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6

苏联提供的物资对抗美援朝战争起了一定作用。当时，苏方提供部分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提出来的。这在会谈中是斯大林主动提出来的，只是没有明确下来。因为任务紧急，周总理准备在下次会见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能作出明确的规定，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同斯大林谈及此事。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这笔军火的费用。后来，他去世了，这件事便成为一桩悬案。若干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中国经济遇到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遗留问题，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的款项，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负担。美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1950年10月19日晚8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总率领下，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托，高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跨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开始，毛主席和彭德怀曾考虑，让志愿军四个军分两个梯队渡江，先过去两个军、6个师、加上两个炮兵师。后来毛主席和彭德怀考虑，为了防止敌人在我渡江时利用空军狂轰滥炸，封锁鸭绿江，造成我后梯队渡江的困难，遂改为志愿军4个军部、12个师、3个炮兵师计26万人一起渡江。当时敌人在朝鲜共有15个师42万人，第一线就有13万余人。如果首次渡江的部队少了，就不可能形成优势，取得初战的胜利。加上敌空军占绝对优势，封锁鸭绿江会给我后续部队过江造成严重困难，容易丧失战机。所以，毛主席、彭德怀关于4个军一起渡江的决定，为初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晚8时20分，我们接到彭总随渡江部队已顺利过江，而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的报告时，大家兴奋极了，赶紧将这一喜讯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和我们这些参谋们粗略估算：只要我军顺利渡过江去，胜利就有了五六成的希望；渡江后再有十天八天战役展开的时间，胜利便有七八成的希望；如果敌人这时候还未发现我过江，仍昏头昏脑地向北猛进，那胜利就有了确实的把握。眼下彭总和主力部队既已过江，敌人又未发现，那胜利就有望了。第五部分第116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7）彭总过江后，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但是，就在彭总和金日成会谈的同一天，毛主席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来计划，电告彭总，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几乎是在同时，彭总在听完金日成的介绍之后，也致电毛主席，建议中央军委改变原定决心。他说，目前人民军抗击美伪北犯很困难，敌人在未发现我军行动前仍在北犯冒进，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是极有可能的。领袖和将军在战略思想上如此一致，这是胜利的重要基础。等到敌机于10月25日发现我军时，我军已全部部署完毕。第一次战役下来，敌人便被赶到清川江以南，我军旗开得胜，取得了歼敌1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敌人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最终成了梦想。第二次战役下来，平壤解放，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敌人被歼3600人，又是一个大胜利。仅仅两个月，中朝军队便彻底地粉碎了美军在圣诞节前灭亡朝鲜的狂妄计划，基本完成了出兵抗美援朝的任务，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了条件，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在第二次战役期间，有几件事给我印象极深。第一件事，二次战役开始，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局势的声明，公开威胁说，美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接着，麦克阿瑟于12月3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四点建议：一、封锁中国海岸，二、动用海军炮火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三、派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入朝作战，四、要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钳制性进攻。12月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各地下达了紧急战备的指示，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战争，全面战争将一触即发，要求各总司令“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态势”。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行使总统战时权力，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的美国人，真是气势汹汹，大有不顾一切立即发动世界大战的劲头。我们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一一送毛主席。老实说，我们这些参谋们的心里不免都有几分紧张，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狂人，说不定真的会将更大规模的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那时，刚刚摆脱战争苦难的祖国将重新遭到践踏，怎么能不让人担心呢?毛主席、周总理看了这些情报材料，不仅没有丝毫紧张，反而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毛主席将那些情报材料随手一掷，说：“我们的对手实在不够高明，又来玩这老一套的把戏了。美国这个靠世界大战拣洋落儿起家的暴发户，它的领导人全是些一触即跳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周总理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不是铁板一块，杜鲁门真的要打核战争，恐怕他的伙伴不会那样死心塌地合作。”果然不出毛主席、周总理所料，美国的恐吓政策没有吓倒中国人民，恰恰吓倒了它自己和它的同伙。杜鲁门的声明刚一发表，英国首相艾德礼就慌忙跑到美国和杜鲁门会谈，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联合国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美国，闹得不可开交。于是有13国要求在朝鲜停火，并提出组成三人停火委员会的决议。杜鲁门没办法，只好马上公开向艾德礼保证“美国不打算使用原子弹”，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至于麦克阿瑟的建议，杜鲁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更不敢采用。相反，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将美伪军赶过三八线以后，自视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却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一切职务，自然也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一闹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第二件事也发生在二次战役期间，那是我军举行反攻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美国飞机对志愿军司令部狂轰滥炸。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在敌人的轰炸中牺牲了，彭总由副司令员洪学智强拉入防空洞才幸免于难。当司令部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后，周总理向刘少奇报告并迅速采取措施——即暂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报告毛主席，因当时毛主席正患感冒，又在集中精力指挥二次战役，加上毛主席最喜欢毛岸英，总理和中央怕这噩耗来得过于突然，影响毛主席的健康和分散毛主席的精力。直到1月2日，毛主席的感冒好了，我军也过了三八线，周总理才向毛主席写了正式报告。同时，周总理亲自用军委名义致电志愿军司令部，要他们务必注意防空，特别是要保证彭总的安全，责成志愿军党委规定防空纪律，并指定专人负责彭总的安全工作。周总理对我们说：“彭总脾气犟，别人劝他防空，他可以不听，但他党性强，只要一说是中央军委的决定，他就会二话不说，坚决执行。”果然，彭总及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从此便有了保障。第三件事，是我们通过两次战役发现，敌人的战略指挥并不怎么高明，甚至可以说愚蠢之极。麦克阿瑟除了前边提到的那些错误外，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964年麦克阿瑟死前写的回忆录中，还认为第二次战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是林彪，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司令部在长春。真是贻笑大方。第五部分第117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8）第三次战役之后，我军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武器太差，战线长，机动能力差，战场补给困难，进攻作战只能打一个礼拜。敌人称我们是“礼拜攻势”。美军利用跑得快、火力强、有空中保护伞、有海上保护圈等优势，诱我主力继续南追，然后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使我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地位。这时候，有些人，比如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被敌人的撤退假象所迷惑，力主我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赶下海去。他认为只要一追，敌人就会从朝鲜撤退，朝鲜战争即可胜利结束。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断然拒绝了拉佐瓦耶夫的建议，并且与这位大使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位大使把事情反映到斯大林那里，说打了胜仗不追击，哪有这样的司令呢?彭老总也原原本本地把他和拉佐瓦耶夫的争论报告了毛主席。理由很简单，我军经过三次战役已经疲劳得很，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约占半数，后方补给线拉长到几百公里，物资供应跟不上，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翼侧暴露。假如冒险追击，一旦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对我军威胁极大。毛主席非常赞同彭老总的意见，并且立即把彭老总的电报转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毕竟是军事家，他一眼就看出彭老总的精于运筹，于是马上复电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彭总的意见，认为“毫无异议，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说彭总“以那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最狡猾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统帅”。斯大林还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他根本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总的指挥，紧接着便把拉佐瓦耶夫调离了朝鲜。1952年7月，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我军一过三八线向南走，环顾前后左右，一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情况，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我怎么能拿百万军队的生命作儿戏呢!”当时，我们作战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作过一些假设：如果那时我军有制空权，有两个机动兵团，有万把辆汽车保障部队供应，那么彭总自然会大胆地实施战略追击的，会主动寻求决战，尽早把美军消灭掉或赶出去。这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拿战争开玩笑，只能实事求是地办事，断然停止战略追击。有了三次战役经验，后来又相继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战役之后，到了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多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中朝两国军队却越战越强，是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对手。美国深恐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会弄得美国更加难堪，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忙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中朝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一带。这样，既可保住面子，也可维持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于是，美国两次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说明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然后谈判议和。斯大林也向我方建议考虑美国人的提议，说明美国人对侵略战争的前途是焦急和忧虑的。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立即进行停战谈判的主张，我方立即响应，而这也是美国人所希望的。是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美国人虽然坐下来谈判了，但在谈判桌上又缺乏诚意，多次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一会儿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到三八线以北的高城、群南雁里一线，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没有得到的1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会儿又要把几万名朝中被俘人员扣留下来，充当炮灰；一会儿又要中朝方面赔偿他的“空海军优势代价”等等，妄图重温帝国主义国家同对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梦。敌人的目的很明确，是利用和谈来进一步推行其侵略计划。这套诡计对我们一点也不新鲜，蒋介石用过，马歇尔用过，一个个都失败了。毛主席的对策仍是老办法：“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敌人明白，我们是企望和平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经过整整两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美帝国主义由于连续失败，内外交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停战协定宣布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宣布了中朝两国人民军事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美国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雷英夫)第五部分第118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1）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毛主席在1951年底又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记忆犹新。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任务已不同于那个时候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主要依靠法制来惩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不必再采取“三反”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但是，“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当年，党中央、政务院授命我主持“三反”工作。