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4

至于小说和曲剧、曲剧和八股之间的关系，刘师培也作了深入的考察。他认为，小说家流，出于稗官；体近于史，无涉乐教，为春秋家之支流。中国人喜言鬼怪；小说以借言鬼怪，而含别意于其中，以感发人民。到了唐代，文人中有人以写传奇小说为科举之媒，其文备众体，可见其史才、诗笔、议论等。而汉人乐府之诗，如《孔雀东南飞》数篇，咸杂叙闾里之事。叙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乐府者，又乐教之支派也。是为《春秋》家与乐教合一之始。此即金元曲剧之滥觞也。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①。在这里，刘师培论述了传奇小说、乐附之诗与曲剧的关系，概括为“近源”和“远源”。曲剧具有情节性，是以叙事为基础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３２页。-- 404８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的，又配以乐曲。《孔雀东南飞》既具有叙闾里之事，这自然成为曲剧的“远源”。但是，刘师培仍不及王国维对中国古典戏曲发展径路的纵、横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他所说的“近源”、“远源”带有相对意义。接着，刘师培又论述了八股文起源于曲剧的问题：元人以曲剧为进身之媒，……明人袭宋、元八比之体，用以取士，律以曲剧，虽有有韵无韵之分，然实曲剧之变体也。如破题、小讲，犹曲剧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后比，犹曲剧之有套数；领题、出题、段落，犹曲剧之有宾白也；而描摹口角，以偪肖为能，尤与曲剧相符。乃习之既久，遂诩为代圣贤立言。……故知八比之出于曲剧，即知八比之文皆俳优之文矣。乃近数百年之间，视八比为至尊，而视曲剧为至卑，谓非一代之功令使之然耶①？他从八股和曲剧在内容上、结构上，乃至形式上（“整齐可观，高下可诵”②）。揭示出相互关系，说明了曲剧乃为八股之先导，指出后人重八股、轮曲剧的观点的荒谬。这既证明了晚清资产阶级著作家轻视孔孟之道的八股，而重视俳优之文、民间戏曲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也证明了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能够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带来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３３页。②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十，第６７２页。-- 40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８３理论上的新意。其二、对历代作家作品的分类的研究和探讨。比如，刘师培划分汉赋为两类：“客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余者之赋，按抒情、铺叙、哲理之性质，称为写怀之赋、骋辞之赋、阐理之赋，指出：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①。所谓“写怀”。即“言深远思，以达一己之中情”；所谓“骋辞”，即“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所谓“阐理”，即“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②。这三条夹注，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刘师培深感对于这个问题研究和探讨，“近代校雠家。”也很少论及。而他显然吸取了西方文艺学、美学的新概念，才作出了抒情、铺叙、哲理的划分，并追溯到先秦文学作品，确有高人一等之处。但是，刘师培对此后的作家作品的分类，到处套用了先秦九流十家为旨归，就显示了其思想方法上的机械、刻板，乃至僵化。尽管在其中不乏有精到之处（如，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古文归入儒家类；又如，把“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的子建之诗和“惓怀君父，希心稷、契”的少陵之诗归入儒家类，把“澹雅冲泊”的渊明的诗归入道家类），但把李白归入纵横家类，把苏轼归入道家类，储、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６页。②同上，第１１５页。-- 406０９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王归入农家类，黄庭坚归入法家类，就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了。先秦时代的纵横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奉使四方，善于辞令，文以论事为主。而李白作为一个“仙才”，他的诗超然飞腾，慷慨激昂，雄奇豪放，语言流畅自然，音律和谐多变，风格瑰玮绚烂，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更何况李白诗歌本身没有涉及到外交政令，而只是对当时的朝政有所指责，怎么能够把李白归入纵横家类呢？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但是他政治上属旧党，其诗文时而表现出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消极的情绪。而先秦道家提倡法自然，以自然天通观为主，主张纯朴、贵柔、虚无。苏轼诗文有受道家的影响，但苏轼诗文的整体不能划归道家类。储光羲的诗多写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王维的诗主要通过对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物精细，状貌传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强调自然、意境之美，有超然于尘埃之外的风格，属于寄意抒情之诗文，而不是在反映农民的理想和农业的生产技术。所以，储、王之作与先秦的农家搭不上关系，倒是受到先秦道家的响影①。至于黄庭坚的诗多写个人日常生活，其中有的还表现出倾向于旧党的政治态度。在艺术形式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袭用前人诗意而略加改变，“点铁成金”，影响恶劣。这那里有先秦法家之文的雄奇豪壮，要求改革的精神呢？又怎么能够把黄庭坚归入法家类？这些都是刘①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指出：“储、孟之诗，清言霏屑，源出道家”。载《中国近代文学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５７６页。-- 40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９３师培在对历代作家作品归类时的失误所在。