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18

保定左卫 保定右卫 保定中卫 保定前卫 保定后卫 俱永乐元年设营州左屯卫 营州右屯卫 营州中屯卫 营州前屯卫 营州后屯卫 俱洪武旧卫，永乐改属 茂山卫 紫荆关千户所　　○万全都司宣德五年，分直隶及山西等处卫所添设。　　万全左卫 万全右卫 宣府前卫 宣府左卫 宣府右卫 怀安卫 开平卫延庆左卫旧属北平行都司，后改 延庆右卫旧属北平都司，后改 龙门卫 保安卫旧属前府，后改 保安右卫旧属前府，后改 蔚州卫 永宁卫 怀来卫 兴和千户所美峪千户所 广昌千户所旧属山西都司，后改四海冶千户所 长安千户所 云川千户所 龙门千户所　　○山西都司旧有太原三护卫，后革。蒲州千户所，改属直隶，广昌千户所，改属万全都司　　太原左卫 太原右卫 太原前卫 振武卫 平阳卫 镇西卫 潞州卫 沈阳中护卫后设 汾州卫后设 沁州千户所 宁化千户所 雁门千户所 保德州千户所已下添设 偏头关千户所 磁州千户所 宁武千户所 八角千户所 老营堡千户所嘉靖十七年添设 晋府仪卫司 沈府仪卫司 代府仪卫司晋府群牧所 沈府群牧所 代府群牧所　　○山西行都司旧有蔚州卫，后改属万全都司　　大同左卫 大同右卫 大同前卫 大同后卫 朔州卫已下俱山西大同等处卫所调改及添设 镇虏卫 安东中屯卫 阳和卫 玉林卫 高山卫 云川卫天城卫 威远卫 平虏卫 山阴千户所 马邑千户所 井坪千户所　　◎南京卫所亲军卫　　金吾前卫 金吾后卫 羽林左卫 羽林右卫 羽林前卫 府军卫 府军左卫府军右卫 府军前卫 府军后卫 虎贲左卫 锦衣卫 旂手卫 金吾左卫 金吾右卫 江淮卫 济川卫 孝陵卫 牺牲千户所　　◎五军都督府属　　○左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左府。　　留守左卫 镇南卫 水军左卫 骁骑右卫 龙虎卫 龙虎左卫旧为成都右护卫，宣德六年改 英武卫 沈阳左卫 沈阳右卫 龙江右卫　　○右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右府。　　虎贲右卫 留守右卫 水军右卫 武德卫 广武卫　　○中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中府。　　留守中卫 神策卫 广洋卫 应天卫 和阳卫 牧马千户所　　○前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前府。　　留守前卫 龙江左卫 龙骧卫 飞熊卫 天策卫 豹韬卫 豹韬左卫旧为成都中护卫，宣德六年改调　　○后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后府。　　留守后卫 横海卫 鹰扬卫 兴武卫 江阴卫　　羁縻卫所，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　　◎都司一奴儿干都司　　○卫三百八十四　　朵颜卫 泰宁卫 建州卫 必里卫旧《会典》作兀里 福馀卫已上洪武间置兀者卫 兀者左卫 兀者右卫 兀者后卫 赤不罕卫 屯河卫 安河卫已上永乐二年置 毛怜卫 虎儿文卫 失里绵卫 奴儿干卫 坚河卫旧《会典》有温河 撒力卫 已上永乐三年置 古贲河卫 右城卫 塔鲁木卫 苏温河卫 斡滩河卫旧《会典》有滩纳河 兀者前卫 卜颜卫 亦罕河卫 纳怜河卫 麦兰河卫 兀列河卫双城卫 撒剌儿卫 亦马剌卫 斡兰卫亦儿古里卫 脱木河卫 卜剌罕卫 密陈卫 脱伦卫 嘉河卫 塔山卫 阿速江卫 速平江卫 木鲁罕山卫 马英山卫 土鲁亭山卫 木塔里山卫 朵林山卫兀也吾卫 吉河卫 劄竹哈卫 旧《会典》有撒竹篮 福山卫旧《会典》作福三 肥河卫 哈温河卫旧《会典》作哈里河 木束河卫 撒儿忽卫罕答河卫旧《会典》作忽答河 劄童卫已上永乐四年置 阿古河卫 喜乐温河卫 木阳河卫 哈兰城卫 可令河卫 兀的河卫 哥吉河卫 野木河卫纳剌吉河卫 亦里察河卫 野儿定河卫 卜鲁丹河卫 好屯河卫 喜剌乌河卫旧《会典》作喜速乌 考郎兀卫 亦速里河卫 阿剌山卫 随满河卫 撒秃河卫忽兰山卫 古鲁浑山卫 阿资河卫 甫里河卫答剌河卫旧《会典》作纳剌河 撒只剌河卫 阿里河卫旧《会典》作阿吉河 依木河卫 亦文山卫木兰河卫 朵儿必河卫 甫门河卫 已上永乐五年置 纳木河卫 童宽山卫兀鲁罕河卫 塔罕山卫 者帖列山卫 木兴卫 友帖卫 牙鲁卫 益实卫 剌鲁卫 乞忽卫 兀里溪山卫 希滩河卫 弗朵秃河卫 阿者迷河卫 撒察河卫斡兰河卫 阿真河卫 木忽剌河卫 钦真河卫 克默河卫 察剌秃山卫 呕罕河卫 阮里河卫 列门河卫 秃都河卫 实山卫 忽里急山卫 莫温河卫 薛列河卫已上永乐六年置 卜鲁兀卫 葛林卫 把城卫 劄肥河卫 忽石门卫 劄岭上卫 木里吉卫 忽儿海卫 伏里其卫 乞勒尼卫 爱河卫 把河卫 和屯吉卫 失里木卫 阿伦卫 古里河卫 塔麻速卫已上永乐七年置 木兴河卫木剌河卫 旧《会典》作木束河卫 喜申卫 使防河卫旧《会典》作使方河 甫儿河卫 亦麻河卫 兀应河卫 法因河卫 阿答赤河卫旧《会典》作阿答 古木山卫 葛称哥卫已上永乐八年置 督罕河卫 建州左卫 只儿蛮卫 兀剌卫顺民卫 囊哈儿卫古鲁卫旧《会典》作古鲁山 满径卫哈儿蛮卫 塔亭卫 也孙伦卫 可木河卫 弗思木卫 弗提卫已上永乐十年置斡朵伦卫永乐十一年置 哈儿分卫 阿儿温河卫速塔儿河卫 兀屯河卫玄城卫 和卜罗卫老哈河卫 失儿兀赤卫 卜鲁秃河卫 可河卫 乞塔河卫兀剌忽卫已上永乐十二年置 渚冬河卫 劄真卫 兀里哈里卫 忽鲁爱卫已上永乐十三年置 吉滩河卫 亦马忽山卫已上永乐十四年置 阿真同真卫 亦东河卫 亦迷河卫已上永乐十五年置 建州右卫 益实左卫 阿答赤卫 塔山左卫旧《会典》作塔山前 城讨温卫旧《会典》作“成”，已上俱正统间置 寄住毛怜卫此下正统已后续置 可木卫 失里卫 失木鲁河卫 忽鲁木卫 塔马速卫失烈木卫 吉滩卫 和屯卫 禾屯吉河卫 亦失卫亦力克卫 纳木卫 弗纳河卫忽失木卫 兀也卫 也速伦卫 巴忽鲁卫 兀牙山卫 塔木卫 忽里山卫 罕麻卫 木里吉河卫 引门河卫 亦里察卫 只卜得卫 塔儿河卫 木忽鲁卫 木答山卫 立山卫 可吉河卫 忽失河卫 脱伦兀卫 阿的纳河卫 兀力卫 阿速卫 速温河卫 纳剌吉卫 撒剌卫 亦实卫 弗朵脱河卫 亦屯河卫 兀讨温河卫 甫河卫 剌山卫 阿者卫 童山宽卫 替里卫 亦里察河卫 哈黑分卫 秃河卫 好屯卫 乞列尼卫 撒里河卫 忽思木卫兀里河卫 忽鲁山卫 弗儿秀河卫 没脱伦卫阿鲁必河卫 咬里山卫 亦文卫 写猪洛卫 答里山卫 古木河卫 剌儿卫 兀同河卫 出万山卫 者屯卫喜辰卫 海河卫 兰河卫 朵州山卫 者亦河卫 纳速吉河卫 把忽儿卫 镇真河卫 也速河卫 者剌秃卫 也鲁河卫 亦里河卫 失里兀卫 斡朵里卫 秃屯河卫 者林山卫 波罗河卫 朵儿平河卫 散力卫 密剌秃山卫 甫门卫细木河卫 没伦河卫 弗秃都河卫 者列帖卫 察札秃河卫 出万河卫 者帖列卫兀失卫 忽里河卫失里绵河卫 兀剌河卫 爱河卫 洽剌察卫 卜忽秃河卫没伦卫 卜鲁卫 以哈阿哈卫 速江平卫 兀山卫 弗力卫 失郎山卫 亦屯卫木河卫 竹墩卫 河木卫哈郎卫 岁班卫 失山卫 考郎卫 筑屯卫 黑里河卫 右城卫 弗河卫 文东河卫 阿古卫 弗山卫 兀答里卫 纳速河卫 失列河卫 朵儿玉卫 兀鲁河卫 弗郎罕河卫 赤卜罕山卫老河卫 竹里河卫吉答纳河卫 者不登卫 也速脱卫 阿木河卫 颜亦卫已下添设 山答卫塔哈卫 弗鲁纳河卫 行子卫 兀勒阿城卫 阿失卫 吉真纳河卫 法卫 薄罗卫 塔麻所卫 布儿哈卫 亦思察河卫 失剌卫 卜忽秃卫 撒里卫 你实卫平河卫 忽里吉山卫 阿乞卫 台郎卫 塞克卫 拜苦卫 所力卫 巴里卫塔纳卫 木郎卫 额克卫 勒伏卫 式木卫 树哈卫 肥哈答卫 盖千卫　　英秃卫 乞忽卫 阿林卫 哈儿速卫 巴答卫 脱木卫 忽把卫 速哈儿卫 马失卫塔赛卫 劄里卫 者哈卫 恨克卫 哈失卫 交枝卫 葛卫 艾答卫 亦蛮卫哈察卫 革出卫 卜答卫 蜀河卫 秃里赤山卫 赛因卫 忙哈卫　　○所二十四　　兀者托温千户所 哈鲁门山千户所 兀者揆野木千户所 兀的罕千户所 兀者稳免赤千户所 得的河千户所 鱼失千户所 五年千户所 兀者已河千户所真河千户所 兀的千户所 屯河千户所 哈三千户所 兀者屯河千户所 古贲河千户所 五音千户所 锁郎塔真河千户所 兀者揆野人千户所 敷答河千户所兀秃河千户所 可里踢千户所 哈鲁门千户所 兀讨温河千户所 兀者撒野人千户所　　△站七　　别儿真站 黑龙江地方莽亦帖站 弗朵河站 亦罕河卫忽把希站 忽把希站弗答林站 古代替站　　○地面七　　弗孙河地面 木温河地面 埇坎河地面 撒哈地面 亦马河咬东地面 可木地面 黑龙江地面　　○寨一　　黑龙江忽里平寨　　西北诸部，在明初服属，授以指挥等官，设卫给诰印。　　○卫六　　赤斤蒙古卫 罕东卫 安定卫 阿端卫 曲先卫 哈密卫　　西番即古吐番。洪武初，遣人招谕，又令各族举旧有官职者至京，授以国师及都指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俾因俗以治。自是番僧有封灌顶国师及赞善、阐化等王，大乘大宝法王者，俱给印诰，传以为信。所设有都指挥使司、指挥司。　　○都指挥使司二　　乌思藏都指挥使司 朵甘卫都指挥使司　　○指挥使司一　　陇答卫指挥使司　　○宣尉使司三　　朵甘宣慰使司 董卜韩胡宣慰使司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　　○招讨司六　　朵甘思招讨司 朵甘陇答招讨司 朵甘丹招讨司 朵甘仓溏招讨司 朵甘川招讨司 磨儿勘招讨司　　○万户府四　　沙儿可万户府 乃竹万户府 罗思端万户府 别思麻万户府　　○千户所十七　　朵甘思千户所 剌宗千户所 孛里加千户所 长河西千户所 多八三孙千户所 加八千户所 兆日千户所 纳竹千户所 伦答千户所 果由千户所 沙里可哈忽的千户所 孛里加思千户所 撒里土儿千户所 参卜郎千户所剌错牙千户所 泄里坝千户所 润则鲁孙千户所　　班军者卫所之军番上京师，总为三大营者也。初，永乐十三年诏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京操自此始。仁宗初，因英国公张辅等言，调直隶及近京军番上操备，谕以毕农而来，先农务遣归。既而辅言：“边军比悉放还，京军少，请调山东、河南、中都、淮、扬诸卫校阅。”制曰“可”。又敕河南、山东、山西、大宁及中都将领，凡军还取衣装者，以三月毕务，七月至京，老弱者选代，官给之马。岁春秋番上，共十六万人：大宁七万七百余，中都、山东递杀，河南最少，仅一万四千有奇。定为例。后允成国公硃勇等请，罢巩昌诸卫及阶、文千户所班军，代以陕西内地卒。山东卫士沿海备倭，沿海卫士复内调，通州卫士漕淮安粟，安庆卫士赴京操，不便，皆更之。已，并放还陕西班军。正统中，京操军皆戍边，乃遣御史于江北、山东、北直选卒，为京师备。景泰初，边事棘，班军悉留京，间岁乃放还取衣装。于是于谦、石亨议三分之，留两番操备。保定、河间、天津放五十日，河南、山东九十日，淮、扬、中都百日，紫荆、倒马、白羊三关及保定诸城戍卒，属山东、河南者，亦如之。逃者，官镌秩三等，卒尽室谪边卫。明年，谦又言：“班军分十营团练，久不得休，请仍分两番。”报可。　　成化间，河南秋班军二千余不至，下御史趣之。海内燕安，外卫卒在京只供营缮诸役，势家私占复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乃定远限罪，轻者发居庸、密云、山海关罚班六月。重者发边卫罚班至年半。令虽具，然不能革也。　　弘治中，兵部言占役之害，罚治如议。于是选卫兵八万团操，内外各半。外卫四万，两番迭上。李东阳极言工作困军，班军逾期不至，大率坐此。帝然之。末年，归大宁卒两班万人。正德中，宣府军及京营互调，春秋番换如班军例。迄世宗立乃已。　　嘉靖初，尚书李承勋言：“永乐中调军番上京师，后遂踵为故事，卫伍半空，而在京者徒供营造。不若省行粮之费，以募工作。”御史鲍象贤请分班军为三，二入营操，一以赴役。通政司陈经复请半放之，收其粮募工。皆不行。久之，从翊国公郭勋言，宽河南因灾不至班军，而谕后犯者罪必如法。兵部因条议，军士失期，治将领之罪，以多寡为差，重者至镌秩戍边。报可。其后边警棘，乃并番上军为一班，五月赴京，十一月放还，每岁秋防见兵十五六万。仇鸾用事，抽边卒入卫，凡选士六万八千余。又免大宁等卫军京操，改防蓟镇，班军遂耗减。丰城侯李熙核其数，仅四万人，因请改征银召募，而以见军四万归营操练。严嵩议以“各卫兵虽有折干之弊，然清核令下，犹凛凛畏罪。若奉旨征银，恐借为口实，祖宗良法深意，一旦荡然”。帝是之。折干者，卫卒纳银，将弁以免其行，有事则召募以应。亡何，从平江伯陈圭奏，仍令中都、山东、河南军分春秋两班，别为一营，春以三月至，八月还，秋以九月至，来岁二月还，工作毋擅役。　　隆庆初，大发治河，军人惮久役，逃亡多。部议于见役军中，简锐者著伍，而以老弱供畚锸。　　万历二年，科臣言，班军非为工作设。下兵部，止议以小工不得概派而已。时积弊已久，军士苦役甚，多愆期不至。故事，失班脱逃者，罚工银，追月糈。其后额外多征，军益逃，中都尤甚。自嘉靖四十三年后，积逋工银至五十余万两。巡抚都御史张翀乞蠲额外工价，军三犯者，不必罚工，竟调边卫。而巡视京营给事中王道成则言：“凡军一班不到，即系一年脱伍，尽扣月粮。本军仍如例解京，罚补正班。三年脱班，仍调边卫。”并报可。卫军益大困。　　后二十九年，帝以班军多老弱雇倩，令严饬之。职方主事沈朝焕给班军饷，皆佣诸丐，因言：“班军本处有大粮，到京有行粮，又有盐斤银，所费十余万金，今皆虚冒。请解大粮贮库，有警可召募，有工可雇役。”部议请先申饬，俟大工竣行之。是时专以班军为役夫，番上之初意尽失矣。　　又五年，内庭有小营缮，中官陈永寿请仍用班军，可节省。给事中宋一韩争之，谓：“班军输操即三大营军，所系甚重。今边鄙多事，万一关吏不谨，而京师团练之军多召募，游徼之役多役占，皇城宿卫多白徒，四卫扈从多厮役。即得三都司健卒三万，犹不能无恐，况动以兴作朘削，名存实亡，缓急何赖哉？”不听。四十年，给事中麻僖请恤班操之苦。后六年，顺天巡抚都御史刘曰梧言班军无济实用，因陈募兵十利。是时，法益弛，军不营操，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　　启、祯时，边事汹汹，乃移班军于边。筑垣、负米无休期，而糗粮缺，军多死，班将往往逮革。特敕兵部右侍郎专督理，铸印给之，然已无及。 　　志第六十七 兵三　　○边防 海防江防 民壮 士兵 乡兵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初，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于紫荆关及芦花岭设千户所守御。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九年，敕燕山前、后等十一卫，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烽堠百九十六处，参用南北军士。十五年，又于北平都司所辖关隘二百，以各卫卒守戍。诏诸王近塞者，每岁秋勒兵巡边。十七年，命徐达籍上北平将校士卒。复使将核辽东、定辽等九卫官军。是后，每遣诸公、侯校沿边士马，以籍上。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大宁。其地在喜峰口外，故辽西郡，辽之中京大定府也；西大同，东辽阳，南北平。冯胜之破纳哈出，还师，城之，因置都司及营州五屯卫，而封皇子权为宁王，调各卫兵往守。先是，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设开平卫及兴和等千户所，东西各四驿，东接大宁，西接独石。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　　建文元年，文帝起兵，袭陷大宁，以宁王权及诸军归。及即位，封宁王于江西。而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之保定。调营州五屯卫于顺义、蓟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宁地畀兀良哈。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先是兴和亦废，开平徙于独石，宣府遂称重镇。然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　　洪熙改元，朔州军士白荣请还东胜、高山等十卫于故地。兴州军士范济亦言：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皆籓篱要地，其土可耕，宜遣将率兵，修城堡，广屯种。皆不能用。　　正统元年，给事中硃纯请修塞垣。总兵官谭广言：“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余里，工作甚难，不若益墩台守。”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宁夏总兵官史昭言：“所辖屯堡，俱在河外，自河迤东至察罕脑儿，抵绥德州，沙漠旷远，并无守备。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大同总兵官方政继以马营请，欲就半岭红寺儿废营修筑。宣大巡抚都御史李仪以大同平衍，巡哨宜谨，请以副总兵主东路，参将主西路，而迤北则属之总兵官都指挥。并如议行。后三年，诏塞紫荆关诸隘口，增守备军。时瓦剌渐强，从成国公硃勇请也。既而也先入塞，英宗陷于土木。景帝即位，十余年间，边患日多，索来、毛里孩、阿罗出之属，相继入犯，无宁岁。　　成化元年，延绥总兵官张杰言：“延庆等境广袤千里，所辖二十五营堡，每处仅一二百人，难以应敌，宜选精锐九千为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县，龙州、榆林二城，高家、安边二堡，庶缓急有备。”又请分布鄜、庆防秋军二千余人于沿边要害。从之。七年，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城。先是，东胜设卫守在河外，榆林治绥德。后东胜内迁，失险，捐米脂、鱼河地几三百里。正统间，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建缘边营堡二十四，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军分戍。天顺中，阿罗出入河套驻牧，每引诸部内犯。至是，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风土劲悍，将勇士力，北人呼为橐驼城。十二年，兵部侍郎滕昭、英国公张懋条上边备，言：“居庸关、黄花镇、喜峰口、古北口、燕河营有团营马步军万五千人戍守，请益军五千，分驻永平、密云以策应辽东。凉州镇番、庄浪、贺兰山迤西，从雪山过河，南通靖虏，直至临、巩，俱敌入犯之路，请调陕西官军，益以甘、凉、临、巩、秦、平、河、洮兵，戍安定、会宁，遇警截击；以凉州锐士五千，扼要屯驻，彼此策应。”诏可。二十一年，敕各边军士，每岁九月至明年三月，俱常操练，仍以操过军马及风雪免日奏报。边备颇修饬。　　弘治十四年，设固原镇。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及火筛入据河套，遂为敌冲。乃改平凉之开成县为固原州，隶以四卫，设总制府，总陕西三边军务。是时陕边惟甘肃稍安，而哈密屡为土鲁番所扰，乃敕修嘉峪关。　　正德元年春，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请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陕右犹可息肩”。因上修筑定边营等六事。帝可其奏。旋以忤中官刘瑾罢，所筑塞垣仅四十余里而已。武宗好武，边将江彬等得幸，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多内调，又以京军六千与宣府军六千春秋番换。十三年，颁定宣、大、延绥三镇应援节度：敌不渡河，则延绥听调于宣、大；渡河，则宣、大听调于延绥。从兵部尚书王琼议也。　　初，大宁之弃，以其地畀朵颜、福馀、泰宁三卫，盖兀良哈归附者也。未几，遂不靖。宣宗尝因田猎，亲率师败之，自是畏服。故喜峰、密云止设都指挥镇守。土木之变，颇传三卫助逆，后因添设太监参将等官。至是，朵颜独盛，情叵测。　　嘉靖初，御史丘养浩请复小河等关于外地，以扼其要。又请多铸火器，给沿边州县，募商粜粟，实各边卫所。诏皆行之。初，太祖时，以边军屯田不足，召商输边粟而与之盐。富商大贾悉自出财力，募民垦田塞下，故边储不匮。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始变法，令商纳银太仓，分给各边。商皆撤业归，边地荒芜，米粟踊贵，边军遂日困。十一年，御史徐汝圭条上边防兵食，谓“延绥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黄河而上，楚粟由郧阳，汴粟由陕、洛，沔粟由汉中，以达陕右。宣、大产二麦，宜多方收粜。紫荆、倒马、白羊等关，宜招商赁车运”。又请“以宣府游兵驻右卫怀来，以援大同。选补游兵于顺圣西城为临期应援，永宁等处游兵卫宣府，备调遣。直隶八府召募勇敢团练，赴边关远近警急。榆林、山、陕游兵，于本处策应”。报可，亦未能行也。　　十八年，移三边制府镇花马池。是时，俺答诸部强横，屡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晋阳南北，烟火萧然。巡抚都御史陈讲请“以兵六千戍老营堡东界之长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关形势，宁武为中路，莫要于神池，偏头为西路，莫要于老营堡，皆宜改设参将。雁门为东路，莫要于北楼诸口，宜增设把总、指挥。而移神池守备于利民堡，老营堡游击于八角所，各增军设备”。帝悉许之。规画虽密，然兵将率怯弱，其健者仅能自守而已。　　二十二年，诏宣府兵乘塞。旧制，总兵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至是，有司建议，入秋悉令赴边，分地拒守，至九月中罢归，犒以帑金。久之，以劳费罢。二十四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言：“敌三犯山西，伤残百万，费饷银六十亿，曾无尺寸功。请定计决战，尽复套地。”明年，敌犯延安，总督三边侍郎曾铣力主复套，条上十八事。帝嘉奖之。大学士严嵩窥帝意惮兵，且欲杀旧阁臣夏言，因劾铣，并言诛死，自是无敢言边事者。　　二十九年，俺答攻古北口，从间道黄榆沟入，直薄东直门，诸将不敢战。敌退，大将军仇鸾力主贡市之议。明年，开马市于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马市罢。　　先是翁万达之总督宣、大也，筹边事甚悉。其言曰：“山西保德州河岸，东尽老营堡，凡二百五十四里。西路丫角山迤北而来，历中北路，抵东路之东阳河镇口台，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阳河迤东，历中北路，抵东路之永宁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皆逼临巨寇，险在外者，所谓极边也。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刑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界，历龙泉、倒马、紫荆、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界，历高崖、白羊，抵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皆峻岭层冈，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敌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经外边能入内边者。”