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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隋唐-5

作者:赵剑敏 字数:19578 更新:2023-10-09 10:16:38

李德林功在杨家,功在社稷,功在天下,按理当随着政局的变化而获得尊荣。可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如愿以偿,相反,多次遭到了隋文帝的谴责和冷落。直接的原因是,他犯颜直谏,逆了龙鳞。隋文帝黄袍加身后,欲尽诛北周宇文氏宗室,以绝后患,李德林数次上言反对,以为不可,激得隋文帝发怒说:“你是读书人,不懂怎样处理这种事!”宰相苏威建议设立“乡正”,掌理民间诉讼,李德林认为不妥,但见隋文帝支持,只得转变了态度。推行之后果然产生了一些弊端,隋文帝要废除,李德林认为朝令夕改,有损帝王立法之意,以致隋文帝变色说:“你是否把我比作王莽!”如此的事一而再的发生,原来融洽的君臣关系,被彼此不同的见解给破坏了。  最后,李德林被问了罪,罪行是:隋文帝提倡以孝治天下,他说孝本出自天性,毋需特地设教提倡;以逆人之产为名,强占民宅,开店营取巨利;为父亲编造当过太尉咨议的经历,骗取赠官。  发落的结果是,李德林被贬为怀州刺史。怏怏不得志的李德林死在了任上。    细说隋唐8:史万岁  老话说: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这句很管用的老话,用到西汉的李广身上,可不管用;用到隋朝的史万岁身上,也不管用。  史万岁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他出身北周刺史家庭,打小就雄姿英发,射得硬弓,将烈马骑的如飞。他不止有勇,还有谋,好读兵书,懂阴阳占卜,类似诸葛亮。十五岁那年,从父入军,在周、齐大战中,双方旗鼓相当,可他却看出周军已处于不利地步,急率部下撤退,在周军大败后保存了有生力量。父亲在平齐中殉职,他以忠臣子的身份,拜官封爵。  武艺盖世,足智多谋,在杨戬执北周政柄时,史万岁受到了重用。在镇压尉迟迥的战役中,他反败为胜,创立奇功,被拜为上大将军。  隋朝建立之初,史万岁卷进了大将军尔朱勣谋反案中,被削职为民,发配到敦煌做戍卒。他所在之队的队长很是骁勇,每每单骑深入突厥境内,掠取羊马,常有大收获。此人以孤胆英雄自居,看不起初来乍到的史万岁,随意辱骂。史万岁心里不服,自言也能如此。他讨了匹战马,携着弓箭,冲入突厥境内,竟也满载而归。队长服了,从此两人时常同行,直驰几百里。去得多了,他们名震北方各族。  时突厥为隋朝的主要边患,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派秦州总管窦荣定率大军前去打击突厥。史万岁待大军开来之后,自往大帐,面见窦荣定,要求收录他。窦荣定早闻其名,非常高兴的当即将他收在军中。有了史万岁撑腰,窦荣定对前来迎战的阿波可汗说:“士卒有什么罪过,令他们互相厮杀。不如各派一壮士一决胜负!”阿波答应了。史万岁和突厥壮士各自出阵,只见史万岁纵马过去,手起刀落,斩得首级策马而回。突厥大惊,不敢再战,撤兵而去。这一仗,使史万岁重新返回隋高级军事阶层,拜为车骑将军。  统一江南,史万岁以功加上开府。  对史万岁而言,他指挥的最精彩的战役,是征伐江南高智慧。陈朝被灭后,江南仍烽火连绵,其中力量较为雄厚的,属高智慧部。杨素被付以讨伐大任,他欣赏史万岁的军事能耐,特将他调来。史万岁率兵二千自为一路,从东阳别道行进,翻山越水,前后七百余战,转战千余里,攻陷了难以计数的洞穴。中间一度与大军失去联系,因时间长达一百多天,皆以为他已战死。远离主力的史万岁,见山川形势复杂,不便信使往来,想出一法,将书信置于密封的竹筒内,放入江流中。下游的汲水者拾得,交给了杨素。杨素大喜,隋文帝大喜,赐了史万岁家里十万钱,升他为左领军将军。  能者多劳,史万岁从江南返回后,不久被命为行军总管,率部去川蜀,镇压降而复叛的南宁部族首领爨翫。一路险山恶水,史万岁沿途一一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敌军,直插南中。最有意思的是,史万岁与“诸葛亮”的遭遇。他在当地见到了诸葛亮纪功碑,碑阴铭刻着这样的文字:“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史万岁不愿当此盛誉,令人推翻了纪功碑,继续前进。他总行一千多里,破族三十多部,俘虏男女二万多人。南宁诸夷抵不住,派人来投降,贡献直径寸许的明珠,刻碑颂扬隋朝盛德。史万岁上奏朝廷,准备带爨翫入朝。可当朝廷批准后,爨翫却用财宝买通了史万岁,逃脱了惩罚。时蜀王杨秀正在益州,听闻史万岁受贿,派人来索讨,史万遂将财宝沉入江底,推说无这等事。  他领兵回朝,得到了嘉奖。  然到了第二年,爨翫又竖起叛旗,杨秀上奏史万岁受贿纵敌,以致后患无穷。隋文帝责令有关部门仔细调查此事,结果事情属实,按罪史万岁当死。隋文帝大怒,亲审史万岁,说:“受金放贼,劳师糜饷。朕念将士艰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卿岂是社稷之臣?”史万岁辩解道:“臣留爨翫,是恐当地有变,故留之镇抚。臣确实接到了带爨翫入朝的诏书,但我部尚在远离南宁的途中,故而无法再带他入朝,实在不曾受贿。”隋文帝见他还在狡辩,隐瞒事实,怒斥道:“朕以为卿是好人,为何官高禄重,翻为国贼!”随口吩咐刑宪部门:“明日斩首!”到了这个地步,史万岁才生出惧意,俯首服罪,请求网开一面。幸得高炯、左卫大将军元旻等人为他说情:“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军用兵,无不身先士卒,尤其善于抚恤、驾驭部队,将士乐为他出死力,就是古代名将也难以比得上他。”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番话语打动了隋文帝,于是免了死罪,改削职为民。  这是史万岁第二次被削职为民,如此大起大落,在隋初大臣中是不多见的。不久,他以难得的杰出将略,再度官复原职。其原因是,令隋朝棘手的突厥,仍在不断的骚扰边境。旋即,他被拜河州(今甘肃兰州西北)刺史,复领行军总管以防备北方之胡。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雄踞北方的突厥达头可汗大举侵犯隋境。隋朝的应对战略是:杨广与杨素领军出灵武道(今宁夏陶乐西南),杨谅与史万岁率兵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分兵合进,共同粉碎突厥的进攻。以天子的两个亲儿子为两路元帅,以两个名将为两路行军总管,从政治到军事,构成了两个一流的统帅部,如彼此精诚合作,本该是胜券在握的,并有围歼达头所部的可能。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相当的悲剧化。  出赛之后,史万岁之部与突厥相遇。达头可汗遣人打探这支隋军的主将是谁,回报是史万岁,复问:“是否敦煌戍卒?”