第二节　地理环境和文学发展的趋向中国近代，龚自珍一开始就注意研究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他说：平原旷野，无诗也；沮洳，无诗也；硗确陿隘，无诗也。适市者，其声嚣；适鼠壤者，其声嘶；适女闾者，其声不诚。……［夫］诗必有原焉，《易》、《书》、《诗》、《春秋》之肃若泬若，周、秦间数子之缜若峍若，而莽荡，而噌吰，若敛之惟恐其坻，揫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则夫辽之长白、兴安大岭也有然①。什么样的地理环境，无法产生诗，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产生什么样的诗。虽属机械、呆板，但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唯心主义信条，却带有唯物主义倾向。地理环境同作家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关系，也就同文学作品发生关系，含有正确的成分。然而，由于龚自珍尚未接受西方美学、文艺观念，只是开了一个头。十九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美学、文艺中“地理环境论”传入中国，刘师培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撰写了《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对中国南北文学作了深入①龚自珍：《送徐铁孙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新版，第１６６页。-- 408２９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考察。他提出：“南北学者，立术各殊，以江、河为界”①，“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②，不同意章炳麟关于“夏音即楚音”的观点，认为：夏为北音，楚为南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生，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折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③。黄河、长江是在中年民族版图上的两条由西向东的河流，以此为界，可以划为北方和南方，其自然条件确实有所差别。刘师培先把声音分为清浅、重浊，依据古籍记载，得出“大抵时愈古则音愈浊，时愈后则音愈清，地愈北则音愈重，地愈南则音亦愈轻”的结论。按他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所说的“山国”和“泽国”之分，北方的“土厚水深”类似于“山国”，而南方的“水势浩洋”类似于“泽国”，二者地理环境不同，影响到人同自然关系的抗争程度不同，也造成人的体质上的不同，以至影响到声音清浅、重浊的不同。这虽然是一种猜测性，但是，大抵北方人声音粗犷浑厚，而南方人声音则舒缓轻柔，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原始社会，由于抵抗自然力和生存的需要，人们不能①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国粹学报》（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８０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０页。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１页，-- 40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９３独自生活，必须组织社会，依靠集体。这时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社会、集体的经历和遭遇等等，成为这一时代的精神、风俗习惯，用以维系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自然力抗争。这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当然给生活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关系。这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又有很强的独立性、持续性和继承性，一直延续下来，不能不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刘师培提出的北方之民崇尚实际，南方之民崇尚虚无，也就是一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它们分别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北方之文多记事、析理，南方之文多言志、抒情了。记事之文，谨严简直，平易不诬；析理之文，索远钩深，精义曲隐。这说的是北方之文的特点。南方之文呢？刘师培以老、庄之文为首席代表，指出：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①。南方之文，还包括屈宋之文、纵横之文。在“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屈原与庄子是相通的；而纵横之士“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诡辩相高”，在行文的用词造句，乃至风格上，与庄子也是殊途而同归。刘师培不仅就文章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联系作者出生地进行具体分析。如，屈原、陆贾都是荆南之士，他们所作之赋，崇尚抒情，多用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１页。-- 410４９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骋辞；而荀卿生于北方赵土，其所作之赋，偏于析理。这大抵是北方的自然条件恶劣，人们不得不崇尚实际，修身力行，坚忍不拔，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南方的自然条件优越，生存和发展相对容易一些，人们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独立之风。也就是重视精神内在的、无限的自我修养，由于这种自然条件不同所造成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不同，就影响到文学风格的不同。总的来说，北方之文，猥琐铺叙，平通易懂近人，故朴而不文；而南方之文，文句曲折拗口，雕琢奇丽，故华而不实。汉代之时，南北各地的文士按其归属的地域，显示各自文学的风格。文士多居北方，北方之文也居多。但是，这时期却有东西南北文化大汇合的趋势，造成汉代全面整理古籍，奠定了古代文献的基础。从汉代到隋代，北方之士多效南人，文体渐由北趋南，多崇偶体，多用艳辞丽句，以利抒情。这一点也可直溯老庄、屈宋。当时战乱延绵，政治动荡，社会分裂，人心的凄苦、民众的祸难，而使人们着力地去追求安逸的幽美的精神境界和内心的寄托。