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郑州商城文化遗址现状 郑州商城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商代最早、最大的一座王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郑州商城自3600年前建城以来直至清末，除个别朝代外基本都以现存城墙遗址为基础不断的修复而加以使用，直至今日，它还位于郑州的城市中心区，是一座持续使用三千多年的东方古城。虽然经历了数千年风雨的侵蚀，周长近7公里的古城墙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上。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郑州商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近年来，郑州市累计投入资金近4000万元，对商城东城墙部分地段进行了成功的保护和环境改造。目前已拆除了商城遗址重点保护区内1.5万多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清除了2万立方米的各类垃圾；改造了600米长的东城墙外污水沟；兴建了2.26万平方米的商都文化广场和4个绿化游园；并对部分城墙实施立体绿化，使1700多米的城墙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但商城遗址保护重视程度仍然差强人意，人为地对城墙遗址进行的建设性破坏仍然时有发生。客观上城市中心区的建设与商城遗址完全重叠，也使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000年，郑州市政府颁布了《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办法》。 2004年，郑州市投资5亿元启动商城博物苑建设工程，并对郑州商城遗址进行分片保护整治，以探索城市型历史遗址展示与整体开发的新模式。 目前，对商城遗址的保护正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之中。 郑州商代城址是哪个王的都城？ 郑州商城的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使人们确信它是一处以商代二里岗文化为主的商代城市遗址。然而，它是哪个王的都城？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依据文献中“帝仲丁迁于瞰”的记载，认为郑州商城可能是仲丁所迁的瞰都；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应为商代的第一个王商汤所建的亳都；1959年，郭沫若先生看完郑州商城考古工地后，随即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郭沫若认为郑州商城可能是仲丁所迁的（阝＋敖）都。几种观点相持不下，目前仍没有统一的结论。不过，郑州商城早于安阳殷墟，是商代的王都，这一点则是学术界所一致公认的。目前，郑州商城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我们相信，随着郑州商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必然还会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出这座古老城市更多的奥秘。------------一片甲古惊醒的神秘都城(1)------------ .c.一片甲古惊醒的神秘都城 .c.——殷墟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殷墟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08年发现，正式发掘于1928年，此后的发掘工作陆续展开，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3000多年前 考古地位：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经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素有“中华第一都”之称。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青铜器时代，已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是商代后期文化的写照。 河南安阳，一个神秘的地方，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频频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正所谓“一片甲骨惊世界”，这片土地连同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一起闻名世界。这个商代后期的都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都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之一。这就是古老而神秘的都城——殷都！ .c.考古发现过程 100多年前，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有个名叫李成的剃头匠，有一年夏天身上生了疥疮，疼痒难耐，只好向村里人求助。村民告诉他，自家田地的“白骨片”什么病都治，李成就回家试了试，疼痒竟神奇地止住了，如此几番，疥疮竟不治而愈。李成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立刻抓住了这个生财之道，开始在田地里收集白骨片，送到城里的药店去卖。 李成收购贩卖“龙骨”的生意越做越大，药店老板为了赚钱，又陆续把“龙骨”转卖给各地的药店。就这样，大批“龙骨”进入了京城的各大药店。 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1899年秋，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王懿荣受命回乡督办团练，但因诸多困难，无功而返，眼看着国家处于败亡边缘，王懿荣病倒了。 王懿荣服药时，在一味名叫“龙骨”的药材上发现了刻痕，引起了他的注意。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年代久远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些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不是大篆也不是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并于1915年亲自来到安阳小屯村进行土地勘察。这是甲骨学者第一次亲临安阳进行的土地勘察。 这时的小屯村遗址已经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盗掘，对甲骨及其他文物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先后持续了近30年之久。这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而国内有识之士为此更是忧心忡忡。为了使殷墟不再遭受破坏，他们东奔西走，四处呼吁，希望政府出面干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其加以保护。 在这种形势下，1928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专门下设考古所。考古组成立之初，便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殷墟遗址上，就这样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拉开了序幕。为了尽早开展工作，1928年8月，史语所考古组委派董作宾为前锋，先行到小屯考察，看是否还值得进行发掘。 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几年前他曾带学生到小屯做过多次调查，1928年，董作宾在好友陪同下再次来到小屯村，他亲眼看到很多新出土的甲骨，因此断定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中央研究院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后，也认为政府如不出面采集，“恐以后损失更大矣”。于是决定由史语所考古组负责，对殷墟进行全面调查与发掘。这次发掘由董作宾制定出了全面发掘计划，连一些细节性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在董作宾的积极倡导下，历时70多年的殷墟大规模考古与发掘正式开始了。 1928年10月13日，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它早已载入了殷墟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的史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直接领导下，董作宾又一次来到安阳，主持殷墟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一片甲古惊醒的神秘都城(2)------------ 第一次的发掘，重点放在寻找甲骨上。当时的中国考古刚刚起步，不仅设备简陋，工作方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发掘范围仅限于小屯村中和南北一块不大的地域内。参加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一共才6人，工人也只有15人，可以说仅仅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试掘而已。这次共发掘了40个坑，揭露280多平方米的面积，掘获石、蚌、龟、骨、贝、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件，获得甲骨854片，其中提字甲骨784片，这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考古工作者继续殷墟发掘的信心。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被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继续主持对殷墟的全面发掘。殷墟发掘的范围不断扩大，到1932年10月第七次殷墟发掘时，发掘范围已经由殷墟扩大到殷墟以外，由小屯扩展到四盘磨、后冈、南霸台、王裕口和侯家庄等地。 1933年冬季和1934年春，史语所又进行了第八、九两次发掘，均由董作宾主持。第九次发掘在洹河北岸侯家庄侯新文的地里发掘出东西两组居住基址，在基址中的灰坑底部意外地发现了“大龟七版”。 侯家庄的发掘实属意外收获。侯家庄的地主侯新文看到别人在自家地里挖出大批的财宝，不免心里十分羡慕，1934年早春的一天，他带着几个要好的兄弟来到他家地里，他们在地南头开始挖掘，结果一整天下来只挖到30多块带字的甲骨。那时候甲骨已经卖不到好价钱，他一连跑了几家古董店，没有找到一家出价合适的店铺，让侯新文失望透顶。 这件事像笑话一样在当地传开了，却被董作宾无意中听到，于是派人充做古董商从侯新文手中买到一小块有字骨版，拿回来详加辨认。从字形、书体来看，这是一片商晚期的卜骨，这表明洹北有可能是和小屯一样重要的一处遗址。考古组立即停止小屯的发掘工作，移师侯家庄。 考古组把注意力集中到侯家庄西北冈的台地上。据当地农民传说，有人从那里不断盗掘出许多青铜器、玉器和其他珍贵物品。所以发掘地点首先选择在冈峰的制高点，分为东西两区同时进行。在侯家庄考古队发现了十分密集的墓葬群，这些大墓一般长100多米，深10米以上。只是这些大墓曾经多次遭到盗掘，墓内所剩无几，但是仍有珍贵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出土。“大龟七版”就是在这里出土的。 “大龟七版”实际上是六块腹甲和半个背甲，龟版上刻满字迹。七版共有137条卜辞，分为祭祀、田猎、风雨……“大龟七版”的发现，非同一般，它对于判断洹河北地遗址的性质、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6年春季，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史语所考古组继续回到洹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这是他们第十三次在殷墟发掘，在这里考古队意外发现了一整窖穴的甲骨，在殷墟多年的发掘中，虽然有过“大龟四版”、“大龟七版”的重要发现，但是像这样完整的，没有盗扰和搅动过的整坑甲骨的发现还是首次。经考古学家辨识，这些甲骨是殷人后代废弃的殷商档案典册。 在1928年秋到1937年夏这10年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小屯村一带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安阳工作站，并把工作站直接驻扎在小屯西地，此后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殷墟考古与发掘。 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1976年春妇好墓的发掘，把殷墟考古推向了极致，使得近百年来轰轰烈烈的殷墟考古，又笼罩上一个巨大的光环。 