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竟惧怕的失去了斗志,立即下令沿原路撤退。史万岁闻报,率军猛追,一气追了一百多里地,才追上突厥,发动攻势,斩敌首一千多级,大破突厥。达头托着残兵败将再逃,史万岁一直追入沙碛数百里,虑兵家不宜孤军深入的训条,方挥军返回。  是史万是建了大功,可大功得有天子的承认,方才为大功。然而,作为军事英才的史万岁,在政治上十足是个门外汉,他急于建立奇功,而忽略了曾是他的上司、阴谋专家、也强烈的想建立奇功的杨素的心思,把功劳全都由他独个儿包了,由此犯了一个极大的失误,严重触犯了杨素。  杨素在军事名义上,和史万岁似乎一样,都是行军总管。然在政治上,他却是首席宰相,掌握着与君主交流的特权。凭着这特权,他对隋文帝说:“突厥不是来犯边的,而是来归降的,在塞上只是畜牧。可史万岁贪功心切,居然大开杀戒,反虚报为功。”听到事情的“真相”,隋文帝没核实调查,既不加史万岁之功,也不问他的罪,不了了之。  史万岁不服,上表申诉,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此时,杨素在史万岁的背后,再踹了他一脚。时隋文帝在准备废除杨勇的太子之位,并在追究他的党羽。史万岁在朝堂之外等待天子的接见,而杨素却说他前去拜谒太子,其意在于激怒隋文帝。隋文帝果中其计,将史万岁召进来问罪。  史万岁不知内中奥秘,一心要为自己、也为他的部下向君主叫屈。从而,见了隋文帝,意气激愤的职责朝廷压了他们的功勋。他说的忘乎所以,不知不觉得罪了隋文帝。隋文帝怒不可遏,以他惯用的方法,令卫士将他当庭乱欧而死。  史万岁死了,一代名将死了,他尸骨未寒,隋文帝就后悔了,后悔自己行事过于轻率。  消息传出,天下一片痛惜之声。    细说隋唐9:洗夫人  隋朝在北方对突厥的平抚,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长孙晟、达奚长孺、史万岁等文臣武将的运筹帷幄以及奋身疆场,然也得力于启民可汗这样一类顾全国家大局的民族领袖。可隋朝在南方对岭南少数民族的平抚,则有赖于一个杰出的女性,一个丝毫不逊色于须眉的巾帼英雄。  此人姓洗,无名,因历封夫人,史称洗夫人。对此称呼,只消稍微注意一下,便可发现,其姓用的是女方的姓,而非按传统用夫家的姓,这透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即在高度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只要女人有特殊的并为社会所称道的行迹,完全可以在历史上享受与男性同样的令誉。  洗夫人是高凉(今广东阳江西)人。祖上世代为南越首领,拥有部落十多万家。他生于斯、长于斯,尚在做姑娘时,就以多筹略被看重,能管理部众,能行军用兵。她是个贤妇,明达事理,常劝亲族为善,化解了不少冤仇,信义深结于本乡。  南朝梁代之际,主管当地的罗州刺史冯融,久闻此女有志向、有德行,诚下聘礼,娶为儿子高凉太守冯宝之妻。冯融本是北燕开国之君冯跋的后裔,他的祖父冯业在其国发生变故后,率众三百人渡海来到岭南,被刘宋政权任命为地方长官,到冯融时已传了三代。然虽说一直父子相传着刺史、太守之位,但因是外乡人,不为当地人所欢迎,以致衙门形同虚设,政令不行。故而,冯氏和洗氏的联姻,实是政治联姻,意在借重洗氏在当地的势力和威望,改善冯氏在岭南的实际政治地位。  这个联姻是成功的,洗夫人在婚后不久,就开始约束部众,学习汉族礼法,每与冯宝一同听决诉讼,不论是谁,哪怕是首领,哪怕是亲戚,只要犯法,决不宽贷。从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从此,洗夫人从土族首领,踏着婚姻的跳板,成了当地半官方的政治领袖。  常言道:家有贤妻,夫无横祸。若将这句话用在冯宝与洗夫人夫妇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梁武帝时,发生了堪称浩劫的侯景之乱。广州都督萧勃广征辖内军队,前去救援梁武帝。高州刺史李迁仕名为响应萧勃的号召,实际另有异谋,欲借机征集本州军队,准备割据自立。  面对李迁仕的召命,冯宝按理当去,可被洗夫人拦住了,理由是:“刺史无故不得招太守,恐欲诈君共同造反。”  冯宝问:“何以知之?”  他辨析说:“刺史在接了都督之命后,不立即率兵前往,而托病不去,暗中整兵习武,然后再来唤君。今若前往,必被留下为人质,而胁迫君交出兵权。此意极是清楚,愿君勿动,以观形势变化。”  冯宝采纳了洗夫人的意见。没出几日,李迁仕果然公开打出了造反的旗帜。在李迁仕的主力部队和官军呈胶合状态时,洗夫人亲自领一千士兵,暗藏武器,表面却但酒挑物以进献的模样,前赴空虚的州衙。李迁仕见了,眉开眼笑,毫不设防。洗夫人一行走的近了,拔出兵器,发一声喊,冲了上去,打的李迁仕大败而逃。  冯宝病卒,洗夫人成了实际的首领,时值梁、陈换代之际,乱波涌向岭南,她凭着自身的勇略,保得数州为安宁之地。  早在打击李迁仕时,她曾与统领官军的陈霸先谋过面,事后认定此人乃非常人。故当陈霸先建立陈朝后,她表现了拥护的态度。投桃报李,陈朝拜她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为阳春郡太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将冯仆诱去,逼他一同造反。冯仆还小,派人返回告知母亲。洗夫人的回音是:“我忠贞贯经梁、陈二代,不能为了保全你,而负国家!”她一面发兵抗拒欧阳纥之军,一面领南越众酋长迎接新广州刺史章昭达。两面合围,打的欧阳纥兵败逃窜。  为嘉奖洗夫人,陈朝封幸免于难的冯仆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迁石龙太守;同时,派出专使册洗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赐以刺史的仪仗。  没过上多少安稳日子,一连串的变故,又降到这个好强的女人头上,先是儿子冯仆病故,接踵而至的是陈朝的灭亡。失去中央政府的管辖,岭南再次陷入了大乱之中。德高望重的洗夫人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被推选出来主持政局,号为“圣母”,有效地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措施。  上述诸事,证明了洗夫人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真正让她名垂史册的,则是她对隋朝统一大业的支持。  随着建康的失守以及陈朝的灭亡,隋军以破竹之势向南挺进。奉命招抚岭南的隋军总管韦洸领兵开来,在入境之前,因畏洗夫人威名,犹豫彷徨而裹足不前。忠于陈朝的洗夫人,决心领众抵抗。  在此关头,隋军最高长官的杨广想出了一计,让陈叔宝写信劝洗夫人归诚,附来当年她送给陈朝作为信物的犀杖,并相赠兵符。  洗夫人看了,方才确信陈朝真的亡了,她带着数千个酋长,大哭了一整日。哭罢,她顺应时代潮流,同意归附隋朝,派孙子冯魂领众迎接韦洸进入广州。  