乃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后以通市故，不复防，遂半为敌毁。至是，兵部请敕边将修补。科臣又言，垣上宜筑高台，建庐以栖火器。从之。时俺答益强，朵颜三卫为之向道，辽、蓟、宣、大连岁被兵。三十四年，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杨博，既解大同右卫围，因筑牛心诸堡，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宣、大间稍宁息，而蓟镇之患不已。　　蓟之称镇，自二十七年始。时镇兵未练，因诏各边入卫兵往戍。既而兵部言：“大同之三边，陕西之固原，宣府之长安岭，延绥之夹墙，皆据重险，惟蓟独无。渤海所南，山陵东，有苏家口，至寨篱村七十里，地形平漫，宜筑墙建台，设兵守，与京军相夹制。”报可。时兵力孱弱，有警征召四集，而议者惟以据险为事，无敢言战者。其后蓟镇入卫兵，俱听宣、大督、抚调遣，防御益疏。朵颜遂乘虚岁入。三十七年，诸镇建议，各练本镇戍卒，可省征发费十之六。然戍卒选懦不任战，岁练亦费万余，而临事征发如故。隆庆间，总兵官戚继光总理蓟、辽，任练兵事，因请调浙兵三千人以倡勇敢。及至，待命于郊，自朝至日中，天雨，军士跬步不移，边将大骇。自是蓟兵以精整称。　　俺答已通贡，封顺义王，其子孙袭封者累世。迨万历之季，西部遂不竞，而土蛮部落虎炖兔、炒花、宰赛、爰兔辈，东西煽动，将士疲于奔命，未尝得安枕也。　　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遇有警，调他卫军往戍，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已不及额。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　　正统初，山西、河南班军守偏头、大同、宣府塞，不得代。巡抚于谦言：“每岁九月至二月，水冷草枯，敌骑出没，乘障卒宜多。若三月至八月，边守自足。乞将两班军，每岁一班，如期放遣。”甘肃总兵官蒋贵又言：“沿边墩台，守了军更番有例，惟坐事谪发者不许，困苦甚。乞如例践更。”并从之。五年，山西总兵官李谦请偏头关守备军如大同例，半岁更番。部议，每番皆十月，而戍卒仍率以岁为期，有久而后遣者。弘治中，三边总制秦纮言：“备御延绥官军，自十二月赴边，既周一岁，至次年二月始得代。在军日多，请岁一更，上下俱在三月初。”边军便之。　　嘉靖四十三年，巡抚延绥胡志夔请免戍军三年，每军征银五两四钱，为募兵用。至万历初，大同督、抚方逢时等请修筑费。诏以河南应戍班军，自四年至六年概免，尽扣班价发给，谓之折班，班军遂耗。久之，所征亦不得。宁山、南阳、颍上三卫积逋延绥镇折班银至五万余两。是后诸边财力俱尽，敝极矣。　　初，边政严明，官军皆有定职。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为奇兵，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营堡墩台分极冲、次冲，为设军多寡。平时走阵、哨探、守、焚荒诸事，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而其后皆废坏云。　　沿海之地，自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　　吴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兴、海盐、海宁皆设兵戍守。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凡十一万余人，隶各卫为军。且禁沿海民私出海。时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年，从德庆侯廖永忠言，命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增置多橹快船，无事则巡徼，遇寇以大船薄战，快船逐之。诏祯充总兵官，领四卫兵，京卫及沿海诸卫军悉听节制。每春以舟师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还。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后三年，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得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城十六。复置定海、盘石、金乡、海门四卫于浙，金山卫于松江之小官场，及青村、南汇嘴城二千户所，又置临山卫于绍兴，及三山、沥海等千户所，而宁波、温、台并海地，先已置八千户所，曰平阳、三江、龙山、霩戺、大松、钱仓、新河、松门，皆屯兵设守。二十一年，又命和行视闽粤，筑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挥使司五，曰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领千户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鰲、铜山、玄钟。二十三年，从卫卒陈仁言，造苏州太仓卫海舟。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盗贼。后从山东都司周彦言，建五总寨于宁海卫，与莱州卫八总寨，共辖小寨四十八。已，复命重臣勋戚魏国公徐辉祖等分巡沿海。帝素厌日本诡谲，绝其贡使，故终洪武、建文世不为患。　　永乐六年，命丰城侯李彬等缘海捕倭，复招岛人、醿户、贾竖、渔丁为兵，防备益严。十七年，倭寇辽东，总兵官刘江歼之于望海埚。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朝廷阅数岁一令大臣巡警而已。　　至嘉靖中，倭患渐起，始设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都御史。已，改巡抚为巡视。未几，倭寇益肆。乃增设金山参将，分守苏、松海防，寻改为副总兵，调募江南、北徐、邳官民兵充战守，而杭、嘉、湖亦增参将及兵备道。三十三年，调拨山东民兵及青州水陆枪手千人赴淮、扬，听总督南直军务都御史张经调用。时倭纵掠杭、嘉、苏、松，踞柘林城为窟穴，大江南北皆被扰。监司任环败之，经亦有王家泾之捷，乃遁出海，复犯苏州。于是南京御史屠仲律言五事。其守海口云：“守平阳港、黄花澳，据海门之险，使不得犯温、台。守宁海关、湖头湾，遏三江之口，使不得窥宁、绍。守鳖子门、乍浦峡，使不得近杭、嘉。守吴淞、刘家河、七丫港，使不得掩苏、松。且宜修饬海舟，大小相比，或百或五十联为一宗，募惯习水工领之，而充以原额水军，于诸海口量缓急置防。”部是其议。未几，兵部亦言：“浙、直、通、泰间最利水战，往时多用沙船破贼，请厚赏招徠之。防御之法，守海岛为上，宜以太仓、崇明、嘉定、上海沙船及福仓、东莞等船守普陀、大衢。陈钱山乃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约束首尾，交接江洋，亦要害地，宜督水师固守。”报可。已，复令直隶吴淞江、刘家河、福山港、镇江、圌山五总添设游兵，听金山副总兵调度。　　时胡宗宪为总督，诛海贼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复勾倭入寇，闽、广益骚。三十七年，都御史王询请“分福建之福、兴为一路，领以参将，驻福宁，水防自流江、烽火门、俞山、小埕至南日山，漳、泉为一路，领以参将，驻诏安，水防自南日山至浯屿、铜山、玄钟、走马溪、安边馆。水陆兵皆听节制。福建省城介在南北，去海仅五十里，宜更设参将，选募精税部领哨船，与主客兵相应援”。部覆从之。广东惠、潮亦增设参将，驻揭阳。福建巡抚都御史游震得言：“浙江温、处与福宁接壤，倭所出没，宜进戚继光为副总兵，守之。而增设福宁守备，隶继光。漳州之月港亦增设守备，隶总兵官俞大猷。延、建、邵为八闽上游，宜募兵以备缓急。”皆允行。既而宗宪被逮，罢总督官，以浙江巡抚赵炳然兼任军事。炳然因请令定海总兵属浙江，金山总兵属南直，俱兼理水陆军务，互相策应。其后，莆田倭寇平，乃复五水寨旧制。　　五寨者，福宁之烽火门，福州之小埕澳，兴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屿，漳州之西门澳，亦曰铜山。景泰三年，镇守尚书薛希琏奏建者也，后废。至是巡抚谭纶疏言：“五寨守扼外洋，法甚周悉，宜复旧。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三宗为正兵，铜山、小埕二宗为游兵。寨设把总，分汛地，明斥堠，严会哨。改三路参将为守备。分新募浙兵为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县民壮皆补用精悍，每府领以武职一人，兵备使者以时阅视。”帝皆是之。狼山故设副总兵，至是改为镇守总兵官，兼辖大江南北。迨隆庆初，倭渐不为患，而诸小寇往往有之。　　万历三年，设广东南澳总兵官，以其据漳、泉要害也。久之，倭寇朝鲜，朝廷大发兵往援，先后六年。于是设巡抚官于天津，防畿甸。后十余年，从南直巡按御史颜思忠言，分淮安大营兵六百守廖角嘴。从福建巡抚丁继嗣言，设兵自浙入闽之三江及刘澳，而易海澄团练营土著军以浙兵。　　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砲台以守。先是，万历中，许孚远抚闽，奏筑福州海坛山，因及澎湖诸屿，且言浙东沿海陈钱、金塘、玉环、南麂诸山俱宜经理，遂设南麂副总兵，而澎湖不暇及。其地遥峙海中，逶迤如修蛇，多岐港零屿，其中空间可藏巨艘。初为红毛所据，至是因巡抚南居益言，乃夺而守之。　　自世宗世倭患以来，沿海大都会，各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及总兵官、参将、游击等员，而诸所防御，于广东则分东、中、西三路，设三参将；于福建则有五水寨；于浙则有六总，一金乡、盘石二卫，一松门、海门二卫，一昌国卫及钱仓、爵溪等所，一定海卫及霩戺、大嵩等所，一观海、临山二卫，一海宁卫，分统以四参将；于南直隶则乍浦以东，金山卫设参将，黄浦以北，吴淞江口设总兵；于淮、扬则总兵驻通州，游击驻庙湾，又于扬州设陆兵游击，待调遣；于山东则登、莱、青三府设巡察海道之副使，管理民兵之参将，总督沿海兵马备倭之都指挥，于蓟、辽则大沽海口宿重兵，领以副总兵，而以密云、永平两游击为应援。山海关外，则广宁中、前等五所兵守各汛，以宁前参将为应援，而金、复、海、盖诸军皆任防海。三岔以东，九联城外创镇江城，设游击，统兵千七百，哨海上，北与宽奠参将陆营相接，共计凡七镇，而守备、把总、分守、巡徼会哨者不下数百员。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盖遭倭甚毒，故设防亦最密云。　　日本地与闽相值，而浙之招宝关其贡道在焉，故浙、闽为最冲。南寇则广东，北寇则由江犯留都、淮、扬，故防海外，防江为重。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万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设陆兵于北岸浦子口，相掎角。所辖沿江诸郡。上自九江、广济、黄梅，下抵苏、松、通、泰，中包安庆、池、和、太平，凡盗贼及贩私盐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永乐时，特命勋臣为帅视江操，其后兼用都御史。成化四年，从锦衣卫佥事冯瑶言，令江兵依地设防，于瓜、仪、太平置将领镇守。后六年，守备定西侯蒋琬奏调建阳、镇江诸卫军补江兵缺伍。十三年，命择武大臣一人职江操，毋摄营务。又五年，从南京都御史白昂言，敕沿江守备官互相应援，并给关防。著为令。弘治中，命新江口两班军如京营例，首班歇，即以次班操。嘉靖八年，江阴贼侯仲金等作乱，给事中夏言请设镇守江、淮总兵官。已而寇平，总兵罢不设。十九年，沙贼黄艮等复起。帝诘兵部以罢总兵之故，乃复设，给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后复裁罢。三十二年，倭患炽，复设副总兵于金山卫，辖沿海至镇江，与狼山副总兵水陆相应。时江北俱被倭，于是量调九江、安庆官军守京口、圌山等地。久之，给事中范宗吴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应、凤二巡抚防海。后因倭警，遂以镇江而下，通常、狼、福诸处隶之操江，以故二抚臣得诿其责。操江又以向非本属兵，难遥制，亦漠然视之，非委任责成意。宜以圌山、三江会口为操、抚分界。”报可。其后增上下两江巡视御史，得举劾有司将领，而以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设。　　先是，增募水兵六千。隆庆初，以都御史吴时来请，留四之一，余悉罢遣，并裁中军把总等官。已，复令分汛设守，而责以上下南北互相策应。又从都御史宋仪望言，诸军皆分驻江上，不得居城市。万历二十年，以倭警，言者请复设京口总兵。南京兵部尚书衷贞吉等谓既有吴淞总兵，不宜两设。乃设兵备使者，每春汛，调备倭都督，统卫所水、陆军赴镇江。后七年，操江耿定力奏：“长江千余里，上江列营五，兵备臣三；下江列营五，兵备臣二。宜委以简阅训练，即以精否为兵备殿最。”部议以为然。故事，南北总哨官五日一会哨于适中地，将领官亦月两至江上会哨。其后多不行。崇祯中，复以勋臣任操江，偷惰成习，会哨巡徼皆虚名，非有实矣。　　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　　太祖定江东，循元制，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后从山西行都司言，听边民自备军械，团结防边。闽、浙苦倭，指挥方谦请籍民丁多者为军。寻以为患乡里，诏闽、浙互徙。时已用民兵，然非召募也。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给布二匹，月粮四斗。景泰初，遣使分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民壮，拨山西义勇守大同，而紫荆、倒马二关，亦用民兵防守，事平免归。　　成化二年，以边警，复二关民兵。敕御史往延安、庆阳选精壮编伍，得五千余人，号曰土兵。以延绥巡抚卢祥言边民骁果，可练为兵，使护田里妻子，故有是命。　　弘治七年，立佥民壮法。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二人，五百里三，三百里四，百里以上五。有司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而禁役占放买之弊。富民不愿，则上直于官，官自为募。或称机兵，在巡检司者称弓兵。后以越境防冬非计，大同巡抚刘宇请免其班操，征银粮输大同，而以威远屯丁、舍、余补役。给事中熊伟亦请编应募民于附近卫所。并从之。十四年，以西北诸边所募士兵，多不足五千，遣使赍银二十万及太仆寺马价银四万往募。指挥千百户以募兵多寡为差，得迁级，失官者得复职，即令统所募兵。既而兵部议覆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谓：“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岁久逃故，尝选民壮三十余万，又核卫所舍人、余丁八十八万，西北诸边召募士兵无虑数万。请如孟旸奏，察有司不操练民壮、私役杂差者，如役占军人罪。”报可。正德中，流贼扰山东，巡抚张凤选民兵，令自买马团操，民不胜其扰。兵部侍郎杨潭以为言。都御史宁杲所募多无赖子，为御史张璇所劾。　　嘉靖二十二年增州县民壮额，大者千人，次六七百，小者五百。二十九年，京师新被寇，议募民兵，以二万为率。岁四月终，赴近京防御。后五年，兵部尚书杨博请汰老弱，存精锐，在外者发各道为民兵，在京者隶之巡捕参将，逃者不补。帝以影占数多，耗粮无用，遣官核宜罢宜还者以闻。隆庆中，张居正、陈以勤复请籍畿甸民兵，谓：“直隶八府人多健悍，总按户籍，除单丁老弱者，父子三人籍一子，兄弟三人籍一弟，州与大县可得千六百人，小县可得千人。中分之为正兵、奇兵，登名尺籍，隶抚臣操练，岁无过三月，月无过三次，练毕即令归农，复其身。岁操外，不得别遣。”命所司议行。然自嘉靖后，山东、河南民兵戍蓟门者，率征银以充召募。至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　　治河之役，给事中张贞观请益募士兵，捍淮、扬、徐、邳。畿南盗起，给事中耿随龙请复民壮旧制，专捕贼盗。播州之乱，工部侍郎赵可怀请练土著，兵部因言：“天下之无兵者，不独蜀也。各省官军、民壮，皆宜罢老稚，易以健卒。军操属印官、操官，民操属正官、捕官，郡守、监司不得牵制。立营分伍，以凭调发。”先后皆议行。　　末年，募兵措饷益急。南京职方郎中邹维琏陈调募之害。山西参政徐九翰尤极言民兵不可调。崇祯时，中原盗急，兵部尚书杨嗣昌议令责州县训练土著为兵。工部侍郎张慎言言其不便者数事，而御史米寿图又言其害有十，谓不若简练民兵，增民壮快手，备御地方为便。后嗣昌死，练兵亦不行。　　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其隶军籍者曰浙兵，义乌为最，处次之，台、宁又次之，善狼筅，间以叉槊。戚继光制鸳鸯阵以破倭，及守蓟门，最有名。曰川兵、曰辽兵，崇祯时，多调之剿流贼。其不隶军籍者，所在多有。河南嵩县曰毛葫芦，习短兵，长于走山。而嵩及卢氏、灵宝、永宁并多矿兵，曰角脑，又曰打手。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运石，远可及百步。闽漳、泉习镖牌，水战为最。泉州永春人善技击。正统间，郭荣六者，破沙尤贼有功。商灶盐丁以私贩为业，多劲果。成化初，河东盐徒千百辈，自备火砲、强弩、车仗，杂官军逐寇。而松江曹泾盐徒，嘉靖中逐倭至岛上，焚其舟。后倭见民家有鹾囊，辄摇手相戒。粤东杂蛮蜑，习长牌、斫刀，而新会、东莞之产强半。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善骑射，英宗命简练以备秋防。大滕峡之役，韩雍用之，以摧瑶、僮之用牌刀者。庄浪鲁家军，旧隶随驾中，洪熙初，令土指挥领之。万历间，部臣称其骁健，为敌所畏，宜鼓舞以储边用。西宁马户八百，尝自备骑械赴敌，后以款贡裁之。万历十九年，经略郑雒请复其故。又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诸司，宣力最多。末年，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其利害亦恒相半云。 　　志第六十八 兵四　　清理军伍 训练 赏功 火器 车船 马政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未几，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十六年，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明年，从兵部尚书俞纶言，京卫军户绝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令有司核实发补，府卫毋特遣人。二十一年，诏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其秋，令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军士遇点阅以为验。　　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　　洪熙元年，兴州左屯卫军范济极言勾军之扰。富峪卫百户钱兴奏言：“祖本涿鹿卫军，死，父继，以功授百户。臣已袭父职，而本卫犹以臣祖为逃军，屡行勾取。”帝谓尚书张本曰：“军伍不清，弊多类此。”已而宣宗立，军弊益滋，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诬攘良民充伍。帝谕兵部曰：“朝廷于军民，如舟车任载，不可偏重。有司宜审实毋混。”乃分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清理天下军卫。三年敕给事、御史清军，定十一条例，榜示天下。明年复增为二十二条。五年，从尚书张本请，令天下官吏、军旗公勘自洪、永来勾军之无踪者，豁免之。六年，令勾军有亲老疾独子者，编之近地，余丁赴工逋亡者例发口外，改为罚工一年，示优恤焉。八年，免苏州卫抑配军百五十九人，已食粮止令终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先是，苏、常军户绝者，株累族党，动以千计，知府况钟言于朝，又常州民诉受抑为军者七百有奇，故特敕巡抚侍郎周忱清理。　　正统初，令勾军家丁尽者，除籍；逃军死亡及事故者，或家本军籍，而偶同姓名，里胥挟雠妄报冒解，或已解而赴部声冤者，皆与豁免。定例，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大学士杨士奇谓风土异宜，濒于夭折，请从所宜发戍。署兵部侍郎邝埜以为紊祖制，寝之。成化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复请补近卫，始议行。十一年，命御史十一人分道清军，以十分为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时以罪谪者逃故，亦勾其家丁。御史江昂谓非“罚弗及嗣”之义，乃禁之。　　嘉靖初，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兵部尚书胡世宁请“屡经清报者免勾。又避役之人必缓急难倚，急改编原籍。卫所有缺伍，则另选舍余及犯罪者充补。犯重发边卫者，责卖家产，阖房迁发，使绝顾念。庶卫卒皆土著，而逃亡益鲜”。帝是其言。其后，用主事王学益议，制勾单，立法详善。久之，停差清军御史，宽管解逃军及军赴卫违限之科。清军官日玩愒，文卷磨灭，议者复请申饬。　　万历三年，给事中徐贞明言：“勾军东南，资装出于户丁，解送出于里递，每军不下百金。大困东南之民，究无补于军政。宜视班匠例，免其解补，而重征班银，以资召募，使东南永无勾补之扰，而西北之行伍亦充。”郧阳巡抚王世贞因言有四便：应勾之户，乐于就近，不图避匿，便一；各安水土，不至困绝，便二；近则不逃，逃亦易追，便三；解户不至破家，便四。而兵部卒格贞明议，不行。后十三年，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复请各就近地，南北改编。又言“应勾之军，南直隶至六万六千余，株连至二三十万人，请自天顺以前竟与释免”。报可，远近皆悦。然改编令下，求改者相继。明年，兵部言“什伍渐耗，边镇军人且希图脱伍”。有旨复旧，而应聘之议复不行。　　凡军卫掌于职方，而勾清则武库主之。有所勾摄，自卫所开报，先核乡贯居止，内府给批，下有司提本军，谓之跟捕；提家丁，谓之勾捕。间有恩恤开伍者。洪武二十三年，令应补军役生员，遣归卒业。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卫军，死，有孙宗皋宜继。时已中乡试，尚书张本言于帝，得免。如此者绝少。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有津给军装、解军行粮、军丁口粮之费。其册单编造皆有恒式。初定户口、收军、勾清三册。嘉靖三十一年，又编四册，曰军贯，曰兜底，曰类卫、类姓。其勾军另给军单。盖终明世，于军籍最严。然弊政渐丛，而扰民日甚。　　明太祖起布衣，策群力，取天下。