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所有地方势力，包括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广东的余汉谋、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西的阎锡山、西北军的精神领袖冯玉祥、中共的朱德等，都一致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与行动。在八月七日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国防会议中，通过了对日抗战的最高决策。依照原先华北决战的战略设计，军政部长何应钦正设法将中国的作战部队源源北调之时，原本已经紧张的上海局势，突然在八月九日发生了虹桥机场之冲突事件，日本的海军兵力，开始迅速在上海附近集结，并且对中国提出威胁，因此南京与上海顿时陷入了军事冲突前的危机状态。 21.3 蒋介石决定改变决战地点 上海的军事紧张关系，刚好刺激蒋介石对于准备在华北决战的作战计划，开始产生了疑虑。而此时蒋介石受到中央军年轻部属陈诚、张治中等人建议的影响，即与其在华北与日军决战，不如将地点改在上海更有利。因此蒋介石决定进行战略大转向，华军决定在上海开辟华东战线，也就是由中国来主导战略的决战地点。 原本中日双方都预期两军会在河北进行一场重要的会战，但是在蒋介石的个人决心改变之下，战略决战的地点就由华北改为华东了。这个考量的主要优点是由中国方面来直接、主动控制战场决战地点，避免日军由华北沿平汉线直扑武汉，而造成中国面临西南与东南被截断的战略劣势，一方面也是减少后勤支持线过长，以及地方部队协调不易的困难。当然德国军事顾问也认为，在长江三角洲与日军进行决战，华军拥有水乡泽国的防御地利，中央更为容易就近统筹战机，与灵活指挥作战。 其实蒋介石决定在华东决战的最大考虑，应该还是国际战略的运用，因为上海是国际的大都会与金融中心，上海一旦开战，必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利益，同时也能够争取到更多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国越早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就能越早取得将战争国际化的制胜机会。当然一二八事变华军在上海的表现，也让蒋介石认为，在上海决战对中国军队是比较有利的。 由于日本发现，蒋介石的德式装备师，开始调往上海停战区集结，部分的中央军也开始由华北转向华东运动，因此中国在华东的军力增加到开始威协日本在上海的利益与安全了。这时候，日本海军早已按捺不住动手的冲动，因为海军认为，绝对不能让日本陆军主导所有的对华侵略成果，否则海军将很难争取到更多的资源，以发展可以与美国竞争的海上实力（美国国会刚在两年前，通过十年的造舰计划，以因应日本退出华盛顿会议所约定海军军力比例的挑战）。 因此，当八月十二日午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在上海集结的情报传回东京之后，日本海军异常的激动，迫使其政府在八月十二日夜间，召开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特别协商会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强烈要求政府支持海军有权保障日本在上海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并且要求派遣陆军到上海，以对中国的政治、金融与工业中心，给予致命的一击。 事实上，当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出之时，正在台湾海峡演习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就立刻回师上海，并且密电日本海军部，要求增加在上海的陆战队兵力，准备护侨，同时进一步的建议，日本应该在上海与南京一带，对中国战略心脏进行攻击，这样可以同时破坏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才能迅速迫使中国屈膝，而达成速战速决最高战略目标。 当时日本陆军省估计，在长江三角洲最多只要使用三个师团的兵力，就可以让国民政府遭到惨败。但是日本参谋本部仍然认为，日本应在华北进行决战，坚持不愿向华东派遣大量的陆军部队，不过由于陆相杉山元过于低估中国的作战能力，认为若在华东同时发动攻击，日军正好双管齐下，迫使中国快速的屈服，所以支持海军的建议，在首相近卫的调节下，终于迫使参谋本部同意，以最低数量的陆军，支持海军在上海的军事行动。 日本海军在得到参谋本部同意陆军出兵之后，立刻在上海采取强硬的立场，大批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舰艇涌向上海，此时蒋介石已经将中央军中，最为精锐的八七与八八两个德式装备师，由张治中指挥，调往上海备战。中日两国同时在上海增兵的举动，当然把上海的冲突气氛提高到临界点，大家都想先发制人。 结果中日两国的军队在八月十三日下午，在上海的八字桥正式引爆了军事冲突，日本驻上海的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在接到冲突消息之后，立刻下令在上海的日军，对华军发动全线攻击，于是中日双方在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战争。由于蒋介石已经决定了在华东决战的部署，因而把中国的军队主力由华北调往华东，因此八一三上海事变，立刻后来居上的发展为中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决战，双方的准备都很仓促，但战事却打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惨烈。 接着在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书，当天中日两国的空军，也全面交战，中国空军竟然旗开得胜大败日本空军，使得日本政府震惊且羞怒，因此决定在上海大动干戈。日本政府在八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中，决定宣布总动员令，以及成立了战时最高的军事机构大本营，负责与政府联系以指挥总体战，大本营奉敕令决定，开始准备组织华北方面军以及上海派遣军。 21.4 日军组成华北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 日皇于是下令，改组华北驻屯军，增调四个师团以及加入各种特种部队，组成华北方面军，总兵力达到二十八万人，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司令官。同时指派松井石根大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统帅包括多艘航空母舰与主力舰的海军部队，加上二个师团的陆军以及特种部队，前往上海。日本决定准备在两条战线上，同时给予中国致命、快速的打击。不过此时的日本参谋本部，仍然认为中日两国主力的决战地点是在华北，可是蒋介石却已经决定，将决战地点改在华东。 八月三十一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正式组成，下辖第一军（香月清司），统帅第六师团（谷寿夫）、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二）、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与重炮兵第一、第二旅团，及其它特种部队。第二军（西尾寿造中将），统帅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第一八师团（下元熊弥）与重炮兵第六旅团及特种部队。并且以第五师团、一九师团、原华北驻屯军旅团，加上特种部队以及临时航空兵团，作为方面军的直属部队。而原属关东军支持的第一、二与十一旅团，则视作战地区的运用，亦配属华北方面军。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支海外作战部队战斗序列，非常显然的是日本准备在华北对华军，进行一场迅速能让中国屈膝的历史性决战。不过日本对于蒋介石，已决定把华东战线转为主力决战的战略，并未充分地加以掌握，此时上海方面的作战，已经开始演变成为空前的大兵团作战，最后造成日本大本营不断被迫增加对上海的兵力支持，最后甚至要从华北方面军抽调部队赶往上海，因而造成华北作战战机的延误。 由于日军是将决战的主力摆在华北，但是中国方面却开始明显地抽调主力东调，并且对与华北的日军，采取守势作战，因此日本所准备与预期的华北决战并未发生。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于是被迫决定，由日军主动出击，捕捉华军的主力。九月四日，由日本第一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发动主攻，第二军则沿津浦路南下，然后向西攻击，形成左翼的助攻[1]，而方面军的直属部队第五师团，则由山西迂回，进行右翼的围攻，日军的作战目标是兵分三路，企图在河北保定附近进行合围，以歼灭华军主力。不过，一九三七年中国华北天气反常多大雨，造成日本部队运动困难。 但是华军的主力此时已经转向东线，当时华军在河北中部的布防是，第一战区的中央军卫立煌部与西北军孙连仲的部队，共同防守平汉线，而由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防守津浦路；蒋介石一度派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其旧部西北军，但是遭到其旧部石友三、韩复渠的强烈反对，很快地就被迫撤销，可见当时中国指挥系统的复杂性，特别在华北地区，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还是各有自己的山头，中央在战略指挥上，经常是鞭长莫及而不能完全贯彻军令，这也是河北的决战不能如计划进行之原因。 21.5 意外提前引爆太原会战 日本的华北方面军，虽然拥有绝对优势的火力，但是在平汉线与津浦线的进展相当的谨慎与缓慢，不过华军也面临协同作战的困难，程潜与徐永昌解决不了中央军与西北军之间指挥与后勤的问题，蒋介石又将上海作战当成绝对的优先，因此中国在华北的各军，并未建立协同作战的能力，多数都只能各自为战而已。但是二十六路军的孙连仲部队，以及中央军五十二军的关麟徽部，在保定作战中，表现优异，给与日军相当猛烈的抵抗，但是在津浦路的二十九军，却再也没有打出士气与水准。日军在河北缓慢地向南推进，显然是在等待与华军的主力接触，不过日军的战略预期是完全落空了，直到九月二十四日，日本的第一军才攻占保定，华军顺利脱离战场，日军并未获得歼灭华军主力的机会，于是迫使寺内寿一决定，日军继续深入，沿平汉线南下进攻交通与军事重镇石家庄。 这时蒋介石既已将决战的主力东调，于是下令平汉线的中央军主力部队，沿正太铁路向山西高原的战略高地集中，以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防守山西，因此让出了战线侧翼。日军虽然顺利攻占石家庄，但是仍然没有捕捉到华军。不过这时由于日军第五师团与独立旅团，在山西北部作战不力，被阻在忻口，因而诱发华北方面军为了支持第五师团作战，提早发动攻占山西的作战[2]。 因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既然无法在河北的作战行动之中照原计划，围歼中国的主力部队，于是关东军蒙疆兵团（原先的察哈尔派遣兵团改名）在山西北方的右翼，全力抢攻山西北部平绥线的重镇大同，以进逼山西内长城防线。而在山西战略要地大同作战的华军，竟然在部队没有及时进入阵地，就被日军快速进军的蒙疆兵团打得七零八落，阵地全线溃散。阎锡山因而无法有效掌控内长城以北防线的状况，气得枪毙了军长李服膺，华军只有不战而退撤离大同，退守内长城防线。（这时只有过内战经验的华军，根本不能了解一支现代化、一流水准的日军之武器、战术运用与其作战速度，因此在刚开始的作战上经常是无法招架日军的攻势。） 这引起在大同东南方作战的日军第五师团，跃跃待试地向山西深入，因为第五师团在南口的平绥铁路作战中，就比不过察哈尔派遣兵团的表现，如今又怎能眼看着察哈尔兵团手到擒来地攻占大同？（事实上，日本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一直在为内长城防线，进行“地盘”的争执，关东军总是想控制察哈尔南部与山西北部，造成华北方面军极其不满）。 21.6 平型关大捷的历史真相 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本来就是个野心极强的军人，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就是他“盖世”的功业，如今他那肯低头让人，所以板垣决意深入山西，以抢回被关东军夺去的面子。于是日本第五师团朝向灵邱、平型关以及忻口一线进兵，与蒙疆兵团由大同南下，对太原形成钳形攻势[3]。 同时日本大本营发现华东作战，已经转为新的主力决战地区，日军在上海已经感到兵力分配不足的问题了，因此决定从华北方面军抽调两个半师团（第六师团与第十六师团，以及国崎支队），投入上海作战，这样一来华北方面军就根本不可能在华北发动重大攻势，只有将剩下的部队，改投入山西作战，于是整个华北作战的重心，就“意外”地转向山西，而中国方面最为担心的状况，即日军会以大军越过黄淮平原南下，直扑武汉的作战，日大本营不单是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设想过，此时也不再有军力加以实施了。 由于蒋介石将固守山西高原，当成华北作战的战略重心，因此调派大量的部队支持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山西更是阎锡山所经营的“独立王国”，长达二十年以上，当然不容日军轻易得逞。大同既失，华军决心全力在内长城防线，进行固守决战。平型关是这个战线的一个防御重点，刚好日军第五师团，由灵邱向平型关进军，与是阎锡山与傅作义、杨爱源商议，指挥包括中央军、晋军以及八路军，在“平型关[4]”一带进行口袋战术布阵，准备包围与反击日军长驱直入的攻势，以巩固太原的外围防线。 而所谓八路军的林彪一一五师所创下的平型关“大捷”，只是这场作战中的一个小型伏击战而已（单独地伏击到日军一支补给车队）。当时真正防卫平型关的是刘奉滨师，属于孙楚指挥，在他的右翼是刘茂恩军团，高桂滋军，左翼则是傅作义军、陈长捷军，日军的第五师团与第二混成旅团，猛攻平型关阵地，展开血战，日军部队于九月二十一日发动侧翼攻击，越过平型关战线，而深入华军所布置的战线口袋之中，两军陷入激战。 因此当时第六集团军司令官杨爱源，下令所指挥的华军，分成五支部队，开始渗入日军后方，进行搅乱日军在平型关后方的战线，对于日军补给线进行游击战。而其中林彪师共有一万多人，奉命在平型关的东南方，属于右翼助攻部队，进行敌后游击。 九月二十五日凌晨，林彪师以秘密灵活的游击运动方式，在小寨附近的土沟，逼近日军一支营级（大队）的运输补给部队，然后发动近距离的突击，在半天的战斗中，全歼了这支总数在五百人以内，以后勤支持为主的日军部队，仅抓到俘虏一人（后来还是让他逃脱了），俘获步枪两百支而已。只是当时八路军的战报夸张战果，说成林彪一一五师与日军万余人作战，击毙日军四千余人，是与实情有极大的出入。整个平型关作战，是一场硬仗，日军伤亡了四千多人，可是林彪部队并未参与正面的作战，只是在平型关战役中，奉命负责敌后游击任务而打了一场胜仗，但是称之为“大捷”，就太过夸张了，同时也扭曲了平型关作战的整个情势真相。 由于日军第五师团的前锋部队，在平型关附近，竟遭到华军口袋战术的合围，而陷入苦战之中，当然引起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震动，因此方面军要求由山西正北方南下的蒙疆兵团，兵分二路，一路直接参与平型关作战，以解日军第五师团前锋之围，一路则是绕道越茹口，包抄华军平型关阵地的侧背。在日军支持火力以及生力军的赶到之下，华军为了避免受到日军的包抄，奉命后撤到忻口阵地布防。林彪的部队就此脱离战场与指挥，转进太行山北部，开始建立游击基地，去全力发展共军的实力了。 21.7 激战空前的忻口作战 忻口与雁门关是太原北方的门户险要所在，华军既然从平型关退到忻口，阎锡山就决定在忻口进行保卫太原的决战，他的部署如下，以中央军的卫立煌为主组成中央集团军，以中共的朱德部队为主组成左翼集团军，以杨爱源指挥右翼集团军，以傅作义部队为主组成预备集团军。日军则由板垣率领第五师团以及第二、第十一旅团，直扑忻口。 阎锡山仍然在忻口部署口袋战术，日本第五师团板垣，负责主攻忻口华军阵地，板垣是准备以日军优势的火力与机动力，在空军的支持下，采取中央突破的攻击方式，直扑华军中央集团军的阵地。十月一日起，中日两军在忻口阵地，展开了非常激烈的遭遇战，华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琪以及多位旅长，都在忻口阵地壮烈成仁，多处阵地是反复易手；而华军在战力悬殊之下，仍然力战不退，继续据险守住阵地的防线，一直苦战到十一月二日。而进攻忻口的日军第五师团，虽然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但是仍然无法越雷池一步。 此时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又接到日军在忻口作战，再度受阻的情报之后，寺内寿一大将，只有立刻命沿平汉路南下的日本第一军，派遣部队由石家庄西进，越过娘子关，包围太原，以攻击忻口华军的侧翼，这是日军一个大包抄作战。日本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决定，第十四师团沿平汉路继续南进，但是第二十师团则由石家庄西转，仰攻山西高原，准备闯过娘子关而直接攻击太原，以包抄忻口华军的侧后防线。 而这时华军的孙连仲部，已经转守正太路与娘子关一带防线，因此与日军二十师团发生激战。孙连仲部在十月二十二日，成功地包围在沟关的日军第七十七联队，造成几乎全歼日军的辉煌战果，日军第二十师团也受阻于娘子关一带。于是香月清司只有再下令，抽调日军的一九师团的部队，由北方的侧翼攻击华军阵地，以支持第二十师团，这使得华军在娘子关的作战，受到日军两路的包围，阵地接着被突破，由正太铁路西进的日本第一军部队，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攻陷娘子关，华军在太原的西方门户因而洞开，日军准备跟着攻下太原，以包抄在忻口防线的华军。 这时阎锡山知道情势险恶，因此在十一月二日，下令在忻口防御的华军，向南转进，以进行太原城的保卫战，并下令傅作义出任太原卫戍司令。但由于华军从忻口阵地撤退得太迟，通往太原的交通路线又是狭长的山谷地形，在日机猛烈的炸射之下，华军的撤退乱成了一团，完全失去部队建制的完整控制。华军部队在仓皇与混乱中退向太原，日军第五师团卯足全力一路追击，同时日军的第二十师团与一九师团，已在太原东方形成拦腰截击的攻势，华军根本无法按照命令退入防守太原的预定阵地，使得傅作义成为无兵可调的光杆卫戍司令。幸好日华北方面军，为了让第五师团保留攻占太原的颜面，因此下令第二十与第一九师团，暂时勒兵不动，而使得华军有机会越过包围而继续南退，傅作义在空城计下，只防守太原一天，就只有突围而去。十一月七日，日军攻占太原。 这时日军虽然攻占太原，但是仍然没有达成歼灭华军主力的作战任务，因此香月清司下令第二十师团与第一九师团，继续沿着汾河与同蒲铁路，向南追击华军，日军最后一路攻到山西、河南与陕西交界，黄河边的风陵渡。日军经过长距离的战场追击，并没有消灭到华军主力，而此时日军的补给线已经拉得太长，兵力不足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而一度四散的华军，开始在日军补给线后方出没攻击，迫使在山西南部的日军收缩战线，以保持战果。 而在平汉路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此时也深入到河南北部的漳河，同样的受到补给困难与兵力不足的问题，无法再往南进攻，而华军同样的开始渗入日军阵地的后方，对日军的补给线进行游击战。这正是八路军的作战特长与发展的机会，八路军就在开始山西高原、太行山山麓以及河北、河南丘陵地，迅速地扩大势力，对日军构成游击战的威胁；共军也开始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控制了独立自主的根据地。 而在内蒙的日军，则由新成立的二十六师团（这是因为华北方面军与关东军，强烈争执对于山西北部与长城以南战区主权的争夺，最后迫使东京军部裁示，直接由参谋本部控制二十六师团）以及关东军第一独立旅团，由大同沿平绥铁路西进，由于华军部队多数已经调往山西进行太原会战，因此日军没有受到强烈的抵抗，在十月十七日，一路顺利攻占了平绥铁路的终点包头，日军终于完成对于内蒙大体的控制。 21.8 华北作战的检讨 虽然日军在华北作战的行动中，除了在山西作战的局部地区之外，一直保持主动攻击的优势，迫使华军一再退出防守的阵地与城市，但是日军却没有办法在黄河以北，歼灭华军的主力，一方面华军主力根本不在华北，剩下的华军，不但抵抗意志出奇的坚强，而且部队败而不散，都能有效脱离日军的包围，再度的集结作战。 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接近三分之一的部队，被抽调支持华东战场决战，以及日本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中国东北的冬季冰封期间，必须减少作战任务，保持兵力运用的弹性，作为关东军防苏作战的预备兵力[5]，因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只能就地整补，以等待新的作战命令。 华军在华北采取败而不降的战术，同时颠倒战线作战，在日军控制战线的后方，发展游击战，威胁日军战线的补给线，使得日军在深入华北之后，派在维持后方补给线的兵力，还要多于前线作战的部队。这种作战方式，已经使得日军陷入大量消耗战略资源的困境之中，主要的兵力不能用在继续的战略攻击，反而用在维持补给线上。 就战略上而言，日军的攻占山西，是有着控制华北平原战略侧翼的作用，但原先日军之所以进攻山西高原，则是为了挽回担任侧翼掩护的第五师团作战失利的面子，同时为了追击华军转向山西高原集结的部队，华北方面军将作战部队主力，转向山西调动，没有沿铁路快速的南侵。最后日军虽然攻占山西，不但没有歼灭到华军主力，反而是困守在山西各个战略重镇之中，必须用大量的兵力来维持日军的补给线。 21.9 日军大本营缺乏战略远见 其实日军攻占山西、陕西与河南交界的风陵渡，实在是取得极大的地缘战略优势，假如当时日本政府能够全面地动员兵力，以达到真正亡华的战略目标，那么日军可以在攻占山西之后，运用征服整个中国的大战略眼光，大量增兵投入中国战场，以十个师团的兵力，由山西渡河，其中三个师团，进攻陕西的关中与延安，然后西进截断甘肃与苏联的交通路线，另外一路则由五个师团越过秦岭，直捣四川，深入云南，两个师团沿汉水进逼河南、湖北与陕西的边界，对武汉形成侧背牵制的战略包围。 这时日本同时以海军支持机动兵力优势，封锁东南沿海，随时准备对东南的重镇发动攻势，这样中国就根本没有力量分兵向西南大后方增援，以抵抗日军这样深入的攻势，而蒋介石的大西南抗日基地的战略布局，也就发挥不了作用。此时日军再各以五个师团分兵两路，一路沿平汉线南下，一路沿长江西进，会师武汉之后，再攻华南；日本的陆海军再在华南沿岸以三个师团登陆夹击，那么中国很可能就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到两年之内战败投降。若是日本依照这个战略的进行部署，日军用在中国的陆军部队，最多只要三十到三十五个师团，加上海空军的支持投入，总数八十万日军，真的就有机会在两年内灭亡中国。 但是日本从开始就一直低估中国的抵抗意志，多数的日本军方人士都普遍的认为[6]，日本只要动用局部与有限武力的打击，给中国几次致命的打击，中国就会屈膝投降，但是当中国总是败而不降，反而不断地凝聚再生战力，迫使日本一再增兵，最后日本在华的总兵力，已经提高到百万以上，仍然无法击败中国，这就是日本缺乏战略远见，与其历史眼光错误的结果。 从各种作战的形式条件而言，分析中日之战，日本是应该赢却没有赢，中国是应该输而没有输。原本日军预期极高的华北之战，由于华军主力东调上海而落空，日军对此状况的整个应变不但迟缓，而且对于华军所发动的攻击，也一直没有发挥优势包围歼灭对方主力的效果。日军更没有沿着平汉铁路疾进，越过黄淮平原兼程南下，而对华中的重镇武汉造成战略威胁，反而误打误撞的先仰攻山西高原，而将作战兵力量分散，使得日军在华北平原最后只落得一个防御的态势，根本就不符合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原则了。 附注： [1] 左翼、右翼是从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指挥角度来看，例如左翼的第二军，在作战地图上是靠东线。 [2] 这是日军经常在战略上所犯下的错误--原先计划一旦出了情况的变化，日军很难迅速应变，但是在次要的战场上，往往为了挽回“日军无敌”的形象，日军又会贸然地发动大规模的非计划性作战。 [3] 但是板垣的运气实在太差，他攻击的路线，刚好碰到华军的主力，先在平型关，后在忻口，都受到不小的损失，因此造成华北方面军不得不将大量部队投入山西，以支援第五师团的非作战，这样就造成日军整个战略重心的失控。 [4] 其实真正的地名应是“瓶型关”，因为被这场作战的宣传误报，竟改名成为了“平型关”。 [5] 因为苏联在中日全面战争之后，成为国际上唯一公开“支持”南京的政府，双方缔结条约，苏联提供军备与空军到中国作战，甚至有情报指出，苏联可能正在考虑，在必要时对日本宣战。 [6] 其实不只是日本，世界其他各国的军事专家，多半也持接近的观点，甚至包括协助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内。反而只有苏联真正的了解中国的抵抗意志，要比外界知道的强劲。第二十二章、惊天动地的淞沪大决战 中日的历史决战之中，再也没有一场的会战，能像淞沪会战这样打得惊天动地与扣人心弦，中日双方所动员的部队总数，最后超过了一百万人，所有现代的武器，如空军飞机、海军舰炮、坦克、毒气都大量的出笼。但是同时，以及最为原始的作战方式，面对面的以刺刀格斗、甚至石块投掷，也有或是最为壮烈的人肉炸弹，也全都派上了战场。而且战斗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都会区的租界边缘进行，新闻记者可以一方面在大饭店的阳台上喝咖啡，一方面远眺中日两军的浴血作战，这种大会战的规模与型态，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当时参加淞沪会战的绝大多数中国的军人，根本就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将面对一场最现代的三军联合立体作战，以及在毒气与八英寸炮弹攻击下的可怖景象。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中国绝对不能再让日军为所欲为地蹂躏下去，华军决定，假如没有武器可以抵挡日军的攻势，他们的身体就是拒敌的唯一长城。 在卢沟桥事变开始恶化，迅速的扩大成为华北事变的时候，中日双方的领袖们，已经多少有些知道，中日之间恐怕无法避免一场历史的大决战。但是，中日两国的军政决策者，在刚开始考虑决战的地点与方式之时，都没有要把上海当成中日两军大决战的地点。当时中日双方都曾经准备企图在华北地区，进行军事决战的较量，但是战局突然出现戏剧性的大变化，预期华北的决战没有打热，反而是上海的冲突，演变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中，最大规模的会战。 22.1 中国决定在上海应战 在一九三一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军事冲突，都受到国际社会强烈的干预，要求中日两国不要在上海地区进行战斗，以免影响到国际社会的重大利益。因为上海不单是中国的金融与经贸中心，也是一个国际经贸金融的大都市，世界各国在上海有着极大的商业利益，上海的精华商业区，是属于国际强权拥有主权的租界地，因此在国际社会的要求下，上海划出非武装的中立地区，以减少中日之间的军事摩擦。中国正规军不能在上海市区附近布防，但是日军却可以在其租界地内，建筑防御工事，日本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处在这里设立司令部，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则在附近的水域巡弋。（列强与日本的海军船只依照不平等条约，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内河水道）。 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开始扩大之后，上海的紧张情势也跟着快速的升高，因为日本在上海拥有租界虹口，同时派驻了海军的重兵防守，而中国抗日风潮民气最盛的地方，也在上海，华北的中日冲突，立刻引爆上海强烈的反日民气，上海人民自动自发的抵制日本人所有的活动，甚至开始威胁日本人的生活安全。 而日本的海军一直想在大陆政策上，强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增加争夺建军资源的筹码，因此日本海军不甘心由陆军一再的主导侵略中国的政策。根据日本海军的观点来看，假如中日两国在河北与内蒙进行决战，那么日本海军仍然只是一个支持的角色而已，何况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于上海的攻防，就有着极大的军事兴趣，因此日本在上海的日租界中，秘密的建设了有如要塞般的防御工事。当中国人民反日的风潮开始在上海出现之时，上海的日本侨民与工商业都受到影响，日本海军当然立刻展现强势的做为，增加部队，进行护侨的工作，同时也强烈的建议日本参谋本部，应该在上海展现军力，以打击中国的政治与金融中心，来增加速战速决战略的威力。 不过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部署，一直是以防苏做为国防的重点，因此实在不希望再将军力分散到华中，所以并不同意海军的要求，在上海增兵。