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论人生-2

事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把“嫉妒”叫做一种“凶眼”，而占星术士则把它称作一颗“灾星”。这就是说，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不仅如上，还有人认为，嫉妒之毒眼伤人最狠之时，正是那被嫉妒之人最为春风得意之时。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嫉妒之心更加锐利；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被嫉妒者最容易受到打击。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些人容易嫉妒，哪些人容易招来嫉妒，以及哪种嫉妒必于公妒，公妒与私妒有何不同。无德者必会嫉妒有道德的人。因为人的心灵如若不能从自身的优点中取得养料，就必定要找别人的缺点作为养料。而嫉妒者往往是自己既没有优点，又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的，因此他只能用败坏别人幸福的办法来安慰自己。当一个人自身缺乏某种美德的时候，他就一定贬低别人的这种美德，以求实现两者的平衡。嫉妒者必须是好打听闲话的。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心别人，并非因为事情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而是为了通过发现别人的不愉快，来使自己得到一种赏心悦目的愉快。其实每一个埋头深入自己事业的人，是没有功夫去嫉妒别人的。因为嫉妒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情欲，能享有他的只能是闲人。所以古话说：“多管别人闲事必定没安好心。”一个后起之秀是招人嫉妒的，尤其要受那些贵族元老的嫉妒，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改变了。别人的上升足以造成一种错觉，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降低了。有某种难以克服的缺陷的人——如残疾人、宦官、老年人或私生子，是容易嫉妒别人的。由于自己的缺陷无法补偿，因此需要损伤别人来求得补偿。只有当这种缺陷是落在一个具有伟大品格的人身上时才不会如此。那种品格能够让一种缺陷转化为光荣。负着残疾的耻辱，去完成一件大事业，使人们更加为之惊叹。像历史上的纳西斯、阿盖西劳斯和铁木尔就曾如此①。经历过巨大的灾祸和磨难的人，也容易产生嫉妒。因为这种人乐于把别人的失败，看作对自己过去所历痛苦的抵偿。虚荣心甚强的人，假如他看到别人在一件事业中总是强过于他，他也会为此产生嫉妒的。所以自己很喜爱艺术的阿提安皇帝②，就非常嫉妒诗人、画家和艺术家，因为他们虽然在这些方面超过了他。最后，在同事之间当有人被提升的时候，也容易引起嫉妒。因为如果别人由于某种优越表现而得到提升，就等于映衬出了其他人在这些方面的无能，从而刺伤了他们。同时，彼此越了解，这种嫉妒心将越强。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所以该隐只是由于嫉妒就杀死了他的亲兄弟亚伯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哪些人能够避免嫉妒。我们已懂得，嫉妒总是来自以自我与别人的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所以皇帝通常是不被人嫉妒的，除非对方也是皇帝。一个有崇高美德的人，他的美德愈多，别人对他的嫉妒将愈少。因为他们的幸福来自他们的苦功。它是应得的。所以出身于微贱的人一旦升腾必会受人嫉妒。直到人们习惯了他的这种新地位为止。而富家的一个公子也将招人嫉妒。因为他并没有付出血汗，却能坐享其成。反之，世袭贵胄的称号却不容易被嫉妒。因为他们优越的谱系已被世人所承认。同样，一个循序渐进地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嫉妒。因为这种人的提升被看做是自然的。那种在饱经艰难之后才获得的幸福是不太招人嫉妒的。因为人们看到这种幸福是如此地来之不易，以至甚至产生了同情——而同情心总是医治嫉妒的一味良药。所以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们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时，总是在向人诉苦，吟唱着一首“正在活受罪”的咏叹调。其实他们未必真的如此受苦，这只是钝化别人嫉妒锋芒的一种策略。