即位后，屡命元勋宿将分道练兵，而其制未定。洪武六年，命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议教练军士律：“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射以十二矢之半，远可到，近可中为程。远可到，将弁百六十步、军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之五，远可到，蹶张八十步，划车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张四十步，划车六十步。枪必进退熟习。在京卫所，以五千人为率，取五之一，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验试，馀以次番试。在外都司卫所，每卫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户以下官领赴京验试。余以次番试。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军士给钱六百为道里费。将领自指挥使以下，所统军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夺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为军止。都指挥军士四分以上不中，夺俸一年；六分以上罢职。”后十六年，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赴京较阅，以优劣为千百户赏罚，边军本卫较射。二十年，命卫士习射于午门丹墀。明年复令：“天下卫所马步军士，各分十班，将弁以廕叙久次升者统之，冬月至京阅试。指挥、千百户，年深惯战及屯田者免。仍先下操练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娴习者，罚。”明年，诏五军府：“比试军士分三等赏钞，又各给钞三锭为路费，不中者亦给之。明年再试不如式，军移戍云南，官谪从征，总小旗降为军。武臣子弟袭职，试骑步射不中程，令还卫署事，与半俸，二年后仍试如故者，亦降为军。”　　文皇即位，五驾北征，六师尝自较阅。又尝敕秦、晋、周、肃诸王，各选护卫军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练，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卫，遣将统马步军分驻真定、德州操练，侯赴京阅视。　　景泰初，立十团营。给事中邓林进《轩辕图》，即古八阵法也，因用以教军。成化间，增团营为十二，命月二次会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日，秋、冬亦如之。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申明洪、永操法，五日内，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武宗好武勇，每令提督坐营官操练，又自执金鼓演四镇卒。然大要以恣驰骋、供嬉戏，非有实也。　　嘉靖六年定，下营布阵，止用三叠阵及四门方营。又令每营选枪刀箭牌铳手各一二人为教师，转相教习。及更营制，分兵三十枝，设将三十员，各统三千人训练，择精锐者名选锋，厚其校艺之赏。总督大臣一月会操者四，余日营将分练。协理大臣及巡视给事、御史随意入一营，校阅赏罚，因以择选锋。帝又置内营于内教场，练诸内使。　　隆庆初，命各营将领以教练军士分数多寡为黜陟。全营教练者加都督佥事，以次减；全不教练者降祖职一级，革任回卫。三年内教练有成，操协大臣奖谕恩录；无功绩者议罚。规制虽立，然将卒率媮惰，操演徒为具文。　　先是，浙江参将戚继光以善教士闻，尝调士兵，制鸳鸯阵破倭。至是已官总兵。穆宗从给事中吴时来请，命继光练兵蓟门。蓟兵精整者数十年。继光尝著《练兵实纪》以训士。一曰练伍，首骑，次步，次车，次辎重；先选伍，次较艺，总之以合营。二曰练胆气，使明作止进退及上下统属、相友相助之义。三曰练耳目，使明号令。四曰练手足，使熟技艺。五曰练营阵，详布阵起行、结营及交锋之正变。终之以练将。后多遵用之。　　赏功之制，太祖时，大赏平定中原、征南诸将及云南、越州之功。赏格虽具，然不豫为令。惟二十九年命沿海卫所指挥千百户获倭一船及贼者，升一级，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军士水陆擒杀贼，赏银有差。　　永乐初，以将士久劳，命礼部依太祖升赏例，参酌行之。乃分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其赏之轻重次第，率临时取旨，亦不豫为令。十二年定：“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又立功赏勘合，定四十字，曰：“神威精勇猛，强壮毅英雄。克胜兼超捷，奇功奋锐锋。智谋宣妙略，刚烈效忠诚。果敢能安定，扬名显大勋。”编号用宝，贮内府印绶监。当是时，稽功之法甚严。　　正统十四年，造赏功牌，有奇功、头功、齐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阵斩将夺旗者，与奇功牌。生擒瓦剌或斩首一级，与头功牌。虽无功而被伤者，与齐力牌。盖专为瓦剌入犯设也。是后，将士功赏视立功之地，准例奏行。北边为上，东北边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世宗时，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边尤为最。　　北边，自甘肃迤东，抵山海关。成化十四年例：“一人斩一级者，进一秩，至三秩止。二人共斩者，为首进秩同。壮男与实授，幼弱妇女与署职。为从及四级以上，俱给赏。领军官部下五百人者，获五级，进一秩。领千人者，倍之。”正德十年重定例：“独斩一级者升一秩。三人共者，首升署一秩，从给赏。四五六人共者，首给赏，从量赏。二人共斩一幼敌者，首视三人例，从量赏。不愿升者，每实授一秩，赏银五十两，署职二十两。”嘉靖十五年定，领军官千、把总，加至三秩止，都指挥以上，止升署职二级，余加赏。　　东北边，初定三级当北边之一。万历中，改与北边同。　　番寇苗蛮，亦三级进一秩，实授署职，视北边。十级以上并不及数者给赏。万历三年，令陕西番寇功，视成化中例，军官千总领五百人者，部下斩三十级，领千人者六十级，把总领五百人者十级，领千人者三十级，俱进一秩，至三秩止。南方蛮贼，宣德九年例，三级以上及斩获首贼，俱升一秩，余加赏。正德十六年，定军官部下斩百级者升署一秩，三百级者实授一秩，四百级者升一秩，余功加赏。　　倭贼，嘉靖三十五年定：“斩倭首贼一级，升实授三秩，不愿者赏银百五十两。从贼一级，授一秩。汉人胁从一级，署一秩。阵亡者，本军及子实授一秩。海洋遇贼有功，均以奇功论。”万历十二年更定，视旧例少变，以贼众及船之多寡，为功赏之差。复定海洋征战，无论倭寇、海贼，勘是奇功，与世袭。云南夷贼，擒斩功次视倭功。　　内地反贼，成化十四年例，六级升一秩，至三秩止，幼男妇女及十九级以上与不及数者给赏。正德七年，定流贼例：“名贼一级，授一秩，世袭，为从者给赏。次贼一级，署一秩。从贼三级及阵亡者，俱授一秩，世袭。重伤回营死者，署一秩。”又以割耳多寡论功，最多者至升二秩，世袭。先是，五年宁夏功，后嘉靖元年江西功，俱视流贼例。崇祯中，购闯、献以万金，爵封侯，余贼有差，以贼势重，变常格也。　　其俘获人畜、器械，成化例，俱给所获者。其论功升秩，成化十四年例，军士升一秩为小旗，舍人升一秩给冠带，以上类推。嘉靖四十三年定，都督等官无阶可升者，所应袭男廕冠带。万历十三年定，都指挥使升秩者，不授都督，赏银五十两，升俸者半之。其有司民兵，隆庆六年定，视军人例。　　自洪、宣以后，赏格皆以斩级多少豫定。条例渐多，幸弊日启。正德间，副使胡世宁言：“两军格斗，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级？其获级者或杀已降，或杀良民，或偶得单行之贼、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宜选强明刚正之员，为纪功官，痛惩此弊。”时弗能行。故事，镇守官奏带，例止五名。后领兵官所奏有至三四百名者，不在斩馘之列，别立名目，曰运送神枪，曰赍执旗牌，曰冲锋破敌，曰三次当先，曰军前效劳。冒滥之弊，至斯极已。　　古所谓砲，皆以机发石。元初得西域砲，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传，后亦罕用。　　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砲法，特置神机营肄习。制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永乐十年，诏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顶，皆置五砲架。二十年，从张辅请，增置于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以御敌。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　　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正统末，边备日亟，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景泰元年，巡关侍郎江潮言：“真定藏都督平安火伞，上用铁枪头，环以响铃，置火药筒三，发之可溃敌马。应州民师翱制铳，有机，顷刻三发，及三百步外。”俱试验之。天顺八年，延绥参将房能言麓川破贼，用九龙筒，一线然则九箭齐发，请颁式各边。　　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砲，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奏所造火器。兵部试之，言：“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砲，止可夜劫营。”御史张鐸亦进十眼铜砲，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步。诏工部造。　　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砲，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发各镇。然将帅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砲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发砲击贼。时中官已多异志，皆空器贮药，取声震而已。　　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砲、襄阳砲、盏口砲、碗口砲、旋风砲、流星砲、虎尾砲、石榴砲、龙虎砲、毒火飞砲、连珠佛郎机砲、信砲、神砲、砲里砲、十眼铜砲、三出连珠砲、百出先锋砲、铁捧雷飞砲、火兽布地雷砲、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四川始。其他刀牌、弓箭、枪弩、狼筅、蒺藜、甲胄、战袄，在内有兵仗、军器、针工、鞍辔诸局，属内库，掌于中官，在外有盔甲厂，属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诸司卫所，又俱有杂造局。军资器械名目繁夥，不具载，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详焉。　　中原用车战，而东南利舟楫，二者于兵事为最要。自骑兵起，车制渐废。　　洪武五年，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　　至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硃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请以ＣＡ车千辆，铁索联络，骑卒处中，每车翼以刀牌手五人，贼犯阵，刀牌手击之，贼退则开索纵骑。帝命造成祭而后用。下车式于边境，用七马驾。宁夏多沟壑，总兵官张泰请用独马小车，时以为便。箭工周四章言，神机枪一发难继，请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　　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出则左右相连，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二。屯处，十五步外设为籓。每车枪砲、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又以四轮车一，列五色旗，视敌指挥。廷议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二年，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帝令亟行。　　成化二年，从郭登言，制军队小车。每队六辆，辆九人，二人挽，七人番代，车前置牌画猊首，远望若城垒然。八年，宁都诸生何京上御敌车式，上施铁网，网穴发枪弩，行则敛之。五十车为一队，用士三百七十五人。十二年，左都御史李宾请造偏箱车，与鹿角参用。兵部尚书项忠请验阅，以登高涉险不便，已之。十三年，从甘肃总兵官王玺奏，造雷火车，中立枢轴，旋转发砲。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　　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嘉靖十一年，南京给事中王希文请仿郭固、韩琦之制，造车，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下边镇酌行。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复言全胜车之便，而稍为损益，用四人推挽，所载火器、弓弩、刀牌以百五十斤为准。箱前画狻猊，旁列虎盾以护骑士。命从其制。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　　至隆庆中，戚继光守蓟门，奏练兵车七营：以东西路副总兵及抚督标共四营，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辽总兵二营，驻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昌平。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然特以遏冲突，施火器，亦未尝以战也。是后，辽东巡抚魏学曾请设战车营，仿偏箱之制，上设佛郎机二，下置雷飞砲、快枪六，每车步卒二十五人。万历末，经略熊廷弼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砲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天启中，直隶巡按御史易应昌进户部主事曹履吉所制钢轮车、小冲车等式，以御敌，皆罕得其用。大约边地险阻，不利车战。而舟楫之用，则东南所宜。　　舟之制，江海各异。太祖于新江口设船四百。永乐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两浙及镇江诸府卫造海风船。成化初，济川卫杨渠献《桨舟图》，皆江舟也。　　海舟以舟山之乌槽为首。福船耐风涛，且御火。浙之十装标号软风、苍山，亦利追逐。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砲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海苍视福船稍小。开浪船能容三五十人，头锐，四桨一橹，其行如飞，不拘风潮顺逆。艟乔船视海苍又小。苍山船首尾皆阔，帆橹并用。橹设船傍近后，每傍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闸跳上，露首于外，其制上下三层，下实土石，上为战场，中寝处。其张帆下椗，皆在上层。戚继光云：“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必用苍船逐之，冲敌便捷，温人谓之苍山铁也。”沙、鹰二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战，然无翼蔽。鹰船两端锐，进退如飞。傍钉大茅竹，竹间窗可发铳箭，窗内舷外隐人以荡桨。先驾此入贼队，沙船随进，短兵接战，无不胜。渔船至小，每舟三人，一执布帆，一执桨，一执鸟嘴铳。随波上下，可掩贼不备。网梭船，定海、临海、象山俱有之，形如梭。竹桅布帆，仅容二三人，遇风涛辄舁入山麓，可哨探。蜈蚣船，象形也，能驾佛朗机铳，底尖面阔，两傍楫数十，行如飞。两头船，旋转在舵，因风四驰，诸船无逾其速。盖自嘉靖以来，东南日备倭，故海舟之制，特详备云。　　明制，马之属内厩者曰御马监，中官掌之，牧于大坝，盖仿《周礼》十有二闲意。牧于官者，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卫，即唐四十八监意。牧于民者，南则直隶应天等府，北则直隶及山东、河南等府，即宋保马意。其曰备养马者，始于正统末，选马给边，边马足，而寄牧于畿甸者也。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皆有孳生驹。官牧之地曰草场，或为军民佃种曰熟地，岁征租佐牧人市马。牧之人曰恩军，曰队军，曰改编军，曰充发军，曰抽发军。苑马分三等，上苑万，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马十匹，五十夫设圉长一人。凡马肥瘠登耗，籍其毛齿而时省之。三岁，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转市。边卫、营堡、府州县军民壮骑操马，则掌于行寺卿。边用不足，又以茶易于番，以货市于边。其民牧皆视丁田授马，始曰户马，既曰种马，按岁征驹。种马死，孳生不及数，辄赔补。此其大凡也。　　初，太祖都金陵，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马。洪武六年，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领四十八群。已，为四十监，旋罢，惟存天长、大兴、舒城三监。置草场于汤泉、滁州等地。复令飞熊、广武、英武三卫，五军养一马，马岁生驹，一岁解京。既而以监牧归有司，专令民牧。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复其身。太仆官督理，岁正月至六月报定驹，七月至十月报显驹，十一、二月报重驹。岁终考马政，以法治府州县官吏。凡牡曰儿，牝曰骒。儿一、骒四为群，群头一人。五群，群长一人。三十年，设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定牧马草场。　　永乐初，设太仆寺于北京，掌顺天、山东、河南。旧设者为南太仆寺，掌应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设苑马寺于陕西、甘肃，统六监，监统四苑。又设北京、辽东二苑马寺，所统视陕西、甘肃。十二年，令北畿民计丁养马，选居闲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为事编发者七户一匹，得除罪。寻以寺卿杨砥言，北方人户五丁养一，免其田租之半，蓟州以东至南海等卫，戍守军外，每军饲种马一。又定南方养马例：凤、庐、扬、滁、和五丁一，应天、太、镇十丁一。淮、徐初养马，亦以丁为率。十八年，罢北京苑马寺，悉牧之民。　　洪熙元年，令民牧二岁征一驹，免草粮之半。自是，马日蕃，渐散于邻省。济南、兗州、东昌民养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卫辉、开封民养马，自正统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马二万，寄养近京，充团营骑操，而尽以故时种马给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儿马十八岁、骒马二十岁以上，免算驹。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是时，民渐苦养马。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言：“向时岁课一驹，而民不扰者，以刍牧地广，民得为生也。自豪右庄田渐多，养马渐不足。洪熙初，改两年一驹，成化初，改三年一驹。马愈削，民愈贫。然马卒不可少，乃复两年一驹之制，民愈不堪。请敕边镇随俗所宜，凡可以买马足边、军民交益者，便宜处置。”时马文升抚陕西，又极论边军偿马之累，请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领马者，岁输银一钱，以助赔偿。虽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继文升抚陕者萧祯，请省行太仆寺。兵部覆云：“洪、永时，设行太仆及苑马寺，凡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正统以后，北敌屡入抄掠，马遂日耗。言者每请裁革，是惜小费而忘大计。”于是敕谕祯，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自永乐以来，马日滋，辄责民牧，民年十五者即养马。太仆少卿彭礼以户丁有限，而课驹无穷，请定种马额。会文升为兵部尚书，奏行其请，乃定两京太仆种马，儿马二万五千，骒马四之，二年纳驹，著为令。时弘治六年也。　　十五年冬，尚书刘大夏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陕右宜牧，设监苑，跨二千余里。后皆废，惟存长乐、灵武二监。今牧地止数百里，然以供西边尚无不足，但苦监牧非人，牧养无法耳。两监六苑，开城、安定水泉便利，宜为上苑，牧万马；广宁、万安为中苑；黑水草场逼窄，清平地狭土瘠，为下苑。万安可五千，广宁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岁给军外，可常牧马三万二千五百，足供三边用。然欲广孳息，必多蓄种马，宜增满万匹，两年一驹，五年可足前数。请支太仆马价银四万二千两，于平、庆、临、巩买种马七千。又养马恩队军不足，请编流亡民及问遣回籍者，且视恩军例，凡发边卫充军者，改令各苑牧马，增为三千人。又请相地势，筑城通商，种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还厩，马既得安，敌来亦可收保。”孝宗方重边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辄行。迁总制仍督马政。　　诸监草场，原额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存者已不及半。一清核之，得荒地十二万八千余顷，又开武安苑地二千九百余顷。