚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历史过程的中期。　　凤凰卫视8月中旬援引该官方报告说，解决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矛盾，确立新体制的基本制度和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稳定化，具有可持续性。　　《亚洲华尔街日报》等海外媒体发表文章说，中国把注意力转向经济法，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通过或修改一系列的市场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法律。酝酿几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立法工作已进入尾声，《证券法》的修订也将很快完成，目前最受瞩目的“银行三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银行监管法》的修改和制定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消息灵通人士还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提出一项要求在未来五年内通过大量新法的计划，包括针对破产和反垄断的法律。他们说，根据该计划，国家将修订许多过时的法律，包括管理公司、证券和银行的法律，使之更适应市场体系的需要。法律保障正在积极行进当中。当下，一场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变法正在大提速。事实上，这些变化都符合正常的施政逻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市场化的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把解决好市场经济制度的细节，作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然而然的事。正如董郁玉所说，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已经大体搭建成型、在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不会再有比较剧烈变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解决这一制度在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真正发挥出市场的优势，使国民经济在市场的轨道上运行，并产生良好效益，缓解进而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遗留和产生的问题，应该是此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施政理想。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制度的顺利运行，离不开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政制度。此次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是胡锦涛总书记在那次大会上讲话精神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和发展。由此，也再次使人们有机会了解执政党在处理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时的法律应对方式。虽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并没有透露出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内容。观察家还是从业已公布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议程中，发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端倪。　　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对关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民众来说，多少有些“出人意表”。　　《了望》周刊日前载文指出，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最新努力。该文指出，由中央委员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包含着接受中央全会审查工作、听取批评、建议和监督的精神，反映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不同地位、权责及其相互关系。把报告工作主要定性为述职性质，体现的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舆论认为，改革难度的加大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内民主是这一要求的回应。　　今年以来，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举行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深圳市政府内部正酝酿推出立法、执行、监督行政三权分立的改革。　　中共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张锦明认为，直选党代表只是整个党代会制度改革的一个起点，“我们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党的民主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民主”。　　年初，沸沸扬扬的“行政三分”实验在深圳开锣。中纪委研究室李永忠前往调研，与彼时主政深圳市府的于幼军交谈过。李认为，在党政分工还处于逐步酝酿探索阶段，现在推行政府的行政三分将有一定的难度。　　据悉，中共十六大以来，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已成为党内外的主流共识，问题是如何从制度上落实党内民主。