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5

第二个回合：积极寻机歼敌，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10月10日，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和重行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且宣布了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据此，中原局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全区普遍宣传党的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并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由每个纵队各抽三个团作军区基干武装；各抽调一千至两千名干部和老区翻身战士参加地方工作。由于区分了野战军和军区部队，野战军主要用于实施机动，歼灭敌人；军区部队则用于扩展地方，发动群众，繁殖游击战争，消灭地方反动武装。这就进一步解决了兵力的集结与分遣的问题。当时，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敌军六个多师，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我军主力。我军则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即摆脱敌人的合击，乘虚出鄂东、皖西，寻机歼敌。我三纵队首先在皖西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把在运动中的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消灭。这是大别山我军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第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我出击鄂东的主力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扫荡沿途分散孤立之敌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连克长江北岸的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三纵队于张家店战斗后，也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至此，我军已控制长江北岸达三百余里，威震大江南北。蹲在庐山的蒋介石在江北隆隆炮声的震动下，日夜惶恐不安，生怕我军渡江南进，慌忙调兵追截。但是，他所派到大别山的部队，已被我分别牵制在大别山北部和皖西，由黄安、麻城地区赶来跟在我军背后盯梢的，只有战斗力较弱的敌四十师和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蒋介石便急令这股敌军兼程前进追截我军。敌人孤军来追，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良机。我们察觉这股敌人将从浠水向东南前进，如果把它诱进地形险要便于设伏的高山铺，杀他一个“回马枪”，是有可能在运动中全歼的。为此，便决心把分遣在长江北岸的部队立即作向心集结，准备打歼灭战。以攻克武穴的第一纵队回师高山铺设伏；以攻克团风的第六纵队闪到敌人左侧，在团风东北、关口以西地区待命，俟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从后面杀他一刀；以第二纵队主力在黄梅地区作保障。同时，调第三纵队主力西进，准备扩大战果。部署既定，我们便派出一支小部队，化装成地方游击队，前去和敌先头部队接触，边走边打，诱骗敌人。敌人以为有便宜可占，便节节追逼。26日晨，终于钻进我预设于高山铺附近的口袋阵里，被分割包围。这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洪武脑山、马骑山、界岭山耸峙于狭谷的两侧。埋伏于山上的我军，像一把大钳似地，从南北两面死死地卡住了敌人的咽喉。敌人发现情势不妙，即拚命抢夺山头，企图突围。但是，闹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有抓到一线可以逃命的缝隙。第二天上午九时，我军一发起总攻，敌人立刻溃不成军，纷纷举手投降。蒋介石的一万二千多人马就这样全部覆灭了。战斗解决得如此迅速、干脆，以致当我军带着俘虏离开战场的时候，从武汉起飞的一批敌机，还在高山铺上空投下热馒头、烧饼，来支援他们的部队呢!张家店、高山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几次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都削弱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响应了中原局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高山铺战役之后，已经是露寒霜重的深秋时节。我十几万大军仍然穿着单薄的征衣。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刻，尽快地解决冬衣问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问题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时刻都在关怀着我们，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因此，我们报请中央，由我们自己设法解决。解决的办法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援和全体指战员自己动手。我们规定了筹借材料的政策。经过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热情支助，我们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和自制的弹弓来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做起棉衣来。不久，十几万指战员就都穿上自己亲手做成的棉衣，冒着风雪严寒，信心倍增地投入了更加艰苦的斗争。这期间，挺进到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到豫陕鄂地区的陈、谢兵团，都已胜利展开。至此，三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紧逼长江，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战略要地武汉。第三个回合：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起来，实施战略再展开，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进攻。蒋介石眼看我军在中原不仅已经立足生根，而且日渐根深叶茂，而他在陕北、胶东、东北等战场上又连吃败仗，大厦将崩，王朝将倾，便决心全力与我争夺中原。争夺的重点，首先是大别山。他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又调回了十个旅，纠合原来在大别山地区的二十三个旅，共计三十三个旅的兵力，由伪国防部长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敌人采用了日寇冈村宁次惯用而美帝国主义所欣赏的“三网(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政策”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利用封建地主武装猖狂破坏。到处抓丁、抢粮，捕杀我地方干部，企图彻底摧毁我生存条件。第四部分第96节 刘伯承回忆大别山（5）我军跃进大别山后，从全国战局来说，我们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我们则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了。斗争是复杂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小平同志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反照。同时，我们跃进到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的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如何粉碎敌人的围攻?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我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正在这时，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及时地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增调来了两个纵队的兵力，送来了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这真是雪里送炭，使我们更增强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我们根据上述指示，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既要把敌人拖在大别山，以利于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大量歼敌，又要在内线积极作战，以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攻，我们同样也采取内线和外线相配合的方针，一方面分遣了三个纵队转到外线，实施战略再展开：以新从晋冀鲁豫调来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以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扩大根据地，在外线蔓延与发展游击战争，拖散敌人。另一方面则以第二、三、六等三个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斗争。当敌人集中对我合围时，我外线部队便积极活动，兜击敌人之后路，内线部队则及时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人，或破坏敌之交通，袭扰、疲惫和消耗敌人。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已转到外线，被迫分散寻我作战时，我们又灵活地、适当地集中力量，歼灭孤立之敌。广大地方武装则一面实行空室清野，保护群众，保卫地方政权；一面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活动，乘机消灭地主武装和小股敌人。这样，整个大别山的斗争就形成了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极为复杂的形势，包围我们的敌人，又被我们层层反包围起来了。在这场艰苦、激烈的斗争中，我军全体指战员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忍受了千难万苦，许多同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素具革命传统的大别山人民，也充分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全力支持我军，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不避风险地掩护我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替部队保存物资、带路、侦察敌情，协助我军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来势汹汹的敌人在我军民合力打击下，无论是集中合击还是分兵“进剿”，都遭到了失败，从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这时，我转到外线的三个纵队都已乘虚展开。其中向桐柏、江汉两地区挺进的第十、第十二纵队，依托桐柏山、大洪山，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桐柏、江汉两个军区，和豫陕鄂连成了一片。向淮西挺进的第一纵队，也开辟了豫皖苏十余县的工作，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分区，使大别山和豫皖苏连成了一片。该纵队并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及陈、谢兵团在平汉线胜利会师。这期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对平汉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作战，攻克了许昌等二十座县城，歼灭了敌整三师及第五兵团部等大量敌人。这些胜利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这样，我中原三军便在江淮河汉的广大地区完成了面的占领，迫使敌人不得不缩到铁路沿线。敌人本来是想抓住大别山不放的，开始，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在平汉线上几乎打烂了敌人的屁股，敌人还是咬着牙忍着痛不肯回师救援。但是，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月，敌人不但在大别山碰得焦头烂额，丧师减员，毫无所得，而且丢掉了桐柏、江汉和淮西广大地区，使他们的长江防线、武汉重镇和信阳基地直接暴露在我军的攻击面前。平汉、陇海两线又连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的严重破击，蒋介石眼看中原不保，就不得不从大别山的周围先后调走十三个旅的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的失败局面。这样，敌人便只得退守据点，从而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态势。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遭到了粉碎，被迫转为分区防御，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严重斗争，我们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我中原三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十九万余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在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此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及时将主力转出大别山，同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会师，实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纵横驰骋，扫荡中原。逐鹿中原的斗争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跃进大别山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战略进攻的英明决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发展。毛主席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导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非凡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的。(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第四部分第97节 叶剑英回忆三大战役（1）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策。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1948年6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的敌人共六十余万，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后，归绥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子主观指挥的错误。”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拚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第四部分第98节 叶剑英回忆三大战役（2）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惟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华北敌人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第四部分第99节 叶剑英回忆三大战役（3）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敌人战略上围攻我军的情况，已改变为我军战略上围攻敌人的情况。