虽然这时南北两派的对峙还很严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南北两派文学的地域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而被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所代替。刘师培在谈到唐朝之文时，指出：吐音近北，摛藻师南。故隋、唐文体，力刚于颜、谢，采缛于潘、张，折衷南体北体之间，而别成一派①。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５页。-- 41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９３不过，诗仍可分为南北两大派：北方以韩愈、杜甫为代表，南方以李白为代表。宋朝除苏门诸子、陆游、辛弃疾之外，多属北派。“金、元宅复，文藻黯然。”①诸文体都依草附木，无派别之分。这是受北国统治的影响。元代剧曲的兴起，分为两派，北方因有北部少数民族，胡汉杂淆，所以，北剧吐音粗厉；而南剧则保持了古乐府週，音调清柔抒情。“剧曲一端，区分南北。”②明朝之文，多承南派之遗，感愤淋漓，悲壮苍凉。清朝北土之文，质略无文。南派分治散文和治骈文两种。治散文者趋步宋儒。这就是刘师培一贯反对的内容贫乏、流于空疏的桐城派。治骈文者，趋步齐、梁，讲究对仗和声韵等格式。它被刘师培推崇为正宗。不过，二者都失雄健之作。纵观刘师培的著述，我们可以知道，文学的发展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其中派别的影响，风格的互相杂糅，也日趋明显。南北两派在先秦时代受地理环境不同而各放异彩。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地理环境不同因素逐渐为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所代替，前者的影响日趋削弱。作为文学发展，由文趋质，由简趋繁，由格律严紧到松散，由偶文韵语的骈丽之文（韵文、骈文），到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文章，再到俗语入文，小说的兴起。而记事之文由真实到后代的言失其真等。这是一个逐渐的演变过程，也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但是，他又竭力推崇韵①同上，第５７６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０页。-- 412６９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文、骈文，主张以古审今。这其中的复古思想与文学历史发展趋势构成了矛盾、冲突，即所谓“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①，从而表明了刘师培美学思想的两面性。第三节　注重文学创作中的美学特征文学艺术是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刘师培在他的许多著述中，时常涉及文学创作中的美学特征问题。归纳有以下三方面：（一）推崇文学作品的形式美。在本章第一节中，刘师培从文字、文章的起源的考察中得知，古代先有声音后有语言。声以成章为言，言以成章为文。有韵之文，都合自然之节。他指出：人性之能，别声被色而已。声弗过五，而生变比音，不可胜奏；色弗过五，而成文不乱，不可胜宣。故舞佾在庭，方圆自形，氋宾偶搷，左钟遐应，因物而作，或秉自然②。他继承我国古典美学中的“中和”形式美的思想，与“人性之能”，即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发生对应关系。而作为审美对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９０—５９１页。-- 41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９３象具有的形式美，“因物而作，或秉自然”，是一种艺术的加工和创造。古人有韵之文也属如此。他说：且古用韻文，厥有二故：一则剙字之原，音先义后；解字之用，音近义通。古人作文，比类合义，韻既相叶，义必相符。一则奇字硬语，佶屈聱牙；惟韻语偶文，便于讽诵。故外史谕书名，臣籀作《史篇》，使呫毕之儒，事半功倍。综斯二因，逐崇偶体；或抑扬以协律，或经纬以成章，或间句而协音，或用韵不拘句末，或协声即在语端，或益助词以足句，或谱古调以成音，此句中之韻也。至于触物抒情，侔色揣称，或掇双声之字，或采叠韻之词，或用重言，或用叠语，此字此字中之音也也①。古代造字按音。音、韻同，则义相符。古代学术授受，靠口相传；偶文韶语，便于记诵。这是古代文学对韻语偶文的自然要求；上古口头谣谚注意形式美，就是这一自然要求的具体体现。在《论文杂记》中，他按印度佛书分成经、论、律三类做法，把中国古籍也分为文言、语、例三类。“藻绘成文，复杂以骈语韵文，以便记诵”，称之为“文言”。记事之文和论难之文，用单行之语，而不杂以骈骊之词，属于“语”类②。这与他的《文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本章第二节，按刘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４１—５４２页。，《饮冰室专集》第２册。②刘师培《中国中古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９页。-- 414８９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师培的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北方自然条件恶劣，民尚实际，文多记事、析理，多属“语”类。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民尚虚无，文多言志、抒情，注意形式美，偏于“文言”类了。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注重美学特征的问题上，北方之文远逊于南方之文。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赞颂南方以老、庄、屈、宋为代表的文学，以及受老、庄影响极深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因为魏晋、南北朝的“人的自觉”带来了“文的自觉”，讲究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和文的个人风格。刘师培在《骈文读本序》中指出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形式美的追求：至若龙璪齐辉，上下异昭，笙镛节律，间代而鸣，彰彩谐音，率由世巧。由是而言，前哲因情以纬文，后贤截文以适轨，故沈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媲黄裳，六朝臻极①。（二）严格文笔、文语之区别。刘师培继承了阮元的《文言论》中的观点，写了一篇《广阮氏文言论》，把包括经、传、史、谏、诏、小说、论难记事性的作品，归入笔类或语类。因为它们是不押韵、不重格律和排偶的散文体章。相反，他把用韵、讲究对仗声律，注重俪句、偶句的文体归入文类，加以严格的区分：……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文也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９１页。