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第二部-烽火大地_UTF8-15

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把歌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在心里默念几遍，也许我的看法会有所不同。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是饱含深情的。因为歌中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支真实存在过的义勇军：他们曾在东北“发出最后的吼声”，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惟其真实，惟其感愤，惟其激越，才能传之久远，打动人心（“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否则，不能解释“红歌”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族的代表歌曲。这支义勇军，就是辽东义勇军。在那个时代，辽东义勇军发展最快，风头最健，为各路义勇军之翘楚。吉辽地区的义勇军，都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辽南义勇军，上层知识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却是绿林出身的老北风等人，辽西义勇军（黄显声等组织），以警察为骨干，有部分绿林加入，而辽东义勇军，领头的则大部分是军人，绿林人物很少。辽东义勇军的诞生，与两个人有相大的关联，或者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成就了它。一个是于芷山，原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便带着家当投了日本人。日军在攻占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差不多全集结过去了，帮着他们看家的伪军，除了张海鹏，就是这个于芷山。另一个人是于芷山部队的一个团副，叫唐聚五。唐聚五是东北讲武学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黄显声低3届。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而保送人，就是张学良。有了这层关系，他跟黄显声一样，都属于铁了心准备跟着少帅干的东北军少壮派。刚开始，于芷山因为把不准时局方向，没有贸然投敌。但当唐聚五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投降了日军，他主动请求带兵予以讨伐时，于芷山却不同意。人微不一定言轻，匹夫亦能救国。一气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张学良告状（那时关内关外来去还很方便）。张学良当然支持他，马上升其为团长，要他回去相机行事。可这个团长当的实在是晚了一点，因为等唐聚五回来就职时，他发现于芷山已经带着省防第1旅降敌了。他紧赶慢赶，只追回来2个营。但就是这区区2个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了37个师（当时称为“路”），有24万人之多，成为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由此可知，如果东北军缺一个组织部长的话，唐兄是绝对可以胜任的。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况也没有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供他们使用，所以辽东义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辽南义勇军差不多，即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那是家常便饭。由于辽沈铁路被过于“关照”，南满线上曾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关东军甚至一度不得不考虑停止列车的晚间运行。除了进行铁路破袭外，辽东义勇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烧沈阳东塔飞机场（原属东北军）的飞机仓库，一晚上烧掉了14架日机，把日军飞行员心疼得直掉眼泪。对义勇军这种在自己家门口大闹天宫的做法，关东军当然不能不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能让于芷山的伪军先出马，给他打头阵。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势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军火。让于芷山和关东军都没想到的是，这批武器拿到伪军手上没几天，就换了主人。义勇军进行曲及其作曲者聂耳辽东义勇军创建人唐聚五烽火大地（195）如同辽南的老北风爱把爆竹放在水桶里跟日本人玩恶作剧一样，唐聚五的辽东义勇军在对付于芷山伪军时也用上了这一招，而且更有创意。一是不用水桶了，用煤油桶，铁家伙一碰到炮仗炸得还要响还要欢。二是如果在一个固定地方放爆竹，效果还不够逼真，要逼真，就得搞成动作片。辽东的这些人脑子真够好使的，他们找来了驴子，把铁桶系在驴背上。鞭炮一点，驴子马上吓得四处乱跑，听起来就好象很多人端着机枪在冲锋扫射一样。三是大打“神经战”。辽东义勇军人多子弹少，舍不得用，晚上就拿爆竹在伪军耳朵边放，而且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弄得跟义勇军打交道的伪军个个精神衰弱，萎靡不振，晚上不打仗的时候硬挺着，白天真打仗的时候却一个劲地要打瞌睡，结果当然不经揍。赖运输大队长于芷山所赐，辽东义勇军有好几支部队都鸟枪换炮，扛上了日本原产的“三八式”。这样送法，关东军再有钱也受不了，于是便挤出一股兵力前去督战。伪军“贱”，日军“贵”，从日伪军的排兵阵容上也能看出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枪弹无情，一般来说，先死的总是前面的人。谁知道这些伪军打仗虽然无能，保命却很有一套。义勇军的枪声一响，他们马上呼啦一声闪到了两边，就象事先商量好的一样默契。这可把后面的日军给害苦了，连找掩体都来不及，全都直挺挺地暴露在枪口之下。仅通化一战，日伪军就被打死1000多人，义勇军挖了一个超级巨坑才收拾干净。面对义勇军的燎原之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头大如斗。如果克他这个“本庄”的就一个“北风”那还好说，问题是现在不止一个老北风，东西南北风，都一个劲地从门窗里刮进来，把他冻得牙齿格格作响。满洲真不好呆啊。刚刚解决马占山、李杜这些大牯牛，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却不知从哪里又跑出来这么多义勇军，赶也赶不尽，扑也不扑灭，可怎么是好。当时关东军能调配的部队应该说也不算少，除铃木旅团（驻齐齐哈尔）、村井旅团（驻辽阳）以及吉辽两省的铁路守备队外，还有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仙台师团（驻哈尔滨）以及临时客串的朝鲜龙山师团（驻锦州）。