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2

注4.1926年1月17日《蒙塔纳报》（比林斯）。----------------------------5．回家----------------------------　　思成的父亲从地球的另一面继续给他的新婚儿子以父亲的指导。他掌握了订婚和结婚的中国一端的仪式。现在他正在为他们取道欧洲回来安排归程（注1.）。他反对他们取道西伯利亚回来，因为俄国是“野蛮的和残破的”。在进出俄国的时候都可能出意外。“游历南欧是主要的目标，而从那里去莫斯科转乘火车回家是非常不划算的……我替你们拟了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很具体。他们要从加拿大到美国，然后就到瑞典和挪威，因为斯堪的纳维亚有很具特色和有意思的现代建筑，然后到德国去看古代城市和莱茵的堡垒，然后再到瑞士去看自然美景，然后到意大利。在意大利要呆得长一些，以便彻底了解文艺复兴的妙处。最后他们要在马赛上岸回国。事后他又想起，“到西班牙去一趟也是不错的。刘景凯（注2.）在那里当大使，能够照顾你们。你们也可以到土耳其去看伊斯兰建筑。如果你们真的去了，要替我观察一下那里革命后的政治。（他没有提到伦敦或巴黎。）　　过了几个星期他又写信给思成，说了一些进一步的想法（注3.）：“如果你们想从西伯利亚回来好省点钱，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可以帮你们作些安排。你们到欧洲以后，我希望你们做详细的日记。如果它有文学价值，我将把它编辑出版。随信寄去十二张我的名片，你们到各个使馆去的时候可以用得着。”　　在这封信之后，父亲和新婚夫妇之间的通讯由于他不写信而中断了两个月。他的健康状况突然下降了。然而在四月间写的一封长信（注4.）中他对他们说：“我的身体好多了。　半个月以前我在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输了血，验血正常。”　　结婚仪式后的两个月的间隔，足够使大姐和思成自己的叙述用慢船邮递到中国寄给父亲。他写道，“家里的长子已完成了这一重大的仪式。你可以想象老人们该有多高兴。特别使我欢喜的是，我一向偏向女孩，而现在有了一个和自己的女儿一样亲的儿媳。我想给你们计划一下未来，但要你们知道其中的困难。即使你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别灰心丧气，这还不是人生中最可怕的敌人，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来压倒我们。”　　思成自己前几年的学习当然已经使他产生了他自己的目标。他显然已经向他的父亲提过，他想研究“中国宫殿”的历史。梁启超认真地考虑了，但是并不太热心。他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古代建筑已经被毁”，而目前情况又使得野外考察成为不可能。但他又告诉他的儿子，他从文学中得到了一些有关中国建筑的有趣想法，“也许你能对我给你的例子进行研究。”　　给了这种暗示性的鼓励以后，思成的父亲又叫他转向他的第二项专业——中国美术史。说到这里他变得十分热心。他把各种画派分析了一遍，详细地叙述了许多位画家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他们的历史背景，安排他儿子去参观和研究他有特殊关系的私人藏画。　　在信的最后一段，父亲的全能全智的忠告让位于对爱和关心的诉求。“你们的信实在太少。老人都爱他们的孩子。在康复期中最大的快慰是收到你们的信。我真的希望你能经常告诉我你们在旅行中看到些什么（即使是明信片也好），这样我躺在床上也能旅行了。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儿能写信给我。（注5.）”　　病人的这种舔犊之情在他此后不久写给大女儿的一封很亲密的信中有所表露。（注6.）他对她抱怨思成对于他几个月来指导他就业的信没有反应，“他的信本来就少，而对这件事更是一字未提。可能我不管给他做什么样的安排他都不会同意。我感觉我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爱。在这些方面，他实在是还太年轻和太不懂事。”　　实际上，思成已经27岁，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四年的专门教育，而且已经结婚。那四年他是在远离他父亲的地方度过的，在那里他每天都要作出没人帮忙的决定。他的美国同学的家里同大学一样，都期望他们能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思成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从小就懂得尽孝道是做儿子的根本义务，而且他也无疑地热爱和崇敬着他那杰出的父亲。然而他已经不是那个四年前离开他父亲的四合院时的年轻而不懂事的孩子了。梁启超为他儿子对他的指导明显的无动于衷很是恼火，但思成很可能感到在他能够面对面和他父亲谈话之前，保持沉默要比通过邮件进行辩论要更好些。　　同时，对这一切全然蒙在鼓里的梁启超，已经运用他的影响说动清华大学考虑（不太情愿地）给思成一个教席（建筑学？）以及一个教绘画的位置。然而，到四月份，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做父亲的很快就认识了它的优点。沈阳（奉天）的国立东北大学要成立建筑系，工程学院院长要宾大建筑系出色的毕业生杨廷宝来当系主任。杨廷宝是梁思成的同窗好友，却已接受了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聘请。他推荐梁思成，认为他是唯一合适的人眩知道思成夫妇还在欧洲旅行，他答应院长去和梁启超商量一下。　　梁启超立刻替他儿子采取了行动。5月13日，当那度蜜月的人们还在欧洲、几个星期以后才能回家的时候，他在给他大女儿的一封信（注7.）中写道：“思成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东北大学和清华都答应给他工作职务。东北大学更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开创一个建筑师事业的前景很好。他可以在那里组织一个公司，从小开始，慢慢做大。因此在他回答之前，我就替他作主了，拒绝了清华的聘请，接受了东北大学的职位。”　　与此同时，那年轻的一对度蜜月到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连袂访问欧洲大陆。就和一代代美国建筑系的年轻毕业生一样，他们从一地赶到另一地，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一切他们学过的东西都看到。他们本来计划在欧洲度过整个夏天，可是家里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缩短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原以为要到他们所熟悉的清华大学去教书了。当时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通讯是如此之慢，而新婚夫妇又是如此经常地在移动之中。梁思成在一切都已决定以后一个月才知道他的工作变动。他父亲在6月9日收到他一封电报，问他在清华将教什么课（注8.）。他父亲回答说，“和东北大学的商谈已到了最后阶段。