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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隋唐-15

作者:赵剑敏 字数:16564 更新:2023-10-09 10:16:44

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仙”,不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魔”,然“诗仙”为李白所得,白居易又不愿当“诗魔”,故而他没了尊号。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属山西),中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祖上世代为官。  白居易是个“神童”,人称他幼年时“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十五六岁时,自作一篇文章,去见当时雄踞文坛的才子顾况。顾况为人自负,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对后起之秀的文章,一直不屑一顾:然当他看到白居易的文章后,竟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并盛赞道:“我以为文章道统将断绝,不料今得了继承人。”  初出茅庐的白居易,可谓是春风得意,经顾况的推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又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考进士中了金榜,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通过了唐宪宗亲自主持的制举,被任命为盔厘(今陕西周至)县尉。到任之后,他以优美富艳的文笔,作了诗歌百余篇,篇篇皆切中时弊,从而得以广为流传。流传到了宫中,正发奋图强的唐宪宗见了欢喜,将他召来做了翰林学士,不久,又让他当了谏官—左拾遗。  白居易是个血性男子,不仅有着深厚的报国报民观念,且有着强烈的知恩图报的风格,在得到唐宪宗破格提拔后,他要把他所有的忠诚、才学、能力,全部贡献给这个让他感激梯零的君主。因他是个谏官,由此他不断地上谏:减免江淮租税让民得利;出宫人以降低宫廷开支;禁止地方官员搜刮地皮进贡以邀君恩;杜绝岭南、黔中、福建掠卖良人为奴脾的风俗。对这些谏言,唐宪宗不但接纳了,还对白居易进行了奖励,鼓励他继续进言。  一边作诗,一边进言,诗名大了,谏名大了,两名如双翼齐飞,将白居易托成了大名人。  成了大名人的白居易,依然是书生本色,继续在知无不言地谏。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背叛朝廷,唐宪宗委任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以及河中等四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领军前去征剿。  白居易对用宦官为领军将领提出了异议,他说:“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自古以来,没用宦官为统领的。今用吐突承璀,恐被天下看轻,被外夷耻笑。陛下是否要开让子孙们用宦官为统领的先例?再说,用宦官为统领,将领们必不用力,这征伐势必将难以成功。若陛下念吐突承璀勤劳忠诚,可使他贵,可使他富,然决不可因此坏了国家、朝廷、祖宗的规矩,为子孙们所笑!”  谏言上达后,唐宪宗却拒绝了。唐宪宗的拒绝,不是拒绝白居易的一片良苦用心,而是实在有苦衷,朝廷虽大,文臣武将虽多,但竟没有他所能信用的人,不得已才用了宦官吐突承璀。在唐宪宗拒绝后,幸得许多官员达成了共识,一致起来反对,才迫使唐宪宗将吐突承璀改为宣慰使。  白居易的谏,从外围政治逐渐谏到核心政治,从官场现象逐渐谏到官场黑幕,由浅人深,由表入里,由此,他的谏,逐渐引起了唐宪宗的不满。然他不顾君主的不满,还是义无反顾地谏。  河南尹房式犯有不法事,御史元镇上表弹幼。唐宪宗不仅不治房式的罪,反而罚了元棋的棒禄。元填回朝,途中被宦宫刘士元辱骂并用马鞭打伤了脸,唐宪宗不问罪刘士元,反将元模贬为江陵(今属湖北)士曹。元镇是白居易的好友,也是吟唱酬答的诗友,人并称为“元、白”。为了好友,更为了伸张正义,白居易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连续出来直言极谏,说元镇遭贬有“三不可”:从此无人再敢弹幼权贵亲党,从此无人再敢与宦官抗争,从此无人再敢揭露方镇的罪恶。可白居易的疏表被唐宪宗束之高阁。  束之高阁应该说是一种信号,表明唐宪宗已多少有些反感白居易的谏。可白居易无视这信号,仍然一如既往地谏。  吐突承璀虽被改为宣慰使,但实际上,还是成了征剿王承宗的最高统帅。仗打了好长时间,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并启开了回绝、吐蕃窥视之门。为此,白居易又连着谏了两次,请唐宪宗停止用兵。  唐宪宗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私下对翰林承旨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因联的提拔才得名得位的,现居然对联很是无礼,联实在无法忍耐了!”  李绛劝解说:“白居易能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地谏,正是因为要报答陛下的提拔之恩。陛下欲开谏净之路,就不该阻止白居易上言。”  亏得李绛这番话,才熄灭了唐宪宗的怒火,重新信任白居易。  