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世界通史（下）-7

土耳其人民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粉碎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１９２３年７月，协约国和土耳其在瑞士洛桑签订的和约，废除了色佛尔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土耳其本部的疆土得以保持完整，协约国占领军撤出伊斯坦布尔和两海峡地带，外国的财政监督和领事裁判权都被废除。土耳其的独立终于得到国际上的承认。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基马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１９２４年３月３日，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埃及独立运动　埃及自从 １８８２ 年被占领后，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在法律上仍属奥斯曼帝国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借口土耳其为交战国，趁机取消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正式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把埃及变为英国部队的军事基地。英国不仅从埃及掠走大量物资，而且不顾它承认埃及守中立的事实，仍然强行征召埃及人入伍充当炮灰。苛捐杂税，物价腾涨，殖民者的压迫和侮辱，使群众受尽折磨，埃及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天，埃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运动活动家柴鲁尔（１８６０—１９２７年）等三人在同英国高级专员谈话中，提出准许埃及完全独立的要求。同一天他们组成一个代表团（阿拉伯语叫“华夫脱”），其任务是到伦敦去同英国政府进行关于取消保护制度的谈判，然后到巴黎参加和会。他们为了获得全民族代表的资格，在国内发起一个签名运动，要求各界代表在他们拟订的一份委任书上签字。该委任书说：“大家委派我们……尽可能地用合法的和平方式争取独立”。华夫脱派的要求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埃及全国展开了抗议运动。１９１９年３月，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柴鲁尔等四名华夫脱派领导人，并把他们流放到马耳他岛。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爆发了声势更大的抗议运动。大学生罢课，工人和职员相继罢工，到处举行示威游行，运动很快演变成武装起义。农民卷入起义，夺取地主和外国公司的土地，袭击运载英军的列车，破坏铁路和电线。几乎整整一个月，殖民统治陷于瘫痪。４ 月，英国军警血腥地镇压了起义。为了缓和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绪，英国当局不得不释放华夫脱派的领导人，并允许他们前往巴黎。但是，华夫脱派在巴黎和会上也一无所获。１９１９年３月起义后，学生上街游行、公务员和律师罢业等活动仍然时有发生。１９１９年底，英国政府派遣米尔纳勋爵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埃及，名义上是“调查埃及最近骚乱的原因”，实际上是试探与埃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的基础。１９２０年８月，米尔纳向当时在伦敦的柴鲁尔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他提议在保留英国在埃及享有特权的条件下给予埃及“自治”，这就是所谓“米尔纳方案”。这“方案”在埃及一公布，华夫脱派大部分人表示乐于接受，但人民群众却掀起了愤怒的反对风暴。柴鲁尔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代表华夫脱派拒绝了“米尔纳方案”。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当示威风潮再起的时候，英国当局又逮捕了柴鲁尔等人。这又一次使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成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激战场所。起义虽然又被镇压下去了，但英国被迫考虑改变殖民统治的方法。１９２２年２月，英国发表宣言，取消对埃及的保护制度，并宣布埃及为“独立王国”。但是同时声明，英国保留一些重要权利，如继续在埃及驻兵，控制苏伊士运河，保障外国资本家在埃及享有的特权等。这样，埃及实质上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阿根廷的革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各国因对交战双方供应战略原料和粮食，民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中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尤为显著。但是这些国家还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它们的经济命脉仍操纵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世界大战一结束，世界市场对阿根廷的主要出口货——农业原料和粮食的需求急剧下降，加上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肉类、棉花在国际市场上同阿根廷竞争，阿根廷的经济状况恶化了。资产阶级、地主和外国垄断组织用降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即削减工资、增加赋税的办法来补偿利润的损失，引起了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涨。从１９１８至１９２１年的短短三年间，阿根廷工人就发动了八百六十次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七百多万人次。１９１９ 年更达到了罢工的高潮。１９１９年１月７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工厂工人举行集会时，遭到警察开枪射击。这次屠杀引起了普遍的愤怒。１月９日，爆发了全市总罢工，二十万罢工工人为死难战友举行葬礼，送葬行列又遭到军警的射击，愤怒的工人立刻夺取军火库的武器，筑起街垒，同军警展开巷战，工人控制城市好几天。最后，军队开炮轰毁街垒。几千工人的鲜血染红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起义于１月１５日被伊里戈延政府①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这次惨案在阿根廷的历史上被称为“流血周”。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间，在阿根廷中部潘帕斯大平原和南部巴塔哥尼亚高原的一些省份，农业工人展开了罢工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有的地方还举行了起义。战后，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如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等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掀起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第三节　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共产国际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党内存在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右派的路线是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和平并全力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中派追求资产阶级和平；而左派根据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会议的决议，要使群众的反战情绪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战争。被右派、中派机会主义领导人控制的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站到资产阶级方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为了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各国左派，为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而斗争。１９１５年９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在这次会上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了斗争。１９１６年４月，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促进了各国左派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列宁在《四月提纲》里把“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列为党的任务之一。布尔什维克党的四月会议也作了相应的决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战后各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以及共产党在一些国家的建立都为加速建立共产国际提供了前提条件。１９１９年１月，在列宁的主持下，苏俄、波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八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各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号召书，请它们参加建立新国际的代表会议。为了抵制国际主义者力量的增强，社会沙文主义者决定恢复第二国际。他们于１９１９年２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了和解会。代表二十六个国家的一百零二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像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凡尔赛和会上一样，“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在伯尔尼激烈地争辩着战争责任问题。应该被责难的叛变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没有受到斥责，战败的德国人被大骂了一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为自己辩解，却又含羞地在认罪。他们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然推翻了德皇政权，就表明他们“决心以实际行动全力去建设被战争破坏了的世界”。最后，他们被“饶恕”了。伯尔尼会议慑于群众对俄国革命的同情，不敢作出公然否定它的决议，但在有关“民主与专政”问题上，会议原则上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第二国际复活了，机会主义者为了使群众脱离革命斗争而重新携起手来。八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号召书，得到了许多工人政党肯定的答复。１９１９年３月２日到６日，来自欧洲、美洲、亚洲三十个国家的五十二名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列宁主持开幕，在开幕词中表达了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信念：“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①３月４日，列宁就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即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提出了提纲并做了报告。当时机会主义分子为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的主要论据是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因此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所以列宁的提纲和报告具有重大的意义。列宁首先指出，谈论“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不提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似乎是站在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实际上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他说，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即少数剥削者的民主，对广大劳动者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却是多数劳动者的民主，是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列宁作出结论：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否认无产阶级有革命的权利。列宁的提纲被大会一致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成了共产国际各国党共同的革命路线。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大会还通过决议，取消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建立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大会决定由下届代表大会制定章程。大会建立了两个领导机构：由每个党选举一名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然后再产生一个五人的执行局。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主席。第三国际就这样诞生了，它在世界的革命风暴中担任了重要的任务。共产国际建立的时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处在汹涌澎湃的高涨时期，共产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心坎，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申请加入共产国际。据统计，到 １９２０年为止，全世界已建立了二十七个共产党。由于工人群众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向往，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政党，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都声称退出第二国际，申请加入第三国际，加入共产国际已成为时髦的事情了。另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不久前才在组织上脱离社会民主党，因此尚未完全摆脱机会主义的影响，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自右倾改良主义的危险。同时，一些国家共产党中的所谓“左派”人物，反对共产党员参加议会活动和参加改良主义工会工作，使党有脱离工人群众，走上宗派主义道路的危险，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左”倾的危险。为了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危险和“左”倾偏向，列宁于１９２０年春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列宁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无情地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卑鄙龌龊和恬不知耻。这种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另一个敌人乃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这种革命性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时而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表现为极“左”，时而转向消沉颓丧，醉心于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接着列宁指明并分析了“左”倾错误的种种表现，得出结论说，不克服“左”倾错误，就不能引导群众跟着党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去工作；要善于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以妥协，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列宁还提醒各兄弟共产党不要忽视各国的特点和具体历史条件，在实践活动中要排除僵死的公式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的这一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武装了各国年轻的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９日在彼得格勒开幕。从７月２３日到８月７日，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四十一个国家的二百十七名代表。在第一次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粉碎机会主义，就不能夺取政权。他说：“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运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①列宁揭示了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从剥削被压迫人民得来的超额利润中，拨出一小部分对工人领袖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使这批人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顽固的抵抗，这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报告中列宁还谈到了要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渗入各国年轻的共产党，保持共产国际组织的纯洁性，代表大会批准了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条件规定：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每一个党必须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撤消机会主义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职务；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决裂；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订党纲；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二十一项条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了各国年轻的共产党，有力地阻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混入共产国际，从而保证了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就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了报告。