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4

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　　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　　在仙人丛中显得非常渺小猥琐。和尚们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　　个塑像群，尽避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　　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房屋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　　因为重修房子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　　看过了。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　　但是我的最大惊喜是当我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产生的。我在那里　　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双　　‘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而不用‘王柱”，这和后世中国建　　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　　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　　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　　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　　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　　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　　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　　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　　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先大厅的墙上一定都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的壁画部　　分是‘中楣”——过梁上边和斗拱之间的膏泥部分。各部分的中楣绘画水　　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幅带花边的画着一些菩萨，注　　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还有一幅，画着一个菩萨和他的侍从，　　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一幅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　　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尽避只是一小块　　墙皮，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　　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粱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　　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　　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　　的唐代建筑已在面前——但我怎样报道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618年一　　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　　案。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　　视题字时，我妻子径直去工作了。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不同角　　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　　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　　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施主是个女的！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　　个发现中国最希奇的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　　一个偶然的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识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　　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经幢石柱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　　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　　以外，石柱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　　的年代是”唐大中（注2.）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注3.）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合一端的女人，并　　不是像和尚们说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经幢石柱是在大殿建成后不久就竖起的，整个建筑的日期就可　　以近似地确定。这比在此以前发现的最古的木结构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　　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　　筑。个别他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注4.）”　　梁氏夫妇和莫先生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察看、大量、照相，并且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离开寺院之前，思成把他的发现给山西省当局写了报告。他和徽因向住持告别时情绪很高，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对五台山较开通的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建筑物。最后他们坐着骡驮子从北麓离开五台山到代县去，这是“一座计划得极好的城市”，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7月15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七·七事变日——1937年7月7日，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是苦难的一天。这一天，日本人最后采取了占领北京、并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行动。开始是日本军队和当地中国驻军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发生遭遇战。这是和他们在满洲的初次行动相似的日本伪装，意图是想让这种全面侵略和征服在世人面前显得是不可避免的行动。当地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抵抗，可得不到蒋介石的接济，他躲在南京，把他经过德国人训练的军队留起来，作为将来一个没有说明的时候进行抵抗之用。7月29日，北京被日本人占领，战斗停止。　　当他们沿北路躲开日本和傀儡军队绕道回家时，梁氏夫妇的情绪从胜利一下子变成了绝望。但他们两人都是活动家。当前的危机要求他们作出规划和决定，使他们很少有时间沮丧。