其实,唐宪宗对白居易的重新信任,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心中的芥蒂并没化释。不久,借着提升的理由,让他离开了谏官之职,去做东宫官员。  元和十年(公元915年),宰相武元衡在京师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所暗杀,时人怀疑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为。白居易首先上疏论武元衡死得冤枉,要求朝廷缉拿刺客,以雪国耻。这下他招来了大厄。宰相们讨厌他多嘴,说他是东宫官,不该先于谏官言事。这尚是明枪,此外他的仇人又射来了暗箭,攻击他浮华无行,又牵强附会说他母亲看花落并身亡,他却作了《赏花》、《新井》诗。宰相们乘机奏请将他贬为江表刺史,在唐宪宗一口答应后,又有中书舍人王涯说他不孝,不能治理地方,由是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自此以后,白居易开始了他在宦海沉浮的生涯。一会儿被调回中央,一会儿又被贬到地方,直经历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五朝。沉浮的原因,还是他要说话、要上谏,不断地得罪君主,得罪宰相,得罪同僚。  他在中央做到的最高职位是刑部尚书,在地方做得最有名的是杭州刺史。他在杭州修筑海塘,浚疏西湖,为后人留下了一条白堤。  白居易的后半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为了减轻痛苦,他亲近了佛门,与和尚为伍,以释典为伴,常数月不食荤,自号“香山居士”:  他不是不进取,而是昏乱的官场不让他进取。然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在遭排挤的日子里,营就了相当恬静的生活模式,并从中提炼了精致、隽永且又朴实的小散文。  白居易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然这不得意,迫使他贴近了民众,贴近了生活,由此写下了数量极大的通俗诗文。尤其是诗,更是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流传到全国各地,流传到“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如此广泛的流传,在唐代的诗人中是罕见的,从而为白居易制造了盛名。可在这盛名之下,白居易依然是痛苦的,他认为那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等作品,并非他的得意之作,而他真正的得意之作,即忧国忧民之作,反被人所不理解。  白居易卒于七十五岁,遗命葬于香山。    细说隋唐74:唐穆宗  唐穆宗李恒,为唐宪宗第三子。在唐宪宗暴崩之后,宦宫梁守谦、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杀了政敌吐突承璀等人,将唐穆宗拥上了台。  对于唐宪宗的暴崩,新君得有个说法,作为新君的唐穆宗,将罪责归于助唐宪宗修炼的方士柳泌、僧人大通,将他们交京兆府杖死。其实,唐宪宗是晚年服金丹过多,因内热,性情变得极为急躁,易发怒,常无故拿宦官出气,甚至打死,由此,内常侍陈弘志秘密刹了他。由于是宦官当道,宦官为陈弘志遮掩,被宦官所掌握的唐穆宗,只能将柳泌、大通做了替罪羊,以此将舆论对付过去。  唐穆宗本是胸无大志之人,且朝中政柄被宦官所掌握,从而上台之后,将政事弃于一边,及时行起乐来。他按照例行规矩,登上丹凤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一下楼,便在门楼后面观看起早就安排好的歌舞杂戏。观后,他犹不能尽兴,过了数天,又去看禁军兵士搏斗表演。他还迷恋于声色之中,嬉戏无度,赏赐无度,三日一小宴,五口一大宴。  谏议大夫郑覃等人进言说:“陛下宴乐过多,败游太盛,外寇压境,有事急奏,竞不知陛下在何处。又从早到晚与倡优押昵,赐予过厚。这金帛都是百姓膏血,非有功者不可赏:虽府库丰盈,但愿陛下爱惜,万一四方有事,可不再让地方官吏扰民。”  唐穆宗嘴上说:“当依卿言。”实际将此当耳边风。  他喜欢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字迹,由是立马将柳公权提升为右拾遗、翰林待书学士。柳公权是正直之人,当唐穆宗问他怎样将书法练得这么好时,他一语双关地回答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知道他有所指,脸上掠过一阵惭色,然事过之后,依然如故。  上行下效,公卿百官乃至民间富豪大商,竞相吃喝玩乐,沉浸在花天酒地中。唐穆宗闻得此风大行,竟高兴地对给事中丁公著说:“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是政和人安,足慰联心。”  丁公著直言相谏道:“这恐非好事,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昼夜醉生梦死,戏倡观舞,毫无廉耻之心,百职全废,陛下岂能无忧!惟有稍刹此风,方为天下之福。”  唐穆宗虽觉得有理,然还是我行我素。  用民间俗话来说,唐穆宗是个典型的昏君,且是个虚心接受但屡教不改的昏君。  由于唐穆宗的无能,终其一生,不能改变宦官在朝专权的现象。士人为了仕途通畅,不得不结交宦官。著名诗人元镇在巴结宦官之后,做到了知制浩,后又被推荐为宰相。  于此之外,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政治活动。(详见《牛李党争》)  财政上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在二税法推行之初,是用钱来折算所输之物,故钱轻货重。然此后由于官府铸钱量锐减,官僚、商人私自敛钱,民间为谋利而熔钱做铜器,大量恶钱泛滥,致使正币的价值扶摇直仁。