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43

６０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符于二《南》之比兴（见《离骚经》、《九章》诸篇，皆以虚词喻实义，意与二《雅》殊）。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故《史记》之论《楚词》也，谓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污，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南方之文，此其选矣①。王国维也认为：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杂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展，更为婉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②。刘说屈原之想象力“与庄、列相同”，王说“与庄、列为近”，都说是“南方文学”。然而，王说较之刘说，作了更深入一层的分析，指出屈原作品内容（思想）和屈原为人“廉贞”，都是崇奉北方学派。他不单纯是南方学派，而是南北学派的复合，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刘勰等人的观点，补充了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的不足。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①《南北文学不同论》，《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九期。②《屈子文学之精神》，《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７５页。-- 52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０５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①。照王国维的理解，思想有南、北两派，文学有南、北两派，而屈原南人北学，兼而有之，方成为大诗人，而作大诗歌。这是王说不同于刘说的相异之点。尽管如此，它的立场仍然是从地域方面的区别，说明文学进化的成因。“一区之内，错然交通，其势力足以相突，文化足以相发。”②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里，颇为流行。１９３２年，张弓写了一本《中国文学鉴赏》，就以《文学鉴赏与〈地理学〉》作了专论，就是一例③。什么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它同王国维论述文学进化的成因，有什么关系呢？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也和哲学一样，是①《屈子文学之精神》，《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７５页。②《欧罗巴通史序》，《静安文集续编》，《遗书》第１５册。③张弓：《中国文学鉴赏。文学鉴赏与〈地理学〉》：“西哲有言：‘地理的知识，洞察辨别之母也’。这话真有‘至味’。人无论如何总是‘生长在土地之上’。‘总是地之子’。所以人间的生活皆无不蒙受‘风土物质’的自然直接之影响。‘居移气’、‘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下楚字指楚声，下夏字指夏声）“。“这几句话诚能道破‘环境周围能施影响于人之气韵’之自然理法”。“文学作品乃人间真气韵之自然表现，从上文推来则鉴赏文学之需要地理学之故可以明晓。”（该书第７１页）该文还援引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为论据。-- 524８０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为英殖民帝国辩护的，并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和资本“阶级和平”和“团结”的思想标志下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时期里，从地理环境观点来找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条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亨利。托马斯。布尔克（１８２１——１８６２年）和约翰。威廉。德雷伯（１８１——１８２年）等人。布尔克是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在《英国文明史》（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里断言，经济和政治、阶级关系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气候、土壤和其他地理环境的自然特性所决定的。但他承认历史进步的规律性。他认为，由于气候的决定，一些民族处在奴隶地位，而另一些民族则获得统治地位。他从地理条件推论出殖民地人民肉体消灭的不可避免性：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先例表明某一个热带国家在积累巨大的财富时，它的人民避免了这样的命运①。布尔克除地理主义以外，在探讨个别历史事件时，还坚持心理观点，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心理性质，而心理又产生与它相应的经济形态。德雷伯同布尔克一样，也是夸大地理因素的利用，气候的差别决定风俗习惯的差别，而后也决定文明性质的差别。他说：坐落东西方向的国家，要比由北向南延伸的国家强①布尔克：《英国文明史》，１８９５年圣彼得堡城俄文版，第３１页。-- 52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０５盛得多。我认为，这是罗马的伟大和巩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且使常常陷入极困难境地的罗马帝国的管理工作。东西方向自然地希图划一，南北方向则趋向差别和对抗，而在这差别和对抗的条件下的管理工作就需要极高的治国智慧①。当然，十九世纪下半叶流行的资产阶级的“地理环境论”是为殖民主义的血腥掠夺和残酷统治服务，政治上十分反动。王国维搬运“地理环境决定论”，研究文学进化的成因，其政治作用并不如这个理论的创始人那么直接、明显，但它依傍理论基础的错误又是十分明显的。我们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人类社会生存于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对此不能予以轻视。但就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历史来看，这种历史是人类社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所以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社会本身之中，不在外围的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样，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有它自身的规律可寻，怎么能单纯归结到地理环境上去呢？以上说过的二《南》是西周①德雷伯：《欧洲智慧发展史》（两卷本），１９００年基辅俄文版，第１７页。