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隋唐-11

还有造船业、木器业、漆器业、编织业、文房四宝业等等，也都有各自精湛的工艺和上乘的产品。　　时交通相当发达.无论陆路还是水路，每隔三十里设一释站，陆释备马，水释备船，全国共有蜂站1643所。这是官家的交通，至于民间的交通，时称：“东至宋、汁，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释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干里，不恃寸刃。”(《通典·食货典》)　　开天盛世，尤其可贵的是，人才喷涌，大家辈出。这个时代多人物，随便说说，都能说出不同凡响的人物、一流的人物。　　开创比“贞观之治”更辉煌的“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姚崇、宋憬，绝对不亚于西汉之萧何、曹参，绝对不逊色于唐初之房玄龄、杜如晦，他们是一对被民众颂扬的贤相，是领导大唐进人盛世被千秋肯定的政治家。　　即以在中国历来不占主导地位的科技论，僧一行等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意识，将一样样卓越绝伦的奇迹推到了世人眼前。他和另一科学家梁令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他发明的《覆矩图》，在世界L第一次测出子午线的长度。　　艺苑奇葩绽放，绽放得姚紫嫣红。由杨玉环领舞，将天上胜景移入人间的<霓裳羽衣舞》，一经上演，便引起轰动，其轰动效应至今未衰。还有那个民间舞蹈家公孙大娘，人誉为剑器动四方，天地为之低昂。梨园高手李龟年，一动歌喉，就让听者如痴如醉，彩声不绝，绕梁三日。　　丹青高手，有善鞍马画的曹霸、韩干，有善仕女画的张营，有善青绿山水画的李思训，有善水墨山水画的张操，有善花鸟虫兽画的李湛然。书法大家，有擅用行楷写碑的李琶，有创立颜体的颜真卿，有以狂草惊世的怀素，有得小篆真意的李阳冰，有皆能写/又分体的郑迁、郑逾、郑遇三兄弟。　　最兴盛的莫过于诗界，这里可开出一连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单，如孟浩然，如贺知章，如张九龄，如储光羲，如岑参、如高适，如王昌龄，如王之涣……或寄情山水乡村作田园诗，或纵马大漠戈壁作边塞诗，或愁叹官场人生作感伤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璧，则造就了王维。　　文坛上赋与散文的作家层出不穷，最具盛名的，是以“燕许大手笔”并称的张说、苏颐，其次可推萧颖士、李华。　　不要以为上面尽数了一流人物，且慢，超一流的人物尚未提及。尚未提及的人物非但超一流，且成“仙”成“圣”。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泻狂草写得雄逸天纵的张旭是“草圣”；画道释画得摄人心魄的吴道子是“画圣”；被郭沫若赞誉为可与米开朗基罗等量齐观的雕塑家杨惠之是“塑圣”。　　这些人物，不止在那个时代风流.不止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他们是映映中华的风流，是映映中华的骄傲。直到今天，来给以前所有的历史人物定位，他们仍然是一流的人物，超一流的人物，成“仙”成“圣”的人物。　　开元、天宝，一个数十年时间的时代，有如此大批人才的涌现，并达到群星璀璨，实在是千占独步。　　盛世大批人才应运而出，与君主唐玄宗有关，与他领导下的政府有关。唐玄宗本身是个大才子，是历代君主中罕见的大才子，从政治到艺术，从治国到娱乐，件件精通，事事内行。正因为他有大才气，便不觉得下面的人有才对他的威望有威胁，对他的自信有干碍，对他的能力有怀疑；便生出大气量，生出大派头，生出大无畏；便敢于寻才，敢于拔才，敢于用才，敢于人尽其才。上行下效，用才方得以蔚然成风。　　巨大的国力，使开、天时期的唐廷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　　这个大盛世，是大太平、大富强、大气象、大辉煌的组合，创造了国强民富的典范。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总结说：“开元之盛，汉、宋莫及。”　　　　细说隋唐48：张九龄　　张九龄这个名字，在流传后世的历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难说是著名还是不著名。现代人了解他的角度仅在文学，在于他写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感伤诗句。除此之外，似乎对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实(笔者在这里着重用了“其实”二字，以强调转折的语气)，张九龄的人生经历及其意义，远非这么简单。他是盛唐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由于盛唐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代，由此而推，他当是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张九龄作为盛唐的关键人物，在于他有过几年的宰相生涯。他这个宰相，不是有名无实或聊胜于无的政治陪客，而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宰相，一个秉执中枢大权的宰相，一个能与唐玄宗坦诚对话的宰相。若没有显耀的相位，张九龄至多不过是个出色的文人，绝对无法影响盛唐的政治进程。　　张九龄，又名博物，字子寿，曲江(今属广东)人。从相关的传记来看，他在孩童时极为聪明，并钟情于文学，七岁能写出流畅的文章，十三岁时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刺史大人读后，口中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此子必能致远。”　　好文学，是当时的社会风尚，这个风尚的流行，自然有传统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则是能换取富贵官爵的科举制度，其中最为体面的进士考，包含着大量的诗赋等文学内容。从小打下的扎实底子，加上出众的天赋，使张九龄一举金榜题名，年纪轻轻就成为被人们视为天之骄子的进士。时为太子的季隆基拔举天下文藻之士，张九龄对策高第，被正式任命为向皇帝进言的谏官之一—右拾遗(一人仕途就做谏官，伏下了张九龄日后祸福双重之机，唐玄宗起先欣赏他的敢谏，以此对他产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谏多了，却开始烦他的谏，终因无法忍受他的谏，而产生了将他调出中枢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后，将当年他亲自提拔的张九龄，任命为中书令(宰相之一，且时居宰相之首)。