但把这些主力的非主力的部队加一块，往东北一撒，马上就不见影了，根本就不够用，依靠它们，只能勉强控制一些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稍微偏远一点的，就只能采取补窟窿办法。这边发现义勇军了，派部队到这边去，那边又有了，再派部队到那边去，赶场子一样地到处乱跑。等到占领哈尔滨，连赶场子都来不及了。哈市周围，除了李杜、冯占海余部外，也冒出了义勇军。看到关东军在守备上已经捉襟见肘，参谋本部决定增兵东北，实际当家的真崎次长为此大开了绿灯。在此期间，虽然朝鲜龙山师团已打道回府，返回朝鲜，但来了第8师团（弘前师团）和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一进一出，反而多出了1个师团。等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日本又迫不及待地把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调过来，这样关东军就破纪录地达到了4个师团。此外，关东军飞行队也得到了国内增派的4个中队，加上原有的5个中队，麾下共掌握9个飞行中队。给的人多，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不仅要打大的，也要打小的，不仅要完全控制北满，也要确保吉辽的“治安稳定”。那段日子，重压之下的本庄繁确实比较烦（繁），比较烦，比较烦。更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人告诉他：李顿调查团驾到。东北义勇军骑兵队东北义勇军步枪手烽火大地（196）和原来预期的相比，调查团已经是姗姗来迟了。李顿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车，几天后就能出关。事实是，直到月底，他们也没能到东北。游山玩水去了？确实绕了一下，去过湖北四川山东天津，但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按照国联的要求进行中国国内情况的调查。那关内调查完了，总该在东北现身了吧。又过了大半个月，还是没到。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训》中，曾国藩从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没有火车汽车出租车，半个月也到家了。怎么这个调查团如此之慢？调查团的先生们，再心不在焉，也不能这么应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你们呢（那时候的所谓全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和亚洲的几个小国家）。事实上，调查团早就到了华北，并会见了“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之一——张学良。可是到了山海关却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出不去。这就是所谓的顾维钧的“入满问题”。按照国联决议，调查团委员以李顿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国代表各一人组成。除此之外，为协助调查团工作，中日双方还要各派一人出任顾问。这个顾问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员。也就是公务员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济私。二是必须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则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两个条件，有外交奇才之称、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的顾维钧全都符合，中国方面当然就选他了。谁知正要入“满”出关时，伪“满洲国”却意外地提出来，说别人都可以来满洲，只有顾维钧例外。在这个问题上，日伪其实纯属没事找茬。到现在为止，满洲国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热闹过后却发现无人捧场，也就是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来的国联调查团好好说说“满洲国那些事儿”，可人家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满洲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此时的“满洲国”就像那个戴顶帽子就想装人样的猢狲一般，只好涨红着脸，躲一边去了。郁闷啊，一定得想点办法才行。事情交给了伪满“外交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叫谢介石。他是台湾新竹人。当年跑到满洲来碰运气的，除了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台湾人。那时候的台湾人其实也就是日本人。这个好象有些不对。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或思维模式来看问题。台湾割让那么多年，总督都换了好几个，而且客观地说，日本在台湾的治理还是不错的，也很注意收买民心。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聪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后，在中原仍然是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好象这个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则不同，属于拨着算盘过日子、平时买个萝卜青菜都要记明细帐的那一类。虽然他一到中国大陆就会失心疯一样地乱打乱杀，可那是因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糟蹋了也无所谓。台湾你试试看，锅碗瓢盆哪一样弄坏了，最后还得自己买单。这种傻事他可不干。我看到过一则回忆材料。说抗战胜利，台湾回归后，当地人发现来接收的民国政府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样好，很多人甚至都怀念起了日据时代。这恐怕是事实，虽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会很不是滋味。谢介石为了出来混，还把他的日本国籍改成了中国国籍——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汉奸抓了起来，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彼时的谢介石却是台湾人的偶像。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像他这样，能在外面做到这么大官的，还是第一个。据说，当时沿着他的“成功足迹”，跑到满洲来求“发展”的台湾人有成千上万。