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隋唐-10

遂下令中止来俊臣的审讯，了结了此案。　　酷吏并非一种自立的政治力量，它之所以能存在.关键在于有个作用，即能替掌权者用近于非法的手段除去异己。酷吏虽是个群体，但其是各自为掌权者效命的，一旦酷吏中有人被掌权者所厌弃，那么其他酷吏就会像狼群处理受伤的狼一样，扑上去将他噬咬得粉碎。　　一则“请君入瓮”的成语，便与此有关。　　这成语的出典，出自来俊臣和周兴之间。周兴是有名的酷吏，他的手上不知沾了多少条人命。他和来俊臣意气相投，时常在一起对饮，谈论如何对付犯人。一日，他们正在饮酒，突然武则天传来密令，要来俊臣负责审讯周兴和另一酷吏邱神勋图谋不轨之事。　　来俊臣接令后，装作无事一般，继续和周兴聊天，慢慢将话题引了过去，问道：“牢狱中有些犯人不肯认罪，不知用什么办法叮以让他们招供？”　　周兴回答说：“这很容易，只要取大瓮一个，在周围燃起炭火，然后将犯人置于瓮中，他肯定马上认罪。”　　来俊臣立即命人送来一个大瓮，燃起炭火，站起来对周兴说：“朝廷送来状子，告你有谋反之罪。你若不承认，请君人瓮。”　　周兴当即吓得叩头认罪，并立了供状：周兴被判流放，在途中被仇家所杀。　　来俊臣贪财又贪色，为此，他制造了许多的冤狱。他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讨金帛遭拒绝，便罗织了谋反之罪将其溢杀：他又将同样的罪名，套在西突厥酋长阿史那解斯罗的头上，以夺取其长得出色且能歌善舞的牌女：这类事做得多了，闹出不少丑闻。武则天开始有些讨厌他，将他贬了职。可他又用更大的告密，一次诛杀了千余人，重新取得了武则天的欢心。　　作为超级打手的来俊臣，毕竟缺乏高级政治素质，然他野心又大得很，不甘心老是充当打手，凭着武则天对他的宠信，他突发奇想，欲全面摧毁武则天所依靠的政治集团，由他来取而代之，掌握朝廷政柄。他的具体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罗织武氏诸要人及太平公主、张易之连谋叛逆；第二步，罗织庐陵王李显与太子李旦串通大臣连谋叛逆：从武氏到李氏两个方面，掏空武则天的政治基础。在他准备付诸实施前，和他闹狗咬狗矛盾的酷吏卫遂忠获知其谋，向武则天作了呈报。被他罗织的对象，闻讯大惊大怒，立即组织了反击，弹幼来俊臣贪赃枉法、霸人妻女等罪状。　　武则天终于愤怒了，更按着狡兔死走狗烹的不易古训，下令将来俊臣弃市。　　行刑后，他的尸体被陈在洛阳街道示众，他的仇家纷纷赶来，争抢着挖眼、摘肝、剥面，须臾而尽。　　洛阳市民庆贺说：“自今往后，可以高枕无忧了！”　　其他酷吏，也多无好下场，遭到了百姓相同的沮咒。　　　　细说隋唐42：唐中宗、韦后　　唐中宗李显是个悲剧，其生是种悲剧登位是种悲剧，死还是种悲剧，一种贯穿一生的悲剧。　　李显是武则天所生的第三子，在唐高宗的儿子中排行第七，生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一月。在这前一年，他母亲武则天用断去手脚，浸于酒瓮中的残酷方式，害死了被废的王皇后和萧良娣，取代了皇后之位。她们死后，武则天不断梦见她们披发沥血的惨死状，换了居所，依然如故。这说明武则天是恐惧的，加上她为清除反对她的政治势力而焦虑，恐惧和焦虑给她带来了紧张的心理状态。李显就是在这段时间被怀上的，由此他在胎中受到了相当的损害。李显日后具有胆小1庸碌、怕事等性格上的缺陷，显然与此有关。　　尽管生而为皇子，且是皇后一系的嫡子，与生俱来有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然朝廷中血淋淋的争斗，以及狠心的母亲将兄长李弘、李贤弄死的惨剧，无时无刻不在震颤着他的心灵。　　在二哥李贤被废后，他依次被册为太子。当了太子，他不仅无任何的兴奋，反而背上了更大的担忧：不知何时会重蹈兄长们的覆辙。　　唐高宗驾崩，他按部就班地接了位。可他是空头天子，一切大权被母亲武则天掌握着。他对母亲具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对枉为天子又有一种失落感，从而他把感情移到了皇后韦氏的一家和他乳母的一家上。争取权力和感情的双重因素，促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任用岳丈韦玄贞为宰相，任用乳母的儿子为五品官。然这决定遭到了中书令裴炎的激烈反对，并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感到儿子的决定背后，包藏着危及她临朝称制的居心，立即果断地予以了反击，废去了他的帝位，降为庐陵王，赶至房州(今湖北房县)。　　仅当了两个月皇帝的李显，是和韦氏一起被贬放的。在房州的岁月，李显是提着心过日子的，他很怕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给他送来赐死令。每当朝廷派有使者前来，他都认为是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恐惧，想一死了之。　　幸得韦氏有见识、有胆量，常安慰他说：“祸福相倚，非人所料，岂可一死，不如等待时日。”　　李显受到鼓励，感激地许下诺言说：“如能一朝重见天日，当对你不加任何禁忌，任凭你所为。”　　当时他们夫妇感情很好，为活下去而相濡以沫。他们在房州生儿育女，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显最爱此女，常脱下自己的衣服裹抱，昵称为“裹儿”。　　在朝廷中狄仁杰等忠于唐室的政治势力的争取下，李显终于被武则天迎回了洛阳，重新立为太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他在宰相张柬之、崔玄玮与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右台中垂袁恕己五大臣的强行拥护下，趁武则天病重之际，进行了政变，夺取帝位，复辟了李唐王朝。　　唐中宗登位，为嘉奖张柬之、崔玄玮、敬晖、桓彦范、袁恕己五人之功，将他们均封为王。然而，他虽诛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却对武氏势力作出了很大的妥协，让武三思拜了相。　　让武三思拜相，不是全出于妥协，而是唐中宗和皇后韦氏的一个政治设计。他们在复辟前，为了取得武氏力量的保护，将安乐公主许配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从而结成厂亲家。他们利用亲家关系，提携武只思，让他领导武氏残余力量，与五王平分秋色，以平衡政治关系。　　韦氏在成为皇后后，因唐中宗庸碌无能，学了当年婆婆武则天的样，开始干预朝政，权势与日俱增。宰相桓彦范等人多次上奏，要求唐中宗防范韦氏尾大不掉。可唐中宗信守他当年许下的诺言，听凭韦氏为所欲为。　　此时的政坛，又冒出了两个女人：上官婉儿与安乐公主。　　