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天下-布局天下-2

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整体趋势是自西往东移动，其中也经历过一段摇摆。秦、西汉定都关中，西汉末年的动荡致使关中残破，于是，东汉、曹魏和西晋定都洛阳。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间较长的北魏后来也迁都洛阳。隋唐再度统一天下后，政治重心又移回关中。唐末的动荡又使关中破坏很大，于是，五代、北宋定都开封（惟后唐定都洛阳）。直到元朝重新统一后，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并一直延续下来。长安、洛阳、开封、北京遂成为著名的古都。　　前人在论建都之所时，比喻建都长安为建瓴之势，建都洛阳、开封为宅中图大之势，建都北京则为挈裘之势。 [ 注：华湛恩《天下形势考》 ] 关中山河四塞，地势高峻，居高临下，故称建瓴之势；洛阳、开封处中原四通八达之地，可向四面扩展，故称宅中图大之势；挈裘为提衣挈领之意。建都北京，是顾祖禹所说的：“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 故称挈裘之势。《读史方舆纪要》中称燕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 ]　　北京地处河北，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之所以也称“据上游之势”，不缘于它本身的地势，而缘于它跟周围地区的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在整个中国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环绕其西、北两面。河北境内的几条主要的河流均发源于这两条山脉，切穿山岭，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险要关隘。（见图2－2－1）　　燕山山脉将河北与内蒙古草原联系起来。内蒙古草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塞外游牧民族强盛之时，常南下扰掠中原。河北为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塞外游牧民族入据河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辽河流域而来，一是自蒙古草原而来。辽河流域与河北之间的往来通道是辽西走廊，山海关扼其咽喉，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为重镇。蒙古草原进入河北的一条便捷的路线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进入大同盆地，再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进入河北，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里）、紫荆关（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北四十里）等关隘扼其咽喉，大同、宣化、怀来、张家口等地为重镇。北京作为河北北部的一个重心，可以同时应接这两个方向。在北京外围环燕山山脉，还有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其它几条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秦汉经营渔阳（今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南）、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隋唐经营范阳（今北京）、平卢（今河北卢龙），明代经营宣府（今河北宣化）、蓟镇（今天津蓟县），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丧失北方国防险要，到北宋时，朝廷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一三契丹和战 ] 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陉、滏口（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北京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漳河自太行山而下，从河北南部横流而过，经山东北部注入大海，护卫河北南面门户。这样，河北的南面门户实际上是夹在山西高原与山东低山丘陵之间。如果说河北在东、西之间的战争中必须重视山西的话，那么，在南北之间的战争中，则必须重视山东。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重要起来，山东处南北之间，地位也随着重要起来。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山东处在监控大运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这是河北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显示出的战略地位，但要讨论河北的战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人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在立足于河北的政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则是胡汉合流的产物，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清为满族所建。对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蒙古入主中原，择定都之所时，木华黎建议说：“ 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 ] 塞外少数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地理位置将中原与塞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关。河北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重要衔接地带，农耕经济的汉族与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差异很大，从事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也不同。当河北为塞外游牧民族所控制时，其战争策源地在塞外；而当河北为汉人政权所控制时，经济上则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供给。当然，无论是汉族还是塞外游牧民族，当他们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政权时，其经济上的供给则都须倚仗东南地区。元代重开大运河，还经营海运，就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明、清两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确不如现在，而且，河北东南部在历史上频遭黄河溃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经济却自有特色。司马迁曾描述过西汉时的四大经济区，其中，河北南部处于他所概括的山东经济区内，河北北部则处于司马迁所概括的“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并称河北南部重心邯郸“亦漳（漳水）、河（黄河）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当时巨富郭纵即邯郸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辈也是原赵国人，“用铁冶富”。“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经济为主；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 这实际上是在中原与塞外、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交互贸易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与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据四角之地而兴起的政权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立足河北的政权，其社会基础也跟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有关。　　前面说过，建立于河北的政权，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于塞北的游牧民族。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个个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方式都宜于征战。那些能够入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惯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至少在军事上是中原汉人所难与争锋的。　　他们建立的政权入据中原之后，往往又会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是否成功，常常决定着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是否稳固、是否长久。　　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这种密切关系对于河北地区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自战国时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碰撞频繁的地带，是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西汉初，陈豨将赴河北，韩信欲结陈豨以反汉，遂向陈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 [ 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 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政权自立，耿渰（无水旁？）、吴汉发渔阳、上谷铁骑以佐刘秀，渔阳、上谷铁骑乃汉军精锐。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风，据班固记载，赵、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蓟一带“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 注：《汉书》卷十八地理志下 ] 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河北南部诸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北部诸郡“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并称：“自古自勇侠者，皆推幽、并。” [ 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 ]　　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势。拥此地理形势，妥善经营，足可争衡天下。战国七雄中，赵为东方军事强国。