-- 526０１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末年到春秋中年在汝水、汉水一带的南方作品。它是诗经体。而《九歌》本来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的楚国各地的民间祭歌，北自黄河南岸、南至沅湘流域，共十一篇，后来可能经过屈原的加工。它是骚体的第一个杰作。屈原向楚国人民诗歌学习，从《九歌》中得来的启发，远比二《南》要直接而又丰富。屈原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历史的要求是由分割趋向统一，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他所在的楚国，与齐、秦都具有统一全中国的可能性，屈原也曾为争取由楚国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而贡献一切力量。后来因为楚国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终于为秦国所并吞，但屈原在和腐朽势力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不朽的诗篇，却永远放射出光芒。他的艺术方面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爱国志士的动人的形象。他爱国忧民、坚贞不屈，“虽九死犹未悔”①，以自己英勇斗争丰富了作品，又以辉煌的作品同腐朽势力斗争，教育整个的民族，给指出一条正直的大道。他用全力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倾注了丰富而又深邃的情感，写成了《离骚》、《天问》、《九章》等瑰丽奇伟、冠绝千古的诗篇。他就成为吸引广大读者的那种《骚》体的代表者了。①《离骚》，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楚辞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９页。-- 52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１５第三节　“游戏起源说”和“天才论”（一）　文学起源的唯心主义的考察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孌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洩，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夺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的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詠叹之，以发洩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①。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呢？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感情及其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摹写或詠叹，以发洩自己过剩的精力。它如同小儿的游戏一样。所以说“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在艺术起源问题上，唯物主义美学观同唯心主义美学观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具体表现在“劳动说”和“游戏说”的争论上。“游戏说”在西方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席勒（Ｓｃｈｉｌ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５年）、斯宾塞（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ｅｒｂｅｒｔ，１８２０—１９０３年）等。①《文学小言。二》，《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６—７６７页。-- 528２１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王国维接受了“游戏说”，直接加以引用，指出：叔氏（叔本华——引者注）谓吾人之知识无不从充足理由之原则者，独美术之知识不然①。夫充足理由之原则，吾人知力最普遍之形式也，而天才之观美也，乃不沾沾于此。此说虽本于希尔列尔（Ｓｃｈｉｌｅｒ）之游戏冲突说，然其为叔氏美学上重要之思想，无可疑也②。按，希尔列尔，即通译为席勒。他受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启发，提出艺术是“自由精神在现象中的体现”以及艺术和人类的“游戏本能”有密切关系等主张，但强调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一致性。斯宾塞认为，游戏和艺术都是“过剩精力”的发洩。高等动物无须费全副精力来保存生命，而且在进行某种活动时，其他活动都暂时停止，使所需要的精力因休息而得到补充，所以它们有过剩的精力。这种过剩精力既无须发泄有用的工作，就发泄于无用的自由的摹仿活动，即游戏或艺术活动③。王国维既没有正面评价席勒的游戏冲突说，又没有说到艺术起源，只是指出它作为叔本华美学思想的一个来源。但是，我们只要稍许将“席勒。斯宾塞说”钩画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在王国维艺术起源论述中的投影。不过，他还加上了“庸俗进化论”的一些成分，使文学艺术摆脱社会的功利目的，抛弃了席勒所强调的形式与内容的一致①《叔本华与尼采》，《静安文集》，《遗书》第１４册。②《叔本华与尼采》，《静安文集》，《遗书》第１４册。③斯宾塞：《心理学原理》，第二卷，第９部分。-- 52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１５性。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中指出：“解决劳动和游戏——或者也可以说，游戏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在阐述艺术的起源上是极为重要的。”他运用了原始民族的艺术中最明显和直接地表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思想的影响的大量材料，阐明了劳动与艺术的关系，批驳了斯宾塞等人的错误观点。其中有一段，好像是针对王国维的《文学小言》写的：儿童的“游戏”——玩洋娃娃、扮演作客等等——是成年人活动的戏剧的表演。但是成年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呢？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是追求功利目的的。这就是说，在人们那里，追求功利目的的。。。。。。。。。。。。活动，换句话说，维持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所必需。。的活动，先于游戏，而且决定着游戏的内容。这就是从。。。。。。。。。。。。斯宾塞关于游戏所说的话里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①。既然在人类社会中，追求功利目的的活动，先于游戏，而且决定着游戏的内容，那么王国维所说的“无所谓争存之事”的“婉孌小儿”游戏根本不会存在。这种追求功利目的活动，在原始社会里，就是维持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所必需的活动——劳动。