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29

但是后来，题目却有了重大的发展。发展的颂向明显地表示着，从直指变为譬况，从具体的说明变为抽象的象征。在形式上，用“如”，“譬诸”，“若”，“似”等字，作为甲乙二者之间的关系桥梁，在内容上，所取以为譬况者，大抵为禽乌草木山川器物。例如：“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鸞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濁，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注引泰别传曰：薛恭祖问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也。’”(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按后汉书郭泰传赂同)“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洲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同上)“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同上)这种方式的题目，到魏晋之际，发展得非常普通，而内容也愈益显得空灵缥缈，变成纯粹概念的游戏了：“裴令公日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脩敬而入自敬。一曰，加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锺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载。见传蘭硕，汪廧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晋书三十六列传卷五，裴楷传与此略同，世说新语赏誊第八上)“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同上)“庚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世说新语赏誉第八)“至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同上)“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瀉水，注而不竭’。”(同书赏誉第八下)“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同上)“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同上)“世目周侯，嶷如断山。”(同上)“司马太传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同上)题目所要称述譬况的对象，主要的是人物的品德，性格，才能，识度。例如：“李元礼尝叹荀淑锺皓，曰：‘苟君清识难尚，锺君至德可师’。”(世说新语德行第一)“郭林宗见王允曰：‘王生一同千里，王佐才也’。”(后汉书卷九十六王允传)“谢子微……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榦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郭泰)……至京师，陈留人符融，旦而叹曰：‘高雅奇伟，达见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异士也。’言之于河南尹李膺，与相见，曰：‘吾见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聪识通朗，高雅密博，今之华夏，鲜见其俦。’友而亲之。陈留人转卓，有知人之鉴，融见卓，以己言告之，曰：‘此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内士也。吾将见之。’于是骤见泰，谓融曰：‘此子神气冲和，言合规矩，高才妙识，罕见其伦。’……(宋)子俊曰：‘……吾尝与杜周甫论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达瓖玮，学阴渊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淡，格量高俊，含宏博恕，忠粹篇诚，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汉元以来，未见其匹也’。”(世说新语赏鉴第八上，王戎目阮文业条，注引宋子俊语，甚简略可参看，后汉纪卷二十三灵帝建宁二年纪)“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注引孙盛杂语曰：太租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固周，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所谓“王佐才”，“异士”，“太原士”，“四海内士”，“三代士”，“乱世英雄，治世奸贼”等，都指整个的人格，比较具体，容易理解。至于“清识”，“至德”，“聪敲高朗，高雅密博”，“清高明雅，英达瓖玮”，“愷悌玄淡，格量高俊，含宏博恕，忠粹篇诚”等语，都是分析了人格的内涵，而标指品德，性格，识度的，比较的抽象，意义不甚明确。然而魏晋以后的品题，却大都是后一种格式的，这大约就是所谓“简约玄淡，尔雅有韵”(明袁褧世说新语序中需)，为后世所称颂的名士清淡了吧。然而这佯的名士清淡，却又被同书所载的王眉子所痛骂。王太尉问眉子：“汝叔名士，何从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藉！”(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又一条语同，而事略异，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第八)“林下诸贤，各有才，子籍子浑，器量宏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他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世歌新语赏鉴第八下)“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赐，嵇延祖弘雅劭长，董仲道卓荦有致度’。”(同上)“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成，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箸’。”(同上)“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陈泰)何如其父司空(陈群)，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世说新语品藻第九)然而，分析人格的内涵，标指真正的品德、性格、识度的，是一回事，但所用的抽象的题目字眼，又是一回事，这种人格的分裂，在抱朴子卷三十三汉过篇中，给我们保存了许多材料，比刘劭的人物论更近于历史实际了。今引在下面，可以窥见当时题目的涯略是怎样：“历览前载，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剧汉末。……柔媚老受崇饬之裕，方棱者蒙讪弃之患，养豺狠而歼■虞，殖枳棘而剪椒桂。于是做兀不检，丸转萍流者，谓之弘伟大量。苛碎峭嶮，怀螫挟毒者，谓之公正方直。合色警慧，有貌无心者，谓之机神朗徹，利口小辩，希指巧青者，谓之标领清妍。杂突萍鷽，骄矜轻悦者，谓之巍峨瑰桀。嗜酒好色，闒茸无凝者，谓之率任不矫。求取不廉，好夺无足者，谓之淹旷远节。蓬髪亵服，游集非类者，谓之通美汎爱。反经诡圣，顺非而博者，谓之庄老之容。嘲弄嗤妍，凌尚侮慢者，调之萧豁雅韵。毁方投圆，面从响应者，谓之绝伦之秀。憑倚权豪，推货履径者，谓之知变之奇。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仰赖强亲，位过其才者，谓之四豪之匹。输货势门，以市名爵者，谓之轻财贵义。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谓之以文会友。左道那术，假托鬼怪者，谓之通灵神人。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谓之知来之妙。■怒弄稍，一夫之勇者，谓之上将之元。合离道德，偶俗而言者，谓之英才硕儒。若夫体亮行高，神清量远，不谄笑以取悦，不曲言以负心，含霜履雪，义不苟合，据道推方，疑然不群，风虽疾而枝不挠，身虽困而操不改，进则切碎正论，攻过箴阴，退则端诚杜私，知无不为者，谓之暗徒苦。夙兴夜寐，退食自公，忧劳损益，毕力为政者，谓之小器俗吏。”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物评价的封建性的“公论”，其概念和实质原来是完全相反的。题目的对象，有时关涉人的形容、仪表、举止，这在魏晋以后，尤其讲究。世说新语中，特列容止一篇，专门辑集这一方面的题目，数量很不少，这是非常可注意的。贺昌群在所著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中，以为清谈思想之渊源，马融为一启蒙人物，又说：“汉末魏晋时代之史传，称当时人言论丰采之美者，以马融传为最早。”(见贺书页十四、十五)贺同志的这一指出，相当有意义。但我们认为魏晋清谈的所谓“风度”，大抵是就那种纯粹形式上的秀朗逸的容止而言的。而这种容止之“美”，是和行为实践的“醜”在一起的，从社会意义上讲来，是名门豪族在名教札俗和现实社会的生活发生矛盾以后，取以为精神替代品而象征身份性地主阶叙的高贵地位的形式标识，而在内容上是空虚的。“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人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同上)“稀康身是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嗼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同上)“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壁。”