由此,岭南正式成为隋朝的领地。为奖励洗夫人和平归化的功劳,隋朝拜冯魂为仪同三司,册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岭南的政治归属问题,并没有因洗夫人的明晓大义,而得到一次性的解决。在韦洸入驻广州后,当地的一些民族首领不甘心就此臣服隋朝,秘密酝酿驱赶隋军,以实现自治。番禺人王仲宣首先发难,在其他首领的响应下,他们将广州城团团围住,随后进兵衡岭。  形势危急,何去何从,到底是拥护隋中央王朝,还是和王仲宣等人联为一气?两条路严峻的摆在了举足轻重的洗夫人眼前。历来奉行亲中央政府政策的洗夫人,没被难题所难住,她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派孙子冯暄领兵前去救援韦洸。然而,冯暄与一个造反的首领陈佛智有良好的关系,故意缓军不发。洗夫人即刻探明了冯暄的真意,遣使入军,将他抓了起来,投进大牢。与此同时,又派出另一个孙子冯盎讨伐陈佛智,结果大获全胜,斩了陈佛智。随即,兵进南海,会同其他部队,击败了王仲宣。  在生死攸关的战争中,洗夫人并不是只在大帐中调兵遣将,而是以飒爽英姿出现在阵前,她乘马披甲,上张锦伞,后面簇拥着劲骑。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从而在以少对多的劣势下,取得了可观的战绩。  战场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主动,在隋朝使者裴矩的劝喻下,各部落首领纷纷前来参谒洗夫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大首领,有苍梧的陈坦、冈州的冯岑翁、梁化的邓马头、藤州的李光略、罗州的庞靖等人。洗夫人发出命令,鉴于他们能改过从善,可仍旧统领本部落。  尘埃落地,岭南重归安宁。  隋文帝诏令:冯盎任高州刺史;赦免冯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洗夫人为谯国夫人。最为重要的是,洗夫人可开谯国夫人幕府,内置一整套官吏,授印章,可调度部落六州兵马,遇紧急事,有便宜行事之权。  隋文帝下诏表彰,独孤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洗夫人毕生致力于统一,她在晚年还为隋朝做了一件大好事。时番州总管赵讷贪婪暴虐,逼得其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或叛或亡。洗夫人上书朝廷,揭露赵讷的罪行,最后将他绳之以法。另接受隋文帝的拜托,充当招慰亡叛的使者,不辞辛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跋涉十多州,成功地再建了地方秩序。  洗夫人每逢部落大会,总将梁、陈、隋三朝的所赐之物,陈列在庭院中,以此训示子孙说:“你们当尽赤心忠于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全在,是忠孝之报,愿你们皆常思念!”    细说隋唐10:大索貌阅、输籍法  在隋代各种经济制度中,以输籍法及大索貌阅最为特殊,且最为闻名。  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及其派生的经济政策,历来崇尚土地广阔,崇尚人口兴盛。土地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规模;人民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强弱。故古谚云:“王者有二宝,土地与人民。”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推行均田制,及以此为基础的赋调力役课收制度。开皇二年(公元583年),规定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期由一月减为二十天。平陈之后,江南免征十年,其他地方免征一年。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下诏:“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些优惠的政令,对安定国家秩序,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无论怎样,国家政权是赖赋税而生存的,因而,赋税的征收是全面的、恒常的,减免只是部分的、临时的。  要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  在隋初,户口隐漏相当普遍,相比较之下,属山东最严重:“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隋书·食货志》)  为解决户口隐漏问题,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运动首先在山东进行,继而,推广到其他各地。  大索貌阅的具体方法是:“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就是按照户籍登记的年龄,来对照各家庭成员的实际形貌,以定真伪。此外,还检查每个家庭是否在户籍上有隐瞒、脱漏等欺诈行为。  如此大规模的户籍普查运动,仅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行的。隋文帝对此作出的对策是,将任务下放到基层组织,并由其承担责任。隋朝地方上的最基层组织是三长,京畿地区为保长、闾正、族正;一般地区为保长、里正、党长。三长负责大索貌阅的具体事宜,一旦发现其负责的范围内有户口不实的问题,三长当被发配远方。  此外,还开相纠之科,即让民众互相检举揭发,以使隐漏之人无处躲藏。  为进一步加强户籍管理,政府让堂兄弟同居一家的大家庭进行分户,建立容易检查的小家庭。  开皇年间大索貌阅的工作,做的相当细致、相当到位,可以说是卓有成效。最终,政府公布的成绩是:增加丁男四十四万三千,增加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在大臣裴蕴的建议下,再度大索貌阅,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役。  此法规颁布后,共计增加丁男二十万三千,增加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与大索貌阅相应的,是输籍法。若说大索貌阅是针对广大民众的,输籍法则主要是针对地方豪强及其依附民的。  时输缴赋税,是按户籍进行的,许多百姓想逃避赋税,而地方豪强又想获得劳动力,二者结合,造成了许多人口不自立户籍,甘愿成为豪强依附民的状况。而地方政府具体征纳赋税时,又有着极大的弊端,官吏和豪强串通一气,恣意胡报,搞的账目含混不清,中饱私囊,使国家损失了大量的收入。  