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源-2

五千年前的盛水器皿彩陶钵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是当时盛水的器皿。大口便于注挹，鼓肩深腹既增大了容量，又防止了溅溢，平底则便于安稳的放置。这种造型极具实用意义，同时也显示出优雅之态，并为彩绘图案的布局埋下了伏笔。由于口部内敛而形成肩部外鼓，将观者的视线吸引在口肩部位，所以彩绘图案的主题部分便集中于此。形态与装饰的结合，也体现出设计的独到之处。　　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幅《颧鱼石釜图》，堪称原始艺术的瑰宝：一只身躯健美的老颧，从河中叼起了一条鱼，河岸上则有以木棒为柄的石釜。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描绘了先民们的早期生活，在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三组蚌砌图案，可能是一大型祭祀活动的遗迹。该遗址中坟墓主人的右侧有一龙，左侧一虎。龙、虎皆为蚌砌成的图案。遗址中还有一浅穴，穴中有蚌砌的龙、虎、鹿、蜘蛛等；鹿卧龙背上，蜘蛛与鹿之间，置一精致的石斧。浅穴南 25 米处发现第三组蚌图，为一人骑于龙背，龙昂首长颈，舒身高足，作腾飞状。虎在龙之北这三组蚌图反映出墓主人乘龙驭虎，升空飞天的欲望。有人把西水坡的蚌龙图称为“中华第一龙”，这很明显是一祭祀遗址。　　仰韶文化中已出现了文明的要素。继仰韶村文化遗址后，在其他仰韶文化类别的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铜、城堡等文明社会标志的文物。姜寨遗址中出土一万多件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半圆形的铜片一枚，经化验，铜占 65% ，锌占 25% ，余为少量的锡、铝、硫、铁等，属于黄铜。仰韶文化姜寨遗址除发现黄铜片，还有黄铜管，其时代约在公元前 4700 年左右。　　.c.仰韶文化遗址现状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它纵横二千里，绵延数千年，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1961年，仰韶村遗址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几十年来，为了守护好象征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这块圣土，当地政府在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在遗址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大力宣传文物保护法规，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使遗址保护工作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又多方筹措资金1000多万元，在仰韶村遗址上修建了断壁保护室、文物陈列室，整修了道路并完善了各项保护设施，从而为该遗址的保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1985年11月6日，由河南省考古学会组织召开的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仰韶村遗址所在地渑池县举行。全国11 个省市的研究石器时代的学者、教授和文物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确立了仰韶文化在中国史前研究中的价值，认为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仰韶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原始社会研究和新石器时daikao古学的研究中，都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2001年是仰韶村遗址发现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省文物局、三门峡市政府在渑池主办了“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对仰韶文化进一步深入研究。　　2002年，渑池县博物馆落成，以“华夏文化曙光”为主题的博物馆以陈列仰韶文化发掘文物为主，集中展示了历年来渑池及周边地区的重大考古成就。　　仰韶文化以其堂堂正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仰韶村古文化遗址也从此驰名中外，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凝聚在彩陶上的辉煌------------　　.c.凝聚在彩陶上的辉煌　　.c.——半坡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半坡遗址　　发掘地点：西安以东约6公里，河东岸的半坡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发掘延续近4年时间（1954年9月-1957年夏季）。　　距今历史：5600-67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遗址，也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继承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遍布陕西各他，尤以关中比较密集。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我国首次对一个原始氏族聚落遗址进行大面积的揭露，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学术上称它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为研究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氏族社会的性质、聚落布局、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c.考古发现过程　　陕西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给陕西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也许是不经意间，就会给细心的人们带来许多重要的发现。　　1953年春，西安东郊半坡村，国家投资的灞桥火力发电厂专用铁路路基工程正在紧张施工。推土机推过，人们看到了一幕令人惊奇的场面：大量石制工具和人的遗骨出土，还发现了不少彩色的陶器。这就是日后被称为仰韶文化典型标志的西安半坡遗址。　　施工单位迅速向文物主管部门汇报了情况，文物专家闻讯前往工地。在工地，专家们收集了已被发现的所有石器和陶器，并进行了仔细鉴定。结果表明，石器为人工磨制，种类有石铲、石斧、石锄、砍伐器等，初步判断应属于新石器时代。陶器都是彩陶，彩陶上的图案符合陕西、河南等地已有大量发现的仰韶文化类型。最后，专家初步认定，这应该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具有重大的发掘价值。　　经过精心准备，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半坡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在接下去的4年里，经过5次大规模的发掘，一个尘封6000多年的完整母系氏族部落遗址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保存的完好程度令中外学术界为之震动。　　发掘后的半坡遗址现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一共分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3个部分。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文物，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6000多年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的半坡先民们的生活情景。------------半坡人生活复原场景------------　　.c.半坡人生活复原场景　　半坡的时代是一个女人地位高于男人的时代。女人掌管着农业，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是氏族的管理者。在她们的管理下，先祖创造着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母系氏族社会。　　距今六千多年前，渭河的支流河水畔，有一座古老的氏族部落——半坡。这里东依白鹿终南山，可常年进山打猎；北边是开阔的平原地带，适合于发展农业；河之水流经这里，为半坡人提供了大量的水产资源，也是一个绝佳的捕鱼场所。经过考古专家测定和实物分析，半坡村当时是处于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气候温暖而湿润，终年绿树葱笼，很适合人类的发展。　　这个半坡部落已经有人口400-600人，在当时的社会来看，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部落聚集地。半坡人的“村庄”被一条大围沟分成三部分。沟东是制陶区，北面是集体墓地，大围沟围住的，则是居住区。　　一座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大房子是整个半坡部落的中心，前面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广场。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是大家举行集会、商讨事务的地方，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是整个居住区的核心。大房子四周遍布着一系列小型的房子，所有房间的门都朝着大房子而开，分区、布局极有章法，其建筑形式也体现着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发展过程。小房子里住着过婚姻生活的妇女以及不确定来访的其他氏族男子，当然，也会有男女相对稳定的对偶婚，但绝不同于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子女仍旧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考古学家还在半坡发掘出了近万件生产和生活工具，就其种类看可以分为农具、猎具、渔具、炊具、食具、纺织具；就其材料看可分为石质、陶质和骨质。从这些出土的工具来看，半坡人不仅从事农耕、渔猎、采集等，同时还要进行制陶、纺织、工具制造等生产活动来维持生存。　　春天，半坡人用石斧、砍伐石器砍倒树木，芟除杂草，并放火焚烧地面的残余物，再用石铲翻掘土地，石锄和尖木棒挖穴种粟。到了秋天，半坡人用石镰或陶镰收获庄稼，把粮食储藏入公用的窖穴中。如果需要食用这些粮食，就把它们用石磨盘、石磨棒脱皮碾碎。在遗址中就出土了半坡人盛粟的罐和粟腐朽后的遗物，证明半坡人学会了栽培粟。　　在村子的中间，还有一个保存火种、吃“大锅饭”的地方。这些火种在一个很大的连灶坑中，由椭圆和圆形两部分组成，中间相距1米，火道相通。两个灶的侧壁和底部都有很厚很坚硬的红烧土层，因为这里被长期使用才流下了这样的痕迹。这些遗迹仿佛使人们看到一幅画面，展现了半坡人日出共同劳动、日落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的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　　从出土的许多石或骨的箭头来看，半坡人已学会使用弓箭，并大量驯养了狗。“农闲”的时候，男人们带着驯养的狗去树林里打猎。女人们则会到野外采集植物的果实，或者到河边用自己发明的渔叉、鱼钩甚至渔网捕鱼和螺蛳。被驯养的猪悠闲地在圈栏里闲逛。姑娘们用部落人发明的尖底瓶沉入河里汲水。　　半坡人是出色的匠人，会制作各种有用的陶器。在半坡社会中，陶器的使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制作技术上也已经采用了模制法和泥条盘筑法。在半坡时代的后期，半坡人逐渐以慢轮修整器口器形，使器形更加规整。半坡人的陶器主要用于生活用具，他们已经制作出了做饭用的陶甑。这种陶甑与我们现在人的蒸锅在原理上并无区别。　　半坡人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从出土的陶器上，我们还看到，他们有了抽象的刻画符号。陶器太单调了，于是他们在上面印一些类似麻袋或粗布的纹路。他们具备了原始的数列和多边形的概念；他们制作了最古老的乐器陶埙，闲暇时来上一曲。彩陶上画着游动的鱼，奔驰的鹿，这是渔猎的写照；陶器外壁有图案逼真的抽象画，笔划流利疏朗，显然具有装饰的作用，这就是工艺品了；他们还在陶器上刻画上自己崇拜的图案，例如人面鱼纹图案，人面涂彩，口部衔鱼，三角头饰，或许这就是半坡氏族的图腾或族徽。所有这些，在6000年后，都成为文物重见天日。　　初步的“纺织”已经在进行，天冷的时候，大家穿着麻线般粗的纤维御寒；天热时，我们的先民们更多的是光着黝黑的脊梁，把蓬乱的头发用精心磨制的骨笄别在头上。　　原始部落的大家庭生活是温馨的，也是时刻受到外界威胁的。野兽、自然灾害以及大大小小的其他灾祸，时刻威胁着半坡人的生活。为了抵御野兽和灾害，半坡人修建了大型的防御工事——围绕半坡村落的大围沟。这个大围沟宽7-8米，深5-6米，底径1-3米，全长300多米。沟的内沿高出外沿约1米多，靠居住区的沟壁坡度很大，外壁则接近陡直。这显然是挖沟时有意为之的。夏雨时节，村落积水可以疏导到大围沟中去；而遇到有野兽袭击或外族侵袭时，大围沟便成了第一道防护的屏障，这堪称后世城壕的先驱。　　大围沟，起初应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野兽侵袭、洪水泛滥等重大灾难或灾害而修建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灾害和氏族矛盾的不断增加，人们的防御意识也随之不断提高。在这样强烈的保卫家园的意识支配下，后来的人们更是不断创新，围沟渐渐地被高大的夯土城壕所取代。再往后，人们就地挖土，既筑了墙又建成了壕沟，并在壕沟里注水，形成护城河，从而形成了更加完善的防御体系。大围沟让半坡人有了远离外部危险世界的安全感。对此，至今无法解释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在没有运输工具，只有简单石制和骨制挖掘工具的半坡时期，是如何完成的？有人计算了一下，整个大围沟的废土量，放到今天，用能拉3立方米土的卡车去运输，也需要来回3600多趟。　　半坡人是否和其他部落发生过战争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一个问题。也许，村落和村落、氏族和氏族之间也会争夺猎物，也会有矛盾和冲突。　　