毛泽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军主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军多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概括而成的“十大军事原则”，在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人民军队达到化劣势为优势、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它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过去的实践中，而且在三大战役的决战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围歼。在战略上将敌人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利用东北敌军分散孤立的态势，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歼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残敌，卫立煌集团遂全军被歼。我军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割断了黄伯韬兵团与徐州敌军的联系，继而包围了黄维兵团，阻止了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通过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在四个月零十九天内，就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大战略集团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歼灭。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华北敌人打下了基础。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的增援。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窜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个师全部歼灭。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在敌军从“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军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阵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辅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成为与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问题。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这些都是在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可能和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例如：攻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使黄伯韬、黄维兵团全部就歼。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华北敌人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第四部分第100节 叶剑英回忆三大战役（4）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军队，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兵源。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叶剑英)第四部分第101节 杨成武回忆进军绥远（1）在隆重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回想起毛主席指示我们进军绥远的情景。那是1948年秋，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聂荣臻同志和我召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面授予进军绥远的任务。这次接见和谈话，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但毛主席当时的音容笑貌，及他那战略家的风度，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雄才大略，他那光辉的军事思想，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1948年7月下旬，我们华北军区所属的晋察冀野战军的一部，正在保定以北地区顺利进行保北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旅，占领定兴、高碑店、北河店一线的胜利。7月31日，接到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电报，要部队立即收兵到易县、涞源、狼牙山地区进行集训，准备接受新的作战任务；并要我马上赶到军区，随同聂荣臻司令员去中央接受任务。赶到军区所在地平山县烟堡村后，聂司令员告诉我，现在我军准备在东北同敌人进行决战，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将华北的敌人拉住，积极配合东北作战。他说：“毛主席找咱们一起去谈。”听了聂司令员的话，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从1946年7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以来，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两年来，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不仅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到了1947年底，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现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将东北敌人全歼在东北境内，迅速解放全东北。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形势啊!8月3日上午，我随聂司令员骑马沿滹沱河北上，来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周副主席首先接见了我们。他说：“下午三点，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跟你们一块谈。”聂司令员带着我准时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个住处是一间房子外加接出去的一个棚屋。那棚屋几乎跟瓜棚一样简陋，两侧各树起三根立柱，架着横梁，上覆苇席。左边的立柱砌在墙里，靠右的立柱还暴露在墙外。我们走进棚屋，只见正中放着一张高脚旧八仙桌，四面摆着四条长凳。毛主席坐在靠里面的一边，左首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右首是刘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主席招呼我们在他的对面坐下，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水。接着，他便拿起一份电报，说：“你们先看看。”聂司令员看完后递给我。这是1948年7月22日中央军委发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关于东北战场作战要求和注意事宜的电报。主席带着征询的口气问我们：有没有意见?同意不同意?我们表示完全同意。接着，主席又递给我们另一份电报。这是三天前中央军委对东北野战军作战计划的复电，明确指出，东北战场首先“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等到我们看完电报，毛主席就站起来，伸出两个指头，操着浓重有力的湖南口音说：晋察冀野战军六个纵队，现在改组为华北野战军二、三两个兵团。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二纵队的一个旅，组成第二兵团，并统一指挥冀热察的地方部队，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员，耿飚同志任参谋长。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两个旅、第六纵队组成第三兵团，并统一指挥晋绥的第八纵队、内蒙古的两个骑兵师以及晋西地区的地方部队，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天焕同志任副政治委员。毛主席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你们第三兵团准备进军绥远，抄傅作义的老窝，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的作战。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你们把傅部的主力拉住在平绥线，调动他向归绥转移，使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与此同时，第二兵团则出击冀东，以一部在承德、北平线配合东北作战；另一部在北平、张家口线行动，配合你们三兵团在绥远作战。徐向前、周士第同志的一兵团仍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这样，就可以保证东北我军作战的胜利。主席说到这里，看了看我们，问道：你们在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什么要求?我脱口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给的任务。”毛主席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指出：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在那里经营了二十来年。国民党搞了很多欺骗宣传，那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对解放军还不太了解，特别是那里的粮食相当紧张，征粮不是一般的困难，供给到前线也很不容易。傅作义的政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搞坚壁清野。过去，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分部队两次出击绥东，都没有站住脚，主要原因就是吃不上饭。主席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不是当年在毛儿盖过草地，那个时候你带一个团，不过两千人。现在是个兵团，四个纵队，还有骑兵部队，那么些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十多万人，都要吃饭呀，能说什么困难也没有?”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现在，他把困难摆得那么具体，问题点得那么透彻，我们很受教育，很受感动。全国有多少个战役需要他去运筹，对各个战场上的每一着棋，他都考虑得非常周到。要完成出兵绥远的任务，确实像主席说的那样困难不少。主席为使我们对困难有足够的重视，又对我们讲，傅作义一辈子只经营了两个兵团，这是他的全部老本。你要消灭它，他一定要和你拚。毛主席讲到这里，郑重地对我说：“成武啊，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少奇同志接过毛主席的话说：“要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第四部分第102节 杨成武回忆进军绥远（2）毛主席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为了保证出兵绥远取得胜利，他不仅反复给我们讲清楚了困难的因素，又详细地教给我们战胜困难的办法。毛主席要求我们：一、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把困难想够，想透，最大的困难充其量有多大，统统摆出来，同全体指战员一条一条地讲清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遇到困难就吓不倒。你们回去后开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请聂荣臻同志去讲一次话，困难可以讲十条，甚至十二条，有利条件最多讲五条。要明确告诉指战员，怕困难的可以不去。如果到了傅作义地区又跑回来，就不好了，那就有生命危险，而且泄露秘密。二、要做好物质准备。武器弹药该补充的、能补充的赶紧补充。绥远那个地方只要有银元，就能搞到粮食。要薄一波同志给你们十万现洋。听到有这么一大笔现洋，我犯难了，忙说：“十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呀，我怎么带得动啊!”朱总司令笑了起来，说：“你们可以用红军时期那个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没有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这时，周副主席也插话说，解决粮食困难，除了靠现洋，另一个办法是，晋西北、晋察冀组织支前部队支援你们，组织地方工作团到绥远发动群众，还可以带一批支前民工、担架队。接着，毛主席又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三条要求。他说：第一，要首战必胜。第一仗必须打好，你们可以用两个纵队，以六比一的兵力，首先歼灭集宁那个师，占领集宁城。然后，各个纵队以归绥为目标，由东向西进军，占领包头以及附近其他城镇。打好集宁、包头这两仗至关重要。第二，必须严格执行俘虏政策。国民党蒙骗他的部队，说和共产党、八路军作战，当了俘虏就被杀掉，一个不留。所以，揭穿他们的欺骗性很重要。你们俘虏了他们的人包括他们的军官，一律优待，愿去者赠送盘费，愿留者欢迎参加解放军。让俘虏帮我们做瓦解敌军的工作。第三，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工作做好。要宣传我军的政策，我军的主张，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工商业政策，帮助群众治病、挑水、扫院子，让群众知道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来帮助他们解放的。占领了一个地方，就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部队作战。毛主席讲完这三条要求后，看了看表，说：你们今天不要走了，就住在这里。你们想一想，看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可以和恩来同志再谈一谈。他稍停之后，又叮嘱我们：再说一遍，你们进军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把关内的敌人拉住，不仅要在军事上打胜仗，占领绥远后，还要在工作团的配合下，把绥远变成解放区。小小的棚屋，气氛庄重而又活跃。在毛主席给聂司令员和我作指示的时候，周副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任弼时同志都有重要插话。连战士御寒的棉衣，行军走路的鞋子，行进中的隐蔽，部队宿营和争取战役的突然性等具体问题，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使我们对完成进军绥远的任务充满了信心。这天晚上，我们就在西柏坡住下了。聂司令员和我共住一间房子。我们两人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作的指示回忆了一遍，并逐一作了研究。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这许多重要的指示，都是他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我们必须严格遵循。这天晚上，聂司令员对我也作了许多具体指点。我想到这次任务重大，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最好由两人分担。我考虑李井泉同志是晋西北的书记，有很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政治工作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地方工作团和繁重的支前工作也都得靠他。于是，我向聂司令员提议由李井泉同志来当政委，他表示同意。西柏坡的夜，一片静谧。偶尔传来几声“王刚哥”鸟的啼叫，间或响一阵哨兵换岗的脚步声。这时，部队和老乡们都已酣然入梦，但毛主席那间平房还闪着灯光。深夜，中央军委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二兵团领导人发出了通报：“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八个旅)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得志、罗瑞卿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之作战。”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聂司令员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头天晚上我们研究的贯彻意见，并说：成武建议，请李井泉同志担任兵团政治委员，我认为很好。周副主席欣然同意。于是，他带着我们又到了主席办公的那间棚屋。周副主席、聂司令员向主席作了汇报，并向主席谈了要李井泉同志任政治委员的理由。主席当即表示赞同：“就这么办。