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49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3）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但是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同志(他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身份实行对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长期以来对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在何、白“皓电”发表后，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仍对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不决。一方面，国民党下令新四军北移包藏险恶用心；另方面，新四军又不能不通过北移以求发展。正确的处置是应当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将计就计。项英则只是在中央12月26日指示的严厉批评后才仓促决定北移路线。这时，国民党早已完成围歼北移新四军的一切布置。6日，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顾祝同、上官云相统率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多师八万多人，便对其展开了包围袭击。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周恩来同志所在地重庆、刘少奇同志所在地盐城和叶挺军长所在地茂林地区之间，通过电台频频联系，作出了一系列指挥决策。全党对新四军的命运忧心如焚。当北移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整时，1月7日，毛主席等即电告叶、项，不宜久留，以迅速通过其包围线为有利。皖南北移部队遭到突袭后，项英同志先是作出改由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使已在东进中取得初步胜利的部队失去了冲出包围的时机；随后他与袁国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同志又私自离开部队出走，使军部指挥极为困难。1月9日，毛主席致电叶军长，要他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同志负总责的决定。当得知北移部队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全体官兵已濒绝境，准备牺牲时，毛主席等一面指示叶挺同志速谋突围，注意与包围部队负责人进行谈判，一面电告恩来同志，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求援，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为挽救皖南新四军危局，少奇同志、陈毅同志还向中央提出发动苏鲁攻势，包围沈鸿烈、韩德勤部的建议，以便凭藉这种形势提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在皖南撤围。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向蒋介石方面进行了多次交涉；南方局已动员党的干部向各方揭露国民党军狙击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发动社会名流向蒋、何、白提出抗议。蒋介石一面佯称“撤围”，一面下达生擒叶、项手令，对被围新四军发动全线总攻。这样，新四军北移部队与比它多五、六倍之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了七昼夜，终因处置失措，弹尽粮绝，基本覆没。除两千多人突围皖北、苏南外，其余或受伤被俘或壮烈牺牲。叶挺同志不辱重任，苦撑危局，在奉命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也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叶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蒋介石蓄谋制造的皖南事变，以新四军遭受血腥大屠杀震惊世界。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高压，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独立自主地扩大和发展自己力量的立场和方针。还在1月7日茂林战斗刚刚打响时，毛主席就电告少奇、陈毅同志，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党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在接到皖南新四军被围歼消息后，1月1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之后指出：今后我们的办法是抓住皖南事变，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1月20日，政治局会议继续分析时局，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①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还任命了其他领导成员。这个命令于当日发表。随后，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宣布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在1月20日这天，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严正宣告：亲日派反共降日的计划即使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这个谈话还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以下简称“十二条”)。这以后，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或在致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彭老总等人的电报中，继续阐发了党的立场和方针。毛主席特别强调：(一)蒋介石1月17日命令和谈话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这对我们有利。破裂责任在他。我们应该紧紧捉住1月17日令坚决反对，绝不游移妥协。(二)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蒋介石1月17日令。三个月来的让步阶段已经完结，立即转到坚决斗争的立场。一味担心破裂，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和我党我军，而且会中蒋之诡计。只有尖锐对立的政策，才是目前惟一正确的政策。(三)我们政治上取全面攻势，揭破蒋之阴谋，军事上取守势，打防御战。同他全面决裂，目前不可能。我们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任何情势。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四)目前的破裂不应说成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对于蒋介石应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暂时不提反蒋，但要公开批蒋；蒋尚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与中央军。(五)我们表明态度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我们目前和他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在经过严重斗争之后，才能克服蒋的反动，达到争取时局好转之目的。第二部分第50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4）毛主席的这些意见在党领导的各条战线上得到了贯彻。蒋介石“一•一七”反动命令发布后，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抗议无法无天的罪行》的社论；冀中八百万军民通电全国，声讨皖南事变的元凶；苏北军区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皖南新四军；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等将领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血腥惨案。在重庆，当“一•一七”反动命令见报后，恩来同志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7日深夜，他亲笔写了悼念皖南死难烈士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挽诗，用巧妙的方法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而在《新华日报》刊出，使新四军被围歼的真相冲破新闻封锁而传遍山城。恩来同志还和南方局工作人员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及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声援。皖南事变前，恩来同志还先后向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斯诺详细地介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并准备了一份国共关系的文件交给他们。毛主席“一•二○”谈话后，恩来同志即电告在回美途中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在纽约接到周电后，即向美报界披露了皖南事变真相。斯诺也发表了恩来同志给他的材料。①我们党以尖锐对立的态度向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使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党的重大变化。各阶层人民、各派政治力量大多对我党的正义自卫立场深表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先生先后致信蒋介石和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当局在皖南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军长。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先生也对蒋介石、何应钦的举措表示不满，忧虑国内前途。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包括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主角阎锡山、胡宗南等，在这次反共事件中站到了中间派立场。各民主党派对蒋介石使亲痛仇快的行径表示愤慨。海外侨胞也谴责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倒行逆施，呼吁政府停止内争。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制造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拒不出席国民党驻苏大使原定举行的宴会。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白提出质问。潘大使会见蒋介石时还明确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内战对于中国意味着灭亡。美国担心中国大规模内战不利于实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美总统代表居里在访华时会见了恩来同志，对蒋介石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了国民党的对内政策。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攻击。英驻华大使卡尔也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国民党顽固派大规模反共除了面临国际上的外交压力外，还被日本人的军事进攻打乱了部署。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乘势将调集的三十万大军指向豫皖苏地区，企图“肃清”津浦路以西的八路军、新四军，然后深入苏北、山东，以达到“驱逐”华中我党武装至黄河以北的目的。但正在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1月26日，日军以五个师团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举进犯，将十五万国民党军包围于平汉路以东。两军主力在信阳一带发生激战。在日军出其不意的进攻下，蒋介石不得不把部分“剿共”部署改变成抗日部署，数万大军仓皇从“剿共”驻地撤回。仅仅半月前还是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顿时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窘境。对于政治形势的这一转变，毛主席从中日间、国共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2月间的许多文电中，他阐发了这样一些重要思想：第一，指出国民党在各方的压力下，虽然不会改变其反共的根本立场，但反共高潮正在下降。毛主席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舆论都同情我们，“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皖南事变时，“蒋以硬为主”，皖南事变后，“因为我们硬起来”，蒋“没有那样硬了”，“以软为主”。“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1月17日以前，蒋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月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第二，指出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是蒋介石全力反共造成的，也将在政治上给蒋以极大的打击。蒋介石以为，发动皖南事变，扩大国共冲突，日本人会坐山观虎斗，停止入侵。岂知日本人另有想法。东条英机在1月30日的讲话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再则，日本人不愿意新四军去华北。东条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毛主席在致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引述东条的话后指出，日本人认为“对我分区宰割于彼有利，将我集中华北反于彼不利，这是我们在华北反扫荡战争胜利的结果”。“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日蒋之间的“这个矛盾很可利用”，这是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第三，指出目前国共僵局存在于我党有利，愈僵愈于我党有利，只有蒋对我党表示和缓，我党才可以表示和缓。毛主席说：“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已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令北移、命令进攻华中等)，并已收到了成效”。