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28

汉末统治阶级之间的派系纠纷，表现出一幅极为错综复杂的图画。在宫闱之内，后妃贵人与后妃贵人之间，有着深刻的争宠争权的矛盾。从而，外戚与外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奉承天子与后妃颜色的宦官们与乳母宫婢们，也各自依附着主子，而结成互相矛盾的奴才集团。从这里再延展开来，纠纷的触鬚，卷上朝廷的三公九卿，卷上地方的牧守令长，卷上统率戎行的将帅校尉，甚至学中的生徒，岩穴的处士，也都与这种纠纷勾联起来，而互相结成了势不相下的集团，倾挤陷害，明争暗斗，无所不至。这种纠纷，表面上虽然发源于宫闱之内，但其主要根源，却在强宗豪族与王朝皇族的矛盾。东汉的外戚，诸如阴氏、马氏、邓氏、阎氏、梁氏、窦氏、何氏，都是有名的外戚群。他们之所以成为新兴的强宗豪族，而且成为强宗豪族中拯有力量的一支，是因为他们最初是皇权的支持力量。在宦官方面，如郑众(封侯)、孙程(十九人封侯)、曹腾(封侯)、单超(五人封侯)、曹节(封侯)、张让(封侯)等，都由炙手可热的炽烈权势，形成阉寺群。他们“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起大乱矣。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直茅分虎，南面巨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皆剁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共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街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后汉书宦者列傅序论)这样的阉寺群严格地讲来，是皇权对付豪权的工具。如果说在西汉最高统治者用的是酷吏以对付豪强，那么在东汉末年，强宗豪族威胁中央集专制政权的时候，宦官就取得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合则光宠三族，不合则参夷五宗。在乳母方面，安帝乳母王圣封野王君；顺帝乳母宋娥封山阳君，邑五千户；桓帝乳母马惠，子初封列侯；灵帝乳母赵娆封平氏君，贵重天下，生则资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于园陵，雨子受封，兄弟典郡。她们也形成一种平地起家的变相的强宗，在政治上是和阉寺群同流合污的。在宗室方面，封王的诸刘，虽然汉朝政府限制诸侯很严，但无疑的，并不足以妨碍他们形成一种宗室群的强宗豪族。汉末刘焉、刘虞，以宗室子孙，开创了州牧的局面，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首先实行割据。这一事实，正可以说明宗室群的强宗豪族，力量是一向很强大的。原来东汉王朝刘秀出身也正是这一类强宗。在朝臣方面，如黄氏(黄香、黄琼、黄琬)，杨氏(杨震、杨秉、杨赐、杨彪)，袁氏(袁安、袁敞、袁闳、袁绍)，班氏(班彪、班固、班超、班勇、班始)，荀氏(荀淑、荀爽、荀悦)，李氏(李陰、李固、李燮)，李氏(李修、李益、李膺)，王氏(王龚、王畅、王粲)，崔氏(崔骃、崔瑗、崔实)，应氏(应奉、应劭、应■、应璩)，第五氏(第五伦、第五种)，朱氏(朱晖、朱穆)，陈氏(陈咸、陈躬、陈宠、陈忠，律令世家，后汉纪卷十五)，都是累世显宦，形成一种官僚群的强宗豪族。此外，以儒学进身的，如桓氏(桓荣、桓郁、桓焉、桓鸞、桓典、桓彬)，张氏(张霸、张楷、张陵、张玄)，冯氏(冯衍、冯豹)，形成一种儒学的强宗豪族。以武功荣显的，在关陇方面，如皇甫规、张奂、段顷、皇甫嵩，形成一种关陇的强宗豪族。但儒学与关陇，地位同属官僚，且官僚也都由儒学与武功选用，实可归入官僚群的强宗豪族一类。上面虽然这样的来区分强宗豪族为各种集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类型是固定的，因为宗法关系的身份地位和农村公社的家是地位只要存在着，就有他们的生是孕育的条件，因而豪门阀阅在个别情况之下虽有盛衰，但在总的形势之下却不过阶级出场者的人物有些变化而已，而细族孤门是必然要依附于他们的。由于皇族最高地主的法律地位以及依附皇族的宦官集团的权力，上述各个集团就不是一种自相凝结的利害体系，而且在每一集团内部仍有着激烈的矛盾，分化着，一部分与别的集团的某些分子相联结，而另一部分别与别的集团的某些分子以外的分子相联结。因此，这种复杂错综的派系纠纷，表现在政争方面的，也就极五花八门之能事。许多人依连避就，在这种政争当中，时常变换他们的派系隶属关系。政治的浪潮冲击着，鼓荡着，奔腾着，使强宗豪族中的许多没有强固立场的分子，显出非常可憐的漂泊无定的颜色。例如马融，出身是外戚集团，而以儒学集团的博洽通儒显名当世。但当时显赫的外戚是大将军邓骘，而非马氏，因此，不愿应邓氏的征召；但终以“生贵于天下”，不肯“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故往应骘召”，元初二年，又以上广成颂忤邓氏，滞于东观十与年不得调，及邓氏败，乃转附新起的显赫的外戚粱氏。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李固被杀，天下不直，又为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后汉书马融傅)。考马融在顺帝陽嘉二年，与李固同以敦朴有道征，可说是同一集团的人物。但李固议论忠谠，不阿权贵。而马融乃竞为梁冀草奏杀之，无怪为正直所羞了。这样的一位依连避就的人物，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来皇族最高地主为了削弱豪族地主，既利用了阉寺群的力量，又培植起外戚群的强宗豪族与宗室群的强宗豪族。至于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儒学的强宗豪族，关陇的强宗豪族，不但实力上不够强大，而且集团的倾向也不分明，他们常常依附着外戚或者阉寺以为进退。客观的阶级形势的变化，不但没有如皇帝的主观愿望，反而更加削弱了皇权的地位，然而到了灵帝末年，外戚与宦官争竞剧烈，外戚既复，宦官也终为宗室、官僚与关陇的联合力量所摧毁，而天下分崩，四方割据的局势终于代替了汉室的一统江山。在东汉初年，外戚的权势笼罩一切，但自和帝时宦官郑众诛外戚窦宪之后，中官之势始盛。殇帝时，宦官兼领卿署之职，遂由宫内走上朝廷。邓太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不再是掖廷永巷之职，围牖房圈之任了。其后孙程等以立顺帝之功封侯，曹腾以立桓帝之功封侯，单超等以诛梁冀之功封侯；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桓帝以后，宦官的势力非常庞大，朝中公卿跟他们互通声气，地方守令多出其门下，结成了一个顽强的腐恶集团，其势力远过外戚之上，因此首先与外戚冲突起来。外戚联结了官僚集团与儒学集团中的“清流”分子，对宦官反攻，遭到宦官的迎头痛击，这样就爆发了所谓“党锢之祸”。在党锢之刷中，为宦官所杀害的人物，窦武是外戚(三君之一)，陈蕃是官僚(三君之一)，李膺是官僚(八俊之一)，其余被禁锢的，或为官僚，或为经师，或为太学生。而在宦官方面，也有一部分官僚集团与儒学集团中的分子与之联结着的，如周福、段颍。所以党锢之祸，乃是权势渐衰的外戚，与权势鼎盛的阉寺，各自联结了其他的强宗豪族，在这之间的剧烈的内讧的爆发而已。试细读下列年表，不难看出统治阶级在汉末统治势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迁：汉帝纪年公元要政大事统治阶级的势力消长与关系变迁从上表可以看出自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至灵帝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这一百年内，统治阶级的势力消是与关系变迁，有如下儿点特色：第一，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宦官郑众谋诛外戚竇宪成功，于是中官之势始盛。安帝延光四年(公元一二五年)，帝崩，宦官孙程等以诛外戚阎显，拥立顺帝之功，十九人封侯，于是中官之势大盛。顺帝阳嘉四年(公元一三五年)，许中官养子袭爵，这是这一最高皇族地主的工具阉寺群在严密的汉法度中，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的宣告，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桓帝永寿二年(一五六年)初听中常侍行三年之丧，这是阉寺群在严密的汉法度中，取得封建礼俗崇隆仪式的宣告，又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顺帝之后，曹腾巧妙地劝梁冀立桓帝，单超又投机地为桓帝诛梁冀，中官势力，始超过了外戚，而成为左右皇权最有力的一支。