对你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职位。只是参考书要比清华少些。东北大学是真需要你而清华还在犹豫，因此我已让校长撤回他的建议。”然而，他又说，最近沈阳的炸弹爆炸事件造成那里的局势混乱，大学在新的学期是否真能开学还不清楚。他让思成8月以前回来。到6月19日（注9.）他又认定，尽避满州局势危急，但东北大学将不会受到影响，他写信给大姐说他已替思成订了月薪265元的合同，这使他成为那里薪金最高的教职员之一。　　同时，躺在天津家中病床上的梁启超又在操心年轻夫妇回来时将会面临的儒家义务了。他们将必须完成向祖先的祭告仪式，这最少也得8到10天做准备。此外他们还必须到北京去祭扫祖先的坟墓。要完成这些做子孙的义务，时间真是太短。使徽因也能尽其孝道的福建之行看来只能推迟到寒假了（注10）。　　比预定时间提前到家的紧迫性决定了旅行的方式。思成夫妇决定去莫斯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道火车，尽避父亲不喜欢“野蛮的、残破的俄国”。这一选择导致了和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的不期而又快乐的相遇，他们是查理斯和蒙德里卡·查尔德，他们成了长途火车旅行中的好旅伴。查理斯在1980年应我的要求写成的对这一段往事的回忆，生动地记述了思成夫妇回国的经过。　　“人的一生中有时候有些具有神奇性质（某种不会重复产生的东西）　　的片断或插曲。我们同梁氏夫妇短暂而热烈的友谊就具有这种性质——一　　扇敞开的通向共同憧憬的大门。　　“1928年初夏的一天，费迪和我坐上一列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从　　莫斯科缓缓东行，车子不时停下来上水或装木头燃料。在车子停站的时候，　　人们都跑到站台上去，走上走下地乱转，同当地人换东西吃或者泡茶。　　“在这些粗鲁的、发臭的旅客群中，这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显得特别　　醒目，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除了那自然的沉默寡言以外，在　　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辉和热情。在这种相互愉悦的　　心情驱动下，我们几乎立即投入了热烈的谈话——在他们是因为，他们向　　我们解释说，他们是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去，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　　而在我们则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到一次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　　我们两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今天回顾起来，火车旅行生活的单调以及同　　其他旅客交谈的语言障碍显然也促进了友谊。　　“但是谁能‘说清楚”爱？它就这么来了——我们相互陪伴时感到欢　　喜并且发现彼此间很容易亲密地找到共同的观念、计划和志向。　　“火车颠簸前行，经过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以　　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站头，最后到达了和中国中东路的接轨站，我们四个人　　在这里登上向东南穿过满洲的火车，经过哈尔滨、沈阳，到达黄海　边的大　　连。　　“我们在沈阳停下来，对一座沿大街布置着石刻人像的古老大图书馆　　作了礼节性的拜访。思成的父亲在那里有熟人，当我们走过毛笔书法和绘　　画的珍藏精品展览时，梁这个姓氏产生了巨大的奇迹，引来无数的打躬作　　揖。　　“从大连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横跨直隶湾驶往大沽口，天津的外　　港。然后又在黄昏和瓢泼大雨中从天津登上一列又慢又漏的火车前往北京。　　车顶上坐满了乘白车的旅客。尽避如此，雨水还是漏进来，落到我们用报　　纸折成的帽子上，落到立在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上。我们就这样到了北　　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混合着人力车夫　　和乞丐的叫喊声，在吵吵嚷嚷中把我们迎到了这座我们梦寐以求的城市。　　“……在北京梁氏夫妇成了我们忠实的导游。从景山到天坛，从玉泉　　塔到元代土城，到香山，参观了各种饭店，戏院，街市，商店，送葬行列，　　甚至到了老梁先生的有围墙的私家花园，到了有许多叔叔阿姨参加的在一　　系列有着各种笼养小鸟、夏日花卉、水池、树木的天井里举行的豪华宴会，　　到了紫禁城里无穷无尽的房间和庭院。一切都是免费提供的，一切都点缀　　着热切和殷勤的气氛。　　“那些在北海、孔庙以及其他圣地残存的辉煌中进行的委婉的谈话，　　加强了友情的体验并使之更加难忘。在这些谈话中大家渐渐明白，他们的　　回家已经成为一种震惊和失望。他们说，明显的是，不管他们所受的教育，　　他们要找到一种办法以便有益于那些年里混乱和变化中的祖国或给予实质　　性的影响，都是特别困难，或许是不可能的。由于要和官僚作风和漠然态　　度迎面相撞，在戏剧领域和建筑方面的新旧融合问题似乎难于克服。然而　　口号仍旧是‘坚持！坚持！”　　“有时那种玩世不恭和遭受挫折的感觉会冒出来。在这种时候我们就　　坚持认为，尽避有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无知，这终究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　　长远来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尽避如此，显然我们的朋友在感到自己就像　　是一对里普·凡文克尔（注11）。他们回到了一个忽然间变得不熟悉而混　　乱的中国；然而他们还是决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把他们新的技能和创造　　力贡献给杂乱无章的环境。他们有充满田园诗般的憧憬的时刻，其余的则　　让位于怀疑。　　“菲莉思是感情充沛、坚强有力、惹人注目和爱开玩笑的。她疯狂地　　喜欢梅兰芳，因为梅兰芳在她在场时从来不敢坐下；她为能把传统戏剧带　　进二十世纪的节奏的前景而欢喜。思成则是斯文、富于幽默感和愉快的，　　对于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商店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被破坏深恶痛　　绝。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　　在其早期阶段的产出也要比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一种罕有的产　　生奇迹的配合。　　“在那军阀土匪当道的混乱年代，在我们看来，即使以他们的才能和　　优越的社会地位，似乎他们也将在中国社会的大旋涡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就在他们传奇故事的这一段，我们必须离开到京都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　　过他们。”　　