面对这种情况,宰相高颎设计了“输籍法”,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被隋文帝采纳,并推行贯彻。  输籍法的具体方法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随后颁布到各级地方政府。其关键是,按照户等高下的不同,承担不同的赋税量。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亲自出查,督察百姓根据居住地点的远近,由五党或三党组成一团,按照“定样”,重新确定户等高下,及应纳赋税量,并写成“定簿”。  输籍法颁行后,人称“自是奸无所容”。它将许多豪强的依附民,改造为国家的编民,以此确保并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此外,许多隐匿的户口,或出逃在外的人口,也因此得到了澄清,或返回了家园。  隋朝的经济繁荣,与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细说隋唐11:杨素  和隋朝两代关系最为密切,且又在整部隋史上发挥极大作用,包括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大臣,可推杨素。  杨素,字弘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北周的官员。  有一部美须髯,有一副好仪表,有一手好书法,有一肚子好学问,加上有一个好门庭,杨素年纪轻轻就胸怀大志。他善思,实干,敢作敢为。北周权臣宇文护看重他,引为高级文官,随即升任大都督。  周武帝之际,时任汾州刺史的杨素父亲杨敷,在对北齐的战争中以身殉职,却未得朝廷褒奖。杨素为父亲鸣不平,上表申论道理。申表如泥牛入海,没回音。杨素接二连三的上,上得周武帝大怒,命推出斩首。杨素毫无惧意,且大呼:“臣事无道天子,死得应该!”这股英雄气打动了周武帝,非但被免了死,且为父亲争得了大将军的赠号,为自己取得了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美职。  紧接这一大奇事后,杨素又制造了第二件奇事。周武帝让杨素拟写诏书,他信笔写去,片刻便成,辞藻优美,义理服人。周武帝鼓励道:“你若自强不息,何愁不富贵。”若是寻常官员听到君主这般说,肯定激动不已,磕头如捣蒜,千谢万谢君恩浩荡。可杨素却应声答道:“只恐怕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杨素自负的无以复加,胸襟宽阔的周武帝倒也丝毫不计较,遂成北周一段佳话。这是乱世,也是英雄惜英雄的时代,杨素生当其时。  不止有文才,杨素的武略同样十分了得。在漫长的平齐过程中,他率领父亲的旧部,连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基本上是每战有功。然后,他调转兵锋,先后多次重创陈军,下了数地。由此,他被封为县公。  许多人在读隋史时,常误以为杨素是杨坚的亲戚。其实不然,杨素与杨坚在血缘上毫无瓜葛,他与杨坚的关系,纯粹是政治关系,起始于北周末年。在杨坚当了丞相秉执朝纲后,杨素才靠上去。对文武全才的杨素,杨坚是求之不得,即刻委任为汴州刺史。杨素途遇尉迟迥起兵,杨坚加他为大将军,全权负责对尉迟迥之子尉迟胄的战事,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晋爵清河郡公。  隋朝开国,“富贵”终于“逼”到杨素的头上,加上柱国;三年之后,成了御史大夫。可他仍狂放的很,口无遮拦。他的妻子郑氏极为泼悍,杨素忍不过,有次发火说:“我若作天子,卿定不配做皇后!”郑氏跑去告御状,隋文帝不是周武帝,以妄言之罪罢免了他全部官爵,还算手下留情,放了他一条生路。  平陈之前,杨素以高超的谋略上了一计。这一计上得隋文帝满意,让他担任了信州总管,主持这一块防区的军事准备。杨素准备的是水师,他命造大船,名曰“五牙”。这是地道的楼船,上有楼五层,高一百多尺,前后左右安了六拍杆,可容八百名战士。另外,还依次造了“黄龙”、“平乘”、“舴艋”等战舰。  这支水师,是中国历史记录中数得上的水师,不仅战舰容量大,且舰只数量可观,并能大小相互组合、彼此照应。  伐陈开始,像韩擒虎、贺若弼一样,杨素被任命为行军元帅,换言之,也就是方面军最高负责人。他率领水师沿江而下,以三峡为第一攻击目标。三峡既有陈军重兵把守,又地理形势危峻,是易守难攻的去处。诸将忧惧,可杨素胸有成竹的将日战改为夜战,亲自指挥数千艘“黄龙”轻缓而行,另派一部从岸上偷袭陈军大营,两下合力,拿下了三峡。  首战告捷,杨素释放了所有的俘虏,以秋毫无犯的军令,挥军进入陈境。纪律严明,且有仁义之风,杨素所部得到了陈人的赞扬。水师顺流东下,满江旌旗蔽天、铠甲耀日,容貌雄伟的杨素端坐在中间的大船上,威风凛然,引得观望的陈人惊叹道:“清河公就是江神!”  用兵如神,杨素一路扫荡过去,正可谓遇关斩将,逢军破敌。陈军望风披靡,以致巴陵以东未有敢守者,遂使杨素直至汉口。凯旋,被拜荆州总管,封越国公;不久升为纳言,再转内史令(宰相)。  陈朝政权虽然被灭,但江南人心尚未被收定,拥兵起事者此起彼伏。精于将略的杨素,再度挂帅出征,先后平定了李棱、朱莫问、顾世兴、陆孟孙、叶略、高智慧、王文进、沈孝彻等各路造反者。经过杨素的经略,隋朝的根基才在江南扎了下来。  得胜回朝,杨素被命代苏威出任尚书右仆射,与高颎同掌朝政。  突厥达头可汗犯边,杨素再创奇功。原隋军与突厥交战,为防对方劲骑冲阵,每以车、步、骑三个兵种共同编阵,而将骑兵置于阵内。杨素出塞,审时度势,改变了原战术,将诸军一体编为骑兵。达头大喜,以为天赐良机,引十多万轻骑迎击。然对阵的结果,是突厥大败,达头受重伤。  杨素是个常胜将军,他之所以能够常胜,除了精通兵法奥秘外,还在于有个妙法,就是用“斩”来约束军纪,提高战斗力。有犯军令者,无论轻重,立斩不赦;临阵,必寻部下过失,多则百余人,少则十多人,全部斩首;对阵,先令一二百人冲锋,不能克敌,全部斩首,再用二三百人冲锋,不成,再全部斩首。将士惧怕杨素之威,怀着必死之心上阵,表现出了攻无不克的高度战斗力。由此,杨素成了名将。再者,他是大权在握的重臣,对自己的部下即使轻功必给予重赏,而对其他部队的立功者多加以排斥,由是,他虽残忍,部下为了升官发财,很是乐意跟随他。  高颎得罪了隋文帝,杨素代为尚书左仆射,成为首席宰相。  位极人臣,杨素最高限度的实现了当年他对周武帝的一席话。  杨素不是高颎,他虽是文武全才的能臣,可他更是私欲多而公心少的“佞臣”。时朝廷围绕太子问题大起波澜,杨广处心积虑欲对杨勇取而代之。杨广通过伪饰,已赢得母后的欢心,为争取朝臣的支持,他不顾体面,卑躬屈膝的讨好作为百官之首的杨素。杨素自然知道杨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日后的“富贵”计,他迎着最大的风险下了赌注,抛弃已是太子的杨勇,而站到了准备“夺嫡”的杨广一边。