但是，只有当这种人的负担不是自己招揽上身时，这种诉苦才会真被人同情。否则，没有比一个出于往上爬的野心，而四外招揽事做的人更招人嫉妒的了。此外，对于一个大人物来说，如果他能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来保护他的下属们的利益，那么这也等于是筑起了一座防止嫉妒的有效堤防。应当注意的是，那种骄傲自大的人物是最易招来嫉妒的。这种人总想在一切方面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或者大肆铺张地炫耀，或者力图压倒一切竞争者。其实真正的聪明人倒宁可给人类的嫉妒心留下点余地，有意让别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占自己的上风。然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于享有某种优越地位的人来说，与其狡诈地掩饰，莫如坦率诚恳地放开（只是千万不要表现出骄矜与浮夸），这样招来的嫉妒会小一些；因为对于前一种人，似乎更显示出他是没有价值因而不配享受那种幸福的，他们的作假简直就是在教唆别人来嫉妒自己了。让我们归纳一下已经说过的吧。我们在开始时说过，嫉妒有点接近于巫术，是蛊惑人心的。那么要防止嫉妒，也就不妨采用点巫术，就是把那容易招来嫉妒的妖气转嫁到别人身上。正是由于懂得这一点，所以有许多明智的大人物，凡有抛头露面出风头的事情，都推出别人作为替身去登台表演，而自己则宁愿躲在幕后。这样一来，群众的嫉妒就落在别人身上了。事实上，愿意分演这种替人出风头角色的傻瓜天生是不会少的。我们再来谈谈什么是公妒。公众的嫉妒比个人的嫉妒多少有点价值。公妒对于大人物，正如古典希腊时代的流放惩罚一样，是强迫他们收敛与节制一种办法。所谓“公妒”，其实也是一种公愤。对于一个国家是具有严重危险性的一种疾病。人民一旦对他们的执政者产生了这种公愤，那么就连最好的政策也将被视为恶臭，受到唾弃。所以丧失了民心的统治者即使在办好事，也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将把这更看作是一种怯懦，一种对公愤的畏惧——其结果是，你越怕它，它就越要找上门来。这种公妒或公愤，有时只是针对某位执政者个人，而不是针对一种政治体制的。但是请记住这样一条定律：如果这种民众的公愤已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大臣身上，那么这个国家体制就必定将面临倾覆了。最后再做一点总结吧。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要算作最顽强，最持久的人。所以古人曾说过：“嫉妒是不懂休息的。”同时还有人观察过，与其他感情相比，只有爱情与嫉妒是最能令人消瘦的。这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爱与妒更具有持久的消耗力。但嫉妒毕竟是一种卑劣下贱的情欲，因此它乃是一种属于恶魔的素质。《圣经》曾告诉我们，魔鬼所以要趁着黑夜到麦地里去种上稗子④，就是类为他嫉妒别伯丰收呵！的确，犹如毁掉麦子一样，嫉妒这恶魔总是在暗地里，悄悄地去毁掉人间的好东西的！①、纳西斯（Narses,472—568），东罗马帝国的将领。铁木尔，成吉思汗的儿子，蒙古名将。②、阿提安（117—138），古罗马皇帝。③、该隐与亚伯的故事出于《圣经》。他们是兄弟俩。由于该隐嫉妒亚伯，遂杀其弟。④、出自《马太福音》第 13 章第 25 节。十论爱情爱情在舞台上，要比在人生中更有欣赏价值。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既是喜剧也是悲剧的素材，而在人生中，爱情常常招致不幸。它有时像那位诱惑人的魔女①，有时又像那位复仇的女神②。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因爱情而发狂的人。这说明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可以摒除过度的激情。然而罗马的安东尼和克劳底亚是例外③。前者本性就好色荒淫，然而后者却是一个严肃明哲的人。这说明爱情不仅会占领没有城府的胸怀，有时也能闯入壁垒森严的心灵——假如守御不严的话。埃辟克拉斯④曾说过一句笨话：“人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似乎一个本该秉承天意、追求高尚目标的人，却应一事不做而只拜在一个小小的偶像面前，成为自己感官的奴隶——虽然还不是口腹之欲的奴隶（那简直与禽兽无异了），即娱目色相的奴隶。而上帝赐人以眼睛本来是有更高尚的用途的。过度的爱情，必然会夸张对象的性质和价值。例如，只有在爱情中，才总是需要那种浮夸诌媚的词令。而在其他场合，同样的词令只能招人耻笑。古人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总是留给自己。”