可用钱折算所输之物的旧规不变,从而使得物价下跌,钱重物轻,极大地加重了税户的负担二到了唐穆宗时,税户所交之税,实际已超过当初的三倍。这问题已成了经济中的首要间题,为缓解政府与税户之间的矛盾冲突,户部尚书杨赞陵建议政府加大铸钱量,除盐、酒之外,所征之税,全部直接用布丝上交。出于保证朝廷的税收,防止民众不堪负担而闹出事来,唐穆宗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可能是唐穆宗在他四年的君主生涯中,惟一可以稍稍称道的事。  在对待方镇上,自唐宪宗驾崩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已明显减弱。河北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在短期间维持了对朝廷的效忠后,因方镇内部的顽疾至深,不久又以各自的表现形式,重新进人了割据的状态。其他各地相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批在朝的能臣才将虽在不同程度上,对割据者采取了政治、军事措施,然因唐穆宗过于昏庸而收效甚微。从此开始,方镇割据死灰复燃,且越燃越炽,直燃到唐末,将整个唐帝国焚毁。  唐穆宗在享受淫乐的同时,还追求长生不老,他忘记了他父亲唐宪宗的教训,再度信用方士,大量服用金丹。  最后,他非但没能长生不老。反在三十岁时就一命归西了。    细说隋唐75:唐敬宗  唐敬宗李湛,为唐穆宗长子。  在唐穆宗弥留之际,年仅十五岁的李湛以太子监国。控制朝政的宦官,不想让朝臣取得辅政大臣的身份,来分去他们的权力,遂准备推出郭太后(唐宪宗皇后,郭子仪孙女)临朝听制。  郭太后却对宦官说:“昔日武则天称制,险些倾覆了社被o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可比。太子年纪虽小,但得贤相辅助,你们切勿干预朝政,如此国家便可太平。再说,自古从无女子为天下主,而致尧、舜般的兴隆大业。”说罢,撕了宦官为太子拟定的制书。  郭太后是个明白人,她一是明白女主称制的时代早已过去,整个社会已缺乏这样的基础,若强行而为,徒然落得个身败名裂且祸及娘家的下场;二是明白宦官们只是利用她,并非真心实意要将权力交给她,而是要她当个傀儡,任他们摆布,以与朝臣抵抗。  郭太后不干,坚决地不干。  几天后,唐穆宗驾崩,唐敬宗登了位。这个少年天子,行为酷肖他的父皇,把皇位当成了执垮子弟享用不尽的资本。他依靠宦官,放任宦官,重用宦官,也听任朋党在朝廷中无休无止地相互倾轧。  登位伊始,他连着几天赏赐宦官,他赏金银,赏锦罗,还大赏官位。不同的官位,有不同的服色,人称“今日赐绿,明日赐紫”,忙个不停。  忙完了给宦官升官,他便忙着自己玩。他最喜欢的是打毯,也确实打得棒,时常在毯场上炫耀他的毽技。他还喜欢酒宴,喜欢音乐,喜欢打猎。宦官、乐人陪着他玩,大赏、小赏不断。  他只喜欢玩,最讨厌上朝,上朝得起个大早,他受不了。公卿百官到了上朝时分,都不敢有误,按时赶去了。而他却躺在温暖乡里,把早朝忘得一干二净。  有一次,直到太阳升得老高,还不见他的身影,时天气寒冷,把等在紫哀门外的百官冻得够呛,一些年老有病者冻得僵倒在地上。过了许久,他终于来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退朝后,作为谏官的左拾遗刘栖楚留下来进言说:“宪宗、先帝都是年长之君,四方犹是叛乱不断。陛下年纪尚轻,尤其在继位之初,理当勤奋治政。而陛下却贪于寝睡,迷恋美色,直到日高才起,且国丧未过,乐声整天喧闹,好名没传出,恶声已遍闻,臣恐如此下去,社翟不保!”  说罢,他把头叩得宜响,满脸是血。复又抬起头来,大论宦官之事。  唐敬宗连连挥手,把他赶了出去。  唐敬宗忙着玩,故很少呆在宫中。看到君主这般浪荡相,使卜人苏玄明、染坊供人张韶生出了妄念。  苏玄明对张韶说:“根据我的占卜,你有升殿坐上宝座之相,与我共食。今皇上昼夜打毽,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  两人纠集无赖百余人,杀人皇官。  时唐敬宗正在清思殿打毯,见状逃人神策军。张韶进了清思殿,坐上御榻,与苏玄明共食,并说果如其言。大将康艺全率兵来击,杀了苏玄明、张韶及其党徒,杀得宫中一片狼藉。  一场颇为滑稽的政变就此结束。  遭此惊变,唐敬宗仍不改悔。他又大兴土木,营建宫室,极是壮观华丽。他再造竞渡船二十艘,一下费去了转运来京的半年物资。  县令崔发见五坊小使殴打百姓,将小使关押了起来,仔细一问,却是中使。唐敬宗知晓后,竟站在胡作非为的中使一边,将崔发交与御史台审问。数十个有品级的官员,为讨好宦官,进来把崔发打得昏绝过去二唐敬宗再令将崔发关进大牢。  越来越没个皇帝样的唐敬宗,除了打毯,又迷上了肉搏。禁军以及各节度使逢迎他,争相送来了力士。更为荒唐的是,他竟在深夜出宫去捉狐狸。探究其心理,其实是大权为宦官所掌握.内心十分苦闷,又无力改变现状,为发泄苦闷,由此搞出这种种无聊的把戏。  他性格急躁,稍不如意,便拿力士出气,或流放,或没为宫奴,对陪他玩的宦官也是这样,一不顺心,即将他们毒打一顿,弄得他们极为怨愤。  一次深夜打猎回来,与宦宫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打毡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等二十八人饮酒。酒喝得半醉,他人殿更衣,蜡烛忽然熄灭。这些人一拥而上,将他给弄死了,时年仅十/又岁。  轼君者虽然遭到了严惩,朝廷却由此经受了一场逮变。    细说隋唐76:唐文宗与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为唐穆宗次子。  自唐高祖传位唐太宗起,除了唐中宗、唐睿宗是兄终弟及之外(按史实唐中宗驾崩后,韦后曾立过少帝,然为时过短,故不得史家承认,未计人唐朝君主世系),其余全是父死子继。唐敬宗被宦官害死,他虽生有五子,然由于他自己仅十八岁,其诸子均过于幼小,难以继承大统。