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

，“皆合乎音韵宫羽者”，远不如后来的包世臣的眼界宽，把前人的“奇偶”与“疾徐拽繁复顺逆集散”③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然后才提出自己的论述。由此可见，阮元由“寡词协音”——“押脚韵”——章句中的“平仄”、“奇偶”这么一条思路来论证他的“文必有韵”，其出发点有合理的成分，而推导和结论是不合理的。其二，文必尚偶。①同上，第１０２页，１０４页。②同上，第１０２页，１０４页。③包世臣：《艺舟双辑》，上海古今书室丙辰（１９１６年）季夏月版，第１页。-- 96０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阮元在《文言说》中指出。“文”“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用韵与尚偶，都是对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美化。只有偶俪为文，才是文学作品，反之，就不是了。孔子的《文言》之所以被阮元推崇为“万世文章之祖”，就是符合文必有韵，文必尚偶这两种艺术形式美：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澁语者比也①。文必尚偶，同文必有韵一样，含有很大的片面性。如果就文学作品来说，最典型莫过于骈文，只有它才能“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此后的刘师培继承了阮元的学说，十分清楚地道出了这一点，即“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和“文章正规”②；因而，那种与偶俪相对立的散行文体，就不能算作文学作品了。美具有多样性。“诗人温厚骚人怨，一种芳华各自情”③，偶俪是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美的审美标准，散行也是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美的审美标准，怎么能顾此失彼，尊一罢百呢？这个顾此失彼，尊一罢百的理论依据的偏颇，在阮元《四六丛话序》中就可以窥见了。他还指出：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载，第１０５页。②同上，下册第５６２页。③《揅经室集》，第８３９页。-- 9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８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弊，而文统不可谓之不正①。所谓文体之“卑”，就在于它“溺于声色”，离开了“沈思瀚藻”的要求；所谓“文统”之“正”，就是说它形式上的尚“偶”不尚“奇”，所以他不仅不赞成唐、宋古文运动对于散文形式的改革，指出：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合乎班孟坚《两都赋序》所谓文章者更鲜矣②。这话把“桐城派”推崇唐宋八大家的美好世界，无疑捅了一个大窟窿。“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之文”并非为“文”，也就不存在“起”“衰”的问题了。韩、苏而下至于明代的“唐宋派”，各家都不是女的“正统”，只有“《四书》排偶之文（即八股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③。这自然是十分荒唐的。为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里，曾经给予了有力的批驳，指出：魏晋以前，文、笔本无分别，晋以后始作区别。虽然范晔的《后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都曾论及，但并非绝对地以此为界。至于《昭明文选》，既是名曰《文选》，但却选了许多无韵之文；既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５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载，第１０５页。③同上，第１０６页。-- 98２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标“沈思翰藻”，而沈思若《庄子》，翰藻若《淮南》，只字未录。可见萧统自己，就没有定见。这一来，他首先推倒了“文言说”的历史依据。接着，他针对阮元以韵偶为文之说，驳道：文辞之用，各有体要，……盖人有陪贰，物有匹耦；爱恶相攻，刚柔相易，人情不能无然，故语辞应以为俪。……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礼经》、《春秋经》、《九章算数》者，虽欲为俪无由。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各任其事①。这段驳辞，写得痛快淋漓。他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立论，不仅击中了“文言说”的要害，也阐明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终结了骈散之争。不过，应该承认两点：一是阮元从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美化角度，探求“文笔”之分，在中国近代美学史颇有影响。李兆洛的《骈体文钞》，目的显然在于取桐城派《古文辞类纂》而代之，刘师培的论文题目就是《广阮元言统》。他们都主张抑散扬骈，但都未超出阮元的首倡之见。二是阮元的首创之见，作为一种理论看，确实缺乏科学性。但对动摇“桐城派”的文统说，又有某些积极意义。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２—４２３页。-- 9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８第三节　论文的“道”“法”和审美作用包世臣《艺舟双楫》是本论文、杂著集；书名用一舟双楫的比喻，极其形象地说明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规律的把握，可以分别就文，书两方面作出研究和探讨。这是解剖麻雀，具体入微的分体研究方法。该书共９３篇，编为六辑；文论四辑，书论二辑。从文论所阐发美学思想来看，集中在论文的“道”“法”和审美作用这个中心问题上。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对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探讨，溯源于孔子的“文质彬彬”的论述①。