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琮的形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玉琮的纹饰十分特别，多为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随着琮的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纹饰分组饰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体兽面纹外，还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高8.8厘米，重6.5公斤，分四节，为现今所见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尺寸较大，一般直径在1尺左右，制作不够规整，璧体往往厚薄不匀，有的表面留有锯痕。玉璧的特征是外缘薄，内缘厚，中央孔径较小。打孔有对钻、单面钻两种。玉璧大多素面无纹，打磨较光亮。 良渚玉钺也很负盛名，目前所见最大的玉钺，也是唯一一个有纹饰的玉钺就是在良渚出土的。这件玉钺于1986年6月在反山遗址被发现，整个玉钺全部用采自同一块白色带紫赫斑的软玉制成，玉外观形体为扁平状，呈“凤”字形。两面的刃部上角均以浅浮雕加阴文细刻琢成神人兽面图象，下角均有鸟纹，其纹样均与同墓所出的大玉琮上形象完全一致。玉钺的表面抛光精致，光洁闪亮。良渚文化玉钺上雕琢的文饰，仅此一件，为同类器物中罕见的精品。 良渚人制作玉器的工艺十分发达，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而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时期的玉器制作者必须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玉器上的纹饰十分精细。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上，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即神徽图案。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应该与良渚人的祭祀活动相关。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在祭台上发现的大量墓葬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据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巫师。巫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合一的象征，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些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都刻划着“神徽”和兽面纹。 对于“神徽”图案，研究者在识读时将它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是带有羽冠的人面加上身的形象，下部则是兽形，具体讲多认其为虎形。这一图案被认为具有鲜明的宗教象征性，表现了一个巫师骑着虎在天上飞行的样子，也就是所谓“御虎跻”的写照。虎是巫师通天的坐骑，图案两边的鸟纹常常被认为是助巫师升天的伙伴。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图案的象征意义说明良渚的宗教信仰是一种“萨满崇拜”的巫术信仰，而这一信仰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 良渚玉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从不同墓葬出土数量的不同，可以看出当时的的良渚已经出现了私有制，贫富分化差距很大。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但在一些居址周围的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包括管、珠及单件锥形器等，几乎没有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差别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由此可以看出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变革，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良渚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三角形犁形器，即石犁。石犁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耕作条件的特定农具，其前锋有尖角，两腰微微弧出，中心带孔，可固定在犁床架上连续翻土，与以往的农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巨大的进步。 除石犁外，良渚人还发明了破土器、耘田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镰等分工极细的农具。良渚人采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从这些出土的农用工具来看，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十分发达。------------良渚文化之谜------------ .c.良渚文化之谜 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一个问题明确地摆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消亡。对于良渚消亡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良渚文化自身跌落文化低谷，自然消亡，然后神秘失踪；还有学者认为是当时的特大洪灾使良渚人举族皆灭；但最有生命力的是良渚的迁移学说。 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4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发生了持续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间便被摧灭了，良渚人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外部条件，于是举族向山东迁移。 黄帝、炎帝的扩张打破了良渚人的宁静，被后代称为“蚩尤”的良渚人首先与进入山东的炎帝发生了战争，并将炎帝打得一败涂地。黄帝也随后与良渚人发生了战争，良渚人起初连连告捷，但最终，黄帝联络了商人将蚩尤彻底打败。 这个在古籍中出现的“传说”近年来屡屡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良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诸多影响似乎也可以从这种推测中得到解释。 在良渚发掘出来的玉器上，有一个神秘图案反复出现，形态像一尊英武的战神。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这些古玉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神秘的“战神”图案又隐含着什么深意？ 考古学家开始实地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战神”图案之谜渐渐破解。玉器上威风凛凛的“战神”很有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蚩尤出现在距今四五千年的传说中，他可能是“良渚”这个地方的战斗英雄，是良渚古人崇拜的偶像。 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石钺非常发达，手执石钺的人往往是军事领袖，这说明良渚人也崇尚武力、权威，喜欢战斗。传说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这个部族的分布范围正好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 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的，他们信奉鸟、兽，因而有了鸟、兽图腾。而良渚古玉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像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中九黎族中的羽人联盟。 良渚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十分令考古学家不解。良渚玉器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切割、钻孔、刻纹与打磨，玉是坚硬致密的物质，制作玉器必须采用琢磨技术，但一般认为良渚时期冶炼技术尚未出现，因而制作、切割、雕刻十分精美的玉器便引起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甚至一些外国专家曾断言良渚玉器是“外星人”所制。 经过我国考古专家不懈的探索与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近年来一些有关良渚玉器制作方法的推测不断涌现。但令专家们无法解释的是，他们曾用良渚人可能使用的制作方法多次试验，但仍无法完成极少量相同于良渚玉器的制作。专家推测有些良渚玉器上的孔必须要用金属作为钻器高速旋转才能完成，甚至有人提出假说，良渚时期已经有了冶炼技术，后来随着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而失传，但这种假说找不到任何实物依据。良渚玉器到底是如何制成？只有等待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来考证。 ------------良渚文化遗址现状------------ .c.良渚文化遗址现状 良渚文化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大遗址保护项目，浙江省政府将其列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将“良渚遗址保护与开发”列入城市建设十大工程。 1994年，由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的良渚文化博物馆落成开放。博物馆占地12.88亩，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兼具古文化的古老气息与现代建筑的恢宏气势。主楼前矗立一座高13米的玉琮模型。博物馆内设一个序厅三个展厅，共展出良渚文化器物400余件（组），是唯一的一座良渚文化专题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现已被列为余杭市、杭州市和浙江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被十多个中小学校列为德育教育基地。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由于104国道穿过良渚遗址，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并于1999年2月23日竣工。 由于良渚遗址分布面积近40平方公里，面大点多、遗存密集而有规律，良渚遗址的保护仍是个难题。良渚、瓶窑地处经济快速发展地带，要使遗址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受破坏，更是一项极为困难而艰巨的任务。 2001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确立了“以保护为目的，以开发为手段，以适度开发实现真正保护”的工作思路，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进入实践，由此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崭新的一页。 良渚遗址区北侧的天目山余脉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石材，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石矿开采业在当地兴盛。为了保护良渚遗址，2000年10月，瑶山遗址附近的6家石矿首先完成关停，至2002年10月底，遗址区附近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家石矿安溪石料一厂完成关停。 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学术界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认识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凸显良渚遗址的地位和价值，浙江省将良渚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上日程。