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5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　币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33年（注2.）李庄。　　在从重庆和成都回来以后，思成以新的热情投入了学术工作。他现在有了教育部的资助，他在没有被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赶上之前，不仅可以供养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支付刘敦桢和几个年轻工作人员的薪水。最近的野外考察尽避困难重重，但也提醒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研究工作要做。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及其中英文的非常重要的藏书成为李庄研究人员攻读的重点。在相关领域中思成都有能理解他的工作的同事。他的弟弟、出色的考古学家思永全家都迁来此地，李济和别的老朋友也在，虽说他们搞的是自己的调查研究，可是和思成的工作也有关系。　　除了安排好家务事以外，思成从那很完善的图书馆里带回徽因能躺在床上看的书籍，恢复了她学术研究的兴趣。他想要研究他在考察旅行中发现的汉代岩墓，她可以在深入研究汉代历史方面帮助他。他给我写信说：　　“徽因对于你在汉墓结合其拓片方面的研究极感兴趣。或许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她自己也探索过汉代历史。她曾私下非常勤奋地熟识了汉代的著名人物，帝王和王后，将军和大臣，他们的宠幸和敌人，她谈到他们时简直就和谈论隔壁最好的朋友一样！这还不算，她把他们的习惯、服装、建筑至脾气秉性都联系在一起。如果她照现在的速度搞下去，她将会成为在汉朝研究方面特别有学问的年轻女子。就是现在，她还能有声有色地详细讲述西汉大部分历史人物的故事。　　“她计划从汉代历史中给你抄一张有关描述实际生活的壁画的摘录。看起来汉朝人特别喜欢在墙上或隔板上画画，她对此做了很多记录。她甚至认为汉朝人画画的本领比我们在那个时期的石刻上或浮雕上见到的还要大。　把图画刻在石头上有时候必须采用建筑上的表现手法，人显得胖，风度不那么优美，特别是在那些浅浮雕上。从你的一些拓片复制品上我们可以看到描写动态的马和狗的漂亮的单线图。试想一下假定这些线条用毛笔画在汉代历史上出现过的宫殿的墙上，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景象。”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巧合，梁氏夫妇收到了我首次出版的著作。这是关于山东省武氏墓地汉代浮雕的一本书，1934年我曾对该墓地进行了访问。我关于把散落的石块加以整理的设想最后产生了重建那三座祠堂的建议。　　思成对于我寄给他的版本的反应使我很受感动。　　“它使我感到格外有兴趣，因为我不仅是如我原来想象的在处理你在搞的一些图片，而是你已对研究汉代建筑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不仅是处理武梁祠材料的新方法，而且对于汉代墓葬遗存的概念也提出了新观点……对于你在取得必要的材料、参考物和你的计划得以实现及无可争辩的手段上的彻底性和耐心我非常赞赏……你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在佛教传人之前的中国，这类为追念死者所建的小祠堂，就是当时宗教观念的体现。在这个观念中，宇宙、方向、道德（过去所作出的许多好事情）、祖先崇拜（一系列过去的帝王）、战功（战斗场面）、五行观念、对学习的喜爱、对高官的尊崇，等等，全部和生死、幸福生活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就是现在在中国也还是基本的宗教信仰，因此当时必定是整个的宗教。这佯的一个小小的祠堂所说明的居然能比许多页历史书所能叙述的还要多，真是令人惊异。徽因认为它的意义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论点）。——【徽因自己在这里加了一行】‘一个没有主神、没有死者十分重要的画像或塑像的小祠堂，却有着人类基本要素和德行有节责地融成的浑然整体。”　　“眼下你的文章已借给中央研究院许多要求读它的朋友了。李济看了很感兴趣，想要读它。董作宾，他自己曾企图借助于火柴盒从一套拓片重建一个墓室而最后认为徒劳无功而放弃了，对你的坚韧和成功称羡不已。”　　思成在信中说，李庄的生活“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昆明的气候和景色非常可爱，使我们很喜欢。四川就很糟糕。我们居于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迁以来，我的办公室人员增加了一倍，而我又能筹集到比过去两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的资金。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李庄来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讲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贴的邮票的数目使人懂得，当时即便不出中国，通信有多贵——因此也有多仓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封里常常装着多日以来为邮资的一次大挥霍积下的好几封信。　　教育部——也许是中央研究院——可能希望李庄成为学者们不受战争干扰进行工作的避风港。徽因在1941年8月的信中作了辛辣的评述：　　“即使我几乎是100%的肯定日寇决不会把炸弹扔到这偏远的小城镇李庄来，可是那一个小时前就在我们头顶上以那种无可名状的轰鸣声飞过的27架飞机仍然使我起鸡皮疙瘩——一种害怕在任何时候可能被击中的奇怪感觉。它们向上游飞去了，轰炸了什么地方，或许是宜宾，现在正以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从我们的头上缓缓飞过。我要说的是这使我感到恶心，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病得很厉害，而这不过是让我一时间里病得更厉害，体温有些微升高，心脏不适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战争。我们和它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我们是否实际参加打仗。”　　他们现在“幸运地有了一个又好又忠实、年轻而又好脾气的农村女仆”。她唯一的缺点是精力过于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个旧枕头套和差不多同等数目大小和质地不同的被单，而街上白布又是和金叶一样地不可能买到，你就不会喜欢为一半的被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的洗涤以后成了碎片而感到惊讶。你也不会喜欢看到每次洗涤后一半的衬衫扣子都从衬衫前片上搭拉下来而旧衬衫洗完后就烂得不成样子。现在任何一件衬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对于食物和落入这个女仆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样。当然我们尽量使用不碎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么昂贵或是无法替换的。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在信的最后也写下了他的表白：“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一如既往地靠他的钢背心支撑）在这一页下边加注说，“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矗”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画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江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官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思成写信来说，他“这些日子就想写出一本可推广的‘中国建筑史”。老金1941年11月底从李庄发出的一封开玩笑的信件顺便暗示了思成已经开始着手搞他设想中的这部历史：“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在上班之前和之后遛遛达达，而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则又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财务。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有些不同寻常：他要烤面包、砌炉灶、秤煤和做各种家务事，如果他有一天忽然光身一人被扔到美国去，他的日子会过得不错，也许比现在还要好，就跟着美国人的样子做个洗衣工。”　　至于徽因，老金报告说，“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至于他自己，那个逻辑学家，他对待通货膨胀有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的现金价值是如此惊人，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　　注1.指公元1941年，——译者注　　注2.33年指公元1944年。全诗原续1948年5月《文学杂志》2卷12期。——译者注----------------------------19．陪都和村庄----------------------------　　当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的时候，费正清和我都在华盛顿政府内供职。我们希望并期待着回到中国去，这次是到大西南的云南和四川。自从日本人侵占东部省份以后，从美国到“自由中国”去就只能通过印度，从那里坐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到昆明。费正清是先去的，比我早三年。他在1942年8月中旬出发，沿着南美洲海　岸坐短途飞机下行，然后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到达埃及，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最后飞越“驼峰”到达昆明。　　