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3

佛宫寺释迦木塔校注[18][见注3]（第63—65图） 在山西应县城内，塔立于寺山门之内。大殿之前，中线之上，为全寺之中心建筑。辽清宁二年（宋仁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木塔，塔平面八角形，高五层，全部木构，下为阶基，上立铁刹，全高约六十七米，塔身构架，以内外两周柱为主，其第一层于塔身之外，更加周匝副阶，型成第一层重檐之制。以上四层均下为平坐，上出檐，层层相叠。最上层檐合为八角攒尖顶，其上立铁刹。内外柱之上均施斗拱。上承乳栿以相固济，其上更施草栿，每层之平坐柱即立于下一层之草栿上。内周各层柱，均微侧脚，下四层均上下中线相直，顶层乃退入少许。外檐柱则各层平坐柱均较下一层檐柱微退入，促成塔全部向上递收之势。其外檐斗拱，副阶出双杪，偷心；第一第二两层出双杪双下昂，如独乐寺观音阁上层檐所见，第三层三杪，第四层双杪，第五层半拱承单杪。其补间铺作有以驼峰短柱承大斗者，有以斜拱相交者，如善化寺大殿及普贤阁所见。平坐铺作，第二，第三，第四，三层均出三杪，第五层出双杪。内槽斗拱，一律出华拱四跳，跳头或施横拱或偷心不等。总计各层内外共有斗拱三十余种，胥视其地位功用之不同而异其结构及形制。塔最下层内外柱两周均甃以土■墙。上四层外柱间，除四正面当心间辟门外，其余各间俱作木条编道抹灰墙，上四层内柱间无墙壁，但立叉子。塔顶刹以砖砌仰莲两层为坐，上又为铁仰莲一层，以承覆钵，相轮，宝盖，圆光等部分，各层佛像均为辽代原塑，颇精美。万安寺后殿[见注3] 在山西太谷县城内。小殿三间，九脊顶，其斗拱形制与晋祠圣母庙正殿极相似，当亦为天圣间物（第66图）。安禅寺前殿[见注3] 在山西太谷县城内。亦为三间，九脊小殿。其单杪斗拱至雄伟，亦为北宋初期木构。开元寺三殿[9] 寺在河北省易县城内东北隅，主要建筑有毗卢，观音，药师三殿。东西横列，其配列法颇为奇特。寺创于唐开元间，现存三殿当为辽末乾统五年（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所重修。（一）毗卢殿 殿在寺中线上，平面三间正方形，单檐九脊顶。外檐斗拱双杪重拱计心，次间补间铺作与转角铺作相联，成为缠柱造。斗拱后尾一律偷心。殿内斗八藻井，下部排列斗拱，上部则于阳马之间，以小支条，配列菱形格，当为辽代原物。檐柱及榑，断面皆近于八角形，至为奇特（第67图）。（二）观音殿 在毗卢殿之东，平面三间正方，单檐九脊，如毗卢殿而略低小；结构亦较简单。斗拱在栌斗口内施替木以承华拱一跳，如华严寺海会殿及佛宫寺木塔顶层所见。盖卢殿。（三）药师殿 在毗卢殿之西，广三间梁二间单檐四阿顶。外檐斗拱双杪偷心，跳头仅施替木，无令拱，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其柱头铺作承梁栿，而补间铺作后尾仅承平棋藻井，两者荷载截然分划，不相淆乱为仅有之孤例。净土寺大雄宝殿[见注3] 山西应县城内。建于金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殿三间单檐九脊顶。斗拱单昂每间补间铺作两朵。其普拍枋广厚与阑额同，与善化寺三圣殿山门相似之点极多。然就柱高与斗拱之关系言，则此殿斗拱之比例较为雄大也。少林寺初祖庵大殿[10]（第68、69图） 寺在河南登封县嵩山，为我国著名古刹，庵在寺西北约二里许。殿为近正方形之三间小殿，单檐九脊顶。建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 年）在时间与空间上为与《营造法式》最接近之实物。殿内外诸柱皆八角石柱。后内柱向后移约一架以安佛座。檐柱有显著之生起，阑额至角出头斫作■头，其上未施普拍枋。外檐斗拱单杪单下昂，重拱计心造，其转角铺作与柱头铺作俱作圆栌斗，补间铺作用讹角栌斗。其令拱位置较第一跳慢拱略低，均《营造法式》之定制也。殿前踏道中间夹入垂带石一列，殆即明清殿陛御路之前身。殿檐柱雕卷草式荷渠，内杂饰人物飞禽之类；内柱浮雕神王，墙护脚雕云水鱼龙等；佛座下龟脚及束腰所饰卷草文，均极精美。善化寺三圣殿及山门[见注8] 大同善化寺，除大雄宝殿及普贤阁二辽建外，尚有三圣殿及山门，均金天会六年至皇统三年间（公元1128—1143年）重修时所建也。（一）三圣殿（第70图） 位于大雄宝殿之前，山门之后。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四阿顶，内柱共八，四为主柱，四为辅柱，其当心间两主柱，置于后面第三榑缝下，为内柱通常位置，其上前为六椽栿，直达前檐柱，其后则为乳栿。次间缝两主柱则向前移一榑缝分位，前为五椽栿，后为三椽栿。柱与栿相交处辅以庞大之合■，至为雄伟，外檐斗拱出单杪，双下昂，重拱计心造，其柱头铺作，华拱第一跳直接承托六椽栿，昂嘴遂成插昂，补间铺作则昂尾挑起承榑及襻间；当心间者且跳头施斜拱，成为复杂笨拙之组合。转角铺作于角斗两侧安附角枓，每面添出铺作一缝为缠柱造。柱头之间，阑额之上，安普拍枋，甚为淳厚，其下更加由额一道，异于古制。此殿屋顶举高适当前后橑檐枋间距离之三分之一，与法式规定大致符合。（二）山门（第72、73图） 在三圣殿之前，为善化寺之正门。门广五间，深两间，单檐四阿，正中为出入孔道。其柱之分配为前后檐柱及中柱各一列，共十八柱。外檐斗拱，单杪单昂，后尾两杪；中柱斗拱亦双杪。内外柱头铺作之间，于第二跳华拱之上承月梁形乳栿。乳栿以上，不用平梁，而用搭牵，前后相对，转角铺作亦用附角斗，多出铺作一缝。阑额之上，亦用普拍枋，广厚同阑额。华严寺大雄宝殿[见注8]（第71图） 即大同上寺之大殿也，建于金天眷三年（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殿广九间，深五间。单檐四阿。其内柱之分配，左右二尽间者与两山檐柱相对并列，居中七间六缝，则前后各仅二柱，故其断面遂成为前后各三椽栿，中间四椽栿之配合、外檐斗拱双杪重拱计心造。柱头铺作后尾出两杪以承梁栿；补间铺作后尾则出四杪，以承平棋。转角铺作两侧加附角斗，出铺作一缝，为缠柱造。其当心间补间铺作一朵，仅用两斜拱出跳无正华拱；梢间则正华拱外，又加以斜拱，殿正面当心间及左右梢间各设门。两门之间仍甃以砖壁，权衡适当悦目，门额之上为格子窗，下为门，饰以壶门牙子，门颊两侧，施腰串，上下俱装板。门扉每扇具门钉七列，列各九枚。全部形制古朴，在宋辽金之遗物中，此殿门实为难得之原物。奉仙观大殿[见注8]（第74、75图） 在河南济源县城西北二里，其大殿广五间深三间半，单檐“不厦两头造”，但前坡短而后坡长。檐柱用八角石柱，阑额狭而高，上无普拍枋。外檐前面斗拱单杪单昂重拱计心造，与少林寺初祖庵斗拱极相似，殿内内柱仅二根，前四椽栿，后三椽栿，山南丁栿，皆交于此柱之上，故屋顶重量，大部分集中于此二柱；其手法豪放，运思奇特，至为罕见。殿之年代文献无可考，揆之形制，当属金初。玄妙观三清殿[11]（第76、77图） 在江苏吴县城中央。殿建于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为江南现存最古木构[19]。平面广九间深六间重檐九脊顶。其柱之分布，最为规则，无缺减变动者，内外柱共七列，列十柱，共七十柱。殿之斗拱，下檐单昂，柱头铺作昂嘴，事实上为华拱之延长，其上承月梁，梁头出为耍头，斫成霸王拳状。其补间铺作昂尾挑起，以承下平榑下令拱。上檐斗拱则柱头补间均为双杪双昂，但其昂仅为华拱前端雕出假昂形，其后无昂尾挑起之杠杆作用。至于上檐内槽斗拱，双杪之上，前后对施上昂，为唯一孤例，至为珍贵。曲阜孔庙碑亭[12]（第78图） 曲阜孔庙大成门外有碑亭十三，其中二亭建于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为孔庙最古之建筑物。亭平面正方形，重檐九脊顶；檐柱石制，八角形，下檐斗拱单杪单昂重拱计心造，昂尾交于上檐柱间枋上。上檐斗拱单杪双下昂，第二层昂尾挑起，以承下平榑及两际平梁之下。两檐椽及顶部梁架，恐为清代改作。二 砖石塔幢栖霞寺舍利塔[见注8]（第79、80图） 在江苏江宁县栖霞山栖霞寺。塔全部石造，平面八角形，共五层（第79图）。初层塔身颇高，立于堂皇富丽之须弥座及仰莲座上。须弥座下更有阶基两级，最下乃敞阔之阶基也。阶基地栿之上，压阑石之下，以间柱分间，其上周施勾片斗子蜀柱勾栏，正面则置踏道以升降，角上则立八角形望柱。须弥座下方涩两级，鐫压地隐起斗八水浪龙凤宝相华等文，雕刻极精。须弥座束腰刻佛迹图。塔身每角立倚柱，正面刻作门形，其余各面浮雕金刚菩萨等像。柱头之间有阑额，但无斗拱，仅出混石一层以承檐。以上各层塔身低矮，每面作二龛像，各层檐均刻作椽子瓦陇形塔下部埋没已久，至民国十九年重修，始将阶基掘出，并得残勾栏一段，因得照式补制，恢复旧观（第80 图）。全部重修工作，除塔刹形制或有可疑外，至为谨慎精审，开我国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其计划人乃中国营造学社社员，中央大学建筑系卢树森刘敦桢二教授也，塔之建造年代无确实纪录，然考其建筑形制与雕刻作风，当为五代吴越王朝物。灵隐寺双石塔及闸口白塔[见注2]（第81图） 均在浙江杭州，灵隐寺塔立于寺大雄宝殿之前，闸口塔则在闸口车站铁轨之间。三塔形制大致相同。塔全部石造，平面八角形，高九级，立于须弥座上，为模仿木构形制之忠实模型，就功用言，则实为塔形之经幢也，三塔大小高低大致相同，高十米强。每层塔身八角均立圆柱，上施阑额。塔之四正面刻作假门，门侧刻菩萨像，其余四隅面则无门窗，但刻佛菩萨像。柱额之上。各层均雕单杪单下昂铺作以承檐，除第一层外，各层之下均承以平坐，平坐铺作则均为简单之一斗三升。塔顶刹已残毁，但仰莲座、刹杆及相轮七重尚存。诸塔建造年灵隐寺双塔，就其形制及文献资料推测，当为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吴越忠懿王钱弘俶重拓灵隐寺时所建，实北宋一朝最古之建筑物也。繁塔[13]（第82图） 河南开封之名胜也，塔建于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平面六角形，现只存三层，乃明初为“铲王气”削改之余，原有层数已不可考。塔身各层以双杪斗拱承檐，密密排列，除泥道拱外，无横拱，檐部仅较斗拱略出，恐已非原状；上二层塔身之下，均有平坐，其斗拱与檐同。各层塔身遍镶小佛像砖，南北两面作圆券门，塔中心为六角形小室。室顶叠涩，中留小孔，由下可望见二层以上。三层以上，改建六角形塔尖，已非宋代原状。罗汉院双塔[11]（第83、84图） 江苏吴县。双塔各七层，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王文罕兄弟所建。二塔平面皆八角形。四正面各辟一门达中央方室。方室四层，每层方向以四十五度相错，故各层门窗位置富于变化。塔第一层重檐，阶基两重，以上六层皆下平坐，上出檐，各层檐斗拱除第七层出华拱二跳外，余皆一跳。斗拱之上，出檐结构，以菱角牙子与板檐砖三层逐渐挑出，至角微翘起，其上施瓦陇垂脊。塔身各层外壁，每角立八角柱，柱间砌作阑额，地栿，槏柱，直棂窗等，忠实模仿木构形制。塔内方室下五层，亦于四隅立柱砌枋额地栿等，其上亦出斗拱。塔顶之刹，以木为杆，覆钵相轮宝盖圆光等，虽屡经后代修理，仍大致保存宋初原形。虎丘塔[见注11]（第85图） 江苏吴县虎丘灵岩寺塔，亦此式塔之著名者也。塔八角七层，塔身各层各隅砌圆柱，上施阑额，并槏柱壶门。阑额之上为砖砌斗拱，双杪重拱偷心造，各层斗拱之上更用菱角牙子两层出檐，其形制与双塔极相似。塔门近已封闭，内部未能调查。塔年代文献无征，揆之形制似当与双塔约略同时校注[20]。正定木塔[见注1]（第86图） 在河北正定天宁寺。塔九层，平面八角形。塔身下四层为砖造，上五层木造，各层砖面砌出柱枋斗拱等，砖砌斗拱多，颇紧促，其上砖砌平坐则无斗拱。上五层木构部分则斗拱权衡比较正常。其斗拱七层全部出单杪。塔刹金属制，已部分毁坏，塔建造年代无可考，揆之形制，当属北宋中叶。法海寺石塔[见注10] 在河南密县城内，塔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有“仇知训者，寐中自算造石塔，既觉，..凡绳准高下，规模洪促，..皆自知训襟臆出..”故塔之形制非遵循规矩，乃仇知训所独出心裁所造者也。塔平面作正方形：共九级，每层檐皆雕作瓦葺形，第一层塔身较高，其檐下斗拱阑额，比例均违矩，第二第四层刻圆顶门，第三层周绕勾栏，第五层第八层身下托以莲座，刹之覆钵部分刻作山文，皆非正常形制，仇知训所“寐中自算”者也。延庆寺舍利塔[见注10] 在河南济源县。寺创于唐武后朝，但今殿宇倾颓，但存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舍利塔一座，塔砖造，高七级，平面六角形。各层壁面砌佛像砖；叠涩出檐，无柱额斗拱等饰。塔中为六角内室，南面开门。其北面入口，则可折入梯级，绕内室而上，其布置法与开封繁塔同。内室各层叠涩，以承各层木楼板。宜宾白塔[14]校注[21]（第87图） 在四川宜宾旧州坝。塔平面正方形。初层塔身颇高，上叠涩出密檐十三重，塔内设方室五层，各层走道阶级，则环绕内室螺旋而上。塔建于北宋崇宁元年至大观三年之间（公元1102至1109年），在外观上，属于唐代常见之单层多檐方塔系统，但内室及走道梯阶之布置，则为宋代所常见。盖因地处偏僻，其受中原影响迟缓，故有此时代落后之表现也。祐国寺“铁塔”[见注13][15]（第88、89图） 在河南开封城内。塔建于宋庆历间（公元1041—1048年）。塔面用铁色琉璃砌成，故俗称“铁塔”。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第一层下段堙入土中，其在地面以上部分有大方涩数层，似为须弥座之上半。以上塔身，八角砌圆柱，柱上为普拍枋，承托密列之双杪斗拱以承檐。自第二层以上，每层均在平坐之上砌塔身，角上均用圆柱，其中砌普拍枋斗拱出檐，如第一层。塔身壁面褐色琉璃砖，砖面隐起花纹。各层塔身宽度递减，故补间铺作之数，自第一层六朵递减至第十三层出两朵。因各层高度递减，故平坐铺作第二层至第六层出两跳，第七层以上仅出一跳。塔内无空室，仅有梯道穿塔身旋绕而上；梯道所至，则于壁面开窗焉。全塔权衡高瘦，颇欠安定感。料敌塔[见注9]（第90图） 河北定县城内开元寺砖塔，俗呼料敌塔。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建。因当时定州与契丹邻接，塔可作瞭望敌情之用，故名。塔平面八角形，十一级。第一级较高，上施腰檐，其上为平坐，以承第二层。以上诸层仅各有檐而无平坐。各层檐均为叠涩挑出，断面微凹。全塔轮廓，微有卷杀，外观至为匀妥秀丽，塔内各层均以走廊周绕，而无内室。塔心砖礅内则穿以梯级。走廊顶部出砖制斗拱两跳，以承雕砖平棋，其平棋雕之，至为精美。第四至第七层则用木版，上施彩绘。第八层以上仅用穹窿而无斗拱。今塔东北面已崩塌一部，全塌之厄，恐已为日不远矣。灵岩寺辟支塔[见注3]（第91图） 在山东长清县万德镇灵岩寺，居泰山北壑中，风景幽绝。塔平面八角形，高九级。其第一层立于重层阶基之上，其上砌阑额，普拍枋，出双杪斗拱以承檐，第二至第四，三层均有平坐，平坐亦用双杪斗拱；以上各层则仅出檐而无斗拱。顶上砖砌刹座以立刹。塔四正面各层均辟圆券门。塔内走廊与梯级布置大致如定县料敌塔，塔年代无纪录可凭，似属北宋中叶所建。兴隆寺塔[见注3]（第92图） 山东滋阳县兴隆寺塔，形制颇为特殊。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全塔简洁无赘饰，各层但叠涩出短檐而已。其塔身逐层递减；但最上六层则骤然缩减，如以另一小塔置于未完塔上者。盖建至第七层而建筑费告罄，故将上六层缩小欤。塔之建造年代为宋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普寿寺塔[见注9] 寺在河北涿县东门外里许。入寺门而北有七级砖塔一座，在南北中线上。其后为门墙前殿及崇台上之大雄宝殿。全寺平面配置，尚存六朝古制，塔八棱七级，最下为方台，上立八角形须弥座，座上为斗拱平坐，上设勾栏，再上则为仰莲座以承塔身，塔身颇高，八隅砌八角柱，上为阑额普拍枋斗拱以承檐。塔身四正面作圆券门，四隅面作假直棂窗，第一层檐以上，仅有额枋斗拱承各层檐而无塔身，故此七层塔实乃七檐单层塔也。辽代此式砖塔最为盛行，此塔建于辽太康五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年代确实可考者之最古者，故举为例。此外如北京天宁寺塔（第93图），房山县云居寺南塔（辽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皆此同式者也。泰宁寺舍利塔[见注9]（第94图） 河北易县泰宁山泰宁寺塔亦为辽代常见塔型之一。