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场战争-9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受到革职处分，坐守庐州，1862年5月放弃庐州北走寿州，被地主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捕送往清军胜保大营，6月4日在河南延津遇害，年仅26岁。陈玉成的牺牲和庐州的失陷，使太平军在皖北的防务瓦解。太平天国只能依靠李秀成等新开辟的苏浙根据地支撑危局。　　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即设大营于此。同治元年正月初一（1862年1月30日），清廷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仍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曾国藩立即筹划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具体部署是：曾国荃部自安庆沿长江北岸直趋金陵；曾贞干部由池州攻芜湖；彭玉麟等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配合两岸陆师行动并负运输接济之责；鲍超部由赣入皖，攻宁国府；左宗棠部攻浙江，李鸿章部淮军攻上海周围的太平军，尔后西进。　　1862年3月，曾国荃部离开安庆东下，拉开进攻天京的序幕。各地太平军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下节节败退。5月，湘军攻占当涂、芜湖、板桥、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5月30日，彭玉麟率水师进泊金陵护城河口，曾国荃部直逼雨花台，曾贞干也率军赶到。天京处在湘军直接威胁之下。　　湘军迅速进抵天京城下，大出洪秀全意料。洪秀全于是一日三诏催促李秀成从上海前线回援，李秀成只得停止进攻上海，退回苏州，派一部分兵力赶回天京加强防务，自己则仍留苏州。　　1862年7月，天京外围形势更加严重。7月11日，西南屏障宁国府被敌攻破。杨辅清、洪仁从皖南回援天京，夜袭湘军，也被湘军击退。8月6日，洪秀全严诏催逼李秀成赶快回援。9月14日，李秀成由苏州出发，督率13王，领兵10余万，在东坝会齐，回援天京。　　10月13日，天京外围的攻守战开始。李秀成率军与天京城内守军配合，对湘军发起猛攻。湘军坚壁固守。11月3日，太平军集中力量攻湘军东路，轰塌曾国荃雨花台营附近的湘军营墙两处。湘军拚命抵抗，太平军往返冲杀五六次，终不得入。太平军又用地道向敌进攻，敌人以挖对挖，每挖通一处地道，或熏以毒烟，或灌以秽水，或以木桩堵洞口，使太平军的地道连连失效。　　11月26日，李秀成、李世贤围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月余不下，只得下令撤围。李世贤率部退秣陵关，李秀成率部入天京。至此，13王回援天京的作战完全失败。　　天京解围战失败后，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他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企图调动天京围敌。1862年12月，第一批太平军数万人从天京下关渡江，占含山、巢县、和州。1863年2月底，李秀成率第二批部队渡江，并于3月占浦口，4月占江浦。进入皖北后，受到湘军节节抵御，屡攻不克。进至六安后，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敌人防堵甚严，李秀成遂放弃原定进军计划，于5月19日撤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东返。这时，围困天京的湘军已增至3万余人，并于6月13日占领了聚宝门外各石垒。洪秀全又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6月20日，李秀成率部由九洑洲南渡抵京。　　南渡过程中被湘军炮火打死和因饥饿而死者甚众，渡至南岸进入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不到1．5万人。6月25日，湘军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洑洲，太平军又损失2万余人。至此，长江北岸完全为清军占领。太平军实力则进一步削弱，天京解围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与此同时，苏浙战场也在淮军、洋枪队、左宗棠部湘军的进攻下趋于瓦解。　　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后，鲍超部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　　11月25日，曾国荃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湘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要点，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外援断绝。李秀成于12月21日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又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遭到洪秀全拒绝。这样，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最后一线希望丧失了。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的合围。　　曾国荃部合围金陵之后，曾于3月14日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4月开始，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对抗。　　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说自杀），终年51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稳。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7月3日，湘军攻占天京城外最后一个据点地保城（即龙脖子），从而能够居高临下，监视城内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挖掘地道。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基本完成。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只得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中午，湘军用地雷轰塌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枪炮还击，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没能挡住湘军的攻势。与此同时，湘军水师各营会同陆师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傍晚前后，天京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　　李秀成于19日晨自太平门败退后，即回到天王府，独带幼天王，由数千文武护送，奔向旱西门，企图由此突围出城，结果为湘军陈湜部所阻，只得转上清凉山。入夜，折回太平门，伪装湘军山缺口冲出，向孝陵卫方向突围。不久，李秀成与幼天王失散，便分道奔逃。7月22日，李秀成在方山附近被俘。8月7日，在写完供词后，被曾国藩杀害，年仅40岁。城内守军与入城湘军展开巷战，大部战死，一部自焚，10余万人没有一个投降的。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天京保卫战历时3年，调动使用兵力数十万而终于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说，天京失陷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奉行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必然结果。天京被围时，洪秀全虽然提出过西袭湖北计划，但李秀成执行不力，没能达到预期目的，最后还是困守孤城，等到湘军完成合围时，洪秀全仍然拒绝让城别走的建议，致使错过了撤出天京以图再举的最后沉会。从作战指挥上看，前敌诸将协同不够，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仍然是各行其是。所有这些，都和太天国后期政治日趋保守和腐败息息相关，最后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79　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蒙古马队覆灭　　高楼寨之战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捻军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今高庄集）歼灭僧格林沁部的一次著名伏击战。　　1852年11月，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长期活动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的捻党纷纷起义。至1855年秋，豫皖边的捻军首领齐集亳州的雉河集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推举了各色旗的总首领：黄旗张乐行自兼，白旗龚得树，红旗侯士维，黑旗苏添福，蓝旗韩奇峰。会后，发布文告，痛斥清政府地方官吏视民如仇，起义目的是"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并宣布军纪和行军作战条例。