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第一个化学发现 人类的第一个化学发现是什么？答案是对火的认识和利用。火产生的方法很多，比如火山爆发、雷电袭击、陨石落地等都可能产生火。元谋人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接触到火，并且慢慢了解到火可以带来光明、取暖御寒、烧烤食物、驱走野兽。于是，他们开始了对火的利用。元谋人的火种都是从野火中引来的，并且努力维持火种，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炭屑和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距今已经有170多万年，这是已知的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火的使用使人类自身的体质和大脑得到进一步进化，从而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使我国古老的猿人慢慢开始了向现代人的转化。------------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1)------------ .c.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 .c.——跨湖桥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跨湖桥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跨湖桥 发现及发掘时间：1990年发现并首掘，2001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此后发掘工作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7000-8000年 考古地位：是浙江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探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其器物特征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已知的各支考古文化，是一支全新的、独立的文化类型。 浙江省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西南约4公里，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与浦阳江流经这里。遗址及周围地区是古湘湖，现已大部分淤积，正是这些三四米厚的湖床淤泥有效地保护了下面七八千年的古老文化。跨湖桥遗址发现以来却受到了“冷落”，直到2004年，跨湖桥文化才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被考古界所确认。 .c.考古发现过程 跨湖桥遗址处在旧湘湖湖床的下面，早在20世纪初，湘湖就已经名存实亡。古湘湖湖底千百年来形成的淤泥，成为制造砖块的优质原料，淤泥保护了跨湖桥文化，也同样使这古老的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1970年前后的某一天，湘湖村的村民听到一个消息：杭州砖瓦厂要在冷饭滩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取土点。消息一传开，湘湖村村民连夜突击，围堤抽水，抢占阵地。当时冷饭滩一带属于无法正常耕种的沼泽地带，取土的第一步必须围堤抽水。那一晚，一家新的砖瓦厂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萧山城厢砖瓦厂，挖土制砖的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蚕食旧湘湖底下的这座文化宝库。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3)------------ 跨湖桥真的是河姆渡的“后辈”？参加跨湖桥遗址发掘的工作人员不愿意相信。但由于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跨湖桥遗址重要性的认识，研究工作未能进一步深入，跨湖桥遗址就在这些怀疑中被“冷冻”了十年。就在它受“冷落”的几年间，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已遭到破坏，考古学家再也难以找回这一远古人类的居住区。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浦阳江流域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调查步骤是从上游往下游走，跨湖桥是调查的最后一站。12月20日，考古调查队来到跨湖桥进行试掘，没有新发现。几天后，根据当地民工的指引，转移到取土坑东部继续探掘，终于发现了文化层堆积。这时，这一地带已经被列入砖厂冬天的取土计划，为了保护遗址，考古队马上决定再一次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次发掘于2001年5月正式开始，发掘的面积并不大，仅为350平方米左右，却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出土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为了再次给跨湖桥的文物测定确切年代，考古队把取到的标本送到北京大学等5个不同的权威机构进行科学测定，测出的数据达28个之多。得到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些科学研究无可辩驳地说明，跨湖桥文化距今为7000至8000年。“冷冻”了十年的跨湖桥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次发掘还传出一个“垃圾堆里捡珍宝”的美谈，因为这次发掘挖出了一个远古垃圾场，而品种繁多的千古垃圾又是传递古人生活、生产、思想、文化等重要信息的载体。古人往往将村落临水的湿地当作倾倒垃圾的场所，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果，再次证明了这点。出土的大量牛骨、鹿骨等正是古人吃剩的垃圾；大量的陶器碎片正是古人的遗弃物；破碎的骨耜正是古人丢弃的已不能使用的生产工具…… 但跨湖桥文化却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古人遗弃的垃圾，跨湖桥遗址在第一次发掘中，就已发现了建筑遗迹和多处房屋遗迹。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两座贮藏窖，里面贮满了橡子，这是古人贮藏的食物。显然，第一次考古发掘，挖到的是古跨湖桥人的居住区。?结合前后两次的考古成果看，跨湖桥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遗址。 这次发掘的结果使跨湖桥遗址作为独立的文化类型引起国内专家的极大兴趣，为了补充更多的资料，同时也是为了抢救地下文物不受进一步破坏，2002年9月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跨湖桥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由于跨湖桥遗址被破坏严重，第三次开挖的探方大多处在遗址的破坏边缘，所以大都不完整，实际发掘面积约350平方米。但就在这里，却“驶出”了人类最古老的独木船。 考古工作人员以前就听村民说在这一带发现过木船，跨湖桥的发现者郑苗也曾报告发现过“小船”，但在前两次发掘中并没有发现古船。跨湖桥真的有古船吗？考古队暗暗地把寻找古船的踪迹作为这次发掘的目标之一。 最早发现古船的蛛丝马迹是在11月11日，当时考古人员正在探方里整修台阶，在地下第9文化层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木制品，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木船的一个角。一下子，在场所有人的精神都振奋起来，似乎重大的发现立刻就要揭晓一般。随着清理面积的扩大，独木舟的一个凹面显露出来。因为早就相信这里有古船，这个发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兴奋异常：“我们发现了独木舟！” 经过不断发掘，在相临的三个探方里都发现了船身。独木舟的船头直到19日才被发现，由于当时船身中段还埋在一个隔梁里，而且船宽度不一，所以还以为这是两条各长2米多的独木舟。21日，考古队员打掉了中间的隔梁，世界第一古船的真面目才完全地展现在今人面前，而且长达5.6米。在这条独木舟的两侧，还发现了许多木棍，专家推测这些木棍是用来固定或支撑独木舟的，并推测这里是一个独木舟的生产或修理作坊。 2003年10月初，考古学家再次对跨湖桥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从2002年发现的遗址东侧开始，出土了一批陶器、木器、骨器碎片，其中有一只保存完整的骨哨。考古人员希望通过对跨湖桥遗址的深入发掘，更全面地了解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遗址文化。 目前，对于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仍在有序进行。------------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 .c.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由此，专家确认跨湖桥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在出土的文物当中，陶器最为精致和独特，其制作的精致程度要高于河姆渡时期，除器形规整匀薄外，主要指彩陶与黑光陶工艺。彩陶保存的鲜艳程度十分好，而且发现的完整器物较多，彩陶的分布位置及组合形态也十分清晰。 陶器的彩饰分为厚彩和薄彩两种，都施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施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等色，从口沿向内垂挂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另外，还有一些双腹盘从上到下分层设组，各有题材，十分讲究，专家推测这类器物不是实用器皿,而已经被充任礼器、祭器。最有特色的是厚彩，施于器物的外部，如罐的肩颈、圈足盘的圈足等位置。彩纹一般为以圆形镂孔为中心的放射线，肩颈部位多以组合纹饰出现，其中“太阳”纹引人注目。在手法上，点彩别具个性，往往与条纹、波浪纹相配合。厚彩材质似乎加了某种作为粘合剂的泥料，脱落后留下的乳白色痕迹仍旧清晰可辨。 黑光陶一般见于豆、罐两类器物。浙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很多泥质黑皮陶，初见很容易相混，其实胎质完全不同，外露的光泽也是不一样的。跨湖桥出土的这种黑光陶主要是一些红内黑的器物，如钵类器，内壁十分光亮，为江南其它考古学文化所不见。专家推断，这些黑光陶除了应用还原焰烧造技术外，还经过精心的打磨。器物上常见周正的弦纹、棱纹，分明使用了轮制技术。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6000多年前才有了慢轮修正术，跨湖桥出土的陶器却把这一时间推进了1000年。 跨湖桥陶器的群组合也十分新颖。从器名上看，也只有釜、罐、钵、豆、甑几种，但形态却完全是新的。如钵型釜、扁腹双耳罐、盅型钵、双腹豆。而且纹饰也愈加丰富与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拍印的方格纹的出现，在以往的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种纹饰从未出现过，但在跨湖桥遗址却出土了相当的数量，而且多呈菱形。另外还有蓝纹、篦纹、指甲纹、戳印纹以及“工”字、“卜”字、三角形、方形、圆形等镂空形式。 出土的有机质遗物中，骨器数量不少，包括耜、镖、镞、哨、针、纬刀、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经研究发现成孔方式是用火烫灼后再行挖凿的。另外还有很多用动物肢骨的骨壁、肋骨加工而成的骨具，磨制精致。出土的一件骨针长9厘米，最大径不足2毫米，孔径不足1毫米。同时还出土了纬刀、双尖叉等纺织工具。 跨湖桥的动物群比河姆渡遗址简单，从出土的动物遗骨来看，包括鹿、猪、牛、狗、獾、鹰、鳄和豚等。猪、牛等动物的牙齿磨损度普遍较高，这是跨湖桥人肉食大多来自狩猎的证据，因为老迈的动物缺乏抵抗力，容易成为捕杀对象。说明狩猎在跨湖桥时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很多木桨，其中一半是半成品，上面满是清晰的刀砍斧削痕。数量最多的是木锥形器，尺寸近似筷子，中间稍粗，一端平头，另一端尖；另一种木锥的一端削成扁舌形。另外还出土了数件木“簪”。 遗址出土的石器也很有特色，器形主要有斧、锛、凿，还见有极少量的镞、石片形刀、石杵、磨盘等。石质多为青灰色的硬质沉积岩，附近地区无法找到这种岩材，应该从远方交换得来。 .c.充满疑团的跨湖桥 2002年3月27日，来自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会聚萧山，针对跨湖桥文化类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面对着疑团重重的跨湖桥文化，许多在场的专家学者禁不住发出了“太意外”、“看不懂”的感叹。 1.高超的彩陶制作技术 跨湖桥文化是一种高龄文化，它的稻作农具骨耜，在制作上十分粗糙，远不及河姆渡骨耜精细，出土的大量兽骨也表明古跨湖桥人还是以狩猎为主。但是，7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却掌握了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特别是通体磨光的黑光陶器，似乎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的黑皮陶器有着某种联系。难怪当初会有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后辈，至今专家们也无法解释跨湖桥文化遗存中的这种“青春色彩”。 2.骨针和蚕丝线 在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不少负载重要信息的宝贵物品，其中就有一枚精巧的骨针。