(同上)“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爛爛如岩下电。”(同上)“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鶢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同上)“裴令公有容仪，脱冠冕，麤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王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同上)“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爽有风姿，旦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穢’。”(同上)“有人斋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同上)“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同上)“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同上)“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同上)“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同上)“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同上)“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同上)题目最奇巧的运用，是对多土山川宫阙的嗼赏。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名门豪族的人物品题的扩大与延是。① 例证甚多，择举其一：“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日曰：‘遥望層城，丹霞如楼。’桓即赏以二婢。”(世说新话言语第二)以上我们论述的范围，越出汉末，下侵魏晋，所举例证，也多用于魏晋回代的。但这是有理由的。第一，品题的风气，虽滥濫于汉代，而盛行则在魏晋时代，为穷源竟委计，我们需要这样做；第二，品题的风气，其作用与内容，涉及汉末的材料不太丰富，一些零碎的材料，虽足以表见端绪，仍觉不够，非由流衍以逆窥本源，不足以获得更圆融完足的比较。汉末的人物品题，或说是人伦风鉴，其中重要人物是郭泰符融许劭等人，特别是郭秦最负盛名，这已在第二节太学生的浮华交会中，有了较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重复。但比郭泰更早，有知人之鉴的，似可以举出荀淑来。在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李元礼叹荀淑锺皓条，李说：“荀君清识难尚”(后汉书淑本传语同)，注引先贤行状说，淑所拔韦褐牧之中，执案刀笔之吏，皆为英彦。后汉书本传载，“州里称其知人”，则所谓清识，实指风鉴而言。本传又说：“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谰宗之。……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荀淑当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三)清议上面我们已经指明风谣题目(称号)是反宦官的豪族地主阶级集团的封建性的“公”认的结晶。但这也正是当时之所谓清议。发生于乡党、郡国、以至京师的，对于个人人格的标榜与品藻，正是中世纪清议的一种结晶方式的表现。无论是由于“时人之语”，“时人之论”，或由于善风鉴者的一言论定，风谣与题目，正代表着中世纪名门豪族的一种“公论”。这种“公论”并没有什么广大的社会性，仅发生于名门宾客之间，郭泰与符融是李膺的宾客，甘陵南北部党人是周福与房植的宾客，他们都是“公论”的主持者。甘陵南北部的党人之议，取舍相反，倍谲不同，两方面都以“公论”标榜自己。推而论之，当时的各种豪族集团，也都自有其宾客，自有其“公论”。这种宾客，大都是门生故吏之流，因此“公论”的是非代表着豪族地主的阶极性。这种“公论”只能是一种地望或名望的标志。由豪门世家的两家宾客，互相讥揣而构成的甘陵南北部党人之议，是名门豪族的宾客的公论的最标本的例子。把这样身份性地主阶级的狭义的“公论”称为清议，是当时名门豪族的宾客高自位置的一种虚矫表现。实际上，这种清议，清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憐的。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名宾篇说：“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又卷十五审举篇引汉末时人之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则清议之为清，也还是其濁如泥的。抱朴子所说的，虽指灵献之时，但即在灵献以前，也并无二致。风谣的题目是清议的结晶表现。把议论意见结晶于极简约经济的几个字之中，实为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但在政治斗争，面对面作战的场合，要驳倒论敌，取得胜利，仍需要长篇大论的议论。因此，我们有再研究一下当时政论的实际内容的必要。这种政论，主要的是一些奏疏与牋记。我们认为这种政论，才是清议最主要的部分。如果不把这种政论作为清议来看，我们便无法了解所谓清议的真实意义与作用究竟怎样，清议将成为完全悬空的玩意儿了。汉末的政论，其是非标准，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这就是说，论客之立场，尽管不同，而政论的理论依据仍有其共同性。那末什么是当时政论的普遍的理论依据呢？综合当时的政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纲常名教，或者说是宗教，风教。纲常名教以及宗教的理论渊源是白虎通义一书，这是杂揉了儒学法术阴阳方士之说于一炉而加以冶铸的一部中世纪经典，自汉章帝以后，一直统治着东汉人的头脑。白虎通义的著作，其用意表面上是决五经同异，是正经义，实际上是要使庞杂的东汉论壇得到统一，使汉法度的森严在理论上获得坚强的统一的基础。要知道东汉人的“是非不谬于圣人”的圣人，是怎样的一位圣人呢？那就是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而“亲称制临决”的东汉孝章皇帝。白虎通义，便在他的直接指挥下面，由班固等偏写成功的。从此，解经决事，便一准此书。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汉末纷纭的论壇，才能把握其基本的特色，而理出一个清晰的条理来。汉末的论壇所讨论的问题，最主要的有四个：第一，是农民起义问题：第二，是征讨羌人问题：第三，是经济破产问题，第四，是外戚宦官干政问题。这四个问题，充分地反映出东汉王朝至深且重的复亡危机。农民起义问题。东汉末年频发的农民暴动，是东汉王朝致命的打击。在中世纪农民的愚昧状态下，农民起义是用巫教的迷信力量团结起来的。给予东汉王朝以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的黄巾，其“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是当时最有力的号召。他们是以太平清领道作为思想行动上的指挥的。后汉书卷六十下襄楷传：“初顺帝时，瑯琊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祟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楷传又载，桓帝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说，“臣前上瑯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注：“于，姓；吉，名也。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景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楷又说：“天子事天不孝，则日食星斗。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纬错戾。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可知黄巾的渊源是很早的。太平清领书虽由御用的方士宫祟襄楷之流，极力推荐，而一度走上了朝廷，但终于成为禁书。可是农民生活的贫困是严重的事实，巫教既未被方士所出卖成功，则其在农民中的作用自然大大地发挥起来。张角利用了太平清领道的力量，发展了三十六方的农民组织，这就是黄巾的基本队伍。东汉的政论，对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是非常害怕的。东汉名将皇甫规在对策中说：“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者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指梁冀梁不疑)操楫乾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可不慎乎？”这就是有名的“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理论。(伪孔子家语有此语)荀悦申鉴也提出了这个理论。同时，太学生刘陶上疏说：“帝非民不立，戾非帝不宁，……帝之与民，犹首之与足，相须而行，混同一体，自然之势也。臣窃观之，今玄象错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并兴，胤嗣仍绝，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废，商辛以斯而丧，若不悔悟恐惧，将无及矣。”(后汉纪卷二十一元寿元年纪)他们把人民与政权(君)的关系，比喻作水之与舟，足之与首，把地下的阶级斗争，从天上的神的谴告取得精神的解嘲，这些都是从封建制社会君民上下的名分观念和神学的麻醉剂出发，其欺骗性，不足为训，可是这种对于民变危机的警惕，确反映着对人民力量的一定的认识。