——只有对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因为甚至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所以古人说得好：“人在爱情中不会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是在被爱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除非她（他）也在爱他（她）。所以，爱情的代价就是如此，不能得到回爱，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定律。由此中可见，人们应当十分警惕这感情。因它它不但会使人丧失其他，而且可以使人丧失自己本身。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古诗人荷马早告诉我们，那追求海伦的巴立斯王子竟拒绝了天后朱诺（财富女神）和密纳发（智慧女神）的礼物。这就是说，溺身于情的人，是甘愿放弃财富和智慧的⑤。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在后一情境中不易得到爱情。人在这样的时候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事业，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我不懂是什么缘故，使许多军人更容易堕入情网，也许这正像他们嗜爱饮酒一样，是因为危险的生活需要欢乐的补偿。人心中可能潜伏有一种博爱倾向，若不集中于某个专一的对象，就必然施之于更广泛的公众，使他成为仁善的人，像有的僧侣那样。夫妻的爱，使人类繁衍。朋友的爱，致人以完善。但那荒淫纵欲的爱，却只会使人堕落毁灭！①、古希腊神话，传说地中海有魔女，歌喉动听，诱使过往船只陷入险境。②、原文为“Furies“，传说中的地狱之神。③、安东尼，恺撒部将。后因迷恋女色而战败被杀。克劳底亚，古罗马执政官，亦因好色而被杀。④、埃辟克拉斯（前 342～前 270 年），古罗马哲学家。⑤、古希腊神话，传说天后朱诺，智慧之神密纳发和美神维纳斯，为争夺金苹果，请特洛伊王子评判。三神各许一愿，密纳发许以智慧，维纳斯许以美女海伦，天后许以财富。结果王子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十一 论权位身处高位者是三重意义上的臣仆——君主和国家的臣仆、名誉地位的臣仆以及事业的臣仆。因此，他们也没有自由——言行的自由和支配时间的自由。这谋得高位或凌驾他人之上的人，宁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人性的这种欲望真是不可思议！何况取得权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条路上人要忍受许多痛苦、，然而得到的却未必不是更深的痛苦。为了取得权势，人们常常会不择手段。但即使身居处高位也往往坐不安稳，一旦倒台便是身败名裂。这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正如古语所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然而，识时务者又有几人？在宦海激流中，人们常常是在应该退时不肯退，想要退时已退不成。但是，人性偏偏迷恋于权势。也许因为默默无闻的寂寞是难挨的。正如那些老人，尽管已届风烛残年，却仍然闲坐在热闹的街口，彼此追忆往昔的尊荣。有趣的是，身处权位的人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是否幸福。而如果根据自身的感觉来判断，就很难找到答案。他们能自我宽慰的，只是别人对自己的羡慕和模仿，这使他们得到骄傲和荣誉。尽管他们的内心中也许恰恰与此相反。他们会时时感到忧虑，因为只有在结局到来时他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身居权位的人，往往没有时间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塞涅卡说：“尽管名满天下，自己却一无所知，这样死去是不幸的。”有权势者，既能行善也能作恶，不过作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所以最好还是不做。行善的意向是值得嘉许的，但只单纯停留在好的意向上，虽然上帝可以接受，对于人类来说还不如一场梦。许多有利于人类的好事，要办成都需要借助于权势的力量。成功与美德是衡量人生事业的两种尺度。同时具备这两者的人应该是幸福的。所以，当他行事时，即使面对上帝也不会感到亏心，如此方能获得灵魂的“安宁”。