在此同时，那高兴的父亲把长期离家的思成和徽因归来的消息告诉不在家的孩子们（注12）。　　“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　　父亲的病已经十分严重，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全家人认识到。他一辈子都很健康，历来都是家里无可争辩的主人，负责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正因为他意识到全家都依靠着他，他就向他们隐瞒了1928年早春他发现尿中有血的事实。但他自己是认识到其中的危险的。他去进行检查的北京德国医院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发现恶性变化。出院以后他就用中药治病，可是没有什么结果。然后他就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诊治，经过几天的化验，诊断出一个肾有病变。1928年3月16日，他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病的肾。然而，他的尿中继续有血。医生们命令他休息，说出血是由于他操劳过度。他们唯一的治疗就是每过两三个月给他输一次血。　　手术是在思成和徽因还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进行的。父亲4月26日的信，叙述了两个星期前输血之后他的健康“大有进步”，看来主要意图是要他们相信一切都没问题。这只是在他习惯性的慈父的忠告和对思成事业前途的不断寻求的小小中断。　　即使在新婚夫妇于夏末回家以后，重逢的喜悦和迁往满洲的匆忙准备好像使人们想不到父亲的生命已近终结。他照常进行研究和写作，但到11月12日他已不能坐起来伏案工作了。他卧床不起，于1929年1月19日去世（注13）。　　著名学者梁启超于55岁的英年早逝不仅对于他的毫无心理准备的家庭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对于他的同侪和追随者，以及他的著作的无数读者都是一个巨大损失。他的长子思成担负起了新的职责，为公众写出了关于他那显赫的父亲一生最后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的记述。它在梁逝世后两天登载在主要报纸大公报上（注14）。它的第一句话——“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玻”——有着他当时还意识不到的悲凉味道。　　四十年后，1971年，他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也可能是重要的：1928年11月，即给梁启超做手术后九个月和他死之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在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了。　必于这一往南京的调动，霍华德·L·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注15）是这样解释的：刘博士认为并且教导说，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用他三十三年的余生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矗　　注1.《年谱》，1927年12月18日。　　注2.刘景凯系音译——译者著。　　注3.《年谱》，1928年2月12日。　　注4.《年谱》，758页，第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26日的信。　　注5.《年谱》，760页，最后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l6日的信。　　注6.《年谱》，761页，5月4日。　　注7.《年谱》，762页。　　注8.《年谱》，6月10日，763页。　　注9.《年谱》，765页。　　注10.《年谱》，5月13日，762页。　　注11.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作品《见闻杂记》中的主人公。喻指和时代和环境　　格格不入的人。——译者注　　注12.《年谱》，8月28日，768页。　　注13.《年谱》，770页。　　注14.《年谱》，1929年1月21日，729页。　　注15.第二卷，402页。----------------------------6．教授职位----------------------------　　不管思成夫妇有什么怀疑，东北大学的教职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一个宾大建筑系毕业不到一年的同学，应邀创建一所新大学的建筑系并组建班子，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而且，这还是全国仅有的两所建筑学训练中心之一。另一所设在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内，也是头一年（注1.）才开始招生的。　　对于年轻的建筑学家们的挑战不仅来自大学而且来自广袤的满洲大地。原来是入侵中原并从1644到1911年统治它的满族人的保留地，这一大片北国土地尽避有大批汉族农民迁入，在1928年仍然是属于边疆地区。那年夏天他们以每周四万人的速率，从附近人口稠密的省份河北和山东拥入，而汉族家庭已占人口总数的90%。为了打开这个地区，俄国是首先建造铁路的，但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被打败，把南满的控制权让给了日本。在思成夫妇到达的时候，中长路地区的日军驻扎成为维持秩序的主要因素。汉族的移民大部分也是沿铁路居住，为能逃脱华北军阀的蹂躏而庆幸。然而满洲也有自己的军阀张作霖，他靠日本的势力进行统治。他不满足于对沈阳的独裁统治，兵分四路通过长城进逼北京，意欲打败华北军阀，重组政府并自任总统。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派兵北伐时，张作霖在北京夺权的最后企图被阻止了。他在1928年6月3日乘火车回沈阳，但火车还未到达就被炸，他因重伤而死。　　日军在这次炸弹谋杀事件中的预谋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们还发出了进一步的威胁。可是在这年年底以前，老军阀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就使满洲（此后叫做东三省）和中国的其他部分结成政治联盟。沈阳于是有了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正常的生活得以暂时恢复。　　尽避有这种不安全，思成在大学里的事业开端良好。他刚来就被任命为“建筑系责任副教授”，两年以后被提升为“责任教授”。尽避头衔很好听，第一学年全系一共只有两位教职员——他和徽因。他们两人都教建筑设计，他又开了一门把西洋和中国建筑史融为一体的课程。　　当春天缓解了辽宁省的北国严寒时，家里又增添了新的快乐。