大围沟的北面是墓葬区，这是一片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墓中死者一般都头部向西，以单人葬为主，也有二人、四人葬；有仰身葬，也有俯身葬；有直肢葬，也有屈肢葬，以及瓮棺葬。在半坡人的丧葬习俗中，对儿童的丧葬习惯十分特别。半坡儿童大多不葬于公共墓地内，而是置于瓮棺内，考古学称之为瓮棺葬，从而形成了半坡人的一大特色。由于当时自然条件很差，人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加之疾病流行，儿童死亡率是很高的。儿童夭折后，大人先在房屋附近地上挖个坑，放个大陶瓮或罐，把孩子尸体放在里面，上面盖个陶钵或陶盆，并在当中凿个洞，可能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较大的孩子则用两个陶瓮对起来埋。孩子埋葬在房屋附近，这充分表达了父母对子女的眷恋之情。半坡出土的儿童瓮棺共有73个。------------半坡遗址的出土文物------------　　.c.半坡遗址的出土文物　　半坡遗址现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共发现房屋遗址46座，圈栏2座，储藏物品的地窖200多个，各类墓葬250座，烧陶窑址6座，以及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近万件文物。　　半坡的彩陶几乎就是半坡文化的代言，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人面鱼纹盆。古代的艺术品，人面鱼纹是半坡彩陶画的典型作品，这一生动的形象反映了半坡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　　埙是半坡出土的比较有特色的陶制品。埙是最古老的乐器，具有典型的仰韶文化特点。埙的起源与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的，用以诱捕猎物。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当成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按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中国音乐学院曹正教授自本世纪30年代即制作仿古陶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79年以来，天津音乐学院陈重教授改进研制成九孔陶埙。九孔紫砂陶埙已在民族乐队中较普遍使用。中央民族乐团杜次文曾用此乐器在多国公开演奏，赢得广泛的赞誉。贾平凹在作品《废都》中也曾有描述。　　尖底瓶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一种汲水工具。它的巧妙之处在于运用了重心原理，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斜，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用它盛水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手提与肩背，二是口小，灌满水后从河边到居住区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这也许是重心原理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应用了。　　陶甑。古代的蒸锅。先民们通过长期的实践发现水蒸汽可以熟食，于是制作了陶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蒸汽的范例。　　半坡彩陶纹饰的艺术成就非常高。比较常见的有较多的动物图像，描绘了奔趋的鹿、爬行的龟和伫立的鸟。这些“绘画作品”有的丰富生动，有的神秘难测，有的则图案化，多绘在盆、钵、罐、细颈壶上，多绘在小口器肩，腹和口部，直口器多绘在外壁或口缘外侧，大口器多绘于器内壁。多见黑彩，还有少量红彩。这些象征图案同史前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形态生动的动植物纹样是农耕和渔猎生活的反映。　　半坡彩陶中最有代表性的花纹是鱼类纹，数量最多，并贯穿于半坡类型文化的始终。半坡早期彩陶上鱼类纹的形象较写实，常见的是单独的鱼纹，多为平展的侧面形象，以直线造型，比例虽较准确，然略显平板。到了半坡文化的中期，彩陶上的鱼纹已经富于变化，造型以直线与弧线相结合，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运用，故使鱼纹显得活泼灵动。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蹦跃等姿态。甘肃王家阴洼出土的一件彩陶瓶，环绕腹部画着4条不同姿态的游鱼，或舒展平泳,或俯冲疾下，或相对背向地屈身蹦腾，构图活泼，堪称原始绘画的佳作。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鱼纹头部的变化最大，突出表现了张大的嘴和露出的牙，鱼纹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而且鱼纹用弧条形统一造型，趋于几何形化，富有装饰性。　　人面纹也是半坡类型的文化彩陶上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纹样。甘肃省正宁县宫家川就出土了一种在瓶腹上满绘着人面图像的葫芦形瓶。人面獠牙突露，双目眦睁，威武猛厉，表现出超人的勇力。　　半坡早期的彩陶上，还有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奇特形象，比较常见的有人嘴两旁各衔一鱼，人嘴外廓与鱼头构成共鱼形；另外还有在鱼纹头部圆框中填入适合形的人面图像。这种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人和鱼互相寄寓,又互相转借,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类图纹可能是半坡部族的图腾，具有氏族保护神的性质。　　除了动物造型彩陶外，半坡还出土了大量的几何纹钵，绘有大量几何图案，有三角形，方格纹、编织纹等，这类图案多在钵、罐、盆、壶类器皿外璧上部，许多钵类器口缘外侧绘黑色宽带纹，部分大口浅腹器皿的彩陶图案多绘在内壁上，小口器的图案则绘在口唇和肩腹部，这些部位多是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多数图案清晰，笔画疏朗，这些几何图案中，三角纹可能是由鱼纹图案变化而来，波折纹则可以看作是山或水的写意。------------半坡人头像复原------------　　.c.半坡人头像复原　　半坡人的头像复原问题也是现代人比较关心的问题。2004年，6500年前的“半坡人”被赵成文教授成功复原的消息在考古界传得沸沸扬扬，被复原的半坡人头像也成为一些地方科普教育的材料。　　这个被复原的“半坡人”是一个男性，长方形“国”字脸、浓眉、眉梢外翘、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容貌非常英武。但经过考古学家的最后核实，这个“半坡人”并不是生活在6500年前的“半坡人”，而是同一时期的“姜寨人”。主持复原工作的是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但由于他弄错了“底版”，所以复原成功的人为“姜寨人”。　　赵成文在头像复原方面颇负盛名，早年就曾成功复原过马王堆汉墓女尸辛追夫人和“楼兰美女”，有中国“警界神探、古尸复原大师”之美誉。因此很多人对复原的“半坡人”深信不疑。　　赵成文专门将其选择复原的颅骨照片和复原成功后的“半坡人”（男性）照片寄给半坡博物馆留念，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看了颅骨照片以后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张照片中的颅骨不是半坡遗址出土的。为此他们专门找到赵成文拍摄过的图册进行核对，发现这张照片上的颅骨原来出自姜寨遗址，是姜寨遗址第一期文化中第177号墓主人的颅骨。正是由于把照片弄错了，所以复原成功的人是“姜寨人”，而不是“半坡人”。　　上个世纪60年代，中科院也曾对“半坡人”头像（女性）进行过复原，在短暂展出后“束之高阁”，遗憾的是，中科院版的“半坡人”形象仅存留在学术圈内，社会上鲜为人知。至今未公开亮相。可能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当时复原的头像较为粗糙。此后，“半坡人”再也没有进行过严谨的、科学的复原。　　.c.半坡遗址的现状　　西安半坡遗址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遗址，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属于仰韶文化。　　1956年3月，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元帅视察了半坡遗址，当他看到那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时，不禁感慨万千。回到住处，陈毅元帅即兴赋诗一首，题为《半坡村访古》：“半坡村是原人居，彩陶纷陈世所稀。绝无甲骨方块字，七千年前往可稽。”　　陈毅元帅在第二天就向中央发电报，建议拨款30万元人民币修建半坡博物馆。1958年4月，中国第一座遗址性博物馆在西安的河东岸建成。1961年，它被列入中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8年，文物保护部门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博物馆的大门装饰十分具有原始村落风格，鱼池中耸立着正在汲水的半坡姑娘的石雕，大厅正面为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半坡遗址”四个遒劲隽美的大字。走在半坡博物馆，使人们产生一种回归自然、回归历史、回归艺术的真情实感。　　半坡博物馆陈列展览面积约4500平方米，分出土文物陈列、遗址大厅和辅助陈列三部分。出土文物陈列由第一展室和第二展室组成，主要展出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出土的原始先民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艺术品等，包括石斧、石铲、石刀、刮削器、敲砸器、箭头、磨盘、纺纶、骨锥、骨刀、骨针、鱼钩、鱼叉、陶钵、陶盆、陶碗、陶罐、陶甑以及尖底瓶等，此外还有陶哨、人头、鸟头、兽头等艺术品和一些装饰品，在半坡遗址出土的22种刻划符号也展示在陈列室中；遗址大厅是就地发现、原貌保存的半坡先民居住过的一部分，面积约3000平方米，包括半坡先民居住过的房屋，使用过的窖穴、陶窑、墓葬等先民遗迹，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我们祖先开拓史前文明的艰难足迹；辅助陈列有第三、第四两个展室，主要举办一些与史前学相关的专题性展览。这些融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展览受到了中外游客的广泛称赞和欢迎。　　西安半坡博物馆1958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迄今已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　　半坡母系氏族村是半坡博物馆陈列的有机延伸。它以积极保护遗址为前提，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将珍贵的遗产从地下搬到地上，立体地再现人类母系氏族社会。它丰富博物馆的内涵，弘扬华夏悠久文化历史，荟萃了黄河流域史前艺术、风俗人情、民居田园的生活。它发挥了文物的优势，集科研、考古、教学、旅游、娱乐于一体，被中外游客誉为“华夏第一村”。　　1996年半坡博物馆被确定为全国一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1997年西安市政府将半坡博物馆评定为“西安旅游十大景”之一，半坡遗址为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早的人类指纹------------　　最早的人类指纹　　1988年，中国刑警学院痕迹检验专家赵成文在西安讲学时，到半坡遗址进行考察。遗址现场有许多坛坛罐罐的碎陶片，这在外行人眼里是不值一看的，但赵成文却对那些坛坛罐罐情有独钟。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赵成文发现其中有4个陶罐的碎片上似乎有人类的指纹，轻轻刷掉陶片上面的灰尘和泥土，其中一个陶片上，清晰地露出了一个6000多年前的制陶人左手大拇指的立体指纹。随后，赵成文与遗址的主管部门进行了交涉，将指纹拍了照片，并制成指纹模型带回沈阳研究。　　那是一个细小的指纹，借助放大镜的帮助，可以发现上面的一些汗孔。指纹很细小，可能因为制陶者是女人或是10多岁的儿童，不过指纹上显示的信息表明，这个指纹的汗孔比现代人的要大和密，而且指纹也比现代人密一些。现代人的指纹线是每一厘米有17条左右的纹，而陶片上的指纹则有19条之多。尽管有这些细小的差别，但总体上这个指纹与现代人的差别不大，这说明人类在6000多年前，已进化到与现代人差不多的生理情况，只是有文字的文明史短了一些，没有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反映。　　.c.远古人的高品质时尚生活　　.c.——大汶口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大汶口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9年发现并发掘　　距今历史：4600-6100年前后　　考古地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否定了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学术界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二元对立学说，使对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已经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其陶器文化十分发达，为龙山文化的前身。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将龙山文化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c.考古发现过程　　大汶口的发现十分偶然，当时的考古界并没有把山东地区作为考古发掘的重点对象，而把目光聚集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可1959年的发现，把一个名叫大汶口的文明突然呈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　　那是5月的一天，铁道部门在修筑京沪铁路时，在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发现了很多陶器碎片，看上去年代十分久远。铁道部门虽然不清楚这些碎片是不是文物，却也不敢耽搁，立刻把情况报告给文物部门。