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49

只有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才能反映社会生活，扣动读者心弦。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重视《诗三百》中的《风》。他说，《雅》、《颂》、《赋》，“三者皆因缘经术，旁涉典纪”，只有《风》才是“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②后来，“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瑰、郭璞诸家”，显然继承了《风》的传统，“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③，才获得了杰出的成就。而宋以后的诗人，把诗歌当成了伪饰自己的工具，“怙权而称恬退，冯生而言任达，得意恣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８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８页。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８页。-- 602６８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欲而为牢愁之声“①，这类作品，不论其形式多么精致，也不算是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应该既要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又能作为当时的时代的记录。章炳麟在《韵文集自序》中谈到他自身创作的动机和目的，作了如此的说明：余生残清之季，逃窜东隅，躬执大象，幸而有功。余烈未殄，复遭姗议，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既壹郁无与语，时假声韵以寄悲愤。躬自移录，不敢比于古人。采之夜诵，抑可见世盛衰②。就像他早年诗作《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在揭露清朝政府镇压革命者的暴行中，表现了革命者不怕杀头的英雄气慨，直抒胸怀，热情磅礴，不加任何雕饰，又感人至深，无怪乎鲁迅早年读过，直到晚年还是记忆犹新的。章炳麟还指出，与性情真实相对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就是“熹杂书”。他说，宋人之诗，于“小说杂传禅家方技之言，莫不征引”，已使诗“辞无友纪”；到了清代，“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曾国藩等人，又“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结果弄得“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③。完全把诗歌创作引进了死胡同。总结历史上诗歌创作的正反面经验，章炳麟把诗歌兴衰①《治平吟草序》，《章太炎文录续编》卷二。②转引自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６５页。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９页。-- 60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８５的基本规律，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本性情，限辞语，则诗盛；远形性，熹杂书，则诗衰①。应该说，“本情性，限辞语”，作为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反对大量用典的理解，是正确的；章炳麟自身早年优秀之作也实践了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章炳麟的文学观中，诗赋推重汉魏而薄中唐以降，以至在《诗辩》中对唐代某些诗人的批评，有失公允。发展到后来，对白话体新诗，也颇有微辞。这一点上，不及柳亚子写了一辈子旧体诗词，而又不反对白话新诗②。章炳麟反对新诗过分散文化，要求“缘情体物”，“依韵成章”，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认为“诗本旧名，当用旧式”，“不当以新式强合旧名”③，即认为诗歌形式，只能复古，不能创新，否则就不是“诗”，便完全错了。第五节　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章炳麟在其美学思想中表现得极为错宗复杂。主导面仍为文学可以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能够与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作用。首先，彰炳麟认为，社会生活内容决定了文字发达与否，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他在论述文学定义时说，在中国历史上，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７页。②柳亚子：《新诗和旧诗》，《怀旧集》，耕耘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第１４—１５页。③《答曹聚仁论白话诗》，《章太炎年谱长编》，第７３１—７３２页。-- 604８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炎蚩而上，结绳而治”，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便发明了简单的书契，但在当时，生活单纯，“语不完备，无伤于达指”。后来，“自历史变故，诸子继起，意内言外，分析实多”，而文字非“孳乳”、丰富，便不足以表达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了。“故有熊以降，下逮共和，社会日进，而史籀始为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会日进，而李斯更为小篆矣。”①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的进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章炳麟在《菿汉微言》和关于文学流别的讲演中②，一再论及“一代有一代的文章”。所谓“一代有一代的文章”，统观来看，社会治乱，确实决定了文学的盛衰：修辞之术，上有闳雄，其次隐约。知谀辞之不令，则碑表符命不作：明直言之无忌，则变雅楚辞不兴。故世乱则文辞盛、学说衰，世治则学说盛、文辞衰③。这就是说社会治乱，不仅决定了文学的兴衰，而且还决定了不同文学样式的不同的盛衰。如果再进一步细微分析、研究，“一代有一代的文章”，涉及到各个朝代国力的强弱，决定了文学风格的不同。例如，两汉国力强盛，“其文应之，故雅丽而刚劲”；东汉国力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从三国到南北朝，天下分崩，国势日弱，“其文安雅清妍”；至唐，“国威复振，兵力远届”，其文应之，也变得瑰玮雄壮了。宋代国势积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０３页、４１３页②见《苏中校刊》第６９期。诸祖歌：《记太炎先生讲文章流别》。③《检论》卷五《正名杂义》。-- 60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８５弱，欧阳修、曾巩之文，擅阴柔之美，又略似南朝。当然一般中也有个别。例如，宋代文章，以阴柔为主，而宋祁、苏舜钦等人的文章，却颇有刚气。不过，与时代不合的文章，在当时总得不到多少人的赞赏。这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文章风格，“因乎国势民情”。