马上下命令，要李井泉同志在朔县等三兵团部队。”临走时，毛主席又加拨给我们一批布匹，以备饿肚子的时候换粮食吃。第四部分第103节 杨成武回忆进军绥远（3）8月5日，我们回到了华北军区。聂司令员叫我向军区领导汇报了到中央接受任务的情况。聂司令员、薄一波政委、滕代远副司令员等军区领导同志又给我作了具体指示。第二天，我带着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托和军区首长的期望，回到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狼牙山东麓的易县远台村，立即着手进行各项具体准备工作。4天以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来到远台，我们召开了全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请聂司令员在会上作了报告。聂司令员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详细地给大家讲了国内外形势，讲了毛主席亲自决定的这一战役行动对东北我军作战的重要意义，讲了作战部署，提出了对部队的要求。聂司令员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到会同志的斗志，大家都异常兴奋，情绪激昂。回去以后，各纵队都开了誓师大会，进行了思想动员。随之，进军绥远的战斗准备和战前练兵，就紧张而有秩序地在各部队全面地展开。秋季，狼牙山区红叶烂漫，层层梯田上，高粱谷子熟了，一派丰收景象。8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三兵团各部队从易县、涞源地区分路出发向雁北开进。经过一周的行军，到了朔县地区，与李井泉政委带领的工作团和晋绥八纵队的姚等领导同志会合了。南北两路行军队伍，也都按期赶到，在预定的朔县、山阴、代县地区集结。兵团前委在朔县米西马庄召开了有晋绥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9月4日，部队继续向绥远进发。各纵队分别向集宁、归绥展开。为了隐蔽行动，部队昼宿夜行。虽是中秋时节，塞外已是北风呼呼，寒气袭人。指战员们负重七八十斤，长途行军跋涉，不少同志脚上打起了泡，肩上磨出了血。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鼓舞着同志们战胜各种困难，勇往直前。绥远地区村落稀少，宿营困难，为了不惊动群众，部队多在屋檐下、门洞内、矮墙边、草堆里甚至街头过夜。连队还利用行军间隙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打扫院子，挑水推磨，宣传我党政策，使沿途群众打消了疑惧。共产党的好政策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像春风一样吹拂着寒冷的塞北大地，温暖了广大群众的心。在进军中，各部队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想了很多办法解决粮食困难。毛主席批给我们的银元、布匹，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部队都是用它换取小米、土豆和一些蔬菜、牛羊肉。一路上，李井泉同志带领的工作团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踊跃支前，本着买卖公平的原则，做到有粮给粮，有肉给肉，保证了部队基本上能吃饱。按照毛主席首战必胜的指示，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用一、八两个纵队包围了集宁城。集宁，是绥东重镇，是连接张家口、大同的要地，城围八里，城高二丈五，宽一丈余，外有六尺宽的护城河。城东南有老虎山，城西是卧龙山。敌人在这两个制高点构筑有钢筋水泥工事。面对坚城，我军将士勇猛顽强，机动灵活，不到一天就攻下了集宁，歼敌一个旅，俘虏敌旅长，传出了进军绥远的第一个捷报。与攻打集宁的同时，我军以破竹之势，用四天时间解放了绥南、绥东的广大地区，又歼敌六千五百余人，控制了从丰镇以北到归绥以东的平绥铁路全段。就在这时，我二纵队攻占了包头城，并向西追击逃敌二百余里，歼敌大部。我骑兵部队沿大青山向绥北发动了进攻，接着解放了绥西和绥北的广大地区。这时候，天空下起鹅毛大雪，夜间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同志们的眉毛都结上了冰霜，戴着口罩呵出的气很快变为“冰须”。部队忍饥耐寒，顽强拚搏，横扫塞外，乘胜包围了孤城归绥，直逼傅作义的老窝。三兵团的这一行动，使傅作义大为震恐。他看到后院起火，便慌慌忙忙地把他驻扎北平、张家口的嫡系部队步、骑兵约十个师旅星夜西援。情报传来，我们便留下一个纵队和地方部队监视归绥，控制包头。主力立即挥师东进，集结在丰镇、集宁、凉城地区，准备打击西援归绥之敌。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向北平、承德、张家口地区进逼，策应三兵团的作战。这时，傅作义又不得不命令援绥的十师之众，掉头东返，疲于应付。这样，中央军委、毛主席关于拉住傅部主力不使其出关的战略意图终于实现了，保证了东北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并为随后取得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深深感到，进军绥远作战的胜利，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指挥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它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指导革命战争、克敌制胜的法宝。现在，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新的形势为我军广大指战员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是，无论兵器和作战样式有什么变化，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把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这笔丰富遗产用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中去。这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注：绥远——旧省名，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杨成武：《毛主席指示我们进军绥远》)第四部分第104节 阎长林回忆西柏坡（1）1948年8月的西柏坡，正当酷暑季节。特别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毒花花的阳光，火焰一般炙烤着山坡、田野和房屋。毛主席住的是一间平房，又矮又小，又没有通风的窗子，靠近房周围的树都很小，不能遮挡阳光。所以屋里不但温度很高，还很憋闷，简直像个小蒸笼。这对主席的休息非常不利。因为他的习惯是夜间工作，白天休息，中午正是他睡觉的时候。过去在延安和在陕北转战途中，住的都是窑洞，而且多在山沟里，夏天也很凉快。现在在这样的房内，这样的中午，哪里睡得成觉?我们看到主席一躺下就浑身汗水淋淋，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常常睡不了多大一会就热醒了。头几天，主席热醒后，用凉水擦擦汗，就看文件或读书报。每当这时，我们就赶快送上一把扇子，换一盆凉水。但他一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根本顾不上扇子。有时实在热得不行了，就用凉水洗一洗，或者在屋子里走一走。几天下来，他就明显露出疲倦的神色了。我们心里都很着急和不安。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为此，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首先保证他吃好。高师傅很有办法：在大米里加上少量小米，使做出的饭软而有香味；买来滹沱河的鱼和主席最爱吃的青辣椒，做几样湖南风味的菜；有时也做一碗扣肉让他改善生活。他喜欢吃，但医生不让，只能少吃几块。主席白天睡觉，我们就保证环境安静，不让有一点声响惊动他。可是这都解决不了消暑的问题。我们找了几处有树林子的地方，想让主席中午最热的时候到那里去休息一会，不过没有敢对他说，怕他不同意。这天中午，主席又从熟睡中热醒。他烦躁地在屋里走了几步，问：“这附近有没有清凉一点的地方呀?”我们立即回答说：“有。后沟礼堂旁边有片树林子，顺河往东十多里地方的苏家庄和郭苏镇都有树林子。”主席听了，略为沉思一会，用征询的口气说：“那咱们现在就到那里去休息休息，好吗?”我们当然没有二话。主席就把桌子上的文件、资料和几本书装进一个帆布包里，我们搬了一个可以半躺的帆布靠椅，拿了个热水瓶，就和主席一起乘车到达苏家庄的树林里。这里离西柏坡有十多里地，离村子也有一段距离，不远的地方还有个大水塘，很凉爽。主席很高兴，连声说：“好!好!这地方很好嘛，以后再热得没办法了，咱们就到这里来。”说着就仰靠到躺椅上，闭起眼睛。看到这情景，我们很欣慰。前一段他实在太忙，连续开了几个会，最近开会少了些，说明各个战场上的形势都很好，主席可以放心地歇息一下了。可是再看主席，他已经坐了起来，从包里取出文件看了起来。这些文件中有各个战场的情况，许多统计数字，还有过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他一边看，一边用笔划着，有时站起来轻轻走动，有时又坐下来匆匆写着什么，有时又放下笔静静思考，显然是在想着重大问题。我们给他倒上一杯水，劝他休息一会，他只是点点头，连眼睛也不抬。这哪里是来休息呵!下午四点多钟，天气已不那么热了，我们怕主席在树林子里待久了会着凉感冒，就请他回去。他还有点恋恋不舍，又停了一会才起身上车，临走时还说：“这个地方很好，明天如果还热，我们再来。”连着几天，主席都外出到几个凉爽的树林子里去办公，还叫我们把饭带上，在外边吃。一天上午，主席还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又做了准备，等主席起了床就出发。可是主席起床后就告诉开饭，说是今天不出去了。接着就是没日没夜地在屋里看文件，紧张地写着什么。许多首长也从外地赶来了，说是要开会。我恍然大悟，原来前几天他不是休息，而是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为会议作准备呀!记得会议是9月8日开始，到13日结束的，地点就在机关的小饭堂内。开会时是会场，吃饭时是饭堂。外边来开会的首长，好几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就围在会场的灯下看材料、写材料。条件虽然艰苦，但比起半年多前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开会时，已经好得多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次什么会议，只听到毛主席讲了话，其他首长讨论得很热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政治局会议，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任务，非常重要。现在，每当我读着《毛泽东选集》上那篇《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的文章时，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毛主席在酷热中为这次会议做准备时的情景。9月会议以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更忙了。以前，毛主席也经常召开书记处会议，虽然有时也开长会，甚至连续开，但次数毕竟不太多。这时就多了，几乎天天都开。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准时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有时作战部、宣传部有关的同志也来参加。而且这些会还有个特点：都是通宵达旦。夜里是毛主席的工作时间，周副主席为了工作方便，从陕北转战时起，也改为夜间办公。不过他兼着军委总参谋长，尽管夜里不睡觉，白天还得开会布置工作，还有外交、侨务、统战、新闻宣传等事情要他处理。好像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少奇同志那时五十岁，精力旺盛。朱总司令则因为年过花甲，平时又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对夜间开会不适应。由于开的都是关于打仗的会，他就坚持参加。有的首长劝他回去休息，他就说：“这么高兴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话是这么说，连续开会毕竟太疲劳，有时开着开着他就睡着了，其他首长也不惊动他，等到要决定问题才叫醒他。他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周副主席关心地说：“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就能坚持到底了。”毛主席也说：“咱们这一段会议多，总司令在开会时寻机睡一会，精力更充沛，是一件好事嘛。”又指了指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说：“我们三人打疲劳战惯了，在陕北打了一年多，打败了蒋介石妄想消灭我们的野心。现在咱们再一起打一段疲劳战，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然，事情这么多，又这么重要，少数人作不了主呀!”我们在首长身边工作，平常都能听到看到一些事情，有时秘书同志也给我们说一点。知道的事情不能到外边去乱说，但逢到开会，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们也来，我们遇到一起，就互相交谈起来。过去，只是谈些一般情况，这些日子都成了“军事家”，尽谈论打仗的事：我军又解放了哪个城市啦，又消灭了多少敌人啦，越谈胃口越大，渐渐地对解放个一般的城市已经不过瘾了。这时前方发来的捷报又特别多，更给我们的谈话增加了内容。开始，一个重要的话题是辽沈战役，先是听说解放了锦州，接着说长春的敌人起义了，又说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我们都说：“这次再捉住，可不能像西安事变时那么便宜他了。”好消息不断传来，我们非常激动，开会的首长们也抑制不住兴奋。有时我们进去送开水，给地炉子加煤，可以看到首长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他们的情绪，又进一步地感染了我们。第四部分第105节 阎长林回忆西柏坡（2）辽沈战役胜利结束的那天晚上，首长们照常在主席的办公室里开会。大家想，今晚首长们一定要庆贺一下，说不定还要喝点酒呢，今夜的夜餐要做得特别好。于是，高师傅来了，周师傅来了，做湖南风味菜的赵师傅也来了。这三人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在延安时都给主席做过饭，今晚都想来露一手。他们做了饭，做了菜。有干有稀，有荤有素，有热菜，也有下酒的凉菜，品种众多，花样好看，数量也适当。饭菜都做好了，可首长们还不说吃，几次去催问，都是周副主席说：“再等一会。”事后才知道，他们乘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又在部署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了。这次夜餐准备得最早最丰盛，吃得却比往日晚，直到夜很深了才开饭。工作人员和厨师把做好的饭菜一齐端了上去。以往，饭菜稍为好一点，首长们总说做得太好了，再三追问有没有超过标准。这次，我们开始也担心会挨批评，可是端上来后，他们什么也没说，立即吃了起来，胃口也特别好。他们边吃边说，谈笑风生，沉浸在欢乐之中。看到自己运筹的战役胜利进行，革命事业迅猛发展，怎能不高兴呢!不久，又传来了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歼敌五十五万多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紧接着，平津战役也打响了，张家口、新保安的敌人被歼灭，天津也获得解放，傅作义将军宣布起义。至此，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共消灭敌人一百五十四万多，国民党军队基本上土崩瓦解。后来周副主席说：“毛主席在一个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役!”这是千真万确的。北平和平解放后的一天，傅作义将军来到了西柏坡。我们知道，傅将军不听蒋介石的指挥，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使北平古城避免了一场战火的灾难，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所以周副主席专程到石家庄机场去迎接他，并陪同来到西柏坡。下午，毛主席、朱总司令就乘中型吉普车前往后沟去会见傅将军。当时是2月，天气还很冷，毛主席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车到后沟时，周副主席已陪傅作义将军等在门口。傅将军着装整齐，身体健壮，满面红光。还没等毛主席脱下大衣，他就急步向前，双手握住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有罪!”毛主席高兴地说：“谢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掉你的。”随后，他们一起走进会客室，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最后傅将军送毛主席、朱总司令出来时还表示，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好，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事情，以弥补过去的过错。1949年10月1日凌晨六点，东方天边已露出桔红色的曙光，主席才缓缓走出他的办公室，来到院里，点起一支烟，边抽边轻轻踱起步来，神色显得有些疲倦。他太累了!这些天连续开会，非常紧张。