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

、“无指而有指”、“无哀乐而有哀乐”，也就是作品要体现和寄托诗人词人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这是讲的情如何畅的问题。他又说：情孰为畅？畅于声音。声音如何？消瞀以终之。如之何其消瞀以始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瞀，则散华矣。人之闲居也，泊然以和，顽然以无恩仇，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③。对于顺乎诗人词人的情感的“畅情”来说，并不停留在宽容之上，而是需要进一步引导至上道，防止成为“下者非德”：①“宥，宽也。”（［汉］许慎：《说文解字》，第１５１页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有一篇《说宥》，可参照。②《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３２页。③《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３２页。-- 2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１凡声音之性，引而上者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于旦阳者为道，引而之于暮夜者非道，道则有出离之乐，非道则有沈沦之患①。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情感分为积极和消极，诗人词人之责，也就在于显示积极的情感，而不是沉溺在消极之中。这似乎与“尊情”中所说的“无往”与“无寄”有了矛盾。对此，龚自珍作了解释，说：虽曰无住，予之住也大矣；虽曰无寄、予之寄也将不出矣②。这话的意思是，虽然感情是不要停止，但我对感情则要停止，是停止在大方面；虽然感情是不要寄托，但我对感情的寄托是看不出来的。这对于十五年前写的《宥情》中有美无欲念来说，是一大进步。由于龚自珍在情感上，主张“宥情”和“尊情”，因此对于诗人的“才”也提出了要求：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乐器不能传，又士不能状，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沦，睠华士而蹱起，名满天下，才啬于命，情又啬于才③。的确，“才”和“情”是有矛盾，但也有统一之处，具体表现在，作为“名家”的“略工感慨上。他的震惊天下的《己亥①《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３２页。②《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３２页。③《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００页。-- 28２１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杂诗》被人看作是“不世之奇才与不世之奇情”相结合，“情赴乎词，而声自异”①，就是明证。“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②这是龚自珍的自谓。他的情感论中的“情”同受之于天有关。但是由于他从十分肯定和估计情感在人们美的创造和欣赏的作用入手，反对圣人“锄情”，提倡“宥情”和“尊情”，确立了“略工感慨”的审美标准，不仅给诗人词人带来了冲破“万马齐喑”的解放感，直抒胸臆，放纵自如，扩大文学艺术表现的范围和能力，而且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独树一帜，给予后世以良好的影响。第二节　出入说和“自然以为美”自然论是龚自珍美学思想的另一大特色。他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外境”，外境自然是一个客观存在。他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③。作为人对于自然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出入”的问题。他在《尊史》一文中指出：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命，下逮吏胥之所口守，皆①同上。第５３８页。②同上。第４８１页。③同上。第３４５页。-- 2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１知之，其於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命，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於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歌舞，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①。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位史学家对待他的研究对象，要善出又善入的问题。“不善入者，非实录，恒外之耳，鸟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寱。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喘。”②但是，他拿戏剧演员（优人）的创作和观众（堂上观者）的欣赏作为论据，也就超出了论史范围了。戏剧演员在演出时“号咷歌舞，哀乐万千”，沉浸在剧情和角色之中，同时，又能“自言其哀乐”。戏剧观众在看演出时进入剧情和角色之中“垣外之耳，鸟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同时，又要“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前者，在西方戏剧美学上是一个演员二重性问题，并形成了表现派和体验派两大理论体系。后者，则是艺术假定性和物我为一的欣赏境界。其实，既善入，又要善出，不只是戏剧演出和观赏，推而广之，整个文学艺术，乃至美的创造和欣赏都具有这样的问题。①《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８０—８１页。②同上，第８１页。-- 30４１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龚自珍的“出入说”虽由论史而发，但是，他所说的“史”，其概念较为宽泛，又涉及到“文”、“诗”。这也附合先秦一些著作和《史记》的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他又说：“史之外无语言焉，史之外无文字焉。‘①“史”与“诗”两个概念，关系极为密切。“诗与史，合有说焉，分有说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说焉”。②所以论史的“出入说”，实际上通于文艺创作，并经后来的王国维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而发扬光大。龚自珍的自然说，除了“出入说”以外，还有“自然以为美”的思想。同样，这一点也为以后的王国维所继承和发展。龚自珍认为：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语言。