上官婉儿是因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而被杀的上官仪的女儿。她因父罪而被发人宫中为奴裨，然由于异常聪慧，做得一手好诗文，且精通政治之道，被武则天免了奴啤身份，掌管诏命，由此成了权势人物。唐中宗复辟后，她非但没受到处罚，反以出众的才华，被收为殡妃，拜为昭容，专掌起草诏令。可她并没有只向君主效忠，见韦氏势力强大，遂把宝押了上去，以冀成为旷古未有的女宰相。她起劲地出谋划策，成了韦氏集团的主要骨干之一。　　安乐公主仗着父亲的特别宠爱，也抓了大权在手，十分的骄横跋雇，王侯宰相多听命于她。她自制诏效，卖官蔫爵，然后遮住文字，要父亲签署。唐中宗只是呵呵地笑，依言而做。她大造别墅，修了广达数里的定昆池，其中建起难以计数的亭台楼阁，华丽得令人膛目结舌。她见父亲无能，就贴近母亲，成了韦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她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其目标大得惊人，要改变皇位传子不传女的传统，代替皇太子而成为皇太女。她反驳大臣的反对意见说：u武氏之女尚且能做天子，我是公主，如何不可做皇太女？”唐中宗笑而不答。　　为抗衡五王，韦氏与上官婉儿、安乐公主、武三思结成了政治集团。在上官婉儿的穿针引线下，武三思进人了宫中，和韦氏勾搭成奸。唐中宗知道他们的隐情，不仅熟视无睹，且有时在旁观看他们赌博，看得乐了哈哈大笑。士人韦月上书说，武三思私通宫掖，将有谋逆。唐中宗怒不可遏，下令将他斩首。为彻底控制朝政，在韦氏的支持下，武三思、上官婉儿、安乐公主合伙诬陷张柬之、崔玄玮、敬晖、桓彦范、袁怒己五王图谋不轨，将他们全部流放岭南，而后再将他们一一害死。　　去了这些政敌，韦氏集团还有一大眼中钉，即非韦氏所生的太子李重俊。他们时常欺凌他、侮辱他，恨不得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李重俊是聪明人，但从小缺少良好的调教，性情有些怪决，缺乏政治气度。在忍无可忍的情景下，他没作周密的政治分析，就联结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等人，矫诏调集了三百羽林军，发动了政变。他先领兵冲进武府，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党羽，随后包围了宫城，杀向韦氏、上宫婉儿、安乐公主的住所。韦氏急忙拉唐中宗登上玄武门楼，让唐中宗用君主的号召力瓦解了李重俊的部队。李重俊兵败后，逃向山区，被部下杀死。　　李重俊的身亡，使韦氏集团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韦氏的尊号一加再加，从“顺天皇后”加到“顺天姗圣皇后”。“[立羽]圣”，其名称虽不同于武则天的“二圣”，然实质已相差无几。她的党羽为其大造舆论，说她是顺天应人的“国后”，有夭命在身。　　韦氏为自己制造天命，实是想成为武则天第二，以圆她的女皇梦。唐中宗并非不清楚这一点，然为报当年韦氏相濡以沫之恩，他不仅一直在装糊涂，且为韦氏大开方便之门。　　然唐中宗内心毕竟是矛盾的，他对母亲武则天的行径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因为他在那个时期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梦魔，有时想起来还是芒刺在背。为此，他又不想让韦氏如此肆无忌惮地重复历史，让李唐王朝再蒙受奇耻大辱。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连续有人上书，说韦氏集团将要谋反。唐中宗杀了一个郎岌，又来一个燕钦融。　　燕钦融是地方官吏，他上言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一宗族强盛，安乐公主、咐马武延秀(安乐公主在武祟训死后，又嫁给了武延秀)、宰相宗楚客等，企图颠覆社樱。　　唐中宗将他召来问，燕钦融据理力争，神色不改。唐中宗心中明白，默默不语。待燕钦融出廷后，宗楚客矫沼令飞骑将他摔死。唐中宗闻讯，嘴上不说，神情却是侠侠不快。　　韦氏集团看出症候，认定唐中宗心理起了变化，发展下去对他们将非常不利。韦氏觉得丈夫的变化不利于她圆女皇梦；安乐公主觉得父亲的变化不利于她当皇太女。母女二人商量之后，认为往日她们所依靠的唐中宗不但己成为她们最大的政治障碍，且还可能危及她们的生存。由此，她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暗中将毒下到了御膳中。被蒙在鼓里的唐中宗，吃了一命鸣呼。　　韦氏秘不发丧，派她的侄子、外甥统兵五万拱卫京城，并做好了各种防范措施。然后伪造遗诏，立唐中宗的幼子李重茂为帝(少帝)，由韦氏临朝称制。　　临朝称制，只是韦氏的一个过渡步骤，她的党羽纷纷劝她效法武则天，走上皇位。宗楚客上书援引图徽3以证明韦氏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女皇。为给韦氏扫清登位的障碍，宗楚客与韦氏侄子韦温、安乐公主策划弄死李重茂，再诛杀曾做过皇帝的李旦及其妹太平公主。　　然而还未等到他们动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捷足先登，率领听命于他的羽林军，用军事政变的方式，处死了韦氏、安乐公主、上官婉)L以及所有党羽，彻底解决了武氏的残余力量。事毕，扶他父亲李旦登上了皇位。　　　　细说隋唐43：唐睿宗、太平公主　　唐睿宗李旦和他只哥一样，都是梅开二度的皇帝。　　李旦为武则天第四子，在唐高宗儿子中排行第八。他出生以及成长之时，正是武则天当政方兴未艾之际。他不仅没得到皇嫡子身份这顶保护伞的庇护，相反，比其他人更容易卷入是非的游涡中。在说话不慎就要说错、做事不慎就要做错的恐怖气氛下，他干脆不说话、不做事，摆出胸无大志样，只是孝敬父母，关起门来读书，借练书法以磨平性情，钻进文字训话堆中消度时光。在如此环境中长大的李旦，英气萎缩，很是一副庸碌状。　　他第一次登位，是在母亲武则夭将三哥撵下台后。从那时起，他虽说是皇帝，然正殿也不得坐，坐在偏殿，当临朝称制的母亲的摆设。这一摆设被摆设了六年，在母亲易唐为周后，他被降为皇嗣。皇嗣本是皇太子的别称，然他只能叫皇嗣，享受皇太子的礼仪，却不能叫皇太子。这皇嗣他当得十分困难，几度被酷吏罗织进谋逆分子的行列，遭到了一夜三惊的审查，最终得以侥幸过关。　　待到三哥从贬地被召回，李旦明白自己的皇嗣当到了头，由是知趣地提出了让位。武则天接受了他的请求，立李显为皇太子，将他改封为相主。他一如既往，保持着温良恭俭让。　　李旦潜缩着爪牙，一直潜缩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终于伸展了爪牙，参加了以三哥为首的政变，一同诛灭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母亲移交政权，恢复了唐柞。