自第一层檐以下与普寿寺塔几完全相同，但自第二层以上各层檐，则均叠涩而不施斗拱，河北易县双塔庵东塔荆轲山圣塔院皆此类也。涿县北塔及南塔[见注9]（第95图） 河北涿县云居寺塔及智度寺塔，均为模做木塔形制之砖塔。塔之最下层基座，及第一层塔身，并阑额斗拱腰檐等与普寿塔完全相同；但第一层以上为第二层平座，其上塔身，又完全与第一层塔身相同；如此逐层相叠，第各层高广略递减耳。其塔身均于四正面辟圆券门，四隅面砌假直棂窗，模仿木构至为忠实（除圆券门外）。其原范即应县佛宫寺木塔之形式也。云居寺塔俗呼北塔，高六层，辽大安六年（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建。其以偶数为层数，颇为罕见。智度寺塔俗呼南塔，五层；易县城内千佛塔，三层；辽宁白塔子白塔，七层；均属此式，盖亦约略同时所建也。邢台天宁寺塔[见注7] 在河北邢台，其下第一层塔身以下，与其它辽塔相同，其上但出叠涩檐三重，而顶上乃以类似喇嘛之窣堵坡为刹。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北塔，蓟县观音寺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皆属此型，亦辽代所特有之塔型也。云居寺南塔及北塔[16] 房山县云居寺两塔，南塔为普寿寺塔塔型，北塔为邢台天宁寺塔塔型。但两塔均有大方阶基，阶基四隅各立一小塔，盖即“金刚宝座”或“五塔”之义也。六和塔[17] 在浙江杭州钱塘江岸开化寺，为国内著名佛塔，塔建于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为模做木构形之八角七层砖塔，与吴县双塔同属一型者也。今塔之外表为八角十三层矮拙之木构，实则此塔原形与现状大异，乃权衡秀丽之砖塔也。原有檐及斗拱均已朽毁，但壁面砌出柱额尚存。塔平面之布置，中为正方小室，梯级周绕而上，至各层为廊，在各正面辟为壶门。自第一至第六层走廊，及第二至第五层内室壁面均砌作阑额斗拱（第96图），江南宋塔似此者颇多，西湖雷峰塔保俶塔皆同属此型。三圣塔[见注10]（第97图） 河南沁阳县天宁寺三圣塔，建于金大定十一年（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平面正方形，中为方室，各层楼板已毁，故上下通彻。方室之外走廊围绕。塔下为石造阶基，塔身上砌普拍枋，枋上施一斗三升斗拱，斗口出耍头，其上叠涩出檐十三层，轮廓颇秀丽。白马寺塔[见注10]（第98图） 河南洛阳东约二十五里白马寺，相传创建于汉明帝永平末年，为国内渊源最古之佛寺，然寺内现存最古之建筑，则仅金大定间建一砖塔而已。塔平面四方形。下为须弥座两层，立于八角形阶基之上，塔身上部砌出普拍枋与一斗三升斗拱，其上以菱角牙子与叠涩出檐十三层，与三圣塔外观几完全相同。五代以来中原塔式已作八角形，方形者已极罕见。但塔身以下之高基，则非唐代所有也。临济寺青塔[见注1]（第99图） 河北正定临济寺塔，俗呼青塔，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建。塔平面八角形。四方石坛之上，先立八角石基，基上始为砖砌须弥座及平坐栏干，再上为莲座。莲座之上为塔身，八隅均砌圆柱上砌阑额，普拍枋及双杪斗拱。以上出檐九层，第二层以上均出单杪斗拱。塔顶以双层仰莲座立金属刹。塔形态秀丽，为辽金最通常型类，与涿县普寿寺塔极相似。河北赵县真际禅师塔，亦建于金大定中，形制亦极相似。广惠寺华塔[见注1]（第100、101图） 在河北正定城内，形制甚为特殊，为国内佛塔中一孤例。塔由一“主塔”，四隅附以四“子塔”联合而成。主塔高三层，平面八角形，四正面辟门，四隅面各附以六角形单层子塔。主塔及子塔壁面均砌出枋额门窗等。主塔三层出檐，除第三层平坐外，均有斗拱；第三层之上为高大之圆锥体，表面塑出多数单层方塔及象头等。最上又出檐一层为塔顶。四子塔亦砌斗拱出檐，各自具一顶，就其壁面所砌出之枋额斗拱瓦檐论，此塔实为模仿木构形之砖塔，唯上段圆锥体则当别论。就塔之平面论，殆可视为“金刚宝座”塔之变形，盖将四隅塔与中央主塔合而为一者也。因其形制复杂特殊，俗呼为“花塔”。塔年代无可确考，志称唐建，金大定及明清屡次重修；揆之所仿木构形制，当为金代建。晋江双石塔[18]校注[22]（第102图） 福建晋江县双石塔。东塔称镇国塔，西塔称仁寿塔，均建于南宋理宗朝（公元1228—1247年）。两塔均平面八角形，高五层，全部石构。各层塔身八隅雕出圆柱，上为阑额，柱额之间为门或窗额及槏柱等。阑额之上出双杪斗拱以承檐，各层腰檐以上为勾栏无平坐。两塔形制大致相类如此，其唯一显著之区别乃在斗拱：（一）东塔斗拱计心造，西塔偷心造。（二）东塔上下五层每面均用补间铺作两朵；西塔下两层用两朵，上三层只有一朵；（三）东塔转角铺作于栌斗两侧，各安附角斗，自出铺作一缝；西塔则无附角斗。除此而外两塔形制几完全相同。我国佛塔以砖塔居多，如此双塔者全部石构，雕镌柱额斗拱等模仿木构部分至为忠实，实可贵之罕见例也。玉泉寺铁塔[19] 宋代以铁铸塔之风颇盛。现存实例，以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保存最佳。塔铸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虽名为塔，实则铁铸之幢耳。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第一层之下为须弥座阶基，以上各层皆有平坐腰檐，均以斗拱承托，各层之门，均以四十五度与其上下层相错其方向。此外如山东济宁铁塔寺及江苏镇江甘露寺均有宋代铁塔，但皆残破锈损不全。赵县幢[见注2]（第103图） 宋代建造经幢之风甚盛。盖以镌刻佛经为主之小型塔也。然亦有形式较近乎柱状者。现存宋代诸幢中，以河北赵县幢为最大。最下为四方扁大须弥座，次为八角须弥座，其上雕廊屋，每面三间；再上则为宝山，上立幢柱身，上为宝盖，更上为狮子仰莲座，以承第二层柱身及宝盖，第三层亦约略相同，更上为八角城墙，雕太子出四门故事。最上为宝顶。幢确实年代无文献可稽，揆之形制当属北宋初年。唐宋经幢遍布南北，虽非真正建筑物，亦为富于建筑意味之纪念建筑。明清以后，此风乃渐杀。三 其它永通桥[20] 在河北赵县，俗呼小石桥，盖对赵县隋代大石桥而见称者也。桥建于金明昌间（公元1190—1195 年），褒钱而所建。其形状以及结构方法，与大石桥完全相同，两端撞券亦砌两小券，为空撞券式，其为模仿隋桥而建，毫无疑义，第其长度仅及大桥之半耳。今桥上石勾栏，雕刻至为精美，乃明正德间遗物（第104图）。宜宾墓室[见注14]校注[21] 在四川宜宾县旧州坝宋故城之北。墓室全部石造，墓室平面长方形，墓门自狭面入，两侧各立四柱，划分三间；柱外两侧又为“廊”，与墓门相对方向，亦立双柱，其下镌小龛如门状。各柱均八角形，其上镌大斗，阑额，驼峰，补间铺作等。左右两廊之内，每间倚壁立硕大矮墩，其上承庞大栌斗。柱上阑额当心间者均作月梁形，其下则引次间材出为绰幕。墓室顶部则作长方形藻井，其上更作菱形池，雕双凤流云纹。此墓室内部对于建筑各件之应用，颇能得心应手，而非绝对模仿木构者，与欧洲文艺复兴建筑之应用古典式建筑部分有相似之处，在现已发现之古墓中，尚属孤例也。就各部细节观之，墓为南宋遗物，殆无可疑。[1] 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2]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辽观音阁山门考》，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3]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4] 伊东忠太调查。[5] 梁思成、林徽因《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6] 梁思成《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四期。[7] 刘敦桢测绘未刊稿。[8] 刘敦桢、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9] 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10]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11] 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12] 梁思成《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13] 杨廷宝《汴郑古建筑游览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14] 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15] 龙非了《开封之铁塔》，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16] Siren，O.，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Vol. IV.[17] 梁思成《杭州六和塔重修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18] Ecke，G.，Strcutural Features of the Stone Built Ting Pagoda. Monumenta Sirica，Vol1，Fase2.[19] Boersechmann，E.，Chinesische Architektur.[20] 梁思成《赵县安济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校注[11] 莫宗江《榆次永寿寺雨华宫》，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校注[12] 杜仙洲《义县奉国寺调查报告》，见文物1961年第2 期。校注[13] 梁思成《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建筑》，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期。校注[14] 现已发现此殿建于金大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校注[15] 解放后发现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建于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亦用此种结构。校注[16] 1978年摩尼殿大修时于阑额斗拱等构件上多处发现有皇祐四年年题记（公元1052年），证明建于此年。校注[17] 祁英涛《河北新城开善寺大殿》，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校注[18] 陈明达《应县木塔》，见文物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校注[19] 解放后发现福州华林寺大殿建于五代钱弘俶十八年（公元964年），馀姚保国寺大殿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早于三清殿一百余年至二百年。校注[20] 刘敦桢《苏州云岩寺塔》，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七期。其考定此塔建于五代钱弘俶十三年（公元953年）。校注[21] 莫宗江《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校注[22] 林钊《泉州开元寺石塔》，见《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一期。第七节 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一 建筑型类宋、辽、金已降，建筑实物之得保存至今者更多。以木构言，在唐代仅得一例，而宋、辽、金遗物，曾经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测绘者，则已将近四十单位，在此三百二十年间，平均每二十年，已可得一例，亦可作时代特征之型范矣。至于砖石塔幢，为数尤多。兹先按建筑物之型类略述之。城市设计 后周世宗之筑大梁，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眼光者。其所注意之点，如“泥泞之患”，“火烛之忧”，“易生疫疾”，“寒温之苦”，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至于地方城市规模，则有江苏吴县苏州府文庙宋平江府图碑。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 年）刻石。城大致作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另有子城，本南宋建炎间所建皇宫，后即为平江府治。城内街衢大多正直，但因城内渠道纵横，为其他城市所无，未足为一般之例范耳。平面布置，现存城市及建筑，已无完全保存宋代平面布置之原形者，幸当时碑刻，尚可得窥其大略。（一）衙署平面 平江府图中部之平江府治，为关于我国古代官署建筑不可多得之史料（第105 图）。府治之外，周以城垣，称曰子城，唐时已有，非创于宋。其南门偏东，西门偏北，而无东门北门，非我国之传统对称式样。城内建筑虽因府门偏东，故不能采取对称方式，然其主要厅堂仍以府门为中轴，其全部可分为六区：（甲）府门中轴线上各层设厅及小堂，并两翼廊屋，为府治主体。（乙）其北宅堂，为郡守住宅。（丙）更北后园，有池亭之胜。（丁）设厅及小堂之东为掌户籍、赋税、仓库及州院庶务诸户厅府院。（戊）西侧南部为处理民刑政务之各厅司。（已）西侧北段则为军旅驻屯训练及制造军器之所。其全体范围之广，包容之众，非明清官署所能睹也。（二）庙宇平面 现存嵩山中岳庙，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及元刊《孔氏祖庭广记》所载宋阙里庙制图，金阙里庙制图（第106图），皆为关于当时平面研究之罕贵资料。宋代曲阜文庙于每座主要楼殿两翼皆有廊庑，并两翼廊庑合成庭院。故其平面为多进方形院庭合成。至金代各庭院，虽仍周绕回廊为主要布置法，但大殿与其后寝殿之间，均联以主廊，使平面为“工”字形。中岳庙之峻极殿与寝殿之间，阙里大成殿与郓国夫人殿之间，鲁国公殿与鲁国太夫人殿之间，莫不如此，盖至金代已成为极通常之布置也。至于庙坦四隅建角楼，亦为金代所常用。殿宇 宋、辽、金木构，以佛殿为最多，均立于阶基之上，或单檐，或重檐；或四阿，或九脊顶。其结构方法大致上承唐代，下迄元明。如榆次永寿宫雨华宫，大同薄伽教藏，晋祠圣母庙正殿，皆此类也。楼阁 现存楼阁有独乐寺观音阁及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大小虽悬殊，但其结构原则则大致相同，皆于下层斗拱之上立平坐，其上更立上层柱及枋额斗拱椽檐等。木塔结构在原则上亦与此完全相同。厅堂 营造法式所谓厅堂，乃指“厦两头”（歇山）或“不厦两头造”（悬山）而言。属于此式者，有大同海会殿及佛光寺文殊殿两例。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东西两朵殿乃厅堂或廊屋之不施斗拱者。大门 大门与殿宇厅堂之别，仅在中柱之施用。中柱在门平面之纵中线上，为安门扇之用。独乐寺山门及善化寺山门皆为此型实例。碑亭 曲阜文庙金明昌间碑亭，重檐九脊顶，为国内最古碑亭实例。佛塔 宋、辽、金佛塔计有下列六型：（一）木塔，唯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一孤例。在结构原则上，与独乐寺观音阁大致相同。其柱之分配，为内外二周，其上安平坐，以承上层构架，五层相叠，至顶层覆以八角攒尖顶。正定天宁寺塔则下半为砖，上半为木。（二）模仿多层木构之砖塔，其蓝本即为佛宫寺释迦塔之类。因地域之不同，又可分为二支型。（甲）宋型：如苏州双塔，虎丘塔，杭州六和塔之类，每间比例较狭，角柱之间立槏柱以安门窗，多作壶门。与塔身比，斗拱比例颇大。檐部多用菱角牙子叠涩为檐。