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也发生了中日之间的冲突事件，八月九日，中国的保安队在虹桥机场，因为穿着便衣的日军大山勇夫中尉，闯越机场封锁线而被射杀问题，立刻成为中日双方在上海最为严重的交涉事件。 依照过去中日冲突的惯例，这种日军有人死亡的事件，是可以扩大成为正式的战争冲突（卢沟桥事件，既无人死伤，也无实物破坏，尚且都能扩大为攻占北平、天津的华北事变，何况虹桥机场日本死了军官），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与经贸中心，距离首都南京更是十分的接近，虹桥机场事件爆发，给日本海军在上海增兵得到了借口，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增援上海。日本驻上海的军政首长，向上海当局，提出强硬无理的要求，于是上海局势的发展，立刻蕴含着爆炸性的危机因子。 因此上海出现了极度爆炸性的危机发展，迫使蒋介石在衡量各种因素的考虑之后，决定将精锐的中央军，开始调往上海布防，以防局势急转直下，而危及到首都的安全，当然蒋介石同时已经有改变决战地点的大战略考虑。而日本方面同样的重视上海的紧张局势，在海军强烈的要求之下，日本政府与参谋本部终于通过，派遣陆军增兵支持上海，于是中日双方的军队，开始迅速的在上海市内与近郊集结。京沪警备区司令张治中积极请战，在八月十一日晚上，蒋介石同意派遣负责中央警卫部队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前往上海，同时开始调集更多的部队向上海外围地区移动，也有化装的保安队与便衣队，在八月十二日清晨，大量的华军开始驻进上海市区。 中央军的在上海市区出现，立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大幅报导，上海市民更是民气高昂的欢迎中央军的保家卫国行动，但是对于日本在上海的军队，就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中日双方都在设法争取先发制人的机会。日本海军将蒋介石调派大军驻进上海的情报，回报日本之后，日本海军大为震动，日本政府当天晚上就举行四相会议，决定日本陆军要在上海增兵，以保护皇军与侨民在上海的利益。 日本在上海的驻军更是在接到增兵的消息之后，挑衅的动作更为的加大，于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起，上海已是接近风云急变之前的紧绷状态，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爆不可测的冲突，华军与日军都在争取抢先布防战斗据点的时机，便衣的部队更是夹杂在人群之中，互相的刺探军情与寻找有利的地形。一时之间，中日双方出现大军云集，以及设阵布防的动作，上海局势紧张到随时可以爆发冲突。 22.2 八一三上海事变 究竟是谁先在上海开出第一枪，现在已经无法清楚的查证，但是可以比较清楚知道的是，在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过后不久，于上海的北站与宝山路一带，爆发了日军便衣队与中国保安队射击事件，接着事件持续扩大，上海各处都开始传出枪声。十三日下午，在八字桥的持志大学附近，中日双方爆发了更为直接的射击事件，中日两军当然立刻进入阵地待命，而在当天的下午四时左右，日本陆战队司令部，挂出了全军作战的战旗，停在黄埔江与长江水域的日本舰队，立刻万炮齐发的射击中国军队阵地与上海市区，于是中日在上海的冲突，就在八月十三日的上海街头正式开战。 虽然上海之战，原是在卢沟桥事件牵引之下，藉着虹桥机场意外而引爆的。但是在中国方面，蒋介石已有将战略重心，从华北转移到华东的计划，在虹桥机场事件之后，蒋介石更开始下令进行战略方向大转弯，抽调大军赶赴上海，准备改变与日本的决战地点与战略方向。不过日本参谋本部，仍然希望中日能在华北决战，所以设法控制上海军事冲突的规模，但是也绝对不能让华军占到上风，因此日军在上海的军事反应，是属于战略上的被动方式。因此在危机开始恶化之时，日本的参谋本部，还尽量想控制上海的战事规模，以避免战局的扩大与恶化。 但是对于在上海的中日双方的前线指挥官，都记得一二八事变的前车之鉴与历史的教训，因此，谁都想先发制人的抢先发动攻势，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日本海军希望能够立刻扩大攻占据点，以利援军部队登陆，而华军的挥官与参战部队，正是当年参加一二八事变的原班人马主力之一，中日双方都在誓为当年作战报仇的心态下，也决定针锋相对，设法抢夺有利的作战时机与位置。中日双方的战线主轴是在黄埔江的东西向作战，华军由西往东进攻，企图将日军赶下黄埔江，日军是由东往西打，企图扩大日本援军登陆的桥头堡。 不过，提早的爆发上海战事，对华军比较不利，因为当时华军兵力集结的部署速度，根本比不上日军的增援速度（日军从本土的海岛出发，只要五到十天，就可赶到上海，华军则要三到五星期，才能由华中、华南到达上海），八一三爆发战事之时，在上海的华军，并未完成优势的部队集结，但是指挥官张治中复仇心切，中日双方的部队又不断的爆发部署的摩擦交火，因此中国方面就决定不惜冒然的全面开打。 而虽然上海的日本租界与军事基地，在中国的领土之内，但是华军显然的缺乏正确的情报，并不知这些年来，日本军队早已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内，秘密兴建了比要塞还要坚固的军事据点。因此日军在刚开始冲突时，虽然在人数上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的劣势，但是日军一方面可以据险顽抗，一方面则有日本优势的海空军火力支持，所以中国的部队作战虽然勇猛，几度的近距离攻入日军阵地，但是却无法攻克日军的要塞据点，华军缺乏事前情报掌握，以及没有攻坚火力的严重缺点，在此次功败垂成的战斗中暴露无遗。 华军能够在上海争取到主动与猛烈攻击，的确是让日军大吃一惊，假如日军没有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内，秘密的建设了比要塞还要更为坚固的军事据点，以及日军若是没有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火力掩护，中日双方真的凭战场上实力，在上海进行较量，日军还真有可能被华军赶下黄埔江，这就是蒋介石最为精心培养的全德式装备的八七师（师长王敬久）与八八师（师长孙元良）的勇猛表现。但是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仍然无法取得优势，特别是没有足以攻坚的重型武器，单靠部队英勇的攻击表现，仍然无法攻破日军在上海有如要塞般坚固的据点。 当中日两军在上海正式开火之后，国际强权此时才感觉到，他们在上海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才装模作样的提出停战的调停要求，蒋介石基于中国的战略原则，就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不得不对国际强权的要求，有所敷衍，日本则是利用机会喘息，以困守待援，因此增加了华军在早期攻势的国际困扰因素，上海之战一开始，华军虽然取得攻击的先机，但是却终于没有达成赶日军下黄埔江的目的。 22.3 中国空军英勇御敌 而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空军兵力，先对中国的空军，进行歼灭的打击作战，因为日本对于中国加强的部署空军战力，早就觉得如芒在背，所以作战的优先目标，就是要歼灭中国刚刚在培训养成的空军，日本空军根本就不相信中国空军能够有任何真正的战力。同时日军飞机也对中国的军事与平民目标，也进行大量的炸射，以造成中国平民大量的伤亡，以制造中国人民惧战的恐慌心理。但是中国空军却展现了超水准的反击，使得日军的空军，伤亡惨重。 按照中国原先的作战计画是，在华北决战，因此中国新编的空军也奉命北调，准备轰炸平津，但是在蒋介石决定将中日的决战，改在淞沪之后，空军奉命紧急南飞，刚驻进基地，就爆发八一三上海作战，日本的第三舰队以绝对优势的火力，猛轰中国守军的阵地，造成中国军队极大的伤亡。因此中国空军决定在八月十四日清晨，主动对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中国空军第一波的攻击目标，就是停在长江水面上的日本舰队，中国空军对日本舰队成功的突击，立刻激怒日军，因此日军立刻下令，动员日本空军，优先猛烈的歼灭中国空军。 日军立刻调动从台湾新竹机场为基地的日军木更津与鹿屋联队战机，企图一举攻击京沪地区的所有中国空军的基地，以歼灭中国空军挑衅日军的战力，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空军机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高志航队长所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是首开中日空战全胜记录，中国空军以六比零的战绩大胜，日本空军简直不肯相信这个结果，而全体中国人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可以说是欣喜若狂，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的空军节，以记念中国空军这种超乎水准战绩的历史表现。 日军更是无法接受这个「皇军无敌」之神话竟遭到打击的事实，所以日本空军立刻在第二天（八月十五日），全面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国空军，发动歼灭性的攻击，以讨回日本空军失去的军威，结果是日本飞机遭到更大的损失。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之中，日本的空军竟然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台湾皇民心目中的「飞天战神」木更津与鹿屋联队，更可以说是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兴奋的中国人民，竟然不畏日本飞机到来的空袭警报，纷纷的跑到屋外与制高点，观看中日飞机的空战缠斗，为中国空军纳喊助威，各地纷纷举行火炬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于中国空军的支持。 日本空军之「惨败」可以说是造成日本的举国震惊，也许日本至今仍然不能了解，为什么日本优势的空军，竟然会被中国弱小的空军，打成这种难看的败相。当然中国的空军才刚刚勉强成军，因此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与日本空军相比，但是由于日机的轻敌与华军奋不顾身的力战，确实发挥了令日本空军受到重创的效果。 其中以沈崇诲烈士以人机一体的方式，撞上日本军舰，阎海文烈士跳伞，但是拒绝向日军投降而举枪自尽，不但赢得中国人民的热泪与尊敬，就连日本都觉得可以拿这些中国空军烈士的英勇表现，做为激厉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榜样。「支那空军勇士」让日本军民真正感到中国民族主义的热血精神，日本要想打败中国，恐怕要付出比三个月还要长许多倍的时间，当然历史最后的结果是，日本不但没有打败中国，还向中国无条件投降！ 而面对日军在上海困守待援，日本大本营在八月十五日决议，立刻派出增援上海的部队，由松井石根大将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日本的第十一师团与第三师团的部队为先锋，加派航空母舰战斗群，支持第三舰队，前往上海地区作战。在八月二十二日，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援军抵达了上海，立刻分兵在黄埔江码头登陆，以驰援被困的日军，并且将主力从长江沿岸的浏河、川沙口到吴淞口，在华军阵地的侧背登陆，企图包围攻击上海日军基地的华军。 22.4 中日在上海形成主力决战 于是中日双方的上海之战主轴，开始由东西向，转为南北向，日军从长江沿岸登陆，作战轴线由北向南延伸，企图切断华军与南京方向的补给线。因此中日之间淞沪会战的主战场，就在上海西北的郊区展开，整个战场的方圆半径，不过几十公里左右，但是中日两军在此血战长达两个多月，死伤的人数超过五十万人以上，几乎是达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地步，而战斗最为激烈的罗店与大场，由于中日两军争夺激烈，更是成为名符其实的血肉磨坊。 华军先发制人的攻击，没有击溃日军的防御阵地据点，反而引来日军援军的侧翼包围，这时蒋介石已经决定将主力决战的地点，放在上海地区了。于是立刻重新部署在上海作战的兵力，成立第三战区，派出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防守浦东到杭州湾阵地，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防守上海市区，而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负责上海市郊到长江的防线。而此时日军攻击的重点，正是上海西北方的市郊地带，日军希望能够切断华军与南京相连的补给线，以包围在上海参战的华军。这时候，日军还没有看出，蒋介石已经决定将华军的主力部队，在上海孤注一掷的与日军决战，由于华军主力源源涌到，造成日军一再的被迫增兵，日军只是希望能够解上海之围。 这次日军记住一二八事变的教训，在上海派遣军中，大量的抽调各个师团的工兵单位，特别增加各种桥梁设施的装备，以增加日军在河道之间的运动能力，并且避免在上海的市区作战。松井石根先将主力放在攻占上海西北郊区的宝山到罗店一线，以扩大日军登陆的滩头阵地，而陈诚的主要作战任务，则是「反登陆作战」，于是中日两军的主力，就在这个地区进行非常惨烈的阵地争夺战。 由于日军拥有绝对的海空军优势，特别是日军的海军炮舰的火力，更是全球第一的，对于华军阵地，进行近乎摧毁性的密集射击，弹幕的威力可以说是打得天摇地动，华军是血肉横飞。华军那点轻炮兵，根本没有还手的力道，于是华军在长江沿岸阵地，可以说是死伤无数，其中以守宝山的姚子菁营，是全营战死无一生还，最为壮烈，其实在罗店争夺战中，华军牺牲的程度，几乎也是到了全部队牺牲的有死无回的程度，罗店成为名符其实的血肉磨坊。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才打不到半个月，就已经少了一半以上的兵员，到了九月十日，华军才放弃反登陆的滩头决战，退到河道密布的内陆，防守马路河到蕴藻滨，以及潘泾到杨泾的地区。 此时松井石根虽然攻占罗店，但是无法有足够的兵力，继续的向南攻击，以切断华军的上海与南京交通线，而完成对上海华军的大包围。因为在上海市区以及东区的华军，仍然在对受到围困的日军阵地，进行猛烈的攻击，松井石根必须要抽调兵力，支持这些地区的战斗。 此时的上海之战，已经成为全球新闻关注的焦点，没有一个国际军事专家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华军竟然能在上海力战日军，以为最多防守一个星期的战斗，竟然打了一个月以上，华军猛攻张华滨车站，攻势之猛烈，令中外记者看得目瞪口呆，日军只有全力投入部队稳住战线，在黄埔江中的日本舰队，更是不断进行弹幕射击的火力掩护，整个上海租界可以说是全被炮声与火光所笼罩，日军拚死反击的结果，也只能勉强守住阵地而已，北站、八字桥等阵地，仍然不动如山的守在第九集团军的手中。 这时日本的大本营才意识到上海战事，正在发展成为一场超级大会战[1]，日军原先规划的上海派遣军兵力，根本不足以击败华军，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在九月十一日决定，对上海派遣军进行大量的增兵，而正式组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调动日本第九、十三、一○一师团，台湾旅团、炮兵第五旅团，以及抽调大量的工兵特种作战部队，与海空军支持作战部队，增援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这样，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已经是拥有五个师团，两个旅团，以及陆海空的特种与支持部队，总兵力人数超过十六万人，日本决心要在上海地区的会战中，与华军一争高下，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华北决战已经不可能发展，华东会战才是中日之间的真正决战。 蒋介石也在九月二十一日，下令改组第三战区，自己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将上海的作战部队分成左翼作战军（陈诚），中央作战军（朱绍良），右翼作战军（张发奎），同时将所掌控的中央军，几乎全数的投入战场。而此时从华南、华中，甚至西南的各路诸侯部队，也毫无保留的陆续赶往上海战场增援，中国几百年没有出现这样的勤王之师（拥护中央）四集，而共同抵御外侮的作战情景，上海的战事，已经融合了中国所有军民的血泪、力量与注意力。 松井石根得到增援之后，还是将主力放在上海西北部的郊区，以进行对华军的侧翼包围作战，不过此时日军深入内陆，已经没有威力强大的海军舰炮的火力支持了。日军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二十日的四十天之内，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进展是，从潘泾打到杨泾而已，东西的距离是五公里，多处阵地的争夺，可以说是几度相互易手，华军的每个据点大都是拚到弹尽援绝，血肉成河，才不能不退。松井石根用尽各种作战的王牌，最后才终于在十月七日，突破蕴藻滨河道的华军防线，攻到上海西方郊区的交通枢纽大场。日军只要攻陷大场，华军在上海市区以及浦东的部队，也只有退出阵地，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为了守住大场，夺回蕴藻滨防线，蒋介石也把手边可以调动的兵力，全都耗尽了，而军政部长何应钦表示，在战事最为激烈的时间中，一个师的部队调到火线，只能维持半天，就已经报销了。迫使蒋介石最后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其舅子宋子文所掌握的税警团，都调出应战，以防堵蕴藻滨战线的崩溃。而税警团是以总队的编制[2]，下辖两个支队共有六个团，其中留学美国军校的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在防线争夺战中，可以说是奋不顾身的反复冲杀，几度夺回阵地，自己身负重伤，因而使得税警团的声名大噪，孙立人也就成为华军的新星。 虽然中国空军一再的以寡击众，但是究竟是实力有限，两个月内，中国的空军终于消耗殆尽了，日军从此几乎掌握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绝对空优。华军要想前往战线已经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许多的华军部队是还没有到达前线，就已经一路遭到日机攻击而受到损失，后勤支持与伤患后送更是非常的困难，经常是处在时断时续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竟然还冒险亲自前往上海慰问伤患官兵，结果在路上遭到日机炸射，车毁人伤，被迫出国疗伤，这在现代战史而言，是几乎绝无仅有的实例。而蒋介石以最高统帅之尊，更是四度亲身冒险，前往上海前线指挥，而其中一次，更在苏州附近遭到日机追击炸射，个人生命几乎遭到不测。这种上自最高统帅夫妇，下到非正规军的武装力量，全都义无反顾的投入战线决战，表现出中国是要把这半世纪所遭到日本欺凌的屈辱与愤怒，全都化为与日军决一死战的行动，全中国上下的目标只有一个，要打出中国作战的士气与信心，要叫国际社会肯定中国的表现。 而在十月十七日，李宗仁的桂军王牌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增援到前线，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军在上海的战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因此决定将二十一集团军，当成决战的预备队，立刻的投入战场，企图反击日军攻势，以争回蕴藻滨防线。但是由于这次的出击，时间上过于仓促，计划的配合又不够周延，而在战线上配合攻击的部队，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以发挥运用，因此造成攻势受挫。 日军立刻运用这个华军攻势受挫时机，发动反击，华军的阵地陷入支离破碎的状态，日军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攻陷战略重镇的大场，直逼苏州河，因此华军在上海作战防线，有被日军切断的危机，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因为大场的战线被突破，全师阵地溃散而拔枪自杀。因此在大场阵地被日军攻克之后，蒋介石只有下令华军的部队，全都后撤过苏州河，重新布防，事实上，在奉命撤退之时，华军还一直坚守闸北、江湾到庙行的市区阵地，日军根本无法越雷池一步，因而日军把坚守闸北阵地，不曾后退半步的八十八师，称做「可恨之师」。 为了营造国际舆论的报导与支持，蒋介石亲自下令，八八师留下一个营的兵力，据守四行仓库，与日军周旋到底，这就是被人传颂一时的「八百壮士」事迹，最后在租界各国的请求之下，这支孤军才退到租界之内。虽然这种作战无补于全局，但是却有极强的宣传效果。让中国人民兴奋，令日军脸上无光。 22.5 日军决定从金山卫登陆 此时，日本的大本营，对于日军在上海一直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可以说是已经陷入困惑与激怒的状态，国际社会开始怀疑日军的战力，日本人民也开始从狂热中体会到挫败与死亡的忧虑。日本大本营再度权衡整个的中日战事发展，认为既然华军已将主力放在上海，因此日本要想速战速决，也只有在上海击溃蒋介石的主力，而松井石根经过三度增兵，还是无法取得决战的胜利，日本大本营除了再度增兵之外，也别无其它的选择。 于是日本大本营在十月二十六日，以临参命一二○号，做出最新的战斗序列的调整，下令由华北方面军抽调第十六师团，加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给松井石根增加决战的预备队兵力。同时另外以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以及国崎支队等特战与支持部队，组成第十军的战斗序列，由柳川平助中将率领，前往上海地区参战。这样日本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的部队，总计为九个师团两个旅团，人数达到二十七万人。 蒋介石眼看九国公约会员国，将在十一月三日于比利时召开会议，主题是讨论中日之战，蒋介石希望华军能够在上海地区继续作战，以利于中国提出国际仲裁，因此没有将已经面临作战力量衰竭的华军部队，向京沪线后方的纵深预定阵地调动，反而要求华军继续设法固守已经残破的阵地，而松井石根的部队，在得到大本营的支持与压力之下，只有拼命的设法强渡苏州河，继续的攻击华军阵地，于是中日两军又在苏州河南岸，陷入浴血的苦战之中。 正在此时，日本增援的第十军，突然在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抄包华军防线南方的背后。虽然蒋介石在上海作战初期，曾经设想过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抄包华军战线的背后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及留有部队监视。但是由于华军在上海的决战过于激烈，因此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抽调，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都认为，日军也已经全力的投入上海正面作战，不会有兵力再投入杭州湾的登陆。 蒋介石没有想到，日本大本营也是把所有的赌本，都投进了上海决战，竟然由华北方面军抽调兵力，组成第十军战斗序列，而由杭州湾登陆，迂回进攻华军防线的背后。蒋介石闻讯之后，立刻火速的调兵阻挡，但是华军事实上也没有兵力可调了，六十二师的回防阵地已经太迟，第六十七军刚从河南赶到，根本还没有完成集结，立刻就被日本第十军的主力所击溃。事实上就算是华军在杭州湾阵地待命，也根本没有可以阻挡日军第十军三个半师团登陆的军力。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的战略企图，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从背后抄包在上海决战的华军，准备围歼华军主力，但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蒋介石此时已经乱了方寸，没有对于这个情势的变化，做出即时与果断的退兵决定。蒋介石虽然设法抽调一切可能的部队去杭州湾沿岸，企图阻挡日本第十军的登陆与推进，但是却迟迟没有下令在上海地区参战的华军，立刻进行有计划的撤退。因此造成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有如势如破竹的直扑松江，准备切断沪杭路的交通，因而对在上海的华军，展开全面包围的态势。 日本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加入上海外围战斗之后，日本大本营为了统一日军在上海地区的作战指挥，在十一月七日，日本大本营下令，组成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由松井石根大将出任方面军司令官，统帅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部队，对上海方面的华军，进行致命的合围。而在华军方面，可以说是陷入全面受到包围的危机与混乱之中。 而直到十一月八日，华军在上海的战线，已经面临全线崩溃的动摇，蒋介石才下令在上海作战的华军部队，进行全面的撤退，这样撤退的时机，迟了将近三天，造成华军几乎是以溃散的方式，脱离战场。一路上，华军各个单位，完全乱了章法，各自寻求突围与逃命的方式，先前退却的部队，担心日军的追击，因此大量的破坏桥梁与道路，使得后续撤退的华军，根本无路与桥可走，所有的重装备，几乎完全损失殆尽。 十一月十三日，日军完成对上海地区阵地的合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退出上海的声明，淞沪会战进行长达三个月，华军寸土必争的浴血抵抗，的确造成全世界媒体的注意与震惊，使得日本企图三月亡华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但是，由于华军在上海的作战，缺乏弹性的运用，因此发生军力超额透支的危机，几乎将蒋介石所累积的一些抗日战力的储备，完全消耗殆尽。蒋总共调集七十八个师投入战场，后续仍有十几个师没有赶上作战。所幸是，日军虽然击溃华军，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歼灭华军，更无法屈服华军继续作战的意志，所以日军在攻占上海之后，立刻就面临下一步将如何结束战争的战略争论，至于是否需要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就先在日本的参谋本部中，掀起一场论战。 22.6 改变中日战略轴线的会战 检讨中日的淞沪大会战，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同时也改变了中日决战的事前安排，以及事后的战争发展方向。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战略历史上的大问题，当时蒋介石决定将主力东调，寻求上海决战的策略，是否适当？ 因为一般的解释，特别是陈诚的意见是，担心日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会获得战场优势，一旦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下，那么中国就会无险可守的迅速被日军分成东西两块，中国的军政中心既无法西迁四川，日本又可以运用海空军支持的绝对优势，将华军主力在东南歼灭，历史上中国南方政府，都是遭到这样战略所击败的。 这种战略分析，当然有其极强的说服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却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样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方面却不知道），因为日本认为若要这样攻击中国，必然是旷日持久，并且动员太大，日本认为只要攻击中国刚刚建立的工业地带与军政中心，最多再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就绝对会屈服的，中国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后地区，还能与日本对抗。所以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由北而南的攻势，却是日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但是中国却不能不加以防范。 不过假如就此认为，蒋介石决定移转决战地区的构想，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又不全然有理，因为中国部队的机动性极差，假如完全采取守势作战，将会无法取得战略的主动，日军若是可以掌握战略的主动，一旦日军在华北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迟早会对长江三角洲的政治、金融重心，发动攻击的，这样蒋介石根本无法两面兼顾，因此不如由中国主动地在上海发动攻势，强迫日军改变战略决战的地点，对于中国更为的有利。 