农民起义，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一派主张发兵去硬打，一派主张用政治手段去软化。后汉书卷九十六陈蕃传：“零陵桂阳山贼为害，么卿议遣将讨之。……藩上疏驳之曰：‘昔高祖创业，万邦息肩，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尺，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其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敕三府，隐覆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把民变问题，单纯地了解作官吏贪虐侵暴的结果，轻轻掩蔽了封建制社会的阶级的基本矛盾以及超经济剥削的罪恶，是没有触摸到问题的核心的，因此，即令陈蕃的主张竟得实现，问题还是没法解决的。然而在后汉纪中，却记载了张纲平“贼”的奇迹，作为一切陈蕃式的主张好像取得有效的佐证，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寄托于那种软化的办法了。后汉纪卷十九汉安元年纪：“广陵贼张婴杀刺史二千石，(梁)冀以纲为广陵太守。……前太守往，辄多请兵，及纲受拜，诏问当须兵几何，对曰：‘无用兵为。’遂单车之官，径诣婴垒门。婴大惊，剧走，闭垒。纲又于门外罢遣吏兵，独留所亲者十余人，以书喻其长老素为婴所信者，请与相见，问以本变。因示以韶恩，使还婴，婴见纲推诚，即出见纲。纲延置上坐，问所疾苦。札毕，乃喻之曰：‘前后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国恩，肆其私求。乡郡远，天子不能朝问之也，故民相聚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为之者，又非义也。忠臣不亏君以求荣，孝子不捐父以求富。天子仁圣，欲文德以来之，故使太守来，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也。今诚转祸为福。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发怒，大兵云合，岂不危乎。今不料强弱，非明也。弃福取祸，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无嗣，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祸祸之机也，宜深计其利害。’婴闻泣曰：‘荒裔愚臣，不能自通王室，数为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久，可且以喘息须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婴等更生之泽也。愚戆自陷不义，实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纲曰：‘岂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当相显以爵位，何祸戮之有？’婴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领，以就农亩，则抱戴没齿，爵位非望也。’婴虽为大贼，起于狂暴，自分必及祸，得纲言，曠若开明。乃辞还营，明日，遂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谒纲。纲悉释缚慰纲，单车将婴入营，置酒为乐，大会月余，抚循以意，莫不委心。谓婴曰：‘卿诸人积年为害，一旦解散，方垂荡然，当条名上，必受封赏。’婴曰：‘乞归故业，不愿复从秽名汗明时也。’纲以其至诚，乃各从其意，亲悉为安处居宅，子弟欲为吏者听之，不欲不强。为吏则随才任职，为民则劝以农桑，四业并兴，南州晏然。论纲功当封，为(梁)冀所遏绝，故不侯。天子美其功，征用之，疾病卒官，时年四十六。朝廷甚惜，婴等三百余人，皆衰杖送丧，同哀考妣。”这是统治阶级所排演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封建政治下的一个奇幻的插曲。不论张婴的投降是由于什么一种动机，照理来推，事情的解决，不可能采取这样一个轻松的结局的。这无非夸饰一下陈蕃式的主张，好像是有实现可能的，显示出在他们的主观上，有那么辉煌的幻想而已。陈蕃解决民变问题的主张，是两汉时代一种颇为流行的主张，依照汉宣帝的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平吏良”的宁民政治主张，就是开明的封建专制下的官僚政治主张。这种主张在阳嘉元年地主阶级的温和的反对派左雄的上疏中，更有一套完密的理论。后汉纪卷十八，左雄上疏说：“臣闻柔远能迩，莫大宁民，宁民之务，莫重用贤。是以皇繇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昔三代垂统，封建侯伯，世位亲亲，民用和睦，宗周既灭。六国并秦，坑儒泯典，革除五等，郡县设令，封豕黎民。大汉受命，蠲其苛政，宽以三章，抚以因循，至于文景，天下康复，诚由玄靖渊嘿，使万民不扰也。宣帝兴于侧陋，知世所疾，综名核实，赏罚必行。刺史守相初拜，辄亲见问之，观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质其言。常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愁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共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民知不久，划诈以求过。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爵至封侯，公卿时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汉元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共残。列城百里，转动烦救，以杀害为贤，以循理为劣，从聚敛为办，以修己为弱。髡钳之戮，生于睚眦：复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税之如狼。监司相望，旦非不举。观政于亭传，责成于耳目，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核实。虚诞者获祐，束修者见黜，或因罪而致高，或处危以成名。所以天灾屡降，治道未宁。皆由于此也。臣愚从为长吏理续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王制，锢之终身，虽赦令不在齿列。必竞修善政，亲抚百姓，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在东汉末年，张纲陈蕃等的“政平吏良”的宁民政治主张，是有其历史现实的意义的，因为在宦官乱政的局面下，唯有这种开明的官僚政治主张，才对官僚群的强宗豪族最有利，才是排除宦官势力、保持本身地位的好办法。然而新兴的阉寺群是不答应的，他们要用大兵去剿.不过要了解，无论两者的主张有怎样的不同，在基本的要求上还是一致的，就是都要求把农民弄得服服贴贴，把所谓“叛变”平掉。征讨羌人问题。对羌人的征讨，是东汉王朝极力从事的对外战争。当时的论壇，对这种对外战争，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是反对打的，主张恩抚，另一种是赞成打的，主张歼灭。前者是官僚群的主张，以自附于党锢的张奂为代表，后者是阉寺群的主张，以结托宦官的段熲为代表。后汉书卷九十五张奂传及段熲传，对这问题有颇为扼要的叙述：“永寿元年，(张奂)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左薁鞬台蓍、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鞬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羌豪帅感负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人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吉己，威化大行。……(延熹)九年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强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复复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奂至，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殊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张奂的恩抚主张，段熲却认为不对，他主张徹底殄灭。熲传述两人主张相异，真是针锋相对。其时，东羌已破，余众四千落，悉散入山谷，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熲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熲，熲复上言：“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恩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汗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陈，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甚，殊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复，攻没县邑，剽赂人物，发冡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卫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川从东，故宫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虑折衄。