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当数赵国。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为基础，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东汉末，袁绍割据河北，成为曹操在北方的最大劲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先后建立过六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后赵、魏（冉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杨坚谋伐北周，尉迟迥据河北起兵反对。“安史之乱”起自河北，历时八年，成为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末藩镇割据，河北藩镇称雄天下，最为嚣张，故前代史家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历代州域形势六 ] 五代失燕云十六州之地后，契丹、女真先后自河北南下，饮马黄河，震动中原。也就是从那时起，辽、金、元先后入据河北，定都北京（或作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强藩，坐镇北平（今北京），抵御蒙古残余势力。“靖难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后更迁都北京，外御蒙古，内制中原。满清入主中原后，亦定都北京。北京作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今。　　自唐以后，政治重心经中原而移至河北。辽、金、元、明、清几代均以北京为都（或陪都），元、明、清为全国性政权，并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动，自有历史自身演变的逻辑。若单就地理形势上来说，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确切地说，自唐以后，经济重心在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经济上逐渐繁荣起来。自隋唐时起，江南的富裕已为天下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元代重开大运河，并为明、清两代所因循，都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北方。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飞刍挽粟”、逆行西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转输线路。　　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以河北为急。自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一带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河北方面国防压力增大。唐以后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围山脉为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权出于保障安全的需要，对河北的经营不由其不重视。　　这样，政治重心集于河北，是一种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格局。这种格局以明代为最典型。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这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京杭运河线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他们作为全国性的政权，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它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入主中原，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连系起来，这种连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后燕受北魏侵逼，残余势力即退回辽东，建立北燕；辽和金受到的则是塞外新兴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时，大臣中犹有重返辽东故地之议；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北；清宣统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某种心态的流露。二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地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北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重心的南部地区。　　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直隶二 ] 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为都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居庸关），袭后燕幽州。五代初，河东大将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刘守光，兵出飞狐口。北宋攻辽幽州，自山西进军之一部曾试图循周德威旧路，出大同出飞狐以趋幽州。蒙古攻金，先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围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代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为“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 ”乎应，内、外夹峙，屏护京师西北。　　中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正定在汉魏南北朝称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称真定。《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直隶五 ] 称河间“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幽平之患未深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直隶四 ] 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前燕攻后赵，中山（今定州）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魏攻后燕，常山（今正定）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真定、河间、中山号为河北三镇。金人南下，要求割让三镇之地。李纲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 ] 陈东则沉痛呼吁：“曾不知无三关、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 ] 北宋在失燕云险要之地后，在河北依托三镇，北守三关，西连太原而阻雁门，尚可勉强维持其国防线；舍弃三镇，则北骑疾驱，可以直抵黄河而临汴梁。　　与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太原。太原不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陉将太原盆地与河北中部地区连通起来。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两侧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哪一方，只要顺利穿越井陉，便可进入对方腹地，而收执其中枢之效。相对而言，井陉对于河北的重要性有过于对于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却较易。　　秦攻赵都邯郸，王翦便率秦军由井陉东下。楚汉战争时，韩信入山西后，灭魏、平代，然后由井陉东出，破赵、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伐后燕，以一军出居庸关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晋阳（太原）东出井陉，击降常山。“安史之乱”时，唐将郭子仪、李光弼多次向井陉东出，打击叛军后路。朱温与李克用相争，井陉是双方进出的一个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陉进攻山西，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均曾由井陉作辅助性进攻，配合由滏口进兵的主力部队。　　河北南部的重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迁。大体上讲，战国秦汉时期在邯郸，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唐、宋时期在邢台、大名。《读史方舆纪要》称邯郸“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 ] 称邺城：“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彰德府 ] 称邢台：“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 ] 称大名“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直隶七 ] 重心虽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凭藉的地利却大体相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脉，南阻卫、漳等大河，是为河北面向中原的门户。　　与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长治盆地。长治盆地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要据点。从长治东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滏口。滏口为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山岭高深，为太行山南端险隘。　　当河北政权的重心位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控制对河北的意义尤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断太行道，切断了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长平之战后，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山西全境，为日后东下太行两路夹击赵都邯郸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六国时，前燕立都邺城，西恃太行山为其屏障，壶关是其在太行山西侧的重镇。面对前泰的压力，前燕大臣们提醒燕主加强壶关方面的守备，燕主未从；王猛伐前燕，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又在潞川击破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北魏末，葛荣合并河北多支义军，围攻北魏相州（即邺城）。