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第二部-烽火大地_UTF8-19

本来调查团还有人帮着日本说话，这下好，内田的这番狂言一出来，再没人敢帮或好意思帮他了。随着意见统一，调查报告完成的进度骤然加快，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2年9月4日，报告书落下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历史上把这份报告书称为“李顿报告书”，共分10章，计10余万字，从6月中旬开始写，到9月初结束，大约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虽说不一定有网络论坛发帖子快，但考虑到要征求双方意见，又要字斟句酌，能做到这样已经委实不错了。应该说，调查报告书的内容是最敏感的，特别是其中到底倾向谁，帮谁说话，一直众说纷纭，到现在都有人在争论。我以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对李顿报告书作用的界定。它不是一个判决书（事实上国联也未赋予调查团此权利），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份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调解书也许更合适。如果让你作为陌生人去调解一起打架的纠纷（纯属群众内部矛盾，不涉及进局子蹲大牢的那一种），你会采取什么方式？第一种，把没理的那一方痛骂一通，最好把他骂得无脸见人，体无完肤，以后一见你面就哆嗦。第二种，把双方都数落一下，但轻重有缓急，责任有区分，使没理的既能保住面子，又能认识错误。用第一种，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不是在劝架，而是在帮架，两个打一个，好哇，大不了跟你们拼了。调查团显然是用的第二种。在报告书中，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就是它在说中国应该拥有什么什么权利的时候，一般就会带一句，日本也有什么什么权利。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权益吗？有。不过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也是“根深蒂固”呵，这点是不容否认的。东北有排日倾向吗？有。不过，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可不是东北军挑起来的，是关东军自己干的，还有计划有预谋，自己跟自己玩，当然“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满洲国”合法吗？这个东西就关键了，来不得半点含糊。答案是：不合法。东北历来是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这是关东军占领以后才有的。以上是调查情况。下面是抓药方了——满洲自治。你们都不要吵了。中国呢，我告诉你，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是不可能了，但“满蒙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这个你放一百个心。日本呢，你也不要指望我们会承认你瞎搞出来的“满洲国”，不过要是愿意往我们的“东三省自治政府”派顾问倒是非常欢迎。所谓满洲自治，是说要在东北建立一个“东三省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这个“政府”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所有行政官员均由包括国联在内的国际组织指定和委派。在“政府”成立后，中日双方军队均应退出东北（当然主要说的是日本，中国在这里除了马占山，只有义勇军）。有人说，这个“满洲自治”方案侵犯了中国主权。但问题是，在日本完全占领东三省的情况下，我们的主权早就没有了。如果能先把这个主权从日本手里夺过来，暂时交一点给国际组织又有何不可。至少以国联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承认东北属于中国的，而且“自治政府”还隶属中央。还有的说，你别老口口声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了，那还不全是英美法这些国家说了算，代表它们的利益。这话就没法说了。如果这样想，我们就还是不要去找国联打抱不平为好。归根结底，利益总是要被代表掉一点的，但既然是国际组织，形式上它是不容许某一个国家单独染指东北的，这就对我们有利。再者说了，英美法毕竟不像日俄那样望着中国的领土直流口水，当时久久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欧美大陆盛行的“和平主义”，让他们焦头烂额，自顾不遐。欧洲老家还搞不定呢，再在远东分一杯羹？就有那心也没那力啊。丑媳妇也要见公婆。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书的全部内容。这实际上是个试探气球，就是先看看你们有什么反应，而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就意味着新一轮嘴仗又开始了。10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表示，中国方面对《报告书》中有关于“柳条湖事件”的调查和对伪满的揭露，都是认可的。但是有一点不满意。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满意就是指调查团最后开出的药方，因为它涉及到主权问题。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10月20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建立“东三省自治政府”可以，但要以中国为主导，外国不得干涉或介入。还有，在报告书出台之前，国联就不止通过一个要日本撤兵的决议了，我们不管你报告书最后怎么改，这个不能变。老蒋现在虽然形式上和老汪分了工，一个主军，一个主政，但东北问题是国之大事，想不操心都不行，所以也三天两头来过问这边的情况。第二天，他的指示也来了。相对于政府公开的声明和宣言，老蒋的指示就实际和明白得多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和外交部的真实想法。