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迪威根本就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总是自以为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中国抗战。蒋介石为了应付这样一位监军，只好投其所好，让他独当一面，负责指挥在缅甸与印度的中国军队，好让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庆，每天大搞兴风作浪与挑拨离间的活动，但是史迪威还是设法给中国战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整个中国战区就成为双头马车的领导，中国战区内部的“斗争”比对日军的作战，还要热闹。而原本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的各个派系，因听闻到内斗的讯号，而又开始私下运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设法保存实力，一方面不断大“告洋状”，闹的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使得罗斯福感到非常烦恼与困惑。史迪威这样的做法，正是体察到马歇尔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华”报告，马歇尔就非常容易说服罗斯福，中国是无用的盟国，只要口头敷衍蒋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实际支持中国战区作战，更别提装备中国的作战能力了。 31.8 中国战区内部的“陆、空大战” 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建筑中国通印度的雷多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建立中国对外的陆上交通线；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在战场上反攻日军的战线。而陈纳德是空战派，霍普金斯（HarryHopkins）与居里（Lauchlin Currie）是这派的支持者。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对中国的驼峰空运量、加强在中国战区的空军战机，以及在中国境内建立更多的空军基地，利用战机切断日本由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同时攻击其本土的国防重工业，并对于中国战场提供空中阻绝的空优支援，以对日陆军造成重大的战略打击。由于罗斯福看到陈纳德空军的优异表现，因此倾向支持空战派；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友谊又非常深厚，所以造成了史迪威极大的不满，竟然设法尽量制肘陈纳德，造成中国战区指挥部门里，随时都有可能上演一场陆军与空军的“大战”。 陆战与空战两派的观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立场，但是若以时效与成本而言，则应是空战派可行性更高。因为要想打通中国西南的陆上交通网，要涉及到英国的全面支持，以及冒着大量抽调中国战区前线兵力的风险，同时要有效的装备与训练中国陆军，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更何况史达林与丘吉尔都不会在决策上愿意支持中国打通国际通路，所以陆战派的计划更是难以实行。 但是若是设法大量增加在中国的空军数量（若能有一千架以上的战斗机）、提高驼峰空运数量（每月两万吨的物资），以及纳入印度北部的空军基地以扩充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力，这样中国战区空军，就可以充分发挥战力，一方面截断日本的战略运输线，一方面阻绝日本部队在中国战区的后勤补给线，这将会在中国战区发生决定性的战果。问题是，当时没有人看出空军在战略上，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角色。陈纳德将军是少数的空军战略的先知，但是他的权威既低，又受到史迪威、马歇尔全力的打压，根本没有让他发挥空权力量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擅自把华军两个精锐的师留在印度，名为训练，实为控制做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当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对于筹组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毫无兴趣，却一心只想调用中国战区的部队，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史迪威出身传统的陆军，对于空权的发展与潜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对于开辟空中运输走廊，是非常的悲观。他醉心于建筑一条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到云南的公路，希望这条公路能够打通美援的补给，以支援他建立新式华军的梦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设雷多公路所需费用的高昂、自然环境上的艰巨、时间上的缓慢；更实际的困难是这条建筑在深山蛮荒无人地带的公路，其运输能力既低，但修护与保养的工程费极大，因此以实际效益的观点而言，是极端的浪费。假如同样的资源、经费改为投资在增加空运能力与战机数量。结果会完全的不同。 而蒋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国能够优先反攻缅甸，以打通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就可以力转战局了。但是这个看法与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蒋介石认为盟国必须全面控制东印度洋海域，然后与中国以水路两面、南北夹击缅甸的日军，以重新开放缅甸的海港与纵贯铁路，才能达成打通援助中国的通路的任务（史迪威认为局部收复缅北、开辟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尔知道，如果蒋介石能说服美国这样做，将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丘氏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用尽一切力量、绞尽所有脑汁，反复进行各种破坏的策略，罗斯福终于拗不过丘吉尔的死缠烂打，加上史达林在旁的助阵，使得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一拖再拖，盟国原先答应对中国大量的武装援助，也就一延再延，至终都没有让中国拿到手。 当时中国对外获得援助的唯一管道，就是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线。这条高危险、高难度的航线，乃是维系中国抗日力量与心理的援助生命线，但是在英美相关官员的存心杯葛之下，起初的运输量极其有限。美军负责中国战区空运的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赛尔，更是一位坚决执行马歇尔与史迪威政策的美国空军将领。在他认为，驼峰空运支援中国的行动，不过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认定空运的数量既无必要，也很难实质的提高。 由于空运吨位极为珍贵，因此蒋介石希望进行最为有效的利用，所以将运补的重点，摆在空军的支援上，以发挥以小博大的作用。而史迪威是一个没有统兵经验与能力的军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长，已经错过在美军部队里能立功、发展的机会了。因此史迪威转而产生强烈的“戈登情结”，希望能够自己像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Chinese" Gordon），在中国训练与统领一只打败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所以史迪威是有心在训练与掌握中国的军队上投资，建立一支由自己训练与统帅的中国部队，然后为自己留下一个在异国立下显赫战功的“传奇历史”，同时洗血他在缅甸战败的耻辱。 因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其中已经退到印度的华军部队，由中国加派兵员补充，在印度就地接受改装、训练，成为全部美式装备的部队；另外在云南设法调训中国三十个师的部队，以进行反攻缅甸的夹击作战。这个计划符合蒋介石认为中国部队战力必须要先提升，才能反攻缅甸，打开对外通路的重要战略布局。这是中国抗日的主要战略规划之一，因此蒋介石指派陈诚在云南，成立远征军总部。史迪威自己却希望能够乘机掌握中国的军队，在他率领下先反攻缅甸报仇，功成之后，再回师中国战区，拿下蒋介石的军队指挥权，以成为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史迪威计划的前提是，盟国必须打通缅甸的陆上交通网，才能提供他组训中国陆军部队所需的装备。但史氏的这个观点，又与丘吉尔、马歇尔发生了冲突。 31.9 罗斯福总统遭到马歇尔的蒙蔽 蒋介石眼见英国根本就在反攻缅甸的战略上，大唱反调，因此他要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挽救中国战区急需的要求，一、提供中国战区五百架飞机，以增加中国战区打击日军与切断日军南北海运的空军作战能力。二、驼峰空运设法提高到每月五千吨。三、设法提供三个美军作战师部队，进入印度，以参加盟国的反攻缅甸作战。但是史迪威竟然拒绝将申请飞机的要求，转交华盛顿，而又不向蒋介石提出反对理由的报告，因而严重延误了中国战区的战力部署。 加上马歇尔在没有知会蒋介石的情况下，擅自以北非战局紧急，而将原先隶属中国战区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全都调走，引起蒋介石的愤怒反弹。蒋介石眼见盟国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一直都在设法占中国的便宜，中国根本没有拿到实质的援助，反而要承受来自盟国的压力。而在一九四二年五、六、七等三个月，驼峰空运的援助物资，分别只有八十、一百零六、七十三吨。如此少的数量，简直形同儿戏，而中国战区几乎已经到了飞机不能动、汽车不能走、工厂不能开的危急地步了。 因此蒋介石设法要宋子文紧急求见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作出合理的交代。由于史迪威与马歇尔不断提出相反的情报，造成罗斯福在判断上严重困扰，因此他决定了解中国战区的真相，并且调解中国战区将帅不和的问题，特派其行政助理居里，前往中国，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且设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误会。 居里到达重庆之后，与蒋介石进行十多次的会谈，他告知蒋介石，史迪威是马歇尔最为信任的部属，而罗斯福又非常倚重马歇尔，所以史迪威的立场与问题，背后实在是代表马歇尔的看法；蒋介石若是打击史迪威，就等于在华盛顿得罪了马歇尔，以后会产生更大的困扰。 蒋介石在了解这层关系之后，又得到罗斯福许多亲切的问候与保证，特别是盟国反攻缅甸的承诺，需要史迪威这种有缅甸作战经验与报仇心切的人来执行，所以蒋介石也就接受了居里的调解。在这接触中，居里甚至揭露了美国军政决策人士的亚洲战略底牌-- 他们规划中国东北与台湾的主权，在战后将交由盟国托管，而不是直接归还中国，以作为西方国家削弱中国的手段。这当然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惊，也伏下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力争中国领土与主权完全的决心。 但是史迪威却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他对居里大量揭发蒋介石与日本人接触谈判的谣言6，以及夸张中国内部分裂的政治内幕，并且要居里建议罗斯福，采用两个可以制服蒋介石的绝招：一个是控制美援的数量，一个是要叫蒋介石接受与延安组织联合政府，这样保管美国政府可以把蒋介石当成傀儡一样来操纵。 不料史迪威的建议与态度，却造成罗斯福的不满，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写信给马歇尔，特别提到史迪威采取控制美援，以威胁控制蒋介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希望马歇尔能够告知史迪威，要尊重蒋介石代表中国的事实。但是史迪威在马歇尔的撑腰之下，仍然肆无忌惮地玩弄这种“胁迫”中国听命的手法，继续把中国战区搞的是乌烟瘴气。 盟国在二次大战对于后勤支援的指导原则，就是一定把中国战区放在任何排列顺序的末尾。驼峰空运的量本来就相当有限，再加上毕塞尔的暗中作梗，更是造成补给的严重不足。因此以这样有限的援助物资，假如要装备史迪威所训练的陆军师，就无法同时支援陈纳德的空军作战。 当时陈纳德在中国战区，正负责新组成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任务是支援中国战区的华军作战，与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洋战略物资的海上补给线。日本国内一切的军火、工业生产，都仰赖这条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因此这是一条决定日本作战能力与成败的生命线所在。空军在支援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上，为力量已经耗竭的中国军民，维系了抗日的士气，因为中国战区的六百万部队，实在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继续撑下去。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德对使用有限空运物资的优先权起了严重的争执，陈纳德认为，在有限的空运量下，与其分散着装备陆军，不如集中提供空军使用。但是史迪威则坚持要将补给品交给陆军，以协助训练一支“史家军”，好早些让他能率军反攻缅甸。因此史迪威全心都放在训练美援的“史家军”身上，但是由于当时长达六年的全面战争，中国的兵员已近枯竭，同时中国的役政，又在制度落伍与人谋不臧的状况下，运作失当；战时人民的生活困难，营养不良的情形相当普遍，身体合格的兵员更是极其有限7，因此当时华军中缺员极多，为了满足史迪威的需要，中国甚至需要从前线抽调部队的兵员，以充当“史家军”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战区前线防守的兵力更为不足的问题。 由于中国作战部队的员额不足与装备奇缺，华军就更为需要空军的支援，才能挡住火力、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攻势。但是史迪威却又要将有限的空运物资，优先支援反攻缅甸的陆军装备，毕塞尔则是不断地推脱自己的责任，认为在现阶段的情形下，驼峰空运的数量“无法改善”。因此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陆军与空军，为了美援物资的分配，与战略的重点选择，争得难分难解。 一九四三年五月，蒋介石眼见史迪威与马歇尔的一再阻挠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因此决定向罗斯福建议，直接召见陈纳德，以提供中国战区第一手的资料，让罗斯福能够彻底掌握中国战区的实情。马歇尔非常的惊恐，担心陈纳德会把实情告之罗斯福，因此立刻下令史迪威也赶回华盛顿，在总统面前设法为自己扭曲中国战区的情报圆谎。史迪威在面见罗斯福时，竟然口不择言地表示，蒋介石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的老无赖。” 当罗斯福首次从陈纳德那里得知中国战区的真实状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才是事实 -- 美国不但只是近乎象征性的援助中国，而且马歇尔所呈报的中国战区情报，与陈纳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罗斯福立刻与宋子文见面，直接与主动地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决定将空运数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吨，再设法增加为每月一万吨，并且将给中国战区五百架战机，及同意召回不断制肘中国空运的毕塞尔回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斯福已经觉察到自己在中国战区的问题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亲自要求陈纳德，有事不妨亲自写信给他报告。罗斯福特别指出，信不得经过参谋长马歇尔的正常军方管道。这在美国的政府体制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因为陈纳德只是一个中国战区的少将阶军官，竟然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可见罗斯福已意识到他严重缺乏中国战区真相的情报。马歇尔当然更把陈纳德拥有直通白宫的特权，当成必须要扑灭的危机处理，造成了美国陆军部上下，对陈纳德都采全面封杀的态度。 31.10 史迪威出卖中国战区利益 此时，丘吉尔赴美以商讨盟国的战略，这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会仪”（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会中决定了盟军继续在地中海的对意大利半岛攻势8，以及决定了亚洲战场的战略。罗斯福允许中国的宋子文参与部分会议的讨论，史迪威与陈纳德也参与此会。丘吉尔当然率领英国代表团，不断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英国甚至提出毫无实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苏门答腊的作战计划，真是把美国搞的啼笑皆非-- 当时英、美连东印度洋 的孟加拉湾都无法掌控，那里有力量去攻苏门答腊？ 总之，丘吉尔的心态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会支持提前反攻缅甸，而让中国打通援助的大道。因为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罗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装中国军队，以成为反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构想。英国了解中国人是能够作战的民族，目前之所以无法发挥战力，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装备与训练而已。 一旦得到适当的援助，有了可以击败日本的军力，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国的摆布了。 所以丘吉尔在会议中，一再地东拉西扯，最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之下，才勉强对反攻缅甸达成一个含混的立场看法。英国同意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以牵制日军。这是由于英国担心日军进攻印度，同时这个作战方案，对于打通补给中国的通路，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处”是，这可以抽调中国战区的军力到缅甸边区，让本土受到日军正面的打击，这样中国就可能要为了缅甸作战，而牺牲自己。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最为担心的战略陷阱。 三叉会议中，罗斯福对于史迪威的表现与态度，相当的不满，因此罗斯福就直接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拥有优先使用驼峰物资供应，以及独立作战指挥的权力，而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也真的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其有限的装备与后勤状况下，十四航空队平均每月击沉日本十五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的记录，日本的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竟造成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会议上，与宋子文大唱反调，演出中国战区内斗的全场“铁公鸡”，而且不断以违背实情的言论（比方“中国不抗日”）诬蔑中国，因此宋子文认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职务，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华盛顿争取到盟国的支援。中国战区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恶意中伤的立场下，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决定进行全方位的布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换史迪威，以为中国战区的内部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蒋介石长期的不满，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对于史迪威的许多言行与做法，也并不能认同，加上英国负责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经常与史迪威发生冲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组中国战区基本结构的建议，以彻底解决问题，以及改进战区运作效率不彰的危机。 宋子文建议，为了让中国战区代表，可以出席盟国的联合参谋团，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可以改由蒋介石任命一位中国将领出任，副长官由美国将领出任，参谋长由中国将领出任，副参谋长由美国将领出任，其余参谋职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这样中国战区就可以参加盟国联合参谋团会议，为中国战区争取资源。同时史迪威也就可以因为中国战区全面改组的名目，毫无痕迹地加以调职。 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31.11 抗日战争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不料这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安排，因为史迪威设法牵动中国内部的政潮，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各种有关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组中国战区来扩大自己派系权利的谣言，开始大量地出现。特别是将由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更是热门的权力斗争焦点。由于宋子文代表当时所谓“政学系”的力量，开始批判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何应钦等“旧派”团体，因此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当时由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面，整合宋美龄与“CC”派，开始与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触。史迪威当然拿他的靠山作为威胁，假如他去职，马歇尔将会全面的报复中国，杯葛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考虑这些问题之后，竟然动摇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最糟糕的是，此时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蒋介石，表示她们负责说服史迪威“悔改认错”，就不要撤换他，以免遭到马歇尔对中国战区的全面报复。何况当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史迪威已经熟悉缅甸的战况，假如中国热切希望盟国反攻缅甸，那么很难找到比史迪威更为熟悉缅甸的“人才”9。 当然这也可以压制宋子文的政学系的“夺权”，而蒋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将中国战区的司令官职务交给其部属10。 在这个历史重大的转折时刻，蒋介石突然转变立场，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头认错，那么就不必撤换他，也不改组中国战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从原先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被调职的前夕，由于获得宋家姊妹以及国民政府守旧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这一场绝地大反攻的胜利，当然导致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近乎摊牌的冲突。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于是决裂，宋与政学系相关的人马遭到冷冻，蒋与爱将陈诚等人一并保持距离，以防他们的权利串联与扩张；而何应钦则得到特别的重用，白崇禧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由于上层权力的变化，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都暗中受到特别的“待遇”，兵员补充与后勤补给都遭到严重的影响11。 在最后一刻变卦让史迪威留任，可以说是蒋介石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影响到开罗、德黑兰会议对华所造成的历史命运；种下日后华军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之危机的原因，也使得盟国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中国，及日后整个中国抗日历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运。因为蒋介石续任中国战区司令官，无法在盟国联合参谋团中占到一席之地，就不能参与战略决策和争取后勤支援。而史迪威本性难移，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造成中国战区的指挥系统的人心涣散。一九四四年，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猛烈打击下，中国战区全线溃败，罗斯福无法为支持中国找到理由，最后决定出卖中国，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的承诺。 史迪威以卑躬屈膝的态度，用发动中国内部政潮的手段，从被撤换边缘争取到留任之后，当然更是要存心报复“花生米”给他的威胁。他一心盘算自己最后如何能够统帅所有的华军作战。他的计划是先设法在缅甸打场胜仗，以洗刷失败的耻辱；然后扶植自己的人马，再从蒋介石手上取得军事大权，这样就可以彻底的羞辱蒋介石，并全面掌握中国的军政大权。 史迪威被留任的一个月后，就代表中国战区的军方，参加开罗会议（原本多年来代表中国战区的，都是由宋子文担任这个角色）。史迪威在会中最后的关键时刻，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已经无力与日本再战，蒋介石随时会垮台。因此最后造成丘吉尔观点的胜利，让罗斯福撤销对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计划的支持。接着史迪威又部署私下反攻缅甸北部计划，然后由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出动的远征军，投入这个效益极差的作战，罔顾中国战区面对日军决战时军力配置的优先顺序，而在准备的布局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接着，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以后，史迪威更是想尽办法破坏中国的防御作战计划，继续强迫蒋介石调派接受美援的中国军队，参加缅北原始森林作战，造成中国战区战略预备队全被抽空。而所有宝贵的援华作战物资，也都被挪到缅甸战场使用；陈纳德所指挥的空军支援华军作战方案，更是被史迪威一再干扰，根本无法全力出击日军，造成中国军队在从南到北，在所有战线上都面临溃败。 在这个关头，罗斯福终于对中国战区失去了信心与耐心。一九四四年七月，罗斯福干脆直接要求蒋介石交出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以解救中国战区的危机。史迪威得意洋洋地到处拉帮结派，准备要接掌中国军事的指挥大权，并且扬言他将要给八路军美式装备，已威胁蒋介石政府。面对中国战区的全面崩溃，蒋介石为了挽救战局，只有认真考虑接受这个安排，以争取盟国的援助，来阻挡日军的攻势。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派赫尔利（PatrickHurley）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节整个指挥权移交的过程。 31.12 史迪威得意忘形遭到革职 此时，史迪威已经以“即将就任”之中国战区总指挥官的身份自居，每天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造成中国战区全面上下动荡不安。