灵帝建宁元年(公元一六八车)，宦官王甫等杀外戚窦武，太传陈蕃，次年又杀李膺等百余人，制诏州郡，大举鉤党，是为中官势力极盛之期。此后，诸署悉以宦官为令丞，宦官且领禁兵。(后汉纪卷廿五，灵帝中平六年，何后谓何进曰：“中官领禁兵，自汉家故事，不可废也。”)这形势直维持至灵帝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计中官权势极盛之期，前后达二十余年。中平六年，灵帝崩，外戚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诛，司隶校尉袁绍等乃以徐兗兵(地方兵力)悉诛中官无少是二千余人。于是中官之势力始消灭。作为皇权统治的工具的阉寺群在这一百年中，势力始终强大，控制着中极政权，好像这是皇权的扩大，然而事实正相反，削减宦官势力的又是豪族地主的地方军事势力，中央集权主义专制政权的对立者依然是豪族地主。第二，新兴的外戚的势力，在顺帝朝，以梁商梁冀父子为最盛。顺帝初年，征用处士樊英等，又修起太学，嗣后外戚梁商，以大将军之尊，又继续培植了一部分官僚的势力，如举李固，用周举朱穆，分遣八使张纲等巡行天下皆是。当时官僚势力与外戚势力合流，颇威胁了中官。范书在黄琬传论(卷九十一)里，于此颇致推崇，后儒如顾亭林所称东京风俗之美，都是不明白阶级关系，从表面上论史的旧看法。① 但后来梁冀昏暴恣纵，冲帝时，皇甫规对策，两讥中官与外戚。质帝时，官僚势力大盛，太学生增至三万余人，遂遭梁冀之忌，毒杀寅帝，卒用中官曹腾之谋，立桓帝，策免太尉李固，次年杀之。则中官又离间了外戚与官僚的合作，巧妙地取得胜利。延熹二年，梁冀为宦官单超等所诛，外戚失败了。正如黄琼所指出，当时宦官的手段是极为高明的。太尉黄琼于梁冀被诛，单超等封侯之后，上表称疾不朝，说：“徐璜唐衡单超具瑗等，于梁冀之盛，苟免相速，及其当诛，说以要赏。陛下不复澄清善恶，俱与忠臣尚书令尹勋等并时显封，使朱紫不别，粉墨杂糅。所谓消金玉于沙砾，碎珪壁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叩心。”此后，灵帝朝之外戚窦武，灵帝崩后之外戚何进，皆欲谋诛中官，而为中官所杀。外戚对阉寺的反击，终于没有得手。第三，官僚势力是在顺帝朝为顺帝与外戚梁氏所培植起来的，顺帝且曾接受左雄的意见，取消了明帝以来九卿捶扑之罚，相对地提高了官僚的人格地位。卷 特别是儒学势力如太学生，在顺帝初年修起太学，至质帝时，人数增至三万余人，最为兴盛。质帝时，令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诣太学试，受业满岁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次第五人补太子舍人。则太学生不但是豪族地主的子弟，并且是官僚的后备军。自后太学生屡次上书，攻讦宦官，讥议时政，品核公卿，载量执政，大大发挥了所谓“清议”的力量。这种清议，是官僚群的强宗豪族的中古舆论。到桓灵之间，清议的力量被外戚窦武运用着来对抗宦官，由是指来了宦官的反击，而爆发为党锢之祸，终被宦官所摧毁。而太学生分裂出来的，则以书画伎艺进，别立鸿都门学，一反传统的经诖学风。可是官僚群中的另一部分，以皇甫规为首，从儒学出身，进而为将帅，不但举拔了有名的官僚如陈蕃杨秉李膺，而且以其军人的地位，培养了一批握有军事实力的地方势力，如关陇豪族的张奂皇甫嵩(嵩为规之兄子)董卓等。(卓在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弟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又皇甫规妻骂卓曰：“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共趣使走吏乎？”则卓本为皇甫氏之部属。)他们从外讨羌人、内平黄巾的战争中壮大起来。同时，在黄巾战争汉室大乱的过程中，宗室豪强如刘虞刘马，官僚如孔佃袁绍袁术孔融陶谦曹操，也都形成一种割据的地方势力。这些力量，互相呼应着，最后一举而扑灭了中枢的宦官势力。当宦官势力一倒，他们便分裂了汉室的一统江山，进而造成三国初期豪强混战的局面。统治阶级的内讧，是汉室覆灭的因素之一，但是应该更正确地了解，崩解了汉室政权的，却是不断发生而终于全面爆发的农民战争。先拿顺帝桓帝之际，先后二十年间来说，农民起义，称王称帝称真人的就有好多起：(1)冲帝时(一四四年)，九江徐凰，称上将军，杀略吏民。(2)质帝时(一四六年)，九江马免称黄帝，历阳华孟称黑帝。并九江都尉滕抚讨斩之。(3)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年)，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4)桓帝和平元年(一五○年)，扶风裴伤，自称帝，伏诛。(5)桓帝元嘉二年(一五二年)，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伏诛。(6)桓帝延熹八年(一六五年)，勃海入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印珪壁铁券，相署置，皆伏诛。(7)延熹九年(一六六牟)，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宇，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伏诛。这些起义军虽先后被扑灭了，但它是中世纪封建制度必然要产生的阶级斗争，所以此起彼灭的不能根绝，到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年)，便总爆发为全国性的黄巾暴动，由是崩解了汉室的政权。在汉室政权崩解了的废墟上面，身份性的豪强地主阶级合力剿灭农民起义之后，开始互相混战起来。----------------------------------------------------------------------① 后汉书卷九十一黄琬传论：“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土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仁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触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顺帝始以意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玄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擅席，尚书奉引，延问失得，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札。于是处土鄙生忘其拘儒，拂巾祍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又咸事，若李周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马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欒乐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垄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顗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茲盛马。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碎，举措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契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渎，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卷 十三，两汉风俗条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攝，而颂德献符者，偏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祟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皆渴，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蜚，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尚无逾子东京者。”第二节 太学生与郡国学生的“浮华”“交会”在上节，我们指出罨寺群这一最高统治者的御用势力，是在顺帝阳嘉四年才由“诏许中官养子袭爵”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政治上世袭的合法地位的。