尔朱荣率军自晋阳前往镇压，他迅速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葛荣猝不及防，被尔朱荣击破。北周灭北齐，也是先击破北齐在山西的军事据点，然后自滏口东下，攻破齐都邺城。这几起战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来敌消灭河北南部的政权（或势力）而告终，尤其是象赵、前燕、北齐这样的政权，立都于河北南部，长治盆地正俯临其地，因此，发生在长治地区的战役都产生了决定性效果。　　河北地区在其角逐过程中呈现出上述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这三个层次在攻守之势中显示出的意义也不一样。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的局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　　概要地讲，主要还是从门户到中枢之间的争夺。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这样，邯郸、邢台一带是其门户；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这样，幽、蓟一带所控燕山险阻是其门户。南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南而不对北；北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北而不对南。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真定、河间一线都居枢纽性地位。这种地位一方面缘于它适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缘于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对应关系。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陉东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的。　　从内地入争河北者，若既得南面门户，又控河北中枢，则北部幽、蓟虽险，也只是边隅之地；塞外游牧民族若既控幽蓟北面门户，又控中枢之地，则南部一马平川，难挡其铁骑冲贯。　　对于这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显示出的意义，我们可从历代战争中去具体地探寻。三河北战事的两种类型及其攻守形势　　发生在河北的战争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类型不同，攻守形势会有所不同，河北的三个层次所显示出的意义自然也不一样。　　（一）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　　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不外自两个方向而来：一是自河南，一是自山西。自河南方向而来者重在争门户，自山西方向而来者重在争太行屏障，其中，尤以山西方向来敌之患为剧，因太行屏障一失，则门户、中枢尽失。　　邯郸、邢台一带为河北的南面门户，前临黄河，次阻漳水，西恃太行。自河南方向而来之敌，即使越过黄河、漳水等险阻，但若不攻克这些重要据点，也不敢继续深入；不过，一旦攻克这些据点，便可渐次深入，攻略河北腹地。真定、河间一带为河北中枢，在河北的南、北部之间具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太行山既为河北西部屏障，穿越太行山的几处通道对于河北的安危至关重要。要确保太行屏障的稳固，重点在于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而要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却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如上党、太原等地。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控制了邯郸、邢台一带，即控制着河北门户；控制了真定、河间一线，则控制了河北中枢；而对太行山形势的控制对于上述两个层次中无论哪个层次的争夺又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秦和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中，略定河北都得益于对山西太行山形势的控制。秦在发起统一战争前即已夺占魏之安邑、赵之太原、韩之上党，尽控山西全境；南翼则已占领河内及漳水流域部分地区。在秦灭赵之战中，秦发两军以攻赵，一军下井陉，攻邯郸之北；一军出河内，攻邯郸之南。灭赵之后，秦军北上，兵临易水。易水一战，大破燕代联军。燕残余势力退至辽东。整个河北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西汉略定河北则赖韩信率军北上入山西灭魏、平代，并在井陉击破陈馀所率赵军主力，遂得以东下太行，平定赵国，迫降燕国。　　刘邦统一天下后，采取措施消除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也多以疑惧而反。汉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王相陈豨在河北起兵反汉。刘邦自将樊哙、灌婴等将击陈豨、大兵未集，刘邦即率诸将驰至邯郸，见陈豨不守邯郸、阻漳水以扼河北门户，大喜道：“豨不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 ] 遂在邯郸征赵民从军，并以重金招降陈豨部将，然后进击。陈豨败走代北，被樊哙追斩，河北遂定。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对手是割据河北的袁绍。官渡一战，曹操击破袁绍主力。后又利用袁绍死后诸子相残的时机，再攻河北，击破邺城，河北门户遂开。此后，曹操更逐渐深入幽蓟之地，完全控制河北。　　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先是依附刘汉，在刘汉攻西晋诸战役中，一再率军东下太行，攻略河北，为刘汉灭晋立下很大功劳，他自身的势力也壮大起来。　　晋室既乱，各地群雄各谋保境割据，屯兵淮南的石勒面临着发展方向上的抉择。谋士张宾建议石勒：“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纪十 ] 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率军北上，长驱至邺。　　当时，河北邺城为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之弟刘演所守，幽州刺史王浚则暗怀称帝的野心。石勒诸将皆欲径攻邺城。张宾见邺城险固，不易猝拔，建议石勒先建立一个根据地。他说：“（刘）演虽弱，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之未易猝拨，舍而去之，彼将自溃。方今王彭祖（王浚）、刘越石（刘琨），公之大敌也，宜先取之。（刘）演不足顾也；且天下饥乱，明公虽拥大兵，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非所以保万全，制四方也。不若择便地而据之，广聚粮储，西禀平阳以图幽、并，此霸王之业也。邯郸、襄国，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纪十 ] 石勒从之，遂领兵先占据襄国（今邢台），作为根据地，建立后赵。（见图2－2－2）　　石勒刚在襄国站稳足跟，王浚即唆使段氏鲜卑的人马来攻。石勒采用“突门”之计，大破鲜卑兵，生擒鲜卑猛将段末柸。但为瓦解王浚与鲜卑的联盟，孤立王浚，石勒义释段末柸。其后，石勒又用张宾之谋，卑辞厚礼，骗得王浚信任，然后轻骑北上，袭擒王浚，占领幽州。在随后的几年里，石勒以襄国为根据地，先后击破并州的刘琨、蓟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尽占幽、冀、并、青之地，统一北方。　　后赵分崩后，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关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对峙。前秦在苻坚、王猛的领导下，国势蒸蒸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后朝政日坏。面对前秦的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 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 ] 燕主未从；慕容垂投奔前秦后，前燕形势更趋不利，但仍未采取措施加强山西、河南方面的守备。王猛统兵伐燕，先于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率大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 ] 王猛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今山西潞城西），再战而破晋阳（今太原），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今浊漳水）东下太行，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苻坚也亲自率军经河内从南翼直趋邺城，与王猛合力攻破邺城。前燕灭亡。前秦统一北方。（见图2－2－3）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面临瓦解。当时河北有苻坚之子苻邳镇守邺城，信都、常山、中山亦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抚河北为名回到邺城。丁零人翟斌围攻洛阳时，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阳，慕容垂遂正式脱离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马，在荣阳称燕王，建立后燕。他考虑到“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三慕客垂载记 ] 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渡河直驰邺城。苻邳坚守邺城，甚至不惜向东晋请求援兵。慕容垂想尽办法几度强攻邺城，但都未能破城。邺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区亦不能定。苻邳坚守邺城近两年，一直到苻坚死后，苻邳谋归关中，率众西走晋阳，邺城才为后燕有。邺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后期，河北、关陇爆发各族人民大起义。葛荣所率河北起义军围攻邺城，声势浩大。尔朱荣率军前往镇压。尔朱荣自晋阳率精骑七千，信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直逼邺城。葛荣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尔朱荣大破葛荣部，生擒葛荣，槛送洛阳。尔朱荣部将侯渊又击败在幽州一带活动的起义军余部，河北起义遂被镇压。　　尔朱荣死后，高欢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以就食为名屯驻壶关。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欢自滏口进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开举起反尔朱氏的大旗，率军攻占邺城，又在邺城外的韩陵大败尔朱集团主力，并乘胜进兵洛阳，消灭了尔朱残余势力。其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拥立东魏，定都邺城。　　东、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齐与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经过苦战，北周攻克北齐在山西的重镇平阳（今临汾），又进克晋阳，然后自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邺城。