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徒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是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儡，将向诊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张段二人，不但主张相异，仕途的显晦，也复很不相同。张奂破羌之后，“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后又以党罪禁锢归田里。段熲却“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张段二人虽同关陇，同隶行伍，同讨羌戎，而主张行径，完全异趣，互相谤议疑危，无所不至，这在张奂写给段熲的一封信里，表现得很明白。奂传载：“奂前为度辽将军，与段熲争击羌，不相平。及熲为司隶校尉(按在案锢党发后)，欲逐奂归敦煌，将害之，奂忧惧，奏记谢熲曰：‘小人不明，得过州将，千里委命，以情相归。足下仁笃，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复获邮书。恩诏分明，前以写白，而州期切促，郡县惶惧，屏营延企，侧待归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则泽流黄泉，施及冥寞，非奂生死，所能报塞。夫无毛发之劳，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诚知言必见讥，然犹未能无望。何者？朽骨无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马无所复用，而燕昭宝之。傥同文昭之德，岂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则呼天，穷则叩心，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俱生圣世，独为匪人。孤微之人，无所告诉，如不哀憐，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无所复言’。”结果虽然段熲没有害他，但这里的忧危之情，却是极为可憐的。与张奂同一主张，对羌人采用恩抚策略的，是皇甫规。在乞自效疏中，他认为，“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缴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所以“愿假臣两营二郡(注两营指马贤及赵冲等，二郡安定陇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从滌患，下可以纳降”。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复没营坞。规又上疏自效，歌：“臣生是邪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原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其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夏，三公举规为中郎将，特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靳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年，规因发共骑，共讨陇右，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先是，安定太守孙焦，受取狼藉，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吏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督乡里，既无他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合其文降(注：以文簿虚降，非真心也)，天子玺书诮让相属，规惧不免，上书自讼。书内说，“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复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写之权门(注言复军之将，旋师之日，多载珍宝，封印完全，便人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督本土，轧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其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宫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强凰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及党事大起，规上言前尝附党，且为党人所附，自原坐之。(以上旦后汉书卷九十五本傅。)从皇甫规的意见来说，那些征羌立功的将军们，多半是买通仅贵宦官，谎报成功，因而封侯赏爵的，如此，则段颖的功劳，就很可疑。但从段颖那面说来，则皇甫规眼奂之流，又是“备拥强众，不时辑定”，恩抚策略，无非是“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如今降羌与边民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祸患很大。东汉政府，对羌人的战争，在段颖这一流入的主张下，长期的持续下去，人民死亡在战场上，死亡在千里万里转输馈饷的道途中的，不可针数。东汉政府消耗于对羌人的战争中的钱，共三百九十余亿，这笔钱，等于东汉政府六个年头租税岁人的总数。这都是人民的血汗，战争粉人民带来死亡与饥饿。因此对外战争久延不决，更扩大加深了国内农民起义的危机。永和八年，征西将军马贤被羌人击败，羌众大合，攻烧陇西，那时皇甫规上疏乞自效，便指出这种外患所引起的内变的危机：“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置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注，平人，齐人也，即平民)，回人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延熹四年的上疏中，也同样指出：“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自鸟鼠至于东岱，共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求孙吴，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注：乌鼠山名，在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钞处。东岱谓泰山，叔孙无忌反处也。皆由郡守不加绥抚，致使反叛，其疾同也。)”皇甫规不但指出是期对外战争，足从加深内夏，并且指出外患之来与内变之起，同出一个原因，即郡将的不“清乎”，不“奉法”。这一点，实与上举陈蕃的主张完全一致。虽然一个是对内的问题，一个是对外的问题，一面是文官，一面是武将，而看法与立场却是一致的。这样，就非常明白的可以理解，为什么皇甫规张奂不为宦官所喜，终竟牵入党祸，而段颖则结托宦官，终于在司隶校尉任内，捕系了太学诸生千余人人狱。现在，再引李固的“平贼议”，来证明一下官僚群对外患内夏问题的最具体的看法。后汉纪卷十八永和二年纪：“秋七月，日南蛮反，交耻刺史樊演出讨失利，寇遂攻掠郡县，上甚夏之。议者宜遣大将军发荆扬竞豫四万人赴救。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议曰：‘荆扬安稳，发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扬盗贼盘结，武陵南郡夷未集，是沙桂阳数被征发，难复扰动。其不可一也。竞豫之民，间万里征役，无有还期，恐十五万户不得一士。郡县追促，惧有叛亡。共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如有瘴气，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比到，万里疲劳，不可复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日五升，用米十万斛，尚不计将吏纑马之食，但自致费但若此。其不可五也。设使军到，死亡者众，不足当复益发，此为刻割心腹，而乐四肢。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叛徒，还自相攻，但坐征发之故，何况乃发四州赴万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使益州，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因共民困，旬月破灭殄尽，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不可任之验也。可但选有勇略仁惠，从为刺史太守，勿与争蜂，以恩信招来，赦杀访之罪，以息发军’。”经济破产问题。东汉封建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以及超经济剥削，引起经济破产的危机。人民在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维特时，只得弃家逃亡，或举行起义。这样，更造成生产的萎缩，加深了危机的程度。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荒淫政府的横征暴敛，却日益厉害。桓帝初年，侍御史朱穆奏记于大将军梁冀，描写这种情形道：“今宦官俱用，螽水为害，而京师之费，十倍于前。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榖，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宫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资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二千石攻吏，遇民如虏，或卖用田宅，或绝命捶楚。