（乙）辽型：如易县千佛塔，涿县南北二塔，辽宁白塔子塔。柱颇高，每间颇广阔，斗拱比例较小于宋型而模仿忠实过之。门均为圆券门，与宋型迥异其趣。（三）模仿多层木构之石塔，如灵隐寺双石塔及闸口白塔，模仿至为忠实，但塔身小，实为一种雕刻品，在功用上实同经幢。至如泉州开元寺双塔则为正式建筑。其仿木亦唯肖逼真，但省去平坐，为木构中所少见耳。（四）单层多檐塔，亦可分为二型：（甲）仿木斗拱出檐型，第一层斗拱檐以上各层均砌斗拱，上出椽檐多层，如普寿寺塔，北京天宁寺塔，云居寺南塔，均属此型。（乙）叠涩出檐型，其第一层檐仍用斗拱，但第二层以上均叠涩出檐，如易县圣塔院塔，涞水县西冈塔，大名城大小两塔，辽阳白塔，均属此型。（五）窣堵坡顶塔，塔之下段与他型无大区别，多三层，其上塔顶硕大，如窣堵坡，河北房山云居寺北塔，蓟县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邢台天宁寺塔，皆属此型。此型之原始，或因建塔未完，经费不足，故潦草作大刹顶以了事，遂形成此式，亦极可能，但其顶部是否后世加建，尚极可疑。（六）铁塔，其性质近于经幢，径仅一米余，比例瘦而高。铁质易锈，今保存最佳者，唯当阳玉泉寺铁塔。墓塔，宋、辽、金墓塔大致仍遵唐之旧，以方形单层，单檐或多檐者为多，如登封少林寺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普通禅师塔，及金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之西堂老师塔是。又有六角或方形，多层叠涩檐者，如少林寺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之海公塔是。此外如金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之衍公长老窣堵坡，则仅为不规则椭圆球形墓表，不足称为塔也。墓室，经著者测绘者仅四川宜宾一孤例。桥，赵县小石桥为年代准确之金代桥。但桥形制殊特，不可以为当时一般造桥方法之典范也。二 细节分析阶基及踏道 宋代木构皆有阶基，然莫不屡经后世修砌，其能确实保存外表原形者，恐无一实例，仅得知其高广之大致耳。济源济渎庙渊德殿遗基，恐亦非原形矣。营造法式对于阶基之尺寸，无比例之规定。宋辽木构之阶基，或甚低偏，如正定摩尼殿（第51图），榆次永寿寺（第45 图），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第39、43图）等均是。然有承以崇伟之阶基者，如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及薄伽教藏（第60图），善化寺大雄宝殿（第61图）皆此类也。赵宋诸塔，阶基均矮，辽金诸塔，则多高基，而尤以辽金式单层多檐塔（第93图），对于阶基最为注重，其最下层土衬及方涩之上，先为须弥座一层，其上更立平坐斗拱，平坐之上绕以勾栏，更上为仰莲座以承塔身。须弥座及平坐束腰壶门之内大多饰以狮子；勾栏均为斗子蜀柱，以华版以勾片为最通常图案，亦有用其他类似万字之华纹者，勾栏每间之内，巡杖以下，盆唇以上，作类似地霞之花版以托巡杖，亦为辽塔常见之例。至如金建白马寺塔，其塔身以上虽富于唐代作风，然其下高基，则辽金之特征也。阶基前之踏道，宋代乃有设东西二阶者，渊德殿阶基为现存东西阶之唯一实例。此外如金中岳庙图，其峻极殿亦画东西阶，足证此式当时尚极普遍。《营造法式》踏道之制，两侧三角形内多作逐层减退之池槽，名曰象眼，嵩山少林寺初祖庵踏道（第68图）即作此式。平坐及勾栏 平坐实例木构者见于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大同普贤阁等处。其平坐柱均将下端叉于下层斗拱之上，其上施阑额，普拍枋为其必有之一部。砖塔上所砌平坐，仅皆砌其外表，平坐斗拱均只出杪，不用昂，法式所举缠柱造，左右各出附角斗一枚，别出铺作一缝，及用上昂之制，均未见于实例。平坐之上多施勾栏，唐以前之斗子蜀柱钩片华版之制，已不为唯一图案。独乐寺观音阁勾栏仍用此制。应县木塔平坐勾栏亦用斗子蜀柱，但华版无华（第63、65 图）。其扶梯勾栏则不用华版而用卧棂。至如大同薄伽教藏内壁藏，则华版花纹有几何图案多种，辽金塔坐勾栏上最普遍之样式，于巡杖盆唇之间安斗子地霞，则为前所未见。赵县小石桥明刻勾栏，尚存此式焉。柱及柱础 法式造柱之制，有梭柱直柱之别，其梭柱将柱之上三分之一卷杀，如欧洲古典式柱之Entasis，柱头紧杀如覆盆样。现存木构，其用木柱者，以直柱为多，但柱头均略有卷杀。石柱遗例不多，初祖庵所用八角柱上径较下径微收，但无卷杀，柱面刻各种花纹。苏州双塔寺大殿残石柱，虽有卷杀，但残破难加细测。长清灵岩寺大雄宝殿，其柱有显著之卷杀，但柱头不“紧杀如覆盆”；柱身断面作十余凹入瓣，上下为槽，与希腊陶立克式柱极相似。唯灵隐寺双塔及闸口白塔，则柱身之下三分之二大体垂直，上段有显著之卷杀，与法式梭柱之规定，大致相符。至于用柱之制，法式规定有角柱平柱加高之升起，及柱首微侧向内之侧脚两法，几为宋代不易之定则。河北山西境内宋辽金柱础，以平础不出覆盆为最多；但如佛光寺文殊殿内柱，则用莲瓣覆盆，故亦非绝不用者。长清灵岩寺大殿柱础则覆盆雕山水龙纹。江南柱几无不用覆盆，其上且加櫍，如苏州双塔寺大殿址柱础，覆盆雕卷草花纹，其上并櫍同雕出。吴县甪直保圣寺大殿遗址柱础多枚，雕饰精美，宋代柱础之佳例也。《营造法式》造柱础之制，规定础方为柱径之倍，覆盆高为础方十分之一，盆唇厚为覆盆高十分之一。现存诸例大致与此相符。至于仰覆莲花柱础，则尚未见实例也。门窗 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之门，为可贵之遗物（第73图）。其装门之法，先按门之高宽安门额及门颊，其内饰以壶门牙子，两侧施腰串，装余塞板，额上安格子窗，门扇每扇具门钉七列，每列各九枚，佛光寺文殊殿则于门之两侧及门额以上均安板。额上用门簪两枚以安鸡栖木，其门簪扁而长与法式规定之方形门簪用四枚者迥异其趣。其版门门钉，则仅四行，行各七钉而已。江南诸塔表面模仿木构形者，其门多不发券而叠涩作成壶门牙子形（第85图），较辽塔之作圆券者调和（第95图）。至于塔身砌作假门者，或作版门，或作格扇。宋辽门簪均二枚，至金代遗例，已增至四枚。与地栿相交以承门轴之门砖石，则为砖塔假门所必有，而木构实例反多不用者。窗之实例以直棂窗为最多，但亦有用菱形或方格者。法式所见各式图样，尚未见之实例也。斗拱之结构与权衡 至宋代而发达至于成熟，其各件之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但其组成又极富变化。按《营造法式》之规定，材分八等，各有定度；“各以材高发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以六分为契，斗拱各件之比例，均以此材契分为度量单位。其各拱及斗之规定长度，及出跳长度，直至清代尚未改变焉（第3、189图）。就实例言，其在燕云边壤者，尚多存唐风，如独乐寺观音阁（第39图），应县木塔（第63图），奉国寺大殿等，其斗拱与柱高之比例，均甚高大；斗拱之高，竟及柱高之半。至宋初实例，如榆次永寿寺雨华宫（第45图），晋祠大殿（第55图）等，则在斫割卷杀方面较为柔和，比例则略见减缩。北宋之末，如初祖庵（第68图）及法式之标准样式，则斗拱之高仅及柱之七分之二，在比例上更见缩小。至于南宋及金，如苏州三清殿（第76图），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及山门（第70—72图）等，斗拱比例更小，在此三百年间，即此一端已可略窥其大致。在铺作之组成方面，因出杪出昂，单拱重拱，计心偷心，而有各种不同之变化。实物所见，有下列诸种：（一）单杪下附半拱见于大同海会殿及应县木塔顶层（第63图）。（二）双杪单拱偷心独乐寺山门（第44图）双杪重拱计心，大同薄伽教藏（第60图），宝坻三大士殿（第59图）等。（三）三杪重拱计心应县木塔平坐。（四）三杪单拱计心正定转轮藏殿平坐（第54图）。（五）单昂苏州三清殿下檐。（六）单杪单昂偷心榆次永寿寺（第45图）。（七）单杪单昂偷心昂形耍头正定摩尼殿，转轮藏殿（第50、54图）。（八）双杪双昂重拱偷心独乐寺观音阁及应县木塔。（九）双杪三昂重拱计心正定转轮藏殿转轮藏（小木作）。（十）转角铺作附角斗加铺作一缝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第62图），华严寺大雄宝殿（第73图）。（十一）内槽斗拱用上昂苏州三清殿。（十二）双杪或三杪与斜华拱相交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及三圣殿,华严寺大雄宝殿。（十三）内槽转角铺作，拱自柱出，不用栌斗苏州三清殿。（十四）补间铺作之下施矮柱，其下或更施驼峰大同薄伽教藏，蓟县独乐寺山门，宝坻三大士殿等。至于斗拱之各部，其为宋代所初见，或为后世所无或异其形制者，有下列诸项：（一）斜拱即上文（十二）所述。（二）下昂，其后尾挑起，以承下平榑，或压于栿下。为一种杠杆作用，如永寿寺（第47图）初祖庵（第69图）等。明清以后，昂尾即失去其机能，成为一种虚饰。（三）昂形耍头与令拱相交，在通常耍头位置，其前作昂嘴形，后尾挑起为杠杆，其功用与昂无异，正定转轮藏殿，晋祠大殿及献殿均为此例。（四）华头子，自斗口出以承昂之两卷瓣，明清以后即不见。（五）替木在令拱之上以承榑接缝处，亦明清以后所无。斗拱各部之卷杀，宋代较唐代为柔和。唐代直线斜杀之批竹昂，在时期上唯宋初，在地域仅晋冀北部见之。天圣间建之晋祠大殿献殿及约略与之同时之龙兴寺转轮藏殿，昂嘴虽直杀，但更削两侧如琴面。北宋中叶以后昂嘴■入如弧线，乃成惯例。斗拱最上层伸出之耍头，后世多作蚂蚱头形者，在宋代遗例中，或直斫，或斜杀如批竹昂，或作霸王拳，或作翼形，或作夔龙头等等，颇富于变化。至于拱头卷杀，分瓣已成定则，则瓣数未必尽同法式所规定耳。模仿木构之砖塔，在斗拱之仿砌上，较之唐代更进一步。唐代砖塔仅作把头绞项作（即一斗三升），但宋代砖塔则砌砖出跳，至二跳三跳不等。其在辽金地域以内者，斜拱且已成为常见部分。然因材料之限制，下昂终未见以砖砌制者也。至于杭州灵隐寺及闸口之石塔，以材料为石质，乃能镌出昂嘴形，模仿木构形制，更为逼真（第81图）。构架 就柱梁之分配着眼，《营造法式》规定及实物所见均极富变化。（一）外檐柱多分间周列，其侧脚及角柱之生起，凡此期实物，无不见之，内柱则视情形之不同，可以酌情撤减。其内柱全数按缝排列，一柱不减，如苏州三清殿者，在宋代较大殿堂中，至为罕见。至若佛光寺文殊殿，济源奉仙观大殿及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将内柱减少至无可再减，而以特殊巧技之梁架解决其因而产生之困难，亦特殊之罕例也。（二）在梁架之施用上，多视殿屋之深，依其椽数及柱之分配，定其梁之长短及配合法。除实物中所见特殊实例，如善化寺大雄宝殿之以前后二栿之一部分相叠（第62 图），以及前条所举数例外，法式图样即有侧样二十余种，其变化几无穷尽也。（三）梁栿有明栿与草栿之别，若有平棋，则屋盖之重由草栿承托如独乐寺观音阁（第42图）；若“彻上露明造”，则用明栿负重，如宝坻三大士殿（第59图），独乐寺山门（第43图），永寿寺雨华宫（第47图）等等。明栿又有月梁与直梁之别，直梁较为普通，月梁见于善化寺山门（第73图），较之佛光寺大殿之唐例（第20图），及清式之规定，均略为低偏，其梁底■起亦较甚。在年代虽与法式相近，但在形制上则反与唐例相似，梁横断面高宽之比例，在宋初近于二与一，至宋中叶，则近三与二，至明清乃成五与四或六与五之比矣。（四）宋代平梁之上，皆立侏儒柱以承脊榑，但两侧仍挟以叉手，以与唐代之有叉手而无侏儒柱，及明清之有侏儒柱而无叉手，诸实例相较，其演变程序固甚显然。（五）举折之制，法式看详谓：“今采举屋制度，以前后橑檐枋心相去远近分为四分，自橑檐枋背上至脊榑背上，四分中举起一分”；其卷五本文则改定为三分中举起一分（第3图），今就实物比较，宋初及辽以近于四分举一者为多，如永寿寺雨华宫，大同薄伽教藏海会殿等是，至北宋末及南宋金则近于三分举一，如善化寺山门及三圣殿是也。（六）阑额普拍枋。普拍枋虽已见于唐初，然至北宋末，尚有省而不用者，如初祖庵是也。其用普拍枋者，则早者扁而宽，如薄伽教藏，与阑额在断面上作T 字形，其后渐加厚，如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及山门，普拍枋阑额所出无几。至明清则普拍枋竟狭于阑额矣。（七）宋代各榑缝下，均施襻间一材或二三材，所以辅榑之不足。襻间与榑之间，更施斗拱以相支撑联络，其制见于法式及实物。实物之中最特殊者，莫如佛光寺文殊殿所见，其榑下以内额承托次间梁缝，因而构成类似Truss 之构架，为仅见之孤例（第48、49图）。平棊、平暗及斗八藻井。平暗作正方格，唐末宋初者格甚小，如佛光寺大殿及独乐寺观音阁。平棋作长方形，如大同薄伽教藏。斗八藻井施之于平棋或平暗之内，其下或饰以斗拱，如应县净土寺大殿，或无斗拱，如观音阁，薄伽教藏，应县木塔皆是也。角梁及檐椽 角梁两重已成定则，宋代大角梁为一直料，下端作蝉肚或卷瓣。子角梁折起，其梁头斜杀。檐椽及飞椽亦不杀檐椽而杀飞檐。但卷杀子角梁及飞椽之制，明清宫式已不用矣。砖塔檐部，无斗拱者完全叠涩出檐，如宜宾白塔及洛阳白马寺塔；有斗拱者或作木檐形，如易县千佛塔、涿县普寿寺塔等；多见于北方，为辽金特征：有在斗拱之上砌菱角牙子及版檐榑，与叠涩檐约略相同者，如苏州虎丘塔及双塔是，多见于江南。然亦有出木檐者，如苏州瑞光寺塔及正定天宁寺木塔，其配合法实无定则也。扶梯 独乐寺观音阁及佛宫寺木塔均保存原有扶梯，观音阁曾略经后世修改，而木塔梯则尚完全保存原状。其梯之结构，以两颊夹安踏板及促版，梯之斜度大致为四十五度，颊上安斗子蜀柱勾栏不施华版，而用卧棂一条。其制度与法式所定者大致相同：但法式勾栏已加高，卧棂之数亦用至三条之多，不若古式之妥稳淳朴也。屋顶 四阿顶为宋代最尊贵之屋顶，法式亦称吴殿，即清所称庑殿是也。法式谓“八椽五间至十椽七间，并两头增出脊榑各三尺”，使垂脊近顶处向外弯曲，即清式推山之制之滥觞也。但宋辽诸例，如三大士殿及大同华严寺善化寺正殿等，皆无推山。九脊殿位次于四阿一等，盖为“不厦两头”与四阿联合而成者，清式称之曰歇山，其两头梁架露明，自外可见，搏风板下且饰以悬鱼惹草等，不若清式之掩以山花版。观音阁，薄伽教藏，晋祠献殿皆其实例也。“不厦两头”在清式称为悬山或挑山。于两山墙之外出际。如大同海会殿及佛光寺文殊殿是也。正定摩尼殿身重檐歇山顶，而于四面另加歇山顶抱厦，为后世所少见。瓦及瓦饰《营造法式》瓦作有筒瓦，瓪瓦之别；筒瓦施之于殿阁，厅堂，亭榭等；瓪瓦施之于厅堂及常行屋舍。更视屋之大小等第，分瓦之大小为若干种。其屋脊由瓪瓦多层叠砌而成，以屋之大小定层数之多寡。其脊之两端施鸱尾。垂脊之上用兽头，蹲兽，傧伽等。各等所用大小与件数，制度均甚严密。唯现存实物，无全部保存原状者。独乐寺山门鸱尾，其尾卷起向内，外缘作鳍形，为鸱尾最古实例。薄伽教藏内壁藏上木雕鸱尾与独乐寺山门鸱尾完全相同，足证为当时样式。但薄伽教藏殿及华严寺大雄宝殿，宝坻三大士殿，则鸱尾之轮廊成为约略上小下大之长方形，疑为宋中叶以后或金代样式，永寿寺雨华宫鸱尾略似此式而曲线较多，恐已非原物；但其脊之构造，以瓦叠成，则仍宋代方法也。雕饰 瓦饰本亦为雕饰之一种。除瓦饰外,宋代之建筑雕饰,可分为雕刻与彩画两类。（一）雕刻 柱础雕饰实例最多。其华纹或作莲瓣，或作龙凤云水纹，如甪直保圣寺，苏州双塔寺，长清灵岩寺所见。石柱雕饰：有作卷草纹者，如苏州双塔寺大殿遗址所见；有作佛道像者，如少林寺初祖庵石柱。至如墙脚须弥座雕饰，见于初祖庵及六和塔。佛像及经幢须弥座，饰以间柱，壶门内浮雕飞仙乐伎等，如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像座及赵县幢须弥座，皆此式之翘楚也。（二）彩画 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甚为谨严，图样亦极多。其基本方法，乃以蓝绿红三色为主，其色之深浅，则用退晕之法，至清代尚沿用之法也。其图案虽已高度程式化，但不若清式之近于几何形。民国十四年本《营造法式》彩画图样着色颇多错误之处，不足为例，尚有待于改正再版。至于实例，唯义县奉国寺，大同薄伽教藏尚略存原形，但多已湮退变色，或经后世重描，已非当时予人之印象矣。第七章 元·明·清（一）第一节 元·明·清宫殿建筑大略元室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土，并迭西征，以展拓疆土，造成地跨亚欧之大帝国，华夏有史以来，幅员之广，无有能逾此者。元初，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复曰中都。四年，于辽金旧城之东北创置新城，始迁都焉。