正如《圣经》所说：“直到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很好，才在第七日停止工作，放心地休息了。”身处权位者，应该以此为自己工作的榜样。此外，还应从过去那些不称职者身上吸取反面的教训。当然，这并不是为了贬低他人，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人旧辙。同样，如果有所兴革，也不是为了诋毁历史，而是为了为后人开创更好的先例。掌权者应当研究历史，尤其要注意分析好的事物是什么时候蜕化和怎样蜕化的。同时还应当这个时代与历史的不同特点。对于历史，应当寻找其中最优秀的东西。而对于现代，则应当寻找当前最切用的东西。应当力求使自己的行动有规律性，使人们能有所遵循。绝对不要过于自信和自负。当需要变更成规时，则应该把这样做的理由向公众解释清楚。掌权者享有特殊的权利，这是应该的。但对于这种特权，与其炫耀，不如默享，更不应当滥用这种特权，同时，也必须照顾下属们的权益。对下属的事情，只需做原则性的指导，而不必事事插手。要善于接受并寻求对你有益的忠告和建议，不要把那些“好管闲事”的热心人拒之门外。掌权者最易犯的过错有 4 点：延误、受贿、蛮横和被欺惑。避免延误的办法是：信守时间，当断则断，不要把必须做的事积压起来。矫治贿赂的恶习，除了杜绝下属接受不义之财外，也绝不给那些行贿者恩惠和利益。不仅不能受贿，而且不能给人留下你可以用财物收买的任何疑点。要设法使人知道你不仅反对受贿，而且憎恨行贿者。如果对某件先前已决定的事情，突然无明显理由地改变原则或意图，那么就可能引起主管者因收受了某种贿赂而改变意图的嫌疑。因此，当需要改变一个观点或做法时，一定要把这样做的目的以及改变的原因公布于众。要注意，一个仆人或一个亲信，由于与有权势者的密切关系，常常可以成为通向贪污受贿的秘密渠道。至于蛮横，比严厉更糟，要知道严厉能产生敬畏，而蛮横却只能招致怨恨。身处高位者最好不要轻易责骂下属如果非责备不可，态度也要庄重严肃，绝不可以用讥讽的口气。至于被欺惑，要比受贿赂的危害更大。因为贿赂只是偶然发生的，而一个掌权者如果易于受欺惑，那么，他就只会永远不自觉地照别人的意志办事。所罗门曾说：“讲私情没有好处。它使人为了得到一块面色而破坏法律。”还有一句古语说得好，“地位展示性格”。这就是说，在高位上的表现将使一个人的品格暴露无遗。这句话相当有道理。塔西佗曾批评卡尔巴说：“假使他不曾成为帝王，大家或许会相信他有雄才大略，有能力治理国家。”而对于菲斯帕斯他却说：“掌权以后使他的人格得到增进。”第一句话批评卡尔巴的失败，后一句则赞许了菲斯帕斯的修养。因为荣誉只应该来自于美德。但世人往往在其未得志的时候，尚能具有某些生造，而一旦有了权势，就丧失了这种美德。这正如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一样，在启动的时很迅速，而在行进中却缓慢下来了。取得权势的路是不平坦的。在这条道路的外端，参加某一正派是必要的。一旦你达到相当地位后，就应该退出派争寻找平衡。当权者对前任的荣誉要珍视和公正，否则当你引退时，人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报复你。对于前后左右的共事者，应当相互关照他。宁可在他们不想会见时会见他们，也不要在他们想求见时拒绝他们。在谈话中以及答复下属的问题时，不如忘记自己是一个地位高的人，切不可念念不忘自己的高位而摆出一副官僚架子。应该使人对你有这样一种印象：“他在生活中是平凡的，在职务中却是超众的。”十二 论勇敢有人曾问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①：“什么是一个演说家最重要的才能？”他回答说：“表情。”又问“其次呢？”“表情。”“再其次呢？”“还是表情。”这个故事也许人人耳熟能详，但还是发人深省。德摩斯梯尼是个演说家，但对于他所如此推重的才能——表情，却未必擅长。但他为什么把“表情”看得这样高，以至压倒了其他一切，如吐字明快、语言独创等特点呢？乍看起来似乎很怪，但只要深思一下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人类的本性往往是愚昧多于才智，而做作的表演则比较容易打动庸众的心，这正是利用了人性的愚蠢。与此很相似，如果问：在政治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回答将是：第一、大胆；第二、大胆；第三、还是大胆。尽管大胆常常是无知与狂妄的产儿，但却总能迷惑并左右世上许多愚人。甚至于这种狂妄的盲勇有时还能唬住某些智者——尤其是当他们意志不够强的时候。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上的大胆能创造奇迹，但在专制或君主制度下，就很难发挥作用。盲目的勇气是不可信赖的，它总是在不知其后果可畏时最强，否则就消失了。在政治上有这样一批江湖术士，他们给人治病靠的不是学识而是侥幸。这种人办事往往模仿穆罕默德②呼叫大山的做法。穆罕默德曾当众宣布他能把一座山召唤到面前，人们闻言纷纷赶来。