列宁认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在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彼此接近起来。在第二国际时代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作为殖民地分割完毕，可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不但不关心广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反而支持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当时列宁多次劝导第二国际采取支持民族自决权的政策，遭到拒绝。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指明：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国或不平等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列宁在报告里还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①为了帮助殖民地人民培训干部，１９２１年在莫斯科设立了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在土地问题上，列宁草拟的提纲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应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各类农民：全力援助农业无产阶级（农业工人）、半无产者和小农，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中立中农；坚决打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反抗，并要把劳动农民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应该立刻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一切土地。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村劳动群众只有结成联盟进行斗争，才能摆脱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制的压迫。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各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人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共产国际“二大”以后，世界形势有了一些变化。苏维埃俄国已经巩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持续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先后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的统治暂时得到巩固。当时，新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还没能把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工人的基本群众仍然处在右派和中派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１９２１年２月在维也纳召开了十一个社会党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叫“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在政治上，它是一个中派的组织，一般被称为“第二半国际”。在口头上，它不惜用革命词藻反对第二国际领袖的、粗暴的反革命活动，但在实际上反对共产国际的革命行动；它企图树立一道围墙，阻碍工人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的领导。第二半国际貌似保持中间路线，而在一切问题上显然还是接近第二国际的。无怪乎两年以后第二半国际合并于第二国际了。在新的复杂的情势下，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具有巨大意义。共产国际向各个支部提出了争取群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１９２１年６—７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世界大战并没有以世界革命的必然胜利而告终，帝国主义时期变成了一个漫长的社会革命时代。世界革命进程趋于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强大的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即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本来是无产阶级为了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而建立起来的，但在大战期间及战后时期却变成了散布反革命影响、陷害无产阶级的机关。工人阶级大多数还处在它们的影响之下。因此，大会认为，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争取群众。大会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要求各国党在职工会、青年、妇女的各种组织中进行具体工作，把群众引向革命道路。接着，１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就是把所有准备同共同敌人——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的行动统一起来。提纲指出，共产党可以同社会党签订统一战线协定，但在说明自己观点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方面，必须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因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希望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要通过统一战线，把工人团结的愿望引导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１９２２年１１—１２月间，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后移到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讨论了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大多数代表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制订的统一战线策略提纲，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的主要口号。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３年期间，列宁亲自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前期活动，反对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培育了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三章　帝国主义的新秩序第一节　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的召开　巴黎和会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开幕，出席的有战胜国阵营的二十多个国家。苏维埃俄国被剥夺了参加和会的权利。由英、法、美、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的领导机构即“十人会议”主持会议。实际上英、法、美三国操纵和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１８６３—１９４５年）、法国总理克里孟梭（１８４１—１９２９年）和美国总统威尔逊（１８５６—１９２４年），于严守秘密之中举行会议，决定和会的一切重大问题。克里孟梭被选为和会的主席。战胜国在战胜德国及其盟国以后，着手拟订解决战后问题的计划。德国被公认为使世界惨遭浩劫的元凶，现在只得听凭征服者的摆布；德国的盟国也听候发落。英、法、美、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关心的是如何在有利自己的条件下瓜分战后世界。它们之间矛盾重重，既互相利用，又互相争夺。英国外相贝尔福因此忧心忡忡地说：“看来，和会将变为一个动荡不安的场所。”帝国主义和平只是帝国主义各国实际力量对比的记录。大战结束后，法国成了欧洲军事上最强的国家。法国统治集团凭借这种威势，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重分世界的庞大计划，其目的是要肢解德国，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它要求在莱茵河西岸建立由法国控制的莱茵共和国，在德国南部建立巴伐利亚国，占有德国的萨尔煤矿，收回被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夺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夺取德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还要求德国付出巨额战争赔款。但是法国不可能实现其全部计划，因为它在战后通货膨胀，对美、英负有巨额战债，加上战时人口锐减，处境相当困难。这一切削弱了法国的地位，迫使它不得不向它的盟国让步。英国的计划是要求取得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的属地，摧毁德国舰队，保持自己的海上霸权。英国反对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力求在中欧保留强大的德国，维持法德均势，使它们互相牵制。英国所依靠的首先是它的海军优势。尽管其海军在战时损失很大，但实力仍然甲天下。不过英国经济上困难很大，在世界市场上敌不过美国和日本，在财政上沦为美国的债务国。这种情况使英国政府也难以实现其全部计划。美国在战后成了欧洲的债权国。大战期间，欧洲各国都靠美国供应武器、装备、原料和粮食，价格听凭美国垄断组织规定，并且是用黄金支付的。因此，到战争结束时，美国集中了世界黄金储备的４０％左右。美国的计划包含在１９１８年１月８日威尔逊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十四项和平条款”中。这是一个披着和平外衣的称霸世界的计划，其中心条款是建立国际联盟，美国打算通过它来加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美国不直接要求瓜分殖民地，却提议建立国际联盟委任制度，即以国联的名义把殖民地委托给战胜国统治。美国政府还要求海上航行自由、“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以便取得最有利的经济扩张条件。在德国问题上，美国也不想过分削弱德国实力，力图使德国变成反对法国、削弱英国的工具。美国也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它的武装力量同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其海军论吨位及战斗力远逊于英国，其开赴欧洲的远征军的实力远逊于法国。意大利没有多大的军事或经济实力，它只关心根据与协约国签订秘密军事条约时所许诺给它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日本在大战期间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北部的殖民地，并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经济阵地。日本对欧洲事务还不很关心，其主要目的是要求独占中国。巴黎和会是一个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列强因分赃不均而激烈争吵，甚至互以退会相威胁。举例说，讨论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殖民地和土耳其属地问题时，各大国都提出了自己盘算已久的要求，引起了争执。克里孟梭要求把法国边界推进到莱茵河，美国和英国同声反对。法国要并吞鲁尔矿区，克里孟梭强硬宣称，任何一个法国总理都不会签署一项不把萨尔归还法国的条约。威尔逊说：“这样看来，您是希望我回家啦？”在一次讨论土耳其属地的归属问题以后，威尔逊对人说：“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各持己见。”凡尔赛体系　帝国主义列强经过了五个　见图版（３４）多月的争吵，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８日，同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和约，巴黎和会才告结束。凡尔赛和约洋洋大观，包含十五部，许多部下面设编、章，总共四百四十条。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规定：禁止德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德国只能拥有十万名官兵的军队和三十六艘军舰，不得拥有军用飞机、坦克和潜水艇；德国要拆除西部边境线上的防御工事，但是保留东部边境线上的防御工事。和约的领土条款规定：德国放弃一切殖民地；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交给法国开采十五年，萨尔区由国联代管十五年，期满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归于法国还是德国①。莱茵河西岸由协约国军队占领十五年，东岸五十公里以内区域划为非武装区。和会确定的德波边界，把历来属于波兰的一些地区仍留给德国。波兰取得一条狭窄的通海地带。格但斯克没有划入波兰版图，成了国联统治下的“自由市”。此外，比利时、丹麦、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得到一些地方。总起来说，德国失去了原有领土的八分之一，但却留下了十万平方公里原属波兰的领土。根据和约规定，德国所有的殖民地由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德属东非洲的大部（坦噶尼喀）为英国所得。多哥和喀麦隆被英法瓜分。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得到德属西南非，澳大利亚得到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新西兰得到西萨摩亚。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划归日本。中国的山东省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争论了好几个月。世界大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权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理所当然应该收回，但日本却要求在和约中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交给日本。美国起初反对日本觊觎山东，它打算用“门户开放”这个口号抵制日本，同时把自己的势力渗入中国。在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日本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不参加国联而与德国联合为威胁。日本的要求得到英法等国支持，美国也背弃了它多次说过的“援助”中国的诺言。和约的规定满足了日本的要求。由于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战胜国在赔款数额问题上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和约的经济条款只规定德国应于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以前清付第一期赔款二百亿金马克。关于各战胜国如何分配德国赔款问题，连同确定赔款数额问题，均交给由美、英、法、意等国组成的赔偿委员会解决。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战胜国又和德国的盟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和约。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０日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与奥地利签订了和约。和约确认奥匈帝国解体；承认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独立和这些国家的疆界；并禁止在种族上或语言上有密切关系的德、奥两国合并。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巴黎城郊纳伊与保加利亚签订了和约。规定把西色雷斯割让给希腊，从而使保加利亚失去了爱琴海上的出海口；规定保加利亚必须偿付相当于它战前国民财富总数四分之一的巨额赔款。１９２０年６月４日，在凡尔赛的大特里阿农宫与匈牙利签订了和约，和约重述了圣日耳曼和约的主要条款。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０日，在巴黎近郊色佛尔与土耳其素丹政府签订了和约，使土耳其丧失了四分之三的领土；在安纳托里亚还划定了法、意的“势力范围”；规定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无论平时或战时，都应对各国商船和军舰开放。但当时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粉碎了这个掠夺性的和约。后来在１９２３年，战胜国与基马尔政府重新签订了洛桑和约。战胜国对德国及其盟国所签订的这一系列和约，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凡尔赛体系。把第一次大战中形成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固定了下来，但是协约国之间仍然矛盾重重，而且又招致了战败国的仇恨，因此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又在新条件下尖锐起来。而且凡尔赛体系违背了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侵犯了许多弱国的权益，因此它是脆弱的、不稳固的。国际联盟　１９１４年４月２８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盟约，被列为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后来又列入对奥、保、匈各和约内，作为各和约的第一部分。１９２０年１月国际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国际联盟声称，其目的在于“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国联盟约规定，凡对国联一成员国从事战争的任何一国即被认为对国联所有成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成员国应给它“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的制裁，甚至“各出陆、海、空之实力组成军队，以维护联盟盟约之实行。”（见第十六条、十七条。）盟约确立了国联委任统治制度（见第二十二条），把战败国的殖民地委托给一些战胜国统治。国联的行政权由全体会员国代表组成的大会和行政院行使，行政院由美、英、法、意、日五个常任理事国和由大会按期选出的四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另外成立常设秘书处经办一切事宜。当时在国联盟约上签字的有四十五个国家，战败的同盟国家不许加入。国联盟约虽然虚伪地写上了对侵略国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的条文，但又规定大会或行政院的决议需要得到出席会议的会员国全体同意才能成立（见第五条），所以制裁侵略成了一句空话。统观国联存在期间（１９２１—１９４６年）的活动可以知道，国联在牵涉小国的事件上颇能施展其权力，但在牵涉大国的事件上，只能听凭列强的意志。建立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极力鼓吹的。美国企图借此欺骗世界舆论，以取得巴黎和会和国联的领导地位，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野心。在英、法、日等国的强烈反对下，美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因此，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拒绝参加国联。这样，国际联盟就为英、法所操纵。