这枚骨针针眼相当细小，即使采用今天的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个小针眼也不容易。那么，古人究竟用的是什么线？当时不可能有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么细小的针眼，只能使我们想到了蚕丝线。难道距今七八千年的跨湖桥人已经在接触蚕桑了？考古学家至今也不能得出答案。 3.使用中药的祖先 跨湖桥遗址中还有一个小陶釜，底部有烟火熏烧的痕迹，釜内有一捆植物茎枝，共约30余根，长度在5至8厘米之间。由于陶釜已烧裂，古人将其丢弃了。陶釜内的植物成了考古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他们推测这捆植物是远古的中草药，遂将标本送往药品检验所进行检测。但由于标本的有机质不足，难以确定其具体的药性和名称，只能定为“茎枝类”。虽然至今也无法确定是什么中草药，但这一考古新发现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黏合剂 细心的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陶片时，还意外地发现一块黑光陶片上有修补的痕迹，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古人是用什么黏合剂来修补陶器的。 5.跨湖桥的毁灭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跨湖桥文化是突然之间消失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作为跨湖桥文化继承者的证据不足，这种文化缺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尚是未解之谜。 有很多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的毁灭，最可信的推断就是毁于海水侵袭。据地质水文资料载，从全新世初期开始，东海大陆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在距今6000-7000年达到高峰，包括会稽山脉在内的宁绍平原周围地区，沦为一片浅海。这次大规模的水淹对跨湖桥文化的前途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钱塘江、浦阳江泛滥更加速了这一带环境的恶化，今日凶猛的钱江大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结合历史记载来看，今天会稽一带的自然环境最符合大禹治水的历史条件，如果这段神话是史实，那么跨湖桥遗址大约不幸落在治水无为的鲧的时代，治水的失败就是跨湖桥遗址结局的写照。 跨湖桥文化的难解迷团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个新的课题，只有等待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让这些迷团大白于天下。------------跨湖桥之最------------ .c.跨湖桥之最 1.弓钻取火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器、石器，这些器具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跨湖桥人到底将文明推进到什么程度？经过对这些奇特器具的研究，考古学家做出了解答。 据考古资料显示，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可能掌握了钻木取火技术，但遗址中并没有出土取火工具。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奇怪的工具，经考古学家考证是弓钻取火的工具，说明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 通常一个弓钻是由钻柄、钻身、钻头和弓等部件组成，从跨湖桥文化遗址发掘的一些史前文物看来，弓钻的主要部件已经具备——从弓钻的组成看，骨制复合器就充当钻柄。 在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的复合器由动物骨头做成，因为被长期使用，其表面表现出古玉所特有的包浆状。木质管形器是钻身，木锥则充当钻头，尖端有黑色炭化现象，炭化稍上方有一个“小台阶”，这是为了防止木锥尖端无限制往下钻取。 这些工具拼接起来就成为弓钻，然后在木块里加入引火物质，再配上一个用木条做的带绳索弓弦的弓，将绳索绕在转杆上，将弓来回拉动，就能取得火苗了。 2.慢轮制陶术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黑光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罐口的7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环状平行弦纹到底是用什么技术制作出来的，一直是个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木质陶轮底座出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这个木质陶轮底座不仅解开了环桩平行弦纹的谜底，更由此证实了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慢轮制陶的技术。 黑光陶器的弦纹就是用陶轮修整技术加工成的。制作黑光陶时，只要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并仔细对中，用一手转动转盘，另一手用木器、骨器或石器接触要修整的胎体，经过多次转动后，就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了。 陶轮的出现是制陶业的一场革命，以往陶器制作都是用泥条盘筑，然后通过手工捏拍制作而成。这样制作出来的陶器不够圆，厚度不均匀。而慢轮制陶技术使得陶器形状更好，厚度均匀，弦纹则能大大增加陶器的美观。之后，在慢轮制陶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快轮制陶技术则更先进，它曾制作出厚度只有2毫米的“蛋壳陶”。 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发现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距今12500年前。而跨湖桥文化遗址是8000年左右的，也就是说，其间经过近5000年的劳动探索，先民们终于发明了慢轮制陶技术。 据考古资料认定，世界最早的陶轮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距今5700到5300年。以往，在我国距今7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已经发现了陶轮加工特征，但没有发现陶轮。而此次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木质陶轮底座，也就证实了中国的陶轮技术先于西亚两河流域2000多年。 3.海水制盐 在研究跨湖桥“黑光陶”黑亮之谜时，专家发现8000年前湘湖人已会海水制盐。 考古学家在对40件黑光陶陶片的表面和内部化学成分进行测试时发现，被测陶片基本是夹碳陶，而且氧化钾和氯化钠的含量非常高。 黑光陶中高含量的氧化钾并不完全来源于陶器的胎土，还来源于草木灰。同时，黑光陶表面氯化钠含量最高达1.83%。这些盐和氧化钾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后，形成钠钾铝硅酸盐玻璃相，从而使黑光陶又黑又亮。 但这些盐是从哪里的来的？实验数据表明，通常海水的食盐含量是大大低于黑光陶表面所测出的食盐含量的，由此可能推断，古人制黑光陶时应该是有意识地加入一些利用古老海水制盐法制作出来的原始食盐。同时，古人还在制陶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利用草木灰、食盐和黄铁矿作泥釉的制陶工艺。 4.最早的独木舟 在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这只独木舟出土时船头朝东北，船尾向西南，非常狭长，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为砖瓦厂取土而被截掉。船现长5.6米，船身最宽处为53厘米，船体深20厘米，船帮有部分被损坏，因而宽窄不一。考古专家依据古船出土的地层年代，推断出独木舟的“年龄”约为7600到7700岁。 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的发现，把迄今发现最早古船的年限再次向前推移。在此之前，江苏武进曾发现距今2000多年的独木舟，这条独木舟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古船。河姆渡遗址也曾出土过7000年前的船桨，以及可冲气浮于水面的兽皮，但并没有发现木船的整体。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的古船要算是埃及墓穴出土的“太阳船”，距今约5000年。在英国约克郡曾经出土过距今达9500年的船桨，但并没有发现整船。跨湖桥古船的发现，把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一下子向前推了2000多年，堪称一个飞跃。 5.我国最早的稻物遗存 在跨湖桥遗址中还出土了农用工具骨耜，这些骨耜使考古学家开始关注跨湖桥的农业遗存。 为了深入了解跨湖桥是否开始种植水稻的问题，研究人员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植物硅酸体分析和植物遗存调查。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显示，除第11层外，其他各层都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遗存，并且形状较大，与现代栽培粳稻的相似。稻物遗存调查显示，湖桥遗址中有大量的稻谷、米和谷壳等古稻遗存中，谷粒型与现代栽培稻的籼稻相似。研究结果表明，跨湖桥遗址的古稻可能是尚未完全分化的群体。虽然，跨湖桥人以狩猎为主，并没有创造河姆渡人那样辉煌的农业文明，但他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 .c.跨湖桥遗址现状 跨湖桥遗址是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内涵特殊，不同于以往确立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体系，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1999年跨湖桥遗址被萧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点。 为了保护跨湖桥遗址，2001年，萧山区政府禁止当地砖瓦厂在遗址范围内取土。第二年萧山区人民政府又下达文件要求当地砖瓦厂停产，在遗址范围内取土二十多年的萧山城厢砖瓦厂也在停产之列。2003年，萧山区政府在遗址现场设立了值班人员。 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4年10月召开了有全国及省、市有关专家参加的独木舟保护方案论证会，通过了《跨湖桥独木舟遗迹原址保护可行性方案》，各项保护工作正有序进行。 2004年12月17日下午，在“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究会”上，来自著名权威机构的35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文化。因此，可将跨湖桥遗址视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这意味着“跨湖桥文化”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成了中国考古界的一个共识，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考古文化概念并驾齐驱。跨湖桥文化的命名，不仅是萧山历史文化悠久的实证，也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崭新的研究成果。 跨湖桥遗址陈列馆建设工程也于2005年12月18日开工，建筑面积700平方米，位于湘湖旅游度假区内，并于2006年4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馆内集中展示跨湖桥出土的珍贵文物，是萧山8000年历史的缩影。 馆中的陈列厅分为三部分，第一展厅以出土陶片精心拼接成的釜、罐、钵、盘、豆等陶器为主，并展示部分牛、鹿、狗等兽骨，十分引人注目的太阳纹彩陶和黑光陶陈列其中。第二展厅展出的有独木舟以及船桨、禾科类纺织物、石器、骨器等，其中的骨器和石器非常精致优美。影视厅播放的是全面介绍跨湖桥遗址考古过程及其意义的纪录片，全面展示了8000年前跨湖桥人类制造独木舟、古老磨床以及畜养的家猪骨骼、种植的稻谷的场面。 目前，萧山区委、区政府决定结合湘湖开发，在跨湖桥建立遗址公园，并为跨湖桥遗址积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水稻发源地“罗家谷”------------ .c.水稻发源地“罗家谷” .c.——马家浜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马家浜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嘉兴市桐乡县罗家角等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6年发现罗家角遗址，但并未发掘；1959年春发现南湖乡马家浜遗址，并于3月首次发掘。此后在长江流域陆续发现和发掘大量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 距今历史：7170年左右 考古地位：马家浜文化代表着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时期时代中期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文化，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发源，其后续文化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者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区系文化特色。 