当然蒋介石在选择上海的考虑重点之一，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中国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在此，只有设法将中日之战，引动国际社会的支持，最终能提早扩大为全球的为自由之战，中国才能有机会死中求生。 所以中国放弃在华北的决战，以及在华东果断的形成决战，是掌握战略主动的正当决策，一旦由日军控制战略主动，华军将更会首尾难以兼顾。从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的组成，即可显示日本对于在华北决战的准备，是多么迅速与完整，假如华军真的以主力反攻华北，蒋介石更是鞭长莫及无法有效指挥，而延长的补给线也将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因此日军将会在华北更为轻易的大获全胜。日军仍是可以以海空优势，随时的威胁上海地区，中国无法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布防。 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允许蒋介石在上海按兵不动，看着日军在上海进进出出的部署，否则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蒋介石与日本有默契，或是认为蒋介石的抗日决定，是别有用心的借刀杀人，不敢也不愿在自己的地盘与日本作战，专门挑诸侯们的地盘与军队抗日。这在宋哲元与韩复渠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他们不肯施出全力与日军拚搏，而在蒋介石表达中央决心抗日，要求各路诸侯前往南京共商大计之时，西南的龙云、刘湘等人，也曾经担心这是蒋介石的政治圈套，因此蒋介石必须要在自己的地盘，用自己的中央军，与日本进行殊死战，才能清楚的证明，抗日并非消耗诸侯部队的借口。 不过由上海决战所展开的松沪会战，是中日历史，甚至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大会战格局，虽然日军得到海空军优势支持下，造成了中国军队过度惨烈的牺牲，但是这是战场战术指挥上的问题，而非战略决策的问题。假如蒋介石能够控制住军力，不要全部的投入在上海近郊，而能适时的全力拉长防线的纵深，把松沪会战打成长江三角洲会战，而不只在上海四周进行决战，及早的让部队进入预先设好的防线，灵活的运用轻装部队在水乡泽国之中进行逆袭，那么中国军队在战场的牺牲并不会如此之大。这场会战几乎把蒋介石中央军的大部分主力，给全部地消耗掉，当然也造成多数的诸侯近乎毫无保留的派兵支持抗日作战，这是中国两百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体团结作战。 当然蒋介石在上海指挥的这场决战，可以说是超越过他的能力与经验范围之外，也超过华军的武器、训练与能力之上的。但是中日之战，本来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国无论在那里决战，都得要面对日军绝对的优势，中国不可能不战而弃守上海，因为这不但是中国税收、工业与国防的重镇，更是民心士气与国际形象的象征所在，蒋介石要先不惜代价的打出几场硬仗，才能稳住民情军心，争取到国际的同情与支持，否则中日抗战根本就支持不了八年！ 不过华军在相对弱势条件下，假如能够进行一些调整，仍然可以在上海打得更好，那就是事先的情报若是做得更为完整，在争取先制攻击时，就能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特别是集中使用可以攻坚的火力，应该可以取胜。而在发现日军据点防御过于坚固之时，能够灵活的转政日军较为脆弱的防线，而分割日军的防线。而虽然中国的海军实力，连与日本海军正面接战的能力都没有，但是若能大幅地加强水雷的运用，可以发挥高度阻敌作用，这比华军在江防浴血的反登陆作战，还要更能够有效果。 而在上海郊区的主力决战时，华军过于着重维持战线与争夺一些据点，造成过于重大的伤亡，也属于不智，华军应该进行更为纵深的防御，留下更为充足与弹性的预备队，而与日军进行对抗，会比一再死守战线据点，也许会更为有表现。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华军在全盘的战局中，太过于集中上海市的决战，事实上，应该把纵深拉到长江三角洲，才能充分的疏散日军优势火力，发挥河道水乡的阻敌效果，以及运用预设的国防工事防线。 蒋介石指挥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重大疏失是，在作战双方对抗长达三个月之久，蒋介石竟然没有派少量部队，或是参谋督导人员，认真实际的检视长江三角洲的国防工事，进行作战之前的必要整理与准备，以及整体防御的规划。结果等到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溃退到防线之后，才发现无法顺利的进入阵地应战，也没有任何的支持与接应，华军根本无法使用这些战线作战，结果几百万元投资的防线，就在几乎没有发生效果的状态下，被日军轻易的突破。 假如蒋介石能够在十月中旬，开始有计划的将参战部队，逐步的退出上海市区，把阵地的纵深拉开到苏州河南岸，并且将增援的桂军主力部队，负责接应前线有计画退出战线的部队，这样中国的部队能够带着完好的装备，开始部署在事先建好的国防线上，并且动员地方政府与民众，开始打扫整理防御工事，补充粮食、饮水以及燃料，后续增援的部队也尽量的留在京沪与京杭地区，成为防御作战的预备队，这样将淞沪会战拉开成为京沪会战，那么日军恐怕就会遭到更大的麻烦与更多的损失了。 当然，基本上，中国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国家，连军队的指挥与后勤系统，都存在极多的矛盾与不兼容的问题，全靠蒋介石个人居中协调指挥，而前往上海作战的部队，根本不能有准确的事前规划与掌握，各路诸侯是在讨价还价之后，自己要保留实力之后，才派出部队投入战场，运输工具落伍与不足，因此蒋介石经常处在无法掌控部队应战的状况。许多的军队不能适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作战，对于日本的海空军，以及坦克、重炮与毒气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攻击，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 华军长期作战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接战之后，部队出现人员的死伤与装备的损坏，就无法迅速的得到补充而恢复战力，因为中国没有完整与统一的后勤系统，更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军人，征兵制才在试办阶段，因此勉强由各地强征而来的补充兵员，根本就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各军的武器系统又分为十几种，要补充的武器不是缺货，就是补充上了，部队还不一定会用。 而日军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备的兵力补充系统，以及高效率的后勤支持系统，作战部队本身就有后备兵的建制，而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军人，更是很容易的在部队中发挥战力，因此中日两军在接战之后，第二回合整补之后再战，中国部队的战力会大幅的减少，但是日军仍然可以保持相当的水准。 而日军虽然最后取得淞沪会战的胜利，但是日军一直迟了两个月以后，才真正掌握到蒋介石华东决战的作战意图，因此，日本在逐次增兵的状况下，无法速战速决的在上海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假如日军能够早些在上海一次地集结重兵，同时在开战的时候，就以重兵指向太仓以西的战略据点登陆，然后大胆的深入，直接切断华军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华军在上海早就被日军所包围，会更早失去缠斗的力量。同时日军也不应过于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华军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反而应该设法进行机动迂回的攻击，才能增加获胜的机会。 日军能够将第十军用在金山卫的登陆作战，可以算是作战的杰作，这样从华军阵地的后方，进行大迂回包围的作战，是瓦解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高招，造成华军出现失控性的退出战场，装备与人员的损失，更是非常的巨大，不过日军竟然无法包抄与围歼到中国的主力部队，这也显示出，日军作战规划上的疏失。 日军在上海浴血缠斗三个月，才勉强攻下华军的阵地，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产生刮目相看的态度，而日军久战未胜，日本的民心士气，则出现了怀疑与困惑，日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与中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将面临其战略最大的致命弱点，日本缺乏战争与民生的资源，根本经不起长期的消耗，一旦日本无法在中国战场上达成速战速决，那么日本面临最后的溃败，也就成为无法避免的命运了。 而松沪会战改变了中日作战发展的态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日军拥有优势与攻势，却无法决定战略发展的方向与决战的地点。此外这场血战真正的打出中国人民的信心与热情，推翻了国际社会公认的「日本三月亡华」看法，虽然无法「感动」国际社会对日立刻进行制裁，却也让国际社会开始更为同情与支持中国的抗日作战。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只要中国不屈服，中日两军的东线作战绝对是不可能避免的，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日本陷入被动。虽然日军并没有沿平汉线长趋武汉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却不可不防这步，蒋介石主动改变东线成为主力战场，有着后勤与指挥的实际需要，因为华军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当时的陆路运输能力，在日军空军压力下，无法支持大军的北部作战，但是若在上海作战，不但地理较近而且长江即是运输的动脉，而上海作战，是蒋介石的地盘所在，就近指挥，灵活方便，因为在华北战线就会出现严重的鞭长莫及的指挥脱线问题，石家庄行营就是在各军不听指挥的情形下，在混战中沦陷的。 当时国民政府发表的撤退声明，可以说是对于这场会战的过程与意义，做出最好的历史见证与结论：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蒋介石与全体军民的共同结论是，虽然上海作战失败了，但是中国决心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22.7 参考资料 蒋纬国编「抗战御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附注： [1] 这场会战的规模，可以说是自一次大战德、法之凡尔登会战（the battleofVerdun，1916）以来，世界所发生之最惨烈的一场恶战。 [2] 总队编制的兵力接近一个军，由於上海财政的经费充裕，以及规避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允许税警团总队拥有德式正规军的装备，黄杰任总队长。第二十三章、阴错阳差的南京保卫战 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日本侵略者屈服与投降。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在淞沪会战尚未完全结束之时，有关是否要进行南京攻防战，就已分别在中日双方统帅部之内，掀起了重大争论的“意见战争”。日本大本营方面是考虑是否有必要进攻南京，中国军委会方面则是考虑是否有必要防御南京。这种奇怪的争论，看起来是有些荒谬，因为中日两国既已全面交战，日本理所当然要攻下中国的首都南京，以达到政治与战略上“屈服”中国的目标。而中国当然要防卫自己的首都，以掌握本国政治与战略的中心，指挥全国继续的对抗日本。但是，当时之交战双方，却有着非常特别的状况，造成日本犹疑着是否要进攻南京，而中国则是考虑是否要防卫南京。 在法理的形式而言，中日双方尚未经过正式宣战的法定程序，日本当时对中国用兵的最高战略目标，是希望保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尽量以局部性的“事变”方式，采取分割的原则，来处理与中国的各种战争冲突，日本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以免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日本想要的是逐步蚕食中国。 七七事变之后所引发的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其实都已超过日本的预期了。所谓日本可以在“三个月”内亡华的构想，并非日本军部单纯、轻率与狂妄的设想，而是有着相当科学、实际数据支持的估计。在卢沟桥事变扩大，日本决定派兵进攻中国之时，日政府并无完全占领中国的策略。日本确信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作战的失利后，就会向日本屈服，接受让日本控制华北与内蒙古的条件。同时日本可以进一步操纵中国的市场与资源，以支持与配合日本准备与苏联和美国之“终极作战”。 23.1 日军为应否进攻南京而激烈争论 日本与中国进行的全面作战，主因只是由于日本政府对七七事变处理失控，将局部战事演变成为全面大战，使他觉得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在华北给予中国重击，然后迫使中国让步，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的掌控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地区，而不是日本预先设计与谋划的结果。 日本没想到因为海军在上海的介入，给了蒋介石一个借势转换决战地点的机会，因而引爆了八一三上海事变。日本军部基于国家颜面以及军方的形象，不肯也不愿在上海这个国际都会作出任何让步，因此才在上海与中国开辟第二战场。日本原先在上海的作战目标，也不过想要在上海痛击中国军队，攻战中国的金融、工业与经贸中心，造成对长江三角洲精华地区，以及首都南京安全的威胁，以增加其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的筹码而已，因此日本的战略规划，还是进行华北决战。日本当然知道中国的持久作战战略，是企图“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所以日本政府与军部中，有不少负责的官员，包括首相近卫，外相广田，大本营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都认为对华的战争，必须要能够适可而止，之要能够在局部的冲突上取得胜利，并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日军就没有必要继续在中国深入的作战，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同时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到对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最后决战。所以在淞沪会战中，日本大本营早就划下日军在上海作战范围的“制令线”，所有部队不得越过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作战，日本大本营就是担心日军会在中国的战场上，越陷越深。 因此日本政府认为，他已占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与天津，以及控制了山西的战略高原与黄河以北地区，加上在淞沪会战中，几乎击溃了中国的主力作战部队（特别是蒋介石培训之德式装备的中央军），因此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曾考虑，是否无需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进一步地对中国首都南京发动攻击；中国在遭到如此重大的作战损失之后，“应该”会接受日本的和谈要求。而日本若是进一步进攻中国首都南京，将会使得中国政府陷入决心抗战到底的心理反弹之中。而日本大本营也同时认为，在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中，日军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了在日俄战争中伤亡的总数，日本人民开始会对战争感到恐惧与厌倦。同时日本政府也根据情报判断，蒋介石正与苏进行军事联系，苏联有可能会投入战场，以对日军造成背后的攻击。所以日军最好能够及时见好就收，集中足够的实力，来防范苏联的偷袭。何况日本一直认为能以分期的方式，蚕食中国，比较有利。 当时，苏联是唯一以武器公开支持中国作战的国家（当然还是要中国出钱买），而苏联准备随时对日本作战的传闻又很多，为此，日本大本营曾经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紧急电令关东军进行戒备，同时下令华北方面军停止延津浦路南下渡过黄河的攻击行动，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时支持关东军与苏联军队作战。所以日军并不希望与中国继续战下去。这时候日本眼见上海的战事，日军已获得胜利，九国公约的会议又正在召开，各国有意介入调停，因此日本主动进行外交出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十一月二日，辗转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Dr.Trautmann），提出中日议和的七点条件，条件内容出奇的“宽松”：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中立区扩大过平津铁路以南，华北地方的主权仍属中国。三、上海停战区扩大，由国际共管。四、中国停止排日。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在华权利。日本外务省请求德国居间调停，所以大本营起初并不同意华中方面军向南京追击的要求。不过为了加强外交运作的压力，日本大本营在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任命松井石根大将统领上海派遣军、第十军，与所有海空支持作战部队，以九个师团，超过二十五万的兵力，展示日本有可能乘胜追击，而会进一步地将战争推向整个华中地区，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在政府的请求与参谋次长多田骏的同意下，发出第六百号的临参命，明确地限制华中方面军，不得越过苏嘉铁路以西的制令线，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以等待国民政府对于和谈的答复。 23.2 日军前线部队抗命决定进攻南京 但是来自淞沪会战前线的日本军队，却力主必须立刻乘胜追击，直到攻陷中国首都南京，才能进一步歼灭中国陷入溃散的作战主力、屈服中国政府的作战意志、争取更有利于日本的和谈条件。特别是来自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的意见最强烈。此时日本第十军形成华中方面军的左翼，在太湖以南，沿着杭州通往南京的方向，进行战场扫荡，追击溃退的华军。由于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以大迂回作战的方式，从背侧攻击中国在淞沪地区的守军，造成已疲惫不堪的中国在上海作战的部队，出现溃败，一路曳甲弃兵、仓皇逃命，日本第十军并未遭到猛烈的抵抗。因此，第十军根本不了解在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激战的代价，因而认为他们才投入战场，根本还没有真正展露身手的机会，就已攻到大本营的制令线了，所以第十军军长柳川根本就漠视大本营的规定，而独断地直接下令第十军的部队，以强行军的方式，从太湖以南地区，沿着京杭公路，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朝向南京方向，深入追击撤退的华军。 同时上海派遣军也同样力主乘胜追击，因为他们在上海激战三个月，才能勉强击退中国守军，“皇军无敌”的神话因而为之动摇，所以他们急欲进一步攻击中国首都南京，以挽回他们的声誉，更不能让第十军捡到战果。所以上海派遣军也同样的以追击华军以及扫荡战场为名，在太湖以北，沿着京沪路朝向南京追击。华中方面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同意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的进攻南京立场，因此设法动员一切的关系与方法，向东京进行游说，要求大本营立刻发布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日本华中方面军下辖的第十军与上海派遣军，以独断的军事行动，越过制令线，在太湖的南北两岸形成钳形攻势，朝向中国首都南京方向进军，造成了日军大本营极大的震惊与困惑，因此参谋本部特派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前往华中方面军视察，以实际了解日军作战状况，并且控制日军不得超越制令线作战。日本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前线的军队与大本营中的少壮派军人，事实上已经互通声气。许多作战行动，都是由前线部队发动，再由军部内的少壮派响应追认，最后政府不得不接受继承的事实，而这次的进攻中国首都南京作战行动，整个过程也是同出一辙。果然河边大佐在前线被第十军的将校所说服，带着支持日军立刻攻击南京的立场，回到东京进行游说。日本大本营在前线部队的压力及内部少壮派军官响应之下，日参谋本部的最高部门，开始改变立场，最后连日皇都被说服。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御前会议中，先追认事实，撤销对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的制令线，同意日军已经越过苏嘉线作战的现状。日本军部认为，如此可以增加对国民政府和谈的压力。但是随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经过军方帷幄上奏，大本营终于发出允许日军进攻南京的正式作战命令，而日本政府方面当时竟然不知道这个命令，首相近卫是看到报纸之后，才知道日军已经开始扩大战争，进攻南京了。 日军认为进攻南京是志在必得的“完胜”出击，一站功成之后，中国必定会屈服投降。日军为了郑重其事，特别由日皇发布正式进攻南京的作战诏书，由大本营参谋次官多田骏亲自携带命令，到达上海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宣达进攻南京的诏书。攻击南京正式的作战日期，定为十二月一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统帅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指挥六个半师团的军队，沿着太湖的南北两岸，以左右包抄的方式，直扑中国首都南京；并且派遣部队渡过长江，对南京进行远程的包围攻击。 23.3 蒋介石力主防守南京 在中国方面，松沪会战的规模与进展，根本超出了军委会的掌控，蒋介石几乎是动用所有可以开到前线的作战力量，投入淞沪会战，虽然在战场上，中国军队凭籍热血与牺牲，创造出奇迹般的持久作战成果，但是由于过度的投入这场大战，而不可能有多余的力量，做好纵深防御的准备。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华军已无法阻挡更多的敌军增援部队，日军登陆之后以秋风扫落叶的速度，快速的合围在上海作战的中国部队。蒋介石没有果断作出立刻撤退的决定，反而要求在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设法继续坚守几天，是由于九国公约会议已于十一月三日在布鲁塞尔正式召开，中国期望会议的结论，能让国际强权介入仲裁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但是各国在会议中先进行各种外交折冲，要到十日才发表结论。为了等待九国公约会议在十一月十日的结论，华军继续苦撑到了十一月八日，此时后方退却路线已经面临将被日军截断的危机，蒋介石才下令华军撤退。但是这三天的延误，造成中国上海的守军，几乎要遭到日军全面包抄的钳形攻势围歼，而有全军覆没的可能，幸好中国军队发挥绝地求生的本领，在千钧一发中，以化整为零的方式，仓皇地撤出了部分的部队，右翼军沿沪杭线撤向苏嘉线，然后再转吴兴与杭州地区整编；而中央与左翼集团军，则沿京沪线，先退向苏州与无锡。华军主力虽然幸而没有被日军围歼，但是已经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重要的军事装备，几乎都损失殆尽了，军心与士气更是全面的溃散。当日军在进行是否要进攻南京的战略争论之时，蒋介石这才开始考虑南京保卫战的规划与准备。虽然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曾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在南京与上海之间，秘密的设立了两条防线，其一是吴福线，其二是锡澄线，以做为日军从上海进攻南京的国防屏障。德国军事顾问认为上海与南京之间，是江南特殊的湖泽河汊地形，日军的现代化机械与重装备，难以在此一地区发挥运动的优势，因此中国部队可以在这个地区，以坚强的防御工事，有效的防御日军的攻势，而让日军付出高昂的作战代价。但是淞沪会战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这个准备多年的作战计划。因为蒋介石将所有的作战力量全都投入了上海，以求重挫日军的气焰，提高中国的民心士气以及增加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造成蒋介石根本没有时间与力量，去顾到原有的南京保卫战计划。等到淞沪会战中国部队以近乎溃散的方式结束，所有参战部队几乎只有逃命的选择，大部分的军队都失去了作战的能力，蒋介石才开始考虑南京保卫战的问题。从上海后退的中国军队，在失去重武器装备及部队建制连系之下，日本空军一路猛烈炸射，日军又尾随追击，部分华军虽然是退到吴福国防线，但是根本没有防线接应的守军，又没有后勤装备支持，甚至没有防线的配置地图，因此无法进入防线阵地布防，就遭到尾随的日军攻击，只有再度的溃散后退。十一月十七日吴福防线就被日军突破，接着锡澄防线也几乎是遭到同样的状况，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日军攻占，这两条耗资几百万元的中国“兴登堡”防线，就在混乱中，完全失去了阻挡日军攻击的能力。日军既已顺利突破这两条防线，在进攻南京的道路上，就不再有主要的防线需要面对了。而当时在理论上来说，日本大本营还没有同意华中方面军进攻南京呢。 而蒋介石在下令军队退出上海的同一天，他在南京会见了四川省主席刘湘，商议将首都迁往重庆的事宜，接着在十一月十六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的宣布，将重庆定为陪都，准备将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作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政治中心。所有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机关，从二十日开始进行全面的撤退工作，军委会则先迁到武汉办公，中国在面对日军的威胁，是决心放弃南京，但是却决心要在中国的每一寸领土上，继续的作战下去。 也就在十一月十六日，蒋介石才正式与部属讨论南京防卫战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多数的将领，在淞沪会战溃退之后，对于南京的防守，就已经失去信心与把握了。当时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公开的反对守卫南京，白崇禧的主要论点是，在淞沪会战之后，第三战区所有的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战力，因此根本无法在南京进行有效的防守，与其在南京进行无效与不可能的作战，不如公开宣布南京不设防，或是对于南京只进行象征性的防卫，以减少南京受到炮火的破坏，也避免需要整编的华军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以及多数将领，包括陈诚、李宗仁等人，也都认为，中国在上海作战新败之余，华军实在已无防卫南京的兵力，假如国民政府认为不能完全将南京拱手让给日军，最多只能作有限性的抵抗，进行所谓“短期固守”的作战。这点结论蒋介石大体接受，只是蒋介石认为南京的防卫，有着重大的心理与政治意义，假如南京不战而退的拱手让敌，会被误解为中央已经无心抗战，百姓会对于整个抗战更加失去信心，同时也很难要求各地山头的部队坚守阵地。