很快，山东省文管处的考古学家们赶到了，并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和考察，认定大汶口是新石器时代遗迹，并立刻决定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经过磋商，山东省文管处制订出了详细的发掘方案，正式的发掘工作于同年6月开始了。首掘地点选在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西，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处遗址内涵非常丰富，有墓葬群、房址、窑址等，同时还发现有氏族社会的公共墓地。这次发掘共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清理墓葬133座，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晚期。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悬殊，其中一座大墓的女性墓主全身都挂满了装饰品。她头上有象牙梳，手上有指环，左腕戴着一只玉臂环，颈部戴着大理石和松绿石串起的装饰品。此外，还有大量的随葬陶器、雕花象牙筒、猪头骨等。相比之下小墓的随葬品极少，有的只有一件獐牙，或有一个纺轮、一把蚌镰、一件陶鼎等。　　考古发现，大汶口人喜欢用猪头骨或下颚骨陪葬，以此作为死者生前的财产的象征。清理的大墓中，多者用六十多个，少的只用一、二个。　　1974年和1978年，在汶河北岸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墓葬56座、房址14座、灰坑120余个，发掘出了不少的陶、石、骨、牙、蚌等质料精美的随葬器皿。主要遗存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早、中期。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发掘，目前已经初步确定了大汶口遗址的范围。遗址东起宁阳县的堡头村，西南部为汶河所淹没，西北至汶河北岸卫家庄村南，东北角靠近大汶口镇，现存面积82.5万平方米。大汶河自东向西，把遗迹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三次发掘证明，大汶口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距今4600年至64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以翔实资料揭示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产生的全过程。　　通过对这些墓葬群的发掘和出土的大量随葬品的研究论证，文物、考古工作专家认为，大汶口遗址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点，随之将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大约从80年代初到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进一步增多，研究工作也稳步向纵深发展。此后，相继在古黄河三角洲广阔的地域内发现同一类型的遗迹两百多处，包括山东省的兖州王因、邹县野县、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等。另外，在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也相继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均以大汶口文化遗迹命名，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广阔，影响也十分深远。在这些新发现的遗址当中，经过发掘的也有50多处。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证明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大汶口不仅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考古学家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有造型美观的陶器，如背壶、镂孔豆、高柄杯、彩陶豆，还有大量磨制精细的石器，出土的大型墓葬、房址等遗存也同样展示了大汶口时期灿烂的建筑文明。　　大汶口的陶器是最负盛名的，以手制为主，个别的利用慢轮，对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进行修整，所以制作器物不够规整。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器型以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为主。大汶口的陶器精品要属1974年出土的八角纹彩陶豆。八角纹彩陶豆为泥质红陶，微敛口，腹部微鼓，口沿和底部均为白衣，上面绘着竖线纹和圆弧纹，图案设计简洁新颖，彩绘线条刚劲流畅，装饰色彩鲜明绚丽，风格独特。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八角星纹陶豆，陶器表面用白彩画了4个对称的八角星纹，表示四面八方，天地通泰。八角形含有天地无边的概念，表现出先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天地自然的敬仰。大汶口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有这种八角星纹图案，是大汶口陶器的明显特点。　　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较为发达。与仰韶文化不同的是，大汶口出土的彩陶不以黑红二色为主，有黑、赭、红、白等多种颜色，纹样的种类也很丰富，多用波折纹、方格纹，稍后出现红色圆点彩绘。大汶口彩陶的图案布局合理、线条流畅，据推断应是专门的陶器制作部门生产的。　　黑陶、灰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陶器精品，由于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烧成温度和烧成环境都得到了改善，这时期陶器以大镂孔花纹陶器为精品。这一时期开始使用慢轮制陶，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升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出土的典型器物有篮纹鼎、袋足、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大汶口中期的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并开始流行螺旋纹。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白陶是最为惹人注意的，它是大汶口陶器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白陶是大汶口人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高岭土烧制成的，用这种材料可以烧成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统称为白陶。白陶的烧制温度需要达到1200℃以上，烧成的器物轻薄而坚硬。这种陶窑的结构合理，一直为后人延续采用，龙山文化闻名遐迩的蛋壳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大汶口遗址还出土了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　　大汶口出土的石器不多，石器通体光滑，有角有棱，刀口锋利，大多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在大汶口出土的工具中，甚至出现了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　　大汶口的骨器也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了不少精致骨雕品，一般以表面雕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到了中晚期，镶嵌工艺、透雕技术还有剔地手法都相继成熟起来。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精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精品。------------大汶口人生活复原图------------　　.c.大汶口人生活复原图　　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泰山南麓大汶河两岸定居，大汶河横贯东西，良好的农业环境使大汶口人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农业是大汶口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在这漫长的1500年里，农业生产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起初，大汶口人的农具类型十分简单，只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铲。可随着耕作实践的增长，农具数量、种类都开始增加，制作较为精致，石器多经磨光，刃部锋利，有的还穿孔，用肩的工具开始流行，这是为绑缚于木柄上，提高生产效率。　　大汶口人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这是黄河流域被普遍栽培种植的一种谷物。由于自然环境优越，粮食产量很高，当时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这就助长了大汶口人饮酒的习气。在大汶口时期的45座墓葬中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这是一种饮酒器，它在所有遗物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以上，尚酒风俗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大汶口剩余粮食的丰富和农业生产的发达。　　大汶口的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其中以制陶业为代表，早期的大汶口人还是手工制作陶器，陶器种类也不多，造型简单。到了中期，大汶口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轮制技术，采用轮制技术烧出的陶器多为灰白色的陶器。晚期的大汶口人已经会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　　快轮的发明是大汶口人智慧的结晶，快轮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要由一人转动轮盘，并使其急速旋转，另一人则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　　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这时的大汶口人已经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　　大汶口的手工业发展迅速，除制陶业外，制石制玉业、制骨制牙业、建筑、纺织和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十分发达，并且出现了社会分工。大汶口文化中的男女分工已经十分明确，这从男女两性的墓葬中使用不同的随葬器物表现出来的。男性墓中多数随葬石斧、石凿等生产工具和石钺一类的武器，而纺轮这一类纺织工具只有在女性墓中才被发现。并且男尊女卑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大量出土猪下颌骨的一般都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几乎没有如此奢侈的葬俗，男性墓内的随葬品整体上要比女性的高级一些。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也日益频繁。制陶业的发展，表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制陶技术的提高，陶器的规格形态都进一步固定，生产效率也大大进步。例如，在大汶口墓葬中出土过大量的“明器”，这种器物没有实用功能，制作粗糙，但所出土的“明器”个体大小相仿，形制完全一致，应该是在专门的生产单位生产出来的。　　晚期在山东东南地区十分盛行的黑陶高柄杯，在当地的墓葬中成排放置，往往一座墓中放置二三十个，而在其他地区却只有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一两个。这似可说明，当时这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主要在山东东部生产，但产品的流通则十分广阔，遍布整个山东半岛。　　大汶口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种类有猪、狗、牛、羊、(又鸟)等。猪是大汶口文化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大汶口人对猪的偏爱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以猪随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三分之一的大汶口人都用猪随葬，随葬方式一般是用猪的下颌或是猪头来作为猪的代表，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个墓随葬猪头达到了14个；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个墓随葬猪下颌骨达到37个。通过与其他随葬器物的组合比较，可以发现，随葬猪骨的数量和其他遗物的数量、质量成正比。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汶口人已经进入划分阶层的社会，贫富分化正在逐步的加重。　　渔业在大汶口人看来是农业、家畜饲养业的有益补充。捕捞对象主要是鱼类和蚌、贝类。在沿海和沿湖地区，渔猎生产活动是以捕捞为主和狩猎为辅。当时的大汶口人制作了各种骨质的鱼镖、鱼钩以及陶网坠等，大汶口人不仅捕鱼捞虾，也能捕猎大型的水生动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就是证明。　　大汶口人早期的房子还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个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础上再建一部分墙。