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97-1999　　第一章 月光下的行军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他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啦，没有电源啦，电池太弱啦。　　陈毅，四川人，当时三十三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仲仲、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莽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牵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招募新兵）。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刘英已在于都搞了好几个星期的扩红工作了。她只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刘英今年二十六岁，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当刘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洛甫结婚时，她自己也这样说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她。一天，毛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他悄悄地要这位小扩红队员马上离开于都，去瑞金赣南中央苏区总部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离不开，”刘英五十年后回忆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刘英虽然困惑不解，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两天，当然，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会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这时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拿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这是有关承建某座铁路桥合同的事，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 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的纪念日。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他，就是蒋介石，四十八岁，此刻他亲临南昌指挥对“赤匪”的“围剿”。形势不错，两三天后，他调来自己的专机，准备速赴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视察。　　共产党三军团驻扎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稍北的石城地区。该军团侦察分队长姓孔，二十三岁。他身板结实、作风泼辣，是一位朴实无华、坦率诚恳的革命战士。三军团在两周前打了一场恶仗，战绩平平。目前，它正在进行休整，准备新的战斗。这一切都严格保密。孔的战友们只知道他们不久就要开拔。（后来，这种保密的作法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效果适得其反。（孔是个侦察员，所以知道得比别人多得多，但他对此事一声不吭。孔和许多同志一样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他有四个兄弟、七个姐妹。他全家都反对他参加红军。爹妈认准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是孔还是参军当了兵。他想得到土地，而红军答应给他土地。　　在孔参加的头一次战斗中，红军击溃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并活捉了该师师长——人们深恶痛绝的大个子红脸湖南人张辉瓒。　　五十年后，孔对此事的细节还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我们在小山坡上召开大会（镇里的场地都太小了），张辉瓒被拖到一大群农民、乡镇贫民、手执红缨枪的年轻赤卫队员和身披征尘的愤怒的红军战士面前。张站在台上，双手反绑，头戴高帽。人群中有人高喊砍掉他的脑袋。张当场就被砍了头，头颅被放在木筏上沿赣江顺流而下，向其他国民党将领发出了“警告”。孔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情绪还十分激动，讲着讲着就不禁哼起了当年人们唱的一首民谣。　　“高兴高兴真高兴，我们战斗在龙冈上，活捉了恶霸张辉瓒，砍下了他的胖脑壳。”　　有位消息灵通的姓伍名修权的年轻人，身材修长，谈吐文雅，举止大方。那年十月，在苏区的首府瑞金，人们神秘地进进出出，气氛日益紧张，震动越来越大，红军中究竟在酝酿些什么，他几乎无所不知。这个根据地是五年前由毛泽东及其盟友朱德率领的共产党军队创建的。毛与朱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农民们看来，这支军队就是“朱毛”军队。许多农民坚信朱毛是一个人。这也并非完全说不通。实际上，身材魁梧、举止缓慢、纯朴忠厚的共产党将军朱德自己也曾说过朱毛是分不开的。中文中这两个字是双关语，“朱”意味着猪（不同的另一个字），“毛”指的是体毛。　　这位年轻的伍修权对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那时正给一个叫李德的人当翻译。李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派来参加中国革命工作的代表。当时，李德指导中国红军活动已有一年多，可惜毫无建树。　　伍修权这时二十八岁。十九岁时，他与一百名中国青年一起到苏联呆了五、六年，学习俄语和革命知识，也学习了军事。这时他回国已有三年。李德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苏区后，伍一直是他的翻译。　　伍目前操心的一个问题是烹饪，而不是军事。　　当李德来到苏区时，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使他过得舒适些，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套三居室新房子，座落在离红军总部约一英里的一片稻田旁，离中央总部所在地不太远。这所房子孤零零的，它的周围环境促使伍修权和其他人把它称为“独立房子”。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　　伍修权的烹饪问题是间接地由稻田引起的。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鸭子长得很肥。他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他仍记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昧的香酥鸭块。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　　秋天到了，党的干部们说话更公开了一点，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于从宇里行间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测出未来的事情。例如，洛甫（张闻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这时，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还有人说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地区。在那里，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有时他们互相问“你走吗？”回答不一。一些人答：“当然。”另一些人则说：“不知道。”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走。蔡晓乾回忆说：“这消息传来，就象在下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员名单开始列出来了。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一九三四年秋，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璋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他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在作出决定之后周恩来给他报了信。周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参加决策。然而，发号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党的总书记博古的拥护。即使周有不同意见，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处于劣势。所以他的任务就是作为—个优秀军人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会议，近几个星期，对于都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调查。于都是一个傍河的县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深处一所舒适的灰砖房里，紧挨着于都北门。他和二十四岁的妻子贺子珍住在一起。这时，贺子珍已是第四次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　　当时传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但看来，他显然未被软禁。与本书作者交谈过的长征时期所有重要的幸存者和当代中国党史学家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却要把毛派往于都，这种主意至少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么急切地需要亲自去于都搞他的“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只宇不提）。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还是有用的。另外，据翻译伍修权说，毛曾声明：“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　　气氛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一条街上看到博古时，毛告诉斯诺：“那个人曾经要置我于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时，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确实有过强迫毛留在苏区的计划。　　毛到达于都后，很难再去离于都有一两天路程之遥的党政中央机关了。不过，他的私人警卫员还没有被撤掉，而且他依旧可以在于都和附近地区自由行动。　　毛在于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云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样。在云石山时，从一个石崖往上走两层石阶，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庙，离红军总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毛可以随便出入红军总部。但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开会他很少得到通知。由于他是苏维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机关他还是要去的。那地方不远，名叫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占据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杨氏家族建造的颇为壮观的祠堂。毛在那里住过一年左右。杨家词堂里有一座雅致的两层议事厅，暗红木架房，石板铺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陈毅和周恩来也住在这里。不过，朱德夫妇象陈毅（直到他负伤以前）和周恩来一样，通常是在前线。　　有意把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于身患疟疾，他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只能勉强活动一下。他总是精力很差，情绪低沉。　　这也是自然的，因为，由他主要发动的这场革命运动、他和朱德所建立的军队、他在五六年前所开创的苏区以及他建立的整套机构，如今都落人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那位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献媚者博古的手里。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来也确是如此。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他势不两立，军事指挥机关也把他摒弃在外。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对于力量的对比，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那时正聚积着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力量。当他的追随者林彪和忠于他的聂荣臻这两位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溜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坐在长凳上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用同样隐晦的话来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但他守口如瓶，因为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他相信，这个时刻不久就要到来。　　过了近五十年之后，聂荣臻回忆说，当时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去向问题。但是，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十月十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不象是军人。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是最难找到的），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接着一个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他已年过六十，因此为他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时是四十八岁，他和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他的同志们都认为，如果当时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徐特立五十七岁，他曾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精瘦、幽默，长着一脸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也有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此外，还给毛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配备了马匹。　　很快，这支杂牌军被编成了排和班，每个男女成员都领到了一杆红缨枪，以备队伍一旦遭到攻击时作为自卫武器。落日时分，党的保卫部门负责人、整个非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曾当过水手的邓发出现了。他一反平日的严肃态度，讲着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同这支队伍开玩笑。他想活跃人们的情绪：“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呀。我们有音乐家、剧作家、作家。如果我们想演一台戏，那可是万事俱备。”气氛果然活跃了一点。队伍在暮色中向于都进发了。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为了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红星标记指路。　　毛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却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的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婉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第二章 “赤匪”的兴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昌登上飞机，亲自前往动乱的西北地区进行视察。这时，他确认此行一切顺利，非常顺利。和往常一样，他的夫人、宋嘉树漂亮的小女儿美龄陪他同行。自他们结婚以来，美龄很少远离蒋介石的身边。他们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的美琪饭店举行婚礼的。一千五百位客人应邀参加，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美以美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一个俄国乐队演奏乐曲《新娘来了》，另有一位美国男高音演唱《请答应我》这支歌。这次，蒋介石首先要在陕西省省会西安逗留。　　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目前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长时间住在南昌。他认为，由于采用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新战术，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翻脸对付他的共产党盟友时，苏联顾问撤走了，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了。　　苏联顾问是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时代来华的。蒋介石试图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用他自己瘦小的肩膀来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苏联加伦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曾经赢得了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敬重。不过，假如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鞭长可及，他肯定会把所有这些人，连同斯大林在中国的特别代理人鲍罗廷统统杀掉的。后来为了争夺权力，蒋介石决心不惜杀死中国所有的共产党人。　　但那是另话了。不过，蒋介石对那些在江西同他作战的共产党指挥员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的时候，蒋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匪首”之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仅次于蒋的第二号人物、该校政治部主任。还有很多人也进过黄埔军校。毛泽东却从未进过黄埔军校。蒋介石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但对毛的情况却了解的很多。他当然也认识那另一位厉害的“赤色”领袖——年长的朱德（四十八岁）。朱德参加共产党之前是一位军阀将领，还抽过鸦片。　　即使蒋介石轻蔑地将这些人称之为“匪”，他也绝不能低估他们。七年来，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却未能把他们消灭。现在，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帮助，他觉得消灭他们的日子已不远了。　　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将军之一——汉斯·冯·塞克特——派到中国。