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22

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③。梁启超的论述，虽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但是他承认音乐可以诱发以刺激人的审美器官，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承认艺术品“所构成的境界优美高尚，能把我们卑下平凡的境界①《美术与生活》，《饮冰室文集》第３９册。②《美术与生活》，《饮冰室文集》第３９册。③《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２页。-- 256０４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压下去“①，也含有“心境”以外，具有艺术品独自存在的“物境”。总之，梁启超在论述审美鉴赏中的心境和物境，就如他对美的功利性看法那样，具有自相矛盾的两面性，不能只执一端。把审美对象的自然界和艺术品“物境”看成为“虚幻”，根源在于信奉佛理禅宗，无限夸大审美情绪和心境的地位和作用，追求精神上、道德上的圆满，而坠入虚幻的“天国”。一旦落入现实生活，依傍“外受的环境”，结合“内发的情感”，而编织的审美之境，才谈得上是来源于外境，又高于外境的、更高层次上的“真实”。第六节　“自然之美”和“人工之美”梁启超把中国古代的歌谣、乐府、诗、词，统称为“美文”，并通过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来分析研究，从而划分出所谓“自然之美”和“人工之美”这两个种类。他认为，“爱美是人类的天性”②。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是与人类这种爱美的天性相契合。比如，中国的古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①《美术与生活》，《饮冰室文集》第３９册。②《书法指导》，《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１０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４１年再版，第３页。-- 25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４２美好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骂专门诗家的诗而之上。“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不是别一种风味的美“。就象璞玉花草，经过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显出”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的“美。“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境土比歌谣广阔，都为此故”②。梁启超把好的歌谣作为“自然的美”；好的诗则在自然美的基础上，还加上“人工的美”。在他看来，诗与歌谣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形式和情感表现的问题。“诗和歌谣最显著的分别，歌谣的字句音节是新定的，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是随着一时情感所至，尽量发泄，发泄完便戛然而止。诗呢？无论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楚骚体，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数句法和调法，所以词胜于意的地方总不能免。“③骈俪之文，固自有其特殊之美，建立在“我国文字的构造”上。“我以谓爱美的人，殊不必先横一成见，一定是丹非素，徒削减自己娱乐的领土。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附庸之附庸，然其佳者，也能令人起无限美感。”④梁启超划分“自然的美”和“人工的美”，固然与文艺形式情感的表现有关，但就论述的①《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４１年再版，第１页。原引文“人功之美”，“功”应改为“工”，改为“人工之美”。②《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第１页。③《苦痛中的小玩意儿》，《饮冰室文集》第４５册。④《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第２页。-- 258２４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内容来说，又不仅仅限于文艺形式和情感的表现问题。《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是以汉乐府为论述的中心对象。“汉代乐府，原来都是能唱的（最少也可以徒歌），所以和普通的诗可以划分出界限“①。按梁启超对诗和歌谣的界定，汉代乐府“纯属自然美”②。他指出汉代乐府有三大特色：（１）情感炽热，有违“诗教”。他认为，乐府《上邪》是一首情感热到沸度的恋歌、意境、格调、句法、字法无一不奇特“，《有所思》“这一首恋歌，正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反面。赌咒发誓，斩钉截铁，正见得一往情深。后代决无此作，专门诗家越发不能道其只字”。这是因为“诗贵含蓄婉转，乐府则多为热烈的直透的表现”③。（２）意境新颖，结构瑰丽。他认为乐府《陌上桑》和《陇西行》堪称“无一懈弱之点”的力作。《陇西行》“以陇西为题，想写陇西风俗。写的是一位有才干、知礼义的主妇，却从天上人‘顾视世间’的眼中看出来。写天上话不多；境界却是极美丽闲适。写主妇言语举动，琐琐如画，却无一字堆垛，可谓极技术之能事“。④（３）格调崭新，度量深远。他曾把乐府《陌上桑》与晋①《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４１年再版，第４３页。②《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４１年再版，第１页。原引文“人功之美”，“功”应改为“工”，改为“人工之美”。③同上，第１０１页。④同上，第６１页。-- 25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４２傅玄的《艳歌行》作了对照研究，说：《陌上桑》第三解“没头没脑地替他夫婿大吹特吹。到末句戛然而止。这种结构，绝非专门诗家的诗所有。晋傅玄有《艳歌行》，将此歌改头换面，末两句作为罗敷告使君语云：“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真臭腐得不可响迩。‘’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①汉代乐府，在梁启超看来，可以说是“自然的美”的极境。