在那里，清华的同事们和我们在北京时的其他亲爱的朋友们都到联大热烈地欢迎他，他把他们一行人用美国军用吉普送到8英里外的龙头村，钱端升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由徽因设计的一座住宅里。在乡村小径的另一头，和它相邻的是梁氏夫妇自建的住宅，他们在离开时还恋恋不舍的。费正清认为它棒极了：“本地的土坯墙和瓦房顶，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后面则是在桉树丛中漂亮的小花园。”　　过了一个星期，他继续飞行，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去上任。　　战时的陪都对于费正清和许多美国人来说都是很新奇的，那些美国人大部分在接受战时任务被派到那儿之前都没有到过中国。这地方不仅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和他们刚刚离开的华盛顿相反。重庆座落在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的会合处边缘陡峭的半岛上，是一个遥远的上水河港，从1937年下半年起就是国民党的战时陪都。日本空军周期性的狂轰滥炸已把城市的大部分都变为废墟，而为了紧急需要而匆忙的重建已造成了一座新城市，那从废墟中造起的摇摇晃晃的办公房和住房，比峭壁边上竹篱笆糊泥的窝铺也强不了多少。极端的气候条件使情况更为严重。冬天多雨，彻骨的寒冷和泥泞。夏天的潮湿和炎热比之华盛顿更甚，因为没有任何的防护手段。甚至洗涤用的水也不够用，许多家庭只能从几百级台阶以下才能从污浊的河里打到水。　　重庆及郊区农村人民，就像中国其他部分的人一样，五年以来表现了战时的很大忍耐力。那早期对日本人入侵东部的狂热的和英雄的军事抵抗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已下降为和长期忍受军事僵局相适应的消极抵抗。这种忍耐包括每天按照新的程序来工作和生活。它要求学会每天在日本轰炸下生活，一听见警报就跑到山城石壁下的防空洞去躲避。它也包括学会和四川人相处，或者反过来说，四川人学会和“下江人”相处。　　近几年来由云南表现出来的中国西部的偏狭观念，在四川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四川人和来自东部城市的同胞们的关系上面，他们作为战时难民上溯长江西行一千五百英里来到此地。四川盆地是由保守的地主统治的富饶的和良好的水浇农田。它的丰富出产能够养活突然增加的人口，而它的河道周围的大山屏障又成为阻隔日本军队的天然马奇诺防线。在战争的头几年，政府部门、研究所和大学纷纷从东部城市西迁到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四川，甚至比迁徙到云南的还要多。同时，平民百姓也尽可能用汽车、火车和轮船甚至徒步，海潮般地涌向这西部的避难地。也有少数到了西北的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上海和内河港口的企业家们则被鼓励拆卸他们的工厂，把机器装船上溯长江运到四川。尽避有这样英勇的努力，那大量涌入的人群能够带到西部来的物资或资本还是相对的少。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就像云南人一样，把“下江人”看成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由于重庆是战时陪都，思成必须不时到那里去谋求政府资助研究所的资金。从李庄到重庆要坐下水船走好几天，既艰难又费时间。当他到达重庆这座拥挤的城市后，他的大本营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它为外地的研究中心负责人临时到陪都来办事提供伎宿。这是一所简陋的、混乱的招待所，常常是住得满满的，只提供集体住宿——在一两间大房子里摆满了一张又一张的帆布床。　　费正清把这里描绘成“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然而它终究提供了遮蔽风雨的屋顶和会见来自远方的情投意合的朋友的机会。显然没有人会指望在战时的重庆能找到一座豪华的酒店或者甚至是一所“住宿加早餐”的整齐干净的小客栈。。　　1942年9月末，费正清到研究院的招待所去，思成迎接了他，高兴地握住他的手足有五分钟之久。“他曾经来此地筹集资金，干得相当不错。从教育部和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都得到了更多的赠款。”　　费正清一在重庆安顿下来，梁氏夫妇就热切地等待着他去看他们。思成写道，“我们的会见将意味着你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去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约20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费正清对李庄的访问推迟到了11月中旬。他有一个老朋友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他“破轮船上水”的旅伴。他在路上感染了至今仍然使没打防疫针的美国人病倒的中国呼吸道病菌。他在李庄的一周时间有好几天都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房只隔着一座大厅。思成在病房的两张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等等跑来跑去地奔忙着。那么这次期待已久的重聚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吗？恰恰相反。在费正清离开以后徽因给他写信说，她仍然“处在你的巨大影响之下。开玩笑和嘻闹我早已不习惯了，现在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在严肃的谈话、亲切的私语和冷静的讨论之余，那半严肃的、不拘礼节的隐喻和议论，是非常动人心弦、极其讨人喜欢和十分甜蜜的。”　　他亲眼看见了梁家的困难，于是保证今后给予帮助并劝梁思成花掉而不是储蓄我们的赠与以及他们卖掉自来水笔、手表等等东西所得来的外快。一个好的女佣人、好的食品和费正清送去的奶粉使徽因的健康状况奇迹　般地好转起来。11月26日她写信告诉他，她现在“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部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　　思成，他自己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壮，在他的同事们的帮助下已完成了古代重要建筑遗存的26幅画，配以必要的文字说明和放大照片，送到重庆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徽因写道：“思成的营造学社已经从我们开始创建它时的战时混乱和民族灾难声中的悲惨日子和无力挣扎中走了出来，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它终于又像个样子了。同时我也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失去了同那些诗人作家朋友们的联系，并且放弃了在我所喜爱的并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颖悟的新戏剧方面工作的一切机会。”　　思成很高兴他的营造学社已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对于那些有办法有权力来支持这类研究机构的人也更加知名。他因之已和他的工作同名，或者说已被认为是干这项工作的值得信赖的人。他已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他现在成了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金油”和奔忙于此地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的小跑，已被迫进入了管理者的职位，一个掌管营造学社经营方面事务的人，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野外工作。　　她所报告的思成的工作终于受到赞赏和其它的好消息一同来到。思成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待事物的态度变了，恰巧有一些小事使她感到很舒服，而许多事情过去曾经使她很恼火。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两个月中增加了八磅半。”　　看来我们终于有了一切理由可以庆贺梁家生活方式和前景的转折。----------------------------20．贫困的压力----------------------------　　然而，在如思成所描绘的“谁都难得来到的可诅咒的小镇”李庄，生活永远不会平静。1943年2月底，在逃难来的研究人员中间包括他们的妻子们在内，染上了一种最终导致争吵、愤怒、谩骂和友谊破裂的煽动性流言蜚语。正像徽因在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思想偏狭的小城镇居民群。最近，一些快乐的或者滑稽形式的争吵已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发展到一种完全不相称的程度。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　　雪上加霜的是，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历史文献研究负责人刘敦桢宣布他将离职。他已在营造学社干了十年以上，现在和思成一道担负着领导责任。　　徽因说：“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任的人。全部帐目以及思成力不能及的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托付给他。现在这些将要全部落在思成肩上了！”　　“这还不算。如你所知，自从我们南迁以来，营造学社干活的人一共只有五个。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从外边来的一位显要的来访者，使得单调的生活得以被打破，并把注意力从日常的争吵转移开。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作为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战时科学参赞来华亲自看到了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后来在他回到剑桥大学以后，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尽避在他整个访问期间徽因还在卧床休息，她还是写信给费正清描述了这一事件：　　“李约瑟教授来过这里，受过煎鸭子的款待，已经离开。