目前，遗址公园已进入规划阶段，拟建的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将有机连接莫角山、反山、汇观山、瑶山、塘山等著名良渚文化遗址，通过遗址现场的剖面展示、复原展示等形式，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大众化的良渚文化认知体系。 ------------神秘消失的古蜀祭祀文明------------ .c.神秘消失的古蜀祭祀文明 .c.——三星堆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三星堆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广汉城西鸭子河畔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29年，首次发掘于1934年，此后对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持续数十年。 距今历史：2800-4800年 考古地位：三星堆文化遗址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出土的大量器物为研究古蜀历史及古代祭祀提供了大量资料，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该遗址发源及后继文化不明朗，文化延续时间近200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是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c.考古及发现过程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当地人俗称其为鸭子河。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下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湔江边上，就成了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这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称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弧形台地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就从这里开始。 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农民燕青宝在自家院子旁伺弄菜田，结果挖出了一坑玉石器，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燕道诚。第二天，燕道诚率领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来，拿到房中清点。共有璧、璋、钏、珠、刀、斧及玉料共几百件。在坑底还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里面装着五个玉琮。就这样，燕道诚家一次偶然的劳作，拉开了隐藏在历史舞台深处的古蜀王国的帷幕。 燕道诚知道这是一批古物，但家里有吃有穿，也没有想到拿去变卖。倒是一些朋友，到乡下他家做客时，他会拿出来，让大家鉴赏把玩一番。如果有朋友开口索要，他也会很大方地馈赠几件。 转眼四年过去了，直到燕道诚将一件玉琮送给当地驻军的团长，才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下子成了抢手货。燕家挖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华西大学，美国人葛维汉当时正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看到燕家出土的几件玉器后，一个强烈的预感产生了：月亮湾一带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产。 1934年的春天，葛维汉组建起了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军队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这次发掘地点位于燕道诚家院子旁，在长12米的探沟内，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残片，共计600余件。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虽然这次发掘并没有找到三星堆，却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学家数次来到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认为三星堆一带存在着古文化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发掘工作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搭建起了大型的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一年发掘，共出土陶、石器数百件，并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是一次真正科学的发掘，尽管没有发现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出土的一批重要遗迹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拨专款专项考古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尽管断断续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 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年，四川省考古所在陈德安、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发掘采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将残存的三星堆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总面积达到1300多平方。共发现9座房基、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鸟头陶勺柄制作十分精美。这些出土的文物既有与中原文化相似的因素，又有明显的地方文化风格，它浓郁的地方风格正是探索早期蜀文化的重要线索。考古发掘在临近夏天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大部分考古队员们撤回成都休整。 好像上天专门与考古工作者开玩笑，考古队离开没几天，三星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了，而首先见证这一重大发现的不是考古队员，而是砖瓦厂的工人。 7月18日，砖瓦厂工人杨远洪、刘光才正挖土方时，只听得“砰”的一声脆响，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根长40厘米的玉器。考古队队长陈德安闻讯赶到现场，看到一件精美的玉璋被挖断了，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内心又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期盼多年的夙愿，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马上就要诞生了。于是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封闭现场，一边报告省文管会，一边简单部署之后，迅速召集考古队员进行紧急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们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重大发现由此开始接连不断，共发现两座商代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的文物大多带有象征意义，被赋予了较多的神秘色彩。这些文物包括雕有人和动物图案的纯金卷包的金杖，还有与真人面貌同比例的青铜头像和黄金面罩、青铜面具、象牙以及大批青铜和玉制礼器。 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很快推断出这两个坑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左右。 这次发掘发现的文物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三星堆是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考古发掘还显示出，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在遗址群中也发现有众多的房屋建筑基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些房屋建筑具有比较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显示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这里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后来由于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变故，致使这段辉煌的文明遭到了湮没。 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2800-4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造像十分珍贵。这些青铜造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按其造型，可以划分为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以及众多的青铜铸造的飞禽走兽。 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米，重达180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造像，该铜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人像头戴华美的冠冕，上有太阳图案，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佩戴方格纹带饰，粗眉大眼，双手夸张地抱握成环状，脚戴足镯，赤足站立在双层方座之上。给人以高贵雍容、生动精美之感，特别是炯炯的大眼和坚毅的阔嘴显得气质非凡，表明了其非同凡响的身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通观整尊人像的比例尺度，可以看到唯有双手大得出奇，显然是做了故意的夸张放大，双手以及手中的器物都应当是被突出和有意渲染的部分。可以推测，已经遗失的手中器物一定是一件“重器”。但究竟双手所执何物，费人猜思。一般认为此像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在一号祭祀坑还出土了一根精致的金杖，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系用纯金箔包卷而成，重463克。金箔表面雕刻有长达46厘米的精美纹饰图案，平雕的人面、鸟、鱼等图案，十分精细。对于整个图案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认为是鱼凫氏的遗存，有认为描述的是鱼凫族败亡的故事，还有认为鱼、鸟即鳖灵与杜宇的象征等。关于金杖的性质，也有各种推测，有认为是权杖，是由最高统治者执掌的王权和神权的象征，还有认为是巫祝之类使用的法器，是祭杖或魔杖。普遍认为金杖就是权杖。金杖上的图案内涵，既有族属意识的象征含义，也有对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其画面内容显然与当时古蜀王国盛行的太阳神话和渔猎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斧形玉器和戈形玉器。三星堆遗址所出的玉器主要是用于礼仪和宗教祭祀活动之中，这一点具体形象地表现在祭山图和执璋人像上面。 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边璋的器身上，两面线刻有两幅“祭山图”，每幅分上下两组，每组图最下面一层为两座神山，山腰两侧各插一璋。此璋为牙璋，它被单独放置于祭祀场所的神山之上，具有鲜明的祭祀性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一件跪祭小铜人像，双手捧着一只“牙璋”，器形与“祭山图”上的璋大体相同。这两件图像说明三星堆时期的玉璋是可以放在山上或握在手中进行祭祀活动的。 三星堆古城内外有许多制作玉石器并遗存下来大量半成品的遗址，表明三星堆玉器主要是在当地制作的，玉料来源以本地附近的山区为主，也有一些来自远方的玉料，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玉器加工业。三星堆遗址的不同地点都出土有玉器半成品和玉料，表明三星堆古城自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玉石制作地。