它与“普通的诗”（文人创作的诗）相比较，确实存在着以上所说的三大特色。他推崇“自然的美”的歌谣，在于肯定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后代的诗，虽与歌谣画然异体，然歌谣总是诗的前驱，一时代的歌谣往往与其有密切的影响，所以歌谣在文界的地位，治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②。我们知道，清代是一个复古的时代，民间的歌谣等俗文学被重重的压迫着，几乎不能抬起头来。到了“五四”以后。随着民间歌谣等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文学史的研究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梁启超推崇“自然的美”的歌谣，并给予它一定的历史地位，是符合这一时代潮流的。但是，作为“自然的美”的歌谣，也有不足的一面。诚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的那样，俗文学“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她未经过学士大夫们的手所触动，所以还保持其鲜艳①《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４１年再版，第５７页。②《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４１年再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260４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的色彩，但也因为这，所以还是未经雕斲的东西，相当的粗鄙俗气。有的地方写得很深刻，但有的地方便不免粗糙，甚至不堪入目。“①梁启超缺乏这样的全面的理论认识和分析，似乎歌谣都达到了“自然的美”。美的说成美的，不美的也说成美的。这就不大符合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事实。好在梁后超推崇“自然的美”的歌谣，并不排斥普通的诗，而是把两者糅合在一起，考察整个时代的诗风，使他在揭示“美文”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纵横交错的联系和线索，仍然是十分可取的②。在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中，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往往胜于缜密的理论探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第七节　艺术的真实和作者真情实感的透发梁启超美学思想中的“真”，同历代许多美学家一样，含有较丰富的内涵，不仅有科学意义上的“真”，而且有文艺学①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页。②梁启超认为：“大抵晚汉诗（此指广义的诗，连乐府也在内）可分两大派。第一派，音节谐美，寄兴深微，词旨含蓄。其源出于国风，《十九首》及拟苏李等诗皆属之。第二派，音节倔强，意境俶诡，笔力横恣。其源出于《离骚。招魂》。乐府中之大部分，皆属之。两派虽途径不同，而皆用比兴体为多。其中赋体者，则蔡文姬一诗属于第一派。《孤儿行》、《焦仲卿妻诗》等属于第二派。要而言之，晚汉诗虽未能尽诗的境界，然而后代许多做诗的路子，已在那时候开发出来了。“（《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全集》专集，第７４册，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26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４２上的“真”。梁启超所说的文艺学上的“真”包括哪些内容呢？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其一，真性情。在我国古典传统的美学理论中，反复强调“天成”、“自然”、“天籁”、“不隔”。都含有文艺创作必须注意的真情实感。这是因为真诚，同感人感己联系在一起；不真诚，不足以感己，更不足以感人。能够体会和表现文艺作品具有“真性情”，就导致了作者沟通读者“共鸣”的无形渠道。梁启超认为：朝廷歌颂之作，无真性情可以发摅，本极难工。况郊庙诸歌，越发庄严，亦越发束缚。无论何时何人，当不能有很好的作品①。但是，有些描绘真性情的作品则不同。虽然它有时对读者的价值不太大，但是能够体现“真性情”，也是一种美学上的享受。比如，汉高祖死后，吕后执政，戚夫人被幽囚于永巷。她穿着囚服舂米；这时，她的儿子如意被封为赵王。她思念自己的儿子，一面舂米，一面唱着：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莫，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梁启超评曰：“这首诗虽没有多大好处，但也能见真性情。”②梁启超这一看法除接受西方美学观点外，还糅合了中国古典①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页。②《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第１６７页。-- 262６４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美学思想中的“言为心声”、“字为心画”的主张。他指出：今西方审美家言，最尊线美，吾国楷法，线美之极轨也。又曰字为心画。美术之表见作者性格，绝无假借者，惟书为最，然则书道之不能磨灭于天地间，又岂俟论哉①。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揭示了由于采取“真性情”的直露，使生活中的丑态，转化为“极粹美”。杜甫写过一首《遭田父泥饮》，很有代表性。这首诗把乡下老百姓极粹美的真性情，一齐活现，你看他父子、夫妇间何等亲热；对于国家义务何等郑重；对于社交何等爽快、何等恳切。我们若把这首诗当个画题，可以把篇中各人的心理从面孔上传出，便成了一幅绝好的风俗画②。的确，从这一幅风俗画中，我们可以想见，田翁招待杜甫，热情近于无礼，高兴露出丑态：“高声索里粟，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但由于田翁性情率真，化“丑”为“美”，美到“极粹”，不是给我们以愉悦而又轻松的，审美享受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作者“用写实法写社会优美方面③”，描绘对象的性情越①《饮冰室合集》文集第４０册，第１９—２０页。②《情圣杜甫》，《梁任公文存》下卷，罗芳洲选注，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３６年版，第３８３页。③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５页。