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10

1968年支持金兹堡和加兰斯科夫等作家；　　1969年致电苏联作协理事会，反对开除索尔仁尼琴；　　在国外发表《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等两篇小说。　　“我们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她的公开信和她的小说，并根据作协相应的章程对她进行处理。”理事会书记结束了开场白。接着是大会发言。这些作家，中国读者多不熟悉，除重点发言人外，我只用男作家和女作家表示。　　男作家一：我很难发言，请同志们原谅。利季娅的表现令我感到悲痛。不久前新西伯利亚市一个少年向卫兵开枪，这太可怕了。这是收听利季娅等人言论的结果，根源便是《人民的愤怒》。同志们原谅我，我太激动，讲不下去了。　　男作家二：《人民的愤怒》，她以人民的名义表示愤怒，您是愤怒人民的代表？　　利季娅：相反，我在文章中强调，我只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不代表任何人。报纸先“组织”名人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表示愤怒，后“组织”劳动人民表示愤怒，模仿的愤怒。这是可怕的游戏，因为会引起真正的愤怒。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男作家二：您的文章蔑视人民，蔑视工人、汽车司机和农民。现在谈谈索尔仁尼琴。我们有幸读过他写的反苏的、充满君主主义思想的作品，可您却站在他的立场上。您临终前还追求这种廉价的名气。　　利季娅：为什么临终前？我还没准备死呢。　　男作家三：我想向大家指出，她带着事先写好的答辩到这儿来，你们瞧那一大摞纸！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早商量好了，并排练过。我支持儿童文学部开除利季娅的建议。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对人民和作家的诽谤，是对我们政权的诽谤：仿佛政权和人民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是对以科热夫尼科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诬蔑。她写道：“把科热夫尼科夫放出来攻击索尔仁尼琴。”同志们，狗才“放出来”呢，可科热夫尼科夫不是狗，而是人。　　利季娅：科热夫尼科夫当然是人。狗不会写文章，既不会真心真意地，也不会怀着特殊的目的把读者引入迷途。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一篇诬蔑文章，结尾处有明显的威胁。发表这种文章的人不仅不配做作协会员，也不配做苏联公民。　　男作家五：一想到利季娅姓丘科夫斯卡娅，心里便难受。我脑子里怎么也不能把她同丘科夫斯基连在一起。　　利季娅：您这样崇敬丘科夫斯基，报刊上诬蔑他的时候您在哪里？　　男作家五：萨哈罗夫是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但在政治上是可怜的自由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一肚子夙怨。可您为什么？嫉妒他们在西方的名声？索尔仁尼琴充其量不过是二流小说家。他在国际市场上搞反苏言行投机，为自己挣产业。他哀悼沙皇。　　利季娅：没法听您胡说八道，竟说索尔仁尼琴投机！他什么时候哀悼过沙皇？在《1914年8月》一书中，他把沙皇写成微不足道的人。微不足道的沙皇和一群无用的将军断送了整个军队。　　（会议主持人提醒利季娅不要打断别人发言，将给她发言时间）　　男作家五：由于苏联政府的努力，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阶级斗争尖锐了，反苏言行越来越猖獗。反苏言行在西方得到优厚犒赏。您以为BBC能使我国人民离开正确的道路？您不过是为反苏宣传机构提供材料的可悲的供应商。我支持儿童文学部的建议，必须把利季娅开除出作协，并通过报纸向广大读者公布。　　巴尔多（女诗人）：我很激动，很难发言。我眼前是另一个利季娅。我记得当年激烈批评艺术性差的作品的利季娅。那时我对她很尊敬。可现在我理解儿童文学部的作家的沉痛心情。如何解释一个人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如此凶狠？我想问一句，您为什么如此充满恶意？我昨天读了《人民的愤怒》，感受极为沉重。我在您背后看到对我们所有人都亲切无比的您父亲的身影。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3)　　（大家齐声称赞丘科夫斯基，说他是伟大的作家，人民心爱的作家。利季娅分辨出作家出版社社长列休切夫斯基的声音）　　利季娅（对社长）：您完全可以表现出您对丘科夫斯基的敬仰，您所领导的出版社哪怕再出他一本书也好呀。他死后出书很困难。他论述契诃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书，他的回忆录，他为成年人写的书，早已绝版，读者已无法读到他的书了。　　巴尔多：我们热爱他，怀念他，他教导我们善良。他用自己的故事和行为召唤人们做好事。我保存着他的四封信，多么善良的信啊。他在信中夸奖我的诗，向我表示感谢。他对我的诗评价很高。他是善良的人，可您凶狠。您哪儿来的那么多的仇恨？清醒吧，利季娅，善良些吧。　　利季娅：丘科夫斯基是不记仇的人。用不着您的四封信我也知道他对您的诗的看法。您的诗同他的诗毫无共同之处。他的诗来自民间文学，您的诗另有源头。他客观地评价您的诗，特别称赞您朗诵诗的本领。他感谢您在他组织的儿童诗歌朗诵会上的朗诵。可您却以怨报德。1930年在《文学报》上刊登的抨击民间故事和丘科夫斯基的故事的公开信上有您的签名。1944年抨击丘科夫斯基的已经不是《文学报》而是《真理报》了，把他军事题材的故事称为“招摇撞骗者荒诞不经的鬼话”。他立即被召到作协，是为了保护他？不，我国作协从未保护过自己的会员。《真理报》说丘科夫斯基有意把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庸俗化。作协主席团同样严厉批评他。丘科夫斯基回家时我问他谁表现得最恶劣，他说巴尔多。　　巴尔多：我不明白，难道就不能批评丘科夫斯基？我只批评了他一个故事。　　利季娅：有人认为批评是科学，也有人认为是抒情诗，但1944年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即作协主席团支持的那篇文章，最坚决支持的便是巴尔多，无论如何也无法称为批评，而是官僚主义的通令。　　作家出版社社长：这里发生的事真骇人听闻。她抱着敌对的态度到这里来。巴尔多如此真诚地对她说了那么多动人的话，她却把反苏言论强加给巴尔多。我们都被巴尔多的话打动，可她却吹毛求疵。反苏主义今天是全世界的反动旗帜，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便是反苏分子。　　利季娅：我早想弄清“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这两个概念确切的含义了。这两个概念变幻无常。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写告密信被看成是“苏维埃式的”，很短一段时间为从地狱归来的人安排工作是“苏维埃式的”，而那些人正是被告密信送进监狱的。“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如此含混不清，变化无穷，就连您，社长同志，这方面的大行家，有时也会弄错。1962年，您所领导的出版社接受了我写1937年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时你们认为这篇小说是十分“苏维埃式的”，因为它揭发个人迷信。可几个月后下了命令停止揭发个人迷信，我的小说又被否定了。你们马上在书里发现错误，小说已经不完全是“苏维埃式的”了。现在小说在国外出版，便成为“反苏的”了。　　社长：您的小说从未被出版社接受。我们只预付您20％的稿酬（社长说这话时脸不红，利季娅后悔没当场用法律文件戳穿他的谎言）。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对利季娅不过是借口。她仇恨苏联人民，人民对她只是牲口。瞧这儿是怎么写的（社长翻《人民的愤怒》）：一按电钮他们立即执行命令，政权借助电钮控制人民。这是明显的反苏言论，我们必须给予还击。她这篇文章的结尾公开号召暴乱，威胁我们：人民起来造反，把我们通通扫除掉，可我们还在这儿开会讨论。　　（突然，社长出了什么事，利季娅看不清楚，只见他一只手捂住胸口。但她听见大家说的话。有人说，社长，您别激动，您有心脏病，她不值得您激动。利季娅口袋里装着治疗心肌梗塞的药，但不敢递给社长。有人说，您记住，用不着激动，我们是战胜者的国家！我们拿下了柏林！何苦为一篇小文如此激动呢？）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4)　　利季娅：用不着激动，社长同志，我的文章里没有号召暴乱的地方。我的文章不是号召暴乱，而是呼吁停止有意欺骗读者的虚假宣传。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同志，请您读我文章的结尾。　　（斯特列赫宁读了，但剩下最后一句没读）　　利季娅（喊道）：您没读完，请读完最后一句。　　斯特列赫宁读道：这是我想要的吗？不是。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这种结果。　　大会发言结束，主持人让利季娅发言。　　利季娅（念发言稿）：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和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今天你们对我的判决是对一个作家最严厉的惩罚——在文学中不复存在。