九年（公元1272年）改大都，“京城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门”[1]。大都正南门曰丽正，其内有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栏马墙。门内二十步许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白石龙，擎戴水中甚壮。绕桥尽高柳，郁郁万株，与内城西宫海子相望。度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门分为五，总建阙楼，其上翼为回廊，低连两观。傍出为十字角楼，高下三级；两傍各去午门百余步。有掖门，皆崇高阁。内城广可六七里，方布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楼。..由午门内可数十步为大明门”[2]，门后正中为大明殿，“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寝室五间，东西夹六间，后连香阁三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3]。“殿基高可十尺，前为殿阶，纳为三级，绕置龙凤白石阑，阑下每楯压以鳌头，虚出阑外，四绕于殿。殿楹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饰以起花金龙云。楹下皆白石龙云花，顶高可四尺。楹上分间，仰为鹿顶斗拱攒顶，中盘黄金双龙，四面皆缘金红琐窗，间贴金铺，中设山字玲珑，金红屏台，台上置金龙床，两旁有二毛皮伏虎，机动如生。”“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4]。“殿右连为主廊十二楹，四周金红琐窗，连建后宫，广可三十步，深入半之，不显。楹梁四壁立，至为高旷，通用绢素帽之，画以龙凤；中设金屏障，障后即寝宫，深止十尺，俗呼为拿头殿。..殿前宫东西仍相向，为寝宫。..宫后连抱长庑，以通前门”[见注2]，其制略如前述。寝宫以后，仍多殿阁，以处嫔嫱，其间多以栏庑连之，装饰之美，实难尽述；加以胡元来自沙塞，故金貂银鼠，往往藉为帐褥，内室装饰遂与历代迥异。苑囿之胜，当首推太液池之万岁山，即今北海琼岛是也。池在大内之西北，“广可五六里，驾飞桥于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圆殿，绕为石城。圈门散作洲岛拱门，以便龙舟往来。由瀛洲殿后，北引长桥上万岁山”[见注2]。山高可数十丈，“金人名琼华岛，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修缮之。其山皆以玲珑石叠垒，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河至其后，转机遇■，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广寒殿七间，仁智殿则在山半，为屋三间。山前白玉石桥长二百尺，直仪天殿后；殿在太液池中圆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山之东也，为灵圃，奇兽珍禽在焉”[见注2]。广寒殿在山顶，为全山最大之殿。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板密，其里编缀金红云，而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左右后三面，则用香木凿金为祥云数千万片，拥结于顶，仍盘金龙殿，有间金玉花，玲珑屏台，床四，金红连椅，前置螺甸酒卓。高架金酒海，窗外为露台，绕以白石花阑。旁有铁竿数丈，上置金葫芦三，引铁链以系之，乃金章宗所立，以镇其下龙潭。凭阑四望空阔，前瞻瀛洲仙桥，与三宫台殿，金碧流晖；后顾西山云气，与城阙翠华高下，而海波迤回，天宇低沉，欲不谓之清虚之府不可也”[见注2]。明太祖奋起淮右，首定金陵，北上灭元，遂一天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以应天府为南京而建都焉。“二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内为宫城，亦曰紫禁城，门六。..宫城之外门六。..皇城之外曰京城，周九十六里，门十三。..后塞钟阜仪凤二门，有十一门。其外郭洪武二十三年建，周一百八十里，门十有六”[5]。吴元年（公元1367年），吴王“新内城。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右左各建楼，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焉。..皆朴素不为雕饰”[6]。“时有言瑞州文石可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乃导予奢丽乎？’”[7]至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十年告成，制度如旧，规模益宏，以后续有增建。迨燕王靖难变作，北兵南下，南都宫室，悉付劫灰。唯宫门殿座间有未坏，迄至今日犹有存者。仁宣以降，屡敕兴建南京宫殿，稍稍修复，唯终不能重恢明初之旧观耳。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四年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五年改建皇城，略偏元故宫之东，十九年告成，即改北京为京师，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门八。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门六。京城周四十五里，门九，实就元之大都，截其北而展其南而成者也。成祖之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制度，悉如南京，而高敞过之。中朝曰奉天殿，..南曰奉天门，常朝所御也”[见注7]。其后之华盖谨身诸殿，乾清坤宁诸宫，规画布局一如南京之旧。“其他宫殿，名号繁多，不能尽列，所谓千门万户也”[见注7]。“宣宗留意文雅，建广寒清暑二殿，及东西琼岛，游观所至，悉置经籍”[见注7]。明北京宫寝，常罹火厄。当永乐十八年始成，而翌年前三殿即焚毁。又次年乾清宫亦灾。至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始予复建。嘉靖万历间，又两次灾而重建焉[8]。北京御苑之建，始于永乐。于京师南二十里修南海子。宣德间修琼华岛，广寒清暑二殿。天顺间（公元1460年）乃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即太液池东西作行殿三，池东殿曰凝和，池西殿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缮之，而饰以垩，曰太素。此外亭六，轩一，馆一[9]。其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间时或增益焉。满清入关，当李闯焚毁之后，其宫毁一仍明旧而修葺之，制度规模，改变殊少。京城皇城宫城，并依原址，未曾稍易，仅诸门名称，略予变动耳。内庭宫室，亦遵旧制，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定三殿名。明之奉天，华盖，谨身，明末改称皇极，中极，建极者，至是遂称太和，中和，保和。后宫名称则少变动。并于是年修整诸殿，次年工成。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重修内宫。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敕建太和殿，南北五楹，东西广十一楹。十八年太和殿灾。二十九年重修三殿，三十六年工成。至此大内修建，至清初已告一段落，诸宫殿皆经重修或重建，然无一非前明之旧规也。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重修三殿。自此以后，迄未改建，故今之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即是时修复之面目也。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敕建文渊阁于文华殿后，以为藏弆钦定四库全书之所，此今日文渊阁之肇始也。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乾清宫交泰殿灾,是年重修,次年成之,以后未大修葺。综观清代大内沿革，一切巨规宏模，无一不沿自明朝。然其修筑之宏，抑又不逮。康熙二十九年，诸臣等复奏云：“查故明宫殿楼亭门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宫殿数目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考故明各宫殿九层，基址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今禁内修造房屋出于断不可已，凡一切基址墙垣，俱用寻常砖料，木植皆松木而已”[10]。两代营建，优劣之势，于此可见，唯满人颇能保守。综观清代，大工可数，火灾亦少。故能汇为大观，保存至今。然其规模之宏伟，已世无与伦比矣。在乾清坤宁诸宫两侧，复翼以十二宫。其制盖仿自明初。所谓乾清、坤宁，法象天地，东西辟门，象日月。左右列永巷二，每一永巷，以次列三宫，布为十二宫，则象十二辰也。满清入关，修建宫室，顺治康熙嘉庆诸朝，十二宫亦皆经重修。御花园在内庭坤宁宫之后，自成一区。其建置沿革，始于明永乐间，景泰万历迭予增筑，有清一代，革易极少。其间奇石罗布，佳木郁葱，古柏老藤，皆明代遗物，禁中千门万户，阁道连云，虽庄严崇闳，不无枯涩之感。独御花园幽深窅■，与宁寿宫之乾隆花园及慈宁宫花园，并称胜境。大内中宫及十二宫东西两侧，尚有宫阁多处，以其繁琐，遂不赘述。明皇城内花囿凡三：曰南内，曰景山，曰西苑。南内在宫城东南，入清后，析为睿王府及佛寺民居；景山位于宫城正北，明清之际，变易较微，唯乾隆后始予改筑。唯西苑经顺治间略事修葺，并划西北隅为宏仁寺，后康熙继之，又营南海瀛台。二十九年建团城承光殿。雍正中，建时应宫。其后乾隆、光绪二朝，复大事兴筑，逐至蔚成现状[11]。西苑在西华门之西，内有太液池，系玉泉从北安门水关导入，汇积而成者，周广数里，上跨长桥，修数百步，东西树坊各一，曰金鳌，曰玉■。桥之北曰北海，南曰中海，又南曰南海，是以有三海之目。圆明园在挂甲屯北，距畅春园里许，康熙四十八年，赐为雍邸私园，镂月开云等即成于康熙末叶。雍正之初，又浚池引泉，增构亭榭，斯园规模略具。乾隆六巡江浙，罗列天下名胜，点缀于园；其中四十景，俱仿各处胜地为之。其后仿意大利巴洛克建筑及水戏线划诸法，营远瀛观，海晏堂等于长春园北，开中国庭园未有之创举，即俗呼西洋楼者是也。是项建筑率为耶苏会教士所经营，钦天监何国宗M · Benoit，王致诚At-tiret，郎世宁J·Castiglione 辈实主其事，又于圆明园东南，包万春园于内，号称三园，统辖于圆明园总管大臣。同时复扩静明、静宜二园，因瓮山金海之胜，筑清漪园，谓之三山，清世土木之盛，当以此时为最。圆明园既焚于英法联军之役，同治间曾拟兴修未果。迨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孝钦后欲兴筑花囿，以备临幸，又议重修圆明园，旋罢其工程，而就清漪园修建，改名颐和园。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园成，凡动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都，颐和园并受残损，迨辛丑回銮，曾予大修焉。颐和园在京城西北，距城可二十里，依万寿山围昆明湖以为之。入园有仁寿殿，其后为乐寿堂，即孝钦后寝宫。迤西临湖之北岸为排云殿，向为朝贺之所。殿后佛香阁屹立高壁上。阁后有琉璃殿曰众香界，盖万寿山最高处也。其他殿宇尚多，自山顶俯瞰，亭台楼阁，历历如绘。热河行宫名避暑山庄，皇帝夏日驻跸之所也。康熙四十二年建，叠石缭垣，上加雉堞，如紫禁城之制，周十六里三分，南为三门，东及东北西北门各一。宫中左湖右山。极池馆楼台之胜。凡敞殿，飞楼，平台奥室，各因地形，不崇华饰，故极自然之妙。民国以来，久受驻军摧残，损毁殊甚。奉天行宫在沈阳城中，屋不宏敞。建于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大政殿在城之中，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凡十，为诸王大臣议政之所。大内宫阙在大政殿右，亦崇德二年建，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东西广三十二丈二尺，大门曰大清，其内为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左右夏翼以殿阁多所。“宫殿岁时修理，皆内务府董其事”[12]。清代陵寝，依其分布状态，可别为四区。一为兴京陵，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有太祖开基前肇祖兴祖二帝之陵。顺治十五年自沈阳积庆山迁景祖显祖附葬于此，改称永陵。一在沈阳附近，即太祖福陵与太宗昭陵。入关后，别为东西二陵。东陵在今河北省兴隆县昌瑞山，世祖、圣祖、高宗等五帝及诸后妃所葬。西陵在今河北省易县梁格庄永宁山下，世宗，仁宗，宣宗，德宗四帝及诸后妃葬焉。永陵在兴京城西北十里，成于顺治十四年，陵有启运殿，供奉诸帝神位，“顺治十二年十八年，先后立碑四通，护以亭，宝城周十五丈四尺。”福陵在奉天府城东北二十里。陵之“隆恩殿供奉神位，前有亭，内立神功圣德碑一通，宝城周五十九丈五尺。”昭陵在奉天府城西北十里，其制与福陵略同，“宝城周六十一丈三尺。”后二陵均成于顺治八年[见注12]。东西二陵，为入关以后所营，规模较关外诸陵宏大。其可注意之点有二：一、平面配置 “历代山陵之制，唐陵因山为坟，汉与北宋均采用方形之坟，故其时有‘方上’之称。自明太祖孝陵改方为圆。复并唐宋上下二宫为陵恩门，棱恩殿，于是陵之平面配置，为之一变。清关内诸陵配列之法，就大体言，蹈袭明陵旧规，毫无疑义，然诸陵宝顶，平面除圆形一种外，复有两侧用平行直线，至前后两端，连以半圆形，与宝城方城之间，增设月牙城，俱非明代所有。此外，沈阳昭陵福陵，于陵垣上施垛堞，建角楼，尤为罕睹”[13]。二、地宫结构 “历代地宫结构，史籍略而不言，其片言只字，散见群书，又无图说参证，靡由穷其究竟。唯清代宫阙陵寝，自康熙中叶以来，由样式房雷氏一族承绘图样。鼎革后，其家藏图稿，售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及中法大学。内有陵寝地宫平面剖面诸图，标注尺寸，材料大体完备，而中国营造学社所藏惠陵工程全案与崇陵崇妃园寝工程做法册，及故宫文献馆所藏崇陵施工像片多种，皆极重要之史料，由此推测，清代地宫情况，略能得其梗概”[见注13]。诸帝之陵，类生前已卜吉地，开始营建，泰，昌诸陵率皆如此。唯履霜末世，海内多故，营墓之举或未遑及，如崇陵地点，即德宗崩后始择定者。宣统元年兴工，民国四年始成，盖清室陵寝工程之最近者也。[1] 《元史地理志》: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2] 《元故宫遗录》。[3] 《辍耕录》。[4]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5] 《明史·地理志》。[6] 《明太祖实录》。[7] 《明史·舆服志》。[8] 单士元、王璧文《明代建筑大事年表》。[9] 《日下旧闻考》。[10] 缪小山《云自在龛笔记》。[11] 刘敦桢《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12] 《盛京通志》。[13] 刘敦桢《易县清西陵》。第七章 元·明·清（二）第二节 元代实物一 元代木构就结构方法论，元代与宋金虽尚多相似之点，似应在上章叙述，然其整个建筑活动，以大都为中心，创建明、清北京之规模，六百余年继续不断，故元、明、清实应作一时期之三阶段论。元故宫于明初为大将军徐达拆毁，其建筑物后世无存焉。今所存元代实物亦如前代遗例，仅各州郡零散殿堂数处而已。