他有功，以功被进号为“安国相王”，居百王之首。三哥考虑他也曾做过皇帝，为安慰他，假惺惺地要立他为皇太弟，意即在百年之后传位于他。他知道这王朝是三哥一家的王朝，不可能由他来分一杯羹，由是坚决地推辞了。　　推辞之后，他百事不管地当他的安国相王，坐看韦氏集团胡闹。然他再不管也没用，韦氏集团还是认为这个有过皇帝经历的李旦，以及他的妹妹太平公主，对他们有着莫大的潜在威胁。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唯一的女儿(武则天另有一女，为嫁祸予王皇后，她亲手将服释中的女儿弄死了)，深得武则天宠爱。早先吐蕃赞普遣使要求和亲，提出娶太平公主为妻。武则天没舍得，将她嫁给了光禄卿薛耀的儿子薛绍。后薛绍兄弟被牵连进越王李贞的叛乱事中，被处死。武则天又暗杀了她侄子武枚暨的妻子，将她嫁给了武枚暨，以亲上加亲。　　生得方额广颐的太平公主，多权谋，常参与朝廷的政事。武则天认为，这个女儿和她很相似。然由于武则天的厉害，太平公主对母亲很是敬畏，在当时挺收敛，并不敢惹事生非。　　她对政治有浓重的兴趣，更喜欢在政治大风浪中弄潮。在武则天病重之际，她降低了对母亲的敬畏，积极参加了李唐王朝的复辟活动。事后，封为‘’镇国太平公主”，被允许开府设置官属。她不像四哥那般敛光韬晦，而是大露锋芒，推荐依附她的朝臣为大官，百般笼络文人学士，以扩大她的势力。由于她做得很得体，在朝中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她不仅擅长权术，且有大刀阔斧的泼辣，从而韦氏、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对她很是忌惮。　　在唐中宗被韦氏集团毒死后，他们将打击矛头暗中对准一了李旦和太平公主，欲将他们及其一脉的势力来个一锅端。　　　然而，韦氏集团最终非但不能如愿以偿，反而遭到了灭顶之灾。这灭顶之灾是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带给他们的，也是太平公主带给他们的。在李隆基政变诛灭韦氏集团之前，太平公主积极地给子了道义以及人力、物力的支持，并派出她的儿子薛祟简加人其中。　　政变成功，然皇位_仁还呆着少帝李重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决定抬出李旦，以取代少帝。可李隆基抬自己的父亲恐遭物议，说他发动政变是出于私情。李隆基不能说，其他朝臣也不敢直说。太平公主见这是自己立功的大好机会，当朝臣们在朝廷中议论不休之际，她大步走上前去，将少帝从皇位上半扶半拖地拉下来，并对他说：“天下事已归相王，此座非儿所坐！”　　唐睿宗重新复位，坐到了久违的宝座上。　　名实相符，才能当上大权独揽的皇帝。然而，唐睿宗本身并没实力，他是靠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联合支持，才登上台的。自然而然，他的新朝的实际权力，是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在平分秋色。可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往日的政治联合，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出于权力再分配，逐渐破裂了，演化成尖锐的矛盾。唐睿宗不得已，只能充当和事佬，尽力弥补他们的缝隙，以使政权得到支撑。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尽力起用一批旧唐臣，以建立本身的政治基础。从而，这个朝廷形成了一种很怪异的现象，唐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三者，构成了近似各自为政的三角政治。　　三角政治不过是种架构，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两大实力派仍无时无刻不在较量，以较量出胜负为止。　　太平公主非常了解她的四哥，每出言献计，必能打中他的心思。从而，唐睿宗对她几乎是言听计从。得了这种便利，她大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在她本人被加了实封万户外，三个儿子被封王，其他儿子均官居高位。时有一七个宰相，其中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提、陆象先五人竟然都出自她的门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等军官积极向她效力。各地地方官争先恐后地讨好她，不时向她献上丰厚的物品。她占尽了长安的良田，庄园遍布京师，所用器物络绎不绝地从各地运来，府中的摆设、车马、倡优能与宫廷相媲美，侍候她的侍女、奴仆、苍头有千余人。　　太平公主认为，要压制李隆基，最关键的一步，是阻止他成为太子。由是，她和党羽们借皇位嫡长继承制传统观念到处宣传，说李隆基不是长子，不宜册立为太子。而太平公主的这一策划，在一个角度上和唐睿宗的思路发生了契合，因他明知道李隆基有大功于社翟，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但他从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还是看中了较为温和的长子李成器，不希望李隆基成为太子。　　然而，李成器是识大局的，他不想卷人险恶的斗争漩涡中去，坚决不肯被册为太子。他且以平时立嫡、危时立功的古训，声泪俱下地向父皇陈请，要求立李隆基为太子。加七朝中的舆论倾向，唐睿宗迫不得已立了李隆基为太子。　　太平公主不愿承认现实，她继续在力挽狂澜，强行要求宰相们同意废除李隆基的太子地位，但遭到姚崇、宋憬的反对，无奈只得暂时作罢。　　此时朝中政治力量的对比已有所变化，李隆基取得太子位，利用正统的身份，建立了更大的政治威信。他利用政治威信，发出了强有力的政治号召力，使得大批的朝臣转变了立场，站到了他的一边。　　先天元年(公元713年)，在皇位上被搅得心力憔悴的唐睿宗，已不想再充当这名不副实的皇帝，遂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向天下宣布退位，自称太上皇，由李隆基继立为天子(唐玄宗)。　　唐玄宗登位后，太平公主仍不甘心，继续与之为敌。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她作了孤注一掷，先是收买宫人元氏，让她在御膳中下毒。此事没能做成，她又与其集团骨干商议，决定发动政变。　　最后，还是唐玄宗抢先了一步，他组织了军事反政变，调动羽林军，将太平公主集团骨干杀了个殆尽。　　太平公主逃奔南山寺庙。