江南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多年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其实，只要稍加考证与研究，便不难发现，江南文化的源头就在嘉兴，即马家浜文化。江南文化源头，之所以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先在于对江南地域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源头便也论说纷纭。 .c.考古发现过程 按照以往的学术惯例，各种遗址文化大多是以首次发现及发掘地命名的。但马家浜文化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它的首次发现地并不是马家浜，而是在嘉兴市桐乡县一个叫罗家角的地方。 桐乡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中部，罗家角在县西石门镇的东北约2公里的地方。遗址北临大运河，南依罗家角村，有小河自罗家角村流过，向北注入运河。遗址四周全为岗地，中部也有岗地将其分隔成两块水田。 1956年，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热火朝天地搞生产，结果农民们在罗家角的水田里挖出了大批兽骨和陶片。当地农民没有看过动物遗骨，但听说过“龙骨”可以入药的事情，便纷纷将其拿到中药铺出售。结果“龙骨”越掘越多，中药铺不收购了，农民就转卖给废品收购站。最后是收购站向文物部门反映，才使罗家角遗址出现在考古学家的视野里。 10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前往桐乡县罗家角调查，采集到石器、陶器、兽骨等若干，确定罗家角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当时人力不够，对这一文化遗存也并不了解，认为没有太大的发掘价值，只是加以保护。1961年，罗家角遗址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家角遗址就这样沉寂了下来，历史的风霜湮没了曾经灿烂辉煌的远古文明，如果不是1959年马家浜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也许美丽的太湖流域还背着那“古来是蛮夷之地”的名声。 马家浜坐落在嘉兴市城南7公里的南湖乡天带桥村，东北面临九里港，西至坟屋浜，南为马家浜，是一个三河交叉的平原。1959年春，嘉兴南湖乡天带桥大队马家浜村在沤肥挖坑中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赶紧报告了文物部门，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同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委员会与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来此进行了发掘，出土骨器53件、石器12件，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玉器、陶器和兽骨。 这次发掘坑位于遗址中部，总计2l3平方米。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为两层，上层以灰黑色粘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出土有兽骨、石锛、砺石、骨镞和各种质地的陶片，还有建筑遗迹；下层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另外还有骨镞、骨锥、骨针、骨凿以及石斧、砺石和陶片等。 考古学家还在这里发现了长方形房屋遗迹。这座房子南北7米，东西3米，门朝东。室内是经过加工的黄绿色土面，还有带树枝和芦苇痕迹的红烧土块堆积。下层中的居所较简陋，房基为椭圆形凹坑，还发现了碳化圆角菱，与现在的南湖菱相仿。经测定，马家浜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为7170年左右，甚至比先于发掘的河姆渡遗址年代还略早一些。 最让人震惊的发现是位于上下层交接处的墓葬，共出土了30具人骨架。这些骨架埋葬密集、重叠，南北向放置，其中6具身旁有随葬品，生产工具置于腰部，装饰品置于头部，陶器位置不一。遗憾的是，当地农民害怕这些骨架给他们带来晦气，半夜起来把这些“马家浜人”偷偷捣毁丢到河浜里去了。 马家浜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发掘马家浜遗址时，考古人员还没认识到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而是把它作为“吴越古战场”来认识、考证的。发掘前就已经探明马家浜遗址有15000多平方米，由于条件限制只发掘了213平方米。后来由于考古队员吃住问题难以解决，对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工作只好中止。 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吴汝祚先生首次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197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根据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新近的考古成果，提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这一划时代的论点，并确认以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从此，马家浜文化正式定名。它的首次发现地罗家角遗址也于1979年开始了第一次发掘。 1979年11月下旬至1980年1月底，为配合罗家角农田基本建设，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考古队对罗家角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这次发掘开探方41个，发掘总面积为1338平方米，出土的完整器物达794件，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兽骨以及稻谷等植物遗存。 罗家角的遗址分4个文化层，都属马家浜文化，代表了马家浜文化的若干个不同发展阶段，丰富了马家浜文化的内涵。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1987年日本农耕史代表团专程到罗家角遗址考察马家浜文化；1989年，日本东亚稻作文化起源考古代表团也来到罗家角遗址进行考察，并认为罗家角遗址发掘出土的稻谷，证明中国的长江流域是日本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在日本出版的有关马家浜文化的书刊都把罗家角写成“罗家谷”，就是因为罗家角是水稻的发源地的缘故。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及研究逐步深化，浙江一带的马家浜遗址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1981年3月，考古队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发掘；5月，嘉兴平湖大坟塘遗址出土泥质喇叭形红陶豆、腰沿釜、猪鼻形支座等，为马家浜文化堆积层；10月，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发掘，清理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7座。 1984年1月，嘉兴博物馆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及常州、苏州、无锡、湖州市博物馆联合在嘉兴举办“太湖流域古人类、古遗址、古文化展览”，并召开学术讨论会，将太湖流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区系类型文化提出。到目前为止，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共发现了2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马家浜遗址出土文物------------ .c.马家浜遗址出土文物 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出土了大量完整或可复原的石、骨、木陶器物，其中石器包括石斧、石锛、石纺轮等，陶器有釜、盆、盘、钵、豆、鼎、碗、壶、纺轮等，骨器中有骨耜、骨哨。 马家浜的陶器独具特色，分为三期。早期陶器以灰黑陶和灰红陶为主，陶器成形基本采用手制。器表多素面或磨光，纹饰较少，主要纹饰有弦纹、绳纹、划纺、附加堆纹及镂孔等，器型以釜为主。马家浜出土的黑陶中有一件镂空黑衣陶壶十分精致，此陶壶器表施黑陶衣，撇口，短粗颈，折肩折底，圈足高而外撇，通体镂空装饰。此件镂空黑衣陶壶是马家浜文化的象征器。 马家浜文化中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仍有一定数量的灰黑陶和灰红陶，以素面的为多，绳纹基本消失，器型仍以釜为主。同时还出现了少量的鼎和较多的豆，还有牛鼻形耳的罐。晚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衣陶为主，主要器型是釜、鼎、豆。马家浜文化最独特的是一种“腰沿釜”，鼎足一般为扁平或铲形，甚至有的鼎足为鱼鳍形。以腰沿釜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陶器，体型大，器形多，已出现了三足器和袋足器。 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四片白陶片也尤为引人在注意。白陶是瓷器的先祖，据当今科学分析，制作白陶的原料主要是高岭土，高岭土由于铁含量低而铝含量高，较红、灰陶耐得起高温。白陶烧成后外型洁白美观，坚硬耐用，人们对高岭土的认识和使用，为后来瓷器的发明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家浜文化的白陶比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白陶早了1500多年。 从制作工艺和焙制方法上看，马家浜的陶器是由手工捏制，泥条盘筑，轮盘旋制逐步发展起来的。焙制方式的演变则更加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把制好的陶坯堆放在一起，四周围上柴火烧制，但温度不高，难以焙制大的器皿。后来逐步形成陶窑。据考古学家推测，罗家角白陶应该是轮制的，否则不会这样光滑、均匀。焙制方法可能是用炉灶式。可见马家浜人的生产力水平比同时代其他部落要高得多。 马家浜、罗家角遗址还出土了很多磨光穿孔石斧、弧背石锛和角骨制耜、凿、锥和网坠等生产工具，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用磨制石器和骨角器开垦农田、栽种水稻、饲养家畜等。农业经济是马家浜时期主要的经济生活，特别是栽培水稻，培育出粳稻，是水稻种植的一大发展。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渔猎经济在马家浜人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 草鞋山遗址还出土了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经过科学分析，这种织物用的原料是野生葛，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说明编织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这说明马家浜人不再是赤身luoti(被禁止)，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从出土的遗迹看，地面木构建筑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都表现出一种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 .c.马家浜之最 马家浜文化的“浮出水面”向世人展示了长江下游的远古文明，打破了古代文明起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渐向四周辐射的“一元”说，并创造了很多堪称“之最”的辉煌文化。 1.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在罗家角遗址曾出土了156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7040左右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这些稻谷颗粒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略小，和现代栽培稻籼亚种的硅酸体十分相近。 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国家有泰国、印度尼西亚，但其栽培年限不到6000年。日本发现的栽培水稻花粉距今约3200年，都比罗家角的水稻遗存晚了许多年。应该说嘉兴市是迄今所知我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2.最早的织物标本 在罗家角遗址和最近发掘的宜兴骆驼墩遗址都发现了不少陶纺轮，专家考证后认为是是马家浜人用于纺织的工具。因纺织品是有机物，要保存六七千年非常困难，但在一些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纺织品实物，有力地证明了马家浜人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穿上了衣服。 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说明了马家浜人编织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这三块纺织品残片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 3.