但在包世臣看来，真正探讨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要推曹丕、陆机和刘勰了。他在《艺舟双楫。叙》中指出：论文之书，始于《典论论文》，而《文赋》继之。魏文评时流得失，上衡论体裁当否。《文心雕龙》后出，则推本经籍，条畅旨趣，大而全编，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②。这话的意思说，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学价值方面，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认为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①《论语。雍也》。②包世臣：《艺舟双楫》，上海古今书室丙辰（１９１６年）季复月印行，“叙”第１页。-- 100４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事“①，肯定文学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所以，是一种“时流得失”之评，偏重于艺术美内容方面的社会功用。陆机的《文赋》“论体裁当否”，则偏重于艺术美形式方面的探讨。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说：如果“义华而声悴”，有好的内容而无好的形式，或者“理拙而文丽”，辞句虽很漂亮，但理义浅薄，那也不是美的作品。这都是强调了内容的决定作用。所以，刘勰认为美的好的作品必须是“衔华佩实”（《征圣》），“舒文载实”（《明诗》），只有做到内吞和形式相统一才是美的，因此，他要求“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情采》）。那种“繁彩寡情”的文艺作品是不美的，使人“味之必厌。”②然而，包世臣在这里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推本经籍”和“条畅旨趣”，换了对具体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批评角度，深得“作者用心所在”，而加以肯定的。尽管对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的研究、探讨，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到唐宋诸家也曾有过各自独特的理论上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坛上的纷争，这个古老的命题，有时也会展现出勃发的生机，增添了理论上的新意。包世臣生活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急剧变幻的时代，并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清中叶以来时代变幻的脉膊。他自认为①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２５页。②以上引文见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本。-- 10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８“生长孤露，早此忧患”①，曾在治学上作了这样的回顾：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学废驰，贿赂公行，吏治汙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学于古，而饥驱奔走数十年，验以人情地势，辄不相远，斟古酌今，时与当事论说所宜，虽补偏救弊之术，偶蒙采纳，皆有所效②。包世臣主张学以致用，主张济世救民，发展农业生产，“劝本厚生”。在文学创作上也作了反映。也许包世臣受到曹丕文以致用观点的影响，从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这些所谓“非礼之念”和“非礼之行”，使他十分重视对艺术美的内容与形式这两者进行探讨了。同时，固守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提倡所谓“文以载道”，也引起了包世臣的思考和非议。因而，他在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讨论中，着重在于内容和形式的二者的内涵的复杂性的揭示，往往表现出变幻时代的矛盾的双重性。同旧的有所舍割，但又不能从根本上放弃，对新的有所企望，但又无法找到崭新的凭借。这种“补偏救弊”，几乎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美学思想的通例，显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①《艺舟双楫》，第９页。②《艺舟双楫》，第１５—１６页。-- 102６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势！包世臣对于艺术美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在“道”与“法”两大方面的具体阐述上。第一方面，“道”，涉及到艺术美的内容。所谓“言道者，言之有物也，言法者，言之有序也”①。艺术美一要有内容，二要有条理，结构、体制等形式。这是包世臣对“道”与“法”的自我界定。作为“道”，又与“事”和“礼”分别发生关系。“道”受着“礼”的支配和统帅。“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②这样，就把儒家礼法和伦理观念作为文章思想内容的归依，维护封建的“道统”。然而，在“道”与“事”的关系上，包世臣又吹进了一点新意。“道附于事”，并非抽象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切具体事物之中。言事之文，必先洞察所事之条理原委，扶明正义，然后述得失之所以然，而条画其补救之方“。那末，言事即所以明道了。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述其本末“，才能“是非明白，不惑将来”③。然则不明道也不可记事。包世臣认为，“言事之文”和“纪事之文”是各类文体中最难作的。“道附于事”又在这两类文体中又最为明显，所以，离开了具体的事而言道，则道就成了空洞的门面语。①《艺舟双楫》，第３页。②同上，第１３页。③《艺舟双楫》，１４页、１３页、１４页、１４页。