所以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一场不可能、却是必须要的保卫战。但要知道当时的蒋介石，只是各路诸侯的领袖而已，并不是可以直接发号施令的指挥官，蒋介石需要表现自己是不惜代价用自己嫡系的部队，进行抗战，才能得到各路诸侯衷心与全力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在与日军作战，在战场上，必然是屡战屡败，只有全国上下都相信蒋介石是真心的抗战，中国才能进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因此南京不能不守就拱手资敌，而且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支持继续抗战。 当然蒋介石的南京保卫战，也考虑着时间的因素，因为德国大使已经传来日本和谈的条件，内容还算合理，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能够先守着南京，中日之间的交涉会比较容易进行。另外他也等待着苏联是否对日参战的答复，因为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开打之后，苏联知道这将是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因此立刻同意在八月二十一日，迅速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正式开始以三亿五千万元贷款来军援中国，并且组织“正义之剑”援华空军自愿军，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在中苏签约之时，斯大林也在口头上允诺蒋介石，苏联准备在三到六个月内，对日宣战。蒋介石希望能够防守南京，苦撑到苏联参战，那么中国就可以移转压力，从容反击了。 23.4 唐生智临危受命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之后，发现自己编练的中央军，几乎已经完全打光了，部属的意志也出现了疲惫，因此他在南京保卫战的决策过程中，采取非常低的姿态，他没有直接调兵遣将，下令部属防守南京，只有在军事会议中，提出自己的愿望，希望有人能够自告奋勇地守卫南京，在将领们观望的反应之下，蒋介石甚至表示，假如没有人负责防卫南京，他将自己兼任南京的卫戍司令。这时候，体弱多病的唐生智，突然大义凛然地表示，他愿意担下防卫南京的重则大任，必要时他将与南京共存亡。就这样，蒋介石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委派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共识是，进行短期的固守，而非是死守南京。 过去，唐生智虽然曾经有过公开兵变反蒋的记录，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统军作战，当时身体健康的状况又不佳，但是此时的唐生智，已是蒋介石身边多年的重要部属，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的南京保卫战演习中，唐生智是这场演习的参谋长，因此他对于南京的防务，应是最为熟悉的将领了。由于在决定保卫南京之时，蒋介石已经是无兵可遣无将可派了，唐生智既然愿意自告奋勇，就委派他出任卫戍司令了。蒋介石能够派出防卫南京的军队，也只有一些从上海退下的等待整编的十三个师军队，加上军校的教导总队，甚至连宪兵部队都算上，在编制上约有十五万人，实际上的兵力也许略为少些。此时，从上海退出战场的主力部队，改变撤退方向，而从宜兴转向南下，经过广德地区，进入浙江与安徽，而没有向西方的南京集结。在白崇禧的影响下，广西新的增援部队也开始减缓原先向南京集结的运动。显然是大家都已认为，南京背对大江，决战非常的不利，大家要对自己的部队留一手，以免在南京被歼灭。只有由四川刚刚赶到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原先是准备参加淞沪会战的），由南京调往广德，扼守京杭公路，与日军第十军发生激战，才掩护华军主力安全的退到浙皖地区。而川军的师长饶国华则在战线被日军突破时，自杀成仁。 这支由唐生智统帅，临时编成的南京卫戍部队，原本的作战任务，只是进行短期固守的防御作战，并非要进行全军牺牲，死守不退的决战。但是唐生智在自愿接任卫戍司令之后，却一再的对外与对内表示，他决心与南京共存亡，要求部属也要准备如此的牺牲。事实上，当时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部队，是临时编组的待整编部队，兵、将相互缺乏了解，装备与人员严重不足（补充的新兵太多，大部分连基本军训都没有受过的平民，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后备军人，新兵都是临时征集的平民），又没有坚固的阵地防线可守。 不过口口声声决定要殉城的唐生智，其南京的防卫计划，真是过于草率，只有简单地将兵力分成外围与城墙的守备作战，完全没有防守作战的阵地纵深编组，也没有预备队可以运用，更别提后勤支持与主动出击了。 面对日军势如猛虎出柙的攻击，唐生智一再发表“悲壮”的共存亡演说，他的表现，不象是卫戍司令，反而象是要慷慨就义的烈士。唐生智根本不去设法解决守军所面对的各种作战问题，只想反正大家一起死，造成守军只有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烈士信念，进行呆板死守的作战任务，而没有战士迎敌的准备与应变措施。而最为危险的，就是唐生智与卫戍司令部，根本没有进行在必要时，任何有关撤退的参谋作业，部队指挥官与所有参战的军人，也没有进行万一奉命撤退之时，必要的安排与准备。 很奇怪的是，当年南京防卫演习，是以南京外围的国防线作为战斗重点，但是在淞沪会战之时，竟然没有人想到去视察一下这些防线，也没有进行军事作战部署的准备，以致造成原的南京外围作战构想，完全的落空。 23.5 日军对南京进行全面攻势 当时日本的华中方面军，除了派一〇一师团在上海警戒，抽调第十一师团与台湾旅团到台湾集结，准备攻打广州，其余的部队，全都参与对南京的作战，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是，在正面是采取三路进攻，另外在南北进行大迂回包抄的作战，由上海派遣军的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担任对南京东北与正东的攻击，第三、十一师团担任助攻的预备队；而第十军的一一四师团与第六师团，担任对南京的南面攻击。这两只日军从太湖的南北两岸，同步对南京发动攻击，空军与海军加入助攻，日军的十八师团与国崎支队，更先期进行迂回攻击。日军部队沿着长江北岸包抄浦口，以及直扑安徽的芜湖，先对南京外围，已经形成包围的态势。正当华中方面军完成对南京的攻击布阵之时，日本大本营突然发表人事命令，免除松井石根大将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职务，而由朝香宫亲王鸠彦王中将出任，这样就架空了松井石根直接控制军队行动的权利，鸠彦王匆促的走马上任，对于部队更是缺乏管制的能力，为了表现出十足的“亲王官威”，他对于日军下达相当放纵的作战命令。松井石根此时又因为肺病复发，是在病床上指挥作战的，更增加了日军的将校，各自为政彼此竞争而不受约束的态势。而奉命攻击南京的日本军队，早已绕过太湖两岸，逼近到南京城外围的攻击发起线了。这些拥有绝对优势战力的日军，在五天之内，就势如破竹的攻到南京城的外围，南京已经始遭到三面包围攻击之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一步的由南京外围防线，攻到南京城边，松井石根明知南京守军已无战力，因此他决定给与南京守军一个投降的机会，要求唐生智在十日与日军接洽弃城的投降计划，表面上是不希望南京受到炮火的摧毁，其实是希望公开展示中国军队在南京不战而降的耻辱，以动摇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 但是唐生智既然决心准备死守，当然拒绝日军的招降，为了表现自己的决心，唐生智下令守军集中控制所有的渡江船只，准备进行全军殉城的背水一战。于是松井石根下令日军，以最猛烈的炮火，进行全面攻击，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攻下南京。 23.6 南京守卫布置失当 勉强拼凑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既缺后勤支持，又没有充裕的作战兵力，面对日军的绝对优势攻击，仍然尽全力死守反击，在紫金山、雨花台、汤山与中山陵一带的奋勇作战，使得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不过这种武器与工事都不足的死守作战，只能激怒志在必得的日军、迟滞日军攻击得手的时间而已。唐生智既不准守军主动出击，又没有纵深阵地的部署，更没有掌握预备队以进行逆袭作战，只让部队死守阵地，而寻求壮烈的牺牲。激烈的战事进行到十二日，劣势的守军阵地就多处遭日军突破，由于没有预备队的逆袭支持，阵地出现了混乱残破的现象，大量的伤患根本无人后送医疗，通讯与后勤系统更是乱成一团。这时候蒋介石也知道南京的防卫作战已经非常的危急，于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先通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电话命令唐生智从南京撤退，接着蒋介石还不放心，亲自连下两道手令，要求唐生智相机率军撤出南京，以免守军全遭覆灭。但是原本表态要决心死守的唐生智，在接到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重大撤退命令之后，却没有即时地进行撤军参谋作业，一直拖到十二日下午五时，才匆促召开卫戍军事会议，军情被延误了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个重大的错误，是造成南京的撤退行动出现严重混乱的主因之一。在这场临时的卫戍军事首长会议中，有些部队的指挥官，未能出席会议，唐生智突然宣布奉命撤退，真是令大部分的将领都感到事出突然，在仓促的状况之下，根本难以掌握局面与行动的变化。唐生智还要求所有与会将领共同副署撤退命令，以分担责任。而撤退令原本规划只有司令部直属部队与三十六师直接渡江撤退，其它负责城防的部队，则各自掌握突围的方式后撤；至于撤退之前，如何破坏重要军政设施，更是缺乏完整的计划。但是在会议最后下达结论时，唐生智突然又作出表示，假如突围撤退有困难的部队，也可以设法渡江撤退，但他完全没有计算过渡江船只的运输能力。其实撤退的参谋作业要比进攻更为精细，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因此唐生智如此拖延与草率地下令撤军，自己又率先仓皇地离开司令部，无法掌握与各个部队继续的通讯，结果造成了南京守军陷入撤退的混乱之中。在宣布撤退命令之后，司令部的守军匆促与草率地破坏南京城内主要的建筑物，但是由于根本缺乏完整的计划，象全国最大的金陵兵工厂，中央政府的各个部会建筑，就完整的留给日军接收。十二日入夜之后，南京城内火光冲天、浓烟密布，这时候已经流言四起，南京就已经出现撤退前人心涣散的乱象。此时唐生智的意志已经动摇，并没有监督设备的破坏与管制部队的撤退，就慌忙逃往下关渡江。守卫南京的部队在主帅提前失去联系的状况下，只有各自为政，有些部队还不知道已经下令撤退，有些部队则出现溃散的情况，这是撤退时最大的禁忌，没有统一、完整的计划与步骤，会造成部队退却的全面失控。因此除了六六军（军长叶肇）仍在保持掌控下，突围而走之外，大部分的守军与逃难的人民，开始大量盲目地涌向下关。但是先前大部分的渡江船只已被集中管理，唐生智“忘了”解除这道命令，而且在对岸的中国守军，还奉命对于渡江的船只是“格杀勿论”，唐生智撤退时又没有下令解禁。因此江边涌到了太多撤退的部队，渡江的船只当然严重不足，造成现场是一团混乱，在日军的追击炸射之下，中国部队自相践踏而死伤狼藉。 23.7 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十二日夜间，日军已经发现华军的阵地动摇，南京城内起火，以及抵抗力量的涣散，因此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决定弃城撤退。日军一方面准备大军进城的攻击，一方面则是飞报东京日皇，表示华中方面军随时将会攻占南京。这消息传出之后，日本举国欢腾，台湾的皇民更是被迫彻夜不眠，要为皇军时刻，举行提灯游行发表忘我的效忠。 从十三日凌晨开始，日军就正式攻入南京城的街道，一面扫荡“残败军”，一面就开始不分对象的烧杀掳掠，其景象之残忍恐怖，有如世界末日的临到。但是在日本东京的皇宫之前，却出现了八十万日本人聚集的庆祝大会，日本人民载歌载舞的热烈庆祝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这是日本国两千六百年来，想都不敢想的“伟大”时刻，日本政府认为，既然攻占南京，这回中国除了投降屈服之外，已经不可能再有作战与抵抗的意志了。事实上，在日军正式进入南京之前，中国军队已经奉命撤退，而停止有组织的军事抵抗，更没有展开全面浴血的巷战，照理说南京应该不会遭到战火严重的破坏，军民的死伤也应该有限。但是日军进入南京城时，所展现的空前残暴行为，几乎是到了完全没有人性、匪夷所思地步，许多外国外交与慈善机构，都震惊于日军可怕的暴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现场记录。当时华中方面军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竟然无力管束部属；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鸠王彦中将，根本就故意放手让部属“大干一番”；第十军的柳川平助中将，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日军在南京的十几万部队，竟然只配属一百多人负责军纪的宪兵部队。因此从指挥官，师团长，一直到所有的士官兵，或是以命令指示，或是放纵的方式，让日军尽情表达他们对于南京中国人民的残忍与践踏，好象只有表现这种禽兽般的超级暴虐行径，才能展现日本军力的优越性，与能够震慑住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发泄与扭转日本二千多年来对于中国的自卑心理。审视日军对于整个南京烧杀掳掠的事实记录，就清楚知道，并非只在刚刚入城之时的那几天，因为军队交战而出现失控与误杀的局面。事实上，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华中方面军招待记者，举行日军正式征服南京的盛大仪式之后，日军照理已经完全控制了南京，军纪与秩序应该可以恢复了。但是日军在南京这种对于平民毫无人性与军纪的烧杀，仍有如瘟疫继续的蔓延，并主要由担任南京警备部队的日军十六师团进行。十六师团对于南京平民继续的残杀施暴，竟然一直延长了三个月左右！直到松井石根等将领被调回日本，日军大本营干脆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之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才稍微有所收敛。因此，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既非是浴血巷战所产生的伤亡（因为根本没有组织性的巷战），也不是少数军纪失控日本军人的个别放纵行为（是遍及整个南京城内外，以及延长达三个月），根本就是日军从上到下、绝对是故意放纵的禽兽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日军的这些禽兽行为进行辩护。面对日军在南京军纪完全失控的危机，日军大本营最后被迫彻底撤除整个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之后，才得以控制住。根据事后的统计，总共超过三十万以上的中国军民（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在南京被屠杀，八万妇女遭到强暴，所有南京的文物与财产，完全被日军劫掠一空，其中以日本第十军的第六师团（谷寿夫）、上海派遣军的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在师团长的鼓励与纵容之下，在南京留下人类（3这是日军大本营最为离奇的做法，竟然将这支拥有攻占南京之特殊历史光荣的日军战斗序列部队，完全加以撤除。这一点就充分的暗示，日军大本营其实清楚知道，这支部队，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历史罪行。）历史上，最为恐怖以及无法原谅的屠杀记录。虽然日军这些将领，都在战后的东京与南京战犯审判中，遭到公正的法律制裁（包括松井石根、武藤章、谷寿夫全都被判死刑），但是当时负有重大指挥责任的鸠彦王却被美国因政治理由，故意地被放过。因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恐怖历史事件，有无数的人证与事证，经过国际社会的“东京大审”与中国政府的“南京审判”所确定，绝对是铁证如山，也绝对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与辩护的借口。它是日本对于中国侵略暴行的一个巅峰的浓缩记录，也是人类历史中，不能忘记的暴行记录。在中国的首都南京，日本军人曾经从上到下地犯下集体屠杀、强暴与劫掠的暴行，日本至今不愿面对这个历史，日本就没有资格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因为否认这种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暴行，就是否定了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是绝对毫无人性认同的做法。 23.8 日军战术成功但政略彻底失败 在南京保卫战之中，日军进攻战术的运用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前线作战部队不待继续进军的命令，就已经掌握战场的先机，以独断的方式，抢先尾随追击中国部队，空军飞机更是不断炸射，让中国的部队无法进入防御阵地，也无法整编与恢复有组织的作战。接着在发动全面攻击时，更是多路齐进，海空进行协同作战，日军以强大的军力进行中央突破，同时派遣快速部队对南京外围进行迂回的包抄。日军攻击南京的前线部队，无论是战场反应，以及战术的应用，都可说是达到一流的水准，也就造成在日军正式发动攻击的十三天之内，就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 但是在政略的层面而言，日本进攻南京，却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这场作战是由前线的部队引导整个战争的发展，大本营只能跟着追认而已。事实上，原先日本的战略设计，是希望能够籍着战争的打击，来逼中国让步与屈服，成为支持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保护国”，而非要全面占领与灭亡中国。因为日本真正要准备决战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所以日军大本营原来并无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前线军队的请战压力之下，大本营却被迫放弃原则，支持进攻南京的行动。而在日军攻占南京之后，统帅更无法阻止部队纵兵大掠南京，这种不给中国留下和谈余地，硬要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并且展开空前残酷的屠杀与掳掠的做法，当然是让国民政府，绝对不可能与日本以和谈来解决两国的战争了。日本进攻南京之“失控作战”，犯了日本想要迅速结束战争的政略与战略的大忌。原本日本政府所提的和谈条件，在十二月二日由蒋介石所召开的高级军事首长会议之中，几乎得到与会所有人的同意，认为可以一试，以疏解中国所受到的战场挫败。因为中国当时急需进口武器、训练新兵，与重新布阵的时间，因此国民政府转告负责和谈调停的德国大使陶德曼，中国愿意在这个原则下，与日本进行和谈。但是由于日军快速地攻占南京之后，日本军部的立场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军部认为中国首都已被攻克，中国已无和谈的筹码，因此立刻推翻了原先和谈的条件，增加了中国无法接受的条款。而日军在南京的空前暴行，更是造成中国政府方面，无法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压力。如此一来，中国政府根本不能与日军停战，中国人民也不可能支持和谈。所以日本攻战中国首都，以及对中国人民所施行的残暴行为，不但不能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反而使得中日战争无限的延长，这是日本侵略中国之整个战略的危机所在。日本开始不知如何结束中日战争，只有将有限的战力逐渐地消耗在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因而它就越发感到自己在对美、苏大决战之准备上的不足，最后日本只能以先发制人的方式突袭美国，铤而走险的掀起太平洋战争，而最终战败亡国。这种由前线部队主导整个战争决策的方式，终于成为日本整个战略布局的致命伤了。 23.9 中国决心继续作战到底 而蒋介石坚持防守南京的主张，原来也是政略的考虑优于作战的考量。唐生智已在蒋介石身边多年，参与诸多重要的军政决策，而临危出任没有人愿意接的重任，当然是由其个人的勇气与决心。但是唐生智过度强调“牺牲殉国”的作战指导原则，根本就不符合国家之持久抗日的战略指导原则，也不符合当时战场作战的需要。当是抗日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设法在激烈的抵抗中，仍要保全战力，以达到维持长期作战的目标。唐生智叫疲弱的华军，在临时的防御工事内，采取极为僵化与呆板的死守，即不准主动出击以扰乱日军的攻势部署，又没有掌控预备队进行防御决战，兵力原本已经不足，防守的正面又太广，当然容易让日军攻破防线。唐生智这种没有战略考量的战场部署，实在是军事才能极差的表现。而部队撤退没有事先详细的安排，全城撤退与破坏重要设施的规划又不周密，更显出他军事指挥能力不足的问题。而唐生智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还犹豫观望，坐失安排撤退的良机，等到局势已乱，自己却草率慌乱的先行逃走，完全与部队失去联系的管道，这些都是造成南京撤退混乱的原因。至于唐生智本人狼狈地丢弃部队而离去的责任，蒋介石在事后并没有特别追究。南京的背水阵式，并非完全不宜防守，只要兵精粮足，是可以一战的，当年太平天国就苦守南京达五年之久。而在淞沪会战之后，残破的华军极待整补，因此很难再打出精采的保卫战。唐生智肯临危受命，固然是心志可嘉，但是其能力与体力都不足以担当这个责任，虽然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是要以失败收场的，不过唐生智过于偏重“殉城”的战法，没有想到适当保持全军的战力才是中国抗日战略的根本指导原则。当时南京的防卫计划，应该先有灵活的部署，提前以小部队出击，让日军过早展开攻击阵式，以减轻攻击集中的力道，然后部署纵深防卫的部队，更要有足够的预备队可以进行逆袭。特别是对于撤退的方式与路线，以及必须破坏的重要建筑与装备，都要事先详细规划，这样南京保卫战就不致于落到最后慌乱失控的地步。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的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侵略者屈服与投降。虽然首都被日军攻占了，但是中国仍然决定继续作战下去，日军内部则必须立刻面对下一步要如何走的事实，最后日本还是一步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附注： [1] 当时日本是采取军令系统独立运作，所谓的“帷幄上奏”，是军方单独与日皇的会议，首相以及政府首长，甚至不得出席。 [2] 很奇怪的是，当年南京防卫演习，是以南京外围的国防线作为战斗重点，但是在淞沪会战之时，竟然没有人想到去视察一下这些防线，也没有进行军事作战部署的准备，以致造成原先的南京外围作战构想，完全的落空。 [3] 这是日军大本营最为离奇的做法，竟然将这支拥有攻占南京之特殊历史光荣的日军战斗序列部队，完全加以撤除。这一点就充分的暗示，日军大本营其实清楚知道，这支部队，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历史罪行。第二十四章、台儿庄 时间：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到同年五月底 从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进攻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到四月七日，日军整个溃败退出台儿庄，总共是十三天十二夜。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之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是华军拼死不退，孙连仲将军亲自下令守城的部队，即使全员战死，也绝对不能撤退。同时他也将司令部移往前线，表示必要时自己与司令部也将投入战场作战。 徐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位於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从黄海进入中原地区的孔道。当时的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在此交会，大运河也在附近穿过。之前，蒋介石在德国顾问建议之下，曾在附近构筑国防工事，但是在中日全面的大战之后，日本却犹豫着，是否要进攻徐州。日本军部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华北的各个重镇之后，国内正在面临新的政治动荡，日本也在等待一个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件，中国政府会接受日本的投降要求，时间对中国的恢复战力极其重要，而日军却因非非之想而坐失良机。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军部还没有计划进攻徐州的具体计画，并不是日本认为徐州的战略地位不够重要，而是日军大本营当时还不想陷入中国宽阔战略空间的泥淖中。可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却有强烈进一步深入中国作战的企图心，希望军部能够批准它全力出击的愿望。华北方面军的希望是，最好是大本营能增加其兵力，让它能出动大军，沿平汉线从北而南一直攻到武汉，以切断中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否则至少要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以联络华北与华中的日军占领区。因为华北方面军，对於中日全面大战之后的战局发展，有着极强的企图心与极大的失落感。 原先华北方面军以为，中日的决战，将在河北爆发，华北方面军有充足的准备，可以围歼华军，一举迫使中国屈服。但是蒋介石却把决战地点，移到华东，让华中方面军拣到决战的机会，并且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而华北方面军不但连助攻的机会都没有，还要抽调两个半师团去支援华中方面军作战。本来华北方面军还想有些战场的表现，不料一个防苏作战的待命指令，更让华北方面军毫无发挥的馀地。寺内寿一大将白白看着华中方面军取得攻占南京的重大胜利荣誉，因此是越发按捺不住，於是向大本营力陈华北方面军准备深入中国的作战构想。 24.1 会战前日本军方的战略构想 但是当时在日本的大本营中，仍然有着中日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已经攻占了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区与战略重镇，都在日军的手中，但是日军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同时将九○％以上的军力，都投入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若要继续深入中国，开辟新的作战目标，那么日本真的已经有些难以为继的压力。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没有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侧目相待，但中国也付出了极其沈重的代价但是当时在日本的大本营中，仍然有着中日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已经攻占了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区与战略重镇，都在日军的手中，但是日军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同时将九○％以上的军力，都投入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若要继续深入中国，开辟新的作战目标，那么日本真的已经有些难以为继的压力。 假如日本还要保持军力对付美苏的话，日本必须要适可而止，至少要暂时的按兵不动，等待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然后再进行协商，设法解决与中国战争的问题。