舆论指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列进报告工作议程，显然意在以中央全会的实例，教会各级党委正确处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关系，使二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3)当谜底揭开当新发展观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谜底被正式揭开，各路学者专家在不同场合，站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上，围绕新发展观，发表过众多大同小异的演说，媒介上的文章和言谈，千篇一律地论证着新发展观和新改革观的相互依存，以及新发展观的合情合理。若要证明新发展观的伟大正确，就要否定传统发展观的错误。论说新发展观，是从反思过去起步的。综观反思者长篇累牍的文章，大略不离三层面：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性。人定胜天，是我这样的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小学期间受到的哲学教育。虽然1998年长江流域百年未见的洪灾，2000年以来北京春天地动山摇的沙尘暴，已经让我们感悟到填湖造田砍伐森林等等征服自然的罪过。然而，传统的发展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信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胜利，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物质财富的增长才是发展的动力。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此交纳了高昂的“学费”，可他们仍旧从世界经济史上寻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过去的25年，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扩大最大的时期。它招致的结果是：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经济发展要讲究“效率”，社会发展要讲究“公平”。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往往只重视效率，不重视公平。过去，我们的社会在阶层分化中，积累了诸多影响稳定和和谐社会关系的矛盾。“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我们不再奢求，但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反思过去，目的不是控诉，而是为了说明现在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那段日子，新发展观的科学性充斥了所有的舆论平台，诸多平庸而冗长的声像文字随处可见可闻，尽管核心只是一句话：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比较而言，国家发改委范恒山等人在“海南”的这次研讨，起码在论说的逻辑上，让人觉得更新颖更深刻一些。身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的范恒山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之不易，它是历经数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曲折实践，用很高昂的成本换来的，是关于发展观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范认为，新的发展观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是很顺理成章的。逻辑上很简单：不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不按以人为本的要求推进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论证“以人为本”改革观和发展观的关系，兼政府官员身份的范宣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这一点。就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应该围绕人的需要、人的自由来推进发展，同时选择发展的内容和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可能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更具基础性，也更有针对性。这就要求， 改革措施的制定与选择要立足于关怀人。换句话说，所提出的改革措施，要体现人性，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不能忽视人的需要。赵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指称，“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当有一系列突破。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其滔滔不绝中有四点，被我记取：在“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下，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从过去注重效率或者效率优先的改革，转向以公平为目标的改革；由过去只注重人的物质需求的改革转向满足人全面需求的改革；制度平台，从专制的权力架构转向公权与私权界定清晰的新的制度平台。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1)我不晓得，坚守传统发展观的国家中，有多少人读过美国经济学家Patha Dasgupta那段话：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甚至在衰减。