从此，捻军在淮河南北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清军，有力地支援了南部太平天国的革命。　　但是，由于捻军组织不严密，缺少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在和清朝正规军队的作战中多次失利，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张乐行等著名领袖相继牺牲，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也于1863年失守，只有任化邦、张宗禹等人率部突出清军重围，继续和清军周旋。　　1864年7月天京陷落后，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捻军和太平军余部没有被清军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不畏艰险，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864年11月下旬，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二三万人汇合，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也陆续前往集中。接着，他们在豫、鄂边境进行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张宗禹，任化邦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　　军队沿用捻军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分大旗、小旗。军事上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　　清军方面，与捻军作战的主帅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1864年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旋即而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阳，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　　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部署兵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首先打败敌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　　1865年1月28日，捻军经伊阳（今汝阳）返回鲁山，僧格林沁又一路追到。捻军诱敌过滍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敌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经邓州、鲁山两次大败之后，气急败坏，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处决，借以镇慑所部，他决心猛追捻军，报仇雪耻。　　捻军本来准备西进陕西，由于清军防堵甚严，于是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续周旋。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1865年2月11日，尾随捻军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3000人孤军冒进，追至鄢陵县北阎寨坡。捻军探明追兵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阳，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阳州城南关。　　待敌军到达信阳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挟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捻军》四，第85页）。清廷曾告诫他不能一意跟追，但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一意孤行，仍穷追不舍。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抵曲阜。僧军仍在后紧追。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沐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　　5月10日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黄河水套地区（黄河水套是1855年黄河在考城铜瓦厢决口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隐蔽在这里的各地起义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众达数万。然后，捻军驰抵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等待僧军。而这时的僧军已被捻军拖得极度疲惫，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几十天不离马鞍，疲劳得连马缰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诱使僧军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河堰、柳林中的捻军一齐出击。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队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为中路。捻军也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已将常星阿部击溃，便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也已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将该圩团团包围，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7．5公里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这一仗，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尽。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平捻方略》卷二百三十一，第6页）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转，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敌之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成为衰弱的孤军，最后被捻军歼灭。80　金积堡之战决定陕甘回民大起义成败的关键一战　　金积堡之战是清同治八年至十年（1869年至1871年），陕甘回民起义军在灵州（今宁夏宁武）金积堡地区与清军进行的一次著名战斗。　　19世纪中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各地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反清起义不断爆发。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陕甘地区爆发了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起义烽火遍及陕甘大部分地区，时间长达12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全省回族人口约百万。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竭力挑拨回汉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侮辱。1862年5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进入陕西，陕西清军在堵御太平军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回民的迫害。华州地主团练到处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的传帖。其他地区的团练也纷起效尤，大杀回民。回民忍无可忍，华州回民首先起义，渭河西岸回民争相响应。起义烽火迅速遍及400公里的秦川，起义队伍扩展至20余万。1863年10月，清军多隆阿部采取"剿抚"两手策略，使陕西回民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一部分回民起义军转入甘肃东部继续斗争。　　陕西回民起义之初，甘肃回民即纷纷响应。1864年初，陕西回民陆续进入甘肃，起义军声势更加壮大。在和清军的反复斗争中，甘肃地区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在回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陕甘总督杨岳斌、刘松山部老湘军在回民起义军和进入陕西的西捻军联合打击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　　1867年7月，左宗棠率所部楚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四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使陕西回民起义军损失惨重。　　