宦官首领王守澄与翰林学士韦处厚商议,立唐敬宗的大弟李昂为帝。  唐穆宗、唐敬宗二朝,前后共七年时间,由于君主荒淫无度,致使朝中一片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唐文宗登位之前,深深了解二朝的弊端,久有振兴之心,然因地位的关系,无法将自己的抱负付诸实施。在侥幸得了皇位后,上台之初,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更张。  套用史家的一句话,唐文宗的政治表现,叫做励精求治。他按照中国传统政治法则,首先从去奢从俭开始。他将没有职事的三千宫女放出宫,将五坊的鹰、犬等动物放归野,将教坊、翰林、总监等机构一千二百多冗员放还乡。此外,废除无功受禄的赏赐,退还宫廷强占的土地,停罢锦绣、雕镂之物。这些举措,表示了唐文宗对奢侈享乐之风宣战的决心,也表示了他要把全部精力用于治国理民的决心。  作为君主,其起码但却很难坚持的职事是听朝。唐敬宗时,每月听朝至多一二次。唐文宗恢复了听朝制度,每逢单日,无论严寒酷暑,必去听朝。除了听朝,他轮流找宰相群臣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他把各种待制官从有名无实变得名副其实,让他们成为他的智囊团。听朝、谈话、寻顾问,使唐文宗得以了解了国计民生,得以掌握随时变化的政情。  一个英明天子的形象浮了出来,使久处昏君治下的官民互相庆贺,说太平之世将为期不远了。  然官民们高兴得早了点,这仅是新君上任的三把火,其实,朝廷中积弊已深,且积重难返,非这三把火所能烧去的。  唐文宗自然也明白,他面对的政局,乃是个烂透了的政局,要想起死回生,确实谈何容易。但无论怎样难,他当尽力去做,至少在良心上不愧对列祖列宗。他非常清楚,整个帝国的问题不胜枚举,然关键的还是三个老问题;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方镇割据。  对方镇割据,唐文宗采取了抚、剿、拉、谈等多种方式,力图保持割据势力不要加强,割据版图不要扩大。  对朋党之争,唐文宗是极为头痛的,他曾很无奈地说:“去河北贼(河北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为对付朋党这历经数朝的难题,他不得已采取了逐渐抽薪的策略,将牛、李二党成员陆续排出中央。  对宦官专权,唐文宗是最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是万恶之源,不彻底予以解决,他这个皇帝不仅是个傀儡,且弄不好还会重蹈唐宪宗、唐敬宗的覆徽,且子孙们也永无拨云见日之时。具体而言,唐文宗对宦官的切肤之痛,一是拭唐敬宗的宦官仍逍遥法外,这让他愤惧交加,时不时有种惊悸之感;二是拥立他的宦宫首领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专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全然不将他放在眼中。  由此,他将铲除宦官之祸,当作了万务之首。  唐文宗的想法,不是他个人的好恶所致,而是在朝中有着广泛的呼声。代表这种呼声的,是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制举中举人刘黄的对策,说是否能消除宦祸,当关系到“宫胭将变,社翟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文宗开始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看中的合作人选,是翰林学士宋申锡。宋申锡被唐文宗认为忠厚谨慎,对宦官也充满了恶感。在秘密交谈中,宋申锡大胆地提出了逐渐消除宦官专权的建议。为让宋申锡能充分发挥作用,唐文宗先提升他为尚书右承,旋即又拜他为相。宋申锡孤掌难鸣,又选拔了吏部侍郎王瑶为京兆尹,想与他联谋解决宦官问题。然王瑶得知了宋申锡的真实意图后,未能紧守口风,将此谋泄露了出去。  王守澄立即从耳线那里获悉了消息,他抢先一步,指使神策军将领豆卢著撰写奏章,诬告宋申锡图谋拥立唐文宗之弟李凑为帝。李凑颇有德望,唐文宗对他早存防范之心,阅了奏章,不加调查即信以为真,遂批准王守澄逮捕宋申锡。宋申锡百口莫辩,幸得宰相大臣为他开脱,才被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唐文宗的轻信,造成了第一次行动的破产。其实,唐文宗也未必全信,与其说他严惩宋申锡,不如说他惧怕宦官对他有所不利,才出了丢卒保车的下策。  密谋破产,唐文宗郁闷在心,患上了风病,口不能言。王守澄推荐医术高明的行军司马郑注为他治病,病竟然被治愈了。唐文宗由此宠信郑注。郑注是贪财之人,在得到流放被赦的李训的贿赂后,将李训荐引给王守澄,王守澄为加强对唐文宗的控制,再将李训推荐给唐文宗。  李训、郑注伺候在唐文宗的左右,时间一长,唐文宗吐露了他的心事,两人表示愿意为君主赴汤蹈火,以诛杀宦官为己任。唐文宗遂任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内外双向配合,以彻底剿灭宦官。  李训出任宰相后,凌厉地走出了擒贼先擒王的第一步,让唐文宗下令由宦官仇士良接替神策军中尉之职,将王守澄调任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剥夺了他赖以控制政柄的军权,随即,再让唐文宗赐他毒酒,将他给鸿杀了。李、郑二人本计划趁为王守澄送葬之机,由郑注率兵将全体宦官杀死,一同埋于墓中。然李训考虑如此郑注功勋太大,复改变了主张。  继而,李训将其集团的骨干分派为重要地区的节度使、京兆尹等职,以期从内外全盘掌握政局。他让担任那宁节度使的郭行余、担任太原节度使的王蟠在赴任之前,各招其镇兵前来京师,会同金吾使韩约共同行事。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向唐文宗奏报,说金吾厅后的石榴树降有甘露,是难得的祥瑞之兆。  