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7

第五部分第138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5）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以及基本完成工商业改造以后的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对资改造问题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在对资改造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对资改造的许多言论、著述，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义。当然，也有一些话，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为尔后的实践证明未必完全符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这应当视为历史的局限，是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所避免不了的。例如，毛泽东对彭真的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言稿作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话：农业合作化“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这句话，与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加写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句话一样，现在看来显然是需要加以重新认识的。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痕迹是不可能的，恐怕也是不必要的。其次，实践已经证明，所有制的成分和形式不应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样的，只有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形式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人为地取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分配领域，要在贯彻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如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就是非劳动收入，三资企业中的外资、外商是按照其投入的资本多寡来进行分配的。看来提出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这句话本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的。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之后，我们国家逐渐形成的过分单一的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产生不利于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大锅饭”等分配中的弊病，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的类似这样的观点是不无关系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任务之一。毛泽东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两者是互为作用，互相促进的。我们在对这两者的改造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提出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设想。他们认为，这种设想如果能够实现，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列宁曾主张对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对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都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方式，于是，只好采取了剥夺的政策。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国有化的设想在苏联没有成为现实。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根据中国国情实际，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逐步地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国营经济的道路，胜利地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能够完成的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而且又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后的全部赎买(即定息)过程中，共花了32.5亿元人民币。虽然这点钱已经超过了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金总额24亿元的数额，但还是合算的。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既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减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说到和平赎买政策所取得的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河，它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顾龙生：《毛泽东对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贡献》)第五部分第139节 “反右”及“大跃进”（1）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反冒进，不仅使当年经济发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对实事求是地确定八大经济决策和1957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影响。鉴于往后的岁月里我国经济建设一再出现急于求成实即急躁冒进的错误，直到现在也不能说急于求成的思想认识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因此，认真回顾和思考一下1956年反冒进的经验，可能是很有意义的。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少奇同志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到会122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少奇同志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以前的两个月，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这是我在本书第15篇中已经介绍了的。11月16日至24日，中央又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毛主席于24日到会讲话，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详细内容我在本书第17篇中也作了介绍。现在，按照少奇同志的传达，毛主席的意图是“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就扩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成，已经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再批这些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压力当然就更大了。毛主席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也是事出有因的：第一，他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问题。各部汇报自己的设想。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000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8.6%，“二五”9.9%，“三五”10.1%，15年平均年增长9.5%。10月5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如同抓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先从农业改造高潮抓起一样，抓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也从农业发展速度抓起。11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归纳了《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他起草中央通知，将《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十七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亩产分别达到60斤、80斤、100斤；各地分别储积足够一年、一年半或两年的余粮。还有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1967年的棉花产量，就不是5600万担，而是12000万担，超出原设想的1倍多。第二，他对1955年国民经验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1955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97.9亿元(新币，下同)，比上年增长31.5%。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由于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校舍和职工宿舍等)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调减为91.7亿元。到年底，原来安排收支平衡的预算，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没有经验，还不认识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没有想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就变成短缺。对此周总理曾一再作自我批评，但毛主席还是不大满意，这从他在1958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12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过两个月毁约也好呀!跟人家订长期合同，你强迫人家订，过一个月就毁约。”“讲起共产党，又是光荣的，伟大的，什么的，就这样一件事情讲，我看是幼稚的，眼光短浅的”。