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　　北周末，杨坚谋代周自立。相州（治邺城）总管尉迟迥在邺城起兵反杨坚，河北地区也纷纷响应。杨坚派大将韦孝宽率军讨尉迟迥。韦孝宽自河内进军，逼近邺城，在邺城外击破尉迟迥主力，乘胜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韦孝宽遣兵分讨，其它各地亦悉数平定。平定尉迟迥之后，杨坚为根除东方之患，下令夷毁邺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势，削弱邺城的战略地位。自汉末以来，数百年间，邺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区的一方重镇，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乱”前期，安禄山自范阳（今北京）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占领洛阳，欲西攻潼关，深入关中。这期间，发生在河北境内的两场战事对于打击叛军乃至最终平定叛乱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场战事是颜杲卿据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禄山。安禄山南下时，颜杲卿假装归顺。安禄山攻占洛阳，将趋关中。平原（今山东乐陵）太守颜真卿使人告颜杲卿说：“速起兵断贼归路，可以缓贼西进之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纪三十三 ] 颜杲卿遂西连太原尹王承业，东连颜真卿，起兵反安禄山。一时，河北境内响应者凡十七郡，皆归朝廷。附叛军者仅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安禄山正欲西攻潼关，督率诸军已至新安，闻常山有变，赶忙回洛阳，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颜杲卿起兵虽然很快就遭到失败，但它的确起到了“缓贼西进之谋”的作用。颜杲卿起兵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于此举属仗义讨逆，故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另一方面在于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处河北中枢，联络南、北，依傍太行，西接井陉而连通太原。据此地起兵，确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第二场战事是李光弼、郭子仪东下井陉之战。史思明攻陷常山后，又压服其它各郡，独饶阳太守坚守不下。唐廷遂议派良将一人分兵出井陉以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东出井陉，逼近常山。常山团练兵执叛军守将以迎光弼。李光弼据常山，以逸待劳，伺机打击叛军，与史思明在常山一带相持。后来，郭子仪率朔方精兵与李光弼合军以攻史思明，大破叛军。唐军声势大震，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将而归朝廷。叛军交通线又告断绝，叛军家在范阳者无不摇心。安禄山大怯，议弃洛阳而还范阳。不过，就在这时，哥舒翰兵败潼关，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战局突变，郭李二人乃放弃河北，引兵还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战果虽因局势突变而前功尽弃，但此举的意义已为唐最高决策层所认识。李泌在向唐肃宗陈平贼之策时说：“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今陕西大荔）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郭子仪勿取华阴（今华阴），使两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凤，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唐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可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 ]　　概括地说，李泌的平贼方案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让李光粥出井陉，郭子仪出河东，分击其首尾，使叛军来回疲于奔命，以拖跨、削弱叛军；第二阶段，让李光弼出井陉，建宁王李倓迂回塞北，合击范阳，先覆其巢穴，然后，大军四合，聚歼叛军。在两个阶段中，李光弼出井陉这着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未能贯彻执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战多拖了几年，而且，最终也未彻底肃清反叛势力，导致了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见图2－2－4）　　上述诸战中，决定性的争夺都发生在邯郸、邢台至真定一带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中自河南方向而来进取河北的有五起：刘邦据邯郸而平陈豨，曹操克邺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据襄国而图王浚，慕容垂下邺城而逐苻氏，韦孝宽破邺城而灭尉迟迥。在这类战争中，邯郸、邺城、邢台等地的确显示出了它们的门户地位。这些地方一经平定，河北其它地区均随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东下太行进取河北的战争共有七起：王翦、韩信均以出井陉而定赵、燕，李光弼、郭子仪出井陉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灭前燕，尔朱荣出滏口而破葛荣，高欢出滏口而据信都，北周出滏口而灭北齐。在这类战争中，太行山关隘的得失是关键。这七起战争中，以关中政权而兼并河北政权的有四起：秦、西汉灭赵、燕，前秦灭前燕，北周灭北齐。对于这四次战争，差不多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河北的政权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山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太行山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托，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行山，以临河北，而战事发展到此阶段，河北便可谓大势已去。　　（二）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塞外游牧民族一直给中国北疆以很大的军事压力。中原政权强盛之时，尚能主动出击，如两汉击匈奴，隋唐击突厥，明初讨蒙古残余势力，均曾前出塞外，深入漠北，穷追猛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扼守北部的一些山地险要，阻挡游牧民族的铁骑，基本上也能将游牧民族的铁骑拒之于长城一线所扼山地险要之外，偶尔渗透进来，也无关大局。若是中原政权衰弱，局势动荡，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便有机会透过这些山地险要，扰掠内地，甚至建立政权，入主中原。　　塞外游牧民族入侵，河北是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河北北部燕山山脉一线遂成为中原政权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前沿地带。　　前面讲过，在燕山山脉的外围，又有两个最主要的来路：一个是辽西走廊，通辽河流域；一个是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通蒙古草原。几处重要的关隘便是扼守这些来路。山海关扼辽西方向的来路，居庸关、紫荆关扼大同方向的来路。以这些关隘所扼险要为依托，在这些关隘的内外两侧，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作为纵深，如大同、宣化、怀来、万全、张家口、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　　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中原政权凭借燕山山脉为险阻，扼守一些重要关隘，并以内侧的重镇作为纵深，可建立第一道防线。秦汉时期经营渔阳、上谷、右北平，隋唐经营范阳、卢龙，明代经营蓟镇、宣府，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要。若燕山山脉诸关隘被突破，则坚守北京犹可作第二阶段的抵御；北京不下，则这些游牧民族即使进入河北，也难站稳脚跟。契丹曾突入塞内，扰掠河北，但攻幽州不下，未能站稳足跟；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后，契丹遂在河北站稳足跟，并以此为基地，凌逼中原。蒙古攻金，也两度透入河北，金人固守中都，蒙古只得邀利退兵；金弃中都南迁，蒙古遂克中都，据有河北，进逼河南。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北，破明军、俘明帝，却未能克明都，最终只得撤兵而去。后金（清）军五度迂回入边，但既未打通辽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稳足跟；待到吴三桂举山海关降清，李自成弃北京而走，清才占据河北，南定中原。若游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险要，又攻占河北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北站稳足跟，中原政权就只能在河间、真定一线作被动的防御；若是连这一线也守不住，则中原政权便可谓大势已去。　　因此，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局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控制了幽、蓟，即已控制了燕山险阻；控制真定、河间一线，即已控制了河北中枢。这一点可一一验诸战史。　　塞外游牧民族凭武力突破燕山险阻，入据河北，慕容鲜卑是其首例。慕容鲜卑在辽东崛起时，中原正值西晋末年的混乱局面。慕容鲜卑统一辽东，建立前燕。后赵一度统一北方。后赵主石虎死后，诸子相残，局势很不稳定，前燕遂谋伐后赵。　　前燕慕容俊二年（350年）二月，前燕第一次南伐，兵分三路攻后赵：慕容霸（即后之慕容垂）率兵由东道出徒河（今辽宁锦县）；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关）；慕容俊亲率主力自中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西北）。燕军突破燕山险要，未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领蓟城，又南击后赵军至清梁（今河北蠡县）一带。前燕将都城迁至蓟城。次年，前燕第二次南伐，一举攻占河北中部重镇中山（今定州）。不久，后赵大将冉闵代后赵自立，建立魏国，率众游食于常山、中山诸郡，前燕大将募容恪在常山附近的廉台用铁索连马为方阵，大破魏军，擒执冉闵，并乘胜进围邺城。围攻数月，城破，魏亡。前燕又将都城迁至邺城。是后，前燕又略取山东、山西之地，进图河南，与关中的前秦、江南的东晋三足鼎立。（见图2－2－5）　　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一战而克蓟城，据燕蓟之地；再战而克中山，执河北中枢；三战而克邺城，拥河北全境。南进层次非常清晰。　　前燕后来亡于前秦。前秦瓦解后，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定都中山。后燕灭掉山西的西燕后，与代北的北魏发生冲突。后燕攻北魏，大败于参合陂（395年）。