塞克特制定的碉堡战术，即将置共产党人于死地。　　在冯·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干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困。冯·塞克特将这包围圈越缩越小，切断了被围困地区的贸易，使那里的大米或玉米无法出售；没人能出入这些地区；农民们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　　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在蒋的第五次“围剿”之前，共产党人一直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把国民党军队引进苏区腹地，然后用伏击战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共产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并以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俘虏来补充自己的兵员。　　后来就不是那样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同蒋介石进行正面的、代价高昂的战斗，以保卫他们的土地，似乎每一寸土地对他们都是宝贵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一战，他们和国民党军队打成僵局，至少伤亡了八千人，也许更多。蒋介石的损失也差不多。但是蒋介石可以通过拉夫来补充损失，共产党则不能，即使共产党能打赢这种战争，他们也无力承担因此而造成的牺牲。　　蒋介石乘着他那架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福特三引擎飞机北上时，踌躇满志地展望着前景。共产党人使他无法积聚力量来对付地方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反对他。扫清共产党人以后，他甚至可以争取到一个外国盟友，这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就更有力了。日本人占领了满洲，现正威胁着中国内地。希特勒在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人——希特勒或许可以悄悄地帮助蒋介石。苏联人也可能帮忙，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打仗时，斯大林是不会帮助蒋介石的。不过，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面对日本的威胁，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对斯大林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蒋介石从南昌向北飞行。他飞过长江，飞过南方的大片稻田，飞过黄土高原的山丘。共产党人还被围困在赣南那个角落里，包围困越缩越小。让他们去挣扎吧。这回他们可跑不掉了。照《民国日报》的说法，“今年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他们四面楚歌，溃败已指日可待了。”蒋介石回来后，就要下令发起最后的进攻。　　蒋介石坚信，共产党在江西的气数已尽。对于这一点，南昌城里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提出异议。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人们只是模糊地感到共产党的存在，而南昌则对共产党比较熟悉。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城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接着南下，企图拯救被蒋介石血腥扼杀在上海的革命，从那时起，共产党就已闻名南昌了。　　南昌起义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相貌英俊，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他一生都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自称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和同代的许多中国青年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激进的学生运动，漂洋过海到欧洲（巴黎和柏林）去工作（法国的雷诺工厂）、学习，并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其高潮是北伐战争。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一九二六年从广州出发，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作为盟友并肩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的目标首先是武汉，第二步希望直取北京。周恩来奉命前去帮助上海的工人起义，却因时机不成熟前两次起义被镇压下去。第三次起义宣告成功，几十万工人涌上街头，夺取政权，准备迎接蒋介石和北伐军进上海。　　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声号角在上海吹响，迎来的不是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期待的革命胜利，而是一个“头颅的筵席”。就在工人们手举旗帜，准备欢呼“国民革命军万岁”和“蒋总司令万岁”的时刻，蒋介石和他在黑社会的旧友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长、青帮头子黄（金荣）大麻子和他的帮徒开始行动了。帮徒们在闸北、南市、吴凇和浦东地区扑向工人，蒋指挥的北伐军却袖手旁观。大刀挥舞，机关枪呼啸。　　死难者不下数千，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还有的被活活扔进了烈火熊熊的火车头锅炉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取周恩来的首级。共产党指挥部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东方图书馆内。工会领导人顾顺章刚从楼里逃出来，过了一两分钟楼门就被砸开了。　　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书刊报道都说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但又逃脱了，可能是化装一个女人。安德烈·马尔罗在他描写上海惨案的小说《人的命运》中也讲到了这件事。但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诉埃德加·斯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大屠杀的次日，周恩来由六名卫兵和顾顺章陪同，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二十六军军长是白崇禧将军。第二师的任务是“恢复治安”，它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知道二师里有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军官。他和顾顺章到那里去是要对当时发生的镇压情况提出抗议。但他和卫兵们一到二师，就被缴了械，而且被关押起来了。　　二师指挥官赵舒是国民党的党代表，同情共产党人，他的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但赵当时不在。接待周思来的是副师长司列，原以为他的态度会比较友好。因为他的弟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当过周恩来的助手。　　但是司列的态度很坏。他们争论得越来越激烈。显而易见，他根本不想放周恩来走。最后，赵舒赶来，把司列叫到隔壁房间。人们可以听见他们争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两人回来，向周恩来道歉，交还武器，把人全部放走了。周恩来向党的总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秘密地到武汉去了。如果没有赵舒出来干预，周恩来恐怕会象他无数的党员同志一样，葬身在血泊之中了。　　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位瘦瘦的身着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轻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最后一周悄悄地住进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号房间。没人知道周思来登记时用的化名是什么。大旅社是南昌最好的旅馆，建于一九二二年。时至一九八四年，它依旧矗立在南昌繁华的商业中心，周围是些商店、办公楼、饭店和银行。当中，这个十字路口挤满了黄包车，车夫们拉着银行家去他们的办公室，拉着阔太小姐们到豪华店铺的漂亮试衣室去。　　大旅社是外省中国式建筑的一个典型，中间有一个院子，两边是讲究的房间，后面是一个装饰辉煌的宴会厅。这里有穿着软底鞋、彬彬有礼的招待员，能干的厨师，考究的饭菜和一种富裕、幽雅和古色古香的气氛。　　这个星期，周恩来并非是大旅社里唯一的稀客。其实，大旅社从顶楼到底层都被占满了，地方军官们租了房间作为专用。住在二十号房间的是国民党二十军军长贺龙，他是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共产党同情者，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将领叶挺住在二十 四号房间，他是正式党员。九号房间是刘伯承（他失去了一只眼，所以人称“独眼龙”），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员。林彪没有开单独的房间，那时他资历很浅，只是一个排长，但他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朱德也没有在这里预定房间，他住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朱德是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不过对外是保密的。此时，他是南昌国民党省政府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军官教育团团长，这也是党中央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并派周恩来去领导起义的原因之一。　　南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思来组织了二万人的部队支援这次起义，而忠于政府的军队只有一万人。　　但是对革命者来说，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这时，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位二十九岁的新代表刚刚抵达中国。他叫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罗明纳兹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是斯大林却认为可以依靠他执行命令。他也确实带来了一项命令，这是斯大林的亲口信，断然下令停止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罗明纳兹宣布，如果坚持举行起义，共产国际将不允许它的顾问参加，（那时还有几名顾问隐藏在中国），也不允许把共产国际的资金用于这一行动。　　这项命令是在行动开始前二十四小时下达给周恩来的，他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决定继续准备起义。　　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天气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气炎热，无雨。他们把大金鱼缸倒空，里面装上开水送到干渴的队伍。士兵们都在院里露宿，那时的南昌是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省会。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纷乱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义军攻占。国民党伤亡约八千人，共产党损失极小。不知道周恩来当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过，南昌实际上是守不住的，因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军立即派兵进逼南昌，而起义者们还指望张发奎支持他们，即使不支持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后，共产党人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国民党手里。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队说：“这就象一九零五年的俄国一样。”他指的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那次未遂的起义，列宁把这次起义称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预演”。 ‘　　不管其军事结局如何，南昌在中国革命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杰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叶挺、林彪、肖克和聂荣臻——都成了领导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的“十大元帅”中有好几位都出自这些人。为纪念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在中国被定为红军建军日。　　中国没有一个省份象遥远的江西那样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江西多山，一条大河——赣江从南向北纵贯全省，然后流往鄱阳湖，汇入长江。　　江西地方偏远，赣南很多地区十分贫穷，当局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块山峦起伏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如此），只有山间小径，人们把东西背在背上，人和马、骡成单线尾随而行。山路太窄了，连大车都难以通过。于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难所。赣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这里没有铁路。全省充斥着文盲、疾病、贫穷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人，一九八零年增至三千三百一十万）。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正忙于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农村起义。毛出生于离长沙不远的韶山的一个富裕中农家庭。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活动都是在长沙进行的。他熟悉农村，在那里他创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学——充分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哲学。这些使他常常和那些比较因循守旧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说教者和由苏联训练、受苏联的熏陶的一群中国年轻人发生争执，他们中很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先是受卡尔。拉狄克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影响，后来又受一位非常年轻但又极为固执的苏联人巴甫尔·米夫的影响。米夫对中国一窍不通，不久前还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二十六岁就成了斯大林在中国事务上的重要代理人。　　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秋收起义，，使用一面他自己设计的旗帜——一颗红星中间有一柄锤子和一把镰刀。，起义结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领所剩的约一千人来到通往井冈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里仁学校泥泞的操场里临时搭起的讲台上高声问他的部下：“我们有没有胆量把革命进行下去？”人们答道：“有 ！”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验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们参加攻打永新县城，帮助解救了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假如毛能把王、袁这些人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如他们反对，准会使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不住脚。　　上井冈山是一场冒险——这里没有道路，田地荒芜，没有工业，山上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地主的财产可以没收来补给毛泽东的队伍。井冈山充斥着迷信。人们相信鬼神和中国的所谓风水术，在他们看来，风水先生可以预卜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可以使妇女生子，可以测定房屋和水井的最佳位置，能治愈疾病，还能用符咒迷惑敌人或对手。很少有人冒险进山。也没有人出山。这里对外界一无所知，一支国民党部队竟在这里悬赏捉拿一个名叫苏维埃的共产党领导人。而苏维埃是俄文 Soviet（代表会议）一词的中文译音。　　县城里有两三个中医，用中草药治病行医。没有报纸，也没看书店。各种罪恶——奴役、压迫、卖淫、梅毒、高利贷——在旧中国的一切落后现象在井冈山应有尽有。山上居住着很多结有世仇的家族，他们的仇恨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搞不清起源于何时了。　　后来，一些在苏联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开创井冈山根据地问题批评毛泽东；他们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说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说他应当攻打大城市，而不应当从他们叫作没落分子的土匪、乞丐、妓女、被遗弃的社会渣滓中拉队伍。他们说毛与土匪头子差不多，说他信奉的是枪杆子而不是《资本论》。　　其实，早在到达井冈山之前，毛已经受过批评和处分。（他过去受过批评，将来还要受批评。）理由是秋收起义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攻打长沙！他因而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免除了在湖南省委的职务。这个消息过了几个月才传人荒凉的井冈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作出上井冈山的决心。井冈山酷似《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巢穴，毛泽东正是一辈子颇喜欢看这本中国古典小说的。　　毛泽东要实现理想的任务绝非易事。但困难和危险对他并不陌生。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在为秋收起义招兵买马时还被民团逮捕过。士兵们拿走了他的鞋子（作为战利品，而且说是把他的鞋子拿走之后，将来他的鬼魂就不能追赶他们了），把他押到司令部去枪毙。后来他回忆说，他向另一个犯人借了几块银元，想用来买通押解者逃跑，结果没有成功。但后来他还是设法在路上逃掉了，他在丛林里一直躲到天黑。第二天，他用借来的钱买了新鞋、一把雨伞和吃的东西，逃到了安全地带。韩素音听说，甚至在他初上井冈山时，他部下的一些军官还密谋要杀害他哩。　　井冈山地区并不都很险峻。毛泽东也没有（象我一直想象的那样）爬上高耸的山顶，然后象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描写的高地头领那样建寨扎营。整个地区大约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六十多英里长，二十英里宽，全部或部分囊括了六个县，人口约九十万。　　一共有五个不小的镇子，还有大约十二个小村子。山顶高度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一书中的马德雷山脉差不多。