许多军政领袖，担心蒋介石成为虚位傀儡后，自己的下场又将如何？中国内部已是人心惶惶不安，又有谁能集中心力去面对日军的攻势呢？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史迪威更以极其粗鲁的态度，拒绝蒋介石调动远征军进攻缅甸八莫作战的要求。因为在史迪威认为，中国的驻印军与远征军，都是他个人的“私军”，因此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史迪威的动作，进一步让蒋介石觉得，史迪威若一旦拿到中国军队指挥权，甚至可能会成为美籍的中国“军阀”，可能完全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 而史迪威立刻将蒋介石的调军要求，渲染成为蒋介石要保全实力，不愿抗日的阴谋罪证，回报马歇尔。这是丘吉尔找到狠狠地给中国临门一脚的机会，那就是配合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夺权计划，也插上一腿。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美、英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战略会议，丘吉尔见罗斯福为中国战区的战局严重失利正苦恼不已，立刻施出绝招，一反其原来的立场，竟然主动地“口头”答应美国的要求，表示愿意派遣英国部队，从海路、空降进攻缅甸首府仰光，以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击在缅的日军。但是这个方案根本没有知会中国，而完全是丘吉尔信手拈来的备案之一。 这原是中美两国多年来，一直争取英国参加反攻缅甸作战的陈年老案，罗斯福当然相当高兴。但是此时马歇尔却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有意将在缅北作战的华军，抽调回中国作战。马歇尔这种混淆视听的讲法，立刻激怒了罗斯福。他立刻愤怒地表示，盟国好不容易终于决定准备联合反攻缅甸，怎麽蒋介石却又要临时抽腿12，他在愤怒与不满下，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再发电报给蒋介石，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电文以极端率直与粗鲁的语气，要求蒋迅速交出华军指挥权给史迪威，以免影响整个战局13。 事实上，丘吉尔表示英军将以海空军反攻缅甸，根本只是英国政府整中国的花招而已。丘氏看到罗斯福已经发怒，，认为“是蒋介石不肯配合”盟国方案，而向蒋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其破坏中美关系目的已经达成，所以立刻又通知美国，英国实在无法调派部队进攻仰光，所以必须取消联合反攻缅甸方案。这种阴谋出尔反尔的做法14，当然不可能是英国政策决定的“错误事件”，丘吉尔根本就是以此手段，来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影响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 但是罗斯福措词严峻的电报，已在九月十八日传到重庆的美军总部。 史迪威看了，简直是得意忘形，立刻要求晋见蒋介石，要当面给蒋“好看”。而此时蒋介石正召集主要部属，拟定正式派任史迪威指挥华军命令的文件内容。史迪威不顾赫尔利的劝阻，坚持要当面交电文给蒋介石，他要亲自看到蒋介石阅读电报而受辱的表情反应。此举果然产生了惊人的“反效果”，蒋介石无法接受这种羞辱，因此他突然下定决心，甚者不惜与美国完全决裂，也要驱逐史迪威离开中国。（可惜是太迟了！） 蒋介石立刻停止将指挥权移交史迪威的文件起草工作，而召见已被冷冻多时的宋子文，草拟回复罗斯福的电文。蒋介石在电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他对于原先答应罗斯福，由美军将领指挥华军的立场与原则不变，但是史迪威已经失去全体中国军民的信任，因此必须立刻解除其一切的职务离开中国，否则中国不惜承担任何结果。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此面临全面破裂的危机。 此时，赫尔利对于史迪威这种鲁莽与不敬的行动，也大感不满，他看出中国战区正面临崩溃的边缘，他认为假如中美真地就此决裂，对于美国绝对是有害无益。因此他直接向罗斯福发出电文，指出史迪威已经成为中美盟国之间的真正问题所在，因此撤换史迪威，是唯一可以挽回中美关系的必要条件。罗斯福这才发现，自己的鲁莽而把问题给弄僵了，事实上美国绝对不能失掉与中国合作抗日的关系，于是开始力排众议，思考撤换史迪威。 史迪威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粗鲁无礼，已极长期打击、分化中国战区，已经伏下了大祸，而由自己统率华军，而建立一支“史家军”的美梦，就此破碎。虽然史迪威想要设法挽回，马歇尔也一再为史迪威说项，罗斯福一度提出，希望将史迪威调离参谋长职位，但是仍然可以在中国战区中负责训练军队的安排。但是三年多以来，史迪威种种恶劣以及的表现，是让蒋介石彻底地绝望与清醒了，因此他是铁了心，不惜玉石俱焚，非要史迪威离开中国战区不可15。 31.13 撤换史迪威以挽救中国战区 这时候，罗斯福才了解到史迪威的问题严重性。因为美国知道，盟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主力军团。于是原先趾高气扬，要求蒋介石解除兵权交给史迪威的罗斯福总统，终于在十月十七日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解除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有的职务，并建议由蒋介石提名三位美军将领继任。 罗斯福最后圈选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中将成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而自从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战区就不再发生任何中美之间战略与意见的冲突。罗斯福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开始怀疑到马歇尔的阴谋。但是此时罗斯福已经衰弱到无法去追踪这个怀疑了。魏德迈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同时将缅甸的职务交给美军将领苏尔登负责。在中国战区，蒋介石与魏德迈立刻着手合作，设法稳住日军凌厉的攻势。 当史迪威被调离中国战区之时，立刻引起外国媒体竞相报道内幕，纷纷指责蒋介石运用权谋，打击一位“了解中国国情”、勇敢善战与正直批评中国腐败的美国军人，好像中国战区调离不适任的美军将领，是对美国的大不敬。（试问，当时中国战区的溃败，时谁该负主要的责任？）这些媒体多半是思想左倾的记者，与呼应西方分裂、弱化中国之谋略的撰稿人。 史迪威事件至此才终于告一个段落，他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三年半的时间，根本就没与组织中国战区参谋部的运作作业，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参谋作业，他多半时间躲在缅甸的原始森林策划“罗宾汉式”的传奇作战，他对于中国战区，除了不断扭曲中国抗日实情的“战报”之外，就是设法运用美援物资的分配，引爆中国战区的内争。他在外打击中国战区争取援助的申请，在内训练自己的“私人”军队，为了个人的声誉而非为中国战区作战；他挑拨中美之间的关系，制肘陈纳德空军的作战，在最后还想以权谋夺取中国的军事指挥大权，因而让中国在整个战线上溃败，这就是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对中国的“贡献”。 纵观中国战区的设立与史迪威事件之发展，固然英美军政决策层所表现的狠毒与设计，令人感到心寒，但是蒋介石也同样要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失当，而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宋子文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以及撤换史迪威的安排，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与关键性的历史性政略，可惜蒋介石无法掌握时机与方向，因而造成历史的大错。 假如在一九四三年，中国战区得以改组、史迪威被撤换，那么无论是开罗会议还是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虽然丘吉尔与马歇尔仍然会加以破坏，但是由于没有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内应，他们就少了关键的支持。特别是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的时候，假如当时的中国战区，能够上下一心、全面合作，在缅的远征军可以回防、盟国的空军可以增援，那么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也许就不会有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以及原子弹的投掷了。 31.14 魏德迈力挽狂澜 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16，可以说是出任艰巨，因为当时的中国战区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日军正长驱直入地攻入华南地区、中国的政情出现分裂与斗争、经济危机几乎已经发展到失控的状态、华军在华南战线失去战力、美国驻华的空军基地已损失了一半以上。而马歇尔更是要看魏德迈如何处理他的职责，假如他与蒋介石能够合作成功，马歇尔当然会另外想办法，以挽回他的计谋；美国新闻媒体也希望魏德迈失败，已证明中国战区的问题，是在蒋介石而非史迪威。 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的关头，魏德迈匆促地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在接任之后，简直不敢相信，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国战区参谋部，只是一个空架构，没有参谋部的组织与运作、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及后勤作业体系，史迪威事实上是丢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这时魏德迈才明白，为什么中国战区的问题，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史迪威在中国战区近四年的时间，只全力在搞扩张自己权位的斗争，根本没有为中国战区的抗日作战，进行任何的规划与参谋作业。魏德迈虽然曾是马歇尔拔擢的将领，但是他仍然发挥军人本色的品德，优先解决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接着在一个月内，就组成了中国战区的中美联合参谋部，让中美的军事首长能够在每周举行的会议中，共同商讨军事与作战的问题，已取得军事合作的默契（这是中国战区成立四年以来，第一次的中美高层军事合作）。 魏德迈也从来不玩以美援作为勒索蒋介石与收买人心的监军动作。他发现整个中国战区的美援数量，竟是只够一个美军师的消耗量（每月二万一千吨，而中国战区当时有六百个师部队），单是这种稀少的后勤供应 ,若是换成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部队，早就战败投降了。他亲自深入中国部队，实事求是地了解问题所在，向蒋介石提出全面改善军事训练、后勤补给军人待遇等的可行之建议，建议中国必须设法缩减军事单位的数量，及充实军中的员额。由于魏德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诚恳待人的态度，蒋、魏之间几乎是立刻就建立起彼此尊重、互相赏识的合作关系。蒋介石也同意参考美军的编制，改革中国的部队组织与训练，特命何应钦成为陆军总司令，负责调训改编现代化的中国部队。 附注： [1] 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得胜利，这个贡献和中国得到的帮助完全不成比例。从另一边来看，英国与苏联所得到美国大量的援助，实际上远超过维持战力之所需，所以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不够分”的结果，而是英、苏有计划地要用机会在背后压制与打击中国，以防止中国在战后兴起。这个观点也可以从《魏德迈报告！》书中看到。由于魏氏对二次大战时美国总体战略资源有最清楚的了解，他的分析值得重视。 [2] 马歇尔与史迪威之间的交情非常深厚，所以两人的合作更容易如此密切无间。 [3] 史迪威的个性自大、刻薄，他最常被叫的绰号之一就是“Vinegar Joe”. [4] 不过蒋介石与其他外国军事将领的相处记录，却都非常愉快，象他与多位德国军事顾问，几乎到了可以推心置腹、直接商量作战决策的地步，与几位苏联军事顾问也能相敬如宾。他与美军的陈纳德与魏德迈，也能合作愉快，唯独与史迪威是个例外。 [5] 例如英国就曾在一九四二年，直接“抢夺”中国藉道缅甸的美援军事装备，而闹出轩然大波。 [6] 史迪威以及他身边的政治顾问如戴维斯、谢伟志等人，不断在他们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蒋介石已经秘密与日本达成停火协议，所以国民政府的军队根本是不抗日、假抗日，蒋介石只是个想骗取美援军火、物资来储备内战本钱的狡猾机会主义者。这些指控已经被独立客观地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在战后（1951）对日本“中国派遣军”高阶军官与资深参谋的审问结果，证实了蒋介石与日军从来连正式的谈判都没有，秘密停火的默契更属无稽。事实归事实，直到现在还是有历史著作采信史迪威、戴维斯等所宣传的谎言。 [7] 当时能被征召的中国兵员，够通过美国制定之体检标准的比率，，只有二二%。虽然中国的人多，但抗战的消耗的确太大，可用的兵源，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 [8] 丘吉尔如愿以偿地得到罗斯福的同意，把盟国的军力浪费在进攻意大利（与战胜德国没重要的关联），而牺牲了提早渡过英法海峡直捣德国心脏的战略计划（BOLERO-ROUNDUPPlan），使得收复欧陆的时间更被推后。丘吉尔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时间，由苏联来将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揉成碎片，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少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 [9]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理由非常正确，要找到像史迪威一样，先乱指挥大军而遭惨败，随后又为了自己容易逃命而甩掉部队的将领，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10] 宋家姊妹与长兄宋子文严重不合已久，一九四三年，宋美龄前往美国进行游说活动，多少有牵制宋子文势力的谋略在内。蒋介石曾经被迫指示，在与美国政府的交涉中，宋子文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与立场。 [11] 为了防止个别战区司令官发动兵变，何应钦祭出严格控制兵员与补给的制度，结果在后来的日军全面攻势中，甚至连在最为危急的时刻，没有何应钦的命令，连战区司令官--包括汤恩伯、薛岳、孙元良在内--都不能拿到作战物资。尤其在日军进攻广西的当头，华军眼看着后勤补给站中军火充足，自己的部队虽然面临弹尽援绝的紧急关头，但是没有何应钦亲口的命令，仍然拿不到军火作战。 [12] 由于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罗斯福总统的思考这时候已经出现混乱的情况，常把问题的因果关系颠倒。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去世。 [13] 事后检讨，当时罗斯福并未详细地斟酌电报的内容与语气，原来马歇尔发出的电文是未经修饰的底稿，罗斯福就草率地在一大批文件之中签发了。 [14] 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信口说慌的记录实在不胜枚举，他的脸皮之厚，足以抵挡原子弹的轰炸。 [15] 当然也因此伏下马歇尔在杜鲁门任内，对付国民政府，以全面报仇的历史大祸。 [16] 魏德迈（General Albert Coady Wedemeyer）出身西点军校，在二次大战前又从德国陆军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毕业，并为美国陆军部主持了反攻欧陆之作战计划（TheVictoryProgram）的设计，他可以被称为盟国的首席“大战略家”。但由于魏德迈对中国在二次大战的贡献与受到盟国不平之待遇有清楚的了解，而坚决反对马歇尔、杜鲁门不合理的中国政策（不仅没有正义，亦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却因此牺牲了他个人的整个军旅前途。他于一九八九年去世。第三十二章、保卫重庆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重庆就代表了中国人抗日的中心所在，日本对于重庆是恨之入骨，日军曾经企图以各种方法，来消灭或是摧毁重庆，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五月，对于重庆进行日以继夜的大轰炸，造成平民高达上万人的死伤，但是所有的中国军民仍然不肯屈服，重庆仍然是抗日的中心。 日军在一九四??年夏季，再度对重庆发动长期的战略轰炸，特别是在八月份，日本飞机的炸射简直没有一天停止过。当时中国的空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无法阻止日机的袭击，重庆几乎被炸成废墟，而中国的军民，每天都生活在日机攻击的危险下，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岗位，抵抗日本的侵略。 “重庆精神”成为日本皇军无法抹除的抵抗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当日本南方军顺利攻略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战略目标之后，回报日军大本营：“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日本是绝对没有想到，先进西方国家的军队，是这样不堪一击，而对照之下，中国军队竟然是如此顽强不屈。日军大本营在狂喜之余，开始筹划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对日本来说，冷酷的现实是中国的顽抗，假如中国事变没有结束，日本就别想执行其他任何的战略构想，因为日本的兵力根本不够分配。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全盘检讨整个战局之后，开始倾向接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建议，就是日本对外作战问题，是从中国战场开始，就要尽量设法先结束在华作战的观点。因为只要“中国事变”不能告一个段落，日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完成其控制东亚，与德国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中国在抗日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限韧性，真是叫当时“无敌的皇军”不知如何是好。 32.1 日军曾经研拟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日本的大本营考虑到，既然重庆的国民政府绝对不肯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汪精卫的伪政府又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日军准备对于重庆政府，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直接进攻四川与席卷云南，以击溃中国的抗日意志之外，也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何况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军力最为低迷的时刻，在西北与西南通路都完全中断的情形下，中国的实际外援已被掐断，正是日军一劳永逸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时机。 日军直接攻占四川，以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构想，特别受到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支持。中国派遣军与日大本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决定将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并且准备在日本国内，再动员二十三万的后备军人，以支持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所需的兵力；又把日军名将冢田攻中将，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为在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日军正是准备将当时的第一战将，担任进攻四川的先锋指挥官。 当时日军拟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准备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指挥，分成南北两路向西进攻。日军准备特别组成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一军、第七军与第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是为北路军，先由山西、河南交界处，分道渡过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之后，主力向南旋转，越过秦岭，与由汉水进攻汉中盆地的另股日军会师，由北方的侧背进攻四川的成都平原。另外由在武汉十一军的五个师团组成南路的日军，则由长江的宜昌附近逆流西上，突破华军在三峡山区的防线，直接攻入四川的东部，然后将兵力直指重庆。攻入四川的两路日军，最后在重庆会师，攻占整个四川，在乘胜扫荡华军对外联络的基地云南。这样可迫使抗日的国民政府，再向西南的西藏败退，或是向日军屈服求和，或是沦为地方游击政府。日本希望这样就可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调出部队准备与盟国进行决战。在日军准备攻势的压力之下，当时的蒋介石甚至考虑过，假如四川遭到日军攻陷，他将准备将国民政府迁到西康，继续进行抵抗。 但是当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所需之后勤准备与兵力集结，都在旷日费时的筹备时，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线，因为开始受到美军的反攻，而出现逆转的状况。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军开始以强大的兵力，反击日军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前进基地，迫使日本大本营决定，抽调在中国战区的部队与后勤支援，优先到南太平洋地区，设法顶住南方军不利的战局。 此时，日军大本营不但缺少充裕的兵力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五号作战计划，甚至还要从中国境内抽调兵力支援南太平洋。所以日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底，被迫决定终止五号作战计划，并以正式命令通知中国派遣军，设法维持在中国战区现有的战略局势，而放弃执行进攻四川的构想。日大本营的决定，令中国派遣军非常失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虽然准备采取独立的西攻计划，但是他的坐机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炮火击落身亡。日本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的行动，也就完全的停顿下来。 放弃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日军在基本战略上极大的失策。因为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到此时虽然已看出，能否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是日本整个大东亚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它却没有断然执行的决心。日本一则就要不惜代价的全力执行五号作战计划，以将中国的国民政府打成流亡的游击政府，要不然就要设法提出中国能够接受的和谈条件，好将日军从中国的战略陷阱中抽出，否则日本主要的军力都陷在中国战区，最后只有面临惨败的结局。 因为以日本这样一个作战资源有限的国家，绝对不能同时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还能有能耐与国际强权在另外的战线作战。日军大本营竟然为了西南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初期的逆转，就放弃在中国战区的决定性攻势，足见日本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掌握到日本战略胜负的关键所在，又如何能够赢得这场历史大战的全面胜利？ 32.2 惊动国际瞻观的鄂西会战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大本营调出王牌，指派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出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是日本陆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虎将，他出任十一军司令官，就是要重新掌握中国战区的日本战略机动部队，虽然日军大本营放弃了五号作战计划，仍然设法运用现有的日军兵力，增加对中国作战力量的打击。 横山勇在接任司令官之后，彻底地研究过日本的十一军的战略状况。他发现十一军，在经过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对与挑战薛岳所指挥的华军第九战区，以及向南进攻长沙，都已有些怯战的心态，所以在没有增加兵力的状况下，日十一军不宜再攻长沙；而由宜昌直接西攻四川，原是日本五号作战计划中，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因此横山决定要测试一下，日军能否通过这个复杂地形的阻碍，以及考验一下中国第六战区的防卫力量，以备日军未来若是进攻四川，增加实战的经验。 此外横山也在考虑，日军若是进攻位于宜昌与长沙连线之间的常德，不失为一个可以迫使华军两个战区发生难以兼顾的打击点。同时日军若是控制常德，就可以由湘西威胁贵州与四川。当然横山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日军的补给已经开始受到压力，日军需要设法从中国掠夺粮食的供应，常德地区是洞庭湖以西的粮食中心，所以横山决定率领十一军，转攻宜昌与常德。 横山所策划的作战计划，事先是经过非常细密的安排，他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逐步增加十一军的作战力量，并且开始经略长江以南与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先后增兵控制了长江两岸的沙市与石首，然后准备对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掠夺中国在宜昌的长江船队，以及湖南北部的粮食，以增加日军水运船队的能力，同时顺便测试一下中国第六战区防卫四川的作战实力。由于日本十一军在这个地区的加强活动，使得中国的第六战区也将部队调到洞庭湖北部增防。 横山勇极其擅长多路兵马同步出击，以及迅速改变进攻战线布局。一九四三年五月，横山勇指挥十一军的部队分头出击，一路日军从沙市渡过长江，开始进攻公安一带的长江南岸地区，另一支部队由石首与华容向洞庭湖一带的地区深入，并且到处劫掠粮食。接着横山勇又从宜昌派出部队，向南渡过枝江，摆出夹击洞庭湖北部华军主力的阵势，因此造成中国的第六战区判断，日军在洞庭湖北岸的攻势，目标可能是常德，因此增派大军防御常德外围阵地。 32.3 中国的“史达林格勒” 不料横山勇却突然在五月二十三日，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向西转北疾进，同时命令宜昌的日军向西出击，沿江逆流进攻石牌要塞，并且渡江攻占战略据点渔洋关，掩护主力部队向石牌要塞，进行多面围攻。横山勇的这项作战布局，甚至引起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的关切，亲自前往汉口，视察作战布署。横山更是将十一军司令部移到宜昌，以亲自就近指挥日军进攻石牌要塞。日军的企图是，假如能够突穿华军在三峡的防线，就可以威胁重庆的安危，进而造成国民政府全局的混乱。 这时中国的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正在云南与史迪威筹组远征军，因此要求代司令官孙连仲，务必要派遣重兵把守长江往四川的通路，绝对不能轻易地调动江防军去支援长江南岸的作战。因为陈诚认为，第六战区的最主要责任，就是守住四川东部，以屏障重庆的安全，这个地区的安危，牵动整个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因此不可以有所闪失。当陈诚接到日军转变进攻方向，石牌要塞告急的消息，就立刻赶回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部，亲自指挥自己的嫡系十八军，死守石牌要塞与外围阵地。 