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政府主流的意见认为，只有打通对中国援助的通路，才能大量的装备中国的军队，这样中国才能在击败日本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斯大林切断中国的西北通路，丘吉二一再延期反攻缅甸、干扰打通西南通路的计划，造成中国战区根本得不到作战必须的物资援助。而当时维系中国抗战后勤生命线的，全靠驼峰一点点的空运。但是史迪威在陆军为主的观念下，认为驼峰空运只是象征性的作用，因此并不积极支持空运能量的扩张，造成空运的数量极低，根本不能满足中国战区的需求。在如此不足的空运量中，史迪威又希望以装备中国的陆军为主，以协助他反攻缅甸。由于英国不肯重新恢复东印度洋的控制权，就算反攻缅甸，也根本一样无法打开缅甸通路，只不过是消耗中国的有限军力，导致中国战区战力不足的危机而已。陈纳德力争空运应该优先支持空军作战，以切断日本的海运运输线，而引起史迪威的反制。最后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三叉会议“中，还是由罗斯福总统出面，直接下令增加中国战区空运量，并且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为优先。而陈纳德也不负所托，以有限的空军，对日本的海运线，给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也因此遭到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嫉恨，因此经常受到制肘。 日本为了彻底歼灭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发动一连串的空中攻势。七月二十日，日本第五航空飞行师团，从汉口与广州基地出击，连续八昼夜，猛烈攻击十四航空队在衡阳、桂林与零陵的机场。幸而中国的防空预警系统发挥功效，同时修护机场的平民全力投入，使得盟国能够掌握日机飞行的情报；机场遭到夜袭后，甚至第二天就能修复使用，让战机再度升空作战。 美军也同样反击日军在汉口与广州的机场，在战斗最为紧急的时刻，美军甚至从北非调来第四四九战斗中队飞机助战。结果日军整个夏季攻势，损失的战机高达一五三架，美机损失二七架，日本空军以惨败收场，从此华南的制空权，重新在盟国的控制手中。 十四航空队只拥有五百架战机的编制，同时各种油弹与零件的供应，受到路途遥远与政治安排的影响，结果都是经常地不足。后勤的短缺与匮乏，成为陈纳德最为苦恼的问题与最大的敌人，虽然想在中国战区得到上级史迪威的支持，比起应付日军的攻势，还要困难很多，但是在陈纳德的指挥之下，十四航空队却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空战战绩，先后击沉了日本二百万吨以上的运输船队。日军战力全面的崩溃，与十四航空队成功地重创日本运输生命线，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陈纳德又建立一支中美混合编组作战的航空军，设法说服罗斯福总统，支持美国战机，改编中国空军。 因为只有培训一支能够独当一面的中国空军，中国战区的战斗能力才能迅速地增加。罗斯福再度批准陈纳德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巴基斯坦建立培训中国空军的基地，于是中国空军又再度的在浴火之后重生。与美国空军组成中美混合战斗机队，捍卫后方的领空，并且在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都对日军的攻势，造成很大的破坏。 当时美国政府急于针对轴心国的作战支持能力，进行致命的打击。美国空军方面提出 “战略“轰炸的方案：所谓战略轰炸，就是以空军对于敌方的主要工业、军火与人口中心，进行饱和性的 “焦土“轰炸；也就是将整个目标区，完全加以摧毁。但这种毁灭性的战略攻击，需要花费极高的作战成本与造成平民极大的伤亡，也只有美国的长程重轰炸机群，能够负担这种的作战方式。美国军方选定了德国与日本的重工业区与主要城市，作为这种全面由于战略空军飞行半径的限制，美军在攻克中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之前，只能设法在中国建筑攻击日本的战略空军基地。因此美国要求在中国的成都平原，迅速建立九处空军基地（原来说好是由美国政府出钱的） 以驻进特别组成的第二十航空队的长程重轰炸机与人员，以成为盟国首批空袭日本国防工业中心的战略空军基地。在国民政府的动员配合之下，四十万的中国平民，以人工方式，于九十天之内，硬是修建完成这个空袭日本本土的战略空军基地群（总共花费了三十亿元），于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开始进驻中国。 由于史迪威又想控制这组机队，而造成了指挥系统的纷争，于是美国政府最后干脆将美军第二十航空队，直接隶属于美国陆军的空军总部控制；其所有的补给与作战，也都是独立作业，以免形成新的权力斗争。自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起，从成都起飞的战略空军，开始对日本九州的钢铁工业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战略轰炸。截至一九四四年底，驻在中国的美军第二十航空队，总共对日本进行几十次的战略轰炸，投掷三六二三吨炸弹，对于日本的国防工业造成可观的破坏。但是由于美军在一九四四年七月，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之后，美军从这里设立空袭日本的战略空军基地，在补给上不必绕道印度洋与飞越驼峰航线，便利许多，因此，美国攻击日本的战略空军主力，也就不再以中国四川做为主要的基地了。 不过，根据战后的检讨，其实将空军的大量资源，对敌方进行战略轰炸，耗费极大，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好。因为敌方可以设法将生产地下化与防护化。因而空军的最大的用途，是攻击与切断敌方的运输线与补给线。因为交通线本身非常的脆弱与难以防护，所以只要将交通线切断、运输工具摧毁之后，敌人的工厂就无法运进原料、生产工具机与器材，也无法运出成品、零件，整个工业重镇根本不必加以毁灭性的破坏，也一样会失去作用。同样的，在前线激战的野战部队，更是需要作战的后勤补充，假如补给线遭切断，整个野战部队几乎就无法继续作战了。 所以，对于日本战争工业能力造成决定性破坏的，不是美国庞大的战略空军攻击，而是陈纳德第二十航空队，对于日本通往南洋海运线的破坏。日本的运输船队，在损失了高达二百万吨的运输能力之后，根本无法将日本所需的原料运到本土，也无法将成品运给部队。事实上，假如美国当时充分使用B-29长程战机，严密封锁日本的所有交通补给线，彻底摧毁日本的运输系统，比直接进行战略轰炸，还要能够提早迫使日军面临战力耗竭，而选择投降的命运。 36.5 日本企图不惜一切以摧毁第十四航空队 日本军部最后发现，除非能够彻底的打击陈纳德十四航空队战力，否则日本的绝对国防圈根本就失去效用。所以日军大本营才在最后关头，动员一切的战力，在中国战区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要摧毁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的基地。因为在一九四三年，陈纳德所摧毁的日本运输船舶吨位，已经超过日本所能建造的吨位，日本已经开始看见战败命运的阴影了。 但日军的空前攻势作战，竟然成为史迪威准备在中国夺权的机会。史迪威故意误导中国战区，而对于日军攻势的严重性做出误判，他又将中国的战略预备队调往缅甸作战，连空军主力也遭到分割使用。当日军的攻势造成了突破的战果之后，史迪威又设法对陈纳德的空军作战，进行各种的制肘；在最为危急的时刻，史迪威竟然还想免除陈纳德的职务。因此蒋介石与陈纳德即无法获得足够的空军力量，来应付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这样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危急，促使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战区的作战指挥权。 当时，陈纳德已经看出，在湖南的长衡决战之中，假如盟国能够成功运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彻底摧毁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史迪威却一直设法限制陈纳德的空军作战、不准动用战略空军多余的油弹、更迟迟不准陈纳德动员全部空军的力量（包括申请战略空军支持）以全面摧毁日军后勤中枢汉口基地的计划。 这真是人类战史上，最为莫名其妙的作战决策。战区参谋长竟然设法要自己的战区部队面临惨败的打击，以中国几十万战士的死伤、几百万百姓的流离，来“实现“自己可以高升，成为战区执行司令官的梦想。陈纳德知道，日军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计划，都是要彻底打击自己屡建奇功的十四航空队。面对外有强敌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击，内有长官的打压制肘，当时的十四航空队是想尽力一切办法，动用了每一种可以运用的力量，来反击日军的攻势。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力量不济而告失败，日军攻克了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柳州以及遂川的基地。十四航空队的官兵，甚至在敌人攻占基地之前的几小时，仍然起飞作战，然后转到另外的基地降落。由于基地遭到严重的损失，以及战机受到“饱和作战“的耗损，十四航空队终于受到严重的创伤（事详见日军一号作战）。 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攻势，本来正是让中国战区空军作战力量充分发挥的最佳机会。假如盟国能够充分支持中国战区的反击作战，抽调几百架战机驻进印度与中国基地；盟国的上级长官，又能与陈纳德的作战计划充分配合，那么日军长距离进攻的战线，将是盟国空军的一个最佳攻击目标。具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盟国空军，能够将从汉口，经长沙到衡阳的运输路线，全面地封锁，并且彻底摧毁日军沿线的补给转运中心；同时对于战场，进行彻底的空优战斗压制，相信日军会因力竭而无法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 36.6 盟国空军在中国战区的浴火重生 史迪威在中国战区一直提出陆战为主的战略，并指出陈纳德的空战为主的战略，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假如在中国战区的空战战略成功，必然会引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空军基地。而由于中国的陆军战力不足，因此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所以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给中国战区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似乎是完全“应验“了史迪威的看法。其实是，假如盟国真的全力支持空战派的战略，在中国战区的战机，能够增加到一千架以上，那么史迪威认为的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因为在中国战区绝对优势的空军，早就会切断日军补给线，以及协助陆军，击败日军的攻势，甚至可以提早让中国军队发动攻势。 虽然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开始立刻改善中国战区空军的运作，但是当时盟国的心目中已认为，中国战区只是个“残兵败将“的脆弱结构，是名扶不起的阿斗了。不过陈纳德仍然设法与魏德迈合作，重新恢复十四航空队的战力。此时由于欧洲战场已经胜利在望，美国可以有更多的空军兵力东调，加上陈纳德全力地争取，十四航空队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又再度活跃在中国战区的领空之上，冈村宁次最后企图进攻四川的作战而失败，十四航空队猛烈的轰炸是主因之一。战争结束前，日军发现苏联已经准备要进攻关东军之后，曾经企图大量抽调在中国华南、华中的日军北上，但是沿路遭到了盟国空军的炸射，不但损失惨重，而且有（1但是如此一来，马歇尔与史迪威要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阴谋，以及需要苏联参战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了。）些部队根本动弹不得。没有多久，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在中国战区立下奇功的陈纳德，当然是日本与美国反华派军部的首号“战犯“，日本人想尽办法，都无法击落陈纳德，但是马歇尔最后终于办到了。由于陈纳德所指挥的中国战区空军，表现太为优异，马歇尔就不断对魏德迈施加全面的压力，要求一定撤换掉这个飞虎英雄。陈纳德眼见日军已经败退在即，为了避免魏德迈受到太大的留难，而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局势，因此决定提前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退休。 陈纳德是一位为中国战区出力最多的空军英雄，竟然无法分享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但是全体的中国军民，没有忘记陈纳德将军对于中国战区的重大贡献，成千成万的百姓以最高的热情欢送陈纳德离开重庆。无论是担任中国的空军顾问，还是飞虎队的领导人，或是十四航空队的指挥官，陈纳德代表的是人类正义以及军人勇气的真正力量，他那种近乎出生入死的付出，同时面对日军与美军上司的双重打击，尽量为中国战区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真是历史上少有的传奇军人侠客。而他的空军战略作战观念，更是领先当代美国所有的高阶指挥官，成为空军战略发展的真正先驱者。 36.7 空战英雄永留青史 在整个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由于中国陆军的火力与机动力不足，因此只有极少的机会，在战场上直接击败日军。中国只能以无比的毅力，接受牺牲，但是绝不屈服的对抗下去。不过，在空军方面，却完全“爆出冷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空军，在中国空战战场上，常以数量与质量的劣势，赢得痛快干净的胜利。假如不是中国空军的力量不足，及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受到盟国上级太多的制肘，而能够让这群捍卫自由与正义的猛鹰全力出击的话，那么中日战争的战史，是可以有许多地方要改写了。千万不要以为空军在战争中，只是一个辅助的军种，事实上，假如战略运用得当，空军是在战争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军种。由于当时太多的将领不知道如何充分发挥空军的力量，才会使得空军成为一个辅助军种。 假如蒋介石能够有着超越时代的空军战略思想，以及进一步看穿盟国的策略与阴谋，英国与苏联不可能真心支持打通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 而不要一再陷入反攻缅甸争论的陷阱中，却将主要的谈判力量，直接用来争取罗斯福支持更多的空军战力，那么在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前，中国战区能够拥有一千两百架以上战机的战力，以及直接掌握空军的后勤补给作业（其实只要停修史迪威公路的经费就够了），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史，将会完全改写。这样战力提升一倍以上的空军，在陈纳德的全权指挥下，彻底扫荡日本在华中的空军；采取全面的封江作战，炸沉长江水系所有能够移动的船舶，布下无数的水雷阵；摧毁所有日军的补给中心与陆上交通线，全力攻击日军上海到汉口的长江运输通路，以及完全封锁与瘫痪汉口到宜昌的运输线。相信只要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削弱日军在华中的战略据点力量，然后再配合中国陆军，集中兵力，开始围点打援、攻击宜昌与南昌等地，空军再以饱和攻击日军阵地相配合。这样后勤已经严重不足的日军，将会无法兼顾这些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又不可能接受皇军在中国战场败退的挫折，所以会拼命苦撑下去，甚至冒险发动反击，那么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战力很快就会耗竭。然后中国再发动致命的总攻击，这样日本将会在华中战场将会遭到无法承担的重创。 只要中国战区出现重大胜利的结果，那么罗斯福就更愿意排除万难，投入更多空军，来支持中国。这时候再将目标指向缅甸西部，使用同样的空军战略，配合陆军的作战，全力打通与印度的联系，华军就可以获得美国支持中国陆军的装备；最后再打下湛江，河内，配合美军反攻菲律宾。这样中国军队可以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也会出现比苏联、英国更佳的作战成绩，那么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场，不但完全不一样，甚至不会有雅尔达密约的历史错误发生了。 无论如何，单以在空战战场的傲人战绩而言，中国极其有限的空军，表现出如此重大的战果，就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而美国的空军志愿队，更是展现空中游侠式的正义化身，给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头。在抗日战争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方面是少有战场的胜利，但是在宽阔的蓝天之上，中国与盟国的空军却少有战斗的败绩。中国人的优异战斗能力与潜能，就此表现无疑。空军健儿们，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先锋军！ 附注： [1] 但是如此一来，马歇尔与史迪威要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阴谋，以及需要苏联参战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了。第三十七章、出卖中国的雅尔塔密约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体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 一九四五年年初，英、美、苏三国领袖的雅尔达会议（Yalta Conference） ， 充分表达出国际社会中，最为残酷与现实的层面。虽然盟国曾发表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强调世界的正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是世界所有 “反法西斯盟国“共同遵奉的战争目标，但是盟国中的强权，不但仍然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所宣示理想的前面，甚至做出了出卖贡献最大的盟友的历史阴谋。雅尔达会议中，英、美、苏三国竟然“私下“划分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战后势力支配版图：英法可以重回亚洲的殖民地，苏联则是大幅扩张，控制东欧国家以及进入东北亚。而最惨的是中国，名义上，中国为四强盟国之一，竟然却将在战胜之后，丧失更大的领土与主权，以满足同盟国强权的私利安排。 为了设法防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西方的强权联手，阴谋陷害这个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尽力最多的国家，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冷酷与现实。半世纪之前如此，如今仍然继续，未来也不会有多少的改变，因为这原本就是二十世纪国际强权对中国的共同策略。直到中国真地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之后，她才能得到真正和平与尊严的国际地位。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在欧洲与亚洲的战场上，都已经可以说是胜利在望。特别是德国已经被迫在其本土作战，随时都会崩溃投降，只有日本仍然有顽抗的姿态，但是由于与南洋的通路已经遭到切断，日本的战力也到了强弩之末。因此如何处置即将战败的法西斯轴心国，以及如何规范战后的国际秩序架构与强权的利益，就成为英美苏三国领袖最为关心的议题。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元帅，于是出面邀约英美两国领袖于黑海滨的雅尔达举行会谈，这也就成为英美苏瓜分战后利益的强权领袖会议。 而唯一较有国际正义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正在生命尽头的边缘，他的思考与记忆能力，事实上已无法负担高度斗智的地步。