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5

４６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美，你们姊弟和微音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①。既然情感之文如此难工，作为艺术家除了善于处理情感表达的时机外，还得加强自身情感修养，“向上提絜，向里体验”②。梁启超赞誉杜甫为“情圣”，说他的情感内容丰富、真实、深刻，“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象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杜诗还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能确实讴吟出时代心理”。③“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④。这就是说，艺术观尽可不同，而艺术家具有真挚的情感是共同的。艺术家要把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絜，向内体验”，既是美的要求，又是善的要求。严格说来，“高洁纯挚”，属于伦理原则的评价。梁启超认为，屈原“极诚专虑的爱恋一个人”，“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屈原恋着“那时候的社会”，是“悬着一种理想的条件”。但社会不理会他，他便“自拔社会之外”，“决心反抗社会，便拿性命和他相搏”，最后，“为情而死”。正是屈原这种“对社会的同情心”，使他成为“情感的化身”，成为我国历史上一①民国十四年十月三日《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②《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文集》卷三十八。③《情圣杜甫》，《饮冰室文集》卷三十八。④《情圣杜甫》，《饮冰室文集》卷三十八。-- 28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６２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①。《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主要回答了如何用美妙的技术表达情感问题。该文列出五种表情法：关于奔迸的表情法。其特点是“忽然奔迸一泻无余”。“用极简单的语句，把极真的情感尽量表出”②。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悲痛情感的表现。因为悲痛时感情冲动得很厉害又很真切。奔迸的表现法，与含蓄相反，它或借景抒情，或直接抒情，或叙事抒情参半。情感直接抒发，但也不是把所有的话和盘托出，一览无余，所以非工力深刻，此法难以凑效。关于回荡的表情法。其特点是“极深厚的情感蟠结在胸中，象春蚕抽丝一般，把他抽出来。前一类是直线式的表现，这一类是曲线式或多角式的表现”。“这一类所表现的情感，是有相当的时间经过，数种情感交错纠结起来，成为网形的性质”③。关于含蓄蕴藉的表情法。梁启超认为，前两类是热如“有光芒的火焰”，这一类是温如“拿灰盖着的炉灰”。此法细分为四：（一）“用很节制的样子”，表现强烈的情感；（二）“用环境或别人的情感烘托出来”；（三）自己的情感藏而不露，“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四）“把所感的对象隐藏过去，另外拿一种事物来做象征”④。这里所讲的第四点，梁启超本①《屈原研究》，《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九。②《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文集》卷三十八。③《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感情》，《饮冰室文集》卷二十八。④《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感情》，《饮冰室文集》卷二十八。-- 282６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来打算列为专章，讨论“象征派的表情法”，但在《改造杂志》发表的讲稿中，附列在含蓄蕴藉的表情中，仍作了具体论述。关于浪漫派的表情法。其特点是“求真美于现实界以外”，把“超现实的人生观，用美的形式摅掘出来”，富于“神仙的幻想”，“用想象力构造境界”。但是，此法若用得不好，“多数走入奇谲一路”④。关于写实派的表情法。其特点是“作者把自己情感收起，纯用客观态度描写别人情感。作法的要领是把客观事物照原样忠实的写出来，还要写得详尽”，“专替人类作断片的写照”。梁启超把这类作品称为“写实文学”①。这五种表情法，虽不能说把情感表达的所有技术都囊括其中，但它就总结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表现方法，具有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理论上的价值。奔迸的表情法和回荡的表情法，是一个对子：奔迸、回荡的表情法和含蓄蕴藉的表情法，也是一个对子。能够把它们加以对照研究，利弊具陈，抓住要害。含蓄蕴藉的表现法所论述的以少胜多，是艺术辩证法中的普遍原则。所谓“令人在极平淡之中，慢慢地领略出极隽永的情趣”，所谓“情感从实景上浮现”②。化虚为实，都同中国传统古典美学思想，一脉相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浪漫派的表情法的“超现实”的特点和写实派的表情法的“纯客观”的特点，接近西方近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创作方法。由此联系到本节前半部论述的艺术家的情感修养，强调艺术家的责任感，也接近艺术家世界观中的问题。在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最要紧的工夫”，先修养情感，然后-- 28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６２“再用美妙的技术把它表现出来”，超过了一般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讨论，隐约地见到世界观决定创造方法的端绪。综上所述，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实际上包含了由情感本身的论述，扩展到情感教育，再扩展到艺术情感教育的问题，有一定的特色。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注意情感，论及艺术美，把“陶性情”作为美育定义的目的。王国维美育思想着重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戏曲中，强调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地位，培养美的创造和鉴赏的能力，确立了“境界”这一美学范畴①。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从总体上说，把蔡元培、王国维两人的美育想思，加以沟通，并有所补充和发明。它们在中国近代美育研究上，恰成鼎足而三之势。它们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今天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美育理论和体系不无借鉴之处。①参见拙作：《王国维与美育》，《美育》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284８６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第九章　黄遵宪黄遵宪（１８４８—１９０５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光绪时举人。从１８７７年到１８９４年之间，先后历任驻日参赞，驻美国、英国及新加坡的总领事。在十几年驻外使节生活中，使他对资本主义认识比较真切，能从国际范围的比较中，提出中国社会的改革问题，主张变法图强。１８９５年回国后，历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等职，积极参加了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贬归家，著书办学。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四十卷等。第一节　诗与古今清代诗坛，存在着一股脱离现实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到了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意义美学思想，主张诗文要适应政治上的变易，经世致用，反映现实。王韬在《我诗》中强调所谓“贵笃挚”，“别真伪”，“但知吟乱离，不能饰平治”①，最能表明忠于现实，勇于暴露的思想。但是，当时脱离现实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①转引《中国近代文论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页。-- 28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６２十分顽固。到黄遵宪的时代，这股诗风中的代表人物公然提出“避俗就俗，力求生涩”，反对‘纱帽气“，“馆阁气”的主张，声称要做个“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①；有的标榜“杂凑摹仿”，以模拟汉魏六朝为准则（王闓运）②；有的则以玩弄艳丽词句、对仗工整为能事（樊增祥、易顺鼎）等等③。时有变化，诗有古今。黄遵宪对有清一代的拟古主义提出了“古”与“今”之辨；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之，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④？既然“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诗就不是脱离“事”和“人”而作词句的玩弄、声律的游戏。