果然日军的攻势，原有引诱华军出击护粮，甚至防卫常德的策略，然后再乘虚袭击石牌要塞，以威胁重庆的安全。但是陈诚下令江防部队，绝对要坚守长江通往重庆的阵地。结果日军的主力作战，虽突然改成从宜昌向四川进行的突袭，却仍在石牌要塞，硬被守军阻挡下来，没有成功地突穿华军防线。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江水道中，劫掠了两万吨的各型船只，以及不少的粮食补给，日军藉此进行大肆的宣传，希望能够动摇中国部队的战略布署。但是陈诚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将在云南集结待训的部分远征军，抽调到石牌作战，五月二十九日，华军收复渔洋关，威胁到日军攻击石牌要塞的侧背。 而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感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因此宣布石牌要塞是中国的“史达林格勒”，绝对要死守不退！在战况进入危急之时，蒋介石甚至一度准备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并且动用卫戍重庆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决战。而华军的各路兵马，更是奉到蒋介石的命令，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之下，也开始汇集围攻日军。这时进攻的日军，在渔洋关既已失陷，石牌要塞在血战八个昼夜候仍无法攻破，因此横山不愿恋战，以免遭到损失。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横山下令日军退回长江北岸，但后撤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宜都遭到华军的夹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场称作鄂西会战的作战，相当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正在为如何援助中国而进行决策上的争辩（当时宋子文与宋美龄都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其中又以中国能否有能力协同美国作战，早日击败日本，最事关重要。因为美国政府参战的基本立场，是如何能以最少代价与最短时间击败日本，列为他最优先的战略考虑。假如中国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么美国政府就只能依赖苏联的参战，来减轻美国对日本作战的压力。因此华军宜昌的作战成果，就成为中国展现战力的指标。 32.4 史迪威的谎言 虽然中国军队成功地击退日军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史迪威究竟是“哪一边”的参谋长？），他本人既不前往战场实际的察看，又不察核华军所呈报的战况，却基本上引用日军的宣传资料，就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鄂西会战，中国方面是虚报战功。史迪威声称，日军的出击，只是为了劫掠粮食与船舶而已，根本无意进攻宜昌外围而进入四川防区的阵地；他严厉指责华军竟然不敢出战护粮，反而虚报日军猛攻石牌要塞，其实日军并无进攻四川的攻势作战，日方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马歇尔当然把这个战报，作为游说罗斯福总统不要援助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 事实上，这场作战中，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还为此亲自到达汉口，实地关切日军对于宜昌的攻击，因此这次作战绝对不是日军的劫粮行动而已，而是企图进攻四川的测试攻击。史迪威的说法，根本就是记录抄袭“东京玫瑰”的广播词，却成为他给华盛顿的一手机密报告。由于他对中国战区的报导极其不利，因而严重影响到美国军事决策阶层，对于中国战区的印象与支持1。 因此在鄂西会战的战场上，日军是付出很高的伤亡代价，同时并未获得攻击的胜利。但是不幸在国际社会的宣传上，日军却因有史迪威与美国媒体报道的支持，而大获全胜，那就是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只会进行龟缩的自保。这场作战的不实报告，事关重大，因为它开始影响到罗斯福对于援助中国的基本信心。罗斯福从此开始有些认为，中国无力协助美军击败日本，若是要打垮日本，恐怕必须要找苏联出兵；至于援助中国，则只要稍为应付一下，无需给与大量的援助。后来史迪威在开罗，向罗斯福又保证，“只要日军再打一次鄂西会战级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绝对溃败，”以增加罗斯福决定缩减支援中国作战的决心。 横山勇发动的这场鄂西之战，已经测试出中国部队据守四川东部的实力与决心。横山看得出来，除非日本投入全部的力量进攻四川，日军很难有突破第六战区的胜算把握。因此他决定，十一军既不易进攻长沙，最好也不要打宜昌以西的主意。这样一来，适合日军进攻的目标，就是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了。 32.5 片瓦无存的常德会战 横山勇希望能够在常德一战，能够同时迫使中国的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主力出动决战，假如横山能够在常德大破两个战区的华军，将可奠定十一军压制华军战力的基础。此时日军大本营对于中国军队准备与盟国，在缅甸北部发动攻势，也感到不安，因此希望日本十一军进攻常德，可以牵制中国军队，无法放手在缅甸作战。因此日军大本营在核定十一军进攻常德方案时，要求延后一个月，到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再展开攻势。 横山对于鄂西会战中国军队的表现，其实是相当的震惊，因此在准备进攻常德之时，横山决定要求加强兵力，因此特别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申请，希望能够从驻守京沪地区的第十三军中，抽调战力最强的一一六师团（岩永汪），纳入十一军常德会战之战斗序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同意，但是遭到第十三军反对，彼此还差点为这事件而翻脸。但是在十一军的常德作战为优先的考虑之下，最后由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决定，一一六师团还是拨给十一军，另外还设法从华北方面军中，也调拨部队支援。可见日军已经认为，单凭十一军本身的兵力，是不能对第六战区的中国部队，进行有效的打击（横山勇幸好有这个先见之明，否则常德会战，日军就难以全身而退了）。 横山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相当的着重欺敌的变化，横山准备进行多组进攻路线，交叉配合使用，形成一个钳形攻势。同时日军更为大胆的决定是，横山下令进攻常德的日军部队，少带粮食而多带弹药，日军所需的粮食，将从洞庭湖地区，直接劫掠中国农民的储粮，参战的日军高达五个师团以上，都以秘密运动的方式，前往攻击发起线。 正当日军全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之际，中国战区最高的权力机构，正为史迪威事件，而爆发另外一波全面的内斗。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成功的运用他在宋家姊妹之间的关系，以及马歇尔的支持，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而留任。宋子文与陈诚的权力因而遭到架空，以及孔祥熙、何应钦等人的得势，这直接的影响到第六、第九战区指挥官陈诚与薛岳的权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日军正式发动常德会战，东路的日军由第三与第十三师团组成，由正面渡过长江，由东向西攻击安乡，而北路的日军由六八与一一六师团组成，由常德的侧背，由北向南进攻瑗水与王家场。东路日军在突破华军防线之后，沿着洞庭湖的北岸，向东进攻津市与沣县，与北路日军会师。日军完成对沣水以北地区的控制后，立刻分兵两路向南旋转，渡过沣水，分别攻击位于常德西北方的两个据点，慈利与漆家河。 此时另外一支日军部队，第六八师团则渡过洞庭湖，沿着沅江的正面，直扑常德的外围重镇德山。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对常德迅速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这天刚好是蒋介石率领代表团，飞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领袖会议的日子，因此蒋介石特别指示，第九战区的部队，也要动员支援常德会战。 常德是处在第六与第九战区交界，属于第六战区管辖，这时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因为史迪威事件而遭到排挤，因此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大权在握的气势与决断，而将指挥权交给孙连仲代行。 32.6 悲壮卓绝之守卫战 当时负责防守常德的是华军七十四军的第五七师余程万。七十四军这支部队，一直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也是第六战区的战略机动部队。中国的第六战区，原本担心日军在扫荡洞庭湖北部之后，再攻宜昌外围的战略重镇，有如第二次鄂西会战，因此重兵镇守宜昌外围，没有分出大军来守常德。直到日军六八师团进攻沅江，以及日军攻势全面向南旋转之后，才确定这次日军进攻的主力，是攻击常德，而非向西进攻四川。因此第六战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发动十八、七三、七四与一百军，尾随日军的后方，由北向南跟进，企图在常德外围包围日军。而当时由陈纳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机群，也在这场作战之中，担任一个主动出击与支援地面战斗的角色。 这时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同样受到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被贴上被排挤的标签，因此在作战上，也不敢有太大的独断作为，在奉命支援常德会战之后，才派遣第十、五八、七二与暂编第二军，越过沅江支援第六战区作战。这时华军第十军表现出最为勇猛的攻势决心，全军以最快速度，驰援常德，猛攻日军在常德外围的战略制高点德山。 日军早就排出围点打援的作战布局，开始沉着地四面接战，只有在德山的作战，遭到华军第十军的猛冲，十一月三十日，日军的战线竟然被第十军突破。日军大为震动，再度使用毒气的手段，防止第十军的扩大突破。这时第十军已经攻到常德对岸的汽车站，但是却无法找到渡江的船只，也没有办法与守军联络。横山勇眼见战局的变化对围攻常德的日军不利，因此立刻调派日军作战的主力，围攻德山的第十军，并且使用空军猛烈炸射华军，造成第十军重大伤亡。预二师师长孙明瑾力战阵亡，日军在十二月三日，又以优势的兵力夺回德山，迫使粮弹与兵力不济的第十军退却。 而负责守卫常德的第五七师，在经过十五天的血战之后，整个常德城几乎被日军炮火打成废墟，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巷战与逐屋作战，双方的拼斗进入肉搏阶段。但是由于援军一直被阻在外围，日军甚至以开放通路撤退，以及劝降的方式，来动摇守军的抵抗意志，但是都被五七师拒绝。因此全师官兵八千五百人中，战到只剩三百二十一人，最后才跟着师长余程万突围，日军终于在十二月三日攻占了已成废墟的常德。 日军原来的作战计划，只想在常德痛击第六与九战区的华军，并未打算长期占领常德，因此横山勇在攻占常德之后，发现华军援军是越围越多，因此就准备依原定的计划撤退。此时第九战区的其他支援部队，也在十二月四日陆续赶到常德，五八军与七二军猛攻德山，开始威胁到日军在常德的阵地，日军担心遭到华军的包围，因此更无意恋战，于是横山下令攻占常德的日军部队依梯次撤退。 但是这时日大本营却突然的改变作战计划，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军若是占领常德，会有助于未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侧翼掩护，因此急电横山勇的部队留驻常德。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并无占领常德的兵力准备，目前的战线已在华军的围攻之下，所以断然拒绝日军大本营的命令，造成十一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大本营之间的激烈电报战。日军大本营特派作战部长真田少将到南京，前往了解实情，最后才依照横山的意见，日军放弃常德。这时华军已经在常德四周，建立了可观的围堵兵力，十二月九日，华军收复常德。日军在十日开始全线撤退，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它又撤回到作战之前的战线。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方面因为史迪威事件，对指挥系统所产生之冲突与影响，已经开始充分发酵。陈诚与薛岳一直是华军驻守第六与第九战区的主要战将，但是由于受到权利倾扎与排挤，不仅作战指挥难以发挥，后勤不足的问题，也已逐渐出现，虽然在常德会战中，华军仍然是英勇抵抗日军的攻势，但是开始失去精诚团结抗日的内在精神。 这时躲在缅甸原始森林的史迪威，当然又向华盛顿报告，中国军队在常德并没有认真的作战，而让日军能够“来去自如”2。罗斯福总统因此非常恼火蒋介石，认为蒋介石“要钱第一，作战却不肯尽力”。蒋介石最受不了外人的批评，原本准备法办从常德血战突围的余程万师长，正好当时军政部邀约外国记者，到常德实地考察，结果当各国记者到达常德，发现整个城市，已打到片瓦无存的废墟状态，中日双方军队死伤之惨烈，已经超过西方国家军队所有作战的标准，五七师的官兵已经是尽力而为了，这样余程万师长才得以死里逃生。在整个常德会战中，中国牺牲了三位师长；日军损失了两名联队长、与高达一个师团的兵力3。但是史迪威的战报是，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与日军力战。至今还有中国人呼应这种谎言，真是叫忠魂蒙冤，青史成灰。 综论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鄂西会战与常德会战，是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区之后的主要对日作战，中国方面除了得到少量的空军援助之外，可以说战力并未得到美国的援助而实质的增进，却必须要要不断地应付来自美国关切的压力，以及澄清史迪威的“战报”疑点，对于中国而言，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史迪威的言行，造成盟国对于中国战区地位的轻视，以及影响到中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抗日精神，为明年的日军最后攻势，伏下了全面溃败危机的根源。 此时，史迪威又一直设法抽走华军部队，控制美国援助华军的装备，以支援他在缅甸北部原始森林作战的计划，更让中国战区面临内部空虚，与内讧再起的危机考验。常德会战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只能得到极少的装备与兵员补充，所以一直无法从这场作战的损失中复原，但是却即将面临日军历史性的全面攻势作战。 附注： [1] 不但国际社会开始炮制中国战区“无战论”，就连延安也附和史迪威的这个说法，说蒋介石自从武汉会战之后，就不再与日军进行“硬战”。那么三次长沙大捷、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以及后来的衡阳会战，所创造的血泪斑斑的英勇战绩，令日军为之震动，都是谁在打的？ [2] 这真是怪事，史迪威根本没有离开野人山，如何能够知道常德会战的实情？ [3] 日军常德会战的前线总指挥岩永汪中将，在攻克常德之后的战报是，“常德已经自地球上消失，”可见这场作战的激烈程度。第三十三章、历史分水岭的开罗会议 時間：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 中國在開羅的「盟國」高峰會議中，雖然得到形式的禮遇與盟國支持的承諾，但是卻引發後續的全面翻案，最終讓中國遭到幾乎全軍覆沒的伏擊，結果是確定了盟國利用與出賣中國的陰謀。若從歷史發展結果的角度來衡量開羅會議，它可以說是比中日之間的任何一場會戰，對於中國的影響還要深遠，中國唯一的成就就是確定收回被日本侵佔的失地，但是從此她也被盟國送上孤立與分裂的歷史悲劇之中。 中國的對日抗戰，當然沒有打到非洲的開羅，但是開羅卻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產生了歷史性的重大影響，這是一場有關中國命運的歷史性政略會議，也是劃分戰後亞洲歷史發展的重要決策樞紐：在這場會議中，中國為亞洲爭取到未來發展的機會，卻因此為自己帶來了危機。 開羅會議是中國在盟國地位的歷史分水嶺，在會議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是步步高升，成為創立聯合國的四強，直到中國的領導人終於能夠與英美兩國領袖，在開羅平起平坐的討論戰爭與戰後的安排。但是，卻也因為中國展現出大國的風範與復興的鬥志，因而造成國際強權的領袖，擔憂中國在戰後的興起，將會影響到帝國與殖民主義的利益，所以丘吉爾與史達林決定，設法設計說服美國，好一起聯手打擊與出賣中國。 若從歷史結果的角度來衡量開羅會議，它的後果可以說是極端的嚴重，因為中國在開羅會議所有得到盟國的允諾，立即在會後遭到近乎全面的翻案，在開羅會議之後，美、英、蘇強權修訂了的它們對亞洲政略的目標，就是在擊敗日本之後，絕對不能允許中國復興與強大。 盟國於是以各種的政策花招，設法延遲打開援助中國的通路，這樣中國就得不到極其重要的作戰資源，她的國力自然無法成長與強大；同時還設法分散中國最後保存的一點戰力，這樣她必然遭到戰場上嚴重的挫敗。因而中國只有拖住日軍的能力，卻無反攻日本的力量，然後蘇聯的紅軍，就可以長驅直入的侵略中國，英國也可以穩住它在亞洲殖民地的利益。戰後的中國則因為實力耗盡，只能擁有戰勝國的虛名，不但無法為自己在國際間爭取到應有的權利，在國家重建上，更是百廢待舉而無法施展。 33.1 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的珍珠港，造成美國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的反法西斯戰爭開始正式凝成一個新的盟國結構，這對於中國而言，正式結束了長達四年對日本的孤軍奮戰。中國與盟國並肩作戰，正是中國整個抗日戰爭中，死裏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她以空間換取時間，用無數的犧牲所支撐到的決定性時刻之來臨。但是中國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正要開始面對另外一場更為艱苦的歷史命運考驗。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英美等國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不斷的侵略中國。最後當在日本侵略的矛頭，指向他們之後，他們才想到，中國是對日戰爭中，作戰最久與犧牲最大的伙伴。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中，能夠真正能有實力與日本法西斯作戰的盟國，只有中美蘇英的四強而已，但是英、美、蘇三國都曾參與了一九○○年的八國聯軍陣營，對於中國進行了肆無忌憚的侵略，並取得剝削中國的各種特權。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英美等國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不斷的侵略中國，這些國家都沒有依據國際社會的公理，主持應有的正義，也沒給與中國有效的援助。原因只是擔心自己會捲入與日本的軍事衝突之中。但是最後當在日本侵略的矛頭，指向他們之後，他們才想到，中國是對日戰爭中，作戰最久與犧牲最大的伙伴（沒有中國撐住半邊天，整個反法西斯戰局必然要重新排列過）。 事實上，西方盟國在中國開始獨力進行抗日戰爭，展現不屈不撓的作戰意志之後，就對中國開始有些刮目相看，部分國家開始研議，將在中國抗日戰爭結束之後，考慮廢除與中國所訂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以做為對中國努力自衛成果的尊重與回報。 到了珍珠港事變爆發，西方國家在東亞才真正面對日本軍力的打擊，這些世界級的強國，在太平洋地區遭到日軍攻擊後，幾乎全面潰敗，這時他們才真正地親身體驗到日本皇軍的威力，因此對於中國的獨力抗戰，更是加增了尊敬。當然立刻把中國納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國之中，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所發表之二十六國的聯合國宣言中，中國名列發起國家之中的四強。 當時美國與英國政府，更是願意優先考慮對中國的援助，因為他們在東亞與太平洋的作戰，可以說是一敗再敗，所以急切需要中國替他們先頂住日軍的攻勢，並吸收日軍的壓力，以分散日軍的兵力，他們不敢想像，假如中國放棄對日軍作戰，超過八十萬的日軍可以轉攻印度、中東，或是南太平洋，盟國就可能無法擋住法西斯的攻勢了。 因此美國政府首先同意，在二月七日正式由國會批准，以五億美元的信用貸款給中國周轉（信用貸款不同於援助，將來要歸還的），以協助中國穩住戰時日益匱乏的經濟。另外英國也幾經談判，在一九四三年同意以五千萬英鎊的信用貸款，支持中國的戰時經濟。（不過事實上，由於英美兩國政府的官僚體系阻撓，這兩筆貸款一直沒有爽快與及時的撥給中國使用，而是催一下，給一點，弄得中國政府在調度上，非常的痛苦。事實上，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雖然窮，但是宋子文管理財政，從不要外國施捨，也極不肯發行外債，假如中國若不是因為對日本作戰，國民政府的財政健全，根本可以自力更生而不借外債，同時中國的外債償還信用極高，過去有關各種的桐油借款、棉麥借款，都是依照規定還款，絕無拖欠。） 單就美國能夠肯定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極其重要的戰略角色，堅持要中國參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四強地位，就已經可以看出，美國的確有其特別的歷史眼光與領袖胸襟同時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也覺得中國已經成為反法西斯陣營的四強，若是仍然對中國保有帝國主義侵略時的不平等條約，實在是說不過去，何況日本政府也裝模作樣的宣佈，要放棄對汪精衛偽政府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所以他們也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以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首先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由英美等國家帶頭宣佈，廢止過去所有對中國各地的租界權（除了九龍租界之外）、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中國境內駐軍權，以及賠償的款項，接著又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與中國政府完成平等互惠的新約，從此中國才真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與國格平等的國家。 這是中國自從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所簽下南京條約之後一百年，也是中華民國建立了三十二年之後，中國才真正的「暫時」得到國際地位的平等[1] ，這全靠中國全體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的流血犧牲，才換得這樣的成就。 事實上，由於美國本身是從殖民地獨立建國的歷史，使得美國有著反殖民主義的背景傳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曾經提倡民族自決，而引起與英法荷等歐洲殖民帝國的嚴重摩擦。但是在抗日戰爭之前，美國本身也沒有以身作則的完全放棄在中國所擁有的帝國主義特權利益，不過單就美國能夠肯定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極其重要的戰略角色，堅持要中國參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四強地位，就已經可以看出美國的確有其特別的歷史眼光與領袖胸襟，但是也就因為美國如此公開肯定中國的貢獻與影響，也就種下中國要在盟國的政略中，遭到出賣的命運。 當時的大英帝國，在遭到德國凌厲攻勢之下，幾乎已經無法招架下去，幸好美國給予英國極大的軍經援助，英國才勉強的撐住局勢，而在美國正式的參戰之後，英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確定美國「先歐後亞」的戰略秩序，英國首相丘吉爾非常擔心，美國會急於先報日本偷襲珍珠港之仇，而進行「先亞後歐」的戰略安排。這樣若是亞洲殖民地會先光復，而宗主國卻還在苦戰之中，那麼殖民帝國將會無法維持下去。 同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帝國蘇聯，一樣的被德國法西斯打到幾乎亡國，也是靠著美國大量的軍援，才轉危為安，蘇聯最希望的是，美國全力援助蘇聯，但是絕對不能優先援助中國，因為假如中國獲得足夠的援助，而展現戰力，那麼蘇聯就失去侵略中國的機會了。 在美國的許多軍政領導人中，也很清楚這個決策的歷史性影響，因為假設美國優先在太平洋反攻與優先援助中國，這樣亞洲會先得到和平與解救，而歐洲卻仍然在戰火中掙扎，那麼西方國家，將面臨從自新航路世紀之後，主導全球歷史主流的龍頭退位的挑戰，丘吉爾全心全意要挽救大英帝國最後的國勢，因此立刻趕到華盛頓，設法讓美國政府接受「先歐後亞」的戰略優先秩序。丘吉爾同時已經開始在盤算著，如何在戰勝後繼續維持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利益，他的亞洲策略是，擊敗日本，扶植法、荷，壓制蘇聯，與孤立中國。這樣英國才能在戰後繼續維持其日不落帝國的利益。史達林更是盤算著要擴大侵略中國的策略，哪裡肯讓中國獲得援助？因此蘇聯主動切斷了中國西北的國際援助通路。 33.2 盟國爭取私利而出賣中國 說起對日本作戰，英美兩國可以說是心情矛盾，在歷史上，美國開啟與協助日本的明治維新，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美國的輿論與政策，都是傾向日本這邊的國家。而英國更是在一九○四年與日本結盟二十年，大幅拉高日本的國際戰略地位，因此在亞洲各國之中，日本是受到英美最多友誼與支持的國家。不料日本因為要想稱霸東亞，仍然與英美產生了利益競爭，最後惡化成為戰爭衝突。日本想要東南亞的戰略與經濟資源，就不得不與英美的利益發生衝突，日本在政略上，喊出亞洲人團結，推翻歐洲人殖民統治的口號，更是讓英國感到危機四伏。 羅斯福卻錯估了丘吉爾挽救大英帝國的謀略，以及史達林赤化世界的陰謀，會對戰後世界的正義與和平，產生無法估計的負面影響。 有了這個歷史的過節，更讓英國感到警惕，不能再支持與扶植亞洲國家興起，否則大英帝國就要退出亞洲與歷史的舞台了。特別是蔣介石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同時為了鞏固亞洲地區抗日的合作，竟然企圖介入印度與英國的政治爭議，中國主張朝鮮與中南半島在戰後獨立，更是威脅到西方殖民主義的戰後復辟。因此丘吉爾的亞洲戰略，就有為了英國的利益，而要出賣中國前途的構想。 而蘇聯完全繼承帝俄對於侵略中國的「歷史大業」，要在中國尋找可以進出太平洋的不凍港，同時要瓦解中國土廣民眾的大國架構與格局，而蘇聯同時面對與日本競爭與對立的挑戰與威脅，因此史達林棋高數招的將計就計，讓中日之間先爆發戰爭的衝突，然後有限度的支持中國對抗日本，這樣日本與中國互相消耗國力，蘇聯就可以更為容易的侵略中國，蘇聯也就不必擔心與日本的決戰軍力。 史達林很快就看出，二次世界大戰對於蘇聯，雖然是一個歷史危機，但是更是一個歷史擴張的重要轉機，因為西方國家為了這場戰爭，付出傷痕累累的代價，為了戰勝軸心國，還要不顧意識形態的對立，拉攏與支援蘇聯參加反法西斯的戰爭，這樣蘇聯可以用美國提供的力量，擊敗德國，擴大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地盤，再利用對日本作戰的機會，掠奪在中國的利益以及奠定在亞洲發展的基礎。 而在反法西斯的盟國中，只有美國想要給戰後的全球，一個更為公平與自由的世界，因此美國除了全力支持英國與蘇聯在歐洲擊敗德國之外，也想給中國一個復興與發展的機會，以反法西斯的中美英蘇四強，構建戰後的國際新秩序結構。羅斯福總統四強架構，在當時可以說是具有歷史遠見的看法，因為他認為西方國家不能排斥蘇聯於國際社會之外，也不能低估中國的潛力與意志。 但是羅斯福卻錯估了丘吉爾挽救大英帝國的謀略，以及史達林構建赤化世界的陰謀，會對世界在戰後的正義與和平，產生無法估計的負面影響。蘇聯對於中國加入四強的反對最深，英國也有極大的意見，但是在羅斯福的堅持下，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終於在莫斯科發表了四強宣言，從此中國躋身在這個全球最高身價「俱樂部」的鬥爭之中，但是當時中國的國力仍然有待發展，中國也沒有多少外交折衝的能力，因此在國際強權的鬥爭之下，中國就面對另外一場更為艱苦的政略戰爭，在這個戰場上策略的得失，往往要比與日軍幾場大會戰的勝負，對於中國利益的影響還要深遠。 英美兩國以血濃於水的歷史關連，建立了緊密的對抗法西斯盟國關係，英美兩國成立了聯合參謀會議，共同決定兩國的戰略合作發展關係，但是英國最終的目的，不在構建戰後的和平與歷史的正義，而是企圖挽救大英帝國的歷史衰頹。丘吉爾看出史達林的謀略，志在利用這個歷史的機會，以赤化而稱霸全球，同時，丘吉爾也看出蔣介石復興中國的決心，因此丘吉爾認為，打敗德國與日本，只是鞏固大英帝國的第一步，如何防止蘇聯的擴張與中國的復興，才是英國的歷史謀略所在。 丘吉爾的地中海攻擊方案，幾乎是一個純粹理論的奇想，在後勤與軍力調動上幾乎都不可行，何況美國已完成直接渡過英法海峽，及早在西歐打開第二戰場的方案所以丘吉爾的謀略是，假如不能壓制蘇聯在歐洲擴張勢力，就不如將蘇聯的勢力，同時的帶入亞洲，這樣增加美國將會立刻遭到蘇聯全面的挑戰，這樣美國就不但無法挑剔英國維持殖民帝國的政策，甚至還要拉攏英國支持美國來對抗蘇聯了。因此丘吉爾提出一個銳利但是關連的戰略：假如美國支持英國在歐洲的地中海登陸計劃，英美聯軍由地中海的義大利與南斯拉夫北上，與蘇聯軍隊在東歐會師，攻擊德國，那麼英國就答應中國與美國的要求，反攻緬甸，打通支援中國的交通線；假如美國堅持從法國開闢攻擊德國的第二戰場，那麼英國就不會支持中美反攻緬甸的提議。 