毛在山顶修筑了一个堡垒，周围有五个哨口。每个哨口都有石头砌的枪眼和石头掩体，各面安放着几挺重机枪和三门追击炮，其中只有一门可以打响。三条陡峭山路通向供哨兵使用的石头小掩体。顶峰几乎是无法攻占的　　毛泽东对高山下的镇子很感兴趣，在这里，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们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但是，他首先必须和土匪们搞好关系。袁文才、王佐一伙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还有一些土匪的历史更长，人们都记不得他们到底存在多久了。每一股土匪都有二三百人，五六十支步枪。毛泽东先从袁文才人手。从理论上讲，袁文才这时早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他处处提防着毛。和这偏僻地方所有的人一样，他对陌生人怀着戒心。开始只要一提起毛泽东，人们就纷纷逃跑。但是，出于好奇心并看到这支队伍的行为规矩，人们又开始返回自己的住地。毛泽东的头发又长又乱，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象个莫霍克族人。他常和人们拉家常，和农民们处得很好。他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但袁文才还是很谨慎，他担心：毛泽东大概想消灭他，然后吞并他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毛解释说，他是共产党，他的部队在那里不是要干涉袁的 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他的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袁终于同意支持毛——但是要有个代价。　　毛给了他一百支步枪。袁付给毛一些银元，并且同意在毛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的原攀龙书院的房子里建—所小医院。　　茅坪是一个环境宜人的山麓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大约七百人。毛找到一所漂亮的带院子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院子就是谢家祠堂（茅坪几乎所有的人都姓谢），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很少见的八角形小楼，毛把它当做书房。星转月移，他在这里写出了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是他第一次阐述关于使用武装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王佐就比较难对付了。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停留并会见了王佐的一些人。王同意第二天在靠近山顶的大井村和毛见面。井冈山由山上的“五井”而得名。五个村子象九子棋一样排开，分别叫做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每个村予都是四周峭壁，危崖高耸。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中国人认为，从上往下看，这些村子都象水井似的。　　王总是心猿意马。最后，毛派了一个可靠的人——何长工去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何长工发现王佐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有个难以制服的对手——土匪头领尹道一，控制着赣州附近的三个县，妨碍他的利益。王表示，如果共产党能帮他除掉尹，他就可以帮助共产党。何长工答应了，并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率领两支小队和王的一些人在拿山伏击并活捉了尹和尹的一些部下。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说：“王佐手下的人高兴之极，他们把尹道一的脑袋砍下来，连夜带给了王。”王当然也很高兴。这件事使 他对共产党的信誉和能力确信无疑，他投到了他们一边，并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了共产党。　　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个盗匪出没的地方，后来很快变成了一个大有作为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朱德带领队伍来到宁冈，同毛的队伍会合，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陈毅也和朱德一起来了。毛和朱在龙江边的一片空地上见了面。这里四面空旷，登上附近一座庭院的屋顶平台，可以看到带有飞檐的灰色槽形的屋顶，他们坐下来，谈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开始一起建立朱毛军队和军事政权，这个军事政权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　　朱德带来了近一千人的队伍。毛泽东原有一千二三百人。朱和毛逐渐扩大了根据地，奠定了一个独立的苏区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初贡献。这个基础在赣南的中央苏区得到发展，又在陕北的延安进一步完善，后来成了中国革命政权的摇篮。　　初上井冈山的日于是相当平静的。地方军阀相互争斗，无暇顾及这片荒山里发生的事情。但不久形势就开始紧张了。广西的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握手言和，把部队拉回来要打“赤匪”了。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朱毛部队实力倍增，根据地容纳不下了。他们现有四千一二百人的第四军和八百人的第五军。山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必须另找地盘。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朱毛军队开始向山下转移，留下彭德怀（他后来成为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膝代远领导的第五军，任务是尽可能坚持保卫根据地，然后同大部队会合。这个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在敌人强攻之下，第五军溃散，幼年的苏维埃被压垮了。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佐在山顶苏区村庄里的大约二千人当中，一千人被杀害。有些村子的房屋全部被付之一炬。这都是吴尚和他的湖南军阀们于的。　　有一点要说明。毛曾告诉埃德加·斯诺，红军撤离井冈山后，袁、王二人又恢复了他们的土匪习气，被农民们杀了。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故态复萌。在他们进行了一次烧杀掳掠之后，湘赣边区的地下特委会决定处决他们两人。决定是一九三零年一月中旬作出的。二月下旬，可能是二月二十五日，这两人被请去参加永新县特委会的一次会议。他们带几个随从去了，在当地一个旅馆下榻。半夜，执行小队包围了旅馆，破门面入杀了衰。王跳出后窗，骑上马在夜色中飞驰而去，但掉到河里淹死了——至少传说是如此。　　当地的土匪就这样被瓦解了，其中一些人——但不是所有的人——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还有的人回到山上投奔了王的兄弟王云龙。井冈山又落到了土匪手里。从那以后二十年之久，直至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只是在二十年之后，共产党才又回到井冈山顶。然而，在这里，毛曾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苏维埃，并开始了名垂中国史册的长期斗争。　　时至一九四九年，王的兄弟早已去世，由他的儿子统治着并冈山。后来红军捉住并处死了他。对于袁和王，特别是对于他们的结局，迄今还有争论。毛告诉斯诺的是这两人碰巧被觉醒的农民杀了。然而，现在井冈山地区的官员却把这件事描述得比较正式：特委会开了会，正式决定处决他们，等等。“文革”期间，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大字报指责彭德怀“谋杀”了衰和王。这是韩素音提到的，但她并不相信红卫兵的话。　　 　　　第 三 章 前 夕　　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他带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愉快。他告诉陈毅，中央委员会（几乎成为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词了）决定红军主力几天后撤离，突破蒋介石的“围剿”，向西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严冬，陈毅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目睹了苏区发展到拥有三十五个县，三百万人口和有一块相当于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土总和的土地。他看着这块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为“红色的首都”。　　现在这一切都将结束，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严酷的现实。陈毅看到了这一年多来的惨重损失，红军在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陈毅是讲现实的，他没有试图自欺欺人，把白菜清汤说成鲜浓肉汁。红军面临的是惨重的溃败以及艰险的撤退。　　周恩来还带来了进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员会决定陈毅不随主力红军撤退。他将留下来在苏区指挥军事行动。他只负责军事指挥，另一位老资格的政工干部项英负责全面工作，他们俩将在一起共事。陈毅很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　　陈毅将率一支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许多人象他一样伤势严重，根本不能参加战斗，当时很难估计有生力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就更难估计了。战斗人员的数字虽然高达一万六千人，而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是赤卫队，许多人从未握过步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部署二十万人，他还可从附近的部队抽调更多的人。陈毅没有问他的部队有些什么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够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够过。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完全明白他传达的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他强调陈毅将起的重要作用，他赞扬陈毅具有经过考验的战斗能力，以及对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陈毅在这里战斗了多年，没有一条山路、一条蜿蜒的河道他不了如指掌。而且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陈毅受了伤，长征对他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你的伤口怎样 ？”他问陈毅。他对陈毅的伤势很了解，因为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他和陈毅一起去兴国前线，陈毅就是在高兴峪那次战斗中负的伤。陈毅回答说伤势没有好转，医生还没有把所有碎骨片取出来。他一直要求拍一次 X光片，但他们却没有给他拍。周恩来听后马上去找有关部门交涉。原来， X光机器和片子这时都已包装好准备撤离。结果不得不重新打开。因为没有电，周思来命令把无线电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运到医院，专门给陈毅拍了 X光片子。　　命令总是命令。陈毅是个好军人、好将军，他执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与他的任务，即使心里并不痛快。当他发现他的同事项英对于下一步怎么做的想法与他截然不同时，他又增添了几分不快。项英主张硬拼，而陈毅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进山打游击。他认为这是生存的唯一机会。然而，他的意见被否决了。　　陈毅对他的使命感触很深。他没有公开表示他认为这与反毛的政治斗争有关，尽管他的许多朋友待有这种看法。他承认对他的委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比任何其他指挥员都熟悉这块土地，他是个有经验的领导人，他的任命会提高那些留守人员的士气，会使他们感到红军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但是，陈毅对这件事的情绪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既谨慎又明确地表示，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指挥官，而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这样的作法是不对的。　　十月中旬，这是个气候宜人的时节。但从于都出发的那一行人情绪都不高。这个决定周恩来不只告诉了陈毅一人。与陈毅谈话之前，他把毛从于都召到梅坑的总部，告诉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毛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没有记录，但是他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感到日益不安。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这些就象对牛弹琴，没有人听他讲话。在北京的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说：“我们有一种说法，一项战略一旦开始执行，就必须坚持到底。”　　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新的计划，即红军向西出击，穿过蒋介石在冯·塞克特将军指导下设立的四条封锁线，然后向西北方向的湘鄂边境挺进，与贺龙会合。贺龙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周恩来把计划告诉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以及其它军团——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据聂荣臻说，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低于这一级的干部。除了这些最高级的指挥员外，大约八万战士——据伍修权说这是“实际数字”，“为了宣传，当时号称十万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根据花名册上的数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红军的实际人数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这个数字是本书首先发表的。具体分为：　　第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军团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还有两个独立纵队：中央军事委员会纵队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时被称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总数不包括雇用的担架员 （他们有时仅受雇一、两天）。　　这八万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中有个姓危的妇女，如今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还是个硬朗的小个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颊，起皱的鼻子，灰白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裤子，白衬衣，黑色的中国布鞋，正配上她那双小巧的脚。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红军中度过的。她是随第一方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之一。她有一个坎坷的经历，我们的谈话从她五、六岁时被父母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开始，她始终不知道家里卖她得了多少钱。　　危秀英仍然记得当初她父亲要把她卖掉时的情景。她准备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镰刀，把它们藏在门后。第二天一早当一个男人来接她时，她向他扔石子，并用镰刀砍他。但那个男人力气很大，终于制服了她，并试图把她带走。她又踢又抓，还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罢。这时他们又把她父亲的兄弟，她最喜欢的叔叔叫来。她不能咬叔叔，就这样被叔叔带走了。她后来睡着了，醒来时已到瑞金。买她的这家在这里开设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里干活长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担。当红军到兴国时，她还在象奴隶一样地于活，经常挨打挨饿，还要放水牛、拾柴火。对于危秀英这样的妇女，参加红军无需多少动员。她自动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人发觉（会打她），径直来到红军总部要求参加红军。他们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坚持要当红军。这样，她主人家终于发现了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还记得在吉安第一次参加战斗，在一个小屋里度过的一夜。小屋里亮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她从来没有见过电灯，也不知道怎么关灯。最后她拿过步枪，举起来用刺刀捅破了灯泡。这杆带刺刀的枪比她还高几英寸呢。　　危秀英是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参加红军的几万人中的一个。从兴国参军的人编成了一个师，叫模范师。兴国有二十四万人口，其中竟有八万象危秀英这样贫困的农民入了党和参加了红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人，中国没有—个县能与之相比。整个江西省的阵亡人数为二十三万。　　参军，参揪揪揪揪。这是红军在占领赣南最后一年的号召。当时小刘英正在于都干扩红工作，长征前夕，毛泽东命令她回到瑞金。　　曾宪辉当时也在那里做扩红工作。他现年七十四岁，看上去有点象年迈的赫鲁晓夫，帽子戴在脑后，宽宽的（中国的）乌克兰人脸，眯着眼，一副乡村人精明能干的样子。他的父母是于都的贫农，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红军一到，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一千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做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十八岁的肖华任政委。该师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曾宪辉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着五磅大米的干粮袋，一百发子弹，两颖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 （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 ），一共加起来负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却一无所知。但他跟随部队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长征在吴起镇结束。　　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和减员较大的三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参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该具为革命牺牲的人达一万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大约五万人。