因此徐州是绝对不宜再派兵攻击，此外不扩大派认为，就算是日军能够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让北平与南京铁路相连，不但对於日军对於中国的控制力量，所增有限，反而要派出大兵驻守铁路沿线，造成日军战力进一步掉入中国的泥淖之中。日军若是真的要南北相连，还不如使用海运，又安全，又低廉。 但是在日军扩大派的意见是，经过华东与华北一系列的战争，中国的军力与工业能力均已残破，所以日本最多只要再派出「几个联队」的的兵力，追击扫荡中国战场，那么中国只有投降一途。因此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是必要的战场巩固与扫荡，何况攻占徐州，也有利於日军沿陇海铁路与淮河流域，深入威胁中国的战略中心武汉。当然照例的是，两派的争论仍没有结论。 由於日本华中方面军的上海之战，的确打得伤痕累累，而攻占南京，又发生狂暴失控的屠杀军纪问题，因此华中方面军，对於进一步的进攻中国，暂时已经有些气馁。何况日本大本营正在调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屠杀的军纪责任与问题，所以华中方面军对於进攻徐州，甚至是武汉等目标，暂时都缺乏积极的兴趣。 军部中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方面军对於继续深入中国作战不同的立场与看法，使得日本大本营感到问题严重与无所适从。於是在一月十一日特别召开御前会议，在军事上，决定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日军大本营指示华北方面军攻克济南、青岛之后，只能往南建立安全防线即可。华中方面军则攻克南京、芜湖之后，只能扩大江北的防卫圈，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奉到新的敕令之前，不得再做战线的扩张。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是期待中国内部因为战力与国力的受创，会导至中国的内斗，甚至会将蒋介石逼倒，因此日本政府最好暂时的等待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因为在华北与华东双线的作战，中国是以血战力拼的方式，勉强的得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仍然坚决的抵抗下去。中国没有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刮目相待，同时日本付出了十几万伤亡的代价，以及几十亿元的战费支出。中日之战对於日本的人员与财物的耗损，已经超过了日俄战争。 但是同样的是，在中国方面更付出了极其沈重的代价，中国北起内蒙的包头，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镇，都被日军所占领了。中国政府主要的工业基地与对外经贸的口岸，都被日军攻占，影响到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关税与盐税，失去了主要的来源。在军事方面，大部分拥有较为现代化装备的中央军以及地方精锐部队，也都受到非常严重的耗损，需要进行大量的整补。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馀，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因此，根据熟悉中国军事最高机密与内情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假如中国军队装备能够得到补充，那么他认为中国勉强可以再支持六个月，他建议蒋介石应该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而陶德曼大使对中国战力的估计，比福尔肯豪森还要悲观，美国的情报估计认为，中国的后勤支援，最多只有四个月而已。当时外国驻华的情报与军事人员，也都认为，国民政府即将承认失败事实，而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馀，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日本政府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就是假如中国要想与日本谈和，那么中国内部必须先将蒋介石推翻，日本为了坐待这个时机的蕴酿与来到，因此日本举行大本营的御前会议，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看中国方面将由谁出面来收拾残局。 但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可沈不住气了，特别是西尾寿造所统帅的第二军，更是觉得不满，因为原先华北方面军认为与华军决战的重点，应该是在第一军主攻的平汉铁路沿线，因此在津浦铁路作战的日本第二军，是负责右翼的助攻与合围。不过由於华军主力没有在平汉铁路集结，日本第二军就没有机会展现战力，而更为意外的是，由於山西的战局扩大发展，造成日本第一军的主力进入山西，协助第五师团作战，第二军就成为方面军的掌控的预备队兵力，因此不能沿津浦路深入的攻击华军，只能停留在黄河以北地区待命战备，以防苏联对日军的进攻。 直到华中方面军顺利的攻占南京，冰雪又封住西伯利亚的交通，苏联军队并未出现集结的威胁，这样日本的第二军才解除预备队的待命状态，因此西尾寿造要求方面军允许第二军，进攻山东半岛。而在日本原先的对华作战计划中，攻占山东半岛，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因为山东半岛离日本九州只是一水之隔，又与满州国的辽东半岛遥遥相望，是防苏的战略纵深要地，事实上，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就一直想要接收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利益，这次日本绝对不能放过对山东的占领。 24.2 韩复渠不战而弃守山东 所以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寺内寿一，要求大本营准许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大本营看到华中作战目标已经接近达成，苏联军队又没有集结的活动，於是准许寺内寿一派遣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於是寺内寿一下令日本的第二军西尾寿造，指挥日本的两支钢军，第五、与十师团越过黄河，进攻山东，当时指挥第五师团的是板垣征四郎，指挥第十师团的是矶谷廉介，两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交情深厚，又爱互争锋芒。这两支日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渡过黄河，顺利的进入山东，更不战而攻克济南之后，立刻分兵二路，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第五师团向胶济铁路东进，形成一个钳形攻势。 当时中国方面在山东最高的军政长官，是前西北军中首席战将韩复渠，他在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背叛西北军而投效中央，由於韩拥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国民政府就地招安，让韩出任山东的最高军政首长，由於韩拥兵自重，日本又把山东视为国民政府不得直接干预的地区，韩复渠在山东，可以说是处在半独立的状态，政策立场经常游走在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经过多年的经营，韩复渠已经累积了可观的实力，这时韩复渠出任第五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以及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统率三个军的兵力，待命防守山东。 韩复渠本来对於国民政府的号令，就是经常采取应付与利用的立场，他一直不脱军阀割据的心态，他认为无论中日之战的结果，是由谁当政，自己拥有实力才是最为重要，因此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尽量的设法保持实力，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避免卷入战端，只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地区，对日军进行过侧击，得手之后立刻又退兵。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 在韩看来，蒋介石在华北失去了河北与山西，在华中失去京沪地区，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几乎耗尽，这正是自己保存实力，在关键的变局，发挥权力制衡的重要时刻，因此韩并不积极的在山东进行布防备战，反而是在山东进行大量的搜括，将可以带走的各种资产，全都先运往河南的南阳，然后自己指挥部队，一路退却待机而动。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西尾下令日军第五师团沿胶济铁路，急攻烟台与青岛，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也在青岛登陆夹击，而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追击韩复渠撤退的主力部队，因而指向鲁南，逐渐逼进徐州北部。 虽然韩复渠一再的接到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令，甚至军委会蒋介石的急电，要求韩务必在津浦路沿线的战略要地，进行防御作战，绝对不可不战而退。但是韩复渠竟然完全置之不理，一路的不战而退，让日军喜出望外的一路追赶，因此在山东作战的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蒋介石失去了号令部队作战的权威。 韩复渠的公然违抗军令，大摇大摆的率军大撤退，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震怒与恐慌，因为韩完全不予抵抗，就让日军轻易的就穿过山东全境，直逼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徐州，如果不能制止韩复渠的这种公然抗命的行为，李宗仁如何还能指挥第五战区的其他部队作战？ 而蒋介石也看到韩复渠的这种作法，会造成整个中国军队的抗日意志瓦解，於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紧急的战区军事首长会议，决定以军法审判韩复渠，由军统局干员在会场逮捕韩复渠，送到武昌进行军事审判，结果以抗命与率军逃亡罪枪决韩复渠，蒋介石的这个果决的行动，重振了低迷的军心与士气。（韩复渠在法庭上大胆抗辩，丢掉济南有什么罪？蒋介石不也丢掉南京，幸好蒋介石在极端不利的状况下，仍然在南京布阵迎敌，否则假如蒋介石不战而弃守南京，别说韩不服，其他各路诸侯都有样学样，蒋介石何以号召军民，继续抗日？） 虽然韩复渠连续的不战而退，使得日军顺利的深入鲁南，兵锋直接威胁徐州，日军的大本营却严令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临城、枣庄与临沂的禁制线（刚好在台儿庄北面），但是一路势如破竹的第五与第十师团，却恨不得一举直捣徐州，攻占第五战区指挥部，日军根本就不相信华军会认真的反抗，更别提是否会发生孤军深入，而受到华军包围的问题。不过他们也不敢公然的违背大本营的军令，只有在鲁南暂时勒兵观望。 24.3 第五战区的战略部署 这时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确有其胆识过人之处，因为华军在南京撤守之后，战力与士气都处於低潮时刻，战区内受李宗仁指挥的，只是一些装备与战力都低的地方部队而已。不过在蒋介石接受李宗仁等将领的建议，以军法处决韩复渠，将山东的部队交给孙桐萱指挥之后，李决定运用战区内的军队，采取主动反击、南守北打的战略指导方针，这样才能诱使日军陷入战略被动的状态，而让中国部队能够恢复作战意志。 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於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特别的是，中国再生战力恢复之快，也超乎所有军事专家的估计。孔祥熙在欧洲的活动，大有成效，他成功的争取到欧美民生用品与军火供应合约，并且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也买到大量的装备，令千方百计要想切断中国外援的日本政府，为之气结，加上苏联适时地提供了飞机与军火给中国，这些支持作战与民生的物资，源源不绝的大量运到香港，湛江、河内、新疆，然后转运到中国的各个战区，开始补充中国部队的作战所需的装备。而中国内部也开始搬迁一部分的军火与民生工厂等设备，到大西南的抗战基地，进行生产，此时购自欧洲以及来自苏联的作战飞机，也很快的成军作战。 而从京沪战场退到安徽与江西的华军部队，虽然重装备全失，人员死伤的数目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队仍然保持着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且誓为战死的战友复仇，在得到人员与装备得到部分的补充之后，以克难的精神，又开始重新的恢复战力。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於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并且为了增加日军维护补给线的沈重负担，各种的敌后游击战，更是开始有系统的展开。 这时蒋介石不愿日军就此盘据华北与华东的精华区，而要准备继续的诱敌深入，以进一步的消耗与分散日军的战力，蒋介石看到，若是能先将日军的主力，朝向津浦铁路方向吸引移动，是可分散日军的兵力，并且增加武汉地区部队的整编时间，因此蒋介石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对於在山东的日军，进行一系列的反击战，同时设法守住淮河以南的防线，以南守北攻的战略，来因应一九三八年年初的战局。 由於日本华中派遣军在京沪会战中的战力消耗极大，同时又因军纪问题，正在面临改组的命运，因此对於继续深入攻击中国军队的意愿不高，不过在攻占南京之后，基於守江必须先守淮的战略观点，派出第十三师团，渡江沿津浦路北上，扫荡淮河以南的华军，北上的日军在渡过明光河之后，就遭到李宗仁指挥的广西与东北军队的逐次伏击，与后退包围的作战。 日军第十三师团一路上遭到相当严重的损失，虽然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攻占蚌埠，但是日军已经无力渡过淮河而继续的北上。而日军十三师团遭到华军顽强抵抗以及灵活反击的情报，竟然没有受到日军指挥系统的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指标，代表华军的作战意志仍然旺盛，同时作战方法也大有改进。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消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包括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组织，另外改设华中派遣军，由俊六大将出任司令官。这代表大本营对於松井石根无法控制部队的烧杀掳掠，严重败坏日本军纪的集体严惩，松井石根虽然立下击溃上海华军，以及攻克中国首都的大战功，但是不但并未获得高升与重用，反而从此退出现役，显见日军对於南京大屠杀是相当的知情的，甚至参与连战斗序列的番号，都予以撤销，但是日军大本营对於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将领，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眼看日本的华中部队，正在遭到改组与整肃，因此判断华中方面军在短期内不可能会有重大的作战任务，因此下令李宗仁，放胆的在北线的鲁南地区，对日军进行各种的反击战，以诱使华北方面军大胆的轻进南下。而日本的第二军对於自己在华北战场，一直没有机会充分地发挥战功，加上它在进攻山东之后，华军根本就不战而退，因此日本第二军显出相当的焦躁与轻敌。 在山东的日军部队，一再的受到华军反击之下，又遭到不少的损失，自然怒不可遏的要对华军进行报复。因此第二军旗下的第五与第十师团，要求华北方面军允许他们向南攻击华军在鲁南的基地。华北方面军同意第二军进攻扫荡的建议，也认为日军不能画地自限遭到华军一再的反击，因此向大本营争取到给予第五与第十师团攻击鲁南的许可。不过大本营仍然划出日军南下的禁制线，不得超过临城到临沂的前线，因此第五与第十师团在奉命出击之后，立刻朝向徐州北部，形成左右两翼的钳形攻势。 特别是日本第五师团在中国的战场，可以说是闷了一肚子的气，从在华北的南口开始，经过平型关、忻口作战，不但非常不顺利，而且损失很大。就连进攻青岛的任务，也落在海军陆战队之后，造成日本的海陆两军，差点没有在青岛爆发枪口相向的冲突，最后还是惊动了大本营，才摆平这场自家人的海、陆阋墙之争。加上第五师团还不断地受到华军的反击而遭损失，因此在接到可以南进还击的命令之后，立刻率军往南猛攻，完全没有考虑可能孤军深入的危险。 24.4 临沂序战 李宗仁抓到日军南攻的战争时机之后，立即派遣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先挡住日军第五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张自忠治军一向刚烈严明，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期间，与日本人进行各种的周旋，曾受到不少的怀疑、批评与委屈，因此张在从北平脱困，重掌握兵权之后，对日作战就特别的勇猛。 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最快的速度，兼程向临沂方向增援，由火车将五十九军运到距离临沂还有一百八十公里的峄县。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五十九军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因此日军估算张自忠部不但不能及时赶到临沂成为救援军，反而成为送上门来的「找死军」。 但是张自忠却率领五十九军进行日夜并进的急行军，这是吃苦耐劳与豪气干云的西北军特质，在军长的一声令下，竟然能够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五十九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庞炳勋部更是将士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华军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因此在三月十四日到十八日的临沂决战中，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师团长板垣仅以身免，其私人物件都被华军掳获），造成日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多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匆促地奔逃，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了不少的死尸。日军一向非常重视同袍尸首的处理，不是危急到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设法带回焚化，将骨灰带回日本。） 张自忠的援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庞炳勋部更是将士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华军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打法，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正当日军第五师团因为大胆轻进，而在临沂遭到华军围攻之时，日本的第十师团，也同时在左翼沿着津浦铁路南下，形成对徐州的左翼攻势，并牵制攻击第五师团右翼的华军。三月十四日，日军第十师团先进攻滕县。面对日军左右呼应的钳形攻势，李宗仁所指挥的兵力有限，他优先将部队东调救援临沂，左翼西线只有先调川军一二二师王铭章部在滕县进行抵抗。李宗仁一方面急电蒋介石，请求派出驻在河南东部的中央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驰援华军左翼，蒋介石立刻答应。 但是由於华军的运动速度太慢，又被日军阻挡在临城，使得救援滕县的时间还是迟了，王铭章部的川军，无论在人数、装备与火力，都与日军相差过於悬殊，在遭到日本第十师团强大火力猛攻，以及空军的协同攻击之下，川军奋勇血战，但是整个被日军优势炮火猛轰，整个阵地化为灰烬，三月十七日，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王铭章力战身亡。但是滕县之战，为李宗仁的调兵遣将，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这时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已经赶到徐州，立刻在徐州北部的台儿庄阵地，进行布防，而汤恩伯的部队，也渡过大运河，开始与南下的日本第十师团，进行接战。 日军第十师团的指挥官矶谷廉介中将，根本就不把华军的兵力放在眼里，他所率领的第十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又拥有空军协同支援作战的能力，他在攻占滕县之后，又攻克临城，这是日军大本营给华北方面军的南下禁制线。 但是矶谷判断李宗仁手边的部队不足， 可以调动的部队， 已经先在右翼与板垣的第五师团缠上了，所以他决心大胆深入，越过临城与枣庄前线，准备直捣徐州，一举攻占华军第五战区司令部，好为自己建立一个显吓无敌的战功，所以他命令第十师团继续全速南下，根本不接受大本营设给日军在鲁南作战的禁制线。 这时候，鲁南战局的重心，移到左翼的津浦铁路，矶谷的部队原本可以沿着津浦铁路，由济宁南下，直接冲向徐州，但是矶谷在得知右翼的板垣部受到围攻的重创，以及孙连仲部又在东边的铁路支线，向日军发动诱敌攻击，因此造成矶谷的部队，先向东旋转，再向南沿着铁路支线顺势攻击。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已经进攻到台儿庄的华军阵地。矶谷认为日军只要攻占台儿庄，渡过运河，就可以直指中国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徐州，同时也可以减轻左翼第五师团所受到的压力。 在攻击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是一支战力旺盛的队伍，在阵地防守上，更是会进行决死抵抗的部队。 但是矶谷低估了孙连仲部作战的韧性。第二集团军从卢沟桥事变之后奉命驰援华北战场，在与日军几次的大型接战之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在攻击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是一支战力旺盛的队伍，在阵地防守上，更是会进行决死抵抗的部队。因此李宗仁要求孙连仲部在台儿庄附近布下袋形的防御阵地，以吸引日军的攻势，然后下令装备与火力较隹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在外围进行运动战，当日军的攻势在台儿庄受到阻挡之后，立即设法由外线进行包围，攻击日军的背侧，形成以内外夹攻的方式围歼日军。 24.5 台儿庄血战十三天重挫日军 当时孙连仲在台儿庄的口袋阵地的部署，是以三十一师池峰城部，防守台儿庄主阵地，三十师与一一○师在台儿庄以西，二七师与独立四十四旅在台儿庄以东，分别建立阵地。这样日军一旦攻入台儿庄，就会陷入华军的口袋阵地之中。此时，蒋介石也充分地掌握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於三月二十七日，亲自率领军委会的高级参谋白崇禧与林蔚等将领，前往徐州视察战局，并且设法调动所有能够动用的部队，前往徐州的第五战区增援，准备给予孤军深入的日军重大的一击。 这时日军却对於华军在台儿庄的布阵，缺乏真正的情报掌握，还以为只要日军运用优势火力狠打，华军就会溃败。蒋介石特别将将刚刚到手的一五五公厘巨炮以及反坦克炮，运到台儿庄前线作战，甚至出动空军，炸射日军（数量当然极其有限，巨炮只有九门而已，飞机也只出动了几个架次），但是这对於华军而言，帮助实在极大，因为华军面对日军优势的火力与坦克的打击，几乎是束手无策的挨打，现在有了可以让日军遭到压制的火力，士气大振，华军先后击毁日军几十辆攻坚的坦克，因此得以守住台儿庄的阵地。 汤恩伯眼见矶谷把日军一波波的投入台儿庄战场，正是李宗仁所期待的口袋战术运作。汤恩伯的部队就是负责收紧口袋，切断日军补给线的主力，只要日军补给线一旦遭到切断，所有在台儿庄作战的华军，立刻就会蜂涌而出的进行里外合击台儿庄的血战，从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进攻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到四月七日，日军整个溃败退出台儿庄，总共是十三天十二夜的血战。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之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是华军拼死不退，孙连仲将军亲自下令守城的部队，即使全员战死，也绝对不能撤退。同时他也将司令部移往前线，表示必要时自己与司令部也将投入战场作战。 正当中日两军在台儿庄进行阵地争夺的殊死战之时，在台儿庄北部外围的战线上，正是汤恩伯部伺机而动的机会，他眼见矶谷把日军一波波的投入台儿庄战场，正是李宗仁所期待的口袋战术运作。汤恩伯的部队就是负责收紧口袋，切断日军补给线的主力，只要日军补给线一旦遭到切断，所有在台儿庄作战的华军，立刻就会蜂涌而出的进行里外合击，准备把日军予以围歼。三月二十八日，汤恩伯下令部队开始对深入台儿庄的日军，进行合围。 直到这时候，矶谷廉介才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深陷华军的包围之中，在台儿庄附近的阵地，华军攻势异常的勇猛，日军部队已遭华军的分割攻击，情况对於日方非常的不妙。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下，矶谷只有向华北方面军发出求救的电文，华北方面军是绝对没有想到南侵的日军，在大胆的越过禁制线之后，无论是左右两翼的部队，竟然双双的都遭到败仗的打击。而日军大本营更是对於华北方面军不听号令，深入华军阵地，遭到包围而感到震怒，但是却不得不追认事实，要设法支持深入华军阵地的日军。 先前在右翼板垣的第五师团部队，败退到莒县，在得到酒井旅团的支援，正准备向临沂进行反攻，同时由於李宗仁低估日军在右翼的威胁，突在三月二十日，抽调张自忠部向东支援台儿庄战斗。 当张自忠部队刚刚向东调走，日军的板垣师团就立刻反扑临沂，差点击溃华军阵地，张自忠只有发挥在战场的独断指挥判断，直接向军委会请示，而又将部队紧急回防临沂。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临沂打成难解难分之际，日本另外的援军本支队由青岛赶到，板垣认为这是报仇良机，准备非在临沂大破张自忠部不可。 但是这时在左翼矶谷第十师团已经面临被围歼的危机，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越级直接指挥本支队，命其不得投入临沂作战，立刻要以全速向西转进，以解救矶谷的部队，板垣力争无效，三月二十九日， 本支队奉令以急行军方式脱离临沂向西转，经向城朝台儿庄阵地急攻，日军一下子就冲到汤恩伯部的侧背，这下子差点把汤恩伯部给反包围起来。因此汤恩伯当机立断地重新打开口袋，命令五十二军向东移动，让本支队进入台儿庄战场。由於本支队奉十万火急的军命救援矶谷，没有注意到汤恩伯部的移动，以为自己已经打通矶谷部受困的危机。受困的日军在得到支援之后，立刻发动逆袭，台儿庄各处阵地都遭到日军强烈的反攻，孙连仲部陷入苦战之中。 李宗仁在四月七日下令所有参战的华军，掌握日军溃退的战机，全力反击扫荡。一时之间在鲁南地区，华军是四面合击，日军是拼命地奔逃，日军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人，是日本皇军自明治维新成军以来，在战场上最大的一场败仗。 这时候李宗仁也大感意外，不知汤恩伯为什么没有顶住日军的增援部队，而让在台儿庄的华军受到极大的打击，因此他急得亲自找蒋介石，要汤恩伯部立刻再投入战斗。蒋介石也了解战局变化的严重性，假如孙连仲部的阵地被日军击溃，使得日军攻克台儿庄，那么第五战区的整个局势将会一败涂地。因此他立刻亲自以电话找到汤恩伯，叫汤部立刻投入战斗。这时候汤恩伯的部队，已经在日军的后侧方，掌握到攻击的优势，在蒋介石亲自的严令之下，立刻下令部队分成三路，猛攻日军，这时候支援台儿庄的日军才发现，原来自己又落入华军的再包围之中。 四月六日，日本支队发现情势对自己不利，为了避免自己的部队遭到华军的围歼，因此立刻决断地独自向北撤退，而在台儿庄指挥作战的日军濑启谷部，眼见日本援军突然后撤，而华军又再度合围，知道假如日军再恋战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因此只有当机立断，烧毁所有的重装备与补给，然后全力突围而逃。