唐文宗令全体大臣、宦官,陪同他前往观看。到了金吾厅后,宦官首领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着宦官们来到树下,反复端详,看甘露何在。此时在一旁的韩约紧张得神色大变,满脸是汗。仇士良感到奇怪,问韩约为何如此惊恐。说话间,一阵狂风掀起了金吾厅前幕帐的一角,露出了事先埋伏在内的壮士,又传出兵器撞击声。仇士良见状,忙率宦官站到唐文宗前,说有人谋逆。李训急呼兵士来保护君主,意即让他们动手。可宦官抬起唐文宗的软舆,迅速向殿中逃去。李训拉住软舆,遭到唐文宗的叱责,又被宦官打倒在地。待兵士冲上来,仅杀了数十宦官,大部分宦官拥着唐文宗逃进了东阁门,并关闭了大门。未出多时,宦官调来了五百神策军,杀向朝臣,李训、郑注集团成员遭到了大屠杀,宰相王涯、贾谅、舒元舆等也被枉杀。  事后株连而死的朝臣达六七百人,事情大闹了十几天,京城秩序才渐趋正常。  此事因甘露而起,史称“甘露之变”。  经宋申锡之案、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诛灭宦官的计划不仅全面破产,且他诛灭宦官的壮志也从此烟消云灭。因宦官非但加强了专权,并严密地将他监视了起来,实际等于将他软禁了起来。  对于唐文宗处置藩镇、朋党、宦官之事为何一无成功,陈寅格有着精到的评析,他说:“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文宗壮志未酬,旧疾又复发,刚至而立之年,已如同行将就木的老翁。他为解寂寞,和当值的翰林学士周挥喝酒聊天。  唐文宗问道:“联可和前代什么君主相比?”  周埠答道:“可比尧、舜。”  唐文宗接口说:“联岂敢和尧、舜相比,联问你的意思,是否像周掇王、汉献帝?”  周埠大惊说:“这都是亡国之君,岂能和陛下这样的明君相比。”  唐文宗长叹道:“周搬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而联却受制于家奴,以此而言,肤知道不如。”  说罢泪如雨下。  在此次谈话后,唐文宗再也不听朝了。  唐文宗不听朝,不是像唐敬宗为了淫乐,而是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再在皇位上呆着。  不呆也得呆,如木雕泥塑般,唐文宗握完了最后的岁月。    细说隋唐77:唐武宗与会昌毁佛  唐武宗李炎,为唐穆宗第五子,唐文宗之弟。  初时,唐文宗本立了唐敬宗第六子李成美为太子,在他弥留之际,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时枢密使均由宦官充任)与宰相李压以奉承密旨为名,准备推太子监国。可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却因太子非他们拥护所立,遂以太子年纪尚幼,矫诏立李炎为皇太弟,发兵将他迎人宫中二  唐文宗驾崩,李炎继位。  在继位之后,唐武宗为报答拥立他的仇士良、鱼弘志,将二人分别封为楚国公、韩国公。为消除隐患,他将李成美以及也曾做过太子人选的安王李溶,一并赐死。为重组亲己的政府,将曾拥立李成美的宰相杨嗣复、李压一起罢去,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人京,拜为宰相。  由于争夺拥立皇帝的权力,在宦官内部闹起了激烈的矛盾,刘弘逸、薛季棱趁率禁军护送唐文宗灵框至陵寝之机,谋诛仇士良、鱼弘志,然因走漏风声,反被对方的势力所杀。仇士良、鱼弘志因甘露之变所积的仇恨,将被唐文宗亲近的宦官、乐工相继诛杀。  许是性格关系,许是韬略缘故,许是在未登位前接受了几代君主的影响,唐武宗的君主行为,既有昏君的昏昧,也有明君的英明,既有唐敬宗般的荒唐,也有唐文宗般的抱负,表现了很复杂的多样性。  初上台的唐武宗很贪玩,其玩的劲头绝不亚于唐穆宗、唐敬宗。他打猎、击毯、骑射、角抵,将各种武戏玩得极疯。陪他玩的是五坊小儿,在宫内玩,又到宫外玩,玩得高兴,他一掷千金地大量赏赐。时人见得时间长了,以为他活脱脱是唐敬宗的翻版。  带着玩兴,他去拜渴郭太后,他隐去了疯玩之事,从容地问如何能当好天子。郭太后早就知道这个孙儿的所作所为,然只字不提,仅说了一句话,要他纳谏。唐武宗倒也听祖母的话,回去后将高积在案的谏疏,统统阅看了一遍。这些疏文的内容,多是劝他停止游玩。自此,他玩还是玩,但玩的次数明显减少,对五坊小儿的赏赐也有了些节制。  他听说扬州的倡伎多才多艺,尤其擅长行酒令,由此下令驻在扬州的淮南监军选十七人送人宫中。监军为逢迎君主,在倡伎之外,拉着节度使杜惊,想选些良家美女,教她们练习后一起进献。杜惊说监军要选自己选,他不参加;监军再三相拉,拉不动杜惊,一怒之下打了小报告。  接到小报告,唐武宗沉默许久,半晌才说:“联要藩镇选倡伎,这岂是圣明天子的所为!杜棕不附监军之意,甚得大臣之体,真宰相之才。联实在惭愧!”  遂令监军停止选美,召杜棕人朝拜为宰相,并鼓励说:“卿不从监军之言,联知卿有致脱圣明之意。今以卿为相,如得一魏徽。”  唐武宗想做圣明天子,其目标是平定外患内乱。他在李德裕的大力辅助下,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有效的经营。  卢龙镇将军陈行泰拥兵驱逐节度使史元忠,让人向朝廷请求节度使之职。唐武宗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将奏表留中不发,让其发生内变。陈行泰未得朝廷承认,部将张绛再拉人作乱,杀死陈行泰,又奉表请职。唐武宗还是老办法,不表示态度。卢龙雄武使张仲武上表朝廷,以本部兵讨张绛。唐武宗同意了,结果,张仲武剿灭张绛,平了卢龙镇之乱。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子刘棋擅自为留后。唐武宗因势制宜,拉拢成德、魏博二镇,让他们出兵,由此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平定了昭义镇。  