整个村落有规划，房子之间排列有序，大汶口人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建筑设计和技术水准。后来，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也出现了地面建筑。开始出现挖墙基槽，在槽内栽埋木柱的建筑方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3件陶质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门，三面有窗，攒尖式的屋顶。这就为复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样式提供了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的房址仍以半穴式建筑为主，地面式建筑较少，但房址平面以正方形或长方形居多，出现多间相连的平房，圆形房屋依然存在。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象符号。这些符号一般都刻在陶质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于缸的口部，也有的刻于靠近缸底的腹部。这种个体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出土，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礼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符号都是单个出现的，出现频率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学家释为“旦”的太阳和山字形图案组成的符号，很多符号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所在，在长江下游以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有零星发现。由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专家们都认为这类“早期文字符号”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创造使用，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到其他地区的。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单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现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从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逐渐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则渐衰至无。棺椁一类的葬具也逐渐增多，墓葬的等级差异逐渐显著。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称为“龟甲器”的特殊器物，这种器物将龟腹甲相组合，内部有数量不一的小石子。对这类器物的功能，研究者们有很多的推测：有的称其为“响器”，即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手中所持的法器，随巫术舞蹈摇动而发出声响来配合施法；也有的认为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据摇动后小石子的数量来判定是非、预知未来。尽管我们无法获知这类龟甲器的真实功用，但对龟甲的特殊认识以及相随出土的鳄鱼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当时活跃的巫师活动。------------大汶口文化遗址现状------------　　.c.大汶口文化遗址现状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77年，山东省政府公布大汶口文化遗址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开发和向世人展示大汶口文化，1993年，卫驾庄70多岁的老人卢继超联合当地17位村民，筹集资金达64万余元，筹建了一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展馆很小，却填补了遗址开发的空白。他们把从民间收集来的大汶口出土的大量石器、陶瓷、陶片等加以鉴别、整理，重新陈列布展，丰富、充实、完善了博物馆。　　1994年，大汶口镇政府投资13万元，兴建了一处1300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和原始部落风貌；1998年，镇政府又投资60万元建起大汶口陶艺研究中心，生产的仿古陶器畅销全国。该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3万人次，年均利税12万元，促进了大汶口文化和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的保护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安市政府出台了《泰安市大汶口镇总体规划》，将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区分为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三部分。其中重点保护区以保护单位标志碑为基点，总面积约达83万平方米，在重点保护区不准进行其他工程建设及深挖。一般保护区从重点保护区的外缘线外扩170米，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不得拆除、改建或迁移地上文物。如因建设特殊需要，必须按法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建设控制地带从一般保护区的外缘线各外扩100米的范围内，在这一范围内不准修建两层以上的建筑物，不准深挖2米以下。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目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已经日趋法制化、完善化。　　大汶口人追求的“时尚美”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骨没有门齿或侧门齿。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大汶口人是在成年后拔除门齿，并非死后才被拔掉。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没有门牙是一件很丑的事情，而大汶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他们带动的这种风俗甚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高僧传》中都曾记载北朝时有一个叫“习凿齿”的人，与名僧道安有过“普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的精彩应对，可见“凿齿”之风多么盛行。　　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很多人骨都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压迫头部的结果，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由此也能想像大汶口人以“扁脑袋”为美的奇异风尚。　　------------“中国考古第一案”------------　　.c.“中国考古第一案”　　.c.——龙山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首次发掘地为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000多处，发掘60多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随后的发掘工作陆续展开，迄今为止仅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发现和发掘几千处。　　距今历史：4100-5000年　　考古地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龙山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它继承大汶口文化因素发展起来，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是继承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有一处被村民称为“城子崖”的地方，后来经考古学家考证，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即龙山文化遗址。随后，我国对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大规模展开，迄今为止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已达上千座，而龙山镇的“城子崖”因其独特而大放异彩。　　.c.考古发现过程　　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市龙山镇境内，是一处高出平地3-5米的长方形台地，因其外形像城垣，故当地村民称之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要追溯到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　　1928年4月4日，年仅28岁的吴金鼎准备去汉文化平陵古城去进行考古调查，那时他还是北京清华学校人类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平陵在山东章丘龙山东北，早在春秋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城邑。到汉代，因长安附近也有个平陵，所以这里就改名叫“东平陵”，是济南王国的都城。　　吴金鼎到达平陵后，登上一个高埠东眺，一个小城状台城进入了他的视野，一问才知道“城子崖”，当地人俗称“鸭鹅城”。这个城子崖让吴金鼎莫名的激动起来，立刻奔到城子崖下。　　城子崖西面的断崖上，火烧的痕迹十分明显，仔细一瞧，还有陶井、贝壳和动物的骨头。吴金鼎随手挖了几下，竟挖出两枚骨锥，而且制作特别粗糙，一个想法涌上了吴金鼎的脑海：它们是远古遗物。经过认真的勘察，吴金鼎又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贝壳、兽骨，却不见有金属、瓷器碎片，于是吴金鼎断定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　　同年7月31日，吴金鼎再次到城子崖，这次他从三四米深的地下挖掘出一只完整的石斧。紧接着他又先后两次来到龙山，并在遗址深处挖掘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漆黑发亮的陶片。　　吴金鼎很快就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他的老师李济先生。李济素有“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美誉，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当时正在主持河南殷墟的发掘工作，但殷墟发掘因故暂停，便计划到临淄的齐国故城开展工作。他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进行了考察，当那些陶片、贝壳、兽骨跃入他的视野后，他立刻决定要在这里开展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随后，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建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并于1930年11月对城子崖进行了首次挖掘。就这样，城子崖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卜骨，出土的陶器以黑陶居多。城子崖的黑陶质地细致，有的厚度仅1-2毫米，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关注。　　1931年，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在考古学家梁思永的主持下，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挖掘，这次发掘正式确认城子崖为一处以黑陶器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留。　　从两次挖掘情况来看，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厚，一般为四米左右，最厚可达六米以上。从文化层可分两层，上层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铜器，其中陶器以灰陶为主，所以专家把上层称为“灰陶文化期”。下层厚三米左右，是早期居民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因这一层出土的黑陶居多，便称为“黑陶文化层”。　　下层挖掘出土了大批的黑陶器皿，大都制作精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壳、声如磬”的蛋壳黑陶，更是稀世珍品，这种黑陶新文化距今约4600年左右，与我国西部发现的彩陶文化迥然不同，由此，城子崖遗址便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块圣地。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近daikao古学产生后由中国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个史前时代遗址，发掘中首次运用了考古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城子崖的独立发掘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考古第一案”。　　城子崖遗址由于发现在龙山镇，故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成为了山东地区史前研究的一个重点，而龙山文化这个名称，后来更是成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原始文化的代名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也揭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即龙山时代。