他对那座山发了一次又一次命令，山却依然屹立不动。结果穆罕默德只好说：“既然山不肯到穆罕默德这里来，那么就只好让穆罕默德到山那里去了！”同样，那些政治上的江湖术士们，当他们大胆预言的奇迹破产时，大概也会采用这种厚脸皮的办法。有饱经世事的人，会把这种无知的大胆者看做笑柄。其实，既然荒谬就是可笑，那么无畏无忌的狂妄者，很少有能避免荒谬的。最可笑的事莫过于一个吹牛皮的狂人被拆穿了。这种人不懂得，一件事即使很有把握，也要留下一点进退的余地才好。这种人办事，就好比棋的僵局，即使没有输，也无法再走下去了。我们要注意，勇敢常常是盲目的，因而它看不见隐伏在暗中的危险与困难。有勇无谋者不宜担任决策的首脑，但却可以作实施的干将。因为在策划一件大事时必须能预见艰险，而在实行中却必须无视艰险，除非它是毁灭性的。①德摩斯梯尼(前 384——前 322)，古雅典伟大的演说家。据说他天生口吃。为了练习演说，曾口含小石子说话，并故意到海浪喧闹练习声力，最后终于成功。②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此传说出自《古兰经》。十三 论善良我个认为善良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这也是古希腊人所谓“仁”，或者“人道精神”，但意义还要更深一些。善良，不仅是一种慈善的行为。前者反映本质，后者则只是现象。善良，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的最伟大的一种。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善良”。如果人不具有这种品格，他就只配做卑贱的鼠辈，既可憎又可怜。这种行善的品格也许有时会看错对象，但却永远不会过分。过分的权势欲曾使撒旦堕落成魔鬼①过分的求知欲也曾使人类的祖先失去乐园②但惟有善良的品格，无论对于神或人，都永远不会成为过分的东西。善良的倾向是人性所固有的，即使这种仁爱之心不施于人。也会施之于其他生物的。例如土耳其人虽然是一个野蛮的民族③，但他们对狗和鸟等动物却很仁善。据伯斯贝④的记述，有一个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由于戏弄一只鸟，险些被当地人用石块打死。但人性中这种仁善的倾向，有时也会犯错误。所以意大利有句嘲讽话：“过分善良，就是傻瓜。”马基雅弗利⑤曾写道：“基督教的教义使人成为软弱的羔羊，以供那些暴君享用。”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确实没有任何其他法律、宗教或学说，比基督教更能鼓励对人类的博爱了。为了不做滥施仁爱的傻子，我们就应该注意，不要受某些人的假面具和私欲的欺弄，而变得容易轻信和软心肠。轻信和软心肠是诱使老实人上当的鱼饵。比如我们绝不应该把一颗珍珠赠给伊索那只公鸡——因为它本来只配得到一颗麦粒⑥。《圣经》中曾说：“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⑦。”但上帝绝不会把财富、荣誉和才能对人平均分配。一般的福利可以人人均沾，而特殊的荣耀就必须有所选择。另外要小心，我们在做好事时，不要先毁了自己。神告诉我们：要像别人爱你那样爱别人。——“去卖掉你所有的财产，赠给穷人，把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跟我来⑧。” 除非你已决意要跟神一道走，否则还是不要把你的一切都卖掉，否则你就等于以微泉去灌溉大河。微泉很快就会干涸，而大河却未必能增加许多。所以人心固然应该善良，而行善却不能仅凭感情，还要靠理智的指引。人性中既有天然向善的倾向，也有生来向恶的倾向。那种虚荣、急躁、固执的性格还不是最坏的。最恶的乃是嫉妒他人以至对其加以祸害。有一种人专靠落井下石，给别人制造灾祸来谋生——他们简直还不如《圣经》里那条以舔疮为生的恶狗⑨，倒更像那种吸吮尸汁液的苍蝇。这种“憎厌人类者”与雅典的泰门正好相反⑩——虽然他们的院子里并没有一棵能供他人使用的树，却也要引诱别人去上吊。不过，这种人倒是做政客的材料，他们犹如弯曲的木头，可以造船，却不能做栋梁。因为船是注定要在海中颠簸的，而栋梁却必须是能立定脚跟的。善的天性有很多特征。我们可以由此去认识一个善人。如果一个人对外邦人也能温和有礼，那么他就可以被称为“世界的公民”——他的内心与五洲四海是相通的。如果他对其他人的痛苦不幸有同情之心，那他的心必定十分美好，犹如那能流出汁液为人治疗伤痛的珍贵树木——宁可自己受伤害也要帮助别人。如果他能原谅宽容别人的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是超越于一切伤害之上的。如果他并不轻视别人对他的微小帮助，那就证明他更重视的是人的心灵而不是钱财。最后，如果一个人竟能做到像《圣经》中的圣保罗那样，肯为了兄弟们的得救而甘于忍受神的诅咒——甚至不怕被逐出天国⑩，那么他就已经超越了凡世，而具有主耶稣的品格了。①《圣经》中的故事。