根据玉器的质地和玉料的状态分析，这些玉器原料主要来自距三星堆遗址不远的西部山区。根据三星堆玉石器的数量、品种、使用范围、加工技术、原料产地等情况综合分析，三星堆古城的玉加工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的海贝，共包括四种类别。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海贝，其使用单位为“朋”。三星堆遗址出土海贝“数以千计”，其种类则基本包容了商代中原各地以及春秋至西汉云南各地的用贝品种。三星堆虽处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商道相通，与云南有西南商道相连，因而三星堆海贝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两条商道引入海贝的。引入地区包括台湾、海南岛、南沙群岛在内的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客商带来了作为商品与货币的海贝，并影响促成了三星堆古蜀人也用海贝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货币。------------三星堆人的祭祀文化------------ .c.三星堆人的祭祀文化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两个祭祀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王国的真实面目，展现了远在4000年以前的三星堆人的雄伟神圣的祭祀文化。 1.神树崇拜 对“树”的崇拜，在三星堆时期表现得极为生动而具体。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目前在祭祀坑中发现的6株青铜神树，神树形态基本相似，又各有特色。总体上均呈现为下端有云山状基座、主干挺拔直达树巅、9条树枝分成3层弯曲下垂，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以及璧瑗等神器祭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社会意义。 最高的一株约4米，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三星堆神树群体造型之优美、内涵之丰富、体态之硕大、时代之久远，大大超过各地发现的表现树崇拜的文物，表明在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中，它可能处于连接人与神、天与地的中心环节，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古蜀的神树崇拜和太阳崇拜观念。 2.太阳及鸟类崇拜 三星堆文化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而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所以三星堆人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青铜兽面具，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5厘米，长度达16.5厘米，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有学者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纵目面具实际上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的关系------------ .c.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的关系 古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从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到杜宇、鳖灵，都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特别是古蜀的起源和古蜀三代的历史，更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李白在《蜀道难》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四万八千岁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但也透露了古蜀历史的邈茫和久远。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物证，直观地展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表明传说中的古蜀王朝是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乃至更早的时代确实存在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 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为代表，已被发现的古城共6座。当鱼凫村古城崛起以后，三星堆古城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遗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城垣面积达350万平方米以上。那时，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和具有较高玉石器加工工艺的外来人群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被三星堆人所接受并形成了某种联盟。 三星堆古国在这个新加盟的族群的协助下，最终毁灭了鱼凫村古国，成为了整个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 但目前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古城究竟是古蜀哪个时代的都城？祭祀坑是究竟哪个古蜀王的遗存？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简略和模糊，目前依然是个谜。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关于“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可知古蜀鱼凫时代已进入农耕，到杜宇教民务农的时代，蜀地农业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已相当繁荣发达，成都平原这时已经出现了城市文明的曙光。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蜀都城墙，很可能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所筑。三星堆遗址和两个祭祀坑中的器物也透露出与鱼凫氏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 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三星堆古城很可能营建于鱼凫时代，并成为杜宇时代的重要城邑，后来由于政权变更和都邑的迁徙而被开明时代所废弃。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情况。比如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化，即反映出当时古蜀王国已经拥有高超复杂的制造技术和繁荣强大的生产能力，具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明显的阶层分化，带有巫术色彩的祭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三星堆古城正是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三星堆遗址的七大千古之谜------------ .c.三星堆遗址的七大千古之谜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拨开迷雾见太阳，澄清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起到了证史、补史和创史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文化遗址现状------------ .c.三星堆文化遗址现状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广汉城西鸭子河畔，于1997年10月落成开放。博物馆主馆的面积为7000平方米，共分四个不同类别的展厅，馆内展厅面积4000平方米，展线长逾800米。展线以《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为主体内容，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金器和青铜器等上千件珍贵文物。 博物馆自1997年10月建成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国内外游客200多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由于该博物馆设计上的缺陷，致使三星堆博物馆长期存在展厅狭窄、展线过短、展线不畅、展品密度太大等问题。2003年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决定修建三星堆博物馆新展馆。新展馆已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向游人开放。 三星堆新展馆位于老馆以东，主体建筑面积为4200平方米，连同广场、贵宾接待厅、服务大厅等附属设施，博物馆群的总面积已达到11000平方米，已跻身于全国大博物馆行列。 两个展馆在展品类型的设置也各有侧重。新展馆以玉石器、金器、陶器、神树为主，综合展示。老展馆则为青铜器专馆。陈列充分运用各种现代表现手法，通过精心的空间组合，力求在内容设计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和创新，使三星堆这一大批精华荟萃的文化瑰宝在博物馆得到充分的展示，文物内涵得到更深的发掘，从而使更多的观众熟悉中华历史，热爱中国文物。 在三星堆大遗址的保护上，遗址区管委会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实施遗址保护。自2001年以来，三星堆管委会先后投入了上千万元对遗址进行有效保护，对遗址城墙、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地共420亩土地实行统征退耕，有效避免了农民长期耕种造成的破坏。同时，搬迁了遗迹区内的410座现代坟墓，最大程度的恢复了遗址原有的风貌。 在保护好遗址的基础上，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还加快遗址区景点的建设。计划开放西城墙、月亮湾——燕家院子、三星堆——祭祀坑三大遗址展示区。目前，三星堆遗址区保护与展示工程正在抓紧进行。建成后的三星堆古遗址文化旅游区，将成为原始、古朴、自然、生态的具有国际旅游精品地位的大遗址景区。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三星堆文物已多次出国巡展，从1993年起，先后在瑞士、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烈震撼。 ------------复活的古蜀祭祀文化------------ .c.复活的古蜀祭祀文化 .c.——金沙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金沙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2001年初发现并开始发掘，发掘工作一直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3000多年 考古地位：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古蜀国历史和成都城市发展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阶段，继承三星堆遗址文化发展而来。 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可是，三星堆文明在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三星堆的去向，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遗址一经发现，专家们就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关系…… c.考古及发现过程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总面积在三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地势平坦、河流众多的冲积平原。一条叫磨底河的小河由西向东流过，把遗址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最初发现的象牙和玉器残片就在磨底河南岸的金沙村出土。 