他心中所最为顾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减少美军伤亡的前提下，尽早结束对日本的作战，最好他还能够来得及亲睹大胜利的历史光荣。由于英苏两国的强烈杯葛，同时中国遭到日军一号作战的猛烈打击而元气更为大伤，加上中国内部又有重庆与延安近乎公开分裂的局势，所以中国没有“资格“出席这个支配战后世局架构的会议。其实雅尔达会议的议题与结论，只是延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英美苏的德黑兰会议方向的 “必然结果“。 既然允许英帝国延续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就不能阻止苏联扩大在欧亚形成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帝国。而美国一直是希望能够不惜任何代价来早日结束战争。 37.1 斯大林开始谋划夺取大战利益 在雅尔达会议中，主要的议题分别为，如何处置欧洲与亚洲的法西斯战败国，以及如何划分盟国的利益。而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特别是划分欧洲势力版图的决定。由于美国罗斯福政府不顾苏联共产党要赤化世界与建立一个新霸权的事实，而拼命地将无以计数的军火、物资、与设备源源不绝输送给斯大林，所以当可以看出纳粹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苏联的军力已由美国充实到足够独占与支配东欧国家的领土与命运而有余了。更近的原因，则是一九四三年英美苏三国领袖在德黑兰会议中，决定英美联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让得到大量美援的苏联军队，单独席卷东线战场。到了一九四五年，英美两国在雅尔达会议中，只能追认这个已成必然的事实而已。 但是在讨论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条件上，却是英美两国白白送给苏联的“礼物“，也给亚洲带来战乱的祸源。因为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之中，苏联不但没有以盟国的身份，直接的参加对日作战，甚至还不准美国借道西伯利亚，空袭日本与援助中国，这哪里有盟国的立场可言？更别提苏联还在一九四二年策划暴动、占领中国新疆，这根本就是在乘火打劫。事实上，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苏联，已经开始在盟国阵营之中，利用反轴心国的战争，建立他自己的新帝国主义势力。 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纯粹是因为被德国进攻，才参加反纳粹作战的，否则苏联绝对会坐山观虎斗，等着接收二次世界大战的渔利。当全球反法西斯阵营开始凝聚起来以后，苏联却单独提升与日本的关系，苏、日进入准盟国关系的蜜月时间，两国签署中立条约，而相互承认彼此所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外蒙古与满洲国。苏联不准盟国使用苏联领土攻击日本或是借道援助中国，它这种对日本友好的立场与关系，实在不知要把苏联算成同盟国的一员，还是算成与日本结盟的国家？ 但是，等到日军连续在太平洋战线惨败，其主力作战部队又都深陷在中国战区，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国空军炸成一片焦土，南洋的战略运输已经完全中断，日军作战力量与意志趋于崩溃，正在到处张罗着投降条件的时候，苏联却开始狮子大张口，要求盟国给它“代价“ 而参战。这本是完全不合理的交易安排，那有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还要先从盟国身上获取利益，好做为“参战“代价的做法。这等于是自比为强盗，受雇为参战的 “佣兵“ 一般，而非并肩作战的盟国。 但是英美两国的领袖，仍然任由斯大林予取予求，热烈要求苏联参战。斯大林一开始就露出 “佣兵“的面目，公开索取参战利益，一是向日本要求“归还“ 日俄战争的失地，这点还算勉强说得过去。二是索取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利益，这就完全成为 “赤色“的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了。中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国，为苏联挡住了日本所有兵锋的力道，却竟然要丧失自己的领土与主权，沦为苏联参战勒索的代价，那还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但是，不但苏联敢开口要中国付参战代价，连英美两国的领袖，竟然都为这个要求背书；罗斯福甚至还要担任对中国施压、强迫中国接受的角色。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真是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一刻。其实丘吉尔早就了解斯大林的野心，但是因为罗斯福极力希望提早结束战争，要想借用苏联强大的军力。所以丘吉尔明白，既然西方国家不能压制苏联力量的兴起，那么英国就要采取浑水摸鱼的策略，乐于让苏联扩张势力以牵制美国，特别是同时可以打击到中国、压制东方民族力量的兴起，如此一来英国在战后，就有机会重头收拾殖民帝国的亚洲霸业。缺乏历史深度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始终受希望“越早能结束对日战争越好“的观点支配，一方面是高估了日军的残留战力，一方面又有着相当天真的想法，认为假如能西方国家停止孤立苏联，把它带入世界级的大国的俱乐部之内，那么苏俄会对于未来的国际事务，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因此英美两国的领袖就在雅尔达会议中，任由斯大林漫天要价，而完全忘记进行反法西斯作战的目的，就是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让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与国家，都能拥有平等与正义的关系。 斯大林早就准备好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就是要染指中国的利益。事实上，在日本败相毕露的情形下，不管英美是否答应斯大林的勒索条件，苏联都绝对会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的。原因非常简单，苏联在对德国作战之中，已经成为一个全面军事动员的国家，拥有一支战力极强的美援军队，而且控制了东欧国家所有的利益，斯大林哪里会放弃在亚洲掠夺利益的机会。因为苏联只有通过对日本的“作战“，才能名正言顺地在亚洲进行扩张。因此英美两国若是能够看穿着点，根本就不必对斯大林的勒索，做出全面的让步，或是在苏联无理而且破坏国际正义的勒索中，成为苏联的帮凶。但是英美两国还是主动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之下其究竟的原因，必然是藉机利用苏联打击中国，防止她复兴与强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在英美之间的参谋首长联合会议中，丘吉尔对罗斯福注射了最后出卖中国的 “毒素“，丘氏仍然一再 “提醒“罗斯福说，虽然美国一直 “大量“援助蒋介石[3]，但是中国的作战表现是如此令盟国感到失望，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全球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只有中国战区处在败退的状况。这是刺激美国决定接受苏俄勒索的一个主要关键所在。罗斯福终于悲观地认为，中国对提早结束对日本作战上，没有办法提供重要的贡献，美国只有寄望苏联的参战了。因而答应苏联开出来的“条件“，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37.2 雅尔达密约决定出卖中国 二月四日，雅尔达会议正式开始，斯大林从头到尾主导了整个会议进行，英美两国领袖只是跟着 “红军的刺刀“划押而已，根本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出现。二月十一日，在斯大林的安排之下，英美苏三国领袖，除了同意战后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瓜分处置之外，还签署了暂时不能对外公布的雅尔达密约。这一份盟国出卖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历史文件，代表了“强权即公理“ 的国际现实，也是世界强权继八国联军之后，再一次对中国的蹂躏与欺凌。这份密约规定，苏联将在对德国作战结束的三个月内，参加对日的战争。苏联要求盟国接受它的参战条件，一、外蒙古维持现状，也就是承认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导演外蒙古独立，从中国领土中分裂的“事实“。二、恢复帝俄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所有的利益，即是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国不冻港，与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三、日本归还千岛群岛与库页岛南部给苏联。罗斯福则承诺，将由美国来设法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参战条件。 这份密约的最为可怕之处，就是英美苏三国，根本的不顾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立场： 一、出卖中国（同为作战盟友）的领土与主权，将它送给在对日战争中，根本毫无贡献的苏联。 二、身为反日本法西斯盟国的中国，不但为了这场战争尽了最大的贡献与努力，但在战胜之后，却要丧失领土、主权。 三、中国一直坚持东北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才对日抗战到底（蒋介石多次拒绝日本企图保留 “满洲国“的和谈条件），中国人所争得就是国家的尊严与主权的完整。如今英、美又要强迫中国在对日作战十四年后，把帝俄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享有的一切特权再给苏俄。中国如果应该接受这样的屈辱，那她根本就不必牺牲一切来打抗日战争了。天底下哪有这种战胜国的下场？而中国之所以会遭到出卖，主要原因是，不但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也因为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强国。国际强权当然要设法利用中国因为抗战而拼得元气大伤、无力反抗的机会，赶快先把她压制下去再说。 中国在同盟国之中，得到援助的顺序永远是排在末尾，因此真正所得到的军援极少。但是中国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牺牲付出得太大，使得她成为一个被战火蹂躏、对外交通被封锁的弱国。而一个弱国是没有资格在国际强权的利益分配之中，有任何维护自己权益之机会的。不过矛盾的是，中国经过战争的洗礼，旧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结构，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假如中国从此同舟共济，团结复兴，那么中国将会成为亚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这样会严重的危及到苏联与英国的帝国主义利益，所以英苏两国当然要设法的打压中国。 斯大林在雅尔达会议中，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苏联从战前被西方国家完全孤立的地位，到战后可以左右逢源，支配东欧与东亚的所有战略利益，成为战争最大的收益人。藉着反法西斯战争，苏联的国势的扩张，得到无法想象的大幅进展。英国为了维护自己残破的殖民帝国利益，而牺牲了国际正义；美国则是为了提早结束战争的眼前利益，而出卖了中国。但历史仍有公平的一面：英国只为其殖民帝国延长不到二十年的寿命；美国则为亚洲冷战的冲突，参加了韩战与越战，付出极高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就连苏联也只是昌盛一时，在四十五年之后，整个赤色帝国土崩瓦解，人民现今过着乞讨国际社会援助的悲惨岁月。 37.3 美国铸成历史大错 雅尔达密约的签定，事实上，得助于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单位里亲共势力的影响很大。国务院拒绝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与其会，也未曾通知美军在太平洋的将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与尼米兹（Chester Nimitz）。因此雅尔达密约邀请苏联参战，就等于是开出空白支票，做为给苏联在远东参战的代价（不过首先付帐的却是中国而非美国）。会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只通知国会，雅尔达对于欧洲部分的协议，而隐瞒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代价的密约。当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到这份密约相关的传闻之时，曾经亲自晋见罗斯福求证。当时滨临死亡的罗斯福总统，竟已经“记不清楚“ 这份密约的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影响，于是罗斯福将密约的备忘录，交给赫尔利大使研究。当赫尔利提出报告，力陈这份密约的不当之时，才让罗斯福感到大惊失色，而发现这份密约已经犯下大错。美国如何能够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与精神，充当苏联的“打手“，强迫中国接受有损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行为？假如苏联的野心更大，那么美国不是平白地将赤化亚洲的机会，奉送给苏联？ 因此罗斯福要求赫尔利设法进行补救。赫氏奉命后，想先说服丘吉尔修改立场，希望英国能够放弃对香港的占领，以迫使苏联放弃控制旅顺、大连，但是被丘吉尔一口回绝。赫尔利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罗斯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故，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赫尔利见到了斯大林与苏外长莫洛托夫，他们一再向赫尔利保证，苏联纯粹是为了打击日本才会进兵中国东北，苏联绝对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尊重蒋介石的领导，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对日作战所要索取的代价，是要对苏联人民有个交代而已。 由于杜鲁门在继任总统之前，对于美国在发展核子武器或是雅尔达密约的签订，都是被排斥在决策圈外，所以他是完全不知情。因此赫尔利特别要求杜鲁门总统，能否重新考虑雅尔达密约，对于亚洲全局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因为这个密约，不但是影响战后东亚的国际战略平衡，更是会妨碍美、中的国家利益，同时更是违背了大西洋宪章与美国立国精神的做法。但是杜鲁门却非常坚持美国必须彻底执行雅尔达密约。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杜鲁门派出特使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商讨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以及探寻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斯大林表示，只要中国同意与苏联依照雅尔达密约的原则，签订中苏的条约，苏联将在当年八月对日本宣战。斯大林并且特别重申，苏联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也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它与中国共产党并无政治与军事的直接关连。 虽然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美国政府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能正式通知蒋介石，有关雅尔达密约的内容。但是纸包不住火，谣言还是慢慢流传开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是在五月二十日，应蒋介石的要求，“私下“告知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当蒋介石知道中国要为苏联参战，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可以说是痛心疾首已极，但是蒋介石却想不出破解之道，因为中国已经因为战争的摧残，到了无力再战的地步，更何况国、共的内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因此在当年的六月九日，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在美国进行访问，在风声走漏的压力之下，杜鲁门也不得不向宋子文透露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宋子文对于这份密约，竟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做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代价，大感不满。无奈杜鲁门衷心耿耿地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强迫蒋介石就范。 这时候英美苏三个 “盟国“联手，摆出比敌人还要可怕的态度，强迫中国必需接受雅尔达密约，否则中国自己接受一切的后果。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再度分裂为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政府，八年抗战造成国力的浩竭与人心的不安，都已经使得中国无法再经得起“三强联军“的孤立与围攻。同时国际强权正在进行各种介入中国内政分裂的活动，假如蒋介石所领导的重庆政府，不愿接受雅尔达密约，那么这些国际强权就会转向支持延安政府，而蒋介石只有派遣宋子文率领代表团，在六月三十日亲自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交涉。 37.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对于侵略中国，早已有着极长的谋划，因此他对于宋子文一再宣称，苏联支持重庆政府与蒋介石政权，绝对尊重中国对于东北与新疆的主权，以及绝对不会干预中国内政的分裂4。斯大林解释，苏联之所以要求在东北的特权，完全是为了便利苏联协助中国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早已脱离中国统治长达二十四年（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外蒙古已经成为苏联的傀儡二十四年），当时早已成为一个“独立“ 运作的国家，中国不应违背蒙古人民独立的 “意愿“与事实，因此目前中国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接受这个既成之事实而已。在中苏的交涉与谈判中，斯大林用尽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法，迫使中国让步，否则就要中国承担所有盟国关系破裂的责任。这时候，苏联已将击败德国的百万精锐部队，开始大量的调往西伯利亚进行作战集结，这时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无论中国是否屈服，与苏联签订城下之盟，苏联都绝对会派兵进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以抢夺在远东的战利品。而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足够的兵力，能在这个地区，阻止苏联军队的行动。因此美国力劝中国不如设法接受苏联的要求，这样至少可以限制苏联在中国境内的扩张与掠夺。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终于决定，假如能够签订中苏和约，以换取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以及稳定中苏之间的持久的和平，那么中国可以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斯大林非常大方的接受宋子文所提的和约条件，一、苏联保证东北的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二、苏联保证不参予新疆的动乱，由中国自行解决。