有着中国国籍，却有着日本和台湾情结的谢介石，当然不会向着中国说话。不过一般情况下，外交部还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下属比他还牛。一般情况下，他得听他下属的——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在伪满州国，只要总长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次长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摆摆的，后者才掌握实权。大桥认为，既然李顿调查团不把我们当棵菜，那就找借口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满洲国”是个人物，也才能引起国际的关注。可是怎么给颜色呢？李顿调查团里的那几个“鬼畜”所代表的国家都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就只能找中国人的麻烦了，而且顾维钧早在巴黎和会时就出名了，日本人对他也相当忌惮。为了不让顾维钧入“满”，大桥找了一个纯属莫虚有的理由，说中国顾问一来，就会干扰公正调查，对“新政权”（伪满）不利。真是笑话，那日本顾问不还一路跟着去了上海吗？大桥的说法是：你说的是日本顾问，我这里是满洲国，跟我们不是一家的。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调查团知道一下，我们“满洲国”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摆着看看的，我们是有力道的，是独立国家，想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如果这事办成了，李顿调查团再回去一宣扬，伪满自然就会倍有面子，不怕其它国家不承认。调查团团长李顿生气了。堂堂调查团的顾问竟然不能一道进满洲，哪有这种规矩。他马上找芳泽外相：搞什么名堂你们？芳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副很吃惊很无辜的样子：我们这是两个国家唉，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不过您老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他装模作样地发了份电报给日本驻长春领事（伪“满洲国”的“首都”在长春），让领事通过外交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斡旋（指伪“满洲国”和中国政府）。其实他与大桥在这件事上一直有电文往来，后者想怎么做、目的是什么，都要一一向他汇报。你们就做戏吧。顾维钧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调查团的人，随团出关入“满”那是我的正当权利，决无动摇。对此，李顿代表调查团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既然日本顾问可以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那顾先生同样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们也不去。这下子大桥没话可说了，毕竟他不敢把调查团的人都得罪了。李顿调查团到东京日本天皇会见李顿调查团溥仪抵达长春烽火大地（197）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进入东北的路线上挑起了剌。调查团本来是要走陆路，即从北平直接前往东北。大桥提出来，陆路的不行，你们得走水路，乘船从大连进入东北。在伪满成立以前，大桥一直干的是领事，因此对许多外交细节都很注意。他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接下来，调查团逐一会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方主要当事人以及伪满包括溥仪在内的部分高官。在会见过程中，李顿始终只认真聆听而不轻易表态。几天之后，他基本理清了头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共两个。第一，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第二，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第一个是责任问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不是有一个柳条湖吗，去看看现场就知道了。第二个才是关键，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决定着满洲问题该如何对待，怎样处理。如果建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当地人拥护它，那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国联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设后面还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猫腻，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围绕满洲国问题的调查，一场看不见的暗斗已经悄悄布局。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哈尔滨，就有5名中国人、2名俄罗斯人、1名朝鲜人因向调查团递交请愿书而惨遭毒手。至于被逮捕、关押并受到迫害的则更是不计其数。睿智如李顿，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会如此疯狂地掩盖事实真相。为了演好这场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戏，板垣和土肥原，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哈尔滨，可都是机关算尽，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有一阵，甚至连最善此道的老特务土肥原都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神经过敏。那个身为伪满外交次长的大桥没羞没臊，厚着脸皮硬是要挤进调查团，当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和阻挠调查团的行动。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关东军还派来了大批警察为调查团提供“保护”。一夜之间，调查团的周围几乎都变成了警察的世界。在所住宾馆里，除了调查团的人，其实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务生是警察，连来收垃圾的都是警察。不爽，想上街？告诉你，街上也一样，凡调查团能接触到的，无论是商店老板，还是饭馆小二，甚至一个剧场卖票的，他们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实在受不了你们，钻厕所吧，这样你们总没办法了吧。