我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用蒋介石的手拉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在2月7日致恩来同志的电中，毛主席还预测到，“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们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时局正按照这个预测在发展，毛主席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向前走。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计划于3月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要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心急火燎，力拉共产党出席参政会，以摆脱窘迫困境。中共参政员要不要出席会议呢?党中央、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反复电商后认为，不能无条件地出席。2月15日，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提出将1月20日宣布的“十二条”提交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条件。这是极高明的一着棋。它不仅有利于扩大“十二条”的政治影响，又能进一步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团结抗战的立场，博得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但是，蒋介石方面既拒不采纳，又无理纠缠着要中共方面出席会议。为打破僵局，在参政会开幕第二天，中共方面又提出临时解决方法的新“十二条”①，作为中共部分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基本条件。若不采纳，拒不出席。3月2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主席分析情况说：“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第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第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通过拥护政府17日命令，发布讨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已到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态度，蒋介石于6日被迫在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反共”决议，中共参政员无一人与会，但会议仍不得不选董必武同志为常驻委员。如毛主席在3月12日致恩来同志电中所说：这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第二届参政会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退兵时的一战。参政会草草收场，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第二部分第51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5）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我党对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蒋介石一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了产。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力量得到了更大发展。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苏北解放区，而且使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逐渐联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如意算盘。此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明显地强于国内其他任何军队，成为顽固派们心目中的“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了中间派的政治作用，扩大了中间派的成分。不仅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各抗日小党派和多数的杂牌军、地方势力属于这个阶层，连国民党中央军中的许多军官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许多官员也纳入了这个范围。尽管中间派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的立场是动摇的，但是经过积极的耐心的争取工作，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重大关头，还是同情和支持了我们。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在发生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变化。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不断发展，抗击的日寇兵力几乎与国民党抗击的日军数量相等。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我党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许。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我党日益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因素和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空前提高。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日本人会鼓励他，英美会不作声，苏联会不关心。但是，他的估计全错了。我党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渐渐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这为抗战后期的国、共、美三方会议奠定了政治基础。4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经验和基本政策进行了总结。毛主席谈形势说：关于目前时局问题。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从属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起着决定的作用。现在指导中国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一面抗日，一面反共；而在抗日方面——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抗战反汉奸；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拉对拉，以打对打。我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必须有整套战术，不可粗心。对其反共政策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斗争须是有理有利有节。在反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将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们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基础。地方实力派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与统治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一般的，应以中间派的态度对之。有人以为皖南事变后整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完全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了，中国社会是中间阶级占很大的位置的。有些同志在此次反共高潮中对中日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发生动摇，对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所以对党的政策也发生动摇，以为三三制的政权不适用了，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不是统一战线政策了，而是土地革命政策了。有些同志把对付国民党破裂的可能性，当作最坏的惟一的可能性，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有些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战政策与阶级政策、统战教育与阶级教育的一致性。有些同志不了解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政权社会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志。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也是他准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总结的报告提纲。这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赞同这个报告提纲的决议。5月8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对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政策进行了更为科学、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解释和概括。这就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这篇著名文章。从何、白“皓电”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半年时间，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毛主席肩上担子沉重。但是，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那个时期他起草的文电很多，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三百多件，除少数几天没有发出这样内容的文电外，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1月和1941年1、2月，每月都是五十件左右。在11月初起草“佳电”前后和12月上旬顽固派的“齐电”发出之后，是毛主席发出电报最多的时候。11月3日和13日这两天，均发出了九件。在12月14日这一天则发出了十一件，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的最高纪录之一。这些虽多为布置工作、发布指示的急电，但并非全是事务性的应急处置。如上所述，不少文电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还有一些文电，对他的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的阐发。这些文电和这个时期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的某些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论政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可以说是集这些思想之大成，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作。从毛主席的文电以及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同他的文电往来，还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为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从而他的这些认识或决策既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汲取别的同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高于别的同志的思想认识。例如，对于“皓电”，中央最初决定答之以强硬的“炸弹宣言”。在恩来同志反映了重庆各方意见，提出望“作表面的服从”，以分化顽固势力和“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全国，答复何、白”的建议后，采纳此议，改为发表前述产生巨大影响的“佳电”。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但在了解到国民党围歼皖南的某些布置后，迅即于12月26日发出了皖南部队立即北移的紧急指示，并在12月30日政治局常会上表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也没有发出文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少奇同志也曾向中央表示过这一主张，但在三天后他改变了想法，认为时机不成熟，力量不允许，“实行全面军事进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提出“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毛主席接受了这个建议，改为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正确方针。他在1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以前的一些看法作了修正，指出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国府命令是否全国破裂的开始，这一点要考虑。这样，实际上就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毛主席从善如流的思想作风使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更紧密了，党中央的凝聚力更大了，他个人的威信也更高了。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对如何坚持团结抗战的认识走向统一了，同国民党斗争的经验更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趋于定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重要阶段。(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二部分第52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1）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在报告中，毛主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我们的任务”。2月28日，中央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贯彻党的整风精神。从此，由党中央的整风学习逐渐形成为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既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也有当时的策略意义。它对于我党进一步团结统一和加强一元化集中领导；对广大党员群众政治觉悟水平的提高、党员思想认识的统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都起到了空前重大的作用。