这是因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中第一个基本条件。离开了劳动，人类无法从猿转变到人；离开了劳动，人①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曹葆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７２—７３页。-- 530４１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要灭亡。因此，艺术起源于劳动，成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的重要命题。王国维抱着文艺摆脱社会功利目的的宗旨，自然把艺术的起源归于所谓“游戏”的性质，但他又不把艺术的起源同“游戏”划上等号。这比起斯宾塞的关于美感起源于游戏说更胜一筹。有了这个细微的区别，既能以“发洩所储之势力”来沟通“游戏”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统统归于“无所谓争存之事”，又可能为他适应所谓“生存竞争”，宣扬形式主义的艺术观服务。原始艺术是不是像王国维所说的那样，只是原始人“以发洩所储蓄之势力”呢？是不是像所谓“游戏”那样，属于“无所谓争存之事”呢？这个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原始人画一只野牛，是有其功利目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呪野牛的事”，绝不是“画着玩玩的”①。又比如，原始人抬木头，需要劳动协作，发出“杭育杭育”之类的复杂的声音，成了文学创作的萌芽，被称为“杭育杭育派”②。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搬运“游戏说”的错误所在。但是，就王国维所处的社会情况来看，他搬运“游戏说”作为“新学”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时因为“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③。而“游戏说”却从“自己的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出发，进行摹写或咏叹，客观上排除了那些圣贤、学者，多少①《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卷六，第９１页。②同上，第９９—１００页。③《花边文学。知了世界》，《鲁迅全集》卷五，第９９—１００页。-- 53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１５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传统的诘难。王国维认为：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①。这里的“热心”不能看成关照外界事物，而是借“以发洩所储蓄之势力”。因为他把外界事物看作游戏的材料。诗人看到游戏之材料，热心地游戏，即从事创作。这样的创作，多少算是诗人的感受，总不能说成是圣贤学者的“立言”了。当然，这个批判仅仅触及皮毛，而且批判的结果，不是面向现实，积极进取，而是把人引导到更加消极、与世无争纯艺术境界中去。这显示了它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不过，到了１９１２年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考》时，对艺术起源有了新的认识，指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②。因为“巫之事神，必用歌舞。”③诚然，在上古时代，艺术同宗教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王国维从《楚语》、《说文解字》、《商书》、《陈诗》，以及《诗谱》中引述的材料，论证了“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④这个观点，与他原先搬运西方“游戏起源说”，相对的包含着反映现实的因素。①《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第２４３页。②《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４页。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４页。④《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４页。-- 532６１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但是，由于王国维仅从歌舞形式来考察，又局限于戏剧方面，特别是他还未跳出唯心主义的美学体系，就不可能认识和发掘古籍中关于艺术同劳动关系的其他材料，实属欠缺之处。（二）　反功利论与餔餟文学把文学看成“游戏的事业”，这不仅涉及到文学起源的问题，也涉及到文学的性质问题。在王国维看来，“汲汲于争存”的人，当不了文学家。“汲汲于争存”的内容，当然不能作为文学描述对象。否则，它就变成“餔餟文学”。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餟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讬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玄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餟的文学之记号也①。康德美学思想体系中美的分析的第三契机，提出了“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个目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时”②。这里，他直接提出他的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他所谓“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做任何事，都有目的。感觉的快适有目的，善也有目的。但在审美判断中，却没有任何这样的实际目的。我们只有从纯粹的形式上来欣赏美的事物，我们觉得它美，也①《文学小言。三》，《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６７页。②《判断力批判》１７节，上册，第７４页。-- 53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１５就够了。至于为什么美，用不着管。形式上满足了我们的审美要求，而又没有任何实际的目的。至于在没有实际目的的审美问题上，康德既排斥了像完满性这样的内在目的，又排斥像有用这样的外在目的。王国维领会了后一点，同样认为，“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要求文学家排除名利，“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一，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学艺术有了“商品化”的趋向。“今餔餟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①在文学领域中，属于模仿的，或文绣的，或餔餟的，都不是什么真文学。因为是不能以文学为职业的。