2001年2月8日，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接到报告，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道工地时挖出了很多像象牙的东西和小玉片，可能跟三星堆有关系。王毅迅速安排考古所最优秀的专家组建了支考古队，随即进驻金沙进行发掘整理。根据出土陶器的器型，考古学家初步判定，金沙遗址的年代大约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也就是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 为了便于查找，考古队员把施工队挖出来的泥土拿回去仔细清理，没想到，就在这些泥土中竟然埋藏着1000多件珍贵的文物。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里的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考古队员们陆续在金沙村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灰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而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很有可能属于宫殿区。显而易见，金沙遗址曾是一处古代人群聚居的地方，有着严密的布局和精心的设计。 由于其他区域出土的文物有限，人们都把期望放在了金沙村的中心区域，考古人员清理完浮土后，按照正规的考古程序，小心地开掘探方。 在最先出土的一个土坑里，密集着各种金器、玉器、青铜器和象牙，器物堆积得虽然拥挤，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某种特别的次序安排。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堆积坑出现了。有的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璧，有的里面放着许多野猪獠牙、鹿角和少量的象牙、玉器、陶器等物品。经过研究专家认为，这里是一个专门的祭祀区域。 不久之后的一个发现更证明的专家的推断。在金沙遗址的中心区域，考古队发掘出了19具龟甲，它们并不是普通的动物骨头，每块龟甲上，都有烫烧后戳成的小孔，和殷墟甲骨十分相似，虽然在卜甲的背面没有发现文字，但已足以说明它们是用来占卜的龟卜甲。 在遥远的古代，巫师们占卜时，常常会用烧红的金属棒在龟壳上烫烧，然后根据烫烧后的小孔边缘的裂痕来确认凶吉，预测未来，而龟壳的大小往往代表了统治者的权势。金沙发现的甲骨中有一块长达59厘米的龟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的龟卜甲。这不仅表明当时祭祀者有着极高的地位，很有可能是国王，而且也有力地说明，遗址中心区是一个庞大的祭祀区。 目前对金沙文化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整个遗址的发掘尚未进行过半，另外更多的发现仍在等待着我们，也将有更多的谜底将一步步揭开。------------金沙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金沙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金沙遗址目前已陆续出土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从文物年代来看，绝大部分为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从出土的文物看，金沙遗址毫无疑义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留下的遗址，而且这些人肯定是当时成都平原的最高统治者之一。 在这批文物里最著名的无疑是“太阳神鸟”金饰。“太阳神鸟”金饰是一件圆环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却有20克。它看起来像一张工艺精美的剪纸艺术品，采用镂空的表现形式，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12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图案的外层由4只首尾相接的飞鸟构成，飞行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整个金饰的中心图案很像一个喷射出12道光芒的太阳，于是专家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已成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标志。太阳神鸟反映了古蜀先民崇拜太阳，认为太阳有着万物复苏的超自然力量的思想。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璋、玉剑、玉戈等10多种、400余件。其中一件堪称“国宝”的翡翠绿玉琮高约22厘米，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上面有极其精细的微雕，花纹细若发丝。这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最大的玉璧，大小超过了此前发现的国宝翡翠绿玉琮，专家认定该玉璧为国宝级文物，对研究古蜀王室演变及祭祀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残损的玉璧，上面阴刻着罕见的孔雀图案，该玉璧雕刻之细腻，纹饰之丰富，堪称一绝。 金沙出土的玉器多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在《周礼》记载的六种祭祀玉器中，金沙就发现了五种。金沙玉器与祭祀相关，也或者是特殊礼仪中王权的象征，由此可知，金沙人对玉十分崇尚和尊重，也说明金沙文化和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金沙玉器多是就地取材，玉石材质不算上佳，但金沙人对色彩、线条有很强的鉴赏力。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石虎雕刻，身子是写实风格，头部却凿刻得有些夸张，尾巴别出心裁地由另一块石料做成，用木屑与虎身胶合，静态的石虎立即呈现出动感，由此可见金沙匠人的别具用心。 目前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其中一件“石跪坐人像”，其头发如流水般朝两边分开，辫子长及腰际，嘴唇和眼眶涂着黯红色的朱砂，双耳穿孔，两手被牢牢地绑在身后。考古学家推测说，这有可能是3000年前的一个奴隶形象，这个形象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奴隶石雕仿佛一母同胞，其造型之生动逼真、刻画之细腻入微反映出古蜀时期的石雕工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除上面提及的玉石器外，金器也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薄如蝉翼的金箔，它们被打造成形状各异、寓意不同的器形，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凤凰图案金饰等30多件。金沙出土的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十分相似，眼部镂空，充满了神秘感。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无论从用途上还是制作技艺上，都显现出和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内涵。 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也十分别致，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出土的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此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40余件象牙器和大量陶器。 金沙遗址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青铜文明。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金沙人生活复原图------------ .c.金沙人生活复原图 长久以来，考古学界以为当中原的人们过着富足和文明的生活时，古代蜀国仍旧一片荒凉，生活在这里的人类还处在蒙昧的状态。而金沙的发现为我们更准确和生动地描述了三千多年前古蜀人类的生活状态。 三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到处是茂密的森林，成群的动物生活其间，其中有一些凶猛的动物，例如老虎和大象。金沙人十分敬畏的对象，捕获大象的日子也许就是一个节日，人们将象牙献给国王，当作祭祀品或者装饰品。 在金沙出土的象牙数量惊人，能够像金沙人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古代中国是绝无仅有的。金沙出土的这些象牙尺寸都很大，明显大于中国境内乃至亚洲境内现存象牙的尺寸。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的中原地区还有大象，甲骨文里就有商王捕象的记录，殷墟考古也发现了一些象的骨头。 不过，打猎已经不是这个原始民族主要的生存方式了，金沙先民懂得如何生产粮食，他们处于先进的农耕文明状态。 在金沙遗址出土了农耕用具耜。耜的起源很早，《易·系辞下》中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记载，它是一种翻土用的农具，适用于稻作农业。成都平原地区的稻作农业历史，经考古资料证明存在于4000多年前。耜的长度约1.42米，珍贵的原因是“木质器物，一般难以保存下来，在考古中极少发现”。耜的出土有力证明了金沙人的农业已经相对发达，安定的农耕生活使人们有很多的空余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大量的陶器出现了。 金沙人是制作陶器的能手，从器形种类来看，包括了各种炊器、食器、饮器、水器、酒器，还有大量的贮器。这些丰富的器形，充分反映了当时金沙人饮食的多样性。这些陶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具或酒器。酿酒活动的前提是有多余的粮食，说明当时农产品的富余。 金沙人的陶器制作加工，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很多金沙人从事这种行业，并有比较完善的分工合作。金沙人制作的陶器大都为夹砂褐陶和灰陶，制作工艺以手工制作和慢轮加工为主，器形以实用为主，纹饰较少，素面居多。金沙遗址范围内发现有多处窑址，均是小型馒头形窑，每个陶窑的面积约六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烧制时火焰由火膛进入圆形窑，对充分燃烧提高窑温是比较有利的。 金沙作为古蜀族商周时期的一处重要中心遗址，遗址发现的城市规模和布局可以想像当时的繁荣情形。其中有大面积的居住区，有墓地，有宗教仪式活动区和大型的祭祀场所，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址。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一整套礼仪制度，统治阶层通过神权和王权控制着整个王国。 衣食富足的金沙人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其祭祀方式十分独特，在国内外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蜀先民所特有的精神世界。 ------------金沙文化与三星堆的祭祀文化的关系------------ .c.金沙文化与三星堆的祭祀文化的关系 在距金沙村6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里出土了1700多件风格特异的文物，曾有一支神秘的种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在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让人感到无比的神秘和不可思议。 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毁灭了三星堆，也有人认为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举国外迁，但所有说法都没有证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三星堆的去向。 直到二十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金沙遗址第一批文物从泥土中被发掘清理出来时，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惊叹：它们跟三星堆器物简直太相像了。专家们立刻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时间顺序上这种衔接显得顺理成章。