张九龄一步一个台阶，从右拾遗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这一步，前宰相张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说是帮助唐玄宗登台的功臣之一，为相期间进行了从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过边境战争，并写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誉为“大手笔”，文韬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可遗憾的是，此人贪得很，为贪财，中过仇家姚崇临终留下的遗计，为姚崇撰写碑文；为受贿，他丢掉了相位，银档入狱。贪，使他贪小失大，毁了一世的英名(此足为有才者复欲成为有财者戒)。　　张说看中张九龄，是看中他的文才，并预言他将是“后来词人称首”。两人都姓张，由此认为同宗。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好文学的唐玄宗，对张九龄的文学才干更是称赞备至，对侍臣说：“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联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史家分析说，张九龄之所以能人主中枢，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学才能与成就。　　张九龄被拜为宰相及其结局，是唐玄宗在个人政治转型之际的特殊产物。已取得“开元之治”辉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惯性的驱使下，需要一个有浓重儒家意识的仁人君子来主持政局，以体现德泽天下的浩荡皇恩；需要一个有高度文学成就的文坛巨匠来粉饰朝廷，以体现歌舞升平的祥和气象。二者合一，张九龄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长期的政治劳作之后，对政务事必躬亲的做法已产生厌倦，想退进深宫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个带有强烈法家色彩的人物来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来锁定政治模式，便于他放松对政权的控制；需要一个擅长领导吏治的务实人物，来使大唐帝国的事务从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于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发现了李林甫。　　出于奇恃的政治构思，唐玄宗在将张九龄推人中枢后不久，又酝酿提名李林甫为宰相候选人(宰相不是一个，是多个并存)。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君主的提名，张九龄表示了反对。然反对无效，李林甫还是顺顺当当地进了中枢。继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见长的凉州都督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再一次反对，可有唐玄宗做后台，李林甫又占了上风。整个斗争过程是漫长的，也夹进了各种其他的事端，最后，出于唐玄宗政治转型设计的完成，张九龄彻底败给了李林甫，被贬出中枢。　　从现象面言，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冲突，当是标准的政治冲突。然而，依笔者之见，事情的性质决非这么单纯。1993年，中央电视台在无锡外景基地召开“中国国际唐文化学术研讨会”，笔者提交的论文题目即为《张九龄与李林甫的文化冲突》。在此文中，笔者将张、李狭隘的政治冲突，置放到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条析出他们明为政治冲突，实是文化冲突，其表现状态有三种：一是儒学与法学的冲突；二是文学与吏治的冲突；三是书生与官僚的冲突。(拙文收人《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李冲突的结果，其意义不在于一人一事的政治权益得失，而在于在盛唐日后的走向，影响到整个唐帝国的发展趋势。张九龄的倒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当时的政治与学术带来了一连串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典型的儒士，他最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与“孝”，以此作为社会的政治标准与道德标准。在他下台后，政府的指导思想转换为李林甫所倾向的法家理论，从而造成了儒家治国思想在朝廷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杰出的文士，他主张以文学为治国手段，重用熟悉传统治国方略的文人。在他下台后，李林甫在用人问题上全面贯彻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养不高但有丰富工作与社会经验的纯官僚，从而造成了文士主导政治局面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倔强的谏士，他以“忠”作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现的忠君行为不是盲忠，而是忠国家、忠社樱，一贯明言上陈朝政的得失，犯颜直谏，而不顾君主的好恶。在他下台后，李林甫以权谋对付上下，堵塞言路，从而造成了朝廷中开明政治风气的终结。　　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评论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处中枢机构共事时说：“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言下之意，张、李关系的弄僵及破裂，张九龄的“难以相处”是个重要因素。其实(笔者在这里又要用“其实”了，“其实”二字是史家破谬揭实的重要转折词汇)，张九龄的待人之道，还是很宽和仁恕的，有着不少朋友。