1868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民起义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西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进驻平凉，从而形成对金积堡的大包围态势。　　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起义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民起义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起义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但是，起义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　　1870年2月12日，起义军从河西履水过河，夺回峡口，并打败前来进攻的清军。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1870年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刘松山得知石家庄被占，连夜率部来攻。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2月14日，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　　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起义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但是，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　　起义军的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起义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起义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起义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1870年12月31日，起义军粮尽援绝，陈林率部分起义军向黄鼎、雷正绾"求抚"。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起义军劝降。1871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刘锦棠以马化龙藏匿枪支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杀害，金积堡之战遂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起义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起义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是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当然，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起义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起义军"求抚"。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就损失了4A10的营官，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81　十里坡之战西捻军的最大一次伏击战　　十里坡之战是西捻军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西安东郊十里坡同湘军刘蓉部进行的一次著名战斗。　　高楼寨之战后，捻军继续流动作战，在山东、安徽、河南的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清军。清政府命曾国藩部署镇压捻军。　　曾国藩先后实施"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作战方针，都归于破产。1866年12月7日，清政府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负责镇压捻军起义。　　捻军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长时间不停顿地流动作战，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日益严重。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试图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于是在1866年10月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西捻军约有3万余人。在张宗禹等的率领下，1866年10月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阴县境。署理陕西巡抚刘蓉当时正率1．4万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在得知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请求清政府速派援兵。但左宗棠（刚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清军援军难以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捻军进入华阴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所部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3000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于华州敖水东面的树林里设伏，大败湘军，歼敌近千人。　　初战获胜后，西捻军乘胜西进，于12月14日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然后折向东南，占领蓝田县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待清军东向追击，捻军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之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周围村庄设下伏兵，布好伏击圈，等待敌军到来。　　1867年1月23日，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诱敌，与湘军且战且退，将湘军诱至十里坡。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进入伏击圈。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伏军步队从两旁村堡杀出，马队从两翼包抄，将湘军团团包围，湘军阵势大乱。时值风雪弥漫，湘军士卒因连日奔走，疲惫不堪，冻饿交加，士气低落，无心作战，火药又被雨雪浇湿，不能点放。捻军则士气高昂，勇猛冲杀，与湘军展开白刃格斗。半日之内，连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敌军3000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西捻军在十里坡之战中，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先是运用流动战术，主动出击，调动敌人，诱敌追击，使敌人疲惫不堪；然后是选择有利战场，预设埋伏，将敌诱至伏击圈，步骑协同，将敌包围；最后通过白刃格斗大获全胜。湘军方面则盲目追击，处处被动，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战斗力被拖垮，最后陷入重围，大败于十里坡。刘蓉也因此被革职回籍。82　黄飘大捷苗民起义军的杰作　　黄飘大捷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贵州苗民起义军在黄平东南之黄飘对湘军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山地伏击战。　　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的贵州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朝的反动统治。1855年4月30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黔东南整个苗民聚居区。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到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与黔东南苗族起义同时，贵州东部号军、黔西南、黔西北苗民也发动起义。起义烽火燃遍了贵州全省。当时，清军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上，因此对贵州各族人民的起义没有多大办法。　　1864年7月，天京陷落，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于1866年抽调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黔西北苗军、黔北号军相继失败。