大小无聊，朝不保暮。……近永和之末，人有离心，兴徒发使，不复应命，怀粮廪兵，云当向杂。……今民心事势，复更戚戚，困于永和，抚安之急，诚在大将军先易二千石长吏非其人者。”(按后汉书朱穆傅与此引微异，后汉纪卷二十本初元年纪)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食货，是在极度荒淫中消耗掉的。这里附带解释一下，为什么强调地提户调的布帛，而和“田宅”并重呢？这是中国中世纪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特殊形式，而超经济剥削的调课，就对准了食货二者的结合。后汉书卷九十六陈蕃傅说：“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资计。”又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寂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绮。”为了挽救经济破产的危机，有人想到改铸大钱，从通货方面打主意。后汉书卷八十七刘陶传，时(元寿三年)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当今之夏，不在于货，在乎民饥。夫生养之道，先食后民。是以先王现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也。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盐之事。所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碟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义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竟，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皿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夏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敝，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乌烈火之上，水木本鱼乌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灿烂。……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扁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献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复鱼溃，虽方尺之钱，何有能救其危？犹举函牛之鼎，组织枯之末，诗人所以眷然顾之，潸焉出涕者也。”刻陶的看法是与朱穆陈蕃一致的，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如出一辙，是“止役”，“禁夺”，前者的目的在使农村的必要劳动力得以保持，后者的目的在使农民的生产所获，还能留下必需的生活资料。换句话说，要养鹞生蛋，而不要杀鹞取蛋。所谓“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之下，永远贡役输将。后汉书称陶著书数计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可见他是一个儒家正宗思想的继承者。宦宫于政问题。宦宫干政问题，是豪族地主的官僚群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在第二节中，我们已大略举引了一些议论。最别致的，要算襄楷的意见。后汉纪卷二十二，延熹九年纪，襄楷对尚书之问回答说：“臣闻古老本无宦宫，孝武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孝顺帝时，遂益昌炽也。按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当侍坐，得预内。今乃处古常伯之位，决谋于中，倾动内外，恐非天意也。”这是好笑的一种意见。襄楷原是方士，既十分荒唐地推荐了宫祟所上的神书(太平清领书)，又以星象来论人事，主张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谬说。其所举宦官历史的渊流，尤为失考，难怪被尚书所诘责。后汉书卷六十下楷传：“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这令司寇论刑。”我们并不惊奇襄楷的愚而诬，却佩服诘责的人虽是宦官的党羽，而竞也抬出“ 析言破律，违背经艺”那样堂皇的话来。那样堂皇的话，原是清流们的口吻。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论客的立场，尽管不同，而政论的理论依据仍有宗教和名教普通性，这里便是很好的例证。捧住了綱常名教和神学教条作为护身符，然后向敌对的一面肆意攻讦，是汉末论坦的一个特点。因为有这样的护身符，表面上的是非藏否是分明的，但又因为这个理论的敌对双方都可得而利用，所以实陈上的是非减否是很淆乱的。朱穆在祟厚论里便曾指出这一特点：“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减否。配短则兼折其是，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即往而不及，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后汉书卷七十二本傅)在质帝时，有人作飞章诬李固，所说的话全是堂皇的大道理。灵帝时，宦官诛窦武陈蕃，所数说的话，也全是堂皇的大道理。所谓是非藏否，只是为了攻讦的便利而已。“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从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臣固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大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短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阴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香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丸人。又广选贾豎，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窗呈试。出入逾侈，辎輧耀日。大行在殖，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搔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但伤悴之心。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幅，莫固之甚。臣闻台辅之位，实和阴阳，璇玑不平，寇贼奸就，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伤捐，大化陵迟。而诋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狐廷争之忠，没有诽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会殊辟’。”(后汉书卷九十二李固傅)“曹节等矫认诛(窦)武等。(陈)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监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人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窦武)忠以行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迕，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廷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那！公为栋梁，在桡阿党，复焉求贼？’遂今收蕃。”(后汉害卷九十六陈蕃傅)这种是非减否淆乱不清的局面，是怎佯会发生出来的呢？是非藏否既已淆乱不清了，但许多人还取以为武器，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认为汉末的统治阶级中间，阉寺群是最后起的一群。他们企图以自身的新兴地位在封建社会的整套图案中添上合法的一笔，自得牵住当时的所谓綱常名教以及纤纬神学，以取得理论上的支持，以便迎击官僚群的猛烈的捷伐。不论实陈的利害冲突，严重到怎样的一个情形，不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到怎样的一个情形，而一开口，却不约而同的都拾取了那名教和宗教的金字招牌。所以纵观汉末的论坦，在理论依据上似是互通的，而在是非减否上，却是互相背谬的。名教和宗教成为空洞无物的纯概念的东西，而名行善恶却伴随着切身的利害。抱朴子所引汉末时人之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性如鹞”，不就是最好的说明么？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郭泰之流，负知入之凿者，便有极大的权威了。所谓汉末的清议，其形式与内容极相矛盾的本质，其言行不一。的人格分裂，其反映社会危机的自我掏空，便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就了解，所谓“公论”所标榜出的容止之“美”，实际上不过是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面前所夸耀的空虚身份罢了！第四节 党锢始末与清议的转向在汉朝，朝臣以朋党或党附的缘故而遭禁锢者，比比皆是。每当权贵被诛，他的门生故吏常被看做党附而禁细起来。但一般所理解的党锢之祸，却是专指桓灵之间的最大一次的党锢。