传说撒旦本是神，为了篡夺上帝位，而堕入地狱，成为魔鬼。②《圣经》中的故事。传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天堂中，受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于是被神逐出天堂。③本书中时见培根对落后民族的诬蔑之词。反映了他的欧洲中心主义民族观点。④伯斯贝斯(1522——1592)，荷兰旅行家。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政论家，著有《君主论》等。⑥《伊索寓言》中的一个故事。⑦《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45 节。⑧《马太福音》第 10 章第 21 节⑨《路迦福音》第 16 章第 21 节⑩泰门，古希腊人。由于愤世嫉俗而看不起人类，曾对雅典人说：“我园中有一棵树，我就要砍掉它了，谁愿意上吊请赶快去。”⑩见《新约?罗马书》第 9 章第 3 节：圣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十四 论贵族关于这个论题，我想从两方面讨论。(1)关于贵族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2) 关于贵族的特质。首先，在君主制度下如果没有贵族阶级的存在，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成为独裁专制的帝国——像东方的土耳其那样。因为贵族的存在可以牵制帝王的权力。贵族可以控制部分人民，是在一定程度上，分减了帝王的权势。但是在民主制度下，贵族就失去了他存在的必要性了。没有贵族存在，将使民主制度更易保持稳定。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所重视的不是血统与门第，而是学识和能力。例如在瑞士，尽管在宗教派别和地域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的共和国却很巩固。原因就在于他们重视的是人的能力，而不去理会的门第、等级和出身。荷兰的共和制度也很有效，由于他们实行平等主义的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因此人人奉公守法，并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强大的贵族等级虽然可以加强国威，但也会削减君主的权势。平民或许可以因此获得高攀贵族等级的刺激，但更多的是承受着来自贵族的压力。此外，贵族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完全是依靠榨取平民的血汗来维持的。所以贵族人数过多的国家，必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贵族之家凡谱系悠久的，终究会家道衰落，结果在贵族的贫困与尊荣之间，就会形成很不和谐的对比。至于贵族的个人品格——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当我们看到一座风雨中屹立不动的古堡，或一株历经风霜依然根深叶茂的伟木之时，谁都免不了会肃然起敬。同样地，如果看到一个经历沧桑而依然兴盛不衰的世家，其崇敬之情当然也不会低于此二者。新贵之家所依靠的是权力，而宿贵之家所依靠的却是威望。第一代贵人在创业时固然有胆魄，但其双手不会太干净。然而，在后代的记忆中保留下的将只有他们的光荣，却不会长久记忆他们的污点。出身显贵者往往好逸恶劳，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会蔑视那些终日辛劳之辈。贵族的品级常常是世代固定的，因而他们会嫉妒那些新生的权贵。但与此相反世袭贵族却不大会遭到他人嫉妒，因为他们那份荣华富贵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不得不予以承认。所以，君主要优先选择贵族中的精英人物从政，使他们有机会施展其天生的优点。十五 论叛乱政治家最善于发现政治风险的预兆。大自然中的风暴必有先兆，而政治动乱到来之前，也必定会有种种征兆，正如俗话所说：“月晕而风，础润则雨。”所以，诸如诽谤与蔑视法律，煽动叛乱的言论公然流行，还有那些不胫而走的政治谣言，特别是当人们无法辨别其真假，仍然津津乐道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预示动乱即将来临的先兆。维吉尔①曾这样描写谣言之神，说她属于巨人之家族——从地母对众神的不满中诞生，是巨人家族中最小的姐妹。从历史上看，谣言确实是政治动乱的前奏曲。维吉尔的见解是对的。从煽动叛乱到发起叛乱之间的距离甚小，正如兄弟之于姊妹，阳电之于阴电一样。谣言足以把政府所采取的最良好的意愿、最有益的政策涂抹得面目全非。