全国领先的生产生活工具 马家浜人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处于领先水平。石器的制作已基本定型且大多磨制平整，并普遍使用了管钻法的钻孔技术。对石刀的使用马家浜人也远比河姆渡人先进。 从交通工具上看，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完整的木桨，同时还出土了形体硕大的木橹，说明马家浜人已能驾驭大型水上交通工具。在家畜饲养、捕鱼方式的掌握等方面，马家浜文化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如邱城遗址下层发现的遗物中，有陶网坠等捕鱼工具，而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所出土的七千件遗物中却未见一件网坠等捕鱼工具，仅发现两件鱼叉，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都说明当时的马家浜在工具的制作上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江南古文化之源------------ .c.江南古文化之源 江南文化源头应该是哪一种文化呢？答案只能是马家浜文化。 太湖地区耜耕农业的出现，以马家浜文化为最早，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的年代还要略早一些。马家浜文化遗址不仅有相当多的稻谷遗存，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水稻田。这些水稻田都分布在地势低洼的原生土上，包括草鞋山遗址的44块，绰墩遗址的46块，共计90块。这些水稻田的灌溉系统，可分为以水井和水塘两种灌溉系统，后者既可通过水口灌溉，又可排水。 马家浜文化之后的崧泽文化时期，发现了小型的三角形石犁。到良渚文化时期，这种石犁已经得到改进提高，器体得以增大，并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犁耕农业发展起来。良渚文化发达的犁耕农业并不是良渚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马家浜耜耕农业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发展而来的。 马家浜、崧泽、良渚三个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但在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上，由于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致、纹饰新颖的玉器，促使了学者们对良渚玉器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良渚发达的玉器文明正是在马家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进步得来的。 礼制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良渚文化礼制的出现，与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关。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墓葬中，都是以俯身葬为主，这是葬俗上的一个主要特点。随葬品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炊器主要是釜，食器以豆为多，也有用罐、盆、杯。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崧泽文化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逐渐向礼制—方面靠近，演变到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礼制。 马家浜文化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巫术活动。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白陶豆，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压印凸起的弦纹、勾连纹、曲折纹、菱形纹、月牙纹等组合成的图案。这样的白陶豆，与马家浜人日常使用的陶器有明显的区别，专家推测是与巫术活动有关的一种用器。由此可见，马家浜时期人们的巫术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直到东周时南方的几个主要的国家，如陈、楚、吴、越等都十分盛行巫术，巫风的来源正是马家浜。 .c.马家浜文化遗址现状 马家浜文化遗址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它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目前发现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已达200多处，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1961年，罗家角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7月16日，国务院将罗家角遗址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 罗家角遗址的发掘证明了马家浜文化在我国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也雄辩地说明了嘉兴史前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已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确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1989年，马家浜文化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4月，浙江省文物局和嘉兴市人民政府在嘉兴联合举办纪念马家浜遗址考古发掘40周年座谈会，确立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同时，在嘉兴博物馆开展了“马家浜考古标本展”。 但马家浜遗址发掘后并未在社会上产生普遍影响，目前仍有很多人认为马家浜文化晚于河姆渡文化。浙江省博物馆史前文化陈列中有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介绍，但却没有马家浜文化的陈列内容。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嘉兴市委、市政府把宣传、弘扬马家浜文化列入了议事日程。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重视马家浜文化的历史地位，大力支持嘉兴建设马家浜文化遗址公园，兴建马家浜博物馆。规划中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已经完成，并于2004年3月，嘉兴马家浜遗址公园规划启动，由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 2004年4月，为纪念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45周年，嘉兴市文化部门出版了《马家浜文化》一书，填补了马家浜文化专著的空白。马家浜文化，作为古代太湖文化的摇篮，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将继续展现给我们更多有关“江南之源”的宝贵资料。 ------------耜耕农业的世界颠峰------------ .c.耜耕农业的世界颠峰 .c.——河姆渡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河姆渡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73年发现并首次发掘，1977年进行第二次发掘。 距今历史：6500-70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其发达的农业文化，为研究古代农业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与马家浜同属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但目前未发现其后继文化。 杭州湾宁绍平原的南缘有一处十分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就是河姆渡。河姆渡遗址的南面是连绵逶迤的四明山麓，北面是一片平畴，西南就是碧波荡漾的姚江。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生息、繁衍，并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后来，河姆渡突然地消失了，直到1973年那场惊世的发现，河姆渡才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c.考古发现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也不例外。 1973年，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发展农业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河姆渡村所在的罗江公社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频发生。为了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获得稳定高产，村里决定对姚江边上一座旧排涝站进行改造。 排涝站需要安装大功率的水泵，所以地基一定要挖到生土层。这项工程从6月下旬开工，计划在9月投入使用。开工没几天，挖土的工人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泥土中混有很多石头、瓦片甚至骨头。罗江公社负责人罗春华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时，工人就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罗春华曾经在浙江大学进修过，对文物有一定了解。他认真地查看了挖出来的破罐、碎盘，意识到这些很可能是古代的器物，很快把情况报告给了县文化站。为了避免文物流失，罗春华还把流散到工人手中的器物集中保管起来。 经过调查，工作人员认定这里是一处含量非常丰富、年代相当古老的文化遗址，立即要求暂停施工，保护现场。 第三天，浙江省文管会工作人员王士伦来到工地，立刻就被出土的精美器物惊呆了。王士伦认为这是浙江省境内最为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即携带许多实物标本和动物骨骼，返回杭州做汇报。第四天，省博物馆派出一支专家小分队到河姆渡进行抢救发掘和试掘。一个举世瞩目的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河姆渡遗址的正式发掘拉开帷幕，重大发现陆续面世。首先，工作人员在探方里发现了一些木头，上面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专家推断这是一口水井的井架。经过进一步发掘，验证了推断的正确性，并确定水井深为1.4米。 在商周时期的金文中，“井”字中间有一点，与井的构造十分相似，四排木头相交搭成井架，中间的一点为汲水之处。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考古人员推测，这一带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紧接着，考古人员在探方中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这个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大部分是灰黑色夹砂和夹碳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时，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一些金黄色小颗粒，但很快就变成泥土的颜色。考古人员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这些稻谷在与空气接触之前，还保持着原来黄灿灿的颜色。难道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工作人员把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稻谷、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结果是：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的颗粒宽将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颗粒更接近人工栽培稻。 不断有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六千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已熟练掌握水稻种植技术。那么他们是如何种植水稻的呢？考古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许多骨制的东西揭开了谜底，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接下来的发现更让人费解。考古人员除了挖掘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很多的木板和木桩。据当地人传说，这里以前是海湾，所以这些木板和木桩很可能是当年的木船。地质探测的结果也证明，远古时代，这里果真是海湾。但这些木板是当年的木船吗？