昨天晚上没有召开会议，主席本来要早休息，以便次日有充沛的精力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但他仍然没休息成，在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我几次去提醒他，他只答应，却不离开桌子。周副主席也几次来电话，催促主席早点休息，要保证上天安门的时间，他才停止工作，兴奋地站起身来。是呵，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几十年来，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记得1947年3月18日晚上离开延安时，主席语气肯定地说：“延安还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时间才过去两年多一点，这个伟大的预言就实现了，谁能不兴奋呢?主席大概也是这样吧。平时，主席是下午三点起床，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大典前还要开一个会，所以要在下午一点起床。时针指到了一点，我们心里很矛盾。想让他多睡一会，又不得不把他叫醒。我轻轻喊了一声：“主席，到一点了。”他听到喊声，一下折起身子，坐在床上，揉揉眼睛说：“这么快呀!”说着下了床，很快刷牙洗脸，吃了饭，穿上那件绿呢军装。在此之前，我们劝主席做一套新衣服，他没有同意，说：“这一套不是很好嘛，就穿它吧，不要再做了。”现在他将要穿着这套军装去参加开国大典了。下午两点五十分，毛主席走出大门，其他中央首长：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弼时同志等已等在丰泽园门前了。主席见了这些战友，立即上前一一握手。周副主席问：“主席今天睡好了吗?”主席摇摇头，风趣地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疲劳战，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我一直没怎么睡，吃了药也睡不着。上天安门又要站几个小时，咱们的一生就是打疲劳战吧。”其他首长都笑起来，主席自己也笑了。毛主席和首长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正是下午三点整，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了二十八响，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毛主席轻轻按动电钮，巨大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毛主席用浑厚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高昂的声音，透露出主席的兴奋心情。几十万人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随后是检阅。毛主席目光炯炯，伟岸地站在城楼上。最先走过的是陆、海、空军，接着是群众队伍，文艺大军，体育大军。时间太长了，我们担心主席太累，就请他进了休息室。他还没有来得及喝水，就和在那里的程潜先生说起话来。主席刚点起一支烟，周副主席就匆匆走进来，对主席说：“你预料得对，要在天安门上站几个小时。”原来群众队伍到天安门前，见不到毛主席不愿往前走。毛主席对程潜先生抱歉地笑笑，放下刚抽了几口的烟，又回到了城楼上，对游行的群众招手致意，直到大典结束。这天夜里，主席办公室的灯又亮到很晚很晚，他又在为新中国的建设绞尽脑汁了!(阎长林)第四部分第106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1）接管平、津工作告一段落后，中央确定我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随后，我又以华北解放区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使我有机会参与了共和国的筹建工作，并对建国前后的若干重大决策有所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里程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我们党关于建国的主张，主要通过建国纲领中若干重大决策体现出来。因此，我对新中国建立的回顾，着重于若干决策的形成。1949年3月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为解放南半个中国和勾画新中国建设蓝图的极其重要的会议。当时，我奉命留守北平，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前后展开的重大工作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围绕着农业国变工业国这一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蓝图，谈谈自己了解的情况。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就为创建新中国作准备了。1948年9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当然，这两个矛盾要区别对待：一个是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作者注)“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发了言。毛主席赞同少奇同志的意见，并嘱托他对新中国经济成分的分析作进一步的思考，草拟文件提请二中全会讨论。恰在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同志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东北解放较早，许多工作先走了一步，这就使闻天同志有可能和有条件对那里的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对经济成分作出系统和科学的分析。这份提纲，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受到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主席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强调了以下五点：(1)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2)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3)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4)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5)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随后，少奇同志对提纲作了精心的修改。10月26日，毛主席看完修改稿后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来。”修改后的提纲，曾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我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少奇、闻天同志对经济建设方针的探索和对提纲的修改过程，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也就写不出七届二中全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调查研究，犹如毛主席讲的“十月怀胎”。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况上，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有科学依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情况不明，决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尤其如此。所以，准备会议、准备文件，都应把功夫用在调研上，这是很值得记取的一条重要经验。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具体安排。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经济建设方针。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毛主席的这些思索，构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可以说是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报告的内容宏大精深，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这里，我不可能一一介绍，只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的“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构想，是建立在对国情分析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这至少包括两方面：第一，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与之相适应的转移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决策。毛主席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适应这种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从方针上讲，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26—1427页)。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1428页)第二，对基本国情的分析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烁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它的基本点是：1．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2．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利用、限制和改造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4．必须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5．实现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的时间，毛主席曾多次估计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即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毛主席的报告，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是衷心拥护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后来在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上，却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究竟原因在哪?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觉得起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根本思想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标志着党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中有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建国后，我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党内认识上有些分歧，跟对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解不深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胜利的提前到来，部分农民在得到土地后，为了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困难，已不满足于变工队、互助组的方式，而开始要求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主席积极支持了农民中的集体生产积极性，这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他当时对农民中的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确有所忽视，后来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步骤也搞得有些急了。这些，都是革命实践中难于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革命也不是按某个“先哲”拟定的方案进行的，只能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党的领袖人物，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能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很了不起了。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讲不足，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第四部分第107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2）我们党在1948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商讨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里，我想记述三个问题。1．毛主席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构思。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同时，就开始考虑和酝酿如何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了。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就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揭示出来了。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国体和政体?1949年1月底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毛主席曾告诉他：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我理解可能是指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还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需要利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积极性，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作者注)、政治条件(国民党完全丧失威信，共产党领导军队，取得领导权)、革命条件(广大群众由下至上的彻底革命)、群众条件(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丧失威信，从袁世凯、曹锟直到蒋介石的国大均失败了)，以及采用这种形式最利于与民主人士合作(既能保障我党领导权，又能联合一切民主力量)诸因素所决定的。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点明，他和恩来同志参加政府，他任总主席，恩来同志任内阁总理。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中，又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高度上对此作了精辟论述，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6、1480页)毛主席的这些思想，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的通过，又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人们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作立国之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两条原则，40年前就载入了《共同纲领》。这说明，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选择的通过人民共和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2．《共同纲领》中何以未写社会主义?多年来，一些党史工作者对《共同纲领》未写社会主义而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理解。