关于少奇同志传达中讲的“国际休战时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来作了详细分析，就是：鉴于1955年万隆会议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央估计可能出现10年到12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毛主席这些设想事实上很快就公开发表了。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还说：“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共和国成立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为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通过这篇序言，毛主席不仅把他前些时候酝酿的基本观点公开了，而且关于9000亿斤到1万亿斤粮食产量指标的设想，实际上也公开作了透露。因此，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时，他说：这篇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据我了解，“多快好省”的提出过程是这样的：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人民日报》社论是在经过文字调整之后，又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从标题到内容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第五部分第140节 “反右”及“大跃进”（2）1956年1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40条，形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开发表。它的主要内容，除前引1967年粮、棉单产指标和增加耕地面积指标外，还有：7年到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灾害；在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才知道麻雀是益鸟，又改为臭虫)、苍蝇、蚊子；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言时指出：《纲要》(草案)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农业部长廖鲁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纲要》(草案)的内容作说明。按照经毛主席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公开发表时改为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作者注)；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9000万担到1亿担(公开发表时改为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两倍——作者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之后，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其中，1967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修改如下：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比1955年夏北戴河汇报的6000亿斤提高3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汇报的5600万担增加4400万担；钢2400万吨，比原汇报的1800万吨增加600万吨；原煤33000万吨，比原汇报的28000万吨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1月15日，我驻苏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我“二五”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基本任务和计划草案的主要指标。通报的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为4675亿元，比北戴河汇报时的汇总数字提高了43.1%，粮食指标1万亿斤，棉花指标1.2亿万担。1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接下来就是2月14日开始的34个部委汇报。在听取汇报中毛主席的有些插话，讲了一些要求过急过快的不切合实际的话。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苏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一五”(1928—1932年)19.2%，“二五”(1933—1937年)17．1%，“三五”头三年(1938—1940)13．2%。我国工业产值“一五”期间平均年增长18%，已经很快了——作者注)。又如，他在谈到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显然，这个论点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论断，是带有认识上的一些片面性的——作者注)这些话，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现在看来，1955年冬季，毛主席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要求过急了，指标过高了。几亿农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一事实，使他把原来关于15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设想和“一五”计划规定的速度都视为应当打破的“常规”，以为以远高于原来设想的速度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做到1962年生产15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和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是可能的。从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过高的指标设想出发，他把那些对客观需要和客观可能估计不足的一般缺点，把那些坚持按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而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1955年10月5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总报告各部1955年夏天关于长期计划设想时，曾附报了国家计委综合局对1967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的论证。综合局认为，“粮食产量从1952年3278亿斤增长到1967年的6000亿斤，增长83%，每年平均递增4.1%；单产由176.3斤增至斤，增长47.9%，每年平均递增2.64%。这种增长水平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水平而居世界第一位。”据综合局提供的资料，苏联从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间，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4%，美国、英国从1913年到1952年的39年间平均每年递增0.9%和1.3%，日本从1927年到1952年的25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8%，西德1952年产量则低于战前。实际上，我国粮食产量，1967年为4365亿斤。又过了17年后，到1984年，才达到8142亿斤。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也到不了1万亿斤。我国的棉花产量，1967年为4070万担。迄今为止，创纪录的产量为1984年12154万担，1988年下降为8400万担。1990年获得新丰收，也只有8620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达到1亿担或1.2亿担也是不可能的。我国钢产量，1967年为1029万吨，1983年才突破3000万吨大关；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折腾，1967年也达不到3000万吨，1982年更不可能达到1亿吨。批判“右倾保守”的政治空气和1967年实现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等高指标，表面上看来，似乎鼓舞了大家的决心和劲头，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得大家急急忙忙往前赶。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在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上表现得最为集中。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包括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那些指标)的拟定和执行问题，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我们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肩上。周总理在1955年第四季度，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是欢欣鼓舞的。在12月5日的座谈会上，当少奇同志传达完毛主席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用来表达对毛主席批评的体会。对联的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1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产粮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但是，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第五部分第141节 “反右”及“大跃进”（3）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要尽量往前赶，就得准备生产能力，早上基本建设。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正像周总理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总理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1月20日，周总理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1月30日，周总理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6日，周总理和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总理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会努力，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后来周总理多次把这两个压指标的会议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因1953年至1955年这3年已经过去，故15年又称12年。