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处境更加困难。　　1868年5月，湘军席宝田部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苗军守将甘保玉率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　　湘军从正面进攻，伤亡惨重。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抄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苗军。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牺牲，寨头终于失守。　　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镇压号军起义后，又向苗军发动进攻，于1868年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1869年，清政府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湖南巡抚刘昆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3月10日，湘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湘军攻占秉施县城，苗军向西撤退。　　湘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已经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1869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1．8万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10余公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20余公里）。瓮谷陇至黄平，中间有黄飘（黄平东南10公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贵州通志》前事志三十四，第49页）。5月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苗军且战且走，退至黄飘。张秀盾、包大度率军万余人设伏于此。当湘军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前阻后截，山上滚木檑石如雨倾下，鸟枪、土炮、弓箭一齐施放，湘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人马自相践踏，死伤甚众。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山炮击中头部，当场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用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被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苗军歼灭湘军万余人，取得了辉煌战果。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黄飘之战是贵州苗族人民起义过程中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苗军不畏强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勇于和敌人殊死搏斗，并且能够集中兵力，以小部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打歼灭战。而湘军在多次胜利后，轻敌冒进，终于被苗军打得大败。这次战斗，粉碎了湘军在几个月之内"剿平"黔东南苗军的企图，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使起义军在此之后，又于1869年5月取得重创黔军的胜利。83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维护国家主权，保持领土完整的一次正义战争　　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日趋激烈，中国的边境形势日益紧张。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随后便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北边疆。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建立反动政权。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　　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在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胜利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　　1864年，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陕甘地区回民起义影响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叶噶尔旧城。但是，这些打着反清旗号的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少数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成为他们搞割据分裂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兼并汉城（今疏勒），向浩罕汗国求援。洁罕汗国派遣阿占柏率大军于1865年侵入南疆。阿古柏在南疆地区大肆攻城掠地，不断扩充势力，于1867年底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伪政权，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　　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对外投靠俄、英和土尔其，对内残酷压迫各族人民。沙俄趁机施展狡猾的伎俩，一面以帮助清政府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于1871年6-7月间，强占中国伊犁地区，名曰"代为收复"；一面悉心笼络阿古柏，于1872年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汗国君主"，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获得许多侵略权益。英国也于1874年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即统治者）地位及其窃踞地区为"合法的独立王国"，从而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等特权。这样，阿古柏就成了沙俄和英国分裂中国领土的共同傀儡。　　面对新疆地区这一严重形势，清政府决定采纳陕甘总督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建议，出兵新疆，消灭阿古柏傀儡政权，恢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的主权。　　光绪元年（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制订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并花了近两年时间筹集军饷、采运军粮、整顿军队、改善装备，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作战准备。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有部分兵力驻守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塔尔巴哈台等战略要地，与敌军相持。4月底，左宗棠命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至此，清军出关总兵力有80余营，约六七万人。清军按先北后南的方针，决定首先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急忙布置防御，令马人得，马明、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阻止清军南下；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阿古柏本人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4万人。　　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7月底与金顺部在济木萨会合，谋攻古牧地。8月中旬，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用开花大炮轰塌坚固的城墙。8月17日，清军经过数天激战，占领古牧地，歼敌近6000人。　　刘锦棠从缴获的敌方信函中得知乌鲁木齐守备空虚，决定除留两营兵力守古牧地外，主力迅速向乌鲁木齐挺进。8月18日黎明，清军出发。守卫乌鲁木齐的马人得、白彦虎未料到清军行动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收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盘踞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如惊弓之鸟，未等清军进攻即弃城而逃，只有玛纳斯南城之敌负隅顽抗。