“文辞刚柔，因世盛衰”①，强调社会生活中国力盛衰对于文学风格刚柔的决定作用，含有正确的成份。当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只是文学被动地反映生活，受着社会治乱或国力盛衰的支配和影响；文学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作用，移风易俗。章炳麟指出：夫文章与风俗相系，固也，然寻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汙所致，怀王不信谗，则《离骚》不作，汉武不求仙，则《大人赋》不献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从他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出发，回顾总结历史经验，论证了革命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清王朝建立以来，“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身受”，早就应该发生革命了。但是，二百六十年中，除了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少数人以外，几乎听不到什么鼓吹反抗的音声，致使清王朝的罪恶统治一代代沿续下来，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①《检论》卷五，《正名杂义》。②《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３页。-- 606０９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也在于没有以革命舆论战胜反革命舆论，招致了“仇敌之空言，足以堕我实事”的遗憾。因为，不少“笃行有道之十”，在反动舆论的左右下，不仅不赞助民族革命，反而任敌驱使，去残杀起义民众，倾覆汉族政权，“悖德逆伦”，至死不悟①。章炳麟针对“世皆嚣昧而不知话言”的现实情况，要求文学家自觉地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提出了开创革命文风的历史要求。革命理论宣传，“言谈虽虚，要以促社会之自觉”，其效果将远不止“寸鳞一翮之助”。法国革命时，“官军有利器，足以摧坚入深，而革命党无军需，仓皇遇警，有持机案道具以相格者。此非必败之道耶？徒以大风所播，合军民为一心，而效死以藩王室者少，故民党得因之成业。”②为此，他的《革命军序》批评当时的革命志士，包括章炳麟自己在内，“文墨议论”，还没有打破“主文讽切”，“务为蕴藉”的老调，没有创造出适合表现革命内容的文学形式。基于这一状况，他高度评价邹容的《革命军》一书，“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的崭新风格，赞扬它：“叫咷恣言”，“径直易知”的形式特点。他说这是革命的雷霆，既能感动材士奋起，又能唤醒下层群众，所谓“不文”，正是民族革命需要的“文”③。当时的章炳麟，也确实实践了自己关于文学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主张。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民报纪念会祝辞》、《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书》、《讨满洲檄》等文章，发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０１页。②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60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９５扬蹈厉，声情激越，其横扫千军、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决不是选派文人、桐城遗老所能梦见的。１９０８年，黄小配（世仲）《洪秀全演义》这部章回小说出版。章炳麟在该书序义中认为，洪氏“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预计此书出后，“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诸葛武侯、岳鄂王相等”。并称洪氏失败，虽云憾事，但不必气馁，因为“复有洪王作也”。他把这部小说，比之如《三国演义》及《说岳全传》。此书“遗事得之故老，文亦通俗”①。即使在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４年间被袁世凯软禁时，“终日杜门，诗以写愤”②，“自娱文史”③，以保名节。鲁迅曾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④。而他对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提法，也可以说是章炳麟美学思想中最激进的部分。不过，《革命军序》片面强调了民族革命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民主革命的内容。在阐述民族革命的任务时，又夹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忘记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上，随着晚年政治上的颓唐和学术上的复古，渐渐失去了早年《革命军序》中激进的美学思想的光辉，也不能忽视其非主导面。①转引自阿英：《黄小配的小说（辛亥革命文谈之四）》，《人民日报》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３０日。②汤国黎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页Ａ。③同上，第１８页Ｂ。④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608２９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第六节　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１９０６年，章炳麟正处在他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在《与人论朴学报书》中，提出了文学发展的观点，认为：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千载，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近？……毛诗、春秋、论语、荀卿之录，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典章。然人事百端，变易未文，或非或是，积久渐明，……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①？这段文字，思想锐达，议论闳通，说明了文学法式是随着“政俗”、“人事”——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古代的优秀作品，包括经、论、诸子，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作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但也不能把古人的格式、理论，当作僵死的万古不变的教条。“人事百端，变易未艾”。社会生活在发展，文学就发展。所以，章炳麟在接受西方进化论新观点的同时，又依据《易传》中朴素的辩证法，论证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文之久而变者，亦易道也②。具体说来，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四言之变为五言，又变①《章氏丛书。文录二》。