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　凡尔赛体系诸条约肯定了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但是美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斗争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它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又大大缩小了凡尔赛体系的作用范围。巴黎和会未能对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作出安排。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又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如不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就不能认为已经结束。战后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是英、法、意诸国的大债主。它为了夺取这一地区的霸权，首先为取得掠夺中国的霸主地位，开展了斗争。美、英两国的矛盾由于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和原料产地而日益尖锐。美国竭力渗入英国人所控制的我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在东南亚各国也与英国发生利害冲突。美、英两国加强了海军军备竞赛。１９１９年，美国国会批准了１９１６年制定的海军建设计划，决心使美国舰队到１９２４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这是对英国海上优势的直接挑战。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中增强的经济实力，利用英国的财政困难，对英国施加压力。美国人要求英国政府偿付八亿五千万英镑的战债，从而动摇了英国在世界信贷市场上的地位。美国还反对英日同盟。这个同盟缔结于１９０２年，最初以反俄为目标，以后以反德和部分反美为目标。这项同盟条约为期十年，于１９１１年延长十年，１９２１年期满。美国战后的一项外交任务就是要拆散这个同盟。因此，英美斗争尖锐，它们的竞争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关键。战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日本的矛盾。大战期间，英法忙于应付欧洲和近东战事，美国忙于占领拉丁美洲市场，日本却乘机加强对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争得了很多利益。日本经济、政治力量的显著增长，使美国统治集团惶惶不安。美国为了削弱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于１９１８年６月提出了建立国际银行团以垄断对中国的信贷的方案。显然，美国人将在银行团中占主导地位。受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中国段其瑞政府拒绝了美国的计划。战后，远东市场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意义越来越大。在１９２０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该运河大大缩短了美国重要港口同远东之间的航程。此后，争夺远东特别是争夺中国的斗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美国和日本的侵略集团都开始公开谈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两国都疯狂地扩建海军。美国把海军主力从大西洋调到了太平洋。海军基地问题对于争霸太平洋是极端重要的，在这方面日本比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日本拥有一连串的海军基地，南自我国的台湾起，经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至北方的南库页岛止。此外，日本尚有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作为其前哨线。这一切就为日本在太平洋西部造成了相当稳固的战略地位。１９２１ 年，美国情报局侦知，日本和英国正在建造的某些军舰，其吨位超过美国所建造的军舰。美国拥有比英、日两国大得多的财政能力来继续进行海军竞争，但这需要时间。此外，美国还受巴拿马运河通过能力最高额的限制，三万五千吨以上的船只不能通过该运河。美国的有识之士知道，美国对战争还没有准备好。这些情况就是促使美国政府发起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主要原因。华盛顿会议　１９２１年７月，美国国务卿休斯宣布即将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邀请有关国家参加。美国的提议被英、法、意、日等国接受。８ 月，美国向有关与会国家发出正式邀请书。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法、意、比、荷、葡和中国的代表。美国在会议中居于主导地位。列入会议的正式议事日程的问题有：（一）海军军备的限制，以及使用新式战争武器的规则；（二）太平洋问题及远东问题。华盛顿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没有正式提出英日同盟问题，然而它却是基本问题之一，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达成“限制”海军军备的协议。美国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废除英日同盟。英国与日本虽有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矛盾，却不愿意过份损害日本的利益，所以英国主张用英美日三边协定来代替英日同盟，以保障三国在远东的相互利益。美国拒绝了英国这种变相保留英日同盟的企图，坚持邀请法国参加协定。法国在对德问题上以及在争夺远东的斗争中，与英国矛盾尖锐，而法国对美国又负债累累。因此，美国认为，把法国拉进协定，可以增强美国同英日角逐的势力。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签署了美英日法四国条约。条约规定，各缔约国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一旦这种权利遭受“任何国家侵略行为”的威胁时，缔约各国应进行协商，就应该采取的措施达成协议。条约中有一条款规定，本条约批准生效后，英日同盟即告失效。四国条约的签订是美国的一个胜利，因为该条约用体面的形式埋葬了英日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提出了关于裁减海军军备的建议。英国受制于财政困难，只得同意美国的建议。日本在讨论具体方案时，反对美国提出的美、英、日主力舰①１０∶１０∶６的比例，而坚持１０∶１０∶７的比例。美国人威胁说，要是日本坚持下去，那么日本造一艘军舰，美国就造四艘军舰。日本人被迫让步，但附有一条件，即美国人不得在太平洋上建筑海军基地。美国在英国支持下提出裁减陆军的问题。美国人想削弱日本在中国的阵地，而英国人则想动摇法国在欧洲和远东的阵地。由于遭到法国、日本、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反对，这个问题成了悬案。关于限制潜水艇和空军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然后迫于英美的压力，法国不得不接受了给它规定的海军吨位限额。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激烈争执，美、英、日、法、意五国代表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所谓五国条约。条约规定各该国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如下：５∶５∶３∶１．７５∶１．７５。经过美国力争，各国终于同意禁止建造排水量超出三万五千吨的主力舰（巴拿马运河最大通航能力）。五国条约的通过意味着英国被迫放弃所谓“双强标准”的政策，即放弃建造相当于世界上其他两支最强大的舰队总和的舰队。但英国坚决拒绝了对巡洋舰的裁减，相对地保持了海军的优势。日本也受到了打击和限制，但它争得了一项补偿规定：禁止在距离日本五千至六千公里以内建筑海军基地。这项规定剥夺了美国在菲律宾、关岛和阿留申建筑海军基地的权利，有利于日本舰队称霸亚洲海洋。中国军阀政府慑于人民反帝斗争的压力，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正当要求：取消凡尔赛条约上关于山东的条款，要日本放弃“二十一条”，中国享有财政和关税自主权，撤销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势力范围”，废止外国在华的“租借地”，撤出外国军警等。但是日本早就提出了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条件：会议不得讨论既成的事实或纯属个别国家的问题。日本企图把中日之间的各种问题一笔勾销，使它们不能在会上提出。所以华盛顿会议对中国问题只限于一般原则的讨论，具体问题由中日代表在会外“直接交涉”，而英美代表则以“调解”的身份参加。由于美日矛盾，中国政府的一些反日要求，得到了美国的支持。１９２２年２月４日，日中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归还胶济铁路，但中国要以铁路产值偿还日本。日本在形式上放弃了“二十一条”。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在华盛顿会议上由美、英、法、日、比、意、荷、葡、中签订了《九国公约》。公约声称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遵守“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一原则列入公约，就是粗暴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九国公约》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列强策划掠夺中国的阴谋提供了保证。凡尔赛条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的修改和九国公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失败和美国外交的胜利。所谓“门户开放”，只是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的代名词，又是美国企图凭借其经济优势独霸中国的烟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日本独霸中国的机会，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它在承认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华盛顿会议期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和巴黎和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确立了战后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新体系，即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三节　战后初期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国　在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大战结束后，这种联合已不能维持。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举行议会选举。自由党内以劳合乔治为首的一派和保守党结成联盟。为了蛊惑选民，拉拢选票，联盟的竞选纲领许下的诺言有：保证退伍军人有工作，按优惠条件给他们提供土地；扩大住宅建设，不降低工资；还提出沙文主义口号：“要德意志人赔偿一切！”还要惩办德国的战争罪犯。工党的竞选纲领保证：从俄国撤回武装干涉军，实行土地、铁路和矿山的国有化等。选举结果，两党联盟获得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即七百零七席中的四百八十四席。其中自由党劳合乔治派获得一百三十六席，保守党获得三百三十八席，另有其他党派的议员十名。这就是说，保守党在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工党获得五十九席，反对同保守党结盟自由党阿斯奎斯派只获得二十七席。这次选举表明，从 １８３０ 年以来在英国政治舞台执政时间较多的自由党，大势已去。自由党所奉行的自由主义原则，即“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涉私人资本家的事务，在垄断组织统治的条件下，已失去了往日的意义。自由党不再是英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政党了，这个地位由工党取代了。两党联盟拥立劳合乔治为首相，组成联合政府。保守党人奥斯丁张伯伦出任财政大臣，温斯顿邱吉尔出任陆军大臣。英国通过世界大战击败了竞争对手德国，获得了许多新的殖民地。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统治阶级对英国的世界作用很有自信情绪。停战之日的晚上，战时内阁成员寇松代表政府在上院发言说：“目前，不列颠的旗帜，已飘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领土之上！我们的意见，对于各国人民的意志，或是对于决定人民的命运，有着极大的影响，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在战场上伤亡了二百万以上的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国力愈益下降了。战后初期，由于日用品需求增加和企业的恢复，英国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１９１９年春到１９２０年夏），就业人员迅速增加。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多种原因，英国战后经济困难重重。当英国努力恢复金本位并使英镑重新达到大战前的价值时，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从而使英国货物在世界市场上价格昂贵，减弱了竞争能力。英国的机器与工厂在大战期内未遭损伤，这是幸事，但英国减慢了旧机器更新的速度，与美、德等国应用较新设备相竞争，更为困难。大战期间，英国的许多市场被美、日抢去，加上一些国家设置很高的关税壁垒，英国的出口商业因此大为削弱。１９１９年，英国的出口额比战前低４５％，１９２０年比战前低３０％。从１９２０ 年下半年起，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工人数字激剧增加。战争时期，英国实际上是没有失业，１９２０年秋季，虽有四百万人复员，但失业工人仍然为数不多。到１９２１年７月，失业工人达二百万人，约占工人总数的１２％。劳合乔治政府被迫拨款，救济失业工人，并鼓励失业工人移民海外，但是这两项措施收效都很低微。战争期间，英国工会发展迅速。１９１４年，工会会员为四百十四万人，到１９２０年底增加到八百三十二万人，约占工人总数的５０％左右。劳合乔治政府刚一组成，就面临着广泛的工人运动。１９１９年１月，拥有百万会员的矿工工会开会决定，要求增加工资３０％，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实行矿山和地下资源国有化，由工人参加矿山管理等。在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之后，矿工预定从３月１５日起进行罢工。①矿工工会曾同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工会结成“三角同盟”，按照协定，一旦矿工举行罢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也应相率罢工。面对着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英国政府急忙成立一个委员会，责令它调查矿业情况，于３月２０日前提出报告书。３月２０日这一天，政府被迫同意报告书中的两项建议，即增加工资 ２０％，把每日工时缩短到七小时。几个月后，政府拒绝了报告书中提出的关于矿山国有化的建议。英国政府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从而阻止了一场准备中的矿业——铁路——运输工人的总罢工。但是，英国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斗争还在继续发展。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７日，百万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政府立即组织汽车、货车和飞机服务队。工人斗争进行了一个星期，政府不得不同铁路工人签订协议，满足工人的部分要求。１９１９年，工人的罢工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有六百万工人增加了工资，六百五十万工人缩短了每周的工作时间。英国经济危机一发生，资产阶级就对工人阶级开始了进攻。１９２０年下半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紧急权力法。根据这一法案，政府有权宣布戒严，使用军队镇压工人运动。１９２１年３月，政府提前取消在战时实行的国家对煤炭工业的监督。４月１日，矿主举行同盟歇业，胁迫工人降低工资标准。矿工再一次向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求援。三角同盟声称于４月１５日举行支援矿工的总罢工。正当斗争处于紧要关头，在４月１５日星期五那天，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领导人，突然宣布停止同情罢工。这一天被叫作“黑色的星期五”。陷于孤立的矿工，坚持了两个半月的斗争之后，遭到了失败。继矿工之后，造船工人、机械工人、建筑工人、海员、纺织工人和铁路工人的斗争也遭到失败，所有这些行业的工人都被迫降低了工资。战后初期，英国工人的斗争从“黑色的星期五”以后屡遭失败，但是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革命倾向的力量。１９２０年７月底到８月初，英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年，许多共产主义派别参加进来，壮大了党的队伍。爱尔兰问题是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大问题。爱尔兰人争取独立，斗争屡仆屡起。１９１６年，爱尔兰人举行起义，又遭英国镇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再度高涨。当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是由爱尔兰资产阶级领导的。在大战期间，他们分成两派，一派只求爱尔兰在英帝国范围内获得自治，称为自治派；另一派要求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称为共和派，共和派团结在“新芬”（意思是“我们自己”）党的周围。１９１８年１２月，爱尔兰共和派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共和派从分配给爱尔兰的一百零五席中取得七十三席，而自治派只获得七席。当选议员的共和派分子拒绝出席英国议会，他们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１日在都柏林集会，宣称自己是爱尔兰的全权议会，宣布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新芬党领袖德瓦勒拉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英国政府采用武力来消灭爱尔兰共和国，增派辅助部队进驻爱尔兰，使驻在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和警察共达二十万人。１９２０年底宣布戒严，整个爱尔兰处在英国军事当局控制之下，遭受白色恐怖之苦。爱尔兰人民以游击战争回击英国殖民者的暴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英国本土和旅美爱尔兰侨民中都得到了声援。１９２１年夏天，英国政府被迫同德瓦勒拉总统进行谈判。于是爱尔兰代表团到了伦敦，谈判旷日持久，波折重重。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６日，双方签订英国——爱尔兰条约。条约规定建立名为“爱尔兰自由邦”，但它成为英帝国自治领；爱尔兰东北部工业最发达的六个郡，即乌尔斯特从爱尔兰割出，划归英国版图。条约在爱尔兰议会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结局是以勉强的多数（六十四票对五十七票）获得批准。德瓦勒拉反对接受条约，爱尔兰议会表决之后，他立即辞职。于是成立了以格里菲思（总统）和柯林斯（总理）为首的政府。英军随之撤出爱尔兰。以德瓦勒拉为首的共和党人不承认格里菲思政府，仍保持自己的军队。１９２２年６月，政府军炮轰共和军驻守的都柏林要塞。内战爆发了，战火燃遍全国。１９２３年春，共和军筋疲力尽，兵员和武器均感不足，疲惫不堪的人民渴望和平。１９２３年４月，德瓦勒拉的共和派宣布停止作战，并解散了自己的军队。