那么在这些木板旁边为什么会有大量囤积的稻谷呢？而周围的墓葬又该怎么样解释呢？ 带着这些谜团，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考古学家断定，这些木板和木桩和木船没有关系。以往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发展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金属工具，才会出现榫卯。而河姆渡人生活的那个年代比青铜时代早了两千多年，根本不可能有金属工具，这些木头的榫卯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发掘工作中的新问题不断出现，而谜底也常常随着进一步的发掘而陆续解开。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器工具，河姆渡人正是用这些石制的锋利工具去加工木材，至今这些工具仍旧十分锋利。在遗址中出土的芦苇编织的席子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苇编的图案及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专家推断，这些苇编在当时很可能是铺在屋顶上用来遮风挡雨的，也可以作为席子铺在房屋地面上，还能作为房屋之间的隔断。于是，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芦苇席子进行复原，一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展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凝聚了河姆渡人智慧结晶的干栏式建筑。 接连不断的新发现向考古工作者透露出这样的喜讯：这是浙江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碳十四的测定也证实了考古学家的推断，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 1977年“文革”结束，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都憋足了一股劲，想要好好地大干一场。因此，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报批手续之快，发掘面积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到现场专家之众，大概都是史无前例的。发掘工作于1977年10月8日至次年1月28日进行的，地点选在河姆渡村东北隅水渠两侧。为了做好发掘工作，宁波市成立了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亲临现场指导，古建筑专家杨鸿勋等在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 这次发掘历时112天，共布探方20个，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木、石、骨、陶质等各类文物达4700多件，其中墓中随葬品42件，还有大片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迹和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墓葬中还出土了数十具河姆渡人遗骸，他们或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少数保存完好。据出土骨骼分析，这些河姆渡人曾患严重脊椎骨变形、增生等疾病，应该是长期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所致。 河姆渡如一座藏品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形象地展示了南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情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令长江史前文明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中国古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从此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 .c.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丰富，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出土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为加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等，陶器表面常有绳纹、刻划纹。陶器上刻画的图案写实性强，手法夸张，想象丰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双燕比翼齐飞，小狗饱食后小息等。 出土陶器的经典之作是著名的猪纹陶。猪纹陶出土于1973年，通体由炭黑色的陶制成。陶体呈长方形，但四角都具有一定的弧度，底是平的，两个长的边壁上各刻有一条猪纹，虽然线条较为简单，但形态却非常逼真。 这件陶器的胎质较疏松，器壁较厚，还处于陶器制作的原始阶段。猪的头部向前伸而且稍微有点低垂，猪的嘴很长，双目圆睁着，好似在寻觅食物。猪的身上还刻有简单的圆圈和叶子似的花纹，脊背上的鬃毛簇立着。从整体上看这头猪形状更像野猪，只是比野猪要温顺些，介于野猪和家猪之间。从这件猪纹来看，河姆渡时期的猪偏瘦、偏小，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食物不足，人们不等猪长大就宰杀造成的。 从这件猪纹黑陶钵我们可以了解到7000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开始进入了定居生活，也反映了当时河姆渡的畜牧业水平，对研究猪的进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河姆渡人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原始艺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玉制作的装饰品，而玦、璜、管、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开创了用玉之风的先河。河姆渡人并不满足于对这种装饰类物品的追求，他们还发明了吹奏、打击乐器的发明，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吹奏、打击乐器有骨哨、陶损和木筒等，其中出土的骨哨已达5孔，音乐工作者以此仿制的(又鸟)腿骨骨哨能吹奏完整的七声音阶。 河姆渡出土的雕刻艺术品也相当讲究，用料有象牙、骨、木等，设计奇巧，寓意更是十分深奥。最为神秘的就是一件神秘的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它是经过加工的象牙，部分已残缺，外形像一只展翅的蝴蝶。牙雕长16厘米，宽5.9厘米。牙雕体的正面刻有精美图象，正中为光芒四射的太阳，用五个同心圆表示日面，园心附近有一个圆点，位置在日中稍微偏左。这件象牙雕刻的时间，据推算大约距今6000至6700年。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太阳崇拜的图形。太阳外侧为一对昂首相望的鸟，鸟羽下垂，与太阳下方水面波浪相接。这幅图象表示，旭日从海上喷薄而出，群鸟飞而相迎，代表古越族人民欢欣鼓舞，迎接初升太阳的情景。这是一件象征着古越族兴旺发达美好前景的圣物。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对生殖崇拜的象征。虽然很难判断这个图案的含意，但无论如何这是出现在荒蛮时期的一件精美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漆碗，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髹漆工艺。?这件漆碗，胎为木质，器呈椭圆瓜棱状，敛口，底有圈足。器壁外表有薄薄一层红色涂料，微有光泽。这种朱红色涂料经裂解后，涂氯化纳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似。 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学会了缝纫，出土的缝纫工具主要有骨针、细小的骨锥、管状针及小石锛等，缝纫、纺织、编织，河姆渡人的技术已经比较娴熟，类似机件在太平洋沿岸也曾发现，而在时间上则要晚两三千年。 .c.河姆渡之最 1973年，河姆渡文明重现世间，立即震惊了华夏，震惊了世界。河姆渡先民的智慧与成就，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添上了最辉煌的一笔。 1.世界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7000年前的河姆渡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仅1米左右，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仅出土的动物遗骸就达61种。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质结构，具有良好的促淤功能。遗址的西部紧临江边有一座海拔仅9米左右、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当时的河姆渡人就依山聚居在小山坡的东面和北面。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这里最先成为陆地，当周边还是一片浅海时，河姆渡已是一块“风水宝地”了。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是最早露出陆地，并迅速变成绿洲。河姆渡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高地的优势，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农业文化。 原始农业是从采集发展而来，原始居民在年复一年的采集果实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把这些植物加以栽培，由此产生了原始农业。河姆渡人种植的水稻是由野生稻逐步培育而成，并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上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栽培水稻在先后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其谷粒外形、颗粒大小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粒重远远超过野生稻，经鉴定大部分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少部分属粳稻。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换算出稻谷应当在12吨以上。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大，保存之好，不仅堪称全国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河姆渡栽培稻较传说神农植稻早2000年，比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土稻谷早数百年，填补新石器时daikao古“有粳无籼”空白。 河姆渡的农具也十分先进，骨耜就是其中的代表。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骨耜170余件。骨耜大部分取材于大型偶蹄哺乳动物的肩胛骨。骨耜使用时安装竖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一面削平，以与骨耜的浅槽吻合，同时在上端绑定木柄，为了操作方便省力，木柄和上部做成Y形或T形。在浙江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弥足珍贵的骨耜，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令人称奇的是在它上面还残留着一圈当时缠缚的葛藤，以及嵌于其中的木片。由于长期使用刃部十分光滑。磨损严重，特别是中间作为刃部的扁蒲扇面，磨蚀破损尤甚。 从国内外有关骨耜的考古发现来看以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年代最早、制作最精，而且数量也最多，堪称世界第一。 稻谷和骨耜的发现，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撒下谷种，就是用骨耜这种农具进行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引水灌溉，辛勤耕作。他们还用动物肋骨制作了一大批劳动工具，如磨成锯齿状的骨镰、中耕农具鹤顶锄和谷物加工工具木杵等。这些都表明，7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农业已成为河姆渡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但是，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河姆渡人的水稻生产主要在湖滨的低洼地利用自然水源进行灌溉培育，农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风调雨顺时收获就多，倘若遇上了洪涝或干旱，很有可能就会颗粒无收。而河姆渡遗址背山面水、土地狭小，非常容易遭受水灾。据《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描述，河姆渡遗址经常遭受水灾，给水稻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河姆渡人产生了原始的对太阳神的崇拜，实际上是祈盼农业丰收。