徽因有了身孕，在1929年8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再冰”，以纪念她已故祖父的书房雅号——“饮冰老人”。　　1929年夏天，建筑系教职员中增加了三位年轻人，他们也是宾大毕业的——思成的老朋友陈植（本杰明）、沈阳人童寯和蔡方荫。他们全都是执教克雷式建筑学课程的内行，而他们共同的学历和友谊预示着今后年代里有趣的和有生气的合作。不仅如此，梁思成所预见到的对建筑计划、设计和施工监督的需求至少已被认识。在沈阳需要有活跃的建筑实践，于是“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建立了。　　事务所差不多是立即接了两项大活。第一项是给吉林省的吉林大学设计整个校舍。花岗石和加固水泥的大学行政楼、教学楼和宿舍楼的设计和施工等于1931年完成。第二项也是设计高教机构的工作。交通大学计划在辽宁的锦州建一所分校。这个项目的建筑由这个事务所设计出来并开始施工，但后来毁于战火。徽因自始至终参加了设计。她和思成还在一项“公共设计”中合作，设计了沈阳郊区的一座公园，名叫肖何园，还替沈阳一些有钱的军阀家庭设计了私宅。　　思成对古代纪念性建筑物的强烈兴趣继续保持着。沈阳是满洲人在北京建立清朝以前1636至1644年的“首都”。在他能够挤出来的空闲时间里，他丈量了沈阳郊区“北陵”的建筑物。那房檐翘起的大瓦顶和有着无支撑的“幕墙”的木结构类似清宫在北京时期的陵墓。为了练习，他首次仔细丈量了建筑物并且作了最后图稿可以依据的记录。他是在宾大学习建筑史期间和看罗马大奖赛参赛者的图稿展览学到这门技术的。但他的试验失败了，他发现他的丈量不合乎绘制最后图稿的要求。他沮丧他说，“这代表我在追求我后来掌握了的技巧中的一个阶段。”比如，作为改进，他立即废弃了英尺和英寸，代之以公制。　　他第一次企图保护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沈阳市长以阻碍交通为由，决定拆除漂亮的钟鼓楼。梁思成想把它抢救下来，他向那个官员陈述了以下理由：“毁坏容易保护难。它们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为什么你要选择把它毁掉呢？”就像以后常常发生的一样，他的忠告被拒绝了。　　对于组成建筑企业的年轻朋友们来说，一开始就设计整座校园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1929年建立企业到1930年，他们的成就是辉煌的，因为发展高等学校是同日本驻扎在满洲的帝国主义野心直接冲突的。1931年初，日本的军事包围已经变得更加明目张胆。显然蒋介石并不准备用他的军队来抗击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而没有军事抵抗，中国的东北是注定要输给日本的。　　1930年晚些时候，徽因由于诊断出肺病而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到北京治疗。1931年2月陈植走了，到上海开了一家建筑事务所。思成把家搬到北京之后又回到东北大学任教直到1930～1931学年结束。然后他就把系里的事交给童寯，到北京去会合徽因并开始新的事业。当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占满洲的军事行动时，在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建筑师中只留下了沈阳当地人童寯一个人（注2.）。此后不久日本人就关闭了大学，他和其他教职员和许多学生一起南下进关，到了北京和其他地方。　　注1.原文如此，据别的资料说是同一年。——译者注　　注2.童寯对作者的访问。（1981年）----------------------------7． 在北京----------------------------　　1930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他们的小女儿梁再冰和徽因的妈妈都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这里将是梁家在今后七年里的住房。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房屋之间辅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木格子里面都糊了或者是挂着漂白的稻草纸，以便让阳光进来而又让人看不见里边。在院子的北端有一条通向起居室的中央门廊，起居室比别的房间大一些并且直接朝南。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但在每一块玻璃上面都有一卷纸，晚上可以放下来，使室内和外面隔绝。在前面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周围的房子是仆人们的住房和工作区。　　徽因在这里恢复了她的写作生涯。而徐志摩也在这里重新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当梁氏夫妇在美国费城寻求建筑教育的时候，徐志摩则随着他的浪漫天性几乎陷入灾难。1924年夏天他和泰戈尔在日本分手之后，徐志摩回到他最近大出风头的北京。他已和他妻子离婚，但未能赢得徽因的心来代替他妻子的位置。他显然还把自己当成是单身而不断追求着纯洁的美、纯洁的爱、精神自由和创造性。他再一次堕入情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次他不是去追求一个多愁善感的中学女生，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位上流社会的倾城美人。陆小曼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她结婚四年的丈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她的已婚地位并没有阻止徐志摩的追求，如果有点什么的话那也只是刺激他更加热情地去追求。她在她自己的圈子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正像他在他自己的领域里一样。他们的爱情纠葛在北京引起了人们议论纷纷，成了一桩丑闻，以至他只好在1925年离开北京五个月。他回到欧洲并到处旅行，不断写情书向她倾吐他的爱情。她离了婚，他们两人在1926年10月3日结婚。　　梁启超在一封信中向他远在美国的孩子们报告了这件事。“昨天我做了一件我不愿做的事——在徐志摩的婚礼上当证婚人。他的新婚夫人以前是王守庆夫人。她爱上了徐志摩，同王离了婚。这是极端不道德的。我骂过徐志摩好几次，可是没有效果。由于胡适和张彭春一定要我担任这个角色，我就在婚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严厉批评了新婚夫妇。年轻人往往受到自己的感情所驱使，不能控制自己，破坏了传统的安全保障。他们掉进了使他们遭受苦难的陷阱。这确实是可悲和可怜的。徐志摩真是很聪明，我很爱他。这一次我看着他沉沦，很想救他。我真的在尽一切力量来救他。”他以一句体己的话来作结束：“这些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我特别写出来给思成、徽因和思忠。”　　在此后两年中又有关于徐志摩生活的什么消息传到费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看来他的创造力仍是方兴未艾。