一开始人们喜欢彼此打赌，李教授在李庄逗留期间会不会笑一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特别使人兴奋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科学的爱好者，又不辞辛劳在这样的战时来到中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会浅浅一笑。最后，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床上坐起来）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我从前真不知道英国人这么喜欢爱尔兰人。后来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国立博物馆的院子里，当茶和小饼干端上来的时候，据说李教授甚至显得很活泼。这就是英国人爱好喝茶的证明。”　　许多人指出，梁思成由于成功地把陶孟和博士（中国高级社会学家、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和傅斯年博士（活跃的人文主义者、显赫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拉到一起十分友好地握手，应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件事由于是在大庭广众之间做成而更具戏剧性，它刚好是在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金。后来梁夫人写信给在重庆的费正清博士，叫他放心，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　　“这次和解的准备工作还得归功于这么一点，有些人以深深卷入别人的每一桩个人事务的癖好而著称。　　“在读过托尔斯泰关于1805～1812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人类活动的浩繁记录之后，我必须承认，在李庄或重庆，在昆明或北平（北京）或上海，从1922年到1943年期间的人类活动同《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陌生的俄罗斯的事情是何等惊人地相似。因此为什么不干脆容忍这一切算了——我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和人。　　“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人，而这又是战时。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　堡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指令，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梁家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使费正清只得写信给在昆明的老金问计。老金回信一开头就说“别为梁家的事烦心”，接着就叙述了他对他们面临的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相对于调整人际关系的困难来说，住房问题就是小事一桩。最难适应的是妈妈。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本人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已不大可能。”　　也许是费正清的一封家书的复印件，促使徽因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情写信给他：　　“顺便说说，我最近的阅读范围很广，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元朝宫殿》（中文）、《清宫秘史》、《宋代堤堰和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佛兰西外史》、《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全集》、《安德烈·纪德全集》、塞缨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喜爱的《爱丽思漫游记》中文译本。”　　孩子们，再冰（宝宝）和她的弟弟从诫——在家里仍然叫他的小名“小弟”，尽避在梁氏夫妇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她的书信中很少提到。有一封很生动的信简短地写到他们在十四岁和十一岁时的生活：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　必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　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　　思成曾把儿子带到重庆，孩子在那里考上了两所中学，他在两所当中选了他有朋友的南开中学。老金说，“他的智商很高，那个顽童已成长为一个勤奋的学生。”----------------------------21．新的希望----------------------------　　1943年春天，梁氏夫妇忽然提出来一个给整个的气氛带来希望和创造力的计划。徽因写信给费正清说：“思成有一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的说明，在完成以后送到你那里做成缩微胶片寄到美国去出版或者找到出版的资助。英文的文字稿随后出，中文稿在中国出版。这样我们的一两套著作就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者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面市。这样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有些盼头或者说我们明年的工作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有这么多单位给我们写信，问我们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的书出版，看来我们过去没有在印刷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真是可惜。”　　思成自己另外写信给费正清，可能不知道徽因已经写了信。“我刚刚完成了大约八十幅的一套图，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它们用缩微机照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在它们出版之前至少有一套复制品？”　　他们以如此渴望的心情要求的事情——把八十幅图画做成缩微胶片，费正清在重庆是不难做到的。他是美国大使馆所属的美国出版服务社的社长，它专门搜集中国和日本出版物，报告华盛顿政府各部门，并协助国务院执行文化交流计划。由于当时飞越驼峰的重量限制很严，这些出版物来往都必须以缩微胶片形式来送。为此费正清雇了一个这方面的美国技术助手。费正清给梁氏夫妇回了一封信，答应在他们的计划中给予全力合作。然而由于战时四川的种种麻烦，这件事费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与此同时，思成为了完成他的绘图，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来自原始的菜油灯的灯草。在工作中俯身向画板时，他把下颌放在一个小花瓶上。这样支持了他头部的重量，加上经常调整姿势，就减轻了对于他在昆明关节炎发作时强直的脊椎的压力。　　他正在写的中国建筑史，他说，“比刚开始时所要求的规模和范围大多了。但要让它简短而又仍然适用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如果把它删短了但不适用，那是根本不行的。　　“而且，这是同类书中的第一部。我为了出版这么一本书已经等了多年。这是我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然而徽因和我在某种意义上还真高兴，因为我们至少已从狂乱的野外考察和对方代的随机研究中构筑出我们想象中工作的基本框架。”　　思成在11月底到达重庆。费正清写道，“他昨晚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了他的中国建筑史图画的缩微胶片，小伙子们特别喜欢照它们，因为它们效果极佳。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然很疲倦，他和一个绘图员以及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并且具有那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行事的矜持和魅力。”　　把这些对于说明建筑史十分重要的大幅漂亮的建筑图画做成缩微胶片，是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贡献。这些图画复制了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思成立即给我寄到华盛顿来保存。另一份他留在中国。　　梁思成的中文《中国建筑史》，如他所说“是试图把我和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他把过去的三千五百年分成六个建筑时代，参考历史和文学文献界走了每一个时代，对每一时代的建筑遗存做了描述，最后分析了从艰苦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的结合中发现的各个时代的建筑物。　　除了这部中国建筑史之外，思成还用英文撰写了一个节本，用他的画作为插图，说明用中英文写成，再加上营造学社的照片。他承认两本书都必须等到战争结束才能出版，但他宁愿不要推迟对文字和图片的准备工作。　　他多年来对宋代建筑文献《营造法式》的研究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把书中的各项建筑作法，均一一用现代的工程画绘制出来，并将晦涩难懂的宋代建筑术语加以注释。由于他对现存的宋代建筑的实地研究，使得这样做成为可能。还有大量的辽宋建筑实物的照片，也是一种图解。一百幅以上的草图已经完成：墨稿和文字说明的准备也在顺利进行中。这部书也是理解中国建筑史的前所未有的贡献，暂定名为《注释中国建筑标准》，也得在战后才能出版。----------------------------22．战争的结束----------------------------　　思成到重庆去和教育部打交道的下水旅行本已十分费时，一项战时的任命又使他离家的时间延长。