-- 26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４２自然，越直率，就越感到美。梁启超这个评价和分析，与契诃夫所说的“按生活的本来的面目描写”以达到“无条件，直率的真实”②，不谋而合。这在审美心理上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二，梁启超美学思想中的“真”，不仅包含真性情，而且包含了真事详写和细节的刻划。他说：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客观的资格，描写所观察得来的环境和别人情感，从极琐碎的断片详密刻划，确是近世写实派用的方法，……从前古乐府里头，虽然有些，但不如工部（按指杜甫——引者注）描写入微。这类诗的好处在：事实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①。在这里，“事实”详写，和“真情”透发是并列的，两者都构成“真”的内容。狄德罗说过：“必须把事实如实的反映，而戏剧将会更真实、更感动人、更美。”②由于“把事实如实的反映”，“真”和“美”往往相互沟通，获得如临其境的真实感。梁启超的“真即是美”的论断，与狄德罗的看法十分类似而又相近。“真即是美”这个论断，自然从属于写实派文学的。如果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自然派文学来分析，尽管它①《情圣杜甫》，《梁任公文存》下卷，第３８３页、２８０—２８１页。②狄德罗：《论戏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１９５８年第１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３页。-- 264８４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可以“将社会实相描写逼真”①，而这个“真”不一定就是“美”。他这样说过：……人类既不是上帝，如何没有缺点。虽以王嫱、西施的美貌，拿显微镜照起来，还不是毛孔上一高一低的窟窿纵横满面。何况现在社会，变化急剧，构造不完全，自然更是丑态百出了。自然派文学，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②。此话对于一些自然主义作品的批评，是确切的，其中讲到认识“人类的价值”，实际上触及到“真”的核心问题。而所谓“真固然真”的“真”，则是真事详写和细节刻划。遗憾的是，梁启超没有着意把“真”的核心问题——文艺的认识作用，深入阐发下去。其三，梁启超在论述“真”的含义时，还十分强调写实感。他认为，汉乐府《孤儿行》（清商瑟调）“可算中国头一首写实诗。妙处在把琐碎情节委曲描写。内中行汲收瓜两段特别细叙，深刻情绪自然活现，是写生不二法门”。他竭力推崇蔡文姬的《悲愤诗》，指出作者独特的身世给作品的真实感带来了“异彩”③，想象力则是第二个生命。“从想象力中活跳①《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２６页。②《情圣杜甫》，《梁任公文存》下卷，第３８３页、２８０—２８１页。③《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第６４—６５页。-- 26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４２出来实感来，才算极文学之能事“①。《孔雀东南飞》中有些缘饰造作的话（篇中“妾有绣腰襦”一段，“著我绣裌裙”一段、“青雀白鹄舫”一段），和写实体裁已起冲突，而且这些“铺叙的富贵气太重，和‘小吏’家门不称”②，失掉写实感。因此，他进一步分析道：文人凭他的想象力所及，随意挥洒，原是可以的。笨伯吹毛挑剔，固是“痴人前说不得梦”。但这诗既是写实，此类语句，终不能不说是自乱其例③。按梁启超的意思，就是要求“美”和“真”的统一，否则就是“自乱其例”。最后，他总结为这么一句：这首诗是诗人之作，不免为技术而牺牲事实，我们不必讳④。《孔雀东南飞》这首诗，是否是诗人之作，可以存而不论。而梁启超揭示它违背细节的真实、不符合人物生活条件和环境的铺写，并不是“笨伯吹毛挑剔”，而是正确的美学批评。这种按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真实性的标准来看，既不“真”，也不“美”了，怎么能因“技术而牺牲事实”呢？总之，从梁启超对于“真”的含义三个方面的探求来看，①《屈原研究》，《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三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第１８７页。②《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第７６页。③《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７４册，第７７—７８页。④《情圣杜甫》，《梁任公文存》下卷，第３８３页、２８０—２８１页。-- 266０５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围绕着艺术的真实和作者的真情实感的问题。而且运用了这种含义的“真”，批评了中国古典文艺作品，力图找出“真”与“美”的关系。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梁启超在探求“真”的含义时，似乎丢掉了它的核心问题——文艺的认识作用。虽然他批评自然主义作品，说到了如何认识“人类的价值”问题，但他一没有把它当作“真”来看待，二没有继续生发阐述下去。不过，话又说回来，梁启超没有把文艺的认识作用看作“真”的核心问题，但不是不承认文艺的认识作用。相反，他在强调美的功利性时，充分肯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他认为，杜甫“内在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及能确实讴吟出时代的心理”。①读了《后出塞》五首之四，令人立刻想到现在军阀的豪奢专横，——尤其逼肖奉直战争前张作霖的状况。最妙处是不著一个字批评，但他客观事实写出。自然会令读者叹气或瞪眼“。②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梁启超关于文艺学上的“真”时，一方面要看到他虽探求了“真”的三点含义，但未抓住文艺的认识作用这一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他在强调美的功利性时，也承认文艺的认识作用，不过没有把它用“真”字表述出来罢了。①罗芳洲选注：《情圣杜甫》，《梁任公文存》下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３６年版，第２８１页。②同上，第２８２页。-- 26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５２第八节　“真美合一”和“美善合一”梁启超的《美术与科学》演讲是以文艺复兴和意大利现实主义的大画家达。芬奇破题的，并以达。芬奇的《绘画论》作为主要的理论依据。达。芬奇认为：绘画是一门科学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