对《报告书》的态度，其实在起草过程中已有所显露。用顾维钧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内容不尽如人意（解决问题部分），但“拖延愈久，收拾愈难”，不如有保留地予以接受。因为考虑问题不能一厢情愿，让小日本光着屁股从东北滚蛋，当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问题是像日本这样捡了便宜还卖乖的主，它是肯轻易把咽到嘴里的肉给吐出来的吗？同时，调查团对内田“焦土演说”的态度也说明，你来横的，人家也不一定卖帐，还心生厌恶，所以话还要好好的说，就像老蒋所指示的那样，为搏同情（国联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报告书》“宜取温和态度”。这么说吧，其实在国联还没开会审议报告书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判定，报告书大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听起来尽管不是很爽，但暂时还可以接受。那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嚷嚷说不能够接受呢？当然要嚷了。因为这是在国联审议前，你不多喊两声，别人一定认为你得了大便宜，偷着在家乐呢，到国联正式开会时要想讨价还价就难了。同时国内舆论也很厉害，如果政府看上去过于软弱，很容易引起各派势力的攻击。中国说对“自治政府”不满意，其实日本人更不满意。在报告书送达日本政府之前，那个习惯做完事再考虑后果或基本不考虑后果的内田外相已经提前一步，突破了犬养内阁“不承认”的政策界限，于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你不认我认，怎么样，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斋藤内阁讨论报告书时，简直就是一场做秀活闹剧。内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陆相荒木就抢先发了一飙，而且语惊四座——“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我就把它当旅游杂志看的，因为里面没什么正经的。所谓东北自治方案，其实就是否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地位，一山不容二虎，请问以后这个不被承认的“满洲国”往哪摆，这是绝对不能认可，绝对不能容许的。荒木此言一出，讨论会马上就变成了声讨会。大家计议已定，要求内田在报告书上绝不能有丝毫让步。已经铁人了是吧，不行，还得再加副钢甲装上去。著名的李顿报告书烽火大地（213）对这场世人瞩目的外交大战，中日双方都不敢有半点松懈和马虎，因为谁都知道输不起。内田表面装着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架势，但实际上也心虚得很。此前在国联的几番争斗，连日本人都看出自己的国联代表远非中国外交家的对手，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芳泽、佐藤、松平都像是来给施肇基、颜惠庆他们提鞋拎包的，而且在现场越说不过越急，越急越露拙，为此出尽了洋相。一定得找个稍为厉害一些的。翻来捡去，总算让内田找到了一位。此位仁兄就是淞沪战役中担任首相特使，在国内一向雄辩滔滔，看上去很有口才（注意，一定要注明是国内）的松冈洋右。对，就他了。见外相对自己如此器重，松冈的自我感觉也一下子膨胀起来，当下便摇头摆尾，拍马上阵，担任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首席代表。由于吃了上次的苦头（“焦土”演说的那一次），内田这回也意识到找人帮腔的重要性了。先是通过伪满之口，宣布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拍美国人马屁，你不是就想到处做生意吗，欢迎。接着又派人去各国游说。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撞大运，因为此时日本在国际上的人缘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除了它自己和国内狂热的民众，就没一个说它好，说它做得对的。内田的意思是，说不定哪个国家会被我们两三句好话一骗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呢。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一向都喜欢这么一厢情愿，而且已经成了习惯，直到现在都改不了。比如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参拜的话，肯定中韩反对，日本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注定会蒙上阴影，甚至还可能降至冰点。但知道是知道，还是有人照做不误。理由就是，没准中韩不会反对呢，或者它们已经理解我们的想法了吧。你说他幼稚，好象也不是。面对这次在国联的终极大战，中国方面同样精英尽出，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老将新锐，扛鼎的全都用上了，他们作为出席国联会议的中方代表，齐齐驻扎日内瓦。原先中国常驻国联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一百多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都是志在必得。在与列强拉关系套近乎方面，能人们各出各的招。顾维钧去探美国人的口风，颜惠庆则去完成一项当时对中国非常重要、但看上去似乎也是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苏联复交。中国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复杂。老蒋一直把日苏看作是红白两大帝国，反正就是觉得它们对中国都没安什么好心，所以都得提防着。对此，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倭患急而俄患缓，俄患大而倭患小”，打个比方，就是在欺负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喜欢吃快餐而苏联爱细嚼慢咽，吃快餐的那个性子急但实际上是个没头苍蝇，相对来说危害还小一些，苏联则不一样，这是个有心计有城府的，他的胃口实际上大得很，轻易你根本玩不过他。