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第二部-烽火大地_UTF8-7

被日本海军挡在长江北岸的援军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从前线抽调兵力更不可能。自植田来到上海后，那里几乎是两日一大战，一日一小战。虽说日军并未能讨到多少便宜，但老话说得好“杀敌一千，也要自损八百”，连日来各部队损失都很大。从第5军处调人？江湾放弃后，庙行举足轻重。这时候哪怕抽走一丁点兵力，对防守来说都无异于釜底抽薪。让19路军派部队？人家蔡廷锴就是因为兵力不足，才不得已命令19路军退出江湾的。再说如果没有他们帮一把，第5军在庙行也独木难支。预备队倒还有一些，但那是要被逼到绝境时才能派用场的，谁也不敢把他们过早放到到浏河后方去。思前想后，张治中拿出了教导总队的第1营及冯庸义勇军一部分前去浏河布防。凭心而论，相对于战火纷飞、也正面临着缺兵少将困难的前线战场，能派这么多人驻扎后方，已经算是不错了。也因如此，我们对七丫口只有一个连的人马御敌，也丝毫不用感到惊讶。没办法啊。一个连打一个师团，就算有登天的本领也不行，所以尽管教导总队的官兵殊死相搏，甚至不惜在滩头与日军白刃格斗，但仍然阻止不了后者如潮涌一般杀上岸来。1个小时后，厚东离开“那珂号”上岸，显示日军登陆部队已在七丫口占稳脚跟。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日上午9点，善通寺师团除主力集结于七丫口待机而动外，其前锋部队已推进至浏河附近。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金泽师团师团长植田到达江湾。现在的金泽师团算是重新缓过气来了。此前，日本国内给他专程运来的500多名补充兵已到达上海。当然，这点人手远远不能弥补金泽师团在战场上的损失。不过，白川的就任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随这个老家伙一道来的，还有善通寺师团的一个联队（第22联队）。这个联队没有随师团主力去浏河七丫口，而是就近登陆，并划入金泽师团作战序列。再加上久留米旅团也得到了400多名补充兵，一时间，植田像被打了一针吗啡一样，又神气起来。在向守军阵地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植田下令向庙行至大场一线发起全面进攻。这一天，除海军陆战队仍有一部分参战后，他总共投入了整整7个步兵联队，可以说在白川面前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同时，轻而易举拿下江湾，也使他在进攻方面少了很多掣肘。但是蔡廷锴和张治中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说不给你面子，就是不给面子，死也不给。如果要概括当天战况，就是四个字：损失惨重。双方都是如此。抗战中第一个战死于中国境内的日本高级军官，就在这一天新鲜出炉了。他就是金泽师团步兵第7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大佐。教导总队在七丫口奋勇抗击登陆日军右下角即为七丫口抢滩登陆战指挥官厚东笃太郎中将烽火大地（161）说起来，这个林大八的军人生涯还是蛮有点“辛酸”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无天组”（非陆大毕业生）日本军人的共同“辛酸”。每个陆大学生毕业时，都会得到一枚“菊花与星”的纪念徽章，因其酷似日本江户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陆大毕业生便常以“天保钱组”自命，而把非陆大出身的军官称为“无天组”。在日本军界，“天保钱组”就是命运宠儿的代名词，只要不是精神出状况或脑子有毛病，甭管能力大小，都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军刀组出来的尤其不得了）。反之，“无天组”基本上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本事再大，也很少有人能做到高官。林大八很不幸，因为他就是“无天组”出身。其实这位兄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怎么强呢？一般人能得到一个“通”的头衔就不错了，比如老牌特务土肥原，我们都把他叫做“中国通”。但林大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却是“通”兼几身。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在那里，他修成了一名“俄国通”。接着，苦学蒙语，把自己练成了“蒙古通”。后来他又到过中国，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军事顾问，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可这个人能力虽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进考场就犯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能低分”。他在士官学校时成绩就不算好，然后考陆大，怎么考也考不上。这真要了亲命了。没陆大那张金灿灿的文凭，林同学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了。林大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较有名的就有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等，等等等。在林大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欣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时，他的这些当年同学或发小都早已当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跷着二郎腿等别人来给他们换少将牌牌就可以了。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一般来说，在中日交锋过程中，联队长亲自上阵并战死沙场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这个联队全体都完完了。但是林大八与别人不一样，他得豁出命来干，否则加官进爵就别指望了。当时日军的战场记录，就明确记载他是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被中国守军的机枪打中后不治身亡的。林大八一死，别说植田，日本国内也震惊异常。人没死之前，大家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现在一完蛋，流眼泪的，擦鼻涕的，讲好话的，全来了。死者生身的未尽愿望予以充分满足：不仅追晋为陆军少将，还被冠以“军神”称号。在日本，较早被尊称为“军神”的是那个抬着三口棺材（他和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上日俄战场的乃木希典大将。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荣誉称号”，真可以说是哀荣备至了。林大八这么玩命的表现，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欢心。但追根溯源，他不过是变态的日本考试制度和军队派系斗争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令人惊奇的是，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死于淞沪战场的日本“军神”林大八烽火大地（162）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了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剌客的活。说起来容易，实际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操作过程。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提供资金），有搞科研的（提供技术），有搞军工的（提供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炸弹很快找到了。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经过重新配引信，灌炸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人也找到了。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推行。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日本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实际上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呆不下去。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美髯公”胡厥文晚年照，犹见年轻时英雄之气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烽火大地（163）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有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反攻。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继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国军队却迟迟上不来人。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兵冯庸和他的冯庸大学义勇军烽火大地（164）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顾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下面究竟怎么办？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决择。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尽快撤退。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像。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庙行战场，蔡廷锴把所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剌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决不算完（“肉搏竟日，死亡枕藉”）。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呛。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庙行大场一线继续苦撑。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各部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第二天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但是，直到3月2日，中国军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在淞沪会战中，八字桥阵地历经激烈争夺，曾6次易手烽火大地（165）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自从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守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剌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如此，奈何。现在中国军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了望侦察工作。毕竟，硝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像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蹿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厢情愿。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它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职业军人。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负责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大场当时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