從戰略觀點而言，英美盟國從地中海北上，與蘇聯軍隊會師，一起由東向西進攻德國的方案，與英美聯軍由法國登陸，由西向東夾擊德國的方案比較，前者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合戰略的常理。因為無論從作戰的效果、後勤的支援以及西歐國家流亡政府的支持而言，當然都是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的作戰方案，以夾擊德國，要有利太多了。 丘吉爾的地中海攻擊方案，幾乎是一個純粹理論的奇想，美國軍方人員，在審慎評估這個所謂的作戰方案時，發現在後勤與軍力調動上幾乎都不可行，何況美國已完成直接渡過英法海峽，及早在西歐打開第二戰場的方案[2]，可以迅速擊敗尚未進行西線防禦作戰的德軍，因為當一九四三年，德軍主力都在東線與蘇聯部隊進行決戰，美、英國部隊可以說是乘虛直搗德國，甚至可以迅速將軍力由西延伸到東歐，防止蘇聯對東歐的席捲，但是丘吉爾卻將不可行的地中海作戰方案，作為英國玩弄政治權謀的棋子，硬是把反攻歐陸的日期往後拖。而蘇聯當然更不可能接受英美的地中海北上的作戰方案，因為這樣一來，蘇聯的整個世紀擴張計劃，就要受到英美的直接牽制。結果在中英美蘇之間，就產生了決定歷史命運的政略與戰略的選擇爭辯[3]。 另外，丘吉爾對於蔣介石的「野心」，也有極強的反應，蔣介石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間，訪問印度，企圖調停印度與英國之間嚴重的政治糾紛，其實蔣介石訪問印度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夠勸服印度尋求獨立的領袖們，如甘地與尼赫魯等人，能夠先共體時艱，協助英國人擊敗法西斯力量的威脅，以後再談獨立與自治的問題。但是蔣介石的訪問印度，並沒有贏得印度領袖的友誼，而更使得丘吉爾滿心的不高興，認為蔣介石竟然要串連印度，來瓦解大英帝國。加上蔣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了代表其政治抱負的著作《中國之命運》，表達了中國抗拒帝國主義侵略，與在世界尋求發展和復興的決心，更是引起所有帝國主義國家意識形態者，強烈的反彈，丘吉爾與史達林當然都看出蔣介石要帶領中國走向獨立強大之路。 總之，對於羅斯福總統而言，眼見盟國之間的政治立場紛歧，以及彼此對於戰略的方向的衝突，而對於戰後的秩序與利益的分配與安排，都需要及早舉行四強的高峰會議，因此羅斯福一再出面邀請，史達林前後拒絕了七次，蔣介石也不願意主動的拜會羅斯福[4]。 只有丘吉爾再三的糾纏羅斯福，要推銷以英國利益為觀點的戰略安排，在四年之中，他與羅斯福會面十一次，不斷的爭取到美國對英國的支持。 33.3 美國支持中國的立場 但是羅斯福一直認為，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強領袖，不能總是避不見面，許多重大的決策，不能只靠部屬的傳話與協商，羅斯福對於蔣介石的處境相當肯定，一個領導停留在十七世紀社會結構的中國軍方領袖，能夠堅持如此不屈的抗戰精神，因此實在值得美國助中國一臂之力。 因此在羅斯福的再三情商與利誘威脅之下，四強領袖會議終於分成兩個梯次舉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美、中、英開羅會議，以及接著召開的美、蘇、英德黑蘭會議。這是因為史達林不肯與蔣介石直接見面會談，會議竟然要分成兩組進行，就已經可以看出這場四強領袖高峰會議的內在矛盾與危機了。 主張召開四強領袖會議最為心切的羅斯福，早已熟習丘吉爾那一套維護大英帝國殖民利益，可以死纏爛打到底的精神，不過羅斯福認為，英國這種構建在十七世紀架構的殖民帝國政體，遲早會被歷史所淘汰。但是羅斯福卻對於蘇聯的領袖史達林，有著一種非常浪漫的想法（當然羅斯福也受到美國政府中同情左派的技術官僚的影響），他認為蘇聯經歷過這場幾乎亡國的大戰之後，假如能夠有機會受到世界各國的平等與尊重，它應該會改變對於西方國家的敵視態度，何況蘇聯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公開解散第三國際，不就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改變訊號嗎？此外，羅斯福對於蔣介石的處境相當肯定，一個領導停留在十七世紀社會結構的中國軍方領袖，能夠堅持如此不屈的抗戰精神，因此實在值得美國助中國一臂之力。 雖然羅斯福的個人才略突出，卻不能掩飾美國人缺乏歷史深度的重大缺點，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國歷史中，從來沒有出現歷史性大奸大惡的冷血梟雄。史達林的深沉凶殘，必須從俄羅斯長久以來一直被歐洲主流歷史所排擠，近千年處在被亞洲攻擊能力最強的遊牧民族的屠殺、恐懼之情結下，加上完全無情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三重深沉歷史所鑄造而成的梟雄性格來理解，因此羅斯福一番以誠心待人的善意，完全的就被史達林.控，也被丘吉爾所利用與迷惑了。 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其實是一會兩開，形成了一個影響世界歷史方向的政治戰場，結果是中國實力與謀略不足，因此先勝後敗，美國的實力無人能及，但是謀略缺乏歷史深度，先後被英蘇所蒙敝與利用，英國謀略深沉，但是實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蘇聯的實力與謀略都是有備而來，成為歷史短期的最大贏家。 就開羅會議這種歷史性的會議而言，國民政府的準備與策略，可以說是都犯了錯誤，中國不但是犯了陣前易將的兵家大忌，同時還允許反中國戰區最力的史迪威出席會議。 一九四三年十月，蔣介石因為史迪威介入與.縱中國的權力鬥爭，最後導至宋子文等政學系軍政要員遭到整肅，原本中國與美國進行的各種重大外交與軍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權負責。宋子文與包括羅斯福在內的美國戰略決策階層，有著很深與很頻繁的接觸與關係，他多次為中國戰區的利益，與美軍決策首長進行辯論與交涉，他非常了解英美戰略決策人事與背景，原本應是最佳出席開羅會議的最佳人選之一，但是此時卻為史迪威所鬥爭遭到政治軟禁，所以改由宋美齡陪同蔣介石出席這次事關中國歷史命運的會議。而更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國戰區出席這個歷史性的軍事會議，中國的命運就註定要被強權踐踏出賣了。 當然若以中外的婦女界而言，在那個時代，宋美齡的確是罕見傑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與宋子文的能力與對外關係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況她並非政府的裡決策階層，出席這場會議，實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順，只給西方國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齡要想在政治與軍事專業上，與丘吉爾、馬歇爾、蒙巴頓等人較量，當然更是屈居下風了。就開羅會議這種歷史性的會議而言，國民政府的準備與策略，可以說是都犯了錯誤，在代表團的陣容而言，中國不但是犯了陣前易將的兵家大忌，同時還允許反中國戰區最力的史迪威出席會議。這樣的中國代表團既缺乏可以獨當一面的外交與戰略大將，又有嚴重的內鬼通外神的隱憂，一旦蔣介石有所疏忽，那麼中國的利益就被盟國所算計了[5]。 何況蔣介石於會前，在其《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相當明白的批判國際強權對於中國的欺凌，同時表達了他希望中國復興的強烈民族主義觀點，蔣介石的這本書也許對中國的內政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卻遭到英美蘇各國政治與戰略專家的強烈警覺，更為加深這些西方強權中的政客，要給中國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準備。因為他們認為，假如讓蔣介石領導中國完成抗戰，與復興中國的歷史大業之後，那麼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帝國主義利益，就要遭到中國的挑戰了，蔣介石沒有想到，在所謂四強領袖的歷史會議之中，會爆發如此可怕的傾軋與出賣的危機。 33.4 中國為戰後亞洲奠定發展方向 開羅會議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場，羅斯福與蔣介石在大體上頗能互相尊重，蔣介石則是過於信賴羅斯福，而低估了丘吉爾。羅斯福對於蔣介石意見的尊重，引爆了丘吉爾「誘敵深入」的大反擊佈署。事實上，丘吉爾原先希望英美領袖能夠先行在馬爾他會面，集中力量討論，全面反攻歐陸的策略，因為丘吉爾認為，亞洲問題根本就是分別由英美兩國領袖，各自私下決定就可以了，但是羅斯福認為，亞洲的問題，應該尊重中國的意見。所以丘吉爾對於羅斯福如此「遷就」蔣介石，未來必然會影響到英國對於亞洲的控制，當然心生不滿，丘吉爾決心非除掉蔣介石不可，蔣介石可是從來沒有遇過這樣世界級的政治鬥爭，丘吉爾是先佯退然後再突擊，於是蔣介石就掉入政治會戰的包圍之中了。 開羅會議的三巨頭（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攝） 在開羅會議中，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先分別會晤，就各種的戰略方案，以及戰後的世界與亞洲的安排，進行意見交換。蔣、羅之間的會談，大體上都順利與和諧，中美對於十大問題，都有不少的共識：一、中國成為主導戰後國際社會的四強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將尊重日本人民的意願。三、中國協助美國，軍事佔領日本。四、日本應以實物賠償中國。五、所有被日本佔領的中國領土，應該歸還中國，琉球地位未定，香港問題以後磋商。六、中美軍事合作，美國軍援中國，中國開放軍事基地供美國使用。七、朝鮮、越南、泰國應該協助其獨立。八、對中國進行經濟援助。九、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問題，應該與蘇聯協商解決。十、中國與美國建立聯合參謀首長會議。 而在中英之間，蔣介石知道，丘吉爾絕對不會討論香港的問題，對於反攻緬甸，英國也有極強的意見，因此不便公開產生對立或是破裂，蔣介石相信羅斯福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歧見，因而只旁敲側擊的提議將香港改為自由港，試探羅斯福的支持。英國全力的反對允許韓國、中南半島在戰後獨立，在雙方激辯之後，英國只在韓國獨立的問題上讓步，美國在中南半島的獨立上妥協，香港問題只有以後再議。 由於當時中國退到西部地區，對外的國際交通幾乎完全的遭到切斷，而西南內地原本的生產力就不足，是無法長期的負擔抗日戰爭的龐大的消耗支出。因此重慶控制地區，早已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壓力，特別是軍公教人員的待遇，幾乎已經接近難以為繼的危機地步。因此蔣介石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另外給予重慶政府十億美元的貸款（當然是要還的），以控制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的毀滅性威力，同時也為中國提升軍備的戰力，以配合盟國在亞洲大陸的反攻作戰，做好準備。這點羅斯福也表示相當的同意，羅斯福表示，他將與財經首長研商之後，再提實際的做法。向美國要求十億美元的信用貸款的協商，由宋美齡全程參與，因此宋美齡「誤認為」，羅斯福總統已經正式答應對中國的經援，不料事後這竟然成為中美之間最大的衝突所在。 中國對琉球有過長期的主權宗主關係，琉球的戰略地位又極其重要，因此無論是回歸中國，還是能夠真正的獨立，在中國未來戰略發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在領土問題上，羅斯福曾經非常鄭重的提到琉球群島的主權歸屬問題，蔣介石則依據事實指出，琉球群島過去只是中國的屬國，並非中國的領土，因此中國並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島，但是可以將琉球群島先予以國際託管，以後再決定其命運。這點蔣介石是有些精明，但是卻也缺乏遠略，假如能夠堅持宣佈琉球獨立的政策，那就太好了，因為美國遠在十九世紀，初次到達西太平洋之時，就有控制琉球的戰略規劃。假如蔣介石展現中國有控制琉球的意願，那麼絕對會被丘吉爾與馬歇爾當成有野心的頭號「公敵」，認為中國作戰沒有貢獻，卻有霸權西太平洋的野心，中國恐怕連台灣與東北的主權都會要不回來。中國對琉球有過長期的主權宗主關係，琉球的戰略地位又極其重要，因此無論是回歸中國，還是能夠真正的獨立，在中國未來戰略發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無奈中國自顧不暇，沒有國力去要回自己的地方，只有交給美國託管，結果竟然又回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蔣介石則兩度主動的提起有關旅順軍港開放給美軍使用的問題，因為蔣介石認為，在歷史上，無論是日本還是蘇聯，都因要控制這個軍港，才給中國帶來無窮的兵禍，而中國是一個需要重建的弱國，因此只有美軍的介入，才能穩定這個敏感的戰略地區，但是羅斯福沒有明確的反應。蔣介石在琉球與旅順的態度，可以看出，蔣介石知道中國即使能夠戰勝日本，在相當的時間之內，中國還是一個弱國，特別是是在海洋上，因此中國希望美國能夠多關照這個地區，中國則盡力發展陸上的實力。 此外羅斯福也與蔣介石談到越南的歸屬問題，因為法國根本是戰敗國，在亞洲作戰更是毫無貢獻，所以羅斯福兩度詢問蔣介石，中國有無收復越南統治權的意願，蔣介石明白的拒絕了，因為蔣介石了解，越南過去只是中國的屬地，血統文化都有相當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違背民族自決的歷史潮流的做法，更會平白的得罪法國與英國。 33.5 史迪威開始進行報復 而在開羅會議的軍事幕僚策略會商中，中國依照規章，是請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作為中國戰區的當然代表，而史迪威與蔣介石相處是勢同水火，原本就不斷的對美國政府，提供中國戰區完全負面的報告，何況史迪威才剛剛被迫向蔣介石低頭認錯，心中充滿了屈辱心理的報復意志。所以在這次的會議中，史迪威當然是繼續做盡任何可以打擊重慶政府威望的工作，這就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致命的錯誤，軟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國在開羅會議的歷史性失敗與危機。 在會議全程活動中，史迪威一再的扭曲事實與加上惡意的攻訐，把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抗戰，說得一無是處與毫無貢獻，史迪威認為在整個大戰之中，中國是盟國的負擔，而沒有真正的貢獻，甚至盟國不必認真的援助中國，因為中國的領導人會將盟國的援助，做為擴張自己割據力量的資源，不會真正的用到戰場上。所以雖然蔣介石的各項見解與請求，原則上，都能得到羅斯福相當的支持，但是丘吉爾是已經決心杯葛到底，而羅斯福的軍政幕僚們，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儘量的改變或是削弱羅斯福的指示。 有關中國參加聯合參謀團會議（Joint Staff Conferences）的請求，原本是蔣介石在珍珠港事變之後，就積極爭取的安排，但是一再的被英美參謀首長所拒絕，這次雖然由羅斯福指示，重新的考慮，而在丘吉爾反對，與史迪威的運作之下，英美聯合參謀團，首先否決了中國參加聯合參謀會議的權利，這樣中國根本無法直接與事先的提出中國戰區的需要，也很難改變既定的軍事策略，這是蔣介石日後在盟國政略戰場上，一敗再敗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讓羅斯福得到真確與及時的中國戰區情報，羅斯福的指示，又不能得到決策執行單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國聯合反攻緬甸的決策上，丘吉爾、馬歇爾、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而由於宋子文沒有出席這個軍事幕僚會議（宋美齡也沒有出席這個純粹軍事戰略會議的名義與能力），中國軍方就由史迪威充當全權代表，史迪威不但不能為中國的立場進行力爭，反而主動提出負面的批評，因此軍事幕僚會議對高峰會議的決策，也就無法為中國戰區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評價。 在丘吉爾看來，當時的中國，只不過是一個為自己存亡命運掙扎的衰落國家而已，竟然對於戰後的亞洲事務，就有這樣大國的風範，那麼在戰後，中國一旦復興之後，她必然會領導亞洲殖民地脫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控制不過在領袖的決策會議中，羅斯福卻全力支持蔣介石，羅斯福甚至動用個人的威望，表達盟國應該將反攻緬甸的作戰，列為優先的戰略佈署。一方面羅斯福認為，若要以較少的傷亡，較短的時間擊敗日本，就要充分武裝中國軍力，利用中國的戰略地緣與人力的優勢，一方面羅斯福也表達對於中國過去抗日所做重大犧牲的關切與補償。丘吉爾力爭無效之後，只在表面停火，其實丘吉爾準備聯絡史達林，進行會後的翻案大反擊。 總之，中國在開羅會議中，反而為中國以外的事務，例如保存日本皇室、韓國戰後獨立與中南半島的前途，都爭到決定性的發言權與影響力。在這些方面，羅斯福是支持蔣介石的立場，因而與丘吉爾產生不少的摩擦與辯論，也就更為堅定丘吉爾要防堵甚至打擊中國的成見。因為在丘吉爾看來，當時的中國，只不過是一個為自己存亡命運掙扎的衰落國家而已，竟然對於戰後的亞洲事務，就有這樣大國的風範，那麼在戰後，中國一旦復興之後，她必然會領導亞洲殖民地脫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控制。何況，羅斯福完全的同意，中國在戰後，可以收復被日本所奪取的所有失土，那麼中國要回香港、九龍，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 由於丘吉爾自始至終全面的杯葛蔣介石，讓會議進行得相當的不順利，連羅斯福都感到十分的憂慮，因而明白的向蔣介石表示，會議的最大問題，就是丘吉爾不願意中國強大，不過蔣介石了解，中國當時仍然是個弱國，又就在生存危機與實力有限的困境之中。加上中國一向缺乏攻擊的個性，因此對於一些關於自身利益的問題，並沒有針鋒相對的堅持到底，以免會議破裂，或是增加羅斯福的困擾，對於蔣介石而言，在開羅會議中，能夠確定收回中國歷史失地、決定反攻緬甸作戰，以及取得美國十億美元的援助貸款，蔣介石認為，單是這三項的成果，就足以稱為成功了。 因此在最後的開羅會議宣言中，明白表示盟國團結一致，對日本作戰到底的決心，並且列出中國的東北、台灣、澎湖當然歸還中國，以及讓韓國在戰後獨立的公開宣言。開羅會議在形式上，單是中國元首能夠英美兩國領袖，平等的舉行高峰會議，共同發表了歷史性宣言，就足以代表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已經大幅的提升了。因此蔣介石還算滿意的離開開羅，留下史迪威等候德黑蘭會議之後，盟國對於反攻緬甸的具體軍事行動決議，但是真正出賣中國的陰謀，卻開始在開羅會議之後，正式臨到中國。在接著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中，史達林與丘吉爾聯手策劃，最後造成羅斯福改變立場，使得在開羅會議中，絕大部分對於中國的承諾，都被推翻或是修改。 33.6 德黑蘭會議全面大翻案 開羅會議才剛剛結束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黑蘭會議就接著登場，這場西方盟國英美蘇領袖之間，第一次的高峰會議，原本就在史達林的全面設計之中，史達林以極高的政治謀略，爭取羅斯福的好感，要求英美承諾，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以加速結束對德國的作戰，其實是使蘇聯能夠獨佔攻佔東歐所有的戰略利益。史達林並且正式提出，蘇聯考慮在德國投降之後，對日本宣戰，這樣蘇聯也可以成為提早結束對日本戰爭的主要戰力來源。 當然史達林非常技巧的推銷中國沒有真正用全力抗日觀念。這個概念一直由馬歇爾設法擴大傳播，又有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馬歇爾的密友）之「第一手報告」的堅決支持，加上國務院左傾政治人物的唱和，丘吉爾也是站在同一戰線助陣。這個觀念主要的目的，在防止羅斯福大力的援助中國，因為假如中國因為獲得援助而強大，就會嚴重的妨礙到蘇聯紅色帝國在亞洲的發展，與英法殖民帝國的復活。 丘吉爾最高的戰略優先觀點是，要維持大英殖民帝國的利益，西方國家在亞洲打敗日本之後，英國唯一要對付的，只有中國了，而延後反攻緬甸，是迫使中國崩潰與衰弱的最高戰略。羅斯福的戰略觀點是，一心希望能夠越早結束大戰越好，這樣能夠減少美國軍民的死傷，同時他缺乏歷史戰略佈局的遠見與耐心，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在政治、社會上組織嚴密，因此軍隊動員能力強，又有不錯的工業基礎，加上美國大量的援助後，其作戰兵力的數量與質量均佳，對外又善於宣傳作戰的表現，所以羅斯福對於蘇聯在結束二次世界大戰，扮演重要的角色，寄予厚望。羅斯福在得到史達林參加對日作戰的保證之後，開始動搖武裝中國部隊承諾的信念。 而丘吉爾發現，既然無法阻止蘇聯在東歐形成支配性的擴張，同時能夠早些擊敗德國，對於英國本土國力的恢復，更有實質的利益，英國必須依賴這個搶先的時機，力圖恢復在亞洲的殖民帝國，因而將盡全力的迫使羅斯福打消反攻緬甸的承諾。丘吉爾最高的戰略優先觀點是，要維持大英殖民帝國的利益，因此，反資本主義的蘇聯若是在戰後強大，必然會威脅美國，美國既然受到蘇聯全球的威脅，當然就要與英國保持良好關係，這樣美國就就不會在戰後，強迫英國放棄殖民地的統治，那麼西方國家在亞洲打敗日本之後，英國唯一要對付的，只有中國了，而延後反攻緬甸，是迫使中國崩潰與衰弱的最高戰略。 因此，丘吉爾全程的陪同羅斯福往返開羅與德黑蘭，用盡每一個機會，遊說羅斯福放棄支持蔣介石反攻緬甸的決定，在史達林的巧妙協助之下，羅斯福最後竟然被說服，美國不是要「放棄」反攻緬甸，而只是「延後」反攻緬甸或是「縮小」反攻緬甸的作戰而已，羅斯福經不起丘吉爾與史達林的聯合攻勢，最後竟然就傾向同意「延後」反攻緬甸的承諾。這樣就等於將極待援助的中國戰區，置於危機的刀鋒之前[6]。 在德黑蘭會議結束之後，羅斯福與丘吉爾又同時回到開羅，與英美雙方的高級軍事參謀，進行會後戰略行動計畫的具體會商，這時丘吉爾還是沒有放棄對羅斯福遊說，放棄全面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丘吉爾這種「精誠所至」、死纏爛打的功夫，終於扭轉了羅斯福的堅持。此時的羅斯福與美軍將領，幾乎已經完全的陶醉在諾曼地登陸戰的歷史偉大場景中，因此決定將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都投入這場登陸戰上[7]，這樣登陸印度洋的安德曼島，以切斷日軍在東印度洋的作戰力量的方案就無法執行，反攻緬甸的計劃，就無限期的延後了。 事實上，羅斯福原先是非常堅持他對蔣介石的承諾，但是在考慮史達林答應，蘇聯將會對日本作戰，以及反攻歐洲的諾曼地登陸作戰準備，必須要萬無一失的狀況下，盟國很難再抽調海軍登陸艇到緬甸，所以羅斯福最後同意，盟國反攻緬甸計畫只有延期。羅斯福在做出延後反攻緬甸的決定時，曾經最後召見史迪威，詢問中國的抗日戰力究竟如何，史迪威竟然「保證」，中國事實上已經處在不堪一擊的狀況之下，只要日軍再發動一次類似鄂西的攻勢作戰，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必然崩潰，因此美國是否履行對中國的承諾，打通緬甸援助中國的通路，根本就沒有實際的意義。 這樣羅斯福認為，中國既然連自保都有困難，也就根本沒有力量協助美國提早打敗日本，同時蘇聯答應要幫忙進攻日本，那麼美國只有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延後反攻緬甸，羅斯福並且還憂慮假如蔣介石垮台之後，美國應該如何收拾中國的殘局[8]。 33.7 盟国对中国背信弃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在等待盟国反攻缅甸的佳音，但是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举出盟国因为要全力反攻欧洲，因此发生无法调拨兵力投入反攻缅甸的困难，所以要求蒋介石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计划，事实上，蒋介石了解到，假如中国没有英美两国全力的协助，中国是不可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单独反攻缅甸的，因此只有被迫同意。这样重开缅甸的陆上通路，以使中国获得援助的计画，在可见的将来已经是不可能，中国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接近枯竭的地步。 很令人感伤的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虽然为韩国、泰国争到独立，甚至为日本力争以保留日皇的制度，同时为越南的独立，也留下发展的伏笔，但是为中国仅仅确定到台湾、东北的领土回归，却无法要回香港，以及争取到中国在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的应有权力，蒋介石也非常大度的放弃对琉球与越南的主权，以及没有积极响应派兵占领日本建议。中国是为东亚地区国家争取到的好处，甚至超过自己。 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从开罗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到，在中国赢得战胜之后，蒋介石并非要完全的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破坏的赔偿，当时会议具体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要日本以实物，来做为战争破坏中国损失的赔偿，同时蒋介石也企图运用一些政治手法，例如两次对罗斯福提到开放旅顺为自由港，希望能够引进美国力量，牵制苏联的可能勒索（旅顺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出于预感的防卫，没想到会恶梦成真），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低姿态，以避免刺激丘吉尔阻拦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丘吉尔根本不但不领情，反而是绝对不归还香港，反攻缅甸也决定杯葛到底。 检讨开罗会议，假如不是史迪威、马歇尔从中不断的进行负面破坏，假如不是斯大林在德黑兰背后的出手，假如不是丘吉尔锲而不舍的打击中国，假如宋子文能够出席开罗会议，那么对于中国与整个亚洲的利益而言，开罗会议应该是可以圆满成功的。但是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而不能了解，国际会议之中的角力，实际上要比一场与野蛮敌人的肉搏战还要可怕。 蒋介石起先认为，盟国对中国至少要比敌国仁慈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会议的公开结论，会被盟国私下改得面目全非，从此以后，中国的命运，就一再的遭到「盟国」的出卖与践踏，中国实实在在的成为盟国获取战争红利的牺牲品。最为可悲的是，中国当时还以开罗会议为中国带来了突破性的成就，谁知道开罗会议的结论，一再遭到任意的修改。盟国既不会优先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却要从万分吃紧的战区中，抽调最精锐的部队，让史迪威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作没有战略意义的消耗，同时更严重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安危。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全力进攻下，中国战区出现全面崩溃的主因。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分水岭，在形式上而言，中国在开罗会议之时，刚刚走出长期挫败历史记录的阴影，迈向国际历史四强舞台的强国巅峰，中美英三国领袖能够平等协商，完成对于战后亚洲历史布局的安排，但是中国再也没有想到，西方盟国竟然会联手，把中国当成一个出卖打压的对象。虽然斯大林、丘吉尔的心胸奸险，以及罗斯福总统的缺乏远见与坚持，都是出卖中国的利益的原因，但是中国自己内部四分五裂，出席会议的阵容不强，又有史迪威这种通敌的内奸，中国要想在世界顶尖谋略的会议上，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当然会容易遭到暗算。 33.8 恶梦开始降临中国 开罗会议结束不过十天，恶梦就开始降临中国。罗斯福突然告知蒋介石，盟国因为要全力进行诺曼底登陆战，所以要延后全面反攻缅甸的计画。蒋介石接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遭到极大的打击，这等于说开罗会议的实质结果作废，中国所有的希望，就是放在打开缅甸的国际通路，接受美国大量的援助，以提高作战能力，击败日本，重建家园。但是延期反攻的决定，就使得中国面对更为艰苦的战局。 在缅甸通路迟迟无法打通的情形下，苏联又继续封锁西北通路，单靠每月一万吨的空运，是无法支持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与作战资源，蒋介石担心，中国经济危机的状况，迫使中国可能无法再支持六个月以上。因此蒋介石只有向罗斯福提出，增加空运数量到达每月两万吨，以及根据开罗会议时候的协议，拨给中国十亿美元信用贷款，以因应中国战区处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增加作战抵抗能力的需求。其实这两个要求，本来也是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得到罗斯福同意的，但是却竟然「意外的」引起了中美之间爆炸性的冲突。 首先是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在十二月九日，急电华盛顿，提出与蒋介石要求完全相反的看法，高思表示中国根本不需要美国新的援助资金，要想解决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国所需的是大量物资的援助，但是除非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根本无法将援助物资运到中国，所以美国政府目前根本不要答应蒋介石的贷款要求。而史迪威更是站在绝对反对的立场，他向马歇尔报告，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政治勒索手腕，史迪威宣称，因为美国不能履行承诺，打通经由缅甸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蒋介石就开口要十亿美元做为「交换的条件」。 