-- 10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８包世臣的“道”与“事”和“礼”的关系，十分复杂。“道”与“礼”是指导关系，“道附于事而统于礼”①。但是，这种关系不能代替“言事”、“纪事”之道。“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国家也”②。有些“寻常小文”也不必“强推大义”了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包世臣否定“礼”对“道”的指导关系。他批评韩、柳以来古文家的陋习，也是以“离事”与“离礼”同时并重作为标准的。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遒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瞩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为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④。然而，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引述到包世臣批评韩柳以来古文家陋习，只以“离事”为标准⑤，而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虚言道而言张其军”⑥，抽掉前半句中的“离事与礼”，均有失片面。①《艺舟双楫》，１４页、１３页、１４页、１４页。②《艺舟双楫》，１４页、１３页、１４页、１４页。③《艺舟双楫》，１４页、１３页、１４页、１４页。④《艺舟双楫》，第１３页、８１页、１３页、５３页、５１页。⑤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０２页。⑥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９６页。-- 104８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第二方面，“法”，涉及艺术美的形式，即所谓“言之有序”①。他认为：“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言”②。他在一些诗文集的序跋里，一再赞赏和追求合乎法度之美，发表了不少精到之论。包世臣所处在古文与八股文（八比）并存的时代。虽然，“近世多有精通古学而不能八比”③，但从文“法”的研究，古文又有与八股文并重之势。包世臣在《述学》一诗中，说过自幼学习八股，“差长艳科第，七岁学八比”④，又在编录论文集的附记中，肯定八股为“儒业正经”，说什么：“八比取士，历年五百，忠良英俊，类出其中，义醇词净，本于经；议鸣识壮，酿于史；描摹精切，依于子；波澜洪远，源于集，与古文固不殊也。”⑤但是，包世臣眼界毕竟开阔，心神甚为宏大，敢于将八股文与古文相比较，认为：古文言皆己意，故贵能蹈实；八比代人立言，故贵能导虚。古文虽短章，取尽己意，故转换多变态，其墙壁宽而峻；八比虽长篇，取协题情，故推堪少回互，其墙壁隘而夷⑥。两相比较，八股文有自身的不足和弱点。包世臣感到在文①《艺舟双楫》，第１３页、８１页、１３页、５３页、５１页。②《艺舟双楫》，第１３页、８１页、１３页、５３页、５１页。③同上，第９１２页。④《艺舟双楫》，第１３页、８１页、１３页、５３页、５１页。⑤《艺舟双楫》，第５３页。⑥《艺舟双辑》，第５４页。-- 10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８“法”（近辉远映，上压下垫，旁敲侧击，仰承俯引）“较古文为备”。在这个意义上说，“八比实足以为古文为导引”。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也论及科举八股，从文题、布局、手法，一直到炼词造句诸方面，比包世臣只从布局、手法上来讲，更为全面一些。但是，在对待科举八股的态度上，刘熙载只引用了“‘虽不应举，亦可当格言一则’。此亦足破干禄之陋见，证求理之实功已。“①而包世臣却提醒人们要注意“摆股八比气息”②。因为时文毕竟是“利禄之途，人怀侥幸”，“朝驾南辕，暮从北辙，前邪后许，谬种流传，隳风气而坏风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趋愈下”③，而作者本人“幼习举业，继攻古文”，最后能够掌握文“法”，写出佳文，“则听其自为从吾所非，而非父师之所能为力者”。④这些说明了包世臣比刘熙载美学思想更具有积极成分。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包世臣探讨诗文美的内容和形式，除了对其内容（“道”）与形式（“文”）作了种种界定，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外，还涉及到诗文的社会作用。在包世臣看来，诗文具有“功用”和“审美”二方面的社会作用。而且把“功用”与“道”，“审美”与“法”沟通起来。虽说这种沟通不完全科学，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①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４８页。②《艺舟双辑》，第５４页。③《艺舟双楫》，第５６页。④同上，第５５页。-- 106０９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包世臣对于“道”，对儒家经典作了界定，因而在诗文的“功用”问题上，他十分推崇儒家“诗文”。于是，“温柔敦厚”、“美刺”，以至“以礼说诗”等，都成为评价和欣赏诗歌的标准。诸如“观风俗，镜得失”①，“昭劝戒，垂世法，保绪深达治源”②等，被当作创作诗文的宗旨。然而，就创作实际而言，“古今传诗之用于美者什一二，而应制教，希恩泽，充羔雁，不足与于诗教者，已居大半。其他风云月露，体物即事之章，苟有善者，亦必出于比物连类，以致寄托。”③前者对一些应酬之作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后者把吟咏情性的山水诗、咏物诗的佳作，统统说成是“比物连类，以致寄托”，未免偏颇。因为诗文的社会功用问题十分复杂，就他自己来说，因听从别人劝告，认为济世救时之作，系耗费精神之事，曾一度辍作，此后三十多年，诗作“必不得已而有言”，“自是始专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达于诗，尽意则止。依傍之陋，渐就湔除矣。”④这种诗文多少带有追求超脱世俗的清高意向。包世臣曾为此而努力创作出“究人情之极”之文，达到“遗远世俗，自尊所闻，言依于礼义，心泯乎得失。”⑤在这种创作理论的指导下，使他的诗文能够“直吐肝膈”，出现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