时最大的边境问题,是回绝的侵边。唐武宗以分化瓦解、军事攻势双管齐下,削弱了回绝的力量。他先允准回绝贵族咀没斯内附,以其为归义军节度使,化敌为友,牵制回绘主力。再令河东节度使刘河率部攻击回给乌介可汗。在杀胡山一役,乌介惨败,除他及少数人逃脱外,余众尽归唐朝。  无论是对付方镇,还是对付回绝,李德裕都表现出了运筹帷握、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杰出才干。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朝巨给予唐武宗的支持,使唐武宗在其政治依靠上,用朝臣替换了宦官。然而,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祟,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仇士良对于唐武宗的手段,洞若观烛。为打击李德裕,重新控制唐武宗,他向禁军将士散布谣言说,李德裕与掌管财政的度支使计划减少禁军的军晌,并怂恿他们在唐武宗加尊号的那天闹事。李德裕闻讯,抢先到唐武宗面前作了澄清和举报。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空穴来风,一切都是联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仇士良只得诚恐诚惶地谢罪。  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  在宦官党徒送仇士良归返私第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让他闲着,必须用奢靡来娱他的耳目,且要日新月异,使他无暇顾及他事,然后吾辈才可得志。切勿让他读书,亲近儒臣。否则,他一旦懂得了前代兴亡的教训,将心存优惧,吾辈定然被疏远,权力定然被剥夺。”  党徒们唯唯承训。  一年之后,唐武宗诏令削去了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但还算手下留情,留了他一条性命。  仇士良一去,鱼弘志成了惊弓之鸟,再也翻不起大浪。故终唐武宗一朝,宦官专权跌落到了低潮。  若是以为唐武宗有了这些政绩,便是个至圣至明的天子,那是大错而特错了。他的昏昧仍在,并不因政绩而消除。他无视唐宪宗、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暴崩的前车之鉴,也求起了长生。求长生得靠道士点教,由是他拜了道士赵归真为师,迷恋于道家的修炼。  李德裕进谏说:“赵归真是敬宗朝的妄人,不宜亲近。”  可唐武宗回答说:“联只是在无事时,与他谈道以解理政之烦。至于政事,联必间宰相大臣,虽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能迷惑联。”  嘴说不迷惑,其实,唐武宗已受赵归真大迷惑。为躲避朝臣的指责,他在长安南郊建造了一座望仙台,时常前去接受赵归真的指教。赵归真见朝臣对己多有非议,向唐武宗介绍了罗浮山的道士邓元起,说他有长生不老之术。唐武宗急忙派人将邓元起迎人宫中。  时道、释二家对抗激烈,为取得道教的一尊地位,并打击佛教,赵归真、邓元起二人先后向唐武宗进言,说佛教非中国之教,祸国殃民,应予取缔。并不时向他散布这样的意思:不除佛教,则人道之心不真,难以长生不老。  在道士们的极力煽动下,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唐武宗颁布诏令:禁断佛教。具体的措施是:长安、洛阳二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人三十名;大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人二十名,中等留僧人十名,下等留僧人五名。除此之外,所有寺庙一律拆除,僧尼迫令还俗,寺院财货田产全部充公,拆下的材料用于修缮公癖、释站,熔化铜像、钟磐铸钱:  由此,天下共毁寺庙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没收田产数千万顷,没收奴埠十五万多人。  这就是著名的“会昌毁佛”事件。中国历史有“三武灭佛”之说,即北魏太武帝拓跋涛、北周武帝宇文琶加上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毁佛,也有政府与寺院在经济上矛盾冲突的原因,在措施推行后,政府获得了大利。然而,其实质毕竟是唐武宗的愚昧所致,他毁佛后,道教取而代之,同样开始了与政府争利。故而欧阳修批评道:唐武宗去佛扬道,以求长生,足见“其非明智之不惑者”。  唐武宗追求长生的结果是,和唐穆宗一样,因丹毒发作而亡。    细说隋唐78:小太宗唐宣宗  唐宣宗李忱,为唐宪宗第十三子。  李忱前封光王,外观很是糊涂,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幼年在宫中被人认为笨得很,惟有唐穆宗曾抚着他的背说:“这是我家的英物。”长大后,愈发韬晦,公众场合从不开口说话二唐文宗,唐武宗都看不起这个皇叔,常戏称为“光叔”。尤其是一身豪气的唐武宗,对他更是无礼。凭着这种糊除,这种无能,这种沉默,在唐武宗弥留时,他被宦官们立为皇太叔,成为皇位继承人。  然在唐宣宗登位之后,一扫旧态,处理政务无一不合情合理,众人方知这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君主。  在宗教上,唐宣宗与唐武宗反其道而行之。他抑制道教,杖杀了赵归真等数名大道士;恢复佛教,除了诏令在长安、洛阳二京增加寺庙外,听任僧人修复各已毁之寺庙。他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之利,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础。