他被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的文物建筑，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等的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它们的所在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坏。该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照片，发给当时仍在轰炸中国东部省份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有一份还送达了周恩来，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我在1945年夏天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回到中国时，思成正在重庆执行他副主席的任务并迎接了我。那年仲夏世界形势发展很快。俄国人参加了对日作战。原子弹扔到了广岛。中国报刊上关于“原子弹”（陌生的中文名称）的标题很吓人。谣言说它大得吓人，但它究竟是什么？英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李约瑟教授（徽因信中写到过他），在第二天晚上举行了一次室外讨论会，来解释核子时代的到来并回答仍感迷惘的听众的许多问题。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晚上大约8点20分传到重庆。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同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吃完饭我们就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的台地去乘凉（那天晚上热极了），并且等着看长江对岸山上群灯亮起。思成讲述着好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讲了。他和其他人简直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为了听到他们所听到的声音，我不得不尽力用耳谛听。这是远处的警报声。难道说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他们每个人在多年的亲身经历之后，都对各种可能性十分警惕。要不，这是在通告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进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噼啪噼啪的鞭炮声，最后到处都是一群群喊叫、欢呼、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都在一阵大吼叫中醒来了。　　思成感到有点孤寂，一直等了八年，可是消息来到的时候他却不在家。我们全都下到大街上混在人群中。这种时候需要有点象征的东西：旗子、V型手势、伸大拇指、鞭炮声，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空中交织成带五个角的星星。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卡车和大客车形成自发的游行。当车辆在大街上相遇，车上的乘客们沿路就和对方握手同庆胜利。当思成最后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在高兴地笑阿跳啊，喝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　　一位要好的美军飞行员答应用C-47运输机把思成和我送到宜宾，那里有距李庄最近的飞机常在空中飞行15分钟后，思成指着脚下长江转弯处一座有城墙的小镇说，“这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达的地方。”四十五分钟内飞机就飞过李庄上空——坐船则要三天半。宜宾机场停机坪的草有没膝深，但仍能使用。思成和我乘小汽船下行数英里到李庄。　　躺在床上的徽因又苍白又瘦削，但毫不气馁。她和我长谈多次，相互诉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生活中发生的事。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她的女儿宝宝已经十六岁，现在人们都叫她的成人名字再冰。她是非常娇孝女性化和内向的。在单调的李庄日常生活中，每天当她从学校里把她所理解的世界新闻带到她母亲的床边时，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轻松。徽因和从前一样，还是生活在她周围人们的喜怒哀乐、麻烦和阴谋之中，即使他们只是处于和宝宝同龄的孩子气的水平上。　　徽因庆祝胜利的方式是坐轿子到茶馆去，我在旁边走着。这是她在镇上整整五年时间里的第一次。尽避可能不利于她的健康，这次出行给她留下了新的景象、新的声音和新的面孔，够她今后好几个星期琢磨的。她每天只要有可能，都要写点东西，有时是关于建筑或关于汉代历史的论文，她甚至还构思了一本小说。　　对我来说，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以把中国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阳发掘而著称，当它把一箱箱安阳出土的头盖骨和骨头带来时，据说好几个月部难以雇到当地人。传言说这是一些吃人生番。　　在这祥的环境中，当我们走过三英里进山的石头路，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农舍群，穿过几个院落，进入一所靠里的外表奇特的建筑物，在那里发现一个出色的中文图书馆，而且它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丈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时，真是再惊奇不过了，这个中研院图书馆差不多是真的保存了好几位逃难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永，他是一个有名的考古学家，因肺结核而卧床四年，由于读书和写的东西有人阅读才在此期间保持高涨的情绪。这两个人的长期卧病并非例外。而且，在一个没有医院、只有一个靠步行看病的现代医生的边远小镇，当然会有悲惨的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馆的李济五年中死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妻子也死于肺结核。　　除了物质上的困苦和当地居民的仇视以外，还有使这种社会必然成为牺牲品的内耗，既有嫉妒也有争吵。甚至还有更加精细的文化上的冲突。例如，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曾是德国人创办的并且由德国留学生供职，而中央研究院人们的学术渊源多半是在美国。这就使得两部分人关系有些冷淡。　　学者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准备在战后纸张和印刷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到上海去出版其成果，真是不简单。但思成决心不等待，即使使用当地被称为“人工平版机”的原始技术也在所不惜。思成和他的年轻同事们用他们的手工技巧以此方式出版了最后两期的营造学社的《汇刊》，每期印二百份。　　徽因仍然像过去一样，在她的身体的病痛和无休止的家务事之间挣扎，而且还有必要的第三点，就是她对写作和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三件事同时争着要她注意。　必于她的健康，她写信给我说，“使我烦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然而她的工作是有期限要求的，她在写作中的民居建筑方面的文章要登载在营造学社的《汇刊》第7卷第2期上。最后，随着冬天的到来，“那些伺候了我们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烂衣服必须拿出来修补了。思成要到重庆去，他的东西必须先补。去年冬天他在重庆把它们磨损得这么厉害，它们就像大战后的军舰，必须拉到干船坞去大修，有些被鱼雷或炸弹毁坏得这么厉害，要修理还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她加了一个热情的附言：“你不能够想象现在的寂寞同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同一个院子里度过的热闹时光的差距有多大。”费正清很快就要离开华盛顿回重庆去。我们两人都要去使她渴望和思成一起来跟我们团聚。“这开始有些像旧时了。”　　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欢迎他去，还说：“告诉费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　　“头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阳能再出来，而我又能恢复到我那样的健康状况，我就会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是为了玩玩也要冒险到重庆去。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衣服整理好和缝补好准备走，当气氛适合的时候我收拾行装来找你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天口直在下雨……而且也没有船。显然你从美国来到中国要比我们从这里去到重庆容易得多。”　　“就是为了玩玩”，一有了船，她就和思成一起来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不稳定，她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呆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时候驾着吉普带她出去玩。有一天我们驾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小弟。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和重庆这个大城市（现在对她来说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驾着吉普带她到美国大使馆食堂吃饭。她很喜欢那些曾在各处打仗的穿军服的美国武官。她很快就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是她第一次和美国盟军谈话。对她来说，战争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敌人不期而遇的悲惨经历。　　