妇好墓位于小屯村西北的一片岗地上，现在的殷墟博物苑西南侧。妇好墓的发现纯属偶然。1975年冬，安阳掀起平整土地的(禁止)，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岗地，是小屯村的棉花田。岗地南部由于历年农民取土而形成一面断崖，断崖高出周围平地近1米，因此也被列入平整范围。但是殷墟是国家重点保护区，所以任何建设工程都得向文物部门汇报后方能动工。当时在安阳工作站工作的陈志达和郑振香夫妇负责这一工作，开始了对这片岗地的考古勘测。 具体的钻探工作由郑振香主持，经过钻探，在棉花地边缘的耕土层下果然发现了殷代夯土层，岗地东部夯土较厚，往西渐薄。为了进一步了解遗址内涵，发掘队在岗地东南边进行了试掘，当揭去耕土层后，他们看到一座座夯土房基，但这时已经进入严冬，一夜之间大雪覆盖了这片岗地，发掘被迫停止。 1976年春天，考古队揭开覆盖的填土，继续发掘这片建筑基址。郑振香清理一个灰坑时突然发现了一层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清理后竟然呈现出一个长方形夯土坑。郑振香吩咐几名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从夯土的四周向下打探。当探到6米以下，已经接近潜水面时，土质变得又湿又黏，郑振香嘱咐工人和她一起轻轻地摇动探杆，慢慢向下挤压，猛然间探杆下陷70厘米，出现了空头，这时他们一鼓作气又一用力，倏然又下陷约50厘米。再往下就探不动了，出现了硬底，根据经验他们知道已经到底了，这时深度已达到8米。工人轻轻地拔出探铲，令人们惊喜的是满铲都是湿漉漉的红色漆皮。样土被轻轻地从探铲中挤压出来，郑振香用手小心翼翼地拨开泥土，一枚晶莹剔透的玉坠，完好无损地带着地下神秘的信息，率先来到人间。顿时工地上一片欢呼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墓葬！” 第二天，考古队组织人马全力以赴投入了发掘工作，发掘工作从开始就形势喜人，他们不断地在大墓填土中发现有遗物，越往下挖，遗物就越丰富，而且始终没有发现盗洞，这种现象在殷墟实属罕见。根据随葬器物的规格，可以判断出墓主的身份，应为王室成员。该墓共出土各种随葬器物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特别重要的是随葬的200多件青铜礼器和乐器上，绝大多数铸有铭文，记述了墓主的身份。在这些铭文中出现最多的是“妇好”及“司母辛”字样，根据甲骨文关于“妇好”的记载，考古学家们推断墓主“妇好”应该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庙号为“司母辛”，因此这座墓被称为“妇好墓”。 近年来，对殷墟的发掘工作仍时有收获，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又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可就在这2平方米的小坑中出土了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这说明该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族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经过这些发掘和调查，目前已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殷墟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 殷都找到了，却是一个废墟，这正是殷墟遗址名称的由来。这个曾经在世界上最为辉煌的城市在数千年前烟消云灭，考古学家只能沿着它旧日的痕迹，一点点地将它的辉煌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殷都复原图------------ .c.殷都复原图 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将其都城从“奄”，即现在的山东曲阜，搬迁到风景秀丽、土地肥沃的“殷”地，即现在的安阳小屯村一带。直至商朝灭亡，“殷”作为商之首都，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逐渐沦为废墟，被人们冠以“殷墟”之名。 从1928年至今的70余年间，殷墟遗址的发掘工作陆续进行，时时有新的基址被发现。这些发现不断改变着人们对殷——中国最古老都城的认识，昔日商代首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对殷墟遗址面积的认定，从最初的约16平方公里扩大到24平方公里，现在这个数字已增加到30余平方公里。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整个国都布局合理，沿洹河而建。殷墟东西延伸约6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中心区域是宫殿区和王陵区，其外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再外则是墓葬区。宫殿区和王陵区均处在洹河南北两块高地上。王室作坊分布于宗庙区周围，呈卫星状分布着家族墓地以及其他邑落。 殷都皇城南北长1000多米，东西宽600多米。在其中的宗庙宫殿区，发现并发掘出53座王宫建筑基址，自北向南，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为居室、宫殿建筑，时代最早；乙组是宗庙性建筑，时代次之；丙组是祭祀坛台，时代最晚。它的北、东两面有洹水环流，西、南两面为人工大壕沟，两端与洹水相接，构成长方形的防御带。1989年，在附近又发现一处面积为50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基址，基址呈工字型，规模宏大，气势宏伟，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殷王宫区的布局作出新的思考。 从小屯殷王宫区北渡洹河，到西冈，便是殷代王陵区。在这里已经先后发掘十三座殷王大墓。每个陵占地面积都很大，有的竟达1000多平方米。墓中有大量文物，司母戊大鼎就在这里出土。每座墓的四周都有排列密集的用以祭祀祖先的人祭坑，共发现1400余个。武官村大墓中殉人多达200多人，其中有墓主人的亲属、侍从、驭手、领班、奴隶等，按不同的身份，等级森严地排列在墓主人的四周，尊者近，卑者远。 殉葬的奴隶多是未成年的儿童，有的被砍头或锯手、足等，许多奴隶还带有刑具，其状况惨不忍睹。贵族墓内还随葬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随葬各种礼器、武器、车马器、装饰品等2000余件，其中许多都是商代青铜器、玉器中的珍品。 在王陵东区，有大型祭祀场，商王经常在这里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经考古调查与发掘，共发现250座祭祀坑。在清理的191个坑中，杀殉奴隶有1178人。这些祭祀坑，大部分南向，少部分为东西向，共22组。同排坑之间的距离、方向、坑深和骨架数目，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洹河南，环绕王宫区外周，则有面积广大的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铸铜作坊遗址，最有名的是位于铁路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铸铜、烧陶、制骨，被称为商代的三大手工业。 考古发掘证明，殷墟是一座布局规整严谨的都城遗址，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的缩影。这座神秘而宏大的古老都城，构成了殷墟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出这座殷商王都的宏大气派。------------殷墟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殷墟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经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了包括司母戊大方鼎在内的上万件青铜器、玉石器、陶器、骨器等，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是殷墟出土文物中绚丽的文化瑰宝。我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即在殷代。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从数量上，外形上，还是从质量上讲，都是不可比拟的，尤其是被誉为世界青铜器之冠的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鼎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重最古老的青铜器，也是全世界的艺术珍品。它鼎高1.33米，长1.1米，宽0.78米，重875公斤，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此鼎形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在殷墟范围内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戈、鬲、爵、觚、盘、壶、车马具等等。大到每件128公斤，小到1公斤以下，丰富之余，不可胜数。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纹饰很发达，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出高峰。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纹饰种类繁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这时装饰特点是集群式的，以多种物象或作为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动物纹。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纹饰中的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遍。浮雕有圆浑和竣锐的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彝和司粤母方壶，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市肆称之为“三层花”。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已经刻有铭文，这些铭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记，以后加上甲乙等若干的被祭人称，直至帝乙帝辛时代，才有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出现。所谓长铭文，也不过二三十字。从整体看，商代铸铭的青铜器还不是多数，二三十字的只有十余件。 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夏及商代早期玉器的优良传统，下启西周玉器的先河，经200多年的生产实践，提高了设计水平和雕琢技术，创作了很多精美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殷墟究竟出土过多少玉器，已难以考查。据不完全统计，截日至2000年，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约有2300件左右。 殷墟玉器的色泽瑰丽多彩，晶莹光润。以妇好墓的玉器为例，以深浅不同的绿色最多，黄褐、棕褐次之，淡灰色、白色、黄色的较少。多数杂有与主色相异的玉斑，纯色的较少。殷墟玉器的质料，有新疆和田玉、透闪石软玉、南阳玉、岫岩玉，还有河南密玉。其中以新疆和田玉占多数，南阳玉和岫岩玉的数量很少。 殷墟玉器的造型多样化，在人物和动物的玉雕中尤为突出。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圆雕人像，作跽坐形，双手抚膝，人体比例大致适当。它们面部表情不尽相同，发辫、衣纹各有特点，精细入微。圆雕中的兽、畜、昆虫形象逼真，有些还突出其外形的主要特点，如虎的利齿、象的长鼻、螳螂的刀足等，勾画神似。对于龙、凤等神话动物，造型和纹样也很优美，多数浮雕的兽、禽设计成侧视形，以作静止状态为多见。 殷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包括礼玉、仪仗性武器、工具、用具、装饰品等，其中装饰品数量最多，总数达千件以上，品种也较齐全，其中不少作品雕琢得相当出色，堪称殷墟玉器中的精华。 殷墟玉琮出土数量不多，从出土的实物看，这一时期琮的形体普遍较矮小，多光素无纹。玉琮切割规整，中孔较大，琮体较新石器时略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了两件有纹饰的玉琮，一件上下各饰一组弦纹，四角有凸棱，侧面饰竖道弦纹，该造型很少见。 殷墟出土的陶器数量与种类都很多，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灰埙。灰埙是我国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灰陶埙以出自安阳殷墟的陶埙为蓝本。古书曾记：“伏羲氏灼土为埙”，说明这种陶土烧制的乐器出现在三皇五帝那遥远的年代。殷墟出土的埙呈倒置的螺形，顶端有一圆形吹口，为五音孔埙，近低处一面有倒品字形音孔3个，另一方面有左右对称的音孔2个，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均作平底，经测音，可发11个音，从测音结果看，可以吹出七声音阶，已有若干音阶与调式，制造也已趋向规格化，可能已有标准音或绝对音高的概念。