而李宗仁在四月七日下令所有参战的华军，掌握日军溃退的战机，全力反击扫荡。一时之间在鲁南地区，华军是四面合击，日军是拼命地奔逃，日军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人，是日本皇军自明治维新成军以来，在战场上最大的一场败仗。 24.6 徐州会战 日军在台儿庄与临沂所遭到的挫败， 不但震动了华北方面军，更让日本的大本营感到震惊。日军大本营根本没有料到华军竟然能在战局最为低迷的时刻，会如此快速的凝聚战力，对日军展开诱敌深入的包围作战，而且获得如此优异的战果。毫无疑问的，日本皇军终於遭到建军以来的第一场重大的败仗。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华军，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华军，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同时日军大本营掌握到中国正在将超过六十个师的部队，源源投入徐州战场的情报。这是蒋介石是希望李宗仁能够掌握胜利的战机，扩大战果。因此日军大本营匆促的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决定，下令在中国的所有日军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徐州会战，一定要在徐州捕捉到华军主力，予以围歼。 日大本营以八十号大陆命，发出徐州会战的作战命令，动员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投入这场战斗。同时还下令关东军派军支援，由於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与华中派遣军俊六大将的位阶平行，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指挥，因此只有紧急派遣大本营的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率领参谋本部的参谋军官，在济南成立大本营派遣班，组织包括华北与华中日军的参谋军官，进行徐州会战的作战协调工作。 当然负责徐州会战的日军，是由华北方面军担任主力攻击，由於蒋介石同时在山西南部发动华军的牵制作战，使得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的部队一再地告急，无法抽调更多的部队参战，因此由关东军抽调的部队，直接支援华北方面军的徐州会战。华北方面军立即整补第五与第十师团部队，在台儿庄北方附近的阵地，进行诱敌拘束的作战，以吸引华军的继续攻击。 然后日军以主力第十八师团，配合关东军的第三、十三两个混成旅团的精锐，沿津浦路的济宁南下，进攻徐州西部。并以第一军的第十四师团，由荷泽渡过黄河，准备在远方截断陇海铁路向西的交通，在一一四师团抵达战场之后，立刻接防第十师团，由第十师团参加第十八师团围堵华军西方撤退的通路。大本营认为徐州是华北方面军的战区，因此规划由华北方面军的部队攻占徐州。 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而华中派遣军则负责由南向北进攻，第十三与第九师团强渡淮河，北攻徐州，主力是指向经由宿县，而扑向徐州西方的陇海铁路要站砀山，准备和华北方面军的主力在此会师，以达成切断华军西撤通路、在徐州附近围歼大量华军的战略目标，而华中派遣军为了争功，特别又增派第三师团以及两个支队北上，直逼徐州，此外，日军又出动陆战队在登陆连云港，日军对於徐州，进行了三面包围，并且急攻徐州的西部，日军的作战计划是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以南北夹击的作战方式，将作战的重点放在截断华军与西方连络的交通补给线，然后在徐州西方，成功的围歼蒋介石刚刚完成整补的华军。 蒋介石对於华军在徐州的作战，几乎是动员一切支援的力量，放手给李宗仁运作指挥。在华军不负众望的取得台儿庄作战胜利之时，蒋介石认为这正是掌握战机，扩大痛击日军的机会，因此将手边能够用上的部队，都调到徐州战场，在最高峰时达到三十四个军，八十九个师，总兵力超过五十五万人。蒋介石并且一再的去电，要求李宗仁，大胆用兵，彻底扫荡战场，并且攻击受困待援的日军，打击前来援救的日军先头部队。 但是此时李宗仁却一味的敷衍蒋介石，将五十万大军在徐州附近像排兵棋般的安顿起来，既无强烈攻击的企图，也无认真扫荡的动作，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1]，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一直等到日本的大军源源到达徐州外围，对华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李宗仁在五月十七日才一声令下，整个司令部与所有华军全部西撤。此时掩护撤退的是由张自忠与刘汝明部担负重任，刘汝明部在萧县一带伏击日军第九师团的北上，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由於华军掩护得法，撤退的决断又十分的清楚，所以大军能够顺利的退出日军的包围。五月十九日，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十三师团部队，首先攻入徐州空城，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 李宗仁是独断决定由徐州撤退之后，才告知蒋介石这个决定的，而蒋介石仍要求李宗仁，至少能够率军从徐州由东向西攻击日军，蒋则亲自到郑州指挥部队，由河南向东攻击日军。但是李宗仁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只下令全速的撤军，日军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要想在徐州西方的附近，捕捉华军主力，但日军判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只能经陇海铁路向西退却，因此南北进兵的日军主力会师计划，都是以截断陇海铁路，防止华军向西方撤退为首要目标。但是当时的华军多数是由西南方向，绕过日军的背后，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退出战场，日军虽然攻击到一些分散的队伍，但是却没有包围到华军的主力部队，日军的整个徐州会战攻击，可以说是扑了个空。 虽然日军没有在徐州附近完全合围华军的作战，但是日军却没有放弃这个企图，日军的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的目的，就是在陇海铁路的更西段，对逃出徐州包围圈的华军，进行再攻击。但是蒋介石在接应李宗仁部队西撤的作战中，也有准备，当时蒋介石特别把中国唯一的一支德式装甲机械化二○○师，以及二七军桂永清部，都调到开封以东，交给第一兵团指挥官薛岳掌控[2]。蒋介石原本希望李宗仁能够动用充裕的兵力，由东向西，攻击日军包围圈的侧后方，而由薛岳指挥大军由西往东攻击，两军能够成功的会师。 24.7 围攻土肥原师团 但是李宗仁不能配合，就仓皇的放弃徐州，五月二十日，薛岳东进的部队刚好碰上了渡河南下的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因此薛岳立刻就进行围歼土肥原的部队准备，土肥原作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原来是要包围华军的，竟然会被华军所包围，但是由於补给线遭到切断，自己陷在华军的攻击圈中，因此整个战斗差点失控。 下令..军、七四军为东路军，七一军与二七军为西路军，预备采取东西夹击的打法。但要想吃掉土肥原的部队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日军第十四师团是日军一支机械化甲种师团，拥有装甲坦克以及机动的巨炮，是日本第一军驰骋华北的先锋军。不过薛岳决心要拿下土肥原的部队，在兰封与仪封之间，华军包围了孤军深入的土肥原部，两军一路的进行阵地争夺激战，土肥原的后方补给线被华军切断。 日本华北方面军闻讯也是大惊失色，担心第十四师团会出现「第二个台儿庄」的败绩，因此以空军全力支援第十四师团作战，并且进行大量的空投补给，土肥原作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原来是要包围华军的，竟然会被华军所包围，但是由於补给线遭到切断，自己陷在华军的攻击圈中，因此整个战斗差点失控。 但「中国通」土肥原究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临危不乱，竟然大胆地把主力向西突击，猛攻兰封。（当时多支日军部队都在东方的徐州追击撤退的华军）。以最隹装备的部队防守兰封的桂永清部，根本没有料到受到包围的土肥原部会向西攻击。因为按照常理推断，土肥原部应该向东突围，以与在徐州外围作战的日军会师，桂永清一时竟然慌了手脚，将自己的主力南移，改以龙慕韩八八师守兰封。土肥原部是发动死里求生的反击，攻势极猛，八八师眼看桂永清都不愿接战，他的部队更不是对手，因此在遭到日军猛攻之后，没有死守兰封就撤退。这样一来，土肥原突破了华军的包围。 薛岳大怒，要求蒋介石立刻查办作战不力的将领，结果八八师长龙慕韩被枪决，桂永清被撤职，薛岳重新部署华军，继续围攻土肥原部，七十一军於五月二十七日再度攻克兰封，而将土肥原部再度的围困。但是整个战局已经有了改观，日军的主力在扫荡徐州之后，开始自西追击，一方面是解土肥原部的包围，一方面是要追击更多的华军部队。而奉命据守归德的第八军黄杰，却在日军的攻击下，很快的丢掉阵地，造成日军向西急进的态势，这时候华军不但不能围歼土肥原部，反而要担心自己被日军所包围了[3]。 日军对於徐州会战没有捕捉到华军主力，可以说是万分的恼火，加上土肥原部两次被华军围攻的告急，更是让皇军脸上无光。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一怒之下，免除了老有意见的第一军长香月清司的职务，改由方面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接任。这时候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可以说更是无地自容，因此当日军发现华军在陇海铁路上，又有撤退混乱的现象时，西尾寿造於是决定，无论如何日军都要全力追击突围的华军，以挽回一些日军的颜面。 於是西尾下令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追击撤退的华军，而没有遵守大本营的作战命令指示，在陇海铁路北方保持警戒，结果日军沿陇海铁路追击华军，大有直扑郑州，席卷中原的态势。因此在华军将领多方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由华军破坏黄河大堤。六月八日，大堤破坏成功，黄河大水淹到日军追击的第十八与第十四师团（不过当时中国方面是把责任推给日军，说因为日军的轰炸，造成大堤的崩裂），在黄淮平原上，泛滥的大水到处浸泡，又造成日军布阵的一团混乱，补给也发生困难，迫使日军只好放弃追击。结果日大本营不得不整顿军纪，撤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以及参谋长铃木率道。 24.8 台儿庄与徐州会战的检讨 台儿庄大捷，其实包括了中日两军在山东南部东西两翼的作战，华军先后在临沂与台儿庄获胜，所以更为确实的说法应是鲁南大捷，徐州会战是一个被华军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 而让日本皇军遭到成军以来第一次战场作战的失败。检讨日军的这场大败仗，以日军战斗的观点而言，可以说是输得相当的轻敌与大意，最初日军的进逼徐州外围作战，根本是日军大本营所不同意的作战行为。日军大本营特别下达华北方面军南下的禁制线，是在徐州以北百公里之外，所以徐州会战是一个被华军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 日军不是因为徐州战略地位重要，要打通华北与华中战区，因而准备进攻徐州，而是因为华北方面军的不服军令约束，以轻敌的心态，孤军深入，结果在台儿庄遭到惨败，迫使日军大本营别无选择的动员所有的军力，仓促的发动徐州会战，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捕捉到华军的主力。 因此，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日军只有继续发动武汉会战以及华南攻略作战，将日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都投入了中国的战场，这时日本既不能击败中国，又不能退出中国，迫使日本最后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 华军很快就能从华北与华东战场的挫败之中，恢复作战的士气与部分的战力，的确是出乎日军以及所有军事专家的意料之外的。在刚开始的时候，第五战区只有少数的地方部队活动，根本没有引起日军的重视，但是蒋介石却能灵活的掌握战机，了解华中的日军正在面对军纪调整与士气低迷的状况，无法从南方有力的支援华北方面军作战，而入侵山东的日军，又犯了轻敌的态度，因此运用少数兵力，在山东南部主动攻击日军，造成日军的强烈反应，终於不顾大本营的约束，擅自的派军深入鲁南。 而李宗仁能够大胆的在鲁南部署部队，迎击日军的钳形攻势，并在台儿庄设下口袋阵地，是相当杰出的指挥布局，当然蒋介石全力支援李宗仁的作战，把军队迅速的调进战场，并且还亲自前往前线督战，更是将帅密切配合的战场杰作。而在徐州作战的华军，无论是地方部队还是中央军，都展现出合作无间的精神，更是中国自从满清中叶以来的首次杰出表现。其中以孙连仲、庞炳勋、张自忠、汤恩伯、刘汝明等部队，战术运用灵活，作战表现勇敢，因此战绩最为辉煌。事实上，华军在此战线上，是同时获得两场胜利，华军在台儿庄与临沂两处，可以说是左右开弓，先后击败日军左右两翼的钳形攻势，使日军遭到前所未有的败绩。 当然整个作战华军赢得也相当的辛苦与艰险，特别是在四月五日，日军几乎突破孙连仲部队在台儿庄的防线，假如日军真的突破这个防线，那么华军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徐州，就将会受到日军的攻击，华军将以惨败收场，幸好华军守住了阵地，汤恩伯军团又合围成功，结果当然是日军遭到了重大的挫败。 不过李宗仁在处理后半段的作战之时，就显得缺乏作战的企图心。当时蒋介石把更多的大军调给李宗仁指挥，希望李能够掌握战机，充分扩大与发挥战果，但是李宗仁却突然出现消极保守的心态。如此一来，局势很快的就逆转，集结如此庞大的部队，又没有积极的攻势作为，那么反而成为日军猎杀围歼的目标。幸而李宗仁一旦发现局势恶化，立刻果断的决定撤退，决心既强，计划又有足够弹性，因此多数华军能够安然撤出，避免遭到日军的包围，但是这种仓惶的撤退，对於华军部队而言，仍造成很大的疲劳与损失。 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西北军与川军出力很大，但是绝对不能认为中央军袖手旁观，事实上，蒋介石在掌握到作战时机之后，立刻调动自己王牌的中央军全力参战，自己也亲自到前线督战，而没有任何的保留（蒋介石的中央军，早已在淞沪会战与华北战场上，力拼到损失惨重的地步）。此外，认为黄河决堤是阻止日军由北而南直扑武汉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因为黄河平时水流量很小，黄泛区多半时间也没有什么大水，渡河并非困难之事。事实上，日军若是沿平汉铁路南下，根本是绕过黄泛区西方，日军没有直攻武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没有这个决策的胆识与远见，一直想以最低成本，最短时间，就可以打败中国。 而日军在台儿庄与徐州会战的挫败，实在是源於结构上的老问题，日军前线带兵长官的位阶与权力，都要大於参谋本部的参谋，因此日军部队在战场上的独断做为，往往根本推翻或是危及了日军全面的作战计划。华北方面军纵容部队越过禁制线攻击，日军大本营根本既不知情，也无法控制，等到日军遭到严重的挫败，大本营只有跟着设法收拾残局。就像日军大本营在济南临时设立的指挥作战中心，负责人只是少将军阶，别说要指挥华北与华中日军的司令官了，就连师团长的地位都比他高，这样如何能够确实执行大本营的作战命令？ 日本最大的问题是，日军根本没有全面占领中国的实力与决心，只能盲目的希冀中国会丧失抵抗意志而屈服，结果中国决心抵抗到底，日本也就失去了战略的自主性，而最终走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路。 原来日本企图围歼徐州的华军，是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战略攻击计划，但是日军仍然犯了低估华军作战能力的错误，在徐州宽广的地区，投入了二十五万的日军部队，仍然出现兵力不足以构成包围圈的现象，对於当时的日军而言，这已是其动员部队的极限。同时日军过於自信的判断，认为华军只能利用陇海铁路西退，因此日本将拦截的主力，全都放在裁断这条铁路的交通线上，而大部分的华军却从日军的背后，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军在徐州企图围歼华军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於是日军又在匆促之中，决定全面深入中国，进行汉口攻略的作战计画。 由台儿庄大捷所意外引发的徐州会战，完全的改变了日军大本营对中国的战略指导能力，从此日军失去了在中国战区的战略主导方向，一步步的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日本最大的问题是，日军根本没有全面占领中国的实力与决心，只能盲目的希冀中国会丧失抵抗意志而屈服，结果中国决心抵抗到底，日本也就失去了战略的自主性，而最终走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路。对於日军而言，徐州会战是日军陷入中国战略泥淖的「不回归点」，日军明知这是一个泥淖，但是却无力自拔，自投罗网了。 24.9 参考资料 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蒋纬国编「抗战御侮」，黎东方「细说抗战」，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以及王辅「日军侵华战争」。 附注： [1] 李宗仁的坐失良机，据说令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急的几乎要「扯断了头发」。 [2] 薛岳的能力此时已被看好与器重，正成为华军在战场上指挥大部队作战的一颗新星。 [3] 薛岳亦要求蒋介石惩处失职将领，黄杰因此遭到撤职处分。第二十五章、战略泥沼的武汉会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的心脏武汉三镇。此时日本的全国上下，对于日军能够攻克武汉，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人民连续几天几夜地狂欢，来祝贺皇军无敌与中国落败，因为他们误以为，日军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即将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25.1 日军和战举棋不定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管道1，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1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利）的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25.2 中国决心保卫武汉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新败的华军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华军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华军的主力能否被歼灭，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国军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西联系的战略。 当时对于如何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与前线的部队，也有着不同的争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建议由华北方面军主控作战，以主力部队，大体上沿平汉铁路，由北向南的进攻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将以九十度的方向，颠倒中国战线的正面，又能迂回包抄中国防线的布置，应该是一个较佳的作战方案，但是作战的路途较远，所需兵力较大，同时后勤补给运输的困难更为复杂。而日本的华中派遣军要求，由华中派遣军负责主攻，作战路线是沿长江由东向西进逼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平庸，但是沿途是中国的精华地区，同时后勤支持作业可以利用长江水道，日军可以“节省”不少兵力投入与物力支持。这时日军大本营照例无法作出果断的裁决，不但因为日军大本营没有一个拥有远见威望与魄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大本营的参谋军官们，对于前线拥兵将帅们的意见，也不敢太唱反调。因此参谋本部提出了折衷方案，进攻武汉的日军部队，先沿淮河由东向西进攻平汉铁路的武胜关之后，然后再沿平汉铁路向南旋转，攻略武汉。 这样让华北与华中的日军指挥官们都可以满意，同时日军因为刚发动了不成功的徐州会战，其主力多在淮河一带，可以就近集结与整补。但是这个方案，却受到淮河严重泛滥的影响，日军无法顺利沿淮河进行攻击的行动，加上日军对于这支远征军的后勤支持，发生交通、运输不足之困难。更令大本营头疼的，是由谁指挥这支部队作战。这时在东北中苏交界的图们江附近，突然爆发了日苏间的“张鼓峰事件”，虽然没有扩大成为日俄之间全面的战争，但是却给日本极大的压力。日本大本营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向苏联让步，仍然发动武汉攻略，但是调整了作战序列，进攻武汉的作战，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负责指挥，华北方面军则留控一些部队，作为防苏作战的左翼战略预备队。 25.3 日军对武汉发动钳形攻势 日本大本营修改作战计划后，在七月四日发布日军攻略中国武汉的战斗序列，日军共分兵两路，准备以钳形攻势进攻武汉。南路由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中将负责，统帅日军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以及四个支队和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五万人，在九江集结，然后沿长江南北两岸进攻武汉，北岸的军队直攻武汉，南岸军队负责包抄粤汉铁路的贺胜桥与咸宁，以截断武汉华军的南下退路，最后再合围在武汉的中国野战军。 北路军由原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东久迩宫亲王稔彦王中将负责，第二军改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统帅日军第三、十、十三、十六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二万人，在合肥集结。由于淮河泛滥，不方便军事作战，因此进攻路线向南修正，沿着大别山由东向西进攻，在攻克平汉铁路之后，再向南旋转切入武汉，与南路日军会师，以对武汉的华军进行合围。另外华中派遣军控制四个师团作为预备队，以及三个飞行团的支持兵力、一个海军舰队，兵力为十四万人。两支日军以南北平行运动的钳形攻势，直扑武汉，但是以兵力与支持而言，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放在南路的长江作战上。 这时蒋介石为了在武汉迎击日军，特别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出任司令，在长江南岸再设立第九战区，司令官也由陈诚出任，统帅了薛岳的第一兵团，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在侧翼迎击日本第十一军的攻势，而对抗沿大别山与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之责任，蒋介石仍然交给第五战区的李宗仁负责（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挥）统帅孙连仲的第三兵团负责在大别山御敌，李品仙统帅的第四兵团则在长江北岸抵抗日军的攻势。 蒋介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就是设法在日军进攻的沿途，不断地进行抵抗，并且进行后退包围以及侧翼的伏击，但是不到必要时，不进行主力、正面的决战。因此武汉会战的主战场不在武汉城市的保卫战，而在武汉外围的消耗战，华军作战的目的在争取消耗日军，而非击败日军或是真正的保卫武汉。就战略指导的层次而言，中国方面的表现真是进步神速。而日军大本营知道这次深入武汉作战，主要是扩大日军在中国的控制空间，将国民政府逼到地方边陲地区，同时摧毁蒋介石的再生战力补充路线，如此可以方便建立汉奸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由于负责南路进攻的日军，需要从徐州附近调回作战部队，同时要在九江集结之后，才开始进攻武汉，因此需要在一个月以前，现在长江南北两岸进行序战准备。至于在北路担任攻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参战的各个部队，本来就在淮河与黄河之间，在合肥集结是非常方便的，因此就先进行整训，等待攻击发起的时机。负责在南路进攻的日本第十一军，在大本营还没有下达汉口攻略的作战指令之前，就已先在六月十二日，抢先登陆安庆发动了序战攻势，然后十一军兵分两路，具有两栖作战装备的波田支队领军，沿着长江水道西上，在华军部队换防与接应不当的情形下，轻易地一举击破江防重镇马当要塞，接着迅速穿过彭泽，准备直逼九江；另外一支在江北的日军第六师团（稻叶四郎），则在长江北岸的陆路，不断地向东突进，沿着潜山、太湖、直攻黄梅。由于日军在汉口攻略开始的江南序战之时，作战意外地顺利，因此日方甚至认为，只要一个月，就可以攻下武汉。这个轻敌的想法，又要让日军付出极大的代价。南路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知道指挥这场会战，对于自己前途的关系非常重大，他不但希望能够首先攻克武汉，更想能够漂亮的在攻克武汉之时，歼灭华军大部分的主力。因此冈村宁次把攻克武汉的决战目标，放在长江南岸，因为他知道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兵团，就在九江与南昌之间布防。假如自己能够在此歼灭华军部队，就可以大胆地迂回攻击粤汉铁路上的贺胜桥一带，截断华军从武汉南撤的通路，从侧后方包抄武汉。事实上，冈村宁次也是有些担心，假如自己的部队沿着长江一路的深入武汉，会给留在江西的华军部队，有机会侧击自己的补给线。这正是陈诚与薛岳的作战计划，逼日军必须分散兵力，防范在江西集结之华军的企图。 25.4 庐山的死亡阵地 七月二十二日，冈村宁次的部队，突击登陆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据点姑塘，与华军爆发激烈的战斗，华军的第四军、五十二军、六十四军、六十六军早有反击的准备，中日双方在星子到德安地区爆发空前的激战。日军第一○六师团，被钉在金官桥阵地，日军无论如何的猛攻，都无法突破华军阵地。华军在造成日军大量的伤亡之后，仍然坚守不退，这时冈村宁次大感震惊，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日军，毫无限制地大量使用毒气进攻华军，但是纵然如此，日军仍然无法攻克德安，也无法顺利沿着长江南岸，朝向武昌进攻。冈村宁次因此再调日军一○一师团，在星子登陆，企图侧击华军阵地，但是华军的七十军军长李觉，率部固守庐山的险峻地形，发挥血战不退的作战意志，在长达四十一天的作战中，不管日军用尽一切的手段，当然包括毒气、飞机轰炸与炮舰的火力支持，就是无法突破华军阵地，反而造成进攻日军近乎歼灭性的损伤。冈村被迫再调第九师团支持作战，但是仍然无法打开战事的僵局。日军在江西北部的长江沿岸，已经陷入死亡阵地的僵持局面：日军三个参战的师团，都打到近乎失去继续作战能力的状态，这三个师团需要补充的兵员，甚至超过了原有的建制。 在中日两军队阵之时，长江地区正好发生严重的瘟疫，不但日军受到感染，华军更是因为普遍的缺乏医药，病死的战士极多。不过南路日军在长江北岸的战事却进展较大，日军第六师团一路进攻，终于在八月三日攻克黄梅。这时白崇禧眼见长江北岸的日军过于深入，于是出动华军攻击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准备包抄第六师团。白崇禧指挥华军第七军（张淦）、第十军（徐源泉），在八月二十七日攻克日军后方的潜山与太湖，然后下令江北的华军，围攻在黄梅集结的日军第六师团，准备造成另外一次的台儿庄大捷。这次白崇禧的战略布局虽然高明，但是华军兵力的运用，却没有充裕与足够的筹码（当初李宗仁得到了蒋介石倾全国军力的支持，现在白崇禧却面对华军在全线激战，已经没有重兵可以投入的情况）；更为不利的是，长江对于华军是障碍，对于拥有绝对优势海军的日本而言，却是救命的动脉。