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　　为动员青年参军，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光荣匾，他们的家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给军属送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盐以及火柴和大米。还举行群众大会让军属到台上发言，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红军有特殊的联系。　　由于国民党人的封锁，盐、燃料、棉织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苏区当时是无价之宝。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偷运和贸易。这些商人很机灵，他们惯于贿赂，他们能够经常来往这一地区。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赣江上经常有人用夹层船把煤油和盐（一个银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贵十三倍）运入苏区。苏区有些钨矿，封锁也未能阻止矿石外运。毛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住在于都，组织贸易，监督运输。　　共产党人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教条阻挡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装成运粪苦力的小贩在臭气熏人的担子里把电筒和电池偷运进来。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共产党的军队在苏区纪律严明，享有良好的声誉。的确，他们没收富人的财产，然而中产商人却倾向于共产党而不喜欢蒋介石的军队。　　农民之所以特别拥护红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贫困的赣南农民过着被奴役和被剥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钱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粮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盐百分之一百五十。贫苦农民的债务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还清。一九三零年十月和十一月，毛泽东视察了兴国县和另外六个正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县。他发现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农和地主，拥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拥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于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给穷人。他主张免除农民的高利贷负债，给农民分配土地，再免费分给未耕的山林荒地。他号召禁止赌博和抽鸦片，并杜绝抢劫。他说共产党正在建立一种夜不闭户的社会秩序。连残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壮劳力替他们耕种。　　老红军吴兴也来自贫困的、但给红军提供了巨大兵源的江西。他的家乡在会昌县吴村，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同乡。他俩在南昌接受采访时，吴兴告诉我：“论辈份，我应叫吴吉清‘祖父’。”吴村的人几乎都姓吴，一九三零年当吴兴十四岁参加红军时是这样，一九八四年仍然如此。吴的一生都在红军中度过。他没上过学，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前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红军战士。长征结束时，他被提升为排长，在延安的学校学习，后来当了师长。他小时候跟篾匠学手艺，但挣钱很少。他曾想参加国民党军队，可又觉得他们是一帮强盗。你就是有一把象样的雨伞，这些人都要抢。当朱德率领部队路过他家乡时，吴兴听说这部队的战士都是些公正老实的人，又听得部队里有人向他喊道：“来吧，小兄弟，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他就参加了，从那天起便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五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我们到达雪山时，我想起了这一切。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不只是吴兴一人有这样的想法，许多战士离家时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独，但他们也抱着和吴兴同样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　　让红军战士离开苏区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们多年的根据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江西，而这些人中多数又来自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瑞金地区、于都县、宁都和福建的周围地区。离开他们的故乡是痛苦的。　　杨成武曾是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回忆道：“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们是这样的亲。要我们放弃这一切，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去。我们即将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舍得？”　　杨成武出生于福建西部靠江西边界的长汀县，那里是共产党根据她的一部分。当红军已开到附近的消息一传开，杨成武家乡的许多农民都来看望并且慰问红军战士。他们爆玉米花，收集鸡蛋，扛来一袋袋的红薯干，织好了袜子，编好了草鞋，并选了十几个代表，包括杨成武的父亲和堂嫂都来了。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过山山水水，在战士们离开驻地前和他们团聚了三天。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杨成武和他的同事们凑了所有的钱 （并不多，杨只有五角钱 ）给他们作为回去的盘缠。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备离开时，他才回来，他们只能团聚短暂的一会儿，能梅就得出发了。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妻才又相见。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汁么事情没有办完。当黎明的薄雾在于都河上袅袅升起时，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从半夜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项英被留下来负责苏区工作。李德强调——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们这次放弃苏区并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的；红军西进也不一定能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走，从而减轻被围困的苏区的压力，使项英在他的军事指挥员陈毅的协助下能够坚持下去。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李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个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他一直住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中国人直到一九八四年还不知道”奥托·布劳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档案材料恐怕永远是封存的，这就难以进一步考证了。　　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 （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 ）；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零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　　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健的原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确实在上海屠杀了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话来说，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据莫斯科的设想，上海这样的事件无疑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奥托·布劳恩这位德国的街垒战战士将比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关于这位独裁、专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国的上述原因难以得到全部证实，不过以上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俄国”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人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去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没提是去什么地方），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进了英国殖民者特别喜爱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几星期后，他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与大多数派往中国的俄国代理人一样，他脑子里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白纸一张。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这一点。尽管莫斯科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过多少了解，然而，对中国革命却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提供大量资金。　　李德在执行任务时是很勤恳的。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莱是一位热情但又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美国人。她把自己的命运先是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是印度，现在又是中国。靠她引见，李德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而海伦·斯诺则在该校学习，他们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诺夫妇当时不信任这位三十二岁的德国人，李德也不信任他们，他似乎怀疑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可能是美国间谍。海伦·斯诺则永远未能改变对布劳恩的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国时，本来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击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几天灾难，在李德到来之前就发生了，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告密出卖，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产党在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危险性最小的地方是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从上海转移到了红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追上他们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一位新的军事顾问的到达，他是李德的上级。最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李德在上海街头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级。　　此人就是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他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共和军的“克莱伯将军”而名声大噪。弗雷德长途跋涉，经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转了半个地球，最后抵达上海，却未能与联络员接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许多苏联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因为正如史蒂夫·纳尔逊——一名在那里工作的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人待有所谓金皮护照，有了这种美国护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达时，共产国际的首席待派员叫亚瑟·艾尤尔特。李德在德国时就认识他。李德来之前，上海还有一位名叫艾尔·白劳德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此人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离开后来上海的，他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主编。　　理查德·佐尔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当然认识李德。尽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秘密活动都严格地各自为政，他们常常与对方的人不期而遇。佐尔格与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联系，与苏联设的另一个地下中心哈尔滨也建立了同样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不能利用他的军用联络线。　　史蒂夫·纳尔逊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担任共产国际的信使。他们当时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尤尔特是该局的负责人。据纳尔逊回忆，撤离瑞金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他们自己做决定。尤尔特倾向于不撤离，而中方代表却说他们必须离开。　　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奥匈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俄国内战，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据李德说，他和斯特恩很快发生了争吵；但是斯特恩的到来使李德有可能继续深入到“红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货运船夹舱里被偷运过赣江。在苏区他受到共产党部队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陪同邓发的是手持红穗短刀的警卫员。邓发乐呵呵地刚着嘴，李德以为他们俩将成为挚友。　　到中国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是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人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他基本上是常驻莫斯科的。他们一致反对的是毛泽东。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撤、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定。　　在与翻译伍修权及其他人的交谈中，李德一点档地谈出了自己的经历，他讲的情况与这位“街垒战士”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说自己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被奥匈联军征募入伍，派往东部前线作战。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奥地利的许多战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诺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关在那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奥地利战俘都站到了俄国革命的对立面，而李德却参加了红军，投进了俄国的怀抱。　　李德谈到自己曾晋升为骑兵团的参谋长 （一些当事人对李德所径的部队和军阶、职务的追述都不一样 ）。在俄国内战中，他在乌克兰和自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由于在军队服役中表现优异，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三四年。　　由于他的知识和背景，他被选中派往中国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共产党训练骑兵。此时中共的部队里缺少骑兵 （鉴于山区地形崎躯不平，道路狭窄，骑兵部队行动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骑兵）。　　无论是伍修权还是任何别的中国人都从未怀疑过李德自我介绍的可靠性。李德告诉伍修权说，共产国际给他奥地利护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怀疑，可借此掩护自己。他的战争经历对博古和具地“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太专业化了，他们不可能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都没有多少军事理论知识。　　据伍修极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乐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现还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优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如出一辙。李德认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　　据有的中国指挥员后来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或者任何红军指挥员继续开展或恢复他们随心所欲的作战体制。李德把他的进攻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从而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然而这个战术并未能有效池消灭国民党军队，而朱毛却从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给养和兵员补充。毛泽东用地档道道农民式的语言来对比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毛说，红军是叫花子，而国民党不仅是国王，而且还是龙王。