音色苍凉忧郁，如泣如诉。这种中国特有的闭口气振乐器，保存了一个古老的音响世界，引导人们走入一个苍茫悲怆的意境之中。 ------------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始末------------ .c.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始末 1937年3月至6月的第15次发掘结束之后，仅隔18天，“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随着华北地区的沦陷，地处河南安阳的殷墟亦无法幸免，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殷墟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938年春，日本庆义应塾大学文学部组织了北支学术调查团，曾由大山柏率领来安阳考古。同年秋，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岩间德也等人曾来安阳侯家庄考察发掘。1940年至1941年，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师曾来安阳发掘。1942年至1943年，驻河南的日本军队也曾利用奸匪大事盗挖，将出土的大批文物都运往日本。 殷墟遭受的浩劫还不仅于此，当地的一些不法之徒也乘机暗地盗挖，企图发一笔国难财。 日军占领安阳后，侯家庄西北冈上的大片柏树林被日军砍伐殆尽。这一带有殷代王陵的传闻一直在民间流传，趁着混乱的时世，当地不法之徒的盗掘黑手很快地伸向了这块土地。 1939年，一件无价珍宝被掘盗者发现了。当地农民吴玉瑶约了几个村民在自家的田地里挖宝，结果发现了一只器体巨大的铜质方鼎。只从其初露的鼎耳上看，这件方鼎就不同一般，这令盗掘者欣喜若狂，发大财的机会终于来了!但鼎的形体庞大，要挖出十分困难，而此时天色渐明，这些人只得重新掩埋，作好标识，相约明日再来挖掘。经过几番折腾，这只大鼎的真面目大致显现在人们面前，它的巨大让在场的所有人无比震惊，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任凭人们左摇右晃，猛拉死拽，大鼎却根本不动分毫。在各种办法想尽仍不见效后，他们只得锯下一只鼎耳而结束，这件稀世宝鼎此后被重新埋入地下。几位掘盗者相约决不泄漏秘密，等待恰当时机，继续他们的发财梦。 但不知是谁泄露了秘密，农民挖出大鼎的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后来竟让日本侵略军听到了一些风声。日本侵略军派人到村中寻访，还派遣了大约一个连的士兵在殷墟上找来找去，企图探寻宝鼎的下落。几位盗掘者虽然都想发财，却不愿中国的宝物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他们很好的坚守了秘密，还拒绝了日本人出价70万元的诱惑。但他们担心日军找不到宝鼎会进行报复，只好忍痛割爱，将另外一只鼎交了过去，才得以蒙混过关。大方鼎从此一睡7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这座宝鼎才被挖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但围绕其归属又发生纠纷，人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闹到了当时的安阳县政府。政府官员听说有此国宝，立即力排众议，将此鼎收归国有。 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是殷墟考古史，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它不仅反映出殷商时代冶铸青铜的高超技艺，也为我国古老、灿烂的文明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殷墟甲骨文------------ .c.殷墟甲骨文 安阳的名字，是和“甲骨文的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殷墟甲骨文却是以“龙骨”的方式走进人们视野的。 安阳出土的“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在科学不发达的商代，人们普遍比较迷信，从商王到平民的一切活动，都是依靠上苍的意志来行事的。在商王宫廷里有一位地们极高的占卜官，他平时准备好一些乌龟的腹甲、牛、羊、猪的肩胛骨。每当商王要决定一项活动、或询问一件事情，他即拿出一片甲或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凿上几个洞。然后用燃烧的木枝去炙，炙到一定温度，甲或骨即随着“卜”的一声响爆开一些裂缝。占卜官就根据这些缝的深浅或走向来判断上苍的意志，并向国王报告。国王据此来决定一切行动。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甲骨文的内容十分广泛，明确记载了商王室的活动和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如祭祀、年成、战争、猎游、王事以及年月、风雨、阴晴、疾病、王室生育等等。有的还记载着起居、幻梦等生活琐事。因此，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有了将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而且为我们研究商朝的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半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共约16万片之多，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碎块。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的各种文字总计为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三千个，在这三千余字里面，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是一千多字。这些文字中已经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具备了后来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通过释读甲骨文，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有关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了。 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先后流散到12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以收藏有中国的甲骨文而荣耀。甲骨文的发现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并列为“四大发现”，蔚然形成了几种举世瞩目的新学问，改变了学术界的面貌。现在，研究甲骨文历史、结构、含义及其书法的学者越来越多，而安阳则成了这门学科的研究交流基地。研究甲骨文最早的专著是1903年出版的刘鄂的《铁云藏龟》。随着甲骨著录的出版，甲骨文研究也接踵而至。 1904年，甲骨文研究著作——《契文举例》由孙诒让写成，并于1917年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甲骨史上的“开山”之作，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极大的勇气。正因为如此，孙诒让也就成为进入甲骨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学者。 迄今为止国内外所出甲骨著录近百种，刊布了近10万片甲骨，约占全部15万片甲骨的三分之二左右，有的甲骨资料尚未公布。将已经发表的甲骨资料尽可能地集中起来，将没有公布的资料尽可能地公布出来，就成为甲骨学研究中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从1978年10月至1982年12月，一部由郭沫若任主编，由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它不是过去甲骨著录汇总，而是从过去著录中选其有价值者，并增加尚未公布的新资料编辑而成。《甲骨文合集》共收录甲骨41956片，约占全部15万片甲骨的四分之一。------------殷墟文化遗址现状------------ .c.殷墟文化遗址现状 安阳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著名中国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写诗赞誉“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殷都安阳被公认为中华第一古都。目前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而奇迹总是在人们不曾预想中出现，在和平年代里，人们再也不必担心殷墟遭到破坏。 1961年3月4日，殷墟文化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殷墟博物苑位于安阳市西北郊小屯，因其坐落在“殷墟宫殿区”而命名。殷墟宫殿区驰名中外，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考古专家评价，殷墟“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殷商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 殷墟博物苑犹如一座展示华夏历史瑰宝的艺术殿堂，它给人以古代文明的陶冶和启迪。它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又是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和首批全国旅游景区全国青年文明号，属历史遗址类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在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地又建起了殷墟博物馆，司母戊大方鼎、妇好墓三联飌以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500多件在殷墟出土的国宝级精品文物陈列在馆内。殷墟博物馆由中国建筑设计院设计，为地下一层建筑。建筑面积3535平方米，展厅面积2354平方米，包括展厅、文物库房、研究室、报告厅等设施。从建筑设计平面上看，新的博物馆酷似甲骨文的“洹”字，即取依附洹河之意，象征洹水在孕育商代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所有的建筑全部修建于地表之下，地表植被覆盖，继续维持殷墟遗址的原有面貌。 目前殷墟文化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殷墟的发现和研究，为正史和补史提供了许多实物资料，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殷墟的遗迹和遗物，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学者称道殷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甲骨文的故乡”、“奴隶社会的缩影”。 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 1976年，在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处发现了一座未经破坏的殷代墓室。根据墓中铜器铭文，参照甲骨卜辞中有关记载，确认此墓主便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好是我国史载的第一位女将军，相传妇好武艺高强，并善于带兵。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独立的小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由于积劳成疾，妇好先于武丁而逝。痛苦不已的国王破例把妻子妇好安葬在了自己治理朝政的宫殿区里，以便时时祭奠。正因为葬在了宫殿区，妇好墓是唯一没有被盗的墓，而且从中出土的文物最多，可以想见武丁对她的宠爱。妇好不愧是中国古代妇女中的一位传奇式人物。------------泾渭之间的东方“特洛伊”------------ .c.泾渭之间的东方“特洛伊” .c.——周原与丰镐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周原遗址、丰镐遗址 发掘地点：周原遗址的发掘地点为陕西省凤翔、岐山、扶风、武功4县；丰镐两京遗址的发掘地点在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 发现及发掘时间：周原遗址自汉朝起就出土了很多文物，对它的正式发掘始于1949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则是在1976年；丰镐遗址发现于1933年，正式发掘开始于1951年，此后的50多年内发掘工作基本没有中断。 