从9月2日始，清军金顺部会同刘锦棠部，伊犁将军荣全等部猛攻玛纳斯南城，11月6日攻克。至此，北疆地区除伊犁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此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决定暂停进攻，进行休整，待春天到来再向南疆进军。　　收复南疆的部署，左宗棠根据敌方情况于1876年11月初即已拟定，阿古柏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部署重兵，加强防守，其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左宗棠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广东陆路提督张曜、记名提督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协力攻取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攻托克逊。　　1877年4月14日，清军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开始向南疆进军，刘锦棠率主力1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板外围，乘守敌不备，迅速完成对该城的包围。4月18日，清军打退增援之敌，在达坂域外增筑炮台。4月19日，炮台筑成，清军用开花大炮轰塌城中大炮台、月城和城垛，击中敌弹药库，敌军死伤甚众，企图突围，被清军截杀未逞。敌守军在清军强大攻势面前只得投降，达坂城遂克复。这一战，清军共击毙敌军2000余人，俘敌1000多人。　　与此同时，张曜部和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向吐鲁番挺进。　　4月26日，刘锦棠部攻克托克逊。随后，张、徐二部在罗长祐部湘军协助下收复吐鲁番。至此，清军三路并进，未及半月即收复三城，为彻底打败阿古柏创造了条件。南疆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阿古柏的反动统治。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5月下旬逃至库尔勒自杀。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继续顽抗。　　1877年9月，清军挟连克三城余威，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部署收复南疆八城之战。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16营为后队，共2万余人，向西挺进。敌守军放弃喀喇沙尔和库尔勒西逃往库车。刘锦棠根据敌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追击。10月15日，刘锦棠率2000精兵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10月18日，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在随后跟进的后队到达后，猛攻库车，敌军大败，白彦虎率余部向西逃跑。清军收复库车。　　10月19日，刘锦棠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22日在铜厂大败白彦虎军和伯克·胡里军。24日，清军克阿克苏城。26日克乌什。至此，清军在一个月内驰驱1000公里，连克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　　清军的破竹之势，使盘踞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叶噶尔）的敌军惊恐万分。和阗叛军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并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率兵自喀什噶尔增援叶尔羌，打败呢牙斯。但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伯克·胡里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派人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当机立断，决定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6营、张俊率步兵3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刘锦棠自率一部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齐至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12月21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清军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得伟大胜利。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除战争的正义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首先，清军的战略方针正确。左宗棠根据西北战场具体情况，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总的方针，把粮饷的采运、保障和武器弹药的供应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虑，使战争准备十分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打有准备之仗的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完全符合新疆战场实际，是十分正确的。其次，清军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左宗棠坐镇肃州，掌握全盘情况，而将前线指挥权赋予刘锦棠。刘锦棠和前敌诸将积极协同，善于抓住有利战机，机断行事，从而在整个收复新疆之战中攻必克，战必胜，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充分体现了正义之师的不可战胜。　　从敌方来看，阿古柏反动政权的分裂行径遭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对。在清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敌方难以组织起真正坚固的防卫。加上阿古柏对清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又未能事先占领控制哈密、巴里坤等战略要地，在作战指挥上又执行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方针，这就难以避免被清军打败的结局。84　马尾海战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惨痛的一页　　马尾海战是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在福州马尾港袭击中国福建海军的一次作战行动。由于清朝的腐败无能，福建海军在这次作战中全军覆没，写下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法战争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急速转化，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更趋激烈。早在18世纪后期，在和英国争夺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和东印度失败后，法国便开始将侵略矛头转向远东的越南。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1874年，法国与越南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宣布越南完全独立。1883年8月，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拥有4000人的舰队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为了摆脱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命运，越南两次遣使来华，请求清政府支援他们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法国则准备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发动新的侵略。　　面对法国的侵略和挑衅，清政府举棋不定，采取的措施也充满矛盾。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命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一面又企盼通过谈判或第三者的调停与法国达成妥协。清政府的这些举措，给了法国扩大侵略的时间。　　1883年12月11日，法国完成了扩大侵略的准备，向驻扎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全部占领了红河三角洲。清军败退。法国看准了清政府的虚弱本质，决定趁新胜之机和清朝谈判，迫使清政府屈服。