——一波注)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4月10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他指定我和计委张玺同志负责平衡工作。鉴于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总理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1956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442万吨、水泥647万吨方案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4月14日，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5月11日，周总理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此次人大无全面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就是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6月3日，由财政部起草、提交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已根据5月中央会议要求写了如下一段话：“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6月1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话中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6月1日，周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周总理说：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去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时订得差不多，共一百二十一亿元，比去年已经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后来增加到170亿，比去年增加将近百分之九十”。二月会议压缩后，“三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一百四十七亿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增长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完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这表明，周总理认识到，二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然是个冒进指标。6月4日，在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开会讨论预算报告初稿，周总理在会上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开会，讨论预算报告草案。草案规定，147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8%，而钢材只增长45%，水泥是负增长。一看就知道这个基建计划无法完成。因为基建不光是要有钱，还得要有原材料，原材料缺口大，当然完不成。我和先念同志都感到，这样的预算拿出去不好。与其到年底完不成计划时再去修改计划，不如现在半路改正好。可是，这时减谁的谁也不愿意，因为大家都已按147亿元的盘子铺开摊子了。怎么办?我们两人意见，只好“剃一次平头”，大家都减5%，投资总额由147亿元减到140亿元。我们知道“推平头”不好，可是实在找不出别的办法。周总理同意这个意见，投资额就定为140亿元。我是管工业生产的，也管过基本建设。原材料对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我是深有体会的。有一次毛主席起草一个财经方面的文件，上面有“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拿来征求意见，我就在“钱”字后面加了“和材料”三个字，使这条重要的原则，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变成“有多少钱和材料办多少事”。因此，对于没有原材料保障的投资计划，我坚决主张把它削减下来。第五部分第142节 “反右”及“大跃进”（4）6月10日，在少奇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同志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修改稿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改成：“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看得出来，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强了反对冒进的分量。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后，6月15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作了报告。16日各家报纸全文登出报告(未经代表讨论即公开发表，受到不少代表的批评——作者注)。批准这个报告的大会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这是一个“总的方针”。在人代会上，我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经委主任名义发了言，讲了关于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是赞成反冒进的。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时，我说主要是我们在计划工作中反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编制计划时，必须对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要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以确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1956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在指出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后说：“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于6月10日左右脱稿，先后经过定一、少奇、乔木三同志修改。定一同志删掉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五个字。少奇同志作了4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以揭示冒进的危害性。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主席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乔木同志在修改加工时，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社论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于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乔木同志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扫盲例子，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情况，推广新式农具，纲要规定：“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万部，后来计划安排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但仍满足不了各地需要，以致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自治区党委，说明因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求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结果，却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犁根本不能用于南方水田，以致到10月底，虽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还退回十五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1958年2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及此事时，毛主席也说过：“双轮双铧犁在北方还可以，在南方是名声很臭。这个东西对不对?现在看起来不对。”纲要规定，从1956年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以识汉字1500个以上为标准)。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膨胀空气下，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到某些省里变成了4年和5年，到某些县里又变成了3年和2年，到某些农村就变得更短。现在看来，不仅将5年到7年任意缩短是冒进，纲要关于5年到7年的规定本身也是冒进的。在我们这样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指日消灭文盲，谈何容易!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1956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1956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客观原因：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遭受洪灾，全国农业歉收，许多农产品减产，其中棉花比上年减产9%，即减少220万担。我国那时工业极为薄弱，轻工业原料90%左右来自农业。农业丰歉对第二年轻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重大影响。由于1954年农业歉收，致使1955年地方工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其中棉纱生产能力只利用75%，棉布、食油生产能力只利用62%，面粉56%。最为严重的是卷烟工业，只利用24%。轻工业减产，加上粮食供应紧张，这又影响重工业生产，影响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安排。因此，1955年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5.6%，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幅度也低，使这一年成为“一五”期间工业发展速度最低的一年。这就为1956年的工业和基本建设高增长提供了一个“低基数”。这是一重影响。另一重影响就是1955年农业丰收，其中棉花产量从1954年的2130万担猛增到3038万担，一年增产棉花908万担。