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具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出土过一个高达2米多的青铜大立人。虽然高矮差别悬殊，但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东西。 仅仅这两个青铜立人，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奇怪的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几乎全部集中在4个主要发掘区中的一个，也就是位于金沙村的祭祀区。当年，三星堆的祭祀坑也让人们迷惑不解，大量的象牙、青铜器堆积在一起，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地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 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这个青铜小立人的下部，很明显可以看出，它是插在某个大件物品上的。一些青铜器的残片经过拼接复原后，整体尺寸至少超过30厘米。 它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密切，其性质与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十分相似，出土器物在造型风格和纹饰特征方面也与三星堆的器物基本一致。金沙遗址的年代又略晚于三星堆遗址，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可以说，金沙遗址是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 之所以说它晚于三星堆文化，另一个依据是以出土文物的造型以及古蜀文化的整体流向来加以判断的。从该遗址所出金器、玉器的制作水平分析，已明显比三星堆时期成熟高超。此外从地域上讲，古蜀文化的发展和迁徙规律，是从四周的山地逐渐向盆地中心聚拢，因此可以推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之后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再次复活。 不论这种猜想是否准确，金沙遗址的出土终于解开了一个巨大的疑惑。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它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蒸发”，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生发展着。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尽相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大型玉琮的出现又叫人想起良渚文化，不过，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看，这些现象都是可以得到合理阐释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和突然生长起来的，它必有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力量。 现在要对金沙遗址作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看来还为时过早，因为整个遗址的发掘尚未进行过半，许多未知的文化因素尚未被揭示出来。我们无法预测这里是否埋藏有类似三星堆青铜神树和大立人像那么巨型的古蜀时期青铜制品，这一切都只有依靠时间的推移，最终把结局呈现在关心和喜爱古蜀文化的人们面前。------------金沙跪立神像之迷------------ .c.金沙跪立神像之迷 金沙遗址出土了12件跪立石像，让考古专家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跪立石像（禁止），男性身上也涂着艳丽的朱砂，双手都被反缚在身后，手指大残缺，有的为9根，有的7根，最少的只有5根。 这些奇特的石像在考古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中原地区的远古遗址中，也时常有跪立玉像的出土，不同的是，跪立玉像身上都有衣服蔽体，而且身份高贵。金沙出土的这种赤裸的石像在中原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 专家们首先对石像的（禁止）展开了研究。根据流传的神话或传说，古人只有在与神交流的时候才可能（禁止）。因为在古人眼中，神灵是至高无上的，只有luoti(被禁止)面对神灵才是完全的崇敬。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人像也有luoti(被禁止)的，这是一个长相端庄的古蜀女人，上身赤裸，头上顶着一只庞大的尊。她被认为是一位专门为神灵服务的女人，并且，也是跪立的，很容易便使我们与金沙遗址的石像联系了起来。于是，考古学家推测，金沙石像可能与三星堆女人像一样，都是奉献给神灵的。 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既然要奉献给神灵，为什么要捆绑住身体呢？考古学家又进行了种种的推测。一种说法认为这些石像是金沙古国在战争中俘获的战俘，所以才被金沙人捆绑起来，扒光衣服。这些从石像的表情上也有所体现。他们大多表情痛苦不安，甚至诚惶诚恐。所以，金沙人雕刻这些石像也许是为了炫耀战争的胜利，这些石像被当作战利品到处巡展。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石像是古蜀人祈雨的巫师。《吕氏春秋》中曾记载了一些上古先民独特的祭祀方式，商王成汤的祭祀方式十分有代表性。 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后，便遇到了百年难遇的大旱，整整五年天上没有落一滴雨，庄稼五年没有收成。成汤在桑林中设立祭坛，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把手反缚于背后，向天祈祷，瓢泼大雨这才倾盆而下。 这段记载给考古学家很大的启示。金沙石像也是剃了头，双手被缚，这和成汤的祭祀方式是一样的。一边是商朝尊贵的商王，一边是金沙古国身份神秘的石像，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在古蜀金沙，巫师是一个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职务，一个王国内部可能有许多巫师，有的是“大巫”，有的是“小巫”。一般来说，“大巫”在祭祀中处于中心地位，“小巫”协助“大巫”进行祭祀活动。考古学家认为，金沙石像有可能就是“小巫”。 在祭祀，这些“小巫”通常跪立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嘴里发出奇异的声音，脸上流露着虔诚和期盼的神情。在他们脚下，成千上万的古蜀人仰视着他们与神灵的对话。 在我们的阅读习惯中，“跪”带着浓厚的贬义味道。其实，在远古时代，古人一直是跪立的。所以由此推测，这些石像为神职人员的可能性比较大。------------金沙文化遗址现状------------ .c.金沙文化遗址现状 金沙文化是一处十分独特的文化类型，它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青铜文明，证明了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由于金沙遗址内涵丰富，分布范围比较广泛，目前对金沙文化遗址的发掘还不到一半，仍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家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为了保护金沙遗址，成都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金沙遗址博物馆。规划中的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37895平方米，包括遗址馆展示、陈列馆展示、室外景观展示三大部分。 遗址馆主要以发掘现场原生态保护展示为主，让观众对金沙遗址和考古发掘本身产生真实的现场体验；陈列馆将以古蜀文化的发展脉络为纲，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28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室外景观展示将通过相关雕塑、复原等景观雕塑，从时空上延伸博物馆陈列展示内容。博物馆还将大量使用现代化技术，通过场景复原，营造出现场体验感，原生态展示象牙挖掘过程。预计2006年年底，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将全部建成并对外开放。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十分珍贵，如何保护挖掘后的象牙成了博物馆的重要问题。为此，国家科技部已经将金沙遗址的象牙保护问题，列入国家级的重要课题进行专题研究，以确保文物在展馆开放的同时得到安全的保护。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决定采用太阳神鸟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金沙太阳神鸟”图案十分别致，中心的太阳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自由、美好、团结向上的寓意。------------从龙骨山走出的龙的传人(1)------------ 从龙骨山走出的龙的传人 .c.——北京人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周口店北京人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1年发现，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此后的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距今历史：约20-70万年 考古地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人类化石材料最丰富、最生动，植物化石门类最齐全的古人类遗址。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为古猿与智人之间的原始人类。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距北京城约50公里。1929年，北京人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证实了7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北京人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但它的发现却奠定了直立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是目前我国研究最深入的古人类遗址。 .c.考古发现过程 在周口店西面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圆形小山，比较低的一座叫龙骨山。龙骨山南北长约220米，山顶最高海拔145米，高出龙骨山下的坝儿河河床66米。龙骨山的北坡有一个很大的洞穴，根据堆积物的范围估计，东西长约140米，西部最窄只有2米多。这个洞穴就是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猿人洞。 北京人的发现有些偶然。1918年，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外国人吉布，在北京周口店(又鸟)骨山采集到了一些化石，并把这些化石交给了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1914年受聘于我国商务部，负责查找矿源。 安特生接到这些化石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察。这里出土的化石大多是一些鸟类化石，看起来和(又鸟)骨十分相象，怪不得当地人称之为(又鸟)骨山。这次勘察并没有发现人类化石，但从地层关系来看年代十分久远。1921年，安特生和几位助手再次来到“(又鸟)骨山”寻找化石。 在那个年代，周口店一带是偏远的郊区，突然出现了几个洋人，成了当地的大新闻，发掘现场经常有很多围观的人群，一边看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突然一个人站出来对他们说：“这里挖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那里的龙骨有多又大。” 这个地点在周口店火车站以西的龙骨山，就是后来名闻世界的北京猿人遗址。安特生跟随老乡来到这里后，很快就发现了大量的大型动物化石。在堆积物里，安特生还发现了几块白色石英碎片。石英的硬度很大，碎片的刃口也非常锋利，十分适合用来做工具。根据地层关系，安特生断定这些石英碎片是“外来之物”，很有可能是远古人类的工具。 此后，安特生安排助手在那里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试掘，发现的化石标本被运送回瑞典进行清理。1926年9月，清理出两颗人牙的消息从瑞典传到了北京，从此引发了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龙骨山，地产权属鸿丰煤厂，1929年由裴文中出面和鸿丰煤厂几经交涉，最后由新生代研究室出资4900元高价获得了永租权。