他们的全副精力都用于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将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走？哪些是我们的必需品，哪些是两个孩子的、哪些是外婆的？我们怎样整理东西了哪些要留下——不仅是东西，还有仆人、亲戚、朋友和责任？从1935年秋天就开始了的整理行装，现在急切地完成了。　　思成当然对如何保存营造学社的宝藏极为关心，包括图画、照相底片和照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和图书。由于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老先生仍然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学社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就要靠思成自己了。因此，当徽因忙于家务的时候（搜寻和整理，烧掉一些剩余物品一送掉或卖掉另外一些，而把其余大部分都扔掉），他就和刘敦桢以及其他同事合作，把学社最重要的材料打好包，送到一个地方保存起来。这些材料包括所有的底片，但他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都带着，希望今后还能用得着。他还把他写的关于他的发现的几篇英文论文寄给我以供发表。　　遥远的西南省份云南的昆明是他们首选的避难地。同时，北京地区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的代表和天津的重要的大学南开大学，决定把他们的教职员、学生和能够迁去的设备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流亡的”联合大学。他们有一个庄严的目标，这就是要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限制被征服民族智力发展的图谋——这种图谋在他们对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政策中已暴露无遗。近期计划是在中部的城市湖南长沙建立联合大学。　　北京的8月是一个紧张的准备、收拾行装、同亲人商量和等待那适当和可能的时刻离开的月份。但是当思成被日本当局要求组织一个日中友好协会的时候，时间就突然没有了。荒谬绝伦！难道说他们以为他儿时在日本度过十年的时光就会把他变成一个驯服工具吗？显然他必须在他们禁止他离开之前赶快走。　　注1.摘自梁思成：《寻找古建筑》。　　注2.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译者注。　　注3.紧接于公元845～847年大批处决佛教徒之后。　　注4.据作者原注说出自梁思成著《寻找古建筑》，但原文未找到，故译文仅据其　　它资料核对了一些专门名词。——译者注》----------------------------16．逃亡----------------------------　　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除了两个孩子和外婆以外，还有老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在那里思成和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营造学社的底片和其他贵重物品锁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保　避起来。一张匆忙写成的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部不知道从那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　　老金后来写到过这次旅途：“没遇到大不了的困难，但通常的困难就已经够呛了。我们绕来绕去到了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已是10月1日了。联合大学11月1日开学。”　　从他们到达这个过于拥挤的城市长沙的时候起，就时常拉空袭警报。尽避直到11月24日为止一个炸弹也没有掉下来过，急忙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为日常习惯。然而这一天由于疏忽，反而没有拉警报。当地面上的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已成空袭目标时，日本飞机已在头顶上了。　　徽因写道：　　“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　　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　　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　　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　　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　　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　　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　　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　　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　　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　　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　　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　　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祝　　“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们在这儿　　那儿闲逛，到妇孺们来此地共赴‘国难”的家宅里寻找一丝家庭的温暖。　　在轰炸之前，我们仍旧一起聚餐，不是到饭馆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间房　　子里的小炉子上的烹饪，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　　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　　们的情绪还很高。　　“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　　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　　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　　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徽因的话，说什么没有积极的战时工作，“我们实际上是‘战时厌物””，尽避只是随便说说，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在长沙的朋友们中间普遍流行并经常谈论的情绪。中国政府很清楚，受过教育、具有高级技术的人们是未来中国的宝贵资源，而他们只是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学者们不能当兵，而是应当整体地保留起来为国家所用，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政策。因此国立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除了少数例外，都被关在他们的学校里，而抗击日本人的实际战斗就落在不识字的农家子弟或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后者经常　被抓壮叮　　同时，那些被保起来、不会丢掉性命而留作今后之用的知识分子，却非常不满意。那些研究人员、教员和学生，现时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依靠政府的资金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除了服从以外别无它法。那些被剥夺了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的爱国分子，经历着越来越大的苦恼、负罪感和愤怒。　　