你们早已把我同读者分开，不再版我的旧著和不出版我的新书。你们有权让一个作家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报刊和出版社掌握在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手中。你们不再版我写的关于米克卢霍—马克莱、赫尔岑、十二月革命党人和日特科夫的著作，不再版我的论文和《在编辑实验室中》一书——于是在读者脑子里，我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但至今仍允许在发行量少的书中援引我的话。现在你们连这一点也禁止了。我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国外出版后，你们中断了在《家庭与学校》上连载的我回忆父亲的文章。《人民的愤怒》在国外广播后，你们从回忆丘科夫斯基的集子中抽掉我的回忆录。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回想一下在那些残酷的年代，你们制造了诬蔑人的“丘科夫斯基习气”。想想1944年某个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论丘科夫斯基庸俗而有害的拙劣故事》，那时你们维护过丘科夫斯基吗？恰恰相反，你们加剧对他的迫害。可几十年之后，最高机构，即文学史，将作出另外的判决，那时尤金只能作为一篇恶劣文章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载入文学史，如果他能载入的话。你们那时应保护丘科夫斯基不受尤金的攻击，现在却保护他不受我的影响。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托尔斯泰说过：“话语是心灵的瑰宝……话语是我们认识的一种神灵。它创造世界。”话语是精神，在你们身上已消失殆尽。话语无法领导，即便长着两只有力的长手。话语在我国已陷入绝境：如有人说话不符合当前的观点，便被宣布为反苏分子；如国外有人批评我国不好的地方，便宣布他干涉我国内政。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的。而心灵的瑰宝岂能被领导？能使用话语令人心醉神迷，能医疗创伤，使人幸福、被揭露和惊扰，但却不能领导它。领导只会给话语造成障碍，阻拦话语，给话语设置堤坝。撤销出版计划中的书，取下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把作家开除出作协，把1974年的出版规划拖到1976年，而把纸张据为己有，大量出版受宠作家的书——这就是在你们领导下所干的事。　　我们国家和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应以萨哈罗夫为骄傲。他最先指出拯救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各民族的团结一致。每个人的命运对萨哈罗夫来说都是他亲人的命运。现在所说的“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正是萨哈罗夫的思想，但被歪曲为为个人命运而斗争。　　（利季娅讲到这里，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惊得她手里的稿子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下来。她什么也看不清了，把掉下的稿子和眼镜捡起来。发言稿的页码完全乱了，她无法继续念下去）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5)　　利季娅：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向你们预言，总有一天首都莫斯科必将出现以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广场和以萨哈罗夫院士命名的街道。　　（男作家雅科夫列夫插话说，还会有以马克西莫夫命名的小胡同，引起哄堂大笑）　　利季娅：还将有以作家雅科夫列夫命名的死胡同。　　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利季娅被作协开除了。　　十五年后，1989年2月，正式通知利季娅：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　　（原载《大公报》2001年4月）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1)　　我曾经热心阅读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就是不知道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这位作家。不过我想我不必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也不知道她是谁呢。这也难怪，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翻译介绍过来的都是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利季娅的作品不为主流所接受，在她本国都没有发表的机会，怎么可能介绍到中国来呢。　　第一个把她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蓝英年吧。在他出版的《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这本书里，有两篇介绍她的事迹的文章，还翻译了她那一篇著名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这本十三篇文章（连前言）的书里，这三篇占了全书整整一半的篇幅。　　现在就从她的这篇小说说起。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个寡妇，她把全部的爱，全部的希望都放在独子科利亚的身上。科利亚也真是个好独生儿子，在学校里功课好，工作了也是个很出色的工程师。他研制出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刀具，连《真理报》也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她在一家出版社做打字员，踏踏实实工作，很受到领导的重视，让她当了打字室的负责人，给她涨工资，还让她代表党外人员在会上发言。如果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下去，她期望的，就是娶媳妇抱孙子了。不料普普通通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愿望竟也会遇到意外的周折。时间到了1937年，一批接着一批的大逮捕发生了。其中有她丈夫的同事和好友，有她出版社里的同事直到社长。直接影响到她的是儿子科利亚的被捕。她无法想像她的儿子会是“人民敌人”、“暗害者”。　　小说以很大的篇幅写她为打听儿子的下落、为他申辩、营救他而东奔西走的情形，在监狱的门前、在检察院的门前通宵的排队……排上老半天的队只等着问一句话！排队的人有那么多啊。“真难想像，所有这些女人都是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间谍的母亲、妻子和姐妹！”　　申辩和营救当然不会有结果，科利亚被判了十年劳改，索菲娅不可能接受这个现实，只能沉浸于幻想和幻觉中过日子了，在幻觉中，导致儿子被捕的“误会”消释了，他不但放了回来，甚至还安排到克里木去休假……她是神经失常了。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像一个最优秀的打字员就因为家庭出身不能入团，一次偶然的差错被认为是有意破坏而解雇，最终因为求职无门而自杀。一个最糟糕的打字员却是政治上最积极也最受信任的，她打字打不好，却长于无事生非。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了当年苏联的现实。　　这篇小说，是利季娅1939年11月到1940年2月写的，也就是在她的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她把她全部的感受和感情，全部认识和思考，熔铸在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当然不能发表。待到赫鲁晓夫开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利季娅感到这篇小说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合拍的，就投寄给了苏联作家出版社。她没有预料到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随着风云变化，出版社对这小说也就由欢迎变为拒绝。这是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合同。于是利季娅就同他们打起官司来了。蓝先生这书中第一篇文章《利季娅打官司》就是写的这件事。在法庭上，她辩护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的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　　那时，媒体上对斯大林的暴政已经有所揭露，但止于颇为抽象的概括的提到，利季娅认为这是不够的。她说：“对暴行不仅应笼统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不去写具体人的命运，还有什么文学呢？　　利季娅的这篇小说最初是在苏联国外发表的。这可激怒了当局。