没想到这个由史迪威捏造的[9]「交换条件说」，竟然会刺激了整个美国政府上下一心的强烈反弹，从陆军部到财政部，从参谋长马歇尔到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Morgenthau），都对蒋介石要求十亿美元的借款，产生敌忾同仇、连成一气的看法，加上随后蒋介石，又依照中美的协议，要求美国支付在成都修建战略空军基地，以及驻华美军费用的钱，当这个消息经过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传回美国之后，蒋介石立刻成为美国政府内，人人喊打的「公敌」了（美国政府对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都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反感）。 而所有的美国政府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同意加以考虑的，而支付美军在中国的机场与生活费用，更是美国政府主动同意支付的款项[10]。 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更糟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十八日，任命史迪威全权统领中国驻印军，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攻击日军的军事行动，以掩护雷多公路的修建。不料这时史迪威与蒙巴顿竟然自己「私下」决定，乘机提前发动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计画，以拖住中国的军队，同时可以减轻英军在印度所遭到的军事压力。因为当时日本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大将（扩大卢沟桥事变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元凶），正在准备对印度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 史迪威然后透过马歇尔，要求罗斯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出兵支持，这原是蒋介石所坚决反对的进攻缅甸「替代」方案。而原来罗斯福也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就是若盟国没有配合从印度洋进攻缅甸的行动，中国不宜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此蒋介石拒绝出兵是有充分正确理由的。但是罗斯福在马歇尔的误导下，居然认为是蒋介石出尔反尔，史迪威与蒙巴顿现在要出兵反攻缅甸了，蒋介石竟然不肯出兵配合！ 罗斯福在十二月数度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合作，出兵反攻缅甸。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面临破裂的危机。 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事实上，真正背信弃义的是美国，因为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亲自答应蒋介石的两个项重大决定，一是盟国合力反攻缅甸，二是考虑贷款中国十亿美元。蒋介石回国之后，正式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完全是依据开罗会议的结果行事，毫无过分之处，更和盟国延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无关。但是美国政府却「认为」这是蒋介石狮子大张口的「交换条件」。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 但是此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勒索，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指出，中国原先的五亿美元贷款都只用了一半而已（当时美国一直以空运困难，拖延中国购买黄金，收回法币的财政计画，所以导至资金无法依照计画使用），而中国严重的经济的问题需要等到重开滇缅公路，可以将大量的物资运到中国之后，才能稳定中国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11] ，所以美国财政部坚决的反对给中国新的借款。 对于蒋介石依照中美的协议，要美国偿付修建机场费用，以及驻华美军的开销，美国政府则借口说，蒋介石要求的一美元兑二十法币的官价汇率，可以说是极端的不合理（当时黑市汇率为一美元兑二百三十元法币），所以美国财政部也反对到底。蒋介石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持法币官价的汇率，否则中国的财政信用会崩溃，因此坚持不肯改变汇率。这点当然更是蒋介石借机敲诈美国的滔天罪证。 美国财长摩根索的观点，说中国需要为要大量增加物资的供应固然有其道理，但是要收回发行过多的法币，更是克服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或缺的金融政策，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的确相当的危急。不过，中国政府坚持维持官价固定汇率，完全的脱离市场价格，在当时虽然是见仁见智的经济政策问题，但是以后见之明而言，恐怕是蒋介石与孔祥熙一个严重的错误政策决定，因为以这样水准的汇率，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对国会交待，援助中国换算美元的费用成本，竟然会达到完全不合理的地步。其实国民政府应该直接以美元换法币的方法，来回收超额发行的法币，而不要用黄金收回法币，结果因为这个.作，因为战时交通极端的困难，经常发生延误，而造成政府信用的破产。 更为不幸的是，此时蒋介石对美国政府采取压力的交涉，蒋介石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假如美国坚持不支付驻华美军的费用，中国政府实在已经无力负担美军在华所有经费的支出了（单是为了在中国建筑大量的空军基地，就让中国前前后后支出了近百亿法币的代垫资金，造成地区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国民政府要求，假如美国政府再不依协议付款，那么最迟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驻华美军要自己设法张罗供应品，这原是盟国之间常用的谈判手段，但是美国政府却为此事，出现更为激怒的反应。 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这时罗斯福已经直接介入中、美之间的争执，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兵，以支持史迪威与蒙巴顿的缅北作战计画，但他「忘记」了中美之间的缅甸作战共识，是中国绝对不能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为这种局部反攻，既不能击败缅甸的日军，反而造成中国战区实力不足的危机，此时马歇尔却极力的批评蒋介石，他指出这就是蒋介石一向的阴谋，中国拿了美军的援助，却不肯让部队参战，因此美国政府应该以中断对中国的援助，来压迫蒋介石出兵参加缅北作战[12]。 这时候，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但此时中美关系，突然就濒临破裂的边缘。马歇尔这回可抓到机会，可以置「盟友」蒋介石于死地，因此马歇尔全面煽动美国政府的反蒋情绪，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的美国政府联席会议上，一向极端左倾的财政部次长怀特（HarryWhite）， 以充满煽动的言词，猛烈的批评中国的要求，因此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人提议（非常奇怪的是，国务院竟然缺席），美国干脆中止对中国的支持，停止在中国修建机场，撤退所有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人员。陆军供应部长索摩维尔甚至提议，干脆悬赏一亿美元，收买在中国的政客，动手进行政变推翻蒋介石，另外组织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 整个会议，简直成为对中国的一个私设裁判法庭，与会人士全都成为「中国私刑队」的成员，以最为刻薄的方式，声讨中国借钱的滔天大罪，其程度比后来对东京大审日本战犯的声讨，还要严厉的多[13]。 这个会议的结论，当然得到马歇尔与史汀生的全力支持，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备忘录能够传到重庆，那么保证中美关系全面破裂，美军也会撤离中国战区。幸而在最后关头，罗斯福总统请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介入，参加意见，赫尔力排众议的指出，假如美国政府这样对待蒋介石，美国的对日本作战，将会失去中国的合作。假如中国与日本停战，那么整个亚洲的局势将会全面的逆转，美国就没有把握控制亚洲的战局，这才点醒「中国私刑队」情绪化决策的不当，美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在亚洲的支持，否则美国再多花两百亿美元与一百万部队，也不一定能挽回亚洲、太平洋战场，因失去中国所造成的危机。 因此在国务卿赫尔的斡旋之下，最后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每月最多支付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驻华军费，原先的十亿美元贷款免谈，修建机场的费用也免谈，汇率另行商定（最后是以一美元兑七十法币达成协议）。史迪威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必需要出兵协助，否则美国绝对不再援助中国军队。 这场中美之间，莫名其妙的「离奇」冲突，可以说是荒谬已极，盟国不但在战略上欺骗、出卖中国于先，又背信于援助中国的承诺，最后突然完全怪罪中国向美国勒索，同时还不顾中国战区的安危，强迫中国出兵进攻缅甸北部，进行一场最耗费军力，得到最少战果的作战。这个冲突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精疲力竭的中国要更为孤单的面对来自盟国的遗弃与打击。 「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结果当然是史迪威在缅甸，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大胜日军，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战力被抽调一空，空军战力也受到分割使用，结果中国军队从北到南，都被日军击溃（详情请参看三十四章）。 美国政府的结论就是，史迪威是可以领导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的「名将」 [14]，中国的军队必须交给史迪威统帅，蒋介石与中国军队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因此中国军队在对日战争中，可以说是一无贡献。 这个「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造成罗斯福逼迫蒋介石，交出中国政府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的霸道做法，更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 其实整个中国被否定与被出卖的历史，都是盟国的政治野心家一连串的政治陷阱所设计造成的，中国绝对没有想到，盟友会比敌国还要残酷。此时之中国正处在被盟国出卖的全面危机之中，但她仍必须要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最后的挣扎。 33.9 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梁敬錞《开罗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前因后果，都有很好的深入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中美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关系变化，有非常珍贵与最新公开的资料。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 对英国惯以狡猾的手腕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有详细的描述。 附注： [1] 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又失去这个地位。苏联对中国「友好同盟」的邦谊可见一斑。 [2] 美国提出的整套方案，代号为 BOLERO 及 ROUNDUP，盟军先在英伦三岛集结超过一百万的优势兵力，加上空、海军的支持打击，于一九四三年夏渡过英法海峡反攻欧陆，但丘吉尔用尽方法抵制此案，原因是丘吉尔想藉延长大战的时间，把德国彻底消耗掉，好让英国一劳永逸，从此少了一个最头痛的竞争对手。 [3] 有关丘吉尔由地中海仰攻德国的奇想，做为英国的政治斗争手法，在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一书中，有非常深入的批评。 [4] 这点非常的可惜，事实上，罗斯福在战争刚开对于蒋介石领导对抗日本的贡献相当的肯定，是美国友华派的领导人，蒋介石不能与罗斯福多主动接触，结果造成反华派的军人与官僚蒙蔽罗斯福的判断。 [5] 宋子文虽然是蒋介石的姻亲，但是绝非一位迎逢的政客，他不但经常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与蒋介石闹翻过多次，不管他的做法是否正确，但他是一位很有坚持的政治人物。 [6] 当时的英国与苏联，都已经获得美国几十亿到百亿美元的大量援助，才能撑住战局，而中国参战比它们还早，中国的国力原比它们还弱，所以中国需要先打通缅甸通路，获得实质的援助之后，才能展现战力，配合盟国的反攻计划。 [7] 登陆诺曼底的盟军作战，投入的力量是远超过作战实际的需要，根据作战实况，盟军其实只要使用一半的资源，同样可以成功的登陆。 [8] 这是史迪威最为恶毒的做法，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竟然专门做出卖中国战区的工作，而预言中国将立刻被日本打败，根本就是史迪威自从七七事变以来的「职业」性预测，历史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没有像史迪威过去所说的，在中日全面战争六个月之后就被打垮，也没有像史迪威又说的，中国再打一次鄂西会战就会崩溃，事实上，中国后来又打了比鄂西会战规模还要大的六次会战，她还是没有倒。 [9] 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盟国反攻缅甸以支持中国战区的承诺原是一个骗局，十亿美元的贷款，是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就提出，罗斯福同意优先考虑的。因此反攻缅甸与贷款并无关联，时间顺序也证明交换条件说的荒谬。 [10] 中国是美国的盟国，为了打败日本，她已经是牺牲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当时盟国并肩作战，由美国提供军火与经费支持，原是反法西斯同盟标准模式。中国比英国与苏联所做的牺牲，都要大得太多，但是得的援助却少之又少，更何况这只是贷款用来周转与维持国家的抗日战争而已，将来会全数还清的。美国政府可以不借，但不必把中国借钱的要求，当成头号公敌来对付。 [11] 问题是，盟国又自己推翻决议，取消了反攻缅甸的计画，重开滇缅公路已经无望，那么中国只有等死？ [12] 难道马歇尔忘了，盟国并未批准史迪威私自决定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那有义务出兵支持史迪威个人的作战冒险，中国战区还要不要军力来维持了？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没有拿到多少美国的援助，因为缅甸的通路没有打通呢！此外，难道中国接受美国援助，是为了要当英国在缅甸的「佣兵」，而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 [13] 对照其它盟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总共都在百亿美元以上，而且有许多笔钱是有借无还的，中国是规规矩矩向美国借钱，而且保证会还钱的，竟然要受到这样的羞辱，大概美国嫌中国借得太少了？是不是希望蒋介石应该向斯大林学样，开口要个一百亿美元（而且是从头就打算赖帐的），美国总统反而会亲自将钱送来？ [14] 除了偶尔忘记自己是统帅大军的指挥官，把部队丢了就跑（详情请参看三十章「滇缅作战」。第三十四章、日军孤注一掷的疯狂反扑 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决定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救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后，由东条英机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知道，无论是和是战，都无法解决中国事变了。日本既然没有足够的兵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设法保持现有的战果，以谋求一个较好条件的停战交易。东条政府于是提出了建立日本“绝对国防圈”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已经是不求胜利之被动与守势战略，但是却成为支配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 东条英机政府之所谓绝对国防圈，就是设定保障日本本土安全，与维持战争资源供应，所需的最小控制空间。日军大本营认为，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据守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印尼群岛；在亚洲陆地上，日军则要控制中国的平汉、粤汉铁路，及中南半岛，并延伸到缅甸与印度东部。这个建立绝对国防圈的战略要求，对于已经不求战略胜利，而只求自保的日本政府领袖而言，正好配合了日本民族极端缺乏国家安全感的集体心理，因此使得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执行与达到目标。此外，在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及南方军总司令部中的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更为奇特的战略构想，就是在必要时，日本的战略决战主体，将从日本本土，转到亚洲大陆进行。因为日本岛屿的战略空间太小，无法承受强大的攻击；在亚洲大陆，日本则控有足够宽广的战略空间，以及较多的战争资源，可以适合长期作战。所以日军有意扩大在中国的战场空间。日本的海空军，这时候已经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美军猛烈的打击，扩张与反击已经是不可能了。由中国华南基地起飞的盟国轰炸机，更对日本绝对国防圈之运输通路造成重创，特别是陈纳德指挥以华南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 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合作，非常有效的攻击日本的战略运输船队（由南洋经台湾海峡到其本土之航线），造成日本运输船队每年高达一百万吨以上的损失。在这种状况之下，日本的军备与工业生产，由于缺乏原料与能源的供应而面临全面停工之危机。这是威胁日本绝对国防圈安全运作，最为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整个作战武器军火的生产，以及民生必需品，供应上都开始发生严重的困难。因此日本政府若要确保其绝对国防圈内运输线的安全，就必须要在中国以及缅甸战区，同步进行孤注一掷的大反扑作战，作战核心的目标，就是消灭中国战区内的战略空军基地及补给线，以确保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安全。在缅甸战区的攻势，是要切断驼峰运输的通路；而在中国战区的攻势，则是彻底破坏中国华南地区的盟国空军基地。 34.1 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 一九四三年秋季，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开始依据大本营的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拟定一个决定日帝国战争胜败的作战计划。计划的目标是，一、攻略中国南方与西南方的中美空军基地。因为这些空军基地的战机，已经严重危及日本由南洋通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路线；这是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作的生命线所在，若是继续受到威胁，日本将很快就失去长期作战的能力。二、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日本在必要时，可以在陆上进行联络，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成一体，用亚洲大陆的战略空间进行决战。三、是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军力与作战意志。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接到大本营的指令之后，开始研拟一个由北而南的全面攻势作战计划，也就是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与彻底扫平华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其实这个作战攻势方向，曾是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攻略战法，但是日本却一直不能掌握这个战略构想。直到六年后，面对山穷水尽之时，日军才想采这个作战方向，为日本帝国的命运，进行最后的反扑。经过日军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几次全面会商，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日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核定这个挽救帝国命运的行动方案，是为“一号作战计划”（OperationIchi-Go）此计划的纲领是，日本本土将再增加兵力的动员与投入，关东军与南方军则尽量提供支援。第一期作战，是先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打通平汉铁路，同时歼灭华军在河南的主力。第二期作战再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发动直攻衡阳的大会战，彻底击溃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第三期是成立第六方面军，负责打通粤汉铁路的作战，与华南的第二十三军配合，发动由广州北上、与十一军的会师行动。第四期作战，则在打通粤汉铁路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与越南的通路。一号作战计划的战略重点目标，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日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决定再动员五十一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1。此外大本营并且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援，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在受到大本营如此强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因此也决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所有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团，都组织特殊的作战敢死队编组，特别加强突击、夜战与城市作战训练；并且举办各种作战研习会议，彻底检讨过去与华军作战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对策方案。日军从大本营到前线参战部队，一再进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军的战前演训与竞赛。 34.2 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2，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藉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其实没有威胁。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他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 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介石，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人得以乘机大发国难财，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斗争的谣言运作下，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其实当时经济空虚与战力不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日军有计划的劫掠大批的粮食、物资，加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外来的援助，导致中国所有的国力，都几乎面临消耗一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曾向罗斯福总统告急，表示中国的经济危机甚至大于军事危机。但是这个向美国借款的要求，却被史迪威、马歇尔所扭曲，罗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内部左倾官僚的蒙蔽，所以国民政府无法得到这笔贷款，以稳定抗战的经济与人心。反攻缅甸打开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无限期延后，更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援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 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当然重庆方面的军力，因为在陕西部署了监视共军的部队，又要优先支援缅甸作战，所以兵力更加不够分配。这次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正是共军与蒋介石进行政治对抗的时刻。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因此在这种敌实我虚的情势之下，一九四四年注定将是抗日战争中，中国要受尽挫败与屈辱的一年。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 34.3 日军打通平汉铁路 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于华北日军负责打通平汉铁路，捕捉河南华军汤恩伯主力的作战任务，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次日军大本营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兵力给中国派遣军，与其进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不如让他执行西攻西安，截断重庆左翼的作战计划，但是日大本营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幸好日本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否则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大本营下令由关东军调出精锐的第二七师团、铁道联队、汽车兵团等特种部队，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一号作战任务，务必全力打通平汉线，捕捉在河南的华军主力。 华军河南阵地的防务是由蒋鼎文与汤恩伯负责。由于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之后，将近三年都没有在华北发动攻势，使得华军失去作战的警觉与士气；加上河南连年天灾，民生困苦到了极点，军队的补给不足，兵员补充又以远征军优先，因此战力已经降到空前的底点。 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蒋介石与驻华美军的将领，对于日军的作战企图，缺乏共识与掌握，由于史迪威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根本无意深入华军阵地与进行长期的占领作战，当前华军应该以静制动，故将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华军部队，调入缅甸原始山区进行作战。 所以汤恩伯奉命以静态防御，在嵩山以东的密县、巩县一带阵地布防。