“我们又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进行艰难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徽因写道，“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相互间不通消息。”　　他们自己亲爱的“家庭成员”老金就是其中的一个。联合大学中他领导的系临时在离长沙一段路的南岳组建。他一个星期以后才得到长沙被炸的消息，而当梁家已启程前往昆明后的五个星期他仍然留在湖南。他写信给我们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当梁氏夫妇在12月8日把五口之家塞进天亮之前要从长沙开往昆明的超载的大汽车时，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在离开一个大迁徙又参加另外一个。大批从广州和东南其它地区来的难民也在涌向昆明或战时陪都重庆。　　在湖南邻近贵州的一个小城晃县，梁家的旅程突然中止。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在冰冷的天气中搂着小儿子坐车的徽因还一直在欣赏那沈从文笔下描绘的湘西美景。到达晃县以后他们才得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车都已被征用，以迁走空军学校学员和机器。一般乘客只能无限期地在那里等候。　　在这个关键时刻，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很厉害的支气管炎，并迅速发展为肺炎。城里很脏的小旅馆挤满了难民。思成毫无办法。他怀着极大的焦虑走在黑暗而又泥泞的街上，忽然听见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传出有人拉提琴的悦耳声音。“这演奏者一定是来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时敲了敲门。在里面他遇上了一屋子空军学院的八位学员，他们是在等车到昆明去。他把他的严重问题告诉了他们：有重病人却没处可呆。年轻的空军学员们欢迎了他们一家，挤到一起去给新来的人腾地方。　　奇迹还不止此。在大约一百个也被阻在这个小村里等车的外来者当中，有一位女医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又曾专门研究过中草药。她给徽因吃了一些根据西医理论处方的当地能买到的中药。这样徽因就在“那个用薄板同那些可爱的年轻广东飞行学员、可憎的当地下等妓女、骂骂咧咧的赌棍、操着山东方言的军官和从各个不同省份来并具有不同气质的司机们隔开的小屋子里”躺了两个星期，而“那些司机准是和那个旅馆里的妓女赌博和喝酒来着，以便第二天在危险的路途上开车好有足够的精力”。同时，孩子们的爸爸做了他们的玩伴。他教给他们怎样看地图，带他们到河边散步，用石头打“水漂儿”给他们看。　　梁氏夫妇在这里开始的、和八位空军学员的亲密友谊，后来在学员们到昆明进行最后训练期间和作为飞行员的战时勤务中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父母都在沦陷区。他们把梁家当成自己的家，而梁氏夫妇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样热爱着。　　两个星期以后徽因的烧退了，很快就来了一辆十六座的小鲍共汽车准备开往昆明。“我们的旅行重新开始了，”徽因写道，“情况糟透了，从凌晨1点钟起我们就在黑暗中奋斗，把我们自己和我们随身带的物品（已是少得可怜）塞进汽车。当10点钟汽车终于开动时，车上已经挤了27名乘客。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天黑下来的时候外婆又发冷又发热。但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坐这辆破车继续前进。它最后停在土匪多得出了名的荒凉的贵州大山顶上——没有汽油了。全家拉着孩子们冻僵了的小手，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沿着山路徒步前进。“我们又一次遇上了奇迹，在峭壁的一旁我们找到了几所房子并被让进去过夜。”　　叙述到这里，徽因对路途的其余部分用一个生动的段落就匆忙讲完了。“后来又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关于坏了的汽车，意外的停留、投宿丑陋肮脏的小旅馆，……不时还有一些好风景，使人看到它们更觉心疼不已。那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这些都是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想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还要夹杂我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注脚。”　　经过这么多的“故事”，梁家终于在1938年1月中好歹到达了昆明。他们本来在长沙上汽车时准备进行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17．在昆明定居----------------------------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这个省南边和西边都和缅甸接壤。这个城市离东海　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是如此遥远，战前上述地区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很少知道或访问它。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曾从印度支那的海防修了一条窄轨铁路到这里，想在这内地乡村开矿赚钱。在日本侵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条铁路成了那些买得起轮船和火车票的中国东海　岸难民通向西南的好通道。　　对于从北京取道难走的陆路来的梁家来说，昆明的明媚阳光、温和气候和美丽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让人高兴的。尽避气候温暖宜人，云南的人们却大都是冷漠和不满意的。他们把从东海　岸来躲避日本侵略的难民们当成入侵者，——这些口操奇怪方言的外省人差不多是空手来的，把这里的生活进程都打乱了。对于省里的老百姓来说，民族屈辱和民族自尊都是陌生的。日本人侵略遥远的东部省份与他们何干？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要在拒绝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难民们当中激起愤慨。　　营适学社的前景是暗淡的——没有资金，没有所长，没有工作人员。如果它这时候还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存在于思成本人要在这里将它重建的决心之中。同时生活费用经常上涨和现有资金缩减而资助无可指望，都是很可怕的。思成和徽因为了起码的生活，只好靠他们建筑师的技巧，开始给糖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他们的雇主是一批可憎的人，而且报酬很不稳定。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为了养家的可怜努力到1938年年中就结束了。当时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使他被迫卧床了六个月。在他康复时他的决心得到了报偿。中国营造学社又摇摇晃晃地在云南起步了。周詒春代理董事长，而中华文化基金会有一小笔款子可供明年的经费之用，只要梁思成还像以前那样领导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暗示要他试验用本地材料建造廉价的大学校舍。最大的变化显然是发生在梁思成本人身上。他过去的来信总是流露出深深的不满意，现在则又有了希望。他的营造学社能够继续干下去，他的家庭又有饭吃了，而最使人高兴的是，他的专门知识现在在昆明又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3月初，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陆续开始从长沙来到昆明。至少有一些是从海防取道窄轨铁路来的。他们当中有老金。他和梁家及其他好朋友快乐地重逢了。徽因写信给我们说，“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三天以后，老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叙述他的最初印象。