他指称的是GNP，和GDP一样，他们反映现在的价值，而不关涉未来的幸福。过去很长一段年月，信奉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官员们，都趋向于认同这一观点：GDP是消灭贫困的关键，GDP的增长才是中国的正道。直到2003年初，浙江的一些地方政府还以GDP作为考核公务员的指标，如果有官员被问及“干得怎么样”，回答一定是“GDP增长了”。的确，GDP增长了，但中国却迎来了一个叫人笑不起来的局面。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它们能否在一个层面上构筑和谐的格局，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是否全面和正面。我们当然不能将GDP一棍子打死，可是片面强调它的结果已然再清楚不过了：中国失衡了。检讨这一切，我们禁不住感叹，传统发展观使我们走出了贫困，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只火药桶定格在社改元年的时间起点上，回眸2003年，远眺2004年乃至更远，观察家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机和活力，已难以寻觅，教育、医疗以及土地，成了影响未来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三只火药桶。我用火药桶作比喻，不为哗众取宠，而是试图以一种鲜明的方式提请公众注意，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已经遭到了破坏，急待修复。教育义务教育在中国民众眼中，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2003年，中国的十大暴利行业中，中小学义务教育竟然名列其中，且排名第二。最近三年，“教育乱收费”一再蝉联“价格投诉冠军”。权威人士指出，乱收费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九年义务制的中小学教育，在2003年已危及中国超过3亿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利益。坊间人士偏激地说，教育乱收费的本质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据悉，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这笔钱被几名校领导私分，于是他们全成了百万富翁。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搜走了2000多亿元。2004年1月6日，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坦承内地教育乱收费情况严重，2003年底全国共调查了十几万所学校，查出违规乱收费8.53亿元人民币， 395名校长被撤职。提供这一消息的香港明报援引周济的话说，乱收费现象已严重败坏教育事业的声誉。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前不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广东教育收费情况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表明，教育收费偏高是大多数、特别是年家庭收入低于１．５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受访者的心头之痛。调查还发现，就当前广东教育收费水平而言，广大农民等弱势群体表示“吃力”。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有些吃力”或“非常吃力”，有４．２％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完全承受不起”。广东物价部门有关负责人特别指出，当前广东部分群众收入，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还比较低。显然，在这种条件下靠收费促进教育发展纯属扯淡。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供养一个大学生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的确是不容易。如果一味依靠提高收费来发展教育，忽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过高提高接受教育的门槛，大量的农民兄弟可能被拒之门外。教育部长周济说，有时他也很同情被撤职的395名校长，因为除却不正之风外，有时教育经费确实不能维持学校运作，校长想通过收费来维持，这种情称为「生存型」；另一种是「发展型」，有些学校希望发展更快一些，教育质量更高一些，所以向民众收一些费用。故而，周济认为出现教育乱收费的根本原因是投入不足。即便是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不够。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的统计数字，广东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全省ＧＤＰ的２．４２％，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占２．７２％，低于全国３．４％的平均水平，仅占全省教育经费总收入的５６．７４％。就全国而言，周济透露，尽管近年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经费增速，高於财政增长速度，但距离教育部希望的4％还有差距。这位在北京高官中首次公开否认「教育产业化」构想的部长，希望各媒体就教育投入问题「多多呼吁，愈多愈好」。中国教育的问题，当下还不仅是投入不足。教育界人士宣称，中国当下奉行的教育思想也有瑕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不是没有能力承担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而是政府能力的分配出现了偏差，政府在履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能时出现了“失位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对公共性的义务性教育的注意力，很大部分被高等教育牵走了。