河姆渡人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去精心制作“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蝶形器，正是把它作为太阳神的像具，作祭祀之用。------------世界最早的木桨------------ 2.世界最早的木桨 河姆渡地处江南滨海平原，气候温暖，降水充沛。遗址周围湖泊沼泽遍布，河流纵横交错，有着辽阔的水域，因此河姆渡人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已有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证实，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南岸两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而又平行发展的原始文化。滔滔钱塘江水和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并没有阻碍这两支近邻文化间的文化交流，而舟楫等水上交通工具的发明就成了他们交流的前提。 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了6支木质船桨和1只陶舟，桨柄和桨叶用同一块原木削制而成，长63-92厘米，木柄上刻着各种斜线组成的图案，精细美观，桨叶呈柳叶状，阻力很小，大小和形状跟现代游船的划桨很接近。7000年前的木桨，不但在我国是首次发现，而且在世界上也属首例。 同一遗址还出土了一只陶舟。该舟长7.7厘米，高3厘米，宽2.8厘米。陶舟两端有小孔，可以系缆，全舟下半部的弧形，轮廓自然流畅，可以减少水的阻力。木桨和陶舟的出土，否定了国外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独木舟的观点。虽然河姆渡尚未发现完整的独木舟，但从遗址出土的独木舟的遗骸、木桨，可推知河姆渡先民能够制造出较为先进的独木舟。 3.古井的发明者 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古遗迹，而这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一口木构浅水井，距今已有5600余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 这口井的井口为方形，边长约2米。据考古学家的复原推测，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所以这口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河姆渡人在原有的水坑中部，先打入四排桩木，组成了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再将排桩内的泥土挖去。为了防止排桩向里倾倒，再在排桩上部套一个方木框。排桩之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很可能是构成井口井架或为了加固井口而设置的构件。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深约1.4米。考古学家还在水井外围发现了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又在井内发现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等，据此推测水井上当盖有简单的井亨。这个比较完整和高级的水井，是我国发现的属于最早的一流水井。它和河姆渡文化农业定居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相应的。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周易》记载“木上有水，井”，千百年来人们百思不得解：井怎么会是木上有水呢？正是这口方形木构井的发现，才使这千古之谜彻底揭开。也许在五六千年以前，海潮是河姆渡一带的常客，又因常年雨量充沛，暴雨、洪涝常使水浑浊而不能饮用，木井的构筑使先民饮到了洁净的水。由此可见，古井是先人净化水、讲究饮水卫生的杰作。 河姆渡古井的形制，在我国象形文字中还大致有迹象可录。金文中的井字，有时也写作“井”字，在井字中间增加了一点，井干是四面横直相交之形，而中间的一点则是汲水用的陶器，以区别于捕兽用的陷井之井。可见，象形文字也反映了历史上事物的微妙差异。 水井的发明，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自从发明水井以后，人们可以在远离河流、湖泊的地方生活，开辟新的生活居地，可以战胜干旱的威胁，对于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毫无疑问，水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c.原始社会的建筑师 河姆渡遗址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能采用半地穴式建筑解决居住问题，于是河姆渡人发挥聪明才智，开创了人类居住方式的惊人之举——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构成高于地面的基座，再用桩柱绑扎立柱、架梁、盖顶的半楼式建筑，是巢居的继承和发展。干栏式建筑的功能十分强大，首先可以避免野兽的袭击，一般性洪涝对其生命安全也不构成灾害，另外还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至今华南有些地区仍存在。 发明和创造干栏式建筑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河姆渡人的住房经历过好几个阶段。首先是在一棵大树上构巢，紧接着发展到在相邻的三、四棵树上架屋，直到最后才有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木结构技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干栏式房屋的建筑工艺已经十分科学。 首先就是在房屋朝向的选择上。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3幢建筑均呈西北——东南的走向。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对采光、通风、取暖、避寒都不利。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这种建筑方式与其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成反差。可经过仔细考证研究，却发现，这种安排十分合理。 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干栏式建筑呈西北——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10度是最好的朝向。当然这是通过实践和生活积累得来的。 干栏式带来的建筑困难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能否成功，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显得尤为重要。河姆渡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用打入法处理。接下去架设地梁。从上面基础工程看，开工前需要对建筑负荷有个计算，以决定用材的规格和数量。然后根据建筑面积，室内分隔要求，在现场放样。最后选择座标，以保证木桩的平行垂直，保证下步的梁柱安装工程。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河姆渡人的榫卯技术，把我国应用榫印技术的历史推前了3000多年。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生产条件下。仅以粗劣的石器和骨器，创造了多达十余种形式的榫卯，令人惊叹不已。这种木结构建筑设计之科学，规模之宏大，不仅为我国所罕见，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杰作，被考古学家称之为7000年前的奇迹。 河姆渡的建筑师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意识，居宅是人类生活、生产、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装修方面的重点。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此外根据建筑学家分析，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1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杆。 在室内装修中，他们还着意进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构件，马鞍形五叶纹陶块可能是室内悬挂于门框或中柱上的艺术品。居宅装饰中最突出的是竖立于屋脊上的鸟形器，它们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制作，正面刻有鸟和太阳的纹饰，顶端两旁有穿孔，用于穿引细绳把鸟形器与木棒绑扎起来，再把木棒绑扎在脊梁上。许多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可以和铜屋模上的立鸟联系起来，反映古越人爱鸟、崇鸟的习俗。总之这些艺术品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装修提高到了艺术的阶段。 由于干栏式建筑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和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多方面功用，因此历数千年不衰。继河姆渡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广东高要县茅岗及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干栏式建筑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河姆渡消失之迷------------ .c.河姆渡消失之迷 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其发展的轨迹是两千年。但奇怪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种种猜测。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研究者带来灵感。他们对河姆渡周边地理环境作了长达3年的调查，发现几乎在姚江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 研究人员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分别发生在距今六千年和五千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还使“工”字形高地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由北流改道东流的剧变。 于是，海水沿河道上溯，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变成一片水乡泽国，祖先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于是先人开始大规模迁徙，离开了生息两千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人迁徙到哪里去了？考古学家一直苦苦追寻，却没有答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几十具河姆渡人骸骨，对于研究河姆渡人去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经复原测量鉴定，河姆人头骨均为长颅类型，颅骨的高度大于宽度。鼻骨宽而且平，齿槽突颌，上齿槽弓狭长，缺乏腭圆枕和下颌圆枕。头骨眉弓不特别粗壮，眉间不突出，鼻根凹浅平，眶角较钝，颧骨大而突出，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形态特征。根据两个成年男性的股骨和胫骨长度推算，身高分别为162厘米、170厘米，均属中等身材。 复原后的河姆渡人与蒙古人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至今考古界也无法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c.河姆渡文化遗址现状 河姆渡遗址蕴含着巨大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被学术界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河姆渡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86年开始，浙江省、宁波市和余姚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实施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建设工程。 首先划定遗址4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和3.5平方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搬迁叠压在遗址上的全部农民住宅和3家乡办工厂企业；迁移渡口南岸的采石场等，避免遗址内人为的破坏。 1991年，开始兴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并于1993年5月12日落成开放，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馆名。博物馆由文物陈列馆和发掘现场馆两部分组成。文物陈列馆紧邻遗址西侧，主体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由6幢用连廊相接的建筑构成。