费正清的来到和新设立的战后美国新闻处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在遮身的片瓦都难以找到的重庆，我们居然在美新处宿舍分到两间房。那是一座原始的建筑物，一排很小的房间并排面对着一条长廊。每一个房间勉强能放下一张椅子和一张铺着蒲席的木板床，我们两间房当中的一间角上居然有一个小小壁炉，很像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看到的那一种。我们把一张窄的帆布床推到隔断墙边，做成一个沙发，盖上一条手工毛毯，上面再挂上一幅从西安带回来的美丽的唐马大拓片。用不到什么想象力，人们就能看出它是一间小小的起居室。徽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噎住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因为过去几年她只是偶尔在外国杂志上才看见过壁炉和灯罩。　　当她能受得住的时候，我们把梁氏夫妇都带去看了一场戏和两场电影。思成必须回到他在李庄的营造学社去，因而错过了最可纪念的一次晚会，而徽因和她的年幼的儿子都参加了。那是乔治·马歇尔将军为执行和平使命而来到重庆后不久在美新处总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所有中国政党和派别的代表以及包括俄国人在内的经过挑选的外交代表受到邀请并被欢迎。那真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日本已经投降而中国内战尚未爆发。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之后，盼望真正和平的气氛弥漫在空中。各种不同的人们可以暂时忘记他们的图谋和担心而欢度今宵。　　酒过三巡，俄国人显露本色，开始唱歌。也许就是这种非官方的轻松愉快打破了国民党的僵硬态度。不少年轻时就认识共产党领袖的国民党官员（比如吴国桢就和周恩来是同学）也出席了，这时候在多年隔绝之后突然相互祝起酒来。当老朋友和老敌人互祝健康时，徽因紧张地注视着这种惊人的重逢。徽因的漂亮年幼儿子小弟，引起了被称为“基督教将军”的军阀冯玉祥的注意。他是那样的高大壮实，而那孩子，偎倚在妈妈身边，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怪物。徽因和他淡了几句，但她更注意的是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是从另一星球上来的客人。　必于他们，她从国民党那里所听到读到的除了邪恶没有别的——然而在这一环境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是人。　　里奥·埃娄塞尔博士，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当时在战后的重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当他知道徽因长期患肺病后，慷慨地答应到招待所的宿舍去看她。在用听诊器做了简单的床边检查和询问她的病史后，他告诉我（没告诉她），他断定她两肺和一个肾都已感染，她短暂而多彩的生活在几年内，也许是五年，就会走到尽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23．回到昆明和北京----------------------------　　经过埃娄塞尔博士的诊断，徽因的身体状况显然已不适于继续呆在这潮湿、寒冷的环境之中。她也不再美化她在陪都的暂祝她把她的厌恶说得很明白：“这可憎的重庆，这可怕的宿舍，还有这灰色的冬天光线。这些真是不可忍受的。”同时思成写信来告诉我们说，为了治理长江险滩，一系列的爆炸已使重庆和李庄之间的班轮停运。就是邮递也只能靠步行的邮差来维持。徽因要回李庄已不可能。　　事有凑巧，我正好在这时候要到昆明去，于是决定同老金去商量一下这件事。他当然也是很担心了。我们两人都认为这是徽因重访昆明的天赐良机，这也是她一直渴望的。我向老金说了医生的严重诊断，这也使我们两人觉得，假如能使她快活，即使必须坐飞机迁到高海　拔地区，冒一下她健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当我们在张奚若家附近找到一所迷人的独立小房子的时候，这计划就算定下来了。这房子就在军阀唐继尧的老祖居的后山上，那祖居的窗户很大，有一个豪华的大花园，几株参天的桉树，挂下来的芳香的长枝条随风摇瓣。这房子的“下江”房客刚刚搬走，老金可以搬进去给她看房子。　　当我们把这个计划告知徽因时，她当然明白其中对她健康的风险。然而在稍事犹豫之后，她认定“再次到昆明去，突然间得到阳光、美景和鲜花盛开的花园，以及交织着闪亮的光芒和美丽的影子、急骤的大雨和风吹的白云的昆明天空的神秘气氛，我想我会感觉好一些。”于是决定很快作出，她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她的第一次飞行。　　她到达昆明之后，张奚若和他的夫人坚持要她开始几天住在邻近的他们家里。飞行的紧张和疲劳使她只能卧床休息、但在长期分离之后又由亲爱的老朋友环绕着，又使她狂喜不已。钱端升夫妇，当然还有老金，也都在围绕她床边进行没完没了的谈话的亲密朋友之列。　　她从床上写信来说：“既使我在李庄时用以自娱的最大胆的希望，也不能和这次重逢的真实的、压倒－切的欢乐经历相比拟。为了把关于在特殊条件下的昆明生活和李庄人们的生活的各种奇怪信息整理得使聚集在这里谈话的朋友们全都能理解，用了11天时间。但是重建和扩大那旧日的挚爱和相互理解的桥梁所用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期望的都要短。在大约两天时间里，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了每一个人在感情上和学术上都在何处。我们关于国家的政治情势、家庭的经济状况、个人和社团参与或不参与战争的看法，一般来说是自由地讨论的，而谁都在理解别人怎样会得出那样的看法和想法上不存在任何困难。即使是在那最漫不经心的谈话中，在我们少数几个人当中总有使人心安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兴趣以及刚增加的感谢和全新的激情的交流，它们是在这多事之秋突然团聚的结果……　　“只有到现在我才体会到古代唐宋诗人的欢乐，他们都缺少旅行的手段，但在他们的贬黜途中却忽然在小客栈里或是在小船上或是在有僧侣做住持的庙里，不管是什么地方吧，和故人不期而遇。这种倾心的谈话是多么动人！　　“我们的时代可能和他们的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次重逢却和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点。我们现在都很老了，经受了特殊形式的贫穷和疾并忍受了长期的战争和不便的通讯，现在又面临着伟大的全民奋斗和艰辛的未来。　　“而且，我们是在一个远离家园的地方重逢，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因为环境所迫而不是出于自愿选择居住饼。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曾经度过最幸福时光的地方去，就像唐人渴望回到长安和宋人渴望回到汴京一样。我们已经疲　惫潦倒。通过了各种测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品德，好的、坏的或无所谓的。我们尝够了生活而且也受过它的冷酷艰辛的考验。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大部分健康但意志一点也没有衰退。我们现在确实知道享受生活和受苦是一回事。”　　春暖花开的时候，徽因从飞行的疲累中恢复过来，张奚若放她到她的“梦幻别墅”去了。　　“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部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这是我搬进新房子的第10天。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来，由外面摇大的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要是老金和我能够想出合适的台词来，我敢肯定这是一出戏剧杰作的理想环境。但他现时正俯身一张小圆桌，背对着光线和我，像往常一样戴着帽子，振笔疾书。（他年岁一大，就得保护他敏感的双眼免受阳光直射。）　　“腻味人的高原反应或什么别的东西使我气急得很，我常常感觉像是跑了好多里路似的。因此我只得比在李庄时还要安静得多，以便得到必要的休息。一点都不让我说话，尽避我想说的比允许说的也多不了多少。但这所谓的‘谈话”对于周围环境真是少得太不公平了。”　　她气急的消息让人惊恐，但她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写作风格的生动性说明尽避如此她还是很开心。她在信中也涉及了在她周围进行的家务事的某些片断。　　“我是非常幸运，刚好雇到了我所需要的那种女仆。这种女仆要具有人类智慧的一切外表但又不仅是简单的一个人。她是一个木头、石头以及其他一切大而坚不可摧的东西的结合。又笨又好脾气使她成为一个起码的女仆（就是说，一个能够做下去的女仆），既能干又坚强又使她接近于宝贵的一类（就是说，一个人们不愿辞退的女仆）。你看我有多幸运！　　“在教授宿舍呆长了的老金，染上了那种集中营俘虏的野蛮习气，对我们现有的上层社会标准，比如让女仆洗碗，挑剔起来。他的习惯是在自己的窗台上放一只杯子和一双筷子，这样他每天早上自己就能使用它们调一杯可可。有一次他在他房间里或尘封的窗台上找不到它们，生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向他保证，今后我会告诉女仆干脆别洗它们了，把它们放在他枕头下边让他容易找到！”　　六个星期以后思成来了一封长信，他在李庄和女儿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说，显然徽因匆忙赶赴昆明是对的。　　“河道工程几天以前才刚刚完成。但是只有很小的船才能从重庆上来。有舱的轮船要到五月下半月才能上来。所以徽因去昆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从昆明写来的第一封信中，她谈到知道内心的祷告实现了的‘几近宗教”的感觉。她为我们那些老朋友给她的欢迎而十分感动，并表示遗憾说她‘得到”太多而‘奉献”太少。　　“你和费正清到李庄来作客打破了她五年来在一个房间里呆着的单调生活，在你们走了很久以后她还能保持情绪高涨。而且，要是你们不来，她到重庆去就连想都不要想。心理上的好效应是很大的。　　“尽避昆明的海　拔高度对她的呼吸和脉搏会有某种不良影响，但她在那里很快活。她周围有好多老朋友给她作伴，借给她的书都看不完。老金和她呆在一起（他真是非常豪爽），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与此同时，思成和他留下的几个同事是在忙着给营造学社的书籍、文件、图片和技术装备打包装箱，准备一旦运输恢复时运回北京。