正德二年闻于朝。及一清去官，未几复废。时御史王济言：“民苦养马。有一孳生马，辄害之。间有定驹，赂医讳之，有显驹坠落之。马亏欠不过纳银二两，既孳生者已闻官，而复倒毙，不过纳银三两，孳生不死则饥饿。马日瘦削，无济实用。今种马、地亩、人丁，岁取有定额，请以其额数令民买马，而种马孳生，县官无与。”兵部是其言。自后，每有奏报，辄引济言县官无与种马事，但责驹于民，遗母求子矣。　　初，边臣请马，太仆寺以见马给之。自改征银，马日少，而请者相继，给价十万，买马万匹。边臣不能市良马，马多死，太仆卿储巏以为言，请仍给马。又指陈各边种马盗卖私借之弊。语虽切，不能从。而边镇给发日益繁。延绥三十六营堡，自弘治十一年始，十年间，发太仆银二十八万有奇，买补四万九千余匹，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处不与焉。至正德七年，遂开纳马例，凡十二条。九年，复发太仆银市马万五千于山东、辽东、河南及凤阳、保定诸府。　　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少卿卢璧条上马政，请督逋负、明印烙、训医药、均地差，以救目前，而辟场广蓄为经久计。帝嘉纳之。自后言马事者颇众，大都因事立说，补救一时而已。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仆马缺，复行正德纳马例。已，稍增损之。至四十一年，遂开例至捐马授职。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　　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自万历九年始，上马八两，下至五两，又折征草豆地租，银益多，以供团营买马及各边之请。然一骟马辄发三十金，而州县以驽马进，其直止数金。且仍寄养于马户，害民不减曩时。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支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　　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盖自万历以来，冏政大坏，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既而辽东督师袁崇焕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太仆卿涂国鼎言：“祖宗令民养马，专供京营骑操，防护都城，非为边也。后来改折，无事则易马输银，有警则出银市马，仍是为京师备御之意。今折银已多给各镇，如并此马尽折，万一变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请。　　按明世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之故，大率由草场兴废。太祖既设草场于大江南北，复定北边牧地：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荒闲平埜，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籓府不得自占。永乐中，又置草场于畿甸。寻以顺圣川至桑乾河百三十余里，水草美，令以太仆千骑，令怀来卫卒百人分牧，后增至万二千匹。宣德初，复置九马坊于保安州。于是兵部奏，马大蕃息，以色别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种三百六十。其后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弘治初，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祐、周旋、御史张淳，皆请清核。而旋言：“香河诸县地占于势家，霸州等处俱有仁寿宫皇庄，乞罢之，以益牧地。”虽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诸卫牧场亦久废，兵部尚书张蓥请复之。御史胡海言恐遗地利，遂止。京师团营官马万匹，与旗手等卫上直官马，皆分置草场。岁春末，马非听用者，坐营官领下场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给事御史阅视马毙军逃者以闻。后上直马不出牧，而骑操马仍岁出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以边警为辞，奏免之，征各场租以充公费，余贮太仆买马。于是营马专仰秣司农，岁费至十八万，户部为诎，而草场益废。议者争以租佃取赢，侵淫至神宗时，弊坏极矣。　　茶马司，洪武中，立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以私茶出者罪死，虽勋戚无贷。末年，易马至万三千五百余匹。永乐中，禁稍弛，易马少。乃命严边关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统末，罢金牌，岁遣行人巡察，边氓冒禁私贩者多。成化间，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言：“金牌制废，私茶盛，有司又屡以敝茶绐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宜严敕陕西官司揭榜招谕，复金牌之制，严收良茶，颇增马直，则得马必蕃。”及杨一清督理苑马，遂命并理盐、茶。一清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尚积四十余万斤。灵州盐池增课五万九千，贮庆阳、固原库，以买马给边。又惧后无专官，制终废也，于正德初，请令巡茶御史兼理马政，行太仆、苑马寺官听其提调，报可。御史翟唐岁收茶七十八万余斤，易马九千有奇。后法复弛。嘉靖初，户部请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印。三十年，诏给番族勘合，然初制讫不能复矣。　　马市者，始永乐间。辽东设市三，二在开原，一在广宁，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抚陈钺复奏行之。后至万历初不废。嘉靖中，开马市于大同，陕边宣镇相继行。隆庆五年，俺答上表称贡。总督王崇古市马七千余匹，为价九万六千有奇。其价，辽东以米布绢，宣、大、山西以银。市易外有贡马者，以钞币加赐之。　　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寿节，内外籓封将帅皆以马为币。外国、土司、番部以时入贡，朝廷每厚加赐予，所以招携怀柔者备至。文帝勤远略，遣使绝域；外国来朝者甚众，然所急者不在马。自后狃于承平，驾驭之权失，马无外增，惟恃孳生岁课。重以官吏侵渔，牧政荒废，军民交困矣。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 　　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宋采用之 ，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　　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 ，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初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庶几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临时处治者，因罪在八议不得擅自勾问、与一切疑狱罪名难定、及律无正文者设，非谓朝廷可任情生杀之也。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从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厂竖姓名，传不备载，列之于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 ，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 ，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九年，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改《名例律》冠于篇首。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条。 《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 ，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曰盗贼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二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　　为五刑之图凡二。首图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 ，自一十至五十，每十为一等加减。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死刑二，绞、斩。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遇例减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斩、绞、杂犯减等者。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充军、凌迟，非五刑之正，故图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于原配处所，依工、乐户留住法。三流并决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谓加役流也。徒者于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数年限决讫，应役无得过四年。　　次图七：曰笞，曰杖，曰讯杖，曰枷，曰杻 ，曰索，曰镣。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笞、杖、讯，皆长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较勘，毋以筋胶诸物装钉。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为长短轻重之数。长五尺五寸，头广尺五寸，杻长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铁为之，以系轻罪者，其长一丈。镣，铁连环之，以絷足，徒者带以输作，重三斤。　　又为丧服之图凡八：族亲有犯，视服等差定刑之轻重。其因礼以起义者，养母、继母、慈母皆服三年。殴杀之，与殴杀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为容隐者 ，罪得递减。舅姑之服皆斩衰三年，殴杀骂詈之者，与夫殴杀骂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缌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为婚姻。　　大恶有十：曰谋反，曰谋大逆，曰谋叛，曰恶逆，曰不道 ，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义，曰内乱。虽常赦不原。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窃盗，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当议者有八：曰议亲，曰议故，曰议功，曰议贤，曰议能，曰议勤，曰议贵，曰议宾。　　太祖谕太孙曰：“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 ，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不从。　　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御午门，谕群臣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 ，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其后罪人率援《大诰》以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　　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 ，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为证，请于上而后行焉。凡违令者罪笞，特旨临时决罪，不著为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辄引比律，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定拟罪名，达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可举一以推也。如罪应加者，必赃满数乃坐。如监守自盗 ，赃至四十贯绞。若止三十九贯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极于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终不得至死。而减至流者，自死而之生，无绞斩之别。即唐律称加就重条。称日者以百刻，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书违限，虽稍不及一时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称日以百刻条。未老疾犯罪，而事发于老疾，以老疾论；幼小犯罪，而事发于长大，以幼小论。即唐律老小废疾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犯徒流者，余罪得收赎，存留养亲。即唐律罪非十恶条。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狱者，许令亲人入侍，徒流者并听随行，违者罪杖。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文职责在奉法，犯杖则不叙。军官至徒流，以世功犹得擢用。凡若此类，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建文帝即位，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 ，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永乐元年，定诬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言：“《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十八年，定挟诈得财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时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十三年 ，刑官复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后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议以闻。九卿执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后，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其法尤严。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言：“正德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编入。”不从。惟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若官司妄引条例，故入人罪者，当议黜罚。”会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ＢＩ言，增入九事。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至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籓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法，百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历代相承，无敢轻改。其一时变通，或由诏令，或发于廷臣奏议 ，有关治体，言获施行者，不可以无详也。　　洪武元年，谕省臣：“鞫狱当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连坐。”尚书夏恕尝引汉法 ，请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仍秦旧，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律当绞，其子乞代。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妇系二人之命，犯人当二死之条，与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无辜之子。”诏从后议。二十年，詹徽言：“军人有犯当杖，其人尝两得罪而免，宜并论前罪，诛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复论之则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获鬻私盐者送京师，而以盐赏获者。户部以其违例，罚偿盐入官，且责取罪状。安言：“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则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自相违悖，失信于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诏如律。　　永乐二年，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有司反拟母罪。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职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凡犯重条 ，依律科断，轻者免决，记罪。其有不应侵损于人等项及情犯重者，临时奏请。十六年，严犯赃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惩贪吏，诏犯赃者无贷。复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著为令。”日久法弛，故复申饬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言：“诳骗之律，当杖而流，今枭首，非诏书意。”命如律拟断。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言：“民间无籍之徒，好兴词论，辄令老幼残疾男妇诬告平人，必更议涉虚加罚乃可。”遂定老幼残疾男妇诬告人罚钞赎罪例。其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例发口外为民。而年逾七十，律应收赎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时 ，钞贵物贱，所以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免绞充军。今钞贱物贵，若以物估钞至百二十贯枉法赃俱发充军，轻重失伦矣。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估钞八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其受赃不及前数者，视见行例发落。”从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为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后三犯者绞。”帝曰：“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后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闻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至神宗时，复议奏请改遣云。十二年，以知县陈敏政言，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断武臣，独舍律用例，武臣益纵荡不检。请一切用律。”诏从之。武臣被黜降者，腾口谤讪，有司畏事，复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窃盗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百贯者犯，当绞斩。罪虽杂犯，其情颇重。”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原情实轻，宜特依常例治之。”议上，报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 ，不过以因公还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谓之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乃下所司议处。嘉靖十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拟斗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问刑条例》又谓斗殴杀人、情实事实者，虽延至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奉宸断，多发充军，盖虽不执前科，亦仅末减之耳。