《旧唐书·张九龄传》说他“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垂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承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始终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阅读时忽视了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张九龄值得批评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种书生型的软弱(他有时也表现出书生型的刚强)。这种软弱轻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无招架之力，为保住现有的官爵，他忍气吞声地向对手发出了讨饶。讨饶是以他善于制作的感伤诗的形式出现的，名为《归燕诗》：　　　　　　　　海燕虽微沙，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浅，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準莫相猜。　　他将自己比喻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将李林甫誉为高猛的鹰年，说绝无相争之意，让对方高抬贵手。张九龄此时的表现是可伶的，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损失了庄严的人格。从而难以想象，他为了大义，会去实现儒家杀身成仁的境界。　　张九龄是唐玄宗朝最后一任儒家宰相，最后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后一任能犯颜直谏的宰相。他的执政，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精神的最后表现；他的下台，则是开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终结。　　　　细说隋唐49：李林甫　　溯着历史长河漫游，游到盛唐河床，可发现巨大的耻辱柱最显眼处钉着一个人，此人从唐天宝末年起被钉，一钉钉了一千二百多年。　　此人叫李林甫，他是个奸臣，一个旷古的大奸臣，一个口蜜腹剑的大奸臣，一个无出其右的大奸臣。他还是个权巨，一个包揽朝政的权臣，一个把天子弄得高居无为的权臣，一个破天荒地行了十九年专政的权臣。　　权臣加奸臣，李林甫名传千古，家喻户晓。　　李林甫的罪名是奸，奸只是表，骨子里是权术。据史称，他特爱玩权术，特能玩权术，玩得得心应手，玩得炉火纯青，玩得让无数大人物坠人其计，失了官爵、失了前程、失了性命。　　从身后名来说，李林甫是悲哀的。盖棺论定，他成了绝对的反面人物，只能与秦桧、严高并列，春花秋月千度枯荣圆缺，没人敢同情他，没人想理解他，没人能为他翻案。经过道德文化过滤的反面人物，总一无是处；经过历代口耳相传的反面人物，更是罪贯满盈。传到后世的李林甫和曹操一样，鼻上涂满了白粉。　　李林甫，小名哥奴，是远房宗室，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初出茅庐，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官。靠着舅舅功臣姜皎的帮助，他的地位才得以向上挪动，先是来到太子身边供职，几经转折，被调到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当了一名官员。凭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嗅觉，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凭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他打破层层阻力、重重障碍，一次次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终于进人了梦寐以求的中枢，做了那率领百官的宰相。　　李林甫在政治上倾向有序，反对杂乱无章。从迈进政坛之口起，李林甫就欲以法治来理政，理至少属于他的那部分政务。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的初次实验得到了成功。国子监是个学生成堆的地方，浮夸风盛行，纪律涣散，前几任官员对此束手无策。李林甫到任后，制定出一套管理章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没出多久，把这个高等学府搞得焕然一新。学生们年轻，无固定观念，乐意接受新事物，尤其乐意接受改变现实的事物，他们对有创新精神的李林甫佩服之至，为他立了块德政碑。李林甫发现后，严厉地追问：“我李林甫有何德何能配以立碑，这是谁想出的主意！”学生吓得连夜磨平碑上的文字。继行事魄力之后，李林甫的人格魅力再次征服了萃萃学子。　　也许性格上接近暴力论，也许官场的倾轧强烈体现了人性恶，也许一直受到儒家排挤，李林甫的处世观，从一开始就投向了法家学说。他没学过多少法家高深的理论著作，但靠着自己的感悟，靠着深刻的社会体验，靠着要和把持政坛的儒家作一番大较量的决心，他将法家学说当做了自己的政治支撑点。　　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有着独特的政治背景：　　自取得辉煌的“开元之治”后，自姚崇、宋憬退出中枢后，宰相班底成了大江东下的趋势，一波低于一波：倒不是这些宰相能力低下，也不是他们不听使唤，而是这些人大多出自儒家门下，或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为了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心，为了自身青史留名的荣誉感，处事动辄搬出儒门教条，搬出孔孟训条，太不讲究实际，太酸文迂腐，太不理解他这个当君主的心理需要以及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应该说，这些宰相有些建树，起码没功劳也有苦劳，然却常各持己见、各执一词地闹意气，闹到最后窝里斗，很不顾大局。他们搞文学在行，搞经典在行，搞局部的具体事务在行，然实在缺乏恢弘的气度，缺乏摄众的权威，缺乏高屋建瓶的眼光，总之，他们难以担当领导帝国的重任。　　唐玄宗看中李林甫，看中的是他外圆内方的务实精神，行事公允的秉政原则，善于驾驭百官的出众才于。唐玄宗特别看中的是李林甫以法治世的法家学说，这能使朝廷和国家秩序化、制度化、条理化、格式化，真切地做到在行政管理上有章可循，在法律量刑上有法可依。如此，方能让“开元之治”的成果得到巩固，大唐继续欣欣向荣地上升。