距今历史：周原与丰镐遗址距今均为3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及甲骨文，大量的文字资料使学者对周朝的考证更加科学可信。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周原与丰镐文化遗址是西周时期遗址，为青铜器时代文化，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西周是个让人着迷的朝代，其都城和王陵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追寻，依旧充满变数。从周原，到丰镐，再到洛邑，周朝的先人们历次迁都，考古学家们也在追寻着先人的足迹一路踏访而来。一路上，灿烂的西周文化让我们唏嘘不已，3000年前的文明就这样慢慢展现在我们眼前。 .c.考古发现过程 根据《诗经》记载，泾渭之间土地肥美，周人的祖先，便在此间辗转迁徒，辟草莱，作畎亩，起宫室，攻城略地，成就大业。于是，像西方的考古学家捧着《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一样，我国学者按照《诗经》的记载，来到泾渭之间，寻找起周人的足迹。------------周原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1.周原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周原地处陕西关中盆地西部的宝(又鸟)一带，是周人的发祥地，遗留有大量大型宫殿、宗庙遗址及众多王室、贵族的祖茔。由于西周末年政治经济中心东迁，众多王室、贵族为避战乱，多将青铜礼器埋入地下，因而在周原一带形成了大规模的青铜器窖藏群，世人便给了它一个好听的称誉：青铜器之乡。 早在西汉时期，生活在周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西周铜器，到了清代，不少有名的铜器，例如大丰簋、大小孟鼎等都在周原相继出土。但缺乏连贯、详细的记载，失群的青铜器比比皆是。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周原遗址的任家村，一个叫任致远的农民在村南的土壕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著名的毛公鼎、大小克鼎和卫鼎等均出土于此。扶风县任家村地处古周原的中心地区，地上地下文物遗存特别丰富。千百年来，村民们在生产劳动中常常会挖出宝物来，在这一带广为流传着挖宝、藏宝的许多故事，任致远的发现便成了铁证。 1940年，任致远的孙子挖出了各类宝贝多达170多件，再次引起轰动。由于文物商贩、土匪多次来村侵扰，致使宝物下落不明。曾有考古工作者试图寻找这些宝物的下落，但在与村民谈到宝物的相关故事时村民们滔滔不绝，一提到藏宝及下落时，村民们便回避或说不清楚了。 周原地区的盗掘、私藏、买卖之风的盛行，引起了陕西省文管会的重视，从1949年正式开始，文物主管部门开始了对周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1957年岐山董家村出土一窑青铜器共37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有关征伐、租田、诉讼等事。1974年在扶风县黄堆云塘村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征集到七件青铜器，其中的师魏鼎腹内铭文19行，每行19字，铭文内容肯定了是共王八年的器物。 1975年在岐山县董家村又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清理出铜器37件，制作时代从周穆王到宣王时期。其中有30件铸有铭文，铭文记载着西周中晚期以物换田、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赏赐判决、赏赐策命等重要事件，反映了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出土的碳叵铭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是研究西周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对周原遗址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在197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考古单位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过两年时间，召陈村和凤雏村旁边两处大型建筑基地基址被发掘，这组建筑基址随后经过测定，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属于周人的宗庙建筑。在岐山县发现了凤雏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并出土甲骨21050片，其中有字卜甲293片，共900余字；在扶风县一次出土青铜重器103件，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周原文物出土的消息，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对周原进行学术考察和研究，专家们逐步把目标锁定在歧山北麓以扶风县法门寺为中心的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他们把这一代遗存比较集中的地方称为周原遗址。他们认为这一带应该具有很大程度作为都邑的可能性。这以后的几十年里，对周原遗址的发掘一直没有间断。 199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2003年1月19日，在周原保护区范围内的眉县杨家村，5位农民在村北坡取土时发现了青铜器窖藏，他们立即报告文物部门并妥善保护现场。经文物部门发掘清理，共出土青铜器27件且均有铭文，铭文总字数达4048字，内容涉及西周11代12王，并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与其对应关系。同年，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县李家村发掘一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其年代跨越了整个西周时期，对西周历史文化及铸铜工艺研究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3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轰动考古界的周公庙遗址也在这一年被发现。周公庙是周原的一部分，位于今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总面积61万多平方米。2003年12月，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天进在周公庙附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两片有刻辞的西周卜甲，共有文字55字。这个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陕西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了周公庙考古队，对这一带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和抢救性发掘，第二年5月7日下午，周公庙考古队成员、北京大学副教授雷兴山在周公庙东边一座山梁上考查时，发现了具有4条墓道的西周墓。经过大规模勘探，钻探出大型墓葬19座，这座墓地成为目前所知周代的最高等级的大型墓地。 在这处新发现的大型墓地外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型西周夯土城墙，总长达1500余米，分布在墓地的东、北、西三面，个别地方发现城墙的残存部分高出原地面2米多。 周公庙遗址是周人发祥地周原的一部分，大型墓地的发现将为寻找和确认西周王陵、西周都城等提供重要的考古资料。迄今发现的诸多迹象表明，周公庙遗址很可能是周公的采邑。就其多处发现甲骨而言，很可能成为“西周的殷墟”，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周公庙遗址大型墓葬群尚未正式发掘。目前考古调查和钻探才进行了已知面积的三分之一，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面世。------------丰镐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2.丰镐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丰镐是继周王朝在周原的都城岐邑以后所建的都城，位于陕西省长安县内，它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武王灭殷开始，直到平王东迁洛邑，其间三百多年，它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上世纪30年开始中国考古人就从理论论证和实地考察两方面开始了寻找先周都邑的漫长探索。1933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先对丰镐遗址进行了调查。 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的考古部门对沣河两岸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1957年，在张家坡发现殉葬车马坑10多座，清理了4座，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为长方形，长5.6米，宽3.4米，深约2米，内有并列的二车六马和一个殉葬的奴隶。其中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戌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戌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为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车系木质，有木辕一根，马驾两旁，称为独辕马车。从发掘出来的车马及装饰品来看，说明三千年前的金属工、木工、皮革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1961年在沣西马王村清理了一座青铜器窖藏，共出了53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 从1977年到1984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发掘了四处夯土建筑基址，还在其周围探出了十处夯土基址，其中一处夯土基址最大，它比在周原发掘的凤雏甲组基址和召陈三号建筑基址面积还要大，总面积达182698平方米。此外，在四号基址附近还发现排水设施。 1983-1984年间，考古队在镐京遗址内的官庄村、斗门镇、下泉村砖厂及花楼子发现西周建筑基址10余处，其中位于花楼子的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规模宏大，错落有致。1992年又在沣西马王村发现了西周陶窑，手工业作坊是城市遗址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了解沣西遗址的全貌具有重大意义。------------周原遗址建筑复原------------ .c.周原与丰镐遗址建筑复原图 1.周原遗址建筑复原 在对周原与丰镐遗址的发掘中，建筑基址是十分重要的遗迹，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基址虽然没有几千年前的建筑宏伟壮观，但在这些基址上复原后的建筑群，仍能让我们领略到古代建筑师们精湛的技艺。 周原遗址的建筑群分区很明显，经考古发掘查明，今岐山县贺家村、礼村是密集的西周墓葬区，凤雏村周围是西周宫殿建筑群遗址区；扶风县支塘村是西周制骨作坊遗址，任家、召李家是西周平民住宅和制陶作坊遗址，齐镇东是西周制铜作坊区，召陈村北直至下樊村是大型的西周中、晚期建筑群区。 1976年对岐山京当凤雏村西周甲乙两组官室建筑基址和扶风法门召陈村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清理，使我们了解到西周宫殿建筑的大致情况。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坐落在夯土台基上，始建年代在武王灭商之前，废弃年代约在西周晚年，距今三千多年。此建筑属文献记载的“茅茨土阶”，布局规整对称。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约32.5米，建筑面积约为1469平方米，整体建筑呈南北向。由影壁、前院、门厅、中院、前堂、东西小院和后室、过廊、东西厢房、排水设施等组成。 门厅部分由西塾、门道和东塾组成。中院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东西两边各有两个侧阶，分别通往东西厢房前的回廊。中院北边设三个台阶，前堂也就是大殿为该建筑群的主体，从柱础石排列看，应面阔6间，每间宽3米，进深6米。后院由西小院、过廊和东小院组成。东西小院面积各约63平方米，各有一个台阶通向后室前的回廊。 后室共5间，东西排列，面朝南，面宽23米，进深3.1米。东西厢房位于门厅、庭院、前堂、后室的两侧，南北排列，左右对称，每侧厢房各有8间，前檐墙都带有回廊。 这些建筑群的排水设施共有两个，一是在东门房下部设一条南北走向的陶管水道，使中院的水顺水道排向前；一是在后院中的东西小院之间的过廊下部用石块叠砌水道，再加上东厢房下部有一条阴沟，使院内的积水通过此水道和阴沟排往东边的大水沟。