我想，今天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于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惩治腐败现象，加强干部队伍廉政建设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借鉴作用。关于“三反”的起因和发动，毛主席在1951年12月13日凌晨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曾经讲到：“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事情还可以往前追溯。这一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地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人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支大于收，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10月23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庄严号召：“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12月1日，中央进一步指出：实行增产节约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说，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的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这个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稍后，中央又陆续收到了各中央局报来的发现大贪污犯或落实“三反”斗争的报告。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深刻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12月8日，毛主席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才能解决问题。”第五部分第119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2）为了加强对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12月7日，政务院会议通过由薄一波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谭平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副主任，刘景范任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由党、政、军、民各主要机关负责同志约10余人参加。每周开三至四次办公会议。从此，全国范围的“三反”斗争，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展开了。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12月31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数百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我和安子文同志(他是中节委委员和总党委第二书记)宣布中央决定，限期发动“三反”斗争，十天后向中央作出报告；对运动进展慢的单位，进行点名批评，引起了各单位的重视。他们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也在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三天后，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中，向全党通报了这次会议的做法，并宣布“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接着，1952年1月9日，政务院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华北、北京、天津高级干部会议，由我做关于深入普遍地开展“三反”斗争的动员报告。由于执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长带头、层层检讨的方针，机关内部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使运动向纵深发展。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阶段。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同日我向毛主席作了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就几个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了意见。1月21日，毛主席作了修改，并加了中央的批语，批发了这个报告。为了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2月1日北京市举行了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获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课长宋德贵，有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人免予刑事处分。我在会上讲话并宣布：自动坦白从宽的期限放宽到2月15日。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遵照毛主席关于“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在“三反”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主要的有：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以身作则，带头作自我批评，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检举和坦白交待；从反浪费入手，进而揭发贪污；组织专门队伍内查外调，重点审查；把“三反”与整党和考察干部结合起来；正确区别贪污和浪费的界限；对科研人才采取保护不伤的原则，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对机关生产采取“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等等。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旧币，下同)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在运动的高潮中，曾经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苗头，伤害了一些同志，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为了引起全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5月10日，毛主席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文件上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批语，强调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地纠正了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所以保证了“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取得重大的胜利。记得1952年我在华北局纪念党诞生31周年大会上所做的《为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报告中，对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和经验讲了一些看法，现扼要摘录如下(“五反”问题见下篇)：“‘三反’‘五反’斗争，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关系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决定性的斗争。这次运动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究竟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来，这个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实际上在‘三反’‘五反’以前，这个问题还是严重地存在着。”“反‘五毒’‘三害’的斗争所得到的胜利，是十分辉煌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才干，现在认为是可耻了。对于我们党来说，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整党运动。……经过斗争，我们对‘五毒’‘三害’已提高了警惕性，并在运动中初步解决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这一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糖衣炮弹’虽然曾经打倒了某些立场不稳、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的人们，却不能打倒久经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所教导的中国共产党。大批贪污分子被清除之后，大批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去腐而后生肌，在组织上我们也比过去健康了。”“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此次‘三反’‘五反’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切检查、追赃、定案都是由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来干的，这是充分走了群众路线，但在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又做到了‘反而不乱’的地步，关键就在于及时地恰当地规定了‘三反’‘五反’的各项政策和纪律。这种领导艺术是应该好好学习的。”“‘三反’运动中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有些共产党员在进入城市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经不起考验、羡慕统一战线中的资本家。……”“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大批发生，而又长期得不到克服，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章上所规定的应有的民主生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甚为严重，高高在上，虚浮骄傲，死气沉沉，因而得不到群众的教育和监督。”第五部分第120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3）这些都是当年的认识，谈不上系统和深刻，但却是来源于实践的。当然，认识还有待深化，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研究。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例如，中节委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揭发高岗的信，报请毛主席同意，照样派人去查。收到天津群众揭发市领导和两位高级军事干部的信，毛主席叫我亲自上天津调查。又如，1951年12月30日收到谭政同志关于开展“三反”问题的电报后，毛主席觉得中南军区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大家都熟悉，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毛主席的这些话不幸而言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三反”中，毛主席下决心坚决果断地严惩这两个人，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刘青山、张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应该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刘、张的犯罪事实主要是：(1)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以及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2)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他们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3)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4)盘剥民工。在兴建潮白、永定、大清、龙凤、海河等工程中，他们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5)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3.7亿元以上，其中刘1.8亿元，张1.9亿元。刘吸毒成瘾。张为逃避罪责，曾一次就焚毁单据300多张。刘、张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激起了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但在他们上欺下压的家长式统治下，一直未能公开揭露。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气候，这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坚持正义、坚持党的原则的干部总是要站出来揭发和斗争的。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若干违法乱纪事实后，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视，并进行了调查。11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部署。与会代表集中地检举、揭发了刘、张的贪污罪行。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11月28日晚，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华北局的决定。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刘青山当时在国外，12月2日归国后当即逮捕归案)。接着，省委召集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开会，正式宣布逮捕刘、张。绝大多数同志衷心拥护这一措施，认为这样做“挽救了天津的党组织”，少数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根据党代会代表们的建议，河北省委经过研究，12月4日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12月29日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有关新闻稿时批示：“应于三十日见报”)。12月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听取河北党代会情况的汇报和逮捕刘、张的经过。刘澜涛同志指出，刘、张事件说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了我们党，刘、张蜕化变质成了罪犯，将他们逮捕是完全应当的，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但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建议组织专门班子全面审查处理此事。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杨秀峰同志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张贪污案进行调查和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并拍摄电影。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我反映。我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他坚持不去，要我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我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2月10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张二犯大会，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第五部分第121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1）1952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胜利地走过三年光辉历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取得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建设就要开始了。毛泽东在1951年2月曾提出一个“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期发展战略。现在，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不能没有一个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此刻，他正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以后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建国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16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并连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它表明，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他原来所设想的相比，发生了变化。