我们又指出阉寺群，是在桓帝永焘二年，才由“初听中常侍行三年之丧”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札俗上的尊祟仪式的。要知世袭制度，是强宗豪族之所以确立的政治上的保证；礼俗上的三年丧服制，是强宗豪族之所以被法定的社会地位的标识。因此，阉寺群虽然是作为皇族地主的御用势力，但它的地位却相当于当时的强宗豪族。他们从士君子不齿的污辱地位，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忽然上挤于诗礼世家之列，在他们本身自是绝大的升迁，而在豪族门阀的诗礼世家一面看起来，却是“朝衣朝冠，坐于涂炭”，高贵的世家圈子里，忽然闯进混小子来了，未免是清高的玷辱。因此，豪族地主阶级的官僚群，从身份性的观点，群起攻击，而且也连带地痛击乳母的封爵。早在阳嘉二年，李固在对策中就说：“今封阿母恩赏太过，常侍近臣，威权太重。……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纳方直，令在左右……阿保(引者按此指乳母宋娥)有大功，勤劳之恩，可赐从货贿，传之子孙；列土分爵，实非天意。汉兴以来，贤君相继，岂无保乳之养，非不宠贵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经典，不可，故不封也。……仅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限防，……政教一坏，贤智驰骛，不能复还。”(后汉纪卷十八)这虽说的是偏指乳母，然而用意却在宦官。李固以大臣之子(父为故司徒李郃)，被举敦朴，代表着豪族地主阶级的官僚群的利益而说话是很明显的。他抬出天意，经典，祖宗等尊严的牌子，来证明这种封爵是不应该的，是败坏政教的。顺帝看了诸人的对策，以李固为第一，史称“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同一年，李固又以内竖乱政，奏纪于梁商(时梁商以后父辅政)，说：“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决，宫省之内，容有阴谋。”是年八月，洛阳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李固曰：“阴类专恣，将有分坼之象。”都是对宦官的攻击。顺帝建康元年(一四四年)，九月，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对策说：“臣伏见孝顺皇帝(时顺帝于八月崩，冲帝即位——引者按)初勤王事，纲纪四方一天下欣然，几以获治。自后中常侍小黄门凡数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马。竞思作变，导上以非。因缘嬖幸，受赂卖爵，分贼解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吏，交私其门，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从乱如归。至令风败俗坏，招灾致寇。今宜庭问百僚，常侍以下，尤无状者，及便绌遣，与众共之。披扫其党，荡涤其贿，以答天诫。大雅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此之谓也。”(后汉纪卷十九)桓帝初立(一四六年)，太后临朝，梁冀辅政，大将军掾朱穆奏记于冀，欲言宦官，恐泄漏，附以密记：“今年夏，月运房星，明年又有小厄，当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天咎。”穆为侍御史时，自从冀故吏，数奏记谏说：“今宦官俱用，螽水为害。”元寿元年(一五五年)，宗室太学生刘陶上疏：“当今忠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在于讒口，擅阎乐以咸阳，授赵高以车府”，因此他主张引用朱穆李膺夹辅王室。这些，都是攻讦宦官的，而最激烈者，是白马令李云。李云在桓帝延嘉二年(一五九年)梁冀被诛，宦官单超等五人封侯，专擅朝改之时，露布上书，副在三府。他引纬书的教义，说：“故大将军梁冀难特权日久，今得诛之，犹召家臣而杀也。而猥封谋臣(按指单超等)万户，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不事？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日进，财货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谛乎？”(后汉纪卷二十一)但李云因此获罪下狱，五官掾杜众上书愿与同日死，大鸿臚陈蕃上疏救云，均无效。结果云众死狱中，蕃免官归田里。上面所引的所谓“权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所谓“政教一坏”，所谓“风败俗坏”，所谓“官位错乱”，所谓“帝欲不谛”，都是着眼在宗教和礼制的神圣性上讲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所规定的宗教和礼教的神圣性，所谓“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身份，不容随便变动与于犯。因此，宦官群在整个的汉制度上当然是一种纲目的添补，白虎观奏议上是没有此等人的地位的。在诗礼世家的豪族地主看来，这都是不可原谅的和不容存在的凟冒，不能不运用宗教理论把这群人物打下去。诗礼世家的人物，面对着这一种飞扬跋扈的御用势力(所谓宦官)，愤怒憎厌之余，自然容易厭怀起往昔的耆旧来。后汉纪卷二十一，载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年)十一月，“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从劝风俗。……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这种耆旧传的著作，后来广泛流行，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有如下几种：汝南先贤传，先贤行状，海内先贤传，楚国先贤传，汉南纪，襄阳记，冀州记，丹阳纪，兖州纪，凉州记，东阳记，高士传，名士传，江表传，英雄记，逸士传。其他如家传，别传，家谱，也兴盛起来。于追怀之外，不胜其当前的怅惜，心情是非常黯淡的。反对这一宦官群的御用势力的，既为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则儒学，关陇(李云所谓西北列将)，当很自然的与之取同一态度。特别是作为官僚的后备军的太学生，所表现的愤激恼恶，最为强烈，这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考自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年)，至延熹二年(一六二年)，这十年间，太学生曾三次上书：第一次上书讼朱穆；第二吹上书议铸大钱；第三次上书讼皇甫规。除第二次外，其余两次，都是针对宦官的。第三次讼皇甫规，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指阙讼冤，规模是很不小的。其所以有这样的规模，是因为豪族地主阶级的潜在势力非常强大。太学生对宦官的斗争，指阙上书以外，尤在平日的交游与活动，这就是所谓“浮华”“交会”。关于这，我们有详细研究的必要。范书儒林列传序里，叙述汉末太学生数量的发达，写道：“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一四六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从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这三万余的太学生，都是从天下各处来到京师的，所以称为“太学游士”，“京师游士”，或称为“游学”。三万余生，数量不算少了，然而数量尤其众多的，是郡国学以及私人精舍中的学生。汉代郡国有学，屡见载籍，生徒之众，自不必说。而各地经师，私人讲学，注籍的学生，常有数百数千以至万人之众的。在儒林列传中便有不少例证：(1)刘昆字桓公，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2)任安宇定祖，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3)张兴宇君上，习粱丘易，以教授，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4)欧阳歙宇王思，教授数百人。以臧罪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髠剔者。(5)曹曾字伯山，门徒三千人。(6)牟长字君高，自为博士，及在河南，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7)宋登字叔阳，教授数千人。(8)杨伦字仲理，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9)包咸字子良，立精舍讲授。