杨素的考虑是:他和杨勇并无交情,若顺着已确定的政治格局来走,一旦杨勇按部就班的继了皇位,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做法而言,他很难再继续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如转而帮助杨广,一旦杨广争取到皇冠,那他就是最大的功臣,将可在隋文帝百年之后,依然大富大贵。  说得好听,杨素是足智多谋,说得难听,他是诡计多端。在易换太子的风波中,他首先弄清了独孤皇后的意图,然后使出一个简单却甚为有效的方法,在隋文帝之前,用谗言中伤杨勇,用谎言美化杨广。君主最难把握的,是对臣下言语的分辨,这是衡量他们昏明的一个重要标准。晚年的隋文帝是昏昧的,从理智判事,变为感情用事。他已讨厌杨勇,此时杨素的话,如同水银泻地,句句渗透了他的心。太子终于易人,杨素的计谋得逞。  杨广成为太子,恐手握重兵的蜀王杨秀遗为后患,再与杨素密谋,无中生有的罗织罪名,将他废为庶人。  作为首席宰相,杨素在用心用力,可他的心力不是用在治理国家之上,而是用在保权、保位、保私利。只要朝中有异己或他看不惯的人;不管对方官爵多重,功勋多高,必欲除之而后快。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彧等,他都设阴计而将他们置于罪地或死地。对亲戚和附会的党徒,即使再无能、再庸碌,他必大力加以升擢,给予美官肥缺。朝臣奈何他不得,为避免迫害,为讨好富贵,纷纷逢迎他,以他马首是瞻。  不服者也有,兵部尚书柳述仗着是驸马,大理寺卿梁毗仗着一身正气,或上言,或上表,斥责杨素作威作福。说得隋文帝觉得杨素已权力过大,且有些心术不正,遂以优崇、关心杨素为名,暗中革去了他的实权。  隋文帝弥留之际,开始后悔易太子之事过于草率。时杨广严密守护着宫禁,控制父亲的一举一动,阻止朝臣与隋文帝相见。杨广有事致信向杨素讨教,然回信却被宫女误送给隋文帝。隋文帝大怒,加上宣华陈夫人说太子对她非礼,一气之下,大叫要召回杨勇。杨素为杨广采取紧急措施,矫诏将拟诏令的柳述等人抓了起来,让太子心腹宇文述统领东宫卫士前来“护驾”,另一心腹张衡入侍隋文帝。当天,对外宣布了隋文帝驾崩的消息。  隋炀帝登位,杨素再立新功,为新主平定了“造反”的汉王杨谅。  向来用阴谋算计别人的杨素,满以为从此能常保富贵,可他打错了算盘。比他更会算计的隋炀帝,只是利用了他,在利用之后,仅给了他表面的尊荣,背地里巴不得他快死。杨素患了重病,不肯服药,从此一命归西。  杨素的事情并未结束,他的儿子杨玄感在隋末掀起了一场特大风波。    细说隋唐12:嫡长制的变通  中国王朝的皇位继承制,是按宗族法所制定的继承制,为保社稷天长地久,必须由一家一姓来绵延皇位。虽说在宗族内部产生继承人,然由于宗支体系复杂,出于简单化和明了化的考虑,更出于皇位传亲不传疏的考虑,从而演化成了这样两种形式:一是兄终弟及制,一是嫡长制。前者主要存在于殷商时期,后者则从西周开始,流传于后世的历朝历代。  任何制度都是人根据需要而加以制定的,当某种制度在现实中与最高权力掌握者的意图发生抵触时,那么,被改变的往往不是最高权力掌握者的意图,而是制度本身。这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说得更彻底些,权力要比制度重要的多。隋初的皇位继承问题,以及相关的风波,便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  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他信守了当年和独孤氏的婚誓,这些儿子全是独孤氏所生。五个儿子的排序是: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三子杨俊,四子杨秀,五子杨谅。杨勇是长子,且是独孤皇后所出,是堂堂正正的嫡长子。凭着这最起码也是最要紧的条件,他是名副其实的皇位继承人选。  隋文帝在早期,是遵守嫡长制原则的。还在北周当辅政大臣时,他就根据这个原则,将杨勇立为世子(这是权臣独有的特权,世子为权臣官爵的当然继承人)。改朝换代后,水涨船高,杨勇又被立为皇太子。对杨勇的政治安排,隋文帝是满意的,他对人说:“前世帝王,溺爱嫔妃,废嫡子而立她们所生的庶子。朕身旁无侍姬,五子同母,可谓是真兄弟。不比前代帝王多内宠,孽子得位,自取亡国之道。”  杨勇不是无能之徒,他有才干,在北周时,历任多种高级官爵,主管过旧北齐地区。被册为太子后,参决军国大事。虽未制造过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也干得踏踏实实、井井有条,没授人什么口实。他是个仁者,极有恻隐之心。隋文帝见北方因战乱凋敝,而山东则流动人口甚多,打算将这些人口迁往北方,以充实边境。杨勇上书反对说:“人们背井离乡,本是迫不得已。只要坚固北方边塞,致使天下太平,流散之人定会自返家乡。”他说的在理,隋文帝放弃了原来的设想。  杨勇是性情中人,他爱词赋,对人敦厚,有什么说什么,率意任性,好文士朋友,不会作伪,不会矫饰,不会察言观色,不会见风使舵。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贵的人之本色,却触犯了标榜正经的官场,即使他贵为皇太子,也不能有好果子吃。此外,他缺乏自我约束力的表现,和处处以“德”为规范且有些僵硬的隋文帝,逐渐产生了矛盾,在调和失效后,进入了很是难堪的境地。  先是,杨勇用锦绣装饰了一副蜀地所产的马鞍,被隋文帝获悉后,恐太子渐入奢侈之途,将他狠狠教训了一顿;后遇冬至,百官来朝拜杨勇,他非但不拒绝,且大张旗鼓地接受朝拜。隋文帝认为这有违礼制,下诏严厉申斥,并规定从此不得再犯。这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事,严重损害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从亲近变为疏远,从信任变为猜忌。  明说太子违反礼制,实际是隋文帝对他的继承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怀疑太子有非分之想。这类事情,历史上并不少见,立太子时,双方都是高兴的,时间一长,父子交流不够,加上党派或别有用心者的离间,彼此会产生各自的成见,距离越拉越远,最后,只能以最残酷的手段来加以解决,或皇嗣拥兵反抗父皇,或父皇下令废除或处死皇嗣,远者如汉武帝父子,近者如魏孝文帝父子,均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自上述两事发生后,隋文帝对杨勇的态度,由恨铁不成钢,转为政治上的不信任。为防事出万一,隋文帝从最坏处着眼,下令将宗卫系统中最强健的将士,调去侍卫皇帝,仅给太子的东宫留些老弱者。高颎提出异议,隋文帝辩解这是好事,太子既有仁德名声,无需什么强健卫士,嘴上如此说,心里却怀疑高颎与杨勇是亲家关系,也别有企图。高颎是杨勇最大也是最后的政治屏障,隋文帝既对高颎有防备之心,杨勇实际上已陷入相当危险的地步。  让杨勇雪上加霜的是,他喜欢女人。一个皇嗣喜欢些女人,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再者,杨勇喜欢的女人,不是沾花惹草弄来的野女人,而是明媒正娶来的嫔妃。