这一重大发现为探索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线索，也指出了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偏见。　　吴金鼎发现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后不久，考古学家又在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日照两城镇，被称为“一级龙山文化遗址”和“中心聚落即都城”。日照两城遗址是我国近daikao古学家王献唐于1934年发现的，1936由梁思永等主持发掘，共发掘了五十多座墓葬，随葬品特别丰富。后来经中美联合调查组仔细考察证实，日照两城遗址中心区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全部面积约在200万平方米之内，其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对于了解龙山文化的总体概貌，确立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参考价值。　　解放以后，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对于龙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积累的基础上不断的深入。自1984年以来，寿光边线王，章丘城子崖，临淄田旺，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岗、王庄、皇姑冢，茌平教场铺、大尉、尚庄，东阿王集及日照丹士村都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目前，龙山文化遗址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座，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就有60多处，龙山城的陆续发现，以及文字和铜器的出土，更是将龙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禁止)。　　龙山城址的大小从数万平方米到35平方米不等，一般周围都有城墙、城濠围绕，有些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台基。邹平西公古城内还出土了具有辞章性的陶文。在这些龙山城内也发现了大批的墓葬，从墓葬出土的陪葬品来看，这时绝大多数居民已沦为穷人。潍坊呈子发掘的87座龙山文化墓葬中，没有和很少随葬品的墓多达71座，占总数的74%，其中身无一物的竟有54座。而富人墓中不仅有众多精美的陶器，还有代表财产的猪下颌骨和玉、骨装饰品。这时的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国家，社会步入了文明时代。　　虽然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1000多座，但各地龙山文化的面貌、来源并不相同，一般区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陶寺类型等几大类。其中山东龙山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以造型精美、漆黑透亮的黑陶和蛋壳陶著称，成为龙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龙山人生活复原图------------　　.c.龙山人生活复原图　　龙山人分布在今山东全境、河南大部、陕西南部与山西西南一带。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龙山人相较仰韶人来说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龙山人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定居时期，稳定的定居生活构成了龙山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的前提。龙山人农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农具种类和比例的变化上。生产工具中，石、骨、蚌类的农具特别多，而且种类也十分丰富多样，特别是石镰和石刀的出现，形态大小都和现在当地人使用的铁制工具十分相似，正是这样先进的生产工具使龙山人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化。酿酒也是龙山人掌握的一项新技术，并且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储酒饮酒器具，丰富了龙山人的精神生活。　　龙山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同时渔猎活动也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定比重。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和鱼类骨骼以及渔猎工具，尤其是位于鲁东南沿海地区的龙山遗址，渔猎类遗存特别丰富，说明龙山人会依据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　　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劳动力的剩余，龙山人的手工业生产十分发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器制造业的高超成就。　　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已经发展得十分合理，能够根据不同的功能来配制不同的陶土原料，并使用拼接技术使陶器可以十分巨大而又坚固。原始的陶器成形技术为手制，用泥条盘筑法，其器胎较厚重，表面亦少光亮。后来龙山人发明旋转的陶轮，由慢轮修整过渡到快轮成形。陶轮普遍采用后，便出现薄陶器，多灰黑陶，流行于中原和南方，彩陶便衰落下去。龙山人也对陶窑进行改进，并掌握了封窑技术，使工艺有了极大的提高。　　龙山人制作黑陶的技术堪称一绝，是继半坡彩陶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一个高峰。其造型较仰韶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黑陶的制作是龙山人的伟大发明，就是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熏黑，从而形成黑色陶器。　　与仰韶文化的住房相比较，龙山人房屋面积有所缩小。但这时的某些聚落已扩大为城市。建筑除半地穴外，还出现了地面房屋。龙山人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意识，建筑的室内地面与墙面都被涂以白粉，以使室内整洁明亮。在龙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城堡，例如河南安阳的后岗古城，残长七十余米；河南淮阳平粮台的正方形城址，面积有五万多平方米；河南登封王城岗，面积共一万平方米；山东章丘城子崖，面积达二十万平方米，是现今所见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　　中国在5400多年前已有骨卜的习惯，但在龙山人生活的年代，骨卜才真正普遍起来。用骨占卜不是容易的事，非一般人所能施行，因此龙山人对巫的权威十分推崇。龙山人已经有了大型的祭祀活动，在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蒙了鳄鱼皮的鼍鼓和大型石磬等乐器一起出土，这些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器，一直到商代西北岗的王陵中，都还有这种成组的鼍鼓特磬出土。从社会形态看，龙山人所在的社会已经进入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龙山文化起初叫“黑陶文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在城子崖发现了大量的黑陶和蛋壳黑陶，所以考古学家们给了它起了个名字“黑陶文化”。龙山文化是后来的命名，由此可见黑陶之于龙山的重要性。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鬲、豆、杯、鼎等。黑陶的装饰极简朴，除早期采用泥条盘筑法而留有编织纹、篮纹、绳纹及某些以镂空的手法雕镂出的花纹外，一般不重装饰，而是以器体造型的丰富多变和设计新颖巧妙取胜。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在轮制过程中，在器体上留下了许多意外的凹凸线条，也具有一种韵律美。　　在城子崖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举世闻名的蛋壳黑陶杯。这件比较完整的黑陶杯高20厘米，最薄处仅0.2毫米，整个黑陶杯重量不足50克。考古专家们形容它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就是这件蛋壳黑陶杯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炊具中，独具特色的要属鬲了。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空心三足，其中足底的中间是空的，这样能够在煮水和食物时缩短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十分优美，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稳重中含有一种灵活轻快的韵味。　　的造型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也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形成新的平衡，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件比彩陶要丰富多样。　　在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铜冶制品，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曾出土了两件黄铜锥形器，杨家圈遗址也出土过1件铜条和一些铜渣，临沂大范庄遗址甚至还出土了铜制工具，这说明龙山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处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龙山文化类型遗址还保留有很多古城址，近年来一些古城址和古城墙频频被发现。这些建筑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墙技术，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4年在寿光县边线王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址分大小两处，大城面积约5.7万平方米，呈抹角方形，小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两座城的格局已经十分成熟。小城在大城之内，居中偏南，四边城墙之中部各有一道门，门宽约10米。大城址距今约3800年左右，小城距今约3900年左右。　　在山东城子崖博物馆有一段古城墙遗址，经考古专家们研究推断，复原后的这段城墙高约10米，城墙宽13-15米，南北长450米，东西宽390米，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17.55万平方米。这段古城墙是原始人用堆筑的方法筑起的。首先是清挖地基，然后聚土，再用木块、石块夯筑而成的。城子崖遗址所保存的这段城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墙。------------城子崖之谜------------　　.c.城子崖之谜　　作为黄河流域新时期时代文明的代表，龙山文化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那发达的建筑文明，高超的手工业技术，同时留给我们的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的蛋壳黑陶杯说明龙山人制作陶器的技术已经相当纯熟。蛋壳黑陶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面对着如此精致的文物，考古学家们心里的疑问也随之产生。　　蛋壳黑陶杯是从龙山文化层里出土的，已经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身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人到底是如何制作出这样的惊世之作呢？是用手工捏制出来的，还是轮转拉制而成？　　考古专家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专门模拟了当时所处的环境，仿制了当时的一切工具，想尽了一切办法，终究没能烧出蛋壳黑陶。还有专家提出，别说模拟当时的环境进行烧制，就是利用现代的一切科学技术手段，也无法克隆出这样的蛋壳黑陶杯。　　龙山文化留给考古学家的难题还不只这一个，更让考古界争论不休的是关于城子崖城墙夹缝中商代消失的问题。　　山东城子崖博物馆有一段古城墙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墙，这段土墙明显地分为三个层次，就在这三个层次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历史的断裂。　　这段古城墙最下面的土墙颜色为深灰色，就是距今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墙。再往上，土墙的颜色变淡了，成了黄褐色，就是后来的岳石文化时期的古城墙，在这一段古城墙明显变得窄了，说明筑墙的方法也改变了，由简单的堆筑变成版筑。城墙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作用便是防御了。接下来是春秋时期的城墙遗址。　　这段墙向我们展示了夏代之前、夏代以及东周时期的历史。但处在夏、周之间的商代却没有任何标志性的文物出现。商代在这里，仿佛奇迹般地消失了。　　难道，在商代，地处城子崖的古城成了空城？至今考古学家也没有找到答案。　　.c.龙山文化遗址现状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这其中又属山东地区的黑陶文化最为典型。　　