在法国威胁下，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驻越清军撤回边境（但未明确规定期限），开放中国与越南北部毗邻的边界。　　清政府对法国的妥协退让，并未换来它所企求的"和局"。法国侵略者在条约签订一个月后，即不顾中法双方尚未就中方撤兵问题具体磋商，就悍然向谅山附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蛮横要求尚未接到撤防命令的中国军队交出阵地，打死前来同他们交涉的中国代表，炮轰中国军队阵地，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被迫还击，连续两次击败法军的进攻。法国侵略者借机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随即派遣孤拔率领远东舰队到台湾海峡进行武力威胁和讹诈。　　1884年7月12日，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朝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立即从越南撤军，并赔偿军费2．5亿法郎，否则将诉诸武力，限清朝7天之内给以答复。7月14日，法国军舰两艘趁中法议和之机，以"游历"为名，驶进福建闽江口。7月16日，孤拔也乘军舰到达闽江口。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在上海叫嚣，如果中国不接受法国的条件，孤拔就要执行最后通牒，消灭福建海军，摧毁马尾船厂，占领福州。　　清政府决定向法国妥协，派曾国荃到上海与巴德诺谈判，请免赔款，延长最后通牒期限。巴德诺坚持勒索巨额赔款。谈判破裂。　　8月5日，法国舰队进攻基隆，被中国守军击退。8月16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侵华军费，准备大举侵华，并将打击目标选在马尾。　　马尾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福建海军和船厂均在港内。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尾。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钦差命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和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人，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训令，对法舰的侵入不但不予拦阻，反而给以热情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舰在马尾港进进出出，自由自在，而中国军舰则处在法舰监视之下，不得移动。　　8月17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下令沿海沿江各省加强防备，但对马尾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　　当时，马尾一带有福建水师军舰11艘，江防陆军20余营。但由于清政府和战不定，前敌诸将昏聩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国方面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　　8月22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时开战。当时，泊于马尾的法军舰8艘，1．45万吨，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77门，总兵力1800人。福建海军军舰11艘，6500吨，炮45门，兵员1100人。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舰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孤拔选择退潮时开始攻击也对法舰有利。这是由于当时系泊用船首，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暴露在法方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　　8月23日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向何璟发出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延至24日开战，遭到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8月23日下午1时56分，孤拔趁落潮之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福建海军舰只未及起锚即被敌炮击沉两艘，重创多艘。广大爱国士兵义愤填膺，奋起还击。旗舰"扬武"号在驾驶官詹天佑和管带张成带领下，不顾何如璋的禁令，事先作好战备。当法舰开炮时，立即沉着应战，用尾炮准确地袭击法军旗舰"伏尔泰"号，击毙法军6名。法军鱼雷艇击沉"扬武"号，中国岸防大炮随即命中这艘鱼雷艇，使之锅炉爆炸，丧失作战能力。福建水师的炮艇"福星"号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们立即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殉国。"扬威"号在法舰开炮后，也立即勇敢回击，当它在两艘法舰的夹击下被打穿船体后，舰上官兵置生死于不顾，仍然顽强发炮挫伤敌舰，直到被敌鱼雷艇击沉前的刹那间，还发射出最后一发炮弹，重伤敌舰长和两名士兵。"飞云"号、"福胜"号也都临危不惧，奋战不已，直到船沉。　　江面战斗进行了约半小时，福建海军11艘舰艇全部被法舰击沉，海军将士伤亡700余人。法军仅死伤30余人，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　　8月24日上午，法舰用重炮轰击马尾船厂，使船厂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几天，又将两岸炮台摧毁。清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　　马尾海战以福建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结束，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政府战略指导上错误。清政府自中法开战以来即存妥协求和之心，和战不定，始终不敢鼓足勇气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在法舰频频进入马尾港的危急情况下，仍死守衅不可自我开的教条，从而丧失了先机制敌的条件。二是清朝前敌官员不谙军事，书生典兵，在法舰进泊港内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不预作准备，反而约束将士不准先敌开炮，不能报据战场情况临机处置，结果只能被动挨打。三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福建海军军舰多系木壳，防护力不强；重炮少，形不成强大火力，在敌人突然袭击下，难以作有效的反击，致使全部被敌击沉。　　马尾海战是中国近代海军创建以后进行的第一次大的战斗，结果却如此之惨。这里不仅有清朝政治腐败这一根本原因，还有军事思想落后的因素起作用。清军的单纯消极防御思想是马尾海战惨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值得认真记取。85　镇南关大战中法战争史上的最大一役　　镇南关大战是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军的一次战斗。　　1884年8月23日，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打破了清政府苟且偷安的迷梦。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宣战，命令陆路各军迅速向越南进兵，沿海各地加强戒备，严防法军侵入。中法战争在海上和陆路同时展开。　　海上战场。1884年10月，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强占基隆。　　台湾守军在刘铭传指挥下退守淡水。孤拔亲率舰队驶抵淡水港外，炮轰淡水炮台，并派兵登陆，被守军击退，法军进攻受挫，改用封锁方法，孤立台湾守军。1885年3月，法军攻占澎湖。但当他们北犯镇海时却遭到中国守军的炮击。孤拔坐舰也被击中，只得率舰队退往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　　陆路战场仍集中在中越边境地区和越南北部。1884年底，刘永福的黑旗军配合西线清军，围困占据宣光城的法军达3个月之久，城中法军几乎弹尽粮绝。但随着法国援兵的到来，宣光未能攻克。1885年2月，法国再次增兵越南，在法军统帅波里也（BrièredeI′Isle）指挥下，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向谅山清军发动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2月23日，法军进犯文渊州，守将杨玉科力战牺牲，清军纷纷后撤，法军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炸毁关门，并在关前废墟中插上一块木牌，得意地用汉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广西军民在法军退走后在关前插上木桩，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作为对侵略者的回答。　　由于潘鼎新的战败，清政府革去他广西巡抚职务，任命年近7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领导镇南关前线的抗法斗争。　　