建筑造型根据河姆渡7000年前干栏式建筑风格而设计，象征着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术，并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古朴而富有野趣。序厅高18米，屋面形似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表现河姆渡先民崇鸟、爱鸟习俗，整座建筑古朴、野趣，有河姆渡文化特色。 河姆渡文化遗址经过两次局部发掘，已经开挖了2800平方米，仅占全部面积的7%。目前，有关部门正准备对河姆渡遗址做第三次考古发掘，并在那里再建一座发掘现场的纪念馆和原始部落村。随着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必将发现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惊世发现在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己有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官员前来考察。2001年经国家文物权威部门评选，河姆渡遗址被列入“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单。------------太湖地区的文明纽带------------ .c.太湖地区的文明纽带 .c.——崧泽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崧泽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上海市青浦城区东4公里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7年发现，并陆续进行了小规模发掘。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在1961年，此后崧泽文化遗址的发掘一直有序进行。 距今历史：4900-5800年 考古地位：是太湖地区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为联接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它前承嘉兴马家浜文化，后接余杭良渚文化，是太湖地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崧泽古文化遗址位于青浦城区东约四公里处，地势低平，海拔仅3.03米。村北首有一土墩，高4米，长阔各90米，俗称假山墩，相传这里为古代葬地。清光绪《青浦县志》有“晋左将军袁山崧墓在崧泽镇后”的记载，正是这句记载，引领着上海的考古工作者拉开了崧泽考古的序幕。 .c.考古发现过程 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历来就有捧着史卷找遗址的作风，当年殷墟遗址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上海的考古工作者也承袭了这一作风，当他们在《青浦县志》上发现“晋左将军袁山崧墓在崧泽镇后”的记载后，凭着对古遗迹的敏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崧泽这片神奇的土地。 1957年，上海市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县进行考古调查，在假山墩采集到数片新石器时代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片，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次年，上海市出版局饲养场的同志在村北农田发现了一些鹿角、陶片及石器，经上海文管会鉴定，为一处古文化遗址。1960年冬对假山墩遗址进行试掘，面积44平方米。在发掘的探方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一个灰坑和一座墓葬，以及大量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灰黑陶片。 对假山墩遗址第一次有计划的发掘是在1961年5月21日进行的。这次发掘揭露面积457平方米，清理墓葬50座。1974至1976年又进行了一次发掘，揭露面积202平方米，清理了新石器时代墓葬46座。 通过几次发掘，考古学家对崧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崧泽文化的堆积层主要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居住堆积层，出土的典型器物为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和动物骨骼、植物种子等，为马家浜文化晚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下层是一处墓地，随葬器物少，一般只有1至3件。有的墓葬甚至没有随葬品。 1982年，全国考古学家在杭州举行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崧泽文化被认为是上海地区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的延伸，并下启距今4000多年前良渚文化。同时，崧泽文化还接受了外地文化的影响，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联系，因此考古界确定崧泽文化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 最能让崧泽考古引起世人瞩目的就是2004年“上海第一人”的出土。 2004年2月到4月，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在对崧泽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首次发现了6000多年以前的建筑遗迹，清理出7座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就是在这些整理出来的墓葬中，“上海第一人”面世了。 那是在3月31日的下午，考古队队员陈杰在清理探方，突然在土中显露出人头骨的一小部分，他立刻惊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考古队负责人，当时就有人猜测这是上海最老的老祖宗，全场都跟着沸腾起来了。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考古清理的过程就停了下来，发现头骨的地方被遮盖保护起来。经过周密的安排，4月8日终于将头骨全部清理了出来。出土时，头骨的的上下颌牙齿看上去都是完好的，但由于历史太久，上颌齿已经全部风化，出土后的头骨已经没有了上颌齿。 在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了比良渚文化早1000多年的祭坛，也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堆筑祭坛。在祭坛北部分布着同时期的建筑遗址，形制较完整的有1座，房址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据专家分析，这些房子不是居住用房，而是和祭坛密切相关的。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石器、骨器等。其中石斧双面管钻穿孔。过去一直认为管钻穿孔技术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此斧的发现，将这一技术提前了1000多年。------------崧泽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崧泽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继浙江河姆渡和江苏马家浜之后，崧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玉器方面，显示了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发展的强劲势头。 崧泽文化早期出土的玉器并不多，品种上多玦少璜。到了中期，璜、环、珠、坠等器形出现，器物也更加精致。崧泽晚期出土了较大型的玉镯、玉璧和超大型的玉斧。这些玉器器形规整，器表光洁，打磨精致，钻孔熟练。在崧泽文化时期，女性佩带这种玉璜和玉镯成为一种风气。 崧泽玉器在产品造型上富于变化，如同一处出土的三件玉琀，样式各不相同，一件是淡绿色，圆饼形，一侧穿一个小孔；另一件同是淡绿色，却做成了璧形；还有一件是墨绿色，(又鸟)心形，中间穿一个孔长达4.2厘米。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璜数量较多，这些单璜被当作项饰，制作精细的玉璜受到社会重视并开始具有一定的礼仪性质。玉璜的使用者多为身份较高的权贵阶层，为后世中国玉文化、“德佩”等观念和习俗奠定了基础。 出土的陶器以灰黑色为主，基本上用泥条盘叠加轮修的方法制成。崧泽的陶鼎较具特色，器型以深腹釜形为主，也有少量罐形和盆形的。陶鼎多是扁铲形或凹弧形。崧泽的陶豆大多为浅盆形，豆把的样式很多，有高把的、低把的，还有是多节形。陶豆的纹饰主要是弦纹和圆形、三角形组成的镂孔为主，也有再加压划纹和彩绘的。 崧泽的陶器艺术品十分特别，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一只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这只小猪圆咕隆咚，肥头肥脑，双眼鼓突，吻部前拱，腹圆鼓下坠，四腿短短，野猪的特征几乎荡然无存，是一只已被驯化、圈养的家猪。这只陶猪的出土，将人类驯化猪的历史向前推到距今6000多年之前。家猪在原始人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人类肉食的重要来源，也是人们征服自然的象征。憨态可掬的家猪具有一种古朴美，因而其形象常常出现在原始艺术中。 出土的石器数量也比较多，其中石斧多为磨制石斧，斧身厚实，双面管钻对钻穿孔，刃口锋利。出土的石锛比较短小，并出现弧背。从出土的石器来看，崧泽时期已经出现了管钻穿孔技术，这一技术在良渚文化时得到了普遍应用。 在崧泽古文化遗址的上层还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瓷器，它色彩青绿、敞口坦腹，内壁布满旋纹的瓷器，反映出我国当时的劳动人民对瓷器的制造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 崧泽遗址共发现136座墓葬。葬式是将人体平放在地上，堆土掩埋，一般都是头向东南，仰身直肢。在身体周围摆放着随葬品，主要是生前使用的石器和陶器。另外，也有些口内放有玉琀，颈部佩带玉璜，手臂上有玉镯，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崧泽人的墓葬方式与北方黄河流域挖土坑埋葬的习俗有明显不同，葬式包括直肢葬、俯身葬。在崧泽遗址还发现了祭坛遗迹，祭坛形状是东西窄、南北宽，现存面积超过230平方米，这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堆筑的祭坛。 .c.崧泽人生活复原图 5000年前的崧泽地处海滨，东临大海，西和南是丘陵山地，大部为沼泽地带，自然环境有利于早期崧泽人的定居生活。崧泽人的茅舍村落聚集在较为高爽的高阜处，在村落周围，人们已经垦植了小块水稻田。崧泽文化延续约900年，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的原始文化。 水稻是崧泽人主要种植的作物。人们将居住地周围的小块田地平整为栽植水稻的田块，经过长期的培植已有两种不同的稻种，即粳稻和籼稻，并能按照不同生长期分别栽种。崧泽人已经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包括收获后或播种前用来锄耕整地用的石锛、石斧，以及脱粒和去谷壳时使用的石块或陶拍。崧泽人还发明了我国最早的石犁。 崧泽人对生产、生活用具的改革创新，成效显著，标志着崧泽农业率先进入犁耕阶段。石犁的出现说明崧泽文化农业生产水平比马家浜文化进步，而石犁到后来成为良渚文化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 崧泽人制作石器的石料来源于崧泽附近几公里至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以火山喷发形成的沉凝灰岩类为主。这种沉凝灰岩质地致密、坚硬，崧泽人经过打制、切割、磨制、钻孔等多道工序把它们制作成斧、锛、凿、镞等多种石器。崧泽人也较多地使用骨质生产工具，用动物的肢骨、獠牙劈、削、磨制成器，用于射猎、切割、缝纫等生产活动 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陶器制作技术大幅度提高，崧泽人掌握了慢轮修整技术，并趋向专业化。陶器造型多样，朴素美观，纹饰主要采用压划和镂刻的方式。崧泽陶器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一种成熟且极具特色的制陶工艺水平，反映了上海先民的审美情趣。 渔猎也是崧泽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之一。崧泽人附近的水域中有鱼、虾、龟、鳖等水产食品，人们就在纺轮中间插上树枝木杆，用植物纤维或动物毛捻线结网渔猎。大型动物水牛等栖息水边，有时也会被崧泽人多所猎食。 在湖沼的周围或沿海的土地上，生长着茂密的芦苇、杂草，湖沼间土岗上生长着桑、柳、榆等树木，野禽、獐、四不象等栖居奔窜其间，他们是冬季草枯时崧泽人主要的猎食对象。稍远处林边草地梅花鹿成群，平时崧泽人就对这些动物进行大规模的猎杀。不过，危险也时时不在威胁着崧泽人，在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树木混交的林间，时常有等待觅食的老虎等猛兽，所以崧泽人仍需群居生活，共同对抗来自各个方面的危险。 .c.崧泽文化遗址现状 崧泽文化作为太湖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联接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意义。