三天之后，她在绝望中被迫返回京城，等着她的是赐死令。　　　　细说隋唐44：史才刘知几　　初唐是个史学丰收的时代，一部“二十五史”，其中有八种出于这个时代，其书日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这是史坛的一件盛事，然在这盛事之后，又出了一件大奇事，刘知几撰写了千古奇书—《史通》二(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评类专著，也是第一部史学史专著。　　这部煌煌奇书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　　内篇三十六篇，分《六家》、《二体》两块，总结以往史书的类别和体裁，以及优劣得失。《六家》为纪言的《尚书》，纪事的(春秋》，编年的《左传》，国别的《国语》，通史纪传的《史记》，断代纪传的(汉书》。考二体》为编年和纪传。　　外篇十三篇，分(史官建置》和《历代正史》两块，前者叙述以往官方史书编纂机构以及主管官员；后者叙述以往官方对编年体与纪传体两种正史的编纂过程。　　这部奇书，奇在包罗万象，奇在贯穿古今，奇在突破陈见，奇在标新立异，奇在直言不讳，奇在震聋发联，奇在自成一家，更奇在空前绝后。当时的大学问家徐坚推崇道：“以史为职者，当以此书为座右铭！”清朝的大才子纪晓岚赞扬道：“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　　刘知几名子玄，因避唐玄宗讳而以字行，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时与其兄刘知柔以文学起步，获得声名后，进士及第，被授为获嘉(今属河北)主簿。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武则天命九品以上文武官员上言论时政得失，刘知几上表论了多事，言语相当激烈。时武则天为了将唐朝的政治旧基础改造为她的新基础，用滥施官爵和收紧法网双管齐下，使大批士人为此断送了性命。刘知几痛感于怀，写了《思慎赋》，予以讥刺。在文坛以“苏、李”并称的苏味道、李娇见后大为惊奇，直呼：“陆机《豪士》所不及！”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喜欢并擅长文学的刘知几，在晋升后，被转人了官修史书的领域。他官职几变，一变为左史，二变为凤阁舍人，三变为太子中允，然一直兼修国史(唐朝史)。　　唐朝官方修史，属于国家政治大事之一，君主极其重视。然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否则便过犹不及。由于君主的重视，从而常将多名宰相、大臣派去监修国史。时武则天派在史馆的监修官的阵容是：侍中韦巨源、纪处呐、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以及中书侍郎萧至忠。然这么多人领导，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政府全力支持的效果，反而衍生出种种弊端，致使费时费力，却不能如期完成国史的编纂。而萧至忠不仅不寻找监修班子的原因，反而责怪一直在辛勤笔耕的刘知几，说他没尽到责任。刘知几一气之下，提出了辞呈，并上书萧至忠，详细地分析了官修国史的问题。　　这道上书，虽夹杂着刘知几的一些个人意气，然公允而言，绝不失为一篇总结官修国史问题的杰作。他说了五个问题，大意如下：一是古代国史都出于一人之手，如左丘明修《春秋》，司马迁修《史记》。到了东汉大集群儒，开始官修国史，但各以为是，致使长年累月修不出一部史。二是汉代修史的资料来源，有从下而上的一套合理的程序，由此史官得以写出记事丰富的史书。而到了近代，史官要自寻资料，又缺乏其他部门的配合，故而难以写出像样的史书。三是古代修史全部公开，以示公正。近代史馆，为防止人情干扰，严加保密。而现在的史馆，人多嘴杂，实在无密可保，致使史官畏惧人情而不敢秉笔直书。四是古代修史提倡惩恶劝善，有良史之道。而今监修官太多，十羊九牧，莫衷一是，又没是非标准，以致史官无所适从。五是设置监修官当有负责之实，如何定体例，如何作分配，如何来撰写，如今却一无所有，只能让史官虚度时日。　　刘知几的论述，道出了官修国史难以成功的实质。然他的直言无忌，触怒了宗楚客、他对史官们说：“此人这般说话，到底想将我置于何地！”相比之下，还是萧至忠顾全大局一些，认为刘知几史才难得，不准他辞职，强留他在史馆。　　人虽留在了史馆，可刘知几的主张，根本不为监修官们所认可。在无奈的境况下，他一边敷衍着修史的工作，一边将业余时间全用在了《史通》的修撰上。完全可以说，正是官修国史问题上的遗憾，才得以促成这部伟大的史评专著的诞生，否则，历史界将生出另一种遗憾。　　在《史通》完成后，在史才上很自负的刘知儿，仍然感到很大的失落，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理解他。从而他将修撰国史的工作，移交给另一个史学家著作郎吴兢，自己去修撰截刘氏家史》、《谱考》这二本谱碟类著作，受到史学界的赞誉。　　刘知几不仅在史才上自负，且在前途上也很自负，确切地说，是史才的自负激起了前途的自负。他在《刘氏家史》中考证出，他这一脉的刘氏子孙，当是汉宣帝之子楚孝王刘嚣曾孙居巢侯刘恺的后裔。由此，他多次对人说，他若能得到封爵，必以居巢为名。他的自我预言，在修撰《武则天实录》后，以修撰之功得以实现，被封为居巢县子。　　刘知几在.史馆执掌国史修撰，长达二十年，经他手所编纂的史书，绝大多数得到了时人的称赞。　　这个史学大才，并没能得到善终。晚年他把触角伸到了与政治关系更直接的经学界，不慎得罪了宰相，受到经学博士的攻击。旋即，他的儿子太乐令刘赐犯了罪，他认为儿子是无辜的，跑去向宰相申诉，结果引得唐玄宗大怒，被贬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抑郁而亡。　　刘知几著作颇丰，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史通》；他谈话甚多，其中最为闻名的，是有关“史才”的界定。　　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在文、史两界都有建树的刘知几：“自古以来，为何文士多而史才少？”　　刘知几的回答是：“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而史才少。三长是：史才、史学、史识。若有学而无才，犹如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箱，却让愚者去经营，终不能增加财富。若有才而无学，好似巧如鲁班，而家中却无工具，终不能营造成宫室。最要紧的是史识，具体的表现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这如同为虎添翼，所向无敌。