阳和楼[1]（第107、108图） 在河北正定城中央，下为重台，上建屋七间；砖台下开两券门如城门。楼屋平面广七间，深三间，比例狭长。其柱头间阑额刻作假月梁形，为罕见之例。其角柱上普拍枋出头角上刻一入瓣，为元代最常见作风。角柱生起尤为显著。内部梁架当心间，次间，梢间三缝各不同，颇为巧妙，两际结构更条理井然。斗拱双下昂单拱计心，其柱头铺作实际上为昂嘴华拱两跳。梁栿外端出为蚂蚱头，已兆见明、清桃尖梁头之滥觞，其补间铺作第一跳亦为假昂，但第二层昂斜上，后尾挑起，仍保持其杠杆作用。至于华拱后尾施横拱，宋代仅见于《营造法式》，但实物则金元以后始见盛行。楼准确年代无考，元至正十七年曾经重修，想当为金末元初（约公元1250—1290年间）所建。北岳庙德宁殿[2]（第109图） 庙在河北省曲阳县城内。自唐迄明遥祭北岳之所。清初改为北岳祭典于山西浑源州，此庙遂归废弃。庙址一部荡为民居，仅德宁殿保存稍佳。殿建于高台上，重檐四阿顶。殿身平面广七间，深四间，周以回廊，故成广九间深六间状。与《营造法式·卷三十一》“殿身七间，副阶周匝，..身内金箱斗底槽”一图极相似。殿下檐斗拱，重昂重拱造，第一层假昂，其上华头子则为长材，与第二层昂后尾斜挑达榑下。上檐斗拱单杪重昂，昂亦为昂嘴形华拱，与苏州三清殿上檐斗拱做法相同。其后尾第二第三两跳，重叠三分头与菊花头，尤为奇特。殿于宋淳化二年及元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两度重建，现存殿宇，盖为元代遗物。殿壁壁画尚存一部，似元人手笔。曲阜孔庙承圣门及启圣门[3] 孔庙除金、明昌两碑亭外，其次古建筑当推承圣门及启圣门，均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所建。门广三间，深二间，中柱一列，辟门三道，单檐，“不厦两头造”，阑额狭小，普拍枋扁平。斗拱单昂，为平置假昂，而将衬枋头伸引为挑斡，以承金桁。曲阜颜庙祀国公殿，广五间，深三间，单檐，四阿顶。斗拱双下昂重拱计心造。其柱头铺作用平置假昂，补间铺作则第二层昂后尾挑起。曲阜诸殿堂，唯此一元构耳。慈云阁[见注2] 在河北省定兴县城中央。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建。平面为近似正方形之长方形，广深各三间，重檐九脊顶。其柱分内外两列。内列承上檐斗拱及屋顶，外列仅承下檐及斗拱。其用柱法与曲阜金代碑亭相同，但内外两列相去特近，以致均砌入砖墙以内，颇为罕见。其上檐斗拱双下昂重拱造，第一层昂为昂嘴形华拱，其华头子后尾不平置，而斜上挑起，承托于第二层昂之尾下，与曲阳德宁殿下檐斗拱相似，殆为元代通行做法。圣姑庙[见注2]（第110图） 在河北省安平县城北门外，为周孝女郝女君之庙，见于《太平寰宇记》及《魏书·地形志》。今庙则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所建也。庙立于广大高台之上，其正殿平面于前后二殿之间以柱廊联接成为工字形；其前后二殿均为单檐九脊顶。盖工字形平面在金、元乃极盛行也。此殿在结构上可特别注意者三点：（一）其斗拱单昂为平置假昂，其后部挑斡乃衬枋头所延长，开明清通常做法之先例。（二）柱虽为梭柱，但卷杀之法唯下段三分之一垂直，以上三分之二逐渐削小，至顶仅等于栌斗之底，其权衡颇乏秀丽之感。（三）梁架富于变化，尽量利用木材之天然形状，不加斫削。明应王殿[4]（第111图） 在山西赵城县霍山，为广胜寺泉水龙王之殿。殿平面正方形。广深各五间，重檐九脊顶，其周回为廊，殿身实方三间也。上檐斗拱出重昂，下檐则为单昂。殿内壁画多幅，其一以演剧为题材，款题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月，至于殿之建立，当在是年以前也。延福寺大殿[5]校注[23]（第112、113图） 在浙江宣平（今武义）县陶村，建于元泰定间（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殿平面梁广各五间，近正方形，当心间特大，次梢两间之联合长度，尚略小于当心间，屋顶重檐九脊，阑额之上不施普拍枋，为元以后所不多见。其上檐斗拱出单杪双下昂，单拱造，第一跳华拱头偷心。第二三跳为下昂，每昂头各施单拱素枋。其昂嘴极长，下端特大。其第二层昂不出自第一层昂头交互斗以与瓜子拱相交，而出自瓜子拱上之齐心斗。第二层昂头亦仅施令拱，耍头与衬枋头均完全省却。其在柱头中线上，则用单拱素枋三层相叠。其后尾华拱两跳偷心，上出■栔以承昂尾。昂尾不平行，故下层昂尾托于上层昂尾之中段，而在其上施重拱。其柱头铺作，则仅上层昂尾挑起其下层昂尾分位乃为乳栿所占。此斗拱全部形制特殊，多不合历来传统方式，实为罕见之孤例。下檐斗拱双杪单拱偷心造，后尾则三杪偷心。其当心间补间铺作三朵，盖已超出宋代两朵之规定矣。屋顶仅覆瓪瓦，不施脊兽等饰。广福寺大殿[6] 在云南镇南县城内。寺创于元代。大殿平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檐柱卷杀为梭柱。外檐斗拱重杪重昂，昂为平置假昂，昂嘴斜杀为批竹式，但昂尖甚厚，至为奇特，柱上阑额虹起如月梁，补间铺作遂不用栌斗，将华拱泥道拱相交直接置于阑额之上，至为罕见。梁栿断面均近圆形，为元代显著特征之一。广胜寺诸门殿[见注4]校注[24] 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上下两院（俗呼上寺下寺）建筑两组，在结构上为我国建筑实物中罕见之特例。（一）下寺山门（第114图） 平面广三间，深二间，单檐九脊顶，但主檐之下，前后两面各有垂花雨搭悬出檐柱以外，故前后面为重檐，侧面为单檐，为富于变化之外观。其斗拱单杪单昂，但山面中柱上用双杪，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其梁架不用平梁而将三侏儒柱并立于四椽栿上以承脊榑及平榑，亦罕例也。（二）下寺前殿 平面广五间，深四间，椽六架，单檐“不厦两头造”。除前面当心间外，无补间铺作。其内柱之分配，仅于当心间前后立内柱，次间不用，使梁架型成特殊结构。在当心间内柱与山柱之间，施庞大之内额，而在次间与门楣间之柱上，自斗拱上安置向上斜起之梁，如巨大之昂尾，其中段即安于内额之上。前后两大昂之尾相抵于平梁之下，加垫■头以承托之（第115图）。我国建筑，历来梁架结构均用平置构材，如此殿之用巨大斜材者，实不多见也。（三）下寺正殿 殿广七间深八架，其次梢间亦用类似之大昂式乳栿，其尾与斗拱相交承托于四椽栿下。正殿斗拱单杪单昂重拱计心造。各间均无补间铺作。（四）上寺前殿 民国二十年发现金版藏经之处，即此殿也。殿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斗拱重昂重拱计心造；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一朵，梢间不用。其梁架结构亦有巨昂挑起，但用于山面中柱上以承托两际构架（第116图）。自藏经一部被窃后，其前面门道已被县府封砌。（五）上寺后殿 平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因平面之近似方形，故正脊极短，形成奇特之外观。斗拱亦重昂重拱计心造。内部梁架亦用巨昂挑起，但不若前举数例之巨大；其位置则在山面中柱，以挑托山面上平榑。广胜寺诸殿堂均有用此巨昂之共同特征。其斗拱阑额及普拍枋并断面圆形之梁栿，均为元代之特征。寺创始甚早，唐代宗朝就原有塔院建立伽蓝。金代曾大修葺。元大德七年地震至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重修。现在殿宇殆即延祐间所建也。上寺前部正中为飞虹塔，明代重建，当于下文另述之。资福寺藏经楼[见注5]（第117图） 山西太谷县城内资福寺，创于金皇统间，其大殿前之藏经楼，则为元构，楼左右夹以钟鼓楼，成三楼并列之势，楼本身两层，每层各重檐，成为两层四檐，外观至为俊秀。其平座铺作之上施椽作檐，尤为罕见。二 元代砖石建筑观星台[7]（第118图） 河南登封县告成镇周公庙有测景台及观星台，前者唐建，仅小石台，上立石柱。后者为崇伟砖台，元郭守敬所建，所以竖表以测冬夏至日影之长短者，我国现存最古之天文台也。台平面作正方形，北面为直漕以竖表，在地与表成正角者为圭，圭面为水渠以取平。圭长一百二十八尺，表高四十尺（元尺），其制见《元史·天文志》。台自北面近中作踏道分左右簇拥而上，至为雄壮。台上小屋为后世所加。安阳天宁寺塔[8]（第119图） 在河南安阳，塔平面八角形，高五层，其形制介乎单层多檐塔与多层塔之间。塔身极高。立于不甚高之阶基之上；以上四层均有低矮之塔身。各层上砌斗拱出檐。顶上立喇嘛塔为刹。此塔形制特殊之点颇多。其塔座“莲瓣”作螺发状。塔身四正面作圆券门，四隅面作直棂窗，但塔身甚高，故门窗以上作佛菩萨像。塔身八隅皆立圆柱，其上为阑额普拍枋以承斗拱。五檐斗拱，层各一式；第一层出三杪，转角铺作用附角斗，补间铺作一朵出斜拱。上四层均出双杪。第二层用补间铺作三朵，双杪单拱。第三、四层转角铺作均施附角斗；补间铺作两朵均用斜拱，第四层在两朵之间更加偷心双杪一缝。第五层不用附角斗而用斜拱，补间铺作三朵。自下至上各檐大小完全相同，无丝毫收分或卷杀，为他塔所不见。弘慈博化大士之塔[见注8]（第120图） 在河北邢台西门外开元寺元代塔院。塔平面八角形，在高基之上立平座勾栏及莲座，上立高瘦塔身，上出密檐七层。塔八隅均隐砌七层檐小塔，普拍枋下隐出惹草文饰，为金元特征之一。安阳白塔[见注5] 在河南安阳城内，塔制如瓶。塔座由八角须弥座两层相叠而成，上为宝瓶，此例颇为瘦高。宝瓶之上又置八角塔脖子，上更置仰覆莲座。顶部更立三层八角“刹”，略如小塔，以代十三天。塔全部石造。此式塔型至元代始见于中国。此塔准确年代虽无可考，但其形制与元代多数塔略异，殆为元代最古之瓶式塔也。妙应寺塔（第121图） 在北平阜成门内。元之圣寿万安寺也。世祖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毁辽旧塔改建今塔。塔亦瓶形。立于崇峻之双层须弥座上。须弥座平面为折角四方形，殆即清式所谓四出轩者。宝瓶肥短，其下为庞大之覆莲瓣。其上塔脖子平面亦为四出轩。十三天收分紧骤，成为下大上尖之圆锥体。其上施金属宝盖及宝珠。此外如北京护国寺舍利塔，建于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虽高仅六米余，形制则与大塔几完全相同。居庸关（第122图） 关隘所建石门如台，其下穿以梯形券门道。券面外圆，雕饰繁缛。门道两壁浮雕四天王像及各族文字经文咒语等。门上相传原立瓶式塔三座，今已不存，门建造年代则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也。关门全部样式雄伟，雕刻精致，为我国石建筑中之精品。漳州桥[9]（第123图） 在福建龙溪县九龙江上。相传建于元代。桥砌石为墩，上置庞大石板，为闽省常见形制。[1] 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2] 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3] 梁思成《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4] 梁思成、林徽因《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5]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6] 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7]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8] 刘敦桢测绘，未刊稿。[9] Ecke.G 摄影。校注[23] 见《文物》1966 年第4 期，陈从周《浙江武义县延福寺元构大殿》。校注[24] 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11 期，《山西省新发现的古建筑》。第七章 元·明·清（三）第三节 明代实物一 都市北京城，今日北京市之规模，实明太祖以下诸帝所陆续经营，而有系统之计划，则定自成祖之时。盖明之北京本元故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其后更展其南里许，遂成今日北京近似正方形之内城，其外城则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所建也。成祖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改建皇城于燕王府之东，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遂形成明清之规模。其制以宫城（紫禁城）为核心，周以皇城，最外乃为京城。禁城西侧，皇城以内，就原有之太液池琼岛作西苑，以为游宴之所，即今之三海公园也。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之属为饰；而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我国自上古以来，营国筑室，首重都城计划。汉唐长安规模尤大，而隋文帝所建之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皇宫，官府，民居，各有区域，界限清晰，树后世城市设计分区制之型范，高瞻远识，尤足钦敬。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就近代都市计划观点论，庞大之皇城及西苑，梗立全城之中，使内城东西两部间之交通梗阻不便，为其缺点之最大者，然在当时，一切以皇室尊严为第一前提。民众交通问题，非设计人所考虑者也。二 明代木构大同城楼[1]（第124图） 山西大同东南西三门城楼与城同为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所建，为现存明代木构之最古者，诸楼平面均为凸字形，后部广五间，其前突出部分广三间，全部周以回廊。楼之外观，分上中下三层，檐三层。下两层檐之上缘，即紧沿其上层窗之下口。每层均较下一层收入少许。屋顶前后两卷相连，均为九脊顶。其各层梁架，均为月梁，各层梁间承以极低之驼峰。外檐斗拱下檐为单杪重拱，上两层檐为双杪重拱，逐跳计心。补间铺作正面三间用两朵，山面用一朵，梢间走廊不用，其斗拱之特点数事：（一）上两层泥道拱与慢拱之上更施拱一层，成“三拱”之制，为罕见之例；（二）上两层柱头铺作之耍头乃梁头之延长，其宽较华拱稍大，为后世明清梁头加大之始。大同钟楼[见注1]（第125图） 在大同城内。平面三间，正方形；高两层，檐三重；上层周绕以腰檐平坐，上作九脊顶。下层斗拱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一朵；平坐双杪重拱，上檐单杪单昂重拱，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一朵，稍间无。腰檐斗拱特小，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两朵，志称钟楼建于明，今考其全部结构手法，与城楼诸多相同，想当时所建也。开福寺大殿[2]（第126、127图） 在河北景县。寺建于明洪武中。大殿则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殿广五间，深四间，单檐四阿顶；但在前面另加廊，两端仅及梢间之半。殿身中三间开敞，安装格扇，而稍间为雄厚砖墙，以接受廊之两端，权衡至为洽当。殿身斗拱单杪双昂，昂嘴纤长，虽梁头不见加大，但补间铺作，当心间及次间均增至四朵之多，已渐呈繁琐之象矣，殿内藻井于斗八之上以交叉斜拱构成螺旋顶，至为精美（第127图）。社稷坛享殿[3]（第128图） 殿在社稷坛之北，建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今中山公园之中山堂也。殿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简单阶基之上。殿斗拱单杪双下昂，重拱造；其第一层昂为平置假昂，第二层则后尾挑起，其上耍头亦将后尾挑起，但在第二层昂尾之下，另施上昂一层。殿内梁枋断面高厚之比例，近于三与二；其阑额亦颇高，而普拍枋宽度，则与阑额之厚相等，皆明初显著之特征也。