据我所知，其所以不写，既不是一时疏忽，也不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如有人说是为了麻痹资产阶级等)，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经过中央慎重考虑作出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这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1949年8月26日，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指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它是行动纲领，是为着规范当时的行动而规定的；它不同于《宣言》，不是描绘新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图画。9月21日，少奇同志代表我们党在政协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共同纲领》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它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4页)9月22日，恩来同志作《共同纲领(草案)》说明时指出：总纲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发展前途写出来，是因为考虑到：“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页)稍后，他还讲过，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过早提出来会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1952年6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时不定入，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我记得，没有写入《共同纲领》的，还有“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这个原则是表明人人都应有工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当时还做不到。3．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时，曾设想过在联合政府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2/3，中间与右翼占1/3。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从稳步地实现民族的昌盛和国家的富强的战略高度，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在进北平的途中，毛主席又交待周恩来同志：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请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再看政务院的人事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其中郭沫若兼任两个正职)，具体任职如下：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上述民主人士中，后来个别同志恢复了共产党党籍，有少数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者注)作出这样的安排，充分地显示了我们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第四部分第108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3）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对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排。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前几天不是就从香港飞来12架飞机吗?这是对革命有利的。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1949年11月13日，针对交通部党组个别领导成员在与党外人士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我曾以中财委分党组的名义作过批示：(1)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论上级、同级、下级都应尽到自己职份内的责任，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而不去就商党外人士。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做硬性决定，除检查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耐心说服党外人士始能作决定。(2)一切重要决定，须请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共同讨论。这决不只是形式问题，而是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许多事情需要党组事先商量，需要有党的明确领导。但这决不是说，一切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拿出去通过了事。相反，有些事党内可以不事先商量，直接提到会上讨论。如同中财委的委务会议那样，大事亦可讨论，党内意见亦不必尽同，反而更活泼些。(3)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均应让党外人士知道。如电报、公文，上级来的指示，下级送的报告，都要送给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这样，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他都知道。(4)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重提上述这些事情，无非是想说明，从新中国诞生起，党中央就十分注意奠定和加强我党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基础。我觉得，党外人士参加政府最大的好处，是使我们的耳朵能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使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大事、要事，办得更谨慎、更好些。经过长期斗争考验而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所决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国内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蒋介石国民党要内战、独裁，就要卖国，就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为了企图控制中国，也必然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对我们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也是有利的。国、共双方，犹如两个人打架，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杀了国民党的威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1．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就建国大计和增进两党关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作者注)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3月25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团员有高岗、王稼祥)访苏，6月26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8日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会见刘、高、王，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7月4日和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需向斯大林商谈的问题，其中包括：贷款和专家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在莫斯科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等。7月11日，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谈增进两党关系问题。15日至26日，代表团与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负责同志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27日，刘、高、王与斯大林、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商谈军事计划。30日，少奇同志与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贷款协定。同日，高岗回国。8月2日，毛主席电请少奇同志回国，参加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组建工作。9日，刘亚楼、张学思同志抵莫斯科，与苏商谈帮助我建设航校、海校等事宜。14日，少奇同志圆满地完成了出访任务，乘专列离莫斯科回国(近百名苏联援华专家同行)。2．主动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了澄清某些党外人士的模糊认识，同时，也为了奠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1473、1475页)为什么当时要提出这样的外交战略方针?它的背景和针对性是什么?有何深远意义?当时正在华东指挥作战的邓小平同志于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些论述今天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尤其是青年同志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特转录如下：“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34页)第四部分第109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4）3．建国初期，毛主席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不言而喻，这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作者注)同日，周恩来外长致函各国政府。2日，苏联政府决定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友邦。20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同志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接洽两党事务。当时，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严重斗争，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11月12日，毛主席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12月16日，毛主席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21日，毛主席在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上致词，全场三次起立。22日，毛主席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谈一次”。恰在这时(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主席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作者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中央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毛主席到苏联后，一段时间内，苏方不够主动，毛主席闭门不出，可能与此有关。毛主席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量。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毛主席谈判，并将科瓦廖夫总顾问的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有些猜疑仍未完全解开)。1950年1月2日，毛主席致电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14日至16日，毛主席访问了列宁格勒。20日，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等抵莫斯科。22日，毛主席、周总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23日，周总理和王稼祥、李富春同志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在毛主席主持下由周总理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5日，电请中央讨论。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莫斯科签字。同时，还签定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毛主席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离莫斯科回国。记得毛主席回国后，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曾谈到在苏期间向斯大林汇报了我们工作的情况，并传达了斯大林的三点意见：一是强调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农的利益，否则是危险的。二是建议我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三是建议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成集子，以使党内学习，也便于国际上了解。随后，4月11日，毛主席又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条约。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主席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我想，了解了这些，就会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党为什么要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跟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为什么说这些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这里，我还想简略地讲一下有关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随即公开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我领土进行武装侵略。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预见，及时地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迅速调集20多万野战军集结东北，组成东北边防军，作为“绸缪之计”。在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总理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实践证明，这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9月，美国侵略军进逼三八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10月初，毛主席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倾听各种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记得毛主席曾跟我谈过，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0月13日，毛主席在给周总理(当时在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总理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到：“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8页)以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就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那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锣鼓一齐敲”，搞得有声有色，把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动员起来了。