不具备三长，不可居史职。然从远古以来，罕见其人。”　　他嘴上说“罕见其人”，实际其人正是他自己。　　　　细说隋唐45：千古奇帝唐玄宗　　光荣与耻辱集于一身，伟大和渺小熔于一炉，雄豪与软弱混于一体，英明和昏暗结于一生，千古奇帝唐玄宗，大写出了一个奇字。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因排行缘故，宫中称他为李三郎，自称阿瞒。阿满是曹操的小名。曹操在东汉末，从无名之辈崛起一方，最后主宰中原，无论从气度、韬略、手段、用人、施政等哪方面讲，都胜人一筹，且功绩辉煌，堪称拨乱之主。唐玄宗自称阿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出他要效法曹操，成一代雄主。欲以同名造成同等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其中的进取精神却可以一脉相承。　　唐玄宗的一奇，在于他从皇室的旁支，成为俯视天下的君主。　　李隆基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是他连续奋斗的结果。他以诛灭韦氏集团之功，取得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并成为皇帝；然后剪除太平公主集团，巩固了皇位。他从血琳淋的宫廷斗争中杀了出来，揭开了唐朝历史崭新的一页。　　唐玄宗的二奇，在于他创造了一个盛世：“开元之治”。　　他上台伊始，从尚俭、戒奢入手，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将整个身心投人到促使天下大治的大业中去。　　他放手任用姚崇，用姚崇的治国才干与理念，构建治理天下的基础。他把日常政务全交给姚祟处理，并处处帮助姚崇建立权威。姚崇起先尚有些缩手缩脚，对任命郎吏等小官都不敢自行决定，前来请示。他仰视殿顶，一言不发。待姚崇走后，他对宦官高力士解释说：“联委托姚崇处理庶政，大事自然应该共同商议，但如任命郎吏这等小事，有何必要一一来烦联！”当高力士把这个精神带给姚崇后，使姚崇领悟了他所身负的历史使命。　　他努力扭正前朝以来卖官篱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调整官吏队伍的组织结构。其中最有力的一项举措，是下诏废除斜封墨救官、员外、试、检校等各种非正途选拔的官员。如此，节省了棒禄，减少了财政开支；维护了官僚队伍的纯洁，恢复了正常的选官制度；改变了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使政府机构得以运转灵活。岑仲勉就此评论说：“政治不走上轨道财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跟邋阶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胭、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隋唐史》，中华书局)　　在有着强烈民本思想的唐玄宗的眼里，地方官是朝廷和民众之间的纽结，地方官的形象及其政绩，关系到民众对朝廷的向背。故而，他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拔和任命。他登位不久，就召见了京瓷地区各县令，告诫他们在荒年饥岁时，不得忽视对百姓的抚养存恤。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当有人向他告发锉选充满黑幕，所授县令大多是滥竿充数时，他借这些新县令向他谢恩之际，突然考问起他们治民的方法。结果，除一人及格外，二十多人被改授其他官职，四十五人被遣回家乡重新学习，主司官吏部侍郎卢从愿飞李朝隐引咎辞职。　　唐玄宗大治天下，有个蓝本，这个蓝本就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由此，他大力效法唐太宗，在各种效法中，最为突出的是，他虚心纳谏。他听从太子舍人贾曾的批评，远离了声色；他听从宋憬的建议，不以私恩授官；他听从沛州刺史倪若水的谏议，停止在江南捕捉珍禽；他听从汝州刺史韦凑的谏奏，不再违反丰L制为生母窦德妃建陵；他听从，一行的劝告，降低了女儿出嫁的仪式规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纳谏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使他以明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由此，史称：“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唐玄宗是个深得驭臣之道的君主，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不断地调整中枢的人事安排。姚崇、卢怀慎为他打造了大治的框架；宋憬、苏颜为他推进了大治的进程；张嘉贞、源乾暇为他维护了大治的格局；张说、源乾暇为他添加了大治的内容；李元献、杜遥为他支撑了大治的门面；萧篙、宇文融为他谱写了大治的新章；裴光庭、张九龄为他注加了大治的活力。在开元前二十几年中，政纲不能说尽善尽美，政府不能说白璧无瑕，宰相不能说成圣成贤，然总的说来，建设大于毁坏，成就大于弊病，上升大于坠落。从而，大建设、大成就、大上升构成了大治，一种空前绝后的大治，一种黄金岁月的大治，一种永垂史册的大治。　　大治处在开元期间，故称“开元之治”。“‘开元之治”比“贞观之治”更具大治的性质。得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跻身于伟君的排行榜中。　　唐玄宗的三奇，在于他由明君转为了昏君。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形容君主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最地道的一句古训。把这句古训套在唐玄宗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由明转昏这个转变，起因是唐玄宗在长期弹心竭虑理政之后，感到一种极大的身心疲惫，疲惫之余，对永无尽头的政事，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烦。此外，“开元之治”的巨大成功，国泰民安的景象，也让他陶醉了，在道家清静无为观念的支持下，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躲进深宫去彻底地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然政务还得有人来总领，由此，他把这个以前他自己担负着的重职，交给了宰相。　　