战后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赢得了在爱尔兰南部二十六郡成立“自由邦”，享有自治的权利。１９３７年，爱尔兰“自由邦”才宣布为独立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１９２２年，劳合乔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处境困难，使保守党内反对同自由党联盟的势力抬头了。它们不满意政府于１９２１年１２月签订的英埃条约，不满意政府对工人的微小“让步”，主张实行“高压”政策。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保守党开会决定退出联合政府。因此，劳合乔治政府辞职，由保守党组阁。保守党在议会所占的议席仅仅是多数，但不是大多数，所以决定在１１月１５日举行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各党派都单独出来竞选。保守派大获全胜，获得三百四十七席；自由党阿斯奎斯派得六十席；自由党劳合乔治派得五十七席；工党取得很大成功，得一百四十二席，第一次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拉姆赛麦克唐纳成为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４年１月，保守党人邦纳罗和斯坦利鲍尔温先后出任首相。保守党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和帝国优先权（英帝国内部几部分之间的优先关税率）的政策，又试图恢复干涉苏维埃国家的政策。鲍尔温政府的政策不得人心。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大选中，保守党的议席从三百四十七席降到二百五十九席；工党的议席升到一百九十一席。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第一次组成工党政府。法国　法国是一个多政党的国家，不像英国那样只有两个主要的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法国政治舞台上常常风云变幻剧烈，政局经常动荡。每一政党要在下议院中操纵大多数的票数都很困难，政府只有应用政党联盟制度来行使职权。一个政党联盟的组成，常以对少数重要问题的一致意见为基础，一旦有新的问题发生，政党的阵线又会重行排列。因此，法国内阁的平均寿命异常短促。大战期间直到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为止，法国由一个称为“神圣同盟”的政党联盟所统治，但是历届内阁继续发生不和与分裂。到 １９１７ 年１１月，克里孟梭组织内阁时，三年多的时间已经更换了五届内阁。１９１７年，由于战争拖延而筋疲力尽，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法国国内的失败主义情绪、厌战求和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广为传播。克里孟梭上台后，立即着手压制煽动不满情绪的分子，组织全国力量争取胜利。他借高压手段进行统治，人们称他为“老虎”总理。大战结束后，法国作为战胜国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获得了萨尔煤矿区的十五年开采权，得到非洲和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地，并得到德国的巨额赔款和煤炭供应。这些都加速了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法国在大战期间损失惨重。这场战争主要在法国国土上进行，死于战场的壮年男子达一百四十万人，加上被俘和失踪的人数，使法国在人力上的损失按比例计算超过了任何交战国，主要工业区的法国北部和东部成了一片废墟。三十万住房被摧毁，一万家企业被毁坏，约有二百万公顷土地被破坏得无法耕种。法国资产阶级利用这种情况，进行狂热的复仇主义宣传，企图借机索取德国巨额赔款，并极度削弱德国，以达到其称霸欧洲大陆的目的。克里孟梭即采取这样的对外政策。为了保持法国在巴黎和会上争夺战利品的实力地位，它把军队复员工作拖了整整一年。为了保持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在俄国的投资和掠夺俄国的财富，它积极策划反苏战争，１９１８年１１月，英、法远征军的舰队闯入黑海，在南俄的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登陆。在对内政策方面，克里孟梭政府采用通货膨胀、增加赋税的办法，把战争损失和复兴经济的重负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法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法国士兵中展开了支持十月革命，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的运动。１９１８年１２月，法国远征军在敖德萨等地登陆不久，便拒绝对革命的俄国士兵作战。有一个长期侨居俄国的法国女教师，共产党员让娜拉布勃，在敖德萨创办法文报纸《法国革命的儿子》，向法国士兵进行革命宣传，呼吁１８７１年公社的儿女们不要扼杀伟大的俄国革命。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这位国际主义战士被干涉军杀害。让娜拉布勃的牺牲，在法国人民中激起了巨大的愤慨，她的名字成为反对武装干涉斗争的号召。１９１９年４月，停泊在黑海的法国军舰爆发了水兵起义。４月２０日，驻塞瓦斯托波尔的主力舰“法兰西”号和战斗舰“约翰巴尔”号升起了红旗，水兵要求把军舰开回法国，其他军舰纷起响应，法国政府被迫让步，决定于５月１日前把法国舰队全部撤离黑海。战后初期，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在发展。工人们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承认工会的权利，停止武装干涉苏俄。１９１９年春，当法国反动法庭宣告杀害饶勒斯的凶手，沙文主义者维连无罪的时候，巴黎三十万工人于４月６日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高呼“处死维连！”“打倒克里孟梭政府！”等口号。工人们还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时。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迫使法国议会于４月２３日通过了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不减工资的法律。但是，示威游行和罢工的浪潮并没有低落。１９１９年五一节，巴黎五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在一切大工业中心普遍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巴黎工人同反动警察发生了武装冲突。６月以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国。据官方统计，１９１９年发生了二千二百次罢工，参加者有一百十六万工人。革命高潮十分明显地表明，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左派社会党人坚决同右派和中派分子分裂，主张加入共产国际，成立了法国共产党。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法国举行大选。选举前，在克里孟梭领导下执政的联合阵线（即“神圣同盟”）分裂为右翼的“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前者的代表人物有克里盂梭、米勒兰、普恩加来、白里安；后者在赫里欧领导之下。选举的结果是“国民联盟”获得大多数议席。１９２０年１月举行总统选举，克里孟棱被击败，这反映法国资产阶级舆论认为凡尔赛和约过于宽大。“国民联盟”的领袖之一，前社会党人米勒兰（１８５９—１９４３年）于１９２０年１月担任政府首脑，９月接任总统。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４年间，白里安（１８６２—１９３２年）和普恩加来（１８６０—１９３４年）先后组阁执政。“国民联盟”执政期间，法国政府加紧压迫德国支付赔款，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它在内政方面的方针是“管束”工人阶级，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给工厂主以恢复企业的补助金。法国工人阶级坚持同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１９２０年２月，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线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参加者达二十五万人之多。罢工者要求贯彻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权利，实行铁路国有化。铁路公司的资本家以解雇工人进行反攻。政府含含糊糊答应调停以后，铁路工会竟使铁路工人复了工。４月，铁路工会撤换了妥协分子的领导，新领导宣布再度举行罢工，法国总工会决定发出支持性总罢工的号召。５月１日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不久，矿工、海员、码头工人、五金工人、运输工人、电气工人等先后都参加了罢工，参加者达一百五十万人之多。政府采取镇压和以军队代替罢工工人的手段对付罢工运动。５月２０日至２２日，法国总工会开会，主张结束罢工的一派占了上风，于是总工会号召复工。陷于孤立境地的十九万铁路工人坚持罢工，由于工会里的革命领导人被捕，才于５月２９日结束罢工。资本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反攻，二万多铁路工人被解雇。从此以后，工人的斗争一般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防御性斗争。美国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幸运者。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向各交战国供应武器，从中获得了大量利润。美国没有经历过欧洲国家所受到的战争惨祸，它的领土上没有掉下过一枚炸弹。美国在前线的死亡（死十万五千人，伤约二十万人），仅占大战期间生命损失总数的 １％左右。对军火的大量需求，使美国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美国工业品总产值从二百四十亿美元左右增至六百二十亿美元左右。此后两年，美国工业生产大抵保持在１９１６年的水平上。经过大战，美国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战前，美国欠欧洲各国约五十五亿美元；战后，欧洲各国倒欠美国一百亿美元的战债了。美国用于战争的直接经费约三百五十亿美元，而大战期间美国垄断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比此数还多一些。世界黄金储备的４０％左右集中到了美国手里。美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大改变了。十九世纪末以前，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跃居资本主义各国的首位。战争给垄断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人民群众却带来了苦难。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小撮家族之手，占全国人口 ２％的最富有阶级拥有国民财富的６０％，而占全国人口６５％的最贫困的阶级只拥有国民财富的５％。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估计，１９１９年底，美国一个工人家庭，维持普通生活水平，一年需要二千二百六十二美元，而当时大多数工人的一年的工资为一千三百六十七美元，即差额约为九百美元。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四百万军队复员后失业人数的增加，战后企业主对工人权利的侵犯，增强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１９１９ 年美国全国发生了三千多次罢工，参加者达四百多万工人。１９１９年９月到１９２０年１月，爆发了十个州的五十个城市包括三十六万多名钢铁工人的大罢工，卷入罢工浪潮的人数约占钢铁工业总人数的９５％。罢工领导人是当时担任钢铁工人工会书记的威廉福斯特（１８８１—１９６１年）。罢工提出的具体要求包括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等。威尔逊政府宣布“开放工厂制”①为合法，并调集大批军队、打手到钢铁业中心城市进行镇压，工人们进行了英勇的反抗。结果有二十二名工人被杀害，成百名工人被打伤，数千名工人遭逮捕。这次罢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声势最浩大的一次。１９１９年９月，二十万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提出了保障工人最低限度工资标准的要求。铁路工人工会的法律代表普莱勃，根据全国铁路在美国参战后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一个计划（即“普莱勃计划”），向国会建议实行。计划要求国家用赎买的办法实行铁路国有化，由铁路工人工会的代表参加铁路管理工作。威尔逊政府不但没有采纳计划，而且竟于１９２０年初，通过了一项运输法，宣布从３月１日起，将铁路归还各私人公司经营，并禁止铁路工人进行罢工。１９１９年１０—１１月，五十万煤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威尔逊政府以派兵镇压进行威胁，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刘易士向政府投降，出卖工人利益，公开宣布煤矿工人应停止罢工。但是罢工工人仍英勇地坚持斗争，获得胜利，工资提高了２７％。美国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对苏维埃俄国表示了国际主义的同情。他们反对干涉苏维埃俄国。１９２１年苏俄发生饥荒时他们纷纷成立援俄委员会，捐款救济。在国内工人运动发展和工人团体中左派力量增强的条件下，１９１９年秋，美国建立了两个共产党，第二年成立了统一的共产党。威尔逊政府鉴于美国国内局势不稳，就利用美国参战后颁布的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来镇压革命工人和进步人士，将他们予以监禁或驱逐出境。对黑人的迫害也加强了。种族主义者的恐怖组织“三Ｋ党”十分猖獗。１９１９年７ 月，华盛顿发生了血腥迫害黑人的事件。同月，芝加哥黑人同白人种族主义暴徒进行搏斗，政府当局虽然派了六千名警察进行镇压，但黑人的抗暴斗争仍持续了十三天。１９２０年１１月，美国举行战后第一次总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间的竞选、决斗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它们维护不同利益的两派，实际上都是维护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威尔逊在战时用来欺骗群众的自由派姿态，被垄断资本家认为不需要了；再则，巴黎和会表明，威尔逊不能保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因此威尔逊在参议院遭到失败：美国既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因此形式上美国对德国仍处于战争状态），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选举前不久，该年８月，国会通过了关于妇女享有选举权的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大大扩大了选民的人数，但是并没有改变总统选举的结果：民主党遭到失败。共和党人哈定（１８６５—１９２３年）当选总统。他获得了一千六百万票，民主党候选人柯克斯获得九百万票，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获得九十二万票。共和党人政府是在美国进入经济危机的时期上台的。１９２１年，美国工业生产部门的开工率还不到６０％，失业工人达五百五十万人之多。由于农产品跌价，农民大批破产和丧失土地。５ 月间，美国总统签署了紧急关税法，提高农产品、羊毛和食糖的进口税；禁止德国的颜料进口。同年９月，美国在这个关税法的基础上，颁布法案，把关税税率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保护关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国内的工业生产。但是由于它限制了欧洲工业品进入美国，欧洲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量大为削减。美国农产品生产过剩，价格继续下降。在经济危机期间，人民的物质状况恶化了。１９２２年４月至９月，六十万矿工大罢工，抗议降低工资；同年７月至９月，四十万铁路工人为同样目的而举行罢工。这些罢工都遭失败。１９２１年５月，美国颁布了移民法，规定外国每年移居美国的人数不得超过该国于１９１０年在美国移民总数的３％。战前，美国资产阶级是欢迎移民的，因为移民提供了廉价而驯良的劳动力；在战争时期，有数百万欧洲人想离开他们疮痍满目的国家。现在，已经表明美国不再欢迎来自旧大陆遭蹂躏、受侮辱的难民了，从一个大陆向另一个大陆殖民的大规模冒险行动就此告终了。哈定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反对苏维埃俄国的立场，阻挠美国私人公司同苏维埃国家做买卖。在对德问题上，美国企图恢复德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牵制英法和防御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哈定政府任期内，美国正式结束了对德国的战争状态。１９２１年８月，美国分别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签订了和约。在远东，美国与日本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尖锐，导致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日本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日本先后对中国和俄国开战获胜，攫取了中国的领土，吞并了朝鲜，一跃成了主宰东亚和太平洋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同西方列强重订条约，废除了许多从前订的条约中加在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条款，但是日本的关税自主权等还没有完全恢复，修改条约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１９１０年７月，日本政府通知有关国家，将于一年之后废除到期的通商航海条约。１９１１年２月开始，日本先后同各国签订新的通商航路条约，完全实现了关税的独立自主和法权上的独立平等。但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相比，资本力量比较薄弱。由于重税、高额佃租和低工资，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极端贫困，国内市场也特别狭小。还由于过多的军费和殖民地的统治费用，国家的财政几乎破产。１９１４年的外债将近二十亿日元，超过同年税收的六倍，连支付利息也有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侵占了许多领土，而且为日本在经济上开辟了空前繁荣的道路。从１９１５年下半年起，输出急剧增加，大战期间出口总额达到十四亿日元。黄金储备 １９１４ 年为三亿五千万日元，到１９１９年底已超过二十亿日元。日本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借给英、法、俄（十月革命前）的债款总额为五亿日元。世界大战推动了日本工农业的发展。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９年，工业生产增加五倍以上，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由４４％增加到５６％；农业产量从绝对金额来讲，增加近三倍，但所占比例由４５％下降到３５％。在经济繁荣之中，由于大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大产业资本和大金融资本的结合，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为首的金融垄断资本逐渐左右了日本的国民经济。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随着经济势力的发展而更加巩固。１９１８年，与日本垄断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原敬政府执政。原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争得了原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在中国山东的各种权利，并且积极向中国扩张，派出武装干涉军入侵苏维埃俄国。它用加重赋税和加强剥削城乡劳动者的办法来筹措战争和武装干涉的费用。