如此，自己方能在功德圆满之后，实现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治国要旨，高枕无忧地躲进内宫享福。　　唐玄宗想得切实，认定了李林甫。　　君臣契合，唐玄宗在后台，李林甫在前台，推出了一场厉行法治的大运动。不过，这场运动没有以大张旗鼓的形式出现，而是悄悄地、渐渐地降临。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进人中枢伊始，唐玄宗就委托他负责一个重要的工作，即主持大规模的法律条文修订工作。　　李林甫召集了一批行政和法律官员进行这项工程，经三年之久才完成。编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按类相从，以便于查看。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颁布天下。　　然后，他再次领衔完成了一部著名的行政法典—《唐六典》。它以吏、户、礼、兵、邢、工六部，比附《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并按此系统分门别类阐述行政布局及条规。　　此次法律条文修订的规模和程度，在唐代可以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修订后的法律条文具有系统化、规范化、精简化、方便化等优点。行政法典则更为周到细致，尽管有些牵强附会的弊病，但对各级政府部门确定了职能属性及相应责任。　　从法律到行政，李林甫制定了全面的法规章程。在其中，大量体现了他的法学思想。反过来，在制定的过程中，他原来依稀含糊的想法变得清晰明朗、具体可行。二者相辅相成，加强了他以法治国的感觉。　　为给朝廷树个榜样，李林甫从反人情人手，并先从自己做起。他处处以法为秉政原则，升用官员必按有关规定进行，哪怕是名门之后、贵族子弟也不例外。处理朝政，强调纲纪，慎而又慎，甚至被人认为是过分小心。从对李林甫有着深切反感的史家记载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样鲜明的辞句：“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他严格遵循法条，无论政敌攻击他是沽名钓誉也好，还是包藏险恶用心也罢，他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且相当彻底。　　为取得天子的支持，李林甫对唐玄宗处处让着，事事顺着，极讨巧卖乖。但在贯彻法度上，却毫不含糊，毫不迁就。　　法家以法、术、势为三位一体，主张以法治人，以术驭人，以势制人。李林甫虽非出自法家门下，但因天性的缘故，加上宦海的感受，无师自通地得到了法家的真传。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无数的权臣中，绝无一人在领受韩非子思想精髓上，能出李林甫之右。法家学术原是提供给君主使用的，李林甫变通用之，用得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　　在“术”的方面，他以此为武器，夺权，固位，置敌手于死地，使难以计数的将相大臣败在他的手下。他常借御前进言之机，陷害政敌、异己势力，人称“肉腰刀”；或用甜言蜜语诱导所恨之人犯过失，再在君主面前加以中伤，以至朝廷中传布说：“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资治通鉴·唐纪》中说他“口有蜜，腹有剑”，后世“口蜜腹剑”的成语即源出此人。他的术，在帝王术上作了发展，除了以术驭人外，更主要的是以术击人。　　在“势”的方面，他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不断调整其中的人员结构，如对杨慎矜、王琪的先拉后打，对杨国忠先拉复打再拉等，使整个势力体系始终服膺自己。他以术增威，弄得不可一世的安禄山把他当作神明，甚至在隆冬季节见到他时也畏惧得汗流侠背。他处处树立他的威势，培养他的威望，增加他的威权。他执政十九年，朝臣惮怕他的威权，没有敢分庭抗礼者。天宝间，他在朝野的威势实际已经超过玄宗。群臣相见嚓若寒蝉，中枢同僚形同木偶，连拥有重兵、包藏祸心的安禄山每次遣使人朝后，也总要向使者询间李林甫给他带来什么话，内心颇为忌惮。　　李林甫以法家的观念来理政，也用同样的观念来打击异己，打击竞争对手，从而制造了许多带有冤案性质的大案，如李通之案，如韦坚案，如杨慎矜案，使难以计数的宰相大臣贵戚倒在了血泊之中，从面让自己站到了深渊的边缘。他的儿子李灿有次手指着役夫说他，一旦大祸临头，恐连此也不能得。李林甫无奈地回答说，势已至此，那有什么办法。　　和所有的朝臣斗，李林甫都是胜家。然当无赖杨国忠、安禄山等联手倒他时，他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终于郁郁病死。死后被抄家，亲属遭到流放。　　　　细说隋唐50：高力士　　唐玄宗身边始终有个最贴心的人，此人不是宰相，不是朝臣，也不是那个和他作七夕盟誓的女人杨玉环，而是宦官的首领、他的总管家高力士。　　高力士，原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祖父冯盎，为唐初高州总管。父亲冯君衡，为潘州刺史，因犯罪被籍没，冯元一被阉为奴。十五岁时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带人宫中，服侍武则天受到赏识，但没多久因小过被逐出宫外。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姓名为高力士。　　唐玄宗在当藩王时，高力士倾心相结。唐玄宗成为太子后，他更是紧随左右，成为心腹。他参加诛灭太平公主有功，被授为内给事。到唐玄宗登位，他升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主管宫务的宦官总机构的首领。　　高力士不是一般的宦官，而是具有功巨的身份，他凭着这身份，参与了朝政。在他之前，宦官非但地位受到严格的限制，且明确不准干预朝政。即使在他之前发达的大宦官杨思助，充其量只能领兵出外征讨，为皇帝清查一些大案。高力士的参政，可谓是唐朝宦官参政的始作俑者。故史家称为：“宦官之盛自此始。”有学者认为高力士的封赏，是因功臣的缘故，井非因宦官的缘故，从而否定了这一说法。然这个观点，仅从高力士被授官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高力士参政的事实。　　高力士有效地调节了君主和宰相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理顺了两者的关系。　　当开元初期大治序幕刚揭开时，身为首席宰相的姚崇，还不明白他已被唐玄宗暗中授予了领导治国的重任，对任命低级官员仍去征求唐玄宗的意见，由此遭到了唐玄宗的冷待。姚崇惶惶不安地离去了。高力士对唐玄宗说：“陛下初理大业，宰臣有事相问，当直说可否二然陛下对姚祟的请示，却一言不发，臣恐宰臣必然大惧。’