（5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 在表面的数字上，中国战区的空军要优于日本，史迪威却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式的编制有五百架战机，要锁定二百架战机，负责防卫成都等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的安全，不得弹性运用；另外要出动一百五十架战机，支持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因此陈纳德只有一百五十架战机可以投入中国战场的支援与打击作战。 问题是，这些战机的基地都在华南，很难在遥远的黄河流域，取得制空权。因此陈纳德想尽办法出动飞机，企图炸断黄河铁桥，与支援华军作战，但是战机实在分配不过来。日军源源不绝地越过黄河，机械化的部队在黄河以南的平原上纵横驰骋，对华军阵地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 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执行这项任务的日军敌前指挥，是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负责，他率领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以及一个战车师团，加上大量的工兵与运输部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在关东军支援修复黄河铁桥的协助下，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半夜，在中牟渡过黄河，夜袭华军在河南的阵地。日军行动前的欺敌工作与情报扰乱，部署的非常成功，重庆方面以为日军应在五月底才会发动攻击，美军的情报判断更离谱，认为这最多只是日军的骚扰行动而已，不值得华军劳师动众、严阵以待。 事实上，日军在大军渡过黄河的四天之前，已先派决死突击队，渗透华军阵地，找到华军防线的弱点，然后引导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对中国第一战区的阵地，全力发动攻击。汤恩伯原想主动对渡河的日军部队，进行反击，但是其他将领都缺乏主动作战的意愿，以及作战的支援与兵力，因此只消极地接受命令，困守在阵地之中，不愿配合出击，而让日军机械化部队，任意在华军阵地之间驰骋。日本第十二军顺利渡过黄河之后，全力发动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三十七师团攻陷中牟，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六十二师团攻克郑州，这样日第十二军已经成功的撕裂中国第一战区的正面防线。日军然后兵分二路，一路向南攻击，准备沿平汉线攻克许昌后，与来自武汉的第十一军部队会师，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外一路的日军，则是向西突进，准备攻击华军汤恩伯部的主力。 由于日军的攻势凌厉而且充满变化，三个师团的日军部队迅速包围了平汉路的重镇许昌。日三十七师团担任主攻，六十二师团与二十七师团在外围进行包围分割作战，以彻底孤立在许昌的中国守军。日军在战车、突击队与炮兵联手下，迅速迫近许昌的阵地，打得华军阵地陷入混乱之中，才两天的时间，许昌就在五月一日弃守。 此时日军情报发现，汤恩伯的部队在登封、密县附近集结，反击日军的攻势。因此日军司令官内山，立刻将南攻的部队，由南向西方旋转九十度，企图捕捉汤恩伯的部队。另路日军则在战车师团的前导之下（这是日军首度在中国战区使用战车师团），在河南平原势如破竹地疾进，企图以钳形攻势，包抄汤恩伯部。日军这种灵活的攻势，其速度与方向不断变化，充分展现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战力优势。不过汤恩伯的主力第十三军石觉部，并未踏入日军的口袋，而设法退入嵩山，日军失去了围歼十三军的机会。这时候华军在河南的战线与阵地，可以说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事先的作战情报与计划，几乎完全与事实的发展不符。由于华军的员额不足、士气低落、补给不济，上级领导阶层又面临美军介入政策与权力的斗争，因此实在无法面对日军空前强大、灵活与凌厉的攻势。许昌陷落之后，由于蒋鼎文担心自己受到围歼，而立刻率兵退向伏牛山，造成汤恩伯部势孤，也只有设法突围。因此其他的华军部队，产生兵败如山倒的连锁反应，河南战场近乎失控。 蒋介石企图抽调接受美军装备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绝，而且在罗斯福亲自介入的压力下，于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的作战。这时候日军刚攻陷郑州，开始击溃华军在河南的防线，蒋介石却只能眼看着中国战区受到日军攻势无情的蹂躏。在盟国的眼中，装备中国的军队，只是为了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而战。 日军南下的攻击，很快又恢复行动。十二军攻陷许昌之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同步派遣一个旅团北上夹击，于五月八日南北两军在遂平会师，日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七年后，才终于勉强的打通平汉铁路。接着日军的主力又朝向西方发动连续的攻击，企图围歼汤恩伯的主力不成；日军立刻朝向洛阳外围发动快速攻击，彻底击溃了洛阳外围的中国守 军。然后在五月十八日，日军六三师团负责由东向西进攻洛阳，而日军一一〇师团与战车第三师团则由洛阳的西方迂回攻击。不过日军对洛阳的全面攻势，这次遭到华军强烈反击。洛阳守军是武庭麟的第十五军，以旺盛的作战意志，挡住日军极凌厉的攻势，此举惊动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是日军调集部队，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四面合围之势，再攻洛阳。华军在兵力悬殊、援军不到的状况之下，仍然拒绝招降，浴血奋战之后，武庭麟在五月二十五日从洛阳突围。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则在后续的作战中阵亡。 此时日军驻山西的第一军，也派遣第三、五十九等两个旅团，渡过黄河的渑池，截断了陇海铁路的交通，阻止华军向东的驰援；同时扫荡华军在洛阳以西的主要后勤基地，以及夺取华军在卢氏的主要军需品供应仓库。华军在第一战区，出现了全线溃败的局面。这时候国内外的舆论出现大量悲观与 恐慌的报道，说华军已经失去战力，蒋介石只有撤换蒋鼎文与汤恩伯的职务，及派陈诚前往坐镇指挥，调胡宗南负责监视延安共军的部队，东出潼关，进入河南，暂时阻挡了日军的攻势。由于日军立刻就要在湖南发动大兵团作战，因此停止了继续向西的攻势。 于是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攻防战，立刻就在华军、美军之间展开。史迪威以及一些美国记者，当然乘机发表他们的“证据”，指出蒋介石的部队根本不战而退，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做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援迟迟未到，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的责任。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河南的兵力部署与作战准备而言，华军由谁去指挥，结果都不会好到那里去。华军若是不退，只有遭到歼灭。有谁问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日军只是演习的情报判断，让中国军队无法得到战前的补充与准备，应该负起多少的责任？ 34.4 日本十一军发动长衡会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南战场获得大胜之后，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心，就转到湖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佃俊六，对于第十一军准备攻占长沙、衡阳的作战，寄予极大的期望，因为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长、衡之战的赢输，日军必须击败长沙之虎薛岳，才能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所以佃俊六特别前往武汉坐镇指挥，同时加派更多的部队助攻。受命指挥日军作战的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中将，当然更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事关重大。横山对于进攻长沙，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因为过去日军曾经三度试探，都未能占领长沙，使得华军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更是因此成为华军将领中的虎将。所以此次日军进攻长沙、衡阳的大会战，将是衡山个人军旅生涯最大的挑战了。由于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湖南之战，给予全力的支持，使得衡山可以指挥的部队高达八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单是在兵力上，日军就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优势。因此衡山在详细检讨过去三次长沙作战的得失之后，拟定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部队的计划。过去日军进攻长沙的部队兵力，最多是三个师团加上特种作战部队，作战支援的准备，也是以两个星期为度。但这次横山勇的作战计划，动员的总兵力是超过八个师团（三十六万人以上），他更将日军的作战纵深，根本延伸到衡阳，所以日军在兵力的优势以及作战计划的规划上，都早已经超越薛岳过去防御长沙的“天炉作战”之架构。衡山的作战计划是，利用五个师团，作为第一线兵力，三个师团为第二线机动兵力，进行全方位的南攻。而将主力放在左翼的攻击，沿着湘、赣交界南下，大迂回长沙的东南方，先攻占浏阳，再包抄长沙后侧。横山判断薛岳的主力就是在此待命出击，因此日军的布阵，以打击长沙外围的华军为主攻对象，然后再进攻长沙城。日军中路的攻击则是依照传统的进攻长沙模式，沿粤汉铁路南下，击破华军正面防线直逼长沙。另外派军由洞庭湖南下，包抄湘江西岸，从侧后方进攻长沙的制高点岳麓山阵地。由于横山掌控绝对充裕的作战兵力，因此决定在日军包围长沙的同时，也对衡阳进行长距离的奔袭，乘华军全力在长沙作战之时，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占衡阳。 而横山勇还设法进行大规模的欺敌行动，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日军的作战目标，有可能是沿着长江西上，进攻重庆，或是准备再度进攻常德。由于横山对于这两个战略要点的攻击，都有实战的经验，所以也让重庆方面不得不加以重视。蒋介石保留卫戍部队放在第六战区，作为保卫重庆的准备，而没有全力支援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但是蒋介石仍然认为，日军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为主，因此特别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第九战区，协助薛岳布阵对抗，但是由于“长沙之虎”薛岳，已经在防卫长沙的作战上，三战三胜，对于防卫长沙，有着相当的自信与执著。他相信史迪威的美军判断，认为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对长沙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天炉作战，已经是天衣无缝，所以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决定仍将在长沙决战，再次合围进攻的日军。可是薛岳手上的部队，也已经发生员额与装备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是当时华军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加上最信任薛岳的上司陈诚，已经因为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失去大权。在政潮冲击之下，蒋介石又重用何应钦来防止军中将领的“叛变”，而何应钦与薛岳以及粤系将领，本来就有不愉快的经验，薛岳实际上又功高震主、锋芒毕露，何对薛当然相当的“感冒”，更加要给薛岳一些不方便。于是在大战前夕，第九战区的兵员与补给，不但没有优先得到补充，反而是能拖就拖。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支精实、充裕的日军与虚弱内斗的华军对阵，双方的胜负，在未战之前，早已有了定数。白崇禧曾经建议薛岳，考虑将决战南移到衡阳，以拉长日军的补给线，加强华军在衡阳的防务，但是薛岳没有完全接受，仍然决定在长沙与日军对决。 横山勇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日军在对马海峡大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历史光荣纪念日，在湖南发动对华军全面的攻势作战。装备充足的三十六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之下，分成七路扑向华军阵地，来势之凶猛，远远超过华军的预估。日军精锐的第三、十三师团以及二十七师团，从左翼（东线）先攻，一举深入地插进平江，再突进浏阳，直捣薛岳预控的反击部队基地。接着在中路的日军第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分成六路强渡新墙河，第三四与五八师团随后跟进，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连续击破华军的层层防线，直扑长沙；第四十师团与五、十七旅团，渡过洞庭湖，沿湘江的西岸，进攻长沙的西方。日军这样全面的攻势，使得华军在湖南的阵地，全都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薛岳在长沙东南所部署的反击部队，更是首先陷在日军的多重包围攻势之中，天炉作战计划就完全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湖南成为日军全面纵横的战场。 这时候在缅甸原始丛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在看到华军全线溃败之后，才“想起”了他还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于六月八日突然出现在重庆，幸灾乐祸的宣布“中国陷入危机”，接着立刻派员督导美军从桂林的训练中心进行撤退，同时不断设法干预陈纳德的空军后勤支援，并且开始推动接掌华军指挥权，以及寻找可以推翻蒋介石军政领袖的活动。史迪威完全不管这个中国战区作战惨败的灾祸，是谁作出严重错误的情报判断，以及致命的错误作战部署？到底是谁仍在制肘空军出击日军的任务？史迪威居然认为，只有他接掌华军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地区击败日军，而其他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援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薛岳军力不足以及布阵错误，加上军方上层的严重内斗，在日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多重攻势与连环包围之下，华军在湖南的整个战局失去了控制。长沙外围的战略据点，很快地就先被日军攻占，六月十四日，日军攻占浏阳，截断了薛岳反攻长沙的外围作战部队；次日陷宁乡，长沙于是受到日军全方位的包围。中国第四军已无法用传统的防御方式，来守住长沙；原本在长沙外围待命的机动部队，先遭到日军的猛攻，已不可能支援长沙的防御作战。 这时候，另外一支的日军，更成功地攻占了岳麓山的长沙炮兵制高点。此时守城的华军与敌军的兵力悬殊，制高点又遭日军攻占，外围援军更已被日军主力猛攻而自顾不暇，因此日军终于在六月十八日攻下长沙，而打破了华军过去长沙作战不败的记录。蒋介石在情急之下，下令枪决突围而出的长沙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溃败的发展。 日军作战计划的另一步棋，就是同时奔袭衡阳。横山勇在日军在还没有攻陷长沙之时，就已经下令第六八师团与一一六师团，绕过长沙外围，马不停蹄的沿着湘江两岸，直接扑向衡阳华军阵地。此时薛岳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则向江西方向败退，根本无法拦截日军的长驱直下，整个第九战区的防卫系统为之瓦解。 这时湖南前线的作战陷入危机状态，蒋介石无法把拥有美式装备以及员额充足的八个军部队，调回东线作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战力不足的部队，在湖南遭到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日军指挥官横山勇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会把这八个军调回，在湖南与日军决战。横山也担心美军会调动一切的空军，支援华军作战，对自己脆弱的补给线进行全面切断的空中攻击。 但是这两个担心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极力阻止中国战区进行反击，并且抬出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助阵，主张当前反败为胜的要务是，由史迪威接掌华军指挥权，最好能够顺带推翻蒋介石政权。由于华军接连在河南与湖南战场的惨败，史氏又早已在重庆政府中，进行各种掺砂子、挖墙脚工作，使得前线部队急于等待后方明确的指挥，以及派军援助之时，后方却陷入全面的权力斗争、指挥系统混乱、以及后勤失控的状况。这时候，拼命为华军出力的，还是指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他设法透过管道向华盛顿反映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史迪威利用 机会夺权的真相，无奈当时华盛顿与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因而对于中国战区的恶化逆转，产生极大的轻视与厌恶。西方主流意见于是认定：“果然是史迪威有远见，早就说蒋介石的华军不堪一击，现在得到证明了吧！不仅如此，还要连累美军替蒋介石收拾残局。”这里也不能不提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这场逆势作战中，奋不顾身的英勇表现。尽管史迪威把能够动用支援湖南战场的空军战机，缩小到只有一百五十架，而且在油、弹的供应上，尽可能做到百般刁难，同时湖南的天侯又豪雨不断，影响到战机出击，但是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的办法，率领部属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的补给线与阵地，为支援华军作战争取更多的油弹与补给品。美机飞行员平均每天出击四次，中间休息的时间只够吃饭与听取攻击目标的简报而已，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水花；美军二十三大队的四个中队长以及半数的飞行员被击落。十四航空队在五个星期不眠不休的支援作战中，击落日机一百二十架，炸毁日机九十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的中断。从长沙到武汉的日军补给线及仓库，一路被炸，火焰冲天，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夜间美机甚至可以就着火光，无须导航而直飞汉口，进行轰炸。日军承认，在湖南的作战之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兵力，是美机攻击下致死的。假如陈纳德能够得到三百架战机的增援，又有充足的后勤供应7，应该可以全力摧毁日军部队的补给系统，那么战局会有极大的变化。 34.5 鬼泣神嚎的衡阳保卫战 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由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是一支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曾在长沙与常德的会战中，与日军进行多次正面的恶战，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参与衡阳防卫作战的华军部队，包括了预十师（葛先才）、第三师（周庆祥）、一九〇师（容有略），暂编五四师（饶少伟）。第十军在奉命防御衡阳之后，立刻在衡阳地区，利用山岳与河道的复杂地形，开始构建防御工事，此时美军在桂林的步兵训练中心，感到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奉命撤退，因此将一批带不走的美军训练用装备，交给第十军使用。当时方先觉根本没有想 到，湖南的战局，会恶化的如此之快，自己的部队要孤军防守衡阳四十二天，血战到弹尽援绝的崩溃地步。这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被日军全歼的唯一军级单位。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援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六月二十八日，日军奔袭衡阳的两个师团，对衡阳完成钳形包围，同时日本飞机对于衡阳守军的阵地，进行全毁性的地毯式轰炸。日军认为单是这样的打击，以及优势的兵力与火力8，衡阳已是日军的囊中之物。但是横山万万没有想到，镇守衡阳的华军第十军，阵地被毁，战志依然不为所动。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击，造成日本六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到重伤，日军的攻势为之受挫。 横山没有一举攻下衡阳，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因为此时东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首相东条英机（身兼总参谋长、陆相、军需大臣），已经岌岌可危，面临着辞职的压力，他需要日军更大的胜利消息，才能支撑他的地位。因此他透过私人亲信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到达武汉，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施加压力，派遣军总司令佃俊六更是急得不断催促横山，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阳，并且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直接到达衡阳前线，对衡山施加压力。 这时横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阳是遇到对手了，必须要小心应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他准备把衡阳当成决战地点，企图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东部的部队前来支援，然后日军再发动多重包围，一举围歼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不料日军第二度的攻势，仍然无法得到明显的进展。中日两军在衡阳阵地争夺战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阶段，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以防止瘟疫的发生。但是日军对衡阳的攻势，只推前了两公里，仍然被第十军给挡住了。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 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东条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只有被迫辞职下台。蒋介石此时急切希望能够解衡阳之围，至少能够救出第十军。 但是薛岳已无兵力驰援衡阳，因为他手边只剩下有限的残兵，退到湖南江西边界集结，又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不过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设法从湖南、江西的边界，对日军的后方发动侧击。虽然这种攻击对于日军进攻衡阳的补给线造成压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因此无法对日军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衡阳的守军，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时蒋介石只有亲自介入，指挥六十二军、七十九军与九十九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但是由于作战密码完全被日军解破，让横山能够充分掌握到华军的作战动态，进行各种有效的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华军更大的作战伤亡。 中国援军的兵力与火力仍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此时第十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援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援，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援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作战失败的压力。华军前往援救衡阳的部队，在七月底时，曾经一度前进到与守军只相差几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最终还是被日军灵活的截击压退，没有达成救援第十军的任务。这时方先觉的部队，已经是伤亡过半，不但是弹尽援绝，连吃饭的补给都成了问题。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八月二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日军五十七旅团长 志摩源吉少将，更是由自己担任敢死队的队长，亲自带兵冲锋华军阵地，结果战死衡阳。有受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五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作战负伤，却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可见战况之激烈。 此时衡阳的决战，其惨烈程度已使阵地成为了人间地狱。蒋介石在最后时刻，仍然设法派军队救援第十军，连第五军的坦克车部队都派到战场。但是此时中国战区的华军，已经无法将士用命的拼力作战了。因为有了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刺激，内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复燃，而更加恶化了军队人员不足、装备后勤严重缺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的情况，因此无法动员军力突破日军层层包围的防线。第十军方先觉部，在坚持血战四十二天之后，最后在八月八日，终于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中国第十军在衡阳的保卫战事实是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但是，事后横山勇却宣布，日军终于攻陷衡阳，完成“围歼”华军的第十军，把原先答应第十军的“终战”礼遇，改成“俘虏”的对待，这是中日战争中，华军唯一被“俘虏”的师级以上单位。但是自日皇以下的日军高级指挥部，对于方先觉的第十军，作战如此之勇猛，都表示了无限的敬意。 衡阳终于陷落，史迪威理所当然的开始进一步地向蒋介石逼宫。蒋眼见自己部属们的战志出现动摇，并且开始私下运作而向史迪威靠拢。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准备交出华军的作战指挥权(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11、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给史迪威。 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34.6 日军“一号作战”的检讨与其造成之后果中国军队在河南、长沙与衡阳决战中，连续的受创与失利，的确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与民心士气。特别是过去第九战区的薛岳，已是日军无法击败的英雄形象，如今却遭到连串重大的挫败。美军在华南所使用的主要空军基地，也遭到日军的攻占与破坏。 在史迪威与外国记者的争相报道之下，中国战区重大败仗的新闻，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更是使得西方国家的舆论，断定中国战区的战力表现，根本是一无是处，因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的提高。检讨整个一号作战，日军是将最后能够动员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的全都投在中国战区里。日本要给中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以挽救作战资源航线的安全，与建立起亚洲大陆的决战腹地。但是在中国战区内，史迪威却以参谋长的身份，误导情报判断、干扰战区整个作战的准备、故意延迟援助行动、不断制造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阻止空军的全面参战13，这样才造成日军能够集中运用各种的作战优势。 