次年，慕容垂亲征北魏，却病死于出征途中。北魏从此转入反攻。这年，北魏拓跋珪大举伐燕，兵分两路：一路从东道出军都（今居庸关）以袭幽州；一路出马邑、逾勾注山，以袭晋阳。东路军攻占渔阳（今密云），南路军攻占晋阳。十月，魏军自晋阳开韩信故道出井陉，直趋燕都中山。魏军攻占常山（今正定）后，河北诸郡县纷纷降魏，惟中山、邺城、信都三城为后燕所守。经过近两年的围攻，北魏攻克此三城。后燕主慕容宝率残余势力逃往辽西故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河北遂为魏有。　　北魏灭后燕之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常山的攻占。常山地居中枢，常山一占而其它郡县纷纷降魏，后燕孤守三城，实是如鱼在网，攻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政权更迭频繁。此时，契丹已在辽东崛起，统一辽东，建立契丹国。契丹见中原衰乱，遂积极谋求南进，连年袭扰平州（今河北卢龙）、镇州（正定）、定州（定州）、云州（大同）等地，但屡为后唐军击还。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叛后唐，以称臣及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条件，乞援于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亲自率军南下雁门，援助石敬塘，大败后唐军。后唐灭亡。石敬塘自立为晋帝，契丹则尽占幽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改国号为辽，在幽州置立南京析津府，在云州置立西京大同府。中国北方国防屏障尽失。　　契丹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尽夺河北北部险要，占据有利的地理形势，己能随心所欲地兴兵南下。后晋开运三年（946年），辽、晋交恶。辽发军南下，攻陷汴梁，消灭后晋，并深入河南，纵兵肆掠。此后，辽一再地兴兵大举南侵。后周世宗时，辽主昏庸，周世宗遂谋恢复幽燕之地，但未获成功。　　北宋代后周后，亦积极谋求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北汉之后，挥师东下井陉，自镇州（今正定）北上攻辽幽州城。辽将耶律沙率军驰援。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宋军溃败。其后，辽人乘战胜之势，先后三次发兵分山西、河北两路进攻北宋，前锋抵雁门、雄州一带。　　宋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北宋再次大举攻辽，兵分三路：以曹彬、米信等率兵出雄州，以趋幽州；田重进率军出定州，趋飞狐口；潘美、杨业等率军出雁门，攻云（今大同）、应（今应县）诸州。大军临发，宋太宗向曹彬指示方略说：“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而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 [ 注：《续资治通鉴》宋太宗雍熙三年 ]　　宋太宗的战略意图是：以曹彬在幽州正面吸引、牵制辽军主力，以潘美之师从左翼实施战略迂回，攻取云、应诸州后，再自大同盆地东出，打击幽州的侧背，合攻幽州。此次作战，重兵虽集于幽州正面，作战的重点却在于自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诸战略据点的攻取，以便控制太行山、燕山险要。执行此方略的要点是曹彬等幽州正面之军持重缓行，成功地牵制住辽军主力。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曹彬违背了这一点。他贪功冒进，连太宗都“颇讶其进军之速”。辽援军到达后，在岐沟关（今啄州西南拒马河北）大败曹彬军。正面之师惨败，宋军全线溃退。（见图2－2－6）　　北宋经此惨败，从此不敢再言北征，不敢再奢望收复幽云之地，对辽转取守势。北宋在河北中部一带自镇州（今正定）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大沽口）的漫长战线上沿滹沱河一线建立河防体系，以缓冲辽人铁骑的冲力；山西方向则阻雁门诸险，以御辽军。而辽人自此以后，先后六次大举南侵，有时，前锋直达邢州（今邢台）、德州、大名，逼近东京。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战事才暂告停息。　　在宋、辽之战中，宋一直处于被动境地，是有其军事体制及将帅自身的问题，地理形势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辽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已控制燕山及太行险要；幽州以南，为平原旷野。这样，辽人在形势不利时，扼险坚守，以待援军；形势有利时，铁骑南侵，驰骋于旷野，宋人难于争锋。　　后来，金人联宋灭辽。灭辽后，金将燕京及所属六州（顺、涿、易、蓟、景、檀）洗劫一空，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而河北的平、营、滦诸州及山西的云、应、朔、蔚等州则不交还。实际上，只有这些州才是控扼燕山及太行险要的关键。这样，北宋虽然得到了它多年来一直梦想收复的燕蓟之地，但燕蓟所凭恃的地理险要却并未得到。所以，宋人在继长期受制于辽之后，再次受制于金。　　辽灭亡后，宋、金在河北、山西形成对峙局面。宋人在河北以真定、河间、中山（宋徽宗时将定州升为中山府，瀛州升为河间府）为重镇，以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县）、保州（今保定）为前沿据点，控守河北中部一线；在山两以太原为重镇，以蔚州（北宋蔚州寄治今山西灵丘）、代州（今代县）、岚州（今岚县）为据点，控守雁门险阻一线；以此建立起北部国防防线。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兵分两路南下侵宋：西路自云州下太原，东路自平州入燕蓟。金兵长驱直入。很快，东路军便已抵汴梁，西路军已抵太原。金兵围攻汴梁。李纲负责指挥抗战。金人攻城不下，遣使谈和，要求北宋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　　宋钦宗打算接受。李纲反对，他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 ] 宋钦宗及李邦彦为排除投降障碍，罢李纲之官，派使臣往金营答应金人所提条件。太学生陈东上书痛陈割地之非：“邦彦等必欲割地，曾不知无三关、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 ] 和谈成后，杨时上疏：“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人，使敌骑疾驱，贯吾心腹，不数日可至京师。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蹑其后，尚可为也。”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 ]　　当时不甘心投降的人都认识到了河北三镇对于北宋国防的意义。北宋虽失幽云十六州之地，但在河北依托三镇，联络太原，犹可重建雁门、三关防御体系。割让三镇，则三镇以南，一马平川，金兵铁骑可以长驱直入。苟安的宋王朝竟幻想以三镇之地求金人之不攻。殊不知宋王朝的软弱激起了金人更大的侵略野心。次年秋天，金兵再次兵分两路，分别自保州、云州大举南下攻宋。在这次进攻下，北宋灭亡。（见图2－2－7）　　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在江淮间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后来，金建北京为中都，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开封为南京，大定（今内蒙古宁城）为北京，统治重心逐渐移向中原。此时，蒙古在塞北崛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不断向外扩张。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攻金，攻占其西京大同府，然后率军东进，进逼宣德（今河北宣化），游骑入居庸关至金中都城下。两年后，成吉思汗再次攻金。金兵重戍居庸关以拒之。成吉思汗乃留兵一部屯居庸关外，自率大军出紫荆关，破涿、易二州，再由南口反攻居庸关的背后。破关之后，会合关外蒙古兵，围攻金中都。金人全力坚守中都，成吉思汗遂留精兵屯守城下，而分大军为三道，大掠河北、山西、山东，连破金国九十余郡。三路大军会合后，又自大口进逼中都。金人纳赂请和，蒙古军才出居庸关退走。　　经此掠扰，金主打算迁都汴梁。有人反对，认为一旦迁都汴梁，则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面受敌，亦非长远之计；辽东乃金人故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要迁都也应迁回辽东。金主不从，执意南迁汴梁。　　成吉思汗闻金主南迁，即派木华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军围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成吉思汗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华黎经略太行以南。木华黎攻占东平以后，又分建行省，经营山东，以逼金国。　　金迁都汴梁后，以重兵扼潼关，戍守黄河，众建城戍，专力守河南。蒙古借道于宋，经大散关、汉中，出南阳而趋汴京。金黄河防线遂被突破。金主又自汴京迁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联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弃中都南迁，是其灭亡的开始。金主若能听臣下之言，凭借燕山险要，“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或许还能勉力与蒙古抗衡。燕京一弃，河北门户大开，沿黄河守河南狭长一线，夹在蒙占与南宋之间，岂是长久立国之道！　　蒙古灭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举行了成功的北伐，将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残余势力仍很强大，时常扰掠明朝北边。　　在朱元璋的时代，明朝北方国防采取的是塞前歼敌的防御方案，集重兵于长城一线，依托塞前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等据点，以逸待劳，聚歼来敌于塞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采取塞前出击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亲征，寻歼敌主力。明中期后，边防削弱，只得依靠沿长城一线的九座重镇作消极的防御，号称“九边”。“九边”中，在北京外围扼燕山险要的重镇是蓟镇、宣府和大同。（见图2－2－8）　　明初，燕山外围本来还有大宁、开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等重镇作为燕山防线外围藩篱。“靖难之役”时，朱棣将大宁故地并给兀良哈，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大宁内迁，东胜孤悬难守，不久也迁于内地。宣德年间，又将开平迁往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独石）。这样，燕山外围藩篱尽失，北京外围只有燕山长城一线单薄的防御，缺乏防御纵深，一处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率军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一战，击溃明朝五十万大军，俘明英宗朱祁镇，随后又以送还英宗为名大举进攻北京：一部经宣府趋居庸关，一部经古北口趋密云，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荆关，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进逼北京。