人心不知所由然，语言变为文章。其业之有藉焉，其成之有名焉，淆为若干家，厘为总集若干，别集若干。又剧论其业之苦与甘也，为书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画其朝代，条其义法也，为书若干通。畀人舆者，又必有界之者。曾曾云初，又必有祖祢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东，圣知复生，莫之奈河也已③。这就是说，文章的产生，由于自然。但后人有意根据前人的文章，条为文法，从而世代传授，是一种多余之举。他说他自己“不幸不于言，言满南北，口绝论文，瘖于苦甘。言之①《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１页。②同上，第２０７页。③同上，第２０７页。-- 3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１不弢，以为口实，独不论文得失，未尝为书一通，高扃笥中，效韩媲柳，以笔代口，以论文名“。①因此，他竭力主张“文章天然好”，“率是以言”。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诗标准——完。所谓“完”，按他的解释是：“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也就是说要完整地表达思想，表现个性，不虚伪，不矫饰。这还联想到他为什么把那种“曲”、“欹”、“蔬”的梅树称之为“病梅”，并要疗救之，就是因为“美要出于自然，更应该要健康，这才是真美。”②由此推而论之，“自然”同“削成”构成一个事物的两种相对立的尺度。《定盦八箴》中有一首《削成箴》：呜呼！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走，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无形之形受形敝，有无名之名受名阙。有零有賸，数乐其遁。有畸有余，亦不可以为储。有虚有隙，乃亦所以为积。齐物以朝夕，不齐而劳。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为好削成。大命以倾③。箴，又叫箴言，古代用以规戒他人或自己为目的的一种格言。定盦，是龚自珍的号。《定盦八箴》是龚自珍用来规劝自己八①同上，第２０７页。②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９页。③《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４１７页。-- 32６１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首诗。《削成箴》同其他几首不大一样，并不是赞扬，而是揶揄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事物为什么非要按一种规矩来削成呢？“有无形之形受形敝，有无名之名受名阙。”所有的“零”、“賸”、“畸”、“余”、“虚”、“隙”，都要排除掉，一切都要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齐物以朝夕，不齐而劳。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为好削成。“其结果呢？“大命之倾。”这里的“大命”的“命”不能理解为天命论中的“命”，而为天地间事物的自然之势。我们知道，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直接提出“自然以为美”的，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先秦的庄周，他在反对世俗污浊，反对人为雕琢而采取逃避现实的同时，发现和肯定了自然之美。他认为，不可能以一种动物或原始人的态度和自然发生关系（那样是不能发现自然之美的），也不能以当时一般人或儒者的态度来对待自然；而是采取一种“不以物累形”的超功利的主观状态，以求得心理上的寄托和自然交融的情感，以他所特有的丰富的审美经验，与大自然发生关系。第二次是魏晋时期，随着两汉时儒家思想统治的动摇和老庄、乃至以后佛学思想的盛行，士大夫从烦琐经学中摆脱出来，个性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文艺创作也从政治伦理的紧密联系转向个人情感的抒发，从重形转向对神、意、风骨、气韵等的重视，促进了从雕琢绮丽，转向自然清新的审美标准。而在自然的审美上，则发生了从“比德”到“澄怀”（或“畅神”）的变化①。第三次是明代后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小说戏①宗炳：《画山水序》，见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中国画论类编》。-- 3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１剧等文学艺术的繁荣，反映在审美倾向上崇尚“自然之为美”。李贽就提出“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①，反对封建传统的理性对情感的束缚，带有某种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新的特色。从龚自珍到王国维继承了前三次浪潮，又兼有近代美学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不同程度上含有民主主义，冲决封建罗网的时代精神。龚自珍的自然论，还有一点值得重视，他把文章的自然风格同雅俗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中年何寡欢？心绪不缥缈。人事日龌龊，独笑时颇少。忽忆姚归安，锡我箴铭早。雅俗同一源，盍向源头讨？汝自界限之，心光眼光小。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不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孔一以贯之，不一传如何？实悟实证后，无道亦无魔②。此诗写于丁亥（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诗人三十六岁。这首诗是组诗中的一首。全组诗名为《自春至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整组诗的倾向是批判儒家道学，其中有的诗辛辣地讽刺了腐儒的厚颜无耻，提出“儒先亡”的问题。这首诗也是服务于整组诗的主题，直接向孔丘提出了问题：“孔一以贯之，不一待如何？”文学艺术描绘对象，呈显出万事之波澜，要十分自然地表现它们，怎么能用“六经”用“雅”来束缚呢？事实上，天然的文章，反而是“不①《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３１页。②《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４８７页。-- 34８１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的。那种把雅俗截然对立起来，是”心光眼光小“的做法，雅俗本来是同一源，不信你可以到它们的源头去找一找。比如说，诗人曾在《说京师翠微山》一文中，找了一个事例，认为：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皆于俗，不以僻俭名其平生也①。问题在于，龚自珍只是在他的自然论中把文章的风格同雅俗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没有进一步深究下去。