红军靠从龙王桌子上攫取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党纪是严格的。李德有共产国际做他的后盾，并得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伙人的全力支持，面正是这些人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离了上海，现在却控制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际。蒋介石对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苏维埃共和国被迫不断地缩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产党失去了他们控制地区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个县了。　　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当然不仅仅是关于军事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毛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间卧室，‘另一间稍大一点作会议室，还有翻译和警卫住的一间屋子。年轻的伍翻译耳听四方，那里几乎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岁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 ）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他强调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这些说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斯大林手下年轻的中国事务专家巴威尔·米夫和中国党内苏俄派头头、同样年轻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王明都认为无论毛泽东还是朱德对马克思主义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所描写的绿林好汉而已。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剥夺他手中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开除他的党籍，等等。他们使了一着又一着，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比较起来，莫斯科总是更关心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太注意中国的现实。　　那时，国际上出现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威胁，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国。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毛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恢复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出版了经过大量删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　　这些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方针的全面控制，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来所组成的“三入团”手中。　　尽管李德至死坚持说，他被振到中国来仅仅是作为顾问；尽管中国现代的分析家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博古说的顾问一职也没有说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自己把权力拱手让给了李德。　　李德在回忆录里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　　担任过翻译的伍修权将军同意上述估价。他说：“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了他，失败的责任在中国人身上。”　　伍修权认为，用中国的话讲，李德来到中国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长了中国的“左”倾政策。　　伍追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伍惨权承认周恩来对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负有责任。无论周恩来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见，有证据表明他最终还是对李德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确实没有或者是未能进行有效的抵制。　　如果李德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建议使红军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没有战利品，没有增强兵力，相反，却使红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的广泛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的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的图书馆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暖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象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即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痛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 ？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很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似乎都要损失二千到三干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井非如此。周恩来告诉埃德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六万人。过去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广昌战役——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五十英里之遥的端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转移到瑞金了。“　　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一千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群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击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了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 ！他继续高声喊道：“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一、第三军团早就全军覆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不感到良心责备吗 ？你就不痛心吗 ？“彭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漫骂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关于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许多别的指挥员都不愿意公开表态，他们害怕遭到非难。因为李德这个人惩罚别人是从不手软的。对他认为失败或犯错误的人，动不动就处分。后来担任中国海军司令的肖劲光，当时已是老资格的高级指挥员。他第一次去苏联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苏联，在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他的战绩优异，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第七军团。他军中的战士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防守黎川县城时，面对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两三个师的进攻，他们无能为力，败退了下来。李德于是下令审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泽东等几名高级指挥员提出了不同意见。亲苏派的王稼祥拒绝签署命令。这样，肖劲光才免进监狱，而被分配做教学工作。李德请博古帮忙，以压倒军方意见，但是博古不肯过问。　　那时，共产党人处分之严厉，是司空见惯的事。湘赣边区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曾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贬为运输队员。他的上级省委书记王首道被撤职，但很快又恢复了职务。　　根据一种说法，当时还是红军一名年轻负责人的邓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别人强。他受到“亲苏”派的攻击，说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支持者。在党内斗争中，罗明被当作毛泽东的替身，因为亲苏派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于是，邓小平、毛泽东的兄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其他几个人被当作“罗明派”的成员而受到了批评。邓小平丢掉了职位，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长征。有的说，他在由几千个民工组成的运输队中当担架员。几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否认邓小平曾当过担架队员，但是，无疑他在这件事中是倒霉的。　　红军干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责背离党的路线。这类指责并不少见。他们对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记忆犹新——反 AB团分子的斗争（AB指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反布尔什维克特务分子 ），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据说有几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 （尤其从苏联回国的年轻学生，他们被指责在苏联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响 ）；还有反对各种右派、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偏离倾向的运动。这些斗争有的反映了内部的政治争执，有的则产生于对秘密阴谋组织的恐惧。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过于都河上的木板浮桥，尽管表面显得信心十足，但实际上内心是情绪不高的。　　眼看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撤退，要越过陌生的荒山僻野，随时会受到数十万敌军的攻击。此外，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权 （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没有人议论过，而且也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李德与上海的联系，实际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联系的问题。一年前李德逃出这个大都市时通讯就已经相当困难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李德一向是通过上海与莫斯科联系的，红军虽然也有无线电台，但功率不够大，无法接通远隔几千英里的红都瑞金与红都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一切信息都须经转上海。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曼弗里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他。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 （每个去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秘密的俄国名字，伍修极叫普雅塔库夫 ）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六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据了解，中央苏区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卜六日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一月份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发表了。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征求莫斯科的意见了；同时也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差不多两年后这条联络线才得以恢复。当时大家只能各自为政。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那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　　 　　　第五章 最初的行动　　毛的警卫员小吴是从家里逃跑出来的。他与他的亲戚吴兴一起逃出吴村参加了红军。那是一九三零年，当时吴吉清正在一个地主家放牛。他没上过学，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这不妨碍他加入红军，因为多数士兵都是文盲。　　如今，七十四岁的吴吉清还具有杰出的军人气质，他经常昂首挺胸，长着浓密的眉毛棱角分明的下额和一副又宽又平的肩膀。他极象堪萨斯州已故的威廉 怀特，但缺少怀特的风趣幽默。是博古说服他参加红军的。也许由于体格健壮，他一入伍就来到了警卫连。一年之内，他被选中当上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同时，另一个名叫王亚堂的也被选上了。他们都是被共产党保卫局长邓发挑选来的。邓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他们合格的主要条件是，出身都是赤贫，对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非常仇恨，所以都圆满地通过了审查。从此，吴吉清跟随毛工作了七年。　　有时，吴吉清也担任其他任务。有一次，他和王亚堂被分配到毛的弟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那里去工作。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当时二十六七岁的毛泽民负责共产党的财政工作——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需要管理；红军还有自己的小型造币厂，可以铸造银元（银元是中国标准的硬币）；部队有制作金扣、发卡及鞋拔子的模具。他们往往以铸造金扣等方式携带出去，而不携带金子，因为装饰品较易隐藏。　　据吴吉清回忆，当时有很大一批财宝，领导决定把这些财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两个警卫员被派去帮助毛泽民完成这项任务。被雇来的搬运工扛着这些财物沿着婉蜒的小路走上陡坡。这并非易事。金银很重，一块银元大约重一盎司，价值相当于五十美分。每个搬运工大约搬一千枚银元。一共雇了一百多名搬运工，当搬运工快到山顶的时候，卸下担子，领了工钱，即被打发走了。只有两个警卫员和毛泽民留在那里。他们把财宝运到一个秘密的山洞里——这项任务可不简单。据吴吉清回忆：“总共有一百多万枚银元。”毛泽民封闭了山洞，三个人才下山，苏区没有何其他人知道钱财藏在什么地方。　　苏区没有发行过硬币。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纸币是互相通用的。在苏区以外做生意和支付走私者的报酬都需用银子或国民党的钞票。红军靠着袭击地主的钱柜和挖掘地主埋在地里的藏钱泥罐弄到银子和钞票。——些农民的明亮眼睛常常能够发现藏钱的地方。　　红军的这批财物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叫搬动。这一次，财宝是从山上往山下运了。吴吉清又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这样，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买东西了。红军的规矩最严格——从老百姓和农民那里买一只鸡，一袋米，从果园里摘一个桃子都必须付钱。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东西都不许白拿强要。　　一九三四年春为什么要把财宝从山上运下来 ？答案很明确。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入团”决策核心，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他们已开始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后来，对于何时决定放弃苏区，何时开始考虑进行长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毛泽东同亲苏派之间的论战中，毛泽东的支持者认为。长征是一个仓促、轻率、无准备的冒险，是惊慌失措的产物，不是有计划的行动。　　证据有利于对方。“十万”大军的行动不可能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事情，早在数周或数月以前就作好了安排。不管是否下令长征，详细计划必须早就作出，否则长征将成为一场溃逃。将财物搬下山来的决定是同制定长远计划相吻合的。　　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开始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　　伍的回忆同李德的回忆是一致的。李德说长征的准备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正值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我同意他的意见，”伍修权说：“虽然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据伍的回忆，长征的计划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　　一九三四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作出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　　很明显，这些都说明，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同时，他们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即是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还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备忘录或命令。讨论这些问题似乎经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两人之间，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后来听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怕蒋介石的奸细获悉红军的计划。经过仔细研究国民党的新闻报道，没有发现泄密的迹象，国民党官员也没有自称发现过长征的秘密，国民党的评论却暴露出他们对红军是极其无知的。