三、苏联只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且提供中国统一与复兴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则愿意接受，外蒙古的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事实。 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美国军方对于苏联在东欧与德国那种跋扈的扩张行为，也深感警惕与不安，因此美国参谋首长会议主席李海上将（William Leathy），曾经建议杜鲁门总统，是否可以重新考虑要求苏联参战的立场。因为美国已经清楚知道，日本已经接近失去作战能力与意志的地（4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5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步了，同时日本正在慌乱地寻求苏联以及其它的中立国协助，向盟国进行投降的外交接触。苏联的参战，无关作战的结束，只是纯粹战利品的掠夺，并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亚洲的战略均衡。 但是这个建议，“当然“遭到马歇尔与陆军部的强烈反对。中国是已经卖给苏联的战利品，绝对不能退货毁约了。在马歇尔的观点里，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战场战略，除了要击败日本之外，必须顺便要分化与削弱中国。因此杜鲁门仍然决定要给苏联这个历史性，免费的扩张机会。目的当然在打压中国在战后的复兴。 这里存在的一个历史问题是，假如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同意交出中国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六百万的中国军队都成为美军将领麾下的部队，那么美国还会同意苏联白捡这个历史的便宜吗？马歇尔是否会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放过在中国制造历史的悲剧？不过假如先前蒋介石向马歇尔屈服了，那么国民政府还能算是代表中国主权的政府吗？又有多少投靠美国的军人与政客会出来兴风作浪呢？ 37.5 中、美、英发表波茨坦联合宣言 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德国的波茨坦（Potsdan）,联合发表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其中第八条 “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条款必须实现，日本的领土只限于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以及盟国所指定的岛屿“。苏联虽然也参加波茨坦会议，但是却在宣言上根本无法列名，因为当时苏联还是日本的友好邦交国家，既未与日本断交又未与日本宣战，所以没有地位与立场，来与盟国要求日本投降。斯大林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盟国施压，要求大家联手逼迫中国承认雅尔达密约，好让苏联能够早些对日本宣战。 八月二日，杜鲁门离开欧洲返回美国，正式批准了美军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攻击。八月六日，美军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造成日皇裕仁极大的惊恐，因此加强了日本政府投降的决心与行动。这时苏联知道日本投降在即，本来斯大林非常坚持中国必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才能出兵攻击日本的关东军。但是，此刻苏联深怕假如日本在遭到原子弹攻击之后，会突然宣布投降，这样苏联就会师出无名，也就无法顺理成章地在远东抢夺战利品了。 所以苏联只有不顾还没有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事实，就抢先八月八日夜间，下令苏联与外蒙古的军队，对日军发动三路总攻击，次日苏联与外蒙古才补行对日本宣战。当苏联向日本正式宣战的当天，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攻击了长崎，日本政府的抵抗意志也完全崩溃。（外蒙古的独立还没有获得正式承认的法律程序，就已经与苏联同步的对日本宣战了。） 这时日皇裕仁知道，投降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对于是否接受 “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仍是议而不决，由于日皇裕仁决定要尽快投降，最后只有由首相铃木贯太郎恭请日皇“圣断“。日皇裕仁裁示，在保留日皇体制的前提下，接受盟国招降的波茨坦宣言，这时已是八月十日的凌晨二时。于是日本政府在八月十日，正式委托中立国瑞士政府向盟国照会，日本愿在保留天皇体制下，同意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第二天美国代表盟国回复日本，以日本的天皇体制，也需听命盟国占领军的号令，而接受日本的投降，算是在无条件投降中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 这时候，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已经在世界与中国各地传开了，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以及关东军，对于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都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最为激烈，冈村宁次认为，日本仍有几百万军队，应该可以与盟国周旋，以获得较好一些的和平条件，而不能无条件投降。因此日本军部再度要求日皇考虑更改投降条件，但是日皇裕仁的抵抗意志早已崩溃，因此对于军部的反对，根本不加理会。八月十四日，由日皇正式要求政府完全投降的敕令程序，并且宣布在十五日，将会公开广播日皇裕仁的“终战“ 演说。也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同一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联签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丧权辱国的“友好同盟“条约，（还不如称为战败投降条约比较名符其实）。中国才在结束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同一天，又遭到苏联的正式侵略，身为盟国中国领土所受到的损失，比战败国日本的还要大得太多了。 37.6 苏联红军准备大举劫掠中国东北 事实上，苏联先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五日，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就已经开始将作战的物资，开始先行运到西伯利亚东部储存备用（当然大部分是美援物资），在五月初德国投降之时，苏联更是立刻将精锐的红军部队全数东调。到了七月份，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已经停止民间运输，完全专门运送军队与作战物资，前往中苏边界。这时苏联为了增加劫掠战利品的实力，竟然调动了一百五十万大军进入远东地区。斯大林动员如此庞大的兵力驻进远东，根本就摆出谁也不能阻拦红军前进的架势，难怪美国得到情报之后，马歇尔的结论是，不管中国是否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都要在远东进兵，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红军的行动。斯大林下令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出任远东军总司令官，由马林诺夫斯基（R.Y.Malinovsky）出任进攻中国东北的总指挥官，苏联的军队准备在八月中旬以后，完成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的准备。这次苏联大军出击的行动，有着极为重大的多重历史意义，不单要为日俄战争的历史屈辱报仇，也是要完成俄罗斯两百年的宿愿，在远东抢到出海的不冻港。同时苏联更要在中国的东北，抢劫日本投资建设的大量战利品，作为资助中国共产党打内战与对抗国民政府的本钱。 斯大林知道，苏联要乘机劫掠远东的战后利益，就必需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行，既然美国政府愿意出钱支助大部分的战费和装备，苏联当然乐意出力。同时苏联也与延安以及朝鲜半岛的共军联络，要求他们务必派出大量的部队，“协同“苏联军队进攻内蒙、东北与朝鲜半岛。苏联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严格遵守“ 日苏中立条约（苏联从来没有如此认真的遵守过国际条约），不但没有与盟国同一战线，对日本发动攻击，甚至不准美国援中国抗日的物资，经过苏联领土，也不准美国利用西伯利亚做为攻击日本的基地，使得日本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毁灭性的攻势。但是在日本已经开始进行投降程序，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后，苏联的军队才姗姗来迟进入东北。与其说是对日本作战，不如说是来劫掠战利品，强夺中国的不冻港。 37.7 关东军最后不堪一击 由于关东军在整个中日战争之间，经过不断的被抽调支持各个战区作战，早已虚弱到只有少数象征性的野战部队驻守。最后因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几乎将所有还有战力的部队，全都抽出，以支持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孤注一掷。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大本营开始觉察到苏联有可能参战，因此在开始增强关东军的战力，但是此时的日本已经是没有人力与装备，再进行武装了。新增的部队，只是空有番号的“老百姓队伍“而已，日本大本营只有下令中国派遣军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关东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日本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要求中国派遣军必须设法支持关东军备战。这时琉球决战已经在日军惨败之下结束，本土已经遭到美国海空军的直接攻击，日本帝国正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可是日军还有能力进行野战大兵团作战的部队主力，又全都摆在遥远的华南与华中地区，到了紧急的历史决战时刻，要想大量抽调北上，将会在整个运动的途中，遭到盟军猛烈的空中攻击。此时受过美式装备的华军部队，也开始部署，对后撤的日军进行反击作战，因此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仍然希望在危急时刻，手上能够握有重兵，这样方便自己进行紧急状况的处置，因此并不愿意将日军大量调往东北。 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日军部队实际抵达关东军防区。更糟的是，日本对于苏联的实际参战行动，仍然有着不确定的判断，特别是日本正在“委托“ 苏联为日本投降之事，与盟国进行外交斡旋。因此斯大林应该知道，日本根本已经是投降在即，而没有继续作战的意愿，苏联何必参战？日本却不了解，它即将投降的决定，正是苏联必须立刻提前参战的原因，因为苏联的参战，绝非为了击败日本，而是为了抢夺它在远东的地缘、战略利益。因此日本越是濒临投降的时刻，苏联越要全力的参战。斯大林清楚知道，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日本立刻的反应是“加速投降的外交行动“，因为苏联正是日本投降洽商的中间人。因此斯大林知道不能再等了，而在八月七日立刻以加急的军令，要求苏联远东军司令官，立刻准备在八月八日的午夜之前，对日军发动攻击。虽然当时苏联部队与后勤的集结，尚未完全作好，所有的军队，奉命绝对必须在当天夜间，对日本关东军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发动全线攻击。 接着在当天半夜十二时，斯大林紧急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斯大林表示，由于日军仍然准备顽抗美军，因此苏联决定立刻对日本宣战。（真是莫名其妙的做法，半夜十二点召见美国大使，只为了告诉美国这个老掉牙的情报判断。斯大林其实是担心，若是日本在第二天就自行宣布投降，苏联就没有漂亮借口来占领中国的东北了。） 苏联的红军，就在八日夜间十一时，不宣而战，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全线的攻势。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苏联也会在日本已经同意投降的时刻，进行“偷袭“。苏军发起总攻击的当夜，山田乙三正在大连视察，并未在长春的司令部直接掌控战情，他在第二天赶到长春时，才了解苏联以绝对优势的军力与火力进攻的全面战况，关东军不但没有完成战备，苏军的攻势已经超出山田所能掌握与抵抗的范围了。 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精锐的红军部队，共有八十个战斗师，二万六千门大炮，五千五百辆坦克和五千三百架飞机，兵团分成三路进攻。其中左翼兵团，由中东铁路的南北两头的重镇，满洲里与绥芬河，同时在八日夜间发动闪电夹击。拥有重装备的红军装甲兵团，在突破日军防线之后，沿中东铁路南北同时疾进，两军在哈尔滨会师之后，立刻沿南满铁路向南切入，攻击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 红军的中央兵团，则是由蒙古高原直扑热河，这路行动迅捷的机械化部队，每天前进作战的速度超过一百公里，在穿越热河的中部与南部之后，将主力指向东北的南部，向关东军司令部长春攻击，以南北合围关东军。而右翼兵团，则沿着库伦到张家口的公路，迂回攻击察哈尔，甚至企图进军北平与天津，准备攻到渤海海边，以打通与延安共军会师的交通路线。这个苏联大军全力出击的历史镜头，正是日本皇军创立者山县有朋所担心之恶梦的实现（也是日本参谋本部半世纪以来，准备终有一天要打得战争）。但是日本为了侵略中国，与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掏空了日本所有的军力。如今日本关东军，落得只以空城来面对这个历史的决战。关东军的作战能力这时早已今非昔比了，而日本调入中国东北的援助部队，不但数量有限，又迟迟无法到达。这时关东军的每条防线，同时遭到红军的突破，因此只有企图大幅收缩战线，放弃北部平原地区，只图在东北南部的山地，进行抵抗。在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就迁移到了靠近朝鲜的通化。因此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苏联红军，在关东军自动收缩战线的配合之下，进展速度更是惊人。当苏联军部迫进关东军南部防卫圈之时，日皇投降的诏令下达，关东军召开将领会议，虽然有些军官仍然主张拼死抵抗，但是山田乙三已经失去作战的意志，决定“承诏必仅“，下令关东军全体向苏联红军投降。苏联部队对于投降的关东军，一个不留，全都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去劳动改造，与充当开发西伯利亚的苦工，结果有高达六成的被俘日军死在异域。一向飞扬跋扈、自视极高的关东军，其下场竟非战死疆场，而是成为俘虏，而遭凌虐至死。直到一九五○年，还活着的俘虏，才开始部分遣送回日本，直到一九七○年，最后一批九死一生的关东军战俘才归国。 虽然关东军决定停战投降，盟国总部也下令整个战区就地停战，但是苏联的红军却没有片刻的停留，大军依然按照作战命令而兼程疾进，以攻占所有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红军右翼兵团，一路猛攻日军在内蒙的阵地，打通张北而与中共共军会师。苏俄红军并且在攻占张家口的日军内蒙补给中心后，让共军林彪、聂荣臻以及贺龙的部队，得到了大量的补给与装备。而苏军中央兵团击破承德之后，也接应李运昌与林彪的共军部队进入东北。 本来红军还想攻过长城，直下北平与天津的，但是这时魏德迈已经感到局势失控，苏联根本不是来打日本人，而是来抢战利品的。因此立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一方面命令投降的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投降日军必要时与苏联红军不惜一战，以确保长城防线；一方面则由美国的陆战队，在渤海湾登陆，控制平津到山海关的战略要点，然后立刻空运国民政府的部队到平津接收，才阻止了苏联红军席卷整个华北的企图。 中国从关东军侵略东北，与日军作战了十四年，打得民穷财尽，耗竭了一切的国力，最后还要落得被盟国出卖的命运。而苏联只对日本 “作战“七天，就恢复帝俄时代所有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特权、夺走外蒙古，以及劫掠日本在中国东北二十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当然苏联也抢夺东北中国人民的财产。六十万的关东军，只在象征性的抵抗下，就向苏联投降，斯大林的赌注可是下得快、狠、准，免费得到了巨大的战利品，而到今天还由中共与西方政府的主流历史，以各种荒谬的谎言为它的暴行粉刷、掩饰。对于攻占中国东北的苏军而言，丝毫没有把东北当成是盟邦的领土，也无视于中苏“友好“条约的约定，而是把东北当成战利品，苏联有计划的把东北所有的工厂与设备，以及所有有价值的对象，完全的劫掠一空，不能拆除带走的，也加以破坏烧毁。苏联红军在军纪的放纵之下，部队有如犯罪土匪集团，东北人民普遍觉得，苏联“盟军“ 比日本敌军还要可怕得太多了。 照理说苏联红军应该在日军缴械投降之后，依照中苏的相关协定，在三个月内撤出在东北的部队，但是事实上，苏联部队根本就没打算在抢光东北所有东西之前离开。中苏双方几经交涉，根本毫无结果，苏联红军自恃军力强大，华军拿它无可奈何，因此就能拖就拖。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一直赖到一九四六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最后连美国都加入施压，苏军才宣布撤军，大摇大摆的将所有劫掠的物资带走。苏联军队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撤出哈尔滨，留下了满目疮痍、劫后的东北大地。（原本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唯一没有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之处，只有富饶的东北地区了，同时日本人也有不少的投资建设，这是中国战后重建最关键、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被苏联劫掠之后，不但赤地千里，中国战后复原的机会也付之一炬了。） 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苏联迫不及待的立刻炮制了一个公民投票的 “活动“，结果当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蒙古人（这是非常 “正常“的结果，苏联政权七十五年，所有在苏联政府安排下的投票结果，都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莫斯科的立场），都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此时国民政府还抱有一丝丝的希望，希望 “盟邦“苏联，能够因为得到抢劫战利品的饱足，能够暂时放过中国。雅尔达密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个条约，因为这个不公义的阴谋秘密协定，完全违背了参与反法西斯作战的二十六国所支持之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就是“没有经过参战国家人民的同意，不得变更国家固有的疆界“ 的明确主张。雅尔达密约清楚地表明，在国际社会中，强权的力量仍然大于正义，中国虽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本身的国力耗损最大，于是以弱国的身份，因而遭到盟国无情的践踏。 37.8 悲剧的发生与历史的代价 由于中国东北的资源丰富，以及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旅顺是天然的不冻港，所以，蒋介石早就担心国际强权，会对中国东北采取不利的行动，而造成新危机的可能发生，所以在开罗会议中，两次向罗斯福总统提到有关渤海的战略地位，及中国愿意开放旅顺军港给美军使用，以免再有强权打这个港口的主意。