-- 41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９３者，别乎鄙词俚者也。……故魏、晋、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沈思翰藻为文也。两汉之世，虽或以笔为文，然均指典册及文字言，非言文体①。他坚持文笔、文语之分，征引了大量的古籍进行分析、论征，同阮元一样，实际的矛头对准了崇尚宋儒和散行之体的桐城派。他认为：……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又文苑列传，前史佥同。唐、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②。他尤其对明朝以来奉推唐宋八大家的文人表示非议，认为韩欧散文只能称笔，而不能称为文。把散行之体奉为文之正宗，是误笔为文。（三）文必杂糅多方，以造成和谐之美。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序》同阮元的“文笔论”持相同观点，提出：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躆剽，毗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３３页。②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页。-- 416０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阴则沉膇，理所必至也，于相杂选用之旨均无当也①。李兆洛说明了文必奇偶相杂选用，而不能相离，相杂才能以为文，才能符合自然之道。反对把奇偶分开。这里包含了文必杂糅多方，以造成和谐之美的思想，并为刘师培继承和发展刘师培在《广阮氏文言论》中，征引古籍，把“文”训为“饰”、训为“错画”。文会集众采，以成锦绣，文章不仅要有华丽之美、工整之美，而且要有不同的音、韵、调、字、句相互参杂，以造成和谐之美。集字成句，骈异相同，奇偶相成，异韵相参，异调互换，集句成章，长短参差，低昂应节。即使间或有无韵之文，也必须是奇偶相成，抑扬相间，八音协唱，默契吕律之道，只有这些相互协和，文章便更加华丽而不同于一般非文学的记事之文。这也是文体所必备的。他注意到了对四声。平仄的分析。句中的平声、仄声要有一定的安排规律，这样吟咏时才能有轻重、低昂相间、具有一种和谐的韵律之美，也便于记忆。此外，他还说明了虚字必须与实字相互参用，以助语意的表达和文句的美。所有这一切，都同他为“文”所下的定义——“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②，有着极大的关系。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９页５５１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９页５５１页。-- 41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０４第四节　对中古文学风貌的探索中古是指汉末、魏晋和宋、齐、梁、陈这一时期。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中有很大的变迁，显露其特色和异彩。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就是探索中国中古文学风貌的学术专著，“议论不多，却自成体系，学术上也颇有些可取之处”①。因为该书以辑录排比所论的当时的文学评论为主，略加引论和案语，以为连缀，写作方法较为特殊。刘师培指出：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　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②。这一段案语，揭示了汉末的文学从经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宫廷玩物的地位而变为独立自觉的地位，成了建安文学变革以前的原型或基础。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型或基础的原因，主①舒芜：《校点后记》，《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１４３页。②《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再版，第１１页。-- 418２０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要是时代、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尚清峻”，而这一“清峻”又成为建安文学的四大特点之一。“通侻”为第二特点，“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反映。“骋词”、“华靡”这第三、四两大特点，体现在用词造句的风格上。建安文学的清峻、通侻、骋词、华靡，基本上为后来的鲁迅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变为“清峻、通侻、毕丽、壮大”①。鲁迅具体分析了汉末魏初文章“清峻、通侻、华丽、壮大”的原因，指出：“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在曹操的统治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影响到文学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意思”，而且“他的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使“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②。他还提出“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③主张“歌以鸮志”④。他不再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多方面地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感情，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⑤。而“华丽”则是曹丕提倡的。他反对寓教训于诗赋，重视作品的技巧和形式美。提倡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利于抒情言志的文体，文以气为主。这便在华丽之外又加上了壮大。鲁迅所作的分析和研究，自然①《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０４页。②《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８７—４８９页。③转引《文心雕龙。章表第二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版，第４０７页。④《曹操集。步出夏门行》。⑤《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８７—４８９页。-- 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