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25年出版。两年后又有第二部，还有四本散文集。1927年他离开北京去上海教书，在那里他组织了新月图书公司并开始出版新月月刊。通过他的出版物、他的教学活动、以及如同他一向有的广泛的交游，他继续对其他作家施行影响，尽避这种影响已经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缩小了。　　1928年夏天，当梁氏夫妇在长期离开以后从西方回到北京时，徐志摩正独自在英国和欧洲旅行。当他们北上定居于沈阳时，他回来了，情绪很低落，他回到他的生活基地上海，他的教学生活、他的出版公司和他的新月月刊都要求他回来。他那受尊敬的恩人梁启超的逝世，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年胡适邀请徐志摩到北大教书。于是他得以就近不时到沈阳去看望他的朋友们。当徽因的肺病犯了的时候，大家商议的时候他赞成她搬到北京来，以便得到较好的医疗条件和较温和的气候。　　北总布胡同的房子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每当他的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时，他就住在那儿。他既是徽因的，也是思成的受宠爱的客人。在他们的陪伴下，他才会才华横溢，而他也乐意同他们一起和仍然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气味相投的人物交往。　　有一个梁家的亲戚，在1931年作为十几岁的年轻人曾经在梁家见到过他好几次，她是这佯描述她对他的印象的：“他的出现是戏剧性的。他穿着一身缎子的长袍，脖子上又围着一条英国制的精细的马海毛围巾。真是奇怪的组合！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的外表多少有些女性化却富有刺激性。他的出现使全体都充满活力。徽因是活泼愉快的，而思成总是那么热情好客。”　　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金岳霖——他最亲爱的朋友之一。金岳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熟识的人都这么叫他，是深奥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中国头号专家。丝毫不像他的专业所提示的洋怪物，他是高大瘦削、爱打网球的知识分子，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他比梁氏夫妇大几岁。他们就爱回忆他从老家湖南初到北京时的情景，那是清朝末年，他还把他的头发束成清政府所要求的发辫。　　金岳霖在北京学习进步很快，获得赴美留学的奖学金。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尔顿学院，一个经济和商业的预备班。但是随着时间的前进，他那趋于分析的自然倾向和抽象思维，使他转向了哲学的各学科。他在国外留学的期限延长了好几年，最后他又在英国和欧洲学习。他对牛津英语的掌握是惊人的。他回中国后被安排到清华大学教哲学。　　有谣言说，他的私生活中包括几桩同西方姑娘的恋爱关系。其中一个还短时间地跟他到了北京，但他从未结过婚。相反地，他就按照现在这样的方式生活直到最后。他是把自己从属于梁家的。当然徽因是吸引他的主要力量。她那众人都感知的吸引力，向他提供了在他那深奥的精神领域内所缺乏的人性的旋涡。在她这方面，他的广泛的人生经历和他天生的智慧使他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　　他当然是爱她的，但是无私地和坦诚地爱她。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　　1931年11月19日，三十五岁的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课。那天晚上他本应出席徽因为一些外国客人举行的艺术和建筑讲座的。她到机场去接他。飞机过时还不到，她等了又等。实际上飞机已在大雾中坠毁在山东的一座大山上，造成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当时还没有立即把消息送到北京机场的办法。徽因后来是怎样知道徐志摩的死讯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心疼的话，徐志摩用他的诗歌里仍然栩翎如生的字句交付给他的朋友们了。他对爱和生活的依恋只有对飞翔和对死亡的向往才能比拟。　　拥抱我直到我逝去　　直到我闭上眼睛　　直到我飞、飞、飞向太空　　变成沙、变成光、变成风。　　啊！苦痛！苦痛是短的　　暂时的。快乐是长久的　　而爱情是永恒的　　我、我要睡了……　　他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聚集在一起相互安慰。以后他们每年11月19日都集会来纪念他。在他逝世四周年忌日，徽因发表一篇悼词。它最后说：“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心里……。”　　“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兴趣相同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注1.）”　　注1.摘自《大公报》1935年13月8日----------------------------8．建筑史家----------------------------　　中国人对日本1931年9月侵占满洲的憎恨和屈辱感激发了一场持久的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学生和商人领导了抵制运动，但是广泛的参与激起全国人民的一阵新的爱国热潮。　　这真是命运的嘲弄，童年时代在日本过得特别快乐的思成，成年生活的第一个严重打击也是来自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来自可恨的日本军方的粗暴压力把他作为业务繁忙的建筑师和教师的大好事业的开端一下子打断，迫使他寻求类似的新职业。　　离开沈阳时，思成已经接受了北京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单位的职位，它是中国建筑研究会（后改为研究所），正式名称叫中国营造学社。　　这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它的创始人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朱启钤1872年生于贵州，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吏，在其中年时曾在中国政府内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1915年中华民国总统命令他作为内政部长修缮北京的皇宫，并恢复城门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监督这些工程的过程中，他同那些一辈子维修这些皇家建筑的工匠们关系密切。