于是就得将她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了。让我们来听听她在开除的会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吧：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2)　　“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　　接着，她还说了：　　“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　　有意思的是，1989年2月，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总算还抓得及时，赶在苏联解体之前办好了这一手续。对于利季娅本人来说，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文学史承认她是个真正的文学家，是因为她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样的作品，与她是不是有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并无关系。　　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利季娅说：“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　　在蓝先生的这本书里，还写到爱伦堡、果戈理的一些事情，写到了罗曼诺夫王朝衰败的历程，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精辟的见解，都是极有分量的文章。还有文章指出目前翻译界的缺点，更是切中时弊，这些就不细说了。　　（原载2001年8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1)　　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同中国关系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国家就是苏联了。可是，不能不承认，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苏联其实是很少了解的。这种很少了解，主要是因为苏联努力不让别人了解它的真相。当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福尔采娃就坦率地说过，苏联的宣传总是“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相”，“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我们能够看到的苏联文学也大都是粉饰现实的宣传品：从这些材料，我们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苏联呢。　　中国人也写过好些“苏联研究”的书，大抵是编译或转述苏联自己印的那些宣传材料，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们并不了解多少真情，写，与其说是为了提供知识还不如说是为了传播一种信仰。读者乐于接受它们，也是因为在他们的理想中，苏联寄托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蒙昧中过了许多年。　　日子久了，表面的油漆总会剥落的。苏联的真情实况于是逐渐为人们所知晓，特别是当苏联变成了“前苏联”之后，出现了不少反思这一现象的文章。就我看到过的说，在这方面，写得最多、最深、最有分量的，是蓝英年。这一位俄苏文学的教授，从他的本行出发，对苏联文学史上一个一个作家、一部一部作品、一桩一桩事件逐一加以评说。苏联解体，克格勃档案解密等等，大量反映在俄罗斯的出版物中间。蓝英年前往讲学，收集了许多。他写的文章，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解密的档案，许多都是中国读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不仅是以新的材料取胜，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更显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力。《苦味酒》是他新出版的一本随笔集，就是这样一本书。　　第一篇是讲格罗斯曼的。通过对这一位作家的介绍，人们知道了苏联文学界是怎样运作的。他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法捷耶夫以为写得好，可是要发表它，就必须作一些技术处理：一是书名，不能用《斯大林格勒》，要改为《为了正义的事业》；二是不要把一个犹太物理学家置于中心位置，要添一个人物，是这人的老师，成就更大，并且是俄罗斯人；三是专门写一章歌颂斯大林。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小说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却引起了嫉妒。有人向斯大林告密，斯大林把这封告密的长信当作书评在《真理报》发表，不仅使格罗斯曼陷入了困境，使得法捷耶夫也要作检讨。　　从这篇文章里，人们还知道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怎么一回事。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遵从斯大林的旨意进行创作，图解斯大林的观点；不是反映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是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这种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　　这本书不仅仅涉及文学领域，它对于苏联历史的许多方面以及中苏关系都有所涉及。例如，谈到苏联的国内战争时，就指出了职业军人组成的白军纪律比红军要好。指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集体化彻底摧毁了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　　关于中苏关系，这本书就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兵员的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态度非常蛮横，把机器都搬走了。中国是战胜国，可是好像战败国似的。这本来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却长期不让说，1957年龙云说了这些，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现在是可以说了，1989年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就对他说，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在鲁迅生前，曾经有人称他作“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本人是并不赞同这个说法的，他说，“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就是中国人鲁迅”。对于这两个作家的异同，蓝英年用一句话表示出来了：“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对于高尔基，蓝英年指出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联当局一面要利用他的崇高声望，一面又厌恶他为保护知识分子做的那些工作。对于怎样利用，怎样厌恶的情况，书中都有很具体的说明。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2)　　再说鲁迅。这位有着崇高声望的中国作家，对苏联一直持友好态度，为介绍苏联文学到中国来出力不少，不但自己翻译了《毁灭》等长短篇小说，还为神州国光社策划过一种专收苏联作品的“现代文艺丛书”。对于鲁迅在这方面的态度和所做的工作，蓝英年指出：“鲁迅的局限性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体制的了解，他远不如陈独秀。”并且指出他也介绍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并无地位的作品，这是确实的。当年鲁迅写的一些关于苏联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就未必能站得住脚。例如他的那篇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论就论据还是论点看，都大成问题。不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为鲁迅作过一句辩解：“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相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12月19日）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1)　　从“五四”前后以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翻译介绍不少。1949年以后就更多了。