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增产，就比较充分地把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的设备开动起来，推动了整个工业也推动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1956、1957年到货，这也促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即使除去上述两项正常因素，年初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速度也还是偏高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后来总结，认为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20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10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我在第19篇中讲到，从1953年以来，我国预算执行情况，年年都有结余。可是，1956年不仅没有结余，反而出现赤字10多亿元。1957年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座谈1956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富春、先念同志和我，我们四人的发言，都一致认为1956年“冒了”。陈云同志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会后加以充实，1月17日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讲了，这就是他后来收入文选的那篇著名文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富春同志的发言认为，1956年计划冒了，执行中也冒了。他还使用了“冲昏头脑”的话。先念同志的发言，从财政预算角度上讲，认为1956年“冒了”30—35亿，其中库存减少25亿，银行透支10亿。我的发言，则列举了1956年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基建投资过多，挤了市场；消费资料增长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工资福利的增加，超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等等。凑起来共10个问题，也可以说是1956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10种表现吧!我们四人的发言，毛主席作了详细的笔记，即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题为《谈经济问题时主席的笔记》。毛主席在我的发言部分标了一个题目：“薄一波十条”。第五部分第143节 “反右”及“大跃进”（5）6月人代大会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之后，周总理立即把自己的精力转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为八大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1956年反冒进抓的第二个题目。如前所述，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重要会议。各部在会上不仅提出了1956年计划指标和15年(1953—1967)远景计划设想，而且也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国家计委加以汇总后，于10月5日，连同15年长期计划设想一道，报送到中央、国务院。但是，也如前所述，在11月间，毛主席提出《农业十七条》和随后部署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各部不约而同地把在北戴河提出的“二五”计划方案否定了，重新提出了“二五”方案或把“三五”计划改为“二五”计划。例如：粮、棉、钢产量指标，有关部门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46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300万担，钢产量1100万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粮食指标增加到6400亿斤，棉花指标增加到7000万担，钢产量增加到1200万吨。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各部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告中央。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是按照修改后的方案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对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他主张1962年“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搞到3000万吨。因此，计委后来又计算过以1962年生产钢1500万吨为目标的“二五”计划方案。由于方案向毛主席作过汇报，等于得到毛主席首肯，要落实修订就更困难了。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回顾编制“二五”计划建议中的困境时说：由于钢、粮等指标过高，“各部、各省市就要跟上去，煤、电、油是这样，机械工业是这样，这样就根本没有法子平衡”。八大开幕在即，尽管6月的人代会已批准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这个方针的“二五”计划草案来，周总理很着急。7月3日到5日，周总理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报送的两个“二五”计划草案。周总理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也是“不可靠的”，“危险的”。就1962年产粮6400亿斤、产棉7000万担的两个指标，周总理说：合作化后，虽然农业增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水、旱灾害总要起作用”。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要受影响”。周总理、陈云同志和我主张把钢产量也降下来，我们都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惟一尺度。钢少搞些，别的就都可以少些。经过3天的讨论，周总理强调：“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会后，计委又一次调整“二五”计划方案。在7月17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再次指出：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能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在这前后，他还同计委工作人员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下，计委于7月下旬编出一个新方案。8月3日到16日，周总理、陈云同志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编出的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回京后又邀集计委具体主持计划修订工作的同志推敲了一遍，才提交给中央。正在这时，苏联的意见来了。8月17日，苏联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约见我在莫斯科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转达苏联政府对我“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积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从“一五”的22%跳到“二五”的26%，对这个飞跃感到惊奇；“二五”投资比“一五”增长两倍，太大了；苏联因金属材料供应很紧张，而且还有工人罢工问题，对中国要求供应设备的生产很难保证；所提具体项目尚在研究，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困难。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我党中央复信，认为我“二五”计划草案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紧张的，而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很谨慎地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复信明确表示：中国要求苏联在“二五”期间为109个新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将尽量予以满足，但所需设备，要从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某些项目1960年开始供应)，更早地供应设备是不可能的。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国务院最后敲定提交给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同1955年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指标比较，粮食产量只增加400亿斤，棉花产量只增加500万担，就是说，基本维持主管部最初设想的指标，但是，同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比较，差别就大了。其中：粮食指标比1月14日方案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比1月14日方案减少2200万担。1月14日方案指标偏高，无须拿后来的实践证明(1962年由于天灾人祸，生产极不正常，也无法证明)，仅从国家计委汇总上报时提出的条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家计委提出：如将1962年的粮食指标定为6400亿斤，棉花指标定为7000万担，需要的条件是：大力开荒，兴修水利，大量增加化肥，大力推广《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的有关增产措施。所提开荒一条是：在完成“一五”预计开荒9000万亩的计划以后，“二五”期间要求开荒2亿亩，1956年到1962年每年开荒3300万亩，196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3亿亩。别的条件先不说，仅这一条就无法做到。我国东部、中部地区耕地后备资源有限，宜农荒地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的边远地区，开发垦殖需要大量投资。据周总理的算法是：开荒1000万亩，当时需要投资5亿元；如每年平均开荒3300万亩，每年就需要投资16.5亿元(1956年的财政收入只300亿元左右)。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挤不出来。相反，国务院敲定的指标，就比较扎实了。1957年的全国粮食实产量为3820亿斤，国务院敲定1962年达到5000亿斤，五年增产粮食1180亿斤，每年平均递增200多亿斤，在正常情况下，这既是可以做得到而又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而把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定为6400亿斤，则五年内要求增产粮食2580亿斤，每年平均增产500多亿斤，这是很没有把握的。