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第二部-烽火大地_UTF8-33

有3个日本兵发现了关麟征，断定这是支那军的高官。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与周边官兵有所不同。他们立即准备朝这个方向投掷手雷。不过晚了一步，关麟征身边的一名卫士也看到了这3个敌人，一愣神之下，不假思索地摸出一颗手榴弹，率先投了过去。手榴弹互掷，向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怎么回事？投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本来已经惊慌大叫的3个鬼子回过神来，一扬手，把自己的手雷甩了过来。大家都靠得这么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关麟征旁边的几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卫士扑上去，用身体掩护了长官。但关麟征仍然受伤不轻，身上共被炸伤四处，浑身是血。事后才知道，情急之下，那名卫士竟没有把手榴弹引线拉掉就投了出去，当然不会爆炸。关麟征一直引此为憾事，以后他训练25师官兵，别的先别说，投手榴弹这一关无论如何不敢马虎。那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师长倒了下去，作为先锋官的王润波（黄埔第3期）急了，赶紧组织人员上前抢救包扎。躺在地上的关麟征对王润波说出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别管我，快占领山头要紧！王润波当即也和师长一样，带头冲在了最前面。3名鬼子被干掉了，山头的大部分日军在王润波团玩命的冲锋中也死伤殆尽。北山的主人终于换成了中国军队。这块高地的得失果然相当关键。虽然最终仍无法攻克将军楼，但有了北山这一地利优势，随后赶来增援的几千名日军都被阻于山下，无法再前进一步。最重要的是，它挽救了戴安澜团，使其摆脱了被包围聚歼的噩运。为此，关麟征师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关麟征本人负重伤外，团长王润波也在冲锋过程中以身殉职。王润波的名字现在听来有些陌生，但当年却很知名。他进黄埔的推荐人是刘伯承，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曾连任三期黄埔教官。在他的诸多学生中，日后涌现出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将星，这就是黄埔第4期的林彪。直到几年后的“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学生记得王润波的名字，把他作为当仁不让的抗战英雄来颂扬。战前，王团长曾给老母修书一封，信中谓：“儿率部北上，誓与古北口共存亡”。不料一语成谶，直叫人扼腕痛惜。关于他阵亡的经过，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他丧身于日军武士刀下。我以为并不可信。倒不是觉得这有损于英雄形象。本来嘛，肉搏厮杀，你砍了我，我宰了你，都属正常，不然就不叫肉搏了，这跟中子弹其实是一码事。我主要是觉得此说与史实有一定出入。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备军制基本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明朝时在倭寇中盛行的倭刀（即所谓的武士刀）这时候已被扔到了一边，军队中流行的佩刀是法国式的“P”型指挥刀，样子很拉风，但实际作战时全不济事，而且一般士兵并无资格佩备。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战后没有能找到王润波的完整尸骨。这么大的一个团级军官，即便真的被日军砍死，遗体总还是有的。根据推测，王润波很有可能牺牲于日军的手雷。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中国军队喜欢集中使用手榴弹，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新四军老八路，莫不如此。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榴弹太好，而是因为太糟。如果单个甩出去的话，通常炸开来也只能分成两三瓣，杀伤力极其有限，所以一定要抱团才有威力。与之相比，日军的手雷就要厉害得多，两颗以上便足以令人粉身碎骨。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冲在最前面的王润波是被日军掷弹筒发出的炮弹打中的。不管怎样，战场最高指挥官非死即伤，足见当时战斗之惨烈。关麟征伤情严重，不得不送至北平疗伤，师长一职交由杜聿明代理。此时我不知道，出师未捷身先伤的“巴顿”会不会为他的固执而后悔，如果早点听杜聿明的话，提前接防古北口一线阵地，战局应不致如此被动。王润波曾是林彪的老师烽火大地（259）本来想借张廷枢一把力，力没借到，结果不仅丢了古北口，一个主力团也差点陷进去拔不出来。事情不止于此，接下来，这位张少爷还有更绝的放在后面。就在这天晚上，张廷枢一个招呼没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往北平！在决定撤离之前，当然是犹豫过的。他向北平军分会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前线惨烈的战况。北平军分会随后复电，表扬他“奋勇作战，迭挫敌锋”。但对张廷枢来说，这封电报做的只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下面这则电文。老爸张作相电，中有“相机行事”数语。这是什么意思？别问我，我不知道，各人去猜吧。张廷枢正是看了这则电文后，下定决心：撤！晚上，悄悄地进行。他还知道不搞一窝蜂，大家一个个来。先是贺奎团，再是白玉麟团，最后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的636团（李德明团）。