②《天放楼文言序》，《太炎文录续编》卷三。-- 60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９５为七言，再变而为长短句。章炳麟称之为“数极而迁”①。问题在于，文学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变化影响外，章炳麟还提出了两点原因：其一，与文学语言有关。章炳麟指出，文学发展，有“因”（继承）有“创”（革新）；穷变通久，运行不息，其内在依据是文学语言本身的不断变化。唐以后历代的古文字，动辄标举“秦汉之文”，以为至美；就是只强调“因”，而忽视“创”。他说：其实，“秦汉之文不可尽可法。如太史公书常有辞不比顺、意不相属者。又邹阳上书，缠复激饶，转笔引事，其立意乃与上同，使今人为之，适足为笑。而古人之文，若终不可及者，亦时势为之，立文造句，今昔不同，生当其时，则辞气自异。“②虽然章炳麟讲的是文字型的杂文学，但他认识到“语言、文字出于一本”③。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语言（书面语言）总要受口语变化的影响，不仅立文造句、语调辞气不同，而且表达习惯也差别很大。如果只知“因”而不知“创”，不适应变化了的文学语言，总是刻意模古，就会把文学创作引上了绝路。其二，与学术相系。章炳麟认为，“文章之道，亦本与学术相系”④。学术不同，文辞各异。只有在学术上博取众长，才能在文学上有所创造。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７页。②《章氏丛书。菿汉微言》。③《章氏丛书。菿汉微言》。④《与孙思昉论学书》。-- 610４９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他说，《史记》之文，所以“深远要眇”而又“通俗政治学术消息之故”，就因为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春秋》“史法”，融汇了他的删诗之志，而且还能能深明道家之意，推本溯源，广综博取，所以才能首创纪传体通史，以寄闳美深眇之旨。他在论述九流诸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时，特别重视道家——玄学一派。他感到，老庄的社会政治理论，比儒家站得高，看得深，虑得远。同时，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深刻。他说：文章滥觞，实始诸子，九流虽异，儒墨以外，多近道家①。与道家相关的，还有魏晋玄学。章炳麟认为文章“上遗秦汉”。而“以魏晋为法”，一再说魏晋之文优于两汉而接近晚周，但他不像王闿运那样着眼于辞采韵偶，而是倾心于“甄辨性道，极论空有”，“守己有度，伐人有序”，他对王弼、嵇康、裴頠诸家，更是推崇备至，说他们的文字“任意舒卷，不加雕饰，真如飘风涌泉，绝非人力。”②这种文风的形成，他认为就与玄学密切相关。他在《五朝学》一文中指出，魏晋玄学，“其言循虚，其艺控实”③，对当时各种学科所获得的成就，作出哲学概括。它虽然失去了各学科直接的现实的品格，但却可以统摄一切学科的基本规律。因此，它不仅不妨碍文学的发展，而且还有力推动了文①《致谬献书》，《章太炎年谱长编》。第１２页。②《太炎文录续编。菿汉闲话》。③《太炎文录续编。五朝学》。-- 61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９５学的进步。章炳麟此论，对我们今天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审美观念的进步，也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章炳麟的文学发展观是半截子的，只适用于晋宋以前。他以文章和诗赋发展情况，加以论证，指出：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曰微，故俪语华靡，……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风，于滋沫矣。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吕、柳、独狐、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为魏晋；晚唐变以诡谲，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①。今查，“天监”为南朝梁萧衍（武帝）年号，公元５０２—５１９年。文学发展到了南朝梁武帝为穷止，此后“皆不足邵”，岂不是后半截子不发展了呢？这种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在诗赋论述中，也提了出来，不过下限的年代向后推迟了。章炳麟认为：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诗赋亦由是不竞，……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实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义以上，……自屈、宋以至鲍、谢，赋道已极，至江淹、沈约，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逾远，世多慕《小园》、《哀江南》辈，若以上拟《登楼》、《闲居》、《秋兴》、《芜城》之侪，其靡已甚。赋亡盖先于诗②。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０—４３１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７页、４３９页、４０页。-- 612６９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按章炳麟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论文以晋宋为法，论诗不取近体，论赋则谓其先于诗而后亡。这当然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不已，新变无穷的文学发展总体观点，是矛盾的。不过，就文学发展中的某一文体来看，有一个发生、发展、定型、僵化，乃至衰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赋则谓其先于诗而后亡”，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诗、文方面，就不像章炳麟所断言的那样了。这是由于章炳麟撇开了诗、文历史发展的事实，而是以古训为立论，否定一切不合古训的新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所以，说他的文学发展观到了一定历史时期就停顿了，倒退了，属于半截子的思想。从半截子的文化发展观出发，章炳麟对唐以后的文人，极少赞许。即以“唐宋八家”为例。章炳麟推尊韩、柳，也仅称其“稍稍复古”，“劣能自振”，而对《毛颖》、《黔馿》诸篇，则谓“荒谬过甚，故是唐人小说之体”。唐代古之运动，改革了极端文字化的骈俪文休，使书面语同口头语接近了一步。这不仅推动了古典散文的发展，而且给小说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形式。韩愈、柳宗元的个别作品，带点小说意味，是具有进步意义，是符合穷变通久的发展规律。但是由于章炳麟胸中横亘着周秦魏晋之文，因而只肯定了他们“复古”的成就，而否定了他们创新的合理。至于“宋代六家”，在章炳麟看来，更不及韩、柳了。他说：“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王安石“不可与道古”，“苏轼父子，则佞人之笺笺者。”①其评“八家”，尚且如此。对明以后规模“八家”者，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２页。-- 61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９５自然批评得更加刻薄。例如，归有光、方苞“故未识字”；刘大櫆之作“榛芜秽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