日本经济虽然有了迅猛发展，但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了。物价暴涨，实际工资下降。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带来了非农业人口的激增，大米的需要量也随之激增。但政府为保护地主利益，却不允许免收关税、自由输入外国大米；对于地主和米商的囤积居奇，也未采取统制政策。从１９１８年春天起，米价扶摇直上。工人于１９１８年的实际工资，跌到１９１４年的６１％。生活急剧陷于困境的劳动人民，因大米问题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这就是日本史上的“米骚动”。１９１８年７月，富山县一个小渔村的渔民妻女，因米价暴涨，阻止本县所产大米装船运往外地。这一消息传开后，在富山县的其他地方引起了反对官吏和商人的示威游行，要求降低米价及政府救济。从８月３日起，一些地方的群众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些地方报纸，对此作了同情民众的报导。从 ８月９日起，运动扩展到全国大、中城市。９日，京都和名古屋两大城市，发生了市民动荡，京都市郊的大骚动历时四天，遭到军队的暴力镇压。１７ 日，山口县的宇部镇和北九州的几个煤矿矿工举行罢工，有的煤矿矿工坚持了约一个月的斗争。米骚动持续了一个多月，约有一千万人参加了这些事件，发生起义的地方有一道（北海道）、三府（东京府、大阪府和京都府）、三十七县，共计三百六十八个市町村，主要是日本西部生产大米的地区。米骚动是突然爆发的，事前并无计划和组织，它反映了战后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米骚动对日本社会各阶层震动很大。民众开始觉悟到自己的力量。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当生活极端穷困的时候，人们有超越一切法律而获得生存的权利。生存权优先于财产权的思想，在日本开始树立起来。同情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日本迅速传布开来。原敬政府为摆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进行了一些微小改革，１９１９年２、３月间，通过了一项改革法，将选民财产资格由年缴所得税十日元降低为三日元，因此将选民人数由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三百万。１９２０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１９２１年，生产大幅度下降。同１９１９年比较，造船业生产减少８８％，机器制造业生产减少５６％，进出口额减少３０—４０％。１９２２年的失业者达一百二十八万之多。经济危机期间，工人阶级开展了一些斗争，但由于组织不健全，没有革命政党领导，多半以失败告终。１９２１年，日本劳动总同盟成立了，它对日本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很好的作用。同年，日本产生了几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团体。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５日，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日本共产党，在非法的情况下成立起来了。主要领导人为片山潜（１８５９—１９３３年）、渡边政之辅（１８９９—１９２８年）、德田球一（１８９４—１９５３年）、市川正一（１８９２—１９４５年）。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据估计，四百多万人受灾，死二十万人，损失十亿美元。政府利用当时的严重局势，加紧迫害革命组织。１９２３年，几乎全部共产党员遭到逮捕。经过１９２０年的经济危机和１９２３年的关东大地震，日本经济遭到严重的打击。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把中国看作它的重要市场。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进口贸易中占有很高的比例。１９１９年还在上升，高达３６％多。由于中国民族资本轻工业的发展，由于英美竞争力量卷土重来，１９２３年日本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 ２２．２５％。但是，日本统治阶级念念不忘侵略中国。他们所要抉择的仅仅是使用武力扩张，还是侧重经济侵略。以后几年，日本加藤、若槻内阁，选择了尽量避免使用武力而谋求经济侵略的道路，引起了统治集团中最富于侵略性集团的反对。第四节　和平和安全幻想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　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相对稳定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各国因渡过革命危机而处于稳固状态。资产阶级利用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工人革命处于低潮。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重新分配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了战后混乱的局面，工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在法国是１９２４年，在德国是１９２７年，在英国是１９２９年。在财政金融方面，它们先后克服了财政危机，稳定了货币。这在德国是１９２４年，英国是１９２５年，法国和意大利是１９２７年。工业生产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对企业实行了技术改造，广泛采用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资本家采用各种“有科学根据的”血汗方法组织劳动，如实行工时测定，使用传送装置，增加每个工人看管机床台数等，急剧地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由于采用操作极度紧张的传送装置，工人的体力便过早地衰竭了，工伤事故层出不穷。除了加强剥削本国劳动者以外，一些国家的稳定还建立在加强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基础上。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是相对的、局部的。各国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工业设备能力只利用了 ６０—７０％。资本主义合理化加强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遭到失业。例如，到１９２９年，美国有三百万到四百万工人失业；英国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工人失业；德国有一百万到二百万工人失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合理化抛出生产部门的失业工人，总数达一千万人。资本主义稳定的局部性还表现在：—些工业部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另一些部门却停滞不前。如汽车制造业、化学工业和电器工业一日千里，石油和煤气产量迅速上升，而煤炭产量则增加缓慢。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严重了。德国巧妙地利用了各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及它们对苏联的敌意，从美、英、瑞士、荷兰等国取得贷款，来实行工业设备的现代化和恢复经济。到相对稳定时期结束时，德国的一些重要生产部门在资本主义世界重新占居第二位。美国的发展特别迅速。早在１９２５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就等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美国稳坐原属英国的世界重要债权人的宝座，并且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中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重新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德国赔款问题　德国赔款问题是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二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赔款问题急剧尖锐化。１９２１年，英、法、意、日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决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每年偿付二十亿。德国政府对待赔偿问题的策略是“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在政府的默许下，德国工业和财政寡头拒绝缴税，让资本“逃亡”国外，使政府不能再从私人银行得到贷款，从而给国家预算造成经常性赤字。政府则通过帝国银行发行没有任何担保的纸币进行弥补。马克币值急剧下跌。德国统治集团利用通货膨胀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加重掠夺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借口没有支付能力和财政破产以抵制赔偿。１９２２年７月，德国政府通知赔偿委员会，它无力继续缴付赔款，请求将缴付期限延至１９２４年底。德国的请求遭到法国拒绝，但是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与法国情况不同，英国的工业没有受到战争的毁灭性的破坏。英国政府所关心的，主要是欧洲经济关系正常化，以便大幅度增加英国商品的销售量。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真正减轻德国的赔偿义务。由于赔款的５２％是缴给法国，英国便乐于顺水推舟，同意德国延缓并削减赔偿的要求。美国为了扩大商品销路，往德国输出资本，也认为必须减轻德国的赔偿义务。原协约国各方为协调彼此的立场，于１９２２年８月在伦敦召开赔偿问题会议，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库诺政府在德国上台，它走上了公开抵制赔偿义务的道路。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法国五个师、比利时两个师共约十万人进驻德国，占领鲁尔地区。法国企图在占领鲁尔以后，把那里的煤和洛林的矿石联成一体，使自己成为世界最大的钢产国。１２日，德国政府向法国和比利时提出了正式抗议，并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政策。法、比对鲁尔的占领和德国政府的“消极抵抗”，使德国工人的处境急剧恶化，工人阶级奋起反对法、比的占领，反对库诺政府的反人民政策。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２日，库诺政府被斯特莱斯曼政府所取代，新政府宣布停止“消极抵抗”。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继续发展。德国统治集团害怕革命，急忙同法国帝国主义达成妥协。而法国占领鲁尔一举，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招受损失不小。德国的赔偿费完全没有了。法国占领鲁尔的九个月里用自己的力量仅仅开采了二百三十七万吨煤炭，而在１９２２年同一时期，法国从德国得到的赔偿煤炭为一千一百四十六万吨。由于鲁尔焦炭进口量减少，法国的生铁产量下降了３５％。法国政府的占领费用急剧增加。法郎贬值２５％。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得不向英美的压力屈服，同意美国提出的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会议研究德国支付赔偿问题。１９２４年１月，根据赔偿委员会决议建立的、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领导的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始工作。４月９日，专家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一本厚约二百页的大部头文件，人们称之为“道威斯计划”。７月１６日至８月１６日，接受德国赔款的国家英、法、意、日、比等盟国在伦敦举行会议。美国没有正式参加会议，它的驻英大使凯洛格作为“受权有限”的代表出席会议，美国国务卿休斯也在这时到欧洲进行频繁的活动。美国在会议上实际起着重大作用。伦敦会议最后批准了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很重视稳定德国的通货问题，因为这是美英对德投资的先决条件。为了稳定德国马克，计划要向德国提供八亿金马克的国际贷款，其中大部分由美国提供。在赔偿来源问题上，计划遵循的原则是：只有复兴德国经济方可切实保证赔偿。国家预算收入（规定对糖、烟草、啤酒、纺织品、鞋类等消费品征收高额间接税）被认为是缴付赔偿的主要来源。这样，赔偿的主要负担便落在德国劳动人民的肩上了。一小部分赔偿由德国铁路和工业企业的利润支付。为了防止德国新的通货膨胀，计划规定对德国向国外的汇款、国家预算、货币流通等建立相应的监督。道威斯计划既没有规定赔偿总额，也没有明确缴付赔款的最后期限，仅仅确定了德国每年缴付赔偿的数额。在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应付赔款十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付二十五亿金马克。这个计划被德国接受，在１９２４年８月生效。 道威斯计划的通过说明法国谋求欧洲霸权的企图遭到了破产。这项计划反映了美国为确立美元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竭力干预欧洲事务的政策。道威斯计划使外国资本、首先是美国资本大量涌进德国经济。在执行道威斯计划的六年期间，即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９年，德国共支付赔款一百十亿金马克，但得到的外国的借款（主要是美国的）为二百亿到二百五十亿金马克。德国用借款中的大部分恢复军事工业的实力，增强军事潜力。道威斯计划为德国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准备了经济力量。１９２８年，当德国即将开始每年偿付二十五亿金马克赔款时，德国提出了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美国的支持。１９２８年底，有关国家商定建立了以美国银行家杨格为首的新的专家委员会。１９２９年６月，该专家委员会提出了新的赔款计划。杨格计划被原协约国在１９３０年１月的海牙会议上讨论通过。杨格计划确定德国仍须赔款的总额为一千一百三十九亿金马克；赔款年限为五十九年；前三十七年每年支付二十亿，后二十二年每年支付约十六亿；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经济的监督。杨格计划减少了德国赔款总额的２０％。杨格计划不仅大大削减了德国每年的赔偿额，而且还把赔偿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赔偿是无条件的，德国不得拖延，每年约为六亿六千万金马克；另一部分是有条件的，即其余的十三亿四千万金马克，德国遇到经济困难时，可以延期支付赔偿。杨格计划是在经济危机的１９３０年付诸实施的，所以实际上它只要求德国每年赔偿六亿六千万金马克。杨格计划取消了工业利润作为赔款来源这一条，这样，赂款的全付重担比过去更多地转嫁到德国工人阶级的肩上。根据杨格计划，对德国的一切监督已经取消，德国帝国主义者可以更大规模地发展他们的军事工业。１９３１年，德国请求美国准予延期支付赔偿和其他债务，理由是德国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英法两国同意德国的请求，但以盟国之间的战债也须延期支付为条件。美国总统胡佛征得协约国的同意，宣布从１９３１年７月起，赔偿和政府之间的债务延期一年支付，以资救济。缓付之期即将过去，德国仍表示无力偿付赔款。１９３２ 年，协约各国在洛桑举行会议，决定推翻杨格计划，将赔款总数削减到三十亿金马克。同时，英、法、意等国缔结君子协定，相约在对美战债未得到满意解决以前，洛桑协定暂不提交国会批准。美国本以巨额战债作为对欧洲列强要挟的工具，故极力反对把赔款和战债混为一谈，可是德国付不出赔款，各国也无意偿还战债。赔款和战债问题不了了之。洛迦诺公约　道威斯计划加强了德国军国主义力量，使法国深感不安。法国一向寻求解决它的东部边界安全“保证”问题，提出了法国、比利时和英国三国缔结保证不受德国侵犯的联盟的建议。当时，英国正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德国参加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苏联盟，不愿受到反德协定的约束。同时英国也清楚，没有法国参加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就在这时，德国建议“同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相互保证遵守莱茵地区的现状”。英国在事前策动德国提出这一建议，然后又劝告法国接受德国的建议。英国的立场得到美国的支持，因此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商讨所谓“巩固欧洲和平”问题的时机成熟了。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５日至１６日在瑞士的一个小城洛迦诺举行了国际会议。参加者有英、法、德、比、意、波、捷七国代表。会议草签了德、比、法、英和意相互保证条约（即莱茵保安公约）和德法、德比、德波和德捷四个仲裁条约。莱茵保安公约规定，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承允保持凡尔赛和约所确定的德、比之间和德、法之间的边界不受侵犯，并遵守关于莱茵非武装地区的规定。英意两国担任莱茵公约的保证国，一旦其规定遭到破坏，它们必须立即援助受侵犯国。公约还规定，德国将被准许加入国际联盟。四个仲裁条约都规定缔约双方通过谈判和诉诸仲裁的办法来解决争端。洛迦诺诸条约于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在伦敦正式签字。资产阶级政治家大肆吹嘘，硬说洛迦诺给欧洲带来了平静局面。英国外长张伯伦（１８６９—１９４０年）说，洛迦诺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的分界线”。但是在实际上，洛迦诺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孕育着未来战争的因素。洛迦诺公约保证德国西部边界不变，而不提其东部边界的不变，这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改变其东部边界，即侵略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并且通过那里向苏联进攻。洛迦诺公约削弱了法国，迫使它放弃指望夺取德国西部领土以削弱德国的想法。继法军于１９２５年７月全部撤离鲁尔之后，协约国军队（主要为法军）开始全部撤离德国。１９２６年９月，德国被接纳加入国联，并在行政院获得常任席位。法国不得不把德国看作是一个政治上平等的国家。法国的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没有得到安全保证。法国不得不与波、捷分别签订相互保证条约，以防备德国的进攻。英国外交当局认为，洛迦诺公约抑制了法国，把德国引向东方去反对苏联，这是英国的巨大胜利。但洛迦诺的真正胜利者不是英国，而是德国。德国军国主义动摇了在凡尔赛建立的有利于英法的战后秩序。它为自己的东进扫清了道路，又没有承担直接义务。何时进攻，向东方还是西方进攻，主动权操纵在它手里。非战公约　战后各国人民对于巩固和平的要求，苏联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斗争，促使某些资产阶级活动家提出了和平主义的倡议。１９２７年４月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纪念，有很多美国老兵来到巴黎庆祝。法国外长白里安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法国人对美国的友好感情，建议美国同法国签订一项公约，规定两国彼此永不作战。法国指望这项公约巩固自己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１９２７年底，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同意白里安的建议，但不主张缔结双边条约，而主张缔结多边条约。美国企图以参加公约的欧洲国家的新联盟，同英法起主导作用的国际联盟分庭抗礼。在法国同意缔结多边条约以后，美国就这一问题照会其他许多国家。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表示赞同，但附有许多保留条件。例如法国声称可以进行“防御战争”，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把任何战争说成是防御战争的；英国提出，可以对各国所不承认的国家作战，也可以对无力整顿内部秩序的国家作战，这为它反对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保留借口。