殴伤情实至限外死，即以笞断，是乃侥幸凶人也。且如以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报罢，请谕中外仍如《条例》便。”诏如部议。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如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诰而言。今则操军违限 ，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财买求其妻，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谓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所犯殴人成伤，罪宜笞，而议罪者则曰‘除殴人成伤，律轻不坐外，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殴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诚不知其所谓。”刑部尚书毛恺力争之，廷臣皆是诤议。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万历中，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　　一、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庶民当自服勤劳，故不得存养。有犯者皆称雇工人，初未言及缙绅之家也。缙绅之家，存养奴婢，势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议，无论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受值微少、工作计日月者，以凡人论。若财买十五以下、恩养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视同子孙论。或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论；缙绅之家，视奴婢律论。　　一、律称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惟铜铁私铸者，故斩。若篆文虽印，形质非印者，不可谓之伪造，故例又立描摸充军之条。以后伪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蜡之类，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拟斩。伪造行使止一次、而赃不满徒者，亦准窃盗论。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称窃盗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但赃有多寡，即拟有轻重。以后凡遇窃盗，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后者，依律论绞。或赦前后所犯并计三次者，皆得奏请定夺。录官附入矜疑辨问疏内，并与改遣。　　一、强盗肆行劫杀，按赃拟辟，决不待时。但其中岂无罗织雠扳，妄收抵罪者？以后务加参详。或赃证未明，遽难悬断者，俱拟秋后斩。　　一、律称同谋共殴人，以致命伤重，下手者论绞，原谋余人各得其罪。其有两三人共殴一人，各成重伤，难定下手及系造谋主令之人，遇有在监禁毙者，即以论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数年之后者，即将见监下手之人拟从矜宥。是以病亡之躯，而抵殴死之命，殊属纵滥。以后毋得一概准抵。　　一、在京恶逆与强盗真犯，虽停刑之年，亦不时处决。乃凶恶至于杀父，即时凌迟，犹有余憾。而在外此类反得迁延岁月，以故事当类奏，无单奏例耳。夫单奏，急词也；类奏，缓词也。如此狱在外数年，使其瘐死，将何以快神人之愤哉！今后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到，即时处决。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议，俱从之。惟伪造印文者，不问何物成造，皆斩。报可。　　赎刑本《虞书》，《吕刑》有大辟之赎，后世皆重言之。至宋时，尤慎赎罪，非八议者不得与。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振荒、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故赎法比历代特详。凡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先后互异，其端实开于太祖云。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赎钱，吏每季类决之，各还职役，不附过。杖以上记所犯罪名，每岁类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满考，通记所犯次数黜陟之。吏典亦备铨选降叙。至于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过还职而不赎，笞五十者调用。军官杖以上皆的决。文官及吏杖罪，并罢职不叙，至严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议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与例互有异同。及颁行《大明律》，御制序：“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悉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于是例遂辅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谕都察院言：“输罚工作之令行，有财者悉幸免，宜一论如律。”久之，其法复弛。正统间，侍讲刘球言：“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时不能从。其后循太祖之例，益推广之。凡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俱听运炭纳米等项赎罪。其军官军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赎亦如之矣。　　赎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不具载。惟纳钞、纳钱、纳银常并行焉，而以初制纳钞为本。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纳钞有差。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赎钞二十贯。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并折杖百四十。其所罚钞，悉如笞杖所定。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问拟笞杖罪囚，有力者纳钞。笞十，二百贯，每十以二百贯递加，至笞五十为千贯。杖六十，千八百贯，每十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其官吏赃物，亦视今例折钞。天顺五年，令罪囚纳钞，每笞十，钞二百贯，余四笞，递加百五十贯；至杖六十，增为千四百五十贯，余杖各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令妇人犯法赎罪。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银钱之制。例难的决人犯，并妇人有力者，每杖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十以二百贯递减，至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至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如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其依律赎钞，除过失杀人外，亦视此数折收。　　正德二年，定钱钞兼收之制。如杖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者，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硃廷声言：“收赎与赎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故事，审有力及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如笞一十，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今收赎律钞，笞一十，止赎六百文，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盖律钞与例钞，贯既不同，则折银亦当有异。请更定为则，凡收赎者，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重轻递加折收赎。”帝从其奏，令中外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　　是时重修条例，奏定赎例。在京则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银三钱。至徒五年，折银十八两。运囚粮、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至徒五年，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每笞一十，七十个，折银九钱一分。至徒五年，三千个，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银四钱。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银十七两。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在外则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视在京运囚粮，每米五斗，纳谷一石。初折银上库，后折谷上仓。稍有力，视在京做工年月为折赎。妇人审有力，与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之人，赎罪应钱钞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银一钱。其老幼废疾妇人及天文生余罪收赎者，每笞一十应钞六百文，折收银七厘五毫。于是轻重适均，天下便之。至万历十三年，复申明焉，遂为定制。　　凡律赎，若天文生习业已成、能专其事、犯徒及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妇人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　　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赎钞应十二贯，除决杖准讫六贯，余钞六贯，折银七分五厘，余仿此。　　其决杖一百，审有力又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应收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凡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者，依幼小论，并得收赎。　　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发，或无疾时犯罪，废疾后事发，得依老疾收赎。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发，或废疾时犯罪，笃疾时事发，得入上请。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发，得勿论，不在收赎之例。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　　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后老疾，合计全赎钞十二贯。除已杖六十，准三贯六百文，剩徒一年，应八贯四百文计算。每徒一月，赎钞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赎七百文外，未赎十一月，应收赎七贯七百文。余仿此。　　老幼废疾收赎，惟杂犯五年仍科之。盖在明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论也　　其诬告例，告二事以上，轻实重虚，或告一事，诬轻为重者，已论决全抵剩罪，未论决笞杖收赎，徒流杖一百，余罪亦听收赎。　　如告人笞三十，内止一十实已决，全抵，剩二十之罪未决，收赎一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内止二十实已决，全抵，剩四十之罪未决，收赎二贯四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内止杖五十实已决，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决，徒一年，折杖六十，并杖共七十，收赎四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内止杖六十、徒一年实已决，以总徒四年论，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决，以连徒折杖流加一等论，共计杖二百二十，除告实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赎钞六贯。若计剩罪，过杖一百以上，须决杖一百讫，余罪方听收赎。　　又过失伤人，淮斗殴伤人罪，依律收赎。至死者，准杂犯斩绞收赎，钞四十二贯。内钞八分，应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二分，应八千四百文，给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赎。钞三十六贯。若犯徒流，存留养亲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其法实杖一百，不准折赎，然后计徒流年限，一视老幼例赎之。此律自英宗时诏有司行之，后为制。天文生、妇女犯徒流，决杖一百，余罪收赎者，虽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决杖一百，律所谓应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议，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诰》减之。至临决时，某系天文生，某系妇人，依律决杖一百，余收赎。所决之杖并须一百者，包五徒之数也。然与诬告收赎剩杖不同。盖收赎余徒者决杖，而赎徒收赎剩杖者，折流归徒，折徒归杖，而照数收赎之，其法各别也。其妇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奸盗不孝与乐妇外，若审有力并决杖，亦得以纳钞赎罪。例每杖十，折银一钱为率，至杖一百，折银一两止。凡律所谓收赎者，赎余罪也。其例得赎罪者，赎决杖一百也。徒、杖两项分科之，除妇人，余囚徒流皆杖决不赎。惟弘治十三年，许乐户徒杖笞罪，亦不的决，此律钞之大凡也。　　例钞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项赎罪。此上系不亏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应革去职役，此系行止有亏者。与军民人等审无力者，笞、杖罪的决，徒、流、杂犯死罪各做工、摆站、哨、发充仪从，情重者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军丁人等，无差占者与例难的决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时新例，犯奸盗受赃，为行止有亏之人，概不许赎罪。唯军官革职者，俱运炭纳米等项发落，不用五刑条例的决实配之文，所以宽武夫，重责文吏也。于是在京惟行做工、运囚粮等五项，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项，法令益径省矣。　　要而论之，律钞轻，例钞重。然律钞本非轻也。祖制每钞一文，当银一厘，所谓笞一十折钞六百文定银七厘五毫者，即当时之银六钱也。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银七分五厘者，即当时之银六两也。以银六钱，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以银一两，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惩犯罪者之心，宜其势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于是不得已定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而其实所定之数，犹不足以当所赎者之罪，然后例之变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军民犯罪听赎者，大抵罚役之令居多，如发凤阳屯种、滁州种苜蓿、代农民力役、运米输边赎罪之类，俱不用钞纳也。律之所载，笞若干，钞若干文，杖若干，钞若干贯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百石，徒流递减，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运纳甘州、威虏，就彼充军。计其米价、脚价之费，与钞数差不相远，其定为赎钞之等第，固不轻于后来之例矣。然罪无一定，而钞法之久，日变日轻，此定律时所不及料也。即以永乐十一年令“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之诏言之，八千贯者，律之八千两也；六千贯者，律之六千两也；下至杖罪千贯，笞罪五百贯，亦一千两、五百两也。虽革除之际，用法特苛，岂有死罪纳至八千两，笞杖罪纳至一千两、五百两而尚可行者？则知钞法之弊，在永乐初年，已不啻轻十倍于洪武时矣。　　宣德时，申交易用银之禁，冀通钞法。至弘治而钞竟不可用，遂开准钞折银之例。及嘉靖新定条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赎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纳钞六百文也；稍有力工价三钱，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则后之例钞，才足比于初之律钞耳。而况老幼废疾，诸在律赎者之银七厘五毫，准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准钞六贯。凡所谓律赎者，以比于初之律钞，其轻重相去尤甚悬绝乎？唯运炭、运石诸罪例稍重，盖此诸罪，初皆令亲自赴役，事完宁家，原无纳赎之例。其后法令益宽，听其折纳，而估算事力，亦略相当，实不为病也。　　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然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之名尚存也。至万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诸例，并不见施行，而法益归一矣。所谓通变而无失于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计日月。或修造，或屯种，或煎盐炒铁，满日疏放。疏放者，引赴御桥，叩头毕，送应天府，给引宁家。合充军者，发付陕西司，按籍编发。后皆折纳工价，惟赴桥如旧。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言：“纳米赎罪，朝廷宽典，乃军储仓拘系罪囚，无米输纳，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尝奏：“囚无米者，请追纳于原籍，匠仍输作，军仍备操，若非军匠，则遣还所隶州县追之。”诏从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视地远近，边卫充军有定所。盖降死一等，唯流与充军为重。然《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诰》减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无不减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设而不用。而充军之例为独重。律充军凡四十六条，《诸司职掌》内二十二条，则洪武间例，皆律所不载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充军凡二百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应充军者，大理寺审讫，开付陕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乡贯，依南北籍编排甲为二册，一进内府，一付该管百户，领去充军。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有逃故，按籍勾补。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极边沿海诸处者，例各不同。而军有终身，有永远。永远者，罚及子孙，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明初法严，县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矣。有丁尽户绝，止存军产者，或并无军产，户名未除者，朝廷岁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论者谓既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国亡，戍籍犹有存者，刑莫惨于此矣。嘉靖间，有请开赎军例者。