可惜美国没有这种远略。丘吉尔虽然也看出斯大林的野心，但是由于罗斯福要把苏联当成平等伙伴来交往，因此不愿与英国一同合作，防止赤色法西斯的强权兴起。对缺乏历史深度的罗斯福而言，美国最高的战略方针，只是寻求眼前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快与最少损失的情况下，结束二次世界大战。他眼见苏联军力强大，因此就千方百计拉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英国也有其私心，希望能够设法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同时扩张苏联的权力，来压制美国的势力。当然还有要让苏联强占旅顺，英国才有理由继续强占香港。美国在欧战结束之时，也发现苏联在德国与东欧的扩张野心，美苏军方几度几乎要在欧洲发生冲突，造成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极大的不满。东欧各国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但是美国应该可以及时在东亚，协助中国，来化解雅尔达密约所带来的东亚危机。假如美国政府当时能够及时醒悟，优先、迅速地加强对中国的军力与经济的援助，延后甚至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攻击（只要继续空中封锁日本就足够了），让日本能够将最后的力量，往北方收缩，也同步地将中国的力量往北方扩张。假如杜鲁门真的是一位有胆识与远见（当然他都不是）的总统，决心要扭转苏联势力的扩张，应该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下令美军停止进攻琉球群岛，而将太平洋美军主力部队，改在越南与华南之间登陆，与中国的反攻西南的部队会师。这样中美两军很轻易地就可以打通河内、湛江甚至广州、九龙的港口，建立中国华南直接的联络线，这个联络线的海运能量是驼峰空运的百倍以上，中国立刻就由海运得到大量的军事装备与补给，而让华军的战力迅速的增强。同时让重庆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络（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南京与重庆之间的中国与日军，就有直接联络的电台），清楚告知日军，苏联的大军即将攻击关东军，假如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被苏联攻占，那么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根本就连困兽之斗都无法进行了。因此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立刻将日本在中国战区的大军全部北调，与关东军联手，进行对苏联红军作战的准备，同时盟军飞机停止攻击在中国战区北调的日军。这样苏联的部队当然就要面对日军主力部队的抵抗，说不定苏联就会延后对日军的作战时间。 在肃清华南与华中后撤的日军阵地之后，中、美大军可以继续北上，直接攻到长城一带，这时苏联军队可能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或是日苏才刚刚开始在进行苦战。这时美国可以公布准备要动用原子弹的最后通牒，日本在这种危机状况下，早已失去作战意志，投降是已经是必然的结果。这样中国有了强大的部队，直接可以越过长城，进入东北与内蒙古，那么赤色法西斯也就不可能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不会有日后中国内战、韩战与越战的重大牺牲了。在猛烈打击敌军、迅速结束日本抵抗、减少盟军伤亡的战略前提下，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作战决定。但若是从当时历史的全局眼光来衡量，杜鲁门决定使用核子武器轰炸日本，则是犯下政略的大错误。因为日本投降在即（杜鲁门等美国决策阶层已经知道这个事实），苏联准备大军掠夺中国，中国本身尚未完成胜利与接收的准备，美国投掷原子弹，只给苏联增加机会，与给中国产生混乱而已。并不是如通俗历史所说，原子弹是迫使日本决定投降的主要原因（日本已经决定投降，但是找到最糟糕的中间人，斯大林来传话）。 因为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小矶国昭奉命组阁，日本已经有意以和谈方式解决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小矶集中力量，企图解决中国事变，但失败而下台。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铃木贯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更是愿意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私下委托苏联来进行和谈斡旋，而给苏联获得内线消息。因此苏联以“参战“ 为名，进行掠夺东北亚的大计划。其实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表达和谈立场，或是与瑞士、瑞典等国进行直接明确的投降接洽。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海空军开始接近日本本土，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已经使日军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所以当时美军的参谋首长李海上将，就反对美国使用核子武器，因为他认为，日本已经崩溃与就要投降了，没有理由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让美国留下历史的争议；李海也强烈反对把苏联引进远东战场，更不赞成美国应许苏联任何利益，徒然让苏联来中国与亚洲制造更大的问题。 何况，此时中国已将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全数调回中国战区，其它中国的部队也开始获得美军的大量援助与训练，作战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之中。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能够记取欧洲赤色法西斯兴起的危机教训，而设法更为直接的告知日本政府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威力，同时加速在华南港口登陆，将巨量的作战物资，经由海港运送来支持中国的军队。只要中国能够得到大量的援助，不但会增加中国军队的战力，更为鼓舞中国全体军民的抗日士气，只要中国军队全力对日军发动攻击，美军继续轰炸日本，切断所有的交通路线，美国根本不需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就已经决定投降。因此美军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只为苏联减少参战的成本，增加参战的胜算而已，并没有缩减多少盟国战胜日本的时间与成本，但却让东亚成为红色法西斯掠夺与发展的历史悲剧成真。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团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在谈判中苏友好条约之时，蒋介石眼见当时的大局，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无论中国是否签约，苏联的军队都会侵入中国的东北、内蒙甚至华北，签约还有可以约束苏联的交涉机会，不签约只有面临一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哪里还能在对外全面孤立，与内部分裂的状态下，再来承担与赤色法西斯决裂的压力？假如签约能够让中国享有统一与复兴的机会，那么十几二十年之后，中国富强了，中国所遭到的一切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纠正过来，因为在国际社会之中，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交涉基础。台湾是在马关条约中，正式的割让给日本，但是在中国战胜日本之后，还是一样的可以要回来。所以只要中国统一与强大，中国不怕外蒙古不归心，也不用担心大连旅顺要不回来。因此，蒋介石在万分无奈的状况下，接受了雅尔达密约。盟国就这样的出卖了中国，同时也伏下日本战后免受惩罚、迅速复兴的机会。在西方国家的战略架构下，雅尔达密约铸成了历史大错，苏联借口仅以七天的对日作战（不如说是参加劫掠），而将势力深入北太平洋，迫使美国需要全力稳住日本，以围堵苏联的扩张。 蒋介石面对盟国的狠毒，与苏联的凶残，所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是无法形容的。而此时冈村宁次曾经与蒋介石联络，假如中国能够放过日本与日军，他愿意为蒋介石效力，率领日军对付赤色法西斯的侵略。虽然这个谋略蒋介石没有采纳，但是蒋也不能不对日本宽大，以留下必要时的“联日制苏“ 活棋。这就是为什么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曾经提出要战后日本以实物负责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但是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后，却宣布“以德报怨“的政策。这种做法，不完全是基于宽大的道德情怀，更是有着非常严重的现实政治考虑因素。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中国处在被盟国出卖，国土残破与新的内战危机状况下，蒋介石有必要留一手来对付险恶不测的局面，所以只有放过日本。中国与盟国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政权，但是唯独中国，却要付上被苏联侵略的代价。中国这种轮番被侵略与出卖的悲痛历史事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在人类的历史中，强权常越过正义的原则，而支配着弱国的命运。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出力最大的战胜国，却在河山残破、国力耗竭、内部分裂的状态下[13]，因此成为被盟国欺凌的对象。 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而言，盟国基于自身利益所做的残酷决定，甚至比敌人的侵略还要可怕。历史的结论是，日本曾经如此无理地侵略与大肆破坏、劫掠中国，结果战败的日本，不但没有付出任何的赔偿，反而还能得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琉球群岛[14]，做为日本发动侵略的“奖励“。而曾经为了与侵略者殊死缠斗而付出了最高代价的中国呢？却是外蒙古永久的丧失，东北主权、利益受到侵害，与中国百姓受到的蹂躏。历史的教训是，只要中国处在分裂与衰落的状况之下，不管她站在历史正义的那一边，不管她曾经为世界的自由与理想付出过多少的代价，只要中国人不够团结与强大，最终都是成为被侵略与出卖的对象，下场甚至要比战败的侵略者日本还要悲惨。 这也就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中被出卖的悲剧命运之一。而这类极不公义的阴谋策略，仍有可能再度出现在未来的历史之中。在世界主流史观刻意扭曲雅尔达密约的实情的状况下，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这个惨痛的事实，更要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看出历史挑战的轨迹，才能面对未来的考验。 附注： [1] 中国无法拿出强权的实力，也就失去四强的平等地位，不管她对战胜日本的真正贡献是多么重要。 [2] 以历史的事实而论，苏联这个新赤色法西斯帝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于人类所造成的灾祸，绝对远超过右翼法西斯国家。单是它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至少在三百万平方公里以上。 [3] 这是极大的政治谎言，事实上，中国最终实在得到的美国援助，只有五亿美元而已，这和英国得到巨额的三百亿美元，苏联得到一百亿美元的援助相比，根本是不成比例的，可惜的是，雄才盖世的罗斯福总统，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中国战区的实情，还要依赖陈纳德少将的私人报告，才能知道一点真相。更糟的是，由于盟国根本没有全面反攻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管道，因此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得到“美国应许的美援。中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没能拿到，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援助金额之多少可以显示出来的。 [4] 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 [5] 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 [6] 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 [7] 在此更可以看出，现代化的作战，与军队的装备、训练、后勤，有多重要的关系了。一向以精锐著称的关东军在抽空之后，也一样不堪一击。因此华军这么长期的艰苦抗战，更是一个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的作战任务。 [8] 这是关东军第一次真正没有讨价还价，或是阳奉阴违敕令。整个日本侵略的战祸，就是由于关东军自行其事，不肯听命令所引爆的。过去关东军一直是日军中自视最高，与自认是决战干城的部队，一向不把诏命放在眼里。但是最后面临历史决战的时刻，却决定“承诏必谨“了。 [9] 单是红军在长春日本人集中地区，对于日本侨民的奸杀凌虐，就高达万人，由于红军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妇女施暴，造成东北人民为了自保，部分妇女甚至将头发剃光，穿上男装，不敢外出。情形比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还能大体约束其部队的暴力行为，简直是有天渊之别。 [10]只要看延安的八路军如何密切配合红军的行动，尾随红军接收东北，就知道雅尔达密约对共军发展的重要性了。 [11]魏德迈回忆，当美国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明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的真相的时候，他永远无法忘记蒋介石的反应。 [12]或许这也是斯大林最后会同意从东北撤退的一个顾虑因素？后来冈村宁次等日军将领，曾经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 [13]“不幸“的是，中国却又同时是一个非常拥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14]美国又擅自作主，在一九七二年将琉球群岛“还给“了前侵略者日本，这完全违背了同盟国在开罗会议的决定。第三十八章、战争的結束，胜利的代价 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到现在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冲突、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对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战，都终于达到了一个全面清算的历史时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万在中国战区与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所有日本从甲午战争起所侵略的中国领土，全部无条件的归还，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国取得的特权，全部放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正，日皇裕仁以事先的录音带，透过电台的广播，亲自向日本与全世界公开发表「终战」演说[1]，当天所有在的日本本土与海外军民，都要肃立恭听裕仁的「圣断」。在这篇演说中，日皇裕仁亲口宣布，日本政府与日军大本营决定，接受波兹坦宣言，全体日本军民都必须遵守这个圣断。 在日皇裕仁广播完毕之后，日本全国上下，都立刻陷入一片的惊恐与迷惘情绪之中，这是日本开国二千六百年以来，第一次正式向外国投降，也是外国部队将第一次占领日本的本土，对一向封闭孤立与自卑感极重的日本人而言，真是面临千年未有之奇变，但是日本政府与人民，已经清楚的知道，日本实在是没有力量再负担战争的损失与消耗了，日本只有投降的选择。 虽然日本的军方，仍然有人感到无法接受，这个无条件投降的事实，特别是在海外战场的日军，曾经有极强的反弹意见。其中，又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态度最为激烈，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的军力最强，所以反弹的声浪也最高，不过在日本本土的军民，则是绝大多数同意日皇的投降选择，因为他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为了疏导日本海外军队的反弹情绪，日皇裕仁特别派遣三位亲王，带着日皇投降的诏书，前往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司令部，进行投降诏命的宣达。 38.1 日本在华驻军正式向中国投降 日本政府先在八月十四日，完成接受盟国招降文件的正式签署之后，铃木内阁就在第二天宣布总辞，改由东久弥宫亲王，组成善后内阁。而日本的近卫师团部分军人，企图发动政变，以阻止日皇宣布投降的演说，但是终于却无法挽回日本决定投降的大局，当天夜晚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切腹自杀，日本的军方最高位阶将领杉山元、焌六联名发出命令，要求海内外所有日军「奉诏唯谨」，同时日本的军部则立刻出现一片的火海，日军开始大量的焚烧所有的作战机密资料，以防这些资料会成为未来战犯审判的罪证。（这也就是在东京大审之中，一些关键的罪证，缺乏直接的文件资料作证的原因）。 中国的军民，开始在八月十日的当天，陷入了狂喜之中，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同时中国因战胜日本而跻身为世界四强之一。这时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中国决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正面临另外一次的侵略，这回却是来自盟国动的手脚。 在中国与盟国方面，事实上早在八月十日，就已经知道日本透过瑞士提出的投降文书，也同意美英等国政府在十二日回复日本投降的立场，中国的军民，开始在八月十日的当天，陷入了狂喜之中，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同时中国因战胜日本而跻身为世界四强之一。 蒋介石是在八月十五日的下午，正式响应当天中午日皇裕仁的投降广播，在重庆的电台，发表了「以德报怨」的演说，而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这时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中国决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却正面临另外一次的侵略，这回是来自盟国动的手脚，蒋介石是在无可选择的状况下，只有轻轻的放过对日本的追究，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中国甚至可能需要与日本合作，共同对抗赤色法西斯苏联的侵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完成了无条件投降的法定程序，所有的政府阁员都在投降诏书上签字。但是也就在同一天，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由外交部长王士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下了丧权辱国与后患无穷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个最新的否定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就烙在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上。