经过一系列谈判以后，　　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７日，十五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非战公约。这项公约习称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它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承认必须通过和平方法解决各种争端和冲突。美法两国原来不想邀请苏联参加，苏联揭露了本公约的反苏性质，使美法两国不得不邀请苏联。苏联考虑到，非战公约在客观上使各国对社会舆论承担一定的义务，加入了公约，但它也作了一项保留，即不承认对该公约所作的任何保留条件。截至１９３３年，加入非战公约的国家共达六十三国。１９２９年２月９日，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议定书，同意非战公约提前生效，在相互关系中遵守公约的原则。 裁军会议及其失败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使广大人民日益感到不安，他们对战前年代武装外交的不幸结果记忆犹新，一个规模巨大的拥护裁军运动在展开。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为了安抚世界舆论，在国际联盟中就裁军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国际联盟成立不久，就先后建立了两个委员会来讨论裁军问题。国际机构无休止地草拟所谓的全部裁军计划，对裁军标准问题进行一般的和烦琐的讨论。１９２５年９月，国际联盟通过了关于筹备裁军和限制军备会议的决议，并于年底成立了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由包括苏联在内的二十一国代表组成。筹备工作在瑞士进行。①这一时期，筹备委员会中英法两国为坚持自己的方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方案建议限制对它威胁最大的飞机和潜水艇的生产和裁减大量陆军，以削弱法国的陆军和空军力量。法国的方案是同英美的利益针锋相对的，它要求裁减海军军备，还把裁军问题同安全保证问题联系起来，要求不仅对军备，而且对军事潜力确立国际监督制度。德国代表在会上力争德国在军备问题上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也就是要取消凡尔赛和约对它所作的各种军备限制。这正如当时《真理报》所指出的：“会议每个参加国所考虑的都不是裁减自己的军备，而是裁减别人的军备，从而使自己在军备方面更强大一些。”通过激烈的争吵，法国的方案，经过许多修正，于１９２７年４月被采纳作为蓝本。这个文件对各种军备没有规定出限制数字。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起，苏联参加了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工作，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迅速裁军公约草案”规定：解散海陆军武装力量的一切人员，销毁掌握在军队手里和贮存在仓库里的一切武器，销毁军舰和军用飞机，禁止征兵，拆除要塞、军事基地和军火工厂，停止国家预算的军事拨款，解散一切军事机构。草案建议在四年时间内实现所有这些措施。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不愿裁军，苏联草案遭到否决。接着苏联提出了第二个裁军公约草案。此草案规定，按照各国武装力量组成状况，对各种军备实行累进裁减。但是苏联的这项公约草案，也遭到帝国主义国家代表的否决。从１９２５年底到１９３０年底的五年时间内，筹备委员会召开了一百十八次会议，结果只是通过了一项毫无内容的裁军公约草案，并附有各国提出的四十九项保留意见。国联组织者宣告筹备工作结束，并着手准备第二轮谈判，也就是在世界裁军大会上进行谈判。１９３２年２月２日，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开幕，包括美、苏在内的六十个国家出席会议。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备战活动一直未停，它们不愿意采取真正的裁军措施，所以会议一无结果。法国建议确立国际治安体制，并坚持必须首先确保安全，然后裁军。德国则要求军备平等。６ 月，美国总统胡佛建议，把各国军队分成“治安部队”和“国防部队”，后者应裁减三分之一，并销毁坦克、重炮和轰炸机。按照此项提议，法、英、日等国的实力将比美国的实力所受到的触动大得多。这个方案也被否决。７月２３日，裁军会议第一次会议结束了。１９３３年２月２日至１０月１４日，举行裁军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法国的所谓“赫里欧——波尔邦库尔建设性计划”。该计划丝毫不触动法国所保留的一支庞大的殖民军，却针对意大利的海军装备和德国的航空工业提出了限制性条款。法国计划被否决。３月６日，英国提出了所谓“麦克唐纳计划”，建议欧洲各国的军队裁减近五十万人，并使法、德两国在军备上处于平等地位。这个计划虽然得到美国的强烈支持，但由于德国坚持它的冲锋队不应算作正式军队，因而也告失败。鉴于法西斯侵略威胁的增长，苏联于２月６日提出了“侵略定义”草案，建议把这个定义纳入裁军公约草案。苏联的草案提出了任何国家（无论大国和小国）的国界不可侵犯、不干涉别国事务的原则。它在裁军会议上虽然得到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由于英国的反对而没有结果。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１１日举行了最后一次裁军会议，这时德国已经退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未能妥协，会议没有结果。苏联提议把裁军会议变为“常设的定期召开的和平会议”，以促进和平事业的发展。但此时英国正在谋求同希特勒德国勾结，因此公然反对苏联的建议。国际裁军会议实际已宣告结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第四章　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１９２０年底红军歼灭了弗兰格尔军队之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主力全都被粉碎了。日本支持的白卫军，到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也被击溃了。１９２１年开始，苏维埃俄国进入恢复经济的新时期。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夺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但是在转向和平建设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危机。四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和三年的国内战争使国家满目疮痍，经济濒于破产。１９２１年初，大工业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燃料、冶金、机器制造等重要工业部门完全遭到破坏，棉织品的产量降到二十分之一。农业的收获量仅及战前的五分之三。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连面包、衣服、肥皂这样最起码的物品都极感缺乏。政治情况同样严重。由于经济破坏、工厂停工和饥荒流行，许多工人被迫改行，或是转而从事手工业、作小买卖，或是流向农村。产业工人人数大量减少。１９１３年，大工业中有二百五十五万名工人，而到１９２１年只剩下一百四十万人。在部分工人中还出现了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在革命的风暴时期，俄国农村发生很大变化。苏维埃社会人数最多的阶级还是农民，他们约占全国人口的８０％。但是农民的结构和农村的阶级状况同革命前大不一样了。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富农的力量削弱很多，户数减少了三分之二。革命前贫农是大多数，现在占优势的是中农。广大农民为了保护分得的土地，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曾接受了余粮收集制。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外国干涉军入侵威胁的消失，农民就不肯再接受这一政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是相互抵触的。部分中农甚至卷入反苏维埃的活动。１９２１年在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在乌克兰、顿河和西伯利亚的富农叛乱中，就有不少中农参加。农民的不满在军队中也有反映。１９２１年２月，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叛乱。他们公开反对党的政策，提出“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口号。这都说明，广大农民和部分工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在不断削弱。苏维埃国家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列宁深刻理解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农民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让我们改善工人同农民的关系吧。”①为了克服这一危机，首先要恢复经济。这一点，党内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恢复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恢复经济主要应该依靠工人群众。因此，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将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及其工作方法的问题”。１９２０年１１月，托洛茨基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他要求“把工会整刷一下”，实行“工会国家化”，使工会和行政干部互相结合。他还主张把内战时期的军事命令和行政强制的办法搬到工会里来，要“拧紧螺丝钉”，实行“劳动军事化”，每个工人应象士兵一样，命令作什么就作什么，否则就被认为是逃兵，就要受到惩罚。托洛茨基认为，只有采取这些办法，才能恢复经济。“工人反对派”（施略普尼可夫、柯仑泰）则持另一种态度。他们提议“把国民经济交给工会去管理，实行“国家工会化”。列宁认为，上面两种看法都不正确。托洛茨基的军事强制办法会破坏党同工人群众的密切关系，他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犯有原则错误。而“工人反对派”则否定了党和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布哈林企图调和分歧，他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列宁批驳了布哈林的折衷主义论调，指出，只有正确处理了阶级关系，才能解决生产任务。按照列宁的意见，恢复经济必须调动工农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恢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非常重视农民的不满情绪，他提议重新修订对农民的政策。列宁多次接见农民代表团，与各地来的农民交谈，探讨改善同农民关系的途径。１９２１年３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列宁的建议，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此，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１９２１年４月，政府正式宣布，１９２１—１９２２经济年度①的粮食税额为二亿四千万普特②。这个数字比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度收集的四亿二千万普特低了很多。超过税额的余粮归农民所有。１９２１年５月，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关于交换”的法令，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农民应通过合作社把手里的农产品换成工业品。但是，当时国家手里既没有足够的工业品，又缺乏有效的办事机构。几个月后，政府就不得不放弃产品交换的作法，允许私人买卖、自由贸易。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政府还决定实行租让制，把一些中小企业和商店租给私人或合作社开业，并允许外国承租者开办大企业，开采北部的森林和东部的矿藏。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管理体制也作了改变，经济核算制成为管理的基础。改革了工资制度，废除了配给制和劳动义务制。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它受到农民的欢迎，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１９２１ 年，苏俄遭遇大干旱，受灾地区达三十四个省，三千万人口。但是，政府在农民的积极支持下，比较顺利地渡过了灾荒，到第二年就消除了它的后果。实行新经济政策也带来另一方面的后果。由于自由贸易，出现了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他们同社会主义力量展开激烈的斗争。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同时要找出国家对资本主义成份进行监督和控制的适当方法。新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恢复。１９２５年，谷物的总产量几乎与战前水平相等，达到四十六亿普特。畜牧业还低于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工业总产量为战前的７３％，其中社会主义成份占８１％。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国内商品流转总额约为战前的 ７０％，其中一半左右掌握在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手中。到１９２５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基本完成了。苏联的建立　沙皇俄国是有名的民族监狱，内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自治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巴什基尔、鞑靼等民族成立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在中亚，则出现了布哈拉和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至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经过反复较量，最后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内战争期间，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于１９１９年６月建立了军事政治同盟，成立了统一的军事指挥部，合并了各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运输管理机构、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劳动人民委员部。１９２０年秋到１９２１初，俄罗斯联邦先后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签订条约，又将对外贸易、邮电等部合并，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顺利恢复经济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把各苏维埃共和国合成为统一的经济整体，以便充分利用各国的经济财政资源。１９２２年，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先后提出联合的问题。为了具体研究这一问题，俄共（布）中央在１９２２年８月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不久，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方案得到一些民族共和国党中央的支持，但遭到格鲁吉亚党中央的激烈反对。列宁因为生病没有直接参加这项工作。当他了解到双方争执的内容后，写信给党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反对自治化计划，认为它缩小了各共和国的权利，威胁着各族人民的友谊。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通过决议，规定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成立联盟。随后，各共和国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拥护俄共（布）中央的意见，赞成建立共和国联盟。同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国决定统一为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共和国。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斯大林作了关于成立苏联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当时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四个共和国。中亚的布哈拉和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由于国家制度不同，没有加入苏联，但它们同俄罗斯联邦订有联盟条约。１９２４年以后，中亚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分别组成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为苏联的一员。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则分别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共和国。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计划　１９１８年的遇刺受伤和长期的过度劳累，严重地损害了列宁的健康。１９２２年３月底到４月初，列宁带病主持了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主持党务工作。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列宁的病情恶化。１９２３年初，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列宁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以及各种信件。列宁在这最后的几篇文章和几封信件中，阐述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出革命的前途问题。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原来坚信很快会爆发世界革命。但是，这个预计没能变成现实。因此，列宁说：“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列宁从根本战略前景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①列宁的这段论述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而且天才地预见到东方革命的兴起。列宁接着又论述了党在世界革命到来之前应采取的政策。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①列宁特别重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认为坚持工农联盟，保证农民跟工人走，不跟资产阶级走，是关系苏维埃政权命运的大事。如何作到这点呢？列宁提出合作化计划。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合作社可以把“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②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合作化又是农民能够理解和容易接受的办法。因此，合作化计划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办法。为了发展合作社，党不仅要大力支持这个事业，而且要“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③列宁还提出要改造国家机关，建设大工业。