毛主席当时那种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人民再一次充分地显示了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为了夺取胜利，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0万亿(旧币)元。我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达36万余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200多人。对于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我们是应该永不忘却的。要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作为生动的教材，经常对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与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血与火的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也消除了苏共和斯大林对我们党的某些猜疑，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五部分第110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1）毛主席勤政殿召见，菊香书屋论兵。毛主席听我汇报关于朝鲜战局的6条意见后说了6个字：“有道理，很重要。”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我参加了中、美、蒋三方的停战谈判。毛主席、党中央看穿了美蒋“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在军调部的机构要进行精简之前，我趁机向领导提出到前线基层下放锻炼，因为我深知自己从参军起一直在统帅部工作，缺乏基层特别是前线实战经验，不利用这个时间下去锻炼锻炼补课，将来工作就容易犯错误，但上级都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有批准我的要求。1946年10月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再次提出到前线去锻炼，意外地得到了叶剑英的批准。不过叶剑英找我谈话时说：“去前线下放锻炼是可以的，也符合毛主席的政策，但要有个条件，那就是随叫随回来，不能讲价钱。”我高兴地点着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在华野十纵(第二十八军)，我一直在团和师里工作，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等许多重要战役战斗，确实体验了炮火连天的战地生活。打完福州后，全国已基本解放，周总理发电报调我回来，一开始准备要我随姬鹏飞大使去英国做武官，后来未能成行。周总理要我到他办公室任军事秘书兼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和总参作战室主任(实是给毛、周当参谋)。1950年6月24日，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开会，会议休息时，总理突然叫住了我，说毛主席马上要见我。我很激动，因为自从去了前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单独和主席在一起了。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正抽烟，见我过来，连忙拍着身边的沙发说：“这不是我们的雷娃子吗，来，坐这边来。”我高兴地在他身边坐下来。他问我：“这几年都去了什么地方了?”我回答说：“到基层锻炼去了。”主席问：“在哪个部队?”我回答说：“在宋时轮领导的华野十纵。”主席问：“在机关还是在基层?”我说：“在师和团，主要时间在团。福州解放以后搞了一段军管会工作，一直想到最基层的连队干干，可上边不让，说只准在团以上单位。”听到这儿，主席很有兴趣地问：“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上边说这是根据陈老总的指示，理由是我在军委当过科长，在军调部当过代处长，在敌我双方都是较有影响的人物，怕我下去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向军委交待。”毛主席笑了：“这个陈毅，考虑问题还蛮周到的嘛!”他接着问：“那你当没当过团长?”我说：“当了团长，又是领导又是学生。”毛主席点着头说：“好，当了就好。团是部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当了一团之长，便能得到多方面的带兵经验。你那个团在华东参加了哪些大的战役?”我说：“华东一些大的战役基本都参加了。”毛主席眯起了眼睛：“在前线整天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害怕吗?”我真没想到主席会提出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奇怪的问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只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怕，可也有点怕。”毛主席表现出更浓的兴趣：“细细说来，到底怎么个又怕又不怕?”我说：“从战略上讲，我们是革命军队，打的是正义战争，又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终归是要战胜敌人的，没什么可怕的。但是，从某些局部、某些战术上形势对我不利时，也确实有点怕，怕因自己没经验给部队造成损失。具体说来有五怕：一怕打败仗，二怕完不成任务，三怕误人子弟(一个兵从出生到参军，人民要花费许多心血，如果因指挥失误牺牲战士的生命，怎么向人民交待)，四怕当戈尔洛夫(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司令，老保守)，五怕给毛主席和军委机关丢脸。有段时间我发现，部队对大机关下来的人不大欢迎，说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空空洞洞、夸夸其谈，因此我很怕干不好，给毛主席和领导脸上抹黑。可工作一段后发现，怕与不怕也是相互转化的。开始怕，是因为心里没底，有了经验就不怕了。有时是开始不怕，傻大胆，打了败仗吃了苦头才怕起来。有时成功与失败会反复多次，稍不注意，胜仗之后就是败仗；败仗之后注意总结经验，虚心办事，就可能又打胜仗。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按客观规律去办事，才能少吃苦头……”听到这儿，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主席这一笑，我的脸顿时红了，赶忙说：“主席，我说的很不成熟，让你笑话了。”主席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雷呀，我看你下部队锻炼没有白去，有收获，你说的是心里话、老实话。我也有害怕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怕，那是靠不住的，不是吹牛便是空洞的乐观主义，是对工作的不负责。我们现在是胜利者，权力很大，捧场的人很多，可同样有许多让人害怕的事情。特别有很多工作，比如经济、外交等，都是我们接触不多的，可形势又逼着我们去干，你说怎么能不怕呢?因此大家都要兢兢业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老老实实工作。害怕没关系，只要变压力为动力，就能转化为不怕。千万不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就是军事工作，我们当了几十年的兵，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如何搞现代化、正规化，如何使用飞机、大炮、坦克打现代战争，我们就不会。不虚心学习行吗?”谈到此，毛主席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今天还要开会，找个时间我们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主席勤政殿的这次谈话，像过电影似的，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那深情的目光、亲切的话语，那满怀希望的嘱托成为我做好工作的一种无形的动力。那时候，能被主席召见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事后，叶剑英对我说：“小雷啊，主席这次当面考试你，看你老实不老实，你的试卷答得蛮不错嘛!”我很不好意思，话匣子一打开，往往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谈话的对象。时间过了很久，我为那次召见自己说得过多而内疚。如果照叶帅说法，这次召见是一次面试，可以称之为“勤政殿对应”的话，那么两个月后，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召见，则是一次更严格更现实的考试。就在毛主席于中南海勤政殿召见的第二天，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非常顺利，6月28日便解放了汉城。受美国人扶植的韩国李承晚伪政权眼看摇摇欲坠。美国人坐不住了，他们惟恐韩国伪政权一旦垮台，会在整个亚洲引起连锁反应。第五部分第111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2）6月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又向我国的领土台湾派了兵，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三天以后，美国又派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朝鲜地面作战。随后美国又操纵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由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任总司令。这时候，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8月初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迫使美军和李承晚的伪军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等待着朝鲜实现统一的时刻到来。一位苏联军事代表眉飞色舞地在北京对周总理说：“人民军稳操胜券，要不了几天，李承晚伪军便土崩瓦解，朝鲜全境统一指日可待。”记得周总理对这位苏联人的话没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了一句“那好”。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并不像苏联人那样乐观，显得冷静而镇定，我们常见他在一幅军用地图前踱步。他说：现在朝鲜人民军应该做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作气，解放整个朝鲜。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预防不测。对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毛主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就在毛主席的目光紧盯着风云变幻的朝鲜半岛的时候，我作为周总理的军事秘书、总参作战室的主任，和作战室的参谋们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常常彻夜不眠地关注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总参作战室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一平房内，平时戒备极严，人们戏称是“白虎节堂”。此时正是酷暑8月，参谋们冒着炎热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形势，气氛显得肃穆紧张。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均都证实：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到了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的文告宣布：1950年的8月将是朝鲜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月份。或许出于军人的本能，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我却生出莫名的疑虑和隐忧来。“主力全调到釜山三角洲，后方不全空了吗!”不知是谁半带惊讶地冒出了一句。随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显然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可这两个师至今未动啊!”“朝鲜的地形很像一个长长的冬瓜，这地形可潜伏着危险啊!”说话人拦腰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地图上切了一下，那意思很明确：敌人会不会抄人民军的后路?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已完全证实，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及军事助手弗农•沃尔特斯已到达东京，这预示着美军将会有较大的行动。我立即提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并分两组对抗作业，然后将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提供中央首长决策参考。讨论从下午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意见共归纳出6条，但集中到一点：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位于南部的朝鲜人民军将处在被包围的危险中。对美国军队可能选择的登陆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选择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些意见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在对大量资料和客观事实的周密研究后得出的。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麦克阿瑟后来的回忆录证实，就在我们预测美军动向的同一天，麦克阿瑟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骄矜自信的口气对总统顾问哈里曼说：“请马上告诉总统，如果他能满足我的要求，批准我实施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的计划，我将用在南面的第8集团军为铁锤，用在北面登陆的第10军团为砧，把北朝鲜的军队砸个粉碎。”后来，杜鲁门果然批准了他的这个登陆计划。在选择登陆地点时，麦克阿瑟也曾考虑过元山、群山和仁川等地，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川。尽管在仁川存在着登陆作战最忌讳的诸多不利条件——仁川港是朝鲜西海岸距汉城西南30多公里处的一个重要港口，西海岸平均水深39.3米，比水深3699米的东海岸相差近100倍，但西海岸的潮差特别大，涨潮时高差达11.2米，落潮后海面至港口可出现24公里的淤泥滩，在这里实施登陆作战，必须在最快时间内完成，这就使登陆时间的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带有很大冒险性。而美军专家为麦克阿瑟提供的9月、10月、11月的三个登陆时间，以9月15日为最佳。麦克阿瑟不顾军方首脑的反对，决定冒险在仁川登陆。在东京论证作战方案时他曾说：“你们关于在仁川登陆的各种不利条件，恰恰是本人确信此役必成之所在。”麦克阿瑟的这种分析判断和最终决策，早在我们这些年轻参谋的预测之中。但预测毕竟是预测，我们的分析不过是依据一般的情报材料和作战规律得出的结论，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我们不可能有所知晓。要不要将我们整理出来的6条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决策人，我不禁产生了几分犹豫。当然，这种犹豫更多的是对所提意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而担心，这不是一般的日常工作事务，它可能直接影响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我知道，我军从红军时期开始，虽然军事民主早已成为光荣传统，但最终决定战略战术的还是统帅人物。作为参谋人员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工作，但直接参与大政方针决策的事极少。现在我们的这些意见显然超出了情报资料的范围，一旦提出，就意味着直接参与决策指挥了。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种情况：眼下已经建国了，统帅们已经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和作战，更多的则是考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建设，作为首脑机关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决策当好参谋。