跟他一起撤下去的，还有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总指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张廷枢以为他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被杜聿明察觉到了。前面有了教训，再不多留个心眼就如同等死了。张廷枢这一撤，令杜聿明禁不住倒吸几口凉气。此时，关麟征师的2个主力团仍在一线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并非想撤就能撤，一时也无法把防线收缩回来。右翼不能缩，就得想办法再把空空如也的左翼再撑起来，否则房梁非得塌掉不可。杜聿明扳着指头数了一下，现在唯一建制还算完整的就只有150团（张汉初团），只有派他们去填补真空了。最后的一个团是146团（梁恺团），该团随杜聿明防守正面。虽然看上去似乎暂时还能应付，但杜聿明自己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漏洞和危险性一样大的布局。第二天日军如果不增兵，或可暂时维持平衡，一旦增兵，必将危矣。突破阵地，迂回包抄，哪一样都足以制守军于死地，因为现在他手上再无多余兵力可派，既堵不住漏，也解不了围。的确非常痛苦。可如果你不想同东北军张廷枢师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还有比以上更好一点的办法吗？惟今之计，只能存如下侥幸之念：正好日军已无兵可援，又正好我部援军适时上来。杜聿明也知道，这个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他又硬是挤出了2个连的预备队，加上师部特务连，放在古北口以南到南天门一带的高地上，并在此设立预备阵地。不为别的，就为了如果全军溃败，这3个宝贝连能起到掩护作用。其实，发现张廷枢撤退的，不止一个杜聿明，还有他们的对手。在得到张廷枢师撤退的情报后，深谙战阵的日军高层指挥官均意识到古北口一战已胜券在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即离开锦州回到长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东北军突然撤走，中央军独木难支，取胜只是早晚的事了，还需要他天天守在指挥部等战报吗？西义，川原，你们自己去搞定吧。与当年“一二八”会战时，植田、白川几乎一刻不停地紧盯着军事地图，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场面，已有天壤之别。3月12日。对于长城抗战的指挥系统来说，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少帅张学良黯然下野，何应钦走马上任。在得知前线情况险恶之后，黄杰师的先头部队已朝古北口急进。还有一天，只要一天，他们即能赶到古北口，到那时，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选择和杜聿明站一边儿。中国援军未至，西义却如愿等到了包括野炮兵第8联队（广野炮兵联队）在内的援兵。随着后援辎重的到来，部队紧缺的武器弹药得以全面补充。对川原旅团来说，久旱之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甘露了。他们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800发炮弹，一度因缺乏弹药而只能干瞪眼的日军炮兵阵地，遂得以重新开动杀人机器。倒霉的事总是聚着堆来的。同一时间，日军轰炸机群也开始对地面的中国守军进行狂轰滥炸。前两天，它们不是一个小时一批次地搞过一下吗？那算小来来，挠痒痒的那种，这回要动真格的了。出动的是关东军飞行队第12大队（轰炸机大队），由它们在空中配合步兵发动总攻击。如事先所预料的那样，重磅援兵加以立体化的进攻阵型，在短时间内就击穿了杜聿明部署的一线防区。由于工事阵地几乎全被日军炮火炸毁，正面的梁恺团、连接右翼的王润波团防线均遭强行突破。日军直逼二线南关城墙之下。守军既要防上面（飞机轰炸），又要防前面（野炮远射），还要防下面（步兵攻城），难度可想而知。但每个人都知道南关失守，对留在左右翼的兄弟团意味着什么。拼却一死，以尽天职。战斗进入白热化。日军为加强进攻，组织了数支敢死队进行冲锋，然而多被打残，其中有些年头的常建制“骷髅敢死队”更是被打得所剩无几。进攻部队三度欲图进城，但三度都被击退，场面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前两天的总和，乃至西义在战后的报告中，也慨叹此战确为整个长城战役“激战中的激战”。然而，再强的精神和意志，也无法完全抵销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终究有支持不住的时候。早上11点半，在经历2个小时的进攻后，南关北侧制高点终于落入敌手。更险的事发生了。在进入南关后，日军大炮竟然直接对着杜聿明所在的指挥部就开了火。日军正向古北口发起攻击烽火大地（260）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也许就像《亮剑》里那样，屋里伸出来一根天线，或者是参谋们进进出出，正好被他们发现了。炮弹还打得真准，无线电台、电话总机和通讯设备一个不留，全被炸得稀巴烂。但是总指挥杜聿明却安然无恙。只能说老天也惜才，它执意要给我们这个多难之邦留下一个能战之将。可是屋里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烂后，与前后方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自然也没法再进行指挥了。指挥中枢再不能起到调度全局的作用，如此一来，大家也就只有各安天命，自求多福吧。前方指挥部被炸翻，杜聿明不得不带领警卫退至关帝庙师部所在地。日军似乎在他身上安了追踪器，马上也跟了过来。追兵离师部仅有一百米的距离。杜聿明急忙组织火力进行阻击。据说当时他身边实际只有几个带短枪的参谋、警卫和传令兵，所谓还击也只是虚张声势，如果日军硬往里面冲，是绝对挡不住的。但巧的是日军此时却又谨慎起来，他们为避免伤亡，不再强行靠近，而是用重机枪把师部大门的正面封死。