‘这番话，才引出了唐玄宗大用姚崇的真实心理。高力士了解后，立即前去转告了姚崇，使姚崇扔掉了顾虑，放开手脚推进大治的展开。“开元之治”的框架，出于姚祟的设计，并在他的领导下取得初见成效的局面。平心而论，这个局面的出现，其中应有高力士的一份功劳。　　高力士为维护自己及宦官的权力、地位，和其他集团的争斗也是有的，但在争斗中，他更注重唐玄宗的好恶及其需要。　　早年，唐玄宗在平定韦氏、太平公主两大集团时，曾着力地依靠了以工毛仲、葛福顺为首的龙武功臣集团。‘由此，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被授予了要职，并掌握了北门禁军。然而，王毛仲等人依仗着大功，在朝廷中很是飞扬跋息、作威作福，尤其看不起宦官，对高力士等大宦官极是无礼，对小宦官则动辄辱骂，甚至视为憧仆。在这样的态势下，唐玄宗生出了龙武功臣集团尾大不掉的担忧，高力士为了报复，趁机把君主的担忧变为了“事实”。在王毛仲添丁之际，唐玄宗令高力士携带大量酒肴、金帛、财宝前去祝贺，并授予新生儿为五品官。高力士回宫后，唐玄宗问王毛仲是否高兴。　　高力士奏道，王毛仲手抱新生儿说：“此儿难道不能做三品官！”　　唐玄宗闻言大怒，开口骂道：“昔日诛韦氏时，此贼首鼠两端，联未与他计较。今日他竞敢以婴儿怨我！”　　高力士乘机进言说：“北门豪奴，官职太盛，若不早日除之，恐生大患！”　　这一言，促使唐玄宗下了铲除龙武功臣集团的决心。不久，龙武功臣集团的主要骨干几乎全被处以流放性的贬职，王毛仲出京后，唐玄宗下令予以追杀。龙武功臣集团的覆灭，使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集团少去了强势的压制，从而得到了萌芽的机会。　　王毛仲死后，高力士从唐玄宗一般的心腹，变成了第一心腹。然他取得这个地位后，不论对君主，还是对朝臣，始终保持着谨慎谦恭的态度，没有半点骄横的气焰。他不仅尽心尽力为唐玄宗分忧解难，且明确地将为唐玄宗全方位的考虑，作为自己参政的基点，从而成为唐玄宗惟一能彻底信任的人。在唐玄宗的高度信任下，四方进奏文书，均先送高力士过目，小事自行处理，大事呈报唐玄宗。　　唐玄宗常说：“高力士值班，我睡觉才安稳。”　　得了处理与转达四方文书的权力，高力士在朝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不仅宰相大臣要让他三分，就是太子李亨(唐肃宗)也敬称他为“二兄”，亲王、公主都敬呼为“阿翁”。马之辈敬呼为“爷”。　　李亨能被立为太子，主要是得了高力士之力。在前太子李瑛被赐死后，唐玄宗看好第三子李亨仁孝恭谨，而李林甫却串通武惠妃，多次劝立寿王李帽，唐玄宗因此踌躇不定，常显得闷闷不乐：　　了解唐玄宗的高力士，明知故问有何心事。　　唐玄宗说：“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　　高力士在确定是立太子事后，说：“大家何必如此劳损圣心，只要推长而立，谁敢复争！”　　一锤定音，唐玄宗连着说：“汝言说得是！汝言说得是！”　　于是李亨成了新的皇位继承人。　　不止在立太子事上，高力士对唐玄宗起了作用，他在择拜朝廷重臣事上，对唐玄宗也有绝对的影响力。宇文融、李林甫、李遭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琪、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都多少得了他的相援，才得以出将人相。至于其他官职者，更不计其数。然他援引归援引，绝不与之结党，一旦唐玄宗嫌弃了谁，他也不伸手相救。　　关于高力士的私事，有两件奇事。一是他幼年与生母麦氏离散，三十年后，他凭着胸前的七颗黑痣，终于与母亲相认。一是他首开宦官娶妻的先例，娶了小吏吕玄晤漂亮的女儿为妻，帮助吕玄晤升了刺史。　　据《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说，高力士对唐玄宗“顺而不谈，谏而不犯”。此不是纯粹的吹捧，倒很有些事实依据。　　在李林甫解决了长安用粮何题后，唐玄宗私下问高力士：“联不出长安十年，天下无事，联欲高居无为，将军国大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不知可否？”　　高力士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军国大权不可假人，若掌政者威势一旦振于朝野，谁还再敢复言！”　　唐玄宗原本想借机躲进深宫享乐和追求长生不老术，见高力士意见与他不合，立即面露不悦之色。高力士见状，连连顿首谢罪，才解了唐玄宗的不悦。　　尽管唐玄宗置酒为高力士压惊，并好言安慰，然高力士还是受到了一场大惊吓。唐玄宗离不开这个忠心的老奴，为了笼住他，把他的位置一级级地往上抬，一直抬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爵封渤海郡公。　　位置越来越高，高力士深得三昧地感知了宦海的险恶，他板依了佛、道二教，以寻找精神寄托。他资产丰厚，超过了王侯。他拿出资产，在长安的来庭坊建造了宝寿寺，在兴宁坊建造了华封观，两处寺观建造得富丽堂皇、美仑美矣。在宝寿寺的大钟落成后，他作斋庆祝，群臣毕至。他规定，击钟一下，施钱百络。群臣纷纷击钟，讨好者有击二十下的，至少也击十下。　　史称，他经那次大惊吓后，“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三载)。其实不然，高力士为了尽忠于唐玄宗，还是在言，且言得很有深度。杨国忠在对南诏战事连连遭到败绩后，却谎报获得大捷。　　受到蒙蔽的唐玄宗，以为将朝政委托宰相，将边事委托边将，足可高枕无优。高力士却直言不忌地反驳说：“臣闻云南数次丧师，边将又拥兵过盛，陛下将以何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言无忧！”　　此后，大雨成灾，群臣屈服于杨国忠的淫威，无人敢奏报。惟有高力士对唐玄宗揭示真相说：“自陛下委权于宰相后，法令不行，阴阳失调，致使有此大灾，然无臣敢言。”　　在安禄山成了气候后，他又多次向唐玄宗表示了他的担优。　　高力士凭着他的良心，想辅助唐玄宗保持天下大治的格局。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使他的尽忠都落了空。安史之乱爆发，他追随唐玄宗逃往巴蜀。长安收复，他又随着回来。但新起的宦官李辅国容不得他，将他处以流放。在遇赦回京的途中，听到唐玄宗去世的消息，伤心得呕血身亡。　　高力士的参政，公允而论，是正面的效应多，而负面的作用少。然而作为宦官参政，却从此开启了唐朝及以后宦官参政乃至专政的先河。　　　　细说隋唐51：杨贵妃　　唐玄宗的闻名，固然得力于他的大功：开元之治；也得力于他的大过：安史之乱；但更得力于一个女人：杨贵妃。　　杨贵妃，名玉环，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后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丙城)，父亲杨玄淡到巴蜀任职，她于此际降生到人世。