他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等他到了退休年龄，他保持了他的兴趣，继续研究它的历史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南京江苏省宋代手稿图书馆看到一部珍贵的手稿《营造法式》，并把它印行了。思成非常珍视他父亲寄给他的这本书。书的作者，李诫，是当时的朝廷命官，负责监管政府建筑物的建造和修复。他和朱启钤一样，经常同工匠们商量，这些工匠具有按照官家指示锯削木材和建造房子的传统手艺，他们“向他解释了一切”。　　发现李诫的书促使朱启钤建立中国营造学社。他聚集了一批老式的学者来从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书中搜寻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这些学者没有一个具有任何中国建筑学的知识。朱启钤自己也明白，木匠们的行话必须“破译”。通常这些木匠都是不识字的，他们的建筑方法都是用师傅向徒弟口授的办法传下来的，而且还被当成行业的秘密。　　显然朱启钤的研究所需要内行的领导。　必键是要有一位具有中国典籍知识的现代建筑师。朱启钤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知道梁思成刚从国外学习建筑回来。朱启钤在1930年找他谈了话，建议他参加营造学社当研究部主任。　　在1931年，显然日本军事占领满洲不会遭到抵抗，而他们迅速关闭大学已是不可避免，思成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朱启钤的建议。他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热情以及他对自己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务的信心消除了可能残存的任何怀疑。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他由于提出别人忽略了的问题是在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建筑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在克雷的课程中，他知道了西方建筑的发展阶段。在绘图中他被要求掌握它们，而在年复一年地伏案绘图之后，他同徽因一起到全欧洲的蜜月旅行使他们两人都学会一眼就能辨识代表他们学过的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从他参加研究所的第一天起，梁思成就开始采取必要步骤来揭示中国建筑的进化过程。他知道困难在于找到保存比较完好的早期古建筑。而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是尽可能找出那些过于古老以致不可能存留到二十世纪的更早的建筑物以建立一条基本线索。　　朱启钤在天安门内故官废弃的一角建立了他的研究所总部。大概是他的长期官方关系帮他为他的项目争取到了这样的特权。思成在那里设置了他的办公室并立即开始了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在这一阶段。朱启钤对《营造法式》不同版本的知识对他必定是有用的。然而，朱启钤那一代学者十分习以为常的咬文嚼字，在梁思成这样的实践建筑师看来是不合用的。他需要知道李诫用古怪的技术名词称呼的木材的形状和性能。1925年版的插图被大家误解为对数百年来有些残缺的文字的解释。思成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在此后的年代里时断时续，尽避他认为他从书中抽取的宝藏是“难以驳倒的”。　　从思成开始他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新事业时起，他就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通观中国历史，他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长城和许多城墙中间填泥、面上贴砖是例外，砖或石砌成的筒状拱顶的坟墓也是如此。但是那些较少的用比较耐久的材料盖成独立式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宝塔，一般都是木框架建筑的直接模仿。思成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　　1932年，梁思成曾在哈佛研究过其图集的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和关野出版了相关的文字卷，报告了他们在中国农村的考古旅行。在此以前思成自己并没有游历乡村的经验，但是当他读到日本人关于发现山西北部大同的辽代寺庙中的雕塑以及关于河南北部嵩山上1125年造起（和《营造法式》差不多同时）的小小尼姑庵初祖庵的记述时，是十分兴奋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时刚刚出版了他在中国遥远的西北敦煌佛教洞穴里发现的壁画照片集。从研究这些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中的建筑物图像（特别是日本那拉的唐代寺庙）中，梁思成就能够提出一些关于唐代建筑、地面设计、建筑物种类、寺庙设计图、屋顶以及建筑物的基地平台等的假设。　　1932年三月出版的营造学社《汇刊》，登了思成的第一篇文章，专为搜集现有的关于唐代寺庙和房屋的文献资料。从文章一开始他就希望发现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公元618～907年）建造的木框架建筑物。他的文章标志着他已确定了朝向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而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即使有宽广的、外伸的瓦顶作保护，木头的柱子和桁架也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可能人类是最大的敌人。对佛教的宗教迫害周期性地消灭僧侣，摧毁人们在那里顶礼膜拜的巨大建筑物。　　这种文献研究工作是有用的最初步骤，但它并未解开文本损毁的《营造法式》的奥秘。思成每天到故宫去上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好办法。就像李诫本人一样，他向在故宫中干活的工匠寻求帮助。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营造知识，他熟读了1734年印行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尽避他认定它和较早的宋代手册不是一个档次，但它对他研究当时仍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清代皇家建筑帮助很大。他写道：　　“有了《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　　对清代建筑的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矗　　“这本书，1734年由工部印行，共有七十章。