他认为，当时除外交人民委员部外，其他机关只是在外表上作了些粉饰，实际仍是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列宁提议改组工农检查院，把它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权威的模范机构，并依靠它改造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只有机关真正是新型的，是精简的，有效率的，它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节约资金，实现工业化。列宁最后提到防止党的分裂问题。他认为造成党分裂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工农之间出现严重阶级分歧；一个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发生冲突。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着重分析了党的领导人的品质。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④列宁要求补选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以提高中央的威望，加强党的团结。列宁的这些思想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惜，列宁没能进一步详细阐述这些观点。１９２３年３月，列宁的病情再度恶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列宁因患脑溢血引起呼吸器官的麻痹而与世长辞了。列宁的逝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安葬列宁的那一天，各国劳动者同苏联人民一起，用各种形式沉痛地哀悼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逝世后，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１９２２年，苏俄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英、意、法、日、中等国也先后承认了苏联。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反对托洛茨基集团的斗争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逐步完成，在苏联党和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苏联今后发展的道路问题。当时，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世界革命转入低潮。苏联国内不仅生产水平低下，而且存在着大量的个体小生产，资本主义因素还有一定势力。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的苏联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重大问题在共产党内部引起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早在１９２３年列宁病重的时候已经开始。当时国内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工业品价格比战前上涨了一倍，而农业品价格仍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上面。工农业产品价格上剪刀差的存在使许多工业品卖不出去。一些工厂发不出工资，有些地方发生罢工事件。党内民主生活也存在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４日和８日两次写信给党中央，说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脱离群众”。１０月１５日，他又纠集同伙向党递交了《四十六人声明》，说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①的政策将会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着“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声明还说“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要求消灭“派别统治”。为了讨论“信件”和“声明”，党中央和中央监委于１０月２５—２７日举行联席会议，并邀请“声明”的十三名作者参加。会议以压倒的多数肯定了政治局的路线，谴责了托派分子的活动。会议决定不公布反对派的文件，以避免党内斗争的尖锐化。１２月５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胜利，决心扩大事态向政治局进一步施加压力。１２月８日，他写了一封《给党的会议的信》，并在莫斯科一个区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了。接着，托洛茨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标题是《新方针》。托洛茨基在信件和文章中，说“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说中央执行的旧方针是错的，它“把重心放在机关上”，用党的机关“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而这种作法“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托洛茨基提出要实行新方针，要发扬党内民主，并说“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反应最敏感”，而“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托洛茨基的言论，特别是关于老近卫军蜕化的说法引起多数干部的反对。在全党争论中，托派虽然在高等院校得到不少人支持，但是，在全国他们并没能争取到多少支持者。争论的结果，　　９８．７％的党员都表示支持中央的路线。１９２４年１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严厉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指出它“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文章。他篡改历史，把自己描绘成十月革命的最主要的领导者，说他领导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１０月２２日决定拒绝把卫戍部队调往前线，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四分之三”的结局，而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只具有补充性质”。托洛茨基说，二月革命后，列宁立即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口号。言外之意，列宁放弃了自己的理论，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俄国民主革命应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托洛茨基还点名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同时，美国托派分子伊斯特曼把列宁批评斯大林的信件①公布于世以打击斯大林的威信。斯大林奋起捍卫列宁。１９２４年１１月，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揭穿托洛茨基关于他在十月革命中起过特殊作用的自我吹嘘，并且指出：“托洛茨基最近发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斯大林著作的实质”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①１９２５年１月，党中央召开全会。托洛茨基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他在给中央的信件中，否认要修正列宁主义和贬低列宁的作用，但没有另作辩解。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论，并决定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同年４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②这一决议指明了苏维埃国家的光明前景，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批判托洛茨基之后不久，又出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１９２４—２５年，党中央为解决销售危机问题，降低了工业品价格，减少了农业税，并确定了农业雇工租地政策。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发展，也使农村富余阶层势力有所增强。季诺维也夫等人不相信苏联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极力夸大富农危险，说中央政策有“富农倾向”。他们建议增加对富农的赋税，另外还征收十亿卢布农业税以发展工业。这个建议显然是错误的，它将使刚有好转的农业问题重新严重起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新反对派反对这一报告。他们控制出席大会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并拉拢其他一些代表共同推出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作副报告。加米涅夫则提出对斯大林的信任问题，建议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新反对派的进攻遭到回击。大会肯定了中央的路线，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决定把苏联“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①。大会之后，列宁格勒各基层党组织纷纷集会，９７％的党员表示拥护大会的决议。１９２６年初，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职务，选举基洛夫（１８８６—１９３４年）担任省委书记。新反对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１９２６年夏，他们同托派分子勾结一起，组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托—季联盟）。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过去曾激烈指责对方是机会主义，现在却彼此“大赦”，相互吹捧，共同把攻击矛头指向斯大林。托洛茨基在一次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公然宣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臭名远扬的理论。我们拒绝相信斯大林的这种理论”。同时，托洛茨基极力宣扬他的“不断革命”论。按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这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的”。第一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由于农民不能起独立作用，根本谈不上什么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无产阶级掌权后，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必然会同个体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和“战争”。第三是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积累只能来自农民。这样作必然要引起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反抗。因此，“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唯有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发表文章和演说批评这一理论，指责它低估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团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社会主义可以在苏联一国首先取得胜利。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理论是用“左”的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托—季联盟根据“不断革命”论提出自己的政纲。他们指责中央对富农等资本主义势力斗争不力，要求成倍地增加富裕农民和私营企业主的捐税，要求向富农和富裕农民征借一亿五千万亿普特的粮食，以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增加建设投资。托—季联盟的这一纲领实际是要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实现工业化。它将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危害，因而被否决。托—季联盟还说，资本主义势力已影响到党和国家，使“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发展”，提出要“批判斯大林派制度”。这一要求受到更严厉的指责。托—季联盟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各种派别活动。１９２６年６月，他们在莫斯科郊外林中秘密召开会议，煽动到会人员组织起来反对中央领导。他们到处发表演说，把自己的政纲拿到党员大会上讨论，企图迫使全党进行新的争论。他们的活动受到广大党员的抵制，托、季等人被迫在１０月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派别活动。１９２６年下半年，联共（布）先后召开了中央全会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决定把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开除出政治局。随后，共产国际召开了执委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１９２７年４月，中国革命遇到挫折。５月，英国宣布同苏联断交。托洛茨基等八十三人于５月底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攻击中央的内外政策。他们把这份政纲秘密印刷几千份，在党内外散发，要求中央宣布新的全党争论。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党中央公布了将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决定的各项问题的提纲，并宣布全党进行讨论。《真理报》出版了辩论专页，把反对派的文章也刊登出来，供大家鉴别。经过全党辩论，最后投票赞成中央路线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党员，而追随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多人，占党员总数的０．５％。反对派并没有从这次惨败中觉悟过来。１９２７ 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几百名反对派分子走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高呼“打倒机会主义”，“公布列宁遗嘱”等派别口号，向站在阳台上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欢呼。但是，反对派的队伍很快就被上百万的游行队伍所淹没，广大群众都站在党中央的一边。联共中央认为托—季联盟不仅越出了党章的范围，而且越出了苏维埃的法律范围，因此立即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将其他骨干分子清除出党。托—季联盟的组织被全部粉碎。否定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的思想也最终被埋葬了。同布哈林的争论　１９２８年初，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全国上一年的播种面积超过了革命前，粮食的产量同战前不相上下，但是，市场上的商品粮却减少了一半，国家收购上来的粮食只及城市需要的６０％。政府在１９２８年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解决农业问题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但是，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个危机，在联共（布）领导内部却发生重大的原则分歧。斯大林认为，粮食收不上来是富农反抗造成的。国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富农囤积余粮不肯卖。他们想以此来哄抬粮价，想用粮食来同苏维埃政权较量。因此，解决危机首先必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１９２８年初，政府决定凡是囤粮超过一定数量又拒绝按固定价格出卖粮食给国家的，一律按法律规定没收其粮食，并判以刑事罪。斯大林认为，造成粮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小农的个体生产。革命前，地主和富农提供７０％的商品粮，他们的粮食商品率达到４７％和３４％。现在，７４％的商品粮要靠中小农提供。但是，小农生产率低，提供不了大量的商品粮，商品率只有１１％。因此，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扩大社会化大生产，加速实行农业集体化。布哈林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危机是“生产和需求的比例失调”造成的，是“谷物业的停滞，甚至退化”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五年计划要求过高，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太少。另一方面是国家为了更多地积累资金发展工业，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不愿在粮食生产上投很多力量所造成的。布哈林认为，造成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主张减慢工业化速度，把更多资金投到农业上去，以利工农业的均衡发展。他主张继续执行限制富农的政策，说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认为当时实行集体化的条件不成熟，匆忙进行会导致饥荒。他要求尊重农民的个人利益，调整农产品的价格，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农业改造问题“必须在个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布哈林的意见得到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政治局委员、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等人的支持。１９２８年５—６月，布哈林两次上书联共（布）中央，申诉自己的观点。７ 月，中央召开全会，批驳了布哈林的意见，但也承认在执行非常措施时发生过非法搜索等偏差。会后，对富农的态度有所缓和。到了秋天，由于乌克兰等地受灾，国家收购再度遇到困难，对富农的进攻又重新恢复了。布哈林坚决反对这种作法。９ 月，他在《真理报》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但受到不点名的批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联名写信给联共（布）中央，说中央多数派所奉行的政策是极其有害的，说鉴于中央机关篡夺了他们的权力，故意造成无法工作的条件，所以提出辞职。党中央驳回了这一要求。１９２９年４月，中央召开全会，斯大林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全面批判布哈林，指出布哈林的公式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布哈林否定这个指责，他说“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但这种“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至于“和平长入”问题，布哈林主张用经济手段改造富农，他说贫农合作社可以长入社会主义，“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布哈林并不认为富农可以保留其资本主义本质长入社会主义，但他反对“经过无产阶级的残酷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的公式。