整风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整风运动期间，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的党内路线斗争，分析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我们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主席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除阐明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和方针以外，还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整某个人，追究什么人的个人责任。因此，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的材料是比较多的，除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六本“干部必读”等书。整风学习运动开始时，大家严肃认真地集中思想和精力学习文件，研究关于政策、方针、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展开讨论。大家学习的态度很好，很认真，既作笔记，又写自我检讨。整风初期，运动进行得比较正常，各级干部在学习中提高了思想认识，纠正了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糊涂观念、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使党内出现了更加团结一致的局面。但是，大约在1942年5月间，冒出了一股蛊惑人心的阴风，说对党内历次错误的发生要找根寻底、追查责任。就是说，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起草人的动机与意图，如何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办支部(杨家岭)叫得最响亮的是一个叫“小米”的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后来在肃反中查明他是隐藏在党内的一个叛徒。我当时感到很困惑。这样一来，岂不是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但有人随声附和跟着他跑。一天清晨，毛主席出来散步，凑巧我们在山坡上相遇。我借机顺便问毛主席关于我党整风学习的方针、任务与目的，并且向他反映了一些情况。向他请教：“有的干部不知听了谁的话，或受了谁的影响，不是认真钻研文件，弄清历史，提高思想认识，而是去调查所学习的文件中的哪件或哪篇文章是谁写的，哪个文件(决议、决定、宣言等)是谁起草的等等。这是企图扭转学习方向。这样做，对吗?”主席听罢，立即回答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辨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毛主席斩钉截铁的回答，使我顿时心明眼亮，信心倍增。这个时期，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我党各个时期的路线、战略、策略、政策等方面，毛主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当年，毛主席考虑最多的是关于爱护、保存、发展和科学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放手地任用他们，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都使用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充实我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方针。那时，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我党革命斗争中的一项主要战略问题对待的，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一般持慎重的态度，本着较合理的方针、政策来处理的。整风开始后，中央领导做了分工：康生、李富春负责中直机关的整风学习；王稼祥、陈云负责军委直属机关；任弼时、高岗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毛主席亲自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这就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由来。第二部分第53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2）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做。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秘书)、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1943年3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柯柏年坚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作了坦白交待。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就是由此而来的。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干部。第二部分第54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3）1943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杜撰的一种别有用心的“理论”，作为他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的根据。1943年4月1日，康生要边区保安处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要来延安，怕一些在审查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人与胡公冕“联络”，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叫去了。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结束后，我被调到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一天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同时，李克农、汪金祥(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运动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因而决定整风运动再继续开展一年。1943年7月，蒋介石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出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说：“从四月十号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他将受审查的干部称为“失足者”。他说：“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的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地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文件规定，在延安由普通(即指各个机关)、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审干工作。10月间，我从绥德回来时，延安受审查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社会部(枣园后沟)。这两处关押的都是涉及重大案件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这里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和西北公学学习、反省。西北公学名义上是社会部在枣园办的一个训练班，实际上是集中中央直属系统和军委直属系统受审查的干部。这两处有近千人，还有第三种人，有问题但不严重，或者有某些嫌疑的，大多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任弼时时刻警惕、注意研究事态的发展，有时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当他发现这种种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至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时，就向毛主席汇报，反映情况，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毛主席采纳了任弼时的意见，并纠正了那些错误做法。当时了解情况的大有人在，但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毛主席认为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此后，情况虽然稍稍缓和了一下，但事态并未彻底扭转过来。到1943年9月末，“抢救运动”已无法再搞下去了。“抢救”和被“抢救”的双方到了极度对立的程度，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康生又耍了一个花招，提出所谓“自救运动”。这是康生自己后来对我说的。他说：“在中直大礼堂，人们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柯曾是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者，在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后，绝大部分党员被捕，恰好柯庆施去了绥远，没有被捕。根据这一事实就怀疑柯庆施是叛徒，要他坦白)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僵局，十分对立，弄不下去了。我到会，提出了‘自救运动’的口号。我说，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们还没有吃饭，也喝不上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有个办法，我们不抢救他，让他自救吧，大家同意不同意。从今天起‘抢救’告一个段落，以后要靠他们‘自己救自己’了。”所以从此刻起，就开始了“自救运动”。这样，给这项僵持不下的会议找了个出路。从1943年10月起，“抢救”变成了“自救”。其实“自救”不过是“抢救”碰壁之后的一个转弯，形式上缓和了一些，其实，运动并未停止下来，问题也并没有解决。1943年底，我去关中地区。1944年二三月返回延安。这时，康生还要我们把犯人的口供送党中央、毛主席。同时，康生还叫我们准备一个关于边区系统审干、肃反的总结报告。我和周兴起草的报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叙述了肃反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错误，但是康生拿去压了好多天，说不能用，也就没有用。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不但不承认有什么错误，而且还摆“功”。康生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这个报告中，康生把逼供信的错误做法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但不能确定为特务。如果以为某人既有可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头子；既有头子，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逼供信的各种形式。”这一大段话完全是自我解嘲，是“此处无银三百两”，好像康生是正确的，其实这无异是自我暴露。因为这样做的人，正是康生自己。康生的这个报告，虽然提出了要彻底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但是整个报告的基本调子是肯定成绩，反对“极右”。康生在报告中说：“我们这次反奸工作，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了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个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按照康生的这种观点，纠正逼供信和甄别工作实际上也就无法进行了。值得庆幸的是，毛主席亲自抓了这个工作，及时补救，拨正了运动方向。第二部分第55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4）抢救运动发生一些偏差也与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和敌人的破坏有关。1943年底，从西安来的情报获悉，地方特务向西安报告，在关中发展特务顺利，人数颇多，甚至地委书记都上了他们的特务名单，军区司令员的老婆、妻弟等都上了特务名单等等。我到关中马栏调查案情时，中央转来的材料上仍有早已调走的地委书记向特务提供了情报等内容，这更加引起我的怀疑。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查，得知西安情报的来源是出自住在边区境外的织田镇一个特务据点，即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之手。所以，要弄清问题，必须设法抓获杨宏超。我们决心拔掉这个钉子，组织了一个班，由王天民队长率领，乘夜色，通过封锁线，奔袭织田镇，把杨宏超抓回边区来。借我情报员的帮助，带路，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封锁线的炮楼。半夜12点时，杨宏超才回家。我们的内应将事先准备好了的肉扔给杨家的狗，使其不吠，然后把门打开。战士们一闪而进，将杨和他的老婆的嘴都堵上。要他老婆将孩子看好，抓获了杨宏超。织田镇离边区只有十几里路，我在县署等候消息。仅两个多小时小分队就回来了。战士们给杨宏超戴上手铐后押到马栏镇。我先回到马栏，同地委书记张德生商量好审讯计划。杨宏超30多岁，身材魁梧。战士将他带到房子里，我叫警卫员把手铐、脚镣向他面前一丢，并厉声地说：“你怎么办，是讲真话，还是顽抗!?”他摸不着底细，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边区，因而对边区情况很熟悉，为了领赏弄钱，就造假情报，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什么样的干部。被收买的干部级别越高，国民党的奖励就越多。他在织田镇胡编乱造，西安的特务机关都信以为真，而且十分重视。抓住了杨宏超的第二天，西安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个师长到织田镇调查此事。西安向重庆呈报，特务专员杨宏超被共产党逮捕，言之令人痛心!这个电报也被我们的情报人员送到延安，康生特地给我看过，但他却无任何表情。杨宏超被抓后，关中地区许多问题迎刃而解。1944年一二月间，我回到延安，任弼时、西北局、中组部对我的工作都表示满意。“抢救运动”的错误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康生对于特务问题主观主义的估计和当时的一些重大斗争，也为党中央、毛主席所认可。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的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早在1943年7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康生不执行正确路线，仍然搞他的一套逼、供、信。1944年4月，毛主席找李克农、周兴和我谈话。毛主席看见我们就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我们说：“还有三四十份。”