可是，人们对于苏联文学界的真相是并不怎么清楚的，可以说很有些隔膜。直到近年来才了解到一些真相。在这一方面，蓝英年先生的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文汇原创丛书”推出了他的新书《回眸莫斯科》，就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知识和新启发。　　这书中写了西蒙诺夫、考涅楚克、费定、特里丰诺夫、利季娅、爱伦堡、格罗斯曼和左琴科等一大批作家的事迹和作品。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作品被淡忘了，有的作品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原因何在呢？”蓝先生以西蒙诺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日日夜夜》为例，说：“《日日夜夜》等小说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承担着‘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在那个特殊年代，即遵从中央的旨意，特别是斯大林的旨意，创作出来的，所以不真实，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在《日日夜夜》之后，西蒙诺夫又写了四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有趣的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候写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对斯大林作了颇为激烈的批评，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候写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了。书中评论说：“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砌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考涅楚克这位名重一时的作家（延安《解放日报》曾全文译载他的名剧《前线》），书中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涅楚克头上的光环渐渐消失。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经从课本中删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铁站均已更名。……究其原因，是他创作时只顾揣摩领袖的心意，而不理会人民的心意，只想领袖是否满意，而不想人民是否满意。一旦领袖的神话破灭，人民能从他的剧本里看到什么呢？除了一味迎合领袖的意愿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人民为什么要记住这样的作家呢？这是考涅楚克的悲剧，也是不少苏联作家的悲剧，更是在苏联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悲剧。”　　费定早年是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一员，鲁迅翻译过他的短篇《果树园》，在中国也享有盛名。晚年做了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却再也没有什么作品了。书中说：“我感兴趣的是费定如何从一个热血男儿变成文化官僚，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放弃谢拉皮翁兄弟精神的？恐惧还是趋时？恐惧或者说高压，是这一时期每个正直的作家都感受到的，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趋时。趋时的往往是那些才华并不出众却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作家，费定便是其中的典型。”“费定晚年以文坛泰斗自居，但作为作家的费定早已不复存在。”　　当然，苏联的作家并不全都是这样的，像特里丰诺夫就是位讲真话的作家。1976年蓝先生曾经翻译他的名著《滨河街公寓》。蓝先生说，那时，“回家打开一看，立刻被小说吸引住，但书中所描绘的苏联现实同我脑子里的苏联相去太远了。”书中在介绍了特里丰诺夫另外几部作品的内容之后概括说，人们从这些作品中“所看到的苏联社会，仍是一个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贫困的社会。为了改变停滞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红军与白军作战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现在又发展资本主义，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原地。代价何其惨重！”　　说真话的作家书中还写到了格罗斯曼。他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也是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可是与西蒙诺夫写同一题材的《日日夜夜》大异其趣。它在《新世界》杂志一发表立刻引起前所未有的影响，杂志抢购一空。它对现实的反映是如此真实和深刻。这里只举一个极小极小的情节为例：当一位夸夸其谈的政委到一支在围城中作殊死战的小分队去整顿“游击习气”，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士兵问道：‘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战后是不是把它们消灭掉？’”这些困守孤楼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战死，说话已无顾忌，就坦率地说出自己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厌恶吧。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2)　　苏联作家协会散文部开会讨沦了这部作品，一致推荐它为斯大林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这却惹出大麻烦来了：“布宾诺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告密信，专拣斯大林不爱听的话说，如说格罗斯曼认为战胜法西斯的功劳应归于普通人，并且其中有不少犹太人。小说没有表现党和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看了大怒。下令《真理报》以《论格罗斯曼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为标题全文发表布宾诺夫的告密信。”这布宾诺夫也算个作家，也出过一本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白桦》，中国还出过译本。可是没有人要看。也许是出于嫉妒才去当一名告密者的吧。幸好这告密信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斯大林就死了，才没有造成一场大的文字狱。　　讽刺作家左琴科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书中指出：“苏联政权不允许作家讽刺现实中应当否定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太多，讽刺来讽刺去也许会讽刺到当权者头上。”“左琴科用幽默的笔触描绘出革命初期苏联百姓的生活状况，让人看了感到可悲可笑。”就这样，从二十年代后期起，他就受到猛烈的抨击。1946年，他受到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的辱骂之后，被作家协会开除，无处发表作品，断绝了生活来源。他还想活下去，“最后竟走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书中说：“肯定与讽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谁也无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这种做不到的事。并非左琴科不知道这样做多么荒唐，而是生存的欲望和重返文坛的心愿逼迫他这样做。……强迫一位讽刺作家写‘肯定的讽刺’小说本身便是一种讽刺，也是一幕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这个封闭的社会也在悄悄的变化之中。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荣获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开会讨论开除这一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格里巴乔夫便在会上发言反对开除帕斯捷尔纳克，表决时很多人到休息厅吸烟，拒绝表决。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宣布大会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时，台下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抗议的是女作家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妻妹。