我们在上面，已分析了党锢之祸的原因，剖解了它的真相，本节，我们再回头简略地叙述一下党锢之祸的始未经过，同时研究一下“清流”们怎佯在宦官的反吉下，逐渐转变他们的“清议”的本质与相貌，而走向“清谈”。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党锢之祸是汉未统治阶级内讧的表现，参加的主要集团是宦官与外戚，而官僚则党附外戚。后汉书卷十七党锢列傅序，指出这一情形道：“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短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嫴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杆故直必过，共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党议的开端，最早是代表豪族地主的甘陵的“南北部”之议，二家的宾客走卒，相互攻吉，以后则为汝南南阳的“范党”之议，两郡的党议成了地方势力的喉舌。党锢列传序说：“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2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范滂传说：“(汝南)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共有行莲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同时南阳岑■，与范滂同有名声。党锢列傅序说：“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这样，流言转到太学里去，激动了太学里的“舆论”。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大官僚陈蕃季膺王畅等深相结纳，互相标榜，又攀上了外戚窦武，谣言更盛起来。他们对公卿的贬议品题，发生了力量，使许多官僚都不自安起来，不得不设法跟他们来往。党锢列傅序说道：“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后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展履到阴。”后汉书卷九十九窦武傅说：“(窦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武傅注引续汉志歌：“桓帝初，京都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案：武宇游平。)这样，使宦官的形势显得孤立起来。然而桓帝的老师周福，因了拥护皇权，既为清议所贬，自必与宦官同气至于桓帝呢，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被豪族地主威胁之下，自然更要利用宦官势力。党人对宦官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如李膺案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杜密为太山太守，案捕宦官子弟之为令长有好恶者，岑■殊杀赂遣中官而得显位的富贾张凡等皆是。这使宦官们感到恐惧。李膺传载：“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在豪族地主阶级进攻的形势之下，竟然使皇帝“怪问其故”，感到很大的威胁。于是第一次的党锢借张成的事件爆发了。这事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党锢列傅序说：“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据后汉纪，李膺时为司隶校尉)，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据后汉纪为牢顺)，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諝，城阴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豪族对宦官的斗争中，实质上是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皇族最高地主的斗争。所谓“共为部党，诽讪朝廷”，就说明其中的阶级意义。党事稍解以后，清议的力量却更昂扬。尤其在桓帝死后，灵帝刚即位，大将军窦武辅政，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引用天下名士，这时，清议的力量更大。但二年后，在灵帝建宁二年(时陈藩窦武已被诛)，宦官曹节侯览又借张俭的事发动了第二次的党锢。这一回代表豪族地主的官僚群损失极大，清议因而转向。党锢列传序，李膺传，以及宦官侯览傅于此记载甚详：“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雇，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又张俭乡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多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圆危社稷，……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俘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颖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眶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党锢列传序)“(桓)帝崩，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宦宫。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李)膺为长乐少府。及陈窦之败，膺等复废。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膺)乃诣认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李膺传)“建宁二年(侯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及诸罪衅，请殊之。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家宅，借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于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是乐少府李膺，太俘杜密等，皆夷灭之。”(侯览传)第二次党锢共十六年之久，直到中平元年，黄巾变起，才赦免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这十六年之中，又起过两次很大的波澜：第一次，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于是诏司隶枝尉段熲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第二次，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书讼党人，帝怒杀鸞，又韶州郡更考党人，阴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到光和二年，帝才用和海之言，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脱释。党锢列传序于此，曾感慨系之地说；“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纪纲文章荡然矣。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这就是党锢之祸的始末经过。问题的中心在于豪族的宗族和门生故吏都被禁锢了。正当所谓“天下善士”都被“蔓延”着牵入党锢之中，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另一方面，鸿都门学生徒，与宣陵孝子这一类人物却活跃起来。灵帝熹平元年，为了朱雀阙的文字，曾由段熲系太学游生千余人，而隔了六年，蔡邕却上书言鸿都门待制之士和宣陵孝子了。这是很明白的，当太学生因为反宦官之故而遭摧残之后，奉旨的鸿都门生徒与宣陵孝子就出现了，这是对豪族地主施行软化与分化并进的政策。据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初(灵)帝好学，自造羲皇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加无行趣埶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熹平)六年，邕上封事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某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为太子舍人。……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士之实，恻隐思慕，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穖，难得胜言。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遣，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这道封事上去以后，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而鸿都门学待制之士，却在第二年，即光和元年，正式置鸿都门学了。邕传说：“光和元年，遂遣鸿都阴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或入为简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可见这个鸿都门连像白虎观的宗教理论也制不出来了，抬出来的是孔子的画像。