每年涌入北大、清华等大学的财政流入速度，明显超出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基础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可见，基础性教育相对落后的格局的形成，原因不在于政府没有钱，而在于花钱不当，政府的公共教育管理职能不到位。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2)土地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以惊人的幅度减少。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500多万亩。分析者警告，耕地的连年减少正威胁着中国8亿农民的未来。2003年，中国开始整顿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然而这场风雷滚滚的风暴，并没有完全遏制疯狂的圈地。12月21日，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再次公布了4起违法用地大案。这4起案件均发生在2003年，最近的一起发生于2003年10月。国土资源部特别强调，这些地方是“顶风违法”。　　六日后，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强调，“影响国土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障碍因素不少，一些地方国土资源管理松弛、执法不严，甚至为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被一再削减。截至2003年12月底，国土资源部共清查各类开发区6015个，这些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进行过将近20年农村调查的温铁军，最近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强调，20世纪前50年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通过3次土地革命战争已经解决，结论就是按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上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后来的邓小平、江泽民，实际上都不可能变更农民的土地权益。温铁军说，90年代受西方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业政策。但是他表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农业问题，西方的所谓对土地实行私有制的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目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最近于纽约召开的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为题发言。他说目前中国的现状是，侵占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轰轰烈烈，秦晖说：“现在就是按权分配，谁有权就可以批地，谁就可以圈地，谁就可以占地，谁就可以霸占土地，谁就可以把农民赶走。现在现实就是这样。很简单的，这是谁都看得到，而且现在已经闹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现在已经有三千到五千万无地农民了，还讲什么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等等等。这不是天下奇谈吗！”秦晖说，当今中国剥夺农民的土地的圈地运动搞得几乎是天怒人怨。这究竟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导致的，不言自明。他说，“保障农民地权不受侵犯是维护农民公民权的一个重要底线。”。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3)医疗20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是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农民李阳春的周年忌日。这个因为肝病死在除夕夜的农民，如果还活着，应该40岁了。要不是2003年春天的SARS危机，要没有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李学祥张贴在网络上的那篇文章-----《中国农村肝病问题远甚于SARS!——湖北农村肝病状况触目惊心》，他生时的悲苦和无奈，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国农村，由于贫病交加而死亡的农村，委实太多了，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为了知微见著地阐述农村医疗的落后，以及其给农民带来的痛苦，我们在又一个春节降临前夕，原文录下记在“欢庆中的死亡”的小标题下的文字：正当举国上下的人们忙着张罗年夜饭，欢欢喜喜过大年时，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的李良善老人一家却忙着照顾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就当其他村民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一家人团聚吃年夜饭时，李良善老人的大儿子肝腹水悄然离世了，年仅39岁。正当人们穿着新衣服全家人围着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期盼着新年的钟声时，李阳春却穿着新寿衣，新年的钟声却是他死亡的回音，他不仅看不到精彩的晚会，也看不到他年迈的父母、孤苦的妻子和他那可怜的三个孩子。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是《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的故乡，他撰文说他的乡亲们们正遭受着传染性肝病的折磨。