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母后为他迎娶的太子妃元氏,而和宠妾昭训云氏等人整日儿女情长,这使得独孤皇后很为不快。突然,元氏发心疾而亡,本就心存芥蒂的独孤皇后怀疑是云氏所为,并得到杨勇的支持。怒中生恨,独孤皇后对杨勇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如若仅是他们母子二人之间的事,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冰释前嫌。可杨广趁机加入了进来,他早就垂涎太子之位,苦于无机会,今天赐良机,他怎能放过。他用与杨勇截然不同的面貌,争取母后的欢心,然后进谗言,说杨勇每欲加害他。独孤皇后盛怒之下,已辨不清真伪,彻底倾向了杨广。面对杨广一次次的诉苦,她激动得叫着杨勇的小名说:“睍地伐渐令人不可耐,我为伊讨了元家女,望他们能兴隆基业,可竟然不闻他们做夫妻,而专宠阿云,使元家女犹如嫁给猪狗。元家女本无病痛,忽然暴亡,恐是他们派人下毒,才致使她夭折。事已如此,我也不能穷究,为何又在你的面前发如此意?我尚在,他竟敢如此,我死后,岂不要鱼肉你?每思东宫无正嫡夫人,一旦至尊(皇帝)千秋万岁之后,你等兄弟当要到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何等的大痛苦!”话说到这里,杨广已知道母后的全部心思。  杨广欲夺嫡,单凭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心腹张衡为他出了一计,拉拢已接替高颎为首席宰相的杨素。在心腹宇文述和杨素之弟杨约的密谋下,杨素终于加入了他们的政治圈子。杨素设法进一步套出了独孤皇后的想法,而独孤皇后与他一拍即合,以赠金的方式暗示杨素努力去办。  面对母亲、兄弟、宰臣三面联盟的围攻,加上父亲的冷淡与疏远,绝非政治材料的杨勇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病急乱投医,走投无路的杨勇,竟然去向占卜之人求救。他用铜、铁等五种金属作厌胜法,再建庶人村,布衣草褥宿在其中,以为这样就能免去被废的灾难。  隋文帝闻报,派杨素前去观察。杨素故意让杨勇久等,以激怒他。无谋的杨勇中计了。杨素回报杨勇有怨恨之心,请隋文地多作防备,以备不测。时独孤皇后也秘密派人打探东宫之事,然后罗织其罪。杨广威胁利诱,收买了东宫官员姬威,使杨勇变成了十足的透明人。在无数谗言的熏染下,隋文帝已失去明智的判断力,他采取从政治到军事的各种措施,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曾极喜欢的太子。  其实,隋文帝内心极其痛苦,他希望杨勇改邪归正,重新做个好太子。然谗言不断吹向他的耳里,他终于忍无可忍,大陈兵戎,在武德殿宣布将杨勇及其子女全部废为庶人。  嫡长制的原则,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被破坏了。太子之位的腾出,成全了杨广,使这个口是心非者成了日后大隋的最高主宰。  杨勇的下场惨得很。他被废之后,被彻底与父皇隔绝了。他要申冤,想说明一切真相,可见不到父皇的面,急切之下,他爬到树上,对着内宫大叫,希冀父皇能听见。杨素却对隋文帝说,杨勇神志昏乱,已被鬼魅所惑。  隋文帝不愿再见杨勇,直到临终前觉察到杨广的阴谋,才痛心的说:“枉废我儿!”可迟来的醒悟,既救不了杨勇,也救不了他自己。  隋文帝暴崩后,杨广矫诏处死了杨勇。    细说隋唐13:雄心大欲的隋炀帝  提起隋炀帝,人们总是将暴君与荒淫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他的一身,似乎是集了秦朝弊政之大成。他的暴行,毫不逊色于秦始皇;他的荒淫,又绝对超过秦二世。其让人最注目的地方,是在中国整个大一统的历史中,继秦朝之后,再一次制造了一个王朝二世而亡的纪录。  说秦、隋均是二世而亡,恐怕有许多人会有异议,并会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秦二世、隋炀帝之后,是有第三代君主的,如秦二世之后,有子婴;隋炀帝之后,有隋恭帝杨侑。殊不知,秦二世为赵高所逼自杀日,秦政权已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陷入了灭顶之灾,子婴是受赵高摆布得位,而得位仅四十六天,即降于先入关中的刘邦,旋被项羽所杀,甚至连一个名号都没有,故算不得正式的君主。至于隋恭帝杨侑,似乎有庙号,又在《隋书》本纪中位列第三,当可以算正式君主了么?也不能算。这杨侑是在李渊入长安后,被扶植的傀儡皇帝,时隋炀帝尚在江都,到李渊称帝后,他便被剥去皇袍,第二年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年仅十五岁。他的庙号,是唐朝给定的;给他立本纪的《隋书》,又是唐朝修撰的。故而,从头到尾,杨侑是个李唐王室一手炮制的政治点缀品。以此而论,说秦、隋均是二世而亡,大约是能站住脚的。  现在要把话题倒回去,再说隋炀帝到底是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  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史家,习惯于以果论因的思维,喜欢盖棺而定。换言之,就是用人的后半生,来推定前半生;用人最后的行为,来审度一生所有的行为。若某人先前不良不善,后来改过自新,那叫浪子回头,金也不换,知名人物有晋朝的周处;若某人先前德高望重,后来恶贯满盈,那叫大奸大诈,包藏祸心,知名人物有王莽。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带来简单的历史评判。这种简单的方法,也用到了隋炀帝身上。  隋炀帝,姓杨名广,又名英,小名阿麼。幼时,因姿仪俊美,聪慧敏捷,特别受到杨坚和独孤氏的钟爱。十三岁,即隋朝开国那年,他被封为晋王,拜为柱国、并州总管。不久,拜武卫大将军,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受到时风的熏染,杨广迷上了文学,且能写出好诗妙文。他与杨勇放荡不羁的性格相反,举止端重,城府深沉,颇有王者之风,极被朝野各种政治人物看好。隋文帝曾暗中唤著名的相师来和给所有的皇子看相,最打动隋文帝的,是来和这样一句话:“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皇子本是大贵之人,再说贵不可言,实是已在言他将贵有天下。  在隋文帝的诸子之中,杨广确实与众不同,善于收敛自己,并为他人着想。有一次,去观赏打猎,忽遇大雨,侍从为他披上油衣,他推开了,说:“士卒都淋湿,我怎能独自披这油衣!”这事传为美谈。隋文帝到他的居处去看望他,只见乐器的丝弦大多是断的,上面还积满了灰尘,像是久未触及的样子,认定这个儿子不好声色,心里喜欢的很。  如此的事不胜枚举,他被称为是仁孝并举的有德之人。