而且“诗之外有事”，有古事，或今事；“诗之中有人”，有古人，或今人。黄遵宪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反对“俗儒”泥古、尊古的倾向。生活今世的诗人，只能描绘今世之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⑤，从另一侧面提出了相同的美学主张：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圆，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①《散原精舍诗》。②《湘绮楼论诗文体法》，《湘绮楼论文》。③《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自序》，第１页。④《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自序》，第１页。⑤《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５—１６页。-- 286０７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琉璃，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①。据钱仲联笺注，“谈迁《枣林杂俎》引袁宗道曰：‘时有古今，诗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为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此意即公所本。”②其后的顾炎武在《日知录。诗体代降》中说过：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③。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蹈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④。①《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６页。②《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６页。③《日知录》。④《日知录》。-- 28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７２赵翼进一步强调诗歌随着时代而发展。他指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①。诗从触处生，新者辄故存②。但是，这些前人的美学主张，大多从诗歌形式的发展或偏重于形式变化而言的。黄遵宪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跨进了一步。他不仅主张诗歌的形式要随“势”而“代降”，诗歌的内容也要随“势”而“代降”，而且指出诗歌为什么要随“势”而“代降”的道理。他写道：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上，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虽然，诗固无古今也，苟出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草木、禽鱼之日，出其态以尝（当）我者，不穷也。悲、欢、忧、喜、欣、戚、思念、无聊，不平之出于人心者，无尽也。治乱、兴亡、聚散、离合、生死、贫贱、富贵之出于我者，不同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③。这就是说，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它能够反映“我”的耳目闻见，也就是说诗必须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同时，能够真实地体现“我”的“心声”，体现“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①《论诗》、《佳句》。②《论诗》、《佳句》。③《与郎山论诗》，引自《岭南学报》１９３１年７月第二卷第二期。-- 288２７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否则，“我已亡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①，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诗歌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不同于图画、音乐。“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为什么要使诗歌语言趋向口语、俗语呢？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黄遵宪回答道：中国的书面语言和口语是脱节的。这是由于，汉语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但书面语言却一直以古老的文言为主。这样，它们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不便于人们学习和使用。黄遵宪又说：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②。黄遵宪总结了周秦以来文体不断发展的历史，要求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③的新文体。他特别赞扬小说家能采纳方言进行写作，要求书面语言和口语接近。而这一切又服从于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文化的要求，“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④。①《与郎山论诗》，引自《岭南学报》１９３１年７月第二卷第二期。②《学术志》，《日本国志》卷三三，第６－７页。③《学术志》，《日本国志》卷三三，第６－７页。④《学术志》，《日本国志》卷三三，第４页。-- 28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７２第二节　诗与现实既然时代不同，诗有古今，今之诗人当然要写今诗，那么今之诗人必须反映现实，其作品才能反作用于现实。因此诗与现实的关系，是通过当代诗人的感情抒发反映出来的，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反映。这是黄遵宪诗论的特点。他把诗看作是诗人的“笃好深嗜”①，自然诗中有人的性情，有诗人自身。而“诗之外有事”的“外”，相对于人处于诗之“中”而言的。诗人与“事”（现实）的关系，诗人是处在诗中，而“事”（现实）则在诗人心目之“外”。诗人反映“事”，（现实）要有由“外”化为“中”的过程，主客观达到统一。这样不但“事”（现实）处在“诗”之“外”，诗反作用于“事”（现实），也在“诗”之“外”。黄遵宪主张诗人“阅世”、“知今”，目的在于通过诗歌的社会作用，达到“能救时弊”的目的②。诚然，“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观点，并非始于黄遵宪。清初的赵执信在《谈龙录》中，就提出过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的主张，并且强调“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③。不过，黄遵宪又明显地继承了魏源关于“知”“行”关系上所强调“行”对人认识的重要性的观点。①《人境庐诗草笺注。自序》，第１页。②《感怀》，《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第１页。③赵执信：《谈龙录》。-- 290４７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诗怎样才能反映广阔的现实呢？作为诗人，黄遵宪认为，第一，要注意生活实践。他说：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者千古贤，独能救时弊，贾生治安策，江统徒戎议①。你要“论当世事”，要“识时”、“通情”，那就要“知今”、“阅世”，要走出“门”去，到现实生活中，掌握真情实况。这样，你对“当世事”才有发言权，才有可能“救世弊”，有所作为。他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讨论小说创作时，特别强调了“阅历不能袭而取之”②。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当然有所区别，但对于生活实践的需求，二者是一致的。黄遵宪对于那些“不出门”的“儒生”，是极尽嘲笑之能事的。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咀。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中言今日论，痛苦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手执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③。他鄙薄那些“寻章摘句，于字句求生活”的人“是为无用人耳。”④①《感怀》，《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第１页。②《致饮冰室主人手札》（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③《感怀》，《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第１页。④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庚辰笔话第七卷第四十话》，１９６８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 29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７２第二，要多读书，以广其识；游名山大川，以壮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