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加广阔的道路。第二步，是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都需要在实践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还有中共其他领导人，原来是这样设想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要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同时，也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居中国现代工业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入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当时估计，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大约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是，到1952年，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刚刚渡过3周年华诞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超过了私营。特别是经历了“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普遍地发展起来，并且出现了许多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实际上正在悄然兴起。这三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继续变化的集中反映。而就劳动生产率来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成份的国营企业，明显地优胜于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国营企业优于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又优于私营企业。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经济政策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比例数字上：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他说：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1952年秋，当毛泽东了解到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就成为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个判断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即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毛泽东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第五部分第122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2）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过渡问题，信中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关于个体农业的过渡问题，刘少奇在信中说：“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还说：“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关于个体手工业的过渡，信中说：“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取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这显然是一种谨慎而又留有余地的态度。斯大林在9月24日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应，使自己的想法更完善一些。自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例如：1952年11月3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1953年1月31日，他说：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1953年2月1日，他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从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他不急于正式提出，他感到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列车路过河北，邢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列车上。当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到邢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介绍了两个村庄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只一个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又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2月16日，毛泽东来到阔别25年之久的武汉。17日晚在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人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19日，他又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了一次。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这次视察共十三天。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2月27日晚9时，毛泽东就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区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了。第五部分第123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3）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准备的，后来改由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大区、各省市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163人。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李维汉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了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修改成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几种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总路线作了明确的表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讲话批评了“左”的偏向。他说：“对基建、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都发生急躁。‘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无止境无目标地进攻，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讲话又批评了他认为是右的三个观点。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存在激烈深刻的变动。“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走向就是没有到达。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安定中农，因为他们怕“冒尖”，怕“共产”。其实，这也是不对的。批评了上述观点以后，毛泽东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提出“由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反“左”反“右”。全国财经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发表这样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并且批评了被他认为是右的观点，这是非同寻常的。他的用意是要以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总路线上来。此后，毛泽东就着重研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7月，他在审阅财经会议领导小组的一个会议纪要时，写了一个批语，对“五反”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新的分析。他写道：“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批语的基本观点作了系统发挥。他说：“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没收)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指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引者注)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第五部分第124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4）“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这篇讲话，不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讲得比较完备，同时也涉及了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整篇讲话体现了“反‘左’反右，逐步过渡”的思想。全国财经会议，由于高岗发难，节外生枝，致使会议一延再延，开了两个月。最后，终于排除了高岗的严重干扰，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间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这是全国财经会议所取得的主要成绩。会议即将结束时，8月11日，周恩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它载入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会议结束以后，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立即进行传达，在高中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了总路线的教育。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会议的前一天，9月7日，毛泽东邀请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他还谈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致设想：“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他批评了两种偏向，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他还提出：“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在谈到私营商业问题时，他明确表示：“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夕，毛泽东的一席讲话，给他们疏通了思想，消除了顾虑，这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9月25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里，向全国人民正式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毛泽东1952年9月24日提出初步设想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也有一个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全国财经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充分讨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社会震动。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的起草几易其稿，开头毛泽东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最后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根据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为此，毛泽东特地作了一个说明，加以解释：“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这段分析，同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并不是说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者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也讲过同样意思的话，只是还没有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概念就是了。他说：“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第五部分第125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5）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并作了系统发挥，紧接这句话之后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53年算起，到1967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它的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我国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这种认识带有当时历史的局限。大体上也是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观点。毫无疑问，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或者说主要的经济基础。问题在于“唯一”二字，历史证明，根据这种观点制定的政策，并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发布以后，一个更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其中的关键，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毛泽东把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密不可分，互为前提。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强调国家工业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毛泽东始终把工业化看作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物质基础，不遗余力地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他认为，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就没有巩固的社会主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强调机器工业是民主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毛泽东所说的机器工业，就是相对于手工工业而言的现代化工业。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为筹划国家工业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指导着这一工作。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一个的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更无编制中期计划的经验。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唯一可能的是取得苏联的帮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完成的。1952年8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陈云等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9月24日，周恩来、陈云一行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这样，五年计划的制定，就获得了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高潮。