厚实的政治基础,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意志,来刷新政治。  时边境形势的变化,也帮助他取得了政治资本。自唐武宗以来的吐蕃内乱,削弱了吐蕃的实力,到唐宣宗初年.吐蕃据有的秦(今甘肃天水)、原(今甘肃固原)、安乐(今宁夏中卫)三州以及原州七关,归附了唐朝。  此后,沙州(今甘肃敦煌)志士张议潮联结当地军民起兵,赶走吐蕃守军,收复沙州。他在被唐宜宗任命为沙州防御使后,又收复了瓜(今甘肃安西)、伊(新疆哈密)、西(新疆吐鲁番)等十州。由此,唐朝重新取得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在沙州设置归义军,张议潮升为节度使。  唐宣宗兴奋地说:“宪宗常有志收复河、迫地区,然忙于中原用兵,事遂未成。联竟其遗志,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  在掌握了朝廷的政柄后,唐宣宗开始为他的父皇唐宪宗报仇。唐宪宗名为死于金丹,实死于宦官之手,且牵涉面颇广。据风闻,郭太后(唐宪宗皇后)与唐穆宗母子均涉嫌。事情尚未正式立案,郭太后因愤恨唐宜宗待她礼薄,登上勤政楼,欲跳楼自杀,然未遂。唐宣宗听闻后,怒不可遏。当夜,郭太后突然身亡。外面各种谣言四起。数年之后,唐宣宗才正式追究拭唐宪宗之党,杀戮和流放了人数众多的宦官、外戚以及当时的东宫官员。  与唐文宗一样,唐宣宗久有诛灭宦官的心愿。他为“甘露之变”扼腕长叹,但他又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除此二人,他对当时所有死于宦官之手的朝臣予以平反昭雪。  为解决宦官问题,他以论诗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内,屏退左右侍从,问:‘’近日外面舆论,对宦官的权势有何说法?”  韦澳答道:“陛下威断,宦官已大有收敛。”  唐宣宗闭目摇头说:“全非这样,联尚畏其存在。卿有何良策?”  韦澳以为和朝臣商量,恐重招甘露之涡,不如在宦官中找一些有胆识者共谋。唐宣宗否定了这建议。  他又召宰相令狐绚商议。令狐绚的计策是:有罪必究,有缺不补,待其自然消耗,以至于尽。  然令狐绚的奏章被宦官发觉,从而此计非但难以奏效,反面加剧了南衙北司的矛盾,势成水火。  尽管大动作无法实施,然唐宣宗还是尽力抑制了宦官。宦官内园使李敬宴气焰嚣张,遇到宰相郑朗不下马,唐宣宗立即剥了李敬富的官服,配给南衙当贱役。他又规定,凡是节度使有罪,监军(由宦官充任)连坐。  宦官问题虽终未能全盘解决,然唐宣宗在整顿吏治上下了大功夫,非但收到了一些成效,且赢得了民众的颂扬。  鉴于前朝晋升高官太滥的弊端,唐宣宗对高官的人数予以严格控制。官员各以品级授服色,自唐高宗上元以后规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啡,五品服浅啡,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绿,九品服探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时以紫、维为高官,所谓的赐紫赐纬即为升高官。唐宣宗极为珍惜紫、啡,侍从官常备紫、鳞二色服相随,然有时半年未赏出一件。他授官爵的原则是,不到规定时间的不授,没有政绩的不授,换言之,也就是不以个人好感相授,不以亲近相授。  他曾胃口不佳,苦干饮食。医人梁新为他治了数日,有了明显的好转。梁新以功求宫,然被一口拒绝,仅赏赐了钱财。他授官不仅依据有关机构的报告,且注重自己的调查。他外出打猎,听径阳樵夫说当地县令李行言不畏军人威胁,将数名强盗绳之以法,回宫后即授以紫服。他又听酸泉父老说其县令李君爽有惠政,亲手签了任命书,授为怀州刺史。  相反,对那些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官员,不论职位高低,一经发现,必予以制裁。有个奉旨出外办事的使者,途经砍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投宿蜂站,见所食之饼黑,竟鞭打释吏出血。陕貌观察使高少逸,将此饼进呈唐宣宗。待使者回朝,唐宣宗斥责道:“砍石为深山所围,此饼岂是容易得来!”遂将这使者发配到恭陵〔唐高宗、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去守陵。淮南大饥,民众大批流亡,带宰相衔的节度使杜棕却不理政事,荒于游宴。考虑杜棕有较高的德望,唐宣宗将他调为虚职,换人替代其职。  唐宣宗最重视的是地方最高长官刺史,他认为整个帝国由各个地方所拼而成,这些父母官的政绩,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他规定刺史人选被确定后,不准直接去上任,必须到京师来接受他的当面考察,以定可否。他对此的解释是:“肤以刺史多不得其人,而为害百姓,故要一一面见,询问其如何施政,以此了解其优劣,再确定是否可以任命。”  先前几朝,乐工、倡优仗着皇帝的宠信,极是胡作非为,并屡屡于政,在朝廷中影响甚坏。此风延续到了唐宣宗朝,他铁面无私地进行了扭转。优人祝汉贞,以滑稽著称,反应敏捷,能当场应景出语,且诙谐无比。唐宣宗以他能为自己解闷,很是宠信。有一日,祝汉贞说着说着,触及了政事。唐宣宗立即板了脸,说:“我畜养尔等,只是供戏笑,岂可干预朝政!”从此疏远了他,并在其子贪赃事发后,杖死其子,将他处以流放。乐工罗程,弹得一手好琵琶,也极得唐宣宗宠。罗程倚恃宠,竟然因小事杀人,被关进大牢。乐工们为他求情,说他有绝艺,可为唐宣宗游宴助兴,要求赦免他。可唐宣宗却说:“尔等所可惜的是罗程的艺,联所可惜的是高祖、太宗之法,”下令将罗程给杖杀了。  唐宣宗有着好记性,叫得出宫中最低等的洒扫者的姓名,能记住奏表中出现的天下狱吏的姓名。他不但记性好,且心极细。度支部门上报污损的布帛,奏表中将“渍”误写成了“清”,主管官以为唐宣宗不会注意,胡乱报了上去。岂知唐宣宗一眼看破,处罚了与此事相关者。  