何况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我们，要注意朝鲜情况的变化。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把6条意见首先报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总理。于是当天晚上10点左右我回到西花厅对周总理说：“总理，我们作战室的同志对朝鲜战争作了研究，认为眼下潜伏着很大危险。”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以略带惊疑的目光看着我：“怎么，有什么重要发现吗?”我说：“美军很可能要在朝鲜半岛实行登陆作战，登陆地点最大可能是在仁川。我们具体研究了6条理由。”周总理以审慎的目光看着我：“详细说说看。”我指着墙上的巨幅地图，非常认真地汇报说：“第一，麦克阿瑟眼下把美伪主力十几个师都摆在了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我们计算了一下，平均每8平方公里摆一个师，他的一个师差不多两万人。现在李承晚伪军龟缩在洛东江以东地区，釜山解放指日可待。可美伪的这二十几万部队既不撤退，也不往一线增援，固守这一片滩头，到底要干什么?从战备上看，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把朝鲜人民军的全部主力吸引到南线来。如果这种判断能够成立的话，这其中更隐藏着极为险恶的战略意图。”周总理点点头示意我说下去。“第二，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战斗力很强。眼下南朝鲜部队处在险境，可据情报证实，这两个师没有任何去南朝鲜增援的迹象，而这两个师中的一个师是海军陆战队。”周总理站起来，走到地图前，他的目光瞄向仁川前面的那片海域。不论从美伪军的兵力部署，还是从朝鲜整个地理地形看，仁川都将是敌人登陆地点的最佳选择。这里东西海岸的距离很小，一旦登陆完成，便很容易将南北朝鲜拦腰切断，而挺进南部一线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将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周总理的眉毛拧紧了，自言自语地说：“麦克阿瑟这个冒险将军看来确实要在仁川再显身手了。”第五部分第112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3）我继续汇报：“再说麦克阿瑟和他的第8集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善于登陆作战而著称的，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曾吃了他不少苦头。就麦克阿瑟本人来讲，素来是敢冒险的，为此他与总统杜鲁门曾多次有过口角。比如，当年他搞登陆作战，攻占尼多罗岛、吕宋岛以及其他岛屿时，五角大楼都说风险太大，但他每次都力陈己见，最终都实现了计划，完成了登陆。”周总理双臂抱在胸前，微微点着头说：“现在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位高权重，按照他的禀性，要冒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风险，恐怕更有可能了。”我说：“第四，便是我们对朝鲜地形的分析。朝鲜半岛南北长约1000公里，而东西最窄处只有200公里，最有利于分割。而且可供登陆的地点很多，比如元山、镇南浦、仁川、群山。”我略作沉思，对美军登陆地点的阐述显得异常慎重：“现在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全部投入釜山一带，后方很空虚，我们分析——西海岸的仁川将是美军的最佳登陆地点。”“为什么?”周总理问。“因为这里人民军队少；这里既是汉城的外港，又是战略要地；这里的潮水落差大，地势危险且复杂，很可能因这样一个原因被朝鲜人民军所忽视。而麦克阿瑟恰恰又是一个善于搞出人意料、惊人之举的人物，那么，选择仁川便完全符合麦克阿瑟的个性。”周总理点头示意我说完。“这第六条也同样是重要的因素。眼下无论是朝鲜还是苏联，似乎都沉浸在一片迎接胜利的气氛中，好像明天早上朝鲜就会统一了。报纸发社论，金日成发文告，表面看形势一派大好，其实在这大好形势之下，潜藏着极大的危险，一旦人民军被切断退路，就可能陷入绝境。美国人对苏联和朝鲜目前的心态是很清楚的。美、英最近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等地又抽调海、空军到朝鲜海峡来，正是登陆作战的又一个明显征候。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正在筹划更大的阴谋……”我话未说完，电话铃声响了。“我是周恩来，啊，主席。”周总理手握听筒，看了我一眼说：“刚才雷英夫同志到我这儿来，讲了他们总参作战室对朝鲜战争的一些预测和判断，他们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是的，我认为很有道理。好，我马上带他去见你。”“英夫同志，你跟我马上去见毛主席。”周总理放下听筒，带我朝屋外走去。事后我才知道，美军的这步险棋已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了。当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之时，主席没有被当时的胜利所陶醉，而是提出朝鲜人民军应该休整，对战局作个客观准确的估计。当金日成的文告及朝鲜报纸的社论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却说，现在根本就不是谈胜利的时候，朝鲜领导人及人民军应立即冷静下来。当美伪军陈兵釜山一线，引而不发，杜鲁门又亲派顾问到了东京的时候，他预测战争很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主席未雨绸缪，早在半个多月前，他就对今日的朝鲜战局有所估计。因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好轻易下结论，但有些工作毛主席已经在做了——1950年8月5日他命令，东北边防军务必在8月份完成战争准备，以防不测；8月18日，他再次要求：“务于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此时已是8月23日。毛主席正在菊香书屋仔细研究关于美军最新动态的一大摞电报。他打电话给周总理，是想交换一下关于朝鲜战局的意见，没想到周总理几句关于作战室见解的话，正是他数日来反复琢磨思考的问题。在菊香书屋，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汇报关于朝鲜战局的6条意见，他还不时用铅笔在面前的稿笺上写上几笔。我一口气汇报完毕，毛主席只是不住点头，没有插话，两眼一直在看着我，末了郑重地讲了6个字：“有道理，很重要。”周总理表示了自己相同的看法后，毛主席起身在屋内踱步。他一边抽烟一边说：“据报告，美、英舰队正在向朝鲜海峡调动，飞机也在调动，看来美军如有大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最近。”说完，他把征询的目光投向我。我鼓足勇气谈了自己的意见：“主席，对美军的登陆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日，美军很有可能在这一天实施仁川登陆。”“啊，如此精确，能不能谈得更具体点?”毛主席对这个登陆时间似乎很有兴趣。我说：“我们对9月至11月的朝鲜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发现有三个最佳日期可供选择：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在这三个最佳日期内，各有2至3天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小时，如果以9月15日为登陆日，那天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一次是上午6时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没35分钟后的19时19分。9月15日比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更为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把登陆的时间选定在9月15日。”说完，我顿时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在最高统帅即将实施重大决策的时候，我用如此精确的时间判断为统帅部提供参考意见，一旦有误，我知道这将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毛主席又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当他缓缓吐出憋在胸中的烟团时，紧接着便发出一道在心中酝酿已久的命令：“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英、美、日。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立即通知东北的13兵团要加紧准备，8、9两个月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动。”三道命令，由周总理亲自布置实施。不知为什么，自从离开了菊香书屋，我总感到肩上有千钧重担压着。或许在我去菊香书屋以前，毛主席那些意见已成竹在胸；或许我的那些意见，恰恰促使了毛主席最后决心的形成。不管怎么说，毛主席是在听了我们的6条意见之后发出命令的。这不能不给我造成极大的不安。从8月23日开始，我常常彻夜难眠，我几乎把全部注意力关注到朝鲜战场上。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我希望我们的判断成为事实。因为作为普通参谋，能为统帅提供事关全局的正确意见，内心将是一种极大的快慰，我们没有失职。何况这是普通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的重大决策呢?但是，从内心讲，我又不愿看到我们的判断成为真正的事实。因为如果真的那样，将意味着朝鲜统一化为泡影，更大规模的朝鲜战争将会爆发，朝鲜人民将会陷入更深的战争灾难，而中国人民也必将受到威胁。所以，我宁可承担一个失职参谋的罪名，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判断成为事实。然而，不管我内心怎样矛盾，朝鲜战争始终在以它的固有规律发展变化着。第五部分第113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4）正当我为在菊香书屋给毛主席汇报而时时担忧的时候，就在我们预料的那一天，即1950年9月15日晨5时，对朝鲜人民军最不利的美军仁川登陆开始实施了。美军以其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前锋，在仁川首先占领了面积0.6平方公里、位于仁川港当面的月尾岛(它被看作是仁川的屏障)；接着在当天下午涨潮时节，美军登岛部队搭梯子爬上3米多高的防波堤，从仁川南部高地登陆；尔后，主力部队突破人民军防线，扩大了登陆场；至9月16日下午，控制了整个仁川。已70岁的司令官、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站在“麦金莱峰号”旗舰上指挥了这场作战。美军占领仁川后，遂向汉城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兵力南下水原，策应其正面战线上的部队实施反攻。驻汉城的朝鲜人民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与美军血战半个月后撤离，为洛东江地域的主力大撤退赢得了时间。当美军打到三八线时，美国政府为稳住中国，曾传话给我国领导人说只打到三八线。当侵占北朝鲜的行动开始前后又传话给中国说，将在距鸭绿江40公里处停止前进。毛主席从来没有相信过美国的谎言。当苏联人垂头丧气地对中国领导人说：“看来金日成只有在中国的东北组织流亡政府了。”周总理说：“我们的毛主席会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的，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占了朝鲜，我们将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灭亡朝鲜，见死不救，这说不过去嘛!”据说，这句话传到斯大林那里，他感动得流了泪。美军仁川登陆之后，毛主席在周总理面前表扬了我们。他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登陆时间和地点，而且是那样精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的。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的小参谋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还说：“我们的小参谋懂政治，懂战略，不怕死不要钱，不怕苦不怕累，尽打胜仗。通过这件事，对少数犯‘恐美病’的人，是个最有力的教育。”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特别指出让我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作战指挥工作，有什么重要情况和意见，可以随时向总理和他报告，不要有什么顾虑。毛主席还提出，军队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参谋们可以负起职责，参与出谋划策，不要有自卑感。作为统帅部的参谋，毛主席的夸奖和鼓励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同时也感到肩头上的责任更重了。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朝，毛主席立即作了回应。林彪以到苏联养病为由拒绝任职，关键时刻彭德怀挂帅出征自从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的那排平房里，参谋们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着。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要我们提供朝鲜战局的进度情况，有时还要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他商量。我们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着统帅部的决策，我们倍感肩上担子的分量。就在美军仁川登陆的第三天，即9月17日，毛主席已预感到形势将会发生大的逆转，他致信东北局的领导人高岗，要东北方面做好出兵准备，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9月20日，在毛主席的赞同下，周总理以个人名义向金日成建议：采取自力更生、持久作战的方针，在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和火力的绝对优势，围歼被分割的敌人，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以利长期作战。然而，朝鲜形势在日趋恶化中。毛主席、周总理认为：在出兵援朝问题上对外应该先向敌人发出警告，争取让他知难而退。如果敌人打到三八线时提出和谈，就不应该放过这样一个机会；对内则请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再议一议，掌握好最后决定出兵的时机，早了不利充分暴露敌人，晚了又对我军事上不利。9月30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向世界舆论传递信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保卫和平，也从不害怕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周总理的演说震动了全世界。“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定立场。那就是中国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国军队如果越过三八线，扩大侵略战争，中国不能坐视不管。但是，也就在周总理发表演说的同一天，李承晚军第三师越过了三八线。10月1日，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麦克阿瑟无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竟向北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当天晚上，金日成便召见中国大使。他说：“麦克阿瑟要我们举手，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与此同时，他向毛主席提出了中国出兵援朝的请求，希望中国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尽快过江作战。对金日成的请求，毛主席立即作出回应。10月2日开始，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各大区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都到了会。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先作了个开场白。他说，这是个诸葛亮会，请大家来，谈谈对出兵援朝问题的看法，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有什么困难的问题。与会者畅所欲言，确实摆了不少不利因素和困难。毛主席对周总理说，让大家放开说，这样做便于吸取群众的智慧，丰富决策的依据。很多同志摆出的意见非常具有建设性，对完善出兵方案和赴朝后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困难，提得非常具体。