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里宣布：“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确，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崇高威信，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伟绩。这一变革的实现，为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提高生产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加深，毛泽东提出“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再经过三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又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了实际的工作日程。事情就是这样，毛泽东没有拘泥于自己过去的理论，他尊重自己的理论成果，更尊重新的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不是毛泽东凭空想出来的。也有人曾经怀疑，是不是听了斯大林的意见，因为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正好是在听取刚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苏联谈判情况的那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查证，这个没有根据。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即由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然后再“一举实现”社会主义，改为“逐步过渡”，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采取了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突变的、激烈的方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来势迅猛(这里要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急，是一个严重缺点)，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和全国人民的实践经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逄先知　李捷)第五部分第126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1）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了解事件发生、发展到处理的全过程。为了说清楚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我还是从高岗、饶漱石这两个人说起。我同高岗、饶漱石认识得很早：随中央红军长征，在1935年冬抵达陕北，就认识了高岗；同饶漱石认识得更早一些，1928年我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期间，他在我的领导下工作，那时我管他叫“小饶”。在调来北京前，高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且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和党的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饶漱石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又是七届中央委员。但从出身经历到平时作风，他们两人很不相同。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一个以烧卖木炭为业的农家，只上过初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中闯出来的工农干部。到东北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即刘志丹部队)政委、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要职。这个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过程中，他有过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绩；东北解放后，东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走在全国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后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扬。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方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一个中学教师之家，上过大学，精通英文，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白区城市进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地下党斗争中锻炼成长的知识分子干部。1935至1938年间被派出国工作，回国后到华中局前，曾在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协助兼书记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分管白区工作。他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曾被少奇同志誉为“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他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同志协助下，领导军民就地坚持斗争，渡过难关，曾受到毛主席表扬。但是，这个人城府很深，寡言笑，少交往，几乎没有朋友，也极少主动找干部谈心。平时他给人的印象是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生活作风上同高岗相反，烟、酒不沾，从不跳舞、宴客，道貌岸然。可是，同他共事较久的同志对他的评价都不好：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说饶“心胸狭窄，权欲很重”；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说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曾做过他的政治秘书的艾丁说饶是“伪君子”。饶的权位观念重，我也领教过一次：1946年底前后，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解散，饶(军调期间任中共代表团顾问)飞回延安。我去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过后我向陈毅提起这件事。陈说，饶这人就是这样。后来饶搞分裂活动败露，证明此人果然是“大奸似忠”。1954年春，邓小平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这两个看起来如此不同的人，由于共同的政治野心，走到一起来了。高岗在东北掌握大权后，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动起当独霸一方的“东北王”、相机攫取更高权位的邪念。他从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处处强调东北“特殊”，在政策执行上也强调“情况特殊”而自作主张，有的明显同中央政策不一致；二是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散布流言蜚语，设法贬抑、诋毁他们；三是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那时的苏共和苏联政府，大国沙文主义很露骨，高岗却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但又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志对我们在东北的合作非常高兴。”并且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多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第五部分第127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2）饶漱石的权欲，在1942年和1950年曾经两度自我暴露：第一次，“黄花塘事件”(按：黄花塘为江苏省盱眙县的一个村庄，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曾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1942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东回延安工作。中央电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由陈毅代理。刘走后，干部中有些人有议论，认为论资格、能力、经验、人望和历史功绩，陈都比饶强，书记、政委由饶代理，出乎大家的意料。不久，中央决定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饶更加忐忑不安，生怕书记、政委轮不到自己，于是，施展权术，把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看作排挤陈毅的机会。他自己躲到离军部40里外的地方搞“农村调查”，让陈毅在家主持会议，发动干部给领导提意见。再看准“火候”，突然返回，分别找一些负责干部谈话，强调陈毅历史上就“反毛主席”(指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说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一听说陈毅反毛主席，也跟着饶漱石一道批斗陈毅。用陈老总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那里“鬼都不上门”。斗过后，饶漱石向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发电报，歪曲事实，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末尾提出“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大言不惭地称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同时，又煽惑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发电批评陈毅。中央考虑到饶、陈不和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而原定要在华东主要负责人中抽出一人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毛主席电调陈毅去延安。电文中交代：“陈来延期间职务由(张)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陈毅到延安后，很快向毛主席、党中央把一些问题说清楚了，并且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词意恳切、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电报。毛主席也同时发电报给饶说：“关于陈、饶二同志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饶漱石同志加以解释。”可是，饶漱石在接电的第二天，就回电毛主席，硬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在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等等，要毛继续“给他(陈)帮助”。给陈毅的复电就更不用说了。毛主席劝告陈毅“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现在“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听从毛的劝告，把这事搁下了。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就是这样得到的!第二次，“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1949年10月，中央决定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个大区都建立军政委员会，由大军区司令员兼主席，其他五个大区都照办了。对华东地区，毛主席再次交代由陈毅担任主席。陈毅觉得自己既是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的了，先后向毛主席和饶漱石表示最好别让他兼任此职。毛吩咐让华东局讨论再定，但仍明确表示，还是由陈毅担任为宜。饶却借着陈毅的谦让，对陈说：“你不担任，只好由我担任。”在召开华东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饶不强调毛主席一再关照主席由陈毅担任为宜，如果华东任命同各大区不一致，可能引起外界揣测，影响不好等等，来说服大家；反而强调华东在美、蒋的海、空封锁骚扰下军事任务重，上海工作繁重，陈毅太忙，一再谦让要他担任主席。华东局常委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同意了。讨论的结果报到中央，毛主席没有立刻批复，在饶去北京时，又向他问起此事。饶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他来担任。这样，才骗得批准。这项任命一公布，果然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许多揣测，很多人误以为，一定是陈毅犯了什么大错误。饶漱石却如愿以偿了。此外，1952年春饶漱石在北京还演了一出闹剧：那一年年初，他因颜面严重痉挛无法工作，经华东局常委会报请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养和治疗。他却疑神疑鬼，怀疑中央可能对他在华东的工作不满意，借此“调虎离山”；又不知从哪里听说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去华东帮助工作，心情越来越紧张，情绪越来越烦躁。本来，饶漱石同少奇同志比较熟悉，这回却不去找刘，原因是他觉得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当时在某些问题上主张不太一致，就开始要同刘“保持距离”，并且常在陈毅耳边说少奇同志的坏话。5月间，他出人意料地在深夜紧急求见已经入睡的毛主席。主席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起身接见。饶漱石东拉西扯地谈了大约3个小时，暴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患得患失心理。过后，毛主席向我提起这件事，说那个晚上他听了半天也闹不清饶到底要说什么，最后才听出点眉目，原来饶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来了。建国初，我们党用3年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少奇同志把我和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找去，商议如何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构适应上述形势和任务变化的需要。少奇同志还交代我和安子文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在1952年7月间由他报给毛主席。8月4日毛主席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这以后不久，邓小平、高岗、饶漱石(西南、东北、华东三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和邓子恢、习仲勋(中南、西北两个中央局的第二书记)等，相继被调到北京工作。其中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分兼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饶正随少奇同志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会后又留下考察一些苏联工厂，到1953年春才正式就职)。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将各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并进一步酝酿在适当时机撤销各中央局和这些大区行政委员会，再抽调地方上一些干部充实中央机构；同时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改革国家体制。1953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对政务院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其中，计划工作和8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与此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繁重的日常工作负担，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本人退居二线，只抓大事的设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计委举足轻重，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以国家副主席兼任计委主任，又分管8个工业部，权势显赫，同其他进京的中央局书记相比，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进入了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人事，相应地要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组织部举足轻重，它的部长被毛主席戏称为“吏部尚书”。这两个人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个人主义思想急剧膨胀：高岗更加目中无人，迫不及待地想当领袖；饶漱石也急于想在政治投机中附高岗骥尾，分得一杯羹。