毛主席又问：“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我们说：“基本上没有错，个别的话，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在从城里保安处去枣园的路上，我和周兴还商量汇报什么内容，后悔没有带上材料。见面后没想到毛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毛主席看出我们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开导我们。他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摸不着头脑。而李克农、周兴都是过来人，他们不作声，一边听，一边点头。毛主席见我不明其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反AB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么来的。”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搞这一套的?”我回答说：“没有。我不会审案子，总是审不出问题来。”“审问犯人的是谁?”毛主席问。“负责人是审讯科长。他有办法，一审准能审出来。”我答道。毛主席再次问道：“有没有这样审问犯人的?”周兴说：“审讯科长是从江西来的。他在江西就搞过这一套。这些口供都是他送来的，但不知道是如何审出来的。”毛主席说：“你们送来的六份口供，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这句话给我的打击很大，无异是泼了盆冷水。毛主席顿了顿又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的?”李克农、周兴不吭声。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苏联时见到的都是犯人为自己辩解，从没有主动讲自己是特务、叛徒的，因而说：“他自己讲自己是特务，怎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毛主席仍说：“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你看完，觉得怎样?”他这是冲着我说的，我没有作声。他见我的思想仍转不过来，又问：“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我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第二部分第56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5）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周兴忙说：“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9点多一直谈到12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它干吗，全是假的!”从1944年4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务从不打折扣。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的事。1944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第二部分第57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6）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做了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迟延至今才召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1)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10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120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l万万。这时召开七大，意义非常重大。(2)党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我作为代表和工作人员出席了七大。当时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工作人员一律驻会，只有我和陈刚两个人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机关，所以每天都从枣园到杨家岭开会。来回往返，使我们更加繁忙。4月23日，七大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期间，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陈毅、高岗、张闻天、博古、康生、陈云、彭真等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了专题发言。博古发言的内容是关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破产，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毛主席历来认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于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过，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说：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就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弟党单方面作出牺牲。丢失自己的利益而去援助别人，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既没有真正的帮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毛主席的谈话深入浅出，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引起我的深思。主席的谈话充满辩证法，与我在苏联学习时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多么地不同呀!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办。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的任何意见或建议，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酝酿成熟后才表态。毛主席致力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有“中国特色”。因此，毛主席，也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毛主席一再地做大家的工作。5月24日，他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他。在他一再做工作后，大会选举李立三、王明为中央委员。在谈到中央委员的代表性时，毛主席说，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散布在各地，有许多军队和山头。要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就首先要承认山头。要使七大选出的新的中央成为缺陷最小的中央，就要从组织成份上反映各方面的力量。他还讲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方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会顺利地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1日，大会圆满结束。毛主席在闭幕会中讲道：“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事实证明，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达到了新的团结。所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整风运动和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丰硕的，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摘自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第三部分第58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1）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从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在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三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加进来。这个委员会是弼时同志牵的头，从1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月下旬，一共研讨了9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制政权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康生、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是这个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弼时、博古、凯丰、王若飞和我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月1日的《新中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纲领把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所以，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等大城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多个，党员发展到40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根据地①；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华北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制，对群众的利益保护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摩擦斗争中怎样根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得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正在纠正中。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左”。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并将北方局6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入中央学习组。第三部分第59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2）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准备的意思。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第三部分第60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3）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他们同我们有3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情绪。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领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入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清党委员会的3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现很好，常常或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同志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4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责任没有我大，他们不是当时的支部局委员，没有发言权。左权同志1930年回国，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长征中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理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牺牲于山西抗战前线。那时，整风没有结束，他是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的!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5月21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谁能料到，作为当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的康生，后来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居然推翻政治局的决议，指鹿为马，重算老账，使许多老同志遭受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同志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同志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这一点，我在下面再说。第三部分第61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4）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报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人是埋藏在上层的人。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作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性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人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取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时，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将王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十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事并没有关系。