该乡兴旺村二组235口人中，有近8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肝病，有近1/5以上的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因乙肝而丧生。在这个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的村庄里，死者或重病患者的家庭每户平均都欠债一两万元。洪湖老苏区冰冷的事实表明，且不论普惠的医疗政策，即便是初级医疗，中国农村迄今也鲜有达到标准者。2003年春天，由于李昌平等人的呼吁，中央及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注，来自北京、湖北省、荆州市及县里的各路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抵达这里，对乙肝村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调查报告说，兴旺村二组死亡的12人，主要是死于肝癌、肺癌和晚期肝腹水、肝硬化、急性黄疸性肝炎等。“这可能与当地饮用水水质恶劣等因素有关。”联合调查组来二组的时候，揭开锅，用自来水作的饭全是黑色！还不如吃脏水。脏水是什么样的？2004年1月7日凌晨6时，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在兴旺村发现，没有卫生习惯的村民们把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屎尿，以及比孩子人数还多的狗的排泄物，陆续从屋子里掂出来，倾倒到水港。妇女们提着桶从水塘沟港里取水，在厨房里，浑浊的水直接舀进锅里，沸腾，煮饭。SARS后，农村问题专家 温铁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担心农村的疫情，但并不因为ＳＡＲＳ出现才担心。“温澄清了三点：首先。真正困扰、危害农村的疫情是老病，这不应该被ＳＡＲＳ掩盖。肝炎、妇女病、性病等过去已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其次，如何加强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般的讨论是财政增加拨款。但对9亿农民要增加多少投入才够？第三，为什么农民现在不去医院？为什么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人们往往忘了什么叫基层工作，把有限的投资都投在大医院，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其结果是无法满足13亿人的需求，这不叫公共卫生。兴旺村的现实佐证了温的判断。该村原属于监利县周河乡，2001年，周河乡在欠下天文数字的债务而无法运作后合并到现在的汴河镇。原周河乡拥有的公共卫生机构破产关闭后，被民营老板建成了纺织厂。汴河镇有个卫生院。自2002年8月开始，汴河镇卫生院无法运行关闭4个月。依照规定，地方财政的8%应该投入公共卫生建设，2003年汴河镇6万人口，应该投入9万元，但现实是，截至2004年元旦，只到位5000元。温铁军说，国际社会公认的比较好的经验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因为这个办法更符合现实，而非照搬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到现在为止，中国农业占ＧＤＰ份额已经下降到了15％以上，农业人口仍然占户籍人口的73％，怎么可能用15％的ＧＤＰ去满足73％人口的公共需求？兴旺村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温的判断。2004年初，有记者在兴旺村看到了中央、湖北省高级官员的批文：有关部门要保证村民有厕所，有卫生清洁水；有关部门加强普及防病治病常识；健全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方案似乎很好，但应该到位10万元的改厕资金，直到2004年初，仅仅到位5000元。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十章 矫正倾斜(1)毫无疑问，中国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乡村和住在乡村里的人，受到了慢怠。同样被怠慢的，还有那些曾以“共和国的长子”自居的人们，尽管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安排中，矿工们依旧是国家的领导者，但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走下了高高悬挂的宣传画，少数人甚至和农民兄弟一起，握起了种菜的锄头。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去思考富人和穷人的经济学。一个青年的经济学界的思考者说，住在旧房子里的人，承担了建设新房的成本，但他们非但不能搬进新房子，还要担负维修新房的费用。舆论越发地不满效率主导下的社会政策，公平成了一个新的政策层面的呼吁。人们普遍注意到，绝大多数呼吁都可解读为公平对效率的矫正，农村对城市的矫正，西部对东部的矫正，福利对利润的矫正------我们相信，中央政府正在用行动去矫正失衡的中国，官方语言中的“五个统筹”，是一种矫正倾斜的信号，更是矫正倾斜的路径选择。东北复兴：何以成新政策兴奋点依西方学术背景浓郁的北京青年学者的看法，每一届政府上台伊始，总少不得独特的政策兴奋点。他们认为，被舆论称之为新辽沈战役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就是这样的政策兴奋点。西化的政策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我以为，内中深意，离不开新政府对社会政策的调整。我且将一个矿城部分工人变农民的极端化个案呈现于此，以之管窥东北复兴战略，就容易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什么会颠覆“惟GDP论”，又为什么要提出“五个统筹”？2003年9月上旬，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战略。此前大半年，温先后三度造访东北地区，终至于“东北复兴”升格成“国策”。