而中国仅有的一点新生作战力量，还要全数分散到缅甸战区作战，当然会造成华军的惨败结果。不过，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也赢得相当辛苦与侥幸。在华北战场上，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对于华军采取见死不救的策略，以共军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麽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此时的八路军，则拥有六十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事实上，当时的共军若是全力出（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他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援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战，可以让抽调一空的日军，在华北全面的瘫痪。如果要抗日，这绝对是战略上的打法。但八路军却除了收编华军残兵，与扩大地盘之外，没有果决全力的出击。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而在长沙与衡阳的作战中，薛岳的失败，固然与他拘泥于过去长沙大捷的作战布局有关，但是当时处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由于史迪威在中国进行拉帮结派的反蒋活动，因此使得蒋介石面临权力斗争的危机，不得不冷冻宋子文与削减陈诚的军权，而重用何应钦。但是何应钦一向与两广的军方将领不和，何既然当权，白崇禧、薛岳与张发奎当然都会受到排挤，造成这些参加指挥湖南决战的将领们，既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与军火补给，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层的情报与命令，因此薛岳只有凭藉自己的独断，来进行作战。这样何应钦也就更有理由怀疑薛岳等人的忠诚，不敢把仅有的一些武器与兵员，放心交给将领们运用。而当时的薛岳，却是最需要这些作战的力量来进行决战。 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介石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 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 而在战略的布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军采取孤注一掷作战的实力与决心。这次日军动用的兵力，已是历次长沙会战的三倍以上，整个作战的战线，覆盖整个湖南北中部，但薛岳连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适当补充，他在作战纵深的安排更是不够。如果他把决战的地点安排在衡阳以南，而非长沙附近，同时要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传统的湖南东部山区，这样日军在东边的主力攻击就会扑空。而在湘江以西，华军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军掩护以及复杂地形的保护，有效牵制日军战线的侧翼。事实上，日军进攻衡阳主要的补给线，是由武汉经洞庭湖及湘江的水运。薛岳若是能够在衡阳以南布置决战大军，并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进行截断日军湘江水运的作战，在美军战机的优势战场阻绝攻击下，应该可以严重摧毁日军的补给系统。这样一来，日军很可能会在衡阳会战中，遭到兵力更大的华军抵抗，补给线也更为脆弱，横山勇能否赢得衡阳会战，反而真的大有问题了。因为在衡阳作战的日军，几度因为补给不济，被迫吃树皮草根，战场运动又遭到美国空军的压制，造成重大伤亡，迫使横山勇曾经打算放弃对衡阳的进攻。蒋介石当时也在内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失去指挥全局的权威与信心。在整个衡阳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属（这时究竟谁是史迪威的内应，谁会参加推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政变，谁都没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应钦以及蒋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阳作战的指挥，如此分散的指挥系统，如何能够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运用？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局也会有决定性的不同。假如史迪威能认真执行其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责，面对这场大决战，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全局作战部署的策略，其实他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他若事前提出中国战区面临决战的警告，要求美国迅速大量增加对中国作战物资的援助，增调美国空军支援中国战区，放手由陈纳德指挥空军，以及全力支持蒋介石将精锐的远征军回防湖南，参与衡阳决战，那么整个战局的结果必然完全不一样。日军若在衡阳遭到惨败的打击，整个中国战区的局势必成为日军的梦魇，日本很可能会提早考虑投降与和谈。不但不必苏联参战，美国也不必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了。 以整个战局分析，假如当时盟国的领袖，能够把长衡会战当成盟国在亚洲大陆的主力决战，看成是同盟国可以利用的历史机会，以击溃日军在亚洲大陆的主力，那么盟国可以提前展开亚洲大陆战的攻击矛头，直接击溃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行动。这样不但可以减轻盟军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日后也无需接受苏联参战的勒索，甚至会提前迫使日本投降，而减少双方军民的伤亡。所以面对衡阳会战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会战，盟国应该在接到情报之后，就拟定一个跨战区的紧急军力动员计划，全力优先支持陈纳德指挥中国战区所有的美国空军作战；同时至少能够增派二百架最新的P-51野马式战机，与一百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给陈纳德全权指挥。盟军飞机必然可以彻底的炸平日军在汉口、岳阳、到长沙的军需补给中心，以及完全封锁长江、洞庭湖与湘江的日军补给航道14。在此状况之下，不但日军从武汉到衡阳的补给线将会被盟国空军炸到柔肠寸断，造成前方部队根本动弹不得（当时进攻衡阳的日军，就在陈纳德有限的空军攻击下，部队的口粮、军火曾经几度遭切断的危机状况），而且盟国空军拥有的绝对空优，将使得日本集中在湖南四十万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战机的炸射之下，任何大部队的运动都必须要付上极大的伤亡代价。同时蒋介石若能够调回八个装备与战力齐全的驻印军与远征军，参加衡阳会战（试想假如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参加衡阳解围，结果会有多大的不同！），那么横山勇不但无法得逞，日军反而会在衡阳遭到彻底的挫败。 综观这场事关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假如八路军不坐视重庆军的受到猛攻，能够全面在华北发动攻势，以及中国的远征军能被调回参战，美国空军又能不受到人为的制肘并得到大量的支援，那麽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必定会在衡阳以惨败收场。影响所及的是，美国将会大幅增加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与信心，中国军队可以乘势打通华南的出海口，而直接得到大量的援助。同时罗斯福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可以有力量痛击日军，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签订雅尔达密约，将苏联的力量引进东北亚。而事实上是，日军能够取得一号作战的胜利，让中国陷入抗日信心危机的大混乱之中，主要的功劳应归给马歇尔与史迪威。因为他们长期从基本上破坏中国战区的战力，同时在战况最为危急时，没有大幅增加美国空军的攻击，也不准中国调回远征军驰援受困的部队，反而急着在中国战区进行夺取军权的逼宫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华军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在绝对（14这对盟军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美军在欧洲拥有五千架第一线战机，在太平洋也有二千架一线战机，随时可以调动三、五百架，前往印度与中国的基地，对日军进攻湖南的补给线，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以全力支援华军在湖南衡阳的决战，而在此一举击败日军主力。）劣势当中还让日军几度受挫，中国军队所作的甚至是超过血肉之躯的绝对极限了。这种悲壮卓绝的战力，证明了华军是败在盟国里企图压制中国的一撮人手中，而横山勇与冈村宁次的勇敢善战，只是中国战败的次要因素而已。史迪威与马歇尔才是决定中国在这场会战失败的真正关键人物。 但是日军也因此犯下了全局战略的大错误。如此一来，日本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回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附注： [1] 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 [2] 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3] 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他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4] 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5] 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 [6] 这种完全疯狂与违背常理的行为，也只有史迪威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7] 如果没有史迪威的阻挠，美空军给与这种程度的支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日军在华作战，一向是一个师团攻华军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的兵力配置，用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因此横山勇认为，据守衡阳的华军，应该一触即溃。 [9] 当时美军驻成都第二十航空队，有自己独立的油弹供应，负责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对于华军在湖南的紧急作战需要，却奉史迪威的命令，袖手旁观。 [10]当时华军野战部队几乎是没有医药补给的。第十军的伤兵与病患，不但完全没法得到照顾，还要在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天气，与发炎的伤口下，继续作战。 [11]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 [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 [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他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援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 [14]这对盟军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美军在欧洲拥有五千架第一线战机，在太平洋也有二千架一线战机，随时可以调动三、五百架，前往印度与中国的基地，对日军进攻湖南的补给线，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以全力支援华军在湖南衡阳的决战，而在此一举击败日军主力。第三十五章、从重创中复原与反攻的计划 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溃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根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日军在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之后[1]，其精锐的军力，却陷在离本土遥远的中国华南，这正是日军战略布局上致命的失误。不过这时候的日本朝野上下，都极为需要一些“胜利”的消息，来维持已经露出崩溃的作战意志。特别是刚刚组成的小矶国昭与米内光政联合内阁，已经奉命开始设法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从一九四四年的八月起，日本已经不再追求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希望能够求得可以接受的停战协议。日本政府一直认为，设法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更是其第一优先之政略目标，所以希望能够软硬兼施的要求蒋介石，能够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小矶国昭政府对蒋介石，提出相当低姿态的和谈条件：只要国民政府肯接受和谈，日将放弃所有长城以南，满洲国之外的所有占领地区，并且将香港交给中国。这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日本姿态最低的条件了。但是蒋介石仍然拒绝接受。蒋介石这种抗日到底的决定，迫使日军大本营在面临生死存亡选择的关键时刻，继续将其有限、也是最后的军力，进一步推进到远离日本国防核心的中国战区。因此日军就算成功地攻占华南，也不能弥补它在本土核心四周主要战略据点的损失。如果日本决策核心真有智能与勇气的话，既然它已决定寻求停战和谈，就应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在北太平洋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全力加强防务，才能使得盟国无法顺利打击到日本的核心；日本又同时公开宣布接受停战，这样盟国才可能考虑，为避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愿意与日本进行投降条件的商议。但是日军大本营这时却反其道而行，造成其核心防卫出现战力空虚的问题。盟国因而得以乘虚进击，将日军主力隔绝在中国战区，而能以较少的代价，就打击到日本的本土了。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当然不会接受日本的停战要求。 35.1 日军决定发动广西会战 日军为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中国华南的战果，以迫使中国屈服，特别在武汉组成了第六方面军，统帅日本的十一军、二十三军与三十四军，准备在华南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作战。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出任第六方面军的司令官，准备完成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三阶段作战任务，就是打通大陆走廊，消灭华南美国空军基地。日大本营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特别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前往衡阳前线视察。他坦白地向第六方面军的日军将领表示，日军目前唯一的作战希望，全都寄托在中国派遣军的表现上了。因此大本营正把最后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都将投入中国派遣军，而第六方面军的胜利表现，已经成为日本所有希望的寄托。日本军部再度展现出这种轻重难分的拙劣战略观，当然注定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大军全数战败缴械的命运。这时，日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更是把日本兴亡与十一军的表现，完全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横山动用战场的独断指挥权，下令部队尽量扩张其战力的延伸，并决定不顾日军战力的疲惫，更不理会中国派遣军的限制命令，强行将十一军的追击线，从衡阳四周扩张到广西。日军在九月十四日攻占了全县，掌控了进入广西省的战略隘道，为进攻桂林做好地缘战略的准备。盟国在全县建有极大的军需供应基地，在华军仓皇退却之时，只有忍痛加以爆破，大火连烧数日，让中国部队的战力受到不小的影响。而横山勇的独断作战之所以成功，当然又要拜史迪威的内应“帮忙”。正当前线全面军情告急之时，中国战区的决策阶层，却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进行全面的权力斗争。因此中国战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后勤与兵力补充完全各自为政，各个战区指挥官都已失去作战的信心。横山勇于是捡到了便宜，虽然中国派遣军司令佃俊六严重不满横山作战的独断与不顾命令，但是他既然获胜，连司令也是无可奈何。横山勇的大胆冒进成功，将兵力直指广西，也引动广东日本二十三军跃跃欲试，以免功劳全被十一军给抢走。二十三军也在九月二十二日，由西江西进，攻克广西的梧州。这样一来，日军即将对广西发动两路夹击，广西作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果然日军的胜利更增加了日军大本营的信心。大本营继续动员军力加入第六方面军，九月二十七日，从关东军调来三七师团，二十八日又将二十军、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同时还从日本本土调来第四七师团，全都纳入第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日军大本营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准备继续在华南，进行孤注一掷的战略延伸作战了。问题是，以全面的战略部署而言，日军大本营在此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因为当时日本的本土已经受到直接的威胁，日军必须要加强巩固接近本土决战的地缘战力，万不应该把最后可以运用的力量，陷在远离本土的华南。何况苏联的威胁已经日益明显，假如日本的本土遭到占领，或是中国东北受到苏联的攻入，日军主力却集结在遥远的华南，怎能对于整体战局发生任何的用处？但是当时日本急于需要更多“胜利”的消息来支撑，顾不了这种战略上重大的考虑。一九四四年九月，当日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华南，进行远离本土的广西决战之时，中国也正陷在抗战时间，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中，由于史迪威所造成的中美摩擦，以及介入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造成中国无法及时作出各种兵力安排与迎战的布署。各个部队指挥官，观望蒋介石是否会交出权力，重庆的命令当然也就无法贯彻执行了。这种在作战生死关头，内部的离心离德，以及指挥后勤系统的错乱，造成中国的野战军主力，北起黄河、南到粤江，全都遭到日军重创。美军在华南的主要空军基地，同样也遭到日军极大的破坏。中国在遭到这一连串的重大军事失利之中，更使得原本已经出现经济严重困境的后方社会人心，产生了整体意志动摇的不安，因而影响到法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更是恶化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国整个的政治局势，也再度出现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不但延安与重庆之间势同水火，此时八路军更是拥兵不战，等待史迪威使用美援来“召安”。共军利用日军大量南下，击破国民政府军队的有利时机，尽量扩大自己在黄河与淮河一带的兵力与地盘（而不是对抽空的日军占领区发动果断的攻势以牵制日军）。此时，国民政府各个战区的司令长官与蒋介石之间，也发生了忠贞的猜疑，更大的派系摩擦与夺权斗争也在运作之中，因此造成华军对日作战战力的全面下降。一九四四年十月，当日军调整好新的指挥架构，开始进行打通粤汉铁路，及多路夹击广西的作战之时，中国方面却为了史迪威所引起的复杂权力斗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史迪威对蒋介石夺权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云南的龙云开始有准备自立的动作试探，军事参议院议长李济琛更是直接与美国的桂林领事馆联络，声称只要美国政府支持他，他将准备联合西南各省的军事将领，共同“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组织一个亲美的西南联省政府。史迪威开始物色白崇禧等人，试探他们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幸而白崇禧没有正面回应）。 此时作为蒋介石身边亲信的参谋长何应钦，在这种情况之下，则更加小心控制兵员与补给，他不敢充分补充忠诚受到怀疑之将领的部队，特别是在前线御敌的薛岳与张发奎部。因为何应钦必须担心，他们是否会参加响应反蒋介石的政治运动。因此在这个中日最后决战的前夕，在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前线，都是陷入一团混乱的权力斗争之中，根本没有拟定任何可行的战略，以进行军力的准备，因应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最后一波攻势。对负责指挥一号作战华南攻势的日军最高战地指挥官冈村宁次而言，日军进攻广西的战略目标，是放在攻占美军在广西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以及歼灭中国在华南地区的野战军，这是第六方面军发动广西会战的主要作战任务目标。至于与南方军会师，打通大陆走廊，那只是心理上的效益而已。因为在盟国空军取得压倒性优势，以及中国沿途都有游击队破坏的情况下，日军根本缺乏陆路的运输工具，也无法有效维持陆上全线的交通安全。因此这条贯通南北的“大陆走廊”，是不可能发挥实质的运输功能。冈村宁次对于广西会战，是设定多方面的全方位攻势，他令兵力最强的第十一军横山勇，由湖南经湘桂走廊，由东北向西南发动主力攻击，先攻克桂林之后，再迅速将主力插到柳州的西方，以策应围歼中国在广西的野战军主力。而在广东的二十三军，则是沿着西江，由东向西前进，负责进攻柳州，这样日本的十一军与二十三军的广西会师，即可攻占桂林与柳州的美军基地，又可夹击与歼灭华军野战军在华南最后的主力。同时为了分散中国守军战线的兵力，冈村宁次又下令在雷州半岛的日军，协调在越南北部的日军，对广西南部进行同步进攻。所以华军第四战区的张发奎部，就处在一个多面包围的状况之中，但自己又没有生力军可以调派。华军在广西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也就难逃失败的结果。 35.2 日军作战的内部冲突 不料日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竟然有着更为旺盛的抢功企图，他觉得自从日军发动湖南作战以来，十一军的战功，已经成为日本全国军民的精神寄托。因此他断然决定，要将攻占桂林与柳州的光荣，全都由自己“包办”，而造成了十一军公然的抗命事件，日军因此无法在广西围歼华军剩余的主力。冈村宁次与横山勇之间的“战争”，显示出当时日军指挥系统各自为政的危机结构，仍在继续恶化之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日军终于发动多面夹击的广西会战。十一军从湘桂走廊出击，进攻桂林；二十三军（田中久一中将）则是沿西江推进，目标是柳州；从雷州半岛的日军越过十万大山进攻南宁，及从越南出动的日军部队，攻击镇南关。这时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内战”才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确定他的指挥权，美军将领魏德迈在中国战区最混乱与危亡的时刻，匆促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魏所面对的，是信心动摇与士气耗竭的华军部队，以及残破与溃败的中国战局。“东京玫瑰”还直接广播：“欢迎魏德迈上任送死，假如魏德迈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还有机会在当年十一月底吃感恩节大餐的话，地点应该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长期以来对日军造成最大伤害的第九战区薛岳的余部，在长衡会战之后，早已残破不堪，因为忠贞遭到怀疑，而奉命退到江西的南部整编待命，而没有进入广西布署。只有杨森的部队退入广西（这样的安排是担心薛岳与张发奎联军反蒋），张发奎的部队也在支持衡阳会战时遭到严重损失，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整补。因此面对日军多面的攻击，第四战区可以说是完全无力招架，美军只有设法破坏在桂林与柳州的空军基地与设施后撤退。 最令人痛心的是，广西一直是抗日大后方的地区，因此极多的学生、军眷、与公务员集中在此。日军一旦攻到，这些平民只有大量往后方进行盲目的逃离。因此在广西通往贵州的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流亡的人潮，造成道路的拥挤与运输的困难。这一幅幅人民颠沛流离与无助的景象，严重的动摇了整个中国抗日的人心士气，当然也成为盟国与西方新闻传媒的笑柄。这些大量无助的逃离民众，也经常影响军队的运动与补给运输的顺畅，更加深了士气动摇的严重问题。这时候横山勇的日本十一军，以六个师团，沿湘桂走廊猛攻华军阵地，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首先击破兵力薄弱的华军战线，十一月八日，日军重兵包围了桂林。桂林原本是善战之桂军的重镇，李宗仁与白崇禧已经经略多年的基地。但是此时军心离散与人心思二，因而根本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防守，而发挥强劲的抵抗与反击。日军在围攻桂林的同时，横山另外派两个师团的兵力，越过桂林外围阵地，直扑柳州，企图抢在二十三军之林与柳州的两大重镇。横山勇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更深切入柳州的西方，而与进攻柳州的二十三军，合围中国第四战区的野战军。这时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眼见十一军贪功抗命，破坏日军夹击华军主力的作战计划，急电十一军不得擅自抢攻柳州，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的战功，主导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功，因此竟然大胆决定抗命，坚持由十一军同时急攻桂、柳两个重镇，根本不把日本第六方面军的命令，放在眼中。所以冈村宁次干脆断然下令，将十一军围攻柳州的第三与十三师团，改隶二十三军指挥。不过，此时日本的二十三军，刚好又遭到张发奎部队，在桂平发动的反击，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一时之间，无法即时进入攻击柳州的战线。十一军因而找到更多抗命的借口，因为准备改隶二十三军的两个师团，长期以来都是十一军的子弟兵，师团长与横山的交情更是深厚，因此借口当时军情紧急，通讯联络不便等理由，拒绝接受改隶的命令，仍然听从十一军的调度。结果当然是由十一军的横山勇指挥，顺利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由十一军同时攻下桂林与柳州两个主要的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却因此没有完成包围第四战区华军主力的作战构想。这时二十三军也与越南入侵的日军，分别在广西的南宁附近完成会师，日本终于打通了大陆走廊。横山眼见华军出现兵败如山倒的乱象，广西全境一路上都是盲目流动的难民，以及失去组织建制掌控的华军，因此决心继续发动追击扫荡。横山断然下令攻占柳州的日军，设法沿着桂黔铁路继续强袭贵州，以扩大对华军的打击。十一军这种近乎不顾一切的旺盛攻击精神，驱动日军进行马不停蹄的攻势，果然造成第四战区华军残部的士气更严重的耗竭。日本的骑兵部队，一直沿路强攻贵州，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抵抗的意志，日军简直如入无人之地，驱赶中国的难民与败兵一路逃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军的前锋打到贵阳的外围独山，中国的军心士气，几乎面临崩溃的局面，连自重庆撤退的提议，都已被正式的提出讨论了。 35.3 紧急驰援独山阻挡日军攻势 不过，蒋介石这时已经从“史迪威恶梦”中清醒，他坚持与重庆共存亡，以安定人心，并且从西北地区，抽调防共的部队南下，准备在贵州迎击日军的攻击。美国的军方，则一路协助华军，炸毁主要交通线上的桥梁，以迟滞日军锐不可当的攻势。不过在事实上，日军的强攻贵州，原是横山勇个人的独断作为，主要是一个乘势扩大战果而为的强攻，对于这种深入攻击，日军并未有事先的战略安排与后勤补给，来支持部队深入云贵高原地带作战。