时宰相有两个，一个是具有强烈儒家观念的张九龄，此人是个不知转弯的直臣，无论遇到什么他看不顺眼的事，就要谏，且不停地谏，搞得唐玄宗挺烦；一个是具有法家观念的李林甫，此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政事，也有让百官唯命是从的能耐，他做事，很让唐玄宗放心。时张九龄和李林甫因政见不同、门派不同，时常斗，明里暗里斗个不停。最后，唐玄宗出于自己的需要，踢开了张九龄，将政事全部委托给了李林甫。　　李林甫独掌大权后，为使唐玄宗能在深宫中高枕无优地享乐，也为自己能彻底控制朝政，先堵塞了言路。　　他召集全体谏官进行训话，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唯恐顺从还来不及，岂用多言！诸君看见仪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然稍有一鸣就被斥去，后悔也没用！”　　谏官们被镇住了，不敢再上言。唯有一人不服，但立即遭到了贬职。从此，李林甫得以为所欲为，躲进深宫的唐玄宗，再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　　出于保持自己独操政柄格局的考虑，李林甫为屏弃地方军事长宫进入中枢，以勇敢善战为借口，提出了用少数民族之人担任边将的设想。因李林甫的说法冠冕堂皇，立即被唐玄宗所接受。这个计划推行后，被任为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中央政府所给予的优遇政策，快速地膨胀了他的集团势力，养就了一支胡汉杂混、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部队。　　在李林甫把持的政局中，人才遭到排挤，异己遭到排挤，严酷的刊法代替了清明的政治。虽说大治带来的升平景象还笼罩着整个帝国，但其质已起了变化，盛况犹存，然已每况愈下，朝着衰世发展而去。　　可以这样说，唐玄宗由明转昏的阶段，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阶段。　　在李林甫身后，掌握朝政的是国舅爷杨国忠。他依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地当上了宰相。他是个市井无赖，不学无术，根本没有廉耻和顾忌，一朝得势后，对百官颐指气使，井毫不掩饰地营私舞弊。他贪得无厌，府中积财如山，无论是谁，只要不贿赂他，便无法办事。　　由于政治的腐败，唐廷派在云南的地方官，和南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南诏为反抗压迫，联络吐蕃，将云南官军打得一败徐地。根本不懂军事的杨国忠，错误估计双方的实力对比，先后两次出动大军前去征剿，结果都招致了几乎全军覆灭的惨败。经此战争，唐朝元气大损，失去了以往在对外事务中的强势地位。　　唐玄宗的四奇，在于他险些成为亡国之君。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很能讨唐玄宗的欢心，由此成了天下第一宠臣。杨国忠为和安禄山争宠，双方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杨国忠屡屡进言说安禄山要反，安禄山被逼得走投无路，又见唐朝兵备空虚，从而扯起了反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接连拿下洛阳、长安。　　唐玄宗逃往巴蜀，他一路逃，一路丢，先丢了他心爱的杨贵妃，接着丢了皇位，逃到成都，仅留了一顶聊胜于无的太上皇的帽子。　　幸亏他的儿子唐肃宗领导抗叛，收复了长安。回到长安的他，在短暂的热闹过去后，被迁人了冷宫，直至忧郁而亡。　　从大盛世，到大败亡，唐玄宗从顶峰掉进了深渊。　　一场万劫不复的安史之乱，将唐玄宗钉在了昏君的耻辱柱上。　　　　细说隋唐46：姚祟、宋璟　　唐玄宗的时代，是盛唐的顶峰，而其中的“开元之治”，是这顶峰中的顶峰。而将唐朝推向这顶峰之顶峰，唐玄宗得力于两个人，具体说来，是开元初期前后的两任宰相：姚祟与宋璟。　　姚祟，本名元祟，为避开元年号讳，改名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人。　　唐玄宗的起家，是依靠了“龙武功臣”集团。然当他在皇位上坐稳后，也即在得了天下之后，将治天下当成了他的新使命。他知道，要完成这样伟大的使命，需要有个与他志同道合并极具才干的宰相来辅佐他。他审视整个功臣集团，并无这样的人物，最后，将视点落到了时在同州(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身上。　　拜姚崇为相，是唐玄宗精心考虑的产物。　　姚祟在谋略、文才、吏治、人缘等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现，在朝臣中犹如鹤立鸡群，是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人物。他起仕于武则天之朝，以文思敏捷、下笔成章闻名。此后，下至挽郎，上至宰相，外至刺史，内至中枢，军至兵部，用至司仓，在宦海中饱经沉浮。丰富的经历，使他熟谙国情民风，多次提出了切合事情本质且行之有效的条陈。他提倡正气，反对逢迎；主张仁和，反对严刑。由此，受到了武则天的高度赞扬。他参加了五王拥护唐中宗的复辟，事后，却以旧臣之情，对下台的武则天一掬同情之泪，从而被赶出中央。到唐睿宗登位，他再度拜相，又因不愿附和太平公主，重蹈前辙。他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深得民心，离任之际，当地民众为留下他而表现出了罕见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拜相前夕，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十大条陈，作为他就任宰相的条件：一是废刑法而行德政，二是数十年不求边功，三是不准宦官干预政事，四是停罢一切非正途之官，五是对君主宠臣施以法纪，六是杜绝贿赂之途，七是停造各种寺庙宫观，八是君主待臣以礼，九是让谏官说话畅通言路，十是不许外戚干政。唐玄宗一一予以答应，这十大条陈成了他们君相合作的契约。　　在排除了功臣集团的阻力后，姚崇正式走马上任。他推荐黄门侍郎卢怀慎，作为自己的副手：卢怀慎为人清廉谨慎，敬重有才者，自认自己不及姚崇精于吏道。凡事都由姚祟定夺，成为陪衬性的人物，人称“伴食宰相”。这种格局，有利于姚崇充分展开他的政治作为。　　姚崇的治国基点，设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为解决寺院经济与国家争利，为阻止国人借当僧人来逃避赋税，也为争取大批劳动力，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大幅度地清理天下僧尼，迫使一万二千人还俗。　　