“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研院图书馆也快迁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在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说到徽因自己，在长久离别之后他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他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最后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严肃。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那些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的障碍和物质的困难。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那些在晃县和梁家做朋友的学员们这时已从设在昆明的空军学院结业。他们邀请思成和徽因作为他们的家长出席他们的结业典礼。跟着典礼之后，就有频繁的空袭警报，最后有一次大的，二十三架菲亚特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轰炸了空军学院，炸毁了停在地面的飞机。这是新毕业的空军学员头一次和敌人遭遇，他们的飞行员朋友之一的高中尉，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敌机，追赶其余的直到广西边境，但打赢的显然还是日本人。　　过了些日子高中尉驾驶一架油量表坏了的飞机，只好做了一次迫降。“他第三天早上才坐慢车回来。在他失踪的那两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后来看到他平安回来，只是下颚受了些轻伤，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全城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得到了关于战斗及其结果的第一手消息。　　“这八位年轻战士都很勇敢，对于我们国家和抗日战争充满了直率的信心。他们都有一付可羡慕的好身体，他们受的训练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贡献他们的技术，必要时无条件地贡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这样。　　“他们以一种很天真的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我们。我们中间已产生了巨大的爱。他们到我家来或写信给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好几个都上了战场，有些则留在昆明，保护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个我曾写信告诉过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个最让人怜爱的，现在已经订婚了。　别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什么事，他的女朋友将怎么办。我们就是答复不了这类问题。”　　在以后几年，这些飞行员一个个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的遗物都被送到粱家。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八个人没有一个还活着。　　梁家在一所住宅中占了三间房子，而住宅的大部分则是由一家姓黄的住着。徽因曾对家中的情况有过简略的描述：“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黄家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　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的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思成关于公元6世纪赵县大石桥的英文论文手稿寄到了剑桥。他是在他们从天津出发西行的时候寄出来的，希望它能在美国发表。我找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请教，他自己是法国建筑史的专家。恰巧他的研究题目之一就是法国最早的散拱桥，它比它的中国先行者要晚十个世纪。他怀着越来越大的爱好审视了随稿子附寄的精美图画和莱卡照片，他读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给权威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Point），井附了自己的推荐信。《笔尖》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将论文分两次刊出。　　《笔尖》给作者付了稿费，但思成夫妇真正的惊喜还是在收到登载论文的杂志的时候。论文印在精美的纸上，使图片显得更漂亮，而文章的版式设计也很宽松雅致。这一成功恢复了思成同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的联系，正是他们，在他在北京的最后岁月中发现了他。他的情绪因此大大提高了。　　随着营造学社在昆明重新组建并受到资助，尽避规模小一些，新近从北京来到的工作人员中的建筑史学家也开始了他们在本地区寻找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在他们的发现中有少数几所宋朝寺院（注1.），但它们不过是营造学社《汇刊》中已经研究过和描述过的较大例证的地方翻版。当思成正患脊椎关节炎时，刘敦桢来到了昆明。他开始在昆明附近开展了调查并领着一个小组进一步向西到大理、丽江研究了宝塔、寺庙和民用建筑。　　直到此时为止，学社对研究住房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的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若干世纪以来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发现中国建筑的各个发展阶段。出于好几个原因，民用建筑对此关系不大。有钱人的住宅随着主人的意思而变得和原始的形式不同。穷人的住所由于居住者无力对付自然力的破坏或仅仅是由于疏忽而解体。至于那些在都城的皇宫，它们常在王朝之末被他们的后继者烧毁或拆掉。　　然而，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累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同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　　1939年秋天思成带了一个营造学社的考察团离开昆明，去对四川省四十个县进行六个月广泛和细致的考察。同行的有刘敦桢、莫宗江和陈明达。他们对寺庙和宝塔进行他们习以为常的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毫不奇怪地，他们发现此地的宝塔跟寺庙一样，都反映了中国中原地区的发展，尽避在时间上靠后一些。　　与此同时，他们高兴地发现了四川西部彭山县江口镇附近的崖墓，它表现了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木结构建筑。他们热切期望对这相对来说鲜为人知的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他们具备专业知识，但缺钱来资助新的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报告，或发表关于他们在西南地区的已有发现的报告。　　1940年春天，在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前，在徽因的监督下，他们共同设计的在离开昆明8英里的小村庄龙头村的三间房的住宅完工了。距离城市这么远，他们希望能避开轰炸。“它费了我们认为能付得起的两倍的钱。”徽因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我在告诉你们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的境况如何时真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已经五个月了。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好。”尽避我们常常寄去的支票并不是直接有用，因为这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得到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付清三个房间的住宅建筑费。