他们根据一些表面现象，错估了形势，认为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之间有隙可乘，视为良机。于是，1953年的夏秋之际，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两人配合默契，“这边一跑，那边一斗”，演出了企图分裂党的“二重奏”。第五部分第128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3）这时，高岗飞扬跋扈，除开毛主席，可以说已经目中无人。从以下3个事例可见一斑：1．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岗不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事商量时，他却通知让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去他那里，同其他与会者一道，坐候他出来主持会议。2．周恩来关照高岗：国家计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要上的重大项目，须先报经中央认可后才能下达执行。高听后很不高兴，反过来连问两次：“哪个中央?哪个中央?”3．高岗喜欢办家庭舞会。周恩来曾应邀参加过，发现舞会上很不像样，当场不辞而别，以后再也不去了。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继续造谣说党内有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授意“秀才”代笔，以高岗名义发表题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把少奇同志在建国前后谈论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如何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统统列为所谓“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把上文中提到的少奇同志那些观点说成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并多方搜集有关文件资料，随时让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级干部阅看，相机对少奇同志进行攻击。——散布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攻击刘少奇划圈圈，指名道姓地说哪些人是这个圈圈中的人。他还胡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挑拨党内一些同志同少奇同志的关系。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说起，毛主席有意改组中央政治局和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听后没有报经中央授权，自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的草案，拿给高岗看，也同饶漱石谈过。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草案)分作两组：一组包括毛、刘、周、朱、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高、饶明知这么做是十分不妥的，却不报告中央，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高岗胡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1953年3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指出：那张“名单”的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高岗还造谣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1953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对人说：“我在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财经工作的，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并且设有中心小组，高岗、饶漱石还有我和安子文等都是成员。高岗利用各地区一些同志对新税制的不满和中央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的机会，在饶漱石配合下，“指桑骂槐”，气焰嚣张。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少奇同志的前述观点，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有所谓“圈圈”、“摊摊”，制造混乱。批判中他无限上纲，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给薄一波大扣帽子，什么“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还煽动别人跟着批，逼迫薄一波一再作检讨，把财经会开成斗争会，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原定6月开始、7月结束的会，拖到了8月初。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状况。他要我从始至终出席会议，做记录。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我的记录记得很详细，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了。我汇报完后，再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补充。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待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8月6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中心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邓小平也讲了些公道话。这样，会议气氛缓和下来。8月11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宣布会议结束。在这以前，高岗还闹过一次。当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总理的总结稿时，薄一波向毛主席表示：“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高岗立刻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主席截住话头，反过来质问高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按：指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信向党中央揭露高岗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事)?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按：指中监委和中财委在1952年8月联合组成检查组去辽宁，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设备爆炸事故，死伤了一些工人的事)?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高岗见主席态度严厉，才不吭声了。——当中央酝酿参照苏联模式调整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和中央分一、二线时，高岗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造谣说毛主席已经不重视刘少奇，打算安排刘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由周而主张由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后来他在杭州又向陈正人自我吹嘘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他又说：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是“高林”了。——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胡说在我们党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结论。他还把我们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进而鼓吹什么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按：1954年初开始揭批高岗时，周恩来对高的这种谬论概括地称为“军党论”)；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在邓面前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小平同志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向高指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轻易更动。10月间，高岗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主席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提出“你一个，我一个”。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第五部分第129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4）饶漱石到北京后深夜请见毛主席，已经暴露了他患得患失的心态。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还心神不定。那时，他误以为高岗权势日盛，刘少奇可能“失势”，于是不择手段地“通过与安子文划清界限，来表明自己不是刘少奇的干部，以取得高岗的同情和信任”。他在自己后来写的书面检查中承认，这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眼光，来揣测党内生活，并从维持、巩固和发展个人权位的野心出发，企图利用党内的某些‘空隙’来进行政治投机”，结果“不仅成了高岗反党活动的最有力资本和工具，而且实际上作了为高岗分裂党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扫清道路的先锋”。——刚到中央组织部，就同刘少奇、安子文闹别扭。1953年2月底，饶漱石将整理成文的《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稿送请少奇同志审查。少奇同志让他拿给安子文去看和决定分发名单，并交由中央组织部付印。饶大为不满，只让铅印几十本，借口未经中央审定，扣压在手里不让分发；几个月后，少奇同志向他索取，才勉强给了两本。——1953年春，中央组织部由王甫(当时任党员管理处处长)、赵汉(当时任办公厅主任)带几个同志去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情况，受到当地党组织的阻挠。他们找到当时主持山东分局工作的向明，也谈不拢，只得返回北京。安子文听过他们的汇报，随即向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反映。饶漱石小题大作，借机向安子文发起突然袭击。在5月间的一次部务会议上，他声色俱厉地指责安“胆大妄为”!为什么有问题不向他反映，先向刘、周反映?说什么“王甫、赵汉是新兵，他们听到枪声，不免有些紧张，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该听到一点枪声就……”过后，饶又召开了几次会，毫无根据地给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觉不灵”，“支持条条，反对块块”等帽子，甚至把王甫、赵汉被迫离开山东歪曲为“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议”。尤其恶劣的是，他竟然向中央谎报情况，说什么安子文接受了他的“批评”。这样一闹，中央组织部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了。后来毛主席在批评饶漱石时说：“你不要认为你作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伙同高岗一道斗争薄一波，指责安子文有几天未到会是“消极抵制”，一再逼迫安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顶住了，没跟他走)。而且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顾毛主席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把所谓“圈圈”问题和“名单”问题抖落出来，“火上浇油”。安子文明明早已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饶却抓住不放，并散布说，财经会议上斗争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实际上，没等到财经会议结束，饶就在中央组织部内斗争安子文了。他说“中央组织部是一潭死水，要把它震动一下”。7月22日，他召开部务会议，强词夺理地搬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材料，如“支持条条、反对块块”问题、“整党建党规定问题”、“中央组织部对华东局和山东分局表示抗议问题”等等，对安子文横加指责，而且态度蛮横，不容申辩。7月25日，他又召开部务会议，把安子文将7月22日部务会议上发生的事向少奇同志反映，斥为“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并借题发挥，以中央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由，要求重新开会专门检讨部里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逼安子文作检讨。这个会在8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安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饶却一味吹毛求疵，无理取闹。有些本来是饶漱石冤枉安子文的事情，安提出证明，要求派人查实更正，饶却蛮横地拒绝调查。更为荒谬的是，饶本来已同安子文商定，安作检讨时，对“名单”问题只作一般交代(说明3月间他在组织上犯了一个错误，已向中央作检讨并请求处分)而不谈“名单”的具体内容；在安检讨过程中，饶还插话说过：“这个问题不便在这里讲。”但当第二天会上有人对安进行批评后，饶却对大家没有追问“名单问题”加以指责，说：“安子文千对万对，但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严重错误。你们应当首先追问安子文：你犯了什么严重错误?”与会同志指出是他自己交代不要谈这个问题，饶又强辩说：“是，我是那么说了，但是你们应当追问，你们问了以后，我再出来解释。这应当是党内斗争的教训!”但是没有人响应，他自感孤立无援，不得不暂且收场。——1953年9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主持会议领导小组的工作。参加这个领导小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和我，还有饶漱石、安子文和6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我随时将会议进展情况，给毛主席写书面汇报。这次会议，原定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饶漱石却在会议内外兴风作浪，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地方组织部长跟他一起攻击安子文。但仍没有能掀起多大波澜。他不甘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发牢骚，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主席让邓小平问饶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去请来。饶心里虚，只点了一个陈赓(当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可是，陈赓来后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来发言。饶又一次打错了算盘，他的目的没有达到。中央觉察到会议方向被搞偏了，决定大会暂停，转入开领导小组会议，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问题。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根本不承认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其他几位同志批评他的一些事情，反过来气势汹汹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诬蔑安子文“霸着组织部”，使他“插不进来”，而部里一些同志同安串通一气，抗拒他的领导。企图借这次会议使地方上的组织部长们造成一种错觉，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可是，问题一经拿上桌面，摆事实，讲道理，饶的种种谎言全被揭穿。情急之下，他竟然又捏造“事实”，说他的政治秘书陈麒章调来半年，组织部还不接组织关系。当时在场参加记录工作的陈麒章，不得不取得会议主持人许可，破例站起来发言，声明他一到中央组织部，赵汉就把他编入一个支部，饶说的根本不符合事实。少奇同志在主持领导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对饶进行了严肃批评。饶反而在另一次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蛮横地责怪刘少奇在处理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甚至威胁说：“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谨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因此，中央不得不决定，刘、饶、安三个人在领导小组会上的最后发言稿，都先送交中央审查。中央书记处几次开会听取组织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我都在场。当时我已感到饶漱石的言行十分反常，但对他为什么要同少奇同志一再“顶牛”，一时还解不开这个谜。