当年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搞联俄制日，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这条道走不通。那么我们走“革命外交”，既制俄又制日呢，“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就给你颜色看了。遇到的倒霉事多了，老蒋渐渐捉摸出味道来了，以前一边倒的“联俄制日”固然不行，现在把两个恶邻居都一齐得罪光了其实也不对。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答曰：见风使舵，虚虚实实。它还有一个很学术化的名词叫做机会主义。就拿老蒋的那句名言来说吧，“倭患急”，但只要不急到一定的程度，尚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就优先对付“俄患大”，也就是容忍日本人，对付俄国人。但如果“倭患”急得太过分，让人实在受不了了，也就只能在“俄患缓”方面让步，跟老毛子站一边儿，然后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其实说穿了全是斗心眼，这就是政治，国内国外都一样。老实一点的人还真干不了这个。“九一八”事变后，“倭患”越来越急，如果能够用“俄”来牵制一下“倭”显然是很有必要的。但为什么中国外交方面一直没什么动作呢？“中东路事件”没处理完当然是一个原因，东北军政当局弄出来的那个《伯力协定》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吗？斯大林不爽，这就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个外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也是一直不断。与之相比，国际因素更为重要。李鸿章的那套联俄制日，其实还没出手，就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最恨这个。你不跟我好好谈还去找帮手，想阴我是不是？好，有你好看的。那个时候的苏联尚处在恢复和上升期，共产主义运动也没像后来那样成功和火爆，在全球范围内，“反苏反共”甚至一度成为一句时髦口号。日本人多精啊，它来得正好，就天天把这句口号放在嘴边念叨，做为自己在远东横冲直撞的一个绝佳理由。跟苏联过于接近，必然会剌激日本，让这小个子更来劲。到依靠国联打官司的时候，中国的顾虑又多了一层。国联里面最大就是英法，美国虽没进入国联，但实际影响力并不比前二位差，还有这么多欧美国家，大家都把苏联看成外星人，压根儿就不愿搭理它。如果贸然跟苏联有了那么一点瓜葛，人家躲你还来不及，那国联的官司还要不要打了？这一点别说政府要员心知肚明，就连当时的一般公务员都了解。马占山的代表不是一听调查团提到“为什么你们部队的臂章是红色的”就紧张吗？他当场非得使足劲把与苏联的关系给撇清不可。不过事情都是会变化的，国际外交尤其如此。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经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小孩子的脸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随着苏联的能力渐渐显山露水，有很多迹象表明，连美国这样的纯“自由主义国家”竟然也出现了承认苏联的苗头。这大大消减了中国与苏联复交的心理障碍：你们都跟他抛媚眼了，我跟他拉拉手有什么不可以？让老蒋动心的还有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书上的几句话。怎么说的呢？上面是这么说的：大家一定不能忘记满洲还有一个苏联，他在这里有一个中东路，还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一些利益。要解决满洲问题，苏联不加入不行。否则就是解决了也等于一场空（“解决时倘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调查团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在说话。他们都说了，满洲问题得把苏联拉进来，不然搞不定。那就得照着方子抓药啊。按照这个趋势看，欧美列强那边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日本方面会不会受剌激？走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上法院了，还顾及什么剌激不剌激的。再者说，你不理苏联也不行啊。你不理它，它连自己的“满洲权益”也可以不管，听任关东军打过来，就知道一个劲地装傻，结果弄得小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此发展下去，两个家伙合起来欺负中国人都有可能。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但外交这个东西要成事，还需要一点特别的智慧和契机。比如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据说事情非常偶然。当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举办，美国和中国都参加了。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乒乓球水平自然是不高，不过他们的娱乐精神向来出类拨萃，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一个美国队员要从训练馆去体育馆比赛，可是当时没班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大轿车开过来。他就上去搭了顺风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上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车，里面全是中国人。更令他诧异的是，这些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其中一个运动员不仅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把一幅精美的杭州织锦送给他做礼物。