(10)魏应字君伯。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11)伏恭字叔齐，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12)杜抚字叔和，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13)杨仁字文义，静居教授，拜什邡会，劝课掾吏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14)董钧字文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15)丁恭字子然，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16)周泽字穉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17)甄宇字长文，教授常数百人。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讲授常数百人。(18)楼望宇次子，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19)程曾字秀升，受业长安，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20)颖容字叔陵，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此外，不在儒林传，而教授门徒的，例子还很多：(1)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盗掠其衣资，后悔，乃就精应求见，皆叩头谢罪。(后汉书卷八十三本传)(2)刘淑字仲承，学明五经，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3)檀敷字文，立精舍讲授，远方至者尝数百人。(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4)郭泰字林宗，党事起，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后汉书卷九十八本传)(5)夏恭字敬公，习皆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后汉书卷一百十文苑列传)(6)刘茂字子卫，习署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一百十一独行列传)(7)索卢放字君阳，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同上)(8)李充字大逊，立猜舍讲授。(同上)(9)廖扶字文起，习督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一百十二方术列传)(10)班英字季齐，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同上)(11)唐檀字子产，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同上)(12)公沙穆字文乂，习韩诗公羊春秋，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同上)(13)董扶字茂安，少游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同上)从这里，可以窥见私人教授的盛况。其中有的居官讲授，如伏恭杨仁，而大多数是隐居教授。这居官教授与隐居教授两类人物，便是郑玄所谓“在位通人，处逸大儒”(语见郑玄传戒子书)。隐居教授的经师们，自立精舍，或称精庐，以便招致远方来学之士。读书的人，便不远千里，负笈寻师。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裴注引原别传，写原千里寻师的情形，颇为精详具体，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原)欲远游学，指安丘孙崧。崧辞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文疆识，鉤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人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人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崧辞谢焉。……原旧能饮酒，自行之后，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庐子干。”这种千里寻师，负笈单步的苦学情形非常普通。他们离乡别井，远行千里，苦志求学，累年不归。在老师门下，有的经好多年还见不到老师的面，如郑玄之于马融，便是这样。或偶婴疾病，赍志而殁，临终，只得拜托同学好友，送丧归家，如陈平子之于范式，便是这样。后汉书儒林列传论里，对这些情形有个总括的说明，颇为扼要：“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战，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论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可见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如果没有豪族地主作为背景，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盛况。在太学中，在私人精舍中，学生对师长要恭敬尽礼，对经师的家法，尤其要篇守勿莲。所谓“享相传租，莫或讹杂”。在师长殁后，门徒常自动的制三年的丧服。在远道的学生，常从千里外来赴，也有从千里外送师丧归家的。荀淑殁后，李膺自表师丧。独行列传载：“陈国强季礼远赴师丧，遇寒水车毁，顿滞道路。”又载：“封(戴封)指太学，师鄮合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这种师弟间的关系，颇为密切。但如学术门径不同，家法互异，相攻讦起来，却也毫不留情。儒林列传载：“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则家法一杂，诸生就要上书告他，连博士也做不牢了。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与经学家法的篇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一直沿袭到后来的书院制。封建制的党争常是拿这种学派招牌作为号召的。但这种所谓笃守家法的风气，汉末自马融以后，学术界好像不再畦町分别，相反的，却着重所谓抉破藩篱的通儒了。例如荀淑(范书卷九十二本传)韩融(卷九十二韩韶传)都是不为章句，而博学辩理。后汉纪卷二十五，也说韩融博学不为章句，又说申屠蟠学无常师，博览无不通。这种形式上抉破藩篱的现象，并不是知识基尔特的解体，而是因为在宦官群势力新起之后，豪族地主所培植的儒学官僚群的系统，为了对付主要敌人不能不采取较扩大的形式。东汉的名公钜卿，宿儒大豪，如有丧事，赴葬者常集数千人，多至数万人。他们远远地从四方来会，郑重其事地一定要来的。其间门生故吏，吊其先师，吊其旧主；同僚同学，则吊其故友，吊其相知。或有偶加期许，或曾加辟召，也便认为终生知己，千里来赴。陈寔之卒，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从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範先生。楼望之卒，门生会葬者数千人。黄琼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者六七千人。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载，郭泰之卒，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但据章怀注引谢承书，则说有万数来会。谢承书更说，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鱼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盖有万数来赴。这种大规模的赴葬，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特别在汉末为然，上举陈寔，黄琼，郭泰，都是汉末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在经济上没有附徒万千的依附农民作为豪族地主的物质基础，那就也不会在社会势力上有门生故吏万千的阀阅形式。