世宗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减从谪发，不可赎。”御史周时亮复请广赎例。部议审有力者银十两，得赎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赎军之议卒罢。御史胡宗宪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发充边军者，宜令纳银自赎。”部议以为然，因拟纳例以上。帝曰：“岂可设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复不允。　　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给事中徐桓言：“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当如其例。”给事中严用和请以大审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许。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绝即与开豁。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著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止拘本妻，无妻则已，不许擅勾亲邻。如衰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军者，准其赎罪。”时天下已乱，议卒不行。　　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走，可干没口粮，每私纵之。其后律渐弛，发解者不能十一。其发极边者，长解辄贿兵部，持勘合至卫，虚出收管，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 　　志第七十 刑法二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太祖尝曰：“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故其时重案多亲鞫 ，不委法司。洪武十四年，命刑部听两造之词，议定入奏。既奏，录所下旨，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覆核无异，然后覆奏行之。有疑狱，则四辅官封驳之。逾年，四辅官罢，乃命议狱者一归于三法司。十六年，命刑部尚书开济等，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十七年，建三法司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命之曰贯城。下敕言：“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中虚则刑平，官无邪私，故狱无囚人；贯内空中有星或数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为贵人无罪而狱。今法天道置法司，尔诸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贯索中虚，庶不负朕肇建之意。”又谕法司官：“布政、按察司所拟刑名，其间人命重狱，具奏转达刑部、都察院参考，大理寺详拟。著为令。”　　刑部有十三清吏司，治各布政司刑名，而陵卫、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诸曹及两京州郡，亦分隶之。按察名提刑，盖在外之法司也 ，参以副使、佥事，分治各府县事。京师自笞以上罪，悉由部议。洪武初决狱，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移驳繁而贿赂行。乃命中书省御史台详谳，改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依律决断。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至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笞杖就决；徒流、迁徙、充军、杂犯死罪解部，审录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详议如律者，大理寺拟覆平允，监收侯决。其决不待时重囚，报可，即奏遣官往决之。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驳回改正，再问驳至三，改拟不当，将当该官吏奏问，谓之照驳。若亭疑谳决，而囚有番异，则改调隔别衙门问拟。二次番异不服，则具奏，会九卿鞫之，谓之圆审。至三四讯不服，而后请旨决焉。　　正统四年，稍更直省决遣之制，徒流就彼决遣，死罪以闻。成化五年，南大理评事张钰言：“南京法司多用严刑 ，迫囚诬服，其被纠者亦止改正而无罪，甚非律意。”乃诏申大理寺参问刑部之制。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硃瑬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卿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　　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初制，有大狱必面讯。十四年，命法司论囚，拟律以奏 ，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至是置政平、讼理二幡，审谕罪囚。谕刑部曰：“自今论囚，惟武臣、死罪，朕亲审之，余俱以所犯奏。然后引至承天门外，命行人持讼理幡，传旨谕之；其无罪应释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继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及驸马杂听之，录冤者以状闻，无冤者实犯死罪以下悉论如律，诸杂犯准赎。永乐七年，令大理寺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审录，如洪武制。十七年，令在外死罪重囚，悉赴京师审录。仁宗特命内阁学士会审重囚，可疑者再问。宣德三年奏重囚，帝令多官覆阅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审，毋致枉死。”英国公张辅等还奏，诉枉者五十六人，重命法司勘实，因切戒焉。　　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历朝遂遵行之。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 ，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初，成祖定热审之例，英宗特行朝审，至是复有大审，所矜疑放遣，尝倍于热审时。内阁之与审也，自宪宗罢，至隆庆元年，高拱复行之。故事，朝审吏部尚书秉笔，时拱适兼吏部故也。至万历二十六年朝审，吏部尚书缺，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之。三十二年复缺，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之。崇祯十五年，命首辅周延儒同三法司清理淹狱，盖出于特旨云。大审，自万历二十九年旷不举，四十四年乃行之。　　热审始永乐二年，止决遣轻罪，命出狱听候而已。寻并宽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论三法司录上系囚罪状，凡决遣二千八百余人。七年二月 ，亲阅法司所进系囚罪状，决遣千余人，减等输纳，春审自此始。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实犯死罪外，悉早发遣，且驰谕中外刑狱悉如之。成化时，热审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言：“每岁热审事例，行于北京而不行于南京。五年一审录事例，行于在京，而略于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审囚，三法司皆会审，其在外审录，亦依此例。”诏可。嘉靖十年，令每年热审并五年审录之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减一年。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言：“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罪应减等者，亦宜如成化时钦恤枷号例，暂与蠲免，至六月终止。南法司亦如之。”报可。隆庆五年，令赃银止十两以上、监久产绝、或身故者，热审免追，释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方大暑省刑，而热审矜疑疏未下。刑部侍郎沈应文以狱囚久滞，乞暂豁矜疑者。未报。明日，法司尽按囚籍军徒杖罪未结者五十三人，发大兴、宛平二县监候，乃以疏闻。神宗亦不罪也。旧例，每年热审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终止。南京自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四十四年不举行。明年，又逾两月，命未下，会暑雨，狱中多疫。言官以热审愆期、朝审不行、诏狱理刑无人三事交章上请。又请释楚宗英嫶、蕴钫等五十余人，罣误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皆不报。崇祯十五年四月亢旱，下诏清狱。中允黄道周言：“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而五日之内系两尚书，不闻有抗疏争者，尚足回天意乎？”两尚书谓李日宣、陈新甲也。帝方重怒二人，不能从。　　历朝无寒审之制，崇祯十年，以代州知州郭正中疏及寒审，命所司求故事。尚书郑三俊乃引数事以奏，言：“谨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 ，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罪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进月系囚数，凡数百人，大辟仅十之一。成祖谕吕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系不决，天气冱寒，必有听其冤死者。’凡杂犯死罪下约二百，悉准赎发遣。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润等言：‘昔以天寒，审释轻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成祖召法司切责，遂诏：‘徒流以下三日内决放，重罪当系者恤之，无令死于饥寒。’十二年十一月，复令以疑狱名上，亲阅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镣者。嗣后，世宗、神宗或以灾异修刑，或以覃恩布德。寒审虽无近例，而先朝宽大，皆所宜取法者。”奏上，帝纳其言。然永乐十一年十月，遣副都御史李庆赍玺书，命皇太子录南京囚，赎杂犯死罪以下。宣德四年冬，以天气冱寒，敕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因谓夏原吉等曰：“尧、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时，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无愧古人。”此寒审最著者，三俊亦不暇详也。　　在外恤刑会审之例，定于成化时。初，太祖患刑狱壅蔽，分遣御史林愿、石恒等治各道囚，而敕谕之。宣宗夜读《周官·立政》：“式敬尔由狱 ，以长我王国。”慨然兴叹，以为立国基命在于此。乃敕三法司：“朕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因遣官审录之。正统六年四月，以灾异频见，敕遣三法司官详审天下疑狱。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而复以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两京刑狱，亦赐敕。后评事马豫言：“臣奉敕审刑，窃见各处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死伤者甚多。今后宜勿听妄指，果有赃证，御史、按察司会审，方许论决。若未审录有伤死者，毋得准例升赏。”是年，出死囚以下无数。九年，山东副使王裕言：“囚狱当会审，而御史及三司官或逾年一会，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史会按察司详审，释遣甚众。今莫若罢会审之例，而行详审之法，敕遣按察司官一员，专审诸狱。”部持旧制不可废。帝命审例仍旧，复如详审例，选按察司官一员与巡按御史同审。失出者姑勿问，涉赃私者究如律。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复请如正统例。部议以诸方多事，不行。八年，乃分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审录，敕书郑重遣之。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言：“自八年遣官后，五年于兹，乞更如例行。”帝从其请。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即于是年遣部寺官分行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于是恤刑者至，则多所放遣。嘉靖四十三年，定坐赃不及百两，产绝者免监追。万历四年，敕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两犯徒律应总徒四年者，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减等。皆由恤刑者奏定。所生全者益多矣。初，正统十一年，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南、北直隶狱囚，文职五品以下有罪，许执问。嘉靖间制，审录官一省事竣，总计前后所奏，依准改驳多寡，通行考核。改驳数多者听劾。故恤刑之权重，而责亦匪轻。此中外法司审录之大较也。　　凡刑部问发罪囚，所司通将所问囚数，不问罪名轻重，分南北人各若干，送山东司 ，呈堂奏闻，谓之岁报。每月以见监罪囚奏闻，谓之月报。其做工、运炭等项，每五日开送工科，填写精微册，月终分六科轮报之。凡法官治囚，皆有成法，提人勘事，必赍精微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闻请旨，不得擅勾问罪。在八议者，实封以闻。民间狱讼，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诬告者反坐，越诉者笞，击登闻鼓不实者杖。讦告问官，必核实乃逮问。至罪囚打断起发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检验尸伤有定法，恤囚有定规，籍没亦有定物，惟复仇者无明文。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言：“旧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发遣。此祖宗杜渐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 ，止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莫辨，奸人矫命，何以拒之？请给批文如故。”帝曰：“此祖宗旧例，不可废。”命复行之。然旗校提人，率赍驾帖。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两人相争并列，上命检成、弘事例以闻。济复言，自天顺时例即如此。帝入寿言，责济以状对，亦无以罪也。天启时，魏忠贤用驾帖提周顺昌诸人，竟激苏州之变。两畿决囚，亦必验精微批。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行急失与内号相验，比至，与原给外号不合，为巡按御史所纠，纳赎还职。　　成化时，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辄令府官提问。陕西巡抚项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不得擅勾问。今巡按辄提问六品官 ，甚乖律意，当闻于朝，命御史、按察司提问为是。”乃下部议，从之。凡罪在八议者，实封奏闻请旨，惟十恶不用此例。所属官为上司非理凌虐，亦听实封径奏。军官犯罪，都督府请旨。诸司事涉军官及呈告军官不法者，俱密以实封奏，无得擅勾问。嘉靖中，顺天巡按御史郑存仁檄府县，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辄发。尚书郑晓考故事 ，民间词讼非自通政司转达，不得听。而诸司有应问罪人，必送刑部， 各不相侵。晓乃言：“刑部追取人，府县不当却。存仁违制，宜罪。”存仁亦执自下而上之律，论晓欺罔。乃命在外者属有司，在京者属刑部。然自晓去位，民间词讼，五城御史辄受之，不复遵祖制矣。　　洪武时，有告谋反者勘问不实，刑部言当抵罪。帝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若此者罪止杖一百，盖以开来告之路也。”帝曰：“奸徒不抵，善人被诬者多矣。自今告谋反不实者 ，抵罪。”学正孙询讦税使孙必贵为胡党，又讦元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谤讪朝廷。帝以告讦非儒者所为，置不问。永乐间定制，诬三四人杖徒，五六人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迟，家属徙化外。　　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命老人理一乡词讼 ，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边。宣德时，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仍戍边。景泰中，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后不以为例也。　　登闻鼓，洪武元年置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移置长安右门外 ，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旨下，校尉领驾帖，送所司问理，蒙蔽阻遏者罪。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帝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凡讦告原问官司者，成化间定议，核究得实，然后逮问。弘治时，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挥周恺等怙势黜货 ，恺等遂讦良臣。诏下南京法司逮系会鞫。侍郎杨守随言：“此与旧章不合。请自今以后，官吏军民奏诉，牵缘别事，摭拾原问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问结，虚诈者拟罪，原问官枉断者亦罪。”乃下其议于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请，从之。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厅会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打断罪囚。二十九年，并差锦衣卫官。其后惟主事会御史，将笞杖罪于打断厅决讫，附卷，奉旨者次日覆命。万历中，刑部尚书孙丕扬言：“折狱之不速，由文移牵制故耳。议断既成，部、寺各立长单，刑部送审挂号，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本部。参差者究处，庶事体可一。至于打断相验，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会同，余日止会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详鞫，笞杖小罪，听堂部处分。”命如议行。　　凡狱囚已审录，应决断者限三日，应起发者限十日，逾银计日以笞。囚淹滞至死者罪徒，此旧例也。嘉靖六年 ，给事中周郎言：“比者狱吏苛刻，犯无轻重，概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意喻色授之间，论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臣观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杻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服，有疾者予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同为奉行。凡逮系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多寡，以为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　　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 ，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后，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检验尸伤 ，照磨司取部印尸图一幅，委五城兵马司如法检验，府则通判、推官，州县则长官亲检，毋得委下僚。　　狱囚贫不自给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给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统二年，以侍郎何文渊言，诏如旧 ，且令有赃罚敝衣得分给。成化十二年，令有司买药饵送部，又广设惠民药局，疗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药料，皆设额银定数。