这代表着，抗日战争并非中国对抗侵略者的全部历史，有意侵略中国的国际强权，还是没有放过中国。 事实上，正当日军接到投降指令，停止一切的军事敌对行动之同时，苏联的军队，也正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继续加速的进行作战行动，中国东北的人民，照样成为苏联红军烧杀掠夺的对象之一，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战争结束？还是战争开始？ 苏联首先在一九二一年侵略中国的外蒙古，日本跟着在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投降，苏联却在八月八日，进军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这就是盟国出卖与中国内战的历史悲剧开始。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 在日皇正式宣布投降之后，盟国宣布由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负责整个日本的投降事宜，而在接洽之后，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七日，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终于正式进入日本的东京湾，美军开始进驻日本的本土，第二天，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率领部属到达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接着盟国代表与美军也陆续的驻进日本本土，对日本实施占领，而日本也正式的亡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日军大本营代表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在东京湾的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等盟国将领投降，而签下日本投降的历史文件。麦克阿瑟根据这份文件，获得全权支配日本军政的权力，麦克阿瑟下令所有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全部向蒋介石所指定代表正式投降。因此蒋介石下令，正式将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九月三日，订为中国军人节，以表彰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世世代代做为中国军人的纪念[2]。 这时候，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蒋介石，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要求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代表向中国接洽投降，蒋介石同时划分中国与越南为十五个受降区，要求各地的日军，设法在受降区集中，向指定的中国指挥官投降。这又引起了延安八路军总部的严重抗议与杯葛，八路军要求日军直接向他们投降，以方便接收日军的军火与物资，同时控制主要的战略据点，蒋介石拒绝同意延安的要求，于是日军还没有正式的缴械，国共新的的战争冲突，就开始在中国各地点燃了。 在抗战胜利之时的华北一带，八路军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军事力量集团，而国民政府的部队，则多数集中在中国的西部与西南部，因此要赶到华东与华北各地，接受日军的投降，实在是距离遥远与补给困难，只有全靠美国以空运方式，让重庆指派的代表与军队，到达华北与华东各地日军集结区，完成日军受降的仪式。但是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的部队并未控制城市之外的乡区，这些地区的秩序混乱，出现权力交接真空的混乱与掠夺，而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八路军，就很快的利用这个机会，完整的掌握了地盘与人心。为国共战争夺到了致胜的先机。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冲突、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对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战，都终于达到了一个全面清算的历史时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万在中国战区与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所有日本从甲午战争起所侵略的中国领土，全部无条件的归还，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国取得的特权，全部放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3]。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光荣的背后，却掩不住中国面对历史突然发生巨变的无奈，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来面对日本突然投降所产生的「变局」，所以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国民政府立刻陷入手忙脚乱的冲击之中，因为中国无法在国力近乎耗竭，政策毫无准备，又有极大的内哄的状况下，要在短促的时间之内，同时要面对苏联与盟国既凶又狠的阴谋，以及进行日本占领区的接收、整理与再造。而中国饱受破坏的残破山河如何重建？ 所有变节降日的汉奸如何处理？六十多万的伪政府军队如何改编？如何收编几百万的拥枪自重的「游击队」？如何安置几千万流离失所的民众？ 如何让重庆与延安两个敌对政府达成合作的协议？这些难题之大与工作之沉重，实在远远超过当时刚从九死一生的危局之中获得喘息的中国政府，所能处理的。 38.2 河山残破中国再遭出卖 不过，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时间去规画与运作，抗日胜利就突如其来的冲击到中国整个的布局，这个胜利同时代表着中国要面对新的外来侵略压力，以及解决国内全面内战的冲突。特别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境内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人民更是受到劫掠与战火摧残的损失，中国是否应该要求日本政府负担应有的战争赔偿？ 而当时中国内部的状况，岂只百废待兴而已：军队需要调动接防，以平息社会交接的政治不安，离乡背井的民众需要赶回家乡，尽快的团聚家人与重建家园，以及各种的工商农业生产都需要运输调节，但是当时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时专送」运送日本军民回国为第一优先。 虽然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明确的提出，在战胜之后，中国将会以实物赔偿为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付出侵略中国应有的代价，这点是得到盟国领袖的支持，但是蒋介石却在宣布胜利的的广播演说中，主动的放弃了这个权力，蒋介石公开发表的理由是，中国应该抱持「以德报怨」崇高的大国道德理想，其实蒋介石不能对外宣布的理由是，为了对付盟国的压力，中国在必要时，可能要以日军做为挽救政治局势恶化的筹码之一。 当时近乎全面残破的中国，已经再度遭到苏联的侵略与威胁，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继续的明争暗斗，同时中国无可避免的，将要陷入全面的内战之中，因此蒋介石认为，需要给国民政府留下余地，以在必要时，可以利用日本做为对抗赤色法西斯的战略棋子。（当时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已经看出这个局势的变化，所以他曾经向蒋介石派遣受降的先遣代表冷欣中将提议，在中国战区的投降日军，不缴械，以协助蒋介石与苏联及共军作战，这个建议蒋介石最后并没有接受，但是却给冈村宁次在战犯审判中，留下生机的伏笔。这可以对比最新公开的密件，丘吉尔曾经企图武装投降的德军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构想，几乎一致。）当时战胜的中国，真的处在如此抉择的困境之中，中国不能合理的要求敌人赔偿，因为中国已经面临来自「盟国」的侵略与出卖的阴谋。 这时美国才感觉到苏联全面扩张的压力，赤色法西斯正在欧亚两洲全速的扩展之中，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开始受到安全的威胁。因此美国立刻摆出一付日本保护国的架势，准备先全面的稳住日本，以抵抗苏联在太平洋的扩张，美国要求中国立刻以第一优先的方式，将所有在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与日本侨民，可以携带个人财产，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回日本，以充实日本空虚的国力。非常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优先运送日本军民回国的政策，竟然是运用美国援助中国的美援「拨款」项目支用，总数高达三亿三千万美元（美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的全部军事援助，帐面统计也只有十亿美元而已，其中的三分之一，竟然是用在加速与优待遣送日本军民，帐却记在援华的项目中）。 而当时中国内部的状况，岂只百废待兴而已：军队需要调动接防，以平息社会交接的政治不安，离乡背井的民众需要赶回家乡，尽快的团聚家人与重建家园，以及各种的工商农业生产都需要运输调节，但是当时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时专送」运送日本军民回国为第一优先。结果是投降的日本军民还有钱可带回国，有优先使用车船的权利，战胜的中国军民，在战后一贫如洗，行政、治安与交通系统全面瘫痪，中国的复员与重建工作，真是举步为艰，中国境内到处可以说是灾民遍野，看到这种景象，实在有点不知谁是战胜国？谁又是战败国[4]？ 38.3 日本受到美国的特别优待 同时为了稳住日本的政局，美国政府也对处理日本战犯，采取「空前宽大」的态度，不但保留了日皇的制度，对于特别是有日本的皇族成员的战犯，几乎全都无罪开释，总计盟国在东京起诉二十八位甲级战犯，除了三人畏罪自杀之外，二十五人全部宣判有罪，七人死刑、十六人无期徒刑，一人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人七年有期徒刑。另外在盟国各地总共起诉五四一六个战犯，九三七人被判死刑。 日本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失败。在全面的总体战争而言，战略与政略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战场上的胜负只是外表的过程而已占领日本的盟国最高当局下令，日军大本营被彻底的解散，皇军也成为历史的名词，由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为日本设计一套非战宪法，保留日皇体制（这是蒋介石为日本力争的结果），但采取文人的责任内阁制，美国给予日本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国防保护，使得日本迅速的从战后的废墟中复兴，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后勤基地。尤有甚者，美国在一九七二年，又擅自将所托管的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日本俨然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太平洋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而日本对于战败的认知与反省，一直存在着极大的民族集体自卑感的心理抗拒。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第一次向外国投降，日本人民而今无法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深恐自己有历史自卑感的民族自信心崩溃。所以日本人自欺的认为，他只是被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美国，加上人类无法抗拒的原子弹所击败，日本人心理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日本其实是在战略上被中国打败的事实。（这就是日军烈士遗族岩里政男（又名李登辉）一再强调，日本人万不能向中国认错道歉，而使日本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原因。）由于日本人认为，在战争结束前夕，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尚未遭到致命的战败打击，所以当然不肯承认自己被中国打败。事实上，日本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失败，在全面的总体战争而言，战略与政略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战场上的胜负只是外表的过程而已（假如不是苏联与英国对中国一直采取排斥的战略，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而能让中国公平的得到美国的军援，那么中国军队当然是可以在中国战区的战场上，痛击日军的）。但是不知日本人是避重就轻，还是民族的智能有问题，竟然坚持，日本的失败根源，只是一连串战场上的失利，而非战略根本的失败，所以日本是被美军打败，而非被中国打败，因此日本不肯向中国真正的认错道歉，是反应心理上不能向中国服输的想法，日本人仍然「误以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没有输，中国人其实打不过日本人（日本人有没有看到韩战，中国军曾经力战联合国二十六国联军，击败美国的第八与第十军的战绩），所以中日之间的问题，就存在着这个不正确的心理障碍，在现在与未来，仍然潜伏着引爆中日之间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 38.4 和约里的陷阱与阴谋 当然盟国对于出卖中国的戏码，并未落幕，由于国共战争出现急转直下的变化，国民政府全面在大陆败退至台湾，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府，很快的因为支持北韩的南侵作战，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集团，爆发战况惨烈的韩战，这正是日本在战败之后复兴的历史契机，因为美国终于知道，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上，所犯下的历史错误（特别是马歇尔在韩战时就应该知道，出卖中国要让美国子弟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所以美国急迫需要一个稳定的日本，做为自己控制东北亚战略地缘的基地，因此美国立刻提议，与日本签定和约，以结束对日本的占领。 问题是，此时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分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几乎控制整个中国的疆土与人民，因此它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的继承政府，应该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否则因为而与盟国并肩作战，共同发表联合国宣言、四强宣言、开罗会议、波兹坦宣言，以及正式与盟国一起在日本降书上签字的，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以若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参加对日和约也说得过去。 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但是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已经感到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压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朝鲜半岛与英美法等国交战，所以西方盟国的阵营，不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签署对日本和约。同时盟国借口，只拥有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性不足，因此在英国的策动之下，盟国也排斥中华民国参与对日和约的签订。结果盟国达成了一项带有阴谋的政治交易安排，就是两岸政府，都不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字。 而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条约，改由东京与台北进行双边条约的安排。西方盟国的这项安排，受到苏联与东欧集团的反对，所以他们也没有与日本签订和约。 而在一九五一年的旧金山和约上，对于日本领土的规定，就出现了可怕的政治阴谋安排，因为在旧金山条约内，乘着中国的缺席，「故意」的明文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南沙与西沙群岛的主权，但是却没有说明这些领土的主权，在日本放弃之后，应该归属于那个国家。这是西方盟国分裂中国阴谋策略的伏笔，但却在严格的法理上没有任何基础。 因为依照开罗宣言，明白指出这些领土是必须在战后归还中华民国的（另外开罗宣言还明列东北四省主权属于中国，与列出日本凭暴力侵略的地方，其中包括琉球群岛等地）。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又被波兹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所肯定；在波兹坦宣言的第八条中，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必须实现。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事实上，两岸的政府既然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本和约的签字，当然不能拿旧金山和约，当成中日两国的法律文件。而在一九五二年，台北与东京完成「中日和约」，这时候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实力，要求日本正式的赔偿与道歉，但是蒋介石仍然设法在领土与主权的问题上，弥补旧金山和约的漏洞。 可是，日本这时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已有「敌人」美国做为靠山，台湾却要看「盟友」美国脸色（看起来，做美国的敌人真好，做美国的盟国可要小心了），所以在签订中日和约的谈判上，日本已经摆出一付无赖的嘴脸，事事都要占了便宜还卖乖，特别是在台湾主权的问题上，日本谈判代表河田烈一直拿旧金山和约内容，做为搪塞，同时态度之恶劣，好象日本是战胜国的样子。 不过，在蒋介石的力争之下，日本还是稍为做了一些妥协，在和约的第四条与第五条规定「将中日两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专约与协议，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也就是包括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在内（其实也包括放弃琉球的天津条约）。另外在中日和约第十条，清楚的记载「台湾、澎湖的人民与法人，全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与法人」。假如台澎的主权不属于中国，那么台澎的人民与法人，如何能够自动的成为中国的人民与法人，日本又如何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中日的和约？ 因此在旧金山和约中，所谓的台湾主权未定，在中日双边的条约中，已经加以补正。何况以历史事实而言，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合法接收，所有的台湾人民，都依法恢复中华民国公民身分[5]。 此外，台湾依中华民国法律正当治理，台湾人民依中华民国法律所选出的民意代表，依法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与中国各省代表一样的行使政治权力（包括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制宪与行宪，以及一九四七年选举总统）。