王国维说：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餟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者，为文学而生活。今餔餟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②。《孟子。离娄上》：“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餟也。”③餔餟，吃喝的意思。王国维在这里，称餔餟之文学，不仅包括它的目的在于吃喝、在于名利，而且包括像文绣文学那样的修饰词藻、模仿文学那样抄袭他人。①《文学小言。十三》，《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７１页。②《文学小言。十七》，《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７１页。③《孟子批注》，第２７７页。“餔餟”的理解，参见《辞源》（改编本），第９１页。而《辞海》则为“酺啜”。-- 534８１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文学艺术的“商品化”是个历史现象。固然，这种“商品化”的结果，使专业文学艺术受支配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禄，出现所谓“帮闲”文学。同时，由于“商品化”，造成了一个阶层。他们以文学艺术为“自由职业”，摆脱封建王朝那种“俳优弄臣”的地位，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他们其中有的人接近人民，反映社会矛盾和斗争，与统治阶级和社会制度格格不入，甚至成为“贰臣逆子”。因此，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商品化”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王国维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这一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单纯地反对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他是把它同模仿的、文绣的文学联系起来，加以反对的。如果从这一方面看，他的文学主张，多少还有点意义。“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中所说的“征夫思妇之声”，不要误解他想开历史倒车；其实，他是以“征夫思妇之声”与兼以模仿、文绣为特征的餔餟文学对举，锋芒在于反对后者，提倡真情实感的文学。其二，文学艺术之所以不“汲汲于争存”，不为名利左右，就是因为它与科学不一样，它是超时代、超阶级的。王国维说：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恉，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一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 53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１５又决然非真正之哲学。此欧洲中世纪哲学之以辩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耻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也。文学亦然：餔餟的文学，决非文学也①。这段话的理论失足之处，倒不是在于指出哲学、文学同自然科学的社会功用有所不同，而是在于超时代、超阶级地解释哲学、文学现象，为他的“游戏说”寻找理论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文学艺术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②。文艺作品尽管有用真实典型、生动鲜明的艺术画面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但就其社会本质来讲，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一样，也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是精神的东西，观念形态的东西，也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决不如王国维所划分的餔餟的或非揜餟的，假文学或真文学。这就割断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必然联系，抹杀了文学的阶级性的根本性质。鲁迅说过：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在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③。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①《文学小言。一》，《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６６页。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第８２—８３页。③《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卷四，第１３６页。-- 536０２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预感饭碗之脆，而却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①。这些人“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以招牌还要油漆，要保护的。”②鲁迅在这里批判的是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十里洋场的“隐士”、“高人”。他们打着非啖饭的“超逸”的旗号，实际上“仍然要啖饭”，而且“将吃饭的范围扩大起来”。这就批判到了要害之处。因此，用什么餔餟或非餔餟来划分真、假文学的标准，怎么能把文学的本质说得清楚呢？怎么能体现文学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战斗性呢？在这点上，充分暴露了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严重的错误。反功利论的背后，总是藏着论者的功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三，把反功利论同“天才游戏之事业”结合起来。王国维说：文学“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③。为什么会这样呢？艺术与游戏的最大共同点，是无目的。游戏不是为欲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乃为游戏而游戏。即游戏的本身便是目的。艺术亦然。创作艺术时，正如“赤子”，不是为欲达到某种目的而以此为手段，乃为艺术而艺术。即艺术本身便是目的。所谓无目的，就是出于真心的感动，欲罢不能的心情的。这样的艺术，对于人心可有广大的感染力，方可得多数人心的共鸣。王国维分析文学有二个原质，就是景①《南腔北调集。听说梦》，《鲁迅全集》卷五，第６４页。②《且介亭杂文。隐士》，《鲁迅全集》卷六，第２２９页。③《文学小言。四》，《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６８页。-- 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