1959年崧泽村古文化遗址列为青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青浦博物馆建于1958年10月，博物馆占地积22.4亩，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博物馆展厅的陈列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是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崧泽文化作为“上海古代文明之源”，出土的文物都陈列在这里，并建立完善了青浦区文物库房的保管制度，有效地保护了出土文物。 青浦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了文物保护网络，发展到目前已形成三级保护组织，现全区设有11个文物保护小组、54名文物保护员，负责日常保护监管责任。 2003年，经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立项，崧泽遗址博物馆着手筹建。崧泽遗址博物馆是上海市重要文化建设项目。博物馆就建于遗址原址上，项目占地33亩，北起沪青平公路，南至崧泽小学，东至距油墩港120米处的村民住宅，西到油墩港，共分北陈列区和南遗址两大部分，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项目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青浦区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建设。 ------------玉器文化的颠峰(1)------------ .c.玉器文化的颠峰 .c.——良渚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良渚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36年，并于同年进行发掘，此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 距今历史：4200-5300年 考古地位：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为研究长江下游的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良渚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继承崧泽文化发展而来，但是去向不明，与后来的吴越文化之间有一段认识上的空白，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 60多年前，浙江省杭州湾的一个小镇——良渚，引起世人瞩目。一个曾经灿烂辉煌千年的远古文化，一个消失了数千年而无任何历史记载的远古文化，由中国考古学家的双手发掘出来了，这就是当今享誉中外的良渚文化。 .c.考古发现过程 “良渚”在宋代被称作“梁渚里”，到了清代，才改为“良渚”。“良”是美好的意思；而“渚”则指水中可居的小洲，良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美丽的小洲”。 清末之际，良渚及周边地区出土古玉的消息在村民中广泛流传。到了民国时期，良渚一带的农民为利所驱，盗挖古玉成风，大量的良渚古玉流失民间。正是这些流失的古玉吸引来几位学者，为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作出了尝试。其中，复旦大学的何天行在良渚采集和购买了很多陶器和石器，并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开了良渚文化研究的先河。 但何天行等人的发现都是零星的采集品，而且数量很少，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成就与施昕更主持的第一次科学田野发掘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施昕更是浙江余杭镇人，是西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他真正把良渚文化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施昕更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农民的“盗玉”、“掘玉”有深刻印象，于是产生了回老家调查的想法。 1936年6月，施昕更回良渚作了一次深入调查，但毫无收获。一个月后，施昕更再回良渚进行调查。6月的野外考古十分艰苦，由于疲劳过度施昕更几次晕倒，幸好被村民发现及时送回家里。施昕更并没有因此放弃调查工作，病好后又回到乡间田野，寻找先民踪迹。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的11月3日的下午，施昕更在朱村兜附近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陶片的发现让施昕更兴奋了很久，这说明良渚地区的确埋有重要的文化遗藏。 1936年12月，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也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良渚的发掘陆续进行了3次，积聚了一批实物资料，但当时的施昕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为龙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发掘报告《良渚》出版了，年轻的施昕更作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开拓者留在了良渚的史册上。 《良渚》的发表，使这个美丽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关注起良渚，对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逐渐展开。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太湖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良渚遗址像雨后春笋般钻出地面，它丰富的遗址内涵和文物，在考古界掀起了一阵良渚风。 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在学界得到了公认。经测定，良渚文化距今4000年到5000年。 60年代后期开始，太湖地区变得沉寂了，直到1973年夏天，苏州附近一个叫草鞋山的遗址重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草鞋山位于唯亭镇阳澄湖南岸，发现于1956年。当地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了珍贵的玉琮和玉璧，立刻报告给上级文物部门。江苏省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来这里进行了文物普查，并确认这里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 1972年10月，南京博物院对草鞋山遗址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550平方米，直到第二年初结束。这次发掘初步弄清了草鞋山叠压文化层的关系，发现墓葬70座，出土了大量的穿孔石斧、石锛、玉璜、玉坠饰以及各种陶器。 1973年4月，南京博物院再次来到草鞋山进行发掘，当地政府又调派了六七十位农民参加发掘。他们白天在工地发掘，晚上开会讨论，学员们夜晚和雨天听课记笔记，偶尔还有假日，生活紧张而又富于情趣。 6月下旬，各个探方已经发掘到水位以下，为了排除积水，不时要开沟挖坑，工地上多次发生塌方。6月26号中午，位于最高处的一个探方再次发生塌方，在清理过程中，竟然在土堆里斜躺着一件六节玉琮，大家立即兴奋起来，反复在附近寻找新的线索。 ------------玉器文化的颠峰(2)------------ 7月1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开工后一个小时，重大的收获就接踵而来。当考古队员们看到大件玉璧、玉琮与带盖的大陶鼎、细刻花纹的贯耳壶躺在一起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良渚大墓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这个墓葬内涵丰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璧、琮、斧、钺等玉器，对于研究良渚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可经过勘察发现，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进行发掘。有一天，突然天降暴雨，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暂停工作，结果这场雨一下就是三天。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考古队再次回到墓坑边上进行清理工作，重大发现从这一天开始接连出现。一名考古队员在坑下清理墓葬时，突然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全场的目光立刻都它吸引了过去。随着工作人员的逐步清理，一件精美的玉器渐渐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是一件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在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中，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这个墓葬的陪葬玉器特别丰富，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反山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共发掘出11座墓，出土了1200多件(组)的随葬品，特别是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完全超过了以往发现的规格。甚至有专家推测，反山是一处良渚人的“王陵”。 接下来的十年里，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一座座“山”、“墩”被发现，原来它们都是良渚人的墓地，一个个大墓打开了，同样的玉器，甚至更加精致、数量更多。不仅仅是这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令人瞩目，随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工作，考古学家们发现，原来有些“山”是人工堆筑起来的，这比精美的玉器更加令人震惊。 以今天的建筑技术，要堆筑一座人工的山尚需时日，在几千年之前，良渚人又是花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才能堆筑起这样的“山”，由此可以推断，这时的良渚社会已经有了强大而集中的权力。 1987年的春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考古学家们发掘了与反山遗址仅仅相距5公里的瑶山遗址。在这里发现的是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和11座墓葬。祭坛台面平缓，构筑规整，发现的墓葬都集中在祭坛上，分成东西向的南北两排，排列十分整齐。这个祭坛墓地的时代与反山大致相当，出土物品的规格也与反山类似。反山和瑶山的发现令良渚文化成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对象。 也许是历史特别垂青于良渚故地的人们，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良渚文化研究进入了(禁止)。继浙江反山、瑶山等遗址发现后，上海福泉山、江苏花厅、赵陵山等遗址也先后发掘，重大的发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海内外掀起了良渚文化研究热，至今方兴未艾。 90年代末，江阴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墓葬与数百件玉器，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禁止)，考古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并根据出土文物推定江阴在良渚时代是江苏省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随着一系列的发现，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遗址群考察时，曾经感慨的称其为“古杭州”。------------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良渚，这个美丽又充满神秘气息的名字，曾经在5000年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古代文化，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它精湛而神秘的玉器文化。良渚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制作技艺精湛，是我国文化中的瑰宝。 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的种类。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玉琮的玉材为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以青色居多，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少数玉琮也呈圆筒状，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体切割规整，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中接处常留有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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