善于纳谏,是唐宣宗有别于唐朝晚期其他君主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曾想到唐玄宗所修的华清宫去放松一下,谏官纷纷上谏,谏得极为激烈,他由是取消了行程。他纳谏的程度,仅次于唐太宗,不论是谏官论事,还是门下省的封驳(将君主不合适的诏令退回),他大多能够顺从。此外,他十分尊重大臣的奏议,每每得了大臣的奏议,必洗手焚香再阅读二  事也凑巧,唐太宗纳谏,得了魏微;唐宣宗纳谏,得了魏徽的五世孙魏警。魏臀是唐文宗读《贞观政要》后,思慕魏微,而在魏微后裔中找来的。魏警入仕后,再现了魏微直言极谏之风。唐宣宗登位后,拜为宰相。其他宰相。肚谏,唯恐君主不快,都委婉而谏,独他开门见山,无所忌讳。唐宣宗常叹:“魏警有祖风,我心极重他。”  唐宣宗临朝,对待群臣如待宾客,从未有倦容。宰相奏事,他威严不可仰视。奏毕,他脸上放出微笑,让群臣闲语,或问里坊琐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经一刻时辰,复严肃地告诫群臣:“卿等好自为之,联常担心卿等负联,日后难以相见!”说罢,起身回宫。令狐绚说:“我秉政十年,最受恩遇。然每次奏事,未尝不汗透脊背。”  唐宣宗努力仿效唐太宗,以“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为座右铭。他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读。他处理天下事务,明察果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其大中年间所施之政,直到唐亡,尤被入称颂,时称为“小太宗”。  “小太宗”行迹虽佳,然只是唐帝国的回光返照,未能救得千孔百疮的巨舟,在他驾崩不到半年,就爆发了浙东裘甫起义。  最让人遗憾的是,这个明君晚年竟然也去求长生不老,服用金丹过量而送了命。    细说隋唐79:牛李党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按例举行了一场以君主名义主持的制举,其具体的科目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参加考试的举人牛僧孺、李宗阂、皇甫提等人,在对策中直刺时政,语言无所遮掩,极为激烈,直呼要求改革。  时唐宪宗正锐意改革积弊,这些举人的言辞很是与时势相吻合,因此实际主持考试的吏部侍郎杨砖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将他们全都署为上第。唐宪宗在接到奏报后,当即表示了满意的态度,并关照中书省在给他们放官时,给予优先的考虑。  然而宰相李吉甫却怀疑,举人是得到了他的政敌的暗中支持,通过制举来对他进行攻击,从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状态,到唐宪宗面前哭诉,说这场制举的最后复核人是翰林学士裴泊、王涯,而皇甫,t是王涯的外甥,然王涯事先没有请求回避,裴泊也明知不说。  经李吉甫如此一说,事情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唐宪宗的眼里,那些慷慨激昂的举人的背后,原来竟有朝臣在操纵、在询私,由此这场制举明显带上了科场舞弊的性质。为追究科场舞弊,他不得不将这些他原本极为看好的举人忍痛割爱,并惩罚那些与此有关的考官。  结果,裴泊、王涯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杨放陵、韦贯之被贬为外官。牛僧孺、李宗阂、皇甫提等人被改署落第,并多年不得仕进。  以此事件为标志,从此拉开了以牛僧孺、李宗阂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相互之间斗争的序幕,史称“牛李党争”,又称“朋党之争’‘。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机(今甘肃灵台)人,为隋朝宰相牛弘的后裔。李宗阂,字损之,为唐高祖之子郑王李元巍的后裔。二人幼、少年时,均家道中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同科进士及第。此外,牛党的另外一些骨干,如杨嗣复等人,也多是进士出身。史家据此,将牛党定为进士出身的庶族势力的代表。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自幼心怀壮志,苦心奋学,然极其厌恶科举,从门荫之道人仕。此外,李党的主要成员,如郑覃等人,多是关东著名士族的后代,皆凭着门荫人仕,重门第,重儒家经学二史家据此,将李党定为门阀士族势力的代表。  牛李党争,争的是意气,以私愤相互排斥,毫无余地地极力排斥。李党执政,牛党必卷铺盖走人;牛党主朝,李党必被逐出中央。然在争意气之中,确也夹杂着他们对治国之道的不同主张。  平心而论,不管是牛党,还是李党,都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情结,并在他们各自人朝主政期间,对打击藩镇割据,提高中央集权;对清除边患,保持国土安宁;对抑制宦官,加强朝臣地位;对改革弊端,调整国家状况等等,均有各自的建树。然就其态度而言,李党强硬,牛党婉和,由此李党的功业较为辉煌,牛党的事迹较为晦暗。  从而,史家在评论两党功过时,多倾向于同情李党,对牛党则多有非辞。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剧烈争斗,给历朝政治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使饱经患难的朝廷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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