1957年的棉花实产量3000万担，国务院敲定，1962年达到4800万担，5年增加1800万担，每年平均增加360万担，这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做得到而又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而把1962年的棉花指标定为7000万担，5年内要求增加4000万担，翻一番还多，平均每年增产800万担，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9月初，周总理在审阅、修改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八大作的政治报告稿时，发现别人在铅印稿中将1962年的粮食产量指标改为52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改为5200万担。他按国务院敲定的指标，将粮食指标改为5000亿斤，棉花指标改为4800万担，并在旁边注明：“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9月13日，毛主席在第三次审定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工业方面的指标，有的取得一致意见，有的意见未能一致。经商定：凡意见一致的，即写一个数字；凡意见不一致的，即写两个数字，作为上限和下限的机动幅度。例如，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就是两个数字：1050万—1200万吨。毛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可是，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比较“容易”。在批判“右倾保守”和开展生产建设高潮的气氛下，人们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视好、省。而且所谓“多、快”还常常是以牺牲“好、省”为代价的。有鉴及此，周总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删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此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批判反冒进时，此事曾一再被提出。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既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后来，虽受到批评，但在经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终于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1960年6月18日，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第五部分第144节 “反右”及“大跃进”（6）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我在第19篇中，回顾了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时刻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苏联为鉴”，总结我们已有的经验，对中国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正如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本篇中又介绍了周总理领导的反冒进工作，反冒进对八大正确决策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由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过程，实际上是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八大的一系列正确决策，是在探索中形成的，是探索的积极成果。第一，根据对新形势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概括几个月来党中央的探索结果，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不断分析社会矛盾，并全力捉住主要的社会矛盾，把自己工作的着重点摆在解决主要社会矛盾上；主要社会矛盾转变了，工作的着重点也跟着转变，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和建设不断夺取胜利的一大诀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既然已经发生了上述变化，工作着重点当然就应该随之转移。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正是党的工作着重点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移的标志。第二，根据反冒进中积累的认识成果，作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正确决策。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向八大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对“一五”期间的经济工作，总结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例如，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像我们这样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各种物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多余则是暂时的现象，因此，特别需要我们增加后备力量；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制定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时，必须考虑建设规模与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等等。这些精辟的总结，反映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这些认识成果来源于第一个五年经济工作的实践，特别是1956年反冒进的实践。如果没有1956年的反冒进，使大家把头脑冷静下来，要取得这样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党的八大以这些认识成果为依据，决定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根据对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初步改进体制的正确决策。我在第19篇中已经谈到，毛主席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的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和企业自主权问题。党的八大依据毛主席这一探索成果，作出了相应的决策。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9—250页)。八大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同时规定，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力。我在第19篇中还讲到，陈云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问题、市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点。李富春同志对改进我国的计划体制问题，进行了探索，也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八大采纳他们的探索成果，也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这主要反映在经大会批准的周总理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周总理的报告指出：我们应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这“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报告对扩大地方管理权限，提出了七项原则，其中第一项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内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方面的管理权。根据八大关于改进体制的决策，1957年9月20日召开、10月9日结束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这三个文件，于11月8日由国务院通过，公布施行。上述对体制的各项改进，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相比较，但是，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第四，把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八大文件，使它正式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这一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是并且有待继续努力贯彻执行的党对科学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五，根据法制建设方面探索的成果，把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作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任务。我在第19篇中讲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周总理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原则，董必武同志更对法制建设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以他们的探索成果为依据，八大作出了相应的决策。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页)公民只要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也“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第六，在党的建设方面一项重要决策，是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的报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我们党的切身体会，科学地阐述了党、阶级、领袖的关系问题。指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报告回顾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倡议制止歌功颂德和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夸大领导者作用等一系列正确指示之后，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5页)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突出个人方面，八大本身就带了一个好头。以上讲的6条，都是八大的正确决策。至于这些决策执行的情况怎样?八大有无局限性?八大文献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揭示和表述是否准确?这里都没有讨论。以后有机会，再和读者来讨论这些问题。（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