所以台湾的主权自然属于中国，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在一九七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也完成了另外一份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的放弃对日本的赔偿与道歉要求，而在台澎的领土主权上，和约第二条载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与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守波兹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因此日本在这份和约上，也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来自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抗日政府，终于分别在法律上，先后以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与日本签订和约，而正式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 但是在日本人民族自卑感的深处，日本人却没有认输，也没有悔过，更谈不上道歉与赔偿，日本在国际强权的暗中支持下，设法否定侵略中国的真相，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可以产生冲突的因素。在法律上，中日之间是完成了结束战争状态，但是离真正的和平交往，仍然有着很多的问题存在。 38.5 没有完全落幕的历史悲剧 回顾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浩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场历史的决战原是可以加以避免的，因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长期历史，原本并无历史的世仇大恨，当时又无绝对的利益冲突。在中国方面，既无能力招惹日本，也很希望能够与日本合作，以发展经济，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日本当时所迫切需要的，一是中国广大的资源与市场，以支持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二是需要中国协助抵抗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战略压力，这两点在当时都是中国愿意提供合作的地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需要日本的参予，中国抵抗苏联的侵略，也要日本的后援。中日两个东方民族国家的合作亲善，原是互补互利的。 但是，日本这个极度缺乏历史安全感的海岛民族，对于力量有着高度的崇拜，在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分裂与衰弱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对于日本一再的侵略，在国力落后的状态下，一直抱着「以和为贵」的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欺凌是百般的忍让，结果反而激起日本这种吃硬不吃软民族的侵略凶性，在日军少壮派军官的误导与把持之下，对中国进行永无止境的分割与蚕食。 反观日本念兹在兹的「敌人」苏联，原是日本皇军创始者山县有朋一再担心的皇军「终极决战者」，日军参谋本部更是将苏联当成建军备战的假想敌，但是在斯大林一再展现硬碰硬的作风之下，日军竟然不敢冒然的对苏联采取断然的行动，甚至不敢利用德苏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全面大败的历史良机，对苏联作战，反而选择中国与美国进行作战，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都希望能够以和谈与退让的方式，换取避免爆发战争的机会，结果反而被日本误解为示弱，最后彼此之间的战争反而不能避免。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日两国政府而言，多少算是事出突然的意外，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对于关东军的谋画，全都应对失误，加上斯大林手法的高超，故意因势利导的扩大中日冲突，才会造成这个事件成为中日历史决战悲剧的起源，中国的不抵抗政策，刚好给关东军的冒险出击，提供一个致命的诱惑，日本政府模糊软弱的不扩大方针，更让关东军敢于突破政府的约束。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 假如当时中国在东北布置了全面的就地反击准备，日本政府又能断然的处置关东军抗命的行为，那么九一八事变，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了。当然，假如斯大林拿出行动的决心，坚决的要保护苏联在北满的利益，日本政府势必只有对关东军的行动，做出断然的处置，那么关东军也就没有办法在日后，逐步将日本卷入战争漩涡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泡制了满洲国，扩大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这个侵略，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复兴，中国开始凝聚力量，准备抗日，而由七七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的战争，可以说是有些意外与突然，对于中国而言，被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实在是早了三年以上，但是当时局势变化到，连蒋介石也压不住要求决战的民意压力，日本军方的扩大派，更是以为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良机，结果成为日本无法结束中国事变的梦魇。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所做的牺牲与付出，无论在生命、财产与时间上，都超过任何一个反法西斯作战的国家，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若是处在中国当时的失利状况，早就放弃抵抗而投降了，（比比看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先进国家面对德国侵略的表现）但是中国就是在面对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想尽办法的支撑下去，绝不向日本屈服，因而分散了日本的国力与军力，为盟国的胜利，奠定了战略结构上的基础。 而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最难令人接受的事实是，日本军队经常所展现出来那种毫无军纪的烧杀掳掠的行为，由于日军在中国境内，对于战俘与平民的这种普遍性暴行，使得日军在不少的时候，更像盗匪劫掠而不是军队作战，有些特例（如南京大屠杀等等），显示出日军的行为更是像禽兽，所以中国所忍受的战争伤害，要比其它的国家与人民所遭到的二次世界大战状况，还要严重许多。中日之间不只是战争，根本就是对中国的浩劫。 就中日之间的战略而言，日本表现最差的是，在漫长的八年全面战争中，日本政府明知一天不能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就一天不能脱困，结果是，日本决定「战」，又不能彻底动员而在中国的战场上求胜，日本决定「和」，又斤斤计较于所获取的小利，最后日本是费尽心机，无论是和战的策略，都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事变，日本也就无法与其历史决战的大敌美苏，进行倾力一搏，日本在最后决战中，虚掷兵力到华南，只给苏联创造了侵略的历史机会。也许这就是岛国的文化与心态，没有大开大合的心胸与眼界吧。 若是以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角度而言，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又不完全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国际强权就算是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也一样没有放过对中国的计算与欺凌，苏联始终就没有放弃过利用中国与侵略中国的策略，英国也是始终一贯的提防中国因此发展壮大，美国则是受到马歇尔、史迪威等人的影响，对于中国既有帮忙，也有参与出卖中国的阴谋。 中国战区的成立，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与盟国并肩抗日的起点，竟然成为盟国「防中」的阴谋设计，蒋介石两次的留任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更是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历史错误选择，因为由史迪威所发出的完全与事实不符的错误情报，正好可以配合英、美、苏反华的西方势力，不仅扭曲了中国战区的价值，也削弱美国对于中国战区的战力支持。 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人类最为悲壮的历史上之牺牲与贡献，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与淡化。结果是，中国人误以为在大战中，自己是一个没有重大贡献的民族。 苏联干脆切断对中国援助的西北通路，英国则在打通援助中国的西南通路上，不断的制造事端，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中国在整个大战中，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援助，反而造成中国内部的斗争加剧，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被迫将决定胜负的军力，派到缅甸原始森林中进行远征，而使得中国战区面临日军全力出击，而几乎遭到全面的溃败。当中国正从重创中复员之时，日本力已经面临力竭投降的前夕，因中国因为没有国力与军力做为后盾，也就使得雅尔塔秘密协议出卖中国，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就历史的形式而言，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人类最为悲壮的历史上之牺牲与贡献，就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与淡化了。结果是，中国人误以为在大战中，自己是一个没有重大贡献的民族，只是一群可怜无助的人质，看着自己的国家被蹂躏，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害，看着自己的妇女被强暴，只能等着伟大的盟国大军来拯救中国。所以，中国人在战后，完全缺乏对自己民族的自信，甚至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也产生了混淆，中国人没有这段历史真相的认知，中国当然就无法成为泱泱气度的国家，去展望未来。 此外，目前外蒙古已经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香港与九龙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才正式归还中国，台湾的政客至今还在所谓主权未定的历史阴影下，拒绝承认中国主权统一的原则，而台海的分裂，仍然看到美国与日本在背后的干预，琉球的主权以及钓鱼台的归属，都仍有极大的问题需要厘清。 38.6 中国抗日的光荣不能遭到抹杀 更不幸的是，中国英勇抗日的历史，竟然因为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因素，而遭到遗忘与扭曲的命运，中国人也无法了解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光荣与不幸命运的历史，这些都是源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失忆所留下的后遗症。 日本在战败之后，立刻就遭到美国的优待而展开重建，日本人就充分地了解，盟国是万分不愿面对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之重大贡献的事实，否则盟国就无法解释，为何要出卖中国这个盟友之利益的严重疑问。 英、美盟国的自我欺骗的逻辑是，既然中国在整个的战争中，贡献极其的「微不足道」，出卖中国的国土与利益给苏联，以图提早结束战争便是个「不得已」的作法；所以日本也顺带假装认为，战争对中国的伤害「其实有限」[6]，日本就更不肯向中国服输，也更难承认其历史的错误了。 根据历史的事实是，中国抗日长达十四年之久，造成日军深陷在中国的战略陷阱中，而无法自拔，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更是切断日本作战资源生命线的关键所在，比美国空军对日本进行直接的战略轰炸，对于破坏日本的总体战力效果更大，这样日军只能以一半的兵力去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攻占南亚，当然无法完成攻陷印度到达中东，与德国会师的战略目标，日本的作战资源供应线，更是受到来自中国基地空军的重创，而使日本的总体战力，无法全力的运转。 我们承认，由于中国始终无法得到美国大量的军援，造成华军无法在亚洲大陆的作战中，扮演一个积极反攻者的角色。（但假如英国与苏联没有得到比中国多几十倍与及时的援助，他们能在反攻法西斯的作战中，扮演个有份量的角色吗？） 但是这绝非是中国方面的错误，或是中国的军队不能作战，而是盟国在策略上故意的刁难与有预谋的牺牲中国。中国在几乎山穷水尽之时，仍然坚持将抗日战争打下去（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盟国有过这种坚毅的记录），她成为牵制与切断日军作战力量的主力基地，这些重要的贡献，都是中国军民忍受无比重大之牺牲所提供的。 中国这种义无反顾、把自己老本都跟强敌拼掉的结果，正是使得她虚弱到没有力量再抗拒来自盟国新一轮侵略阴谋的地步。 日本就是在中国战区上的战略一败再败，导至国力的耗竭，以及战力无法负担战略的需要，它最后才会走上全面溃败的道路。对中国战略上的失败，才是日本整体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战场上的一些胜负，只是过程与外表的现象而已。 日本严重的民族集体自卑心理，使日本人倾向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无法打败比他们落后的中国；日本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在与中国的作战中，战略上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而全盘尽输，日本也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在中国表现出比禽兽还不如的滔天战争罪行。中国人也必须了解的，是盟国也「不太」希望日本这样做，国际强权担心的是，这样一来，盟国先利用中国，再阴谋出卖了中国的历史真相，也会跟着曝光。 到现在，日本政府还肤浅的认为，他们并没有在中国战区的作战上，输给中国，所以日本当然不肯心服口服的接受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7]。假如日军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战略失败，日本根本不至于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在对美国的宣战诏书里，全都在「怪罪」美国为袒护中国，而威胁要中止卖战争资源给日本），假如日军的绝对国防圈不是在中国战场上遭到严厉的破解，日军不会把最后的力量，投入中国进行一号作战，而在让日军在太平洋与东北的关东军战线遭到惨败。足见日本只是一个崇拜力量的民族，缺乏足够的历史深度与广度，而无法反省到决定历史成败的基本原因。 检讨整个战争的历史，日本就是在中国战区上的战略一败再败，导至国力的耗竭，以及战力无法负担战略的需要，它最后才会走上全面溃败的道路。对中国战略上的失败，才是日本整体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战场上的一些胜负，只是过程与外表的现象而已。而日本政府不敢承认这个事关历史胜败根本的事实，竟然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设在战场的表现，而不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层面，日本这种肤浅的历史观察与见解，显示它根本没有足够的远见与能力，洞察历史变化的根本关键，如何能对二十一世纪的风云变化，做出正确的策略判断？ 日本人不肯承认整个侵华战争的错误与失败，正可能是造成下一世纪，中日矛盾与冲突危机的新起点。 世界和中国自己，难道能够这样的扭曲与淡化中国全体军民曾经在这场人类最为巨大与重大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与牺牲吗？ 无论国际现实的利益如何结合与发展，担心中国复兴与强大的错误心理，仍然潜伏在国际社会之中，拒绝承认中国的牺牲与贡献，仍是世界历史正义的盲点。有了这个盲点，围堵中国的意识也就更为方便的滋生与运作。围堵中国、分化与弱化中国的政策，不是国际强权今天才有的战略斗争，而是远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就已运作成形，现在如此，未来也不会减缓。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成王败寇的历史定律，可以支配事实与现状，但是历史事实仍然就是历史事实，它的真相当然不能永远的被隐藏下去。何况这个历史的真相，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血泪牺牲记录，更是中国人历史的光荣与贡献。政治立场绝对不能成为扭曲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理由，要想日本人以史为鉴，中国人也得先放下政治立场，坦荡荡的面对历史真相。 38.7 历史的鉴戒是人类共同的资产 在中国的领土上，经过历朝历代，曾为了防卫国土而建造了长城的伟大建筑，这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之浩大的国防工程，充分显示出中国的防御重于侵略之民族性。中国的长城直到如今还是令所有参观的人，都感到肃然起敬。但是，事实上，历史的长城，并没有办法保障中国不受敌人的侵略，而中国的军民，曾经在抗日战争之中，以中国人的生命，筑起一条又一条的御敌防线，成为不屈不挠的血肉长城，这个让中国境内每寸山河，都被血泪浸泡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国人绝对不肯屈服的抵抗意志，就是中国人永远不能被敌人消灭的关键所在，这些在中国境内无数的血肉长城历史，应该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也活在所有的中国人心中。 虽然抗日的历史事实，还有太多可以叙述的地方，但是本书在此不得不告一个段落。作者衷心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牺牲与付出，是造成世界正义能够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人所有血泪结成的不朽荣耀，只要中国人能记得，国际强权就没有办法抹杀与淡化。 最后，本书引用蒋介石代表所有中国人，在「最后关头」演说的内容，做为作者对于抗日战争历史鉴戒的总结。 「苟吾人自暴自弃，而不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友皆成为明日之敌。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始不可成为明日之友。吾人丁此国难之际，惟有努力自助与自求而已。」 记住！无论是中国的敌人还是盟友，都曾经参与过侵略与出卖中国的历史，中国唯有自立自强与团结复兴，建立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各国才会尊重中国的权利与地位，全世界也才能共享和平与繁荣。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但是一旦最后关头来临，中国将会绝对牺牲到底，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纵使战到一枪一兵，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 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人性尊严与自由所作的重大贡献事迹，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中，永远不朽的光荣记录。 