鸿都门学生的数量，据后汉书灵帝光和元年经注，有“千人“之多。杨赐传(卷八十四)载，光和元年，赐上书说：“今妾媵劈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俱以便嬖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杨赐书中明白指出鸿都门学是和“妾■嬖人阉尹之徒”密切联系着的。可知太学摧残之后，鸿都门学是代替太学而起的。而鸿都门学的辞赋、书画、尺牍、以及方俗闾里小事，与太学中的五经是大异其趣的，前者是技术的，而后者却为圣人是非之所系，可见官僚群的“清议”彼“禁锢”之后，所可能生存的乃是怎样的更庸俗的意识形态了。其实，搢绅之徒并没有“委伏畎亩”，即在鸿都门学未成立前，太学生既已被捕系了多人，留下来的，自己内部也早已在分裂了。后汉书卷一百九上儒林列传序便指陈这种情形道：“党入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蘭台漆书经宇，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年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按汉石经实仅隶书一体)。”这部熹平石经，据蔡邑传，则是蔡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颲等共同奏定，而由蔡邕书写的。杨赐蔡邕，既奏立石经于前，又论鸿都门学于后。然而论定五经更表面化了。从石渠阁、白虎观到这时的鸿都门，愈到后来愈不能求得意识上的统一。鸿都门的主要工作仅是从书法上刊定五经字句而已。与政治上的党锢同时，思想上也有了“清议”的“禁锢”。禁锢了的清议，不得不开始转向，另求出路，具结果是清议转而为清谈。从是非臧否，到“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从空洞无物的纲常名教，到纲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后汉书仲长统传)，以至圣人(孔子)与老庄“将无同”，流为纯概念的游戏。其间转向的契机，实应从郭林宗讲起。郭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实开清谈之风。嵇生以其知人则哲，崇为亚圣，后来林下谈风，避实就虚，不能不说导源于林宗品题的学风。狭义的名族公论，遂至狭义的概念的公论，这转变，衡之当时的政治情势，实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归趋。与郭林宗同时或略早的诸人，如徐穉、黄宪、荀淑、陈寔、周勰、戴良、向栩、袁闳之流，皆与郭一道同气，因此要论述郭林宗的避实就虚，上述诸人也须一起加以论列。而且为了说明一种风尚的形成，凡是有关的先驱人物，自当在搜讨之列，不可遗漏。后汉书关于周勰诸人，有如下的记载：“(周)勰宇巨胜，少尚玄虚。……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勰卒。时年五十。”(卷九十一局勰传)“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阳人。……少涎节，母熹纑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庐啜粥，非札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札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札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良才既高达，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良曰：‘我若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遁辞诣府，悉将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卷一百十三戴良传)“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或骑骑入市，乞匄于人，或悉邀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后特征，到，拜赵相。……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讒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后汉书卷一百十一向栩传)“延熹末，党事将作，(袁)闳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旦于室中，东向拜母，母恩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及母殁，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为狂生。潜身十八年，……五十七，卒于土室。”(卷七十五袁闳传)从上面所引的四个人来看，我们就知道竹林七贤的虚无任达的生活态度，在这里先已开了端绪。试取晋书阮籍传来比勘，可以发现彼此十分类似的地方来：东汉诸人魏晋之际之阮籍周勰少尚玄虚，隐处窜阮籍容貌瓖杰，志气宏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巷生荆棘，十有余岁。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戴良母卒，食肉饮酒，哀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至乃哭，有毁容。才既高达，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议论尚奇，多骇流俗。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向栩卓诡不伦，恒读老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疑。拜东平相，乘纑到郡，坏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语言，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而喜长啸。拜赵相，到官，略合清简，旬日而还。母终，饮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袁闳散壁绝世，欲投迹升。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筑土室，潜身十八年。声一号。吐血数开，毁瘠骨立。在后汉书中，黄宪是一个谜样的人物，书论风旨，无所传闻，然而当时大家都推崇他，郭林宗对他尤致倾服。范晔论黄宪说：“(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将以道周性圣，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聩然共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后汉书把他编在周燮徐稚姜肱申屠蟠同卷，卷首的传论与卷未的赞，都标示“隐身”“韬伏”之旨，剔是视同隐逸一流的。停中列记与宪往还的人物，为荀淑、袁闳、戴良、陈蕃、周举、王龚、郭泰诸人，除陈周王三人外，其余均属同一类型可知。从这数点来推论，黄宪实为一“儒道兼综”的人物。以儒道兼综的人物，而得到当时诸名士的高度倾服，可知“正始之音”，汉末固已发其绪论。颍川荀淑父子，在言论迹象上，比之黄宪，都是文献足征，容易寻求的。后汉书本傅称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其八子时称八龙，世说载其与陈实相会一节，直至夸饰为“真人东行”，“德星聚”，“五百里贤人聚”：“陈太丘诣荀朗陵，贫贱无俘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特杖后从，是文尚小，载箸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箸厀前。于是太史奏具人东行。注引檀道鸞续晋阳秋曰：‘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父子，于是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在八龙中，负“无双”盛誉的荀爽，共与李膺一书，最足代表颍川荀氏家传的“避就”之隐。后汉书李膺传载：“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圣乱世，为书贻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夭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煇，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气阴，大人体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恰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仰扬’。”荀爽深于易义，故书中多引易义。其易传一书，上接费氏之传，而下开王弼易住，与正始之音，有甚深关系：固不仅书中所揭示的“怡神偃息，与时抑揭”的生活态度，为后来林下诸贤如山涛嵇绍等开一条先路而已。荀爽居官之后，所上奏疏，论三年之丧，论尚主之仪，论采女猥多，论臣僭君服，均非当时紧要问题，故其所论虽非避实就虚，然而却是避重就轻。其后荀悦(爽兄俭之子)作申鉴，亦多茹而不吐之语。而论尚主一节，更为直承其季父之作，当是传家之学。与荀淑同卷的锺皓，李膺常叹以为“至德可师”，范书说：“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副所安多此类也。则其明哲保身之道，与荀氏同风。与荀淑同卷的另一人是陈实，其名声之盛，尤出荀淑之上。但细案实传，其为人并无奇节伟行，不过“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而已。然而这一点，正合乎道家“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处世哲学。