斯米尔诺夫只好装作没听见，匆匆宣布散会。”　　到了1966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比日丹诺夫时代软弱了不少。讽刺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就因为在国外发表作品被捕判刑了。这可不同于当年日丹诺夫批判左琴科那样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这一回对这两位讽刺作家判罪，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纷纷向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抗议。由爱伦堡、卡维林、丘科夫斯基等老作家领衔的六十二位作家，联名上书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俄罗斯联邦主席团，要求保释两位作家，并指出：“因讽刺作品而对作家审判开了极为危险的先例”。在这里，人们看见了苏联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看见了苏联社会进步的足迹。　　这篇短文，我只介绍了书中谈及文学界情况的点滴内容。全书的丰富内容就不是一篇短文介绍得了的了。　　（原载2004年9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1)　　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中文译本的书名是《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应该细细研读的书。　　十年来，写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出得不少，有叙述事件过程的，有分析这事发生的原因的，有不同的角度，更有不同的深度，更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当然，读者也是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的，因此，对于哪些书中的意见能够赞同，哪些书中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就各不相同了。对于阿尔巴托夫的这一本回忆录，读者能不能接受呢？为了确定这一点，不妨照多年前的老规矩，先对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作一次“政审”。　　阿尔巴托夫，1923年生，1941年至1944年服兵役，炮兵连长，在苏德战争中负伤，立有战功。1943年加入共产党。战后升学，成为历史学博士。曾任《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编辑和评论员，并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几年。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就是他的身份。比身份更重要的是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说：“1985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带着怀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直到1987—1988年，我仍然相信党的新生是有可能的，党将能帮助这个制度进行改革。”就是到了苏联和苏共都不复存在以后，他还说：“不管国家的现状如何，我不同意说我们的失败已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终结这种意见。社会主义思想是随文明的发端而诞生的，它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追随者，它有真正的生命力。”看了他的这种表态，我想，我们中国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亲切地叫他一声“阿尔巴托夫同志”了。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可以放心地读他的书。　　这本书主要是写斯大林之后的四十年。斯大林在1953年死去，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矛盾和问题。这是一宗沉重的可怕的遗产，不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这部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在他之后掌权的人都面对了这样一个现实。　　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的遗产，最初是以“个人崇拜”一语来概括的。最初揭露出来的是他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那种体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这里只讲一个它在思想方面所造成的后果。阿尔巴托夫指出：　　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第6页）　　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宗教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伟大领袖”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讲演。（第9页）　　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第15页）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第98页）　　不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国的关系上，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也是够沉重的。只是他以后的几任继承人大体上都继续执行了他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谈。　　总而言之，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这时，赫鲁晓夫接掌权力，于是历史就将改革者的使命赋予他了。当然，正如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权力斗争中的需要，1956年他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那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报告，苏联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困难的道路。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2)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当天晚上，阿尔巴托夫就知道报告的细节了。是出席大会的弗兰采夫告诉他的。弗兰采夫是《真理报》主管国际问题报道的副主编，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这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想：“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第55页）这事迟早要发生，它早已在苏联人的意料之中，岂不是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了吗？　　阿尔巴托夫说：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第56页）　　可是，这改革却十分艰难。首先，在党内，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当时叫做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中也有阻力，阿尔巴托夫指出：“我们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变革毫无准备。很多人过去长期受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要他们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规定的方法行事；他们不会或者害怕表现任何首创精神，进行任何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和承担任何责任。”（第190页）“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老的领导干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极力把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郑重地接受二十大并希望走得更远些的人加以惩处”。