那时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博古和李德，下台几年了，而国民党还一直以为他是红军的领袖哩；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得共产党的斗争阵势，　　一位最小心谨慎的共产党历史学家至今依然承认说：“我们无法知道长征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决定开始的。”　　一九三四年夏天开始的若干行动，后来被说成是长征的准备工作，包括突围和几支红军部队的转移。第一支转移的部队是第七军团。七军团七月份撤离了瑞金，并编人了方志敏领导的第十军团。方志敏是位很有能力的指挥员，他是毛泽东的一位老同事，一九二八年一月领导戈横起义。第七军团是由另一名有经验的指挥员粟裕领导的，他一直活到一九八三年末。　　据有些人估计这支部队有一万多人，但实际人数可能要少得多。他们向闽浙皖赣开进。这支部队被改编命名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既有战斗任务，又有宣传任务。它的目标是争取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结果没有成功。国民党粉碎了这支队伍，方志敏被捕后，被关在一个竹笼里，装在车上，游街示众，最后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被砍了头。粟裕和一小部分人转为打游击而幸存下来，最后于一九三八年编人了新四军。　　紧接着又有一支部队进行了一次突围。这次是肖克为首的第六军团。六军团的根据地是在湘赣边界地区。肖克回忆说，他是七月二十五日接到出征命令，八月七日出发的。他得到的指示是穿过湖南，与驻扎在偏僻的黔、湘、鄂、川一带的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师。肖拥有一支九千多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武器弹药不足。五十年后他说，他奉命带上全副装备，包括一台沉重的印刷机，这很不利于他的行动。　　后来发现，他所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跟上的路线。根据肖克的回忆，一路上恐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人都是文盲。一些人甚至象野兽一样地生活，他们抽鸦片成瘾，半裸着身子，对农村的地理一无所知。　　肖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 他的部队被认为是红军中最强硬的一支部队，国民党怕他，恨他，同时也尊敬他。 ）半个世纪以后，他成了北京军事学院的负责人。当他谈起当年贵州的艰苦条件时仍然心有余悸。第六军团没有地图，只有从学校地理书上撕下来的一张普通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只有10×12英寸大，上面仅标有省会、非常重要的县城以及大的山脉和河流。在边远地区打仗，这样的地图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在迷宫般的群山峻岭中行军，当地的农民连那里是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更无法告诉他们到下一个城镇该怎么走了。　　十月二十二日，第六军团同贸龙的第二军团会师了。军团的兵力减到四千人，据肖克回忆，他们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曾把任何敌军引出了中央苏区。　　这些部队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一点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仲夏时期的部队行动怎么会有助于十月底红军的大规模转移呢？ 这一时间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两者没有什么联系。　　北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后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秦认为物资准备和新的扩红工作开始得较早是为了使红军能有准备地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可以撤离根据地的。然而，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突围的时间则是另外的问题。他们与十月中旬的长征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即使他们牵制了大批的国民党部队——其实他们没有——也没有证据说明早在仲夏时节博古和李德就已打算放弃这一地区。　　翻译伍修权是个有学识的将军，他听过李德和博古之间（还有周恩来）的讨论，他可能比任何幸存者都更了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挥决定，然而连他也无法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线索。他说：“我觉得很难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由你自己来回答了。”　　他认为第六、第七军团的行动是在红军大量征兵以补充缺员的时候用来转移国民党的视线的。当我问道，七、八月份的转移怎么会有助于十月中旬的长征时，他回答说：“你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称红军起初的行动是“交响乐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响乐似乎不是一个调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军的转移。二十五军是留在鄂豫皖边远地区的一支残余部队。它原属第四方面军，后来四方面军撤到了川北。二十五军原有大约七千人，但到秋天减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个名叫程子华的红军政委五十年后回忆道，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曾把他叫去谈过好几次话。程子华现年七十四岁，身上还带着红军生涯给他留下的伤疤。他的双手双臂部受过重伤，右手现在还捏不起拳头，而是象一个爪子。他用左手写字，而左手也被子弹打伤，从未经过很好的治疗。　　如果程子华的记忆准确的话，他同周恩来的谈话证实了长征之前进行长时间准备的理论。程回忆说，周曾告诉他，红军处境困难 （当时正值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也正是把财物从山头上搬运下来的时候 ）。周恩来说，国民党比红军强大得多。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缩小，这就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来源。红军面临着“现实的危险” —一如果红军无法获得自给，根据地就将丧失 怎样解决呢？周自问自答说：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　　周恩来说，如果红军这样做，国民党就会撤回他们的封锁部队，这将会对形势发生莫大的影响。周就是要同程子华讨论这一形势——即二十五军的处境。这支红军部队的压力很大，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地方党要求给予帮助。周派程子华负责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根据地。周告诉他，红军主力即将采取的行动会有利于他执行这项任务。　　程子华匆匆离开了瑞金，然而要到达二十五军那里却并非易事。他先到苏维埃根据地的南部，再从那里偷越边界进入广东“白”区，接着去汕头港，从那里再乘汽轮去上海。他从上海经长江至汉口，最后于九月到达鄂豫皖地区。这时，长征很快就要开始了，但他在几个月后才获悉长征的消息。程子华和地方领导决定把二十五军转移到距鄂北更远的山区去，转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这支部队被重新命名为第二抗日先遣队。第一支先遣队是已被消灭的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华率领二干九百人出发了。　　二十五军的行动只与当地情况有关，同任何其他因素联系起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同时，似乎也不可能假设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就为红军的大转移作了充分的筹划。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也在这时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折。它驻在紧挨着苏区的福建，是一支独立的、非常爱国的部队，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世，却被蒋介石流放到福建，因为蒋介石惧怕它反日的爱国情绪和对他的政策的挑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军长们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独立的政府。这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形势，本来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使全中国共同反日——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样，这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善于利用的一种机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驻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的配合下，举行反蒋起义。为了等待一批共产党需要的冬装和补给物资，起义甚至推迟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举行。十四日晚，参谋长赵博生请他的部下到宁都梅河畔布满圆柱的路德教堂内共进晚餐。他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军官们在二楼用餐，警卫员们在楼下用餐。席间，赵博生派出亲信部队包围了这幢房子并宣布起义。两名军官从二楼阳台跳下来，企图逃跑，其余的都参加了起义。最后，十一个团中的九个团，总共一万七千人起义。投入共产党方面的事业。这些起义部队改编为共产党的第五军团，成为红军中最可靠、最守纪律的队伍之一，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好的后卫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摆脱危境。　　在宁都起义中，共产党人工作沉着，有条不紊，信心十足，而与第十九路军打交道时，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触还不错。八月上旬，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正在闽西作战。这时，一名代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陈先生”（陈公培）拜访了彭德怀。　　彭请“陈先生”吃饭，并象彭后来写的那样，用一个铁皮大脸盆盛满了“从恶霸那里没收来的”猪肉、鸡蛋招待他，当晚谈得很成功。陈先生从如何联合抗日到存在的疑虑无所不谈，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陈先生接着又去了瑞金，并在那里找共产党中央进行谈判。但是消息传到上面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们反而批评了彭德怀——不是因为他与“陈先生”进行了交谈，而是因为他在宴会上用洗脸盆盛菜太失礼了。　　这件事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从瑞金派了两人去同蔡廷锴会谈。一位是吴亮平，后来当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部长（也曾担任过李德的翻译），另一位叫潘汉年。他们是由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和相当于总理的洛甫派出的。据说谈判是成功的。这两人回来后向毛泽东、洛甫和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他对大家能够联合一起反对蒋介石感到高兴。这份报告在沙洲坝散发，当时洛甫和毛泽东住在这里同一幢房子里。　　关于十九路军发动事变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确保共产党人突破蒋的封锁，使他们的事业得到全国甚至国际上的支持，使红军被外界所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外国也很少有人知道红军）以为红军只是偏僻山区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义外，甚至还有其他有利因素：当时，广东军阀对蒋介石持敌对态度。如果共产党人与第十九路军结盟，广东军阀也许有可能加入这一联合力量。有了广东的支持，其他军阀也可能参加进来。福建有福州这个海港城市。另外，苏联还有可能——尽管实际上不大可能——通过福州建立一条对外的运输线。　　这个机会丧失了，因为共产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对与十九路军结盟，他称这支军队“只不过是一支军阀部队”。李德似乎对此半心半意，认为只能按照弗里德的指示行动。后来，他声称博古和周恩来都赞同联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对此表示反对。当代历史学家找不到根据证实这种说法。他说最激烈的反对者是“中央委员会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级干部主持的乱摊子，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消灭了。　　乘共产党人自相争吵之机，蒋介石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一九三四年共产党领导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内部不和——朱、毛坚决果敢的战略已不复存在。决定是由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作出的，这些人更加缺乏与人民（他们称之为群众）打交道的经验。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几千里，却企图发号施令。李德已在中国一年多了，但仍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中国。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学。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贵州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江西人在福建，或一个福建人在江西时，由于不懂当地方言而不能与周围人讲话，离家几百里就不知道怎么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对这样的人的心理状态他一无所知。　　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时，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嘘嘘地跑到杨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　　这两名战士——事实上整个队伍——都处于焦虑的状态。这是往哪儿走啊？ 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还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杨成武怎么能回答他们呢？ 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进；告诉他们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并保卫苏维埃根据地。　　李德从未意识到，要红军打得好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觉悟，让红军战士了解他们自己在于些什么。这些红军战士不是机器人，没有被训练成普鲁士军队或俄国军队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从不思考，也从不提什么问题。　　而李德却是一个信奉这类原则的人。他是个欧洲军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他这种人和他所指挥的这些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来指挥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的一个考虑不周的命令。在中国，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 （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 ）。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至于那些“苏俄”帮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们是知识分子，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而且这层金使他们脱离了真正的中国。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重要知识是如何进行官僚主义派别斗争。而毛泽东和他的实干家们却大都受过战争的考验，到过山区、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和毛泽东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中国，尽管他们不能随时恰当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语录。他们目前没有掌握实权，还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而毛泽东在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生涯中，很长时期来一直是个局外人。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就要开始了。　　 　　　第六章 计 谋　　起初，红军都是在夜间行军。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蜷曲在桤树丛中睡大觉。行军时他们尽拣小路走。赣南和毗邻的广东都没有公路，即使有，红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红军是悄悄地撤出根据地的，各部队的政委后来在对战士们讲话时，还说这次“重大行动”，没有任何迹象被敌人察觉。　　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正如一位红军干部告诉史沫特莱的那佯：“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在长征初，红军周围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来说，红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张盛继是在家乡江西兴国模范县参加红军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岁。二年以后离开苏区。整个长征他都在作战。他记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队仍驻在兴国，有一天，他看见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相撞，一团火球坠落在地。场面惊心动魄。一周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转移。他们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五十年后，这位六十八岁、相貌堂堂的老战士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红军的困境一无所知。大家的情绪还是那么高昂，不知道后来要走那么远的路。一个晚上赶五十英里路。夺下三座县城，要是情绪不高那是干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个七十五岁蓄着短须的小个子。风湿病使他半瘫了，他也说，部队并不了解红军正在节谮败退，也不知道正在进行长征。彭是二军团的战士，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所有围剿，广昌战役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但他不知道这一位红军打输了。