嘉靖六年，以运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籴米，上本部仓，每年约五百石，乃停收。岁冬给绵衣裤各一事，提牢主事验给之。　　犯罪籍没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余罪犯止没田产孳畜。二十一年，诏谋逆奸党及造伪钞者 ，没赀产丁口，以农器耕牛给还之。凡应合钞劄者，曰奸党，曰谋反大逆，曰奸党恶，曰造伪钞，曰杀一家三人，曰采生拆割人为首。其《大诰》所定十条，后未尝用也。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应死，已就拘执，其捕者擅杀之，罪亦止此。则所谓家属人等，自包兄弟在内，其例可类推也。　　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决单于冬至前 ，会审决之。正统元年，令重囚三覆奏毕，仍请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领校尉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临决囚有诉冤者，直登闻鼓给事中取状封进，仍批校尉手，驰赴市曹，暂停刑。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以囚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颇有内援，惧上意不决，乃言：“往岁三覆奏毕，待驾帖则已日午，鼓下仍受诉词，得报且及未申时，及再请始刑，时已过酉，大非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之意。请自今决囚，在未前毕事。”从之。七年定议，重囚有冤，家属于临决前一日挝鼓，翼日午前下，过午行刑，不覆奏。南京决囚，无刑科覆奏例。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决不待时者三人，大理寺已审允，下法司议，谓：“在京重囚，间有决不待时者，审允奏请，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监候会审。南京无覆奏例，乞俟秋后审竟，类奏定夺。如有巨憝难依常例者，更具奏处决，著为令。”诏可。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　　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恶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临时定罪名，特免或降减从轻者 ，不在此限。”十恶中，不睦又在会赦原宥之例，此则不赦者亦得原。若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仍依常赦不原之律。自仁宗立赦条三十五，皆杨士奇代草，尽除永乐年间敝政，历代因之。凡先朝不便于民者，皆援遗诏或登极诏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弘治元年，民吕梁山等四人坐窃盗杀人死，遇赦，都御史马文升请宥死戍边，帝特命依律斩之。世宗虽屡停刑，尤慎无赦。廷臣屡援赦令，欲宥大礼大狱暨建言诸臣，益持不允。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酷杀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当发口外，乃特命如诏书宥免，而以违诏责廷相等。四十一年，三殿成，群臣请颁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登极覃恩，虽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许放还，盖为迁谪诸臣地也。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 ，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累颁犯谕、戒谕、榜谕，悉象以刑，诰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二狱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然时引大体，有所纵舍。沅陵知县张杰当输作，自陈母贺，当元季乱离守节，今年老失养。帝谓可励俗 ，特赦之，秩杰，令终养。给事中彭与民坐系，其父为上表诉哀。立释之，且免同系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诉夫冤，法司请黥之。帝以妇为夫诉，职也，不罪。都察院当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减数人死。真州民十八人谋不轨，戮之，而释其母子当连坐者。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辈，后率以罪诛之。亦数宣仁言，不欲纯任刑罚。尝行郊坛，皇太子从，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取能去风，虽寒不伤也。”尚书开济议法密，谕之曰：“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济惭谢。参政杨宪欲重法，帝曰：“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御史中丞陈宁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太祖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宁惭而退。又尝谓尚书刘惟谦曰：“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　　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 ，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复申其禁。而陈瑛、吕震、纪纲辈先后用事，专以刻深固宠。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多无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千户某灌桐油皮鞭中以决人，刑部当以杖，命并罢其职。法司奏冒支官粮者，命即戮之，刑部为覆奏。帝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谓金纯、刘观曰：“卿等皆国大臣，如朕处法失中，须更执奏 ，朕不难从善也。”因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滥，朕岂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为酷吏而不愧。自今审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谳，有冤抑者，虽细故必以闻。”洪熙改元，二月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曰：“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因顾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于是士奇承旨，载帝言于己丑诏书云：“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除谋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连坐法。告诽谤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该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杀夫之冤，帝切责刑官，尚书金纯等谢罪 ，乃已。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为盗，当斩，家人击登闻鼓诉冤。覆按实不为盗。命释群儿等，而切责都御史刘观。其后每遇奏囚，色惨然，御膳为废。或以手撤其牍，谓左右曰：“说与刑官少缓之。”一日，御文华殿与群臣论古肉刑，侍臣对：“汉除肉刑，人遂轻犯法。”帝曰：“此自由教化，岂关肉刑之有无。舜法有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窜殛。可见当时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滥及也。况汉承秦敝，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受伤者必多矣。”明年，著《帝训》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武进伯硃冕言：“比遣舍人林宽等送囚百十七人戍边，到者仅五十人，余皆道死。”帝怒，命法司穷治之。帝宽诏岁下，阅囚屡决遣，有至三千人者。谕刑官曰：“吾虑其瘐死，故宽贷之，非常制也。”是时，官吏纳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赎杂犯死罪，军民减十之二。诸边卫十二石，辽东二十石，于例为太轻，然独严赃吏之罚。命文职犯赃者俱依律科断。由是用法轻，而贪墨之风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诛。都御史夏迪催粮常州，御史何楚英诬以受金。诸司惧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驿夫愤死。以帝之宽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英宗以后，仁、宣之政衰。正统初，三杨当国，犹恪守祖法，禁内外诸司锻炼刑狱。刑部尚书魏源以灾旱上疑狱 ，请命各巡抚审录。从之。无巡抚者命巡按。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狱上，通审录之。御史陈祚言：“法司论狱，多违定律，专务刻深。如户部侍郎吴玺举淫行主事吴軏，宜坐贡举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规避律斩。及軏自经死，狱官卒之罪，明有递减科，乃援不应为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范至周，而法司乃抑轻从重至此，非所以广圣朝之仁厚也。今后有妄援重律者，请以变乱成法罪之。”帝是其言，为申警戒。至六年，王振始乱政，数辱廷臣，刑章大紊。侍讲刘球条上十事，中言：“天降灾谴，多感于刑罚之不中。宜一任法司，视其徇私不当者而加以罪。虽有触忤，如汉犯跸盗环之事，犹当听张释之之执奏而从之。”帝不能用。而球即以是疏触振怒，死于狱。然诸酷虐事，大率振为之，帝心颇宽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以殴斗杀人之类百余人闻，请宥，俱减死戍边。景泰中，阳谷主簿马彦斌当斩，其子震请代死。特宥彦斌，编震充边卫军。大理少卿薛瑄曰：“法司发拟罪囚，多加参语奏请，变乱律意。”诏法官问狱，一依律令，不许妄加参语。六年，以灾异审录中外刑狱，全活者甚众。天顺中，诏狱繁兴，三法司、锦衣狱多系囚未决，吏往往泄狱情为奸。都御史萧维桢附会徐有贞，枉杀王文、于谦等。而刑部侍郎刘广衡即以诈撰制文，坐有贞斩罪。其后缇骑四出，海内不安。然霜降后审录重囚，实自天顺间始。至成化初，刑部尚书陆瑜等以请，命举行之。狱上，杖其情可矜疑者，免死发戍。列代奉行，人获沾法外恩矣。　　宪宗之即位也，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群臣除赃罪外，所犯罪名纪录在官者，悉与湔涤。”其后岁以为常。十年，当决囚 ，冬至节近，特命过节行刑。既而给事中言，冬至后行刑非时，遂诏俟来年冬月。山西巡抚何乔新劾奏迟延狱词佥事尚敬、刘源，因言：“凡二司不决断词讼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请执问。”帝曰：“刑狱重事，《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决断。无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其即以乔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制，凡盗贼赃仗未真、人命死伤未经勘验、辄加重刑致死狱中者，审勘有无故失明白，不分军民职官，俱视酷刑事例为民。侍郎杨宣妻悍妒，杀婢十余人，部拟命妇合坐者律，特命决杖五十。时帝多裨政，而于刑狱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尝欲杀一囚，不许覆奏。御史方佑复以请，帝怒，杖谪佑。吉安知府许总有罪，中官黄高嗾法司论斩。给事中白昂以未经审录为请，不听，竟乘夜斩之。　　孝宗初立，免应决死罪四十八人。元年，知州刘概坐妖言罪斩，以王恕争，得长系。末年 ，刑部尚书闵珪谳重狱，忤旨，久不下。帝与刘大夏语及之，对曰：“人臣执法效忠，珪所为无足异。”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对曰：“臣幼读《孟子》，见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语。珪所执，未可深责也。”帝颔之。明日疏下，遂如拟。前后所任司寇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皆持法平者，海内翕然颂仁德焉。　　正德五年会审重囚，减死者二人。时冤滥满狱，李东阳等因风霾以为言，特许宽恤。而刑官惧触刘瑾怒，所上止此。后磔流贼赵鐩等于市 ，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不听。寻以皮制鞍镫，帝每骑乘之。而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为甚。　　世宗即位七月，因日精门灾，疏理冤抑，命再问缓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鹏、王瓛、齐佐等与焉。给事中李复礼等言：“鹏等皆江彬、钱宁之党。王法所必诛。”乃令禁之如故。后皆次第伏法。自杖诸争大礼者 ，遂痛折廷臣。六年，命张璁、桂萼、方献夫摄三法司，变李福达之狱，欲坐马录以奸党律。杨一清力争，乃戍录，而坐罪者四十余人。璁等以为己功，遂请帝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是狱所坐，大抵璁三人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权臣排陷，而帝不悟也。八年，京师民张福杀母，诉为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覆治得实。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仆，有意曲杀之，命侍郎许讠赞尽反谳词，而下都御史熊浃及应召于狱。其后，猜忌日甚，冤滥者多，虽间命宽恤，而意主苛刻。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复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时以为得大体。越数年，大理寺奉诏谳奏狱囚应减死者。帝谓诸囚罪皆不赦，乃假借恩例纵奸坏法，黜降寺丞以下有差。自九年举秋谢醮免决囚，自后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报，停刑之典每岁举行。然屡谴怒执法官，以为不时请旨，至上迫冬至，废义而市恩也。遂削刑部尚书吴山职，降调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中年益肆诛戮，自宰辅夏言不免。至三十七年，乃出手谕，言：“司牧者未尽得人，任情作威。湖广幼民吴一魁二命枉刑，母又就捕，情迫无控，万里叩阍。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几。尔等宜亟体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咸使喻之。”是诏也，恤恤乎有哀痛之思焉。末年，主事海瑞上书触忤，刑部当以死。帝持其章不下，瑞得长系。穆宗立，徐阶缘帝意为遗诏，尽还诸逐臣，优恤死亡，纵释幽系。读诏书者无不叹息。　　万历初，冬月，诏停刑者三矣。五年九月，司礼太监孙得胜复传旨：“奉圣母谕，大婚期近 ，命阁臣于三覆奏本，拟旨免刑。”张居正言：“祖宗旧制，凡犯死罪鞫问既明，依律弃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斋醮，始有暂免不决之令，或间从御笔所勾，量行取决。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旧制也。臣等详阅诸囚罪状，皆灭绝天理，败伤彝伦，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气，上干天和，所伤必多。今不行刑，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乖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给事中严用和等亦以为言。诏许之。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释革除忠臣外亲。命自齐、黄外，方孝孺等连及者俱勘豁。帝性仁柔，而独恶言者。自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内外官杖戍为民者至百四十人。后不复视朝，刑辟罕用，死囚屡停免去。天启中，酷刑多，别见，不具论。　　庄烈帝即位，诛魏忠贤。崇祯二年，钦定逆案凡六等，天下称快。然是时承神宗废弛、熹宗昏乱之后，锐意综理 ，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者矣。六年冬论囚，素服御建极殿，召阁臣商榷，而温体仁无所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抵任七日，城陷，坐死。帝心悯之，体仁不为救。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疏救郑三俊，因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使情法尽协，犹属可怜，况怵惕于威严之下者。有将顺而无挽回，有揣摩而无补救，株连蔓引，九死一生，岂圣人惟刑之恤之意哉！”帝不能纳也。是年冬，以彗见，停刑。其事关封疆及钱粮剿寇者，诏刑部五日具狱。十二年，御史魏景琦论囚西市，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将斩，忽中官本清衔命驰免，因释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责下锦衣狱。盖帝以囚有声冤者，停刑请旨，而景琦仓卒不辨，故获罪。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是时国事日棘，惟用重法以绳群臣，救过不暇，而卒无救于乱亡也。 　　志第七十一 刑法三　　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 ，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 ，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　　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赎 ，始此。然永嘉侯硃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至正统中，王振擅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正德十四年，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廷仗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硃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燿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燿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万历五年，以争张居正夺情，杖吴中行等五人。其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辈咸被杖，多者至一百。后帝益厌言者，疏多留中，廷杖寝不用。天启时，太监王体乾奉赦大审，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台省力争不得。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仗，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　　南京行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岁祲请振。帝摘其疏中讹字，令锦衣卫诣南京午门前，人杖二十，守备太监监之。至正德间 ，南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矫旨杖三十。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选卒习数日，乃杖之，几毙。　　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 ，故言者并称厂卫。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至宪宗时，尚铭领东厂，又别设西厂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东厂。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直中废复用，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势远出卫上。会直数出边监军，大学士万安乃言：“太宗建北京，命锦衣官校缉访，犹恐外官徇情，故设东厂，令内臣提督，行五六十年，事有定规。往者妖狐夜出，人心惊惶，感劳圣虑，添设西厂，特命直督缉，用戒不虞，所以权一时之宜，慰安人心也。向所纷扰，臣不赘言。今直镇大同，京城众口一辞，皆以革去西厂为便。