第三部分第62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5）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月1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来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李维汉同志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弼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铉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铮，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绥去搞土地改革。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摘自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三部分第63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1）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在内，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主席分管。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每当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由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第三部分第64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2）对于主要是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这里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列举的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的，有的是作家们在同毛主席交谈时谈出来的，有的则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尤为明显：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党中央和毛主席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尊、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峰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同志、毛主席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主席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主席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他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毛主席尤其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主席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写于1941年8月，4封写于1942年4月，两封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他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对他作了开导，随后又于1941年8月2日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1942年4、5月的6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主席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主席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在同毛主席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欧阳山尊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主席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第三部分第65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3）同鲁艺教员们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李白与杜甫，《聊斋志异》与今人作品等多方面问题。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主席、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主席、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5月13日，延安戏剧界四十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第三部分第66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4）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体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毛主席对整理稿表示满意。但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稿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谈到建国后毛主席对《讲话》的修改，除上面所说的情况及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和引文的重新考订外，还应提到一些提法的改动。这些改动说明了毛主席对文艺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文学遗产的借鉴与继承问题。原稿的提法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批判地吸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毛泽东选集》相应的句子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作。”这里虽然主要是加进了“继承”二字，但却是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所作的原则性的变动。因为对文学遗产，有些就是只有继承，根本谈不到是什么借鉴。如诗体、语言之类。今人写七律，写菩萨蛮，就诗体而言，只是继承。各时代的语言尽管都有创新，但作家不可能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另外创造一套语言。二是在论到一些文艺工作者“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问题时，原稿说：这些同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毛泽东选集》把“有些”二字去掉，改为“是不同的”。这也是原则性的改动，划清了两种脱离群众的根本界限。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主席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写过《还是杂文时代》的罗烽，把他来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交毛主席审阅。6月12日毛主席亲笔回信，对他既鼓励，又批评，希望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这对推动作家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6月中下旬，“文抗”和文协先后召开四五十人参加的座谈会，许多作家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的作家们还不可能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批地、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因为整风运动还在进行中。座谈会刚刚开过，艾青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主席回答他：目前还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因此，一段时间内，作家们还只能是在整风学习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创作和演出大众化的作品，挖掘和运用民间已有的文艺形式，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文娱活动，成为文艺家们的第一步追求。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分别由张仃、艾青、鲁黎等负责编辑。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这些活动和主张都表明了文艺家们对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积极态度。到1943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毛主席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之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而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而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扭秧歌和演秧歌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和积极参加的艺术形式。毛主席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极为重视。在1944年3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特别称赞了秧歌剧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此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他要求多组织秧歌队，一个区至少搞一个。恰在这时，艾青根据他在中央党校领导秧歌队的体会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对如何创作秧歌剧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论述。他认为：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与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5月，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赞扬文章“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建议除在报上发表外，还可印成小册子，以起“教本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艾青遵照毛主席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一些改动，不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又出版了小册子。第三部分第67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5）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掀起下乡运动。此前，一些作家已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群众，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二百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后方展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尤以陈云同志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作党员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同志指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这次动员会后，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号召，并很快见诸行动。延安各剧团也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毛主席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作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观看后很快写信向他们“致谢”，如大家所知道的，赞扬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把这一工作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的工作相提并论，说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同年6月，丁玲、欧阳山尊在参加边区合作会议后，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主席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尊。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毛主席不止一次表扬丁玲，说她下乡，到群众中去，写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主席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了很大影响。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发表讲话的消息。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4月，林伯渠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奉命随同前往，作大后方文艺调查工作，并负责向那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介绍座谈会和整风情况。他们遵照恩来同志的安排，到重庆后首先找到郭沫若同志作了详细介绍，然后由郭出面召集座谈会，介绍和学习《讲话》内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夏衍对延安的秧歌剧十分赞赏，他认为三十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比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是普遍的原则。但具体到一个专门家来说，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当时毛主席要求专门家去注意“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和“小剧团”、“群众的歌唱”、“群众的美术”，要像“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一样(按：这一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掉了)，帮助与指导普及工作者，并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吸收群众的营养，来充实丰富自己。