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这时候也在捆扎它们的宝贵的书籍、研究报告和考古文物，它们最后被送到了台湾去。中央博物馆也在把他们的馆藏和图书等等运回南京，他们在那儿有一座雄心勃勃的大楼，它在日本侵略的初期混乱中没有建成。　　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好几个月，在李庄不愉快的暂住终于快结束了。它所濒临的长江直接向东流往上海。这是“下江人”回家的通衢大道。但是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飞机全都控制起来了。为了避免混乱，它把无数的部门和机构的搬迁次序排成了号。不可避免地，陪都的高级官员和战时暴发户使用来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达了东海　岸。对于穷得要命的李庄战时难民来说，这样的机会是没有的。他们只有依靠政府来送他们回家，并且只能在吓人的通货膨胀中等待。　　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馆合起来走。他从李庄写信来说，这两个机构一起排在47号，“而第一号的中央大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以为我们将会扔掉一切破烂坐飞机走，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还得用它们好长时间。”　　包括老金在内的全家人最后回到北京是1946年7月31日，坐了一架从重庆直航的飞机，但在此以前他们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了一个多月，跟大约四十个无助的家庭挤在一起。这一困境是他们过去五年当中在李庄和重庆遭受的苦难的一个合适的高潮。尽避是在这样毫无希望的现实中等待着，徽因仍然继续保持着她那特有的美学才能。“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远是那样的美丽。我窗外的景色在大雷雨之前或紧接它之后特别优美。大雨下来时我房间里的气氛之浪漫简直无法形容——当一个人独处在静静的大花园中的寂寞房子里时，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齐都黑了下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24．1947年的荣誉----------------------------　　梁思成一家回到北京，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教育部指令他在清华大学创办新的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育部还计划送他去美国，研究当代美国大学的建筑教学。　　刚刚摆脱多年贫困和隔绝，受到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管理任务双重困扰的思成，对于他的老大学所提供的受人尊敬的职位和家庭住房感到宽慰。另一方面，计划中的美国之行要他用拮据的经费往返于许多大学之间，听来却是很吃力的。　　正当他为此而发愁的时候，他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1946～1947学年作为客座教授到纽黑文去教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则希望他参加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两份邀请函都赞扬了思成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坚持研究中国建筑史并发表研究成果的顽强毅力。他战前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战时出版的两期《汇刊》赢得了赞扬。他忽然间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为他的西方同行所关注。作为两所最具权威的大学的嘉宾去美国，也使他此行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然而他行前要安顿好家庭和筹备清华建筑系还有好多麻烦事。当他到天津去取回营造学社1937年存放在一家银行的地下金库里的底片和其他重要物品时，却吃惊地发现这些九年前存放的宝贵资料已在这个港口城市的一场洪水中全部被毁。　　幸好他已经把他现在到耶鲁讲学做幻灯片要用的营造学社照片的晒件带到昆明和李庄。有了这些和在李庄完成的大建筑图，他就有了教中国建筑史的形象资料。除此以外，他为美国之行还带上了他在李庄写的即将完成的英文稿本，以上图片就是书的插图。他把它定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希望在美逗留期间完稿并给它找到一家美国出版社。　　按计划思成应该在9月到达耶鲁大学，但他又一次因为排队等候而耽搁了，这一次是等待跨越太平洋邮轮的舱位。这样一来，他直到11月才到达纽黑文。他在耶鲁大学的塞布鲁克学院一安顿下来，就立即让学校　把他带来的照片和建筑图制成幻灯片，后来这些幻灯片就成了耶鲁大学美术图书馆的前所未有的馆藏。　　他到达耶鲁以后不久，就遇到了耶鲁建筑系的年轻教师邬劲履。邬劲履是1945年哈佛建筑学院毕业生，回到耶鲁来是做城市规划研究的，尽避年龄相差悬殊，两人却一见如故。邬劲履已被指派重新设计毁于战火的在长沙的雅礼大学的中国校舍，需要专家指导；而在思成这方面来说，不仅热切地希望同邬劲履探讨战后中国的建筑新观念，而且也想从这位新毕业生那里了解两座美国著名建筑学院现在都在教些什么。　　邬劲履在春季学期中听了思成关于中国艺术和建筑的课。他对思成和清华大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近期研究开列了关于欧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名著，认为这些是新设的系图书馆所应备的。这些书购买后都寄到了清华，井一直保存到今天。思成非常喜欢邬劲履，邀他去清华建筑系任教。然而邬劲履却为耶鲁的长沙建筑计划忙得脱不开身。他在1947～1948年因耶鲁大学在中国的建筑计划在长沙工作了8个月。最后由于内战已经席卷中国，该计划被迫停止，他回到了耶鲁大学，现在是建筑设计教授。　　思成在耶鲁的一年讲学由于不可避免的麻烦而掐头去尾，他在美国只呆了七个月。临行前在上海长时间的候船把秋季学期缩短了三个月，而家里传来的坏消息又迫使他把下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砍掉一些。然而在他在耶鲁教书和演示幻灯片之余的有限时间里，他还是能够参加在纽黑文之外的一些活动，那些活动在长期的隔绝以后扩大了他的影响并增进了他自己对本专业最新潮流的熟悉程度。　　首要的是重温和著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因的友谊，思成常在后者的纽约公寓里作客、过夜。其次是他作为指定的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第三是他在4月初作为领导人物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文化和社会”讨论会以及随后举行的授予他名誉学位的颁奖仪式。第四是他和我一直致力于把他在李庄写成的中国建筑史英文稿的定稿弄好，以便交到一家美国的出版社去。　　当然在思成逗留美国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和使他高兴的零星小事，其中包括他返回母校　宾大和与一些老同学的非正式接触，他去克兰布鲁克看望他还在中国时就读过其著作的爱利尔·萨里能，到田纳西州参观了刚刚完工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出色的建筑和工程。他又回到剑桥，在他于1927～1928年读过研究生的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报告了他对中国建筑的发现。在那里和在别处他不时见到定居或新近到达美国的久未谋面的亲友。　　他和克拉伦斯·斯坦因和爱琳娜·麦克马洪在分别十年以后的快乐重逢真是及时。任命思成去建立清华建筑系无疑会使他无法继续他十五年来对中国建筑史的潜心研究。他是不会完全放弃这个他如此热爱的课题的，但他现在的职责是要在清华筹备一套课程以培养一批能在战后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作用的年轻建筑师和工程师。从斯坦因那里，他学到了关于城市规划中可能做到和难以做到的事的第一手材料。他日后回到北京后在清华建筑系的课程中加进了城市规划的内容，证明这些指导意见是非常　宝贵的。　　参与设计联合国大厦，使思成有机会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建筑师。他在设计咨询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瑞典、英国、苏维埃俄国和乌拉圭。其中来自法国的勒科布西埃和来自巴西的奥斯卡·尼迈亚在世界上名声最大。思成在耶鲁大学的教学任务限制了他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但他仍然尽可能在纽约多呆些时间，住在斯坦因家里，从委员会的讨论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建筑师、协助纽约建筑事务所的华莱士·K·哈里逊掌握联合国总部工程的乔治·杜德莱在1985年写下了他对1947年的梁先生的回忆：　　“他的加入对于联合国设计委员会是一大好事，尽避我们当中很少有　　人知道他或他的事业。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历史感，它　　远远地超越了勒科布西埃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他所独有的远离法国美　　术家风格或对我们的文化变迁的尚无定论的反应。思成建议过联合国秘书　　处大厦就像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南，以便给长长的前厅入口留　　下朝向温暖的南方的门面。但大厦既然选址在东河之滨，那40层的大厦最　　好是座落在地基的42街那一头，使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照思成的　　设计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常年笼罩在阴影之中。于是他悄悄地（又　　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见。”　　杜德莱说梁思成对尼迈亚的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给予热情支持，它最后得到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思成对于联合国工程是非常认真的。