父亲死后，年幼的她为在河南府供职的叔父杨玄硅所收养。　　杨玉环长成后，出落为聪明颖悟、能歌善舞、熟谙音律、姿色丰艳的绝代佳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她被选为唐玄宗爱子寿王李瑙的王妃。　　几年之后，为唐玄宗所宠爱的武惠妃病亡，唐玄宗在精神上陷人了极为空虚惆怅的状态。他为填补这种空虚，消鲜这种惆怅，开始注意能替代武惠妃的人选。几经寻觅，他的视点最后落到了儿媳杨玉环的身上。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玄宗跨越伦理的羁绊，不顾李瑙的感觉，让高力士将杨玉环接到了骊山温泉宫。为洗去杨玉环)L媳的名分，他将杨玉环度为女冠(女道士)，赐号“太真”，回长安后，安排居住在宫内的太真宫。　　经过这样的“脱胎换骨”，杨玉环名正言顺地成了唐玄宗的情人。因受胡风的影响，唐代的男女关系相对比较松弛，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贞节并不很看重，对两代人超越伦理的爱恋也少有指责。前朝唐高宗与庶母武则天的关系发展，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时代风尚。　　唐玄宗和杨玉环以情人的关系，同居了六年。杨玉环以无与伦比的色艺，将唐玄宗彻底地迷倒了，一肇一笑，都让唐玄宗为之销魂。时杨玉环并没有任何名分，然在宫中的地位却是鹤立鸡群，宫人都敬称她为“娘子”，礼仪待遇都享受着皇后的级别。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在唐玄宗将左卫中郎将韦昭训的女儿册为李艰的王妃后，他在凤凰园中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在《霓裳羽衣曲》的乐曲声中，给杨玉环册了“贵妃”的名号。由此，杨玉环，不，应称杨贵妃，正式成了唐玄宗的女人，一个在宫内压倒所有女人的女人。时唐玄宗六十一岁，杨贵妃二十一七岁，两人相差三十四岁。　　杨贵妃虽未成为皇后，但实际的享受远在皇后之上。她是唐玄宗的最爱，几乎是每求必得，每愿必遂。内廷中有专门为她服务的组织和项目，织绣制衣有七百人，雕刻熔造也有数百人。她自幼喜食荔枝，唐玄宗特令进贡质量最佳的南海荔枝。荔枝虽味道甘美，但娇嫩难藏，采下后隔夜就要变质。南海官员为保质保鲜，让人采下后用连释的方式快速运人长安。尽管南海和长安南北相隔几千里，但杨贵妃仍能保证每天吃上新鲜的荔枝。　　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冀为讨得唐玄宗的欢心，先讨杨贵妃的欢心，尽心搜罗当地珍奇的物产，奉献给她。他们的做法果然奏效，不久就受到了唐玄宗的大奖励，张九章升为三品官，王冀升为户部侍郎。此例一开，内外各种官员争相仿效，极力打听杨贵妃的嗜好，绞尽脑汁地投其所好，以博取高官厚禄。　　杨贵妃得幸于君主，满门沾光叨恩。父亲追赠太尉、齐国公，母亲封凉国夫人。叔父杨玄珠拜光禄寺卿。三个才貌双全的姐姐全被封为夫人，大姐为韩国夫人，三姐为貌国夫人，八姐为秦国夫人。堂兄杨括授鸿肪卿，杨铸任侍御史。整个杨氏家族以杨贵妃为背景，生活上享尽荣华富贵，政治上权倾朝野。他们每有关照，地方官都当作圣旨一般办理，唯恐奉承不周。他们门庭若市，朝臣、富豪争先恐后地进献各种无奇不有的礼品。三个夫人可以自由出人宫禁，在唐玄宗前畅所欲言。杨铸娶武惠妃生的女儿太华公主为妻，宅第和宫廷相连接。　　靠着杨贵妃，原在巴蜀地区军界混得很不成人样的杨国忠，以远房堂兄的身份进人京师发展，在仕途上一路上升，成为权力中心的重要人员。在李林甫死后，出任了宰相，将杨家势力更是提高到“李家天下杨家党”的地步。为保障相位的巩固，他大力排斥异己，和安禄山闹得势不两立，从而加速了大乱的到来。　　杨贵妃以女色占尽君王之心，把满门老小带人了富贵乡的现状，和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唱起了反调；由此，社会上流传起不少这样的谚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棺”。　　杨贵妃之所以不同凡响，关键在于她不是个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女人，她敢于顶撞夫君，敢于漠视夫君，把夫君当成平等的情侣。唐玄宗爱她这点，也恨她这点，爱恨交织，反而加深了又创地的爱。杨贵妃先后有两次件旨，都被大怒的唐玄宗谴出宫外。　　第一次是她封为贵妃的次年，被谴到杨括府中。高力士深深了解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感情，用百车将各种器用一同送去。在杨贵妃离去后，不到半日，唐玄宗已起了想念之绪，不思饮食，烦闷暴躁，无故答挞左右从人。高力士见状，奏请迎回杨贵妃，给唐玄宗找了个台阶。当天晚上，杨贵妃回到宫中，伏地请罪，要夫君宽恕她的任性。由是两人相好如初。　　第二次是夭宝九载(公元750年)，杨贵妃再次怜旨，复被怒气冲天的唐玄宗逐出宫外。著名的酷吏吉温，对唐玄宗正言反说：“妇人智识浅薄，J件逆圣意。贵妃久承恩顾，应就戮于宫中，不可受辱于外。”这一番话，牵动了唐玄宗的情丝，让宦官给杨贵妃送去了御食。杨贵妃剪下一束青丝，请宦官带给夫君。唐玄宗见发如过电流，速令高力士召回杨贵妃。大起大落的风波，非但没有影响他们的爱情，反而促进了他们的交流。　　关键的关键。杨贵妃是唐玄宗难得的红粉知己，她了解他的烦恼，了解他的心事，用温柔来化解他的烦恼，用体贴来分担他的心事。有年八月，太液池中的千叶白莲花昂首怒放，美不胜收。唐玄宗在一旁的亭台中设宴，邀请贵戚们共赏莲花。赴会者竞相赞美莲花，然唐玄宗却手指杨贵妃，一语惊人地说：“莲花虽美，怎及我的解语花！”这朵解语花，为唐玄宗解了无数心结，使他获得了人生之趣。　　这对连理枝、比翼鸟在卿卿我我的氛围中过了数年，渔阳辈鼓响起来，先失洛阳，再失撞关，面对长安门户洞开的败局，唐玄宗不得不带着杨贵妃以及家属、官员，向巴蜀流亡。　　逃到马鬼坡(今陕西兴平西)的马鬼释，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主持下，在太子李亨的秘密支持下，疲惫不堪、饥饿难当且前途渺茫的六军将士发动了兵变，杀死杨国忠及杨家所有人员。　　唐玄宗迫于形势，不得不出来安慰将士，劝他们各自归队。然群情汹涌，仍不肯散去。　　唐玄宗问他们还有何要求，陈玄礼说：“杨国忠谋反被诛，贵妃不宜再供奉，望陛下能割恩正法！”　　唐玄宗辩解说：“贵妃深居宫中，怎知杨国忠谋反！”　　官员韦愕叩头流血谏道：“众怒难犯，安危只在顷刻，望陛下速速作出决定！”　　高力士又插言说：“杨国忠有罪被诛杀，贵妃即使无罪，但因是杨国忠之妹，还在陛下左右，将士们怎能放怀！”　　犹豫了许久，处在绝路的唐玄宗，不得不以牺牲扬贵妃，来保全自己。唐玄宗忍痛发出了赐死令，杨贵妃走出厅门，悲凄地请高力士帮助她自裁。　　