（第60页）　　还有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巴托夫深刻地指出的：“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第72页）“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第73页）“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社会的深刻的政治过程。这是赫鲁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第141页）“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第139页）　　赫鲁晓夫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这样，就鼓舞了一小撮阴谋分子发动一场政变。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的甚至是低能的、弱智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的领袖。阿尔巴托夫说这个人，“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及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个能力弱的人，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我不排除，也正因为这样，政变参加者把他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担任领袖角色的人，那么别的领导人就会设法寻找妥协人物，尤其是尽可能选能力差的人，而不选被认为是能力较强的人”。（第154页）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3)　　苏联的这个选拔干部的原则，不但对于最高领袖是如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如此。阿尔巴托夫指出：“如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索罗缅采夫、格里申、杰米切夫等等，虽然性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平庸。这些平凡琐碎之辈之所以能够爬到如此之高，在一个伟大强国中占据如此要职，只是由于斯大林专制制度造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罢了。”“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第331页）阿尔巴托夫痛心地说：“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第267页）“斯大林个人迷信，如果如实地说，他的残酷的暴政、专制、专断的令人最痛心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将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其中包括使国家陷于整整几代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之手”。（第163页）　　在勃列日涅夫平庸的乃至低能的领导之下，更错过了不少时机。这里只说一件事：那时，世界上正开始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阿尔巴托夫等有识之士多次提出需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免被抛到世界发展的后面。他们向上面提交了一份长达一百三十页的文件。阿尔巴托夫回忆说：“后来我才明白，全部问题在于领导不准备在经济上进行认真的变革，而且根本就不准备解决严重而复杂的问题。呈报的文件正是在这方面简直使他们恼怒，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某种‘平稳’得多的、圆滑的、宣传性的、满篇好话的东西。”（第217页）后来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它，称它为“一个有意思的文件”。可是时间白白过去了二十年！问题更加重了。　　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成见。阿尔巴托夫指出：“苏共二十大后形成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党宣布了斯大林活动中的错误和罪行……但与此同时，大家认为，并常常说意识形态本身、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党的路线本身一直是正确的。”（第74页）他还指出：“至于说到较广大的社会阶层，那么在这里改革的经验也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说实在的，我国宣传工作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的、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回过头来都打到了改革者头上。因此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长期以来在社会公正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而往往被曲解。”为了破除这种阻力，他呼吁：“我们必须停止把由官僚们管理的国有财产说成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公有财产。我们必须让私有财产具有合法地位。”（第296页）　　还有一些人反对改革，其目的不过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害怕丧失自己享有的特权。阿尔巴托夫指出：“他们实际是在保卫专制秩序，更精确地说，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第191页）“特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特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第115页）“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第312页）不仅这样，它不仅当时能够为这个权力结构正常运转服务，还能够为抵制改革、保卫这结构永世长存服务。阿尔巴托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也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了，却并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把它揭露了出来。且看看他的一段描写吧：“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140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他们的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60—70％。”（第113页）有的人就因为舍不得失去这些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4)　　在对外关系方面，这里可以分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两项来讲。同中国的关系是个大题目，在这篇短文里容不下，不说了，只说东欧的那些国家。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些国家在我国的积极参与下，甚至是按照我们的意旨，在四十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符合我国（要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内秩序。这是我国政策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宁愿舍弃相互尊重的良好的睦邻关系，热衷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对邻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当时就付出了诸如柏林、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等的代价。然而真正受惩罚时刻的到来则是在八十年代末。”（第360页）谈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他说：“匈牙利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首先是我们国内已经遇到许多困难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和改革政策被刹住车了。”（第70页）对此，他作了这样概括的总结：“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第4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说一个美国。