明军在于谦的领导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瓦刺的这次入侵却给了明廷以极大的震动，显示出了明朝国防的脆弱。　　明后期，鞑靼兴起。张居正秉政时，厉行改革，整顿国防。对鞑靼“外示羁糜，内修战备”，在西线以和议安抚鞑靼，在东线则分别以名将戚继光、李成梁为蓟镇、辽东二镇的总兵，重点防守。其中，在燕山内侧的蓟镇以守为主，在燕山外侧的辽东则以攻为守。明朝北疆形势遂得稍缓。　　不过，这期间塞外的形势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向明朝的统治发起挑战。经过抚顺、萨尔浒两战，后金取得了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又经过沈阳、辽阳、广宁诸战役，尽夺明朝在辽东的军事据点。明朝只能靠扼守山海关及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几处据点控制辽西走廊。（见图2－2－9）　　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鲜，又征、抚兼施，消火察哈尔部，切断了明朝的左右两臂，保障了自身两翼的安全。然后，皇太极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他避实击虚，迂回入边，四次透过燕山山脉险要，攻入明朝腹地。　　从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到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先后四次率军攻明。他避开明朝以重兵坚守的辽西走廊，从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东北）。龙井关（遵化北）、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关、青山关（今河北迁西东北）、墙子岭（今密云东）等处取得突破，毁墙入边，大掠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但攻克北京和从山海关背后打通辽西走廊的企图却未能实现。　　从这四次入边作战来看，明军只要坚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军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稳足跟。所以，这四次战役之后，明、清双方都加强了以锦州、山海关一带的争夺。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两军主力在松山会战，洪承畴所率明军主力全军覆没。这年十一月，清军再次迂回入边，突入长城，大掠河北。这次入边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战争潜力，动摇了明王朝的根本，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创造了条件。　　当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清摄政王多尔衮急率大军西进，争夺北京。他打算避开仍由明军坚守的山海关，由蓟州、密云近京处入边，直趋北京。这时，形势急变。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趋进。在山海关，清军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关中。清军占领北京后，以进攻大顺军为重点，迫击大顺军。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袭杀，大顺政权覆灭。清军又击灭南明政权及起义军余部，统一了全国。　　满清入主中原，决定性的一步当数山海关的打开。清兴自辽东，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辽西走廊。虽然明朝在辽东的军事行动频频败北，但凭借山海关及宁远、锦州等据点，始终控制着辽西走廊。清军虽然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但效果主要是扰掠性的。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及时处理好对吴三桂的安抚和山海关的防御等问题，吴三桂举关降清，使清军争夺了几十年梦想打开的辽西走廊通道为之洞开，清军遂得以长驱直入。农民军无法抵挡清兵之锋锐，一再败退，中原遂落满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却单靠长城一线扼守燕山险要，这种防御体系实在是过于单薄。清军一再地突破长城防线，大掠河北，即证明了这种国防体系的弱点。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顾祖禹等对明朝的这种国防体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明廷放弃大宁、开平等燕山外围藩篱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讥，无乃与都燕之初意相刺谬乎！”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 这种批评相当中肯。燕山虽险，但实在过于单薄，一旦被突破，明统治重心即受到最直接的威胁。以顾祖禹之见，明朝定都北京，对于北京外围的防御，应当象汉、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为关中外围藩篱一样，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御体系。　　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河北和关中，犹如中原政权面向北方的两臂。对于关中而言，早在秦汉时期，便已认识到了经营关中外围对于关中安全的意义。秦汉、隋唐均曾致力于经营河套、陇西、河西乃至西域，以巩固关中外围藩篱，确保关中的安全。而河北则主要凭恃燕山山脉，扼险拒守，这种防御格局却显得有些单薄。历史上，凭武力强行透入河北并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是先已入据河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又受到塞外新兴游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灭后赵、北魏之逐后燕、金之灭辽、蒙古之灭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契丹据幽燕之地，更是影响了五代、北宋几代政权的兴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权强盛的时期，由这里发起的扰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频繁。所有这些，都与河北外围屏障燕山防御体系的单薄有关。一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 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注：《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 ] 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 [ 注：《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 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二江淮防御体系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今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南二 ] 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见图2－3－l）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 ] 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 ] 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江南一 ] 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一）长江防线　　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敌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两处。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为重镇，这就是京口（今镇江）和采石。与此二地隔江相对的，东面是广陵（今扬州），西面是历阳（今和县），北方铁骑南下，往往东抵广陵，西抵历阳，故亦立重镇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最早孙权曾立都于此，号为京城，迁都建邺后，立为京口镇。自此以后，立国于东南者，均以京口为重镇。东晋时，郗鉴经营京口以挫苏峻之乱，遂建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 ] 其帐下谋士郗超会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谢玄在淝水挫败前秦苻坚大军，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将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反玄，因以灭玄。刘裕代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书》卷七十八刘延孙列传 ] 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辨，亦据京口而发，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兴，亦自广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东南，主战派大臣力主经营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皇帝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 注：《陈亮集》中华书局增订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矶，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较好的渡江码头，是古代长江易渡之处。秦始皇巡视东南，即由此处渡江。孙策略取江东，也由此处渡江；后遂建为重镇。西晋灭吴之战中，吴丞相张悌率军至采石，渡江迎战晋军，兵败，晋上游诸军遂长驱直入，直抵建业。晋永嘉元年（307年），陈敏据建业起兵，晋扬州刺史刘机由历阳渡江讨之。东晋咸和三午（327年），苏峻据历阳起兵，率军自横江渡江取采石，东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石虎率军南下，游骑至历阳，东晋急增戍采石、芜湖、慈湖以备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寿阳趋历阳，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并建议侯景说：“宜乘此际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能济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 ] 侯景遂自横江渡采石，袭据姑孰，东下建康；先是，临川太守陈昕启凑梁主：“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 ] 隋灭陈，韩擒虎兵出庐州，由横江济采石，陷姑孰，从右翼包围建康；此前，陈将樊毅提醒陈主说：“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 ]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曹彬率军伐南唐，在采石大败南唐守军，占领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设浮桥，接应江北的宋军，宋军遂长驱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也试图从采石渡江，被虞允文击败。