别做梦，没准旁边蹲坑的正在给你做记录呢。这些警察除了要“保护”调查团兼客串群众演员外，还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门口站岗望风，以防止他们跟调查团接触。李顿登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烽火大地（198）所谓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点半点，凡是有两钱的中国商人大都划在此例（原因后面还要说到），所以到后来，警察都不够用，无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来，扔件“满洲国”军装往他们身上一套：去，别闲着，给我放哨去。有人怕这些有“案底”的人乱来。土肥原的说法是，从现在开始，这些人就是满洲国士兵了，他们就算犯了罪，也跟我们日本无关！令人发噱的是，这帮土匪还真以为“皇军”老人家要重用他们，因此表现得十分敬业，让他们站岗就站岗，让他们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就在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后，他们还缠着土肥原给他们转正，说是再也不想当土匪了，要长期吃“公家饭”，干警察，把个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满洲调查的焦点在哪里，李顿清楚，关东军也清楚。因此，一方是要尽力了解民意，另一方却是要拼命“制造”民意。民意也能“制造”？怎么不能。先是要去掉关东军痕迹，让调查团认为满洲已经是真正的“华人治华”。调查团没到沈阳之前，日本人就忙开了。原先满大街宣示“皇军军威”的标语都被刷了个干净，连日本宪兵队门口挂的木牌子都先摘下来，准备等调查团走后再挂。李顿一行无论是到沈阳还是哈尔滨，能够看到最多的人，除了警察，还是警察，而且清一色的不是中国警察，就是白俄警察（俄国人干这职业就跟印度人适合做巡捕和门卫一样），愣没一个日本人掺和在里面。至于当兵的，也都是伪满的中国兵，那什么日本关东军和宪兵队，就跟稀有动物一样，一般情况下绝难见到。他们都回日本去了？没有，哪能呢，都还在街上站着哩。只不过换了个马甲，披上了伪满洲国的军装。皇军变成了伪军，尽管很委屈，但暂时也只能这么受着。就这样，还是出了娄子。在调查团刚刚抵达哈尔滨时，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宪兵（当然是穿着伪军马甲的）忽然向调查团冲了过来，手里还举着一封请愿信。旁边的日本军警顿时都傻了眼，赶紧一拥而上，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一边。一审讯，原来这个日本宪兵是朝鲜人。他见国联来调查东北，就想到自己国家的惨状，便打算趁这机会找调查团鸣冤叫屈。用他信中的话来说，满州才不过被日本占领了几个月，国联就这么重视。我们朝鲜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你们怎么连管都不管？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都能出这种事，真是防不胜防，可把老特务土肥原给累坏了。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他干脆也组建起了“请愿团”。当然，“请愿书”都是事先编好的，去的人只要签个名就行。除此之外，在见到李顿调查团后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也都规定好了。简单说来，就是只准讲“满州国”好，不准讲“满州国”坏，如果现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或者干脆不说的话，回来后枪毙！土肥原想想这样还不保险，声势不够大啊，于是又捉摸出了一个群众游行的点子。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管他是华人还是白俄，只要名义上跟日本人没牵连的，都被他赶到街上去游行。在日军的枪口下，大家迫于无奈，只好左手举“满州国”旗，右手拿“执政”画像（溥仪的），一边走一边高喊“满洲国万岁”。此举就是要让调查团看看：这里的群众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国家——满洲国啊。到这里，关东军认为应该万无一失了。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还怕个甚？！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号“聪明人”。在所有“措施”里面，土肥原们最自鸣得意的，大概就是把调查团所住宾馆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的警察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漏勺。这些警察当然不敢用日本人。离调查团这么近，要是谁急了，一不小心来上一句“八格牙鲁”，那就全露馅了。只能用中国人，至多也要是白俄或者朝鲜人。在派他们前去执勤时，土肥原们可是都交待过“纪律”了。这些人当面答应得很好，一转身就都变成了东北版的“余则成”。身为基层警察，他们平时没少受日本人的气，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实际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不仅他们本人成了揭露东北真相的活证人，而且主动张罗，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巧妙地帮助调查团秘密会见了许多相关人士。在东北调查期间，李顿调查团共收到各方来信1500多封，其中多数都是通过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警察们转交的。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趁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给调查团递话：别看那信，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在所有调查团成员中，被关东军“关照”倍至的自然是中国顾问顾维钧。他是享受“星级待遇”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被警察看得死死的，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其他人可以出门，他则哪儿也不能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旅馆里。至于想见见东北的中国人，那更是连想都不要想，提都不用提的事情。但顾维钧是什么人，那是老江湖了。这点小伎俩，在他看来，简直有些弱智。你们不是不让我出去吗？行，出去我还嫌不安全呢，有你们在这里保护我最好不过。不能走路，不是还有张嘴吗，搞外交的靠什么，就靠一张嘴。只能做住家男人的顾维钧充分发挥了他名嘴的作用。李顿告诉他，很多受调查的中国人不敢讲实话。他就向这位调查团团长面授机宜：有人是肯，也敢讲真话的。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