这个运动员就是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庄则栋。由此开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被称之为“小球转动了大球”。我没有接触过有关中美建交当事人的回忆录，不知道当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过就这个“巧遇”的段子，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你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人人避美帝唯恐不及，出了国也一样，而且事情哪有这么巧，正好车子捎上了美国老外，又正好庄则栋身上藏着一块织锦——织锦并不是手帕，也不属日本特产，他天天放兜里干嘛？况且庄则栋再能耐，他也不会或者说不敢随随便便和一不认识的美国佬搭讪并且赠送礼物，要知道国家队也是有组织纪律的，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不怕回去被当成“里通外国”或者“涉外间谍”的活典型？倒是那老外运动员真是巧了。因为庄则栋送他礼物后，他摸遍了全身，找不出合适的东西来送。后来还是去商店买了件衣服才算还了这个人情。所以在某些事情上，契机是一定有的，但要让小球真正具备转动大球的能量，没有一点智慧和必要的准备是肯定不行的。中苏复交的契机出现在国联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热闹是足够热闹，一下子来了63个国家，连美国、苏联这样的非成员国也来了。来了之后各国提裁军方案，可提来提去都是要对别人动刀子，轮到自己就没一个痛快的，所以会开了5个月，争来争去，大家除提高了扯皮兼扯蛋的水平外，还是一点结果没有。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颜惠庆，鉴于本国差劲的武器装备，他也只有旁边听听的份，反正要裁也裁不到中国人头上——你总不能把汉阳造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予以销毁吧。这课听得实在兴味索然，颜惠庆就跟旁边的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在下面说悄悄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两人找到了共同话题，那就是两国对复交都很感兴趣。中国方面害怕苏联到最后索性跟日本人站一堆去，而苏联方面既抽不出精力来管远东的事，又不甘心它在东北的利益白白受损，所以双方都希望把距离拉得更近一点。有了愿望，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一个小小的乒乓球都能支起两个大国的外交，那能想出来的办法不要太多。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1932年12月12日，各国都听到了一个令他们吃惊的消息。中苏复交了。一天之内，复交手续全部办完，十分的麻利，效果也立竿见影。第2天，日本就作出反应，干脆利落地正式拒绝了此前苏联反复提出的一个建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还互不侵犯呢，原来你一直偷偷地跟中国搞在一起，想忽悠我。以后再不上你的当了。日本国内舆论也忙开了，反苏这杆旗又被举了起来，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深深忧虑”。看到日本“忧虑”，老蒋自然高兴了，亲者痛仇者快嘛，看来中苏复交这步棋是走对了。在呼朋唤友方面，日本似乎又输了一把。现在，让我们拿出更多勇气，随着报告书进入国联审议阶段，中日双方的加速赛跑已经开始了。中国加油！小球转动大球烽火大地（214）按照程序，报告书先在国联理事会进行审议。这时候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方首席代表松冈突然举起了手，说：慢！大家一齐望过去，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松冈：我还没准备好，报告书学习得不够深入扎实，得有时间“仔细研究”，所以希望理事会能在六个星期后再审议。众绝倒。报告书发给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看？！中国代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这就跟发令枪已经打响，刘翔的屁股都撅起来了，然后却有个选手跑出来说：报告裁判，我裤子松了，回去换条新的先，咱六个星期后重赛吧。找抽是不是。但彼时的中国代表不是后来的刘飞人。日本耍赖皮，国联还真拿他没办法。毕竟这是围绕着两个国家的事，少了谁这会也开不成啊。所以只好浪费大家时间，让松冈一个人回去补习功课。这可把松冈给得意坏了，他把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也搬到了国联，认为自己沾了光，无论如何算是大功一件。他不知道人家一流外交家根本不屑于这种小伎俩。别说六个星期，就是六个月，你不还是要回来吗？又能躲得到哪里去。六个星期果然一转眼就过去了，见真仗的时候到了。“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要先由日方代表介绍“学习成果”。松冈说，报告书看过了，说的什么嘛，李顿这帮人到底有没有认真调查过（画外音：早知道他们这么不仗义，当初都不供他们饭）？日本为什么要出兵东北，大家知道吗？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打住，松冈先生，你可以尽情发挥你“出众的口才”，但请务必注明，“无组织国家”是你的前任佐藤尚武的专利，而且早就被中国的颜惠庆驳倒过一次了，这种拾来的牙慧可不值钱哦。算了，我们就不要对这位松冈先生要求太高了，他就这水平，下面再耐着性子听他说下去。松冈：中国这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一贯排外，不守条约信义（这说的不就是你们日本吗？难怪特征抓得如此准确），不打怎么行。另外，“满洲国”的建立纯系“自发”，我们政府曾训令文武官员一律不得参与其中（至少关东军不在此列吧）。当然，松冈是绝不能同意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建议的。不过他自己倒献了一“计”——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纯属老一套，那就是抛开国联，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你倒是想得美，谁跟你谈啊。