永租权的范围包括整个的龙骨山和西小山头的一半。对龙骨山的正式发掘于1927年4月16日开始。在龙骨山，有很多悬在半空中的危险角砾岩，所以发掘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危险的岩石炸下来。另外还要对遗址做系统调查、消除地面乱石堆，炸下来的角砾岩也要进行检查。这些工作都完成后，就要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原生洞穴堆积进行系统发掘了。 1928年，裴文中加入到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中来，那时他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不久，年仅24岁。1929年，原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负责人进赴陕北一带考察新生代地层，具体主持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的重任落到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裴文中身上。对于年轻的裴文中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裴文中主持考古队在1927年和1928年发掘区的中间开始发掘，渐渐地，发掘的部分开始缩小，堆积的体积也渐渐地狭窄了。当发掘的地方窄到无可再窄，只能容得下几个人发掘的空间时，忽又见到向南伸出一段空隙。这个小小的空隙，以后被称为“猿人洞”。当初次见到这段空隙的时候，裴文中同一个工人一同下去作了详细观察，他们腰上系好绳子，上面有些人拉着绳子的一头，坠绳而下。洞内化石非常多，这些发现让裴文中等人兴奋异常。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12月2日，发掘工作照常进行着。下午四点多钟，已经日落西山，北风习习吹来，使人感觉寒冷。由于工作面小，运土的办法是最原始的，用绳子一筐一筐地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在接近收工的时候，突然，裴文中大声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从龙骨山走出的龙的传人(2)------------ “人头”两个字刚出口，发掘的几个人就围拢来伸头向下观望，为防止出现意外，大家决定当天晚上就把它挖出来。这个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把周围的土掏空，裴文中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下来，头骨的一部分虽然由于些微震动而破裂开来，但这并未使后来的研究受到任何影响，黏接后很完整。 头盖骨挖出来很潮湿，一碰就碎，裴文中等人日以继夜地生上火盆烘烤它，干了之后，又用水糊上几层棉纸，厚厚的，又糊上石膏加麻袋片，然后再放在火盆旁边烤。裴文中看见外面的石膏既干又坚固了，就把它裹在行李中——用他的两床旧棉被先包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与普通行李一样捆好，1929年在12月6日，他把头盖骨送到北平地质所。当时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抱着这个头盖骨化石，激动地双手颤抖，差一点将头盖骨掉到地上。当他缓过神来后，突然在头盖骨上亲吻了三次。经研究，确认这是一个少年男性北京人的头盖骨。 不久，发现第一个完整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学术界。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一下子都把目光集中到周口店龙骨山这个小小的地方来了。 从1921年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来，历次的发掘工作仅注意于动物化石或人类化石的搜寻，而完全忽略了人类的文化遗存。1929年，考古工作者经常能从猿人洞内挖出一些似乎被烧过和被炭化的兽骨化石。发掘人员想，这会不会是北京猿人用火遗留下来的证据？但是当时由于学识和经验不足，不敢肯定。那时法国是旧石器考古学最先进的国家，于是把一部分黑色的骨片送到巴黎鉴定。化验的结果证实了这是人类用火活动的证据。由此，考古学家对遗址中的石器、烧骨和用火灰烬加大了研究，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北京人的研究纳入考古学研究的范畴。 1935年，裴文中赴法国留学深造，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贾兰坡登上了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大舞台，并演出了发掘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世界人类史上的大剧目。 193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猿人洞靠近北边的洞壁处挖出一块骨片。贾兰坡见到碎骨片的形状，立即意识到是人的头盖部分，细看是人的顶骨。他立即把出露头盖骨碎片附近大约6平方米的范围作为特别区域，选了几位发掘能手进行发掘。结果在半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头骨碎片，包括枕骨、眉骨、耳骨，都相继露出来了。情况表明这是一个头骨无疑。下午，从挖出上述头盖骨北1米、下半米的地方又发现了另外的一个头盖骨。保存的情况与前者相仿佛，也裂成多块。 11月26日，贾兰坡发现了另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不像过去发现的那样破碎，保存得比过去所有的都完整得多，连部分大孔、鼻骨和部分眼眶骨等都有。头盖骨也比较好修复，当天即把它修复完毕，连夜由贾兰坡亲自送回北平。至此，由贾兰坡主持在12天内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成为古人类学科学史上的永恒事实。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重要材料不断被发现，可到了1937年，周口店近旁蓦地响起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它葬送了周口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已经连续十年的发掘由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于7月9日中断。此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周口店，留守技工赵万华、董仲元、萧元昌被日军杀死在房山县城南门外。裴文中和贾兰坡建在周口店的办公室也全部被拆毁。研究工作人员撤回北平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仍勉强维持工作。龙骨山这块闪耀着古人类学圣洁光环的科学殿堂，一任日寇铁蹄践踏。 北京解放后，在中财委和地质调查所领导下，由贾兰坡和刘宪亭主持，于1949年9月27日重新开始了对龙骨山的发掘，发掘工作一直到1951年。1958年至1960年间接进行了发掘。 1966年，在裴文中领导下又对龙骨山进行发掘。在发掘的同时，国家在龙骨山建立了“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十年动乱期间，龙骨山发掘工作停顿。 解放后龙骨山最有代表性的发掘，非“新洞人”莫属。新洞的发现得益于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当时正值1967年2月，几名红卫兵怀着敢想敢干的好奇心到周口店游玩。他们沿着发掘点北边的石缝钻入洞中，走过一条约3米宽的孔道，向前走了约10米远，发现了一个深20米、宽10多米的洞穴，这个洞穴保存完好。这些青年人从洞中钻出来后，便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洞中的情况，这个洞便是“新洞”。 1973年2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乔琪主持清理了新洞的堆积物。发现有一条很厚的灰烬层和一些动物化石，目前已知这些动物化石至少有33属40种之多，同时还发现了石器以及烧过的石块。令人高兴的是，在灰烬层中，还发现一颗牙齿化石，这颗牙齿比“北京人”的牙齿进步，其时代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20世纪80年代用铀系法测定洞中化石，得知“新洞人”当在距今四五万年之间。 从“新洞”中的灰烬层看，“新洞人”食肉居多，而且善于“烧烤”。结合解放前发现的磨制骨片，说明“新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刮技术。这件磨制品，标志一种新的磨制工艺技术的开端。这个时期，属于原始群晚期向母系氏族的过渡时期。 1978年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下，由全国18个科研、教育和生产部门参加，加强了对北京猿人及遗址的综合研究。北京人遗址成为目前我国研究最深入的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址。------------北京人及其生活状况复原图------------ .c.北京人及其生活状况复原图 北京猿人时期周口店的自然环境与今日的变化不大，只是山体高差略小些，从拒马河以东到房山城关一带，是一片低丘宽谷，还没有形成平原，气温属于温带性质。北京人就在这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几十万年，创造了辉煌的猿人文化。 北京人的身体各部发展非常均衡，四肢发展较进步，头部比较落后。在四肢中，手的演化最进步，手腕的灵活程度和现代人的手腕很接近。头盖骨的主要特征是头盖低平，前额后倾，眉嵴粗大，左右两个眉峭互相边接在一起，向前突出，像房檐一样遮盖两眼。脑容量小，平均数为1075毫升，大于类人猿和和爪哇直立猿人的平均数，但和现代人的脑容量比起来好相差约275毫升。吻部突出，下颏后缩，牙齿粗大，这些特征都表明了北京人的原始性，和现代人仍旧有一定差距。 北京人的体质形态比蓝田人进步，其四肢骨的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形式，身长约156厘米。人类学家根据已发现的遗骨对北京人的年龄进行过研究，研究结果是：死于约14岁以下的儿童占39.5%，死于约30岁以下的占7%，死于40-50岁之间的占7.9%，死于50-60岁之间的占2.6%。这说明北京人的生活很难苦，人类的生存能力低下，人的寿命较短。 北京人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石器。砍砸器制作简单，用鹅卵石的一面或两面打出刃部，主要用于砍伐树木，制作木棒和猎取野兽等。刮削器用大小石片做成，用来刮削兽皮，切割兽肉或修理木棒等。尖状器用石英石片加工而成，呈三角形用于割剥兽皮或采集植物根茎等。这些石器都是将天然石块打制成的有刃石器，虽然制作简单粗糙，但却是经过人类思考而制成的，是真正进行劳动的标志。 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他们生活的猿人洞内火烧过的灰烬最厚处可达六米。鸽子堂是北京人“聚餐”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烧烤食物的痕迹，灰烬、烧骨等堆积非常多。这时的北京人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对火进行控制使用。有了火，他们可以熟食，缩短食物消化过程，利于摄取食物营养，促进体质的发展，尤其促进大脑的发展和健康。同时，北京人还用火驱逐野兽，增强自卫和狩猎能力。中外史学界一致公认，北京人遗址的用火遗迹，是世界上最早人类用火证明。 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是群居。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北京人不得不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过着群居生活。这种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北京人共同制造、使用工具，共同采集狩猎，共同享用劳动成果。采集和狩猎是北京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手段，狩猎为他们提供了大批肉食。北京人除了能够捕捉肿骨鹿、斑鹿、羚羊及其他小动物外，还能靠群体力量，捕获象剑齿虎、犀牛、豹等凶猛的野兽。------------北京人周口店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北京人周口店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北京人出土的化石材料十分丰富，尤其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目前，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化石材料包括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具、头盖骨残片9块、面骨6块、牙齿152个以及断裂的股骨、胫骨、肱骨等，全部材料分属于40多个不同年龄的男女个体，从幼儿到老年均有代表。 