中国人爱好和平，不轻言战争，但是中国也绝不能接受被侵略与被出卖的欺凌，假如国际强权还是抱着反华的政策，企图妨害中国的生存发展，甚至干涉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而逼中国人决心对抗，那么中国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会坚持奋战到底，最后胜利绝对会在中国的这一边！ 只有大家齐心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中国，世界才能有繁荣与和平的前景，也才能告慰那些曾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民，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奋斗。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人性尊严与自由所作的重大贡献事迹，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中，永远不朽的光荣记录。 38.8 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蒋纬国「抗日御侮」，冯子超「中国抗战史」。 附注： [1]．这就是日本的历史心结所在，明明是无条件投降，却不敢明讲投降，硬说是终战，因为日本人的民族自卑感极重，无法承担投降的事实。不过日本这一套自欺欺人的功夫却没有完全白费，五十年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台独支持者也拥抱「终战」的说法。 [2]．这样还有谁能理直气壮的认为蒋介石不肯抗日？注意蒋介石没有把自己发迹的黄埔建军，当成军人节。 [3]．同样的国民政府订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记念日，为陆军节，可见蒋介石多么以能战败日本，为中国军人值得自豪的历史。 [4]．历史上事实显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比做美国的朋友要好许多，当然更不能做俄国人的兄弟。 [5]．当时在日本准备玉碎效忠日皇的台湾皇民，也有不少人争着向中国驻日大使馆，申请改变身份为中华民国公民，因为这样可以领到最好的生活配给，而可以转卖给日本人图利。当时在日本玉碎不成的皇民岩里政男，也就是以同样的方法，申请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他也就是日后的李登辉），这样岩里登辉拿着战胜国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证，曾在日本相当风光过一阵。 [6]．史迪威、谢伟志、及戴维斯等人对中国抗日的一向宣称是：『中国抗日战争大概只有延安的八路军打了「百团大战」和平型关的伏击战，剩下的就仅止于游击战（「打了就跑」）的规模。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根本没有、也不敢碰精锐的日军，只晓得躲起来监视延安的部队，并囤积美援的物资与装备，好用来对付自己人而已』。假如这是真况的话，中国那里有什么抗日可言？既然中国根本没有力战日军，那能有多少伤害？可怕的是，今天仍有上亿的中国人相信这就是对日抗战的历史。（幸好这种恶意的谎言错的太离谱了，只要摊开二十二次会战的记录（双方兵力达十万以上，而共军没有在其中任何一次担当重要角色），就足以证明史迪威这伙人对中、日战况的描述绝非无心之遗漏，而是另有目的，存心诬蔑中国抗日的历史事实。百团大战和林彪师在平型关的伏击战里，日军总共损失不到三千人，这还不够淞沪会战日军死亡人数的零头。） [7]．在裕仁最后的回忆录中，一直强调美军的强力打击，以及原子弹的轰炸，造成日本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才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投降的「圣断」，裕仁完全不提日军在中国战区，战略全面失败的根本问题。后记 看试手、补天裂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历史的书，正如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会在异国寓居。但是一切都成为事实，五十万字的抗日战争史，就这样的完成了。同样自己竟然也离开中国多年了，但是想的、念的居然全都还是中国。 历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越是研究，越是觉得穷无边际，初步的结论是，“历史并没有真的过去，未来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历史不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也是造成今日现状的过去，更是影响未来发展的过去，所以历史同时拥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重特性。研究历史不但是追溯过去，也能了解现在，更能规划未来。历史事件的本身，不会完全的重演，但是历史会有其运作的轨迹。不能记取历史教训，就很难避免历史的悲剧。写作这本中国史中，鲜血浓度最高、真相曲解度最大的抗日历史，的确是有着太多感想与发现，自己既是一个历史资料的搜集者，也是一个历史谜团的发问者，又是一个历史真相的解答者。最后，自己从追寻中，更加认识了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命运。 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振衰起蔽的大历史转折点，从这场存亡继绝的历史空前危机中，中国通过考验，因而走上了历史的转机。虽然中国付出了几乎是前所未闻的惊人之代价，但是终于在民族主义的支持下抗战到底，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半世纪了，但是这个历史记录所隐藏的错误，仍然没有得到应有之纠正。特别是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的赔偿等问题，目前不但还停留在原地打转，日政府重建军力态势的发展，更已经昭然若揭的正进行之中。而遗憾的是，中国的抗战真相与作战贡献，也仍然没有得到历史应有的尊重。假如历史不能将公道与真相还给中国，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就永远留着一个无可弥补的缺憾，直接影响到人类对于历史教训的认知。 身兼作者与出版者，其中的过程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作者唯一的希望是，本书能够问世，对中日战争历史真相与有个交待。当然也把自己家的兄弟，全都卷进复杂的流程之中。而令人感动的是一些读者已透过网路，给我们的鼓励。作者只有期待更多的回馈与反应。 本书只是对于发掘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一个尝试而已，并非历史的结讨，因此期待更多读者与对抗日战史有研究之有心人的投入。希望能够透过网路的沟通（www.npla.org/glory），继续与读者共同探讨历史与关心中国。这将是一个开放的网站，会容纳所有抗日历史与中国面对挑战的主题。 假如作者预料的没错，中国很快就会遭到一次新的历史考验，而且绝对又会与日本有关。因为国际强权不会坐视中国迈向复兴与强大，而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不公的历史遗毒所隐藏的危机，也会再度出现在未来的历史之中。中国人必须要从历史教训中，看出历史挑战的轨迹，中国才能顺利通过风雨，迎接考验。 只要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已有掌握，就不必担心历史在明天对我们的挑战。参考资料 本书各章主要的参考资料分列如下： 第一章 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蒋永敬的《抗战史论》，都有深入的记录、考证与分析。 第二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Meirion & Susie Harries之《日本皇军兴亡史》。 第三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易显石等合着之《九一八事变史》。 第四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易显石等合着之《九一八事变史》。 第五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蒋永敬的《抗战史论》。 第六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蒋永敬的《抗战史论》。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 第七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及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 第八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 第十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及王禹廷的《细说西安事变》。 第十二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及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第十三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永敬的《抗战史论》，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 第十四章 有关中国当时的改革进展，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有非常的详细的资料，张玉法的《中国近代史》及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有极佳的整理归纳。 在军事上的准备，刘凤翰的《抗日史论集》有最为详细的资料。在整体社会与文化上的问题，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有很深入的分析。 第十五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有关中国内部分裂的状况，可参考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纲》，及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 第十六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及蒋永敬的《抗战史论》。 第十七章 有关西安事变最为详尽的资料，应推王禹廷的《细说西安事变》，以及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也有很好的评述。蒋永敬的《抗战史论》提供了许多基本的历史资料。 第十九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对七七事变有很精密的考证，蒋永敬的《抗战史论》对于当时华北军政局势，有很生动的内幕报导，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记录非常祥实，以及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对于日军的部署，有很好的资料。 第二十章 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与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更为详细的兵力资料与分析。 第二十一章 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对于平型关的作战，有非常精密的考证论述，蒋纬国编的《抗日御侮》有国军详细的作战资料，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分析日军的作战资料。也可参考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与黎东方的《细说抗战》。 第二十二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的《细说抗战》，王辅的《日军侵华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及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 第二十三章 孙宅巍的《南京保卫战》与《1937南京悲歌》，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张纯如的《被遗忘的浩劫》，李恩涵的《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以及唐德刚之《李宗仁回忆录》。 第二十四章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蒋纬国编《抗日御侮》，黎东方的《细说抗战》，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及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 第二十五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张洪涛《血祭大江》，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及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 第二十六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及冯子超《中国抗战史》。 第二十七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蒋永敬《抗战史论》，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及王建郎《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第二十八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及黎东方之《细说抗战》。 第二十九章 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对于共军抗日的一些重大事件个案，有非常深入的记录与分析。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则从共军的观点与资料，来记录共军抗日以及与国军的各种冲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国共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冲突与发展，有更广角度的看法。 第三十章 梁敬淳《史迪威事件》，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有一些特别的资料；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F.F.Liu《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及王辅《日军侵华战争》。 第三十一章 梁敬淳《史迪威事件》有很好的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更有最新的资料与分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都有大量的资料，报道这个事件的真相。当然魏德迈的《魏德迈报告！》，更是重要的一手资料。 第三十二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编《抗日御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及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 第三十三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梁敬淳《开罗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前因后果，都有很好的深入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中美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关系变化，有非常珍贵与最新公开的资料。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对英国惯以狡猾的手腕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有详细的描述。 第三十四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及黎东方《细说抗战》。 第三十五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抗日御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及黎东方《细说抗战》。 第三十七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永敬《抗战史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 第三十八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蒋纬国《抗日御侮》，冯子超《中国抗战史》。作者对抗日战争参考书目的简评与介绍 如果要想对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有一个完整祥实的了解，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内容丰富，而且大量引述当时的文件，以及各种相关历史著作的论述，史料非常的丰富与生动，是值得一读的抗日历史佳作。缺点是战争部分的分析比较薄弱，而且没有提到中共方面的活动。另外此书已经绝版，只能在图书馆中借到。 假如要想简单扼要地知道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对于这段历史，都有很精要与重点的论述，同时对于资料考据都非常的深入彻底。 要想以大历史的各方面角度来研究第二次中日战争，个人推荐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本书虽然是以史料佐证来评析蒋介石的日记，但是对于抗日战争的大历史环境以及前因后果，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更是有最新的资料，观点深刻广泛，是一本很有创意的历史佳着。 有关抗战前期的中国内部问题，蒋永敬《抗战史论》，因为引用当时重要关键人物一手的日记资料，所以很有内幕性与参考性的论述，可惜大部分资料，也只限于抗战前期的历史，但是却非常生动地刻画大历史的变动内幕，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 若是要以深入及专业研究的角度了解抗日战争，应参考由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这是由三军大学资深教官，引用中日两国作战资料，由作战角度编写的书，一共十册。而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在资料收集与考据上，是专业的学术著作，可惜的是，主要内容只有论及武汉会战以前的资料，但是在有关中共参与抗日的重大作战史料上，这部书的考证非常的专业，是学术性的论文。另外，中国大陆的王辅先生所着之《日军侵华战争》，同样收集极其丰富的作战史料，做到专业资料的考据，特别是有关日军方面的细部资料，非常值得参考。在有关共军抗日以及与国军冲突的报道，也有从中共方面的观点与记录。 梁敬淳的《史迪威事件》、《开罗会议》，对于抗日战争，中美之间的合作与争执，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更有非常珍贵内幕的资料考证，是解读这段历史曲折变化内幕的重要历史著作。 《Wedemeyer Reports!》（英文原著，未见有中译本）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战区各种的状况与问题，都有一手资料的记录、分析与详述。魏德迈以受知于马歇尔而得到擢升，但最终因为中国战区的战略利益问题，而与马歇尔渐行渐远，主要原因就是魏德迈看到，国际强权基于政治谋略，扭曲中国抗日事实的严重问题，并将会给美国以及全世界带来极大的危机。