在最后一次领导小组会上，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明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这个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本着对待犯错误同志“一看二帮”的精神，在发言中又都给了饶漱石一个“体面退却”的台阶。但饶最后发言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不肯老实认错。这以后，他还继续在毛主席面前数落少奇同志、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一些同志的所谓“错误”，并照旧到高岗那里去议长论短，发泄怨气。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饶又一反常态，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少奇同志。”这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第五部分第130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5）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迹象越来越明显，到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党中央据此判明他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下决心予以揭露。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明：“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同时，他建议政治局搞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毛主席离京去杭州，在那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在这前后，毛主席就高、饶分裂党的问题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如：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问毛有什么指示?主席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尽管这样，从筹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到筹备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一年里，党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在处理上仍然坚持了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1954年1月中旬，《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拟完成后，由我送往杭州。毛主席约请同他一道起草《宪法》的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提出：“为了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1月18日，毛主席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高岗看到《决议(草案)》后，惶惶不可终日，急忙写信给毛主席，说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决议(草案)》，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想在会前去杭州见主席。我把他的要求代为转达后，按照毛主席的交代，托词主席正忙于修改宪法草案，没有时间，把高回绝了。高岗还两次向毛主席表示要保护饶漱石。头一次，高岗对毛主席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毛主席来解围。主席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表示要给高岗伸冤。1月22日，毛主席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主席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还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四中全会前，少奇、恩来、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5位同志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整理送到我这里，经过汇总，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东北和华东两个地区，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高、饶的反党阴谋。为此，在3、4月间，分别召开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6月间，先后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间又召开山东省党代表会议。高岗拒不悔改，在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我立即将有关情况向中央各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在请李琦转告周恩来时，我说高岗是个坏人。据李琦告诉我，恩来同志听后表示：“对!尚昆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饶漱石停职反省后，我当面交代陈麒章：现在不便给饶换秘书，今后你作为中央办公厅干部，暂时仍以原来名义留在饶处工作，每周写个“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到中南海，直接向我汇报。他忠实地执行了。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2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4个问题上的“错误”：1．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建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在陈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犯的错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检查的结尾处，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8项“帽子”：(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由于饶漱石当时患有面部神经痉挛症，看和写都有困难，这份书面检查，由他自拟大纲后，逐点口授，让陈麒章记录整理，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成，大约在1954年底前后，定稿签字，上报中央。此后，饶就无所事事，等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步外，足不出户。第五部分第131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6）怎么处理高、饶呢?高岗自杀前，毛主席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当然原先的一些职务是不能保留了。对于饶漱石，在这1年左右的时间中，党中央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我都参与了。当时，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认为这样的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一直到全国党代表会议开预备会，请各代表团讨论大会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谈高、饶问题)时，尽管已有不少代表不赞成把饶留在党内，纷纷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中央政治局在1955年3月18日开会，经过讨论，仍然认为“不必改动原来的意见，应向代表进行说明”。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讨论到高、饶问题时，主席说，这个文件也搞了1年，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合乎实际的，是一种政变式阴谋。尽管如此，全会最后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表会议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不料，全国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据我了解，主要有以下3点：其一，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1954年底前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苏共与南共和解、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的新情况。这个消息在我国见报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先后向陈麒章等人大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一再表示他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陈麒章等将饶的这种反常表现如实地向中央办公厅分别写了两份书面汇报。这两份书面汇报由全国党代表会议秘书处印发给全体代表，作为讨论高、饶问题的参考资料。饶的翻案行为把代表们惹火了。其二，杨帆案件，火上浇油。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部长；上海解放后，先后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事情得追溯到上海市解放前夕。当时饶漱石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和内定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提出在上海解放后清理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要采取“以特反特”的方针，并在江苏丹阳亲自接待了由杨帆引见的大特务胡均鹤，交代杨帆将胡带去上海使用。胡均鹤早年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30年代被捕后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抗日战争初期，他被日伪逮捕，又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我党叛徒李士群的重要助手；1942年前后，李、胡为给自己“留后路”而同潘汉年建立了情报联系，并曾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刘晓等人安全通过封锁线返回淮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胡再次成为国民党中统骨干；后来他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派人去香港向潘汉年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潘将此事电告杨帆。杨取得饶漱石同意，报经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把胡暂留在解放区作为备用的“特情”人员。上海解放后，杨帆在市公安局主管情报和清查潜特等工作，他认为胡均鹤呈交的“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对上海的镇反有重要参考价值，便在组织“情报委员会”时，提议让胡担任主任。这项任命，也报经饶漱石批准。根据“以特反特”方针，上海市公安局由杨帆负责，经过筛选，先后运用各类反正人员为镇反工作提供线索，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某些疏漏，如让胡均鹤担任情报委员会主任是不恰当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华东公安部和中央公安部的注意，经过他们派工作人员下去检查和批评后，上海市公安局作了认真的检讨，并采取了整顿措施；经中央公安部同意，胡均鹤由上海市公安局继续就地控制使用。这时饶漱石已因病离开华东。高、饶问题发生后，华东和上海在揭发、批判饶漱石时，“以特反特”的事被重新提起，在并无确切根据的情况下，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是饶漱石和杨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全国党代表会议一召开，毛主席在开幕词中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做了十分严峻的估计。他说，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很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要有所防备。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很猖獗，必须有计划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所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避免敌人给我们造成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本来，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得知饶漱石闹翻案，已经很恼火，看过反映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大批敌特分子的材料，很自然地把它同毛主席开幕词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联系起来，更加群情激愤，认为饶的问题已经超出犯错误范围，而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进而对饶的政治历史提出了疑问，还联系到他抗日战争时期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究竟是如他安抵苏北后给中央电报中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收买敌连长成功”，还是被俘后叛变而被派回来充当内奸的。毛主席在作会议结论说到高、饶问题时，提的已经不只是高、饶两个人的联盟，而是高岗反党集团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在饶的反党集团里点了杨帆和向明的名)的联盟。杨帆既然被列为饶漱石的“一丘之貉”，饶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了。杨帆早在1954年底，就由公安部派人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1955年4月1日，在饶漱石被捕入狱的同时，杨帆也被正式逮捕；与杨有牵连的许多人，包括胡均鹤在内，也相继被逮捕了。其三，潘汉年的“交代”，引发更大“爆炸”。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华南局情报部负责人。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这次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潘是上海市代表之一。第五部分第132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7）1955年3月下旬，当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会议临结束时，毛主席号召所有同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有所牵连的干部，以及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书面材料讲清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杨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胡均鹤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同胡均鹤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段特殊的联系：当年他策反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胡均鹤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有关情况交代出来。会见汪精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但长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这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并且不容易说清楚。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潘汉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大都得杀。”语气虽是宽容的，却又给潘的问题再次定了性：实际上已经断定，潘早在30年代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就叛党投靠国民党了。1955年4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除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实际上是追认已经执行的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特别批评了党内存在“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他强调，今后必须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在大家注意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再注意防“左”。