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根据前线清军各部之间多存派系门户之见的情况，首先召集前敌诸将晓以大义，使各将领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各将领共推冯子材为前敌主帅，统一指挥协调各军的行动，这就为挽回败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当时，法军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已从镇南关退至文渊（关外15公里处）、谅山，准备组织新的进攻。　　根据当前敌情和镇南关周围的地形条件，冯子材经过反复勘察，选定关前隘（今隘口南）为预设战场。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4公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1公里的隘口。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筑起一道长1．5公里、高2米多、宽1米多的土石长墙，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1米多深的堑壕，东西岭上修筑堡垒数座，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率所部9营扼守长墙及两侧山岭险要，担任正面防御；总兵王孝祺部8营屯冯军之后为第2梯队；湘军统领王德榜部10营屯关外东南的油隘，保障左翼安全并威胁敌之后路；冯子材另以所部5营屯扣波，保障右翼安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18营，屯关前隘之后2．5公里的幕府为后队；另有12营屯凭祥机动。总计前线兵力约60余营，3万余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为了打乱法军的进犯计划，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3月21日，冯子材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占据的文渊，击毁敌炮台两座、毙伤法军多人，取得较大胜利。　　清军的主动出击，使骄横的法军恼羞成怒。法军东京军区副司令尼格里上校决定不等援军到齐即发起进攻。3月23日晨，法军1000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内，另以千余人屯关外东南高地为后继。上午10时许，入关法军在炮火掩护，分两路进犯关前隘，攻占了东岭三座堡垒，并猛攻长墙。冯子材一面命各部迎战，一面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并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在丢失三座堡垒的危急关头，冯子材大声疾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守卫清军在冯子材的爱国热情鼓舞下，英勇抗击，誓与长墙共存亡，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率部赶到东岭参战，王德榜部也自油隘袭击法军，并一度切断了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牵制了法军预备队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子材守长墙，王孝祺部夺西岭，陈嘉部守东岭。冯子材还另调驻扣波的5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　　3月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攻击，沿东岭、西岭、中路谷地猛扑关前隘。冯子材传令各部统领，无论何军何将，都不准后退，违者皆斩。当敌人逼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全军为之感奋，一齐涌出，与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惨烈。战至中午，中路法军败退。与此同时，陈嘉部、蒋宗汉部在东岭与法军展开了激烈争夺战，傍晚时分，王德榜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被占堡垒。这时，王孝祺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断绝，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退，尼格里只得下令撤退，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冯子材挥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歼敌千余人，重伤尼格里，取得重大胜利。　　镇南关之战，清军各部在冯子材的调度指挥下，密切协同，严密防守，与法国侵略军激战数日，打退了法军的进攻，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和干粮，取得了中法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法战争的形势，使中国反败为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爱国将领冯子材能够团结前敌诸将，在战前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局面，从而有效地集中了兵力，最后在中越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全体将士的英勇奋战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86　甲午平壤之战甲午战争时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正面交锋　　19世纪9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争夺殖民地和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为了推行称霸世界的既定国策，把侵略矛头对准了邻近的朝鲜和中国，在1894年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平壤之战就是战争初期中日两国之间在朝鲜平壤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斗。　　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就把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扩张的首要目标。1882年，日本攫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5年又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如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有同等派兵权，为后来大规模进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依据。此后，日本加紧进行侵华准备。1887年，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1893年决定成立战时大本营，完成了侵略中、朝的战争准备。　　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派兵帮助镇压。1894年6月4日，中国决定派兵入朝。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时机已到，于6月5日正式成立大本营，并派兵进入朝鲜。6月9日至12日，清军2000余人在聂士成、叶志超率领下进驻离汉城70多公里的牙山地区，而日军早在10日就已强行进驻汉城。到6月16日，进入朝鲜的日军已达5000人。中日两国军队形成对峙，形势一触即发。　　但是，清政府内部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权派，面对日本的侵略、挑衅，一味避战求和，希望通过列强调停，和日本达成妥协。日本则利用清政府的求和方针与列强的"调停"，从容地作好了军事部署。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组织傀儡政权，迫使朝鲜傀儡政权向中国宣战。7月25日，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护航舰只和运兵船，挑起了中日战争。7月29日，日军进犯牙山、成欢，叶志超弃守牙山，逃奔平壤，聂士成部也因众寡悬殊，败退公州，和叶志超合军撤至平壤。　　8月1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坚决抗击的决心，采取的是消极抵抗的方针。掌握实权的李鸿章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命令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正是在这一消极应战的方针影响下，增援朝鲜战场的四路清军直至8月上旬才到达平壤。叶志超部8月下旬也到达平壤。此时驻扎平壤的各路清军共2万余人，逃将叶志超被任命为各路清军的总指挥，组织防御。　　平壤是朝鲜旧都，山环水抱，城墙高大坚固。共有城门六座：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　　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关键。　　