可史书的评价是:“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任孝。”史家的言下之意是,杨广早年的有德表现,不是出于秉性,而是故意装出来的,装给隋文帝看,装给独孤皇后看,装给满朝文武看,装给天下人看。  按照杨广的德行和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若非有嫡长制的成规在先,他极有可能当时就被隋文帝立为继承人,从而也可省去日后血腥的太子之争。  对于杨广早年的表现,是否可以有这样的两种解释:一种是,他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屈服于道德和文化的规范,从而极力压抑自己,使自己变成一个阳奉阴违的伪君子;一种是,他在那个阶段,是真诚的相信,一个在政治上有大抱负者,必须克服私欲,必须严以律己,否则,是难以完成上天所降的大任的。  杨广真正名闻天下,是得自于统一战争。在隋文帝对陈的战略部署中,他在名号上被任命为三大行军元帅之一,而实际被赋予统领全军的重职,下隶九十个总管,五十一万八千名将士。在平定建康后,他命令将陈朝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这五个江南民愤最大的奸臣正法。同时,他封存了陈朝的府库,对资财丝毫不取。连续两个大动作,使他不仅在江南且在全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天下称贤”。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统一战争是杨广指挥的,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当与他指挥得当有关。论功行赏,他进位太尉,随即拜并州总管。然而,陈朝政权虽然覆灭,江南各种政治势力并不承认隋朝,纷纷割据造反。与此之际,杨广再度到达江南,任扬州总管,镇于江都(今江苏扬州),负责剿抚造反者。他再次证明了他的能力,在他政治与军事两手交替之下,江南终于彻底成了隋朝的领土。杨广镇于江都,由此扬州成了他的“龙兴”之地。  史家对杨广非议最多的地方,当属他对杨勇太子位的取而代之。是的,杨广在这过程中,确实用了不少心思,并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然而,他不完全是个阴谋家,他想望当太子,也有他的道理和依据:他有比杨勇更强的能力,有比杨勇更高的威望,这能力和威望,通过平定江南及其他事情,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他认定,他比兄长杨勇更有能量接好最高权力的班,因此,他必须先取得太子的资格。况且,立太子虽是以嫡长制为主要原则,然功勋制也是一种补偿原则,而根据功勋制的原则,自己是完全符合其条件的。层层剥笋,杨广为自己找了最好的理由。步步紧逼,杨广把杨勇逼到了绝地。全面审量太子风波,隋文帝也是有责任的,他让杨广而不是杨勇担任平陈战争的统帅,是从此开启了杨广的政治欲望。  隋炀帝登位后,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被史家否定的。  假传父皇的遗诏,缢杀废太子杨勇,以此绝了政治后患。  调动大军,征伐起兵“反叛”的五弟汉王杨谅,经过大规模的军事抗衡,最终生擒杨谅,将他除名为民,幽禁而死。  调发丁男百万,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修筑长城。  调发丁男数十万,挖掘沟堑,从龙门始,东接长平、汲郡,至临清关,渡黄河,入浚仪、襄城,达上洛,以置关防。  营建东都洛阳。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在政治上,可以加强对关东及江南地区的控制;在经济上,便于解决粮食、物资转运问题。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以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丁匠二百万人,开始了大约一年的营建东都工程。工程是铺张奢靡的:将豫州几万户居民,以及各地数万家富商大贾,迁至洛阳,以繁荣市面;征集大江南北的良材美石,筑建宫殿;征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充实皇家花苑。  开凿大运河(参见《大运河》)。  三征高丽(参见《征高丽》)。  隋炀帝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穷极豪奢享乐的一面。这虽与他的性格有关,然也与他等位前长期压抑,登位后得机会释放有关。享乐仅是部分的,更大的部分是在满足虚荣,比如下扬州的排场,比如会见突厥启民可汗等的巨大场面,以此耗费了无数的财富。但平心而论,在他好大喜功的行为中,比如开大运河,比如征高丽,也有繁荣经济、发扬国威的因素。关键的关键,也就是他失败的根源,在于他没有掌握动用国力、民力的尺寸,不顾民众的承受能力,而予以滥用,结果,物极必反,加上官逼民反,引发了各种起事、起兵、起义,终于汇成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朝的崩溃。  大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隋炀帝身在江都,他已回不了中原,只能撞钟度日。早已不满的北方将士终于发生哗变,遂被宇文化及等人所利用,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丙辰日,隋炀帝被缢杀。  此后虽在洛阳、长安仍分别由两个为王世充、李渊所扶植的傀儡政权,然究其实际,隋炀帝的被杀,已宣告了隋朝的灭亡。    细说隋唐14:突厥问题  突厥,分东、西二支。与隋朝发生密切关系的,是突厥汗国,又称东突厥,或称北突厥。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产、生活,无固定居处。  东突厥以狼为图腾,姓阿史那氏,早年由叫阿贤设者开创部落,后渐强大。到北魏后期,经第一任可汗伊利的征战,破了北方强族茹茹。第二任可汗逸继振雄风。第三任可汗木杆灭茹茹,大拓领土,北方各族为之服膺。第四任可汗佗钵,自以为总可汗,下分立二可汗,以尔伏可汗统管东面,以步离可汗统管西面。佗钵实力雄厚,北齐、北周不得已而臣服,各自贡献,一则避免受攻击,二则争取他的支持以对付对方。从而佗钵骄狂地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愁贫穷!”  从伊利到佗钵,都是兄终弟及,没一人传儿子的。佗钵临终,感念其兄木杆可汗传位的恩情,关照他的儿子菴罗不得争位,当让给木杆的儿子大逻便。可佗钵亡后,突厥贵族却欲立菴罗,而拒绝大逻便。尤其是主管东面的尔伏可汗(名摄图,也是佗钵之子),更是以武力相胁,坚持要这样安排。最终,菴罗得立。然大逻便不服,每每唤人前去辱骂。