正如塔西佗所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②。”但是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如果以为通过施用严酷的铁腕手段，就能压制住这些谣言，并可以防范或根除叛乱，那真是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这种举措只可能成为加速叛乱的导火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冷静处置这种谣言，比设法压制可能更有效。还应当分辨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即他们表面上看似服从，而实际上却在暗中挑剔政府的法令。、争论、挑剔、对来自君主的命令随意批评指责，这种举动往往是走向叛乱的前奏，其结局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尤其爆发全民大辩论的时候，如果那些拥护政府者不敢讲话，而反对政府者却可以畅言无忌的时候，形势就更加险恶了。马基雅弗利 的见解是对的。他说君主如果不被社会公认为各阶级的共同领袖，而只被看做某一特殊集团的代理人，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一条载重量不均衡的船一样，即将倾覆了③。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时代曾有过这种情况。因为当时的国王自己也加入了宗教纷争中的一个派别，并且决心要消灭新教派。最后，他曾参加的“神圣同盟”却掉过枪头来反对他。而这时，他在国家的任何教派中竟都找不到支持者。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君主的权威变成了某一宗派集团为达到特殊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手段，那么这个君主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如果一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和党争之中，那也是一种恶兆。因为它表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消失。一个政府的各部门应当像天空中的诸行星那样，每个行星既有自转，但也服从于统一的公转。但如果各部门的人都各行其是，或像塔西佗所说“其自由的程度与作为臣民的原则不一致”，那就表明行星运动的秩序乱了套。“尊严”是上帝授予君王的盾牌，因此上帝对君主最严厉的警告，就是解除这道保卫君王屏障。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是组成一个政府的四大部门，当它们被动摇的时，国家将面临解体的危险。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酿成叛乱的各种因素、动机和预防之术。关于酿成叛乱的因素，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因为预防叛乱最好的方法(假如时代允许的话)就是消除导致叛乱的因素。只要有积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由于某一火星的迸发而燃成燎原之势。导致叛乱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贫困，二是民怨。社会中存在多少破产者，就存在多少潜在的叛乱者，这是一个定律。卢卡斯③描述罗马内战前的情形说：是高利贷侵吞了人民的财产!所以战争是对负债者的解放，它的到来将鼓舞人心。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富人破产和穷人的贫困同时存在的话，那么情形就更严重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叛乱煽动者就是饥饿。至于民众的怨恨，在社会中一直都存在，如同体质中不平衡的体液一样，足以酿成疾病。作为统治者，千万不要轻率地认为民众的某种要求是不正当的，因而无视在民众不满情绪中所潜伏的危险性。要知道人性的愚昧，常常会使民众辨别不清究竟什么是对自己真正有益的事物。有一些不满，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疾苦，不如说是恐惧。所以这种不满的威胁性可能更大。正如前人所说：“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惧是无限制的”。④任何统治者都不应看到民怨积蓄已久，却并未触发叛乱，而因此产生麻痹的心理。