1961年，龙山遗址的首掘地城子崖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筹划建立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位于章丘市龙山镇政府西1公里处，于1994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设计独特，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古建筑专家扬洪勋为城子崖量身订做，仿照原始社会土城之建筑风格建造，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土堡式建筑博物馆。　　博物馆共有三个展厅，展出了龙山镇及附近出土的数百件文物，其中包括西河遗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东平陵遗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是济南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1994年成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至今仍保持着中国考古界的几项“吉尼斯”纪录：第一次把地层学的理论引进到田野考古发掘中来；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　　目前，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多达上千处，已发掘60多处，对于强大的龙山文化来说，还有更多的遗址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二里头文化遗址------------　　.c.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　　.c.——二里头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二里头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9公里二里头村西南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59年，同年秋首掘。此后对该遗址的发掘陆续进行，多达数十次，目前仍在继续。　　距今历史：距今3700年至4100年　　考古地位：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夏都邑废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青铜器时代的早期。为夏代中晚期文化，一直延续到商早期。　　河南偃师境内有一个著名的洛阳盆地，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二里头遗址就坐落于盆地内的古伊洛河北岸，几十年来，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　　.c.考古发现过程　　上个世纪中期，我国的考古学迅速发展，甲骨文和安阳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可是对商以前的夏朝，考古发掘却迟迟没有提供其存在的证据。有外国学者提出疑问——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夏朝？　　翻开我国古代史籍，上面有夏王朝的明确记载，更有至今脍炙人口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但夏朝究竟在哪里？难道仅仅是个传说？中国学者不甘心夏朝的历史就这样被否定，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就此展开。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有学者运用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但却无法有效辨认出夏王朝的物质遗存特征。于是学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考古学方法探讨古史，即在文献大致限定的地域范围内去寻找夏文化。　　到了五十年代，中国各主要地域考古学文化体系相继建立，有关研究不断深入。考古学家徐旭生全面整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发现先秦文献中关于夏代并包含有地名的史料不到七十条。经过对这些材料的缜密的考证，他发现夏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大，虽然史料涉及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但与夏代重大史实有关的主要地点，都不出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两处，应该缩小范围，集中精力在这两个圈里搜索。　　但以当时考古界的人力来看，仍旧很难进行全方位的考察。1958年的一天，徐旭生再次打开文献，有关夏代的只言片语在他眼前跳动着，当他看到“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时，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意识到夏的都城就在古伊洛河畔的洛阳地区。就这样，查找范围缩小了，真正的寻找夏代古都的历程开始了。　　1959年的4月14日，徐旭生及助手周振华从北京动身，经郑州达登封。根据历史记载，他们来到登封、禹县一带进行夏文化的调查。就凭着“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他徒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苦苦寻觅。　　数月间，徐旭生几乎踏遍了伊洛平原，却一直没有找到有价值的发现。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天途经偃师二里头，一位农民见他在地上看来看去，便问他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徐旭生乐呵呵地说掉了一座城。没想这位农民一听也乐了，赶忙将他领到村东水塘边。徐旭生一看，塘壁上布满陶器碎片，用手一摸，哗啦哗啦往下掉！这真是意外之喜。　　二里头遗址四周环山，中间为一个狭长的盆地，遗址恰好坐落在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上面。这里地势平坦，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兴奋之余，徐旭生马上展开发掘调查，结果竟然发现这片遗址上密布着宫墙、居住址、道路、铸铜遗址、陶窑墓葬等重要遗迹，甚至还有属于贵族才能使用的铜器、玉器、卜骨。这些遗存都在启示着他，二里头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存，而是一处曾经拥有过辉煌历史的都邑废墟。　　1959年开始调查夏墟时，徐旭生已近70岁。他外出做调查时，随身总是背着一小卷行李，每到一地都借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的空房作为临时的住处。白天在外面做调查，经常误了吃饭时间，他就到附近小饭铺里买红薯馍充饥。一次在偃师境内调查二里头遗址时，忽然下起大雨来，暴雨如注，道路泥泞。大家都劝他到老乡家避避雨，可徐旭生却坚持顶着雨把调查做完。等他们走了四五公里泥泞的土路回到住所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　　在徐旭生调查的基础上，1960年，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前往二里头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立刻决定对二里头开展正式发掘。发掘工作是在这年11月进行的，由中科院考古所委派考古学家殷玮璋为领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发掘。　　惊人的发现很快就来了，12月的一天，考古队在遗址中部发掘出了一座宫殿基址，这座宫殿基址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他们在基址西北角沿着台基的边沿开了一条探沟，很快，在耕土层下发现了扰动过的夯土块，再向下挖，他们找到了夯土基址和相关的地层。夯土基址上面圆形的小夯窝清晰可辨，从地层中出土的陶片表明，夯土台基的年代比郑州商代城址的年代还要早。　　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发掘者们只能靠薯叶和青菜来充饥。12月的河南已经十分寒冷，时常会有下雪的天气，考古队员们就在冰天雪地里进行发掘，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大家心里始终是热乎乎的，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年代最早的、规模巨大的宫殿遗址，这一发现，像一支兴奋剂，让大家不知疲惫地埋头苦干着。　　二里头遗址就像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从1960至1964年间，考古队在二里头遗址共进行了8次发掘，仅出土的陶器就包括了早、中、晚三期不同的类型特点。当时，一部分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介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冈商文化之间的一种新型文化。　　1964年秋至1972年春，因政治运动，二里头发掘工作暂停，直到1972年秋季才得以恢复。　　政治运动的几年中，参加发掘的考古学家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二里头，工作恢复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发掘中来。1974-1977年，二里头考古队相继发现了两处大型宫殿遗址，为我国古代建筑及绘画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到了八十年代，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1980年，在二里头发现了大型的铸铜遗址，出土的既有铸铜遗迹，又有铸铜遗物，如陶范、坩锅、炉壁、炉渣及小件铜器等等。这对于研究夏商青铜文明的源流和发展十分有意义。同时发掘出制骨业的遗迹、遗物，清理了大批的墓葬，墓葬的随葬品非常丰富，大量的铜器、玉器、漆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出土。　　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学家陆续在二里头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群、宫墙、居住址等遗迹，以及贵族使用的铜器、玉器、漆器、陶瓷器等，这些遗存启示人们，二里头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存，而是一处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都邑废墟。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年代测定，专家推断，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40年，它在同类的文化遗址中最有代表性，所以这类文化遗址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发掘者和研究者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属于夏代中晚期都城，而二里头文化的末段，则进入商早期范围。　　目前对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由于二里头遗址总面积近400万平方米，所以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还不到整个遗址面积的百分之五，核心区的宫殿群也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有理由相信，二里头将像二十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历史发展到二里头时期，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建筑业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以及宫殿基址，但对于二里头文明来说，最璀璨的部分莫过于它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了。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有万余平方米的铸铜遗址，从出土的一些铜渣、坩锅残片、陶范残片等可以看出，二里头的冶铸已分化为专门的手工业部门。冶金专家曾用电子探针检测过一件铜爵，得知含铜92％，锡7％，是地地道道的青铜。　　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比较丰富，有鼎、铃、牌等，这些青铜器造型简单，质朴无纹，器壁较薄，显示出早期阶段的特点。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空心青铜器物，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内外合范技术。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以爵为代表，虽然二里头出土的爵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却极为重要。爵的特点是流和尾细长，器壁也比较薄，高度都在20厘米以下。爵的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几种，二里头的青铜爵是纯粹的实用器。二里头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形状的纹饰，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青铜不仅用来制作高贵的礼器，还用来制作武器，其杀伤力远远高于以往的石制武器。除铜戈、矛等外，还发现多种铜镞，即铜箭头，这被认为是一种消耗性武器。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一方面表明人们对战争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青铜铸造业的一定规模。　　二里头的玉器制作精美，甚至有琮、圭、璋等玉礼器，出土的玉器上大多带有纹饰，其中以夔龙纹、饕餮兽面纹最为奇特，开启了中国美术史的先河。　　2004年，在二里头还出土了一条绿松石龙，这件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上，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这件龙形器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仅局部石片有所松动甚至散乱。