长陵棱恩殿[见注3]（第129、130图）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南麓，明十三陵所在。长陵为成祖陵，十三陵中规制最宏。关于陵寝当于下文另述，兹先叙长陵棱恩殿木构。陵以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完成，殿亦同时物。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较之北京清故宫太和殿深度虽稍逊，而广过之，两者面积大致相等，同为国内最大之木构。其外观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下檐斗拱单杪双下昂，上檐双杪双下昂。其下檐斗拱自第二层以上，引伸斜上者六层，实拍相联，缀以三福云伏莲销，已形成明清通行之溜金科。其补间铺作当心间加至八朵之多。上檐斗拱则唯第二层昂及耍头后尾延长，压于下平榑之下；在比例上，其昂尾之长，尚为前所未见也。殿全部木料均为香楠，当心间四内柱特大（径一点一七米），自顶至根，一木构成，为稀有之巨观。殿梁额横断面均狭而高，不若后世之近乎正方形者。殿内藻井当中三间较高，两侧三间较低。殿于民国二十四年经北平市政府修葺。北京护国寺[4] 寺本名崇国寺，其创始无考，金元之际毁于兵。元代重修，另营寺于大都，称崇国北寺，即今寺所在也。寺中现存建筑物则大多为明宣德成化间（公元15世纪中叶）物，现有规模亦当时所增扩也。寺平面布置，前后可分为三部，共九层，最前为山门三间内为广场，为其前部。广场之北为金刚殿五间；殿之北计殿四座，曰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均为明构，最后千佛殿则元构也。四殿前左右均有配殿，缀以廊房，自金刚殿左右折而北至千佛殿左右围绕，为寺之主体。千佛殿之北为垂花门，入门至寺之后部，计有护法殿，功课殿，后楼，共三层。此部地址较前部狭隘，无东西廊。垂花门内东西各立舍利塔一，即第二节所述之舍利塔也。寺现状极为残破，其中轴线上殿屋，中部除金刚殿外，无复有屋顶者，后部护法殿与功课殿则较为完整。至于东西廊屋及各殿配殿，则东面诸配殿及钟楼已不复存在矣。寺平面布置，以中部为主，殿数座在中轴线上前后相直而列，四周绕以廊屋配殿，盖历来佛寺之通常配置。然如唐以前之建塔于中线之上者，明以后已不复见矣。鹫峰寺大雄宝殿及兜率宫[5] 寺在四川蓬溪县西门外里许。其中轴线上自外而内，为牌楼，天王门，大雄殿，兜率殿及后堂。兜率殿之前，左右建钟楼鼓楼，其后为廊庑杂屋，配列殿之两侧规制颇为整然，大雄殿之左则白塔凌空，高十三层，甚峻拔。寺创造无考。元末毁于兵灾。明宣德间重修。白塔为南宋时建，其余木构则明中叶遗物也。大雄宝殿（第131图）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前砌月台。檐柱间上施阑额二层，下施地栿。外檐斗拱双杪，除当心间外，均无补间铺作。其第一跳华拱之上施瓜子拱。但第二跳华拱不与瓜子拱相交，而自其上齐心斗内出跳，同时左右更出斜拱。在原则上此法与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斗拱第二层昂之位置相同；为木构中罕见之例。屋顶前后坡均作一阶级，如汉阙所见为此殿重要特征之一。殿建于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佛像三尊亦皆明塑。兜率宫建于高台之上。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斗拱单杪重昂，昂嘴细长。泥道拱慢拱之上，更施长拱一层，成三拱之制，如大同城楼所见。其两层昂跳头横拱，拱端不齐切，而斜斫作“出锋”状。背面及两山将檐柱加高，上施栌斗挑梁以承檐。殿之建造年代，无纪录可凭，但右庑枋下题明成化己丑（公元1469年）年号，想时代相去不远也。七曲山天尊殿[见注5] 四川梓潼县西北七曲山，山顶柏林中文昌宫，殿堂多座，为明代所建。其中天尊殿在院内最高处，结构较为宏丽。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其斗拱之分配，前面单杪双下昂，背面及两侧则仅在柱头施栌斗挑梁，如鹫峰寺兜率殿之制。其前面斗拱两昂不平行，第二层昂尾挑承下平榑之下。内部梁架作叉手，襻间，替木等；梁栿上施蜀柱及十字斗拱，与元代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大殿颇有相似之处。殿营建年代文献无征，其结构样式，当为明初或明中叶所构也。曲阜奎文阁[6]（第132、133图） 曲阜孔庙本无奎文阁。至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始建“书楼”，金明昌二年赐名“奎文”。现存之奎文阁则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所重建也。阁在大成门之外；广七间，深五间，高两层，中夹暗层，檐三重，九脊顶，下层四周擎檐俱石柱，立于砖石阶基之上。阁之构架可分为上下两半，下半为下层，上半为平坐以上之全部。盖下层诸柱之上施列斗拱，以承平坐柱，而自平坐以上，则内外诸柱均直通上层，虽平坐柱头铺作，亦由柱身出华拱。其制已迥异于辽宋古法矣。在柱之分配上，下层当心间减去前面两内柱，而上层则前面内柱一列全数减去，以求宽敞。三层檐均承以斗拱，并平坐斗拱共为斗拱四层。但上层腰檐之外缘平坐四周施擎檐柱及绦环楣子。平坐斗拱掩以雁翅版，故骤观唯上下两檐斗拱为显著。阁所用昂均为平置假昂，后尾不挑起，为明清标准做法。但柱头铺作上所出梁头，已较华拱宽加倍，清式桃尖梁头之雏形，已形成矣。太庙 今北京故宫太庙主要建筑，多为明建。庙在天安门内之东侧，今辟作公园。庙周以围墙两重；外垣正南辟琉璃花门三道，内垣正南为戟门五间。戟门之内，正面为前殿，左右为东西庑。前殿之后，更有中殿及后殿，亦各有东西庑。太庙之初建，在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其后则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所建也。至嘉靖二十年太庙灾，二十三年重建，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完成，以后未再见重建纪录。考今太庙诸建筑，独戟门斗拱比例最宏，角柱且微有生起；前殿东西庑柱且卷杀，作梭柱，当均为永乐原构。其余则嘉靖重建也。今存前殿十一间，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第134图）。其正中三间，梁柱均金饰，清代飨祫行礼在焉。中殿九间，平时奉安历代帝后神龛。后殿亦九间，奉祧庙神龛。建极殿[7]（第135图） 今北京清故宫主要殿宇中，唯保和殿为明构，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所重建之建极殿也。殿于明初名谨身殿，至嘉靖间改名建极殿。明末李自成焚烧北京宫殿，建极殿得幸免。清代未见重建保和殿纪录，而著者于民国二十四五年测绘故宫时，发现藻井以上童柱标识，楷书“建极殿右（或左）一（或二三）缝桐柱”墨迹，足证其为明构无疑。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重檐九脊顶。斗拱纤小，当心间补间铺作用至八朵之多，已与清式难于区别矣。三 陵墓长陵[见注3]（第136图） 明代陵寝之制，自太祖营孝陵于南京，迥异古制，遂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型范。按自秦汉二代，皇帝陵寝厚葬之习始盛。始皇陵建陵园游馆，汉陵有寝庙之设。自唐太宗昭陵设上下二宫，上宫有献殿，仍如汉陵之寝；降至南宋犹有二宫。明太祖营孝陵，不作二宫，陵门以内，列神厨，神库殿门，享殿，东西庑，平面作长方形之大组合。其后成祖营长陵于昌平天寿山，悉遵孝陵旧法，而宏敞过之；献陵景陵以次迄于思陵，悉仍其制凡十三陵。清代诸陵犹效法焉。十三陵之中，以长陵为最大。陵以永乐七年兴工，十三年（公元1415年）完成。陵可分为二大部：宝顶及其前之殿堂是也。殿堂东西南北三面周以缭墙，在中线上，由外而内，为陵门，棱恩门，棱恩殿，内红门，牌坊，石几筵，方城，明楼，宝顶。陵门为三道砖券门，单檐九脊顶。门外，明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五间，今已不存。门内中为御道，东侧为碑亭，重檐九脊顶，有巨碑。亭东昔有神厨，御道西有神库，今俱毁。棱恩门五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白石阶基上。中三间辟门，阶基前后各为踏道三道。棱恩门内广场御道两侧有琉璃焚帛炉各一。东西原有东西庑十五间，久毁无存。其北为棱恩殿，巍然立于三层白石阶上，即上文所举之木构也。殿北为内红门三洞，门内复另为一院，院北方城明楼，巍然高耸。方城为正方形之砖台，其下为圆券甬路，内设阶级以达城上明楼。甬道北端置琉璃照壁，照壁后即下通地宫之羡道入口也。明楼形制如碑亭，重檐九脊顶，楼身砖砌，贯以十字穹窿，中树丰碑曰“成祖文皇帝之陵”。楼后土阜隆起为宝顶，周以砖壁，上砌女墙，为宝城。地宫结构，文献无可征，实物亦未经开掘调查，尚不悉其究竟，但清代诸陵现存图样颇多，其为模仿明陵地宫之作，殆无疑义，亦可借以一窥明代原型之大略也。长陵以南，为长七公里余之神道。其最南端为石牌坊（第137图），五间十一楼，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建。次为大红门砖砌三洞，单檐九脊顶。建造年代待考。次为碑亭，及四华表，再次石柱二，石人石兽三十六躯，均宣德十年（公元1453年）建。自石柱至最北石人一对，全长几达八百米，两侧巨像，每四十四米余一对对立，气象雄伟庄严，无与伦比。次为棂星门，俗呼龙凤门，门三间并列，石制，更次乃达陵门。十三陵之中以长陵规模为最大，保存亦最佳，民国二十四年曾由北平市政府修葺，其他各陵殿宇多已圮毁，设不及早修葺，则将成废墟矣。四 明代佛塔及其它砖石建筑明代佛塔建筑，胥以砖石为主，木材因易变毁，已不复用以建塔矣。有明一代，其佛塔之最著者，莫若金陵报恩寺琉璃宝塔；不幸毁于太平天国之乱，至今仅存图绘。据海关报告[8]，塔高英尺二七六呎七吋强，约合八十四点五米。塔经始于明永乐十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讫工，历十九年告成；八面九级，外壁以白磁砖合甃而成，现存佛塔之型制约略相同者，为广胜寺飞虹塔。飞虹塔[9]（第138、139图） 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木构殿堂，已于元代木构中叙述。其前殿之前，正中线上之琉璃塔，则为佛塔中之极特殊者。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全部砖砌，而壁之柱额斗拱椽檐等，则以琉璃砖瓦镶砌，并饰以多数佛像，外观至为华丽。塔最下层绕以木廊。自第二层以上，塔身逐层收分起点甚低，收率不递加各层檐角亦不翘起；故其轮廓梗拙，无卷杀圆和秀丽感。塔内最下层供极大释迦坐像一尊，如应县佛宫寺木塔之制，其下层藻井作穹窿式，饰以纤细斗拱。塔内阶级结构，于通常用半楼台（landing）之处不作楼台，而使升降者迈空跨上次一段阶级（第139图），虽非安全善策，但在各种限制之下，亦可见设计人之巧思也。志称塔建于北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重修；塔上琉璃多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年号，疑即现存塔之建造年代也。真觉寺金刚宝座塔[10]（第140图） 寺在北京西直门外，俗称五塔寺，今寺毁仅塔存。永乐间“西番班迪达来贡金像，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座。“累石台五丈，藏经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列塔五，各二丈”[11]。今塔下石台之外壁，最下承以须弥座，上划为五层，各层以檐为界，龛列佛像，上冠以女墙，南面正中砌为券道，高等于须弥座及下两层，通内部阶级可“左右蜗旋而上”台顶。台上五塔，平面均方形，为单层多檐塔，四角塔檐为十一层，中间塔檐十三层。除五塔外，台上正中南部尚有亭形重檐小殿，下檐方，上檐圆，为阶级上端之出入口，塔于民国二十四年经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重修。云南昆明妙湛寺亦有金刚宝座式塔一座，其上五塔，均为瓶形塔，天顺间（公元1457—1464年）所建也。慈寿寺塔[见注7]（第141图） 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寺为明慈圣太后所建，万历四年兴工，至六年（公元1578年）完成，塔亦同时建，今寺已毁，仅塔屹立。塔平面八角形，立于高基之上，基上塔身，上出密檐十三层。其基于土衬之上作须弥座，须弥座上施斗拱平坐及勾栏，更上乃施仰莲两重，仰莲之上乃立塔身，其全部形制为模仿辽塔之作，其蓝本即为附近之天宁寺塔，殆无可疑。但就各部细节观之，其略于辽构之点颇多，如须弥座各层出入之减少，勾栏之每版用一望柱，仰莲瓣之小而密，塔身之低矮、窗之用圆券，阑额之用两层，斗拱之纤小，均其区别之较著者也。五台山塔院寺塔[见注7]（第142图） 塔院寺为今五台山之中心建筑，其塔屹立台怀中，为五台最显著之建筑。相传寺原有阿育王舍利塔及文殊双塔，今塔则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所重建也。塔为巨大之瓶形。下为双层须弥座，其平面为每面“出轩”两层之亚字形，其上为覆莲及宝瓶，宝瓶上部较下部仅大少许。其上塔脖子平面亦出轩。十三天则下径甚大，收分缓和。最上金属宝盖，较十三天挑出甚少；最上之宝珠，则又为金属之瓶形塔一座也。此塔与北京妙应寺塔相较，虽同属一型，但比例较之略为紧促，故其全部所呈现象，较为舒适稳妥。永祚寺大雄宝殿及双塔[见注7] 山西太原永祚寺俗呼双塔寺。志称寺塔均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其双塔及大雄宝殿均为建筑史研究中之有趣实例。（一）双塔（第143图） 平面八角形，均十三级，高度亦相若。骤观似完全相同而实则区别颇多。其最大之区别，则在南塔收分圜和逐层收分度递加，轮廓清秀柔和，而北塔则每层收分均等，其轮廓生涩，缺乏秀丽之感。两塔均以斗拱承檐，其斗拱颇为繁复，每华拱一跳施横拱两列，一列在跳头，如通常斗拱之制，但在拱眼之上更施横拱一列，则尚为初见也。南塔第二第三第四三层周作平坐，仅叠涩无斗拱。北塔则无平坐焉。（二）大雄宝殿及其东西配殿（第144、145图） 全部以砖砌成，其结构法为明中叶以后新兴之样式。殿平面长方形，下层表面显五间，每间为一券；而实际则为纵横三券并列而成。其中部三间，实为一纵列之大券筒，其中轴线与殿之表面平行，而表面所见之三券乃与大券正角穿交之三小券也。至于两梢间则为与大券成正角之小券洞，由前达后。上层仅三间，深广均逊于下层，其当心间为正方形穹窿，两梢间则为两横券。殿之外表以砖砌出柱额斗拱椽檐全部模仿木构，至为忠实，唯因材料关系，出檐略短促。正殿两侧配殿，单层五间，其结构与外观均与正殿同取一法者也。我国用券之始，虽远溯汉代，然其应用，实以墓藏为主。其用于地面，虽偶见于桥梁及砖塔之门窗，然在宋代，城门仍作梯形。其用作殿堂之结构，则明中叶以后始见也。考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葡租我国澳门，同年耶稣会成立，至万历十五年，利玛窦至南京以后，而耶稣会之势力乃浸入全国上下。时在欧洲适为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其殿堂之结构，多以券洞穹窿为主，而外观上则以砖石模仿古代木构形制，与明末骤然出现之无梁殿，在结构上及外观设计之方法，其原则完全相同，似非偶然之现象。其间蛛丝马迹，可引起研究者之注意也。南充广恩桥[见注5] 四川南充县西门外广恩桥，俗称西桥。东西七孔，皆半圆券，券之净跨约十一米，桥面宽九米，规制宏巨，蔚然壮观。县志载宋嘉定旧桥，毁于明嘉靖间，其旧址在今桥之南，今桥则万历六年所重建，至八年（公元1580年）讫工。桥后世累经修改，恐万历原状或已有改变处矣。济美桥[12] 河北赵县，除著名之大石桥及小石桥外，在宋村附近，尚有明代石桥一座。桥券下有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题字，是桥之建当在是年以前也。