温和的总理强调说，东北复兴是中国“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中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是平行于西部大开发的“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中的一个。东北，过去的20余年里，已不知不觉地由共和国的长子，坠落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困难，成了中国公众心目中与二人转同等的“东北概念”。东三省在中国的分量，如同PT股，一路下跌。就工业而言，在全国的排序也不断后移：辽宁省从全国第二位下降到第五位，吉林省从第十五位降至第十八位，黑龙江省则从第七位降至第十四位。发生在全局层面上的向下的变，映射在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命运的起承转合或者悲欢离合，就不可能像描述趋向那般大气磅礴。2002年5月我在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的采访，迄今记忆犹新，我以为2003年除夕下到阜新矿井的总理，之所以将复兴东北作为一项战略，决不是仅仅希望政策中有个兴奋点。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十章 矫正倾斜(2)一个由工而农的标本2002年5月15日下午4时许，50岁的房延生步履蹒跚，奔走在阜新市郊大巴沟的山道上，迎接前往采访的我们。和煦灿烂的夕阳打在他的脸上，但他的笑容并不灿烂，黝黑的脸膛上写满了山村农民们常有的无奈和谦卑。他的刚性身份实际上是一个工人，一个在阜新矿务局工作了30年的城镇居民。但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是一个标准的农民，一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农村居民。在工业文明中浸染了半辈子的房延生，习惯性地伸出了右手，又敏感地缩回去，再尴尬地伸出来，这是一双干裂的黑糊糊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到沙砾的摩擦感。房延生把我们领入他的新家，一个趴在半山坡上的砖木结构的两间房子，门前是玉米地，四周是果树。如果要从中国地形图上找到他的新家的位置，我们搜寻的目光应该落在科尔沁荒漠以南的丘陵地带，这里距离他在阜新市区的家，大概有30公里，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山道上颠簸两个小时，才能完成从新家到老家的路。去年4月，他东挪西借花4万元从一个农民手中买下了房屋的产权，返租倒包了3母宅基地，300颗果树，仿照江泽民主席昔日对农民的承诺，租借者也向他承诺：租赁合同三十年不变。屋子里简单的几件旧家具，是不久前才搬过来的。此前长达一年的日子，他就依靠一条狗，一个炕，一个灶台完成了从工人到农民的过渡。替他张罗好茶水的是两个女人：妻子，前阜新矿务局幼儿园的老师；妹妹，辽宁工程技术学院印刷厂工人。妻子是来和他一起种地的，妹妹是赶在农忙季节帮忙的。房延生一家由工而农的故事，在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口中，是这样一个过程：1998年的阜新矿务局被亏损推到了绝望的边缘。局里动员包括他们夫妇在内的一些职工提前退休。夫妻两一商议，一去一留，去的理由是，退休了可以每月拿到300元的退休金，比倒闭了什么也没有强，留的理由是，兴许这个昔日无限辉煌的矿务局有一天会再创辉煌呢。2000年，没有等到辉煌也没等到下岗通知但是无钱可拿无活可干的房延生终于绝望地离开了干了30年的矿务局。失业在家的房延生“快崩溃了”：30年前始终是“人上人”的矿务局人现在成了“人下人”，20岁的儿子技校毕业非但成不了光荣的矿工，连做个厨师也格外艰难。为了儿子能娶上媳妇，家人能不挨饿，无数次目睹市中心毛泽东塑像的房延生决定去广阔天地”，他把人生的下一个“光荣”寄托在大板镇大巴沟的那块山地上：种地糊口，养殖致富。一年后的今天，梦想几乎破灭：病虫毁弃了300棵已经挂果的苹果树的果实，周围的牲畜毁坏了准备养牛养羊的草地，收获的农产品卖掉之后的产出等同于投入。没有农业技术的房延生，显然还没有适应农村的生活，在他生活了一年多的屋子旁，连个厕所都没有，因为简单的他不会盖，复杂一些的紧巴巴的资金也不允许他为此破费。“你后悔吗？”我们问。“事到如今，后悔也没有用呀。”这个已经不太壮实的东北大汉把头一扭，眼眶里涌出泪水。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十章 矫正倾斜(3)3年内4万多工人变农民？房延生只是一个标本而已。在阜新，由工而农，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不同的是别人大都去市郊，不去深山。远近不同，原因一样：资源枯竭，就业无门，吃饭艰难。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张姓主任说，从1897年阜新煤田挖出第一锹煤，到如今阜新地底差不多已被掏空，煤炭资源接近枯竭。阜新最大的海州煤矿将于5年后寿终正寝。煤矿的接连报废，致使依靠矿山生存的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渐趋窘迫。2002年4月16日的《辽宁日报》披露，全市处于最底生活保障线之下的居民，欠200人就达到20万人。也就是说，4个阜新人中就有1个多人月收入不足160元，在“警戒线”以下挣扎。穷则思变。一些衣食堪忧的先知先觉者把眼光投放到农村。2000年，孙克刚、鲁艳等阜新市府刚刚树立的典型率先由工而农，跟农民琢磨种花卉养牛养羊。后知后觉者永远是多数，譬如正在水泉镇前营子综合园区种菜的谷正海。如果摘掉谷正海400度近视的眼镜，就很难把他和工人、城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他的比房延生脏的多的手，比房延生黑的脸膛，都是旧时农民的形象。初中文化的他17岁下井，30岁下岗，一家两代是矿工，每天骑1个小时自行车从城里来种菜，起早贪黑，换来的是每个月400多元的薪酬，他很满意。“前营子”是一个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园区内近百下岗职工，和谷正海一起在洪丰大地公司的蔬菜大棚中劳作。据传，曾经让一个工人下岗，连市委书记都要操心，而今谷正海们在各个园区内做农民也做得心甘情愿。一方面是生活的逼迫，一方面是群体效应使得整个阜新社会放弃了对做农民的歧视。