但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也确有从一开始就唱低调的，林彪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在10月6日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毛主席因事未到会)，林彪满脸病态倦容，声音十分低沉地说：“打仗，打仗，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了，10年内战，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啊。现在再去出兵打仗，可是不得人心啊。国家刚解放，国内经济这么个烂摊子，军队的破枪旧炮还没有改装，还有土匪在活动，还出去打，自己顾得过来吗?再说，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打美国的现代化，还有原子弹，我们行吗?我看中央还是要慎重考虑，稳妥行事。”当时听了林彪的发言，我身上觉得猛地一紧，毛主席已决定出兵，跟林彪是打了招呼的呀，现在不过是就出兵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发表意见，林彪怎么连外地来的代表也不如，公开唱反调呢?几天会上他一直是一副病态，当时我想他或许身体不好，心情不好。因为那几天正传说他想去苏联疗养，不出兵朝鲜，他也不去带兵，也免得让别人说闲话，不是两全其美吗?我正猜度林彪的心思时，周总理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打断了林彪的发言。他严正指出：“现在不是讨论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讨论怎么出，怎么理解和落实毛主席的决定!”周总理一向很尊重林彪，对他热情而有礼貌，但是，面对林彪低沉的调子，周总理实在忍不住了。听了周总理的批评，林彪病恹恹的面容似乎又增添了几分难堪，他此后不再多讲，但又提了一个出而不战的方针，即兵可出，但不打。显然，这是一个幻想。第五部分第114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5）相比之下，彭德怀对出兵朝鲜，态度鲜明而坚决。他是10月4日下午由中央派专机从西安接到北京的。一下飞机，他就赶到颐年堂参加会议，讨论出兵问题，当晚住在北京饭店。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以为睡沙发床不习惯，享不了那个福，搬到地毯上，还是睡不着，心里老想着美国占领朝鲜后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第二天，正逢林彪在会上唱反调，彭德怀态度坚决地说：“出兵援朝是完全必要的，无非是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重兵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能找到借口的，我们还是不得安宁。这个兵我看是非出不可。”彭老总与林彪截然不同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赞许。当天，会议一直开到很晚。会议结束后，我随周总理步行回西花厅。北京正是十月金秋，清风送爽的季节。开了一天会，漫步在中南海边，觉得空气是那样清新。周总理一边和我交谈对会上发言的看法，一边舒臂伸腰，活动筋骨。正走间，一个高大的身影向我们走来。是毛主席正在岸边散步。一见周总理和我，毛主席连忙问：“会议开得怎么样啊?”周总理说：“多数同志对出兵意见比较统一，只有少数同志有不同意见。”接着，他把林彪的意见逐条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听后，毛主席显然有些气愤了，他说：“他有他的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那就是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即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毛主席大手一挥，情绪显得有点激动。当听说林彪对美国的原子弹有些顾虑时，毛主席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们的手榴弹最后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有些人只看见美国原子弹在广岛大爆炸的厉害，不懂得它在广岛的爆炸毁灭的也是它自己，归根结底不是原子弹消灭人民，而是人民消灭原子弹。我坚信原子弹无非是个纸老虎。”毛主席充满坚定和自信的湖南方言，使人听了很受鼓舞。在这更深夜阑的中南海之夜，听着毛主席这激昂的谈论，我心中暗暗揣测，毛主席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就在不久前，毛主席曾向周总理透露过让林彪担任志愿军统帅的想法，因为志愿军兵力除13兵团的四个军以外还要扩大，9兵团、19兵团、3兵团、20兵团等都准备去参战，指挥工作非一般的将领所能胜任。而且志愿军的主力是原来四野的部队，是林彪的部下。志愿军将来的后方东北又是解放战争时期四野的老根据地，各方面情况林彪都比较熟悉，在各战略区指挥员当中林彪年纪又最轻，当时只有44岁，是以能打仗、花样多而著称的名将，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毛主席很器重他，说他打仗的特点是又狠又刁。在众人的心目中林彪去当志愿军统帅是很合适的。然而，后来果真提出要林彪领兵出征时，他却以到苏联养病为借口拒绝任职。毛主席失望了，只得改派彭德怀挂帅出征。此刻，令毛主席意外的是，被他寄予厚望的林彪，竟成了党内反对出兵的代表人物。联系全国胜利以后林彪不断滋长的右倾保守思想，毛主席背着手望着满天繁星，沉思良久后说：“个别人的反对无碍大局，历史照样前进，革命照样胜利。我们的彭大将军，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啊!”相信他一定能打好这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在颐年堂会议的那些日子，毛主席逐个与政治局委员们谈心，逐个地做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尽管有些同志对出兵有些意见，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亡时刻，作为邻国和社会主义伙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是难过的。”毛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终于说服了所有的与会者，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出兵朝鲜。毛主席大笔一挥，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出兵大策一定，接着便是怎么出兵、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如果公开宣布派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作战，那便是以国家的名义参战，等于公开向美国宣战。这无形中便给敌人扩大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怎么做到师出有名，又不为美军扩大战争提供借口，毛主席颇费了一番脑筋，为此还征求了不少民主人士的意见。刚开始，毛主席几次找周总理商议以什么名义出兵问题，两位领导人一致的意见叫“支援军”比较妥当，支援朝鲜人民嘛，并且作为初步意见基本定了下来。在拟定计划方案时，我们已开始使用“支援军”的字样。但是，初步意见毕竟是初步的，一旦真的要公之于众，毛主席又是非常慎重的。他特别注重听取资深年迈的民主人士的意见。他认为，这些老先生阅历广，见识多，有许多经验，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事情会更加周全。博采众长，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毛主席多年的习惯，也是他在党内倡导的传统作风之一。毛主席指示就出兵名义问题征求意见，请民主人士就“支援军”一事谈看法。开始也有人觉得用“支援”二字很合适，出兵在即，不必再为此费时了。毛主席不同意，他说一定要听听多方面的意见。这一问，意见还真的来了。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要求就“支援军”一事见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也很高兴，亲迎他来中南海，并和周总理一起听黄炎培谈意见。黄炎培是上海川沙县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从1917年便投身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在国内很有影响。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位老先生了解颇多，知道他有一些真知灼见又直言不讳，所以很尊敬他，当时他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副主席，就国家大事经常听取他的意见。“有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呀!”黄炎培刚一落座，便开始提意见。他望望毛主席，又望望周总理，诚恳而又关切地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那么好打!”周总理微笑着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不是名正言顺嘛!”黄炎培摇着头说：“不，这样叫法是不是师出无名，我看还值得考虑。”“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呢?先生有何高见?”周总理问。毛主席看看黄炎培，表现出了很大兴趣。黄炎培像教书先生一样将手向外一挥说：“支援军，顾名思义，那就是派遣出去的，还是国家嘛!那不等于说是我们公开向美国宣战?”“噢，有道理!”毛主席伸出手从笔筒里拿出一支很粗的铅笔，将面前稿纸上的“支援”两字一划，改写成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志愿”，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帮助朝鲜人民的，他们不愿看着朝鲜人民挨打。这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周总理做了一个手势说：“‘志愿’二字，好，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七十余岁的黄炎培频频点头，高兴地说：“好，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你们领导人时光珍贵，我没有意见了!”说着就出了门。毛主席、周总理一起送他上了车。第五部分第115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6）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了第一个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应朝鲜政府请求，“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命令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伴随着毛主席命令的下达，聚集在中国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都换上那种印有许多道线的志愿军军装秘密开往鸭绿江。于是，战争史上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毛主席命令下达的当晚，彭德怀即到了沈阳。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披挂上阵之际，与一些随行的将军们共饮出征酒。他举起酒杯致词：“从井冈山到朝鲜，还是咱们这些人。咱们叫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鸭绿江边，我也不会志愿的。现在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志愿!”整齐的回答声以浑厚的阳刚之气，震荡屋宇飞出窗外。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朝鲜人民为之欢呼。苏联首脑为之感动。美国及其同盟者为之震惊。斯大林说：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毛主席回答：不，为了整个东方的利益，我们坚决出兵毛主席关于出兵朝鲜的意见一俟被中央政治局通过，部队立即全面进入战前准备。在大部队尚未进入朝鲜之前，毛主席决定派周总理去苏联面见斯大林，一是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二是请求苏联给予空军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由于连年处于战乱之中，人民生活很苦，国内建设各方面百废待兴，再挑起战争负担，的确有很大困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尚未结束，周总理便偕工作人员师哲、康一民到了莫斯科。当时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休假，于是周总理又偕同推辞出任志愿军司令而来苏养病的林彪飞往斯大林的休假地。周总理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决定，准备出兵赴朝作战，以挽救朝鲜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此前，斯大林对朝鲜局势曾作出这样的估计：他认为，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北朝鲜至多再坚持一个礼拜，与其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不如尽早地撤退。斯大林曾私下建议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而把老弱病残撤退到苏联境内。理由是一旦条件成熟，从中国东北入朝比从苏联方便。斯大林的这个态度是低调的，他已经做了朝鲜失败的准备。可当周总理明确谈了中国的出兵主张后，他又有些犹豫不决，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战争，从而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漩涡，最终形成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抗。比较起来，他更倾向于组织朝鲜“流亡政府”。斯大林的这个态度，周总理立即电告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报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中国出兵的主张决不改变，这不仅是为了朝鲜利益和中国利益，也是为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利益!就在接到周总理报告的当天，即10月13日，他再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认为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尚属新生事物，朝鲜这么一个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与帮助。在这个时候，我们宣布出兵朝鲜，实际上是代表东方向西方帝国主义表明一种不甘屈服的严正立场。它的国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出兵这个事件本身。而我们不出兵，美帝国主义及西方势力很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占领整个北朝鲜，这不仅给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对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当然，如果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作为朝鲜唇齿相依的邻邦，也必然受到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总之，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斯大林更多的是在顾及本国利益而对中国出兵犹豫不定。毛主席不仅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而且站在世界革命利益的高度来思考出兵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说，当毛主席把坚定不移的出兵决心电告斯大林后，斯大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在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是比较尊重的，对他过去的错误也多次检讨过。比如，周总理提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支援。斯大林说，在物资上，如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尽力提供。在作战时，我们也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掩护一下，但只限于在后方，不宜深入。否则如被美军击落俘获，就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多提供装备，可以在战争的情况下使中国部分部队得到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