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反映了周人在周初时的建筑水平已非一般。房屋的隔墙，大部分用黄土以圆夯头分层夯筑，墙身有一定收分，墙体厚度不一，说明周人对墙体的选择是按实际用途。墙面和室内地面均用黄土、细砂、白灰搅拌的“三合土”涂抹，使之光滑坚硬。在房顶的屋脊和天沟处使用板瓦覆盖，又在较重要台基的边缘处用土坯叠砌。这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用瓦和土坯的较早范例之一。 扶风召陈建筑群址，目前已发掘面积约6375平方米，清理出15座房基。其中下层房基2处，上层房基13处，皆有卵石散水。它和风雏甲组基址一样也是由多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前后左右对称，布局规整，也属于“茅茨土阶”，但它规模、体量更大，所以其构架可能更复杂。其中一个房基长22米，宽13.4米，东西两侧中间略凹，使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在台基四周有九个台阶，南面三个，其余三面各两个，台基四周设卵石散水，可作屋面排水之用。其性质应属西周中、晚期建筑的一座大型王宫。 以上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均由单组建筑组成群体，而且从构造上看已非雏形，而是相当成熟。这就纠正了以前认为我国群体建筑始于秦汉的论点。建筑中大量用瓦的事实，也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年代提早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时代。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宫室布局提供了证据。 除凤雏和召陈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外，在礼村和齐家村也发现了建筑基址，但规模要小的多，且礼村的属土窖式房屋遗址。 ------------丰镐遗址建筑复原------------ 2.丰镐遗址建筑复原 西周的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丰、镐二京相距甚近，实际上一桥相通，是一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功能的分区，完全可以以丰镐相称。 丰镐都城建有宗庙、宫殿以及大池等一系列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在这些地方举行册命、庆功、赏罚、祭祀、出征等活动。关于丰镐的平面布局文献记载十分具体，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它一直指导着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视作中国都城平面布局的经典。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的都城方九里，每边辟三门，城内纵横各九条街，王宫居中，左为祖庙，右为社坛，前为朝堂，后为街市，提出了城市布局的一般参考原则，可见在当时，城市的布局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思想，布局规整有序。 经过考古考证，丰镐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约30多处，这些基址往往数座连成群，虽然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证明他们是周代的宫殿、宗庙等建筑，但可以肯定这里是贵族统治阶级居住的地方，而非一般平民的建筑基址。 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西周宫殿基址是1983年发现的花楼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这处基制址规模宏大，布局错落有致。其总长59米，宽23米，面积1357平方米。主体宫室建筑面积为85l平方米，平面呈“工”字形，由主体建筑和南北对称的附属建筑、夯土墙及墙基组成。它建筑在一高约1.5-1.8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的主体部位高达5米左右。五号建筑被认为是天子的宫殿，建筑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可能毁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或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它与西距53米并且同处于东西平行线上的四号建筑似乎组成建筑群组，因为四号建筑探出了象征大型宫室建筑的大型石柱础，两者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建筑群屋顶施瓦，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 在长安县客省庄发掘的四号基址也是一处高级贵族的建筑，其规模宏大，与过去在沣西发现的深土窑式或半地穴式基址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其年代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后段或西周早中期之交，毁于西周晚期的前段。 丰镐两京一带还有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诗经记载丰镐有“灵囿”，苑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之内有水泊，名“灵池”，池边飞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还记载了周王在池中泛舟渔猎的情景。灵囿内还建有“灵台”，台高6米，周围166米，是一座巍峨的建筑。 只是在当时的西周都城，这种高台建筑都是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居住之地，普通贫民只能栖身于仅可躲避寒暑的土穴之中，潮湿、阴暗。在丰镐遗址中发现很多小型居址分土窑式和半地穴式两种，是周民族“陶覆陶穴”的反映。 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大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一直是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楷模。但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迄今还没有找到有关丰镐二京城墙的迹象。------------周原与丰镐遗址出土文物------------ .c.周原与丰镐遗址出土文物 丰镐出土的文物不少，有许多青铜器、骨器、玉器、蚌器、陶器和其他各种饰物，其中以青铜器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如张家坡一处窖藏出土了53件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马王村一处窖藏有铜器25件，其中有铭文的10件。虽然丰镐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质量较高，但和“青铜器之乡”周原遗址比较而言，丰镐的青铜器就略显逊色了。 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有墓葬出土，也有窖藏出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造型精美的实用器，也有粗劣简单的明器。从窖藏青铜器来看，当时手工业的分工较细，青铜铸造业尤为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造型精美，纹饰华丽，许多还铸有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史料。 周原的窖藏青铜器风格大不相同，全是宗庙重器和实用宝器，庄严、凝重、纹饰精美，铸造得富丽堂皇，有很多长篇铭文，如著名的大克鼎、毛公鼎、大丰簋等。目前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有68处之多。 1850年在岐山县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阶段。 在白家村出土的103件青铜器多造型浑厚，纹饰繁缛精美，充分表现出西周人民高度的创造力。这批青铜器有著名的商器、陵器、折器、丰器、墙器、庆器、伯先父器等，其中有名的史墙盘铭文最重要，在腹底有铭文284字，其中重文5字，合文3字，它历述了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功绩，还记述了史墙以前五代的世系，加上史墙之子痰，共七代，这就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到了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以前使用的纹饰，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周原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十分著名的西周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时，发掘了两个窖穴，两窖共出卜甲和卜骨17275片。甲骨都经过修整，钻凿有方孔和圆孔等，其中有292片有字甲骨，共计字903个，合文12个。每片字不等，有一片一字的，也有一片数字的，最多的达三十余字。 目前发现的西周甲骨，年代上限到周文王，下限到周穆王。它的内容广泛，有卜祭、卜告、地名、人名等，反映了西周时期多方面的情况。如反映周与当时殷朝关系、周与其他诸国关系等。 甲骨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卦象甲骨，均由奇数和偶数排列组成卦画，是我国后来盛行的阴阳八卦的渊源所在。 此外，西周甲骨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它细如发丝，刚劲有力、刀法娴熟，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是我国微雕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使我国的微雕艺术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即距今约三千一百年。------------历史上的周原与丰、镐------------ .c.历史上的周原与丰、镐 周人是一个与神话和传说息息相关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后稷，传说是一名叫姜的女子在野外踩上了周人祖先的足迹后怀孕生下的。 后稷对耕种有着天生的兴趣和才能，耕种的谷物繁茂、收成好，还教会了其他人耕作，并且开辟了以谷物祭祀上帝的传统，带着周人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 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天，由于不堪少数民族的骚扰，周人在首领古公父的带领下，从“豳”(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出发，来到了位于今天岐山县箭括岭下的平原地区——周原。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诗经》上有详细的记载：“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人在周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一天天强大昌盛起来。经过近百年生息，开始了灭商的大业。这时的商纣王荒淫无度、败坏朝纲，而周人的领袖“西伯侯”姬昌对有才能者十分敬重，于是不少才干卓著的人投奔周国，其中就有颇富传奇色彩的姜子牙。 根据《诗经》的记载，3000多年前的历史渐渐清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在灭掉了位于沣河流域的崇国后，姬昌根据姜子牙的建议，在沣河中游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约公元前11世纪，姬昌把都城从岐邑迁于丰京。姬昌病故后，武王即位后，准备伐商，并在沣河以东建镐京。 据记载，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一些军队，讨伐纣王，双方军队会战于牧野。商军大败，纣王自焚。 武王伐商的事情在陕西临潼零口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上也有记载，具体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随后，周武王在镐京宣布西周王朝建立，分封诸侯，设立礼制，建宗立庙，开创了西周初年的兴盛。 由此，丰镐二京开了建都的先河。成为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丰镐二京，近300年间并行不废，经历了11代12位帝王。