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袭取和州，准备进击江南，大军渡横江，夺占采石，遂据集庆（今南京），开创大明基业。　　京口与采石虽同扼长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过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较窄，京口一带，江面较宽，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驱驰，容易抵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故前人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阻遏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势稍有变化，一方面由于泥沙冲积，瓜洲一带江面稍稍变窄，另一方面，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里是运河与长江、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联系的衔接地带，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当涂，地处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东梁山二处险要，翼蔽建康。东晋南朝侨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号为南州，与北府京口、西府历阳一道拱卫建康。顾祖禹称姑孰“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江南九 ] 东晋初，王敦专擅朝政，自上游移镇姑孰；桓氏以荆州上游东逼建康，恒温、桓冲先后移豫州镇姑孰。刘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刘骏讨刘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属。因为，据姑孰即已夺梁山之险，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东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挡建康上游陆路要冲。刘宋孝建元年（554年），刘义宣，臧质在上游起兵，东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谟等将拒之，叛军兵至芜湖，臧质建议义宣说：“今若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 [ 注：《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 义宣未用，而尽锐攻梁山，为王玄谟等所败。齐永元元年（499年），陈显达据江州起兵，齐东昏侯遣将军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齐萧轨与梁降将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陈霸先立栅扼梁山以拒之。梁山与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陆两路，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与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对的是广陵和历阳，二地可谓两淮根本。北骑南下，自淮东来者，最终必趋广陵；自淮西来者，最终必趋历阳。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则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结地，广陵足以策应山阳、盱眙，历阳足以策应钟离、寿春。　　广陵即今之扬州，为淮东根本，翼蔽长江。北不得广陵，则无以渡瓜洲；南不得广陵，则无以争淮北。大运河开通以后，广陵扼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汉时，广陵为吴之国都，吴王刘濞据此，煮海为盐，铸山为铜，国用富饶，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汉。三国时，广陵为曹魏所有，曹魏黄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自寿春至广陵，欲攻江东；孙权屡争广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屡出而无成，最终只得以长江为守。东晋时，广陵为侨立兖州的治所，刘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发民丁，沿江数郡之兵俱集于广陵。孝建年间，竟陵王刘诞受孝武帝猜疑，出镇广陵，刘诞遂营广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发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乱”中，东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尽入东魏，广陵亦为北方所有。隋统一北方，谋并江南，先以扬州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平陈之战中，贺若弼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从左翼包围建康。隋统一全国，为加强南北联系，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在广陵附近汇入长江。隋炀帝废州置郡，以广陵为江都郡，经常临幸。隋末天下大乱，江都为李子通所据，李子通据江都称帝，国号吴。唐末藩镇割据，庐州刺史杨行密入据广陵，自称淮南留后，尽略淮南之地，建国吴，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吴后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与南唐激战于淮南，后周军乘虚袭占扬州，次年，南唐主请和，尽献江北之地，南唐国势遂弱。南宋建都临安，江淮防线当临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两淮。扬州为淮东根本，赵范所谓“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可无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江南五 ] 元军突破荆襄防线，东下临安，两淮犹为南宋所守，李庭芝据守扬州。文天祥犹寄希望于两淮，建议宋廷分境内为四镇，将淮西并入淮东，建阃于扬州，截击元军之后，以图恢复国势，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扬州之与金陵，形势又几同于东晋南朝，后虽迁都于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间的联系、江南财赋的转输，都须藉大运河，而扬州扼运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历阳即今之和县。自淮西方向南下趋建康，必经历阳。寿春、凤阳以南，巢湖当其要冲；巢湖以西，地形复杂，不利大军穿行；巢湖以东，山丘和河道较少，利于大军通行，北方势力南下，多出此途。历阳当此冲要。顾祖禹言：“自昔国于东南，未尝不以历阳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 南宋吕祉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孙策据江东，由历阳渡江。西晋灭吴，使王浑出历阳，渡横江。东晋时，苏峻亦由历阳渡横江，袭姑孰而下建康。后赵石虎掠淮南，游骑径抵历阳，江南戒严。梁末侯景叛乱，起自寿阳，并有历阳，再出横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灭陈之战中，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州趋历阳，出横江而渡采石。宋金对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径抵历阳。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历阳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线　　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寿春即今之寿县。淮河主要支流颖河在其附近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春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春。顾祖禹称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江南三 ] 另外，寿春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为战守之资。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春为都。西汉时，寿春为淮南王国都。淮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崛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 [ 注：《汉书》卷四十五伍被传 ] 东汉末，袁术据寿春，帝制自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视陈、项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建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 主政的司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对峙于江淮之间，寿春挡南北之冲，为南北双方争夺的急所。司马睿初定江东，应詹即建议说：“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 [ 注：《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 东晋立足江东，但仍以收复中原为号召，故经营寿春，以守而言，可为淮西重镇，以进取而言，可与中原形势相呼应，且两淮间为流民所集，招集安抚，意义亦大。晋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据寿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时出兵救援，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击破前秦援兵，攻破寿春，收复寿春。时参军伏滔随恒温至寿阳，以淮南屡叛，遂著《正淮论》言寿春之重要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 [ 注：《晋书》卷九十二伏滔传 ] 苻坚伐晋，前锋已拔寿阳，但就在寿阳附近的淝水，谢玄所率晋军击破前秦军队，收复寿阳，前秦经此一败，顿成崩溃之势。东晋末，刘裕“欲开拓河南，绥定豫土，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 [ 注：《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 ] 侨立豫州，治寿阳，作为北伐中原的一个前进基地。王镇恶、檀道济趋许洛之师即由此出发。刘宋时期，无论是北伐还是北伐失败后收拾残局，寿阳都显示出了它作为淮西一方重镇的地位。