苏美关系方面书里说到的题目很多，这里只提一个军备竞赛问题。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第279页）“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第283页）戈尔巴乔夫接掌权力之后，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他提出“新思维”，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已经晚了。　　阿尔巴托夫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第332～333页）　　还有没有未来？这问题提得太尖锐、太可怕了。阿尔巴托夫作为一位高级干部，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当然是力图避免这“没有未来”的结局。为此，他曾经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决策人，都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机遇被白白错过，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误积累起来，最终出现了他力图避免的可是又是意料之中的结局。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原载《随笔》2002年第4期）　　【附录】　　译者的误注　　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本好书。它不但提供了许多过去公众不知道的史料，还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题目，是近年来最吸引我的书籍之一。译笔也好。译者还加了一些注释，提供了有关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可是，正如卷首《译者的话》中说的。“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确实有注错的地方。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5)　　在第464页，正文有这样几句：　　“我确确实实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相当不少的著作和思想。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父辈’，也把社会党国际的杰出的领导人，还有像葛兰西、卢卡契、布洛赫和马尔库塞那样的人都包括在内。”　　对于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名，译者都有注。其中注（3）是这样的：　　“（3）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瑞士作曲家。”　　这显然同正文不相衔接。于是去查工具书。果然发现是误注，原书说的是另一人。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此人是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希望的哲学”。旨在完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实在的不完善观点。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1948年回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不同于正统的说法，遭到了东德官方的非难，他的著作受到批判，主编的杂志也被封，1961年逃到西德。　　书中提到的四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从正统的眼光看来，又都或多或少有点异端的味道。明白这一点，对正文中的这一段话就容易理解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的几个人的注文虽然没有错，却有不足之处。例如注（2）：　　“（2）卢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批评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文化委员。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哲学史等著作。”　　此人通译卢卡奇，注文中说的这些，都没有错，但为了和正文相衔接，却至少应该补上两点：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的评价，但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他是积极参与者，事件期间任文化部长，失败后被捕，后来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获准回国。　　再如注（4），马尔库塞，通译马库泽，原注也没有错，只是没有提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　　此书重印的时候，以上意见或者可供参考吧。　　说起译者的误注，还可以举另一例。这不是我发现的，是听蓝英年先生说的，那是在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斯大林秘闻》的第576页上。书上有这样一句：“希特勒在1944年底联合了三巨头”，译者对“三巨头”加注：“指德、意、日。”这就使读者难以理解了。第一，“三巨头”通常是指三个人，怎么会是三个国家呢？至于说，第二，德意日三国的联合，并不是“1944年底”的事，早在1941年9月27日，就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了。再说，第三，到了“1944年底”，哪里还有这三国的联合呢？早在这年的9月9日，意大利就向盟国投降，退出战争了。　　原来这是因为没有看懂原文而弄出来的误译和误注。这一句的原意是：“希特勒在1943年底促成了三巨头的联合”，指的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的德黑兰会议！正文把1943年误为1944年，只是不知道是原本就弄错了，还是译本弄错的。听蓝英年先生说，这书中的问题还不止这一处，就看这一处，也就够吓人了。　　（原载2002年7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1)　　1989年9月，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苏联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我乍到异邦，很多地方不习惯。吃饭就是难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商品匮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货架空空如也，海参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对我说：“您现在就像瞿秋白当年那样，经历《饿乡纪程》。”　　1989年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差得多。进学校饭厅先得排队。我到苏联新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哪位排在最后？”拿着塑料托盘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给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盘上放菜，面包自己取。然后再到收款处算账付钱。饭厅里虽有座位，但早被学生占满，只得站着吃。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买水果吧，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烂的，都是我在国内不吃的。没有办法，只好去买，可等我下课去买时，早被俄国人抢光了。　　到远东大学后，在我结交的第一批俄国朋友中，便有图书馆管理员拉利萨。我每天到图书馆看报，同管理报刊阅览室的拉利萨渐渐熟了。拉利萨毕业于远东大学英语系，人逾中年，风韵犹存。她对我非常热情，甚至允许我把报纸带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对拉利萨抱怨没蔬菜吃，她同情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去看报的时候，她在空罐头瓶里装了半瓶蔬菜送给我。此后她每天都给我带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时候，我去看报时，蔬菜瓶压在刚到的报纸上。一连几个月都如此。一个外国人这样关心我，我着实感激。菜不断变化，有胡萝卜、西红柿、茄子还有蕨菜。我原想他们吃什么就分给我一点，但蕨菜并不是俄国人常吃的菜，副食店里虽有，但由于价钱高，无人问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来，半年过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儿一女，丈夫在列宁格勒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这时已经有俄国朋友请我做客了。