我们寄去的支票1940年9月间寄到，碰巧解决了问题。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它有三到四英尺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来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开张时女人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个三条腿的火盆上做的，它的顶部离开厨房的泥地不过18英寸。它只能支一口锅。燃料是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它们必须被煽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上烧热，任何家庭要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家中最宝贵的财产。除此之外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跋涉到村里去购买买得起的食品并带回家。这事必须天天做，因为冷藏根本不存在，连想都没想过。当然没有电话或运输手段。照明用菜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要更换穿破的或孩子们显得太小的衣服是个大问题。布差不多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问到她一天的生活，徽因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老金用两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他对徽因这个时期生活的看法：“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思成在离家6个月之后回来，徽因写信来说：　　“我们现在住在离昆明城里8英里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尽头新建的一所三居室的住宅里。它周围风景还不错，没有军事目标。我们的住宅包括三间宽敞的屋子和小巷尽头的一间厨房，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还有一间佣人的房间直到现在还空着。春天里老金在我们的住宅尽头处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现在就齐了，但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钱）端升也在这里筑了小房子。我们的房子是最后盖的，所以结果我们就只好为了所需要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头和每一颗钉子而奋斗，还得参加运送材料和实际的木匠活和石匠活。　　“这房子的某些方面，”她说，“并不是没有美丽或使人高兴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它，甚至为它感到骄傲。”　　说也奇怪，这是这两位建筑师为自己设计的唯一的房子。它座落在村外边。它是在开洼地的边缘，紧靠着高高的堤坝，上边长着一排高高的笔直的松树，就跟古画里的一样。优美的环境和气候在徽因的心中立即引起了反响：“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风景真是美极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而野花使人回想起干千万万种久已忘怀了的美妙感觉。随便一个早上或下午，太阳都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悄然射进入们在一个混乱和灾难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的受了创伤的对平静和美的意识。可是战争，特别是我们的抗日战争，仍然是君临一切，贴近我们的身体和心志。”　　到11月，徽因写信来说，轰炸越来越凶了。“那日本轰炸机和追击飞机的机枪扫射都是一样的切肤之痛。不管飞机就在上空或尚在远妙，都是一样——都是肚子里的一种要呕吐的感觉，特别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而且在这一天中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可怜的老金，他早上在城里有课，经常是早晨五点半就从村里出发，甚至在课还没有上的时候就遇到了空袭，于是不得不又和一大群人一道跑出来，走向另一座城门、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山，直到下午五点半以后才又绕一大圈走回村里，一天都没有吃饭、没有干活、没有休息，为干这个什么都耽误了。”　　11月的轰炸加剧又迫使梁家离开他们的温暖的小屋和亲爱的朋友们再次迁移。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后就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而周詒春博士，现任营造学社董事长，提名思成为学社社长并把学社附属于政府支持的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由教育部负责的。教育部下令研究院的研究所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西边大约二百英里、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李庄。　　思成在一封信里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注1.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记与此不同。——译者注----------------------------18．离昆他迁----------------------------　　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0年11月底坐卡车离开了昆明，车上还有另外的三十一个人，年龄从七十岁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每家都得到一份可怜的行李津贴。他们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劝骑马蹲档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那是当时中国普遍的交通方式。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走的那天思成忽然发烧了，只好被留在昆明，他在三个星期后到达。　　“到达后不久，”他写道，“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然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避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同一个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了。”　　老金信中关于他是这样写的：“从开战以来他就随学校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他1939年夏天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可以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一百多学员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已成为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一个空军驾驶员。他得到了他自己选择的专业，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对她弟弟的悼念和她为其他八个“兄弟”（在晃县认识的年轻学员）阵亡的伤痛结合在一起。三年后她写了一首诗：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注1.）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辗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我当时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鸵！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