等到中国代表顾维钧一站上讲台，各国代表都伸直了脖子，竖起了耳朵，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唯恐漏掉这位外交界传奇人物的只言片语。看那样子，就是一个大明星跟一群粉丝的关系。你还别说我夸张。当年老顾在巴黎和会上的确是风采照人，无能夺其右者，给西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三十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而不群的答辨能力。巴黎和会讨论了山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要说日本有理也有理。除了早先的“二十一条”外，在一战前，英法意还曾背着中国，跟日本政府签了一个秘密协定，那就是只要日本答应对德宣战，一旦战胜就把后者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到这时候，日本人就把这笔帐翻出来，说早知道山东没我们的份，那我们干嘛来帮你们打德国兵。更使人感到尴尬和难以辩驳的是，就在一战结束前，由于北洋政府先前向日本借了笔款，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跟日本搞了一个《山东问题换文》，“欣然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日方全权代表就是西园寺公望。他不依不饶，紧抓住“换文问题”不放：咱们退一步，就算因为中国参战，一战前的条约可以作废，那“换文”怎么解释？这是中国参战以后亲口答应我们的，不能说话不算数吧。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向以公正自居，也在和会上这样质问中国代表：你们说日本跟你们签的条约都是强迫的，然而签“换文”的时候，一战都快结束了，日本也没逼你们，是你们自己“欣然同意”的，能怪谁？中国代表团在出席和会之前，并不知道还有“换文”这档子事，一下子就僵在当场。说了半天，还是中国没理。但是轮到顾维钧上场，一切都改变了。顾氏之演讲，可用声情并茂、讲究策略、有理有据、善抓要害来概括，堪称外交演说之绝版巨作。声情并茂：一战期间，我们中国光劳工就向欧洲输送了14万（以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状况，容易吗我们），有万名华工死于残酷的战争，而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山东。要是山东问题不能得到公正解决，这些死去的灵魂是绝对不能得到安息的（当心各位半夜三更听到有人敲门称自己是姥爷哦）。讲究策略：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日本，感谢什么呢，是你们帮助我们中国，把德国鬼子给赶跑了，要不然哪来的一战胜利呢。但是你们要好人做到底嘛，总不能赶走了一个德国鬼子，又来一个日本鬼子吧。不管是“二十一条”还是“换约问题”，都是对日本有利的，老顾提都没提，一个弯子就绕了过去。有理有据：你们说日本离开山东会很难过，我们不光是难过，半条命都要没了好吧。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样都是骨肉相连。这些数据老顾是信手拈来，都在肚子里存着呢，跟计算机数据库似的，一条都不会漏掉。讲事情关键是能点到要害，到“有理有据”结束时，顾维钧用一句相当出彩的话画龙点晴，直击问题的要害——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诸位不是还拎不清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想想看吧，有一天，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决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祝贺和由衷的钦佩。连作为日本代表的西园寺，也主动走过去与之握手——虽然各为其主，但西园寺毕竟也是日本政坛难得的磊落坦荡之人，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好了，坐在国联理事会会场的人们，再好好听我们“发哥”给大家上一堂精彩的演说课吧，题目就叫：论日本代表松冈之胡说八道。声情并茂：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这次做得不错，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大概这句话国联听得最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日本人太过分了，调查团在东北期间，我们几乎是被他们弄得寸步难行啊，我是调查团的中国顾问，这一点我本人完全可以做证（一个中国顾问身份拿来随手就用，老顾真牛）。先夸调查团，肯定成绩，也就等于基本肯定了报告书的结论，同时把日本人在调查团调查期间的恶行揭发出来，先让与会代表留下一个印象：日本从一开始就想阻挠调查，当然不会同意报告书的调查结果和解决方案。讲究策略：松冈说中国排外，事实上绝不可能，我有论据可说明一切——知道一帮老外最关心中国是否排外的问题，这个东西得咬死了，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有理有据”。有理有据：我国现有外侨36万人以上，外国商店8200多家，还有7500多名传教士散居内地，他们的安全都得到了政府的保证。此外，我们政府机关里聘用的外国人也不少，几千人哪，仅中央各部委的外国顾问和专家就有40多人。不服行吗，一条条论据就摆在你眼前，真材实料，比什么论点都更有说服力。在直入要害这一点上，老顾这次仍然没有让大家失望。从头至尾，他没有一个字提到对报告书的褒贬或同意与否，但意思早就蕴含其中。他公开表明态度的只是一点，那就是报告书中要求任何解决办法都要依据国际公法。依据这个原则，松冈说要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中国绝难接受。最后，顾维钧提醒理事会，先前国联已经作出过多次决议，都是让日本从东北撤兵的，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还都在有效期内。要解决中日纠纷，撤军是首要的先决条件。完工，收势，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