他对于城市规划及建筑和自然环境关系的兴趣不仅由于委员会的一般讨论而大大增强，也由于有机会和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物接触而受到激励。在以后的岁月中，当他到欧洲和中南美洲去参加建筑会议时，他还会再次遇到一些这个委员会里的同行。　　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关于“远东文化与社会”的研讨会是该校为庆祝建校二百周年而举办的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大约有六十名专家受到邀请，他们大部和中国研究有关。其中包括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人物以及一些欧亚的著名学者。如里顿大学的J·J·L·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的奥斯瓦尔德·喜龙仁和牛津大学的E·R·休斯教授，中国方面则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和梁思成这些著名学者参加。雄心勃勃的会议日程涉及到中国研究的各个侧面，但对于会议的组织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专家乔治·劳利教授来说，梁思成才是尖子。劳利曾在三十年代中期访问过北京，对于梁思成修复中国建筑遗存和他对更广泛的中国艺术的兴趣印象颇深。劳利的亲密合作者、研究中国和日本建筑的美国专家亚历山大·索佩尔教授多年来通过营造学社的《汇刊》中文本，包括在李庄印行的最后两期，一直跟踪着思成的发现。他们两位对思成的开拓精神和后来在战时的磨难和匮乏中的执着追求都十分钦佩。他们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参加这次盛会的同行们，其中许多人了解他的研究成果，有的还在他与世隔绝八年之前在北京见过他。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他的图片和照片的展览，他做了关于他在建筑上的发现的讲演，还做了关于此前未见报道的四川大足石刻的另一场讲演。他还出席了其他人的讲演会并参加了讨论。　　研讨会结束时，普林斯顿大学在拿骚厅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授予J·J·L·杜维文达克和梁思成两人名誉学位，以表彰杜维文达克在传统汉学方面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显著研究成果。仪式开始由身着大礼服的校长和教职员为前导的大学生列队入常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杜维文达克佩戴着中世纪头饰身着长袍，与比他瘦孝看上去显得年轻、身着普林斯顿提供的过于长大的黑色长袍和帽子的梁思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思成的赞词是这样写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和这一赞词相配的，是他拥有的众多头衔，只要举出其中一些就够显眼的了：中央研究院院土、中国建筑研究所所长、清华建筑系主任、清华建筑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耶鲁大学访问美术教授。　　在普林斯顿大学保存着梁思成当时就接受名誉学位写给多兹校长的一封信。他的话表现出典型的礼貌、谦虚和机智：“对于一个只不过是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追求也许仅仅是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样的奖赏实在是太高了。”　　我也出席了普林斯顿的研讨会，看到思成很健康，情绪高涨。他在美国期间所得到的肯定使他热血沸腾。　　就在我离开中国前夕，我从南京赶往北京去和徽因、孩子们、老金和其他朋友们话别。我能给思成带来的是使他安心的消息。在他从未见到过的清华园住宅里，徽因的卧室充满阳光，里面放着柔软的弹簧床，浴白还装有冷热水管道。亲爱的朋友们近在咫尺，“家庭聚会已从昆明移到了清华。”　　其他的消息就不那么好了。通货膨胀已到了吓人的程度，要维持日常生活就得卖掉一些贵重物品来买食品，而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内战形势很糟。　　他在普林斯顿忙碌一阵以后，又花了几个星期来结束在耶鲁的事务和往返纽约参加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尽避如此，他还是设法来到剑桥，和我们度过一些时光。他告诉我们说，不管内战结局如何，他都想呆在北京。他的专业生涯使他对政治的兴趣和经验都很少。他自己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了解。但就像许多在蒋政权下受尽敲诈勒索和贪污腐化之苦的同胞一样，他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　　在他的日程上，返回中国之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完成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他要求我帮助他。我们当时和以后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天，为英文稿做编辑和改写工作并准备它的定稿。我得写询问信，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同时按照我们的计划，他还对文稿进行核校并加写一些章节，使手稿达到出版前的定稿要求。　　就在此时，思成出其不意地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徽因的肺结核病情急剧恶化，正在考虑给她动手术，思成必须参加做决定。对思成来说，他在美国的事情没有一样比他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更为重要了。幸好耶鲁大学的课程已经结束。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能做的事已经做了，他所赞成的尼迈亚方案似乎正在获得多数支持。他给清华买好的书也已经安排了船运。亲友们都来帮他收拾个人的行装。他的行李中许多都是给家人的小礼品。　帮助他在纽约作最后的购物的斯但因夫妇颇为他对小玩艺的爱好而吃惊，或者如思成所说，那是可以让在中国的接受者们惊喜的“美国先进技术”。至于在他走后处理未了事宜，他全都托付给我了。　　他从纽黑文带来了他书里要用的图片和照片，交给我照管。至于我们搞好的手稿，他决定带走。他说，两个星期横跨太平洋的海上航行是完成它的最好时机，他答应很快把它邮寄回来。他和我都没有想到要给我留一份随手可得的复印件。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那毕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厚厚的一包插图存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但那文字稿从此就没有回到我这里来过。　　当他匆忙地来向我们道别时，我们像老朋友常做的那样谈论着重逢。然而我们全明白我们四个人再要聚到一起是不大可能了。想到此处，我迫切希望从思成口中了解关于思成和徽因生活经历中不是我们四个人所共享的部分，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直觉地感到，重温早年的经历会减轻那使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变得阴沉的即将离别的失落感。他有礼貌地同意了我按照这个路子采访他并记录他的回答。采访本应持续一整天或者最好是一个星期，但我们只有几个小时——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他的回忆不仅使我，也使他陶醉。多年以后，这次采访的记录为本书提供了最初的框架。----------------------------25．担惊受怕的日子----------------------------　　尽避思成远在美国，清华大学建筑系还是成立了。早在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他就邀请了他在重庆时的助手吴良镛来系执教。此前他已为他的系挑选了他在李庄时的三位最亲密的助手——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这四位年轻人都要等候长江的下水船上的舱位去上海然后再北上去北京。吴良镛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当时思成正在上海等待横跨太平洋的航行，要求吴良镛尽快赶到清华去开课，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徽因帮忙。　　吴良镛于1946年底到达北京。其他从李庄来的三人在1947年初到达南京，就住在南京博物馆，直到开滦矿务局一艘开往秦皇岛的船同意带他们走。他们从那里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到北京，最后总算到达了清华。他们都立即和吴良镛一起教建筑设计，刘致平兼教建筑结构，而熟练的艺术家莫宗江则兼教水彩画。刘致平是思成在沈阳的第一班高材生，以后这些年来一直和他共事，被任命为副教授，一年后又升任教授。　　徽因虽然家务缠身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养，对于建筑系的成立和运转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她在沈阳时曾亲身参与了东北大学建筑系起始阶段的工作，这就使得她的建议显得十分宝贵。她让吴良镛等人有问题可以找她。　　思成仲夏时节目美国返回时，虽然家事多有烦心，他的公事却是井井有条。他回归的喜悦被徽因发低烧所冲淡，她的发烧使医生所建议的手术无限期地耽搁下来。他们此前已经发现她的一个肾严重感染。与此同时侵袭肺部的结核使她呼吸异常困难，以致使用麻醉品的问题提了出来。然而如果肾脏手术真能施行，消除一个感染源或许碰巧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她的健康状况。　　思成又恢复了他作为她的护士、知心人和安慰者的角色，尽可能抽出时间来陪伴她。他当然是多次被邀请去做关于在联合国的咨询工作和美国之行的其它方面的公开讲演。其中一次特别有影响的讲演题目叫做“技术和人文”，他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建筑学中的重要性。随着新学年的开始，管理和教学的需求使得公私事务都更加繁忙了。　　他在美国为亲友们匆忙购买的礼物在他到达北京之后一段时间才运到。徽因本来期望能得到一些精致的服装、五颜六色的纺织品和漂亮的小摆设来酬谢一些热心的朋友，却吃惊地发现他买的大部分都是些美国的电子小玩艺，是用来安慰和丰富她的病床上的生活的。