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黏嵌而成的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弧线，另外还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堪称国宝。　　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以灰色为主，多拍印绳纹装饰，流行(又鸟)冠耳饰和花边口沿，模仿绳索的箍状泥条堆纹比较发达。炊具以底部涂泥的夹砂圜底罐和鼎为主。出土的供贵族使用的白陶和施釉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二里头文化艺术品多见陶塑，有蛤蟆、羊、龟、龙、鱼等造型，陶刻有人像、蛇纹、鱼纹等图案，其中有一片陶器残片上刻有两条龙的形象，巨眼、利爪，身上饰有鳞片。在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偶而遗留有刻划符号，目前发现的刻划符号达几十种，其中有的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的甲骨文，专家认为此无疑是中国早期的文字。　　二里头遗址出土相当数量的海贝、蚌贝、骨贝、石贝、铜贝，除用作装饰外，有的可能充当货币的职能。　　在二里头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整体略呈方形，长宽各约一百米，表面有许多排列有序的柱子洞。据专家研究，这些柱子洞是夯土台基、廊庑的建筑群遗迹。从已发掘的部分来看，二里头时期的宫殿建筑已经初具规模。二里头遗址还出现了由大道和小路构成的道路网，辐射面积可达12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发掘出土的1块陶盆残片上发现表现车辕、轴和车轮形象的刻划符号，初步释为“车”字。------------二里头的建筑------------　　.c.二里头的建筑　　二里头建筑在我国古代的建筑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目前二里头遗址的规模与布局已经大体被掌握。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遗址的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高地，这里分布着宫殿基址群、铸铜作坊遗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遗址的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　　夏代的宫殿建筑都有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个建筑一般包括殿堂、庭院、围墙与廊庑等几大部分。坐北朝南的殿堂为整个建筑的中心，位置在建筑群的北部，它与南大门之间构成了广阔的庭院，形成了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基本式样。这样的建筑格局非常适合集会、祭祀、行礼与发布政令等大规模的集体活动。　　二里头文化的宫殿遗址共有二处，从中可以看见夏代宫殿建筑的规模和体系。　　一号宫殿遗址是1974年发现的，为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座台基基本上是坐北朝南，高出当时的地面约0.8米，四周边缘为缓坡，夯土台基上建有成体系的建筑群，包括堂、庑、门、庭等建筑单体。　　建筑群的主体是一座殿堂，从整体上看，这座殿堂位于台基的中央偏北。殿堂的基座要略高出周围的台基面，并且在底部铺垫有三层鹅卵石，显然是用以加固基址的。根据残留的檐柱洞和柱础石判断，这座殿堂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间的建筑，并且是四坡出檐式的屋顶，当时还没有瓦，因此屋顶应是用茅草加以覆盖。　　大门在殿堂的正南，是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从殿堂到南大门是平整宽阔的空地，应是一片庭院，殿堂与庭院被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所包围。其中西面廊庑是外面起墙，里面立柱，为一面坡的形式；南北两面的廊庑是中间起墙，两面立柱，是两面坡的形式。　　二号宫殿发现于1977年，主要也是由中心殿堂、庭院、大门以及廊庑组成，在殿堂与北墙之间还建有一座大墓。二号宫殿的基址小于一号宫殿的基址，其东西约为58米，南北约为72米。二号宫殿的建筑格局与样式，根据现存的墙基、檐柱洞和柱础石来看，与一号宫殿基本相同。　　两座宫殿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古发掘证明，一号宫殿东北部的廊庑建筑中还开有后门，而二号宫殿基址刚好坐落在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方150米左右，显然，它们应该共同构成为一组宫殿建筑群。如此庞大的宫殿群的存在，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应是夏王朝某一时期的王都所在。　　二里头的民居建筑样式则比较简单，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平地起建式。这种建筑都有夯土台基，房屋为土木结构，比较宽敞，个别达到80多平方米，是一种从地面上建立起来的比较宽敞的房子。有的房子内部还设有瓢形烧灶，建筑结构也是以木架为骨，草泥为皮。　　民居的另外一种样式是半地穴式，这种建筑以较为垂直的坑壁作为墙壁，南边进门处挖有台阶和走廊，靠近北壁有椭圆形的火坑。一般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比较简陋。和半地穴式比起来更为简陋的就是窑洞式建筑了，这种房屋是选择断崖或沟崖经过修整后掏挖而成，面积一般在4平方米左右。　　从民居不同的建筑样式和规模来看，当时的社会贫富分化已经十分严重，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对平民的影响已经非常深远。------------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夏的关系------------　　.c.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夏的关系　　目前，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全省、山西省西南部、陕西省东部和河北省南部均有发现。现根据资料可以分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冀南豫北地区的豫东类型、豫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在这其中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最多，于是，二里头遗址就被当作这一时期的典型遗址，并作为这类文化的代表被考古界确定下来。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体系确定以后，学术界就开始对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夏的关系展开讨论。争论的内容是二里头究竟是夏代的一处都邑，还是汤灭夏后建立的都城西亳，有一部分学者持第二种观点，认为二里头实际上是汤都西亳。学术界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两派学者各有自己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竟成了一桩考古界的著名悬案。　　直到1983年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才为解决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提供了一把开门钥匙。　　尸乡沟商城遗址因与《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条班固自注：“尸乡，成汤所都”相和，所以“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替代了“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的观点，并最终被确证为汤都西亳。西亳的始建被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因此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　　1999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河南郑州、偃师组织召开“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与会多数学者在参观比较相邻不远的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出土遗物之后，基本认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术观点。于是中国古代文明也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以及二里头文化被推定为夏文化，使得我国史学界原本就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始于夏代的学者，找到了考古学上的依据，这也成为目前我国学术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在考古学上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历史朝代上为夏代。　　由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所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遗存就被作为夏文化的特征来描述。二里头文化的发现验证了中国史书上最早的“三代”之说，中国的西周、东周，夏和商的记载基本都是信史，为下个世纪的学者们修建了一条伸向远古的、长达千余年的陆桥。新时代的考古学家将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夏及更古时期文明起源的秘密。　　.c.二里头文化遗址现状　　由于二里头文化遗址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包括二里头及其附近7个村子的所有耕地，所以无法实施封闭保护。目前，遗址内的耕地半年交给农民耕种，并规定犁田不准深过30厘米，以免损害土层下的遗址；另外半年由考古队进行发掘研究。　　虽然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发掘面积还不到整个遗址的百分之五，核心区的宫殿群也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发掘研究工作仍十分艰巨。　　1981年，二里头文化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扬二里头文化，洛阳市已经拟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具体工作正在进行中。------------郑州商城文化遗址------------　　.c.千年宫殿群的复出　　.c.——郑州商城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郑州商城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郑州市老城区周围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0年发现，1951年开始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距今历史：3620年左右　　考古地位：该遗址为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前期文化的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期，其青铜器文化十分发达。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老城区周围，即今管城回族区的大部、伊多水区的南部，是一座商代前期的城市遗址，距今已有三千五百余年的历史。还是在50多年前，一位小学教师与商代古城不期而遇，从此遥远的古都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c.考古发现过程　　商城的发现是从一个小学教师开始的。郑州市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因为喜爱古迹，就经常到郑州城外施工现场去搞调查。1950年的秋天，韩维周再次来到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察看，结果发现了一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酷爱考古学的韩维周意识到这些前所未见的东西非同寻常，立刻拿到文物部门进行鉴定，结果，这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被确定为商代遗物。这些不起眼的陶片和石器，无意中撩开了一座商朝王都的神秘面纱，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1951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发掘团，来到郑州对该遗址进行调查，他们根据采集到的标本，进一步推断这里为重要的商代遗址，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更早。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和一片哗然。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考古机构。1952年夏天，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全体师生分批到郑州、洛阳两地进行实习。郑州实习分队，以二里岗遗址为重点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自此以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缓缓拉开了序幕。　　为配合郑州二里岗的兴建工程，1953年秋，郑州市文管会再次对商城遗址进行发掘，钻探出古代墓葬445座，后经发掘得知其中绝大部分为战国墓。考古学家安金槐将这批墓葬遗址资料进行了整理，并编写出《郑州二里岗》一书。　　