这个时题到了王国维就不一样了。他重视所谓“文格卑俗”的宋元戏曲的文学价值，“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②，“以其自然”称道③。这是宋元戏曲的佳处所在。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④罗振玉曾说王国维“治通俗文学亦未尝尊俚辞而薄雅故”⑤。这些美学主张同龚自珍的如出一辙。不过，龚自珍未能跨出①《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１３４页。②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１０页、１２页。③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１０页、１２页。④《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版，第３册。⑤《观堂集林。序一》，《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１册。-- 3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１研究宋元戏曲这一步①，他只想在“实悟实征后，无道亦无魔”的文人创作中寻找出路。据吴昌绶编撰《定盦先生年谱》记载：“时定盦方谈佛也”。以佛家“实悟实征”来对抗儒家道学，并不是积极的态度，其结果只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当然，就龚自珍本身的诗歌创作实践来说，他是在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外，还注意汲取民间俗文学的营养，采取民间歌谣体形式。②这些另作别论。总之，龚自珍的自然论的哲学基础，一方面继承荀子、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另方面又摆脱不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承认有意志的“天”，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二元论”。不过，本章节所涉及到的自然，并不是全般，而就这几个具体观点来说，还是唯物主义占主要倾向。第三节　文学“经世匡时”的社会作用龚自珍的文学观是比较宽泛的。文学除了表达个人独自闲居之情外，更主要的社会作用在于“经世匡时”。处在封建社会已经彻底腐朽时代的龚自珍，是强烈感受到了当时“万马齐喑”的形势的，强烈要求改革。认为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是贫富不均，因此要求限制兼并，平均土地，以解决贫富①龚自珍写过一篇《书金伶》。谈到过戏曲的问题，认为：“清曲为雅嬿，剧为狎游，至严不相犯。叶（按指吴中叶先生——引者注）文艺、能知雅乐、俗乐之关键，分别铢忽，而通于本，自称宋后一人而已。‘②单就《龚自珍全集》第九辑的编年诗中就有：《暮雨谣三叠》、《馎饪谣》、《黄犊谣》、《城南席上谣》、《婆罗门谣》等。-- 36０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两极分化的问题。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①反对把一切“强名之曰命”，反对黑暗的政治制度及科举制度，反对苟且偷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的状况下，龚自珍提出文学必须发挥“经世匡时”的社会作用，是具有现实性和战斗力的。他认为“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风》是“史所采于民”；《雅》《颂》则是“史所采于士大夫”②。因此，选诗在于“网取其人之诗而胪之，或留或削”③。而且，诗人写诗，也应该发挥历史批评的作用。所谓“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④；“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⑤等等，就是很好的说明，这和他在写作上的实践——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启蒙者，一个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清代社会的腐烂所作的痛快淋漓的揭发和批判，在主要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龚自珍认为：一个时代的政治和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是统一的。所谓“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反对把“圣人”的学说作为万古不变的教条。他对于文学“经世匡时”的这种要求，也正是从时代的需要而提出的。①《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８页。②同上。第２１页。③《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０６页。④同上，第４５５页。⑤同上，第４４２页。-- 3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２文学“经世匡时”的社会作用如何发挥呢？由于龚自珍的文学观念比较宽泛，把文学同政治、历史、经学相互打通了，并力图在后者三方面，发挥“经世匡时”的社会作用。（一）议政他在《上大学士书》里，指出：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①。这里的“昌昌大言之”，就是议政，议什么政呢？他接着说，议论“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②在《行路易》里，他说：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九天九渊少颜色，朝衣东市甘如饴③：在这里，他认为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应该敢于象晁错那样不顾个人安危，写出对政治议论风生的万言长文。他还说自己“经济文掌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④，“颓波难挽挽颓心，壮①同上，第３１９页。②同上，第３１９页。③《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４４０页。④同上，第４４５页。-- 38２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岁曾为九牧箴“①，也都说明他是主张文学议政的。“经济文章”和“九牧箴”就是议政的文章。到了晚年，他还得意地说他“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②，这《尊隐》就是一篇著名的议政文章。龚自珍在主张议政过程中，强调私家之议，即所谓“箸议”，也叫“塾议”。要求人们关心国事，不要因为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他的《乙丙之际箸议》的题目就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