也由于他对于这个观点的坚持，使得魏德迈的前途遭到马歇尔与杜鲁门联手冷冻的命运。无论如何，魏德迈以亲身祥实的资料，为盟国当时在中国战区的错误政策，作出历史的见证。当然魏德迈并未放弃对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一些错误地揭露与批判。这本书非常具有历史的价值。 由陈香梅翻译，陈纳德着的《陈纳德将军与中国》，是从美国军人亲身参与中国抗日的观点，论述抗战期间的中国战区内外情势，以及揭露马歇尔、史迪威对于中国战区的可怕策略，有关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史奇迹，更是陈纳德功绩所在。 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是一本讨论西安事变资料最为充实与完整的书籍。易显石等合着之《九一八事变史》，对于九一八事变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极多，最有学术性的著作是李恩涵的《日本军暴行之研究》，最新的是张纯如的《被遗忘的浩劫》，而孙宅巍的《南京保卫战》，更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南京作战历史的层面，资料考证非常的精确。是作战个案研究的典范著作。《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作者郑浪平接受访问记 问：为什么会想到写作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答：为了想为中国的命运寻找一个历史上的答案，因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部分，它结束了西方殖民地时代的四百年历史，它开启了全球的冷战时代序幕，中华民族面临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之战，结果中国战胜了强敌，中国从被列强宰割与欺凌的「次殖民地」地位，一举成为联合国的四强，但是随即就因为国共战争的扩大，而造成中国的封闭与分裂。不过，由于各种政治上的问题，使得世界与中国人民，都对于这场历史关键的大决战，存有太多历史的疑问，造成现代的中国人面临严重的历史失忆症。 这种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症，不是中国人完全忘了抗日的历史，而是中国人在太多的政治压力下，面对历史的禁忌与残缺，中国人只能记得一些片断与变造的历史，这些偏差不全的史料，进而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理正常状态，让中国人失去自信与共识。假如中国人不能从这个历史的关键时代出发，去了解其中历史的真相与鉴戒，那么中国还是会陷在没有方向的挣扎之中，背负着太多沉重的历史包袱。 假如中国人自己不能面对重大历史的真相，肯定中国人在历史上的光荣，那么无论中国将来如何的发展富有，仍然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我相信日本人与国际强权，一直漠视中国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失去自己的民族历史与自信，半世纪以来，中国仍然无法肯定自己的过去。 问：也就是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历史资产？ 答：是的！因为这场历史上空前模式的战争，将整个中华民族全面的投入历史总结的考验之中，其中有着太多无法估算的历史经验与鉴戒，它让中国人再次的团结与自我认同，使得中国走出落后历史的封闭歧途，更让中国人知道，这个民族的富强与团结，事关人类历史的稳定与和平。 进一步而言，中日战争史应是人类共同的历史资产，因为其中记录了，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英雄的远略，枭雄的手腕，人性的光辉，兽性的可怖，验证了正义对抗暴政必胜的历史法则等等。人类既然无法离开历史，所有古代的一些特别文物遗迹都能算是人类共同的资产，那么一部由最多中国人的血泪所记录的现代历史，更是人类历史最高贵的共同资产了。 问：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要叫做「不朽的光荣」？ 答：因为这是作者对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的一个结论，在全世界人类面对法西斯的暴政威胁之下，中国人最早挺身而战，中国人的作战最久，中国人的牺牲最大，中国人获得的援助最少，中国人的贡献最多。没有中国抗战到底的英勇表现，人类能否顺利的击败法西斯暴政，真的还是一个疑问。 这就是中国会从被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一变而能成为联合国的四强的根本原因所在。绝对不是因为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太无助与太可怜的遭遇，而让列强同情中国的受难，因此给中国这样崇高的国际地位，而是国际社会知道，中国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太为重要了，「没有中国的奋战，就没有反法西斯的胜利」。 因此，中国人这种伟大的历史表现，应该是在人类历史中，永远值得记录的光荣，淡化与扭曲这个历史，是中国民族历史认同的一个失忆危机源头所在。 问：那么中国人在抗战的历史角色，应是战士而非人质？ 答：对的！因为目前在全球华人的社会中，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太过于强调南京大屠杀，或是慰安妇事件，而把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扮演的角色给偏离了焦点。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人不是孤苦无助，纯粹受欺的人质，而是造成历史正义胜利的光荣战士。 问：这本书的历史视野，已经超出单纯的中日战争？ 答：是的！因为个人认为，中日战争只是全球列强历史决战的一个环节而已，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并非只是受到日本的侵略，就连所谓的盟国，一方面依靠中国为它们挡住日本的军力，一方面还在不断的设法出卖中国。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历史危机的命运之争。 根据历史的事实是，围堵中国与弱化中国，并非后冷战时代的列强策略，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就是国际强权对付中国的基本策略，过去如此，很遗憾的是，如今照样，基本原因是，世界无法想象与接受一个富强中国的兴起。 问：你对日本人至今不愿为侵略中国道歉与赔偿，有何看法？ 答：假如了解一点日本的历史，这是一点都不足为奇的现象。因为国际强权基本上，就不愿日本认清历史的鉴戒，以方便继续操纵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与牵制，日本是一个缺乏是非观念，但是肯定胜利与崇拜强者的民族，对于中国有着历史性长期与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同时日本也缺乏这种大历史深度的反省能力。所以，中国自己都还没认清历史真相，中国自己还没有达到富强之时，日本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反省与认错了。 因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单是对日本人抗议是无用的，只有中国人自己先能够知道历史的真相，同时记取历史的鉴戒，设法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让日本重新尊重中国的强大，这样日本才会去面对历史，否则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将是一个无解的危机。 问：在书中，你也对苏俄与英国的立场与角色，做了很重要的分析与批判？ 答：根据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假如不能说出盟国所扮演的角色，就不能解释中日战争的历史所有的重大疑点。因为中日战争绝非是单纯的中日之间历史仇恨，或是利益冲突而引爆的，而是日本企图与苏联英美等国际强权战略与历史的决战所导至的。 问：由于国共战争的政治立场对立，华人对于由哪个政党领导抗日，一直有不同的资料与看法？ 答：这是造成所有中国人无法面对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华人社会之中，政治考量仍然影响到历史的记录。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方面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开放，对抗日历史的真相也有不少的报导，我也引用不少这方面的著作。 根据历史事实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决策与执行，都是国民党政府所负责的，但是国共战争的最后结果，却是共产党获胜，在中国「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支配下，中共当然不愿意将抗战主要功劳归给国民党。这样历史真相就很难不受政治的影响。但是若没有历史真相的基础，如何能够建立民族的认同，与记得历史的。 其实，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任何的隐瞒与曲解，都会导至真相的失忆，最后会造成人民对于当权者合理性彻底的怀疑。 问：所以这本书虽然是一个历史真相的探索，但还是触碰到政治的禁忌？ 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真相就是这样，我无权去回避事实。当然，说出历史真相，绝对没有意思去丑化某个政党或是一些政治人物，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历史也已经铸成了，但是鉴戒必须借着真相而保留，当今的政治人物实在不必去对号入座的背起历史的包袱。大家都应在中国的历史之前，面对真相，记取教训。读者更不必受到政治立场的左右，而能实事求是的面对历史。 问：写作这本大历史著作，一定非常的困难？ 答：理应如此。因为这段十五年的历史，有着太多的前因后果，以及国内外的因素牵动，加上立场、观点的重大差异，单是收集史料就是一个浩大的工作与投资。幸而已经有一些历史学者对于这段历史，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与资料的收集研判，有了这些基础，工作才能比较顺利的进行。但是，整个写作的过程，还是一个极大的智力与毅力的挑战，常常把自己逼到精疲力竭的困境。 除了资料的问题之外，个人认为写作中日战争史，最大的难处，还在于个人掌握历史的能力，以及排除政治立场的压力，个人认为，不应神化中国的抗日史迹，也不要丑化日本的作战表现，而能实事求是的找出历史的真相，以及历史变化的内在机微，才是一部有深度价值抗战历史的基本要求。 问：与其它抗日历史的书籍比较，本书的特点是什么？ 答：个人认为，本书一直以历史全方位的角度，来掌握抗日战争复杂的前因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特色。另外作者对于历史的决策与作战胜败的原因，都有相当深入的原因解说，不是单纯的记录事件而已。同时作者还指出一些决策上的选择，可以改变事件结果的建议，让历史不是过去事件的记录，更是人类经验的成长与鉴戒。 问：这本书对于军事作战相当的强调，那么你对整个军事行动有何评价？ 答：许多人都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是全世界最为优秀的战士，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同样是英勇的战士，我了解在战场中，中国很少有战胜的表现，不过这是因为中国的装备、训练、组织与社会结构落后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不勇敢作战。 试想一下，假如在中日战争的战场上，换成日本兵配备中国的武器、训练与后勤，华军则拥有日本的三军装备，那么日军还有交手的机会吗？以中国军队在十几场重大会战表现而言，假如换成任何一国的军队（包括德国人在内），若是只拥有中国的装备、训练与后勤，根本就不必打了。当接受美援的中国军队的装备，战力提升到与日军接近之时，日军就根本招架不住了，更别提假如中国的装备优于日军的时候，日本还能做出何种战力表现。总之，中国军队若是拥有合理的训练、组织、装备与后勤，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军队。 问：这本书是作者自费出版？ 答：是的！由于接洽过的出版商，都认为抗日战争历史是冷门书，本书又触犯了两岸的历史政治观点，在经济不景气市场的考量下，不愿投资出书。 不过作者认为，这本书有着相当重大的历史谜团挑战，可以解开中国人严重的历史失忆症危机，更可以成为当代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的鉴戒，三千五百万同胞的生命，十五年的血泪青史，已经隔了半个世纪，不能就这样无声的沉默下去。所以我们决定自费出版，也许这是一个不了解市场经济的选择，但是至少值得一试。 问：这条路一定相当的难走？ 答：对于一个从来不知出版流程的人，自己出书，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最后也只有将自己的兄弟拖下水，大家设法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所费的心力，真是事不经过不知难。不过，大家都有一个想法，想为中国尽些心，总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的。 问：你对本书的预期为何？ 答：我想书商的态度就是答案之一了。台湾在政治恶质化的影响下，已经开始从认同中国的共识中异化，中国人的历史与他们有渐行渐远的感觉，中国人世纪的艰巨挑战也不再有他们参与，台湾只想到今天能够立刻抓到些什么，昨天已是要遗忘的负担，明天则是高度的不确定，无论如何，抗日战争好象已经是无所谓的事。 中国大陆方面虽然对于抗日战争这个问题，有着比较强大的历史感觉，但是执政者仍然希望历史能够为政治服务，抗战的历史真相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预期这本书恐怕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 但是，写这本书原本就不是商业的动机，而是为了中国人英勇历史留下一个记录。这段历史，中国人会为它而流泪、中国人会以它为傲、中国人可以为它而扼腕、中国人也可以为它而鼓掌。历史就是历史，现代的人没有必要把它成为自己的包袱，但是却可以成为现代中国人一个无价的历史鉴戒。 无论如何，个人还是希望有真情真性的中国人，能够从这本书中，得知历史风云转折点的真相，不会再陷入历史失忆的民族危机之中。个人当然也希望两岸的政治人物，能够放下政治短期的利益考量，为了中国长远的发展，给历史真相一个机会。 问：你从一位畅销书的作者，成为一位冷门书的出版者，有何感想？ 答：自己从未计画出版畅销书，也没有故意要出版冷门书，其实写书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就是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说出他们忧虑的感觉与失落的记忆，中国人是这样一个大的民族，中国人曾经遭到这样重大的历史灾难，中国人有过这样动人的奋斗牺牲，这些历史不能就这样永远的沉默下去，而让血泪的历史成为政治变造的垃圾。附录 文史资料载： 1 “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各种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难怪当时重庆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不得不惊呼：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十二月，侵泰日军第十五军先头部队入侵缅甸南部维多利亚角，直接威胁仰光和滇缅公路，而英国人在缅甸的全部兵力总共只有两个英缅师。鉴于缅甸局势岌岌可危，鉴于英国殖民者顽固坚持退守印度的利己主义立场，同月下旬，中国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会后，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并发表谈话。 有记者提问：“委员长能否谈谈战争前景？” 蒋介石答：“日寇乃一区区岛国，只要英美诸国认清大局，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战场，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最多只需一年时间便可打败日本。” 记者：“据我所知，目前形势对中国不利。万一缅甸不守，请问中国政府有能力应付四面受敌的困难局面吗？” 蒋介石：“各位先生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鉴于亚洲局势日趋严重，我国民作出决定：不日将出兵缅甸，与日寇决战。” 记者：“请问蒋委员长先生，中国出兵有必胜的把握吗？” 蒋介石：“日寇虽然气焰嚣张，然终究只能逞凶一时。我军乃堂堂正义之师，与日军不共戴天，此次入缅作战系国家存亡之举，必然奋勇杀敌，置之死地而后生。” 记者：“请问中国出兵还有其它背景吗？” 蒋介石答：“日军若吞并缅甸，必然大举入侵印度，进军中东。缅甸不保，印度也危在旦夕。因此国军入缅，其目的不仅保障滇缅交通线，更为保障盟军统一战线之大业。” 第二天，蒋介石谈话被突出地刊登在《中央日报》及国内各大报的头版位置上。 缅甸之战立刻成为影响中国和亚洲局势发展的新热点。 2 中国政府出兵缅甸的消息立刻震动了西方世界。 对中国人的惊人之举，世界舆论反响不一。 《泰晤士报》评论员写道：“中国人决心重返缅甸的行为表明，昔日白种人在亚洲的统治权威已经破碎了……” 英国战略评论家Ｒ·Ｄ·费恩先生：“……中国人的决定不仅表明他们的军事潜力，更表现他们对于战争的信心。我正是从这一点中看出未来亚洲不容乐观的演变格局。” 澳洲《星报》：“中国人之所以敢于进行如此大规模远征，是因为他们感到美国参战，胜利终于有了保证……” 美联社评论：“蒋介石委员长……决心要在大联盟中扮演大国角色，并在世界战略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 英国政府敏感地作出反应。 十二月十四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代表英国政府表示：“一旦缅甸形势吃紧，愿以中国政府共同加强缅甸防务。” 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缅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印缅省，它在战争中的意义仅仅在于对印度构成一道外围屏障。对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来说，缅甸之役却势在必夺。缅甸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信道，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后方的安危。可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英国人虽然自顾不暇，却不愿中国盟友插手缅甸事务。 英国人这种缺乏诚意的老牌殖民帝国的顽固态度注定使会谈从一开始就罩上互相敌视的阴影。 蒋委员长在重庆黄山别墅会见并宴请英国客人。他满脸微笑，身着戎装，步出会厅欢迎贵宾到来。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亲自为丈夫充任外交翻译。蒋委员长显然对即将开始的中英会谈持乐观态度，因为大敌当前，英国人到处吃败仗，所以他指望从这个独眼英国绅士那里得到退回哄抢物资的确实保证，并就缅甸共同防务达成原则协议。 不料会谈开始，英方代表韦维尔抢先宣读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中国方面将“围集在仰光港的租借物资部分地转入缅甸防务”，并规定中国军队入缅人数“不超过一个团”。 委员长挨了当头一棒。第一轮会谈陷入僵局。 客人一出门，委员长脸色立刻变得铁青。宋美龄安慰道：“大令，同英国人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好在我的手里还有一张美国牌。” 委员长终于恨恨咆哮：“娘希匹！这些洋人，都是帝国主义，没有一个好东西。” 中英分歧引起白宫极大的不安。 罗斯福总统对英国人的短视和自私很恼火。中国人参战不仅对亚洲战局至关重要，对在欧洲焦头烂额的盟国也很重要。只要拉着中国人在亚洲坚持抗战，英美就可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不要忘了，人是战争最宝贵的资源，而中国有的是人。 罗斯福决心说服英国人放下殖民者的架子，同中国人共同抗战。为了协调英中军队的关系，美国派出一位将军到中国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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