桥四孔而共有五券。居中两孔券大，两端两孔券小。而在两中券之间又施一小券，成为空撞券之制。其样式虽与大石桥不同，而其用空撞券之法，则一也。万里长城[13]（第146图） 自秦始皇以来，万里长城虽经历代重修，然均为版筑土垣而已。自明初北逐元后，深感北方边防之重要，自太祖以降，历代修筑，山西河北两省境内，陆续甃以砖石，遂形成今日东段长城之外观。今河北省居庸关，南口及山海关附近，皆明代所修筑也。城垣下厚约七八米，顶厚约五六米，高度七、八、九米不等；墙上女墙，高与人埒。每距百米许设墩台，较城垣高出约三四米不等。今墩台似较城垣年代稍古，盖长城初为土筑，甃砖之始，先甃墩台，其后始次第甃及城垣也。[1] 刘敦桢、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2] 刘敦桢测绘，未刊稿。[3] 刘敦桢《明长陵》,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北平市工务局《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4] 刘敦桢《北平护国寺残迹》，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5] 刘敦桢、梁思成等测绘；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6] 梁思成《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7]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8] 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塔志》。[9] 梁思成、林徽因《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10] 杨廷宝测绘。[11] 《帝京景物略》。[12] 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13] 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第七章 元·明·清（四）第四节 清代实物清代建筑现存者多；虽经二百余年之长期间，结构方面变化极微，盖因数千年来，变化已达极点，又因工程做法之刊行，遂呈滞定状态。故此期间实物，其堪注意之点乃在其类别及全局之布置。兹就实物大致分论之。一 宫殿北京故宫[1][2] 现存清代建筑物，最伟大者莫如北京故宫，清宫规模虽肇自明代，然现存各殿宇，则多数为清代所建。今世界各国之帝皇宫殿，规模之大，面积之广，无与伦比。故宫四周绕以高厚城垣，曰紫禁城。城东西约七百六十米，南北约九百六十米，其南面更伸出长约六百米，宽约一百三十米之前庭。前庭之最南端为天安门，即宫之正门也。天安门之内，约二百米为端门，横梗前庭中，又北约四百米，乃至午门，即紫禁城之南门也。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轴线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朝会大典所御也（第147图）。三殿之后为内庭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更后则为御花园。中轴线上主要宫殿之两侧，则为多数次要宫殿。此全部宫殿之平面布置，自三殿以至于后宫之任何一部分，莫不以一正两厢合为一院之配合为原则，每组可由一进或多进庭院合成。而紫禁城之内，乃由多数庭院合成者也。此庭院之最大者为三殿。自午门以内，其第一进北面之正中为太和门，其东西两厢则左协和门，右熙和门，形成三殿之前庭。太和门之内北为太和殿，立于三层白玉石陛之上，东厢为体仁阁，西厢为弘义阁，各殿阁间缀以廊屋，合为广大之庭院。与太和殿对称而成又一进之庭院者，则保和殿也。保和殿与太和殿同立于一崇高广大之工字形石陛上，各在一端，而在石陛之中则建平面正方形而较矮小之中和殿，故其四合庭院之形制，不甚显著，其所予人之印象，竟使人不自觉其在四合庭院之中者。然在其基本布置上，仍不出此范围也。保和殿之后则为乾清门，与东侧之景远门，西侧之隆宗门，又合而为一庭院。但就三殿之全局言，则自午门以北，乾清门以南实际上又为一大庭院，而其内更划分为四进者也。此三殿之局，盖承古代前朝后寝之制，殆无可疑。但二者之间加建中和殿者，盖金、元以来柱廊之制之变相欤。乾清门以北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即内庭三宫是也。乾清宫之东西厢为端凝殿与懋勤殿，坤宁宫之东西厢为景和门与隆福门。坤宁宫之北为坤宁门，以基化门端则门为其两厢。其全部布置与外朝三殿大致相同，但具体而微。除三殿三宫外，紫禁城内，尚有自成庭院之宫殿约三十区，无不遵此“一正两厢”之制为布置之基本原则。内庭三宫之两侧，东西各为六宫；在明代称为“十二宫”，清之世略有增改，以致不复遥相对称者，可谓为后宫之各“住宅”。各院多为前后两进，罗列如棋盘，但各院与各院之间，各院与三宫之间，在设计上竟无任何准确固定之关系。外朝东侧之文华殿与西侧之武英殿两区，为皇帝讲经藏书之所。紫禁城之东北部，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及其后之花园，为高宗禅位后所居，其后慈禧亦居矣。此区规模之大，几与乾清宫相埒。西六宫西之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均为历代母后所居。就全局之平面布置论，清宫及北京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为正中之南北中轴线，自永定门正阳门，穿皇城，紫禁城，而北至鼓楼，在长逾七公里半之中轴线上，为一贯连续之大平面布局自大清门（明之大明门，今之中华门）以北以至地安门，其布局尤为谨严，为天下无双之壮观。唯当时设计人对于东西贯穿之次要横轴线，不甚注意，是可惜耳。清宫建筑之所予人印象最深处，在其一贯之雄伟气魄，在其毫不畏惧之单调。其建筑一律以黄瓦红墙碧绘为标准样式（仅有极少数用绿瓦者），其更重要庄严者，则衬以白玉阶陛。在紫禁城中万数千间，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三殿 外朝三殿为紫禁城之中心建筑，亦即北平城全局之中心建筑也。三殿及其周围门庑之平面布置已于上文略述，今仅各个分别略述之。（一）太和殿 平面广十一间，深五间，重檐四阿顶，就面积言，为国内最大之木构物（第148 图）。殿于明初为奉天殿，九楹，后改称皇极殿。明末毁于李闯王之乱。顺治三年重建，康熙八年又改建为十一楹，十八年灾，今殿则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 年）所重建也。殿之平面，其柱之分配为东西十二柱，南北共六行，共七十二柱，排列规整无抽减者，视之宋辽诸遗例，按室内活动面积之需要而抽减改变其内柱之位置者，气魄有余而巧思则逊矣。殿阶基为白石须弥座，立于三层崇厚白石阶上，前面踏道三出，全部镌各式花纹，雕工精绝，殿斗拱下檐为单杪重昂，上檐为单杪三昂。斗拱在建筑物全体上，比例至为纤小；其高尚不及柱高之六分之一；当心间补间铺作增至八朵之多。在梁枋应用上，梁栿断面几近乎正方形，阑额既厚且大，其下更辅以由额，其上仅承托补间铺作一列，在用材上颇不经济，殿内外木材均施彩画，金碧辉煌，庄严美丽（第149 图）。世界各系建筑中，唯我国建筑始有也。（二）中和殿 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立于工字形三层白玉陛中部之上。其平面作正方形，方五间单檐攒尖顶，实方形之大亭也。殿阶基亦为白石须弥座，前后踏道各三出，左右各一出，亦均雕镂，隐出各式花纹。殿斗拱出单杪双昂，当心间用补间铺作六朵。殿四面无壁，各面均安格子门及槛窗。殿中设宝座，每遇朝会之典，皇帝先在此升座，受内阁，内大臣，礼部等人员行礼毕，乃出御太和殿焉。殿建于顺治三年（公元1650年），以后无重建纪录，想即清初原构也。（三）保和殿 为三殿之最后一殿，九楹，重檐九脊顶，为明万历重建建极殿原构。已详前节，兹不赘述。清宫殿屋不下千数，不能一一叙述，兹谨按其型类各举数例：（四）大清门 明之大明门，即中华门也。为砖砌券洞门，所谓“三座门”者是也。其下部为雄厚壁体，穿以筒形券三，壁体全部涂丹，下段以白石砌须弥座，壁体以上则为琉璃斗拱，上覆九脊顶。此类三座门，见于清宫外围者颇多。中华门或即明代原构也。（五）天安门 于高大之砖台上建木殿九间，其砖台则贯以筒形券五道。砖台全部涂丹，下为白石须弥座。其上木构则重檐九脊顶大殿一座。端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皆属此式而略小，其券道则外面作方门，且仅三道而已。（六）午门 亦立于高台之上，台平面作凵字形。中部辟方门三道。台上木构门楼，乃由中部九间，四角方亭各五间，及东西庑各十三间，并正楼两侧庑各三间合成。全部气象庄严雄伟，令人肃然。当年高宗平定准噶尔御此楼受献俘礼，诚堂皇上国之风，使藩属望而生畏也。（七）太和门 由结构方面着眼，实与九间重檐九脊顶大殿无异。所异者仅在前后不作墙壁格子门。而在内柱间安板门耳。故宫内无数间屋，大小虽或有不同，而其基本形制则与此相同也。（八）体仁阁、弘义阁 九间两层之木构，其下层周以腰檐，上层为单檐四阿顶。平坐之上周立擎檐柱。两阁在太和殿前，东西相向对峙。此外延春阁，养性斋，南海之翔鸾阁，藻韵楼，北海庆霄楼，皆此型也。（九）钦安殿 在神武门内御花园。顶上平用四脊四角吻，如重檐不用上檐，而只用下檐者，谓之盝顶。（十）文渊阁[3]（第150、151图） 在外朝之东，文华殿之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仿宁波范氏天一阁建，以藏四库全书者也。阁两层，但上下两层之间另加暗层，遂成三层；其平面于五间之西端另加一间以安扶梯，遂成六间，以应易大衍郑注“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义。外观分上下二层，立于阶基之上。下层前后建走廊腰檐，上层栏窗一列，在下层榑脊之上，在原则上与天一阁相同。然其全体比例及大木结构皆为工程做法则例宫式做法，屋顶不用硬山而用九脊顶，尤与原范相差最甚也。（十一）雨华阁 为宫内供奉佛像诸殿阁之一。阁三层，平面正方形，但因南端另出抱厦，遂成长方形，南北长而东西狭。第一层深广各三间，并前抱厦深一间，东西另设游廊，第二层深广各三间；第三层则仅一间而已。阁各层檐不用斗拱，柱头饰以蟠龙。最上层顶覆金瓦。其形制与北平黄寺，热河行宫诸多相似之点，为前代所无，盖清代受西藏影响后之特殊作风也。北京清宫其他殿堂无数。限于篇幅，兹不详论。沈阳故宫 在辽宁沈阳城内，建于清初，规模狭隘。其外朝布置无三殿之制，仅于广庭北端正中建八角形殿曰大政殿，其两侧沿广庭之东西各立亭十。内庭宫室则视北平民间豪富府第且有逊色也。二 苑囿离宫及庭园（一）西苑 西苑在北京皇城内紫禁城之西，就太液池环筑，分为南海、中海、北海三部。自金、元、明以来，三海即为内苑。清代因之屡世增修，现存建筑均清代所建。池之四周散布多数小山，北海之中一岛曰琼华，南海一岛曰瀛台，其建筑则依各山各岛之地势而分布之。而各组建筑物布置之基本原则，则仍以一正两厢合为一院之基本方式为主，而稍加以变化。南海布置以瀛台为中心，因岛上小山形势，作为不规则形之四合院，楼阁殿亭，与假山杨柳互相辉映，至饶风趣，岛上建筑大多建于康熙朝。清末光绪帝曾被囚于此，民国初年袁世凯以中南海为总统府，而瀛台则副总统黎元洪所居也。南海与中海之间为宽约一百余米之堤，其西端及西岸相连部分，有殿屋三四十院，约数百间，其中以居仁堂、怀仁堂为主。殿屋结构颇为简朴，如民居之大者，植以松柏杨柳、玉兰海棠，清幽雅驯，诚可为游憩之所，民初总统府所在也。中海东岸半岛上为千圣殿、万善殿、佛寺及其附属庑屋等，颇为幽静。西岸紫光阁崇楼高峻，为康熙试武举之所。北海在三海中风景最胜，其南端一半岛，介于北海中海之间，筑作团城，其上建承光殿即金之瑶光台也。自半岛之西，白石桥横达西岸，为金鳌玉■桥。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岛上一山，高约三四十米，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梵宇环列，直上山巅为白塔。塔为瓶形塔，建于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 年），其址即金之广寒宫也。琼华岛山际尚有仙人承露盘等胜，盖汉以来宫苑中之传统点缀也。岛之北面长廊绕之，廊之正中曰漪澜堂，其楼曰远帆楼。长廊以外更绕以白石栏楯，长几达三百米，隔岸遥瞻至为壮观。太液池北岸西部为阐福寺，大西天等梵宇。其中万佛楼全部琉璃砖砌成，其外形模仿木构形制，为双层大殿，广五间，下层作腰檐，上出平坐，上层则重檐九脊顶。北海北岸诸单位中，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镜清斋[4]（第152—154图，今亦称静心斋）。其全局面积长仅一百一十余米，广七十余米，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作成池沼假山，堂亭廊阁，棋布其间，缀以走廊，极饶幽趣，其所予人之印象，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然而其中各建筑物虽打破一正两厢之传统，然莫不南北东西正向，虽峰峦池沼胜景无穷，然实布置于极小面积之内，是均骤睹者所不觉也。园内建筑大多成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唯叠翠楼则似较晚。（二）圆明园[见注4]（第155图） 圆明园“实物”，今仅残址废墟而已。圆明园与其毗连之长春园，万春园，称曰三园，其中建筑物一百四十余组，统辖于圆明园总管大臣，实际乃一大园也。三园之中，圆明园最大，其中大多数建筑于乾隆一朝，长春及其北部之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第156、157图）亦同时所建。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破北京，先掠三园，后因清政府俘留议和使臣，虐待致死，于是英军派密切尔（Sir John Mitchel）所部及骑兵围赴园加以有系统之焚毁破坏，百余处建筑之得幸免者，仅十余处而已。三园设计最基本之部分乃在山丘池沼之布置，其殿宇亭榭则散布其间。在建筑物成组之平面上，虽仍重一正两厢均衡对称，然而变化甚多。例如方壶胜境，其部临水，三楼两亭，缀以回廊。而正楼之前，又一亭独立，其后则一楼五殿合为一院，均非传统之配置法。又如眉月轩，问月楼，紫碧山房，双鹤斋诸组，均随地势作极不规则之随意布置。各个建筑物之平面，亦多新创形式者；如清夏斋作工字形，涵秋馆略如口字形，澹泊宁静作田字形，万方安和作卐字形，眉月轩之前部作偃月形，湛翠轩作曲尺形，又有三卷，四卷，五卷等殿。然就园庭布置之观点论，三园中屋宇过多，有害山林池沼之致，恐为三园缺点耳。园内殿宇之结构，除安佑宫，余卫城，正大光明殿外，鲜用斗拱。屋顶形状仅安佑宫大殿为四阿顶，其余九脊顶，排山，硬山或作卷棚式，不用正脊，一反宫殿建筑之积习，而富于游玩趣味。此外亭榭，游廊桥梁，以至船艇冰床之属，莫不形式特异，争妍斗奇。盖高宗之世，八方无事，物力殷阗，为清代全盛时期。除三园外，同时复营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清漪园（后改名万寿山颐和园），谓之三山，土木之盛，莫此为甚。长春园北部之意大利后期文艺复兴式建筑[5]（第156、157图），其内部平面布置如何，已颇难考；但在外观言，其比例权衡，不臻上品。但雕饰方面如白石雕柱及其它栏楯壁版等，颇极精致；以琉璃料作各种欧式纹饰，亦为有趣之产品。除各地教堂外，我国最初期之洋式建筑，此其最重要者也。（三）热河行宫 热河承德之避暑山庄系康熙四十二年清圣祖所肇建，就天然风景区而形成者也。其行宫境界绕以石垣，垣石皆不规则形，即所谓“虎皮石墙”者。石垣界限亦不甚规则，随地势弯曲起伏，全部极饶自然趣味。园中“敞殿飞楼，平台奥室，咸各因地势任天趣，不崇华饰，妙极自然”[6]，盖与圆明园略同其趣者也。园南门丽正门之内为澹泊诚敬殿及其附属殿屋，为山庄之正殿。清帝接见藩王等多在此。此部之后，以湖为设计中心，湖四周冈峦环抱有三十六景之胜。其中如芝径云堤，由澹泊诚敬后万壑松风之北，长堤蜿蜒直渡芳洲。