汉代“以阀阅为选”的举士制度正是魏晋九品中正的先行制度。聚集着数百数千以至数万人的精舍与太学里，学生们展开了炽烈的交游活动。本来年青的学生们，在官僚的预备阶段，想冲破基尔特的严密限制，马上与名公钜卿们交接是很困难的。范书卷一百十文苑列传赵壹传，载赵壹的结交，是典型的故事：“(壹)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皆惊，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而壹(按亦为上计吏之一)独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陟遂与言，谈至熏夕，极欢而去。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夫想望其风采，……州郡争致礼命。”未曾有名，日谒不遇，一经题拂，士夫想望，这一幅图画，写尽了中古社交场的壁虽森严。据交苑列传，赵壹年青时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又同卷刘梁传，载粱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人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其心。惜其文不存。又著辩同和之论，主张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同卷侯瑾传，瑾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又以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莫知于世，而作应宾难以自寄。卷七十三朱穆传，载穆常感时浇薄，慕尚敦篇，乃作崇厚论。又因与刘伯宗交，伯宗先恭后倨，乃作绝交论及诗，与伯宗绝交。后蔡昌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由此可见因交游问题的严重，遂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成为议论的中心。然而在太学中、郡国学中、私人精舍中，学生们的自由交游，已经形成党同伐异的清流，特别在学生数量发达了之后，为了支援外戚以及官僚的抗宦官行动，交游活动更有政治实际的需要了。蔡邕的正交论，一开头便说，“君子以朋友讲习，而正人无有淫朋。”结论说，“仲尼之正教，汎爱众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文，择其正而黜其邪。如其不获己而矫时，则将从夫‘孤’也。”所谓“以朋友讲习”，所谓“交游以方，会友以文”，指的当是太学及精舍中的一般交游活动。一方面，“以朋友讲习”，加强了自己的阵线；一方面，以“正人无有淫朋”，来相攻击，分清了敌我的壁垒。汉末学生们的交游倾向便是这样的。这样的交游活动，是与汉代传统士风不相同的。传统士风是在皇帝亲临裁决同异之下而埋头章句，今却结交而择正黜邪，明明分出邪与正的两个壁垒，有所择而且有所黜，由交游而发展到政治的斗争了。所以儒林列传说：“章句惭衰，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浮华是为皇帝所不欢喜的，范书文苑列传载苑炎诗：“绛灌临宰衡，谓谊祟浮华。”西汉时，雒阳少年贾谊上书文帝，一年内不次迁升至大中大夫，终被老辈的绛(周勃)灌(灌婴)所不喜，斥为浮华，而且远贬长沙。这要算是浮华的最早的出处，而它一开始便与“年少”“上书”分不开。范书卷一百孔融传载，曹操与孔融书：“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馀矣。”这书是曹操吓唬孔融的，意思是说，你别瞧不起我，我有足够的力量来打倒你们这些浮华交会之徒。又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说：“廙尝与曹伟书曰，魏讽不修德行，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魏讽后来也是伏诛的。前书以“浮华”与“交会”并举，后书以“华而不实”与“鸠合”并举，可见“浮华”与“交会”是一件事的两面，为绝对皇权所深恶的。而浮华交会之所以兴起，正证明豪族地主力量的强大而皇族最高地主权力的削弱。所谓“浮华”与“交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引一个例证：“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仇览，又名仇香)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霓曰：‘……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蓝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齐刺就房谒之，邀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后汉书卷一百六仇香传)从这一件事，可注意的有五点：第一，京师的太学，是英雄四集，名士交结之地。第二，太学生曳长裾、飞名誉，是从结交中得来的。第三，游谈之士，不务经学，虽有务者，亦守之不固。故经争与游淡，某风尚并不相同。第四，游谈成风，非天子修设太学之本意。第五，太学生之有高名者，常常宾客盈室。考当时太学生中的领袖，是郭泰贾彪符融等，观上举仇览传可知。郭泰符融，又与田盛许劭俱以“品鉴人伦”有名。郭泰之被李膺所识扰，盖出符融的介绍。范书卷九十八符融传记此事说：“郭林宗始入京师，时入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谢承书说，“融见林宗，便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皇，羽仪未翔。膺与林宗相见，待从师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载：“(泰)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从圣者眼中望出来的却是“神仙”，而非圣者同俦，这实为思想史的一大变化。符融不但积极地识拔了郭泰仇览，还消极地指斥冒滥虚名的人。同传载：“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誊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惭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融益以知名。”“融同郡田盛，字仲乡，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入，优游不仕。”(符融传)许劭与其从兄靖，亦“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章怀注，命品藻为题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卷九十八许劭传)。南阳何顒名知人，见(荀)或而异之，曰：“王佐才也。”(卷一百荀或传)这些都是有名的“品鉴人伦”的人物，可是负“品鉴人伦”之盛名的，还得淮郭泰。谢承害谓：“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融)，游太学则师仇季智(览)，之陈国则亲魏德公(昭)，入汝南则交黄叔度。初，秦始至南州，过袁奉高(闳)，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蜀，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闻天下。”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谓泰“奘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强，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则泰之品鉴，当时曾流为士林佳话，而为好事者所附益增张，至如卜相之书。可见当时人对郭泰的“品鉴人伦”，倾心信服的一斑。郭泰传记泰：“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粱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章怀注引泰别传说：“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褒衣博带，周游郡国，载刺盈车，活画出这一位在野的名士是非常了不起的。郭泰这一流人物，除了善于风鉴交结，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善谈论。那便是所谓“游谈”吧。