西周王朝开创了一个以血缘和军事为纽带的封邦建国体制，到成王和康王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周原与丰镐遗址现状------------ .c.周原与丰镐遗址现状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达到繁荣昌盛的时期，周文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使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地传承至今。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华丽，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为了保护周原文化遗址，1976年国家文物局在周原遗址召开了一次现场会议，就周原遗址的保护问题进行了磋商。1979年春，国家文物局又于扶风召开了一次古建专家会议，研究如何保护岐山凤雏村周初甲组宫殿基址和扶风召陈村西周巨型建筑群基址。 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成立周原岐山和扶风两个文物管理所，负责保护周原遗址和出土文物。 但由于技术、财力等条件限制，周原遗址及文物的保护、研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周原遗址面积大，遗址保护范围内村庄密布，居民众多，文物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部分遗址已经遭到人为破坏。同时，地方财力有限，可以用于文物方面的经费比较紧张，许多文物只能搁置库房，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展示和研究，使周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宝(又鸟)青铜器博物馆建成，这是中国第一座青铜器专题博物馆。该博物馆共收藏文物15000多件，青铜器5740余件组。但其中拿出来陈列的仅629件组，其余的都存放在库房。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各项本应开展的工作都受到了限制。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还由一些小型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周原及扶风博物馆，以及凤翔、岐山、陈仓、麟游等地的文物管理所。 目前宝(又鸟)市政府正在积极筹建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建设将以政府投入为主，以宝(又鸟)青铜器博物馆为龙头，但又不单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园林式的人文景区。这里将汇聚宝(又鸟)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珍品及馆藏青铜器珍品，建成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院。 丰镐遗址的地面建筑除灵台台基外，其余已荡然无存。但大量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又为人们了解丰镐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而吸引着许多游客前往参观、考察。1961年国务院公布丰镐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为了保护丰镐文化遗址，西安市政府划定保护区25平方公里，修整丰镐车马坑博物馆，开辟宫殿遗址和墓葬遗址等。在严格保护丰镐遗址的基础上，适当发展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做到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遗址保护区周边规划100米宽城市绿化隔离带，大遗址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将相对集中，建筑风貌将与古遗址相协调，大遗址环境影响区范围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的产业。 三千年分离终相聚 这个故事发生在周原遗址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上。1961年，齐家村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周我父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这三件簋却都没有盖子。文物管理人员知道，要找到盖子犹如大海捞针一般，所以并没寄希望能够找到它们。可23年后，奇迹出现了，就好像这些簋在召唤它们的盖子一样。 1983年春天，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三件簋的盖子，对比当年挖出的周我父簋，铭文相同，刚好合适，3000年前的东西分离，终于破镜重圆。------------水东西的王室二都------------ .c.水东西的王室二都 .c.——东周都城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东周都城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洛阳市东部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于1949年开始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中。 距今历史：2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东周考古的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研究东周时期的社会形态、墓葬形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文化发达，与西周文化一脉相承。 王城与成周是西周的东都和东周的王都，在今河南洛阳市及其东的远郊区。据《尚书·洛诰》记载：洛邑（即王城）在水之西；成周在水之东。今水在洛阳市东部，故此二都的方位大体可定。建国以来对东周都城遗址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果，基本确定了东周王城、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尤其是东周王城遗址，目前已经基本弄清了它的历史面貌。 .c.考古发现过程 东周都城遗址的发现还得从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一个名为金村的小村子说起。金村有金龙溪水常年不断，打井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据说，在金村打井，打六七米深水就很旺，但奇怪的是当天水旺，第二天就可能滴水全无；当天井水伸手可及，第二天就可能水落三四米；当天井中水深不足一米，第二天就可能从井口往外溢水。当地人称之问“串井”。 为何金村会有这种现象呢？谜底直到1928年才被揭开。 1928年夏秋之际，大雨多日不停，村东的农田忽然塌陷，露出一个大洞。村民进洞探奇，发现了编钟，这才知道下面是古墓。原来，这一带是东周王陵和贵族墓地，墓中陪葬了无数青铜礼器。这些文物虽历经千年，仍完好如初。编钟等乐器仍可演奏，声音洪亮，音律动听。每逢雷雨天气，雷声和古乐器振动的频率一致，于是便有了天上地下的共鸣现象。百姓不知其中缘由，传说这是“龙脉”在跳。 金村的“串井”现象正是由于金村地下古墓很多，影响了地下水的分布。金村古墓重见天日后，立刻遭到了一场浩劫。 住在开封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听闻金村发现古墓，闻讯而来，胁迫当地农民挖掘。 从1928年至1932年的六年间，他们荷枪守卫，搭棚立灶，共掘开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大部分被运往国外卖掉。 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古墓被盗文物至今流散在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日本人梅原末治搜集资料，编成了《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仅书中记载就有238件，都是我国古代工艺品杰作和稀世珍品。 为了保护文物，新中国成立后，洛阳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迅速开展起来。30多年来，曾经多次进行发掘，其重点在寻找周的都城，并初步确定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应在汉魏洛阳城遗址附近。 50年代初，在今洛阳火车站西南发现了汉河南县城。据《诗·王风谱》等史书记载，汉河南县即周王城。以此为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汉河南县城的外围又找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1954年，考古工作者对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可知：王城北依邙山，南傍洛河。筑城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叶，西汉后开始废弃。最早的夯土城垣宽5米左右，后来经过多次修补、增筑，墙体加厚至10米以上。西南、西北、东北三个城角，以及长2890米的北城墙，保存都比较完好，唯东南角已被洛河冲毁。北墙之外还发现有深5米左右的护城壕沟。城郭周长约15公里，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城中部偏西南的位置，堆积着大量破碎砖瓦砾石，结合文献自量，说明这一带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出260座东周墓葬。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反映出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1957年，考古队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都带有墓道，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同时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 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天子之乘”的发现。2002年7月，在新近开工修建的洛阳“河洛文化广场”工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97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坑，这是洛阳50年来考古发现的车马坑之总和。其中最大的车马坑长42米，宽7.2米，清理出两排排列有序的车马，规模之显赫，令人叹为观止。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确认，这座车马坑当属目前全国仅见的东周时期规格最高的大型车马坑。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发掘出了由6匹骏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东周的辉煌文明，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东周都城遗址出土文物------------ .c.东周都城遗址出土文物 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另外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镜。铜镜上饰有骑士博虎图案，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人物镜。 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为圆形，直径17.5厘米，小圆纽，座外饰一周凹面形宽带。其外侧弦纹圈上向外等距饰以3个银色扁叶纹。纽座之外，饰以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还有三组不同纹饰，尤以骑士博虎图最为著名。画面右侧是一武士头戴插两根羽毛的冠帽，身披铠甲，左手执缰，右手持剑，蹲在披甲的战马之上，正向一猛虎刺去。左侧的立虎作欲噬状，全身饰以鳞纹；第二组为二兽相斗图；第三组是一只蹲立于扁叶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三组纹饰皆嵌以金银丝。镜缘为金黄色卷缘。 该铜镜原存日本东京细川侯爵家，现藏日本永青文库。金银错狩猎纹铜镜是经过特殊制作工艺加工而成的铜镜，它不仅质地精良，而且铜镜铸好后又经过特殊的加工——错嵌金银，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反映出该地区有较高的水平。 出于王城东北部的“繁阳之金”剑和“吴王夫差之元用”剑也十分著名，有二者可见吴楚之物流转周王室的情况。比较著名的青铜器还有“马羌”钟，尤其是钟上铭文十分宝贵，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晋伐齐入长城之事。