我们看他往吊中常侍张让父丧一事，可以知道他是很能够“与时抑扬”的。实传称：“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风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实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入，让感实故，多所全宥。”这与荀爽就董卓之征，有异曲同工之妙。自荀淑以下，锺皓，陈实，都是颍川人，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他们与郭林宗，在“保身怀方”一点上，是彼此相同的。至于徐稚，则干脆是一个隐士。但他在吊丧时的“只鶏絮酒米饭白茅”的公式，正与严子陵的五月羊裘，有同样的广告作用，虽不见丧主，不告姓名，而商标具在，人必知其为“南州高士徐孺子”。隐身而不隐名，就是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缘故。他曾托茅容转言郭林宗，说：“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这话，是在黄琼会葬时说的，琼卒于桓帝延熹七年，在第一次党锢前二年，那时正是郭林宗最活耀的时候，及党事起，林宗遂转趋消极，闭门教授。可见这话对林宗是发生了作用的。在第二节、第三节中，我们已经指出郭泰是当时清流的领袖，诸名士的谈宗，其品题学风，曾莫可匹敌，风靡一世。所以自徐稚黄宪以下这许多人，只能看作是郭泰的一道同风者，他们虽与魏晋清谈有血缘关系，然而使清议转而为清谈的契机人物，我们仍得认定乃是当时的谈宗郭泰。郭泰的生活态度，在许多地方，与上述诸人相似。颍川荀氏这一类型，避重就轻，保身圣家，正与郭秦的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相似；陈实独吊张让父丧，训譬梁山君子，正与郭泰受凶德贾淑之吊，慰勉犯法见斥的学生左原相似，同是所谓“贞不绝俗”。周勰向栩之流的玄虚任达，外表似与郭泰的褒衣博带，奖训士类不同，而精神上的虚无倾向则并无二致。所以郭泰在生活的消极一面，正是汉末那些隐逸君子与随时抑扬的明哲之士的集合体。试看一看郭泰对汉末大局的观察与其自己处身的表白的那一番话，便足以证实我们的看法。“(宋仲)劝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观乾象，书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无用之象，潜居利贞之秋也。独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术，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者。’遂辞王公之命，阖门教授。”(抱朴子卷四十六正郭篇，字句与此微异：“或劝之出仕进者，林宗对曰：‘吾书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运在明夷之曼，值勿用之位，盖盘桓潜居之时，非在天利见之会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后汉纪卷二十三灵帝建宁二年纪)郭泰与荀淑黄宪袁闳等在人事关系上是师友，而人事关系上的师友，也正是思想渊源上的师友。这一事实，是颇为明显的。郭泰的学术思想，后世所知道的并不多。范书说他“博通境籍”，后汉纪说他“蓺兼游夏”，又说“其家有书五千卷，率多图纬星历之事”。可见他决非章句之儒。从他“书察人事，夜观乾象”一段话来研究，他对图纬星历之学是有心得的。他又说，“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则对易经也有研究。又说，“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木，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则又以道家为归宿。再拿他的周游郡国，奖训士类的行为来看，当初未尝不想“仰慕仲尼，俯则孟轲”，从儒家的面目出现。这些地方，都与荀爽的为人极为接近。魏晋清谈，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三玄，而郭秦则兼究其二。魏晋清谈，儒道兼综，即阮瞻所谓圣人名教与老庄自然将无同，而郭泰也儒道兼综。魏晋之世，大大地宏揭了戠鑒品题的学风，而郭泰在汉末即先已予从导扬。综合地看来，郭泰的学术思想的途辙，与魏晋清淡的关系其他密切，这是可从断言的。抛开并时人对郭泰的拿祟不说，在后代，对郭泰的批评可以说是毁誉参半。誉之者如嵇生，说他“学无不涉，名重于往代，加之以知人，知入则哲，盖亚圣之器也。及在■世，栖栖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断，行道与仲尼相似”，又说，“林宗存为一世之所式，没则遗芳永播”：毁之者，如诸葛元逊，则说“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囊时也”，又如殷伯绪，则说“林宗入交将相，出游方国，崇私议以动众，关毁誉于朝廷。……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时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谈闾閻，无救于世道之陵迟，无解于天民之憔悴也”，又如周恭远，则说“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者，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也”(以上并见抱朴子正郭篇)。这种批评，无论是誉是毁，都着眼于器戠或行为的效果方面，没有能直接批判到他的思想上去。比较起来，周恭远的话还见得深沈些，指出“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由于林宗的“交游”之故，斥他既不能“乐道”，又不能“夏道”，复不能“守道”，“似仲尼而不得为仲尼”，则几比之于阳货了。然而这也只是魏晋间驳斥“浮伪”者的恒言。葛洪从汉未当时的客观现实与林宗的生活态度上着眼，说他不是“真隐”，差能抉发到林宗思想的真实。葛洪说：“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躍则畏祸害，确然则非所安：彰徨不定，载肥载臞。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中坏，犹复见效，不觉其短，皆是类也。”葛洪把华与实，形与神区分开来，指出郭泰的彰徨不定，载肥载臞，乃是客观环境与主观愿望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无法解决时，生活态度便表现出一种忽冷忽热的两面作风。我们以为，就在这种时代的苦闷中，后来才迸起了正始之音。世说新语一书，如后世所共同理解的，乃是一部清淡的渊薮，而书中所引举的人物，凡属汉末者，都是徐穉黄宪袁闳荀淑陈寔郭泰以下诸名士。而且许多重要篇目，都自汉未诸名士叙起。我们不难窥测世说新语的撰集者，以徐穉郭泰等乃是清谈的揭幕人物，故撰集从他们开始。这即是说，世说新语的撰集者不仅目郭泰等为清议转向清谈的契机人物，且直认他们为清谈的始祖。跨越王何，直寻徐郭，在清谈之风尚未泯绝的刘宋时代，撰集者刘义庆对清谈学风的渊源，作如此看法，是颇可深思的。今依世说篇第，准照篇中顺序，作一所叙人物统计表，如下：观上表，自夙惠以上的十二篇，除雅量，戠鑒，捷悟三篇外，余九篇，每篇的起始部分，均反复叙述陈寔，荀淑，徐樨，郭泰等的事迹言论。因此，世说之撰集者把他们作为清谈学风的开始者来处理，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又考世说三卷自豪爽以上十三篇，共占二卷，容止以下二十三篇，合占一卷，盖自夙惠以上的十二篇，即已占全书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了。故汉未诸名士在世说一书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而有关他们的言行叙录，在全书的篇幅数量上所占比例，也足可与王何诸人相比。又，各篇篇首，除魏晋以下诸人起首外，凡涉魏以前者，必自汉末诸名士始(规箴篇系特例)，可知汉末之与魏晋，在世说新语撰集者看来，同属于整个清谈时代。这样，我们从世说新语的人物举引上，以及人物撰集次第上，研究撰集者的用意，因而窥出清谈与徐郭诸名士的相关消息来，其方法虽党绕了许多弯子，而如果以诸名士思想与魏晋清谈思想的血缘关系，来证诸这里的论断，则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世说新语撰集者以为徐郭诸名士就是清谈的揭幕人物：我们虽不能完全同意这一见解，但当我们把郭泰诸人看做从清议转向清谈的契机人物时，世说新语的撰集，却使我们的论断获得了更坚强的依据了。从郭泰的折角巾中，我们不是可以看见何邓诸人的“烟浮”“鬼燥”的形容么？我们不是也可从看见嵇阮诸人的散髪裸裎的狂态么？自郭泰之后，继起者有孔融，祢衡(二人俱见后汉书本传)，焦先(见三国志管宁传注)诸人，接联成一道思想的桥梁，直达正始年间的王何与稍后的嵇阮。循此桥梁而追索前后承藉，则清议转而为清谈的脉络是分明可见的。第十一章 汉末社会政治的危机和对宗教道德法律的批判思想第一节 左雄所表现的汉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危机左雄，在安帝时举为孝廉，顺帝时拜简书令，生年无可确考，卒于永和三年(公元一三八年)。他主观上企图挽救汉王朝的危机，而客观上则暴露了社会的矛盾，实为清议之左派。后汉书赞左雄“登朝理政，并纾灾■”，论曰：“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限年试才”，并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办法，“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对统治者的相对正义，无补救于危局。文献通考说：“左伯豪(雄宇)在当世风节刚劲。……范史推其效验，至于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而陈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其坐缪举者，胡广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