它们涉及建筑材料的计　　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对二十七种大小的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不厌　　其烦地提供了丈量方法。然而，对于确定每一种结构的方法和位置则很少　　提到。如果没有工匠来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这本书是很难读的。对于　　中国建筑中最独持的‘斗拱”的规则以及柱子的直径和高度、屋顶的弧度，　　书中都有叙述。其他的章节则谈到‘小木作”，接榫、石作、砖作、瓦作、　　颜色，等等。”　　思成把这种对尺寸的“不厌其烦”的叙述和宋代的手册相对比，后者用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阐明了基本的原则，然后又提出具体衡量根据不同等级确定的各建筑部位的公式。　　他幸运地找到了两位一辈子从事维修故宫里的清代建筑的老木匠。他和他们一起仔细检查了木构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可不仅仅是工匠们“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的问题，因为他不仅需要知道每一个构件的名称，而且还得知道它们的位置以及每一构件在整体建筑中的作用。就在这里，在故宫房子里，开始就近检查和准确测量所要求的攀登。----------------------------9．探寻遗构----------------------------　　毫不奇怪地，朱启钤没能认识到梁思成所建议的到北京以外进行野外调查的必要性。他建立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用文字方法解决建筑方面的问题（注1.）。　　相反地，梁思成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他的教育所包容的，不仅有中国的重要传统，也有坚持实地观察和试验的西方科学。而最重要的是，他生来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实际的人。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东北设计了一些房子井监督其施工。　　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去农村的艰苦却是缺乏准备的。他11岁从日本回国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或天津读中学小学，旅行也不过是在连接两地的铁路线上。就是在沈阳的短短几年，他也是住在城市边上的新校园里，而旅行又是在通往天津、北京的铁路线上。　　他的城市出身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由于一些现代化的机构都是在城市里，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阶层也聚集在那里。现代企业、工厂、医院和大学都是在东部沿海或内地沿江的城市里建立起来的。即使在主要的城市里，在思成的青年时代，公共交通也只是一些拥挤的、不准时的公共汽车，有时还有电车，由苦力拉的黄包车或人抬的轿子就是当年的私人轿车和出租汽车。出门骑自行车很普遍，而人人都步行。一个人住在靠近上班的地方或者朋友的住处就算是一种奖赏。　　当时有知识的上层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的传统鸿沟仍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常到城市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常从乡下把农产品迭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却很少见。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将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危险。车把式和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都只有火炕，有传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可以供应可口的饭食，但是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就很难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还有碰到土匪抢劫的危险。　　1932年4月思成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是一个创举。促成这件事的碰巧是介绍他到沈阳去的好朋友杨廷宝。据杨回忆，“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图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注2.）”思成立即去看了展览。蓟县照片中的巨大斗拱使他想起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旅行后发表的照片中的类似形象。他猜想这也许就表明那是一处早年的建筑物。　　问讯的结果是：从北京到东面大约50英里的蓟县，每天早上6点有一班公共汽车，预定11点到达。梁思成原计划在1931年秋天尽快赶去。他打好了背包，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消息传来，说由于一条河堤决口，道路不能通行，行期只好推迟。最后出发的日子重新定在4月，同行的有他的一个弟弟、营造学社的一位同仁，野外考察所需的仪器是向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借来的。能集中说明这是一次城里人到陌生的乡村冒险旅行的是当天晚上打回北京的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思成写道：“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那部要是在美国早就当废铁卖掉了的T型老破车（注3.），还在定期（或不如说是不定期）开行于北京和那个小城之间。我们出了北京的东门几英里，就到了箭杆河。在这枯水季节，河流只剩下不到30英尺宽。但是两岸之间的沙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用渡船过河以后，汽车在软地上一步也不能动弹了。于是我们乘客只好帮着推车，一直把这老古董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直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还有其他麻烦的地段，我们不得不爬上爬下汽车好几次。50英里的行程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但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和有趣。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将会习惯于这种旅行而毫不以为怪。　　