方国器物汇集王城，周天子以“天子之乘”仍具有君临天下的威仪，这些发现都证实了两周时期“天下共主”这一传统观念所占据的主流地位。 此外，都城遗址还出土了很多青瓷，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种类丰富，其中以璋、璧、璜、圭为代表。礼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礼玉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金属铸币的出现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铸造手工业的发达密切相关。 70年代洛阳附近发现了三批空首币，分别是1970年在洛阳南35公里伊川县富留店村挖出一瓮空首币753枚；1971年在洛阳西30公里的新安县牛丈村发现401枚空首币；另一处是在洛阳北孟津县后海资村出土的72枚空首币，是马坡村群众捐献的，合计1226枚，保存基本完好。可分为大型平肩空首币、斜肩空首币、小型平肩空首币三类，年代为春秋时期。这三批空首币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为研究我国货币史提供了科学资料，货币上的文字又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文字提供了许多新资料。这三处出土地点均在洛阳通往四方的交通要道上，当与洛阳是当时繁荣的商业城市有关。 80年代在洛阳地区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有6座出土先秦货币，同时出土有组合关系的陶器，为洛阳地区先秦货币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东周王城建筑遗址复原图------------ .c.东周王城建筑遗址复原图 东周王城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河和涧河(古名“彀水”)交汇处，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筑城年代在春秋中叶以前，战国及秦汉叠加修补，西汉后期逐渐荒废，隋末毁。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王城的城墙为夯土版筑，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是北城墙，全长2890米。西城墙较曲折，北段位于涧河以东，南段位于涧河以西，中间断开，应当是被涧河水冲毁的。东、南城墙大部分残损。在北墙外还发现了深5米左右护城壕沟，在紧贴墙根之北1米左右还发现陶水管一段，直径约20厘米左右，管口沿城墙稍向外斜行，通往城外壕沟，当为排水设施。从以上设施可以看出，当时的城市建筑已经十分发达。 城址西南为宫殿区。在今小屯村东南和瞿家屯一带，发现大片夯土遗迹，并有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堆积，应为宫殿建筑群所在。《国语·周语》曾记载：“毂洛斗将毁王宫”，此处正好位于毂洛交汇处，所以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王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高级名城，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城市。它的建筑规模，据《元康地道记》载“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城呈长方形状。 内部建筑布局，据《郡国志》和《考工记图》载，城郭四面各有三门，共十二门。城门有三条道，道宽十二步，规定男子走左边，女子走右边，车辆走中间。城内有经纬道各九条，王城筑在中央大道上。 宫南有五门，宫内有六寝，前为路寝，下余五个总称为燕寝。东北一寝春天住，东南一寝夏天住，西北两寝秋冬住，中央一寝夏末住。王宫左有宗庙祖堂，右有社稷神坛，前有朝会群臣的殿厅，后有商业交易的市场。即所谓“前朝后市，左神右社”。城内近郊设有祷祭天地的明堂，并由斗拱、壁画等装饰得异常华丽。上古时代一个王城的建筑，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合理，排列之井然，节奏之明晰，开创了当时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城址的南部为东周时的粮仓所在。城址北部为手工业区。尤其是西北部发现大面积窑场。窑场附近发现战国时期灰坑88个，陶窑15座，水井3眼，房子1座，出土以陶器为主的大批遗物。据文化堆积及包含物推测，窑场始建于战国中晚期，延至西汉初年以后废弃。窑场东南发现了骨器场，西南发现石场，窑场西南方发现制铜器的陶范，范上附炼渣。 王城的建筑，对中国后世的城郭建筑、宫殿建筑、宗庙建筑以及陵墓建筑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秦代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宋代的开封、明清的北京等，皆可看出这种中华传统建筑的艺术美。这种建筑艺术的美学风格，是理性精神与浪漫情调的结合，宗教膜拜与人文世俗的结合。 .c.洛邑与王城、成周的关系 洛邑被称为“天下之中”，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所以被选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1963年在宝(又鸟)发现的何尊铭文上记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人民。’”由此可知武王时就很想营建东都洛邑。东都的建成是在周成王时，《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 当时在洛阳建成了两座城：一座叫王城，一座叫成周。王城是诸侯朝见国王、居住西周贵族的地方，其址在今王城公园一带。成周是驻防军队，安置殷民的地方。其址在今白马寺东南。从此，西周有两座都城。西方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部为洛邑。西周自成王始，诸王均来成周居住、施政。洛、镐二都均设有中央最高官署卿事寮，周公居洛，召公居镐。周公死后，他的儿子君陈又承袭周公的职位，继续镇守在这里。洛阳作为西周的东都城，从成王五年至平王二年，历时262年。 西周为犬戎所灭后，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从镐京东迁到洛邑，居于王城。从此西周结束，东周开始。 东周时期，洛阳仍有两座城：一为王城，周公所建。时为周王所居。一为成周，武王所建，周公复营，时为军事要地。周敬王元年（前519年），为了避王子朝之乱，从王城迁都至成周，位于今白马寺东，即以后的汉洛阳，两城相距30里，至慎靓王共十世。因成周在洛水之阳，改称洛阳。公元前510年，晋人率诸侯修成周城，因周王居此，此处便成为都城。这段史实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记载：“敬王元年，晋人人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 成周作为首都，从敬王开始，经十世，至战国时周赧王(公元前314至公元前256)又迁回王城。 关于洛邑与王城、成周的关系，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洛邑城包括王城与成周，一种认为洛邑即王城，也有说法认为成周改名为王城，还有说法认为洛邑即成周。一般学术界采用的说法是洛邑即王城。------------洛邑与成周文化遗址现状------------ .c.洛邑与成周文化遗址现状 东周王城遗址，因为地处市区，遗址的绝大部分被建筑物覆盖。为了保护文化遗址，洛阳市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文物按照专家论证的意见，得到了妥善保护。 洛阳市王城公园始建于1955年，因座落在东周王城遗址上而得名，是河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王城公园位于洛阳市中心，占地约39.77公顷，集牡丹文化与历史文化、人文园林与自然园林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周鼎雄踞”、“河图洛书”、“靓思飞瀑”、“凤阙迎毂”等王城景观。在公园内的历史文化区展示有河图洛书碑、根在河洛碑、纪胜柱、周鼎、九鼎壁、朱雀阙、周王城地面模拟图、韶乐台、东周故事墙等。王城遗址，记录着历代洛邑之兴废，见证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彰华夏之文明，无不张扬着“王”气。 2002年，洛阳市兴建河洛文化广场，在规划区域内相继发现东周等时期墓葬397座，其中车马坑18座。为了保护文化遗址，洛阳市政府对地下人防工程原建设方案前后进行了3次大的修改，为突出广场的东周文化特色，把城市中心广场的名称由原来的河洛文化广场改名为王城文化广场。? 洛阳周王城车马坑博物馆就位于洛阳市中心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上。展出主体为原址的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是一个以“王城·王陵·王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博物馆占地1700多平方米，对东周王城作了详细的介绍，对东周王城的概括，以考古实测图为背景，以考古发现为依据，标明了城区内各个功能区的部位。 博物馆同时还展示了几件陶质建筑材料，介绍了东周王陵考古的探索与发现，为了更加形象地展示周王朝的恢弘气势，博物馆还用模型展示了位于洛阳市二十七中内的“亚”字形天子大墓、西小屯“甲”字形积石积炭墓和复原展示的解放路大型器物陪葬等重要遗迹。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些珍贵的东周文物，有青铜列鼎、钫壶、盂、车马器、夹层镜，彩绘鼎、豆、壶，玉龙、玉璧，空首币等。------------人类童年的摇篮(1)------------ 人类童年的摇篮 .c.——云南元谋人遗址 遗址名称：元谋人遗址 发掘地点：云南省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竹棚村及小河村等地 发现及发掘时间：正式发现于1965年5月1日，1973年冬首次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此后的发掘工作一直进行。 距今历史：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在附近出土的东方人距今210万年，蝴蝶腊玛古猿距今400万年。 考古地位：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发现遗址，云南元谋因此享有“人类童年摇篮”之美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 云南省境内约有6％为山间盆地，在这些盆地的地层中保存了气候环境变迁的信息，更蕴藏着宝贵的动植物化石，是考古学家眼中的“聚宝盆”。元谋盆地就是这样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元谋人”沉睡了170万年，40多年前的一个伟大发现，揭开了古人类研究史上崭新的一页。 .c.考古发现过程 上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来到云南寻找古代的人类，他们活动的地点当然都是一些繁盛的盆地，而在这众多的“聚宝盆”中，专家们最青睐的就是位于昆明西北大约110公里的元谋盆地。 “元谋”，傣语是“飞腾的骏马”的意思。这个南北狭长的盆地是云南中部高原上海拔最低的盆地，它周围高山的海拔约为2500米，而盆地内地面平均海拔仅为l100米，纵贯盆地的龙川江自南向北汇入著名的长江上游支流金沙江。 元谋盆地属于南亚热带气候，雨季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影响，雨量充沛。根据对地层里出土动植物化石的研究，元谋盆地从距今100万年到500万年的气候变迁与东非大裂谷相似，经历过从温暖、湿润到变凉、变干的过程。两地虽然相距遥远，但却具有相似的地质与环境变迁背景，同样适合于早期人类进化。 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科学界组织中亚考察团赴蒙古高原考察，以寻找远古人类的祖先。在去蒙古之前，他们于1926年冬至1927年春来到元谋盆地进行短期考察。在那里，他们未能找到人类的祖先，但发现一些时代比较晚的史前遗物。这些材料现在保存在纽约国家自然博物馆。 到了30至40年代，美国古生物学家在元谋盆地发现了早更新世动物群化石，使元谋盆地成为南亚重要的早更新世河湖地层的标准剖面所在地。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没有遇见古老的人类化石或文化遗物。 我国学者对云南的考察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了。1937年春天，中国地质调查所派遣卞美年和贾兰坡去云南开展调查，他们把这次行动戏称为“拦路打劫”。到达云南之后，他们首先在昆明附近开展调查，在山洞里发现一些动物化石和旧石器，虽然未能“劫”到北京人和爪哇人的先辈，但已经感觉到了远古人类的气息。正当他们准备扩大云南的考察成果时，新任务传达下来了，要他们回北京进行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 在这次“拦路打劫”过去将近30年后，地质学家钱方的发现如“一石惊起千层浪”，使元谋真正地走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 1965年初，为配合四川攀枝花地区的建设和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黄汲清教授的部署下，组织了一个西南地区的新构造研究组。