山东发生严重蝗灾，按照传统的习俗，认为蝗灾乃是天灾，非人力可以解决，非得修德祭天不可。然姚祟不顾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坚决下令灭蝗，结果灭蝗十四万石。同时，针对朝廷中倾向传统的舆论，表示由他独自担当后果。由此，灭蝗运动得以全面展开，从蝗虫口中挽救了大面积的庄稼，使山东地区得以避免大灾的侵害。　　姚祟的理政方式，强调权变，每每因事制宜地推出措施，从不陈袭旧规。执行起来，大刀阔斧，从不拖泥带水。由此，他在中枢里一言九鼎，同僚们多唯命是从。他为办儿子的丧事，请了十多天的假。卢怀慎一筹莫展，坐看政务堆积起来，他向唐玄宗请罪，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联将天下事务委托给姚崇，尔等只需一旁坐着就可。”　　姚祟假满之后，未费多少工夫，就将积聚下来的政务全部处理完毕，且处理得让人钦眼。　　他为此得意地问人称“解事舍人”的齐淤：“我的执政，和管仲、晏子相比如何？”　　齐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却能用其一生。而公制法，随后即变更，似乎不及二人，可称救时之相。”　　姚祟大喜掷笔说：“救时之相，也算难得了！”　　姚祟仅执政四年，然在这四年中，他政绩显赫，得到全国朝野一致的好评，说他：“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唯以忠孝为意。”　　唐玄宗每日都要和姚崇谈论政事，来则起立相迎，去则相送告别。一日不见，便恍恍若有所失。某天，大雨傍沱，路上泥泞有一尺多深，姚崇无法人宫，唐玄宗特令待者用御用便轿，前去将姚崇抬来。此事传了出去，朝廷为之轰动，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君主礼待宰相的登峰造极的举动。　　唐玄宗重用姚崇，借助他三朝元老的身份以及练达的才干，以制定治国大纲。奠定天下大治的基础。姚崇不负君主的厚望，以出色的工作，给唐玄宗带来了“一干元之治”的曙光。　　然而，泰极否来，姚崇巨大的成功，给他造就了丰隆的威望，也把相权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步。这终于触犯了唐玄宗的忌，在姚崇大致完成其作用后，唐玄宗让官员弹劝姚崇的两个儿子及其亲信接受贿赂，并量了重刑。站在巅峰的姚崇，不得不知趣地提交了辞呈。　　唐玄宗准了姚祟的辞呈，并让他保有晚年的体面。　　接替姚崇宰相之位的，是广州都督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他在武则天之朝，是个闻名海内的直臣。持法刚正，利赏得当，不避权贵，是宋璟执政的特色。为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维护社会秩序，他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权贵、豪强，并制定了许多利民的措施。朝野称颂他为“脚阳春”，意为他每到一地，如同和熙的春阳普照大地。　　他注重人才，按才施用，不苛求全才，让百官各得其所。为此，他对唐玄宗说过一番精辟的见解：括州员外司马李琶、仪州司马郑勉具有才略，但性格怪异，好惹是生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然捐弃他们的长处，则又可惜，应该选为民风较悍的渝、砍二州刺史；大理寺卿元行冲公认有才，初用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难以称职，可任为谏官性质的左散骑常侍，让持法公道的李朝隐来代替；陆象先以德理政，宽仁而不容曲非，可授为河南尹。　　用才得当，知人善任，是宋璟声望高扬、相业隆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那些用阿诀奉承或卑鄙手段索求富贵者，宋璟是深恶痛绝的。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睿及其特为宋璟所撰的《良宰论》。宋璟阅后，在文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此文颇有候谈的意思，隐士应直言相陈，怎能偷合苟容。文章若作得好，应从科举中求出身，不该私自送上。”　　宋璟将个人得失置于脑后，对唐玄宗常犯颜直谏。处于政治上升时期的唐玄宗，对宋璟的意见，即使心存异议，也多屈尊予以同意。唐玄宗曾将一双御用金筷赐予他，以表彰他的正直。　　在当时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宋璟以无畏和务实的精神，反对君主的愚妄行为。天文官预报将要发生日食，唐玄宗认为这是上天在通过日食向他发出替告，从而立即穿.仁素衣，接连下诏，撤除伎乐，减少膳食，释放冤枉被囚者，贩济饥民，劝励农桑，期望苍天开恩，赦免他的罪孽。宋璟认为这些行为本身都是无可指责的，但为日食特地而做，似乎有些荒唐。他委婉地对唐玄宗说，日食既然是上天劝人君修德的信号，那人君只要推诚即可，不需要接连下诏。他还从此事中强化了他的理念，即只要把利国利民的事一以贯之，是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的。　　宋璟在朝廷积极倡导开明的政治风气。他主张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君主私人的政治，政治不但要光明磊落，还要有适当的牵制，具体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君臣的私议和密议。他要求恢复贞观时期开明的政治制度：大臣奏事，谏官、史官必须在场，以记录君臣的议论；各机关长官的奏事，御史弹劝百官的奏文，应当公开，以此杜绝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的途径。唐玄宗同意了宋璟的主张，然作一r一个补充规定，说是特别秘密的事除外，从而留下了一个伏笔。　　除了开明之外，宋璟还在宫场中提倡朴实的作风。他在广州施有惠政，在他当了宰相后，广州官民为他竖立了遗爱碑。然宋璟对唐玄宗说：“我在广州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现我职位显达，他们便来馅诀，请从我开始革除此风。”唐玄宗为此签发了一道诏书，严令全国刹除立碑之风。　　宋璟虽拒绝了官民为他所立的遗爱碑，然他的政绩却是有口皆碑。他继姚崇之后、以萧规曹随的精神，把“开元之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姚崇一样，宋璟为相也是四年。