我初次走进俄国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住房条件都很差。多半是两室一厅，但面积很小，约三十多平方米。卧室兼客厅，靠墙摆着一张宽大的沙发床。白天推进去坐人，晚上拉出来睡觉。连远东大学副校长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长是汉学家，她要到中国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叫我帮她准备发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过几次。与其说帮她“准备”，不如说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点肤浅的意思用汉语写出来，然后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还替她录了音，她自己跟着录音练。她丈夫是海员，商船上的大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我的学生。他们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师好一些，因为她丈夫像所有海员一样，从日本贩运汽车。她丈夫喝了酒话多，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船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运回十几辆日本人报废的汽车。日本人要报废汽车还得交钱，他看得出哪个日本人要把汽车开往报废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请他把汽车开到苏联船上。日本人免了交钱，何乐而不为，而他们得到报废的汽车。由于他有这种本事，船长看重他，船员爱戴他，船员把报废汽车中最好的两辆一辆给船长，一辆给他。他这些话让当妻子的副校长感到难堪，生气了，让他住嘴，可这个二百五不但不听，反而朝她喊起来：“不靠我的汽车，就靠你那点工资，让全家喝西北风呀！”弄得我很尴尬，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可副校长知道我全能听懂，更加生丈夫的气。　　海参崴（包括纳霍德卡港）是苏联远东最大的港口，海员非常多，所以从日本运回来的报废汽车也非常多。说来奇怪，汽车在日本报废了，可在苏联还能跑上几年。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偶尔有一辆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或“拉达”夹在当中，像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海员家庭的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这从衣着上也能看出来。我的穿戴漂亮的女学生，家里必定有海员。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2)　　我每天都见到拉利萨，也把从中国带来的茶和其他小礼品送给她，她每次接受的时候脸上都现出惊喜。可她从不请我到家里做客。有一个星期天我不请自去。她住在阿克萨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记交代了，海参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岛。原来是中国领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萨科夫大街紧挨着果戈理大街，对面是杰尔查文大街和莱蒙托夫大街。我心里想，俄国大作家怎么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想着他们的作品，想起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崇拜，不觉来到拉利萨住的地方。门牌没错，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问小孩，他让我往前走，走到围墙尽头就是。我走到尽头，才发现一间地下室。我按电铃，拉利萨穿着旧连衣裙出来开门，见到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客气地把我让进家里，我随着她走下铁扶梯。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大概曾经是仓库吧。看来他们一家四口都住在这里。拉利萨一人在家。她身边有一堆刚采摘回来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国和日本算名贵菜，苏联菜市场上也不便宜。但海参崴得天独厚，周围的树林里有的是。春天采摘它的嫩芽，腌起来，冬天可以吃。拉利萨告诉我，她在別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里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160卢布，丈夫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读中学，下课后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500卢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这点钱不够用，想帮助她，但不知如何开口。我请她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三次。她听后笑了，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別的工作。”我好奇地问她还做什么工作。她说每天打扫四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就240卢布了。我后来见过她打扫教室。她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温饱，丈夫回来能找到工作，最好在远东大学任教。　　我喜欢钓鱼，常常同朋友们乘快艇到海里钓鱼。鱼群在水下，鱼线要放到25米以下。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群也变化。春天是一种鱼，夏天又是一种鱼。但每次出海都能钓到十几条甚至几十条鱼。我在快艇上认识了谢尔盖，后来成了好朋友。谢尔盖原是军医，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不知为什么复员了。复员后没有工作，只领250卢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乐学院教师，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们住的楼里管理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人修理），也能挣几十卢布。他们有两个上学的儿子。谢尔盖要养活一家人，一心想挣钱。他同几个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国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合同：七台河用苹果换他们的鱼。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苹果运到海参崴，但他们始终没向七台河供应鱼，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时中俄边贸互相欺骗是家常便饭。一天我到谢尔盖公司去，看见里面堆满苹果，每人都在吃苹果。谢尔盖见我来马上请我吃苹果，并送了我一箱苹果。他们公司每个人都分了一箱苹果，仿佛苹果是中国人慰问的。除谢尔盖之外，从经理到职员谁也没想过履行合同。只有谢尔盖想以此为起点，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经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后再没有中国公司同他们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谢尔盖只得另谋生路。谢尔盖是犹太族，犹太男人比俄国男人顾家，谋生办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苏联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们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卖给日本。这宗生意也没做下去，但谢尔盖赚了一点钱。总之，谢尔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我在远东大学交的朋友都不是汉学系的，而是俄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这与我在中国大学外语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相似。我同这两个系的教师更谈得来。远大语言文学系的老谢尔盖（与军医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区別）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別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