她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当众向我展示了能自由折叠、组合和拆装的装置，我坐在床上倚着一个可以调整的靠垫，身前装着活动的读写架，录音机插在接好室内普通电源的变压器上，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扩音器，要做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摩登时代的女郎模样，活像查理·卓别林使用一台灵巧的机器啃玉米棒子。”　　后来她又补充描绘了那台录音机：“是的，我们是听了录在盘里的问候词。但我必须说它们是乱了套的。思成的声音就像梅贻琦先生，慰梅的声音像费正清，而费正清的喉音近似于保罗·罗伯逊。毫不奇怪地，所有讲话中最好和最清楚的是阿林纳的。我为我的收藏中有了一位职业演员的‘广播讲话”很自豪。直到现在，这台录音机还没有派上它原来设想的用场，只是让孩子们在有聚会时录点欢声笑语。我的感觉就像乾隆皇帝接受各种外国钟表时的那种情形。我敢说他一定让他的嫔妃们玩了好一阵子。”　　但是大家都赞赏思成买的小型克劳斯莱牌汽车。在办完没完没了的通过中国海　必和上牌照的手续之后，它成了全家特别是徽因的天赐礼物，她可以以从前无法想象的轻松被载去访友或把朋友接来看她。　　秋凉以后徽因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医生们决定采取初步的措施看她能不能承受肾脏手术。她在10月4日从北京的医院病房里给我们写信说：“我还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又来住院吧。　别紧张。我是来这里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处的零件补一补，用我们建筑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堵住几处屋漏或者安上几扇纱窗。昨天傍晚，一大队实习医生、年轻的住院医生，过来和我一起检查了我的病历，就像检阅两次大战的历史似的。我们起草了各种计划（就像费正清时常做的那样），并就我的眼睛、牙齿、双肺、双肾、食谱、娱乐或哲学建立了各种小组，事无巨细包罗无遗，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关于当令世界形势的重大会议一样多的结论。同时，检查哪些部位以及什么部位有问题的大量工作已经开始，一切现代技术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结核现在还不合作，它早晚是应该合作的。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逻辑。”　　她从对她自己身体的品评转向对她卧床的西四牌楼中央医院房子的议论。“这是早期民国建筑的杰出创造。一座集民国、袁世凯式、外国承包商、德国巴罗克风格于一体的四层建筑！我房间里两扇又高又窄的正式窗户朝向南面，可以俯视前院，由此人们能想见1901年的老式汽车和四轮马车以及民国初年的中国权贵点缀着水泥砌成的巴罗克式的台阶和小径的情景。”　　在一阵情绪高涨中，她和宝宝以及她的年轻朋友们游了颐和园。“在颐和园内，我花七万元雇了一顶全程游览的轿子直上园后的山顶，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有一次陪斯坦因夫妇来过。我们玩得很开心；一夜下雨以后天气好极了。周围能看出好几英里远。孩子们徒步陪着我，高兴得不得了。从他们那里得到那么多的照顾使我感到美极了。老金和思成真好，我们外出一天他们看家……你看，我就是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手术最后还是做了，但是直到1947年12月才做的。这两个月的担惊受怕当中，既有短暂的发烧、进一步的测试，又有输血的并发症，最后还得等医院来暖气。在手术之前，徽因为防万一给我写了诀别信：“再见，我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忽然间降临，送给我一束鲜花，还带来一大套废话和欢笑该有多好。”　　思成的一封电报报告说手术是成功的。手术后不久思成和老金两人都写信来要我们搞点特效药链霉素。这药也不容易弄到，但我们还是想办法托到北京出差的美国朋友分别带了两份去。最后我们得到消息说，徽因已出院回到她清华园家里自己温暖舒适的卧房中，这个地方她戏称是“隔音又隔友”。　　到2月中徽因已摆脱了术后的热度，她的体力在逐渐恢复。思成说，“她的精神活动也和体力一起恢复了，我作为护士可不欢迎这一点。她忽然间诗兴大发，最近她还从旧稿堆里翻出几首以前的诗来，寄到各家杂志和报纸的文艺副刊去。几天之内寄出了16首！就和从前一样，这些诗都是非常好的。”　　他在附言中要我们寄一盒500张的轻打字纸作为新年礼物。“这里一张要一万元，一盒就是半个月的薪水。”这么厉害的通货膨胀真是难以想象。老金也写信来说徽因是好多了，但又补充说，“问题在于而且始终在于她缺乏忍受寂寞的能力。她倒用不到被取悦，但必须老是忙着。”她修改、整理和争取刊行她的旧诗。老金鼓励她这么干，“把它们放到它们合适的历史场景中，这样不管将来的批评标准是什么，对它们就都不适用了。”　　在1948年3月，思成被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学部艺术史方面的院士。8月份他飞往南京，参加研究院创建20周年庆典和在研究院总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院士会议。这是和许多老朋友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内战已濒于危急，短期内蒋委员长就将下野并迁往台湾。中央研究院是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要跟着迁去。思成是不想动的。----------------------------26．最后的信----------------------------　　1948年3月31日，是思成和徽因在渥太华结婚的20周年。一些亲密的朋友们和梁家一起在他们清华园的家中举行茶点庆祝会。徽因即席做了关于宋朝都城的报告使大家都很惊奇。但是老金却很替“新郎和新娘”担心。徽因的刀口曾裂开了差不多一英寸，正在用链霉素进行治疗。同时，老金写道，思成自己是非常的瘦，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华担任着非常繁重的课程，而“每天的生活就像电话总机一样——这么多的线都在他身上相交”。　　那一年是清华建筑系建系的第二年，就读的学生自然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共计41人。思成负责讲授主要的历史课，先叙述西方建筑的演变，接着就讲中国建筑史。他还参加一周两次的建筑评图课。1948年5月他在清华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写信来说，“我从来不大喜欢教书。我宁愿做研究工作。但学生们的作品补偿了我。一般来说他们都很聪明和专心，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并使我无法进行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矛盾。”　　在内战期间野外考察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营造学社自从迁回北京以来还没有搞出一个工作计划。而且，他在美国的几个月已使他研究城市和建筑学的因素的兴趣增强。这些考虑促使他把建筑系改组成两个部分——建筑和城市规划。克拉伦斯·斯坦因为新的专业捐赠了供教师和学生用的二百册图书。　　思成一定很希望能有时间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及其对中国的应用。他的眼光超越了当前建设的迫切需要。他优先考虑的是为他的人民提供一个能够居住的健康的总环境。他要保证他的学生不仅仅是在技术上过硬，他们必须深刻理解人类对于美、舒适、空间、健康、安全以及睦邻关系的需求。　　1948年，一位新朋友进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个刚刚从上海的中学校　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到北京来是想进清华念书，她父亲给徽因写了一封介绍信。她根据对梁氏夫妇的最初印象把他们描绘得栩翎如生，同时也使我们对这位作家在她这么小的时候有个初步印象：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她成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些什么呢？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但是，真的见到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祝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有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那时她的健康状况极坏，下午常常发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三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就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候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就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不考虑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对建筑的知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　　“她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听到谈太庙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的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国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祥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　　“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钞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和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