白崇禧虽然成功地切断日军第六师团的后路，但是日军却由长江支持、补给第六师团。冈村宁次更非等闲之辈，他立刻调动三个支队，加入第六师团，以进行反击战，因此华军被迫后撤。日军于是乘胜追击，对于江北的战略要地广济发动攻击。广济之战进行了八天八夜，整个阵地在中日两军之间，也是几度易手，最后才在九月六日，被日军攻占。这时攻占广济的日军与沿江西上的日军，开始两面合围田家镇。华军在此设有江防的要塞阵地，但是这个要塞在设计的时候，发生严重的错误，只考虑到迎击由长江一面的作战需要，而在侧后的防御上，几乎没有任何坚固的防御设计。华军在江防要塞上，对于正面进攻的日军，产生极大的杀伤力，但是当日军从广济迂回攻击田家镇之时，整个要塞就无法发挥应有的防御功能。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此时又先攻克了田家镇南岸的对应阵地，因此田家镇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守军在弹尽援绝之下，被日军所攻陷，于是沿长江进攻武汉的南路日军已经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大门，不过日军的攻击力量，也到了暂时无法继续作战的地步。 25.5 万家岭大捷 由于冈村宁次对于在鄱阳湖口的作战，一直无法击败薛岳与张发奎的部队，仍然感到不安，于是决定要在江西北部捕捉与歼灭华军薛岳的主力。冈村宁次一面继续对德安战线，施加正面的压力，一面出动军队，先猛攻右翼的瑞昌，然后向南旋转，迂回深入地突进，企图包抄华军德安战线的后方，以围歼在此力战不退的守军。但是负责迂回攻坚任务的日军第一○六师团，却在九月三十日，在瑞昌西南方的万家岭迷路，因而立刻受到薛岳部队主力的包围。这次薛岳决心完歼这支单独深入的日军，因此立刻调动华军部队，由吴奇伟指挥第四军（欧震）、二九军（李汉魂）、六十六军（叶肇）、七十四军（俞济时）发动联合攻势，设法围歼第一○六师团。中日双方在万家岭血战十四日，其中以七十四军（俞济时） 担纲，牺牲最大，特别是五十八师（冯圣法），更是打到全员上阵的地步，最后连军长俞济时都亲率警卫营支持作战，而受困的日军一○六师团，一直无法打开战线缺口；外围的日本援军受阻，也无法打破包围圈驰援。因此日军一○六师团逐渐感到弹尽援绝地威胁，被华军围在几公里方圆的阵地之中，几乎已经遭到华军的围歼了。万家岭战局的发展，不但受到中外媒体的广泛注意，甚至引起日皇裕仁直接地关切，因为日本自从建军以来，还没有遭到整个师团被围歼的败绩。在日皇、军部以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高度关切之下，冈村宁次当然更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设法救援一○六师团，但是仍然无法达成任务。这时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只有亲自介入指挥，他不但把所有能出动的空军，都派到万家岭上空，支持与掩护受困的一○六师团，并且紧急出动所有华中派遣军所控制的预备队，组成三个支队，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战场，以救援被困的日军。 事实上，被华军包围的日军一○六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几度已经到了准备焚烧军旗，并且要切腹自杀的最后关头。中日两军在万家岭决战的最后两天当中，都分别组织了上百组的敢死队，进行最后的短兵相接的战斗。日军华中派遣军甚至组织了两百人的军官团，空降到日军一○六师团的阵地给予支持。最后一方面是淞浦个人命大，几次华军突击队都在其阵地前擦身而过，一方面是华军已经没有更多的预备队兵力来投入作战，因此他才在最后的千钧一发之际，被日本的援军救出。总计冈村宁次为了要消灭在江西集结的华军部队，让日军的第九、一○一、一○六师团，都打到了失去作战能力的地步，必须进行全师团的整补。华军的抵抗意志竟是如此坚强，更是让日军为之震惊与困惑。 25.6 富金山的恶战 而负责从北路进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在日军攻略汉口的战略规划中，原先只是助攻的任务，但是司令官稔彦王中将却有国人的企图心，他准备采取后发先至与攻难于易的高明战略。北路日军按兵不动，就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集结与准备。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南路日军已经打得昏天黑地之时，日本第二军才开始沿大别山向西进攻。虽然这里的地形险阻，并不适合大兵团的运动与作战，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华军在此的兵力，也就最为薄弱，这点是被日军料中了。由于第五战区代理长官白崇禧认为日军进攻武汉的主力，是沿长江两岸发动攻击，同时他又想围歼深入的日军第六师团，因此华军的重兵南调长江北岸，在大别山的孙连仲，实在没有多少部队布防。一旦日军发动攻势，白崇禧才发现日军之大胆企图心，竟然要走地形复杂的地区进攻，于是急调大军支持孙连仲。幸而镇守前线的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在富金山凭险设置阵地，面对装备极其精良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的进攻，仍然血战不退。尤其是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的陈瑞河部，根本就在十天十夜的富金山血战之中，几乎打光了所有的弹药，造成进攻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死伤高达一万多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实在无法想象华军是如此地顽强，只有急派第十师团加入战斗，但是仍然无法突破华军的富金山阵地。连日本的报纸都奇怪，究竟镇守这个阵地的华军是何方神圣，日军两个师团合力围攻，都无法打开战局。日军死伤累累，造成全军需要大量的补充兵员，才能继续地发动作战。最后华军终于退出阵地，因为华军仍是血肉之躯，在日军持续猛攻下，弹药枪炮也都有用完的时刻。但是华军富金山阵地之战，却给孙连仲调度兵马迎战，争取到准备的时间，日军在攻占华军富金山阵地之后，同样的分兵两路，北路进攻固始、潢川、罗山，南路进攻商城与沙窝。日军仍是没有想到华军的作战是如此英勇，日军每攻一处阵地，都要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其中以宋希濂部坚守固始、张自忠部血战潢川，孙震部力战罗山，都令日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不过由于华军在此区的兵力究竟是最弱的，同时作战的战线也最短，因此日军第二军，终于朝切断平汉铁路的作战目标接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空军，又在此一阶段的战役中，有着不少杰出的表现，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支持的飞机与志愿队到达，虽然在数量与质量上，中国空军仍然处于极大的劣势（当时苏联的E型战机功能，远低于日军的零式战机），但是由于华军的战志极高，因此还能屡次对日军发动攻击，沿长江炸毁几十艘以上的军舰，击落数百架的日本飞机，其中单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日皇生日的当天，武汉上空爆发空前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一举击落日机二十九架，自己只损失了五架。因此武汉地区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中日空军在上空决战的镜头，全球的新闻媒体，也为中国空军以寡击众的表现而喝彩。苏联援华的“正义之剑“飞行志愿军，在中国的领空上，总共也有近百人的牺牲，这算是苏联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另外苏联也先后卖给中国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可以说是苏联利用中国军民的生命，拖住日军的“回报“。至于苏联原本有意出兵与日军作战的口头成诺，在立法院长孙科两次亲访莫斯科之后，仍然是毫无下文。斯大林是何等的精明，他要的是中国拖住日本，而不是要支持中国以击败日本。斯大林要日本战力弱化到无法与苏联一战，他更要利用中国因战争而残破不堪的时机，继续地侵略中国。 25.7 日军攻陷武汉空城 不过居于优势的日军，终于步步进逼到武汉决战的外围阵地，原本陈诚在武汉四周，投入相当的兵力，一直在赶工，准备建筑相当复杂的防御工事，若是有足够的兵力与战力投入，应该可以进行一场激烈的都市保卫战。但是由于华军已在武汉外围的战斗被过度地消耗，因此没有有效的力量防卫武汉（否则又要重演以急需整补的残兵防卫南京的故事）。蒋介石这次并不坚持要力守武汉。加上日军在几天前，在广东登陆，切断了中国主要的战略物资进口基地，武汉无法继续成为战略物资进口的转运中心，战略地位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由于在北路的日军，在十月十二日顺利的进占信阳，而守军胡宗南部溃败，向西退向南阳，而没有向南的武汉方向退守，造成武汉北方的防线出现兵力的空虚，这时日本第二军既然切断了平汉铁路，日军若是迅速地向南旋转，可以沿着平汉铁路南下发动攻击，对武汉华军的北方防线，形成了明显的侧后威胁。这时，在武汉坐镇指挥的蒋介石，也感到武汉面临日军攻占与包围的危机，在陈诚等人的极力建议之下，蒋介石同意，在华军兵力已经面临耗竭的状况下，不宜在武汉本身进行决战，以避免防守武汉的华军遭到日军的围歼攻击。而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日本第二军已经攻到武汉北方的消息，简直比李宗仁还要震惊，因为冈村宁次一直将主力放在围歼长江南岸的华军，而与华军发生激烈的缠斗，死伤惨重，所有进军武汉的攻势受阻，现在在眼见北路的第二军，已经攻占信阳，可以快速沿着铁路南下汉口，很可能会比第十一军先攻占武汉。 此时，冈村宁次为了自己能够赢得首先攻占武汉的历史威名，就顾不得从南方包抄武汉的作战计划了，他立刻调整第十一军的作战方针，不再以主力对武汉南部进行迂回攻击，以截断华军退却的路线，而直接由长江北岸直扑武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也希望是由自己的嫡系部队攻占武汉，因此冈村命令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六师团，立刻兼程急进、进攻武汉空城。这次田俊六当然是严令第六师团，必须完全遵守军纪，不能在武汉重演南京的烧杀掳掠。为了要争功，冈村宁次要自己统帅第十一军部队，抢先拿下武汉，而没有对华军，进行分进合击的长距离包围作战，结果使得防守武汉周围阵地的华军，得以顺利地由平汉、粤汉铁路以东地区撤出。在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同日，台湾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心脏武汉三镇。但是日军并未照原计划形成包围作战、切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因此华军主力仍然可以保持完整建制退出武汉地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溃散的局面。同时这次华军撤退之时，对于武汉的重工业与军火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才不至于将在武汉的建设大量地“资敌“。此时由于日本自己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中国势将屈服，因为日军估计，日本攻占武汉与广东之后，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国防工业生产、百分之八十的关税与盐税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粮食生产，都被日军接收，无论怎样计算，国民政府都不会再有力量，能够继续抵抗日军了。 就是在这个“合理“的推测之下，日本的全国上下，都一致认为，日军一旦攻克武汉，中国的最后抵抗力量，势将瓦解，“支那“失败与投降，将是必然的结论，日本终于可以等待中国屈辱地投降。所以日本政府与人民，在攻占武汉后，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下令台湾全岛鸣放汽笛庆祝，许多台湾人民更是伤心地认为，中国在武汉会战的失败，将使他们永无脱离日本统治的一天。因此日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日本各个地区，人民出现前所未有的慷慨捐输与踊跃从军之热潮，连慰安妇的组织，都名额爆满；单是寄往战争英雄冈村宁次的情书，就多达十几万份，因为日本政府人民“肯定“地认为，日军既然攻克武汉，同时封锁了中国对外主要的交通路线，国民政府被迫迁到西南边陲地区，已经不复再有中央政府的版图与实力了，加上中国没有工业生产、又无法输入武器与军火，如何还能够与日军继续地对抗下去呢？所以中国除了向日本投降之外，已无其它的选择。 为此，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边区地方政权，日本将与有意求和的中国政治势力，完成中、日、满亲善的和平条约。日本政府与人民，就等着中国的使节，再度屈辱地出现在日本境内，诚惶诚恐地任日本予取予求，这种发自日本千年对中国自卑情结的内心情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忘情与兴奋的历史高峰。这是二千六百年以来，日本历史上无法想象的伟大时刻。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并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二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摧毁与切断，使得中国将要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此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华军自从武汉撤退之后，有计划地将大量军队，留在武汉以东地带，继续进行游击作战，这就造成在武汉日军的后方极大之战略威胁。日军在武汉成为孤军深入的态势，要部署大量的兵力，来维护日军漫长的补给线，从此中日之间的作战，日军只能控制主要据点与交通联络线，最多再加上一些重兵把守的带状地区而已。 在日本上下热烈庆祝日军攻占武汉之时，大本营却陷入了完全无力感的状态，因为到了这时候，日军大本营才开始明白，自己已经掉入了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日本难以片面与迅速地结束中国事变，日本所有的国力与战力，就要这样逐渐消耗在中国战场之中，进不得、也退不得。最糟的是，日本还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个错误，所有日本为了寻求支持战争的资源，终于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25.8 武汉会战的检讨 日军发动武汉会战，虽然在战场的作战上，大体仍然表现优异，但是日军在战略上，却仍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日军始终低估华军的作战意志，因此没有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以围歼华军的野战军作为日本作战的主要目标。事实上，若是日军能够将原先准备攻略广东的二十三军，也调到武汉会战中，这支部队或是沿大别山快速进攻华军阵地，提早切断平汉线，由北向南包抄武汉；或是先进攻南昌，再穿过萍乡进攻湖南长沙，包围武汉南方，都会对华军造成更为震撼性的打击，并达成围歼华军野战军的作战目标。当然陈诚若是能够把镇守武汉，一直在拼命赶做防御工事的四个军兵力（这些工事，最后根本就一点功用都没有发挥），大胆调出交给薛岳灵活运用，也许华军能够在江西北部成功围歼日军的整个师团；或是给白崇禧使用，也可能给日军一度困在江北的第六师团更大之打击。当然若是第三战区能够发挥更为旺盛的攻击企图，多威胁长江的航运，日军在武汉会战中，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日军的作战优势，来自现代化的工业与社会的结构，无论在兵员补充与装备更新上，都有非常先进的运作系统，因此日军的战力不但能在几次战役后，继续保持、甚至能提高。华军最大的困难，则是中国落后的工业与社会体系，别说作战装备坏一件、就少一件，就连兵员的补充，也因役政系统的落后，根本无法跟上军队的需要，补充的人员数量既不足，质量也低落，新兵更是没有经验与训练，如何能用半兵半民的部队，去抵抗拥有现代化组织与强大火力的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华军在战略的运用上，却充分地掌握了主导的上风，但是在战场的层次，仍是败多胜少的局面。以战力与国力而言，中国落后日本两个世纪之久，但是以谋略而言，日本却无法运用战力与国力的优势，击败中国。中国所凭藉的，全是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血肉之躯去抵挡侵略者的现代化武器（在大别山与庐山的山麓，留下了无数的英雄血迹），这种悲壮的牺牲，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人的光荣。 25.9 中国决定牺牲到底也不屈服 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是日本没有办法迫使中国放弃继续作战的意志，这时的华军，已经是更为独立地作战。德国的军事顾问撤离了，外国购买的军火减少了，主要国防工业的基础全遭到摧毁，中国迁移到西南的工厂，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总数只有四百五十家左右，勉强可以维持西南军民的日常所需，但是根本不能支持激烈战争的消耗。当时中国所能生产的步枪子弹，每个月为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个士兵只有四发子弹，更别说其它的重武器装备与支持，更是少之又少了；士官兵们的军服破烂、缺乏医药与保健照顾，甚至严重的营养不良等问题。中国的部队拖着瘦弱的病体，拿着有限与落后的武器，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中国还能、还要打下去吗？日本人不相信中国还能坚持下去，欧美国家不相信中国还能打下去，中国人却以血汗与牺牲，坚忍的写下了历史光辉记录。中国人决定牺牲到底打下去的钢铁意志[10]，让日军是完全不知所措。在日本人民庆祝完武汉攻略之后，才发现高兴得太早了，中国的政府与军民，仍然继续抗日战争，反而变成日本政府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战争了。 日军攻占了武汉，不但没有让中国屈服，自己反而陷入了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日军为了维持从东京到华中之间漫长的补给线，所必须耗费的资源，就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经无力再深入中国发动更重大攻势了。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战略延伸，因此大体就维持着到武汉会战为止的战线。这个两军战略僵持的局面，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攻势，才被打破。在这段时间之内，日军比较具有重大的战略攻势成就，只有攻克南昌与宜昌而已。同时，在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原有的各路诸侯部队，也因为原有的兵员消耗过剧，必须接受由国民政府统一的征兵补充，同时大量扩充的军校学生毕业之后，也开始在个个部队任职。因此中国大部分的军队，从此都开始国家化（除了中共的部队以外），虽然在部队的最高层，也许还看到这些地方诸侯担任领导职务，但是部队的结构与人员，都已经不再是传统地方派系所主导的了。 附注： [1] 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 [2] 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3] 试想当时日本政府的陆相板垣征四郎，只有师团长经历而已，如何敢压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或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大将的建议？ [4] 冈村宁次指挥之“南路”日军（沿长江而上）又分为南岸、北岸两股，宜稍注意而不要与“北路”（沿大别山攻击）的日军混为一谈。 [5]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十之八九的作战装备只有步枪与手榴弹等轻武器，根本没有任何对付化学战的防护装备。面对毒气攻击，唯一的办法是以毛巾泡水，掩住口鼻，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抵挡日军的化武攻击，因此每当日军以毒气攻击华军之时，战场状况是极其悲惨的，常常整个阵地就成为了尸骨堆积场。 [6] 当时中国所有的本钱，都已放在购置军火上，枪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而已，根本谈不上营养，在野战部队中，医药几乎等于没有（除了“红药水“以外），在这种几乎无法想像之艰苦状况下，中国的守军，生病、发烧、呻吟，却又没有医药的照顾，但他们仍然在每场战斗中，尽力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7] 以侵略中国之“成果“与野心而论，苏联（继承帝俄）是最在行了，尚无能出其右者。 [8] 胡宗南所留下的战线缺口，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愤怒与震惊，因为这样会立刻危及武汉的安全，但是胡宗南有蒋介石做为“后台“，李宗仁也拿他无可奈何。 [9] 此时已经没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而是中国的军方领袖，首次单独指挥与调派大军，在如此宽广的战线上作战。 [10]当时世界各国若是领土与军力已经损失至此，照例都是投降，而到海外再组织流亡政府，只有中国是打到底。第二十六章、切断中国对外通路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联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同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的拖延，中国就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华军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的继续抗战，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也耗尽了国家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在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国的作战，陷进了战略僵持的局势，双方既然无法在战场上分出输赢，那么两国最后决定性胜负的关键，就转移到战略资源运输通路的争夺上了。谁要是能先截断对方供应战略资源的通路，谁就是战争最后的赢家。因此日本决定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因此日本的战略目标，一是深入中南半岛与印度洋，切断中国西南方的对外通路；二是与苏俄（日本原来的世仇）完成了一个利益交换的协定，让斯大林（所谓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一员）自动配合日本切断中国经新疆通中亚的西北通路。 26.1 对外通路决定战争的胜负关键 在抗日战争的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弱国，特别是在中国西南的抗战后方基地，根本没有作战所必需的工业结构与能源供应。因此，中国需要从外国输入维持作战的必要资源，最主要的是石油、军火原料与各种零件的进口，这是支撑中国继续武力抗日的基本条件。若这个供应线一旦被完全的切断，中国就无法继续抵抗日本了。 同样的，日本本国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其作战成败关键，亦在于维持物资供应路线的通畅，以输送石油、钢铁、橡胶，与各种金属等战略物资回到本土。根据史料的分析，当西方国家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决定停止对日出售这些原料之后，日本除了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外，已别无选择。后来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开始有效的威胁到日本从南洋到本土间战略资源的海上通路之后，日本只有再孤注一掷地发动“一号作战计划”（Operation Ichi-Go），企图消灭中国华南的空军基地，以确保日本通往南阳航道的安全[1]。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岂只中、日如此，德国、英国、苏联，也全都一样：作战国若无法维持战争资源进口路线的畅通，战争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当德国被迫放弃所占领的东欧油田之后，纳粹武力的失败，就是必然之结果。英国与苏联全是靠美国提供的作战资源才能打下去，因此盟国维护大西洋与北冰洋航运畅通的防潜作战，实际上是同盟国在欧洲作战胜负的关键所在。 26.2 日本进攻广东 日军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六月间的徐州会战扑空之后，日本大本营在惊怒交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匆促决定改变日军对华之速战速决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一反过去日本对华战争中，尽可能将事变控制为局部性作战之战略布局。在六月十五日，日大本营会议断然决定，发动日军的汉口攻略计划，准备深入中国的武汉地区作战。 日军汉口攻略的主要战略目的，是要攻占中国在武汉的作战指挥中心（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军委会设在武汉，而当时举国一致的口号是发挥武汉抗日精神），并大量歼灭中国的野战军，以迫使国民政府最后退守西部边区，因而退化成为一个失去战力的地方性政权。日方估计，武汉作战完成之后，一方面国民政府很可能向日本政府乞和，二方面就是日本可以更方便在中国的精华区，另外扶植与操纵傀儡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新战略。日本政府亦认为，要想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至少还要实际上切断中国所有外源输入的信道，特别是截断来自西方国家的军备进口才行。因此日本大本营在决定日军进攻武汉的同时，也计划在适当的时机，攻略华南的广东，以切断中国当时最急需的国外军火与民生必需品之进口。因为在上海沦陷之后，中国最为重要的军火与民生必需品，多数是从香港与广州的港口转运到内地与前线。日军在徐州会战之时，已经发现，中国军队战力复原的速度超过日方预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买进了大量的装备。 事实上，日军大本营早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决定进攻南京之时，就有进攻广东、切断中国华南海港对外联络的作战计划。当时日军大本营已经抽调了三个师团的兵力，组成第五军的战斗序列，在台湾集结，准备进攻广东的对外口岸。但是日本也知道，一旦正式进攻广东，切断广东与香港的交通，将会严重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利益，而会遭到它们强烈的反对，因此日本也有在可能的范围内仍以低姿态来减少国际强权的反弹的考虑。不料在一九三七十二月十二日，日军飞机误袭美国与英国在长江巡航护侨的船舰，因而造成美国与英国政府的联合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不愿引爆英美集团更为强烈的反对，因此临时撤销第五军战斗序列之广东攻略计划，因而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从香港与广东，源源运进了几千万元的军事装备。 因此，日军大本营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中，由裕仁日皇亲自裁示大本营，再攻掠武汉的同时，应该策划攻掠广东。这对于兵力有限的日军而言，造成了另外一次战略布局的错误。日军为了同时准备进攻广东的兵力，特别设立第二十一军的战斗序列，抽调日军第五、十八、一〇四师团，参加广东作战。