清军的部署是：城北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盛军防守；城西由叶志超所部牙山军防守；城南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崑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城东南由马玉崑所部毅军防守。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　　日军方面在打败牙山、成欢清军后，即准备北攻平壤。9日2日，在朝日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贤决定将1．5万日军分作四路进攻平壤。具体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5000日军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野津道贯率兵5000渡大同江下游，进攻平壤西南；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兵2000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　　陆军大佐佐藤正率兵3000自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攻平壤北部，截断清军后路。四路分进合击，定于9月15日包围平壤，发动总攻。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元山支队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14日晨，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攻占城北山顶清军营垒数座。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成功，只得率部退入城内。当晚，叶志超见城北形势危急，主张弃城逃跑，遭到左宝贵等将领的反对。左宝贵派亲军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　　15日晨，日军按计划发动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在大岛义昌率领下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崑部奋力抵抗，与进攻之敌展开肉搏，自晨至午后，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北路战斗更加激烈。日军于当天拂晓再次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口指挥。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五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左宝贵为表示誓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身穿黄马褂，继续指挥，中炮阵亡。日军于中午占领玄武门。在此紧急关头，作为主帅的叶志超不是部署力量加强防守，而是让部将在城头竖起白旗投降，并下令撤军。当时东西两路清军已将进攻之敌击溃，正准备乘胜出击，接到撤军命令后只得率部回城。　　当晚，叶志超乘夜暗率守军仓惶逃出平壤。日军于城北山隘堵截，打死打伤清军2000余人，俘虏数百人。清军退至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损失惨重。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然后又往义州逃跑。至24日，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撤至境内。　　日军随之占领朝鲜全境，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平壤之战前后不过两天，清军即竖白旗乞降，撤出平壤，使敌仅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即占领平壤并进而占领朝鲜全境，这一战争结果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前敌主帅昏聩无能造成的。从战略上看，清政府执行消极抵抗政策，没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一味坚持保守方针，致使2万清军株守平壤，坐待敌人进攻。从作战指挥上看，清军更是无所作为。在战争已经开始，敌人进攻在即的时候，清政府任命成欢逃将叶志超为各军总统，作为前敌主帅。叶志超庸懦怯敌，既不敢驱军南下，主动歼敌，也没有保卫平壤的决心，一经接仗，精神先溃，再次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在撤退过程中多次被日军截击，死伤枕籍。平壤之战失败，叶志超确应负主要责任。至于日军方面，早将清军底牌摸清，故能按原定计划稳步推进，凭借优势火力和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军队打败清军。87　黄海海战近代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海战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按原定作战计划，准备在黄海寻歼中国北洋海军。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北部海域相遇，遂爆发了中国近代海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给中日战争尔后的进程带来了重大影响。　　1894年7月，中日两国军队齐集朝鲜，战争迫在眉睫。7月中旬，日本海军主力舰艇在佐世保军港集结，成立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伊东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启航。7月25日，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于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和护航舰只，获得成功，使日本增强了战胜中国海军的信心。自此以后，联合舰队一直活动于朝鲜海域，一面掩护后续陆军和军械粮秣的海上运输，一面声援日军的陆路作战。8月5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搜索和击破中国舰队，伊东祐亨随即于8月7日率舰队从隔音岛出发，驶往黄海西部海面。　　北洋舰队方面受李鸿章避战保船思想的牵制，自7月25日丰岛海战之后，只敢在大同江口和威海卫军港之间来回巡弋。后来，日舰窜至旅顺口、威海卫港外，威胁到沿海地区的安全，清政府于是在8月23日急令北洋舰队应在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不出北洋一步，将制海权轻易让给日本，使北洋舰队日益陷入消极自保的被动局面。　　9月上旬，清政府鉴于平壤之战即将爆发，准备增派援兵。为了争取时间，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4000人由海道运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再辗转前线。9月15日，北洋舰队主力抵达大连湾，担任船队的护航任务。9月16日凌晨，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镇南"、"镇中"14舰及"福龙"、"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4艘鱼雷艇从大连出发，护送铭军，当日午后抵大东沟。晚上，铭军上岸，到达目的地。　　不过，此时，平壤已经失陷，铭军无法起到应援的作用。　　日本联合舰队得知中国海军将护送陆军赴朝的消息后，伊东祐亨判断北洋舰队有可能在鸭绿江口一带，于是率军舰12艘于16日下午出发，向黄海北部的海洋岛航进，17日晨抵达该岛附近。日本这12艘军舰是："松岛"、"严岛"、"桥立"、"扶桑"、"千代田"、"比睿"、"赤城"、"西京丸"、"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　　9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洋舰队正准备起锚回航旅顺，发现日本舰队自西南驶来，丁汝昌即命令舰队启锚迎战。日本舰队随后也发现了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开始成"并列纵阵"（"定远"、"镇远"两舰居前），以每小时五海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航进。日本则以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先锋，伊东祐亨自乘旗舰"松岛"，率领本队"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跟进，12时许，又将"西京丸"、"赤城"移至本队左侧。丁汝昌见日舰成"单行鱼贯阵"扑来，决定采取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交错配置的双横队）应战。　　但由于旗舰"定远"舰速度过快，"济远"、"广甲"等舰未能及时跟上，阵形因此成为半月形而类似"后翼梯阵"。　　12时50分，双方在大鹿岛（大洋河口外）西南3海里处开始交火。"定远"首先发主炮攻击，其余各舰相继开炮，但均未击中目标。战斗开始不久，"定远"发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伤，信旗被毁，各舰失去指挥。日第一游击队4舰陆续以其右舷速射炮猛轰"扬威"、"超勇"，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13时30分左右，"超勇"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