堤左右皆湖，中架木为桥，桥两端各树一坊，盖仿西湖风景也。湖北岸之万树园，高宗屡赐宴诸藩王处。西峪风景清幽，高宗所最爱幸。民国初年，以行宫为热河都统公署，保存尚佳。迨自东北军汤玉麟部驻防以后，以行宫为省政府，殿宇装修，胥供焚料，数百年古树，任意砍伐。旧日规模破坏殆尽矣。（四）颐和园 北平西郊现存唯一完整之清代苑囿，清末慈禧太后就清漪园所改建也。园环昆明湖作。其主要建筑均在湖北岸万寿山上及山麓，园之大宫门在山之东焉。入门为仁寿殿，为园之正朝。自殿后乐寿堂，长廊里许，沿湖岸至山之南，为排云殿。山南面累石为拦土墙，成高约百米之高台，上建八角三层四檐之佛香阁，为全景重心所系。阁后山巅琉璃砖砌万佛楼，曰众香界，则山之最高处也。山麓各部庭院棋布，不如排云殿及其前后殿宇之正整拘谨，而较富随意之趣。例如谐趣园，园中小池自然，累石为岸，小榭数曲，踞临池上，清幽尽致，为颐和园中最秀丽之一组建筑。万寿山之背面，沿山作西藏式石楼，与前山迥异其趣；松林密茂，曲径蜿蜒，尤富山林景色。山北麓下小溪弯曲，俗呼苏州河，极为幽静。湖之南岸为龙王庙，于小岛上架石桥十七孔以达之，虽亦壮观，然附近濯濯无树，遂索然无味矣。北方诸苑囿，在布置取材方面，多以明末清初江南诸园为蓝本。今京沪铁路沿线各县，名园甚多，如苏州怡园，拙政园，狮子林，汪园，羡园等，皆其名例。狮子林传出自元倪瓒手，但经后世篡改，殊不类瓒生平疏落之作风。汪园面积不足一亩，而深豁洞壑，落落大方。相传乾隆间蒋楫所建。木渎镇严氏羡园，面积颇广，区划院宇。轩厅结构，廊庑配列。以至门窗栏槛，新意层出，不落常套；而其后部小池，上跨石梁，仅高出水面数寸，池周湖石错布，修木灌丛，深浅相映，尤为幽绝（第158、159 图）。大抵南中园林，地不拘大小，室不拘方向，墙院分割，廊庑分割，或曲或偏，随宜施设，无固定程式。其墙壁以白色灰色为主，间亦涂抹黑色其间，配列漏窗，雅素明净，能与环境调和。其木造部分，多用橙黄褐黑深红等黯幽色彩，故人为之美，清幽之趣，并行不悖[7]。三 坛庙清代坛庙建筑，多沿朱明之旧，天安门之内，午门之外，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外城永定门内，东为阛丘（亦称天坛），西为先农坛。方泽（地坛）在安定门外。日坛在朝阳门外东郊；月坛在阜成门外西郊。孔庙及太学与城中最大之喇嘛寺雍和宫均在安定门内。皆京城之重要坛庙也。其大多数坛庙之布置，均以前朝后寝为定则。其祭祀之礼，举行于前面之坛或殿中，其后殿则为安奉神位之所。凡遇大祀则迎神位至前坛或殿受礼焉。兹仅举数例：（一）天坛 天坛建筑可分为两组，圜丘在前，祈年殿在后。圜丘为祭天之所，为坛三层，其平面圆形，盖以象天也。坛全部白石砌成；每层均周以栏楯，四面均出踏道九级。上层径九丈（营造尺），下层径二十一丈，共高约一丈六尺。坛之四面绕以矮垣，曰壝，每面设棂星门三道。其北门之北为皇穹宇，为一平面圆形单檐之小殿，盖平时安奉上帝神位之殿也。遇祭典则迎神位置于圜丘之上受祭，礼毕则又回置皇穹宇中。殿立于白石高基之上；其南面辟门，其他三面均甃以砖壁。顶盖蓝色琉璃瓦，顶尖撮以金顶。殿前左右为东西庑各五间，此外尚附有神库神厨等建筑焉。圜丘初建于明代，较今存者较小较高，清初仍之，今坛则乾隆年间所改建也。皇穹宇于明代本重檐，乾隆八年改建，始成今制焉。祈年殿（第160图）在圜丘之北，祈谷之所也；在明本称大享殿，至乾隆十六年始改今名。祈年殿之后为皇乾殿，平时安奉上帝及配祀诸帝神位。祈年殿平面圆形，檐三重，上安金顶，立于三层圆坛之上。其坛之制略如圜丘，而径较大，殿用内外柱二周，各十二柱，中更立龙井柱四。圆周十二间均安格甬门，无砖壁。皇乾殿五间，单檐庑殿顶，立于单层石基之上，基四周亦绕以石栏。祈年殿本明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毁于雷火，翌年重修，即现存殿是也。皇乾殿及祈年殿前之祈年门，则尚为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竣工之原构。祈年殿及圜丘两组外，复绕以缭垣，垣内古柏苍茂，为今日北京公园之一。（二）社稷坛 在天安门内之西侧，祀大社大稷。其坛方形，两层白石砌成，无栏楯雕饰；其上层以五色土辨方分筑。其四面绕以壝；每面立棂星门。壝北门之北为拜殿五间，又北享殿五间，均明代遗构也。民国以来，开放社稷坛为公园，其享殿即今称中山堂者是也。四 陵墓清代陵墓，分布四区。其在关外者二区，在辽宁省新宾县及沈阳市。入关后，别为东西二陵。东陵在今河北省兴隆县昌瑞山；西陵在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东陵葬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诸帝及后妃；西陵则雍正，嘉庆，道光，光绪诸帝及后妃葬焉。清代陵墓之制，大体袭明陵旧观，然亦略有新献。宝顶除平面作圆形外，尚有两侧作平行直线，两端作半圆形者。其在宝顶与方城之间，另设半月形天井，谓之月牙城者，非明代所有。至始沈阳昭陵，福陵，陵垣高厚如城垣，上施垛堞，建角楼，尤为罕见之例。故清陵虽遵明陵旧规，但局部上则颇多出入之处。至于地宫结构，虽历代陵墓未经发掘，又无文献可征，难求究竟，唯清陵地宫，则因尚有样式房雷氏图样及各陵工程案册可考，故所知较详。其地面全部布置，关内关外略有不同。沈阳昭陵及西陵泰陵，可为两式典型作品。昭陵[8]（第161图） 在辽宁沈阳市北，为清太宗皇太极之陵。其陵地绕以围墙两重，外墙南面正中辟门，门外为牌楼及值房数间。门内为神道，两旁列华表及走兽共七对；其北正中为碑亭，亭北两旁又列华表一对，又北为朝房，东西各二间，又北则内墙，南面正中隆恩门也。内墙制如城墙，上施垛堞，隆恩门制如城门，城墙四隅建角楼，其方城明楼则与隆恩门遥相对立。隆恩门之内，左右有东西配楼，更北为东西配殿，正北居中则隆恩殿，殿后即方城明楼也。内墙北壁之外为圆城宝顶，但圆城之前，方城明楼之后，有新月形小院。日月牙城。宝顶之后，土山回抱，为人造假山，即所谓隆业山也。昭陵之布置，颇为奇特，其可注意者有下列诸点：1.陵地全部绕以围墙，并隆业山及神道亦在墙内。2.内墙作城墙形并施垛堞，建城楼角楼。3.月牙城之制，为明代所无，开清陵特有之例。4.其神道两侧石兽自南而北，每对间之距离递减；其东西朝房之布置亦如之，故东侧者西向微偏南，西侧者东向微偏南，成为不明显之八字形，此或因神道短促，故借此以增进透视感觉，以予人以深长之幻象欤。泰陵[9]（第162图） 泰陵为清世宗（雍正）之陵，在河北易县西永宁山，西陵之中心部分也。陵之最前为五孔石桥，次石牌坊三座，皆五间六柱十一楼，气概雄伟（第163图）。稍北下马碑二，石兽二。其后大红门三洞，单檐四柱；门内东侧为具服殿，门北小桥三孔；桥北为圣德神功碑亭，方五间，重檐九脊顶；亭旁四隅各建白石华表。亭北又为桥一座，七孔。次为石望柱，狮，象，马，文臣，武臣，各二。文武臣像衣冠介胄均为清式，狮象等体格矮小，气魄逊明陵远甚。神道至此，阻以人造小山，使折东转北，至龙凤门三道，门柱梁均石制，夹以琉璃壁。门北又越桥两座，至泰陵神道碑亭。自大红门至此约一公里余，乃至陵之本身。神道两侧乔松罗列，甚为严整。碑亭之北，正中南向者为隆恩门，即陵墙之正门也。门前为大月台，台上东西各列朝房及守护班房。隆恩门五间，辟门三道，单檐九脊顶，立于须弥座阶基之上；其前更自有月台。门内正中广庭之北为隆恩殿，殿前东西配殿。隆恩殿广五间，深三间，重檐九脊顶。为陵地最巨之建筑物。殿阶基及其前之月台，均绕以白石栏楯。月台前出踏道三道，左右各出一道，台上原列铜鼎，铜鹤，铜鹿各二，今仅鼎存。殿后丹垣区隔南北，中辟琉璃花门三道；门内为二柱门，如单间牌楼。更北白石祭台，列石五供；再北为方城明楼。方城明楼之后为宝城及其上宝顶。宝城平面圆形，但其前部作成月牙城，阔约为宝城直径之三分之一。正中有琉璃影壁，正对方城隧道，左右设踏跺，以达城上明楼。宝顶之下即为地宫。自隆恩门左右，陵墙周绕全部陵地，并宝城宝顶包括于内，其制与明陵同。诸陵地宫结构，虽未经发掘，但样式房雷氏图样颇多，可供参考。惜均为嘉庆以后物，然审其体制，以前结构当亦大同小异也。西陵各陵地宫，除泰陵无图可考外，见于雷氏图者，有昌陵（嘉庆），慕陵（道光），崇陵（光绪），及后妃陵墓共六处。就中昌陵（第164图）、崇陵规模最巨。地宫全部为砖石券穹窿构成，共计七重，其最外为隧道券二重，闪当券一重；其次罩门券，则地宫之外门也。罩门之内为明堂。其前后贯以门洞券，地宫之前室也。明堂之后为穿堂，以达金券，地宫之正宫，奉安梓宫之所也。罩门，明堂，穿堂，金券四部之上，均覆以琉璃瓦，吻脊走兽俱全，如普通宫殿形状，其上更覆以灰土。然道光二年，上谕停止地宫覆琉璃瓦，故其后不复用焉。东陵之定陵（咸丰）定东陵（咸丰两后），惠陵（同治），规模布置亦均如此，当为清陵中最通行之配置；然如光绪崇陵，更将金券前之穿堂扩大为一室，而将明堂前后门洞券加长，使与穿堂埒，则视昌陵似更大矣。清陵循明旧制，其布置虽大致相同，然亦颇多变化，尤以方城宝城部分为甚。其宝城平面，自半圆形（昭陵）圆形（泰陵）以至短长圆形（景陵，昌陵）以至狭长圆形（孝陵，惠陵，崇陵）均有之。月牙城虽成一主要特征，然亦有例外，如泰东陵，定东陵，均无月牙城。慕陵简陋，仅作宝顶，并宝城方城明楼亦无之。定东陵两后陵左右并列，自下马碑，碑亭以至宝城宝顶，莫不完备；隔壁相衬，视慕东陵之后妃十七宝顶，掬促共处一地，其俭侈悬殊亦甚矣。至于陵之前部，自隆恩门及其外朝房，守护班房，隆恩殿及其配殿，以至琉璃花门，则鲜有增损焉。五 寺庙我国寺庙建筑，无论在平面上、布置上或殿屋之结构上，与宫殿住宅等素无显异之区别。盖均以一正两厢，前朝后寝，缀以廊屋为其基本之配置方式也，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对左右交轴线，则往往忽略。交轴线之于中轴线，无自身之观点立场，完全处于附属地位，为中国建筑特征之一。故宫殿寺庙，规模之大者，胥在中轴线上增加庭院进数，其平面成为前后极长而东西狭小之状。其左右若有所增进，则往往另加中轴线一道与原有中轴线平行。而两者之间，并无图案上之关系，可各不相关焉。清代建筑承二千余年来传统，仍保存此特征，前所举宫殿实例，固均如是。至于寺庙亦莫不如是焉。曲阜孔庙[10]（第165—167图） 阙里至圣庙为我国渊源最古，历史最长之一组建筑物，盖自孔子故宅居室三间，二千余年来，繁衍以成国家修建，帝王瞻拜之三百余间大庙宇，实世上之孤例。孔庙之扩大，至现有规模，实自宋始。历代屡有增改，然现状之形成，则清雍正乾隆修葺以后之结果也。庙制前后共分为庭院八进，贯彻县城南北，分城为东西二部。前面第一进南面正门迩接曲阜县城南门，作棂星门，其内前三进均为空庭，松柏苍茂。每进以丹垣区隔南北，正中辟门。自第四进以北，庙垣四隅建角楼，盖庙地之本身也。其南面正中门曰大中门，第四进之北，崇阁曰奎文，即上节所述明弘治十七年之建筑物也。奎文阁之前，庭院之正中，为同文门，与阁同时建，内立汉魏齐隋唐宋碑十九通，两侧碑亭则民国二十二年所建。庭院左右为驻跸与斋宿。奎文阁之北，为第五进庭院，有碑亭十三座，计金亭二，元亭二，明清亭九。庭院东西为毓粹、观德二门，为城东西二部交通之孔道。自此以北，乃达庙之中心部分，计分为三路；中部入大成门，至大成殿及寝殿。大成门两侧掖门曰金声门，曰玉振门，其北两侧为东庑西庑，历代贤哲神位在焉。大成殿之前，庭院正中为杏坛，相传为孔子讲学之址。寝殿之后更进一院为圣迹殿，明万历间建，以藏圣迹图刻石者也。东路南门曰承圣门，为元代遗构；门内为诗礼堂及崇圣祠，祀孔子五代祖先。西路南门曰启圣门，亦元建；门内为金丝堂及启圣殿与寝殿，祀孔子父母。此三路以北又合为最后一进，神庖神厨在焉。孔庙各个建筑中，前已略述金碑亭，元承圣启圣二门，明奎文阁等，清代所建则以大成殿为最重要（第166、167图）。大成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重檐九脊顶，立于重层石阶基之上，阶基之前更出月台，绕以栏楯。殿四周廊檐柱均用石制，其前面十柱均雕蟠龙围绕，上下对翔，至为雄伟，两侧及后面则为八角柱。其殿身檐柱及内柱则均木制。殿斗拱下檐单抄双昂，上檐单杪三昂，均为平置假昂。现存殿屋建于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盖雍正二年落雷焚烧后重建也。殿阶石刻则似明代遗物，大成门在大成殿之南，与奎文阁相对。其平面广五间，深两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白石阶基之上，其前后檐柱均为石柱，当心间两平柱雕龙如大成殿之制，斗拱重昂，镏金斗拱与大成殿同为清宫式标准样式。佛寺 清代佛寺在平面之布置上，多遵明旧制。在中轴线上，最前为山门，门内庭院中，或于左右设钟鼓楼，次为天王门（或天王殿），又次为主要殿宇及配殿，在前后各进配殿之间，或以廊屋相联，如明以前之制。然只用配殿，不用廊屋，而各层庭院之间，以丹垣区隔者，亦极常见，如通常住宅然，尤以规模较小之寺庙为多。至于结构方面，大致以《工程做法则例》为主要标准。但在雕饰方面，则北京喇嘛寺，如雍和宫，黄寺等等，时有西藏作风之表现。至若颐和园万寿山北坡诸寺，与热河行宫诸寺，均以砖石砌作崇楼，颇似欧式建筑，盖均西藏影响，为明以前所未见也。六 砖石塔佛塔 清代建筑佛塔之风，虽不如前朝之盛，然因年代较近，故现存实物颇多，且地方为争取本地功名故，佛塔而外文峰塔遂几成为每一县城东南方所必有之点缀矣。北海白塔 在北京北海琼华岛山巅（第168图），北京风景线上，最显著之一塔也。塔虽为佛塔，实为内苑风景之装饰品。建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为清代最早佛塔之一。塔作瓶形，下为高大之方须弥座，其上为金刚圈三重，上安塔肚（亦称宝瓶）。塔肚之正面，作龛如壶门，曰眼光门，塔肚以上为塔脖子，及其上十三天，并圆盘二重，日月火焰等。此式佛塔自元代始见于中国，至清代而在形制上发生显著之巨变。元塔须弥座均上下两层相叠，明因之，至清乃简化为一层，其比例亦甚高大。须弥座以上，元、明塔均作莲瓣以承塔肚，清塔则作比例粗巨之金刚圈三重。元、明塔肚肥矮，外轮线甚为圆和，清塔较高瘦梗涩，并于前面作眼光门以安佛像或佛号。元、明塔脖子及十三天比例肥大，其上为圆盘及流苏铎，更上为宝珠，至清塔则塔脖子十三天瘦长，其上施天盘地盘，而宝珠则作日月火焰。此盖受蒙古喇嘛塔之影响，而在各细节上有此变动也。法海寺门塔 北京西山静宜园之南，有旧法海寺残址，其寺门之外，砌石为台，下为券门，上立瓶形塔[11]（第169图），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所建也。其须弥座平面四出轩，座上不施金刚圈，而代以四层阶级形之座。塔肚四面均作眼光门；十三天高瘦如柱，仅微有收分，较之北京妙应寺元塔，迥异其趣。相传居庸关上，原亦有塔，今已不存，其原状殆亦与此相似者欤？大云寺塔[8]（第170图） 山西临汾大云寺砖塔，清顺治八年建。塔平面正方形，高五级，上更立八角形顶一层，骤观似为六层者。最下层内辟方室，于地面作莲瓣覆盆，上安庞大铁佛头，高约六七米，以上各层均实心，不可登临，各层塔身向上递减，线条方涩，毫无圆和之感。其四角皆作海棠瓣，上砌斗拱承檐，檐出甚短，塔身壁面镶嵌琉璃隐起佛像，或作方池，或作圆顶浅龛；上三层圆龛上且出小檐一段为饰。最上八角亭，八面且砌八卦。此塔全部样式为以往佛塔所未曾有，其对于建筑部分，亦似缺乏深切了解，虽别开生面，实非建筑上品也。碧云寺塔（第171图） 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寺建于元，明代重修，塔则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所建也。塔为金刚宝座式，形制与北京真觉寺明塔相似，但因地据山坡，且建于重层石台之上，故气魄较为雄壮。此外就各部细节比较，两塔不同之点尚多。明塔宝座平面方形，须弥座以上以檐将座身划分为五层；清塔则平面略作土字形，自下至上，以样式大小不同之须弥座五座相叠，在图案上呈现凌乱之象，不如明塔之单纯安定。明塔于宝座之上，立方形单层多檐塔五座，前面两塔之间立上檐圆下檐方之纯中国式砖亭；清塔则除五塔之外，其前更列瓶形塔二，其方亭上作半圆球顶，亭上四隅更各置瓶形小塔一，故全部所呈现象，与明塔完全异趣。此塔所用石料为西山汉白玉石，雕工至为精巧，然图案凌乱，刀法软弱，在建筑与雕刻双方均不得称为成功之作。清代类似此式之塔，尚有北京黄寺塔。塔无宝座，仅于阶基之上立瓶形塔，四隅立八角四层塔各一。其瓶形塔之塔肚已失去元、明圆和肥硕之曲线，而成上大下小之圆锥体之一段，其十三天两侧雕作流云下垂，宝顶圆盘则作六瓣覆钟形，西藏喇嘛趣味极为浓厚。此外各地所建佛塔，其形式以八角形为最普通，檐出胥短，鲜用斗拱。各地所见文峰塔，东南及西南诸省随地可见，其形制及结构，则与佛塔并无显著之区别也。七 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