至于长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宣传鼓动在过去的战斗中是那样有效地帮助了红军；而现在如果仍旧进行这样的宣传鼓动的话，就会产生对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指挥失误的激烈反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型。“独眼龙”刘伯承把这一队形比作皇帝的轿子。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五千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　　红军的指挥系统是复杂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的中央军委之下有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　　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后来的红军领导人并担任多年国防部长职务的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　　长征开始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安”；第二纵队叫“红章”；一军团叫“南昌”；三军团叫“福州”。　　军委第一纵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里有最高指挥部的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这个梯队的负责人是彭雪枫。第二梯队基本上是后勤部队。第二梯队有工程营、炮兵部队和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是干部团，陈庚和宋任穷分别担任团长、政委。中央纵队（军委第二纵队）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教导师，负责人是张经武；第二梯队有供应、维修、通讯、训练等部门，以及挑夫；第三梯队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由政府和党的官员……及一个保卫团组成，它由保卫部门负责人姚颉指挥，政委是张南生。　　刘伯承把中央级队比作轿子的坐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象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干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抢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的伤亡更多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行动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样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三十泣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曲面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　　十月二十一日夜，红军几呼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冲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线。这条防线设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进入广东省境内，红军行军的方向仍旧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因为通知下来的行军目标是向北向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师。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这是指挥有素的旋风般的作战行动。尽管李德曾提到指挥员之间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提到因为缺少地图使一军团裹足不前，耽误了时间。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国共两党曾有过多年的合作。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棋局中，蒋介石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搞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好，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蒋介石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共产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对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表示欢迎。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来发出秘密信函，建议举行私下谈判。李德认为陈济棠这样做的动机是惧怕国民党中央军冲破红军的防线，把军队一直开到广东边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党的根据地是广东的一道屏障。不管动机如何，粤系军阀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周恩来，周当即作了积极的表示。他说：“我们可以利用陈将军的反蒋态度，我们必须吸取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失败的教训。”　　周恩来派了两位负责同志，一位是何长工（他曾劝说王佐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另一位是潘汉年（他后来负责同莫斯科联系的秘密使命），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红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长征中的红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象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这项中立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虽然到了九月，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的变化已不可能了。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还有证据表明，广西军阀也同红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红军迅速通过。　　广东军阀根据秘密安排向红军提供通讯器材并非孤立的一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川北边境建立根据地时，已经拥有一支相当干练的无线电通讯队伍。陕西地方军队的参谋长、师长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设备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杨将军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这样的同情者遍及蒋介石军队的各个角落）。但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由于参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绑架了蒋介石），他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关押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被处决。　　对于红军来说，是否真正得到广东军阀答应提供的情报，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红军本身已有一笔特殊的秘密财富，它可以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电讯。红军对蒋介石拥有的这一优势，就象二次大战中的盟国能够破译绝密的德军电讯一样。红军有这种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自一九三零年始，周就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同莫斯科关系密切，安排中国的专业人员在苏联接受电子、暗语、密码和破译方面的训练。更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安排地下党学习魔术师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们就可以打开手镑脚镣逃脱。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受到这样的训练，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江西根据地初建的期，红军还没有可以发射到上海的无线电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们从蒋军手中缴获了两部一百瓦的电台，不久以后，在俄国受训的第一个重要的电文破译专家刘鼎从上海来到苏区。他把整本密码都记在脑子里，从此，毛泽东就能够同上海、并通过上海，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了。　　刘鼎开始了截听和破译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似乎从未在这方面起过疑心。　　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 （原四机部 ）部长的王诤就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也在忙于同一任务。长征开始后，他不断向一方面军发出截获的国民党电文。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一连几天彻夜坐在电台边，监听电讯往来，并向一方面军发去重要情报；但他不知道发出的电文对方能否收悉，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一方面军究竟在何处。有时候，一方面军的电台功率不足，无法同四方面军联系。　　共产党勤奋不倦的侦听工作使当时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够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和战斗命令，胜过了解红军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国民党电文抄件。　　由于报务员和设备器材长期紧缺，红军要想方设法俘获敌方的报务员和缴获器材（红军对敌方的医生和他们的药箱也有一个专门的俘缴计划）。为了鼓励被俘的报务员留下来工作，红军给他们各种优待，如额外报酬，优厚的食物供应等。一些报务员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红军来说，这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由于设备紧缺，电台在长征中只用于军团之间的联络，同下级单位联络都使用电话或通信员。通信连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走在司令部的前面，并在侦察队选定的地点架好线，这种办法非常累，效率低，并且经常造成通信兵的伤亡。　　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随着红军长途跋涉，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高层指挥员的生活方式要服从通讯工作的需要。白天，全军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或者边打边走，除了战场上紧急联系外，指挥员没有时间阅读报告。只有夜幕降临，安营扎寨后，电台才开始工作，通信员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这时，指挥员才能对战况有所了解。　　作为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者，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已经习惯于夜间工作，而今战场上的局势又迫使他们连续彻夜不眠地工作。战士中流传着许多毛和周半夜三更还在工作的故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队每天清晨六点钟开拔，战士和干部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收拾营地，吃一顿米粥，喝点茶水。领导人起床的时间是八、九点钟。此时他们的炊事员或警卫员已经出发三个小时了。他们在三小时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领导人的早饭。在这三个小时里，领导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担架上，被抬到吃早饭的地方。他们被结实的担架员抬在肩上，就象摇篮中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们知道后面没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担任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的李一氓这样说。他在长征中同干部团在一起，经常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说：“除了养成吃安眠药的习惯外，睡担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　　直到十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国民党报纸的报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报纸发表了一篇祝贺十四日攻克所谓“兴国模范区”的消息，据说该地从七月起就被包围了。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报纸报道说，“赤匪”正企图突围逃跑，并说攻打信丰和安远的红军被击溃，损失达万人。还说是毛泽东和朱德指挥这些行动的。同一篇文章还说到红军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这家报纸又发表了一大堆失实报道，二十八日宣布宁都攻陷，三十一日宣布“赤匪根据地”已被粉碎，红都已从瑞金撤往他处。　　另一家国民党报纸于十一月八日报道说，共产党屡遭失败，但依旧“十分顽强”，“彻底剿灭，尚需数月”。　　诸多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任何线索。诚然，有一篇报道提到红军正试图逃跑，但重点是指对某些城市的争夺，而红军这时对夺取城市根本毫无兴趣。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报纸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是：“前赤区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军伤亡近万，被俘四万。这一天，南昌召开了市民庆功大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根据秦兴汉将军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才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正在采取重大的行动。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过第四道封锁线遭到攻击之前，红军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的空中侦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这是一支由约二百架飞机组成的战斗轰炸机部队，进行空袭时通常三架一组。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蒋介石情报工作的失败是惨重的，而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无知却更为严重。在《纽约时报》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没有一处说到红军，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中国的白银买卖和铁路事故的消自　　这个月《纽约时报》的大新闻是棒球世界大赛，糊涂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机以及连日报道的林白绑架案。总之，这家有闻必录的报纸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　　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第七章 担架上的“阴谋”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　　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渝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杉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　　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农民运动的预演。当时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旗帜下一同北伐。毛这时回到农村，开始进行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湖南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一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报告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　　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无须为“过分”问题担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追，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基于这些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才坚定地高举起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博连璋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烧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厂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样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烫烫烫烫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他善于演讲，虽不象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继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入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入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象填北京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后，四人帮被逮捕和粉碎，在邓小平领导下树立起一种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把毛泽东从造神者手中歪曲丁的形象中解脱出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士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象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 （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我从八岁起就讨厌孔夫子。”