郭泰传说，泰“善谈论，美音制”。符融传说，融“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泰传又载：“汝南谢甄，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京师的太学生，与郡国学生间，当时也有了联系的。郭泰周游郡国，到处将拔士类，如上文所引谢承书所说的，在事实上是做了不少联系工作的。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郭泰谓宋仲曰：昔之君子，会友辅仁。夫周而不比，群而不党，皆始于将顺，终于匡救，济俗变教，隆化之道也。于是仰慕仲尼，俯则孟轲，周流华夏，采诸幽滞。”足以证明这点。在党锢列传中，叙牢脩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里虽说是“诬告”，但“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而和皇权对立，应该是事实。所谓“浮华”与“交会”，便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同时应该指出，浮华与交会，不仅限于太学生，郡国学生与私人精舍的生徒，也都是如此的。牢脩上书中提到的李膺，是党锢中在官僚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他跟太学生们联结得最密切。在上面，我们已经知道郭泰是太学中的领袖，而郭泰是李膺所奖拔的。李膺不但奖拔了郭泰，而且被人比做天下的人都想望而攀登的“龙门”，成为天下的宗师。范书李膺传载：“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士被李膺所容接，便算是登龙门，做了一次李膺的马夫，荀爽便得意洋洋，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李膺是一个比郭秦更为尊崇的偶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膺曾是一个贵公子，而后来又是一个大官僚，在官僚的后备军年轻的太学生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应该是这样。考李膺祖父脩，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所以他是一位贵公子。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复征，再迁渔阳太守，转蜀郡太守。转护乌桓校尉。公事免官，复征为度辽将军。延熹二年，征，再迁河南尹，复拜司隶校尉。灵帝初年，为长乐少府。其官历如是，可见他是当时的一位资兼文武的大官僚。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实为师友。在做护乌桓校尉时，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党祸初起，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秽朝廷。其交游如是，可见他为士流所宗仰。他是贵族公子，是大官僚，又是为士流所宗仰的大宗师，因而当时被目为“八俊”之一，而且为“八俊”的首领。范书范滂传论里讲到李膺，说是：“李膺振拔汗险之中，蕴义生风，从鼓动流俗。激素行从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上，奋迅感，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这评断指出了李膺在反宦官的官僚群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在官僚群中，地位更高的，还推陈蕃与刘淑。陈蕃曾登三公的首席太尉，后又为太传，刘淑是“宗室之贤”，为尚书，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都是大官僚。党锢列传引太学中语：“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李元札为“八俊”的首领，已见前述，陈蕃与刘淑，则为“三君”之二，而陈蕃尤其重要。他对宦官的搏击，最不客气。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论李膺陈藩高下的一段：“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说：“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肚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也。”这里陈蕃地位比李膺更高。不畏强御，与强于犯上，意义相似，天下模楷与严于摄下，却不相似。照我们的判断，似乎学中的意见是天下模楷比不畏强御，在道德上的比重，是更有分量一点的。陈蕃以立窦后的关系，与外戚窦武密切联结在一起。范书卷九十六本传：“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及后临朝，故委用于蕃。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协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外戚窦武，据范书卷九十九本传，是这样的出身：“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经行著称，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关于以女儿之故而更其贵显起来的经过，后汉书里写道：“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武郎中。其冬，贵人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门校尉。……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简刘倏，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攸称解渎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拜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窦武荣显的路是东汉后期一切外戚所照例经由的路，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在当时却有势力强大的宦官存在，于是他不得不与宦官群结着强固的联合。本传载他“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匄施贫民”。借此因缘，他得太学生的拥护，遂成为“三君”的首领。我们综合看一看反宦官的豪族官僚集团的共为部党或宗党的阵容吧(据范书党锢列传。后汉纪与此略异，说见后)：(1)三君——窦武、刘淑、陈蕃，窦武为首，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2)八俊——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李膺为首，俊者，言人之英也。(3)八顾——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郭泰为首，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4)八及——张伦、岑■、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张伦为首，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5)八厨——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蕃乡、王章，度尚为首，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范书又举张伦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亦有八俊八顾八及之号。显然只是地方性的，此故略。)这里，可以看出称号的次第来。三君大致是指三公以上的大官，八俊大致是指交一等的卿尹，八顾大致是指高名的游士们，以上都是在京师里的；八及大致是郡国的名流。同时，这次第也大致依据名行德操的高下而排列的。唯八厨以财见称，虽附于末，而实不与于排列的次序，是很显然的。依上引世说品藻篇所谓“共论其功德，蔡伯喈评之，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所谓“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以及党锢列传所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可知这种称号与次第，是当时反宦官集团中公论的结果，而且这种称号，也是当时反宦官集团中斗争方式的表现。