这种要求，在当时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为了纠正文艺家们一个时期内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是有其合理性、必要性的；但这种要求从来没有贯彻过，也不可能做到。如果文艺家们都这样去做，就无法从事自己的创作了。艾青同志可以写出《秧歌剧的形式》的文章，但他不可能具体地去修改民间秧歌剧。再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这是普遍的规律，但要求每个作家都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也是不可能的。1944年春，毛主席提出“要搞七千知识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个延大、整个行政学院解散下乡”，搞“放假旅行，真正学习本领”。这当然更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了。五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三部分第68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1）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主席倡导成立高级组和中级组，花了很大精力领导全党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学习六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同时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来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是通过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认为，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再回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历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例如它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了解还不完整，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历史草案》可作基础，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以及他在4月12日和5月20日的报告——《学习与时局》，可以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三是“七大”召开在即，许多代表和高级干部聚集延安，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就历史决议提出修改意见。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召集，成员有少奇、康生、恩来、洛甫、彭真、高岗。5月19日又增加博古为成员。弼时同志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他本人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这次会议记录。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进行了11个月(原准备开两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为了使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写出了第一个稿子，这就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这个稿子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基础)，分六个问题：(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虽然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草的。一方面要把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的精华吸收进来，还需要作提炼和概括；另方面又要反映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这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弼时同志对稿子作了多次修改，能见到的就有三个改稿。第一稿近一万两千字，到第三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1943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阻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二是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弼时同志指出：“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但未因立三路线遭受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弼时同志还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的。”虽然这里的概括还是初步的，但这个思想是很好的。三是指出了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弼时同志在决议草案中说：“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在弼时同志改过几稿后，又由胡乔木以弼时同志的稿子为基础，重新起草一个稿子。这个稿子近七千字，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核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怎样空前地丰富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第二个问题是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怎样占据党的统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内容，基本思想是根据《历史草案》和弼时同志的稿子叙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四年之久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也是根据《历史草案》写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的论述来发挥的，指出个人品质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第四个问题是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七大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而党现在是完全统一团结于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央的领导之下了。第三部分第69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2）这个稿子是由弼时同志的秘书兼中央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同志抄正并复写的。弼时同志在抄正稿上对胡乔木写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每次修改后都由树德同志抄正，先后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在第二次修改稿上加写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对文字表述的修改这一次更多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修改，则是对第三个问题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作了较大改动，加写了近五百字一长段话。弼时同志写道：“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表的障碍”。在第三次修改稿上，弼时同志除继续进行一些文字修改外，主要在文后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这七条意见是：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特殊关系；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第三，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第四，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认识；第五，不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第六，政治斗争策略上的错误；第七，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七条意见是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它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草案)”时提出的意见。虽然弼时同志对胡乔木写的稿子作了多次修改，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七中全会的同志们仍感到不满意。中央指定闻天同志参加修改。因为弼时同志工作很忙，具体负责处理中央的许多日常工作，无暇继续用大量精力来专门修改稿子。闻天同志是“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经历并参与过党内的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发展历史，理论分析能力又很强，且整风以来对过去的历史错误认识深刻，高级干部对于他的检讨比较满意，适合承担这一任务。闻天同志改写的那份稿子虽然参考了以前的改稿，但基本上是在重新构思。由于年代久远，这个稿的全部内容已寻找不到。现在保存的是闻天同志修改过的不完全稿。这个稿子有前面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概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的革命斗争历史，说明了研究和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历史的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里，闻天同志修改较多。他加写了一段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有份量的话：“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定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第二个问题，叙述“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产生，是有着它的历史渊源的。”这个标题是他加的。这个问题介绍了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五中全会、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六大的介绍，是根据恩来同志在1944年3月3日和4日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和毛主席在3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结论写的，肯定“党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对其基本正确的方面和缺点作了初步的概括。对立三路线的“左”的内容及三中全会怎样纠正立三路线的情况也作了概略的分析。闻天同志对介绍三中全会以后的文字作了较多修改。这个稿子突破了此前的决议草案只从四中全会写的框框，把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作结论的起点从1930年12月的四中全会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因而这个稿子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不只是对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作决议，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在这个问题的末尾讲到经过1942年全党整风以后的党的状况时，闻天同志加写了一段重要的结语：“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第三个问题，专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改变了以前的稿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四个方面进行叙述的写法，基本上以前述弼时同志归纳的七点提纲式的意见而展开论述。对这个问题，闻天同志作了较多的文字性修改。闻天同志的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闻天同志修改过的那份稿子，用16开的纸抄清以后有46页，大约有一万三千字。这个“抄清件”有第四、第五个问题，并有题目。前面几个同志的起草稿和修改稿反复磨了半年多。到这份“抄清件”为止，关于历史决议的大思路和格局基本上理出来了。从1945年春开始，毛主席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进行修改。从目前查到的材料看，他至少参加改了7次。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从闻天同志修改的那份稿子涉及的内容来看，这是符合实际的。历史决议的题目从此也就定下来了，再没改过。毛主席对“抄清件”的第一个问题改得较多，加写了许多话。后来历史决议上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这句话，就是这次加上的。只是“彻底”二字，毛主席写了又圈掉了，“完全”二字是后来添的。“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段话的意思，也是毛主席这次加上的。这第一个问题，经过毛主席修改后，基本上是后来历史决议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对其他部分，毛主席这次改动的不是很多。第三部分第70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3）在第一次改稿的抄清件上，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对第二个问题涉及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增加了一些有份量的话。如对党的六大进一步强调了它的正确方面，指出：后来的“左”倾思想主要地不是由六大来的，相反，是违背了六大的基本方针。对于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既进一步肯定了它的积极方面，也指出了它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及相当时间以来就有了的若干“左”倾错误政策并未加以清算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严重错误加以进一步的强调，指出：四中全会除了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及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外，还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全体同志。