她泪流满面，语无伦次地向唐玄宗诀别：‘愿陛下好自为之。妾既负国恩，死无所恨。乞请准许拜佛。”　　唐玄宗心酸至极，说：“愿妃子能善地受生。”　　进人佛堂礼佛后，高力士将她带出，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时年三十八岁。　　扬贵妃刚气绝，南海进贡的荔枝送到了。　　杨贵妃虽死得悲凉，然她凭着这悲凉，被后人列进了四大美人之中。更是凭着这悲凉，李、杨缠绵徘侧、回肠荡气的爱情，得以传之千秋。　　　　细说隋唐52：曾一行　　一行，是唐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数得着的大科学家。　　一行是和尚，人们按风俗呼为僧一行：他俗姓张，名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他的祖父张公谨，是唐太宗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父亲张擅，仅是个县令。　　他资性聪颖，然他没将这聪颖用在时人趋之若鹜的科举上，而是将此全部投在了学问上，在博通一r儒经、历史后，又花大功夫研究天文、阴阳、五行以及道家典籍。他对学问的超凡悟性，在当时引出了一则美谈。　　有个道士唤尹崇，以博学驰名于学界与政坛，’被推为前辈，家中藏有大量的珍贵书籍。作为后生的一行，来向尹崇求借被人认为极其深奥的扬雄《太玄经》：他借得此书后，没几日就来归还了。　　尹崇很是奇怪，问：“此书意旨深奥，我读了多年，尚未弄懂其意。你想研究此书，为何如此快地来归还？”　　一行答道：“我已探得其意。”　　说罢，拿出他所撰的(大衍玄图》及《义决》二书，交给尹崇。尹崇粗略地翻了下，惊奇不已，便和一行探讨起《太玄经》的奥旨。探讨的结果，是尹祟对一行彻底佩服，并对人说：“此人是颜回再世。”　　经尹崇赞扬，一行出了大名。　　大名传出，传到了宰相武三思的耳中。武三思企羡一行的学问，派人捎信来，要和他结交。一行不想答应，他一则鄙视武三思的为人，二则不愿卷人险象迭生的政界之中，然又不能公开拒绝，由是找‘r一处地方藏匿了起来。藏匿了一些日子，觉得还是不保险，遂以断绝红尘之念为遮掩，到篙山削发为僧，拜和尚普寂为师，从此在晨钟暮鼓下研习起佛经来。　　唐睿宗登位，命东都留守(高山在其管辖之下)韦安石以礼相召。篙山是朝贵权要常来礼佛之地，通过这些人的言谈，一行清晰地了解到当朝政治，看似随着新主的登位已气象更新，实际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冲突危机。以学问为生命宗旨的他，不想置身于腥风血雨中，再次借托身体多病而拒绝了。为躲开韦安石的纠缠，他离开篙山，前往荆州当阳山(今湖北境内)，师从沙门悟真学习佛义。　　开元前期，励精求治的唐玄宗以极其真诚的态度，让他的族叔李洽到荆州来召一行。李洽临行前，唐玄宗特地关照：若一行不来，抬也要把他抬来。一行作了拒绝，但拗不过李洽，终于来到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一行的应召，关键在于世道的改变，“开元之治”的初步形成，已把唐朝推人太平盛世。　　在长安，一行受到了唐玄宗」卜同寻常的礼遇。然唐玄宗只是久闻其名，并不知道他是否具有真正的过人之处。由是，唐玄宗在首次接见一行时，开门见山地问他有什么长处。一行说他擅长记忆，可过目不忘。唐玄宗叫入拿来一书，当场进行测试。一行用不长的时间读了一遍，便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出来。如此难得的本领，让唐玄宗顿时生出深深的敬意。　　一行被安置在宫廷内的光太殿，唐玄宗时常前去，聆听他的安国抚人之道。一行以他渊博的学识、超凡的智慧，对这个开创了黄金时代的君主，给予了发自肺腑的真切指导。他是唐玄宗的帝师，也是唐玄宗的净友，对唐玄宗一些有失考虑的事情，给予了直言的谏净。唐玄宗的爱女永穆公主出嫁，唐玄宗令有关机构按照以前太平公主的婚礼规格来进行。一行认为这很不妥，说：唐高宗惟有太平公主一个女儿，所以赐予了如此殊常的婚礼，但实际效果并不好，正是超乎礼仪规定的做法，导致了太平公主的狂妄，让她做出了后来大逆不道的事，因而必须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唐玄宗觉得有理，下令有关机构对永穆公主的婚礼改用常礼进行。如此的谏净，对一行而言，是常有的事，从而他获得政界的高度评价，起到了大臣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此时，一行利用宫廷中的条件，继续他对历法、天文等学科的研究。在这方面首先让唐玄宗膺服的，是他撰成了他的从祖父张太素所著的《后魏书》中未竟的《天文志》。　　他的研究没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做出了一连串的贡献，其中有三个是划时代的贡献。　　一个是撰成《开元大衍历经》。唐高宗时编有《麟德历》，应该说这是本不错的历法，但里面有许多疏误。唐玄宗令一行对此加以改造。一行遍考前代的历法，按《周易》大衍之数的理论，在(麟德历》的基础上，重编了新历《开元大衍历经》。此历精湛详当，涉及面极广，其主要内容有：平朔望与平气，七十二候，太阳、月亮、五大行星的每日位置及运动轨迹，每日的星象与昼夜时分，日食、月食的预测，等等。此历问世之后，被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在实际的使用中，被证明具有历法里程碑的意义，其理论依据以及具体操作方式，对后代编修历法有相当大的影响与指导性。　　一个是创造了“黄道游仪”。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以一行为首，与另一天文学专家梁令硬等人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用此仪器精确地重新测定了一百五十颗恒星的位置。　　一个是发明了《覆矩图》：一行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发起了在全国十二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的活动：然后，他根据南宫说一组的测量，用他的《覆矩图》，在世界上第一次推算出了子午线的长度。　　一行是政治大师，是科学大师，更是他的本行中的佛学大师。　　唐代佛学门派甚多，有八大派之谓。一行起初在r山学的是禅宗，后到天台山(今浙江境内)学天台宗。人长安后，到西明寺师从天竺(今印度)高僧善无畏学密宗，并协助翻译密宗最高经典《大日经》。学成后，自撰《大日经疏》十四卷，由此创立了中国的密宗教义。此外，他又从学于天竺高僧金刚智，习密宗法咒仪式。终于成为大阿阁黎，即密宗中可解释教义与主持仪式的权威。　　因一行贡献巨大，他不仅在佛教界赢得了普遍的尊敬，且还得到道教界的推崇，由此流传两则虚玄的神话。一则说他当初到天台山求法时，寺前的流水竟然为之倒流，即东流转为西流。