以潘汉年来说，多年在党内，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与“老虎”睡过觉，是瞎了眼睛；但是，一旦发觉了他是“老虎”，眼睛就应当光亮起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党揭露，不要以为与“老虎”同床过就有所顾虑，而丧失一个党员应有的立场。毛主席还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偏向，总是原谅自己而失去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改正。一时全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先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听了都大吃一惊，实在料想不到高、饶问题最终会发展到这一步!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杨专案组，下分3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只查明了饶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才收买敌军连长成功，而向中央谎报为“派警卫员下山收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3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这个案子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审理。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了潘汉年可以不杀以后，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帆也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饶漱石因为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在1965年予以假释，安排到一个农场养起来，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文革”中，饶、潘、杨三人再次被捕入狱。饶漱石在1975年病故。对其他人员的处理，如果撇开饶、潘、杨一案不说，单以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处理而言，牵连的人很少：在东北地区，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的5人被撤了职，降了级，下放到一般单位工作；华东地区，受到撤职处分的高级干部，主要就是一个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对于其他一些与高、饶有或深或浅牵连的高级干部，党中央仍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没有再点名批判。后来的发展情况表明，这样不搞扩大化的处理，比较成功，既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也有利于党的团结。至于高、饶的身边工作人员，更没有受到株连，都由中央组织部安排了工作。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表现都很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大多受我的牵连而遭到迫害，但仍然坚持了革命原则，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好党员、好干部。第五部分第133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8）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十年苦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甄别平反了一大批建国以来曾经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还剩下高、饶反党联盟和同它有牵连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能否站得住?要不要复查?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这一案提出得早一些。1978年底陈云同志刚一兼任重建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就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问题。其实，据我所知，早在1955年4月，潘被作为“内奸”遭到逮捕时，周恩来同志曾交代罗青长(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转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个小组，细查解放前潘汉年与党中央文电往还的有关档案，整理出一份实事求是的审查报告上报。这个小组以罗青长为组长，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为组员。他们经过查档核实：解放前，潘汉年打入日伪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情节，中央都知道，而且中央也有过指示，并非潘自行其是。中央对潘那时的工作是肯定的。于是，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呈送正式报告，列出潘的7个疑点，建议中央作进一步审查(其实，这不过是“陪衬”，因为既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后来这些疑点被逐一澄清)。接着，报告针对“内奸”之说，列出五大反证：(一)中央一再发出过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当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向中央提供了战略决策情报：①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②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③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四)组织机密一直没有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日本投降后，中央一度决定要搞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但数日后，毛主席考虑到从当时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即使成功，仍将被迫撤出，急电上海停止武装起义。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这事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而国民党毫无所知。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上海地下党必被一网打尽。潘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很多机密，都没有出事。(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的问题。可惜，在当时情况下，这五大反证没有被采取。直到20多年以后，在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的时候，它才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成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而潘汉年和杨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帮”垮台喜讯后，立即提出申诉，要求还历史以公正。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党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3年，党中央对杨帆同志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令人痛心的是，潘汉年同志没能等到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他于1977年4月含冤去世)。杨帆同志总算等到了。潘汉年、杨帆既然相继平反，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关于饶漱石，在这一案上，中央没有专门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一小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可以说是从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了反。那么，高、饶反党联盟是否也搞错了呢?由于下列情况，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1)原被列入“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两个人，不仅杨帆解脱了，向明也平反、恢复名誉了。(2)原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号称“五虎上将”的5个人以后表现一直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级重要岗位，一直工作到离休。这样一来，所谓“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盟，最终又回复为原先的“高、饶反党联盟”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正式地被重新提出来研究和讨论，是在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小组谈到高、饶事件，明确指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也找陈云同志谈判……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1981年6月22日，小平同志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评价已经基本定稿的《决议(草案)》时，再次提到高、饶反党联盟。他说：“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我理解小平同志所说的“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主要指的就是高岗当年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至于饶漱石，虽然小平同志在两次谈话中，没有具体地提起他的事，但是，从1953年至1955年前后，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的秘书长，对于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同高岗呼应配合的反党言行，饶大闹中组部并借着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机会，煽动一些人跟他一道批安攻刘的种种表现，他同样“知道得很清楚”。我那时是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经历和了解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对小平同志在上述两次谈话中提到的情况，我是有资格作证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既然高、饶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大的出入，它的基本结论当然应该维持不变。对高、饶事件，还需要说到，这事后面确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他们企图置中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把东北和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为此，需要在中国党内高级干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随者和代理人。高岗在东北总揽党政军大权，那时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对此早有察觉和警惕。1953年高岗敢于那么放手搞分裂党的活动，有国际后台支持，也是掩盖不了的事实。高岗死不改悔，自绝于党；饶漱石反复无常，妄图翻案，他们被开除党籍是咎由自取，党内处理并不过分。后来对饶的处理出了格，主要是毛主席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违背了他本人一向倡导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的原则，以致犯了主观臆断和先定性后查证的错误所致。发生高、饶事件的当时，毛主席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他怎么看，怎么说，我都信而不疑。近来重新翻看1955年的“工作日记”，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听过毛主席宣布饶、潘、杨是“内奸”，大吃一惊，痛感自己“思想右倾”哩!现在我说这些，纯属“事后诸葛亮”。(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第五部分第134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1）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实际，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民族资产阶级则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正确政策的实行，有效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充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得以健全地发展。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关于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形式、关于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展，是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相联系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和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只要加以节制，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指出，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要在其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决不能任其自由发展。但是，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死，必须允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时指出：在私商的联营中，公私联营、私资联营和私资联合下乡采购，这三种私商联营的形式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应予支持；而对有意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的私商联营，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的私商联营，则应予以反对，并与之进行合法斗争。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指出：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只要不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要教育改造工商业者，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这于国家是有利的。当毛泽东得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中小工商业的发展有困难时，他提出了三条合理解决办法：(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他们经营，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需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毛泽东指出的解决私营中小工商业出路的这三种办法，为以后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理出了思路，这三种办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维持中小工商业的生产，使私营中小工商业继续存在下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适应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决定国营贸易企业在1953年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制——笔者注)中，根据当时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在埋怨我们的情况，他提出：为“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毛泽东要求在当前阶段，注意维持私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1953年1月2日，毛泽东在当时商业部正、副部长曾山、姚依林给毛泽东等同志写的信的批语中，肯定了来信中提出的国营商业在销售上要尽可能多卖钱，但又要注意不致把私商挤垮等做法的正确性。同年5月，毛泽东又就私营工商业问题提出：“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密切注意工商业的情况，了解工商业者的态度，利用、支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并为随后而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所发展。