毛主席还写道：其实，当时的反党的右派，是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几个人。至于所谓右派大多数同志，如何梦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十余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与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虽然他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接着不久，这十余个同志就被敌人逮捕。但是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长留在全党同志的心中。这段话在以后的决议改稿中基本保留下来了，并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这段话反映了毛主席对这些受迫害的同志的深厚的怀念之情。这个改稿还强调了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此时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的作用，以及遵义会议实现的转变对于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团结全党同志共同奋斗的重要意义。此外，在结尾部分加写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一段话，为后来的改稿一直采用。作为历史决议结束的那一段文字也在这次改稿中基本定型。在这个稿子上，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将过去写的由党的七大讨论历史决议的提法改为由“中国共产党第七次扩大的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并且在稿子的第一页上写了两段批语，第一段批语是：“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此时如在)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第二段批语说：“此次决议如通过，只发七大代表，将来再考虑是否发学路线的人，其他都不发。”第二个批语虽然是规定发决议的范围的，但也补充了第一个批语的意思。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将历史决议交七中全会做结论，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讲了产生这个想法的缘由。他说：要使大会代表们有这种自觉，就是历史问题应由七中全会做结论，以便大会只集中注意力于当前全国的政治问题。精神是弄清历史，团结全党抗日建国。不采用大会的武器来算旧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为了使与会代表们都同意这个想法，毛主席还建议让各代表团对这个建议进行讨论，然后写信上来请七中全会通过，“这样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政策问题，才真正是团结党内党外抗日建国”。毛主席的这个建议为与会同志所赞同。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解释了起草决议的一些指导原则。他说：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嘛!那时采用此态度是正确的，这次还采用此态度。经过第二次手抄稿修改后，决议草案于1945年3月26日第一次排成铅印稿。对这个铅印稿，毛主席很快又改了一遍。这次修改虽然主要是文字上的增删，但也有不少重大改动。比较重要的修改有这样几处：(1)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与此相联系，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特点是不但不批评立三路线的“左”，却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以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来掩护它自身的“左”倾路线。改稿还增加了不少文字来叙述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2)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明确提出，“扩大的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这个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会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3)对于“左”倾路线的8条基本错误内容增改得更为充实，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英勇斗争，指出：“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与人民群众，将永远被我党与人民所崇拜。”(4)在分析“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左右摇摆、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等特点，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5)在结尾部分加写了关于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路线和方向是正确的，党在一个时期犯错误是局部现象，以及党通过克服错误而更加坚强的一大段话，从而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第七部分的主要内容。经过第三次修改后，在同年4月5日又排印一次清样。此后，第4次，第5次，第6次修改的底稿，都是这一次铅印稿。在这些修改稿上，除了主要是毛主席的修改笔迹外，也还有其他领导同志少量修改的笔迹。这说明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稿凝聚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对第四次修改稿，毛主席在题目的“草案”二字后加了“修正稿”三字，此后三稿都称“草案修正稿”。第四次改稿基本上是文字润色，是几次改稿中变动最少的一次。第五次修改稿与第四次修改稿是在4月7日同一天改出的。因为四稿改得少，故紧接着改五稿。第五次修改稿主要在开头加写了一大段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1921年以来的廿四年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并通过与党内机会主义作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我党发展到已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近一百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这段话是后来历史决议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第三部分第71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4）第六次修改稿，是委托胡乔木汇总毛主席的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而作一次局部性修改。胡乔木将毛主席修改稿上所加写的开头那一大段话，加以展开，强调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廿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并将这段开头语写上(一)，使其成为单独一部分。这样，决议草案至此改成了六部分。对其他部分只作了些文字改动，毛主席在审看这次改稿时也作了个别文字修改。稿子经过一天改好后，胡乔木在4月9日将改稿交弼时同志，附有一个便笺：“弼时同志，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你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说清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说责任，这样说不知是否有当?敬礼 乔木 九日。”对这次改稿，大家还是不甚满意，于是又着手进行第七次修改。”胡乔木参加修改过的第六次修改稿于同年4月9日再次排印。第七次修改主要是对第四部分讲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重新改写了。将前几稿讲的八点又恢复为从政治(包括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篇幅大大地扩充了。政治方面基本上是由别人改写的。在组织上和在思想上两个问题是胡乔木改写的。这次修改基本上都是采取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来展开叙述的。毛主席在这些改稿的基础上又作了修改。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加写了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及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联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我党愿与各界人民建立武装志愿委员会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这段分析是实事求是的，避免了简单化和片面性。后来的改稿保留了这个内容，并把它进一步充实了。第二段话是在政治部分的结尾处写道：“在上述三个政治问题上，就是说，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的问题上，在对于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在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的问题上，左倾路线都是犯了错误的。而这三种错误是互相联系的，第一种错误(混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第二种错误(混淆农村与城市)与第三种错误(混淆先锋队与群众)的总根源。”这段话后来虽被删去了，但是毛主席对这几个问题间的关系的思考还是富有启发性的。对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社会根源，毛主席在修改这一部分时加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较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这个思想后来经过修饰和润色，成为毛主席的名言之一。以上七次改稿都是毛主席或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的。为了提交4月20日召开的七中全会的大会讨论，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按照改稿的标明情况计算，第一至三稿称“草案”；第四至七稿为“草案修正稿”，此稿在清样上标为“草案第三次稿”(如果连算过去的七次改稿，这应是第八次修改稿)。这个改稿除了一般性的文字和段落的增删调整外，主要修改是：(1)删去了第三部分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特点的分析与第四部分相重复的内容，相关有用的思想和文字集中在第四部分去叙述。(2)在第四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的政治方面说到革命转变问题时，增写了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明确提出了“我们现时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段话。(3)在第四部分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组织上的错误时，增写了一段话，即“扩大的七中全会在此宣布：一切被错误路线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其处分或其错误的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给予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后来的定稿用了这段话，只对它作了个别的文字修饰。(4)在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社会根源论及小资产阶级时，增写了关于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应采取与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同态度的内容；在分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方面的表现时注意了从好与坏两个方面来阐述，改变了以前几稿只讲一面的缺点。(5)将几次改稿的第六部分的最后两段话独立成第七部分，从而形成了历史决议稿的基本结构。这就是说，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审议历史决议草案第三次稿。这次会议是在杨家岭召开的。到会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康生、林伯渠、彭德怀、洛甫、博古、李富春、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高岗、叶剑英、聂荣臻、杨尚昆、罗迈、吴玉章、邓发、凯丰、朱瑞、林枫、陈郁、谭政、孔原、陈伯达。石磊(曹瑛)和胡乔木任会议记录。会议开始时，由富春同志宣读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此前，王明一直没有参加会议。三次决议草案都送给他看了，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五位同志(毛主席、朱总、少奇、弼时、恩来)都先后和他谈过话，传达会议内容，听取意见，帮助他反省错误。这次是讨论历史决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于是他在开会之前写了一封信来。在信中，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历史决议。他写道：“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他还对他那本小册子，从对革命性质和动力的分析，对策略方针的提出，关于进攻防御及先锋队与群众关系的观点和党内斗争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检查，承认“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次我所提出的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这封信较长，富春同志只宣读了上述第一部分。弼时同志作为会议主席，报告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情况。他说：上次会(即3月31日会议)后，各代表团讨论决议一致赞成委托七中全会解决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已修改了三次。第三次无原则的修改，只把讲“左”倾路线错误的8条系统化，把毛主席的思想正面提出加了头一段。第三次草案讨论后各代表团还有些意见补充，主要提出了这样几条：(1)王明同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的内容应加入；(2)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应单独写；(3)张国焘路线的内容要指明；(4)1927年11月会议盲动路线毛主席未赞成的情况要说明；(5)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还要彻底一些；(6)对六大的错误，一部分同志要求指出，我们考虑后还是不写为好。