至于立刻进攻重庆，更是没有这个准备与能力。此时陈纳德得到魏德迈全力的信任与支持，终于能够动用美国驻华的战略轰炸机支持，将汉口的日军后勤中心，夷为平地，日军整个华南作战的后勤补给，受到极大的影响。蒋介石又急调汤恩伯负责指挥贵州的防御。从第一战区中，抽调十三军、二十九军；从监视延安的胡宗南部，抽调第九军与九八军，并且先行下令卫戍重庆的九七军，及军校四分校的学生团，全力前往贵阳进行防卫。这些部队都要在崇山峻岭中，徒步行军最长达三千公里的路程，才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先后赶到广西、贵州的前线。 事实上，当增援的华军抵达贵州之后，日军的攻势力量，也到了耗竭的地步。当时攻入贵州的日军，甚至没有在云贵高原冬季所需的棉衣供应。在华军开始在贵州增加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横山只有下令日军停止攻击，调回冲进贵州的日军。华军增援部队陆续地抵达贵州，因此对日军的撤退发动了追击，一直推进到广西的河池，两军才形成了对峙的战线。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涣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乱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 35.4 中美合作战局好转 中国在这场作战的惨败，当然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正当日军组成第六方面军，要发动广西会战之时，正是中国战区内部，因史迪威事件，出现权力斗争的休克状态，大部分前线的部队指挥官都受到这股政潮的影响，也都面临战志消沉与补给无着的困境。当日军进行部队的整编与装备的补充的同时，华军则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有残破的部队，都得不到应有的整补，更别提新部队的支持了，这样的布局对照，华军自然无法避免惨败的命运了。日军的横山勇，固然是日军前线的第一战将，他那种独断抗命的作风，既创造了日军强袭贵州的惊人胜利之举，但是也失去了完歼第四战区华军的机会。因此在广西会战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立刻将横山勇以及旗下参与抗命的三位师团长全都调走，彻底改组十一军，将华南的作战主导兵力指挥系统，改由二十军负责。虽然中国在广西会战中，以近乎惨败的结局收场，但是中国战区在史迪威去职后，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与生机。史氏一离开之后，魏德迈上任，中美间过去持续发生误会与摩擦而造成的紧张，几乎得到全面地改善。美军在华的空军与指挥部之间，也取得空前合作与互信的状态，中国的将领也再度团结一致的抗日。魏德迈相当支持陈纳德的各种空军作战建议，陈纳德终于能够成功的动员所有在中国的空军战力，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对于日军进攻华南的后勤中心武汉，进行一次近乎摧毁性的大轰炸，由美国二十航空队出动七十架战略轰炸机，以及十四航空队出动二百架各式战机配合，将日军在华中的补给中心以及其空军，给与歼灭性的打击，这就是陈纳德苦苦请求史迪威长达四个月，都没有得到批准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的计划2。在美机对汉口基地，进行焦土战略轰炸之后，日军对于华南部队的整个补给数量，大幅下降了四〇％。同时魏德迈对于中国的后勤补给援助，也从来不玩政治考虑的分化游戏，因而也能得到最佳的利用与分配。唯一可惜的是，一切都来得迟了。魏德迈知道中国战区的战略地位重要，设法与蒙巴顿协商，将中国派在缅甸的美援部队，分批的调回中国战区作战。这时英国政府又站在强烈反对的立场，因为英国需要中国军队的帮忙，击败在缅甸的日军，才能更为早些收复在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丘吉尔竟然又完全忘记了他的“中国军队无用论”，不同意中国军队回国作战。不过，由于蒋介石与魏德迈站在同一战线，中国当然有权调回自己的部队，去防卫自己的国家。其实假如英国不是从中国调用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英国就连缅甸都无法收复，根本就没有资格谈对日作战的贡献了。同时魏德迈看到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的战绩，深知只要给与中国军队适当的装备与训练，中国军队绝对能够担当大任，因此他决心加强训练与装备中国的陆军部队，准备在半年之内，推出拥有美式装备与现代化编组的全新华军，以参加反攻华南的作战。因为此时美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场，攻克菲律宾，因此美国海军可以直接航行到中国华南的海岸。只要中国军队能够攻占华南的海港，美国的援助物资，就可以从海港运送。而一次十二艘的美国运补船队，就可以运送等于美国驼峰空运援华全年的吨位总和。蒋介石于是令何应钦负责中国新编陆军的“陆军总司令”职务，与魏德迈合作，在云南进行编组全新陆军部队的工作。当时的计划是分成四个方面（2由此可见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国惨败，好让他能控制中国军事指挥权。）军，准备组成三十九个“攻击师”，三十一个“防守师”，这将是现代化新编华军的骨干，负责西南总反攻的作战计划，作战目标是开放湛江港，以及收复广州与香港。这样中国就可以与美军在华南会师，有了港口，中国也就可以得到美国答应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给中国军队的援助与装备了。 35.5 青年军的组成与日军的末路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当中国面临全面惨败的打击之时，在抗日的后方，出现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青年感人的爱国奉献行动；由于蒋介石对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特别优待，在抗日战争国家面临如此困难的状况之下，学生仍然可以免费上大学，也不必当兵，国家还供给学生衣食。但是当学生青年看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局势，面临功败垂成的危机之时，决定牺牲特权，投身军旅。这时正是国民政府急需高素质的兵员，以接受美援军事装备之时。所以当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救国的口号，立刻得到了青年学生热烈地反映，两个月内，多达十二万青年报名参加从军，造成人心士气从低迷中的大振。这些从军的知识青年，最后组成九个师，番号为二〇一到二〇九师，定名为“青年远征军”，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素质最高的部队。这股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也是稳住当时局势民心的力量之一。在一九四五年年初，日本新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认为唯一可能扭转日本战败命运的作战计划，就是拼下最后的本钱，攻克中国的四川，迫使中国失去作战的能力，这样日军可以有更多的筹码，与盟国进行有条件的和平谈判。 冈村宁次的这个战略构想，却来得太迟了。日军在打完一号作战之后，日军大本营已经没有力量，再支持冈村宁次进攻四川作战计划。其实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原先应该发动五号作战计划，进攻重庆与西安，对于日本扭转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更大的效用。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再也没有史迪威作为“内应”，因而日军要想发动攻占四川的攻势，成功的机率将是极低的，单是来自中国战（3作者的先父也报名参加青年军，成为二〇七师中的一员。青年军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迹可以叙述）区空军的压力，就可以彻底中断日军补给线（这时候已经没有史迪威干涉空军的作战，美军飞机得到全力的后勤支持，可以尽量发挥作战打击能力），同时装备较佳的中国远征军，也开始从缅甸回到中国战区。所以冈村宁次曾经发动湘西芷江与老河口的作战，以试探日军西进四川的可行性，但是遭到中国守军相当强烈的反击，制空权更是已经完全落在盟国的手中，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战区表现的最后机会，已经结束；更糟的是，日军的主力完全深陷在华南，若想长途运动，必定饱受盟国空军的炸射，因而无法顺利调回东北与华北备战。此时，日本全面的战局已经陷入了十分危急的状况，美军在一九四五年的五、六月间，攻占琉球，日本帝国海军在琉球海域，遭到歼灭性的惨败之后，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作战能力；日本残余的空军，也只能在本土进行非常有限的活动。美国下一个目标是准备进攻日本南部的九州，苏联开始调动空前的兵力在西伯利亚集结，正进行攻击关东军前的战略准备。此时日军大本营才从错误的迷梦中清醒，下令中国派遣军应将主力从华南大幅的撤退，以支持关东军在东北所面临的决战，同时要兼顾防御美军可能从华东登陆的攻击。日军早先于一九四五年年初，还在中国的战场上不断企图发动攻势，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区的胜利，已经成为其作战意志与心理的唯一支柱了。冈村宁次当然舍不得叫日军自动撤退，“放弃”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冈村这种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只看到自己战区的“风光”，没有想到日本的整个战略布署，已经因为日军主力集中在遥远的华南，无法回防本土、东北与朝鲜，将会造成日本战略核心空洞的危机。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施加压力，冈村宁次也发现日军把主力放在华南，不但无法有重大突破的作为，同时更是造成东北与华东防御空虚，万一苏联进攻东北，或是美军登陆华东，那么留在华南的日军主力，将会成为后路被切断的孤军，所以冈村宁次才开始下令日军退出广西。但是在整个战略的大局上而言，已经是太迟、太慢了。 当日军奉命从广西撤退之时，正是新编华军开始布署反攻华南的时刻，因此中国部队在广西展开尾随的追击行动。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收复了广西全境，而在东南的福建地区，华军也顺利光复了重要的城市与口岸；负责反攻广州、香港与湛江的新编华军部队，也开始进入作战集结的位置，只等准备完成，就对日军发动攻击，以打开华南的海港。此时日军向华北与东北调动的运输，一路上受到中国与盟国空军密集的攻击，而损失惨重，日军部队甚至被迫放弃一些重装备，狼狈地向北撤退。这时候冈村宁次仍然寄望在中国的日军军力，能够成为日本与盟国要求投降条件更佳的谈判筹码。但是日皇裕仁已经无法忍受日本几乎全面溃败的压力，他要求首相铃木贯太郎，设法迅速与盟国求和，也准许冈村宁次自行与蒋介石接触，商讨中日之间的和谈条件。 一九四五年七月，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河南与何柱国见面，日本提出中日停战的条件，日军准备在一年之内，从中国的关内全面撤军，以换取中国不对日本进行攻击。但是中国方面认为，日军必须全面撤出韩国的釜山，中国才会考虑与日军商谈停战，因此双方无法进行谈判。这时可以看出冈村宁次完全缺乏掌控战略全局的能力。事实上，此时日本唯一所能求的，是争取有条件投降的机会，所以冈村宁次要做的，当然是全面快速的撤军。先能让日军退出关内，全部集结在东北与日本本土，阻挡苏联部队捡到便宜，以及防卫美军进攻本土，这样日本或者可以争取到更好的战后条件。在日军投降之后，日军再全面地退回本土，这也是日本军队唯一可以赎罪的机会。 这也是蒋介石在获悉雅尔达密约，盟国决定出卖中国之后，一个可以设法利用日军维护中国权益的最后机会。只要中国允许日军在关内有秩序的快速后退，全部集中到中国的东北，中国就可以在持续胜利的“追击”中，大幅拉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步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增强军队的士气，这样当然可以增加中国对抗苏联与盟国压力的筹码。中国若能照这计划，在半年内光复整个关内，总比突然接收整个占领区的工作，要更有准备。而日军既然大军集结在中国的东北与本土，苏联与美国势必会对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重新考虑。此时中国可以代日本提出投降条（4此时先父在的青年军二〇七师，已经在云南接受美军的装备与训练，军队的士气与战技，都有极高的改善。大家都认为，这回西南总反攻，绝对会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洗过去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记录。其实中国军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只因装备、训练太落后，才会让日本侵略中国得逞。当日本军队没有装备的优势之后，马上就被中国军队痛击了。）件，只限保留日皇制度，这样中国或许就不必向苏联低头，而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甚至可以完整地收回已经被苏联占领的外蒙古地方，连琉球未来的命运，也可以有所调整。但是历史没有朝向这个戏剧化的方向发展，中国面临的是比战败损失还要巨大的“惨胜”了。 附注： [1] 其实日军的这个胜利，赢得相当侥幸，主要是归功于马歇尔、史迪威与丘吉尔的联手“合作”，把中国战区所应得的外援掐住，使得华军战力耗竭，在日军投入决战兵力之时，中国还要把战略预备队投入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进行无谓消耗。 [2] 由此可见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国惨败，好让他能控制中国军事指挥权。 [3] 作者的先父也报名参加青年军，成为二〇七师中的一员。青年军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迹可以叙述！ [4] 此时先父在的青年军二〇七师，已经在云南接受美军的装备与训练，军队的士气与战技，都有极高的改善。大家都认为，这回西南总反攻，绝对会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洗过去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记录。其实中国军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只因装备、训练太落后，才会让日本侵略中国得逞。当日本军队没有装备的优势之后，马上就被中国军队痛击了。第三十六章、碧血长空的英雄 单以在空战战场的傲人战绩而言，中国极其有限的空军，表现出如此重大的战果，就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而美国的空军志愿队，更是展现空中游侠式的正义化身，给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头。在抗日战争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方面是少有战场的胜利，但是在宽阔的蓝天之上，中国与美国的空军却少有战斗的败绩。中国人的优异战斗能力与潜能，就此表现无疑。空军健儿们，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先锋军！ 在长达十四年的中日战争之中，最为动人与传奇的作战历史事迹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空军的并肩作战。因为在抗战期间，中国战区的陆海两军，固然以坚苦卓绝的牺牲，面对优势的日军而周旋到底，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装备与训练的援助，所有单就战场的较量而言，中国总是失败的居多。但是令人感到几乎难以置信的是，在中国战区的空军英雄，却多能在空中获胜。这种空战的胜利，不但振奋了人心，而且在击败日本的整体战争中，也做出重大的战略贡献。因此，空军在中国战区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与不一样的角色，不但经常在战斗中获得大胜，也是造成日本绝对国防圈的瘫痪，以及诱导日本在最后采取错误战略（日军为了要摧毁盟国华南的空军基地）的主要因素。在空军之中，更有着无数忠烈青年的英雄事迹，以及高贵感人的异国友谊故事。 36.1 以寡击众的中国空军 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确是一个分裂、落后与贫穷的国家，而空军是属于一个高资本、高科技密集的军种，依照常理而言，中国当时连支持最为原始的陆军装备与训练，都还力有未逮，如何能在空军的作战之中，让先进日本空军的军威尽丧？这的确是中日战争史上，最令人感到振奋的战斗传奇事迹了。 从世界的战史来看，空军是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个情报与辅助作战的兵种。当时世界各国的军事领导人，都无法摆脱几千年来作战的传统思想，即陆军与海军的架构。所以在当时，空军是分别属于陆、海军的辅助兵种，而且很少有军事将领或是战略专家，能够真正看出空军在整个战争中，可以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可是日本却是世界上第一个看出空军在海战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所以日本海军在发展海军航空兵上，比西方国家都有更为认真的投入。这也造成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以及横扫西太平洋的初期作战上，获得压倒性大胜的主要关键。美国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立刻掌握到海军航空兵，在海战上所拥有的支配性力量的观念，所以全力投入海军航空兵的发展，甚至停止建造主力战舰。结果美国后来居上，以绝对优势的海军航空兵，迅速击败日本在太平洋的主力。从此美军纵横七海，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权国家。英国反而一直没有在海军航空兵上面进行重大的投资，二次大战战后，英国也就失去了海权国的地位。 不过，日本的陆军对于空军的发展，却没有像它的海军那么掌握到重点。日本陆军主要是用飞机来攻击对方防守战线的部队，以及轰炸战线后方的军政与平民目标。在中日战争中，日本战机对于中国的部队，以及整个抗日的人心，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日本空军在中国战区的作战，并未产生决定性的战果。 蒋介石虽然是传统的陆军将领，但是对于空军的认识，却有独到的看法，提出了“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前进观念。抗战之前的中国，不但是民生贫困、百废待举的情况，还要负责偿还天文数字的外债。而在面对日本近乎无止境的侵略与欺凌下，中国急需建立一支能够保家卫国的军队。在兵种建设的优先顺序中，蒋介石独具慧眼，认为中国一定要有一支能够对抗日本的空军。所以中国设法在捉襟见肘的财政下，动用各种方式（包括了非常封建的“捐机祝寿“之类的活动），设法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的空军。当时中国的整体国力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根本没有能力去建立整个空军的发展基础。无论是人才、技术都极端匮乏，所以只有借重外国的帮助，边学、边摸索、边推动，而当时科技先进的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空军的计划，当然更有着五花八门的考虑，以及不同的利益动机。一时之间，中国本身常常又难以掌握真正关键，结果是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是，凭着中国人的努力与才智，中国空军还是展现了惊人的作战成果。抗战前期的中国空军，是由三方面的力量结合而成的，蒋介石亲自督导的中央空军（蒋介石是航空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张学良发展的东北空军，以及两广政府所建立的空军。这三支空军在战前大体完成了整合，但是机型复杂，其中拥有较好作战性能的飞机，多数是采购自美国的产品，当时中国空军编组为九个大队以及学生暂编大队，所有的飞机为三○五架，但是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一百多架。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认为中国最多能够以陆军，勉强抵抗三个月，至于中国还在编组训练的空军，只是两个星期就可以给日本空军用“打活靶“的方式解决。不料中国空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竟然旗开得胜，成功地轰炸了日本第三舰队，以及击落日机六架，造成全球注目的新闻焦点，当然更是激怒了日本皇军。日军决定全力优先消灭中国空军，一场淞沪大空战就此展开。不料日本驻台湾精锐的木更津与鹿屋空军联队，竟然成为首先被中国消灭的对象，中国空军健儿一直保持着战场上胜利的比率，实在不能不佩服他们出生入死的过人表现。 不过，究竟中国空军的数量与质量，都比不上日方。从南京撤退之后，中国的一线战机，只剩下十一驾，也就是说中国在抗日战争前所培训的空军人员，几乎已经牺牲到九成以上了。日军付出了两倍于中国所牺牲的代价，于是全面控制了中国战区的领空（事详见淞沪会战）。 幸而此时苏联的援助到达，中国空军顾不得适应的问题，全面换装苏联战机；苏联也组成百人的正义之剑空军志愿军，与中国空军在领空中，共同拦截与攻击日机。在武汉、兰州等地，立下了让日本空军惨败的战绩。同时在武汉会战中，给予日军部队相当严重的攻击与破坏。但是在日本的零式战机出现之后，苏联E型战机的性能无法匹敌，而使中国空军在空战上，蒙受极大的损失（事详见武汉会战）。 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之间，日军利用中国空军力量耗尽与外援不济的状况，对于抗日的根据地四川，特别是陪都重庆，发动了一连串的饱和性空袭，日本的飞机日以继夜连续轰炸，造成中国军民极大的伤亡。日军企图以这种空军战略轰炸，折服中国的抗日意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军民最为艰苦与困难的一段岁月。中国后方的上空，一直笼罩着日本飞机攻击的乌云。两年后，幸好日本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将空军主力调离，中国才得以稍稍喘息。 36.2 “中国之虎“ 陈纳德 在苏联与日本发展 “和平共存“ 关系，共享占领中国领土利益之后，俄对华的军售援助于一九四一年就中断了。美国逐渐开始在中国空军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先是美国退役的空军中校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加入了中国空军指挥系统，改变了中国空军的命运。陈纳德是一位极为杰出的空军人员，对于空军的作战，更有超乎常人的远见，他曾经编写过空军作战的典范教材，由于身体健康不佳以及政策主张不受重视而退休。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派人到美国征募空军人才，陈纳德毅然报名参加，从此成为抗日战争中，决定中国空军发展命运的传奇性人物。一九三七年八月，陈纳德到达中国，他首先就发现中国空军拼凑的系统，有太多的问题，特别是意大利在中国空军所立下的不良传统与结构，造成人员与装备极大的误置与浪费。在号称三百架的飞机中，事实上只有一百多架能够参加作战。 不过，在空袭天天都威胁着中国的状况下，陈纳德首先设法建立一套非常有效的防空警报系统（当时没有雷达装置），使得日本空军一旦进入中国的领空，中国空军指挥系统立刻就能充分掌握了日机入侵的情报，而能做出最佳的作战反击规划，反而让数量与质量都占优势的日本空军，因为无法掌握中国空军的情报，而在中国的空中战场上，日军总是遭到重大的损失。 陈纳德很快的就以其专业的才能与正直、勇敢的品德，赢得中国空军领导阶层的信任，让他担当指挥与建军顾问的重任。陈纳德为中国设计出许多空中作战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出其不意、灵活作战的方式，使得中国空军更能展现以寡击众的战果。但是在日本空军装备零式战机之后，俄制的E型战机性能，无法与日本飞机较量，造成中国空军大量的伤亡，最后俄援空军几乎全军覆没。 36.3 美国志愿空军的英勇表现 一九四一年，陈纳德决定，自己设法回到美国，招募一批美国非现役的空军人员，购买美国较为先进的战机，以美国空军志愿队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或简称AVG）的名义，来中国战区与日空军作战。在刚开始之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压力，根本拒绝陈纳德的建议，最后幸而罗斯福总统改变主意，才特准这个方案实施。当时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美国飞机，在美国招募飞行员与地勤维修人员。在英国同意下，先在英属缅甸组成与训练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然后再进入中国进行作战。中国政府给美国空军志愿队（AVG） 起名为 “飞虎队“ （Flying Tigers）。飞虎队的成军可以说是历经无数的困难与波折，美国政府答应卖给中国政府一百架P-40C Curtiss （英国称此型战机为Tomahawk II）战机，但是却不准购置备份零件。这对空军志愿队战机的维修，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迫使陈纳德要设法在亚洲各个市场，寻找替代的零件。美国飞行员无法适应南亚的环境生活，也是一个人员管理上的严重问题。不过能够参加飞虎队的成员，都是一些胆识过人的热血汉子，而陈纳德则是训练他们成为一支“空军游骑兵“，以全新的观念与战法，创造捍卫中国领空的历史。飞虎队在极端困难下成军后，首先就受到缅甸英军要求助战的请求。飞虎队出动半数的战机，在缅甸迎击日本优势的空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机共九十架空袭缅甸的仰光，留守缅甸的飞虎战机起飞拦截，结果旗开得胜，飞虎队当天竟然创下二十四比零的“完胜“战绩。陈纳德的空军志愿队更继续以优异的战果让日本空军吃足苦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直到日军攻占缅甸，志愿队退入云南），日机总共二一七架被击落，飞虎只损失十六架，创下令日军丧胆的作战记录。飞虎队出色的战绩，不但稳住了中国西南领空与运输的安全，他们也开始出击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基地。不料，AVG的优异战绩，却遭到美国政府致命的打击。在美日没有正式作战之前，美国政府借口日本的外交压力，尽量设法减少对飞虎队的支持与供应（主要是零件与油弹，中国政府出钱也买不到）。在美日宣战之后，美国政府竟然以直接的政治压力，要求将飞虎队改编为美军正规部队，番号是美国空军第二十三战斗大队。这点遭到中国政府与陈纳德坚决的反对。因为飞虎队的飞机是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的，人员也是与中国政府签约的志愿军，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旺盛的作战精神。美国政府没有法律的根据，可以要求AVG成为美军的正规部队。因为一旦成为正规军，就会受到美军政策的干预，人员与装备都要听命美国政府官僚系统的安排，就发挥不出独立的战力了。 但是，马歇尔是软硬兼施，非要取消这支战绩彪炳的空中游骑兵，以免它发挥惊人的战力。马氏答应AVG在改编为美国正规军之后，美国政府会大量充实这支空军（这是不要中国出钱的一个利诱），但他也发出威胁，假如AVG不肯被美国政府收编，美国将会停止供应飞机与不准美国公民参战。在美国政府一再威胁利诱之下，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这支志愿军终于停战“易帜“，原有的志愿军人员，多半受不了美政府官僚系统的束缚而纷纷求去，这支世界传奇的空军部队就此被美国政府解体了。 更绝的是，美国政府答应的正规军编组，当时根本没有依照协议的时间到达。飞虎队遭到了解散，美国正规军却没有成军，造成当时中国战区出现了一段的空窗期，日军当然趁机大举攻击。幸好有些飞虎队的队员不忍见中国遭到无情战火的蹂躏，竟然决定再自愿义助中国作战，以等待美国正规空军到达与布防。这种义薄云天的情谊，也是举世罕见的。总计飞虎队成军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在中国战区击毁日本飞机二六八架，中国只耗费了八百万美元的购置与人员开支而已。而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支在“反法西斯轴心国“ 作战中战功居首的空军自愿队，就被美国政府所消灭了。日本政府与日本空军飞行员对此当然是最喜出望外的了。 36.4 瘫痪日本绝对国防圈 在蒋介石强烈要求美国以空军援助中国战区，以及陈纳德全力争取之下，罗斯福总统开始了解，援助中国战区，空军是代价最低，收效最大的方式。罗斯福特别欣赏陈纳德所提以空军切断日本南洋运输线的作战建议，就是在中国战区部署有限的空军，就可以切断日本从南洋经台湾海峡到日本的运输生命线，以造成日军战力的根本崩溃。因此罗斯福直接下令，在中国成立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恢复现役并晋升为空军少将，统帅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区作战。幸而中国战区有了陈纳德统帅的十四航空队，可以充分发挥空军打击与支持的作战任务。否则在盟国一再压制支持中国战区的政策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恐怕还会遭到更大的挫败与损失。当然也幸好马歇尔与史迪威不太了解空军所能扮演的重要作战角色，否则陈纳德恐怕也难发挥自己先进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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