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就是日军不进来，杜聿明怕是也出不去了。我说过，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最后时刻，上苍肯定发现小杜是个材料，以后将派大用场，所以处处留情，不仅没让子弹在他身上找眼，还在指挥部都被轰掉的情况下，愣让其君毫发无损。这享受的就是英雄大片中绝对主角的待遇和地位啊。有如此导演，“意外”当然无处不在。接下来的“意外”更加离奇和及时。日军炮弹“准确”地落在墙角边上，把墙壁炸了个洞，非常“体贴”地给屋里的人打开了一条生之通道。“准”要“准”在点子上，一直以来，剧本可不都是这么规定的。杜聿明和75旅旅长张耀明（连他也沾了小杜的光）一起从洞口钻了出去（或许也可能是爬），撤往古北口以南的预备阵地。别人就没他这么幸运了。下午2点，日军完全占领南关，并推进到南关以南高地，将预备阵地和一线、二线守军阵地拦腰斩断。大厦将倾之下，军心大动，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崩盘。继杜聿明失去对全局的掌控后，各基层长官也先后丧失了对各自部队的有效掌握。不需要发出命令，大家都知道要往后跑了。其实就是溃退。从日军一时还来不及堵住的左右两翼空隙向后溃退。日军在中间的高地上架起机枪和大炮，疯狂地朝两翼扫射轰击。后撤部队尸横遍野，从而在两边形成了一个可怖的“死亡走廊”。此时，站在预备阵地指挥所里的杜聿明已束手无策。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局一步步继续恶化，部属在越过“死亡走廊”时成片倒下。在这次大溃退中，官兵死伤人数占整个古北口战役的三分之二，以团长身份代73旅旅长的梁恺也受了重伤。我不能设想杜聿明这时的心情，毕竟这种设想同样很残酷。但我要告诉你，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常胜将军，某种意义上，胜利之路就是用过往的失败铺垫而成的。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将，残酷和失败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道关卡。闯过去，熬过来，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赢！兄弟，挺住！在几乎慌不择路的溃退过程中，仍然不乏勇毅到底的铁血战士。很多人都知道老八路有一个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但可能未必知晓，在这之前，燕赵大地上就出现过相似的悲壮一幕。稍为不同的是，壮士不是五个，而是七个。他们属于戴安澜团的一个班，处于与日军对抗的最前沿。当时前后左右，大家都撤了，但是他们没有撤。原因很简单：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这是七个死心眼的人，却也是七个真正的军人。既然听不到集结号，就必须继续坚守下去。他们在一个叫做帽儿山的高地上架起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是挡住了百余日军的进攻。日军的目标是追击溃退的大部队，当然不想在这里“纠缠”过久，问题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力，就是攻不过去。人在舍生忘死的情况下，所能发挥出来的潜力是无限的。日本人据此判断，帽儿山上起码应有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连队在把守，在步兵无法顺利攻克的情况下，只好劝降说好话：哥们，让个道吧，给你们活路。“七壮士”用手中的枪做了回答。最终，日军调用了5架飞机和10门重炮，进行轮番轰炸，这才解决了“挡道”问题。他们冲上山顶，翻来覆去地搜寻，找到的却只有7具尸体。巨大的震惊。日本人一向看不起弱者，但他们对真正的强者还是由衷折服的。战后，他们将这七名士兵的遗体埋葬一处，还立碑修墓以为纪念，碑云：支那七勇士之墓。在古北口战役中，戴安澜团承受压力应属最重之列，然其损失却并非最剧，应该说，与七勇士在关键时候顽强阻敌，拖住了一部分追敌不无关系。惟有强团才出强兵，能培养出如此彪悍勇猛之士，戴安澜（黄埔第3期）日后能叱咤滇缅战场应不会让人感到突兀。此时杜聿明面临着自己从军生涯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境。部队已完全掌控不住，大多数溃退官兵成惊弓之鸟，有的甚至经过南天门时也不敢停留，一头就往后面的石匣跑去。在预备阵地上，杜聿明手上只有师部特务连和2个连的预备队，拿这一个营的兵力来阻击旅团建制的关东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古北口一败，官兵已经胆寒，如何能战。南天门，甚至石匣失守，都还是小事，背后的北平危在旦夕才是真正的大事。明知无济于事，但杜聿明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有硬碰硬了。能挡得一时是一时吧。不要担心，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当命运垂青你的时候，怎么着都是好。西义在占领南关后竟然就鸣金收兵了。眼看中央军被彻底打败，作为热河边境（也是日本臆想中的“满洲国”边境）的古北口长城也得到了完全巩固，对武藤有了交代，自然可以放心回家睡觉了。关东军的心思，杜聿明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不过敌人不追，那就是大好事一件，赶快抓紧时间稳住阵脚，收容部队吧。同一时间，西线古北口虽败，中线喜峰口却出人意料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杜聿明在长城抗战中大难不死烽火大地（261）中国武士们出场了。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说起来，这帮哥们当初活下来都不容易，犹能取得如许佳绩，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