这个研究组由地质研究所的钱方、赵国光、浦庆余和王德山四人组成。四人在出发前经过收集资料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拟开展的工作地区中，元谋盆地是首选。于是，3月下旬他们在组长赵国光的带领下，从北京经由昆明来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 当时元谋县交通闭塞，仅有一条土公路与昆明相连，汽车要开两天。整个元谋县内除一趟班车外，只有一辆汽车——医院救护车。所以在日常勘测时，地质队的队员们只能靠两条腿跑，一般每天要跑四五十里路。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找到了已经有170万年历史的元谋人的踪迹。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经常要向当地老乡打听情况。有一天老乡告诉他们，上那蚌村附近“龙骨”很多，传说有十条龙死后埋在那里，所以叫它“十龙口”。地质队的队员立刻赶往那里，展开踏勘和调查访问。几天下来，他们确认上那蚌村这一带地层出露好，化石多，构造现象清楚，因此，决定把这里作为工作重点。 他们住在一位当地老乡家，由于勘测任务繁重、时间紧，他们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有时地质队员们清晨就出发了，天黑才回到住地，饿了就吃几口带的馒头，渴了就喝几口泉水。 5月1日是劳动节，是法定的节假日，可地质队员仍把它当工作日对待。这天一早，钱方、浦庆余和王德山这几个年轻人带上地质锤、小铲和装化石的书包，赶往勘测点工作了。元谋盆地受盆地气候和西南季风气候的影响，才4、5月份就闷热难当。这天天气晴朗，三人分头在一个个小土包上，一条条沟沟坎坎里搜索化石，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但几个人收获了不少化石，最多的是云南马牙、鹿牙和破碎的鹿角、牛牙，也有少许象牙及啮齿类的牙床，还有一些动物肢骨。每当找到这些化石，他们都用预先准备好的棉纸把它包好，化石比较集中的地方还给它编上号码，并将化石所在的层位记录清楚。一天下来，三个人的书包都是满满的了。------------人类童年的摇篮(2)------------ 下午5点左右，钱方在距上那蚌村西北800米的一个土包下，发现了几颗半露出地面的云南马化石，在这几颗化石旁边还有一些类似牙齿的化石。由于这些化石大部分埋在土中，表面只露出一些痕迹，还无法做出辨别。钱方用地质锤的尖端，小心翼翼地进行挖掘，一枚化石渐渐地露出地表，挖出后仔细观察，应该是人牙！带着兴奋的心情，钱方在这颗牙齿的出土处继续寻找新的化石，很快又挖出一颗。经过比较，这两颗牙齿似乎是两枚上两侧门齿，一左一右，他把牙齿化石捧在手中，如获至宝。这时浦庆余和王德山两人也先后来到这里，当他们看到这两颗浅灰白色的、石化程度很深的牙齿化石，非常兴奋，也认为这应该是猿人的牙齿。几个人又在这小土包周围寻找化石，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人类或猿类化石材料，但可惜的是只找到其他一些哺乳动物化石碎片和牙齿化石。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又开始下起雨，他们只得回到上那蚌村住地。 回到住地，三个人马上取出这两颗门齿化石，仔细地琢磨起来。他们翻开书本找出“北京人”的门齿素描图跟这两颗门齿进行对比，甚至张开嘴将这对门齿和自己的门齿进行比较，结果一致认为这对门齿很可能是猿人的门齿。可没一会疑问又来了，这对门齿比现代人的门齿要粗大，会不会是巨猿的门齿？由于他们不是古人类研究专家，所以当时无法对这对门齿得出一个较肯定的结论。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两颗非常有价值的门齿化石，便把它用棉花包好，装在一个带有玻璃盖的方纸盒里，准备带回北京请有关专家作详细的研究和鉴定。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回到发现牙齿的小土包，进行了搜索和简单挖掘，结果找到了几颗马牙、牛牙、鹿角和一些化石碎片，但再没有找到其他的人类化石。 回到北京后，他们专门向有关专家汇报了这两颗牙齿的发现情况，并提出了初步的看法。经过中国地质博物馆胡承志的初步研究鉴定，认为基本形态可以与北京人同类牙齿相比较，故被定为直立人种中的一个亚种，并以发现这一化石产地的元谋县城命名，定为“直立人·元谋亚种”，简称为“元谋人”。这是我国首次在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1972年2月22日，新华社报道了这一重要发现和初步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极大关注。元谋人的故乡吸引着中国和世界古人类学家纷纷来这里考察研究，围绕元谋人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元谋这个人类文明的孕育地，也在默默地等待人们进一步揭示它的奥秘。 第二年的冬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县文化馆等单位组成发掘队，对元谋人遗址及元谋盆地进行多学科科学考查和发掘工作，在该地点同层位内找到刮削石器3件，有人工痕迹的石块3件，地表采集到石器10件，石料均为石英岩，不过，最让考古队员兴奋的就是炭屑的发现了。 1974年的一天，考古工作者们像往常一样紧张有序地工作着，忽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看，是炭屑！”大家立刻扔下手里的活围上前去，经过研究后初步认定是炭屑遗存。经过深入发掘，炭屑遗存越来越多，最让考古队员兴奋的是炭屑与哺乳动物化石“共生”的现象，发现有炭屑的地方就能找到动物化石，有动物化石的地方大都也能找到炭屑。是自然火还是人工用火的遗迹？考古队员们苦苦思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根据地层来看，这里是靠近湖边的浅水地区，粘土层中常夹有砾石，哺乳动物化石上常有豪猪咬啃的痕迹等等，说明这里不是远古人类的住地。那这些炭屑是哪儿来的？考古队员在发现炭屑的附近展开了调查，认定这些炭屑不是火堆原处的灰烬，而是从附近岸上被雨水冲下来的，说明元谋人的居住地距这里并不远。 “用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用火使人类支配了一种自然力，是人类文化上的巨大进步。看来元谋人不仅制造和使用石器，很可能已经会用火了。 1984年12月中旬，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又在该遗址南偏东300米处，比牙齿化石出土层稍高的地层内发掘到元谋人胫骨化石一段，尖状骨器1件，有人工痕迹的骨头2件。 两年后，元谋县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这些新发现为人类的演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化石资料。1986年10月5日，元谋县物茂中学初一学生、彝族姑娘李自秀在竹棚村西偏南约1公里的豹子洞箐发现了重要化石。她和她的舅舅一起，将80公斤重的化石扛到昆明，交给了云南省地质矿产研究所工程师。工程师当即从化石中挑出了一颗人类牙齿，经考证，这颗牙齿距今约210万年，专家将这一人类命名为“东方人”。 为了进一步考古发掘，这一年的12月，云南省成立元谋古人类考古联合发掘队先后分别对豹子洞箐进行了6次试掘和发掘工作，在该地区共获古猿牙齿化石67枚，以及上千件约40个种类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标本。与此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初步对豹子洞箐地区完成了地层划分、年代测定样品的采集等工作。经初步研究，这些古猿化石可分为两大类型，即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其时代为上新世，距今约400万年。 元谋古猿化石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上新世该类型古猿化石材料的空白。同时，对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及其地理分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物茂乡的发现并没有就此停止，1987年1月中旬，李云芬、李自秀母女俩按元谋人陈列馆安排，在物茂乡小河蝴蝶梁子采集化石时发现一件古猿左上颌骨化石、单枚牙齿化石21枚。3月，由云南省博物馆、楚雄州文物管理所、元谋人陈列馆组成的元谋古人类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小河地区进行正式发掘。考古队员陆续又在元谋县小河村地区的蝴蝶梁子出土了比“东方人”更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270万年。化石中有一段左股骨，比现代人的略粗，从这段股骨可判断，当时的人类己能直立行走。专家将这一人类命名为“蝴蝶腊玛古猿”，认为“蝴蝶腊玛古猿”是东方人的直系祖先。这个结论将中华民族史推前了100万年。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90年，先后发掘共7次，共获元谋古猿头骨1件，上颌骨4件，下颌骨7件，单枚牙齿1093枚，以及大批哺乳动物化石标本。经初步研究，这批古猿化石和竹棚村豹子洞箐遗址出土的古猿化石一样，属于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两大类型，其时代均为上新世，距今约400万年。 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地区，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考古学家还认为，“元谋人”北上越过金沙江，到甘肃、青海成为古羌戎人，继续往东北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元谋人遗址出土文物------------ .c.元谋人遗址出土文物 石器是人类远古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工具的制作标志着人具备了自觉的能动性，并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在元谋人遗址中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在地表还采集到10件石器，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有些加工较为精细，其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这说明元谋人已经开始制造工具。根据已发现的细石器材料看，其中有很多凹口深的刮削器，它们被认为是用来加工箭竿、骨针之类的器具的，这证明当时人类的狩猎活动已很发达。 在元谋化石层出土了大量的碳屑，这表明元谋人在当时已学会用火了，元谋人亦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用火人。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而且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灭种数占总数的84％。动物群中在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 另外，在元谋遗址还发现了比元谋人更加古老的“东方人”，以及距今有400万年之久的“蝴蝶腊玛古猿”化石。 .c.元谋人文化遗址现状 元谋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将我国人类历史推前了100多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因此云南的元谋有“人类童年摇篮”之美誉。 1982年2月23日，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元谋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中心修建了“元谋人陈列馆”，同年9月建成，由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题写了馆名。陈列馆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采用宫廷式仿古建筑形式营造，庄严古朴。 陈列馆展厅分三个部分，主要陈列有珍贵的元谋猿人化石，元谋人制造和使用的骨器、石器，以及同年代的云南马、剑齿象、剑齿虎等4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同时陈列的还有元谋县境内出土的约400万年前的古猿头骨、颌骨、单枚齿列牙齿化石，三趾马、古乳齿象、剑齿虎头骨等5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陈列的方式十分独特、新颖，反映出人类社会史前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详细介绍了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简史，系统地展示了原始人类的进化环节。目前，“元谋人”陈列馆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