但实际情况是，他把五经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处引用孔孟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最后十年里，报上常常发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贵宾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中国线装古书。中国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现在他后来发展的复杂的个人哲学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古为今用”。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中国最好的教学机构之一——的课堂笔记，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张改变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毛在这段引语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989——1052）的一句话：“三思而行”。　　这些准则将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杰出的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　　他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他阅读了两千四百年以前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之所作的评注。这两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称，正如后来毛泽东和朱德被称为朱——毛一样。　　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他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探索的坚实基础。他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批判腐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呼吁中国朝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制度发展。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他的父亲却要他专心学习算术和记帐，认为哲学探索毫无用处。　　他的母亲对他早年有很大的影响。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对她爱戴。她是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乐意帮助他人，有时把米饭给挨饿的农民吃——但她这样做总是避开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虚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影响下，毛也信佛。母亲生病时，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岁时，他还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庙去拜佛——衡山是中国古代五座圣山之一。象所有的拜佛者一样，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时，毛还写了一篇悼词。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迹。李锐是一位学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后来被毛放逐，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认为佛教使毛相信，社会变革必须先破后立。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和父亲争吵一番以后，才争取得升学的机会。他父亲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为一家粮商干活，为以后一起经营不断兴旺的毛家家业作准备。此时，毛家已是个殷实人家，他与两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间，父母占用厢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厨房及一间宽敞的起居室。房子还有个侧厢，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邹的亲戚居住着。现在任何一位参观者都能看出，这决不是贫苦农民的茅舍。屋外有一个很好的鱼塘，可以养鱼，养鹅和鸭，还有宽敞的粮仓。附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获胜。一九一零年初，他进入东山高小，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和中国古典书籍。他从未掌握一门外语，但晚年还努力学习英语，想强记一些刺耳的音节。他表现了写作和演讲的巨大才能。学习中他交了两个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再次开阔起来。肖三借绘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鸿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许多年以后，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说美国的，这篇文章叙述美国革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家‘。”他曾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象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如果说，那些年里他已开始考虑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此时。毛泽东又知道了中国改良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及一九零零年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后，改良运动风起云涌。这两位改良运动的领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的影响已在下降了。湖南农村对外界的消息不很灵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死去两年之后，毛泽东才听说。　　但是他前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经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来到长沙，恰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剪了长辫子，这是象征反抗旧制度的行为。他投身于动乱之中，写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头脑里的混乱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有点象（美国）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乔治·麦戈文分别当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政府。接着，他借了一双胶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参加革命。在他启程之前，革命已发展到长沙，他便报名参加了新革命军（但这并不是太革命的军队）。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 （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 ），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 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鸿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象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大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 （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 ）、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叙衡、陈昌、罗学瓒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佛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宇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象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阅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时“共产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他的任何笔记本中。他的朋友、老师或熟人后来也都回想不起他当时知道或听说过《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　　但他已处于脱胎换骨的边缘。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到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强烈吸引。　　毛泽东此时才二十五、六岁——和池四十岁坐担架长征时一样——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透的人。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辩证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于有头脑的中国青年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把俄国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象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象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第八章 妇 女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渔民的女儿。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十七岁。朱德这时已四十三岁。朱的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一九二八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十五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　　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有象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作，而是献身于重要的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对长征的感受至今未变。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象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措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璋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 ？”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 （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 ）李德的作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胡现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在共青团机关工作。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象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事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来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　　康克清五十年后说：“他们怎么能相处得好呢？他们怎么交流？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而她只会讲中国话。他们怎么办呢？叫伍修权给他们翻译吗？我不知道肖月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们怎么共同生活呢 ？我想，作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　　“然而她还是凑合着与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她说，“她是傅连璋大夫的勤务兵，没有多少本事。”丁玲说红军有责任使李德得到适当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红军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她说：“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孩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海伦·斯诺报道说，最后，肖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这是个丑闻百出的过程。肖月华要求给她六百元的赡养费。离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赡养费，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一九八三中去世。她死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满足了她生前要求。　　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他有贴身警卫为他做饭缝补，也为她做饭。康克清没有当过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渔民，一贫如洗，家里把每一个出生的女婴送给另外一家贫苦农民——甚至是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为仆人、雇农或守着锅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后刚满月便送了人，她奴隶般地生活，直到十五岁才逃出去参加了红军。朱德的身世也一样，他家有五名婴儿都因养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己被送给一家没有后嗣的亲戚，并进了一个地主子弟学校读书。他如是个女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溺死。也许正因为朱德和康克清有过共同的遭遇，才使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康在与朱德结婚前一直是个普通战士。当时她本应做政治工作，长征前夕，她正好在一个拥有八百名战士的营里，营长在一次进攻中阵亡，战士们让她来指挥。他们击败了敌军。红军称她为“女司令员”。她无意安居下来生儿育女。长征结束后，她就埋头学习，希望成为一名高级军官。　　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于珍做的辣椒汤。“不喜欢红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喜欢对李德这么说。李德则喜欢醋溜肉和酸白菜，为此李德极不愿听毛泽东这句话。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二十四岁。她与毛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迫他在十五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青女人。她的名字从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的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几乎在同时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八岁，她立志献身于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一类的青年人蔑视中国的旧习俗。他们嘲笑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与年青的湖南姑娘向警予 （很多人后来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 ）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并开始相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结了婚。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并照了结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两口之外，前面还放着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照片下面顺序写着“向”、“蔡”两个字，这两个字包含着有趣的双关意义：既是他们两人的姓，又可解释为“向上的结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写在新郎的前面，既惊讶又赞同。在革命者中，这对夫妇的命运最为悲惨。向警予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并被押交给国民党。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点杀害了她。蔡和森于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给国民党，国民党残忍地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后还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没有他们两个朋友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宣布他们“试婚”。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开慧生了三个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一九五零年在朝鲜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子结了婚。据某些人说，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生的。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一九三零年十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军队逮捕。她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关进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酷刑。当时岸英可能也在场。她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衡山遭杀害。她们两人的死是没有相互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有关系。开慧的殉难则与一九三零年九月毛奉第三国际之命对长沙发动一次未遂的进攻直接有关。在毛的军队被赶出长沙后，国民党省长下令在长沙逮捕和处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杨开慧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