1959年，根据出土的北京人头骨，古人类学家复原了一具北京猿人中年女性头像。这具头像如今成为了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形象大使”，标志着我国从事古人类复原像研究工作的开端。 在发现的北京人头骨中，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完整头骨是最为珍贵的，被考古学界称作科学之宝。令人遗憾的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与珍珠港相距万里之遥的周口店也劫数难逃，保管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的全部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现存惟一真标本是1966年从顶部堆积处发现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猿人遗址共发现100多种动物化石，其中有90多种哺乳动物，包括54种大型哺乳动物，它们所代表的个体数量和层位分布情况不同，有的差别悬殊，其中个体数量最多的，要数食肉类的中国鬣狗、偶蹄类的肿骨鹿和葛氏斑鹿，还有奇蹄类的周口店双角犀和三门马。根据这些化石的研究，北京猿人并非是洞穴唯一连续的居住者，中国鬣狗也曾在这里安家。北京猿人遗址中的鸟类化石，共有62种1000件以上，这些鸟类化石大都经过火烧，说明鸟类也是北京猿人食物的来源之一。 在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器，原料主要是脉英石、水晶石和燧石打制的。方法是砸击，北京猿人的工具以石片工具为主，多从背面加工。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器数以万计，远远超过其它同时期遗址。------------北京人文化遗址现状------------ .c.北京人文化遗址现状 周口店是北京猿人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地方，是人类起源和发祥地之一，名声十分显赫，是世界上唯一保存纵贯五六十万年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和人类最早用火证据的遗址。在世界范围内，直立人和智人演化与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周口店遗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人类在东方大陆的起源，并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和部门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与保护十分重视。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拨款，在北京人遗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300平方米的“中国猿人陈列馆”，于同年9月21日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 1972年，在遗址上又建成了一座北京猿人展览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展出内容分6部分，包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及发掘经过；北京人的体质特征，根据北京猿人遗址出土的北京猿人骨骼化石，描摹出北京猿人相貌及四肢形态；北京猿人的行为，通过出土文物以及一幅幅画面展示出北京猿人采集、狩猎以及用火等生活图景；从地质科学角度，阐释北京猿人所居住的洞穴形成及发育的过程；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的气候和环境等。1994年，北京猿人展览馆改为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1987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这表明，北京猿人遗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它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具有世界意义”。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并于1991年正式颁发证书，把中国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6处遗址列入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2年4月28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同年6月被评为北京十大旅游之最。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将其列入全国100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为了保护北京人遗址，2002年8月，北京市政府与中科院签署了《关于共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协议》，决定“改变遗址现行管理体制，实行市院共建”。北京市负责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建设、管理及科普教育工作，中科院负责遗址的科研。 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一直陆续进行，目前的周口店仍有很大的发掘潜力。2003年11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对龙骨山西坡进行了探测，探测结果显示，周口店猿人遗址中很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古代化石，遗址发掘的潜力巨大。 2004年7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加固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目前，周口店遗址的价值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美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约翰·澳尔森说：“国际学术界认为，由于周口店能比亚洲、欧洲或非洲其他地点在有关更新世人类生活方式和环境方面提供更准确的图式，所以它无疑是世界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反穿裤子的魏敦瑞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考古专家都在关注着北京人遗址的发掘进展，期盼着重大发现再次出现。结果，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就在人们的希冀中来临了。 1936年11月，贾兰坡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兴奋之余，他把头盖骨包了又包，裹了又裹，亲自送回北京。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当时正在北京，贾兰坡回来时他还在睡觉，当有人报告魏敦瑞这一消息时，他惊喜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兴奋之余赶忙穿衣，结果竟连裤子都穿反了。出门后，大家见了他都禁不住笑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疏忽。他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这次伟大之收获，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贾兰坡。”------------盆地里的古人类大聚集(1)------------ .c.盆地里的古人类大聚集 .c.——泥河湾盆地遗址群 遗址名称：泥河湾遗址群，包括著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小长梁文化遗址、马圈沟遗址等早期文化遗存80多处。 发掘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1年首先被国外传教士发现，解放后引起了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65年我国学者第一次走进泥河湾进行考古。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在1976年的许家窑遗址。 距今历史：1.17万（虎头梁遗址）-250万年（小长梁遗址） 考古地位：泥河湾不仅为探索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人类及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也为了解近200万年来自然环境变迁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泥河湾遗址群涵括整个旧石器时代，其文化关系一脉相承，前后连贯，从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马圈沟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发展脉络十分明晰。 二十世纪初，人类起源“非洲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论断，但仍有一些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关注着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神秘东方。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类学家涌入了这个充满神秘的伟大国度，开始了他们寻访古人类的历程。泥河湾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发现的。 .c.考古发现过程 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的泥河湾，是一个依山傍水、景色诱人、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化石，从此泥河湾就成了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代名词，成为驰名中外的古人类、古地质、古生物学家探索寻根之圣地。 对泥河湾的关注源于一名外国传教士。1921年，在泥河湾附近矗立起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有一位很特别的神甫文森特，平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对教友们随和平易，爱问人们各种种样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古怪的爱好，就是喜欢收藏一些人们看来既不值钱也不好看的骨头、石块之类的东西。在他极为简陋的居室里摆满了各种动物遗骨、化石和石器。 也就是在这一年，天津“北疆博物院”开始动工。为了搜集文物，博物院的倡导者，法国的考古学家桑志华写了一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中，他恳请在华北各地的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帮助补充标本。不久，文森特看到了这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立刻将收集来的动物化石送交给了桑志华，并引起了桑志华的兴趣。 此后的3年中，文森特走遍了化稍营、大田洼、石匣里和深井一带的坡沟山梁，在桑志华不间断的书信指导下，采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化石，成为了一名业余的考古学者。 1923年5月，考古学家德日进应邀于来到天津，先后几次与桑志华赴西北考察。1924年夏，他俩在萨拉乌苏考察返回途中，会同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在泥河湾进行了短暂的地质考察。 正是这次短暂的地质考察离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帷幕，从那一年起至今80余年，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对泥河湾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这片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内，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80多处，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 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中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有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并生动描绘出古人类生活的场景：在早更新世，三趾马常来泥河湾饮水，泥河湾湖滨地带有古人类在那里出没、狩猎和生活。 