因此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少掉了多达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得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几个主要战场上，缺乏更为优势的兵力，而无法进行包围或是歼灭华军的决战。日军最后只是攻克了一座武汉的空城，赔上的却是整个日军在中国战场战略主动的地位。在日军开始集结准备进行广东攻略的时候，蒋介石却低估了日军进军华南的决心，因此当相关的情报显示，日军可能在华南发动攻势的集结之时（这是美英法等国才有些紧张，将日军在华南海域的活动情报，主动地告知国民政府），蒋介石仍误认为，日军当时正在全力进行武汉作战，因此不可能分兵进攻广东。由于华军在武汉会战需要更多的支持部队，蒋甚至还进一步从广东抽调部队，以支持武汉，因此国民政府在广东的防务，只剩下了三个军，可以说是兵力已经不充足；而广东的军政最高负责人余汉谋，也没有设法运用有限的兵力，设计对抗日军入侵的作战策略，所以广东的防务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日本第二十一军战斗序列，由大本营调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统帅第五师团（安藤利吉）、十八师团（久纳诚一）、一〇四师团（三老俊雄），以及第四飞行团及海军舰队，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从香港附近的大亚湾登陆。日军登陆后几乎没有遭到华军坚强的抵抗，就一路直逼省会广州，余汉谋除了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的电报之外，并没有充分灵活的运用其有限的兵力来御敌。由于余汉谋本人并没有经过真正的大阵仗，作战计划上缺乏了主动的精神，加上粤军的主力，早已多数北调支持华中战场，余汉谋却还将手边有限的兵力做分散与被动的防御部署，使得华军在广东的防线被拉得既长又薄弱，根本无法形成有力的防御态势。可是当时广东民众在抗日的问题上，一向自视极高，粤军在华东与华中的作战也非常出色，因此百姓民气高扬，认为假如日军胆敢进犯，广东人绝对要使日军“死得最为难看”，当年十月在广州举行的保卫广东之十万群众火炬游行，气象真是豪气干云。 但情绪激昂的民意必须有缜密的计划配合方能成事，否则只能集结一群乌合之众。不幸余汉谋根本没有把这些抗日心切的百姓，组成有效的军事力量，反而白费心力去应付各种民众的集会，到处高呼口号，在真正能够发挥抗日力量的重要作战组织上，却是缺兵、缺粮，也没有结实的设立好防御阵地，甚至连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规划都没有。广东的防务既是这样的不切实际，如何能在抗日作战中真正有所表现。因此，在广东登陆的日军，以集中的兵力对华军的阵地，进行快速的进攻后，很轻易地就突穿与割裂了华军的防线，几天之内，日军就攻到了广州附近，对它形成了战略的包围。余汉谋眼看大事已不可为，只有不战而退出广州（后来余汉谋为此败笔而受革职留任的处分）。日军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轻松地攻克了广州，也一并切断了华南主要对外口岸的交通。 日军陷广州之后，就等于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主要对外的交通联络动脉，因此造成了国际社会相当的震惊。各国普遍的认为，广东一失守，中国已经失去进口的直接通路，因此未来很难得到其所需的作战资源了，又因为中国大后方西南地区的工业非常落后，根本无法生产足够的作战资源来支持对日作战，因此中国将会很快的对日屈服。 广东的失陷，对于中国抗日的社会人心，以及国际社会的观点影响也很大，甚至影响到美国考虑暂停协商对华的桐油贷款。这时候，德国与意大利因为与日本结盟反共的关系，已经先后停止出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承认了满洲国、撤回军事顾问与终止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只能从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弄到一些武器与作战、民生必须的医药产品，从越南的河内或是缅甸的仰光，经云南进口到大西南。日本眼见攻占广东之后，中国还能从海南岛、越南等地，以分散作业方式，进口支持其作战的必要物资，因此日决心攻占海南岛，甚至威胁越南。于是日军频仍出现在南中国海，而开始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法国在中南半岛及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利益了。此时这些国家才开始认真考虑，日本侵华战争的扩散已经严重破坏了亚洲的战略结构，以及影响各国在亚洲之利益，所以这些国家开始考虑是否要停止出售战略物资给日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完成武汉攻略与广东攻略之后，中日的全面战争的态势，就从中国采取战略防御的初期，演变成为中、日战略僵持的局面。大体上双方的战线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没有重大的变动，这种对峙的僵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时才被打破。 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全国共有三十四个师团，其中只有近卫师团留守日本本土，一个师团驻守朝鲜半岛，其余的部队，全都在中国战场，其中有（3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八个师团属于关东军，战略任务是防苏，其余的二十四个师团，则在中国的关内进行作战任务，这种兵力极端不平衡的配置，严重消耗了日本的国力与战力。日本将自己陷在泥沼之中，迟迟无法结束中国事变，但又要面对美、苏的压力，这自然迫使日本迟早会设法作出更大的军事冒险。 日本动员了所有可用的兵力，深入中国进行武汉作战，仅勉强地达到了下列的结果：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同时也控制了中国主要的大都会与工业地带，但是日军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之中，只能控制点与线，以及少数的带状地区，日军在补给路沿线必须配置之部队（以维持运输线之安全）的总数，甚至接近日军在前线作战兵力的数目。华军最为特别的战略，是在中、日的战线之后，仍然留置了大量的兵力，对日军的补给线以及汉奸政府，都造成重大的威胁。在日军战线后方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发展，比国民政府更为灵活且有弹性，日军为了清剿这些华军游击队的活动，经常是劳师动众、颇有伤亡，但是收效却非常的有限。由于中国的海岸线此时已被日本完全封锁，于是打开后方国际通路的努力，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后期的成败关键所在。日本固然是要设法全力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以逼迫中国屈服，但是令人感到寒心的是，英、苏两个盟国一刻也没有放过中国，在打通中国对外通路的计划上，大玩其政略阴谋，使得援助中国的通路，迟迟不通，中国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作战资源，最后甚至连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实力都不存在了。 26.3 英、苏两国的战略阴谋 虽然，在中日战争初期，国际社会中曾经比较公开支持中国抗日的是苏联，它甚至多次传出将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讯息，而在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在前后三年内，总共提供中国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信用贷款（当然是中国要连本金带利息来偿还的）、售与中国可以装备三十个陆军师的火力以及一千架的战机，都是从新疆经甘肃进口；另外苏联派有军事顾问与飞机志愿大队，到达中国参战，目的是收集日军作战的战术与装备的情报。而当时中国最为希望的，是苏联能够与日本正式作战，以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但是苏俄则设法不断拖延与欺哄中国，所谓俄国将对日作战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是空话。 因为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日的战略目标，是绝对不希望全力武装中国以致于打败日本的侵略，苏联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让中、日的国力都受到大量的消耗，这样苏联才能轻易地从中日战争中，获得最高的利益，一方面日本的战力被中国严重的消耗，而无力威胁苏联，一方面中国受到日军严重的打击，使得中国民穷财尽、再起内战，苏联可以轻易地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要知道几百年来，对中国最有侵略野心与部署的就是俄国，继承帝俄的苏联怎会让中国发展强大，又怎能放过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斯大林先利用中国抗日以消耗日军的战略，然后再回手介入分裂与弱化中国的手法，真可以算是及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策略精华之大成，更是标准的一石二鸟的谋略。 精明强悍的丘吉尔，他认为自己对英国的历史使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全力使不列颠仍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规模，特别是必须保留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并且要继续操控英方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基于这个大政略的前提，实力已大不如前的英国，不但要设法阻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更要加速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与内战，以防止中国将来成为亚洲各民族国家抗拒西方殖民主义的领袖。邱吉尔当然非常注意苏联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很快地就活学到了斯大林侵略中国的诀窍，并以青出于蓝的手法，加以翻新应用。英国在战争期间一再对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只能给与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支持与援助，目标就是让中国还能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将日军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但却绝对不能给与中国充裕的援助，以免中国能击败日本的主力而于战后得到复兴；在美援华的同时，还要设法制造中国内部的矛盾，并培养中国内部的分裂势力，这样纵使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是分裂的中国仍然无法成为亚洲的强国。一九四二年初，英国先是轻率地放弃了对其缅甸殖民地的防守，中国的西南对外信道因而被切断。随后这个中国的“盟友”，又想尽所有千奇百怪、反复无常的借口，在盟国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行动计划中一再的玩弄策略，以离间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英国的亚洲战略，就是设法让中国在精疲力竭的边缘中挣扎，而不肯真正出力帮助中国（但却要求中国尽力帮助它来防守缅甸），早日打通滇缅公路。因而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关键时段里，一直无法从对外通路中，获得充裕的作战资源供应，中国的国力因而加倍的消耗殆尽，自然就“确定”了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强大复兴起来，于是英国就可以放心，继续在亚洲维持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因此苏俄与英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立场，一直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手法，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给中国一点最低的援助，以防止中国放弃抗日的意志；但是一旦中国要有所振作，他们就会立刻卡住中国的命脉。故此中国当时真正要面对的历史挑战，不只是日本正面的侵略而已，同时在背后，还要面对英苏这两个各怀鬼胎、继续进行侵略中国的“盟友”。 美国的立场则是处在“夹缝”之中，一方面美国是希望每个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都能在国际社会正义的支持下，有力反抗侵略者的迫害。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看重其在亚洲的商业与战略利益。在中国艰苦抗战的初期，美国仍然依照美日通商条约，大量的供应日本生产军备与弹药的原料，以及提供日军飞机、坦克在中国战场上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石油。结果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能够在中国领土全速运作，当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最后也把美国当成其攻击的目标。 26.4 苏联切断中国的作战生命线 中国抗日战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就是以中国人民与国土的损失，换取等待国际社会加入并肩对日作战的时间。这个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其它国家参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之后，她就可以结束孤军抗日的不利状况，并可获得盟国的作战资源协助，而将华军战力彻底地提升，以有效地全面打击日军，成为盟国当中的主力部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中国对外的通路，被日本与苏联所分别切断，盟国又一再地玩弄打通国际通路的策略，迟迟没有将作战资源，运到华军的手上，结果虽然是中国与盟国共同参加反法西斯作战，但是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所应许要供应的援助，因此中国军队也就无法展现应有的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切断了中国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苏联经中国西北进入关中与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输入中国抗日所需的物资，但是此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中国民族的坚忍毅力，因此史氏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一九四○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联。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联进行作战。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又攻克缅甸北部，完全切断了中国对外的通路，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此时的苏联，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却坐视中国面临作战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机，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国，更不准盟国借道苏联援华，造成中国最后只能靠极其有限的驼峰（the Hump）空运，来支持六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苏联存心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4]。斯大林的作法很简单，只要中国失去力量，那么就非常方便苏联对华的继续侵略。日本有了苏联这个红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当然就可以说是助益太大了。 苏联切断盟国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对于中国整个作战能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日军对华军在所有会战中之打击。因为就算是中国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其历史的结局，也不会比苏联切断中国对外交通路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深远。苏联切断了中国的对外通路，使得中国必须完全依赖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丘吉尔因而可以上下其手玩弄中国，也引爆了中国与英国甚至美国的摩擦与冲突，因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战后的历史命运。 而多达六百万的中国军队，就在近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足够的作战装备、没有医疗后勤，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供应都常有问题（中国的处境虽）。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联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是这样恶劣，但她仍然继续苦撑了四年，坚决不肯向日本屈服，反把日本拖垮，最后赢得了胜利）。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联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地拖延，中国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华军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继续抗战[5]，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中国也耗尽了国家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虽然中国处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危机状况之中，但是国民政府仍然以团结共抗法西斯的战略为重，中国不但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坚忍到底，拖住了日军百万以上军力，而且还设法冒着自己后方基地遭到日军攻击的危险，将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物资的百分之八十，都用来支持在华的盟国空军，以空中轰炸来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形同截断了日本通南洋的战略物资航路，造成日本总体战力滨临崩溃，但却也为中国惹来了日军最后孤注一掷反扑的沉重打击。中国为世界的反法西斯作战，用尽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能付出的一切力量，但盟国却几乎没有实质地帮助中国建立起反攻日军的军力，也丝毫没有放过对中国的暗算，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如何残酷对待中国的历史真相。但蒋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附注： [1] 以战争的观点而言，假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就立刻终止向日本大量出售石油、钢铁、橡胶等战争原料，日军很快地就会在中国战场失去了战力。日军不但在中国必须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恐怕也无法攻占武汉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它更是没有力量发动太平洋战争。 [2] 以此时作者的先父正在广东，眼见这种“打高空”的抗日表现，非常之着急与失望，最后断然决定北上延安，报名中共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有组织、训练的抗日作战。 [3] 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 [4]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援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联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 [5] 蒋介石并且完全不接受日本屡次向中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尤其到了后期，日本事实上给中国之条件是越来越有利。但蒋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日本政府眼见无法以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中国屈服投降，只有改变战略方针，使用“以战养战”的策略，也就是要设法将中国人当成日军作战的炮灰，同时搜刮中国所有的资源，来维持日本侵略的开支。为了达成以战养战的策略，日本就必须设法培养以华制华的汉奸政权。 27.1 皇民与汉奸 事实上，日本对于侵略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认知前题，那就是日本有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确信”，就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缺乏团结与共识之待毙的民族，中国人最多的心力，都会摆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讧之中，内斗里非要拚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时日本人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贫穷又落后，定会有许多的人，禁不起威胁利诱，而会成为与日本进行合作、出卖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军政领袖均认为，只要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的败仗之后，中国人就会放弃团结一致长期抗日的暂时共识，而会争相的投靠日本；中国人最多会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绝对没有长期抗战的能耐。这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一盘散沙”与“五分钟热度”，所以并不担心中国会以长期抗战，让日本陷入战略泥沼的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通”，的确已找到不少忘却国家民族大义，设法投靠日本权势与利益的汉奸，这些汉奸们在日本的武力、压力与利益的引诱之下，争先恐后的出现，甘心为日本效力并奴役中国。而满洲国、蒙古国与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汉奸们的投靠，也都是很令日本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了。这个全面落后的中国，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共识，哪里还能与先进的日本国，进行历史的决战呢？日本已经建立将中国大分八块的“构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个分裂的中国，正是日本能够强盛的历史机遇。 的确，由于当时的中国，即缺乏自我认同的国家共识，也更无对抗日本侵略的国力，在尚未做好准备之前，中国就要孤独地面对世界级强权的全力打击，其中的困难与考验，实为人类史上一个民族国家所面临之最为严重的难关与考验了。因此这不是每一个的中国人，都能熬过这种比地狱还要艰难的过程，有人撑不下去，有人半路变节，也有人承受不了荣华富贵的引诱，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与民族。因此在无数中国人以鲜血与泪水支持的抗日史实中，也有部分人背弃了国家民族的大义，成为投靠日本的汉奸。 但是日本人还是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性。因为一旦中国退到忍无可忍的阶段，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发出无可想象的历史能量，支持全体的中国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面对历史的危机。这个力量之巨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抗衡的力量。邱吉尔曾说过：“日本永无止境的侵略中国，终于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国的苏醒，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27.2 汪精卫的背景 在所有变节的中国人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与可惜的，就是国民政府中高层领导人汪精卫的叛国。汪精卫早年是一位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曾经参与刺杀清朝执政官员的行动，被捕下狱1，之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为孙先生重要的左右手。孙中山先生简洁流畅的政治遗嘱，即是汪所代拟的。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之中，几度进出，都是领导级的人物，但是汪精卫却逐渐的表现出极强的权力欲望，以及采取远离原则的政治取向，因此同为粤派领袖的胡汉民，甚至耻于与汪精卫谈话。而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合，更是当时国民政府运作中，最为主要的政治权力斗争。当然蒋、汪之争，也涉及到国民党宁派与粤派势力的倾轧。汪精卫留学日本，鼓吹中国的革命，也得到一些日本政商界的朋友支持，但是汪精卫在早期，是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来对付日本的欺压。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口的对日军作战，汪精卫一直以蒋介石、张学良不抗日，作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借口。汪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以军事反击的准备，面对日本的步步蚕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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