菴罗无法招架,将第一汗位让给了最得人心的摄图,自为第二可汗。摄图当仁不让,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又名沙钵略可汗。大逻便不甘,请求给予汗位,沙钵略心虽不愿,然恐他为患,令为阿波可汗,统率他的本部。  沙钵略为第五任可汗,他勇敢善战,深得人心,成为北方众望所归的领袖。时隋文帝已登基,他不像北齐、北周那样极力讨好突厥,而是采取了冷淡的态度。沙钵略怨恨,出兵攻击隋边境城镇。沙钵略的妻子宇文氏,是北周的千金公主,她为了向隋文帝复仇,日夜向丈夫吹枕边风。于是,沙钵略出动了四十万大军,向隋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可隋朝早已采用了大臣长孙晟的计策,拉拢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使东、西突厥互相猜疑。当沙钵略大举行动时,达头按兵不动,致使隋军的迎击获得成功,沙钵略被打的大败。  沙钵略是和阿波共同出兵的,但隋朝在他们中间也使了离间计。当阿波连遭败绩时,长孙晟派人对他说,当警惕沙钵略借机铲除你的阴谋,不如效法达头,与大隋连合。阿波最终被说动了,他遣使朝见了隋文帝。沙钵略本就一直暗忌阿波的骁勇,此番见他临阵叛卖,怒不可遏,独自先行返回,袭击阿波部落,杀得血流成河。阿波无家可归,投奔了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从此,东、西突厥进入了长期兵戎相见的阶段。  东、西突厥争得不可开交,为争取隋朝的支持,双方各自遣使向隋文帝请和求援。这下彻底改变了以往突厥控制中原的局面,由隋朝掌握了主动权。隋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坐山观虎斗。不久,沙钵略陷入了窘境,他西被达头所困,东被契丹所扰,不得已,他卑词致书,以“丈人”呼隋文帝,自谓“儿”,说突厥所有财物都是“丈人”所有,子子孙孙永不改悔。隋文帝不愿让西突厥过分强大,他采取的战略是,平衡突厥双方的实力,使自己长居于仲裁者的地位。于是,他把天平转而倾向了沙钵略,从政治名分,到军事给养,给予了可观的援助。得了大量的援助,沙钵略击破了阿波,并与隋朝立约,以大碛为界,永为隋朝的藩国,时时贡献。沙钵略立了约之后,确实是这样做的。为羁縻沙钵略夫妇,隋文帝赐沙钵略之妻千金公主为杨姓,改封大义公主。  沙钵略原想选自己儿子雍虞闾为继承人,然虑雍虞闾性格有缺陷,转立其弟处罗侯。沙钵略撒手西归后,处罗侯与雍虞闾叔侄彼此真心谦让了一番,最后位归处罗侯。隋文帝承认了第六任可汗处罗侯,赐予乐队和仪仗。  处罗侯用隋朝所赐的旗鼓,前去征伐阿波,以示是奉大隋天子的旨意。这一招果然奏效,阿波的部下多被吓得放下武器,纷纷投降。结果,成了孤家寡人的阿波束手就擒。突厥内部争斗不已,使隋朝享受了几年的太平。  当处罗侯再次西征西突厥时,中箭身亡。雍虞闾终于被拥立为第七任可汗,唤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简称都蓝可汗。新可汗继续执行和隋政策,立市进行双边贸易。  北方的安宁,使隋朝得以全力进行平陈事业。统一后,隋文帝将陈叔宝的屏风赐给了大义公主。赏赐原本是高兴之事,然大义公主却触景生情,从陈朝的灭亡联想到北周的灭亡,不禁悲从中来,遂写了一首诗以叹自己的命运: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      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  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  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虏庭。  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明。  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诗是好诗,情是悲情,然这首诗被隋文帝获悉后,却引起老大的不快。大义公主为北周报仇,复与西突厥泥利可汗联结。隋文帝恐引起后患,以大义公主与从人私通,下诏将她废黜。为免养虎遗患,隋朝发动内外各种力量进言,激怒都蓝杀了大义公主。身不逢时,远嫁突厥的大义公主,成了北周宗室最后一个政治牺牲品。  在杀大义公主之事上起了特大作用的,是沙钵略的另一子染干,号突利可汗。他以此事为功,向隋朝求婚。都蓝也曾向隋朝要求联姻,但迟迟未获回音。对两可汗的求婚,长孙晟的主张是:都蓝不可靠,不如允准染干的请求。这一主张的关键在于,用厚待染干的方法,来壮大其部落的力量,以为削弱突厥总部实力所用。隋朝嫁给染干的是宗室女安义公主,为离间染干和都蓝的关系,特地铺张了大排场,事先几度让宰相带使团出访染干部落。而染干为迎娶安义公主,从北方的治所南迁度斤旧镇,并前后三百七十次派使者来洽谈有关问题。  都蓝的请求被拒绝,体面大失,愤怒的说:“我是大可汗,竟然反不如染干!”从此断绝了对隋朝的朝贡,“化玉帛为干戈”,数度出兵军队骚扰隋朝边境。隋朝调几路大军予以反击,打得都蓝之部溃败而返。  得了安义公主的染干,为隋朝充当耳目,随时上报都蓝的军事部署。都蓝原想出击大同城,在遭到隋军的重创后,他愤怒的转而攻击染干部落,尽杀染干兄弟子侄。染干夜以五骑随长孙晟逃往长安,受到隋文帝的隆重接待,被拜为意利珍斗启民可汗,简称启民可汗,成为突厥第八任可汗。安义公主病卒后,隋文帝复将义成公主嫁给了他。  启民是忠于隋朝的,他成为隋朝的屏障,抵御突厥其他部落的侵扰。都蓝不久在其部的内乱中被杀,达头可汗自立为步伽可汗,派出军队攻击启民。在隋军的及时援救下,启民转危为安。他向隋文帝表示由衷的感激,愿“千万世,长与大隋放牧羊马”。  突厥内部大乱,隋文帝审时度势,令杨素护送启民进行北伐。北伐是成功的,达头全线溃败,泥利可汗紧步后尘,北方众多民族部落纷纷归附,拥戴启民为最高可汗。  启民一直将对隋的友好关系保持到隋炀帝时代,并改变服饰以适应汉化。  启民逝世后,隋炀帝为他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  始毕对隋朝的态度,是按着隋朝的兴衰而变化的。初立之际,隋朝尚有较强的国力,他是恭敬来朝。当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后,他开始准备脱离隋朝,成为独立的突厥可汗,由是数次进犯边陲,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竟兵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在隋救兵的增援下,方撤退而去。  隋朝与突厥的关系,从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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