一则是大道士邢和璞说，汉代洛下阂造历法，预言八百年后，将误差一日，有圣人来纠正，而一行正是这圣人。　　兴许是用脑过度，这位高僧并没有高寿，仅四十瓦岁就圆寂了。唐玄宗亲自为他写了碑文，赐溢号为“大慧禅师”。　　　　细说隋唐53：诗仙李白　　李白，毋庸置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响亮的名字之一，他超过了许多富有江山的帝王，超过了许多功绩彪炳的将相，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达到了名扬四海的地步。杜甫有诗赞诸葛亮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其实，李白大名同样垂宇宙。　　然而，翻开煌煌的新旧两《唐书》，其中关于李白的记录之简，与其大名之赫竟成绝然之反差，《旧唐书》只有区区十行，《新唐书》的内容稍多，也仅一页半不到。这与那些至今已湮没无闻却占着大量篇幅者相比，不能不让人掩卷长思。　　长思的结果，是明朗的。李白是个地道的文人，虽然凭借文名，被唐玄宗召人中央，曾在翰林院供过职，然那是“待诏”，是种清职，毫无实权的清职，给皇帝解闷逗乐的清职。故而名日官，看似荣华富贵，实际毫无权势，骨子里与在野布衣无甚大区别。唐朝，尤其是盛唐，重诗，重赋，重华彩文章，由此连带起来，重了文人，可这所有的一切，是国家政治的花边，是为体现强大国力的光环，究其本质，仍是依照传统而来的官本位在左右人之地位的升降。从而，一个文人即使锦口吐绣，妙笔生花，行文能使洛阳纸贵，只要他没有进人官场的核心，获取实权大权。终究不过是“流外”之人，居不到正统地位。而一部二十五史，观其形式是为一朝一代文化的总结，洋洋洒洒，林林总总，方方面而，遍及芸芸众生，而其实质却也是遵循官本位的观念，主要在为皇帝立纪，为大官要官作传，文人仅仅是点缀。李白终身不得大官，依着受名能在青史中占得一页半页，已是大幸，若说不幸，当是不幸中之大幸。　　李白的传记是简略的，然简略的传记还是释放出了多层次的信息，加上一些其他史料，如笔记，如野史，如他的文集等等，构成了立体多彩的李白。　　李白的籍贯是个谜，有多种说法。　　《新唐书》：他是李唐王室的旁支，为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李唐王室的籍贯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故唐李阳冰蛋草堂集序》直说他是陇西成纪人。李白在《赠张相镐二首》中自说：“本家陇西人。”　　《旧唐书》：他是山东人(此处山东，非今日山东，其广指蜻山或华山以东地区，或专指黄河流域)。　　李白的出生地更是个被争论不体的问题。　　(新唐书》：他祖先因罪被流放到西域，返归后客居于巴西(今四川伺中)；《宣和书谱》由此说他“生于巴西”。由此形成了李白为四川人之说。　　范传正心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他祖先因“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郭沫若据此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考证说：“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此说已被学术界基本接受。中亚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斯附近。　　李白，字太白，相传是母亲生育他时梦见长庚星(又称太白金星)，故起了这样的名字。太白金星，在民俗文化中是文曲星的别称，它是对有才情的文人最溢美的赞誉。不知是先有了民俗意义的太白金星，李白母亲用此为儿子起名，希望他日后能驰骋文坛，有个辉煌的前程；还是因有了李白的文学成就，后世才将他的名字与星宿相联，制造出了民俗意义的太白金星。　　　李白以诗闻名，闻名寸二文坛，闻名于政界，闻名于天下。他的诗，才气横溢，大气磅礴，一设想雄浑瑰奇，拟造了一团团天地人合一的化境。　　诗作得出神入化，人称“诗仙”。　　“诗仙”的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遂被后世冠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　　“诗仙”的诗高踞唐诗鳌头，在后世化为了代表唐诗的符号。　　“诗仙”的诗，让无数狂士为之折服，且折服得五体投地。　　李白成名在诗，然他的壮志不在文坛，而在政坛。他作诗，竭尽心力作诗，将诗作得登峰造极，却不想以诗人身份终老此生。他有浓重得化不开的政治情结，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一生不能释怀。如同当时所有诗人一样，仅把诗作为敲门砖，以敲开朝廷的政治大门。当他受唐玄宗之诏前往长安前，曾洋洋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他要做官，且要做大官，最好是做宰相，目的不是贪图荣华富贵，而是以权位为舞台，来进行治国平天下。他在年轻时，就抒发他的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到了长安，著名诗人贺知章一见就说：“此天上滴仙人也。”　　踌躇满志的李白，误以为前程灿烂的政治生涯拉开了帷幕，从此可以大展身手，实现他的抱负。然而，现实与他的理想相差甚远，他只是供奉翰林，隔三差五为唐玄宗献上华美词章。君主高兴时，亲自为他调羹，以示宠爱。宠爱不是敬重，李白不过是唐玄宗的高级玩物。　　待李白看出自己在君主眼中真正的地位后，很是痛苦了一阵子。然他没把这痛苦放在脸上，而是化人了酒中。虽“举杯消愁愁更愁”，可除了酒，别无其他消愁的法子。他和贺知章、李逾[俞换商]之、李琏、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常在一起，把酒喝得烂醉，人称“酒/又仙人”。　　酒喝得多了，原本很狂的李白，现出了更放荡的狂态。他是自视甚高之人，从来就看不起那些权贵，此时胸中有气，索性将权贵当成了他玩弄的对象。他借着醉意，斜卧在殿堂上，吃喝着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为报复，挑拨杨贵妃，说李白在诗中将她比为赵飞燕。由是，杨贵妃使出了她的手段，阻止唐玄宗给李白实职。李白的狂态，不止是得罪了高力士一人，而是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权贵们一致讨厌他，把他逼在清客的位置上不得动弹。　　李白见做不上官，实现不了抱负，再也不愿呆在朝廷受那窝囊气，由是弃了许多文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翰林待诏之位，离开了长安，云游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