并非每一片乌云都能带来风暴，然而一切风暴，事前却必定有乌云。所以，要提防那句西班牙俗语所说的情形：“绷紧的绳子禁不住压。”酿成叛乱的原因一般来说，有如下几方面。对宗教的不满、要求减轻赋税、要求改革法律或风俗、要求废除特权、要求贬斥小人、要求抵抗异族入侵，由于饥荒以及其他那些足以激怒人民，使众心一致地团结起来反抗的事件。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如何消除叛乱。当然，我们讨论的只是某些一般性的措施。至于专门的措施，应该因地制宜的对症下药，而这就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了。第一种方法，就是应当尽可能消除以下所讨论的致乱因素。而在这类因素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国家的贫穷。因此，一个政府必须发展商业，扶植工业，减少失业和无业游民，振兴农业，抑制物价，减轻税收，等等。就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国内人口(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不要超过国内的资源。同时还应看到，人口不应单纯从绝对来估算，因为一个绝对数量虽小，但其国民消费大于财富生产人口的国家，要比一个数量大，但国民消费小于财富生产人口的国家，要贫困得多。因此，如果贵族以及官僚阶层的人数增殖，超过了财富的增长，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濒于贫困的边缘。僧侣阶级的数量过大也会如此。因为这几个非生产性阶级。人们知道，对外贸易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绝对财富的增加。通常人们知道有三种东西是可以用于外贸的：一是天然的物产；二是本国制造业的产品；三是商船队。如果一个国家这三个轮子都能运转不息，那么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自国外流入国内。而更重要的一点却很少有人知道，即劳务也能创造财富。荷兰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国家并没有富足的地下矿藏，但他们的劳务支出能力，却是一笔创造财富的巨大矿藏。作为统治者，应当防止国内财富被垄断于少数人之手。否则，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大部分人民仍将沦于饥寒之境。金钱好比肥料，如不撒入田中，它本身并无用处。为了使财富分配均匀，就必须用严厉的法律手段限制高利贷以及商业、地产的垄断，等等。那么该怎样对待已经发生的民怨呢？我我们知道，一切国家都存在着两种臣民——贵族和平民。当怀有不满之心者只是其中之一的时候，对国家的威胁是不大的。因为平民阶层若没有上层阶级的幕后操纵，他们的动乱是有限的。而上层阶级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也是没有实力地位的。但如果不满的上层阶级与民众联合起来，就将对君主构成巨大的威胁。古代诗人在神话中曾说，有一诸神想把众神之王丘比特捆起来，而这一阴谋被丘比特发现了。于是他采用了智慧女神密纳发的计谋，召来了百臂之神布瑞欧斯，结果战胜了众神。这个寓言的政治含意是：如果君主能谋得民众的支持，那么他的地位就将得到巩固。明智的统治者懂得，给予人民某种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以使他们的痛苦与怨恨有发泄的途径，也是保留国家安全的不一种重要方法。这个道理可以用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伤口中有脓血存在，却采用阻遏脓血外流的方法，把它压抑在体内，那就将对人体产生致命的危险。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也是很有教益的。当无数痛苦和灾难正从潘多拉的魔箱中纷纷向外飞出的时候，埃辟米修斯⑤及时地关上了箱盖，但是他惟独把“希望”留在了箱子中。在政治上，要设法为人们保留“希望”，并且善于引导人们从一个希望过渡到另一个希望，这是平息民怨的一种有效办法。在政治上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无论局面多艰难，都要使人民相信并非完全没有希望。除此之外，还要格外提防那些可能成为反对党领袖的人物。这种人物的威望越高，危险性就越大。如果不能把这种人物争取过来为政府服务，就应当设法消除他的威望。一般地说，分裂那些可能不利于政府的党派，使之陷入内部纷争，也是维持统治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