1935年，在某一本法文杂志上，考古学家步日耶进一步把想象的空间生动化，因为他在泥河湾发现了一件沉睡了许久的古人类“手斧”，还发现泥河湾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上有被石器砸击过的痕迹。步日耶断言：在泥河湾盆地曾经有过一种人类生存着，他们可能是中国猿人或者其它人类。但有科学家说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那柄所谓的“手斧”只是一件形状酷似天然的石块，还不能证明有人类制造工具的痕迹。泥河湾远古人类的存在与否便又成了悬而未决的疑案。 解放以前泥河湾盆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大都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且多局限于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的研究，直到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才走进了对泥河湾的考古行列。主持周口店北京人发掘的考古学家裴文中一直在寻找着北京人的去向，而最让他关注的就是太行山山脉东麓一带。于是，这个横跨河北、山西两省的泥河湾盆地进入了我国考古学家的视野。 泥河湾盆地东端与北京距离大约150公里。从山西省吕梁山发源的桑干河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大同盆地后进入泥河湾盆地，然后从东端的石匣里切开盆地边缘向南流出。沿途汇合了宣化、怀来、延庆几个盆地的河流，成为了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永定河。桑干河、永定河成为连接泥河湾盆地和包括周口店在内的京西地区的通道。 1965年，为中国旧石器考古调查做出巨大贡献的王择义，带领王向前、武文杰来到泥河湾，他们在盆地中部桑干河北岸的虎头梁村找到了第一件旧石器。尽管这一发现与前人的愿望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甚至与早更新世的三趾马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毕竟率先叩开了追寻泥河湾盆地原始人类活动的大门。 1972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卫奇走进了泥河湾，发现了阳原县东城镇虎头梁遗址。------------盆地里的古人类大聚集(2)------------ 卫奇和泥河湾的缘分由来已久，早在大学地质系读书时，泥河湾的故事就深深的影响着他。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古人类的考古和研究，桑干河成为卫奇破解悬案实现梦想的阵地，从此桑干河两岸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但是古人类化石像幽灵一样，似乎总在躲避着卫奇的追踪，年复一年，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之中，他在顽强地坚持着探寻。 虎头梁遗址位于虎头梁村东南约800米处，是一处距今约1.17万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2年，卫奇和盖培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出以楔形石核和尖状器为主的大量石器，还发现了古人使用过的灶坑。 卫奇对泥河湾的关注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愈加迷恋上了泥河湾。一天，卫奇在药品收购站意外得到一个线索：在许家窑，有人曾看到过类似人类头盖骨的化石。 许家窑位于河北山西交汇处，这里人烟稀少，临近两省的农民疯狂抢挖“龙骨”，卖给药品收购站赚钱。循着“龙骨”的线索，卫奇来到了许家窑。当他急匆匆地赶到当时的挖掘现场时。映入眼帘的除了一堆堆不能换钱的石头，就是深沟大坑。 来晚了，卫奇懊悔地坐在石堆上。不经意间他抚摩着手下的石块，突然振奋起来。这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石球，是传说中的古人类的投掷器——飞石索。有了这一线索，卫奇认定这里也一定有古人类化石，发掘价值非常大。 但是，当时的许家窑由于村民挖取“龙骨”，地层已经遭到破坏，想要找到古人类化石有如大海捞针。卫奇没有放弃，他像就地打井般一铲一铲的挖，一点一点的找，终于17件古人类化石相继出现。卫奇兴奋地把这些发现拿给他的老师贾兰坡教授。 泥河湾遗址的发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1974年秋，贾兰坡利用短暂的时间在许家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极其丰富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1976年春，对许家窑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除获得万余件石制品。大批哺乳动物化石外，还找到了9件人类化石。贾兰坡、卫奇根据最初的调查估计，许家窑遗址的年代为距今6万至10万年左右。 随后的几年中，“许家窑人”的化石越来越多，包括顶骨、枕骨、颞骨以及上下颌骨等。这批人类化石十分耐人寻味，头骨骨壁之厚、牙齿之硕大竟与北京人不相上下。但是，许家窑人的脑量比北京人的大，已经超出直立人而进入早期智人的水平。另外，许家窑人石器的工艺水平比北京人的高，但是两者在技术和类型上存在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于是，贾兰坡决定将遗址时代提前，国外的考古学家也曾就许家窑遗址的年代做过研究，并最终将遗址年代确定为距今50万年前。 许家窑文化和许家窑人的发现与研究，毫无疑问地被载入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史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找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发现了至今仍然为数不多的晚期智人化石，更重要的是它在文化渊源的探索中，充当了过渡的桥梁。 泥河湾考察更大的收获是在盆地东端发现一批时代更早的文化遗址。 1978年8月21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再次进入泥河湾盆地考察，并在阳原县小长梁发现了很多用燧石、石英和火成岩等岩石、矿物打制的石器。这些石器都埋藏在地面以下67米深的湖相地层里，人工痕迹清楚，制作精致，而且数量很多。专家们命名它为小长梁遗址。 这里发现的石器共2000多件，同时还出土了若干打击过的骨片，或留有刻划痕迹的骨片以及吃剩丢弃下来的三趾马、马、羚羊、牛、鹿、象等动物的残骨和牙齿。从考古学角度鉴定，石器与动物群的时代是一致的，也与泥河湾组地层的时代相同，确实比北京猿人的时代要早得多。 从遗址出土物来看，在远古时代，这里一定有人类活动，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发现人类骨骼的化石。至于遗址的年代，经古地磁的测定，顶部为150万年前，底部为300万年前，所以，考古学家把遗址的层位定为243万年-255万年之间。这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的遗址，根据石器的分析，当时人类已有语言，不然技术传授会有困难。 自发现之日起，小长梁遗址就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对中国早更新世的旧石器考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着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daikao古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此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泥河湾盆地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从未间断过。 1981年，卫奇在小长梁东北方再次发现了一处遗址——东谷坨遗址。新遗址的石器埋藏在地面以下大约45米深处，附近有适于打制石器的岩层露头，发掘出的石器数量多得惊人。第二年，我国女地质学家李华梅对东谷坨遗址进行年代测定，证明遗址的年代距今100万年。后来，参加中美合作计划的美国科学家重新对其年代进行测定，得出的结论和中国科学家的结论相同。 1991年到1992年，泥河湾中美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启动，它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项目，由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及印第安那大学等共同合作，由此揭开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新的一页。泥河湾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东谷蛇遗址的发掘，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项目，中美联合对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推动了中国考古与世界的接轨。 20世纪最后10年，是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发展迅猛、成果荟萃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成就，除中美合作所取得的成就之外，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的调查质掘和研究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正当人们为东谷坨和小长梁的发现惊喜不已的时候，一个更加古老的遗址发掘和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它就是小长梁与东谷坨北面不远的马圈沟遗址。 马圈沟遗址位于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于1992年发现的。那年卫奇培养出来的农民技工白日有在马圈沟发现了一根动物化石，成为发现马圈沟遗址的重要线索。同年，河北省文物局由考古学者谢飞领队，对马圈沟进行了连续发掘。 重大的发现是在2001年9月出现的，谢飞带及其助手在马圈沟进行探方清理，突然，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圆形痕迹出现了，经验丰富的考查队员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痕迹。这些奇特的圆形到底意味着什么？ 挖掘一下子变得谨慎起来，土被一层层剥开，痕迹的形状也清晰起来，专家通过地质层的年代和各种综合分析做出了结论：这些圆痕是200万年前大象的脚印。紧接着相邻的探方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发现，大量的象牙、象骨化石伴随着散落的各种石器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个宏大的场面，象骨周围散落着大量的石器，仔细观察下发现他们摆放得井然有序，这似乎是一个有着特定意义的现场。象骨上清晰的刮痕和紧紧贴放在上面的刮削器，为学者们揭示真相提供了机会，这是古人类群食大象，刮肉取食、敲骨吸髓的情景，这里是200万年前人古人类“餐桌”！这一结论让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欢欣不已，马圈沟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当时人类的行为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 这次发掘发现了极为难得的人类餐食动物的场最，这么完整的古人类行为遗迹，在目前全世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泥河湾的学术价值高不可测，它传达给人类的文化信息，在亚洲、全国首屈一指，意义非常之深远。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不排除有人类遗骨的可能。如果这个预测成为现实的话，将有可能推翻此前所有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断，引起世界性的轰动。 目前，对泥河湾遗址的发掘工作仍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有更多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学家去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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