第三节 汉末的风谣题目与清议(一)风谣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延熹九年纪，述党锢之祸初起，说：“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又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之目，犹古之八元八凯也。陈蕃为三君之冠，王畅李膺为八俊之首。海内诸为名节志义者，皆附其风。膺等虽免废，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时虽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争礼命之。申屠蟠尝游太学，退而告人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争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居三年，而滂及难。”这里以为“谣言”是范滂之徒为了臧否人物而依托出来的。这话虽然在汉末政争的关系上部分地指出了谣言发生的原因，但谣言的最初发生，却早在党锢之前。汉书扬雄传，“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即是一例。细考范书，可知东汉经师以及生徒们，常常用韵语来标榜个人在学术上的独特成就与风格。这种韵语，通常只是七言一句，在第四字与第七字上协韵。其例子是很多的，如：(1)“五经继横周宜光。”(卷九十一，周举传引京师之语，横光协韵。)(2)“解经不穷戴侍中。”(卷一百九上，戴凭传引京师之语，穷中协韵。)(3)“说经铿铿杨子行。”(卷一百九上，杨政传引京师之语，铿行协韵。)(4)“五经无双许叔重。”(卷一百九下，许慎传引时人之语，双重协韵。)(5)“五经粉纶井大春。”(卷一百十三，井丹传引京师之语，纶春协韵。)这种标榜个人的韵语，道出了个人在经学上的独特成就与风格。所谓“五经纵横”，所谓“解经不穷”，所谓“说经铿铿”，所谓“五经无双”，所谓“五经纷纶”，都指的那一个人在经学上的特点，或指陈其经学的渊博，或称美其说经时音调的清朗。这种标榜的韵语，大都出自太学之中，即所谓“京师为之藉”，“学中之语”，也有出自郡国学或地方的私人精舍的，即所谓“时人为之语”，“乡里为之语”。这一种韵语，有时也道及个人行为上的卓特之点，不限定于经学上的成就。例如：(1)“道德彬彬冯仲文。”(卷王十八下，冯衍子豹传引乡里之语，彬文协韵。)(2)“关西孔子杨伯起。”(卷八十四，杨震传引诸儒之语，子起协韵。)(3)“德行恂询召伯春。”(卷一百十九下，召驯传引乡里之号，恂春协韵。)(4)“欲知仲桓问任安。”又，“居今行古任定祖。”(卷一百十九上，任安传引时人之称，桓安协韵，古祖协韵。)(5)“关中觥觥郭子横。”(卷一百十二上，郭宪传引帝尝闻之语，觥横协韵。)(6)“避世墙东王君公。”(卷一百十三，逢萌传引时人之论，东公协韵。)(7)“关中大豪戴子高。”(卷一百十三，戴良传引时人之语，豪高协韵。)这里有涉及性格的，有涉及出处的，有涉及操持的，有涉及德行的，范围就很广泛。但也很分明，这种韵语，为了它们并非与经学有关，也就不一定出自学中了，而是当时一般名门豪族间的自我品评，所谓“时人之论”，“时人之语”，“时人之称”。这种韵语，有时在形式上以多种的句法出现，或为七言两句，相互对称，而又各自为韵，如：“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卷七十四，胡广传引京师谚，理始协韵，庸公协韵。)“甑中生塵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卷一百十一，范冉引闾里之歌，尘云协韵，鱼燕协韵。这里塵云似又与句首甑字为韵，鱼燕似又与句首釜字为韵，在一句中三协韵了。以例证不多，不能确定。)也有三言两句，相互为韵的，如：“任文公，智无双。”(卷一百十二上，任文公传引益部之语，公双为韵。)也有四言两句，相互为韵的，如：“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卷九十二，荀爽传引颍川之语，龙双为韵。)“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卷九十七，贾彪传引天下之称，虎怒为韵。)“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卷一百十上，黄香传引京师允号，双童为韵。)也有五言两句，相互为韵的，如：“徙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卷九十九，王符传引时人之语，石掖为韵。)“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卷一百十一，雷义传引乡里之语，坚陈为韵。)这种韵语，当时称为“谣言”，或者称为“风谣”，或者称为“诊”，或者称为“语”、“号”、“论”、“歌”。谣言或风谣的发生，与汉朝登庸官吏的制度有关。汉朝的察举与征辟，所凭借的品评标准，是出自乡里的意见；其在太学中的，则依据学中之语。所以“乡里之号”、“时人之语”、“时人之论”、“京师之语”、“学中之语”、“天下之称”，乃是一种有力的荐举状。这种风谣，赅括了个人的德业学行，简短有力，采取歌的形式，便于流传，是延誉上达的利器。朝廷常常派出人采访风谣，或诏举谣言，如顺帝时分遣八使巡行天下，采访风谣。又如范滂传载，桓帝时，诏三府掾属举谣言。章怀注说：“汉官仪，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其实所听采的，不仅是是吏臧否，人所疾苦而已，各地标榜个人(主要的是未登仕途的处士)的风谣也一定乘机听采了去的。所以那时的风谣，天子也是耳熟能详的。例如上所举“关中觥觥郭子横”，“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便是当时的天子对郭宪黄香当面称引的风谣。(卷一百十二郭宪传：匈奴数犯塞，宪从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命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中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卷一百十上，黄香传：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下殿，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这种谣言，在汉末宦官们的权势膨涨以后，官僚们从及官僚的党羽们为了反抗宦官，便拿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但用以褒奖同类，且用以贬斥奸邪，赋予它以新的政争的性能。这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的谣言的新的发展。而且在句法的形式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例如：(1)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幅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义，自此始矣。这里一褒一贬，表示了当时豪门宾客之间的清议。(2)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里，太学的谣言，改变了风尚，不复标举经学的造诣，而标举政治风度的坚贞与才能的卓特了。这是颇可注意的一点。(以上均见卷九十七党锢列传)(3)陈留朱震字伯厚，初为州，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三辅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卷九十六陈蕃传)(4)桓帝时，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以诛梁冀功，五人同日封侯。及超死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皆极言其势焰之大，表示深沉的憎恶(卷一百八单超传)。这里可以看出为了政争上的需要，谣言被当作一种武器来运用，一面以之攻击政敌，一面以之称扬己方的优越。与东汉初年仅用作积极地标榜学行德业，以为干禄射利的工具的那种意义，是完全不同的。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刻化与尖锐化，谣言更被看得非常重要了，在改变了形式之后，又赋予以新的意义，新的任务，另一面谣言与谶纬结合，又发展成为童谣的形式，用可解不可解的语句，作广泛的宣传，而收到政治上极大的效果。