第五部分第135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总路线提出后进行的。在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写的《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上，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手稿指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1951年6月28日，毛泽东在胡乔木6月27日的来信上的批语中说：“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已完全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企业。因此，不能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否则就是错误的。在7月9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系统，他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953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对全国总工会党组7月14日报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作的修改中指出，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带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毛泽东认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方式，已经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几种形式，这几种形式都是切实可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较为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既要反对遥遥无期，又要反对急躁冒进。1953年9月4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而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约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对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给黄炎培写信，对黄炎培3月1日在上海工商界讲话的讲稿提出自己的看法。黄在讲稿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医学术语来比喻工商界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痛苦，对此，毛泽东提出：“‘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毛泽东同时给周恩来和李维汉写信，告诉复黄炎培信函事，并补充说，“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可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这两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估计，并以务实的态度处置这个问题，不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毛泽东不断给予正确指导。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分析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1949年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不好呢?还是拖到15年、18年，用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这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法子好呢?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这样是比较好。这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样一个方法，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采取了与对地主、官僚资本主义不同的政策，和平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毛泽东还指出：要照顾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不要将他们挤垮，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种特定的解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国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在多种复杂形式下的经济联盟，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所有制形式。第五部分第136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3）建国初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是可以教育的，其成员是可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这是由于：第一，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从民主革命时期起就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就结成过联盟。因此，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用和平的方式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客观的和现实的可能性。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毛泽东即肯定了整个工商界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这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总体情况的估计是必要的。如果缺乏一个基本的估计，那么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抑或是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就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失去信心，就会不利于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毛泽东在分析私营工商业者情况的时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做了好事的，有益于国计民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各国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民主共和国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力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因此，希望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要有惧怕的心理。在谈到“两个联盟”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当然，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的，有些人反对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不承认资产阶级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党的对资产阶级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还批驳了一个自称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中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反对党的和平赎买政策的主张，认为这是以“左”的面貌来反对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一种挑衅，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次，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就赎买问题说，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有700万人。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耐心等待和说服的政策，有些要办的事情，他们不同意，我们可以暂时不办，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也事先和他们商讨。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统筹兼顾也就是公私兼顾的政策，对于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对待。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所以他们就会考虑合作好还是不合作好，跟哪一个走好。他们的子女也一样有机会上大学，毕业后也一样分配工作。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就不会愿意合作。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他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关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加工订货就是初步基础了，公私合营是第二步了，然后再到第三步。工商业改造并不容易，相当复杂，全体工商业者连家属共3000万人以上，包括小商贩、手工业主、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人)、船主、渔业资本家等等，其中雇工的厂主、店主连家属约700万人，情况是很复杂的。逐行逐业要安排，要有事做，还要教育。毛泽东分析了私营商业者的情况后认为：私营工商业者，中小户漏税多，大户要好些，有的工商业者因为是知识分子，听报告多，要开明些，中小的听报告少。如果讲得资本家一点好处都没有是不好的，守法户总是多数，三反五反作了结论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是好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不好，因为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但是说百分之百偷税漏税，我不相信。毛泽东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不必要，生活福利都要提高。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工商业者对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认识普遍提高，纷纷要求走公私合营道路，形成了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的高潮。1955年11月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进行修改时，强调指出，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一批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的核心分子，“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及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1955年11月1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清样稿作了修改，他指出，“资本家一旦放弃了剥削，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给予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完全成熟以后，最后达到国有化。”第五部分第137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4）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时指出：对资本家的各项教育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便将“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经过教育说服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而实质上却是右的。在这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平改造工商业者，要采取批评这种斗争的方式。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其后，毛泽东又在对李维汉的一篇讲话稿所作的修改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对于资产阶级，一般以教育为主，不放弃必要的斗争，因此，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有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些斗争方式。毛泽东还在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家已经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快要变成工人阶级了，应当在党内进行广泛的解释和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认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毛泽东还就和平改造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谈到我们把制度改变以后，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时说，我们应该向科学家学习，资本家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学习，当做民族遗产留下来。用得着的东西，不要统统丢掉，革命不要把这一部分积极的因素改掉了。科学家李时珍的东西，一些好的古典作品，几千年前的诗经、楚辞还在学习，为什么现在的资本家我们不能向他们学习一点好东西呢?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他们还可以当先生。他们的制度、习惯、思想应当改变，他们应该学习，但其他的科学管理方法、经营方法不如他们的，应当向他们学习。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科学，没有这个东西，光有党的政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此之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或在别的有关场合，曾作过多次与上述内容相同的谈话，他说，学习资产阶级的知识和技术是为了加以利用。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事先要与他们商讨。总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基本结束以后，毛泽东还就定息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安排问题和自我改造问题发表过意见。毛泽东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一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定息时间要长一些。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当然历史条件不同，中国比苏联、比东欧兄弟国家，比他们来得有利。又说，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对资本家要从两方面看。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有进步的文化。在随后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中，毛泽东批驳了说资产阶级是反革命阶级和不革命阶级的论点，说现在有“左”的空气。资产阶级是有进步的，反革命、不革命的只是个别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对抗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能讲不革命或反革命。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要组织人写文章。资产阶级三反五反后没有对抗，三反五反也不全部对抗，只是一部分对抗。以前孙中山同盟会，他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一面对抗，一面妥协。现在是否一面对抗，一面合作，两面性是一面进步，一面落后。阶级多年形成，怎能只有一面性?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结果就没有改造了，大家尾巴会翘起来。定息完结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两面性。说只有一面性，不利于改造、进步。现在资本家学习热情很高，看来民族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