四月全会谴责了布哈林集团，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右倾错误的，同党的路线不相容。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中的领导职务，撤销托姆斯基的工会领导职务。年底，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１９３０年１２月，李可夫也被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接替他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以后，布哈林等人多次作过检讨，承认错误，并降任次要岗位的工作。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集团之后，联共（布）党最终确立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并决心运用政权的力量高速度发展工业和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即选定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农业集体化的实现　联共（布）批判了布哈林之后，决心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进程。１９２９年６月—９月，全国有九十多万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这个数字等于革命后十二年中加入农庄的总户数。斯大林指出，这个新现象说明“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它是农业发展中的“大转变”。１９３０年１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决议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把全国分为三类地区，分别要求在１９３１年春，１９３２年春和１９３３年完成。决议指出，当时占多数的共耕社形式，只把土地使用权和少数农具、牲畜公有化，它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形式应当是，实行土地使用权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决议还要求在集体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开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１９２８年，全国有富农一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４—５％，他们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提供了全国商品粮的五分之一。政府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后，他们就缩小耕地面积，变卖生产资料，隐藏资金。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他们的反抗愈加激烈。为了保证集体化运动的顺利开展，苏联政府于１９３０年２月通过决议，废除以前颁布的关于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的法律，并决定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它转交给集体农庄。对富农本身分为三类处置：对进行反苏维埃活动的富农，采取逮捕镇压政策；对大富农，把他们迁徙到国家北部和东部地区，从事伐木、采矿、开荒等劳动；对其他富农则迁出农庄地界，安置在本区的边缘，专门拨给他们土地耕种。从１９３０年初到１９３２年秋，一共有二十四万户富农被迁徙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在党的号召下，农业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０日，加入农庄的农户为全国农户总数的２１．６％，一个月后就达到５２．７％。运动无疑取得了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不少领导人为了追求集体化速度，公然违背自愿原则，用“剥夺选举权”、“清算”等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农庄。有时被清算者竟达１５％，而被剥夺选举权者达１５—２０％。有的地方越过劳动组合，直接组织公社，把住宅、小牲畜、家禽等都收为公有。这些过火行为违反了党的政策，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农民的极大不满。富农乘机破坏捣乱，唆使农民在加入农庄前杀掉牲畜，个别地方甚至煽起反苏维埃的叛乱。所有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运动的正常开展。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发表了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３月１４日公布了党中央《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文章和决议再次阐明了党的政策，帮助党的干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农民纷纷申请加入集体农庄随着党的路线的贯彻，集体化运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高潮。１９３２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６０％以上的农户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建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同时国家建立了二千五百零二个机器拖拉机站，提供近十五万台拖拉机来为农庄服务。这一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８０％。因此，联共中央在１９３３年１月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①。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把亿万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是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农业没有经验，而且尊重农民利益不够，经常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因此，苏联集体化运动的进程曲折，农牧业的产量明显下降。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２年，连续发生大饥荒，有二千五百万人受灾。１９３２年的粮食产量只有六千九百八十七万吨，比１９１３年的八千零十万吨减少很多。牲畜的头数更是大幅度地下降。羊、猪、马的头数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②。五年计划的实施　为了尽快地把苏联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１９２７年联共（布）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发出关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起，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１９３２年底，提前完成了这一计划。１９３３ 年－１９３７ 年又实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 １９３８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被迫中断。五年计划首先是一个向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曾指出，苏维埃国家有五种社会经济结构。第一种是宗法式经济，即差不多完全不从事贸易的自然经济。第二种是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当时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第三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它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初期活跃起来，特别是在国内商品流通中占据了 ４０—５０％。富农在农村中也有一定的力量。第四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租让企业，它没有获得重大发展。第五种是社会主义经济。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资本主义经济被排挤出工业和商业领域。小商品经济得到改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有９３％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９９％。社会主义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一切经济部门都确立起来了。五年计划规定，要高速度发展工业，要提高生产率，用新技术改造各经济部门。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掀起轰轰烈烈的劳动热潮，到处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１９３５年８月３１日，顿巴斯矿区的汽钻掘煤手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掘了一百零二吨煤，超过普通定额的十三倍多。此后，在全国兴起了学习斯达汉诺夫，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各个行业中都涌现出一批斯达汉诺夫式的先进工作者。斯达汉诺夫（右）像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八千九百个大企业，其中许多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新型工厂。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钢铁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乌拉尔石油基地等。１９４０年的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１３年增加六倍多，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到战争前夕的１９４０年，苏联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钢，一亿六千万吨煤，三千一百万吨石油，四百八十三亿度电。同时，苏联工业每年给农村提供了几万台拖拉机，使机耕地在全部耕地中的比例由１９３２年的２０％增加到１９４０年的７０％，初步实现了耕种的机械化。五年计划的实施使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总之，十几年的经济建设使苏联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为后来粉碎法西斯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巨大，但也有重大缺陷。首先是过分重视发展重工业，甚至不恰当地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标志。结果，农业和轻工业落后。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的粮食年平均产量只有七千七百九十万吨，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五年的年平均产量七千二百五十万吨增长不多。牲畜的存栏头数还不如大战以前的多。轻工业的产值虽然比１９１３年增加了四点六倍，但品种少，质量差。只有重工业增长最快，达到 １９１３年的十三点四倍。这种增长比例既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也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次，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的关系上处理欠妥善。斯大林想尽量积累资金发展工业，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１９３３年初，苏联实行义务交售制。农民根据播种面积交一定谷物牲畜，但国家付的价格只相当于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此外，国家还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利用剪刀差又从农民身上取走一部分。结果，农民从集体劳动中收入很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经济管理中的另一问题是权力过份集中。苏联长期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调节作用。片面强调生产应按计划进行，而计划多由上面制定，往往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经济统得过死，妨碍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此外，还存在着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的问题。新宪法的制定和清洗运动的开展　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了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从法律上固定下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召开了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了新宪法。①会上，斯大林作了报告，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在苏联“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②。国内只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据这些变化，新宪法规定，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在民族国家体制上也有变化。原来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改为加盟共和国。高加索联邦宣布解散，分别成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这样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便由七个增加为十一个。根据新宪法的规定，１９３７年全国举行了新的苏维埃代表选举。１９３８年１月，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加里宁（１８７５—１９４６年）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新宪法通过的前后，苏联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身亡。政府毫无根据地指控前反对派领袖是暗杀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并于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对他们进行了三次公开审判，错误地说他们是间谍杀人犯，说他们企图依靠德、日法西斯颠覆苏维埃政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这时已流亡国外，也被缺席宣判死刑。斯大林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论点。他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①在这一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由于这时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法制经常被个人指示所代替，公安机关也不受党和政府的监督。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等人乘机大搞刑讯逼供，制造假案，使肃反规模达到惊人地步。许多党和国家的著名领导人，党中央和政治局的成员，大多数的元帅、军区司令、军长师长以及难以数计的无辜群众遭到逮捕、流放、处死。大清洗的错误使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良后果。斯大林在１９３９年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在进行清洗时”“犯过严重的错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②并宣布以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运动。第五章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第一节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美国的“新政”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１９２４—１９２８ 年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各国资本家追逐利润，扩大投资，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有了不少增长。以美国为例，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长了５０％；按全国人口平均的年收入从六百三十五美元增加到六百九十三美元，约提高 ９％。但是，全国收入集中在有产者手里，占总人口１％的人口平均的年收入，同时期里从七千四百九十二美元增加到一万三千一百十四美元，约提高 ７５％。广大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没有很多提高，产品的数量越来越超过了市场的需要，生产相对过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经济危机的阴影逼近了。对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各国资产阶级十分陶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告终，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着明朗繁荣的前景。社会民主党改良派首领如考茨基、鲍威尔、勃鲁姆等也跟着叫喊，认定那种稳定是巩固的、持久的。美国即将离职的总统柯立芝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致国会的咨文中说：“全国可以满意地看看现在，乐观地展望将来。”危机前夕，纽约一个大银行家还说：“美国工业的形势绝对良好”。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美国纽约突然爆发了股票价格猛跌的风潮。１０月２３日，股票市价开始急转直下，第二天出现了空前强烈的抛售风，迫使价格惨跌。１０月２９日，最糟的时刻到来了，大户不计行市高低，猛抛股票，一天内抛售了一千六百四十万股，创了股票买卖记录。到１１月，五十种热门股票的平均市价比９月份最高市价约降５０％。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是一个征兆，宣告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危机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发源，迅速蔓延到美国全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然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经济危机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持续了四年之久，１９３２年为危机的顶点。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４４％。１９３２年的工业生产与１９２９年相比，美国为５３％，德国为５９％，日本（１９３１年）为６６％，意大利为６６％，法国为６９％，英国为８２％。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倒退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