“独乐寺的观音阁高踞于城墙之上，老远就能望见。人们从远处就能看到它栩栩如生和祥和的形象。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如此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　　观音阁始建于公元984年，那是宋朝初年，但这里当时还是辽的契丹人所占，楼是两层夹一个暗层。　把屋顶的重量传递到柱头上去的斗拱宏大而简洁。下面由柱头带卷杀的柱子所支撑，上面复盖出檐深远的屋顶。环绕上层的平座也是由这些斗拱支撑的。这样它们就形成三条基本上是结构性的装饰带。这些都和后世的那些直上直下的柱子和排得很挤的小斗拱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很像敦煌壁画里描绘的唐代建筑。　　观音阁里供奉着60英尺高、有11个头的观音，它通过上两层楼板的一个中央窟窿伸出去。在每一层楼板上都有一条廊子围绕着，大约相当于塑像的腰部和胸部的高度。这是已知的中国现存的最大泥塑像。　臂音阁和它前面的山门是思成的两项首次发现，很长时间在营造学社的新发现记录中是中国最古老的木建筑。　　从思成的观点看来，观音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就近详细研究一所其建造时间很接近宋代术书《营造法式》的好机会。他运用这部著作的专门名词来进行他的描述。他仔细地比较了独乐寺各个建筑部件的尺寸和书中所列的尺寸。这种比较澄清了书中一些晦涩的段落并且阐明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早期发展。　　直到1979年4月，梁思成第一次访问后的47年和那次带来无数人员伤亡以及北京、天津许多房屋倒塌的大地震后的两年多，独乐寺和它的门楼仍然完好。蓟县比北京天津更接近震中唐山，但是已有千年历史的高耸入云的木楼观音阁，却只受到很小的损害。这一事实很好他说明了它的结构具有良好的柔韧性。　　在蓟县的教师中，县立中学校长是一个着迷的旁观者和对调查组关于观音阁研究的偶尔的参与者。思成感觉到了他的兴趣，对他讲述了独乐寺作为辽代建筑的特点，指出它如何不同于后代的建筑。这位教师回答说，“在我们老家河北省宝坻县，有一座广济寺，有着非常近似的特征。”他劝思成去看看。后来梁思成说，“这样我们还在对第一个地方进行调查的中间，就已经有了调查第二个地方的线索。”　　1932年6月，营造学社到宝坻县作第二次野外调查。思成及其一行从北京出发，经过艰苦跋涉到达目的地，查明广济寺正如那位教师所猜想的，是另一座辽代寺庙。巨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屋檐立即表明它具有辽代建筑的特色。他们进入供奉三菩萨的大雄宝殿，发现里面堆满了稻草，是用来供应驻在城里的一队骑兵的马匹的。一批工人正在堆稻草，空中全是尘士，调查人员只能勉强看见大殿。在里面，一列塑像——三尊菩萨、一批小菩萨、十八罗汉——在尘埃中依稀可见。在主供桌上堆着一叠做棺材用的木板。在草堆里还有一批石碑，最重要的一块是1025年刻制的。当地人把它叫做“圣碑”，认为这是宝低最重要的方迹。　　思成写道：“往上望去，我们看见大殿没有天花板，只有《营造法式》上所说的‘露顶”。那些桁梁、系梁和斗拱，全都是精心制作并且相互联结，不像我们熟悉的后世建筑那样。我们刚到达蓟县的时候感到相当绝望，但是这种感觉立即消失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几个月前我们刚刚发现了独乐寺，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处辽代建筑，是将近一千年以前建造的。多么幸运！”　　第二天开始的丈量受到草堆的阻碍。“我们爬上和钻进草堆，尽力做好丈量，但做不到完全准确。”在大殿后面，草一直堆到屋檐，结果却是非常有用。“我们很容易就爬上去，准确地丈量斗拱、梁和枋。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同时存在。”　　如同当时经常发生的那样，两座当地报刊所称颂的古建筑已经完全消失。思成他们研究过的大殿也逃不掉同样的毁坏或坍圮的命运。现在它只是存在于思成漂亮的图画中。　　同一年晚些时候，营造学社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由于增加一位成员刘敦桢（1897～1968）而加强。他在年轻时受过良好的传统中文训练，然后又得到政府奖学金赴日本继续受教育。他在那里读完了中学，1920年（注4.）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他为一个日本建筑师工作而在东京多呆了一年，在回到中国以后又在上海参加另一个建筑事务所的工作。　　然而他终究是一个具有明显知识分子倾向的人，很快就发现教建筑学要比实践建筑学对他适合得多。1925年他离开上海到家乡省份，在长沙机械学院教书。后来他又到了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当1927年那个学校　搬到南京时他又成了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他于1930年结婚。　　刘敦侦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已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妻子的鼓励下，他作了重要的决定，申请营造学社的职位，尽避这意味着他的薪金大减。朱启钤和梁思成一起讨论了他提出履历的信。他们读过他写的好几篇文章，其中包括关于滨田耕写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这篇文章和他对这个问题上的日本学者的了解给他们的印象很深，他显然将是一个好帮手。　　1932年8月刘敦桢移居北京参加营造学社工作。他是一个沉静的、外表整洁的人，比思成大四岁。由于这种年龄差距，学社在人事上作了调整。思成，年龄较小但年资较长，过去是“研究部主任”，现在改任“法式部主任”。而刘敦桢则任“文献部主任”的领导职务。由于野外研究和文献研究在操作上分不开，他们每人都是两样都干。在此后的十年中，他们作为相互支持的合作者，领导着他们的年轻伙伴们工作。在这些年的野外作业中刘敦桢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在南京技术研究院出版的几大本书中有充分的描述。　　梁思成和刘敦桢第一次合作既不是野外旅行也不是文献研究。通过朱启钤，营造学社承接了恢复一座两层楼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任务，文渊阁1776年建于北京皇宫的西南角，它的作用是收藏一部特殊的丛书，集三万六千卷古文献的《四库全书》。这是由乾隆皇帝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下令编纂的。1932年时发现支撑书架的梁柱大大下沉，故宫博物院领导要求学社了解一下，并且做一个修复计划。　　梁思成和他的同事刘敦桢和蔡方荫，开始进行了必要的计算所依据的详细测量。测算表明梁柱所承受的重量大约是安全承重的两倍。他们建议用加固的混凝土大梁换掉现有梁柱。这是梁思成第一次参加一项恢复古建筑的计划。　　注1.原文如此，别的资料说法与此不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