伏望圣恩特旨革罢，官校悉回原卫，宗社幸甚。”帝从之。尚铭专用事，未几亦黜。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　　正德元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丘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 ，遣逻卒刺事四方。南康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身死家籍。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辈并不免，濒死而后谪戍。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瑾诛，西厂、内行厂俱革，独东厂如故。张锐领之，与卫使钱宁并以辑事恣罗织。厂卫之称由此著也。　　嘉靖二年，东厂芮景贤任千户陶淳，多所诬陷。给事中刘最执奏，谪判广德州。御史黄德用使乘传往。会有颜如环者同行，以黄袱裹装。景贤即奏 ，逮下狱，最等编戍有差。给事中刘济言：“最罪不至戍。且缉执于宦寺之门，锻炼于武夫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报。是时尽罢天下镇守太监，而大臣狃故事，谓东厂祖宗所设，不可废，不知非太祖制也。然世宗驭中官严，不敢恣，厂权不及卫使陆炳远矣。　　万历初，冯保以司礼兼厂事，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保与张居正兴王大臣狱 ，欲族高拱，卫使硃希孝力持之，拱得无罪，卫犹不大附厂也。中年，矿税使数出为害，而东厂张诚、孙暹、陈矩皆恬静。矩治妖书狱，无株滥，时颇称之。会帝亦无意刻核，刑罚用稀，厂卫狱中至生青草。及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领厂事，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以酷虐钳中外，而厂卫之毒极矣。　　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 ，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獧巧者乃拨充之。役长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衤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扌旁治之，名曰乾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闻上，下镇抚司狱，立死矣。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而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之心、化淳叙缉奸功，廕弟侄锦衣卫百户 ，而德化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侦阁臣薛国观阴事，国观由此死。时卫使慴厂威已久，大抵俯首为所用。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言：“高皇帝设官，无所谓缉事衙门者。臣下不法，言官直纠之，无阴讦也。后以肃清辇毂，乃建东厂。臣待罪南城，所阅词讼，多以假番故诉冤。夫假称东厂，害犹如此，况其真乎？此由积重之势然也。所谓积重之势者，功令比较事件，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番役不问其从来，诱者分利去矣。挟忿首告，诬以重法，挟者志无不逞矣。伏愿宽东厂事件，而后东厂之比较可缓，东厂之比较缓，而后番役之买事件与卖事件者俱可息，积重之势庶几可稍轻。”后复切言缇骑不当遣。帝为谕东厂，言所缉止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缉，并戒锦衣校尉之横索者。然帝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 ，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 ，所诛杀为多。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成祖幸纪纲，令治锦衣亲兵，复典诏狱。纲遂用其党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缘借作奸数百千端。久之，族纲，而锦衣典诏狱如故，废洪武诏不用矣。英宗初，理卫事者刘勉、徐恭皆谨饬。而王振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皆顺为之。景帝初，有言官校缉事之弊者，帝切责其长，令所缉送法司，有诬罔者重罪。英宗复辟，召李贤，屏左右，问时政得失。贤因极论官校提人之害。帝然其言，阴察皆实，乃召其长，戒之。已缉弋阳王败伦事虚，复申戒之。而是时指挥门达、镇抚逯杲怙宠，贤亦为罗织者数矣。达遣旗校四出，杲又立程督并，以获多为主。千户黄麟之广西，执御史吴祯至，索狱具二百余副，天下朝觐官陷罪者甚众。杲死，达兼治镇抚司。构指挥使袁彬，系讯之，五毒更下，仅免。朝官杨璡、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钟辈皆锒铛就逮，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盖自纪纲诛，其徒稍戢。至正统时复张，天顺之末祸益炽，朝野相顾不自保。李贤虽极言之，不能救也。　　镇抚司职理狱讼，初止立一司，与外卫等。洪武十五年添设北司，而以军匠诸职掌属之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理诏狱。然大狱经讯 ，即送法司拟罪，未尝具狱词。成化元年，始令覆奏用参语，法司益掣肘。十四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即卫所行下者，亦径自上请可否，卫使毋得与闻。故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初，卫狱附卫治，至门达掌问刑，又于城西设狱舍，拘系狼籍。达败，用御史吕洪言，毁之。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言：“锦衣镇抚司累获妖书图本，皆诞妄不经之言。小民无知，辄被幻惑。乞备录其旧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报可。缉事者诬告犹不止。十三年，捕宁晋人王凤等，诬与瞽者受妖书，署伪职，并诬其乡官知县薛方、通判曹鼎与通谋，发卒围其家，扌旁掠诬伏。方、鼎家人数声冤，下法司验得实，坐妄报妖言，当斩。帝戒以不得戕害无辜而已，不能罪也。是年，令锦衣卫副千户吴绶于镇抚司同问刑。绶性狡险，附汪直以进。后知公议不容，凡文臣非罪下狱者，不复加箠楚，忤直意，黜去。是时惟卫使硃骥持法平，治妖人狱无冤者。诏狱下所司，独用小杖，尝命中使诘责，不为改。世以是称之。弘治十三年，诏法司：“凡厂卫所送囚犯，从公审究，有枉即与辨理，勿拘成案。”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采表里作威福，时称为刘瑾左右翼。然文义常侍瑾，不治事，治事者高得林。瑾诛，文义伏诛，得林亦罢。其后钱宁管事，复大恣，以叛诛。　　世宗立，革锦衣传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复谕缉事官校，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 ，他词讼及在外州县事，毋得与。未几，事多下镇抚，镇抚结内侍，多巧中。会太监崔文奸利事发，下刑部，寻以中旨送镇抚司。尚书林俊言：“祖宗朝以刑狱付法司，事无大小，皆听平鞫。自刘瑾、钱宁用事，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复以小事挠法。”不听。俊复言：“此途一开，恐后有重情，即夤缘内降以图免，实长乱阶。”御史曹怀亦谏曰：“朝廷专任一镇抚，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帝俱不听。六年，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三法司以纠官邪，平狱讼，设东厂、锦衣卫以缉盗贼，诘奸宄。自今贪官冤狱仍责法司，其有徇情曲法，乃听厂卫觉察。盗贼奸宄，仍责厂卫，亦必送法司拟罪。”诏如议行。然官校提人恣如故。给事中蔡经等论其害，愿罢勿遣。尚书胡世宁请从其议。詹事霍韬亦言：“刑狱付三法司足矣，锦衣卫复横挠之。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废之、诛之可也，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及覆案非罪，即冠带立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愿自今东厂勿与朝仪，锦衣卫勿典刑狱。士大夫罪谪废诛，勿加笞杖锁梏，以养廉耻，振人心，励士节。”帝以韬出位妄言，不纳。祖制，凡朝会，厂卫率属及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门下纠仪。凡失仪者，即褫衣冠，执下镇抚司狱，杖之乃免，故韬言及之。迨万历时，失仪者始不付狱，罚俸而已。世宗衔张鹤龄、延龄，奸人刘东山等乃诬二人毒魇咒诅。帝大怒，下诏狱，东山因株引素所不快者。卫使王佐探得其情，论以诬罔法反坐。佐乃枷东山等阙门外，不及旬悉死，人以佐比牟斌。牟斌者，弘治中指挥也。李梦阳论延龄兄弟不法事，下狱，斌傅轻比，得不死云。世宗中年，卫使陆炳为忮，与严嵩比，而倾夏言。然帝数兴大狱，而炳多保全之，故士大夫不疾炳。　　万历中，建言及忤矿税榼者，辄下诏狱。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言：“监司守令及齐民被逮者百五十余人，虽已打问，未送法司 ，狱禁森严，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卫使骆思恭亦言：“热审岁举，俱在小满前，今二年不行。镇抚司监犯且二百，多抛瓦声冤。”镇抚司陆逵亦言：“狱囚怨恨，有持刀断指者。”俱不报。然是时，告讦风衰，大臣被录者寡。其末年，稍宽逮系诸臣，而锦衣狱渐清矣。　　田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为魏忠贤义子，其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佐之，拷杨涟、左光斗辈，坐赃比较，立限严督之。两日为一限 ，输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拶，曰夹棍。五毒备具，呼ＢＫ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显纯叱咤自若，然必伺忠贤旨，忠贤所遣听记者未至，不敢讯也。一夕，令诸囚分舍宿。于是狱卒曰：“今夕有当壁挺者。”壁挺，狱中言死也。明日，涟死，光斗等次第皆锁头拉死。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狱中事秘，其家人或不知死日。庄烈帝擒戮逆党，冤死家子弟望狱门稽颡哀号，为文以祭。帝闻之恻然。　　自刘瑾创立枷，锦衣狱常用之。神宗时，御史硃应毂具言其惨，请除之。不听。至忠贤，益为大枷 ，又设断脊、坠指、刺心之刑。庄烈帝问左右：“立枷何为？”王体乾对曰：“以罪巨奸大憝耳。”帝愀然曰：“虽如此，终可悯。”忠贤为颈缩。东厂之祸，至忠贤而极。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陆炳缉司礼李彬、东厂马广阴事，皆至死，以炳得内阁嵩意。及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　　锦衣卫升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凡四途。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万历初，刘守有以名臣子掌卫，其后皆乐居之。士大夫与往还 ，狱急时，颇赖其力。守有子承禧及吴孟明其著者也。庄烈帝疑群下，王德化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孟明掌卫印，时有纵舍，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细潜入，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姜采、熊开元下狱，帝谕掌卫骆养性潜杀之。养性泄上语，且言：“二臣当死，宜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明知。若阴使臣杀之，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会大臣多为采等言，遂得长系。此养性之可称者，然他事肆虐亦多矣。　　锦衣旧例有功赏，惟缉不轨者当之。其后冒滥无纪，所报百无一实。吏民重困，而厂卫题请辄从。隆庆初，给事中欧阳一敬极言其弊 ，言：“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至。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刬，毒害可知矣。乞自今定制，机密重情，事干宪典者，厂卫如故题请。其情罪不明，未经谳审，必待法司详拟成狱之后，方与纪功。仍敕兵、刑二部勘问明白，请旨升赏。或经缉拿未成狱者，不得虚冒比拟，及他词讼不得概涉，以侵有司之事。如狱未成，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伤重，或至死者，许法司参治。法司容隐扶同，则听科臣并参。如此则功必覆实，访必当事，而刑无冤滥。”时不能用也。　　内官同法司录囚，始于正统六年，命何文渊、王文审行在疑狱，敕同内官兴安。周忱、郭瑾往南京，敕亦如之。时虽未定五年大审之制 ，而南北内官得与三法司刑狱矣。景泰六年，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不及南京者，因灾创举也。成化八年，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两京会审，而各省恤刑之差，亦以是岁而定。十七年辛卯，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其后审录必以丙辛之岁。弘治九年不遣内官。十三年，以给事中丘俊言，复命会审。凡大审录，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成化时，会审有弟助兄斗，因殴杀人者，太监黄赐欲从末减。尚书陆瑜等持不可，赐曰：“同室斗者，尚被发缨冠救之，况其兄乎？”瑜等不敢难，卒为屈法。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以建言久系，群臣请宥，皆不听。刑部侍郎沈应文署尚书事，合院寺之长，以书抵太监陈矩，请宽学程罪。然后会审，狱具，署名同奏。矩复密启，言学程母老可念。帝意解，释之。其事甚美，而监权之重如此。锦衣卫使亦得与法司午门外鞫囚，及秋后承天门外会审，而大审不与也。每岁决囚后，图诸囚罪状于卫之外垣，令人观省。内臣曾奉命审录者，死则于墓寝画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鞠躬听命状，示后世为荣观焉。　　成化二年，命内官临斩强盗宋全。嘉靖中，内臣犯法，诏免逮问，唯下司礼监治。刑部尚书林俊言：“宫府一体 ，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不当废祖宗法。”不听。按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末年焚锦衣刑具，盖示永不复用。而成祖违之，卒贻子孙之患，君子惜焉。 　　志第七十二 艺文一　　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 ，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土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北京既建，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宣宗尝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因赐士奇等诗。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正统间，士奇等言：“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去廾}。”制曰“可”。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请检内阁并东阁藏书残阙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先是，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迄流贼之乱，宋刻元镌胥归残阙。至明御制诗文，内府镂板，而儒臣奉敕修纂之书及象魏布告之训，卷帙既夥，文藻复优，当时颁行天下。外此则名公卿之论撰，骚人墨客一家之言，其工者深醇大雅，卓卓可传。即有怪奇驳杂出乎其间，亦足以考风气之正变，辨古学之源流，识大识小，掌故备焉。挹其华实，无让前徽，可不谓文运之盛欤！　　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 ，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经类十：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 ，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诸经类，九曰《四书》类，十曰小学类。　　硃升《周易旁注前图》二卷、《周易旁注》十卷　　梁寅《周易参义》十二卷　　赵汸《大易文诠》八卷　　鲍恂《大易举隅》三卷又名《大易钩玄》。　　林大同《易经奥义》二卷　　欧阳贞《周易问辨》三十卷　　硃谧《易学启蒙述解》二卷　　张洪《周易传义会通》十五卷　　程汝器《周易集传》十卷　　永乐中敕修《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义例》一卷胡广等纂。　　杨士奇《周易直指》十卷　　刘髦《石潭易传撮要》一卷　　林讠志《周易集说》三卷　　李贤《读易记》一卷　　刘定之《周易图释》三卷　　王恕《玩易意见》二卷　　罗伦《周易说旨》四卷　　谈纲《读易愚虑》二卷，《易考图义》一卷，《卜筮节要》一卷，《易义杂言》一卷，《易指考辨》一卷　　蔡清《周易蒙引》二十四卷　　硃绶《易经精蕴》二十四卷　　何孟春《易疑初筮告蒙约》十二卷　　胡世宁《读易私记》四卷　　陈凤梧《集定古易》十二卷　　刘玉《执斋易图说》一卷　　许诰《图书管见》一卷　　周用《读易日记》一卷　　崔铣《读易余言》五卷，《易大象说》一卷　　湛若水《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十卷　　张邦奇《易说》一卷　　郑善夫《易论》一卷　　吕柟《周易说翼》三卷　　王崇庆《周易义卦》二卷　　唐龙《易经大旨》四卷　　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四卷一名《周学疏原》、《易占经纬》四卷　　钟芳《学易疑义》三卷　　王道《周易亻意》四卷　　梅鷟《古易考原》三卷　　金贲亨《学易记》五卷　　舒芬《易笺问》一卷　　季本《易学四同》八卷、《图文余辨》一卷、《蓍法别传》一卷、《古易辨》一卷　　林希元《易经存疑》十二卷　　陈琛《易经通典》六卷一名《浅说》。　　方献夫《周易约说》十二卷　　余诚《易图说》一卷　　黄芹《易图识漏》一卷　　李舜臣《易卦辱言》一卷　　叶良珮《周易义丛》十六卷　　丰坊《古易世学》十五卷坊云家有《古易》，传自远祖丰稷。又有《古书世学》六卷，言得朝鲜、倭国二本，合于今文。古文《石经》、古本《鲁诗世学》三十六卷，亦言丰稷所传。钱谦益谓皆坊伪撰也。　　唐枢《易修墨守》一卷　　罗洪先《易解》一卷　　杨爵《周易辨录》四卷　　薛甲《易象大旨》八卷　　熊过《周易象旨决录》七卷　　胡经《易演义》十八卷　　王畿《大象义述》一卷　　卢翰《古易中说》四十四卷　　陈言《易疑》四卷　　陈士元《易象钩解》四卷　　《易象汇解》二卷　　鲁邦彦《图书就正录》一卷　　李贽《九正易因》四卷贽自谓初著《易因》一书，改至八九次而后定，故有“九正”之名。　　徐师曾《今文周易演义》十二卷　　姜宝《周易补疑》十二卷　　顾曾唯《周易详蕴》十三卷　　孙应ＢＩ《易谈》四卷　　邓元锡《易经绎》五卷　　颜鲸《易学义林》十卷　　陈锡《易原》一卷　　王世懋《易解》一卷　　徐元气《周易详解》十卷　　万廷言《易说》四卷、《易原》四卷　　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二十一卷　　来知德《周易集注》十六卷　　任惟贤《周易义训》十卷　　张献翼《读易韵考》七卷　　曾士传《正易学启蒙》一卷　　叶山《八白易传》十六卷　　金瑶《六爻原意》一卷　　李逢期《易经随笔》三卷　　方社昌《周易指要》三卷　　孙从龙《周易参疑》十卷　　沈一贯《易学》十二卷　　冯时可《易说》五卷　　唐鹤徵《周易象义》四卷　　黄正宪《易象管窥》十五卷　　郭子章《易解》十五卷　　吴中立《易铨古本》三卷　　周坦《易图说》一卷　　硃篁《易邮》七卷　　硃谋韦《易象通》八卷　　陈第《伏羲图赞》二卷　　邓伯羔《古易诠》二十九卷，《今易诠》二十四卷　　傅文兆《羲经十一翼》五卷　　林兆恩《易外别传》一卷　　王宇《周易占林》四卷　　彭好古《易钥》五卷　　方时化《易疑》一卷，《易引》九卷，《周易颂》二卷，《学易述谈》四卷　　章潢《周易象义》十卷　　姚舜牧《易经疑问》十二卷　　颜素《易研》六卷　　曾朝节《易测》十卷　　邹元标《易彀通》一卷　　徐三重《易义》一卷　　苏浚《周易冥冥篇》四卷，《易经兒说》四卷　　沈孚闻《周易日钞》十一卷　　屠隆《读易便解》四卷　　杨启新《易林疑说》二卷　　钟化民《读易钞》十四卷　　李廷机《易经纂注》四卷、《易答问》四卷　　邹德溥《易会》八卷　　钱一本《像象管见》七卷，《易象钞》、《续钞》共六卷，《四圣一心录》四卷　　潘士藻《洗心斋读易述》十七卷　　岳元声《易说》三卷　　顾允成《易图说亻意言》四卷　　焦竑《易筌》六卷　　高攀龙《大易易简说》三卷，《周易孔义》一卷　　郝敬《周易正解》二十卷，《周领》四卷，《周易补》七卷，《学易枝言》二卷　　张纳陛《学易饮河》八卷　　吴炯《周易绎旨》八卷　　万尚烈《易赞测》一卷，《易大象测》一卷　　吴默《易说》六卷　　姚文蔚《周易旁注会通》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