萧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发兵来攻，寿阳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萧道成以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他对垣崇祖说：“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春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齐纪一 ] 萧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北魏，北魏发兵接应，寿阳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内乱，收复寿阳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乱”时，东、西魏趁利南进，寿阳及淮南之地又入于东魏。陈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北伐，收复寿阳，陈主为之下诏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 [ 注：《陈书》卷九吴明彻传 ] 吴明彻兵败后，寿阳连同整个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陈人不得不凭江而守，形势极其不利。　　五代时，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寿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后来南唐寿州守将以望断援绝而降。寿州一降，江北诸州次第风靡。宋金对峙时，金兵南下江淮，寿州每为极冲。吕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据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涡河为中原与江淮间的又一条重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凤阳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凤阳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凤阳在南北朝时为钟离郡。南朝刘宋失淮北诸州之后，只得凭淮河而守，钟离正档自许洛方向南下之冲，北魏每次南下，钟离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钟离与寿春俱入于东魏。宋金对峙，金人立刘豫于中原，欲以华制华。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侵淮西，朝议欲弃淮保江。枢密使张浚力反之，说：“淮南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颖运道。”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七 ] 濠州即凤阳。濠、寿二州分别控扼涡、颖二口，为扼守淮河的关键。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刘琦、杨沂中三大将之兵败于濠州，宋廷遂决计议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经兖州、济宁、徐州、宿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变迁很大，特别是黄河改道，夺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当年旧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西晋王濬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康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 ] 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业？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镇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东晋南朝时为山阳郡，隋唐及宋代时为楚州，元明清时称淮安。曹魏黄初年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循蔡、颖、涡等水入淮而至广陵，舟师即由淮安而南。东晋南朝均以淮安为重镇，祖约、刘隗、荀羡等将先后镇守其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将彭超建议苻坚说：“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棋劫之势，东西并运，丹阳不足平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晋纪一十六 ] 苻坚从之，遂发兵攻淮阳、盱眙。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后，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时，决堤灌之。魏军经过山阳，未敢攻城。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北魏将山阳、彭城一带经营成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南朝再谋北进，形势已很不利。陈代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时，周将王轨轻兵南进，袭据清口，切断了陈军归路，明彻遂败。宋室南迁，倚江淮以屏蔽东南，山阳的地位再次重要起来。吴表臣曰：“山阳控扼之地，失之则无以屏蔽淮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江南四 ] 徐宗偃亦曰：“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得之，可以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江南四 ] 大运河道经淮安，故元、明两代均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元末农民起义时，元将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议元廷增戍淮安：“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援淮安，诚为急务。” [ 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博霄传 ]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收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走，沈璞坚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坚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自指挥强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示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御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　　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 ]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 ] 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 ] 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 [ 注：《魏书》卷五十尉元传 ]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齐纪一 ] 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唐代藩镇割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地位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重要衔接点。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 [ 注：《魏书》卷五十尉元传 ] 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割据，抗衡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御体系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　　这几个层次基本上显示出了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三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萧衍北伐（505年）、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精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 注：《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 之语，何等感励人心！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晋纪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 ] 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 ] 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日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 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七年 ]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的立场 [ 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 ] 。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三 ]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性，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二）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关。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基础。这是江淮防御体系的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体系的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山河形势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时，争于河南，而河南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 [ 注：《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 ] 的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南宋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