这些意见请各代表团秘书整理成书面材料，以供最后修改参考。弼时同志还说：王明同志刚才也写了声明拥护此决议，我们应表示欢迎，并望他今后在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今天讨论决议草案，望七中全会最后考虑本决议有无原则修改，对基本内容加以讨论，作为基本结论。第三部分第72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5）与会同志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内容，对于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未讲品质问题和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再次表示要继续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汲取教训。博古同志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这个态度是诚恳的，可以说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还有一些同志发言谈了对历史决议的感受和对若干历史问题的看法。陈毅同志发言，仍然表现了他那特有的豪爽气概。他说：决议内容完全同意。这个决议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敢于彻底指出党过去所犯过的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经过三个时期的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沾了边的。我对党外阶级斗争是英勇的，在党内斗争中就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决议是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最好的教科书。恩来同志讲了三个相关的历史问题。第一，何谓忠实于共产国际。他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对国际的决议要发展，六大决议毛主席发展了好的，教条主义者发展成坏的。六大时，斯大林对我说，形势不好，你们可到四川去，意即讲革命高涨并不排除退却。但那时没理会这句话，了解为一直高涨。1930年打下了长沙，就说实现了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当然，也有的同志到国际去反映情况是不忠实的。王明到国际去就只按自己的主观看法去反映，老是夸功，说如何又取得了胜利，国际也只好肯定。与这有关的错误，我们自己有责任。第二，三中全会问题。恩来同志说：三中全会有好坏两方面。王明攻击的恰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这次决议未讲。三中全会的决议比三中全会本身还要坏些。第三，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关系。恩来同志说：经验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教条，这是两者合作的思想根源。所谓宗派，不是说有什么秘密反党的小组织，而是说以错误思想、纲领为基础而形成的同志间气味相投的结合，对不相投者即反对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不巩固的，思想变了，这种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恩来同志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使与会者对研究历史决议，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很受启发。毛主席最后发表讲话。他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决议的重要意义。毛主席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与全国人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是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廿五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虽然要看马、恩、列、斯，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人民对于各党派往往不清楚，但晓得根据政策来判断。国民党开头是激进的革命民主派，但后来国内政策反动，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也犯些错误。现在的决议案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人民的。二是对历史决议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何估价。毛主席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当前问题，这是不好的。决议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现在弄清楚了，根本上是错的。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三是治病救人问题。毛主席说：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有效的。治病与救人，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面。前年十二月会议，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所以去年就加了些甘草。最近各代表团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对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则相反。总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一定要治病才能救人。所以有些同志在有些时候需要攻一下，这就是帮助他。去年怕伤了元气，又温和些。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到了这个文件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全党大多数干部有这种病菌，非进行教育不可。决议要点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于他们几个。党是政治团体，要搞五湖四海。政见不同会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要像决议上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四是好事挂账的问题。毛主席说：决议案上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这个划分。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相信也还会逾矩的。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些。五是防止敌人利用问题。我们的决议案没有作，人家就利用。现在做了决议案，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毛主席讲完话后，决议案付诸表决。全体一致原则通过。在第二天即4月21日开幕的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讲到他的想法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写过多少次，经过三翻四复的研究，经过多少双眼睛看。单有中央委员会几十双眼睛看还不行，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昨天七中全会是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精雕细刻。毛主席还讲，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历史都写进去很不容易。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就是说，在党的历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决议案，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第三部分第73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6）七大闭幕后，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弼时同志为首组织修改，并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意见，于7月24日又印出“草案第四次稿”(就修改的总次数言，应为第九稿)。这次修改的工作量还是相当不小的。主要改动是：(1)根据七中全会以来广大代表们的要求，加强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重大革命关头作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一部分将原来写的“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的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成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总的论述。(2)对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左”右倾向的叙述，增写了八七会议，并对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新“左”倾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及其向苏区白区派遣中央代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五中全会、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与长征等重大事件讲得更为充实和全面。(3)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内容的分析，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增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长段文字，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这是这一稿最大的修改。对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错误的概括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对第一点错误，由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弄错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改成“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对第二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战略性质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论断，对于如何使革命在全国得到胜利这个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也就不能不采取错误的方针”，改为“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对第三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的策略方针两类基本问题上都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它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上，也就不能不随着犯同样的错误”，改成“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与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在这一点的叙述中不但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策略思想的阐述，而且在决议稿的第一次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其策略思想展开地作了分析。由于对“左”倾路线政治上三条错误的概括改变了，原来讲三条错误关系的那一段话也相应地删去了。(4)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这次修改对于历史决议稿的最终形成是带有决定性的，无论从整体结构、思想观点、段落调整和文字表达来看，经过这一次修改已基本定稿。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8月5日排出了历史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实际上是第十次修改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在第三部分指出八七会议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了它的功绩，使其评价更为全面；将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是有功绩的”，改为“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的批判；叙述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时，原来提到宁都会议的时间只笼统地说1932年，这次具体化为“1932年8月”，反而把时间弄得不确了，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准确时间现已考订清楚是10月)。在第四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增写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时，增写了“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与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突出了它的政治品格；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思想方面论及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与否的根源时，将原来写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改写为“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与此相联系，也将原来写的“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改成为“毛泽东同志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从而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也相应地增写了“它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话。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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