举例如下：(1)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是指梁冀擅废立，诛李固、杜乔，而封胡广、赵戒、袁汤的事。(2)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胧胡。”这是指征羌的战事，人民被征发到军中去了。(3)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鸟，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山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这是指灵帝母劝帝开西邸卖官的事。(4)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这是指袁绍尽诛宦官的事。(5)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 游四郭，董逃， 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 行谢恩，董逃， 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 与中辞，董逃， 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 望京城，董逃， 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这是指董卓迁都的事。(“董逃”又是象声字，犹言“咚嘡”也。)童谣都托言先验，与谶纬同科，但很明白，先验是假的，发生时间都出诸后人的追述，有意把它推前去了。谣言在先，应验在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为了表示希望，而托童谣以预言，以后事实竟与希望相符，遂如应验一般，这种情形，也是有可能的。考风谣谣谚之类，直到魏晋之际，也还在高门名族间流行着。其见于世说新语与晋书者，如：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洛中雅雅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宏字终嘏，漠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并是王安丰女婿。宏，真长祖也。)“洛中铮铮冯惠卿。”(名荪，是播子。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邢才清，李才明，纯粹邢。”)(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郄嘉宾。”(注引续晋阳秋曰：超少有才气，越世负俗，不循常极。时人为一代盛誉者，藉曰：“大才盘盘谢家安，江东独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郄家宾。”其语小异。)(世歌新语赏誉第八上)“邓飅字文茂，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为人好货。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富邓玄茂’。”(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浊引魏赂)“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故时人为之语曰：‘石冲容姣无双’。”(晋书列传第三石苞传)“欧阳建宇坚石，世为冀方右族，雅有理恩，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晋书列传第三欧阳建传)“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故时人为之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晋书列传第六卫玠传)然而魏晋之际的谣谚，其内容是并不同于汉末的谣谚的。其不同的程度，正如魏晋清谈之与汉末清议，前者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后者是具体的、实际性的。“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比起“贾氏三虎，伟大最怒”来，“洛中雅雅有三嘏，洛中铮铮冯惠卿”，比起“车如鷄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来，一个是手执麈尾，飘飘然出离塵世，一个是怒日横眉，气冲冲戟手骂贼，完全是两种气象。所以魏晋之际的谣谚，跟着清谈思想的概念化，而也概念化起来，在性质上变了。魏晋谣谚，既已变质，剔其应用范围自然不及汉末之广，表现出日就销歇的景况来。谣谚渐就销歇的过程中，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题目。魏晋时代题目品藻风气之盛，可于世说新谓一书中窥见概略。然而那时所谓题目，也还是一种概念的比况，并无具体的内容(说详后)。(二)题目题目品藻，本来起于东汉。荀淑生前，就有“神君”之号。(后汉书卷九十二，荀淑传：淑对策讥刺贵幸，为大将军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称为神君。)其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时入谓之‘八龙’”(同上)，又周泽孙堆，并称“二穉”。(后汉书卷一百十九下儒林列传，周泽宇穉都，勇敢直言，孙堪宇子穉，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穉。)贾彪兄弟三人，并称“三虎”。(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许劭兄弟，称为“二龙”。(世说赏誉，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顺帝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天下号曰“八俊”。(后汉书帝妃卷六，汉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杜乔、周举、郭遵、冯羡、欒巴、张綱、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到桓灵之间，兴党锢大狱时，遂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等称号，一时广泛流传(说已见上)。这种称号，实为题目的滥觞。在魏晋之世，用此类称号来指目人物的风尚依然存在。例如邴原被目为“云中白鹤”，潘安仁与夏侯湛，并称“连璧”，裴楷被称为“玉人”，刘庆孙等，称为“三才”，阮籍嵇康等，称为“竹林七贤”，夏侯支邓颲等四人，称“四聪”，诸葛诞等八人称“八达”。“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綱，所能羁也。”(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速壁’。”(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裴余公有容仪，脱冠冕，麤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同上)“太传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谯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涎第二十三)“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颲之徒，共相题表，以玄颲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三国志诸葛诞传注引世语)这种称号的特点是：第一，称号本身就直指这人物，并不取什么譬况，“神君”就直指荀淑，“二穉”就直指周穉都孙子穉，“三虎”就直指贾彪兄弟三人，“三君八俊”就直指陈蕃李膺等人，称号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甲“等于”乙，而不是甲“犹之乎”乙。第二，这种称号是风谣蜕变出来的，有些原来就是风谣，可说是风谣的简化形式。如“八龙三虎”，都是根据着风谣，从风谣中节取的。上文所举杨伯起之称“关西孔子”，戴子高之称“关中大豪”，实与荀淑之称“神君”，初无二致。所以，题目的最初形式，与称号有着密切关系，要严格地在其间予以区别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