1954年春，郑州市城市基本建设工程全面开展，考古学家安金槐带领郑州市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二里岗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他们发现遗址地下存在着密集的商代墓葬群，共清理出的商代墓上百座，但绝大多数是小型土坑墓，极个别为中型墓。在这些规模较大些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包括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石器和象牙器等。　　随着郑州市城市建设工程的大规模展开，1955年秋，郑州市开始在商代遗址东北部较高地带挖掘一条东西向的壕沟，铺设地下污水管道。在此以前，群众在该土岗周围取土时，曾暴露过一些商代的墓葬。河南省文物部门听说此事后，立刻赶到施工现场，经过与城建部门交涉，决定暂时停工，等待考古部门钻探后再行施工。　　考古学家安金槐率领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考古发掘。几天下来，虽然没有太大的收获，但时常能够发现商代二里岗时期的文化遗迹，令考古队感到十分振奋。一天，安金槐蹲在一座商代墓中小心翼翼地刮探着，他清理完墓底，拿起铁锹向下试探，但是土质很硬，像是经过夯打一样，这一现象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　　中国古代的建筑方式多采用夯筑，亦称“版筑”，所以当安金槐看到夯土层的时候，马上意识到，这里不是夯土墙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随着考古队员的进一步清理，夯土层的分布状况也逐渐清晰，但让安金槐不解的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挖到夯土的边缘。　　为了探明情况，安金槐又在东、西、南、北四面开出探沟，并在南、北探沟中找到了夯土层的尽头，宽20多米，但东、西两面的夯土仍然不见边缘。大家在一起反复推论和探讨，最后认定夯土层可能是商代二里岗期一座大墓中的填土。　　为了弄清楚大墓的轮廓，考古队沿着夯土层继续发掘，可夯土层似乎没有尽头一样，继续向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不断地延伸，一直挖了五六十米，但是还没有找到它的尽头。当时已发掘的长度已经远远超过武官村大墓的长度，疑问不断的涌上考古队员的心头，这些不断延伸的夯土层似乎带着巨大的秘密，在地下向着未知的远方延伸。　　考古学家安金槐着急了，这夯土层的秘密整日在他脑里盘旋，为了揭开谜底，1956年年初，安金槐组织发掘力量，以白家庄附近的商代夯土为起点，沿着夯土层的走向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考古钻探。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勘探，夯土层的走向渐渐清晰，它的一端由白家庄沿城东路西侧向南延伸，与郑州老城东城墙的夯土连在一起；另一端从白家庄西侧向西延伸，又沿杜岭街东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内的夯土相接。这四面相连接的夯土，组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近似长方形的城垣。发掘者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座古城。从1952年至1955年在这里发掘的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和四处墓群等重要遗迹，正是分布在这座古城外附近一带。于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商代城垣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　　郑州商城的发掘工作正待进一步展开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郑州商城的发掘也被迫告一段落。直到1971年，考古学家安金槐才有机会回到郑州，他再度组织文物工作队的全部人力，准备展开一次大规模的郑州商城考古发掘。　　1973年，为了寻找郑州商代宫殿遗迹，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展开了全面的考古钻探与试掘。他们在城东北部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有多处规模宏大，不同于一般的建筑房基，被确定为宫殿基址所在地。　　到1979年，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相继发现宫殿基址20多处，宫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约占城内总面积的一半。通过发掘探明，城址东北部的宫殿区建筑物分布密集，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宫殿建筑群。其中较有特色的一处宫殿遗址，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根据柱槽可复原成一座带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和《考古工记》载的“内有九室，九宾居之；外有九室，九师朝焉”的建筑相似。　　在宫殿建筑区内还出土了不少制作精美的工艺珍品，这些都是在郑州商城之外的发掘中少见的。因此可以断定郑州商城东北部，就是商代二里岗时期王室贵族的宫殿区。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郑州商城外城郭的发现，把郑州商城考古推向了历史的高峰。1986年6月，郑州市城建部门拟建设一座大型商场，按照惯例，建设前首先由文物考古部门进行文物勘探，结果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夯土墙。这消息立刻引起郑州商城工作站的重视，随即组织人力对夯土墙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并验证了外城墙的存在。在商城外围，考古队还发现了多处商代青铜冶炼、骨器制作、陶器制作的作坊遗址，并有大量的墓葬区；城池内外，还发现了青铜窖藏和祭祀场地。截至目前，商代遗址出土的文物数以万计，其中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宝。------------郑州商城复原图------------　　.c.郑州商城复原图　　郑州商城的发掘，是一次宏伟的，旷日持久的考古活动，它的发掘与认识过程很可能比它最初兴建时还要复杂。郑州商城的探索，曾经历了一代又一daikao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古老商城的轮廓一步步清晰，一个完整的商都遗址徐徐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郑州商城的平面呈南北长方形，东城墙长约1700米，西城墙长约1870米。南城墙长约1700米，北城墙长约1690米，总计周长近7公里。地面城墙保存最高处有5米左右，最低处为1-2米，底部宽为20米。考古学家根据发掘资料研究，确认城墙高度复原约10米，顶部宽度约5米。　　《诗经·商颂》曾记载了当年商城城墙的壮丽雄伟：“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根据估算，郑州商城共用夯土量达174万立方米左右，即使每天有上万名奴隶筑城，也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程。　　考古学家还在四周城墙上发现11个缺口。这些缺口，推测可能与商代城门有关。城墙是用版筑法分段分层夯筑的。在每层夯土面上，布满了密集的圆形尖底或圆形圜底的夯窝，这是用成捆圆木棍作为夯具夯打的结果。目前郑州商城的西墙和北墙西破坏较严重，大部分被埋在地面以下。东墙和南墙的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之上。　　商城宫殿区基址发现于城址内东北部，总面积达375000平方米。在这一范围内，先后发现20多处成组的或大型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其中的10号房基，现存南北长34米，东西宽10.6米，由十多层夯筑硬土堆垫而成，在房基地坪上清理出7排用料礓石块砸成的圆形柱础或底部为坚硬平面的柱子洞。房基内还出土有铜簪、玉簪等，这些遗物在郑州商城之外的发掘中基本不见，说明这里居住的是大奴隶主贵族，是商代二里岗期奴隶主贵族们居住的宫殿建筑基址群。考古学家根据发掘资料分析，这座大型宫殿应当有重檐，四周有宽大的回廊，也可能是“堂”一类的建筑。此外，在城内还发现一些形制较小的房屋基址，以及相当数量的商代遗存，这可能是一些平民居住区。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还证明，在郑州商城的中部偏东、偏南、偏西处，也有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　　除宫殿基址外，最能反映当时文化面貌的，便是在城址周围发现的铸铜、制陶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窖藏坑了。　　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两处，一处在城址南墙外，发掘面积达1050平方米；另一处在城址北墙处，发掘面积275平方米。这两处作坊遗址内，均发现有冶铸工作面，地面上粘附一层含有铜渣的硬土。遗址内出土有残坩埚、炼渣、红烧土块、木炭和数以千计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当时的生产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从陶范的器形看，制作的主要是生产工具，包括镬、铲、锛、刀、凿、锥等，约占一半以上。商代用陶范铸造青铜器，已能铸造高达一米的方鼎，也能铸出精细繁复的花纹。当时已能用分铸法铸造各种礼器，其工艺技术已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灿烂辉煌的商代早期青铜文明正是由此孕育而生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三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大方鼎、大圆鼎等商代王室的重器，铸艺精湛，纹饰繁褥，代表了商代二里岗期铜器的铸造水平。　　制陶作坊遗址在城址西墙外，发掘面积达1400平方米，清理出14座排列有序的陶窑和小型房基。陶窑多为圆形，个别为椭圆形，陶窑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窑室，下面是火膛和火门，中间以带圆孔的炉箪相隔，箪下有长方形土柱支撑，箪上放置陶坯，箪下可以烧火。陶窑和房基的附近，出土了数十件陶拍子和陶印模等制陶工具，还出土了大量的残陶器以及未经烧制的陶坯。这些陶器有模制、轮制和轮模合制等，表明轮制技术己被广泛地采用。　　制骨作坊遗址位于城址北墙外，遗物极为丰富。在一个长方竖井形窖穴中，出土上千件成品和带有印痕的骨料以及十余块磨制骨器用的砺石等。骨器的成品和半成品大多是骨簪和骨镞，也有少数骨锥和骨针。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以生产骨簪和骨镞为主的作坊。骨料经鉴定，除牛骨、猪骨和鹿角外，半数以上是人骨。另外，在城址中部东侧一条壕沟发现有商代遗弃的近百个带有锯痕的人头骨与牛骨、猪骨堆在一起。在安阳殷墟曾发现过人头骨刻辞，《战国策》中曾有赵襄子用智伯的人头作为饮器的记载。因此，壕沟内的人头骨应是用来制作器具的。　　从郑州商城已发掘的百余座墓葬来看，似乎没有集中的墓地，而是零星分布在商城城垣以外。依据墓的形制、规模、随葬品多少，大致可分为奴隶主贵族墓、平民墓和奴隶墓葬。奴隶主在墓中有珍贵的用品随葬，并且还殉有奴隶；自由民墓室狭小，随葬品只有少数几件，而且多为生产工具；奴隶们则有的与猪狗同穴，有的被砍头致死，身首异处，甚至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些充满血腥的考古资料，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极为残忍的奴隶社会面貌。------------郑州商城文化遗址出土------------　　.c.郑州商城文化遗址出土.c.文物　　迄今为止已经在郑州商城的城址内外共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珍品。　　在商城西墙外杜岭土岗出土的两件铜方鼎，通高分别为1米和0.87米，两鼎东西并列，端正地放在一起。鼎的腹部分别饰以饕餮纹和乳丁纹，鼎足为圆柱形，饰饕餮纹和凸弦纹。两鼎造型雄奇，制作精美，纹饰古朴，是我国青铜器中有代表性的杰作。从铜方鼎的形制和纹饰看，表明当时已掌握了冶炼铜矿、精工制范和浇注等铸造技术，所以才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在年代上，“杜岭方鼎”比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要早，距今34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另在城址东南外侧也出土了两件大型铜方鼎和一件大型圆鼎。三处青铜窖藏坑的发现，出土的铜器之多，规模之大，器物之华美，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青铜重器，造型雄厚，纹饰华美，气势磅礴，再现了辉煌的商代青铜文明。　　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岗上层尊、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玉器有青、白、淡黄和墨绿等色，光泽晶莹，反映了制玉工艺有较高的水平。其中出土的玉璋，为淡青色，后部微残缺，前部为斜刃，后部两侧有牙状突起，安柄处钻一圆孔。据《周礼·考工记》记载，最大的玉璋只有九寸，折合现在的尺寸不足30厘米，这件玉璋长66厘米，实为罕见。玉璋除用作六器之一外，还是天子巡狩的时候祭祀山川的器物，所祭的如果是山，礼毕就将玉璋埋在地下，如果是川，礼毕就将璋投到河里。《周礼·典端》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在城址内东北角的一个祭祀坑内，出土有一团极薄的金箔片，展开后却是一件罕见的夔龙纹金叶，很可能是镶嵌在某种漆器上的装饰。这件纯金饰物，做工精制，造型奇特，说明商代的工匠不但熟练掌握了高超的铸铜技术，而且还掌握了黄金冶炼技术，并且已经能够制作精美的艺术品。　　郑州商城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瓷器原始青瓷尊，这件青瓷尊出土于城西墙外一座商代墓内，高27厘米，轮制，纹饰为席纹和篮纹，胎骨灰白，器表和器内通施光亮晶莹的黄绿色釉，火候高，质地坚硬，叩之清脆悦耳。这件瓷器是我国最早的瓷器，它把我国生产瓷器的历史向前推到距今3500年前。因此，它被誉为瓷的鼻祖。------------郑州商城文化遗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