去年以来，阜新经济转型的宣传如火如荼，现在的阜新，大街上看到的，报纸上读到的，电视中看到的，人群中谈到的，都是经济转型，都是做农民。谷正海的亲戚朋友中有8个在做农民。我们问谷正海：“如果现在让你把户口转到农村，做个彻底的农民，你愿意吗？”“愿意。只有给地，给些启动资金或者贷款什么的就行。总得活下去呀。”他的语气非常平静。他的目标比房延生更底。近来的种种迹象显示，愿意做农民的工人好象越来越多了。2002年4月20日，在城里人下乡招农民做工人成为工业化一景的中国，碱巴拉荒村农民进城招工人做农民。这个日后注定会成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学者不可不察的经典案例，引来100多矿区职工，签定了租赁大棚的合同。租不起的矿工，有的还选择给当地农民打工。如同给地主打工的佃农。从房延生到谷正海，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脸的坦然，没有一点做农民的难为情。此前，一个阜新的小学教师告诉我，仅仅是五年前，她熟悉的一个嫁给矿工做城里媳妇的农村姑娘，还羞于提起家在农村的娘家。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十章 矫正倾斜(4)煤电之城改姓“农”“所有的变化都是因为这个城市整体由姓工改为姓农了。”一位地方官员说，“当一个人的命运跟一个城市的命运走到一起的时候，还有什么难为情，不好意思呢。”2002年3月4日，阜新市委召开了一个7000人参加的形式报告会，市委书记王琼发出动员令：恳请下岗失业人员主动投身经济转型。4天之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国家计委等部委官员登临阜新。并告之一个对阜新人而言绝对的好消息：阜新作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经济转型的官方解释是：以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为突破口，重点发展一三产业，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新格局。经济转型的民众理解是：去农村养猪养牛养羊种菜，做户口在城里的新农民。据悉，为了一把高层授予的经济转型试点的尚方宝剑，阜新人奔走了15年。1980年代中期，随着两座煤矿的报废，这个中国的“经济老区”就有了一个常年挂在嘴边的话题：阜新向何处去？“九五“以来，这座脚下无煤的城市GDP年均增长率少得可怜：2。7%。比中国的西部地区还要低5个百分点。行进到2001年的阜新，变得更为糟糕，工业总产值70个亿，即使和全省倒数第二的朝阳比，还少60个亿。阜新市劳动社会保障局下属劳动培训就业服务公司总经理冯广新感叹，“以全省1。4%的GDP养活占全省4。6%的人口，你说阜新怎么过？”阜新的确不好过。阜新矿务局10几万职工一半下岗，而冯广新提到的一个钻厂，30个工人上班要养活400个人。少数贫困的阜新人，一家三代还住在日伪时期建造的房子里。有报道说，去年薄熙来省长去阜新慰问特困职工的时候，流泪了。不好过的阜新工人感到委屈。“一五”时期，4个国家级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使得阜新成为新中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重要能源生产基地。53年来，阜新为共和国生产原煤5。3亿吨，发电1530亿千瓦时，20多万职工把青春送给了中国煤炭业。一位矿务局下岗职工说，“我们曾经是中央的人，而后是省里的人，末了是市里的人，现在好了，我们成了下岗失业的人。”一些委屈的阜新工人引发了阜新的社会矛盾。在一份地方知名企业出具的《万头奶牛饲养厂项目建设书》中，“项目区社会经济条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量特困职工处于贫困状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阜新矿务局职工大规模集体上访曾多次出现，仅1999年就有4次拦截国铁，12次堵截市区主干道。在新邱，煤矿破产，居民区因为采煤而沉陷，矛盾跌出，区委书记常常在深更半夜被电话惊醒，赶去“灭火”。经济下滑得越厉害，社会矛盾就越突出，转型的要求就越发迫切。2001年初期，辽宁省有关人士将一份关于阜新转型的意见书送给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边长泰教授，他们恳望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边长泰在“两会”期间呼吁此事，深感责任重大的边长泰在调研之后，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呼吁党中央国务院对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给予政策支持的提案》，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也在提案上签了名。提案立案后，当即受到高层的关注。此间，辽宁省委省府负责人专门向中央领导反映了阜新经济转型和沉陷区问题。嗣后，阜新转型报告得到了四位国务院高层政要的批示。2001年底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李岚清和吴邦国与16个部委负责人研究落实阜新转型方案。经济转型重点之所以选择“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因为阜新农业发展的优势和潜力，足以消化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阜新市计委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阜新土地资源优势突出，农村人均耕地5。6亩，农村人均耕地和人均粮食拥有量双双居于辽宁首位。转型后的现代农业示范区，盘踞在城市周边的12个乡镇，距离矿区下岗职工生活区不远。依照规划，从2002年到2005年，阜新将租用周边农民的12万亩土地，建设50个农业园区，200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安排下岗职工42000人就业，带动10000名第三产业的自由职业者。当下，10个园区已经启动，如果一切按计划行进，今年年底，12000名工人从生产方式上蜕变为园区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