最后，也是在唐玄宗认为宋璟完成了使命后，以阻压有罪者上诉以及恶钱泛滥二事，罢了他的相职。　　史家对姚、宋相随，促成“开元之治”，中肯地评价道：姚祟善于应变，宋璟善于守法，二人秉性相异，却同归于道，齐心辅弼，以成大治。　　　　细说隋唐47：开天盛世　　开天盛世，是指以“开元之治”为基础，而以开元、天宝两个时期为时空范围的大盛世，其包括了整个唐玄宗时代。　　大诗人杜甫在回忆开元盛世时，通过《忆昔》一诗说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票米白，公私仓康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执鲁编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户口的多少，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决定着生产力的高低，也决定着赋税的收人，总之，决定着国力强弱的程度。开元、天宝时的户口数，在政府人口政策的支持下，在社会秩序安定的保障下，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比唐初有了一个大发展：　　开元、天宝时期，共有过六次全国性的户口统计，其具体数字如下：　　第一次，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7069565户，41409712口。　　第二次，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7861236户，45431265口　　第三次，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8412871户，48143690口。　　第四次，天宝二年(公元743年)，8525763户，48909800口。　　第五次，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9069514户，52880488口。　　第六次，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8914709户，52919309口。　　唐初为38万户，按天宝末8914709户计算，户数增加了二十多倍。　　大量的人口，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开垦出了大量的耕地。据元镇说，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耕作的景象。(《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又据史学家汪钱在《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中研究，天宝时的耕地大约在800万顷到850万顷，相当于今天的6，2880亿亩到6，881亿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一个政府兴修的水利，便可以反映出该时代的农业状况。开元、天宝时，政府规定了每年兴修水利的固定时间，仲春疏通沟渠，筑立堤防，到孟冬结束工程。经过长年累月的兴修，加上前朝留下的工程，政府统计天下水利共有30033559处。　　时江南塞北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利网，其中开元、天宝时兴修的有：　　华州：利俗渠、罗文渠、潜渠、敷水渠。同州：通灵破。洛州：伊水石堰、梁公堰二会州：黄河堰。陕州：上阳堤飞积翠堤、月阪堤。蔡州：玉梁渠。仆州：潜渠。并州：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恒州：水渠。冀州：漳水堤。赵州：千金渠、万金渠。沧州：衡漳东堤、水渠、无棣河、阳通河、浮河堤、通阳河堤、永济北堤、甘井、靳河。流州：嘈渠。郭州：通利渠。瓜州：水渠。郎州：北塔堰。益州：万岁池堤、官源渠、新源水。蜀州：远济堰。眉州：大通济堰、小通济堰。和州：韦游沟：杭州：捍海塘堤。越州：防海塘、湖塘。明州：小江湖、西湖。衙州：神塘。　　这些都是较大的水利系统，浇灌田地，多的可达几千顷，少的可达百余顷，其他尚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型工程。整个水利网络，对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丰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由于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当时的物价，尤其是粮价，一直保持着稳定且低廉的价位。据载：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因连年丰收，东都洛阳的米价为十钱一斗，而山东青、齐地区米价仅五钱一斗，粟三钱一斗。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夕，西京长安米价不到二百钱一解，绢不到二百钱一匹。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关中、中原地区米价十三钱一斗，青、齐地区米价仅三钱一斗，绢二百钱一匹。　　发达的农业基础，促进了官、私手工业的发展。　　在纺织印染行当中，有布、绢、紽、纱、续、罗、锦、绮、缣、褐十大纺织品，有组、缓、绦、绳、缨五大编织品，有细、线、弦、网四大线结品。唐玄宗妃子柳婕好之妹，发明了工镂板印花工艺，印出了织机所不能织成的生动图案。　　熔铸业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金器、银器和铜器上，其工艺有浇铸、镂刻、平脱三种。今通过考古发现的金银平脱天马莺凤镜，背面的图案是凤马相戏，金色的风翅凤尾、马鬃马尾，配以银色的马身、凤身，如日月交辉。东海人马侍奉造的白银酒山，其中有机械装置，以风为动力，可自动注酒，上有随意出人的酒使，若见客不饮，便出来劝酒。　　名窑遍布各地，著名的有越州窑、邢州窑、鼎州窑1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等，出产的瓷器有青瓷、白瓷、黄瓷、褐瓷等。当代人陆羽在他所撰著的《茶经》中，将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作为评定瓷器等级的判断标准。尤有时代特色的，是黄、绿、白、蒲、蓝五色交映的“唐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